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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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物；保护体系；保护规划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5-363-0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已经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工作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还不是很长，相关的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就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实践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设性意见，进而探讨一些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体系的规划问题。

一、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传承与发展中华文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对于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全面系统地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体系进行规划研究对于系统完善地认识和保护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现状

近年来，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体系，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见》、《城乡规划法》和《文物保护法》以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全面进入法制化轨道。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在我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由于许多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对这项工作还不是很熟悉，当地居民对保护工作也缺乏必要的认识，因此常会导致在实际保护工作中出现一些片面的理解和错误的做法，而且这些错误往往会导致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一是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工作认识不到位，保护意识薄弱。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领导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缺乏认识，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对立起来，在工作中重建设，轻保护，没能妥善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二是忽视自然环境的保护。每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都是根植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在与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发展中体现价值特色的。但目前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在保护利用之中，却忽视了对其周围自然环境的保护。三是过分强调旅游经济效益，忽视对生活真实性的保护。“旅游开发性破坏”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部分历史建筑逐渐丧失其历史原真性，建造了一批毫无历史文化价值的假古董。这些做法，实际是将十分脆弱的文化遗产作为普通的旅游资源开发，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毁坏了真实的历史遗存，造成了“开发性破坏”。四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滞后。一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由于经费所限，没有及时编制保护规划，在保护整治和建设发展中缺少必要的依据。在保护中往往只注重“点”的保护，而忽视历史环境的整体保护，导致整体风貌被破坏。五是历史文化资源信息档案亟待建立。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对自身拥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底数不清，对资源的种类、数量、年代、工艺、材料等基本信息没有建立档案，导致在保护管理中缺乏科学的安排，影响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

三、关于保护体系规划的探讨与实践

从近年来的保护发展来看，我国城镇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已形成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三个比较全面且健全的层次，保护体系的变化调整是对我国多年城镇和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总结，是实践探索的结果。

1、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体系规划的编制。编制全面覆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且高质量高水平的保护体系规划对于科学有效地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具有重大的战略性意义。

2、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法律法规。即使现在公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明确立法宗旨包含促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与发展，但是毕竟法规效力低于法律，并且缺乏具体实体内容的规定，所以对于如何以动态观规范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举双赢，仍然是普遍存在的一大难题。多年来，各地的实践都表明，单纯 依据《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无法解决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需要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专门制定一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法。

3、健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名街保护监管体系。健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监管体系，需要建立常态化监察和专项整治内部监督制度，实行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责任规划师管理制办法和推进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不力及过失行政问责制。巡察督办是采取直接深入基层和现场的方式来规范执法行为和市场行为。我国在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管理机构建设的同时，完全可以结合国情借鉴国外遗产保护监管机制的成功经验，推行遗产保护责任规划师管理制，这是对保护监管体系的一项必要补充。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不力或因过失导致严重破坏推行行政问责，目的在于确保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权力运作和一切行为决策都能够恪尽职守，有效地保护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

4、需要从不同学科角度来研究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所以在保护过程中需要建筑学、历史学、文化地理学、规划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更为科学有效地保护好这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

5、建立政府与公众参与的保护体系。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是人类重要的文化遗产，政府、社会和公众都有责任对其进行保护，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支持和参与，因此应该变政府“主导保护”为全社会“共同保护”。公众参与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重要方法，应当充分重视，积极鼓励和保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了明显提高，公众参与能够进一步提高保护工作抉择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能够进一步实现保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欢迎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工作，要以更加宽厚的胸怀对待保护工作中来自社会的批评意见。

四、总结与展望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保护将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健康持续发展，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在保护的不断实践中探讨出一套全面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体系规划，逐步构建和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名街的保护体系。

参考文献

[1] 毛静宜.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研究[J].城市规划汇刊，20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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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文化遗产；文化真实性

历史文化街区在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日益得到学术界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比如经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推介活动，自2008年启动至今，已评选出40条历史风貌保护较好且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已入选的40条街区中，有许多街道已成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街保护与发展的典范，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然而“历史文化街区”此一概念却系晚出，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开展。

一、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历史演变

“历史文化街区”是2002年以后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核心概念，其前身为1986年提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雏形大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并于1986年在国务院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被正式提出，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被广泛使用。“历史文化保护区”具体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较完整地体现出某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寨等”。与《内罗毕建议》中“历史地区”类似，历史文化保护区也包括城镇和乡村两类区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关概念影响下形成了“历史地段”概念；1994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正式提出“历史街区”概念，而1996年在安徽黄山屯溪召开的“历史街区保护国际研讨会”则使“历史街区”概念变得家喻户晓并在学术界广受采用；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并于2002年以新颁发的《文物法》为标志真正进入我国名城保护制度。2005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50357—2005，），“历史城区”、“历史地段”、“历史文化街区”等名词均成为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观层面的规范用语。

在2002年《文物法》颁布之前，“历史文化街区”概念依附于“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而存在，主要指城市中划定的一些“历史文化保护区”。2002年，随着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村镇”等概念取代“历史文化保护区”成为我国遗产保护体系中观层面具有法律效力的概念（宏观层面为“历史文化名城”、微观层面为“文物建筑”）。

再后来，2008年国家颁布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其中明确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保护区”概念分化之后形成的适用于城市范围的概念。当然此一概念是一种行政法律术语，更多的是从行政管理当局的角度出发进行定义。

如若跳出行政管理视角，历史文化街区似应该包括至少以下三个方面的涵义： 首先，历史街区是个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街区，以此来区别其他一般的街区； 其次，历史街区是个区域概念，是由街道及周围社区共同构成的区域，这与单体的建筑或院落是不同的； 第三，历史街区是个生活性社区，代表一种长期形成的开放居住形态。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学术及实践指导意义，其后，随着围绕此一概念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中观层面的保护制度。此一制度在我国名城保护体系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微观层面的扩展，也为宏观层面保护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它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建筑保护制度的接轨，标志着我国名城保护体系（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真正建立。

二、目前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中的若干误区

目前我国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日益受到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出现了种种“隐藏”的误区，其危害程度不亚于大拆大建，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街区和建筑“流水线”化。规划上强调“原汁原味”，而实际操作却是粗制滥造，装饰贴面及线条等都以涂料代之，复杂的砖雕、木雕都被简略，而大量旧屋拆下来的装饰构件本可利用却都成了垃圾。把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简单化、模式化，搞成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一样。

二是过度“商业化”。历史文化街区过度商业化在我国早已被人诟病，但因投入巨大需要收回成本和经济利益驱动，该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解决，近几年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体现在以前是店铺充斥、“千铺一面”，现在则是把一些大宅院改造成高端会所、星级酒店，成为少数人把玩的“风雅”，拒老百姓于门外。

三是街区“空壳化”。一些改造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发现除了商铺酒店就是博物馆或名人故居，完全为旅游服务。原住民被完全迁出，很多原有的社区服务功能被清除，腾出地方搞旅游配套。游客一走，整个街区就是一个“空壳”。如此“保护”，只能保存一些文化碎片，但其中精髓早已不在，更谈不上传承。

三、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贯彻的若干原则

第一，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历史文化街区应当努力保护文化遗产，尽量保存真正的历史原物，对历史建筑进行抢救、维护、修整，不可将仿古造假当成保护的手段，混淆视听，误导游客。历史文化街区中大量的历史遗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城市建设、发展旅游业必须以文物保护作为前提，必须坚持：当保护和建设发生矛盾时，宁肯放弃经济利益，也不做危害历史遗产的开发行为。

第二，坚持科学开发的原则。对历史文化街区坚持保护为主的原则，并不排斥对其进行科学的开发行为，事实上，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科学的利用，是实现对其保护的根本保证。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最终目的是利用，充分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而旅游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这种教育媒介的作用，科学地开发是实现保护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

第三，坚持可持续性发展原则。可持续性发展既是发展的原则，又是保护的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开发时要有明确的计划性，注重保护与开发行为的连续性。同时可持续性发展要求保护和开发的协调性，主要是各责任主体在具体工作中的协调，充分发挥政府主导的协调管理能力，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发展给予有力的保证。尤其要注意的是，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成片的地区，有大量居民在其间生活，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有其特有的社区文化，不能只保护那些历史建筑的躯壳，还应该保存它承载的文化，保护非物质形态的内容，保存文化多样性。这就要维护社区传统，改善生活环境，促进地区经济活力。

四、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特殊方法

1.保护外貌、整修内部，历史街区的历史建筑不必像文物那样一切维持原状，可以进行室内的更新改造，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对历史性建筑要按原样维修整饰，对那些改动不合理的地方，维修时可恢复其原貌或原来的风格，对有悖于历史风貌的新建建筑可以适当改造，恢复历史原来的风格。

2.积极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这个问题不解决，居民就很难在这里继续生活，街区就会失去生气和活力，变得死气沉沉，保护就成了一句空话，失去其积极意义。

3.要逐步整治，反对大拆大建。之所以提倡逐步整治的方法，是为了精心设计与施工，保存更多的真实历史遗存，也是为从容筹集资金，减轻政府压力，更是为保存和延续社区文化，保护其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未来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的发展趋势

为了开发好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旅游，必须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自身历史文化特色来进行整体规划定位、明确开发思路、制定经营策略。

多学科共同参与，科学规划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作。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它的保护与开发绝不是简单的规划问题，而是一个综合的社会实践。因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工作应当认真听取历史、文化、旅游、规划等各个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的意见，综合考虑历史文化街区的居住、文化、旅游等多项职能，同时结合街区的建筑保护规划、街区发展历史渊源、区域城市规划等多种条件，明确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定位和发展方向。

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多样性和真实性，努力形成历史文化街区点、线、面立体化保护格局。

一方面，各级行政部门应当通过制订历史文化街区的科学保护规划，从整体上做好其保护工作。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重点文物保护等文化遗产保护形式结合起来，真正将各项保护措施落实到位，形成点、线、面结合的立体化保护格局。另一方面，应当提倡在保护好文物建筑的同时，注重保护传统民居及其环境，将具有突出价值的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实施整体保护。不仅保护物质文化遗产，还要保护与之相联系的、活态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如街区居民和睦的邻里关系、古朴的生活情趣和传统的节庆风俗等等，防止街区文化环境解体和空壳化倾向。其实，历史文化街区的人文生态环境恰恰是游客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对象所在，最大限度地保护保存街区的文化生态也就是在保护最为核心的文化旅游资源。

完善利益相关者机制，充分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来参与保护与开发工作。

和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相比，历史文化街区特殊之处在于当地居民仍居住其中，当地居民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主人，享有知情权和管理参与权。要积极取得社会公众特别是当地居民的参与，注重培养当地的志愿者队伍，激发他们对故土的热爱和自豪感。要通过加强传统民居建筑维修、完善生活基础设施、改善社区生态环境等措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增强历史文化街区的吸引力和公众参与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4.因地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文化旅游经营策略

每条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与发展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能够在岁月洗礼下生存和发展，必有其独特的文化氛围和产业特色。历史文化街区发展的成败事实证明，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打造特色文化旅游休闲品牌，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文化，实现历史文化街区的经济复兴，才能使历史文化街区重新焕发生机活力。因此在业态选择上要结合传统文化，引进有特色、有内涵、有品牌、有聚集效应的商户；要积极鼓励回迁居民，以下店上坊、前店后坊等形式恢复传统器物的生产加工场景；要结合历史文化街区的景观元素，引进合适的业态，为游客提供配套服务。

总之，历史文化街区必须注重把握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微妙平衡，努力做到趋利避害，实现“以保护促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理想目标。

参考文献：

[1] 王景慧.历史文化街区要活态保护[J]，中华民居，2010（8）：84-89.

[2] 戴湘毅.历史街区的文化意象及其旅游发展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7-10.

