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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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银行信贷 风险管理 经济因素
一、引言
银行是聚集和经营风险的企业,控制好风险是商业银行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因此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是商业银行重要的职责之一。尽管各国的银行监管部门都相当重视银行业的风险管理,但是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还是引起了全球各国对商业银行的防范和抵抗金融风险能力的担忧。2010年9月,由27个国家银行业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高级代表组成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风险进行更为严格的管理。由此可见,防范和抵抗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是全球金融行业关注的核心课题。本文正基于此建立起其微宏观经济因素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实证模型,以确定各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相关关系,以助于我国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以增强商业银行在经营中抵御风险的能力。
二、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的因素
(一)微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贷款比例(LOAN)。在微观方面,贷款比例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变化有着重要的代表意义。一般认为,过快的信贷扩张是比较容易产生信贷风险,但信贷量的增加相当于加大了不良贷款率的分母。因而,对于贷款比例,本文假设H1:贷款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资产规模(SIZE)。一般而言,资产规模越大的银行拥有更多的分支机构和网点数量,这样在发挥各网点的地理优势时,可以起到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的作用,以实现风险的分散化,有效降低信贷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2:资产规模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OR)。银行管理费用的大小直接体现出银行运行效率水平的高低。如果管理费用的支出水平较高,说明企业未能有效利用企业资源,低下的管理效率水平将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因而,本文假设H3:管理费用支出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4.资本充足率(CAR)。资本充足率是指资本总额与加权风险资产总额的比例。如果资本充足率越高,说明商业银行抵抗风险水平越强,商业银行风险就越低。因此,本文假设H4:资本充足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NIC)。银行的存贷差历来是我国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一般认为,净利息收入比重越大,风险越高。因此,本文假设H5:净利息收入占总资产的比例与银行信贷风险呈正相关关系。
6.不良贷款率(NPL)。当前较为常见的衡量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安全的有两个指标:一是违约率,二是不良贷款率。本文将采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资产状况的指标。
(二)宏观变量对银行信贷的影响因素
1.GDP增长率(GDPG)。一般而言,宏观经济越好,社会的消费水平就越高,企业就更渴望扩大投资,以提高产出水平。同时,银行也会在预期良好的宏观经济条件下,扩大企业的信贷规模,增加信贷供应量。因而,本文假设H6:GDP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2.贷款利率(INR)。贷款利率是衡量资本市场信贷资金的供需状况。一般而言,贷款利率越高,资金的供应量就会越多,而资金的需求量就会越少。本文是选取六个月至一年贷款利率水平作为衡量贷款利率的高低水平,并假设H7:贷款利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3.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G)。广义货币供应量是反应货币当局投放到货币市场的货币数量。如果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越大,说明市场资金投放量就越多,相对的信贷基数就越大,不良贷款率就越低。由于货币供应量对市场作用有一个时滞过程,因此本文作了滞后一期的处理,用M2G(-1)表示,并假设H8: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银行信贷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选取
(一)计量模型设定
结合微宏观经济因素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风险的影响,建立如下模型:
NPLit=α+β1LOANit+β2SIZEit+β3ORit+β4CARit+β5NICit+ γ1GDPGt+γ2M2G(-1)t+γ3INRt+εit;(i=1,2,…,N;t=2005,2006, …,2011)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5~2011年7年期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村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其中中国农业银行在05~07年的资本充足率数据缺失,因此该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三)实证检验
本文是利用EViews6.0软件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首先,检查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方差扩大因子计算公式:VIF=1/(1-R2),计算出方差扩大因子(VIF)值,如表1所示。由于各个变量的VIF值均低于10,可见,多重共线性对模型的影响很小,基本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篇2
关键词:跟痛症 绝经后妇女 危险因素 相关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R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2-0014-02
跟痛症(Painful heel syndrome,PHS)是以足跟部疼痛而命名的疾病,是指跟骨结节周围由慢性劳损所引起的以疼痛及行走困难为主的病症。跟痛症大多一侧发病,也有两侧同时发病者。症状以清晨下床时疼痛最为明显,称为“始动痛”,是跟痛症的特征性症状。活动一段时间后疼痛可有一定程度缓解。跟痛症患者行走困难,严重患者行走需借助拐杖,很多患者病史较长,影响患者日常生活,特别是对老年人影响更大,部分患者疼痛可迁延、漫长。本文对我院375例门诊确诊跟痛症绝经后妇女进行回顾性分析,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2010-2011年间门诊确诊跟痛症绝经后女性患者共336例,年龄40-85岁 平均62岁。平均绝经年龄49.30岁。
1.2 方法。
1.2.1 调查内容。
①一般项目:除姓名、性别、年龄外,还包括家庭住址、联系电话,以便联系、随访、帮助判断及核对其他调查指标。②患者体重及运动习惯:每天坚持运动 偶尔运动,从不运动。体重偏重,体型瘦小。③患者饮食习惯:常喝牛奶患者,偶尔喝牛奶,不喝牛奶。素食者,非素食者。④ 病史:内分泌疾病史,胃肠切除史,子宫卵巢切除史,严重慢性疾病史,罹患肿瘤史。⑤跟骨骨密度T值:由跟骨骨密度测量仪测定取得。
1.2.2 调查表设计。
采用问卷调查,由患者自己在表格上回答。为保证回答准确、真实,首先在卷首写明答题要求及注意事项,让患者了解调查目的及准确、如实回答的必要性,并保证为其保密。具体调查内容的设计遵循两项原则:①将前述调查内容尽量用简明、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避免专业术语。②回答方便,让患者只在表格的“是”或“否”上打“钩”或者画“圈”即可。
1.2.3 调查方法。
调查员由我院医师和护士担任。实地调查前先统一对调查员进行严格培训,认真核对每一项调查指标。调查时,由调查员向患者讲明注意事项,然后发给每人一份调查表,答卷过程中,调查员在场释疑,答完后统一收回封存,由调查员送回课题组。共收回问卷415份,其中有效的调查表336份,有效率(81%)。
1.3 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全部调查者的27个项目先进行单因素相关分析,选择其中有意义的因素,在运用强迫引入法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单因素相关分析结果。对所有调查指标进行数量化。定量指标用原始值,即实际值,对定性指标则进行数量化分级。对17项指标逐一进行相关分析,发现7项有显著性意义(P<0.05),见表1。
2.2 多因素分析结果。
将表1中的相关因素引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55个因素与跟痛症有显著性意义,按OR值大小依次为:体重偏重、跟骨骨密度T≤-2.5、过量运动、子宫卵巢切除史、从不喝牛奶(表2)
3 讨论
跟痛症具有多个有争议的病因,目前认为有足跟脂肪纤维垫炎、跖腱膜炎、跟部滑囊炎、跟骨高压症、跟骨骨刺等[1]。足跟部疼痛往往与一些疾病密切相关,如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性关节炎、Reiterp综合症、骨关节炎等,并作为上述疾病的一个症状出现[2],跟痛症患者是由多种危险因素相互影响叠加所致,对个体跟痛症患者的发病机制尚难确定。本研究通过对确诊跟痛症的绝经后妇女的多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有效控制了混杂因素的干扰,进而对跟痛症的危险因素进行客观评价。
吴立军等人有限元模型的试验发现足底腱膜后部承担着最大牵拉应力,其次为足底长韧带。这种高张力刺激机制是诱发足底腱膜炎与跟骨骨刺的力学因素[3]。绝经后肥胖妇女长时间站立时足底压力发生高负载,通过生物力学参数的测定,绝经后的肥胖妇女站立时足底压力峰值较非肥胖妇女大,在肥胖妇女中,足底不同部位压力的增加引起不舒适及疼痛感[4]。本研究显示,体重偏重为跟痛症的首位危险因素,体重偏重患者可通过MRI检测是否存在腱膜增厚并伴信号改变等足底腱膜炎的影像学改变,而且MRI还可以发现骨刺对小神经的卡压,有助于制定完善针对性的诊疗计划[5]。
