社区养老服务报告范文
时间：2024-04-10 18:17:4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养老服务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目前我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还处于初级阶段，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制约着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
(一)社区积极性高，但受到场所、经费、人员等因素制约
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所调查6个社区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开展养老服务，例如开展卫生讲座，文娱活动等，但均表示对于社区老年人养老服务提供能力远远小于社区老年人需求，社区仅靠自身能力很难开展水平更高、服务更广的养老服务。
(二)缺少专业化服务队伍，老年人精神方面需求难以满足
6个社区中只有两个社区有松散的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队伍，且志愿者中40-50岁仅占25%。
由于提供养老服务面临收入低、环境差、风险大等困难，很难组织出一支具有专业医疗、护理、卫生等知识的服务队伍。另外，在调查中有48%的老人感觉急需休闲娱乐活动和心理护理，有28%的老人希望社区养老服务人员具有心理护理技能。
2、独子养老趋势明显，负担过重
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后，4+2+1的家庭结构已经成为常态化，绝大部分的养老负担，将会由独生子女承受。调查结果显示：有80%的老人日常生活起居靠自己，有45%的老人同时依靠老伴照顾，能受到儿女子孙或其他家属照顾的仅占16%。独子养老而又独木难支，独生子女一比二的面对长辈家庭成员养老问题，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来源、生活照料、特别是亲子交往、精神慰藉，老年人能从孩子身上得到的都非常有限。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家庭养老资源日渐不足,靠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很不现实，社区养老是一种必然选择并将成为趋势。
3、改善我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建议
(一)加大社区养老服务资金投入和政策执行力度
政府应对社区养老服务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如建立养老服务补贴制度，对于低收入的高龄、独居、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
同时不断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还要做出更细致具体、积极可行的实施方案。加大对政策执行的力度监管，使惠老政策真正能够落到实处。
(二)鼓励社会资源进入
鼓励社区养老服务引入社会资源，在社区建立托老所和医养结合式的综合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对于正规的社区养老机构，给予财政支持以调动社会力量投资的积极性。鼓励和引导慈善捐赠资金投向社会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用于开展养老救助项目。
(三)建立专业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社区养老服务队伍
倡导养老服务队伍实行专业化、职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对专业人员定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对志愿者进行统一登记、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养老服务志愿者的擅长和服务热情。
(四)改变传统养老理念，营造敬老、爱老的社会风气
倡导老人接受社区养老的新观念，社区工作人员对于本社区老年人进行详细登记，了解不同老年人的不同需求，吸引更多的义工、志愿者参与到社区养老之中。
4、过半老人不满意目前社区养老，最关注身体健康
本次调查的6个社区中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的占66.67%，为高龄、失能低收入等特殊老年群体提供服务的占83.33%。
篇2
关键词：社区照顾；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模式；社会福利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93-07
我国于2005年9月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南京、杭州等经济水平较为发达的城市首批试点推行“居家养老服务”，将其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对策。追本溯源，对居家养老服务的理念及其含义的理解主要来源于国内学术界对英国社区照顾以及深受英国影响的香港安老服务的介绍与探讨。因此，在论及如何发展本土化的居家养老服务模式或方式之前，应该对英国社区照顾的历史沿革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以便提供理论及实践层面的借鉴。
一、英国社区照顾的历史沿革
鉴于对机构照顾的批评日益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国政界、学界等社会各界人士均发起了“去机构化”的倡议，有关社区照顾的概念开始出现在社会福利政策的讨论中。20世纪80年代，英国新上台执政，在此期间的四份政府报告书中均提及社区照顾及其走向，直至全民健康服务与社会照顾法令于1990年的正式颁布，意味着社区照顾以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的姿态公之于众。
论及服务对象，起初的英国社区照顾仅仅针对精神病患与智障人士，为了使这一类群体摆脱缺乏人文关怀的机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空间而倡导的去机构化；直至70年后期，由于英国社会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持续增加，老年群体占服务的比重最大，社区照顾才几乎成为现阶段英国老人社会服务的代名词。
剖析其服务内涵，这里不得不提社区照顾的两个面向：在社区照顾和由社区照顾。“在社区照顾”的概念主要是鼓励那些长期滞留在医院或大型专业机构中的服务对象回到社区生活，这一概念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国外学者在解释“在社区照顾”时，其重点是在强调来自于在社区内设置的较小规模的养老机构的照顾以及由非正式、正式渠道所提供的照顾，由此可看出，这里旨在突出社区照顾的地理概念主要是指在医院以外的照顾，因此这里的社区主要指的是提供照顾的地理社区，这种对社区照顾的理解极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各界对弱势群体应当脱离非人性的机构照顾环境的一种呼声。
随后，对英国社区照顾的理解转变到了另一层面，即“由社区照顾”。它最早被认为是仅仅帮助弱能人士走出机构照顾模式，而地方政府只负责安置工作，因此，1981年英国政府的《步入高龄化白皮书》中指出，社区照顾的实质就是要增加非正式照顾者的责任，主要由地方政府、营利组织、志愿性组织以及非正式支持网络（如家人、朋友、邻里等）为服务对象提供照顾。社区照顾也从强调照顾的环境变成了强调照顾的资源，即如前所述的正式与非正式照顾网络。如此转变使得当时对社区照顾的定位极具争议并招致了不少批评的声音：如，政府认为强调有着多种照顾来源的“由社区照顾”是比较便宜的选择，是一种混合经济模式下的照顾，可以减少国家介入，实际上是把照顾的责任丢给地方政府、家庭、个人，达到替政府省钱的目的。
在Finch和Groves的合著以及Finch在日后单独的文章中都有提到，1980年代的英国不但使“在社区照顾”变成了“由社区照顾”，也使社区照顾本身等同于由地方政府照顾、由家庭照顾甚至最终由妇女照顾的模式。虽然这种转变并不见得能达到政府所设想的投资效率，甚至未能真正达到省钱的目的，但社区照顾充满争议的80年代促使了1990年首次以社区照顾命名的法案出台，即《全民健康与社区照顾法案》，并明确表明地方政府需专款专案地执行社区照顾。
纵观社区照顾在英国出现并发展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最早期1959年的白皮书对社区照顾的论述还是较为人性化的；1964～1975年的社区照顾尚且会强调权利选择及控制，但自1976年以后社区照顾却演变成非正式照顾者的责任，而妇女则往往成了最大的照顾者来源。因此，20世纪50～70年代的社区照顾仍然响应去机构化的号召而重视对弱能群体在社区范围内接受照顾的投入，而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以来，社区照顾则强调投资效益、市场化、私营化，从而导致社区照顾所提供的服务直接反映了福利供给的选择性、残余性。
二、英国社区照顾的内在支柱环节
虽然社区照顾的出现主要受到了去机构化思潮的促动，但其内涵因为受到政治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发生了偏离，不仅使之难以达到尊重人权、提升生活素质的初衷，更会使一部分人在照顾的互动中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如长期分担照顾职责而遭受劳动、人权等诸多方面剥削的妇女；工作中因政府介入有限、地方政府照顾资源不足而遭遇角色冲突、陷入现实与职业操守两难境地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因此，在思考社区照顾如何更好地发挥其社会效益而不至于被执政理念、福利意识形态、经济、社会价值观等因素影响太多的时候，就必定涉及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仅仅把一个替代性的照顾模式以口号喊出来，而并未理性地考虑运行此模式所涉及的内在环节，则不仅不能达到政府所期望的投资效益，还使得大量的受助者集中在社区却无处可依，反而制造了社会压力、矛盾甚至事件。在此，总结以上对英国率先发展至今的社区照顾的经验及存在问题，本文将尝试层层剖析英国社区照顾中的几个重要环节。
服务的提供者（Who）。在社区照顾出现之前，主要是由中央健康单位（NHS）负责对有长期照顾需求的人士提供福利与服务。而后响应“去机构化”的呼声，社区照顾尤其是“在社区照顾”的理念出现并被付诸实践，并随着1974年地方社会服务局的成立，照顾的责任逐渐由中央健康单位转移到各地方社会服务局的直接管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社区照顾经历了从“在社区照顾”到“由社区照顾”的转变，使其充满了争议与批评，由于保守党执政控制财政的理念，地方服务局不得不直面资源紧缺的现实，也使得社区照顾在某种程度上再次回归到由家庭照顾，甚至是由妇女照顾的时代中去。
服务的优先享用者（Whom）。虽然社区照顾主要以病弱老人、成年精神病患、智障人士、身体障碍者为服务对象，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英国人口老龄化，社区照顾几乎成为了安老服务的代名词，尤其是有长期照料需求的老年人，更是成为社区照顾的主要工作。
服务内容（what）及提供形式（How）。英国的社区照顾主要分为健康照护与社会照护两大类，但二者的界限尚不能划分得十分清楚。依照学者的解读，前者归属于中央健康单位，即全民健康服务，由其提供免费的医疗与护理照护；后者则为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局（SSD）管辖。但经由“在社区照顾”向“由社区照顾”的转变，中央健康单位的介入逐渐减少，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局担任的职责则越来越重，而照顾形态也由健康照护越来越多地转变为社会照护，因此，与50年代至60年代不同，后期的英国社区照顾大部分指地方政府的社会照护，健康照护主要负责预防性的健康照护。但值得借鉴的是，这里提及的预防性健康照护，主要由家庭医生扮演社区生活的第一位接触者的角色，维持基本的健康照护；除此之外，还有社区护士、区域护士、健康家访员、社区精神护士、心智障碍者护士等在社区范围内提供的专业照护。而社会照护，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的Barclay报告，是指为了促使服务使用者在社区中生活，或协助其具备自立居住的能力，经过评估可根据个体需要提供非医疗性的照护”，因此，不论从健康照护还是社会照护的范畴，都可略见英国在安老服务方面所派出的服务队伍的专业性。