[3] 顾军，苑利.文化遗产报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念与实践[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2-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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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生建.历史文化街区的传承式开发策划——以潍坊十笏园街区为例[J]， 古建园林技术，2010（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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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单霁翔.保护历史文化街区 延续城市发展文脉[N]， 中国文化报，20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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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同时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是纵贯滇、藏、川等地区的主要商贸通道。其无论是在历史文化发展中，还是在文化景观形成中都具有重要地位。本文就将针对云南茶马古道遗产的构建进行简单分析，并且就其与茶文化旅游的合作现状进行阐述，提出未来有效的发展对策，以期促进我国云南茶马古道遗产廊道的构建，推动该地区与茶文化旅游资源的结合与合作，从而将我国茶马古道遗产文化和茶文化推向世界，促进两种文化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

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茶文化旅游

茶马古道是唐宋之后，就形成的一条重要民间贸易通道，其辐射了我国云南、、四川西南部的边疆地区，并且也涉及到了缅甸、印度以及南亚和东南亚国家。所以在这条茶马古道中，可以分出川藏道以及滇藏道。这条茶马古道将汉族、藏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彝族等众多民族联系在一起，对我国边疆事业的进步以及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所以在这样长期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茶马古道也形成了极具自身独特文化特点的民族文化，这一文化如今已经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而茶马古道的发展必然离不开茶文化以及茶历史，所以当时茶产区的茶道主要是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到大理白族自治州之间的这段线路。如何将云南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廊道进行挖掘与发扬，同时与茶文化旅游本身结合起来，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1茶马古道遗产构建

1.1遗产廊道构建的概念

实际上，茶马古道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早已形成了现状区域范围形式。所以人们在对其进行保护的时候，可以按照茶马古道所在线路串联起相应的历史文化遗产元素，进而对其进行相应的保护和挖掘。首先，分析遗产廊道的概念。其最早起源于美国，是对区域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而我国定义遗产廊道，则可以简单理解为拥有者极其特殊文化资源与历史内涵的线性景观，其不仅仅具有明显的经济中心，同时该地区的旅游资源也相对丰富，老旧建筑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修建与再利用，从而将该地区周围的环境进行改变。所以我国在对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就采用了这一原则与方法，并非对其进行局部或者点的保护，而是对整个滇藏茶马古道实现全方位的保护，从自然、文化以及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其形成的保护体系。

1.2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的重要意义

从历史文化遗产的角度分析滇藏地区茶马古道，可以发现云南茶马古道的保护与遗产的构建是势在必行的，其意义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滇藏地区茶马古道的特点与遗产廊道所要保护的特征有着较强的相似性。正因为云南茶马古道呈现出线性特点，所以其与传统的遗产区域保护形成了本质的区别。之所以按照廊道形式对其进行保护，是因为其本身没有具体的尺度与标准，整个线性文化遗产区域都是值得保护的。在整个遗产廊道当中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茶文化旅游资源、自然资源以及休闲娱乐资源，这些丰富资源足以构成和突出云南茶马古道遗产资源的丰富历史内涵，也体现出该地区独特的经济价值与自然文化价值。云南茶马古道主要是在滇藏道部分，所以这一部分有着丰富的茶文化资源。云南西双版纳有着众多的古老茶园，而这形成的茶文化本身兼具文化、经济、旅游等多重使命。其二，云南茶马古道本身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滇藏段茶马古道联系了我国众多民族，同时也是这些民族和谐关系建立以及民族团结形成的见证。此外这些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都是通过茶马古道实现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其构成了众多地区、众多民族经济上的依赖性与依存性。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茶马古道更是将我国西部文化最为原生态的内容保留与体现了出来。所以茶马古道在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其三，从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云南茶马古道确实将西双版纳、临沧地区这类重要的茶叶种植区域、生产区域联系了起来。在这一线路当中融合了众多自然遗产与文化资源。该地区茶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都是通过茶马古道完成与实现的。所以最初的茶叶贸易往来与茶叶市场开拓都离不开茶马古道的存在。

1.3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的必要性

1.3.1有利于完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在我国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中，并没有对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类大尺度的线性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所以这就足以看出我国对其的关注程度不够，并没有意识到历史文化遗产廊道保护的重要性。故而针对这一现象对云南茶马古道进行保护与构建有利于填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规体系的空白。

1.3.2实现云南茶马古道保护目标的合适之举

通过对茶马古道进行遗产构建，有利于滇藏茶马古道保护目标的实现。因为滇藏茶马古道沿线的所有地区，都因为城市化的加快，引发了茶马古道被破坏与消失。现代化交通方式的更新与建设更是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湮没。复古而对茶马古道中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实际上也是对茶马古道进行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的重要举措。

1.3.3有利于保护茶马古道大量的线形文化景观

茶马古道线性文化景观包括沿线的区域自然以及文化景观，所以实际上对这条廊道进行整体的遗产构建，还可以对沿线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繁荣与发展提供保障。通过构建人文生态系统，弘扬并传承该地区的历史文化，推动该地区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旅游经济的活力焕发，实现了该地区旅游事业的大进步与大发展。

2云南茶马古道遗产构建与茶文化旅游的结合

2.1茶树茶园以及制茶商号

云南的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等地区，都是我国茶叶种植的主要园区，同时其本身有着较大面积的古老茶树和茶园。红河以及文山等地还有这众多的古茶树分布。所以云南作为我国乃至世界茶树的原产地，其不仅仅是茶叶文化发展的发源地，更是珍贵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的发源地。尤其是西双版纳，其古茶园面积约为8万亩之多，同时也有较多的野生古茶树和后来栽培的老茶树。而普洱市也存在大量的古茶树，其分布于无量山以及澜沧江两岸的原始森林当中。所以近些年来，以西双版纳为代表的云南地区充分挖掘茶文化旅游资源，西双版纳除了以热带雨林为主要旅游资源之外，更是将许多茶园进行开放，以期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带动该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同时正因为得益于茶马古道的存在，许多本想沿茶马古道探究旅游文化的游客，也会到云南地区之后，注重该地区茶文化的历史与发展，从而将茶马古道遗产与茶文化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

2.2以滇藏茶马古道遗产廊道为中心辐射旅游资源开发

从宏观上需要对茶马古道的主要辐射范围进行把握，然后对其周围的旅游资源进行相应的开发。由于茶马古道线路上存在许多节点，所以必须要在遗产廊道的构建上选择多个主题，这样才能以茶马古道为主要历史背景，对不同的廊道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对茶马古道遗产文化的挖掘，打造出最符合茶马古道实际文化内涵的资源开发形式。

2.3对遗产资源进行评估且设置文化遗产保护点

相关部门应该对该地区的遗产资源进行摸底，这样才能清楚了解云南茶马古道所拥有的实际资源。通过掌握遗产廊道的情况，将其中的历史文化元素挖掘出来，。然后通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国家以及省级文物保护点、非物质文化保护等多种形式对文化遗产进行界定，从而有选择地对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比如该地区的风俗习惯、茶文化发展、风情风俗等，都可以成为对茶马古道遗产资源评估的重要参数。

2.4注重滇藏茶马古道历史价值与现代价值

滇藏茶马古道的价值，可以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也可以从现代价值的角度进行分析。茶马古道本身蕴含着满足现代人需求的内容，其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发展的基础。许多人来到茶马古道一探究竟，既是被其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所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对茶马古道最初的茶文化有所体会和了解。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茶文化的发源地，在我国云南等地进行茶文化的了解，并且以茶马古道作为依托，更是满足了人们对现代文明的需求。

2.5对茶马古道腹心区文化遗产廊道进行保护

在对茶马古道文化遗产廊道进行保护的时候，并不是一味地对所有的地域进行保护，而是有选择地开展保护工作。茶马古道是线性景观，所以其蜿蜒于崇山峻岭以及河流峡谷当中，所以涉及到了许多行政区域。若一味进行保护，将使得每一地区都无法得到全方位的关注。故而应该对茶马古道腹心区进行重点保护，注重层次的划分。比如可以对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这类不仅是茶马古道必经之路，更是茶文化发源地的地区进行重点保护，从而围绕地区的文化资源、旅游资源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资源进行全面开放。

3结束语

云南茶马古道是我国重要的茶马古道，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而云南地区茶马古道除了具有独特的历史资源之外，更是有茶文化的最初形态，故而我国除了要建立对云南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构建，更应该将云南地区独特的茶叶文化和旅游资源结合起来。通过以茶马古道为依托，发展该地区的茶文化旅游经济，从而促进我国茶马古道在世界知名度的提升。既实现了对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将该地区的茶文化发扬光大。

作者：高远 单位：云南经济管理学院财经商贸学院

参考文献

[1]余剑明.云南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的现状与保护[J].中国文化遗产,2010,04:9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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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运用哲学中“互补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就当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给出更加综合全面的方

法论指导原则。以“系统论与还原论”为基础，提出了历史文化遗产“整体保护”观念以及在保护过程中建立“复合层次性保护结构”的方法。

“认识世界，解决问题，一刻也离不开方法”。哲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各种方法之后，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方法论思想。但是把这些方法论研究的成果摆在一起相互校正，我们常常发现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难以避免地会提出内容或形式恰好相反(互斥)的方法论思想或体系。在逐渐认识到这一规律后，哲学界提出了“互补方法论”研究。其主要思想就是“在宏观和多重视角下，在原来相互排斥的方法论之间发现彼此观点上的互补性，通过比较和澄明使各种方法论之间保持恰当的，必要的张力，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更加全面完整的解决之道”。它的提出是人类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只有当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把握现实的能力比较发达时，才能产生对不同的方法，对它们的应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和可能。也就是说，它并不是提出某种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解决了我们对于各类看起来都“言之有理”的方法论的认识态度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它的思想使我们的研究工作避免了方法论上的“先天缺陷”，其运用将是广泛的。

“系统观和还原论”就是一对互补的方法论思想。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分析为主的思维方式和以综合为主的思维方式”交替出现。近代科学的进步，是依靠经验的和机械论的思维方式达到的，分析还原论是主要手段。而现代科学的发展，却将系统观指导下的“以综合为主的整体”思维方式作为重要的方法论基础。“互补方法论”原理，认为系统论和还原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它提出，“真正的系统观应该是与还原论互补的，它不排斥并且还借助谨严精细的分析手段，还原论是研究的基础。在充分利用还原论的基础上，促使系统观上升为主导思想。”

我国历史遗产保护过程中面临一些认识上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客观全面评价历史遗产的价值，协调绝对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的认识矛盾。通过“互补方法论”的运用，可以获得认识与方法上的跃进。

1系统整体性与历史遗产“整体保护”观念的形成

目前我国的遗产概念在对一些重要环节和内容的理解上，由于价值认识的不完整，而出现了概念的脱节，使保护体系存在明显的缺失。最主要的就是对建筑遗产中“艺术价值与历史信息真实性价值，社会主流历史价值与平民、大众历史价值”的理解。可以说，我国到目前为止，获得官方认同的仍然是“文物古迹的艺术、教育的价值以及精英文化价值”。这种认识基本忽略历史遗产中作为建筑物质实体而存在的特征，割裂了它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它们当做古董冷藏起来。这种人为的割裂和分解导致我们的保护观念滞后，进而造成保护方法和政策措施的片面。以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应该建立“整体保护”的意识。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完整的认识历史遗产综合价值。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了《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在第二章保护原则第二条价值中详细列出了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见表1)

2)从保护的硬件来看，参照国外历史文化遗产概念的形成，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应该包含:有形遗产保护和无形遗产保护两大类。有形遗产包括:历史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名城保以及它们中的精华“世界遗产”四大层次。建筑遗产包括:文物建筑和历史建筑。

在我国就建筑遗产而言，除了《文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保护内容(文物建筑)之外，还应该包括一般性历史遗存，即建立“历史建筑”保护概念。其实早在1999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 )已经通过《保护民间建筑的国际》明确了对一般传统历史建筑的保护。适时的将“文物古迹”保护概念拓展为“建筑遗产”保护概念，有助于完善遗产的系统。