2011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诊疗指南中明确指出:骨密度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健康成人的骨峰值不足1个标准差属正常:降低1-2.5个标准差之间为骨量低下(骨量减少);降低程度等于和大于2.5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现在也通常用T-Score表示,即T值≥-1.0为正常,-2.5<T值<-1.0为骨量减少,T值≤-2.5为骨质疏松。本次研究的危险因素中,跟骨骨密度T值、低钙饮食及子宫卵巢切除史都与骨质疏松症(OP)有密切联系。雌激素可抑制破骨细胞对骨质的吸收,减少骨量丢失,子宫卵巢切除后雌激素水平的降低导致骨保护减弱,引起骨质疏松的发生[6],低钙饮食可引起血钙从而刺激甲状旁腺素的过度分泌,造成骨骼分解和骨吸收过程的加快。防治骨质疏松的原则和目的是增加骨骼中骨基质和骨矿物质的含量,防止骨质的分解,促进其合成,缓解或减轻因骨质疏松引起的疼痛及不适感。[7]刘康妍等人对跟痛症及骨质疏松的相关性分析指出,通过抗骨质疏松治疗,抑制破骨细胞及促进骨吸收与骨形成之间的平衡,达到改善骨结构,提高了跟骨弹性,增强其负载能力[2],与结论相符。
穿硬跟、硬帮鞋,长期压迫摩擦形成可引起跟腱周围疼痛,外伤或反复摩擦可使跟骨下、后或跟腱前滑囊发生炎症。跟腱附着部位周围组织也可因长期运动及劳损发生炎症引起跟腱部肿胀、疼痛。跟腱变粗大,踝关节背伸、跖屈均可加重疼痛。常可见于运动员群体,过量运动为本研究其中危险因素,与结论一致。
跟痛症病因机制复杂,并非单一因素而为综合性因素所致的症候群,体重偏重,过量运动,跟骨骨密度T值,子宫卵巢切除史,从不喝牛奶。对有以上因素存在的绝经后妇女,应采取预防措施,防患跟痛症的发生。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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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2型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患病率;相关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721(2012)01(a)-036-02
Analysis of type 2 diabetes and peripheral neuropathy prevalence rate and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ZHAO Xinggang, XU Weiwei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Ningyang County in Shandong Province, Ningyang 2714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nd risk factors. Methods: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nd risk factors through the clinical data of 856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in our hospital.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as 36.9%, and the male was 47.5%, while the female 52.5%, the new diagnosis prevalence of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was 21.0%. Conclusion: It found that the risk factors of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are as flows, the course of disease, fasting blood sugar, two hours after a meal blood sugar glycosylated hemoglobin, total serum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low-density lipoprotein.
[Key words] Type 2 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笔者对2008年10月~2010年10月在本院门诊及住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统计856例,进行了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患病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的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所有病例均为在本院门诊及住院就诊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计856例(糖尿病诊断均符合1999年WHO标准)。其中,男406例,年龄(57.0±16.5)岁;女450例,年龄(55.0±18.5)岁。新诊断2型糖尿病205例,年龄(51.0±16.5)岁。
1.2 方法
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进行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既往均无脑血管病及腰椎病病史,入选时双足无溃疡、感染及水肿。临床表现有手足麻木、疼痛、发凉及感觉丧失。实验室检查有,①10 g单尼龙丝检查,有周围神经病变者为阳性。②Rydel-Seiffer分级音叉(128 Hz)检查。③神经电生理检查:测量腓肠神经感觉神经传导速度(NCV),腓总神经运动神经NCV;部分患者同时测量胫神经体表诱发电位(SEP)波幅及潜伏期,根据正常对照值判定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新诊断2型糖尿病患者为诊断2型糖尿病半年以内者。所有患者在诊断周围神经病变的同时进行空腹血糖(FPG)、早餐后2 h血糖(2 h PG)、糖基化血红蛋白(HbA1c)、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血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的检验。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应用SPSS 10.0软件包进行处理。
2 结果
2.1 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的患病率
856例T2DM患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者316例,占36.9%,其中,男150例,占47.5%;女166例,占52.5%。新诊断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的43例,占新诊断2型糖尿病21.0%。
2.2 两组相关因素的比较
见表1。并周围神经病变组的病程、FPG、2 hPG、HbA1c、TG 、TC 、HDL-C及LDL-C水平均显著高于无周围神经病变组(对照组)(P<0.01);并周围神经病变组的年龄、SBP及DBP水平与无周围神经病变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 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相关因素分析
见表2。周围神经病变组与病程、FPG、2 hPG、HbA1c、TG、TC、及LDL-C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HDL-C呈显著负相关(P<0.05);与年龄、SBP及DBP水平无相关性(P>0.05)。
3 讨论
周围神经病变属于糖尿病神经病变的一种,临床主要表现为手足麻木、疼痛、发凉及感觉丧失,是发生糖尿病足的间接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患者痛苦、生活质量下降一重要原因。目前对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主要依靠症状及10 g单尼龙丝检查、Rydel-Seiffer分级音叉(128 Hz)检查、神经电生理检查[1]。一旦发生,治疗相当困难。关键在于早期发现及预防。笔者通过本研究观察了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患病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发现,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患病率为36.9%,其中,男为47.5%,女为52.5%,新诊断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患病率为21.0%,病程、空腹血糖、餐后2 h血糖、糖化血红蛋白、三酰甘油、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为2型糖尿病并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危险因素。显示周围神经病变与年龄、血压无相关性,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呈正相关。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病机制可能有,①代谢紊乱:长期血糖升高诱导多元醇通路激活,醛糖还原酶活性增高,山梨醇和果糖在神经组织积聚增多;神经细胞内肌醇减少和耗竭可改变Na+/K+ATP酶活性,神经细胞生理功能降低;神经内蛋白糖基化形成不可逆的糖基化终末产物(AGE),影响神经细胞结构与功能改变,DCCT和UKPDS等研究报告证明了高血糖与周围神经病变的响应关系[2-3];脂代谢异常导致神经脂质合成异常和构成髓鞘的脂质比例异常,从而影响神经传导速度等。②血管因素:大血管病变所引起的局部缺血及微血管病变所造成的毛细血管管腔狭窄,可导致神经营养障碍,DM患者血脂紊乱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是非DM血脂紊乱者的3~4倍,随着对血脂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DM患者的血脂代谢紊乱范围早已不局限于血浆脂蛋白的数量,还包括脂蛋白的亚型成份的改变、糖化修饰、氧化等。多数研究认为,血脂代谢紊乱并不是血脂水平的升高或降低,而是脂蛋白亚型成份的改变:LDL体积减小,HDL大分子亚型减少而小分子亚型增加,其产生机制可能与胰岛素抵抗有关,并且同样有致动脉粥样硬化作用[4-5]。③自身免疫:一些自身免疫性抗体在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发生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些抗体有,抗交感神经抗体、抗迷走神经抗体、抗肾上腺髓质抗体、抗磷脂抗体及谷氨酸脱羧酶抗体。④其他:遗传、神经生长因子缺乏、维生素缺乏等因素也可能在糖尿病神经病变的发生发展中起着一定作用。