评估机制（Assessment）。1990年《全民健康服务与社区照顾法令》中明确提及了地方社会服务局必须承担对服务使用者需求的评估职责，但出于保守党派的执政理念，在此法令实施之前甚至是实施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专业人员的评估被学者称之为一种变相的把关，即把服务使用者的需求控制在当地政府可以给出的资源以及服务的范围内，以有效地节省政府开支。这实际上相悖于真正以服务使用者的需求为本的评估机制，是以可提供的服务为导向的评估方式。因此，专业人员很容易以自身的主观角度来做判断。现实也表明，这样的问题确实存在，甚至使同时担任评估员与服务提供者双重角色的专业人员觉得，想要在服务者的需求与服务资源之间寻求平衡是不切实际的。专业人员经历着明知道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却因资源有限而无法提供服务的压力，但目前仍未提出解决他们角色冲突的方案。此外，还出现了以风险为导向的评估方式，即被专业人员评定为高风险人群可先于低风险人群得到帮助与支持，由此也可看出政府在福利提供方面的选择性与残余性。
社会工作、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中的介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androles）。1959年发表的Younghusband报告呼吁地方政府应当大量聘用社会工作者，自此社会工作成为英国福利国家的重要支柱，被称作“第六只手”，此时的社会工作者扮演着直接提供服务的角色；之后，1982年的Barclay报告在社会工作者工作方法方面，鼓励由个案工作扩展到社区工作的，除了直接提供服务，还要基于社区的资源和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做出整合，此时期的社会工作者不局限于单对单的提供个案服务，而是增加了管理、把关、分配资源等融合性的工作方法，角色较之初期有了转变，甚至颇具微词或直接遭受批评。1988年Griffiths报告进一步指出，由地方社会服务局领导社区照顾，并要求社会工作者依照现有资源评定获得社区照顾的优先资格，即担任照护管理者的角色，这份报告影响了1990年《全民健康服务与社区照顾法令》对社会工作者在社区照顾中扮演角色的重新界定，即从原先的直接服务提供者变为照护管理者以及服务购买者。由此可看出，英国的社区照顾，无论是社会工作还是社会工作者的渗透程度都非常高，虽然随着经济环境、执政党以及福利理念的转变而在角色扮演方面有着相应的变迁，并伴随着争议和批评，但仍值得我国在推行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思考与借鉴。
三、英国社区照顾对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启示
英国社区照顾的几大环节对于我国2005年9月正式推行的居家养老服务有何启发？在哪些层面可供借鉴？英国的社区照顾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政策，且它的发展变迁与英国近半个世纪的福利意识形态有着很强的关联。在我国，政策引导以及福利观又如何呢？英国于1960年代逐步受到重视的社会工作及其后来所推行的服务模式，如何引领我国刚刚意识萌芽的社会工作在社区层面有效地介入？
目前我国的“居家养老服务”并未如英国的社区照顾有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也并未把居家养老服务看做是一项重要的政府政策以法令的形式颁布出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意识到社区养老服务的重要性。相反，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数量大、比重高、高龄化严重等等，已经是政府、学术界在论及我国的老年问题时所公认的事实。然而，目前所倡导的养老方式之一——居家养老服务，是否具备形成一种稳定的服务模式的可能呢？它在未来我国养老模式中应处于什么位置？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对于我国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基础做一些分析则显得尤为必要。
我国已经进入快速老龄化的阶段，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1.77亿，超过总人数的13.26%，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比重上升2.53%。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生于1970年代中期以前）父母已经进入或陆续进入老年，其养老保障问题开始突显。因此，我国的养老问题是复杂而严峻的，不仅要解决现有老年人的养老问题，还要对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所带来的养老负担有所预计。从这一方面剖析，在社区层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便成了一个为现在以及未来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减压的新方式。如何开启这一养老的新思路，则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实施至今的进展、问题与困难。
在我国，论及居家养老服务的提供者（Who），目前在多个试点城市展开的居家养老服务，由基层组织（社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直接管理所在辖区的离退休老年居民，日常服务的提供渠道也不单一：除了来自家庭、亲戚的日常照顾，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来自民间、社区本身或机构派出的志愿者队伍，还有政府出资设立在社区内的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中心等名称不一的供老年居民平日里休闲娱乐的公共场所。此外，享受政府优惠政策的民办非营利机构也在社区服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托老所、保姆职业介绍所、家政服务公司等。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针对困难老人实施分类补贴的办法，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支持以及服务购买。
由此可看出，虽然没有像英国一样专门为社区照顾的实施成立地方服务局，但实际上我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也是由各行政区的基层组织在监管。而政府在福利与服务的提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如计划经济时期的“包办包管、统一分配”，而是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中介组织运作或服务实体承办”的多元化方式。具体地说，在此过程中，一些试点城市如北京、上海、宁波等采取了政府分类补贴的方式，把老年人按照经济收入、身体状况、家庭成员状况进行分类，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和服务补贴。而政府向谁购买服务呢？这反映了当前我国推行居家养老服务过程中“市场运作、民办公助”的号召，即政府出资或向社会集资兴建安老服务场所与设施、提供贴息优惠政策，鼓励和帮助民办非营利机构或中介组织向社区延伸。
与英国社区照顾针对的主要群体相同，我国的居家养老服务主要是针对老年人群体的（Whom）。一方面，一些试点城市的政府对老年人拟定的补贴标准可反映出服务的优先享用主体，如，对“三无”对象、优抚对象和有特殊贡献老人的全额购买服务；对低保老人、高龄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分档次服务补贴；还有对身体健康、有经济支付能力老人的低偿优惠服务。另一方面，就居家养老服务的覆盖面来看，目前仍局限在少数较为发达的试点城市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城中区，并不包含发展水平较缓的大多数城市，更不用说广大的农村地区。因此，提及享受服务的优先群体，在我国存在着极大的地区与城乡差异。
在服务内容（What）与提供形式（How）方面，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试点城市普遍在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站点开展日间照料服务，在社区医疗卫生站点提供医疗康复、护理保健、家庭病床等服务，由社区下岗人员和专业社工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方面的陪伴与照料，包括聊天谈心、心理疏导、读书念报、信息咨询等。在服务方式方面，杭州、宁波采取的“走出来、走进去”的方式，既动员生活能自理的老人走出家门，在社区层面接受适合的养老服务，也为生活自理有困难的老人安排上门包户服务等。在上门服务方面，大连除了有家庭护理员一对一的上门包户服务之外，也有一对几的定时定点上门服务；广州则实行了“五定”管理模式（定服务人员、定服务对象、定服务时间、定服务地点、定服务项目）。此外，许多试点城市均在建设社区服务网，如南京市整合社区服务资源，由市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将社区服务的内容、形式、收费标准、服务机构以及服务监督等信息公布于网络，不仅增加了透明度，也适时地起到了宣传作用。又如，南京市鼓楼区推出了96180生活服务求助热线，运用声讯、信息技术整合了南京近400家提供约100多项不同形式服务的企业，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多种需求寻求了一个综合平台，也为老年人突发状况的处理提供了较为快捷的支持。
由此可看出，我国各试点城市在策划推行居家养老服务的过程中，并没有如英国一样，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司其职，分管健康照护与社会照护，而是力求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几大需求融合在社区层面，在基层组织的监管以及受到“公助”的民办组织或机构的参与之下开展。虽然丰富了服务的内容与提供形式，但同时也存在着现实困境。从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提供的结构图（见图1）中可以看出，在对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现阶段的发展有了一些认知之后，若要将居家养老服务往更专业的方向延伸，则需要对评估机制、服务队伍的建设及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做一些有效分析。
我国居家养老服务的试点城市在评估机制方面普遍实施的是全员（包括服务对象与照顾者）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但各地做法并不统一。如上海市委托市福利行业协会成立“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事务所”，招聘、培训专门的评估员，对申请服务补贴的老年人进行生活自理能力评估和经济收入核定；北京市宣武区的试点街道则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失业、退休人员担任居家养老协理员，并在上岗前提供培训、持证上岗，在居委会的配合之下，对社区内60岁以上的老年居民进行入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分三个层次进行帮扶；大连市在社区成立由老党员、退休职工、居民代表组成的“居家养老监督小组”，定期到服务对象家中回访，检查由照顾者填写并有服务对象签字的《服务日志》；青岛市在区、街道、社区居委会三级招募各方人员和居民代表，组成“颐康关爱长者服务评估小组”等。