3)从软件来看，由于许多历史古迹、文化遗产是与它的环境同时存在的。从文化信息来说，保护历史遗迹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历史信息。单体文物建筑所传承的历史信息是有限的，许多信息则承载于古迹周围的环境、区域的街区形态和结构，甚至包括在城市的景观风貌中。所以，我们必须以整体保护的观念看待历史环境保护。张松先生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谈到，“历史环境保护，是从文物保护出发，保护与此有关的建筑、建筑群、街巷、广场和历史街区，……历史环境保护不是要绝对地保护某些特定的建筑，而是要从整体上保护城镇特色”。

4)从保护脉络上看，保护遗产从保护建筑艺术珍品，如宫殿、教堂、官邸、寺庙等建筑艺术精品，发展到保护反映普通人生活的一般历史建筑，如祠庙、会馆、民居、作坊等;从保护单体的文物建筑，到保护建筑物周围的历史环境，再发展到保护成片的历史街区，直至保护完整的古城，这也是国际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要发展脉络。

2系统的层次性与保护结构的建设

富于生命力的系统都一必须建立“复合等级结构”的体系，因为组织性的维持和发展，有赖于一个连续的等级结构。我国历史遗产的保护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也有待加强。

1)在遗产保护学科建设上，“遗产保护学”已形成一门专门的综合性强，跨“文、理、工、管”的新兴交叉学科。早在1973年印尼著名的婆罗浮屠(千佛坛)维修工程中，在修复设计之前，进行筹备工作涉及的学科就包括:航摄照片分析，考古学，建筑学，化学，保护技术，工程地震学，基础工程学，工艺学，园林规划，微生物学，气象学，岩相学，物理学，土壤力学，测量学，地球摄影测量学;而修复过程中还涉及到修复材料学、修复技术工艺学、修复经济学及修复施工管理学等一系列相关学科。

21世纪，各国遗产保护学发展迅速，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具有“学科交叉性进一步突出，向着跨学科综合性的模式发展;基础保护科学理论进一步系统化以及实用技术与科学理论交融发展”三大特点。

在基础理论层面，保护活动的复杂性使得一系列文化精神的再领悟成为可能。21世纪的修复活动进人哲学高度思维的阶段，特别是“建筑的地域性受到重视，使保护学与地域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社会科技条件等相关学科关联”。(摘自O.N普鲁金《21世纪文物建筑修复》)

在保护方法上，比如说:新的建筑修复方法将不断在新材料、新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完善;历史建筑再利用设计方法研究已明显脱离了单纯的文物修复范畴，设计手法日趋多样化，丰富了当代建筑创作的语言，成为当代建筑设计的重要分支。

在实用技术方面:拓展对文物建筑损坏机理、过程、产物、结构、缓蚀机理、作用过程等方面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专门理论体系。根据保护领域对材料性能的要求，拓展文物保护的材料、方法及技术。

在相关的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方面:“从对纪念性建筑的关注开始，朝着关注城市和城市生活的方向发展，挖掘历史建筑本身深层的与城市发展脉络相通的生活结构问题”，是现代城市规划和历史遗产保护理论双方面都要着重研究的课题。

在遗产管理方面:从遗产保护中法律建设、管理机制的完善到以城市发展角度进行“城市策划以及城市特色区域开发更新”等城市课题都将深人遗产保护研究。

2)管理机制的“多层次，多途径”。既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有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的体系化管

理;又有社会专家社团以及市民良好的公众参与途径;还要有宣传机构的舆论监督等。

在西方保护遗产已经从“很大程度上依靠具有专业知识的专家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专业保护体系转变成一套由行政管理体系、资金保障体系、监督体系、公众参与的社会化体系组成的综合保护体系”。

在法国，当巴黎的民居面临毁灭的厄难时，巴黎人挺身而出，在报上写文章，办展览，成立街区的保护组织(如历史住宅协会、老房子协会等等)，宣传他们的观点。巴黎人认为，正是这些老屋、老街，构成了”历史文化空间”。在城市修复古迹的活动中，年轻人的历史文化敏感度提高了，保护古迹的意识增强了。这是一种文化熏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环。

3)保护与再利用方式的分级化。就历史建筑本身，就包括多个层次(见表2)

3“还原论”方法论对历史建筑保护方法研究的指导

我们认识事物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还在于应用于社会的操作性研究，“前者致力于对社会活动及其产物的理解，探究其中的意义;后者着重为社会活动提供预测，评价和方案。”历史遗产保护具体到实际的操作层面，我们就要借助于还原论方法。

通过对保护历史遗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分别思考，我认为如果将这些问题纳人一个大系统中间的子系统来看，可以把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原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文物建筑综合价值量化评估登录方法的探讨;保护资金多渠道方法的探讨;历史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公共参与和民主决策以及建筑设计与技术层面的有关古建筑修复技术研究;新老建筑相结合的设计方法论研究等多个层面。这中间通过周密的调查，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料，运用数学工具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获得多种更具适应性的方法。

比如，针对我国传统历史遗产保护理论中有关文物建筑保护分级管理原则在指导具体工作的过程中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建立综合价值评估体系的基本构想”。

该构想指出，制定综合评价标准，将“决定和影响历史性建筑综合价值的大量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复杂因素层次化，条理化，并能够区分它们各自对评价目标影响的重要程度，并对评价的因素进行恰当的，方便的量化处理”，将得出我们在保护和再利用不同历史建筑的时候有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它不仅可以决定历史建筑的保护级别，还可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管理方法，不同的开发经营模式。发挥社会上各种可利用的资金和人员力量让全社会参与历史建筑的保护。

具体评估内容基本包括以下部分:

1)历史遗产内在价值评估，包括:按“历史价值，建筑美学，艺术价值，科学修复价值”的高低进行分档打分，归人一定的等级。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评定。

2)历史遗产社会价值评估，包括:按本身所处地区，是“中心城市，一般乡镇，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街区，或者农村”等地理位置条件打分;按该文物在城市历史中所处对比历史价值，保存文物现状和多少打分;按文物在现在城市规划布局中是否纳人“重点历史保护规划区及建筑设计相关的历史城市规划因素”打分等。对以上价值的认定通过固定的专家团和市民代表共同评定。

3)再利用可行性价值评估，包括:区域地块土地旅游，商业利用价值调查，建立评估体系。对原有结构可靠性和结构适应性进行评估;再利用设计方案效益比较评估(按建筑预设计效益评估方式操作，加强对比性);再利用建设成本对比性评估以及加改建部分与文物建筑的适应性评估等。

篇5

[关键词]遗产保护；国际经验；西安

[中图分类号]G2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24-0112-05

拥有3000年建城史、上千年建都史的西安是世界四大古都之一，时间的流逝使古都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浸透着历史的厚重。目前，西安登记在册的文物点达2944处，再现了西安城市发展历程。保护文化遗产，将之真实、完整地传承后世是当代人的职责。研究和借鉴国际成熟的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对于西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国际遗产保护经验

(一)不断扩展的遗产类型

“遗产”是个古老的名词，在传统遗产观中，遗产只是一种私有、珍贵的物质财富。随着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和发展，人们通过对古代遗存的发掘和研究。使得古代的文化内涵和价值通过考古研究得以不断揭示，人们认识到遗产包含着过去世代累积的信息。这一转变促使遗产由私有物质财富内涵转向具有重要历史文化内涵的公共财物，人们认识到遗产是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需要人们共同热爱、世代传承。

随着遗产观的转变，遗产类型也大大扩展。在世界范围内，虽然文物建筑和历史纪念物很早就得到了保护，但是这些遗产真正得到科学保护则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百年间。1933年，国际建协通过《关于历史纪念物修复的雅典》指出：“好的建筑，不管是建筑单体还是建筑群，都应该得到保护免受损毁。”1964年，《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则进一步指出：“历史古迹的概念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将历史古迹的范围由建筑物扩展至一定环境。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行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将遗产分为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两类，并指出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古迹、建筑群、遗址三大类。此后，随着遗产观的转变，遗产的类型又增加了文化、自然双遗产，特殊遗产(包括遗产运河、文化线路、文化景观)。在此过程中，文化遗产的类型由最初的单体建筑物扩展到历史城区，由古代遗产扩展到近现代遗产，由城市遗产扩展到乡村遗产，特别是文化景观和文化线路的提出。使人类对遗产的价值认识由历史纪念物向文化多样性转变，反映了人类遗产观的不断扩展。

人类对可见、可感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加以重视的同时，也开始关注那些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的文明创造物。最早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努力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2003年，UNESCO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人类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更为全面。

遗产观的转变，遗产类型的扩展使国际范围内的遗产保护工作了获得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二)合理的资金保障制度

国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资金投入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机制，从而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在发达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各级政府，并与立法相结合，确保资金得到保障。美国对文化遗产的管理采用国家公园制度。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手册》明确规定，国家公园是社会公益事业，不同于以赢利为目的的旅游开发区，国家公园的保护经费由联邦政府拨给国家公园管理局。这样，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每年联邦政府拨20亿美元保护经费给国家公园管理局。与此同时，联邦政府还通过税费减免和降低门票价格等措施，鼓励社会各界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投资。在英国和日本，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提供的财政专项拨款和贷款，是保护资金最重要的来源，款额巨大，并呈逐年上升趋势。如在日本，规定对传统建筑群保护地区的补助费用，国家及地方政府各承担50％；对《古都保护法》所确定的保存地区，国家出资80％，地方政府负担20％。英国遗产保护协会2000年总收入中政府拨款高达79.1％。为了确保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长期投入，英国还通过立法来保障。1982-1990年的13项有关保护的重要法令或法令修正案中，有一半以上的法令明确规定了用于保护的补助金额或比例，由此可见资金保障已成为英国保护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除政府投入外，发达国家的遗产保护资金来源非常多样，有国民信托组织(慈善机构)、各种形式的个人和团体基金会、减免税收等形式。在英国，发行遗产彩票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形式。仅此一项在1995-2005年的10年内收入58亿美元，资助了16700多个文化遗产项目。基金组织也是遗产保护资金的重要来源。日本于1990年创立了艺术文化振兴基金，由政府出资500亿日元，民间捐款120亿日元。通过基金运作等效益，援助文化单位的活动，为包括博物馆在内的许多文化和艺术团体提供经济支持。美国大部分博物馆能保持财务状况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引入基金有关。美国一些博物馆往往由多种基金配合运行。例如丹佛艺术馆就拥有近30种基金。一般博物馆使用本金以外的部分利息和投资效益来维持博物馆的日常运作，并将余下的利息和收益充实到本金中，保证基金的稳定增长。这使博物馆对于财政拨款的依赖大大减弱，而自身造血功能也大大增强。

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遗产保护的投入也非常重视。如印度于1996年成立“国家文化基金会”，通过免税形式鼓励国内外团体进行捐助。在埃及，旅游点门票收入的90％上交国库，再返还给文化遗产部门。用于文化遗产保护。每年国家拨给伊斯兰教建筑维修保护的经费达3500多万埃镑，古埃及文化遗存及其他文化遗产的保护则是另行拨款。此外，埃及政府还在积极寻求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埃及世界遗产的帮助。努比亚遗址成功迁移耗资3亿美元，就是埃及政府运用国际资金保护本国遗产的范例。

(三)遗产保护与利用

开发与保护、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等相关问题，都会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产生重要影响。将文化遗产“供”起来固然是一种保护方式。但只能是少数的，较为现实的是恰当地利用，才能得到更好地保护，并赋予新的特色。许多国家不仅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注意遗产的合理利用。将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相结合，以实现历史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旅游业是意大利国民经济的支柱之一。每年可提供180万个固定和季节性的劳动岗位，收入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每年吸引世界各地近4000万游客，直接创汇约300亿欧元。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意大利旅游业成功的关键所在。作为世界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国，意大利主要采取对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其原则是不改变遗址古迹的原貌，以遗址公园或博物馆等形式将出土时的原状全面、完整地保护起来，对物质文化遗产决不搞什么重建或“修复”。这是因为意大利人认为，遗迹的历史真实性在于它所传达的历史信息的真实无改变。位于罗马市中心的著名古罗马广场遗址，除了凸凹不平的石板路、恺撒将军空无一物的墓室和仍然傲立苍穹的元老院石质门柱等少数遗迹之外，其余几乎全部是当年各类公共建筑物的残墙和基址。但这样的废墟，却强烈地折射出古罗马文化的辉煌。每年有数百万游客来此参观。在这里感受历史。怀古思今。