早期良好控制血糖,对血脂异常进行干预治疗,可以延缓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糖尿病患者定期进行周围神经病变的筛查,APDPG倡导2型糖尿病患者最少1~2年应全面评估并发症进展情况[6]。对早期发现周围神经病变,积极采取二级干预治疗,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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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1 病理机制
神经重症并发胃轻瘫的病理机制到现在为止还不是非常明确,大量研究表明重症患者并发胃排空障碍的发病率很高,这一现象在颅脑及脊髓损伤的重症患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6-12]。颅内局部脑缺血、脑水肿及颅内压升高是神经重症患者最常见的病理改变,大脑局部缺血可能导致中枢神经系统与胃肠道间神经通路的中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胃肠轴的中断或受损,这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引起吞咽困难、胃肠功能紊乱甚至消化道出血等临床表现,这些临床症状通常可以直接归因于脑干以及某些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结构的特定脑缺血性病变[13]。此外脑出血通过使远隔区下丘脑中生长抑素含量上升,引起神经内分泌调控紊乱,导致脑-胃肠轴调控紊乱,从而出现胃肠功能障碍[14]。动物实验及临床实验研究表明脑出血后胃肠局部胃动素的含量也会明显升高[15-17],而胃动素活性增加会产生如下病理损伤:1)通过兴奋胃肠运动,影响表面上皮细胞的连续性;2)粘膜细胞本身的神经激素调节及其适应性紊乱;3)减少胃粘膜血流,导致胃肠局部血循环障碍[15]。正常的胃排空是近端和远端胃、幽门、十二指肠等运动的整合,这些运动是由位于肌间神经丛的Cajal间质细胞(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CC)产生的慢波控制的[18]。Lin Z, Sarosiek I [19]等对41例难治性胃轻瘫行胃电刺激治疗,植入胃电刺激装置时取胃窦部组织活检后发现:36%的胃轻瘫患者肌间神经丛有严重的ICC缺失,并且ICC缺失与胃电图异常程度显著相关(消化期或禁食期均表现为正常慢波减少),与此同时,ICC缺失严重程度与胃电刺激治疗的反应相关,ICC缺失越严重,胃电刺激治疗的效果越差,但是ICC缺失严重程度与胃轻瘫严重程度并无相关性。
另外,Bostan A,Glibert G等发现共济失调伴胃轻瘫患者发生了POLG基因突变。由于大量mtDNA突变或缺失,包括胃神经细胞在内的能量依赖型细胞的呼吸链功能衰退使线粒体功能丧失,从而引起能量损耗,这可能会导致消化功能失调[20]。目前我们仍需要进一步的生化和转化研究以更好的解决POLG基因功能障碍的致病性。
2 相关因素
2.1 餐后血糖
早在1991年Fraser R,Horowitz M [21]等M行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就表明高血糖可以刺激十二指肠局部收缩并抑制胃窦收缩,从而使胃排空时间延迟,该研究还指出糖尿病患者胃动力异常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高血糖症本身,而非糖尿病引起的不可逆转的自主神经病变。Bytzer P [22]对15000病例进行回顾性调查研究后也发现糖尿病并发胃轻瘫的几率与血糖控制相关,与糖尿病类型及病程长短无关。
2.2 肠内营养方式选择
临床医生常选择鼻肠管输注营养液以避免胃排空障碍引起的一系列并发症,如吸入性肺炎,营养不良等,但是其有效性仍有较大争议,Hsu CW,Sun SF [23]经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鼻肠管进食发生呕吐及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的几率比经鼻胃管进食低,但是很多研究表明这个研究结果并不可靠[24-25],Heyland DK [26]将11项对比重症患者不同肠内营养方式优劣的随机调查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其中9项研究都比较了肠内营养途径对于吸入性肺炎发生率影响,但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二者间无显著性差异;Chapman M研究发现经鼻肠管行肠内营养会抑制危重患者胃窦的压力波并刺激其胃窦收缩,该实验也进一步验证有近50%的重症患者胃液体排空延迟,且胃排空和幽门相位性活动呈反比关系[27],笔者认为重症患者长期经鼻肠管进食会使患者进入一个越废用胃排空功能越差的怪圈。
2.3 精神症状及镇静药物的使用
研究表明压力及抑郁与胃轻瘫的发生均存在相关性,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健康人来说,这种影响不会导致严重胃轻瘫,一般不需要药物介入,且胃轻瘫病情轻重并不会随着抑郁焦虑状况变化[28-29]。到目前为止,尚无研究验证压力对胃排空的影响机制。神经重症患者极易出现谵妄、躁动等精神症状,容易引起意外损伤导致病情加重,甚至引起颅内压升高危及生命等风险,故神经重症监护中常使用镇静药物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但是研究表明咪达唑仑、右旋美托咪啶及丙泊酚等镇静药对健康志愿者及重症患者的胃排空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30-32],所以在临床工作中,镇静药使用及停用的时机仍需要临床医生结合病人病情仔细考量。
2.4 感染
早在1998年Okumura T等就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幽门螺旋杆菌会通过破坏胃细胞壁中的脂多糖使胃的正常功能发生障碍[33]。近年来陆续有报道指出部分患者病毒感染后(如疱疹科病毒)会并发胃轻瘫,因其病程大多呈自限性,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被忽略。病毒相关性胃轻瘫的胃电图异常可能提示其发生与病毒导致的Cajal细胞受损相关,虽然疱疹科病毒具有嗜神经性,但是其病理机制尚未明确[34-35]。
胃轻瘫是神经重症患者常见并发症,由于其发生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明确,目前缺少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许多学者正致力于对神经重症并发胃轻瘫发生的病理机制、高危因素、检查方法及治疗等细节方面的研究。为了在加强并优化神经重症患者营养支持治疗,从而改善其预后,许多问题仍需要我们在临床及科研工作中进一步发现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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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妇科; 腹腔镜截石位手术; 压疮; 相关因素; 护理措施
中图分类号 R473.7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6)29-0090-02
doi:10.14033/ki.cfmr.2016.29.048
腹腔镜是临床上一种最为常见的微创治疗技术,该技术具有无创、疼痛小、患者术后恢复快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各个科室[1]。截石位是临床上一种较为常用的手术,该虽然可获得较佳的视野,但是在术后较易发生术后并发症,如血压变化,下肢静脉血栓、神经损伤等。而压疮是临床妇科女性患者腹腔镜截石位手术后较为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对患者预后造成较大影响[2]。本文对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采取腹腔镜截石位手术患者发生压疮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同时通过循证学查阅相关文献,根据文献资料制定针对性护理干预,发现其护理效果优于采取常规护理服务的患者,现将有关研究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采取腹腔镜截石位手术后实施护理干预的56例患者作为干预组,同时选取采取常规护理服务的45例患者作为常规组,干预组患者年龄范15~78岁,平均(55.7±11.3)岁,手术部位包括输卵管12例、卵巢21例、子宫15例、宫外孕7例、其他1例,常规组患者年龄17~80岁,平均(56.2±11.8)岁,手术部位包括输卵管8例、卵巢17例、子宫13例、宫外孕5例、其他2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引起压疮的相关因素分析 对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采取腹腔镜截石位手术的患者临床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相关因素包括以下几点,(1)皮肤潮湿:手术实施期间,护理人员对患者手术部位进行消毒,然而消毒时多余的消毒液会顺着大腿根部向着骶骨尾部流去,并聚集在骶骨尾部,进而引起皮肤潮湿,从而发生压疮;(2)手术床压迫骶骨:手术操作期间手术床需要下摇90°,床垫下方的圆孔将压迫患者皮肤,从而引起压疮;(3)手术摆放:患者采取手术治疗前期,实施全身麻醉,护理人员此时应将患者双腿放置在腿架上方,并用约束带固定,手术结束后,患者从麻醉状态逐渐恢复,若患者依旧处于截石,而患者常常对截石耐受性较差,进而引起患者骶部和臀部不断在手术床上摆动,表现为臀部、躁动,使得手术台和局部皮肤之间摩擦增加;(4)漏尿:手术治疗后患者常发生漏尿,尿液则流至骶部,导致对皮肤的刺激进一步增加,引起皮肤局部抵抗力降低;(5)举宫器应用不当:手术治疗期间医务人员为获得较佳的手术视野,再应用举宫器期间,举宫器过度下压容易导致骶部压力升高。
1.2.2 护理措施 常规组患者采取常规护理措施。干预组则针对相关因素予以循症学护理措施,具体内容如下,(1)循证学支持:检索和查阅妇科腹腔镜截石手术后发生压疮的相关研究资料,应用循证学思维找出护理过程中可能的或潜在的引起压疮的护理问题,并结合科室现有技术以及设备制定相关护理措施。(2)维持皮肤清洁干燥:巡回护士在手术期间可在患者臀部和手术台的下折方放置吸湿性良好的治疗巾,以便吸收多余的消毒液,降低消毒液在皮肤处的蓄积,进而减轻消毒液对骶部皮肤造成的刺激。(3)选取适当的手术治疗床单:护理人员应尽量选取柔软、无硬度边缘的手术穿刺点,同时在手术床垫上置入含有棉质的床单,保持床单无折和整洁。(4)增加患者对截石的耐受度:患者在采取全身麻醉前,首先放置截石的脚架,指导患者如何配合手术,并询问患者是否舒适,是否存在不适感,在脚架上放置硅胶ㄠ垫,硅胶ㄠ垫能减轻对皮肤的受压程度,硅胶ㄠ垫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抗压性,手术过程能有效地减轻患者受压部位的压力、剪切力和摩擦力,减少对皮肤的伤害作用;同时模块化的结构易于的摆放与固定,减少了摆放时间与术中调节次数,并固定约束带,约束带可增加患者麻醉清醒后对截石的耐受度,预防和减少手术过程中患者发生扭动。(5)防止漏尿:护理人员在手术操作期间,需根据其年龄、体形以及适当型号的导尿管予以导尿,在患者膀胱置入导尿管,并在气囊中输注入10 ml生理盐水,同时向外侧方将导尿管进行牵拉直至出现阻力,使得气囊对膀胱三角区造成有效压迫,进而预防由导尿管太细或者置入不当引起漏尿[3]。(6)强化术后巡视:巡回护士手术治疗期间需密切关注举宫器对阴道造成的压迫,同时及时提醒助手,预防由长时间下压引起和骶部压力升高。