与英国的评估机制对比，我国缺乏专业人员的介入，如社会工作者、社区护士等，尤其是服务评估及服务监督方面。很显然，现阶段的居家养老服务在很多方面与社区失业人员再就业挂钩，力图打造一个双赢局面，即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在社区层面提供尽可能合适的照顾，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大量闲置的中年失业者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如招募其成为照顾者、家访员、评估员等。但由于缺乏专业人员的参与，中年失业人士缺乏对老年社会工作及老年人需求的系统认知，致使服务的有效性与效率不高，老年群体长期需求不满；而照顾者也会在照顾过程中有压力与挫败感，服务队伍的稳定性难以维系。
篇3
关键词：社区服务 老龄人口 区域差异 精神需求
我国当前主要的养老方式是以居家养老为主体，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因此，社区作为主要的养老服务提供方，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专业水准，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我国当前养老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对社区养老的相关分析研究不仅有助于厘清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问题而且有助于建立健全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
一、社区养老的兴起探源及发展前景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多，中国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大陆六十岁以上老人已达到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1]按照联合国传统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为“老龄社会”。也就是说，在未来一到两年，我国将正式迈入“老龄社会”。据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至2040年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时期（按中生育方案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40年将达到22%，2055年达到25%，此后将在24%——26%之间徘徊。[2]老龄化进程提速将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很大的挑战；一方面，未来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将大幅上升；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将对整个社会产生直接考验。由此可见，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将会变得愈益复杂。因此，养老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养老问题能否解决，如何解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
就当前而言，居家养老仍是我国养老模式中的主流，但是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居家养老的功能在不断弱化。而机构养老由于受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制约，存在着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还无法挑起养老事业的重担。社区养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社区养老融合了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势，是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无疑地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问题的提出
鉴于我国目前快速变更的社会环境，老年人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老年人的需求满足的因素是涉及多个方面的，而他们的这些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又是衡量社区养老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
在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家庭保障功能的不断弱化，空巢化的问题也随之产生，据北大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完成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2》显示，全国有75.2%的已婚成年子女不与父母同住，空巢家庭比例迅速上升。因此，社区作为当前主要的养老服务供给方，如何更好地替补家庭保障功能，满足老年人口的各方面需求，将成为今后养老服务工作不断完善的主要内容。在基于对北京市的分析研究上，本文将主要从需求与供给的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措施。
三、北京市的相关现状
（一）北京市的人口老龄化情况与社区养老服务现状
近年来，北京人口老龄化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发展之快前所未有。预计到2015年，北京老年人口将达到360万；到2020年，这一数字更将上升至450万，占总人口的2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3]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老龄事业发展，完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的报告，北京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是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快速发展的形势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诸多现象。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身边无子女的纯老年人家庭户正在日益增加。据报告中的调查数字显示，老年人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的占78.3%，空巢老人占21.7%。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的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报告强调，居家养老、社区医疗服务是当前老年人的首选，但是，目前，北京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社区卫生服务站缺医少药，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4]
（二）北京市社区养老的区域差异
在北京市范围内，各个区县的社区养老事业发展进程不一。在市中心或距其较近的一些区的社区养老服务相对比较完善，而距离较远的一些区县则有待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比如东城西城区在市中心且是老城区，居民较多，老年人也较多，然后其住宅区又集中了各部委、国家机关的家属院，各项优惠政策及养老方案试点均优先在这两个区域实行。相较之下，海淀区多为高校园区，密云县是全国农业生态试点县、第一产业比较发达，老龄人口较少并且离市中心相对较远。其他的区县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在硬件设施和政策规定等方面各个区县存在较大差异。以西城区为例，该区从2004年就开展和推广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前三年的试点工作，初步形成了社区居家养老工作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西城区于2007年进行了“老年人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通过调查，形成了西城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体系。[5]其下属的月坛街道下的三里河社区的老年居民对96156热线电话具体的服务内容就比较了解；而相较之下，位于海淀区的八里庄的社区老年居民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了解就比较少。在调查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各个社区之间的基础设施条件，居民的经济条件的差异明显，故而各区之间的社区服务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
四、需求分析
社区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是为了满足老年人口在养老过程中的各项需求。社区养老服务在进行规划的过程中，养老服务提供方就应当以老龄人口的需求为评估标准，其工作成效也应当以接受服务的群体的满足程度为考量。因此社区服务机构在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研究老年人的具体需求。
而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需求也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趋势。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来看，公众对老年人需求的认知存在两大误区，一是只将老年人看做被照顾被关怀的对象，而忽视了老年群体身上存在的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是只注重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割裂物质与精神需求，不利于改善老年人的综合生活质量。[6]
近些年来，随着北京市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财政收入的增加，北京市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除了财政上的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外，还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引进专业的社区工作人员，搭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开始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机制。因此，虽然北京市各区县区域差异较大，但总体来说其辖区内普通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也能满足老年人基本生活需求。故而，从老年人尤其是处于空巢状态中的老年人（无特殊困难状况）的角度来说，现阶段的物质需求已经基本得到了满足，而当下人们更应当关注的则是老年人在精神层面的需求问题。