在法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由初期的留存历史逐渐发展为价值再现，由建筑单体保护向历史环境保护发展，通过保护区制度实现国家对建筑、城市、风景遗产的保护。这种对遗产的保护和对文化的崇尚彰显了法国民众的文化品位，提升了国家文化的品牌效应，对促进法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法国，2006年接待7800万外国游客，当年法国旅游收入高达350亿欧元，蝉联“世界第一旅游目的地国”称号。文化遗产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四)重视文化遗产宣传’

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有赖于地方公众的参与，通过遗产文化的教育普及，可以提高地方公众的认知水平和保护意识。欧洲国家在文化遗产知识的普及上非常重视信息交流的畅通。1984年，法国人设立了首个文化遗产日(每年9月的第三个周末)。法国的文化遗产日活动旨在引导和动员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公民在免费观赏国家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增强了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此类活动得到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积极响应，1991年，欧洲理事会确立了欧洲文化遗产日，目前40多个欧洲国家每年都每年在9月的第三个周末定期举办此活动，“文化遗产日”活动已遍及欧洲。自2000年1月1日起。法国33个国立博物馆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向公众免费开放。法国的文化遗产景点不仅免费向游客提供可读性很强的各种语言版本的导游手册，还为团队提供导游，向观众出租各主要语种的解说词单放机。出售各种与展览有关的视频、音像制品。意大利则每年举办“春天”、“夏日”、“秋实”或“冬眠”等各种遗产保护主题活动，意大利文化部每年组织一个文化周活动。活动期间所有公立博物馆向公众免费开放。意大利有一些保护历史城市和古建筑的民间团体，如“我们的意大利”在全国有200个分会、2000多个会员。该组织在推动政府建立法律、健全制度、保护遗产、社会宣传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丹麦也是一个深具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国家，该国出版的考古书籍中普及性知识内容比例超过1／3。

大量的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使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与作用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保护运动由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五)以遗址公园形式保护大型遗址

以遗址公园形式保护大型考古遗址是国外比较成熟的保护方式。如世界文化遗产雅典卫城考古遗址公园、吴哥窟遗址、塔克西拉考古遗址公园、庞贝考古遗址公园、迦太基考古遗址公园、杜加考古遗址公园、沃吕比利斯考古遗址公园等。

日本国情与我国有相似之处。都以土遗址为主。遗址保护始于1922年。但直至20世纪60年代，遗址保护工作主要是设置标识、说明牌、境标、围栏等。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加速土地开发，使遗址保护受到巨大冲击，连著名的平城宫遗址都曾一度受到威胁。在这种形势下，遗址展示与利用的重要性逐渐显现。一方面，要通过多种展示手段的综合运用，将遗址以更加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普通参观者；另一方面，通过对遗址整体景观的精心塑造，使其成为令人流连忘返的游览胜地。吉野里历史公园、飞鸟公园等都是日本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代表性作品。吉野里历史公园是日本史迹整备的集大成者，通过复原修建及保存吉野里遗址，从宏大的环壕部落里让人看到日本历史的源头。通过整备具有弥生时代气氛的景观，使其成为充满历史浪漫情调和魅力的风景公园，通过建立展示参观、体验学习等设施创造新的历史文化。吉野里的基本方针之一是“基于发掘和调查成果，不断成长和发展”，而现在复原整备的内容无非是一种暂时的形式。现在的吉野里遗址公园年接待70万左右的游客，已成为深受游客欢迎的遗址胜地。

二、国际遗产保护经验对西安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

(一)建立完善的城市遗产体系

中国法定的文化遗产体系可分为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地区、历史文化名城三级。作为华夏民族精神故乡的西安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拥有4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众多的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文化遗产保护在西安已成为全体市民的共识，现有文物保护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了西安城市的价值，构建了西安的城市形象。但是，如果以国外先进的遗产理念来看，西安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还显得不够完善。城市形象单一凸显“汉唐古都”，对于后都城时代的西安表现不够充分；从遗产覆盖的时代来看。主要也集中在汉唐时代，十六国时期、宋元时期、近现代等时期的文物则较少；从文化主题来看，主要体现佛、道、伊斯兰等宗教文化内容，缺乏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遗产类型，如对20世纪遗产的保护。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却忽视了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之见证。2008年，西安市级文化保护单位的公布将八处优秀近现代建筑列入市级保护单位名单，表明了西安文保工作遗产理念的发展。但是与人类多样纷繁的社会实践相比，现有的遗产名单显得过于单一。总之，当前西安遗产保护事业明显存在遗产体系不够完善、遗产类型不够平衡、代表性不够全面等问题。这也正是我国遗产保护事业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正如学者们所呼吁：“我国城市遗产保护已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从更高标准要求来看，则还显得缺乏完整的体系和丰富的层次。使得城市文化遗产这部交响乐显得单薄并缺乏力度。”

学习国际先进的遗产保护理念，以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遗产观加强遗产普查与研究，构建完整、系统的城市遗产体系是西安遗产保护工作急需开展的课题。

(二)建立西安城市文化遗产保护资金多样化投入制度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产保护资金的充足与否。对于西安这样的文化遗产集中、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西部城市来说，汲取世界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多渠道筹措保护资金是可行的方法。

其一，争取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为社会提供文化服务的非赢利性社会公益事业，从国际惯例来看，公共财政投入是文化遗产保护中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以财政拨 款的形式给予有力支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08年我国GDP为33700亿美元，总额居全球第三位，国家经济实力已足以保证文化遗产的投入。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不断提高，作为世界大国之一。中国要更多承担为了全人类而进行遗产保护的重任。西安作为文化遗产特别集中的地区。遗产保护任务繁重，但其经济实力不足以独自承担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理应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当然，西安市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大对文化遗产的资金保障力度。

其二，争取发行文化遗产保护彩票。如前所述，英国文化遗产保护资金来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遗产彩票的发行，自彩票发行以来遗产项目得到了超过58亿美元的资助。此外，意大利法定彩票收入的8％作为文物保护资金，仅此一项每年就有15亿欧元的经费(约合人民币150亿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遗产专家郭旃表示：“保护遗产需要很大的资金来源，动员社会进行捐助等方式是暂时性的，彩票基金才是永久性的形式。”

其三，积极寻求国际援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有关规定成立了世界遗产基金会。为世界各地濒危文化遗产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及时拯救了大批珍贵遗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泛美银行等多家机构也积极为保护各国文化遗产提供资金支持。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慷慨解囊支援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如平遥古城得到了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的资助，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无偿经济援助，可见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经济援助也是可行的资金筹措手段。

(三)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宣传工作

文化遗产植根于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与当地居民有着密切的历史、文化和情感联系，是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民众既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也是文化遗产的传承者。从国际遗产保护的成熟经验来看，世界各国都很重视对公众进行遗产宣传和教育，以便人们更准确地认识遗产保护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我国也于2006年设立了全国性文化遗产日，并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展开文化遗产宣传教育。

从西安的现状来看，通过几年来的文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文化遗产获得了更多公众的关注，为保护文化遗产提供了广泛、强大的民众支持，也使文化遗产真正为社会公众所共享。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文化遗产日活动中，西安市开展了“文化遗产日・汉代记忆”大型公众考古活动，利用陕西丰富的文物考古资源吸引民众参与考古实践，让公众在专家引导下参观文物发掘现场、观看新出土的精品文物、观摩文物保护试验车，还现场抽取了五名幸运者与考古专家一同参加发掘工作，遗产宣传活动积极而富有成效。但是与国际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的宣传活动相比，目前西安市的文化遗产宣传活动显然还有不足之处，如遗产宣传集中在文化遗产日这样一些特定的日子，没有形成长效的宣传、教育机制；遗产宣传注重静态的展示、展览宣传，缺乏普遍意义上的民众互动参与：文化遗产日免费开放的文化遗产场馆数量与西安现有的文化遗产单位相比也极为有限；文化遗产宣传教育对广大中、小学生参与重视不够。文化遗产未对广大中、小学生免费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组织学生参观遗产的积极性。

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经验教训；保护与发展

中图分类号：TU-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8-0033-03

济南自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公布为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近20年，我们一直在探索着一条适合泉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道路来。随着济南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诸如有传统特色的城市文化与特色风貌在逐步消失；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缺乏等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如何处理好社会和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已迫在眉睫。

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济南社会、经济发展关系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们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就是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王景慧先生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弘扬》中非常精辟阐明：“城市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有上千上万人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城市的经济要发展，设施要改善，生活水平要提高，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把历史文化名城当成博物馆使之凝固起来。所以要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既要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居民的工作生活环境”。

我们既然承认城市是一个“有机整体”，那么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揭示了“适者生存”的道理，任何有机生物必须适应生存环境向前进化，而且有机生物进化不可能抛弃原有基础，而是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进化，有机生物的进化既要适应环境、也不可能超越环境，城市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如同有机生物进化一样，既不抛弃原有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基础，进行有机的新陈代谢，又得适宜地持续发展。而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文化的载体。

济南的发展既应该是对历史有机的继承和延续，更应该是适应现代趋势对旧城市的更新和完善，一句话既要继承和延续济南历史的文脉，又要按现代化的要求适宜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说“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隔裂历史的突变对历史是一种伤害，对未来也是一种损失”。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国内外的经验已经表明，越是现代化的城市越重视保护其历史文脉，越是历史文脉深的城市越有魅力，因此，保护好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就是保护好现代济南人的生活质量，就是保护好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特殊资源。

济南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利用，从开始只是简单的维护不利用或者只是按原使用功能利用，比如千佛山的兴国禅寺、洪楼教堂等；而后是将部分历史文物改变其使用功能，比如建立李清照纪念馆、山东大学西校区内的近代建筑用于教学设施等；再后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为济南创造效益；现在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有新的用途一“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把城市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城市建设的‘文化名片’。……以吸引外来投资”。济南要持续发展，历史文化遗产也要逐步发扬光大，利用好历史文化遗产这一特殊资源，使其成为体现城市特色的重要途径，将会促进济南的社会、经济发展。

2　济南的历史文化遗产现状，保护中的主要问题

济南虽然有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但因地处交通要塞，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战争影响，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严重，又经“”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建设性”的破坏就更加严重；近几年来，济南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从专家学者到领导、市民都从不同角度对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诸多探讨，取得了一些共识，在实际做法上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慎重的行动。但是目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仍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

2．1传统特色文化与城市特色风貌逐步消失

几十年来，代表济南特色的传统文化逐步消失；“中华老字号”称号的商家，至少有三成已经消亡，最具特色的城市风貌诸如：“齐烟九点”、“佛山倒影”、“鹊华烟雨”等也在遭到破坏，“九点”中有的被当地“靠山吃山”开垦的面目全非，视线走廊也被一座座高楼遮挡；而“一城山色半城湖、四面荷花三面柳”也基本见不到“四面荷花”了。

2．2历史文化遗产及周围环境遭到建设性破坏

全市现有的历史及传统建筑、街巷、近现代代表性建筑等的总量，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的损毁和使用单位的不合理使用等，已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旧城改造密度过高，开敞空间缺乏，绿地减少，个别新建建筑高度、容量及功能与周围古城环境缺乏有机协调。部分传统特色建筑和院落被拆掉，对古城格局的保护造成了破坏性影响。已失去以后可能保护、利用的机会。