1.3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压疮发生率以及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护理服务满意度采用自制问卷调查表进行调查,满分为100分,90分以上为满意,80~90分为比较满意,80分以下为不满意。满意度=(满意+比较满意)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2.1 干预组和常规组患者压疮发生情况比较
干预组患者发生压疮5例,比例为8.9%,常规组患者发生压疮12例,比例为26.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字2=5.6080,P=0.0179)。
2.2 干预组和常规组患者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比较
干预组患者满意度为98.2%,常规组患者满意度为88.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腹腔镜手术由于其治疗效果较好,术后疼痛少,术后恢复快等优点,越来越多的被广泛应用于妇科手术治疗[4]。临床上为获得更为直观的手术视野,患者在术中需要采取截石,然而研究发现截石容易引起多种术后并发症,如下肢血栓、压疮、心率血压改变及神经损伤等。其中压疮是一种压力性的溃疡,目前临床学者认为导致压疮的主要因素为摩擦力、剪切力、压力和潮湿[5-6]。手术截石患者的骶尾部为常见的受压位置,也是发生压疮最为常见的部位,因骶尾部皮肤未有脂肪组织和肌肉的保护,多种刺激较易引起摩擦,造成皮肤松软、溃烂,此外为了获得标准的截石,患者多数时间内采用头低足高,手术床位置和自身重力将导致骶部压迫增加;临床过多的消毒液沿着大腿部根部以及会阴处流至骶部,同时在该处聚集,而手术床单未能吸收消毒液,使得骶部皮肤始终处于潮湿状态,上述原因互相交叉影响将引起压疮发生率的增高[7]。皮肤护理是临床妇科手术治疗患者基础护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着整体护理服务质量[8]。
本文回顾性分析2014年11月-2015年11月在笔者所在医院采取腹腔镜截石位手术发生压疮患者的临床病例资料,对引起压疮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并通过循证学查阅相关文献,根据文献资料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同时与常规护理服务患者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干预组患者压疮发生率和对护理服务满意度明显优于常规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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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 2型糖尿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危险因素
[中图分类号] R58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2(a)-044-03
Study of carotid intima-media lesions and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ZENG Huafeng, ZHAO Xiaolin, YU Hongli, WEN Wen
Deparment of Endocrinology, Shayang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men City, Hubei Province, Jingmen 448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CIMT) and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Methods: CIMT of 11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were measured by B-mode ultrasonography. Then al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the value of CIMT. 62 cases were in group A with CIMT≥1.0 mm and 53 cases were in group B with CIMT<1.0 mm. Levels of plasma glucose, blood pressure, blood lipids were measured in all patients, and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were assess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ge, course of diabetes, course of hypertensive, BMI and LDL-C were higher of group A than those of group B,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all P0.05). By stepwis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age, course of diabetes, BMI and LDL-C were all independently correlated with CIMT(OR=1.093, 1.088, 1.038, 1.732, all P
[Key words]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 Risk factor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2型糖尿病患者罹患冠心病的危险度较非2型糖尿病患者高2~4倍[1]。由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CIMT)可作为反映冠状动脉及全身动脉早期粥样硬化的“窗口”[2],且检测方法简便,易于重复,因此,CIMT检测是常用于评价患者早期全身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指标,且与传统的危险因子如血糖、血压、血脂等有很重要的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讨2型糖尿病患者CIMT情况及其相关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5月~2000年5月于我院内分泌科病房住院的2型糖尿病患者115例,均符合1999年WHO的诊断标准,其中,男70例,女45例,年龄35~78岁。排除以下情况:①近2个月内曾有感染;②存在糖尿病急性代谢并发症;③肝肾功能不全;④其他脏器功能不全。根据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测的CIMT值,将全部患者分为两组,其中,A组患者62例,男40例,女22例,CIMT≥1.0 mm;B组患者53例,男30例,女23例,CIMT<1.0 mm。
1.2 方法
1.2.1 临床数据收集 记录所有研究对象年龄、身高、体重、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程、收缩压(SBP)、舒张压(DBP)并计算体重指数(BMI)和脉压(PP);晚餐后禁食10 h,于次日晨采集静脉血测空腹血糖(FBG)和餐后2小时血糖(2hPBG);采用微柱法测定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
1.2.2 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检测 采用Acuson Sequoia 512型彩色多普勒超声显像仪线阵型探头,频率为7.5~12.0 MHz,距颈动脉分叉远心端10 mm处开始,以10 mm间距测量双侧颈内动脉各3次,取均值记为CIMT值,所有操作均由专人执行。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分析。以P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和临床特征比较情况
A组年龄、糖尿病病程、高血压病程、LDL-C、SBP、PP和BIM水平均明显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CIMT为因变量,其余相关危险因素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病程、BMI、LDL-C是2型糖尿病患者CIMT增厚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2。
表2 2型糖尿病患者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影响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目前,超声测定CIMT是临床早期发现血管壁粥样硬化病变的一种较成熟的方法,CIMT改变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明显相关性,已成为许多临床试验的主要观察指标或终点。颈动脉位置表浅,超声检查干扰小,加之高频探头的应用,为无创检查,患者易于接受,故超声可作为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首选检查方法。
糖尿病大血管并发症是糖尿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约占糖尿病患者死亡原因的60%~70%。Mituhashi等[3]研究证实,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糖尿病合并冠状动脉疾病患者的CIMT与冠状动脉疾病存在相关性。国内外大量研究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的CIMT高于非糖尿病人群,其原因与患者体内存在糖代谢和脂代谢紊乱相关[4-6]。高血压影响CIMT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动脉内膜增生,并且高血压本身也是心脑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美国社区动脉粥样硬化危险性(ARIC)研究显示,2型糖尿病患者CIMT改变与高血压显著相关[7]。Rajala 等[8]也发现,随着SBP升高,CIMT值也相应增加,SBP可作为CIMT增加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同样也发现在A组SBP水平明显高于B组(P