精神需求是相对于物质需求而言的，就目前而言，主要包括受尊重的需求、社会交往的需求、休闲娱乐的需求以及价值实现的需求，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是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在步入老龄阶段后，身体功能的损伤、丧偶或疾病的产生，都可能使老年人产生抑郁等精神问题。[7]要实现人心理需求上的满足，就必须使之在各个精神层面得到支持。从社会层面来说，尊老敬老的社会环境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地位，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在无形中被降低甚至被忽略。商业化住宅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邻里关系，使退居家庭的老年人的社交范围迅速缩小。子女的孝顺原本是对老年人最好的精神慰藉，然而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使成年子女往往无暇顾及老人的精神健康；空巢化现象的不断出现，也使得该问题愈发难以解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能在多大程度上弥补子女精神赡养的缺失，决定了当下乃至今后老年人精神需求的解决与否。
五、服务供给问题分析
目前中国的城镇社区老年服务体系主要包括社区老年服务机构和设施、社区医疗卫生保健服务、老年紧急救援服务以及居家养老服务。[8]在当前我国积极推动以居家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的基本养老方式的过程中，为了让老人在自己熟悉的社区环境中获得优质服务，需要在社区中积极建设相关的老年人活动中心、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大学、老年文化活动室以及老年人康复中心等设施。
截至2011年底，北京共有养老机构401家，这些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主要有日常照料服务（包括送餐上门、洗衣买菜、打扫卫生、日间照料）、医疗康复服务（陪同看病、家庭病床、健康护理、社区卫生站、专科医院、取药、散步）和精神文化生活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文化生活、聊天读报、学习专长）等。[9]以西城区为例，在日常照料方面，居家养老送餐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辖区内高龄、独居、特困、孤寡、残疾、低保和处在低保边缘的老年人，对符合国家标准的特困、低保、孤寡、残疾老年人给予“政府买单”政策，对那些属于低保边缘的老年人补贴50%，或只收取成本价的有偿送餐。在医疗护理方面，西城区大、中型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站有机配合，为老年人就医开设绿色通道，实现了大病去医院，康复在社区，日常护理进家庭的良性循环。
由此可以发现，在我国现行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中，为老年人提供基本的生活、医疗服务的条件已经具备，现阶段老年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满足。在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老年人更需要得到满足的是心理需求，而在当前的养老服务体系中，满足该项需求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结合国内外的不同经验，在满足了老年人生活家政方面的服务，保证了其基本医疗及健康水平后。完善老年人发展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就目前来看，我国现行能为老年人提供发展利的机构主要是老年大学。但随着社会进一步发展，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老年大学的设置应当进一步完善，才能达到其进行终身教育的目的。与此同时，老年娱乐活动的举办职责，应更多由社区承担。此外，目前我国的退休年龄距离距我国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仍有十多年的时间，老年人完全有能力通过再就业培训重新返回一些岗位，充分发挥余热。结合国外的经验，对老年人进行社会再就业的培训主要应由社区提供，这将是社区服务今后需要建立并完善的主要项目。
六、夯实社区养老服务的相关建议
唯有了解和掌握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社区养老机构才能有效分配养老服务资源，才能及时快捷的实现养老服务需求与供给两方面信息对接，才能真正在社区层面建立社会化的养老服务支持体系。
（一）搭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即通过现代通信信息技术构建社区的信息服务网络和为老服务平台，一方面实现对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信息的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实现社区内多种养老服务资源的整合，由此就可以实现养老服务供求信息对接。并且对于政府而言，是减轻财政压力，节约政府成本、使有限的养老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进而真正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10]
（二）建立社区养老服务需求的评估机制，使有限的养老资源得以公正合理的分配。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通过对辖区内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和养老服务需求意愿进行翔实的登记，并运用社区养老服务信息系统进行相关资源的跟进。
（三）政府和民间组织在社区养老服务提供上要有不同作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领域，积极发展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积极鼓励、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参与老龄产业的发展。对于那些现有资金不足养老或者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政府的财政资源应该向他们倾斜，使之能参加较低层次的社区养老；而对于那些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老年人，政府就应该把这一块的养老服务交给民办养老机构，并通过出台土地供应、税费减免、信贷支持、市场准入等综合配套优惠政策支持促进其健康合理发展。
（四）养老服务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其本身的服务性质决定了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提升，不仅需要外在的物质支持，更需要整个行业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目前，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者受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与工作要求有较大差距，难以保证服务质量，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而作为一项服务性行业，不仅要有科学的管理手段，更需要服务提供者有良好的专业工作素质，所以政府应增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吸引专业社工人才的进入，并通过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社会范围，鼓励更多的志愿者走进社区。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12年度院级学生科研项目最终成果。项目编号：12YX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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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养老文化；传统理念；孝文化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总人口为13.4亿，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78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预计到2040年前后，老年人口将达到4亿人的峰值，占届时总人口的31%左右。人口老龄化已经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老龄化人口的生活需求和服务保障、解决目前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养老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目前发展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问题。
一、我国养老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增长，我国的养老问题日益突出，一直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在传统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模式，在社会的思想变化之下已经逐渐显露出问题和漏洞。我国目前的养老现状主要存在以下三点问题。第一，养老理念不明确。正确的理念对于指引行动来说至关重要的，目前我国的养老理念正处在初步形成阶段，对于服务对象的界定模糊，分不清哪些人群该享受养老服务，养老服务的内容是否符合老年人的喜好，服务的内容有没有落实到位，甚至对于养老应达到的基础目标都没有确立。大政策基础下的养老政策模糊不清，基层的养老方向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和规划，导致养老问题长时间难以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年轻人对老年活动的不关心和不参与导致了老年养老文化活动难以得到开展。第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养老问题难以解决。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实行城乡二元发展政策，造成了城乡及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区域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经济及物质需求方面的落后，区域养老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区域中的一些养老机构设施不够完善，甚至难以担任起养老的重任，养老问题只能寄托于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第三，资源配置率缺少制约，老年养老设施难以得到统一的管理和规划，养老场所零零散散，设备资源无法实现统一协调，造成资源的浪费，难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率。面对未来严峻的养老问题，传统的养老模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群体的需求，养老文化的转变迫在眉睫。
二、社区养老文化模式下的新型养老文化