2．3历史文化街区、地段内人口稠密、房屋破旧，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尤其是在古城区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地段中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稠密、民居破旧不堪，同时基础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这在全国也是普遍现象，因此制约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2．4历史文化保护区产业及用地结构不合理：历史文化遗产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

在历史文化保护区内以民居最多，且缺少必要的生活配套设施，像停车场、配电设备等，商业网点也十分缺乏，街头绿地更是少的可怜。一批价值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多年被使用单位占用，而使用单位长期不履行法定职责，致使这些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失修严重。部分建筑类文物保护单位因使用单位、使用人乱拆乱建，已破坏了其原有的格局及风貌。

2．5泉水渗漏区、泉脉得不到良好保护和利用

做为重点的泉水直接补给区的南部山区和玉符河地区，因当地过度开发建设和过度的开垦荒地，造成水土流失时有发生、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地面硬率提高，从而水源涵养与补给能力减小：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也不同程度对地下泉脉造成破坏，同时市区内还存在对地下泉水的过度开采，以上现象都严重影响对泉水、泉脉的保护。

3　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启示

3．1国内外保护与发展的理论概念

可持续发展理论：谓可持续发展，是～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既把握今天又着眼于未来。可持续发展主要是从自然资源的保护角度立论的，但持续发展不仅关系

到自然资源的保护问题，还有更为重要的人力、科技、文化、教育以及行政管理等社会资源的开发变革与保护问题。

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阮仪三先生提出的保护原则应遵循“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这一理论是总结了国内外理论与实践的结晶。

3．2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实践

3．2．1法国保护文物的实践

法国在历史文物保护方面是有相当好的经验可以借鉴的，首先成立了管理负责建筑保护的国家建筑师团；其次是政府与各级地方管理部门分工明确：第三是对全国文物进行调查并建立相应的分级档案；第四是文物业主承担义务，即便对文物进行维修也必须报国家建筑师团同意；第五是政府给予资金支持，一般文物保护费用政府承担50％，而且对业主的文物保护投资免于征税。

3．2．2前联邦德国保护历史街区的实践

在上世纪70年代初，前联邦德国在解决居民的基本住房后，为了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将二战保留下来的有着百年历史街区进行改造，把改善提升旧城区基础设施和提高其环境质量作为旧城改造的中心内容。该国旧城改造的方式有以下特点

(1)改善交通状况，将旧城区主要道路改变为步行街，把小汽车“挤”出旧城区，积极发展公共交通。

(2)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水平，例如把分散供热改为集中供热、将现代化的污水处理设施引入旧城区内等。

(3)调整用地、产业结构，提高旧城区环境质量。将有污染源的工厂、企业搬迁至郊区，开辟绿化空间，为居民提供休憩、游玩的场所。

3．2．3巴黎、苏州保护城市空间历史格局的实践

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首先是在城市规划中确定战略发展方向，在这一点上法国巴黎和我国苏州就是做的非常好的例子，巴黎的做法是新城围绕老城发展，在老城区内严格控制新建建筑，即使允许建设的新建筑，其高度、外型等必须与周围环境协调。苏州在城市空间发展中，很早就确定了在古城东、西两侧建设新城，较好地保护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空间格局。

3．2．4潍坊保护城市传统文化的实践

由冰雕想到哈尔滨、由泼水节想到西双版纳的景洪、由牡丹想到河南的洛阳等等，这些传统文化不仅是城市的象征，同时也是城市的特殊资源，比如山东潍坊市每年的风筝节都有来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参赛，05年第22届潍坊国际风筝会，不仅提高城市知名度，也为城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增长点，在会期间签约40个项目，总投资达113.8亿元。

3．2．5德国柏林历史文化保护资金多元化、多渠道

德国柏林市政府在筹集历史文化保护资金措施有以下几方面作法，首先是政府的投人，从联邦政府到市政府每年都有一定比例资金投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次是政府各级职能部门的专项资金投入；第三是私人捐赠；第四是企业投资，凡是企业投入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项目，均可享受免税待遇。

根据上述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描述，对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启示一：一是建立行之有效的文物保护机制；二是政府分工明确；三是文物业主承担保护义务；四是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单位、个人政策和税收上的优惠。

启示二：一是调整历史街区内用地、产业结构；二是改善古城区周边交通状况，街区内以步行为主；三是提升历史街区的市政基础设施，改善街区环境。

启示三：一是另辟新区、建设新城：二是控制建筑强度、密度、高度；三是新建建筑必须与环境协调。

启示四：一是根据城市传统特色，塑造城市意象；二是创建有影响的文化项目：三是将传统历史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资源；

启示五：一是政府及其各职能部门有一定比例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二是广开保护资金渠道，接受企业、个人捐赠；三是给予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企业、个人予以税收上的优惠。

4　古城区历史文化遗产及泉城特色的保护与发扬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的发展，既要保护城市历史传统特色风貌，又要建设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旧城中的人口密度，改善城市的市政设施条件，控制建筑容量，优化城市环境。同时要依靠科技进步产生的观念、思想和方法手段，引导和促进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名城的保护与合理利用是个多学科交叉渗透领域，需要政府职能机构、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密切合作，通力参与。

4．1探讨济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

根据济南的现状，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坚持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的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文与自然相依存的整体，建议按以下措施执行：

4．1．1提高保护意识，加强保护与合理利用知识教育，让广大市民热爱泉城的历史文化；

4．1．2政府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成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监督机构(可以是松散机构或委员会)，形成对历史文化遗产动态保护；

4．1．3在新形式下不断健全、完善法律、法规，形成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适应的政策、法律保护体系；

4．1．4转变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法，按“原真性”、“完整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等原则，对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须在专家指导下进行：

4．1．5形成广泛群众参与机制和广泛开展群众监督制度，对破坏历史文化遗产行为给予严惩：

4．1．6积极广泛筹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适当减免保护与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单位和个人部分税费；

4．1．7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科学的历史文化遗产经营策略，比如整治历史街区、地段可与新城区用地进行捆绑进行市场化运作；

4．1．8深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规划；

4．1．9认真研究泉城特色的传统城市风貌和文化，打造城市特色“文化名片”，发展文化产业，为城市的社会、发展服务；

4．2要防止新的现象

4．2．1防止新的“建设性”破坏、“旅游性”破坏，重点是拆真建假；

4．2．2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过度商业化；

4．2．3防止历史文化遗产利用的贵族化；

4．3济南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实践探讨

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合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合理利用也是一种保护方法。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合理利用应坚持利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原来的功能使用优先的原则、使其更加富有生命力原则、在严格的保护规划和法规指导下实施有效合理利用的原则。

以曲水亭――芙蓉街为例探讨具有泉城特色的历史街区保护与合理利用

曲水亭――芙蓉街历史街区包括：曲水亭、府学文庙、百花洲、后宰门、珍珠泉、王府池子、芙蓉街等街区，是济南传统民居、泉池园林等特色精华所在，这里泉水穿流于街巷与民居之间，最能体现“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地方特色，因此对该历史街区需要进行整体保护与整治，而不是大拆大建，合理利用该历史街区特色打造泉城特色名片。

对该历史街区整体保护，就是不改变街区内道路网的走向和宽度，以及水系的布局、面积和走向，并延用原有地名，同时保护泉水、泉眼的原有格局和形式，既保护历史街区的原有风貌，又保护与之相呼应的传统人文景观：但要适当修整路面、疏通水系、修补泉眼，修整材料可与原材料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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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大遗址 保护模式 经验借鉴 启示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45-04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城市化与区域一体化加速发展时期。随着人口、经济等要素不断向大城市聚集，城市化发展不仅表现为城市数量快速增长，而且表现为城市圈域化发展趋势不断加强。随着都市圈扩张速度加快，我国遗址密集区越来越多的遗址快速进入都市圈发展范围内，从而日益演化为大城市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为低下的城中村。由于遗址区内外发展落差的不断扩大，遗址保护也不断受到严重冲击。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护大遗址，实现遗址保护与区域民生建设的和谐同步，日益成为城市和谐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一、国外大遗址保护的模式与经验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积淀，大遗址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保护理念因各民族文化渊源的影响而有所差异。国外许多国家都在执行和探索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方式方法，在遗址保护与利用方面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鉴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各国对于遗址保护和利用的方式多样、各具特色，虽然这些国家所采取的保护举措各有千秋，而且也未必完全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但从他们的各种保护举措来看，这些成功的历史经验给我国的遗产保护工作带来很多深层次的启示。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大遗址保护理念大致表现出三种倾向：一种是以希腊、土耳其、意大利等国家为代表的欧洲模式，其特点是严格讲求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一种是日本模式，主要采取保护与利用协调共进的方式，并注重遗存环境的展示与保护；一种是美国模式，以灵活多样的历史文化保护体系和政策激励机制为主要特征。

1欧洲模式

欧洲是近代考古学的发源地，早在16世纪就已经产生遗址保护的概念，到19世纪末期逐渐系统化科学化，并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比较成熟的遗址保护与发展模式。欧洲模式主张保护遗址现状，以保护遗址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为倾向，这一保护理念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希腊通过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约束，古物工作者对古物的修复极为严谨审慎，比如为了保留雅典卫城的原始风貌，对城市的建筑高度、城市密度、城市色彩都做了严格的限制，最终使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达到了完美的契合。土耳其坚持可持续的遗产保护政策，并使当地社区融入到遗址保护的实践当中，从而使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意大利在文物保护方面严格保留遗址本身及其周围的地形地貌，残缺部分作为遗址原真性的一部分不会轻率修补，重视遗址遗迹艺术风格的完整统一。

2日本模式

日本大遗址保护理念在东亚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对古代都城遗址的保护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其主要特点是保护对象从物至人，并通过遗址公园的建设，逐渐扩大到遗址周边环境，使得保护内容逐渐深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大力投入史迹公园建设，使用复原设计和“重建”手段“再现”历史场景，以大遗址及其周围环境为保存展示的主要内容，讲求文化遗产的可观赏性。在保护大遗址的同时，不仅带动了旅游业的飞速发展，也化解了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3美国模式

美国大遗址保护工作经过近百年来的积累与沉淀，逐渐形成了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并且具有鲜明个性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和保护机制。保护主体从缘于爱国主义情结的私人捐助和民间团体，之后政府给予关注，到如今已经建立起由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民间团体和私人共同参与并紧密联结的保护体制。美国的大遗址保护强调以市民为主体，通过建立完整的法律体系和政府机构，在景观控制、环境教育等方面展开多方位的保护运动，在保障遗址区社区能力的基础上，实现历史遗产功能的转换和持续发展。而且因为无论是保护还是再生，其设计的着眼点都在于如何使本地居民生活更美好、环境更宜人，类似的保护运动得以在美国各地、各城镇扩展开来。汪丽君、舒平、侯薇：《冲突、多样性与公众参与——美国建筑历史遗产保护历程研究》，《建筑学报》2011年第5期。

二、国内大遗址保护的模式与特点

国内对大遗址保护工作的探索和实践起步较晚，保护形式上也主要受日本的影响，一直采取以“限制型保护”为中心的传统保护模式。樊海强、袁寒：《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互动发展新模式——汉长安城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规划师》2008年第2期。这一静态的、以防止遗址受到损害为主要目的保护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大遗址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尽管全国各地就大遗址保护开展了许多相关工作，但多处于探索阶段，并且由于我国大遗址复杂多样，保护模式也因地制宜各有特色，因此很难用一些基本模式简单概括。根据不同的遗址类型、遗址价值、遗址周边的地理环境特征以及遗址区的社会文化效应，可将遗址保护模式分为遗址博物馆、遗址公园和遗址历史文化园区。

1遗址博物馆

通过遗址博物馆空间展示手段，可以使人们对遗址本体的历史环境、文化氛围具有良好的感知，并了解到更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如北京周口店遗址博物馆、半坡遗址博物馆、浙江余杭良渚文化博物馆、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等。这种形象与意境的构建拉近了遗址与人们现实生活的距离，但这种模式主要是在封闭性空间里的陈列型展示，表现方式较为单一，在人们更多地诉诸真正文化心理需求的现代社会里，不应仅把文化遗产的数量和现存状态作为保护重点，而应更加关注文化遗产在当今社会的生命力、认同度和未来的发展空间。