肥胖尤其是中心性肥胖常伴有脂代谢紊乱,高脂血症已被公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主要危险因素。LDL-C在糖尿病及其与之紧密相关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9]。杨文英等[10] 通过探讨我国成人不同BMI水平血糖、血脂及血压的影响发现,随着BMI升高,发生动脉硬化的危险性显著增加。Michele 等[11]对5 062例中年妇女研究发现,全身性肥胖和腹型肥胖与CIMT增厚独立相关。Guvener等[12]发现,年龄和BMI是CIMT增厚的独立危险因素。本研究也显示,年龄、LDL-C、BMI及糖尿病病程与CIMT增厚存在显著相关性,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2型糖尿病患者CIMT的增厚与多种危险因素有关,年龄、糖尿病病程、BMI、LDL-C是CIMT的独立危险因素。严格控制血糖、血脂和肥胖将有助于延缓CIMT增厚,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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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女性患者;绝经;冠心病;危险因素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3.07.053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7-3557-01
本文通过对绝经前后女性冠心病发病特征的分析,以及同男性冠心病患者的比较,探讨出了绝经对女性冠心病患者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提出了相应的护理、干预、治疗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研究选择我院从2008年1月到2012年12月的女性冠心病病例共192例,其中58例为未绝经但经查体检查确诊为冠心病患者的女性患者,134例为绝经后的女性冠心病患者。其中未绝经的女性冠心病患者平均年龄约为38岁,绝经后的女性冠心病患者平均年龄约为61岁,且绝经≤5年的患者有60例,平均年龄为52岁,绝经>5年的有74例,其平均年龄约为67岁。选择的相同年龄段的男性冠心病患者为62例,其平均年龄为37岁。并且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排除了由于多发性动脉炎所导致的继发性冠心脉疾病患者。
1.2常规检测方法对患者自身的身体素质条件进行检查,包括体重指数,即体重与身高的比例。同时要采取饿血检查,即隔夜禁食12小时的方法来进行静脉血液的抽取和检查,检测的内容包括血压、血脂以及血糖。[2]最后,是根据检查结果结合临床表现特征进行病情分析。
1.3重点检测方法雌二醇和孕酮的测定方法;此方法是通过电化学发光的检查、测试来对冠心病的诊断进行辅助,在此过程中我们采用的仪器型号为Cobas600 E60。其中,对未绝经的女性疑似患者采取的检测方法是在其月经周期的第3到5天之间进行抽血化验。
1.4统计学的分析处理选择的病例患者的统计学分析的计量数据除了平均年龄的计算,其他的都采用均数±标准差的形式,即χ±s的形式进行表现、都采用方差的形式对多个样本的均数进行比较,且采用差异检验法对两两进行比较。并且对选取的所有患者的资料都进行方差齐性检查与止态性检查,且都采用卡方检验的方法进行计算资料的使用,其中P
2结果分析
本研究将选取的病患分为四个组别,一是绝经≤5年的患者组,二是绝经>5年的患者组,三是未绝经的冠心病确诊患者组,四是相似年龄的男性冠心病患者组。
2.1各组患者临床特征及生化指标的比较通过各项检查及临床观察发现,选取的三组女性冠心病患者与男性冠心病患者相比。未绝经组的患者的高血糖病状或者糖代谢异常病状要高于男性组别,并且其冠心病的家族史要比男性组的概率高。在未绝经的冠心病女性患者中还有多数患者高血脂、高胆固醇水平以及伴有不时的心绞痛现象。而在男性组中同时患者高血压的病例较多。绝经的两组与未绝经的组别相比,则存在明显的高血压伴随着绝经时间的延长也加重的情况,而存在糖代谢异常情况与家族冠心病病史的概率则相对下降。
2.2各组冠脉病变特征的比较比较未绝经组与绝境组的冠脉单支病变概率,绝经组的单支病变概率较低。通过统计数据发现,各组冠心病患者的前降支病变因病变部位累及都较为常见。其相关的统计数据情况,见表1。
2.3绝经>5年、绝经≤5年的冠心病患者与健康人群的雌性激素比较这里的雌性激素比较主要是指雌二醇以及孕酮水平的比较。经研究发现,随着绝经时间的推移,女性雌二醇以及孕酮水平都逐渐下降,绝经后的冠心病患者与健康组相比较,绝经后的两组患者较于健康组,雌二醇以及孕酮水平都明显偏低,而在绝经后的患者组别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同时,从绝经年限的不同也可以看出雌性激素对女性冠心病的影响,女性雌性激素对冠心病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3讨论
从本组的临床研究及相关的研究资料可以看出,女性的雌性激素对女性冠心病的发生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雌性激素对女性的冠心血管、血脉都有明显的保护作用。从临床的研究发现,雌性激素可以促进肝脏对HDL―C的新陈代谢,可以抑制HDLC的分解,取得有效的分解、吸收功效在,增加相应的HDLC含量,增加载脂蛋白的合成。
从选择的病例中可以发现女性在绝经前患上冠心病的概率非常小。而在绝经后由于雌性激素分泌较少,卵巢功能渐弱,血小板在血管的粘附增强,使得血管上的弹性蛋白成分和胶原蛋白增加。HDL―C的新陈代谢能力渐弱,动脉管壁上出现了TG和LDL―C的快速堆积,以至于人体血脂的新陈代谢紊乱,从而使得血压、血脂、血糖相应增高,最终导致冠心病的发生。
经过相似年龄阶段的男女冠心病患者的对比研究,我们发现绝经后的女性冠心病患者不仅具有自身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还具有男性冠心病患者的危险性因素。包括抽烟、喝酒、高血压、高血糖、高脂蛋白血症、家族病史、糖尿病等等。有研究发现,无论绝经与否,患有糖尿病的女性更容易患上冠心病。原因在于其肝肾功能的损坏,减弱了女性雌性激素的作用。同时,研究发现相似年龄的男女,男女患上CHD是非糖尿病患者的3倍和8倍。[5]
因此,糖代谢紊乱也是导致冠心病的一大重要因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雌性激素的减弱,女性冠心病会变得越来越重,而且预防和治疗难度都会相应增大。
4结语
从临床的表现及其诊断的数据分析来看,虽然女性冠心病的发生与雌激素的分泌有着重要的关系,但是雌激素并不能够代替冠心病的预防治疗。此前采用的心脏雌激素替代研究,即孕酮替代法表现出诸多的不足,并且效果不佳。这说明在利用雌激素进行女性冠心病的预防与治疗中,干预技术还不够纯熟,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雌性激素与动脉硬化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深入研究绝经对女性冠心病的影响及其存在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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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氯吡格雷低反应;糖化血红蛋白;糖尿病
[中图分类号] R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1(c)-0013-04
Incidence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ZHAI Guangyao ZHOU Yujie
12 Ward of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incidence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treated with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ase-control study was adopted in this study. 210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who underwent selective PCI in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5 were selected. All patients received a loading dose of Clopidogrel 300 mg at least 6 h before PCI. All the patients were taken blood samples before Clopidogrel administration as the baseline and at least 24 h post-medication. ADP 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by light transmittance aggregometry.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was defined as the absolute difference of the platelet between baseline and post-medication ≤10%.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group (n=133) and the low-response group (n=77), the incidence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was calculated,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gender, smoking, blood pressure, blood lipid, HbA1c and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after selective PCI was 36.67%. There was no significance in the ADP 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s between the normal group and the low-response group at baseline (P > 0.05);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on 24 h post-medication were (62.62±9.23)% and (32.71±11.77)% respectively,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P < 0.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und that high level of HbA1c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P=0.037, OR=1.241, 95%CI 1.013-1.519). Conclusion High level of HbA1c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exists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nd type 2 diabetes, making controlled levels of HbA1c is clinically crucial.