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精神的家园。其中，孝文化作为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道德素质发展的标尺。传统的养老文化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在新社会的不断发展下，我国的养老文化已逐步发生转变，从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逐步迈向社区养老文化。社区养老文化主要是以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为主，以社会机构养老为辅，主要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起居照料服务等。其中，又以上门照顾为主，以托老所服务为辅，利用社会各方面力量和资源实行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在家里既可以享受到家人的照料又可以享受到社区提供的服务。总之，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以下优点：第一，社区养老文化是传统文化和养老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第二，社区养老文化主要倡导父母与儿女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第三，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辅，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精神需要；第四，有利于社会上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第五，社区养老文化提倡老年人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变被动为主动。
三、社区养老文化的发展路径及策略
（一）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财富，我们应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尊重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和生活特性，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构建和社会和谐家园，让老年人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形成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风气。社区养老机构应多注意了解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和特色专长，通过联系中介组织为老年人提供能够发挥其专长和特色的机会，为那些退休后无事可做的老年人找一些打发时间的事情。社区可以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老年大学的学习，培养兴趣爱好，增加他们对社会的认同感，实现自身的价值。另外，社区应积极开展一些娱乐活动，积极鼓励老年人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既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又促进了老年人之间的情感沟通。
（二）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缩小公共服务差距
党在十报告中提出，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区域间养老文化的建设各有千秋。平衡协调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不仅可以减少区域之间的矛盾，而且对于区域社区养老文化的发展来说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政府必须加重广大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的养老文化发展，加强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财政、资金支持，着重建设养老服务设施，鼓励开设养老服务机构，逐步缩小个区域之间的养老文化差异，实现区域养老文化的平衡发展。
（三）明确社区养老文化组织责任
社区养老机构的目的在于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帮助老年人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在开展老年人文化活动时，社区养老机构的管理人员应划分好职责，将活动的筹办落实到每位社区工作管理者身上。首先，社区养老机构的管理者应明确制定一套管理体系，将活动的内容划分给各个管理人员手中，确保每次的活动都能够有效的进行。其次，在筹办老年文化活动的时候，应事先进行活动策划和方案的准备，要有经费预算人员和活动服务人员，积极做好宣传工作，鼓励老年人踊跃参加活动，促进社区文化的趣味性和融洽的社区氛围。最后，社区的管理人员应加强基础设施的管理工作，保证每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到基础的设施服务、安享晚年。
（四）合理配置社区养老文化的资源
社区的管理人员应该把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和各个方面的管理人员及物业价值服务等社区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做到最大程度的利用物资资源，提升社区养老文化的社会效益。首先，要树立共享互助的思想理念，充分利用社区附近的企事业单位和教育机构及活动场所，鼓励社会上更多的人参加老年文化活动，给老年文化活动增添活力。其次，着重建设老年人专用的娱乐场所，给更多的老年人提供方便安全的娱乐文化场所，培养老年人参加文化活动的兴趣和爱好。最后，要加强社区养老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争取做到每一个社区都有方便老年人休闲活动的场所和设施。提升整体的社区服务水平、完善上门服务，建立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更加全面周到的维护老年人的基本权益。
（五）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社区养老机构应大力宣传老年文化活动，激发老年人参加社区文化活动的欲望，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活动中来，在社区文化活动中不断更新老年人的思想观念，促使其融入到现代社会发展中来。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而且帮助老年人实现自身的价值，树立自强不息的生活观念。
社区的管理人员应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如老年书法比赛和知识竞赛、开设老年大学等机构设施，不仅可以开阔老年人的思维意识和知识层面，而且可以帮助老年人形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满足其在精神方面的追求。
四、结语
基于传统理念的养老文化构建主要体现在社区养老文化的建设上，社区养老文化在传统养老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传统家庭养老的优势，积极开展社区养老服务活动，最大程度地方便了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和社区活动。从老年人自身的角度出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老年人的思维能力，而且可以帮助老年人更好地与社会接轨，鼓励老年人形成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实践证明，社区养老文化的开展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孝文化的发扬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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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在本市崇安区、南长区、北塘区、郊区、马山区、新区范围内的养老机构，应当依照《关于加强对市区养老机构管理的意见》和本实施意见的规定自觉接受管理，切实加强养老机构的建设。
二、养老机构所拥有的服务场所，建筑设计应符合养老机构建筑规范和设计标准，除宿舍外，应当有食堂、厕所、浴室、医务室等基本用房和室内外活动场地。禁止在污染区和危险区内设置养老机构。
三、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一般应达到30张以上，每张床位所占居室面积不少于6平方米。
四、养老机构应配备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管理、服务和医务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必须身体健康。工作人员与生活能够自理的老人的比例为1:4-7，与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比例为1:2-4。
五、申办养老机构应向民政部门递交下列文件：
1、申请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
2、法人证明或公民合法身份证明；
3、养老机构名称及负责人简历；
4、资金状况证明；
5、选址报告或建筑设计平面图；
6、卫生、防疫、消防部门出具的合格证明。
六、单位或个人举办养老机构必须向所在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区民政部门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进行调查、核实，提出意见，同意举办的，报市民政部门审批。市民政部门自接到由区民政部门签署意见的申请之日起，在30天内根据规定进行审查，实地验收，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对符合执业条件的养老机构，发给《社区服务单位证书》；对不批准的，以书面形式通知区民政部门和申请人。
七、养老机构应当与收住的老人或者其家属签订服务合同。服务合同应当载明下列主要条款：
1、双方当事人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2、服务内容和方式；
3、服务收费标准及费用支付方式；
4、服务期限；
5、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的条件；
6、违约责任；
7、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
八、养老机构应当根据收住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和护理等级规范，开展护理服务和康复活动。患传染病的老年人不宜收住。
九、养老机构应当编制老年人营养平衡的食谱，合理配置适宜老年人食用的膳食。老年人的膳食制作和用膳应当与工作人员分开。
十、养老机构应当为收住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定期检查身体，做好疾病预防工作。发现有传染病的老年人，养老机构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
十一、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卫生消毒制度，定期消毒老年人使用的餐具，定期清洗老年人的被褥和衣服。
十二、养老机构应当建立夜间值班制度，做好老年人夜间监护工作。
十三、养老机构对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的老人的收费按政府规定执行。对一般老人的收费实行自主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市物价部门、财政部门和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的收费实行指导和监督。收费统一使用地税部门规定的票据。
十四、养老机构可按国家和本市的规定享受扶持优惠政策。
十五、市和区民政部门对养老机构每年进行年检一次。养老机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年度工作报告，并递交《社区服务单位证书》副本。年检合格，市民政部门在《社区服务单位证书》副本上签批盖章。养老机构年检时，应交纳一定数量的管理费。
十六、养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民政部门根据情况给予处理：
1、未取得《社区服务单位证书》擅自执业的；
2、不接受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逾期不申请办理年检手续的；
3、年检不合格，限期整改后仍不合格的；
4、出卖、转让、租借《社会服务单位证书》的；
5、有违法乱纪行为的；