2遗址公园

遗址公园模式是将大遗址保护与公园设计相结合，将已发掘或未发掘的大遗址完整保存在公园范围内，运用保护、修复、重新整合、再生等一系列手法对有效保护下来的大遗址进行展示，是目前对大遗址进行保护、发掘、研究、展示的较好模式。从国内大遗址保护工作开展情况来看，遗址公园的类型主要有遗址绿化公园、考古遗址公园、遗址文化公园和森林公园。

遗址绿化公园。以保护大遗址本体为主，对大遗址重点实施绿化保护，同时对遗址周边进行环境整治，主要运用于古城墙的保护与展示，最具代表性的案例是北京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西安唐城墙遗址公园。大面积绿化使遗址得到了较好的保护的同时，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为居民提供了开放式的观赏、休闲和娱乐空间，使城市发展与遗址保护得到有机结合。但其开放性空间使得游客数量不易控制，往往造成对遗址本体以及周边环境的破坏，加大了遗址保护管理的难度。

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公园明显特征是将考古遗址作为主体进行展示，同时通过对遗址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逐步恢复历史原貌，确保遗址环境风貌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例如秦始皇陵遗址公园、汉阳陵遗址公园、半坡遗址公园等。这类公园主要是依托文物保护与展示发展当地的文化旅游业，从而提高地方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然而，由于具有较强的专业性，这类遗址公园对于大多数游客来说，不具有重复旅游的吸引力。

遗址文化公园。遗址文化公园是将考古发掘的成果，在大遗址的保护范围之外或近边依照历史的原貌，借助于现代技术科学地复原历史场景，同时对遗址进行绿化，使人们从现实与远古历史文化遗址的鲜明对比中体会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例如河南安阳殷墟史前文化遗址公园。这类遗址公园以保护历史文化遗迹为主，兼具旅游功能，同时带动了关联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然而一旦开发不当，在文物景点和景区内兴建各种商业设施、娱乐设施和旅游接待设施，就会严重污染或破坏大遗址的环境，甚至对文物本体构成严重威胁。

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的建设多见于城市郊区的大遗址区，以墓葬区为主，其主要特点是将陵墓的保护与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相结合，在保护了遗址本体的同时，更从生态保护角度防止了大遗址区的水土流失，提高了城市生态环境质量。如位于邯郸市近郊的赵王陵开辟为森林公园，从建设陵区生态农业林入手，实现大面积的森林覆盖，创造了生态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这类遗址公园大多位于城市边缘区，快速发展的城乡建设对大遗址保护构成了极大威胁，过多的人力营造和大中型基础设施对大遗址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3遗址历史文化园区

遗址历史文化园区一般以大遗址为依托，采取大遗址保护区与文化产业园区相结合的方式，将遗址的考古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文化产业，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文化产业园将大遗址文化融入企业文化中，形成极具吸引力的产业，具备文化旅游、科考博览、休闲度假、探索等功能。这种模式以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为基本出发点，可配套多个文化产业园区，从不同角度发展文化产业，是实现遗址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具有广泛的适用意义。

三、启示与借鉴

关中地区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是我国大遗址密集区之一，具有分布广、面积大、等级高等突出特点。“十一五”以来，由国家主导保护的100处大遗址中，陕西占15处，共40个点。其中，以周秦汉唐遗址最为显赫。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关中基础设施和城市化发展不断提速，城市周边越来越多的大遗址进入城市发展区范围，对关中城市圈建设提出严峻挑战。国内外大遗址保护经验对关中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1促进大遗址保护与社会民生、生态环境的互动发展

中外历史遗产保护的实践证明，保护文化遗产是提升一个地区文化形象的重要因素，并且对于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大遗址保护工程的实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历史城市拉动城市经济发展，破解城市发展难题的重要之举。对于大遗址密集分布的关中地区而言，应积极将遗址区社会民生的改善与生态环境的建设贯彻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遗址区管理部门要在充分认识和理解遗址区居民对于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基础上，积极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提升遗址区基础设施与公共设施水平，提高遗址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此同时，管理部门不仅要关注遗址本体的保护，更要在遗址区域构建良好的自然环境以及和谐人文环境，以实现遗址区历史环境的整体延续。赵荣：《陕西省大遗址保护新理念的探索与实践》，《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2期。

2实现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互相融合

大遗址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文化坐标，保护好、利用好大遗址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区域文化形象。通过建成集教育、科研、游览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将大遗址建设成城市最具特色的文化景观，不仅有助于改善人们生活环境，推动城市建设，更为区域经济发展构建优越的文化软环境。在关中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工作实践中，除对古城格局和整体风貌需严格控制、延续历史脉络外，采取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的保护手段，塑造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城市空间环境，同时，突出城市个性，注重人性，加强城市的归属感。

3促进大遗址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多元化

大遗址保护与开发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针对当前关中地区大遗址保护资金短缺问题，建议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大遗址资源开发利用应由政府主导型向多元主体转变。大遗址保护与开发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本，鼓励民众的广泛参与，培育社会服务组织，探索建立政府、科研单位和开发主体等多元实体相结合的保护机制。而政府主要从宏观的角度对遗址保护进行全面的协调与规划，并对参与大遗址开发经营的企业进行资质审查。樊海强、权东计、李海燕：《大遗址产业化经营的初步研究》，《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促进以大遗址文化产业的发展

促进大遗址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实现大遗址保护工作可持续进行的重要支撑。通过挖掘以大遗址自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与文化价值，发展文化产业，能够促进遗址文化传播，提升其文化价值，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反哺文化遗址保护。关中地区要以大遗址为文化资源载体，通过拓展遗址文化产业的产业体系，实施大项目带动，增强辐射能力，带动整个城市群遗址文化产业发展，在城市群范围建立起一个相对完整的遗址文化产业体系，形成一个依托大遗址的城市文化生活圈，以规模化发展、品牌推进战略为理念，努力发展特色明显的遗址文化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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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市的文化、经济、生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其科学合理的保护利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用地性质置换等方面入手，以四川省三台县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提出一种以经济发展为引导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使其与城市经济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1　问题与矛盾

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195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将每年的6月7日设立为“世界文化遗产日”，其意义是明确“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或自然风景不仅属于它所在的国家，也属于全人类”。2006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并决定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随着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修订、2008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并在法律地位上予以明确。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曾经被片面地理解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限制，致使很多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片区成为城市发展难以逾越的“门槛”，曾一度影响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申报工作。这种状况尤其在发展相对缓慢的中西部地区还持续存在。在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起飞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从2005--2008年开始酝酿并初步提出了国家层面的主体功能区空问规划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城乡统筹发展，为中国西部地区城市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更加指明了方向。在此背景下，对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来说，不得不面临着经济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方面的难题。

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往往是一些中小城市，经济实力薄弱，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因此，如何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经济发展科学地结合起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是中西部地区众多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立足经济发展为主导的科学思路，将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经济发展要素，从经济、旅游、城市规划等多角度思考，提出一种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并以四川省三台县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用以分析所述模式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2　三台县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与价值认识

三台县位于四川盆地中部偏北，绵阳市东南部、涪江中上游，为绵阳市辖县，距绵阳市中区57km，距成都市153kin，以县西三台山得名。三台县于1992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三台县古为郡县，是古国文化发源地。自公元前201年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自古享有“蜀川重镇、剑南名都”之称。境内沿江平川、浅丘绵延，溪流纵横，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物产丰富，具有山水之利的半山区县，既是人文荟萃的文物之邦，又是风景秀丽的旅游胜地。历史上李白、杜甫、薛涛等诗词文人均在此汇聚，并留有名篇佳作。

三台县主要有4个历史文化片区，分别是古城墙南门片区、大佛寺片区、琴泉寺及北塔寺片区、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该4个片区大多依山就势，坐落在县城的凤凰山、牛头山、三台山、蟠龙山上，构成了县城“山水城”的城市骨架。但是，由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强烈诉求并缺乏及时的保护规划，致使以上历史文化片区没有得到较好的保护，部分山体形态被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建设吞噬，历史文化街区的风貌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此种状况已经引起了文人名士的关注。作家舒乙认为，三台古城墙年代久远、质量高，城墙的材质超过北京古城墙，并就三台的保护事宜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提案。本文就其重要的历史街区进行概要说明。

2．1古城墙和南门片区

2．1．1概况与价值

古城墙和南门片区内大量的清代民居共同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文化街区。现在的古城墙文风厚重，于清乾隆32年至35年(公元l767—1769年)由知县徐世楹在明嘉靖墙楼的基础上培修复建而成，现仍保留下南城门楼和东城门门洞，是目前国内少数保存完整的石砌古城墙之一，1996年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规划保护区。东门至北门段和南门至老西门段的部份城墙保存完好，城墙总长约2km。南门城墙高6m、厚9．8m；城墙用长1．2m，高、宽0．3—0．35m的条石垒砌，门洞为纵联式券拱。南门城楼为木结构抬梁式，重檐歇山顶，九架梁前后单双步梁分心用9柱、面阔5间、进深8间。南门片区现状为大量成片相联的古民居院落，受北方建筑营造法式影响，形成多进院和几个多进院落并列住宅，以及“四水归堂”，“一颗印”式住宅，其造型别致、古朴典雅，具有北方明清代建筑风格，富有古城韵味。

2．1．2主要问题

城墙被开有断口10处，搭建若干处，均因经济发展而又缺乏保护规划所至。同时，该片区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差，导致民居院落年久失修，破坏严重，增加了改造的周期与成本。此外，城墙周边的城市用地性质不合理，大量的工业用地给城墙和民居的保护带来了环境、交通等诸多问题。

2．2大佛寺片区

2．2．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位于三台县潼川镇南河路蟠龙山腰，是县城山水形态的重要构成节点。大佛寺内造像凿建于元大德五年，距今有700多年历史，坐东南朝西北，高8.3m，肩宽3．8m，为“说法像”。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发现此佛，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修建大佛寺，其佛教文化影响力大、交通区位好、城市地标功能强。大佛殿的大佛是绵阳市唯一、全省少有的元代佛教造像，在研究元代佛教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佛殿为九脊歇山式木结构，造型独特，气势恢弘。

2．2．2主要问题

周边用地性质复杂，建筑风格不和谐，景区被城区严重屏蔽，缺少“透气”的空间，影响了大佛寺片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

2．3琴泉寺及北塔片区

2．3．1概况与价值

琴泉寺始建于北周，唐初按星象落座建殿，文人荟萃。唐宋以来，李白、杜甫等人在这里留下了丰富的石刻碑，阴刻、楷书，文物价值较高。北塔位于琴泉寺北侧的北塔山顶，清嘉庆十八年修建，现保存完好。随着城市的向北拓展，可与琴泉寺片区携手打造城市北部的城市公园。

2．3．2主要问题

该片区位于城市西侧，处于城市发展的外围，受城市发展冲击较少，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用地的快速拓展，已成为城市发展的最前沿，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保护问题。

2．4东山公园及东山大佛寺片区

2．4．1概况与价值

该片区主要包括东山公园与东山大佛。东山公园始建于唐代，李白、杜甫、薛涛等文人墨客都曾于此驻足作赋，因有“东林晚钟”之景而有“小寒山寺”之称。东山大佛位于东山观音寺，沿涪江东岸山崖而建，面对涪江，自然景观优良。内有坐式佛像高14m，历史悠久，为唐代所造。唐人侯圭《东山观音寺记》对其就有描述。该片区位于城郊涪江东岸，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自然景观条件好，为城市的景观骨架节点。

2．4．2主要问题

东塔年久失修，人文历史遗迹保护力度不够，周边建筑不和谐，缺少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如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东山大佛景点受地形地势的影响较大，发展空间较小。