[Key words]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Low response of Clopidogrel; HbA1c; Diabetes
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双重抗血小板治疗是目前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的主要抗栓手段[1],然而即使在应用双重抗血小板治疗的前提下,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会发生血栓事件[2]。近期有文献表明,患者对氯吡格雷的反应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部分患者存在对氯吡格雷的反应不足,即氯吡格雷低反应[3-5]。已证实,在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的患者中,氯吡格雷低反应是不良心血管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6-8]。
糖尿病是一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难题。糖尿病患者发生静脉血栓、肺栓塞、冠心病以及死亡的风险均明显增加[9-10]。糖尿病患者多种凝血因子的活性均增加,血小板聚集性增强[11-12]。目前在冠心病患者中,合并糖尿病与氯吡格雷低反应间的关系尚未明确。本文通过对冠心病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服用300 mg负荷量氯吡格雷前后的血小板聚集率进行测定,以探讨2型糖尿病与氯吡格雷低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连续入选2015年1~9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以下简称“我院”)因稳定型心绞痛住院接受择期PCI治疗,同时合并2型糖尿病的患者210例,年龄32~89岁,平均(60.31±11.85)岁,均于术前至少6 h给予氯吡格雷(赛诺菲,批准文号:国药准字J20080090)和阿司匹林(批准文号:国药准字J2008 0078)的负荷剂量,各300 mg口服,术后予氯吡格雷(75 mg/d)和阿司匹林(100 mg/d)维持。排除标准:①既往服用过氯吡格雷患者;②具有抗血小板治疗禁忌患者;③测定血小板聚集率(platelet aggregation rate,PAR)前12 h内使用过血小板膜糖蛋白(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GP)Ⅱb/Ⅲa受体拮抗剂患者;④合并严重疾病患者[如合并恶性肿瘤、严重肝肾功能损害(转氨酶超过正常上限3倍以上,应用CKD-EPI法计算eGFR≤30 mL/min)等]。本次研究均经患者本人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血小板聚集率的测定
分别于用药至少6 h前及用药24 h后从患者前臂静脉采血5 mL,置于3.8%枸橼酸钠抗凝的塑料管内。检测均于采血1 h内完成。所用仪器为美国Chrono-Log公司生产的全血比浊法血小板聚集仪,所用诱导剂为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5 μmol/L)。富血小板血浆是通过离心机800 r/min离心5 min所得;自体贫血小板血浆是将所剩血液再通过离心机以3000 r/min离心5 min所得。分别加入ADP(5 μmol/L)作为诱导剂,血小板聚集反应持续5 min,分析参数最大的血小板聚集率。测定仪器应用Chrono-Log Lume-Aggregometer(model 700,美国),采用Aggro/Link软件包(Chrono-Log公司,美国)。以光透射下最大聚集率作为血小板的聚集性。
1.3 氯吡格雷低反应的定义
以予负荷量氯吡格雷前测定的血小板聚集率作为基线,基线血小板聚集率与服用300 mg负荷量氯吡格雷24 h后的血小板聚集率的绝对差值≤10%诊断为氯吡格雷低反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数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分组
在纳入研究的210例患者中,分别于用药前及用药24 h后测定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绝对差值≤10%则诊断为氯吡格雷低反应,据此将患者分为正常组和低反应组。其中,正常组患者133例,其余77例发生了氯吡格雷低反应。PCI术后冠心病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中氯吡格雷低反应的发生率为36.67%。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低反应组中女性更为多见,冠脉三支病变更为常见,糖化血红蛋白(HbA1c)水平更高,用药后血小板聚集率水平更高(P < 0.05);而两组间年龄、体重指数、吸烟史、高血压、高脂血症、肾功能不全、左室射血分数、既往心肌梗死病史、血小板计数、高敏CRP、尿酸、基线血小板聚集率及合并用药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3 多因素分析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相关变量代入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HbA1c水平(OR =1.241)为氯吡格雷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而性别与氯吡格雷抵抗无关(P >0.05)。见表2。
3 讨论
氯吡格雷是噻吩并吡啶类衍生物,广泛用于防治心肌梗死、缺血性高血栓等脑血管并发症,可对血小板受体与二磷酸腺苷结合选择性抑制,是一种新型强效抗血小板聚集抑制剂,在血小板活化及高凝聚状态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方面有较好的效果[13-14]。目前,氯吡格雷已广泛应用于PCI患者的抗血栓治疗,也是指南推荐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和PCI药物方案的基石[15-17]。氯吡格雷作为冠心病患者PCI的重要治疗药物,能够快速安全地抑制血小板聚集,从而避免血栓等心血管事件的发生[18]。Siller-Matula等[19]研究发现,氯吡格雷600 mg负荷剂量可使急性冠脉综合征患者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有效降低。但近些年来一些研究发现,氯吡格雷对血小板聚集的抑制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20],一部分患者服用氯吡格雷并不能达到预期的药效学作用,即在标准治疗方案下仍可再次发生动脉血栓事件,研究者将这一现象称为氯吡格雷抵抗。
本研究针对合并糖尿病的冠心病患者,在术前至少6 h予负荷量300 mg氯吡格雷与给药后至少24 h分别测定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着眼于分析在这一特定人群中氯吡格雷反应性的影响因素。不同于之前的研究,仅仅对服药后的血小板聚集率进行测定而以不同的界值定义为氯吡格雷抵抗,本研究分别测定服药前后的血小板聚集率,并进行比较,更为准确地反映患者对氯吡格雷的反应情况。有研究认为,基线血小板高反应性也是氯吡格雷抵抗的因素之一[20]。与本研究相同,其通过测定患者服用氯吡格雷之前的血小板聚集率来评估基线血小板反应性,全面地评价患者对氯吡给雷的反应性。本研究结果表明,如果以服药前与服药后血小板最大聚集率绝对差值≤10%作为氯吡格雷低反应的标准,在接受PCI且合并2型糖尿病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氯吡格雷低反应的发生率高达36.67%。多因素分析发现,在接受PCI且合并2型糖尿病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高水平HbA1c是发生氯吡格雷低反应的独立预测因素。
既往研究指出,2型糖尿病患者中氯吡格雷抵抗现象比例明显增加,研究发现,HbA1c、hs-CRP等是氯吡格雷抵抗的独立危险因素,患者如既往控制血糖的效果较差且伴有可能的轻微炎症,则需要加强观察,以降低发生严重心血管事件的风险[20]。而本研究的结果进一步指出,在接受PCI且合并2型糖尿病的稳定型冠心病患者中,高水平HbA1c是发生氯吡格雷低反应的独立预测因素。这也就说明,在这部分氯吡格雷低反应的高危人群中,HbA1c水平控制不佳将进一步增大出现氯吡格雷低反应的风险。有研究表明,高血糖状态能导致血小板表面膜蛋白的糖基化,竞争性抑制膜蛋白的乙酰化,从而影响抗血小板药物的效果。此外,胰岛素抵抗也可能是部分糖尿病患者发生氯吡格雷抵抗的机制之一。
目前关于氯吡格雷低反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因素和临床因素2个方面。研究证实,高龄、吸烟、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为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但这些危险因素与氯吡格雷低反应的相关性尚无统一认识。本研究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仅有女性和高HbA1c水平与氯吡格雷低反应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通过对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只有高HbA1c水平是氯吡格雷低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但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小,且采用的是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不能排除发生假阴性的可能。对于氯吡格雷低反应的影响因素尚需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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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新挑战;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包括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等,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走向;而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个体经济和活动,比如独立的生产个体户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才能使得单位资源所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独立的消费者个体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条件购买到更多实惠的产品。