6、管理混乱，造成责任事故的。
对养老机构按上述规定进行处理时，根据其情节，追究直接责任者的行政责任、经济责任，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本实施意见实施前已经开业的养老机构，应当在本实施意见实施后3个月内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篇6
关键词：社区照顾；创新路径
学者们从各个层面提出了发展社区照顾的途径，其中重点突出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重视发挥非正式资源（非营利部门，家友亲朋等）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社区照顾对象――老年人自身的潜能。本文从“社区内照顾”和“由社区照顾”两个方面来探讨社区照顾的路径，将老年人群体作为一个重要力量进行发掘以及完善，使其成为社区照顾的一条新型路径。
“社区内照顾”与“由社区照顾”剖析图
（一）社区内照顾（正式部门为主，非正式资源为辅）
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和实际行为体，因而我们必须明确政府在社区照顾养老模式中承担着主导责任。由于目前我国南北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资源享有程度不同，导致了各个社区所具备的照顾老年人的条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而，政府应当综合运用行政、税收、财政、市场等手段，强化其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敦促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推进公共资源向欠发达社区倾斜。
1.政府提供财政支持
资金能否落实，资金是否充足，决定了社区照顾网络能否建立与长足发展。一方面，政府需投资兴建基础设施，并由政府出面录用具备资格的社区工作人员，同时，政府应建立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在社区中提供服务的机制，对这些服务机构给予扶持，如：税费、土地租金、贷款等方面的优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整合社会资源，从社会福利彩票和社会捐赠中每年抽出固定的数额来筹措社区照顾公益基金。如上海的“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简称“星光计划”（由民政部制定），是一项将发行福利彩票筹集到的资金的大部分，资助社区老年人服务设施和活动场所的计划。
2.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激励制度
政府应先对当地老年人总体情况做全方位调查及评估，尔后，根据调查报告与评估报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做出一个符合当地社区照顾的具体规划。法律制度是健全社区照顾的前提和强有力保障，因而政府必须从各个途径健全法律制度（老年人福利法、社区照顾机构准入制度等），并且建立激励制度（社区照顾人员资格和岗位激励制度、机构绩效评定制度、助老服务需求评估制度等）。
3.政府加强宣传教育力度
通过定期开展公益讲座、举办宣传展览以及宣传橱窗等方式，强化社区居民、社区义工等对象的社区照顾的理念与知识，获得社区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之后，就能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营造一个良好的顾老养老的环境。正如本文所提到的，社区照顾需要具有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工作人员来提供服务。但是社区义工或者是家庭成员这一类人也可以发挥重要的辅助作用。
（二）由社区照顾（非正式资源为主，正式部门为辅）
1.重视家庭支持等非正式资源的作用
苏珊・特斯特指出：家庭护理和家庭支持等形式是社区照顾的核心。社区照顾鼓励一切的非正式关系群参与到照顾网络中来，例如：被照顾者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等。据估计，西方工业化国家约75%-80%的社区照顾由非正式资源实现。
2.鼓励与培育社区非正式组织的参与
鼓励与培育社区非正式组织为社区照顾养老模式服务，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制度化途径，以财政拨款、优惠政策、委托经营和完善捐赠制度等方式为非正式组织提供资金援助，避免这些组织的市场化和商业化；从非正式组织层面来说，非正式组织需要不断提升其管理协调发展的能力，避免服务的重复、分割和浪费，不断强化其所拥有的社会地位、角色和责任。
3.创新社区照顾的人员队伍建设
社区工作人员是为社区老年人提供照顾服务的最直接者，他们是照顾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正式建立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制度的标志性事件为：2006年7月，国家民政部和人事部联合下发了《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
4.个案管理系统
个案管理系统不仅是社区照顾衍生出来的产物，又是对传统社会工作方法的发展与完善。它是一种能提提供多种服务项目且具有持续性的服务体系，通过整合、协调社会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不间断的以及个别化的照顾。在满足老年人照顾需求、增强其自理生活能力的同时，还能降低政府成本。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13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创新基地开放基金项目：“村改居社区老年人社会适应及社会工作介入”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kfjj201453负责人：盛雅，参与人：周，高华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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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居家养老服务 供需矛盾 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社区养老服务是居家养老的有力支撑，也是社会化养老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为老年人服务主要以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为核心，兼顾精神慰藉、文体活动、维护权益和参与公益活动等六个方面，使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便利、便捷、便宜的养老服务。但从现实来看，仍存在服务需求大而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总体而言，我国社区居家养老工作仍然处在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功能也比较单一，难以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
1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供需矛盾
1.1老年人的生活照料服务的供需矛盾
老年人受身心健康状况或年老体弱的影响，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方面逐渐减弱，需要他人照顾，因此社区有必要提供的老年人生活照料服务项目，如日托站、洗衣做饭、室内保洁、买菜购物配送生活必需品、陪同外出、小时工服务、全职保姆等。但调研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发现，大多数社区受空间、资金、人员等因素局限，未能设置日托站。几乎所有社区都无法向老人们提供洗衣做饭、室内保洁、买菜购物配送生活必需品、洗澡穿衣、陪同外出、小时工服务、全职保姆等生活服务，难以满足老年人的广泛需求，大多数社区都无法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养老服务。
1.2老年人的医疗护理服务需求的供需矛盾
对于身体机能日渐下降、患病机率不断增高而经济收入能力下降的老年人群体来说，能否获得及时、安全、费用低廉的医疗服务是他们明显关注的重点。调查显示，大多数老人都希望社区医疗站点能提供测量血压、血糖等日常的体检服务，还有很多老人希望在行动不便时能得到上门巡诊的服务。但由于资金及社区医务人员匮乏，针对老年人的医疗护理服务严重不足，多数社区卫生站条件简陋，医务人员少，针对老年人的建立健康档案、上门巡诊、家庭病床专业护理、病后术后的康复指导等服务均无法开展。
1.3老年人的精神慰藉服务需求的供需矛盾
心理状态（乐观程度）、身体健康状况以及人际交流的频率等因素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幸福感。调查显示，大多数老人希望社区能提供休闲娱乐场所，并多组织一些休闲娱乐的活动，认为这些活动有益于身心健康。但现实情况是大多数社区由于缺乏活动空间、缺乏专人组织专人指导，无法针对老年人诸如音乐、绘画、舞蹈等不同兴趣爱好提供丰富的娱乐项目，老年人休闲娱乐项目单调。而心理开导咨询服务更是因为缺乏专业工作人员而无法开展。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读报服务、陪伴聊天也因无人组织及缺少志愿者没有提供。
1.4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需求的供需矛盾
退休后的老年人相对来说空闲时间多且自由，尤其是身体健康且家庭成员简单的老人，他们不需要在照顾子孙和家务活上花很多时间，他们愿意参与兴趣爱好协会、集体游览参观休闲活动、上老年大学、社会公益事业、社区活动等社会活动，但大部分社区目前都无法为老年人提供丰富的社会活动。
2加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化解服务供需矛盾
当前之所以社区的养老服务水平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仍存在很大差距，根本原因在于资金短缺。而要保证社区养老服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只依靠个人或者政府单方力量都不足以应对，未来应该是政府、个人、企业多方共同筹资的模式。因此，政府应随着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断加大对居家养老服务的投入，建立多元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资金的筹措和运作机制，不断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多方筹资，保障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顺利开展。
（1）建立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相匹配的财政支持制度，设立专项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专项社区养老资金可以有两个用途：一是建设硬件设施；针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加大对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各项硬件投入，大力支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的更新、扩建、改建或完善和提高工作，加快文体、娱乐设施的建设；二是通过政府的补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的社区为老服务。这两种用途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互为补充、综合利用。
（2）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多方筹集资金，引导社会融投资。