3．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导的保护思路与模式

城市经济发展并非意味着城市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城市的全面发展包含了城市经济在内的社会、环境、基础设施、公共空间、居住环境、投资环境等诸多方面，因此作者从旅游学、经济学、城市规划等多学科进行了多角度综合思考，明确提出了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以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为基点，以提升城市形象为目标，以最终达到科学合理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为城市的游憩空间、文化旅游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

3．1保护思路提出的研究基础

经济发展战略——支撑作用：深入研究历史文化街区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实现与旅游经济对接、与文化经济对接和与休闲经济对接，并据此确定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思想(如本次案例中古城墙及南门片区与凯江滨水区的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资源战略——激活作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将其与城市的其他资源进行整合，以文化为主线进行挖掘、包装，将单个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展示相结合，通过举办各种城市节庆活动引导城市经济发展，真正激活历史文化资源，使其转变为经济资源，实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篇9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遗产保护规划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1)－01－27(7)

2008年国务院颁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来，《条例》的落实工作得到不断深化，各项制度化建设在有序进行。《条例》颁布两年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规划司组建了历史名城处，开展了一系列围绕制度建设的政策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2010年年初，《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标准及申报文本要求》文件正式下发，为各地积极开展的申报名城、保护名城等工作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标准和指导。同时，《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等政策研究专题均已经通过专家评审并公布了征求意见稿。在地方层面，围绕《条例》的深化落实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经验。整体观察2008年到2010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领域，《条例》对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背景下的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起到了统领作用，《条例》颁布前出台的诸如《紫线管理规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规范》等规范性文件都在陆续进入修改的程序，各类制度建设的加强无疑将使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向前跃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全社会保护规划实践的认识也在继续不断提高，各方面社会力量也逐步在保护工作中显示出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当然，在现实工作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所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周干峙院士在2009年9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年会上指出，当前时期规划工作的困惑和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干预过多，二是土地开发机制混乱，城市用地开发实际上常常由开发市场主导，开发规划随着“市场”转。因此，旧城改造的压力一直很大，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破坏性建设现象时有发生。这种问题已经困扰我们多年。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2010年1O月刚刚公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文化事业大发展和大繁荣的重大课题，这将意味着包括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正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对于保护工作者来说，及时总结才能不断提高。本文将重点围绕《条例》的深化落实，对名城保护规划及相关工作内容进行简要的经验总结和进行审慎地反思。

1、名城保护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2009至2010年是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制度化建设关键之年。依照相继出台的《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名城的保护进入了一个有法可依的轨道。在《城乡规划法》和《条例》统领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着手对已有的法规和部门规章进行系统梳理，构建起比较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基本法律法规体系，使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管理、规划编制得到更好的系统化和规范化，使《城乡规划法》、《条例》的严肃性得到了加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乡规划司对于一系列重要的部门规章有机会地展开前期的课题研究，下面我们列举完成的两项重要的政策研究课题。

1.1　《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标准及申报文本内容研究》

《条例》颁布施行后，城乡规划司为了使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做到有章可依、使审查的行政工作更加透明，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名城所开展了《历史文化名城申报标准及申报文本内容研究》(以下简称《研究》)。《研究》以建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的具体评估要求，规范名城申报工作，加强政策引导，推动地方政府积极展开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为目标；把坚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正确导向性作为研究的核心，着重强调把对名城认识的全面性，对历史文化街区质量的重视，对保护管理措施的有效性作为评价名城的重要价值标准。

《研究》从真实性、完整性、历史文化价值的独特性、管理的有效性出发，依据《条例》第七条的四个方面“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保存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城市的历史文化特色价值”和保护管理措施要求分层次地进行深化、细化，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定性、定量的综合性评价。《研究》中提出的基础数据内容和要求为名城保护管理信息化和建立备案制度奠定了基础，向提高管理有效性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此外，《研究》还对申报文本内容与形式进行了做出了研究，这样可以使名城申报、管理工作更加制度化，也有利于促进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在进行行政决策工作中确立正确的保护思想和工作方向，在保护和整治的行动中采取正确的保护方法和措施。

1.2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

保护规划的实施及监督管理是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重要保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本节简称《管理办法》)的研究遵循“以《条例》为基准，适当扩展和延伸”的基本原则。《管理办法》研究针对目前规划审查缺乏，难以保证规划质量和可操作性：跟踪监督及濒危确定缺乏，对命名后过度开发或破坏没有控制等主要实际问题，重点在审批及备案管理要求、实施及保护措施管理、保护监督管理及濒危评定等方面进行深化。《管理办法》还对监督管理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管理办法》提出建立多管齐下的长效监管机制，以及完整的濒危管理要求。

与此同时，中规院名城所等机构还有多项直接针对政策制定的科研课题，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办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办法》、《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标准规范》等均在同步开展，《条例》颁布后名城保护工作的制度化已经成为一个显明的趋势。

2、地方层面落实《条例》开展的保护工作

《条例》的颁布实施从总体上极大地促进了地方的保护工作。地方结合落实《城乡规划法》和《条例》的要求，制定深化落实《条例》的各项实施细则、保护管理规定和办法，编制保护规划，成立保护管理机构，开展对历史文化名城及历史街区的各项保护与整治工作，把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1　积极申报历史文化名城

在过去的两年中，尽管经济危机的阴影尚未消散，但国内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发展却是逆势而上。2009年年中国务院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进一步坚定了地方政府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发展的决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地方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工作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向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 报要求的城市数量是空前的。

截止到2010年年底，有16个城市进入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程序，申报数量之多申报时间之集中是1982年公布首批国家名城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城市包括：陕西省佳县、湖南省洪江市、四川省会理县、江西省瑞金市、新疆维族自治区伊宁市、江苏省宜兴市、山西省太原市、安徽省桐城市、浙江省嘉兴市、江苏省泰州市、新疆维族自治区库车县、山东省蓬莱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广东省中山市、河北省蔚县、云南省会泽县等。

从申报城市的情况看，申报城市能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色和传统风貌，确实应当采取及时措施，积极地加以保护。但不无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在1980和1990年代、甚至于最近10年，将较高价值的历史地段以发展地方经济和改善居民生活为名拆毁掉了，或者为了发展文化旅游，采取了不当的改造和整治手段，破坏了文化遗存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的原则，使历史文化价值大打折扣。一些城市过去的建设已经使高品质的历史文化街区遭受了严重破坏甚至荡然无存，现如今希望能够用实际的保护行动加以挽回，从中也令人深刻地意识到文化遗产是无法再生的资源。历史文化街区是承载历史文化名城价值和特色的关键载体，历史文化街区的数量和规模固然重要，但街区的品质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热潮中可以看到，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并不困难，但提高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加强对正确保护方法的学习才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

2.2　保护实践的一些进展

随着系统保护和依法保护理念的深入，地方越来越重视保护立法工作。越来越多的省市陆续出台或修订相关的保护管理规定、保护条例、实施办法、技术导则等地方性保护法规和技术规范，一些省市逐步成立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专门管理机构，特别是随着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更大范围的城市派驻城乡规划督察员，地方的文化遗产保护的管理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

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环节，中国名城保护近30年的实践证明，历史文化街区是名城保护的重点，有无完整和一定数量的历史文化街区既是成为申报名城的基本条件，也是保护名城的基本要求；同时，历史文化街区始终是名城保护的难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工作牵一发而制千钧，存在着认识上、方法上、政策上的诸多难点需要破解：同样，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名城保护的亮点，越来越多的名城意识到保护好历史文化街区是彰显城市特色和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因此，历史街区保护是实施名城保护与衡量保护实效的核心问题。

2.2.1　北京旧城保护

北京旧城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深化，虽然对旧城保护的方法依然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论，但在什刹海地区、南锣鼓巷地区、前门鲜鱼口地区和大栅栏地区多种模式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多种经验，由此，北京市政府在2007年开始的“修缮、改善、疏散”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微调，提出了“疏散、修缮、改善”的新思路，既是针对北京旧城保护核心矛盾的一种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向，同时反映出政策对落实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的风险的考量。

在北京旧城保护诸多研究与实践当中，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领导的科研团队以“北京－2049”为题拓展北京旧城保护方面的研究，从更大的空间范围和更加长远的时间跨度上，对北京旧城的保护与发展进行分析研究，所提出的“积极保护、有机更新和整体创造”旧城保护思想值得关注。

2.2.2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

苏州平江历史街区是苏州古城内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是我国最早开始保护的历史街区之一。自2003年实施街区保护以来，坚持“政府主导、渐进改善、永续发展”的保护思路，贯彻了正确的保护理念与方法，建立了街区保护实施与管理的机制。由于街区的保护整治在历史风貌保护、社会结构维护、实施操作模式等方面采取了正确的方法，受到专家和社会的共同认可。2009年苏州平江路被评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平江街区保护实施的主要经验在于：一是探索新形势下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重点，以解决街区自身的问题；二是在历史环境整治中以正确的保护理念决定和指导保护工程技术；三是坚持“政府主导，专家领衔、社会参与”的实施合作模式，以此贯彻正确的政绩观和保护观，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促进遗产保护的广泛共识。

从总体上看，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逐步认识到，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荣誉和文化资源，更重要的是一种责任。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的发展观念在逐渐转变，从以往单纯将历史文化遗存视为包袱，到现在将其视为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一种公共利益和公共资产，对其进行保护与合理利用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工作内容。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是历史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面和条件，应“强调对旧城和村镇的更新，不能大拆大建和大撤大并，要采取有机更新的办法，避免各种利益驱动的改造活动及其所带来的建设性破坏，才能够实现历史传承、经济繁荣、环境适宜与社会和谐的目标。

3、配合名城申报的规划实践

3.1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受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或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等力量的推动，新一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和编制工作在全国推开，这些城市包括了宁波、保定、荆州、桐城、北海、太原、伊宁、佛山、中山等。我们观察到，新一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修编和编制工作，依照《城乡规划法》、《文物保护法》、《条例》扩大保护范围和保护对象(城乡统筹、工业遗产、20世纪遗产、历史建筑等)，对如何协调文物保护规划(尤其是大遗址、古城墙、文化线路等)和解决开发压力等方面，在理论方法和实施操作层面展开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探讨。

3.1.1　《北海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该规划实践的特点在于重新审视北海保存较为完整的中西合璧特色的老城区，通过研究分析其城市起源、自身的发展演变、历史文化遗存状况，及与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史、同期同类型城市在城市功能、形态、风貌等方面的比较，认识到北海老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仅在于保存有历史建筑集中连片的“历史文化街区”，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珍贵实例。其城区范围区别于传统中国城市明确的城墙围护，是开放生长的滨海地区近现代商埠格局的范例。在这个认识基础上，进而对其城市历史格局的整体保护、展示和风貌延续做出保护规划，重在表现出这座历史城市发展脉络清晰、演变时段完整、要素保存完好的宝贵特点。这个规划有力地支持了北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工作。可喜的是，2010年11月初，国务院批复北海成为我国第111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3.1.2　《太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太原这座历史城市在从1980年代开始，在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道路上一波三折。早期城市决策者担心获得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桂冠会成为城市发展障碍的 正确理念和方法。

4.2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交流活动

2010年5～10月我国成功举办了上海世博会。展示、论坛与活动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三大组成部分，三者都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世博会核心主题展开，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保留有大量近现代工业遗产的世博园区，历史文化保护与展示的内容随处可见。展示主要是各展馆举办的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的展示，如捷克布拉格城市案例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例、以“古城保护与更新”为主题的苏州案例馆等。论坛有“城市更新与文化传承”主题论坛、“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保护与开发”论坛、“城市历史文化建筑的功能再造”论坛、上海石库门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论坛、俄罗斯馆举行。城市环境的和谐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视频会议等。此外，园区还开展了各项与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有关的活动，如各项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国家馆日活动、表演等。这些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的展示、论坛与活动借助世博会这一特殊平台，组成了一次难得的国际历史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的盛宴，其作用和影响相信极其广泛和深远。