研究显示,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数量分析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1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观经济学指的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研究个体或企业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分析这种分配方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经济部分、市场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市场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局部均衡理论、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经济学、拍卖设计论、博弈概念论等。所以,微观经济学从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趋势,而非文字化趋势,尤其是对于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来进行假设和结论。方程公式相比几何语言虽然不够直白,但是其逻辑严谨性和推理实用性都比较强,得到的结论也准确可靠、有理有据。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思想早已经慢慢融入到微观经济学研究当中[1]。
2微观经济学在现代遇到的新挑战
微观经济学自创立发展到现在,理论已经非常丰富,其研究的内容也很复杂。如果抽丝剥茧,微观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1)市场经济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关系理论、市场势力分化和结构理论、市场核心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都是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个体经济行为: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企业经济理论、企业竞争理论。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决策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都是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也不可轻视,所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1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许多种定理和公式,还有许多种经济模型和经济原理等,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过对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定理公式时,都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定理公式运用于其中。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变得不准确。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经济情况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的条件太过复杂,无法完全满足定理公式的预设条件。有时候有部分条件满足,可以使用设置变量的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改良,重新检测数据,但是这样还是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难理解,如果将这些理论投入到实际情况当中,很少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所以难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2]。
2.2经济理论缺陷的完善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没办法完美地解释某些实际的经济情况,这说明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创新与完善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微观经济学中某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缺陷未被发现,所以缺陷被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人们无法确定某一经济行为是否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该经济行为发生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对于该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事件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实际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永远只能围绕当前的研究目标展开,而无法确定下一个研究目标,这就使得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微观经济学出现新的学科分支
在当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经济数据分析是一项很精确的数据分析工作,需要对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证。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时,可能会由于假设条件的不满足,使得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细化,创立新的学科分支,使其精确度提高,适应更多类型的经济问题[3]。
3.2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广泛
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已经不仅仅研究经济学问题,还能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研究,根据家庭每个成员的日常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来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合理的决策等。
3.3微观经济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
计算机技术与微观经济分析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得微观经济的结论更加准确,且具有科学性。计算机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是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会产生更少的错误,分析结果比较准确。
4结语
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是十分复杂,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于这些新挑战,微观经济学家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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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理解;掌握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4-0290-02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特点
1890年,马歇尔(1842 —1924)发表《经济学原理》,初步建立20世纪微观经济学。这是对19世纪边际效用论及其以前的庸俗经济理论进行综合的结晶。该理论率先采用“经济学”以代替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以完全竞争和充分就业为基本假定、运用边际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系统阐述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创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构成20世纪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后经过20世纪中期的扩展,微观经济学不仅研究内容有所扩展,如增加了一般均衡理论、建立了福利经济学,而且研究方法得到创新,如引入数理经济分析法、博弈论等,还关注经济理论的实践应用。
微观经济学研究资源稀缺性条件下社会经济主体的决策与选择问题。属于“理论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西方经济学”二级学科,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在高等教育中,微观经济学不仅已经成为所有经济类课程和经济管理类课程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也成为大多数非经济管理专业学生的素质教育课程。微观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性、思维性、理论性和实用性并重的课程,在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课程体系中具有平台性和不可替代的基础性意义
学习该课程要具备一定的《微积分》知识。要学好《微观经济学》,需要具备《微积分》的知识。这要求学生要把微积分课程学好,这对学习好《微观经济学》课程有很大帮助。而学习好《微积分》课程本身又具有一定的难度,加上经管类的学生是文理兼收,特别是对于文科生,学好《微积分》非常困难。《微积分》学不好,对于理解《微观经济学》课程的相关内容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比如对于利用数学方法推导利润最大化的原则,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有的学生在做题时,计算方法知道,可是由于没有较好地掌握求导公式,导致计算出错误的结果。