（3）完善财政补贴、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探索较为完善的财政激励机制。
通过政府规划引导、财政适当补助的方式，对现有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进行进一步扩建、完善，建立多层次服务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老人服务项目，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包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学习教育、健身娱乐、心理疏导、法律咨询、生活援助、参与社会等职能等，使社区资源和设施得到充分利用，也能充分满足老人们的养老需求。
基金项目：本文为湖北省襄阳市科技局2014年科技计划研究专项课题“襄阳市社区居家养老问题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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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之一。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全国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上升2.93%，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上升1.91%。另据预测，到2015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年均净增老年人口800多万，超过新增人口数量，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 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定市人口老龄化问题也不容乐观。根据保定市民政局在2010年所做的社会化养老情况调研报告：截至2009年底，全市人口约1155.28万人，其中60周岁以上老年人为155.1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3.42%。高于全国老龄人口13.26%的平均水平，老龄化趋势十分明显。如果按照全国老年人口3.25%的递增速度（国家公布的平均数据）和保定市总人口7.8‰的自然增长率测算，我市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到2015年预计全市老年人口将达到187.91万人，占总人口的15.52%。如果老年人的经济赡养、医疗保健、生活照料等需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将会在较大范围内引起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形成社会问题。
与此同时，我市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却准备不足，远远不能适应老龄化不断发展的形势和广大老年人养老服务的需求。目前全市已营业的养老机构共34家，其中市区24家，但床位数只占老年人总数的1.36%。并且已营业的民办养老机构存在规模小、运营弱、保障差等问题，大多数民办养老机构只能在低收费标准（平均收费700元/人?月）、低工资标准（平均工资800元/人?月）、低服务条件的“三低”状态下维持度日，靠自身积累无力再改善条件，扩大规模。因此，除机构养老外，探索其他养老模式迫在眉睫。
二、探索社区居家养老新模式
根据保定市民政局2010年对4202名城镇老年人进行的问卷调查，对于养老的预期，选择家庭养老(子女养老)的占 69.4%、选择养老机构的占10.8%，有66.1%的老年人希望提供社区上门服务、26.4%的人希望提供社区日托服务。由此可见，家庭养老的观念在老年人群中依然根深蒂固，“养儿防老”依旧是老年人持有的主流观念。但是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家庭养老的功能在逐渐弱化。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家庭结构日趋小型化，“四二一”的家庭人口模式越来越普遍，使得家庭养老护理功能日益削弱；住房条件的改善，人口流动的加快，使得我国老年人的空巢比例也持续增加。同时，这些因素又进一步引起代际在供养、居住、照料以及交往和沟通等方式发生变化，原来意义上的家庭养老越来越难以承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因此，需要赋予家庭养老新的含义，探索一种既满足老年人对家庭的依赖感，又缓解子女和社会压力的新型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便应运而生，它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是一种更为理想的养老模式选择。
社区居家养老是以家庭为基础，以社区为载体，以上门服务和社区日托为主要形式，通过科学的组织管理，向社区的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一种养老方式。它将一部分养老功能从家庭向社会转移，是一种社会化的养老模式。社区居家养老仍以家庭供养和自养为主，在居住方式上仍是居住在自己家里，与家庭养老相似，符合老年人的居家需求；同时又可以享受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日间照料、生活护理、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等全方位专业服务。可以说，社区居家养老吸收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和可操作性，使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中安度晚年，迎合了老年人的心理，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养老模式。
三、完善保定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政策建议
保定市于2008年8月出台了《关于开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实施意见（试行）》，并选择了21个社区进行试点，受到市民的普遍欢迎。但总的来说，社区居家养老在我市刚刚起步，处于试点阶段，普及度还不高，也没有成熟的经验模式可以借鉴，同时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意识也相对滞后，未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推进完善。
首先，政府应继续在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建设中发挥主导力量，特别是养老发展规划、扶持政策、财政资助、协调监管等方面。在规划上，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避免盲目发展和重复建设；在财政投入上，要加大力度；再有，要完善并落实适合我市社区居家养老相关的政策和法规。第二，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社区内蕴藏的大量社会资源如各种志愿团体、专业人才以及丰富的场地和设施资源等，都可以用来使老年人在生活得到照料、身体健康得到保障，同时形成与外界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降低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使老年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以及心理上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宿感。第三，完善老年人救助服务系统功能。近年来，我市建立的老年人救助指挥系统是一个成功案例。它是社区服务中心与中国移动联合打造的为全市老年人及弱势群体提供紧急救援、生活帮助以及主动关怀的社区服务平台。目前，市社区服务中心联合中国移动共签约用户2万余个，发放无线救助电话7000余部。它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其先进性、实效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成为众多老人及家庭的期盼。未来应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居家养老服务信息网络，建立包括老年人健康档案、子女联系方式、居家呼叫服务等功能的信息系统，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求助和服务信息沟通。
参考文献：
[1]郑懿.老龄化背景下关于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思考[J].今日南国,2009,(2).
[2]高红.城市老年人社区居家养老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以青岛市为例[J].南京师大学报,2011,(6).
[3]刘益梅.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2011,(7).
[4]祁峰.我国城市居家养老研究与展望[J].经济问题探索,2010,(11).
[5]陈雅丽.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探索及思考——以广州市为例[J].社科纵横,2011,(6).
项目基金：本文为2011年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我市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研究》，（项目批准号：201102099）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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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17日在此间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老龄事业发展,完善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的报告中透露了上述数字。报告阐述,北京自1990年步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逐年增加,目前,北京老年人口已经进入快速增长时期,老龄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报告指出,北京养老服务和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形成,但足与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高龄化快速发展的形势存在很大的差距。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未富先老”、“空巢老人”等现象。
近年来,由于家庭规模小型化、子女外出工作求学增多等原因,身边无子女的纯老年人家庭户正在日益增加。据报告中的调查数字显示,老年人与子女或亲属共同居住生活的占78.3%,空巢老人占21.7%。高龄老人、空巢老人的不断增加,已经成为北京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特征。
人口老龄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养老服务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报告强调,居家养老、社区医疗服务是当前老年人的首选,但是,目前,北京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不全:社区卫生服务站缺医少药,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十分突出,老龄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均不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需求。