早在2005年，我国山西平遥古城与法国普罗万市缔结为友好城市，首开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合作交流之先河，中法双方还共同发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平遥・普罗万》宣言。继2008年4月浙江乌镇中法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和2009年7月中法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保护与发展研讨会之后，2010年10月，首届中法文化遗产保护交流活动周在平遥举行。交流活动包括梁村、西宁堡生土建筑保护和创新工作营、梁村中法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联合设计成果展览等，中法两国专家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等领域展开广泛的交流。

4.3　媒体和民间人士在历史文化保护中的作用

随着近年来中央和地方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视，各类媒体对历史文化保护的报道、关注也在逐渐加强，同时也对各类威胁保护的不当开发建设活动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南京老城南”和“天津五大道”便成为社会的焦点。

2006年16位学术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曾吁请停止对南京老城南的最后拆除。2009年4月底，29位南京当地学人再次联名签署题为《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的信函，对在金陵古城内仅存的几片历史街区启动的大规模改造工程提出批评，认为：“再这样拆下去，南京历史文化名城就要名存实亡了!”新华社主办的《隙望》杂志两次报道了南京老城南的事件，引起社会和专业界的关注和议论。

而天津五大道拥有1920～1930年代建成的英、法、意、德、西班牙等不同国家建筑风格的花园式房屋2000多处，其中风貌建筑和名人故居有300余处，被公认为天津市最具特色的建筑文化景观。2008年开始的“聚客锚地”开发工程使五大道核心保护区的大量珍贵历史建筑、传统建筑相继面临灭顶之灾。2009年5月，10位文化遗产保护界著名人士，联名签署《关于整体保护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紧急呼吁书》，对“聚客锚地”工程提出质疑，呼吁立刻停止对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的破坏。

两个事件都惊动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立即展开调查，及时制止了拆迁活动。这是文化遗产幸运的一面。但从另一面我们也看到，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地方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此外，2009年由中国文化报社、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了“中国历史文化名街”评选。评选活动不仅有专家评审，还有网上的公众投票环节。媒体积极参与到历史文化保护活动的组织中，充分唤起了公众认知历史文化价值、积极参与保护的热情。2009年6月选出了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包括北京国子监街、平遥南大街、哈尔滨中央大街、苏州平江路、黄山市屯溪老街、福州三坊七巷、青岛关、青州昭德古街、海口骑楼老街、拉萨八廓街等。2010年，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揭晓，包括了无锡市清名桥历史文化街区、重庆市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传统历史文化街区、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扬州市东关街、天津市和平区五大道、苏州市山塘街、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昂昂溪罗西亚大街、北京市烟袋斜街、福建省漳州市漳州古街历史文化街区和福建省泉州市中山路。从两批名单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在这项由媒体发起、专家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活动中，除了一些已经很知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外，第二批开始将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但保护整治行动尚未展开的历史文化街区纳入，或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对这些城市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多多少少起到促进的作用。

篇10

1.综合性的体制管理模式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在保护管理体制中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综合性组织模式。其中，历史苏格兰（HistoricScotland）是苏格兰政府的执行机构，6代表苏格兰部长7对苏格兰的历史环境进行相关的宣传、推广及保护活动。它不仅负责苏格兰所有的世界遗产地管理，同时也负责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相应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爱丁堡市政府（EdinburghCityCouncil）是国家、中央政府的延伸和代表，它主要负责规划开发、土地使用，直接管理、监督和协调各种遗产保护，颁布城市范围内建筑遗产以及世界遗产地的特殊法令等。在市政府机构内部有专门的世界遗产官员来处理与世界遗产相关的各项事务，并在进行城市规划系统的审批阶段起到关键的作用。8这两者作为主导，负责了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宏观层面的政策法规与大部分资金拨款。同时，爱丁堡老城新城还设有相对独立和专业的咨询执行机构爱丁堡世界遗产信托（EdinburghWorldHeritageTrust）9，它作为第三方中介，专门处理与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有关的具体性事务，其与行政机构的紧密联系，内部以职业专家学者为核心组建技术团队，确保可以对各项保护管理项目提供经费保障和实际的技术支持，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政府因缺乏专业经验而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造成负面影响。此外，还有科本协会（CockburnAssociation）10、苏格兰建筑遗产协会（ArchitecturalHeritageSocietyScotland）11、苏格兰城市信托（ScottishCivicTrust）12、苏格兰国家信托（NationalTrustforScotland）13等民间社团组织，共同对爱丁堡老城新城进行重要的监督、教育和推广作用。这种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咨询机构、民间私人团体同时参与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运作体系模式范围广泛、执行严格，且较为完善，确保了在爱丁堡老城新城保护管理过程中的相对开放性、科学性和公正性。

2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爱丁堡十分重视在规划系统和调控方面对老城新城的建筑、历史环境进行严格保护管理。其规划政策法令、古迹保护法令、历史环境政策条例主要来自国家、区域、地方三个不同的层级。在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作为区域和地方的规划政策框架的基本法《1997年城市与乡村规划法（》苏格兰（）TheTownandCountryPlanning(Scotland)Act1997）、《2006年规划法》（苏格兰）（ThePlanningetc(Scotland)Act2006）；专门针对单体建筑、纪念物以及具有独特考古和历史价值地区的保护法律《1997年规划（登录建筑物及保护区）法令》（苏格兰）（ThePlanning(ListedBuildingandConservationAreas)(Scotland)Act1997）、《1979年古迹及考古地区法令》（1979AncientMonumentsandArchaeologicalAreasAct）；苏格兰历史环境保护管理基本政策的指导文件《苏格兰历史环境政策》（ScottishHistoricEnvironmentPolicy）（SHEP）14(2008)；苏格兰政府在土地利用规划方面的政策法规《苏格兰规划政策》（ScottishPlanningPolic）（SPP）15。在区域层面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发展规划》（TheDevelopmentPlan）、《爱丁堡与洛锡安区结构规划》（EdinburghandtheLothiansStructurePlan）。与苏格兰政府国家、区域政策法令相比，由爱丁堡市政府颁布实行的一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则更为详细，如《爱丁堡城市地方规划》（EdinburghCityLocalPlan）（ECLP）16、《爱丁堡保护区特色评估》（ConservationAreaCharacterAppraisals）等，它们十分有效地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建筑以及整体景观环境进行保护，同时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由以上分析可见，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从国家、区域、城市的不同层面，构成相当完善具体的法律保护体系，从根本上保证对世界遗产地建筑环境原真性和完整性的保护，法律内容较为细致、规范，并且具有量化标准，例如，在《规划法》中，不但明确规定了列入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四个要素“必须具有建筑学价值、历史学价值、普遍价值和与国家重要人物或重要时间相关”，而且还细分了相关的时间标准，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17其次，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均将文化遗产纳入城市规划的范畴，通过对规划开发进行评估控制，来防止对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值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加以学习。此外，在其法律法规中“保护区”的特色评估政策也十分具有借鉴性，目前爱丁堡共有39个保护区，其中的中世纪旧城保护区、乔治亚新城保护区、迪恩村庄保护区（DeanVillage）以及西端保护区（WestEnd）构成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区域的大部分，对爱丁堡世界遗产地提供了较为完整的保护。一旦世界遗产地内有新开发项目进行申请，保护区的特色评估就可以与现有法定规划政策，具体导则以及特定场地的发展要求等一起，共同建立起框架，来严格评估和控制新项目对保护区特色和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对遗产地规划政策以及开发控制决定的建议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3多元化的保护方法策略在完善的体制安排与法律体系基础上，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地还通过多元化的方法策略，积极保护老城新城的历史建筑及景观环境，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和遗产地投资、旅游环境，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为了复兴世界文化遗产地的的历史价值和提高公共空间景观环境品质，爱丁堡进行了“首都街道”计划（CapitalStreetsProgramme），CastleStreet、St.AndrewSquare、Grassmarket以及RoyalMile、SouthBridge等世界文化遗产地老城新城中的街道广场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整治和改善（图2）。爱丁堡还进行了店面标志和广告视觉景观控制的项目尝试，即在爱丁堡老城新城最主要的街道RoyalMile沿街区域范围内，所有新店铺采用的标志都需要得到苏格兰政府的规划审批许可，而原有店铺如果会对保护区的特色和形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政府也能够要求其进行去除。同时，爱丁堡也十分注重处理好城市建设发展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取得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共赢。目前，爱丁堡老城新城中约有75%的建筑为A，B，C级登录建筑，相关政策法规的实施以及职业保护专家提供的建议保证了众多法定登录建筑在单体结构、建筑环境、庭院、建筑室内等方面进行整体性保护。18为确保保护工作与新建筑建设之间的协调共生，相关政策从原先登陆建筑以“最佳的使用方式是延续原建筑的设计功能”为主导过渡到以持续合理发展为标准的改建方式，改建中应尽量减少变化，并适应新的抗震、防火、卫生、结构规范等建筑标准，符合无障碍设计标准，使建筑利用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具有适应性。在老城区，一些新建建筑在尊重历史文脉的原则下，采用新技术、材料、建筑语汇反映时代特征，在设计中都很好地参考了老城传统建筑的形式与特色、保存了文化价值的理念，并有机融入其周围环境，保持与历史、景观的紧密联系。它们与老城区历史建筑相互辉映，共同构成爱丁堡独特的城市特色。比较成功的案例如苏格兰国家博物馆、Canongate112、苏格兰诗歌图书馆等（图3）。

4多方位互动式公众教育爱丁堡通过多方面资源的整合，确立了世界遗产层级化教育的原则，在大学、中小学、普通民众等不同年龄段、教育背景层面，构建起一个互动性强、立体多方位的世界文化遗产公众教育网络体系，以此推广世界文化遗产，提高城市历史遗产保护意识和价值观，增强城市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对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产生了十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爱丁堡大学的苏格兰遗产保护中心（ScottishCenterforConservationStudies），设有专门的遗产保护硕士学位。世界遗产保护管理理论与研究是其中开设的必修课程之一。同时，有关爱丁堡遗产保护管理的研究不断进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界遗产历史、考古、环境监控报告、气候变化影响、项目保护报告、城市经济发展、游客分析等。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爱丁堡还针对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每十年召开一次国际性的系列学术会议。以上研究为《爱丁堡世界遗产管理规划》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并正确有效地指导了爱丁堡世界遗产教育的实践。针对青少年为核心开展遗产教育也是爱丁堡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主要特点。爱丁堡在中小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讲习会、设计竞赛等推广工作，例如CurriculumforExcellence、AuldReekiesession、LOOKINGuP！19等，以此来提升青少年对世界遗产及其价值的认知。这些项目目标鲜明、可操作性强、形式多样生动，通常以爱丁堡世界遗产地研究的某个特定主题为目标，在过程中不仅局限于建筑或历史单一细节内容的讲述，而是将世界遗产地的研究内容与学校实际课程内容相结合，丰富有趣的项目整体策划在读写、艺术、信息技术等多方面均提供了培养学生多种能力技巧的可能性。在普通大众层面上的教育则更为社会化和日常化。爱丁堡主要通过主题展览、大众传媒（电视节目、网站）、导游线路、城市活动、宣传出版物等多种方式途径，来提供多样化信息，增强民众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度和热爱感，培养人们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意识。其中的“爱丁堡开门日”（EdinburghDoorsOpenDays）活动20已成为爱丁堡每年一度最盛大的建筑、遗产、文化节日，DOD其实是欧洲遗产日（EuropeanHeritageDays）21的一部分，在爱丁堡已举办20年，由科本协会组织，与爱丁堡市政府合作，每年向公众免费开放一些最好的，现代的或历史悠久的建筑，其中的许多建筑在平日是不向公众开放或是需要收费的。这些建筑遗产大部分位于爱丁堡的老城和新城，活动历时两天，包括导游、文化活动、展览、讲座等，大大增强了公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

二、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