二、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问题
1.该课程难度大。《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它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故《微观经济学》教材有国外的原版教材,还有把国外的书翻译过来的教材,还有就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前两种教材的思路都是西方人的,造成国内学生理解的困难。即便是国内作者所著的教材,其内容也都是西方的,其中的一些假设、案例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会让学生感觉比较生疏,造成学生理解的困难。该课程中的很多概念、理论对于学生来说都是全新的,接受起来难度大。此外,这门课的内容逻辑性强,前后章节联系比较大,所以,如果前面的内容掌握不好,要学好后面的内容,更是难上加难。还有就是这门课所涉及到的图形多,坐标的表示又与数学上所学的相反,这些都增加了这门课学习的难度。鉴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微观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课和基础课,该课程都安排在大一下学期,而此时,这些学生刚接触了一两门经济管理方面的课程,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更是刚刚接触。而对学生本身来说,因为这门课是考研课程,所以,一部分早早立志考研的学生,会下工夫去学;而对于其他学生,特别是把大量精力花在兼职上的学生,花在学习上的精力有限,就会选择知难而退,学习积极性不高而影响教学效果。
2.该课程内容多。《微观经济学》包含的内容很多,它包括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市场论、要素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福利经济学和微观经济政策等等,而这些理论本身又各自包含很多内容,如市场论又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虽然这门课逻辑严密,学生们依然会觉得内容繁多,要全部掌握比较困难。该课程涉及的知识领域面非常广阔,如数学、金融学、财政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等,无论对老师或者学生,要求都很高,很多人望而生畏。
3.缺乏对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学活动中,老师一般都是站在讲台从上课讲到下课,学生坐在下边听边记的教学形式,学生只能理解和记忆教师所讲的内容,把主要的精力都投放到记录、整理和背诵课堂笔记上,很少有同学去主动学习和研究同课堂教学有关的经济学知识,也很少能独立进行社会调查和独立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在经济学的课堂上缺乏老师与学生的双向沟通,缺少学生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大多数教师也缺乏所教专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讲课的针对性也不强。
三、解决的对策
1.学好微观经济学应多做习题。做练习题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对经济学概念、原理的理解,然后再让学生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所提出的经济问题,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2.采用启发式和对比式教学。启发式是一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组织实施教学活动,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高校教师在转变传统教学方法观念的时候,还应该加强对学生学习中国本土案例兴趣的教法。由于微观经济学理论性强的特点,应理论联系实际,多运用本土化的案例开展讨论、解释微观经济理论,以启发学生的思维。这样就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微观经济学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把学习微观经济学的潜力挖掘出来,从而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微观经济学》一些章节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教师在讲课的时候如果注意对相关内容的对比,就可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供给理论和需求理论的比较,二者的概念、影响因素等大都一一对应。又如,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消费者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以预算收入为约束条件,而生产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一定的成本为约束条件;在几何图形的分析上,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者的等产量曲线、消费者的预算线与生产者的等成本线具有相似的特征,消费者消费的均衡条件与生产者生产的均衡条件具有相似的形式等等。再如,在市场理论部分,不同类型市场的含义及长短期均衡的分析都具有相同的过程,如果在讲解的过程中注意对比不同类型市场的异同,就非常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3.突出对图形的讲解。在《微观经济学》里,有大量的图形。学生如果对这些图形不理解,想死记硬背就太困难了,也会漏洞百出。而一旦学生理解了这些图形,会帮助他们掌握相关的理论,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这就要求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加强对图形的讲解,讲清它的推导过程,不但要让学生掌握某个图形是什么样的,还要明白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同时,还要注重图形和理论的结合,让二者相得益彰,使学生能够作到通过图形来理解和阐述相关理论。比如在讲解需求变动和需求量变动这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时,就可以通过图示法来说明。图表可以清晰地说明了需求量变动是指由于商品本身价格变动引起的消费者购买量的变化,需求的变动是指商品价格本身不变情况下其他因素变动所引起的需求的变动。又比如,在讲解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时,把概念和画图结合起来,更便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再比如,在讲解斯威齐模型时,通过它的假设条件可以画出弯折的需求曲线模型图,结合图形可以很清楚的推导出寡头垄断市场的价格刚性。此外,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还有其他要注意的问题。如,《微观经济学》中的很多名词都有英文缩写,也要求学生掌握。为了让学生掌握这些缩写,需要教师把这些概念的英文表达告诉学生,从而使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又如,还可引导学生阅读课外经济读物,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书籍。包括经济思想史,一些经典著作,反映经济学最新研究成果的期刊如《经济学动态》等,介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的书籍,还有经济理论应用方面的书籍如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等等。这样即可满足学生的求知欲,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还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有,教师在讲课过程中,声音的大小、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丰富程度、语言的幽默诙谐、板书的工整程度等都是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总之,《微观经济学》教学就像是一门艺术,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而作为任课教师的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不断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思考,经过不断地改进,让我们的教学趋向完善,进一步地提高教学效果。
4.穿插讲解式案例教学。穿插讲解式讲授案例侧重于讲述与解释方式呈现案例,用于说明和论证微观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教师在讲解某一章节基本原理过程中,可以使用各种案例作为理论的一部分穿插其中,使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基本理论问题。这一形式主要用于理论讲解过程中对重点难点的理解。如在讲授“机会成本”的时候,可以结合学生自己选择就业还是就学来解释,机会成本的含义就是当选择了就学而放弃了就业,失去了四年就业应该获得的最大收入,这个被放弃的最大收入就是就学的机会成本;在讲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时,学生难以理解,就以学生自己喝水的亲身体会为例,渴了喝第一杯水特别舒服、到第二杯舒服、到第三杯不舒服,甚至最后难受,以此讲解说明效用理论和边际效用的递减规律;通过邻居种花及工厂污染来讲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通过“囚徒困境”和“田忌赛马”等案例讲授简单的博弈论等等。此外,还可以引人国内外有关理解经济学原理的寓言故事、历史故事等作为案例,使学生真正在心理上“乐”起来。通过所学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学生感到了微观经济学就是身边的学问,学习的兴趣高涨,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微观经济学理论。但这一形式的案例不能过于复杂,最好是一些对重点、难点能阐述透彻的小案例。这要求教师自己能深刻地理解和思考现实生活,组织和积累一些案例,在课堂上能信手拈来。穿插式讲授的方法主要是知识点案例,能起到加强学生理解知识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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