仅以养老床位为例,截止2009年底,全北京的老年人口为263.3万人,但是,北京养老床位总数仅为6.46万张,缺口十分严重。
报告表示,北京市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参与老龄事业发展,引导社会资金投入老龄事业,逐步形成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多元化的老龄事业投入机制。
楼市调控关键期决策态度应更鲜明
进入9月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线城市房价仍在高位徘徊的同时,个别地区新建住宅销量大幅增长。
从2006年“国六条”到2008年“国十条”,再到今年出台的“新国十条”,中央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主要目的一直是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而不是打击房地产投资,抑制房地产开发。
文章指出,近年来一些城市房价一路飞涨,民众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越来越难实现,房屋越来越偏离其居住的本质属性,成为少数人谋取暴利的工具。
文章认为,要实现百姓“住有所居”的社会目标,必须对房地产市场的非正常现象进行校正,使房屋向其本质属性回归。而校正的关键是,通过重点打击投机行为,将房价调整到合理水平。
文章强调,尽管房地产业占我国GDP有一定比重,但即便有投机性的房产投资在调控之下退出市场,也不至于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过于强调房地产调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正如过分夸大房地产行业对GDP的贡献一样,是在给调控房价泼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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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品质，实施民政服务品牌建设
服务品牌建设初显成效。结合业务特色和行风建设，全力打造“1+8”民政服务品牌体系，印发了《全区民政系统开展“善治馨香民政”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的通知》，在“社区建设、双拥优抚、养老服务、救助救济、慈善公益、婚姻登记、社会组织、殡葬服务”推出特色服务项目，并通过工作项目化、项目责任化，明确项目责任人，严抓落实。上半年，区婚姻登记处创建的“琴海导航”服务品牌以开展婚姻家庭辅导为抓手，辅导调解34例婚姻家庭纠纷；“春暖梧桐”服务项目依托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培育社会组织8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重思路，深化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社区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在老城区和城市拓展区社区深化“两委两站”组织构架，按照“两委一会多中心”的服务模式在包公街道开展试点工作。在滨湖新区范围内推行“多元共治、居政分离”的社区管理模式，成立了滨湖世纪社区，变“街道—社区”两级管理为大社区一级管理；在居委会层面推行“居政分离、居民自治”，并成立了滨湖世纪社区共治理事会。同时，加强大社区人员配备，上半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考录聘15人充实到滨湖世纪社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着力打造15分钟生活服务圈，努力构建社区公共服务、义务服务、市场服务和政府购买服务四大体系。搭建、延伸公共服务平台做好差异性和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设立社区发展公益金探索外包化购买服务，今年，我区继续安排专项资金为60岁以上城市一类低保、重点优抚对象，免费配送老人手机，发放居家养老服务券。城乡社区标准化建设深入推进。今年3月启动了省精品社区和市标准化示范社区创建工作，明确滨湖世纪社区（街道级）、花园社居委等4个创建单位，并制定下发了创建方案；组织创建单位参加省厅组织的业务培训和外出考察，明确自治导向，严格按照标准，尽快启动工作，确保按时高质量地完成创建任务。社区服务不断深化。建立社区、社团、社工“三社”联动的社会管理运行机制，以专业方法深化公共服务，利用社区服务平台，引入社工和社工组织介入社区服务，提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针对特殊人群开展服务项目。社区老少活动家园和智能化便民服务亭建设全面推进。按照市局统一部署，今年我区建设数分别为30个和39个，现社区“老少活动家园”已全部完成选点工作，10个创建单位已进入招投标环节；社区“智能化便民服务亭”正在开展选址布点工作。同时，正在积极配合相关单位，对去年的计划安装点进行实地走访，对符合安装条件的点，立即启动安装工作；不符合安装条件的点，正在梳理调整。截至目前，我区已完成5座便民服务亭的安装工作。推广统一社区标识。社区服务标识的统一，既提升了社区辨识度，也极大地提高了居民认同感和参与度。今年区政府下拨专款40万元用于21个社区推广标识应用工作，并于6月进入招投标程序，预计年底前全区社区能够实现标识统一应用。
三、重实效，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
五保供养措施有力。全区农村五保供养能力和充分集中供养率均为100%；供养经费按季度超前打卡发放，上半年累计发放244.43万元，全区五保对象年均供养标准达到6000元以上。五保对象长期医疗护理保障制度有序推进，按时完成全区800多名五保对象享受长期医疗护理投保参保工作。五保供养机构建设超序时进度，骆岗敬老院100张床位扩建工程全部完工。医疗救助规范高效。举办业务培训两期，印制发放宣传材料22000份。上半年，累计救助城乡困难居民大、重病人员623人次，累计发放救助资金244.8万元。其中救助低保、五保、重点优抚对象255人次，救助金额107.4万元；救助低收入对象50人次，救助金额34.3万元。新增“一站式”定点医疗机构3家，“一站式”救助318人次，救助金额103万元，占救助总人数、总金额的比例分别为51%和42%，“一站式”平台救助的经费额和人员比例超过省、市要求指标。临时救助填补保障“肓区”。在全市率先试行临时救助街镇审批，临时救助实现方便快捷，有效缓解了低保边缘家庭因病、因灾等原因造成的临时性生活困难问题。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救助152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16.4万元。率先建立“三无”人员保障制度。率先在全市建立城市“三无”人员保障制度，对城市“三无”人员在吃、穿、住、医、葬及教育的等多方面提供生活照顾、物资帮助和精神慰藉。慈善捐助成效明显。及时有效开展赈灾捐款，为四川雅安地震募捐215万元，并全部上解市慈善协会。开展“慈善一日捐”，募集善款87.6万元。上半年，区慈善协会根据市慈善协会安排，发放永辉超市“情暖万家”爱心卡20万元；“六·一”期间，会同区残联对全区50名特困儿童进行对口帮扶，发放慈善慰问金10万元。城市生活无着人员救助步入正轨。建立了“属地管理、首接负责、常态巡查、举报奖励、周报告”五项制度保障流浪乞讨救助常态开展。针对生活无着人员，在辖区重点区域路段和人员密集场所设立救助标识或引导牌，引导流浪乞讨人员接受救助。全面调动社工、网格员、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做好流浪乞讨人员告知、引导、护送及救助工作。进一步完善发现、报告、反应机制，部分重点区域街镇、居村委会建立救助管理联络员制度。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开展有奖举报制度。
四、重创新，强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居家养老服务日趋完善。出台了《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实施办法》；依托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区、街、居分工，三级联动的运营模式日趋成熟。区居家养老呼叫中心运转顺畅，月均服务量1308人次；完善了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制度，拟定《区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实施方案》，通过政府购买和慈善助老，2476人享受居家养老服务。开展“社区养老建设提升年”活动，新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站）8个；推出“区居家养老建设沙龙”，不定期组织街镇、居村、专业社工、加盟企业对养老事业发展建言献策。推进养老服务信息化建设。采集辖区60岁以上老人基本信息3万余条，建立了区级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基本情况月报表制度，居家养老服务开展情况实现了动态管理，同时积极开展高龄独居、高龄空巢、残障失能、低保特困、重病大病、孤寡失独六类特殊老人养老服务需求调查，目前调查信息采集已达2700余条。基层老年工作基础进一步加强。开展“老年协会建设规范年”活动，推进基层老年协会建设，上半年，全区7个镇街成立了老年协会，同时还将协会组织延伸到村居。
五、重活力，推进社会工作体系建设
大力实施“工程”。实施“组织建设”工程，全区街镇均成立了社工协会，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实施“素质提升”工程，积极组织区直相关部门和街（镇）、居（村）工作人员参加职业资格水平考试，与组织部门联合办班，强化考前培训，全区报考人数477人，已取得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人数达62人。实施“强基固本”工程,打造社工人才实训和教育培训“双基地”，先后培训1800余人次，接受300多名大学生前来实习实训。实施“活力辐射”工程，利用报纸、电台、网络和宣传栏等载体，大力宣传社会工作知识；举办“江淮社工宣传周”活动，提高社会工作知晓率。实施“组织孵化”工程，通过社工服务机构培训孵化，吸纳了12家社会服务组织和公益慈善组织入驻，培育孵化了8家社会组织。实施“项目驱动”工程，启动社工服务项目10个，建立司法调解社工站1个，社区社工服务站5个。实施“机制保障”工程，将事业单位社会工作者纳入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待遇保障范围，兑现相应工资待遇，对聘用人员取得社会工作职业资格的，按职业水平等次，每月分别给予100元至400元的补贴。实施“品牌建设”工程，打造了“阅趣馆”、“居家养老”、“琴海导航”、“读书郎俱乐部”、“老少活动家园”等一系列社工服务品牌，直接服务对象达7000余人。规范社会组织登记。截至年6月份，全区依法登记（备案）社会组织293个，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90个，社会团体42个，社区社会组织161个；今年依法办理社团和民非变更登记6家，到期换证43家；批准成立社会团体1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家。实施登记管理改革。重点培养、优先发展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凡申请成立上述社会组织，取消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批，进行直接登记。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挂牌成立了区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建立“区社会组织孵化园”；建设枢纽型社区组织，成立了望湖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大力扶持及人和爱邻社工服务社，免费提供办公场地、减免物管费用；建立区社会组织虚拟孵化园QQ交流群，畅通信息交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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