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函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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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微观经济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分支，微观经济学自建立以来便获得了长足发展，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微观经济学体系初步建立起来，之后微观经济学无论是在理论创新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不少奖项都是由研究微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所获得，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微观经济学是获得了较快发展的。今后对此不断加强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我国经济学的研究也将能够起到借鉴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创新
理论创新是微观经济学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近些年来公共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领域都获得了较快发展。对于在这些不同成果应该不断加强研究。
1.公共经济学的发展
公共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重点分析了一群人如何自行组织起来来解决公共资源问题，从而提出了研究公共资源的一种新范式。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构建起以来的一整套公共资源分析框架得到了人们地赞赏，人们对其研究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不少学者评论其了基本的经济教条，奥斯特罗姆成了实际上公认的公共经济学家，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的创始人。正是因为如此，在今后人们对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深入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与其一起获得2009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利佛・威廉森在经济管理尤其在公司边界问题的分析上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2.劳动经济学的新发展
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的劳动经济学本身是存在着重大缺陷的，该理论体系本身远离市场经济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2010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彼得・戴蒙德以及戴尔・莫滕森等人对其进行了补充修正，这些学者主要是对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冲突进行了重新解释，他们建立起了一系列复杂模型，通过这些模型解释了政府干预政策的应用将会使得市场运行起来更有效率。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他们还提出了提升搜寻效率的措施，这对于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重要地理论依据，对此今后工作中应该不断加强研究。该领域当前已经成为劳动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对于这种理论今后应该大胆研究不断创新。
3.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地重要分支，不少学者都在福利经济学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贡献，霍布斯和庇古是旧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创始人，他们认为经济福利主要是取决于国民收入数量以及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为了实现福利最大化就应该进行财产转移。新福利经济学则主要分成了社会福利函数论派及补偿原则论派这两大派。这两种派别都取得了不同的成就。社会福利函数论派中的阿罗以及萨缪尔森认为帕累托最优并没有明确究竟是哪一个最优状态才能够使得社会福利能够得到最优，正因为如此，今后就需要利用社会福利函数来解决这个问题。社会福利函数的应用能够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创新应该引起注意。这些学者认为效用可能曲线同社会无差异曲线之间的切点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最优状态。对于这方面的情况，今后工作中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在福利经济学发展过程中阿马蒂亚・森做出了突出贡献，森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批判性重建，森对社会选择理论规范性命题进行了基础性工作。他认为阿罗定理公里性条件应该进行更加明确的表述，为了进一步研究，他还对阿罗定理进行修改。自由悖论是森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他认为帕累托条件同自由选择条件应用在无限制定义域的社会选择框架中的时候，两者之间将会出现矛盾。此外森还对萨缪尔森把社会福利看做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观点进行了批评。能力功能概念的引入是森的重要理论贡献。对此，在今后工作中应该对其不断加强研究。这样才能够适应实际工作情况。
4.管制经济学
在管制经济学方面，斯蒂格勒是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他首先对政府的管制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主要在《经济管制论》中利用案例分析法来对管制的效果进行了研究。当前斯蒂格勒已经成为重要地创始人。
二、微观经济学方法的创新
在观察微观经济学的新发展的同时，对于研究方法的创新研究是一项重要内容，在今后工作中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今后的进步。当前不少新方法的得到了普遍应用，对于这些新方法进行研究有重要意义。
1.计量经济学的出现
计量经济学是拉格・弗里希创造的一门学科，之后迪鲁布等人对此作出了贡献，詹姆斯・海克曼等人是在微观计量经济领域作出特殊贡献从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这些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微观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微观计量经济学的出现对于个人层面上出现的许多新问题都能够进行经验型地研究，通过这种方式将更有助于实现科学地分析研究。微观计量经济学实际上给今后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重要地研究方法。
2.博弈论的引进
当前博弈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界各个领域中，博弈论在微观经济学中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当前的博弈论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主要是用来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的，通过利用博弈论这一分析工具，将有助于拓展微观经济学。通过研究博弈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也比较多，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埃尔文・罗斯以及罗伊德・沙普利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罗斯主要是用博弈论修不了运转不佳的庞大体系，沙普利则被认为是博弈论的具体化身，潜在博弈论指数是其主要贡献。《随机博弈》是其典型代表作。
3.统计学的应用
当前在微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统计学得到了广泛应用。统计学的应用对于提升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具有十分重要地意义。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一书中就采用统计分析法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他在经过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货币实际数量的长期变化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从而构建起了他的弗氏货币学说。
三、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从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分析中，我们就能够看出今后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现代微观经济学将朝着以下方向发展：
1.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创新，在实际工作中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降火拓展到人类的所有行为中。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家庭作为重要的生产基本单位将会被纳入到微观经济分析中，舒尔茨和贝克尔在经过充分研究之后发现家庭本身就像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既可以生产用于增加未来收益的产品，同时还能够生产消费。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国家和政府将会被看做是一种政治市场而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布坎南以及塔洛克所创建起来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一种重要地研究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政治制度同最佳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对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研究。
2.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将呈现出交叉性、多元性以及综合性
在今后研究过程中分析方法将更加多元化，综合性。经济理论同数学的结合将能够形成数理经济学，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一种重要风尚。
现代微观经济学今后将能够得到快速发展，在今后发展过程中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关注将有助于了解这种发展趋势。本文重点通过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分析了今后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后要不断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1]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 经济学（ 第18 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2008： 4
[2]柴盈，曾云敏. 纪念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J]. 经济学动态，2012（ 8） ： 97
[3]周勤. 管制经济学的理论、政策及其应用[J]. 东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 8）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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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本文从影响学习效果的因素和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两方面来阐述笔者对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影响微观经济学学习效果的因素
1.教学内容繁多。微观经济学的开设一般在大二的上学期，大二和大三往往是专业课安排比较密集的两年，这无形中使得花费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学习时间变少，加之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理论性强，内容繁多，以高鸿业的微观经济学(第六版)为例，16开的课本369页，而开设课时一般为54学时，这就意味着每一次课平均要讲授13页。因此，按这样的进度，即使老师能完成任务，学生也很难在每一次课后掌握所学内容，以至于相当一部分学生期末考试结束，也不是很清楚微观经济学的大致框架结构。
2.假设条件太强太多，学习中易于混淆。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偏重于理论性学习，因此，假设条件非常强，这也使得很多学生在学习中混淆概念。比如说，在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下的分析条件是有很大差别的。完全竞争市场的假设条件最强，它要求产品完全无差别，这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存在的，现实的产品中或多或少都是有差别的。
3.学校对课程要求的高低程度。微观经济学在我们院历来是作为考试课来考核的，因此学生学的都比较认真，课堂气氛也比较好，学生能积极配合老师的提问，当然，教学效果也比较理想。如果学校把这门课定为考查课来考核，可想而知，学习效果会是如何。笔者讲授过其他作为考查课的课程，刚开始几堂课学生学习的还比较认真，但由于重视程度不够，也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在这门课上，因此，期末考核时，结果不是很理想，一样的学生，一样的老师，但效果却有着天壤之别，而且学习是一环扣一环，一步落下，步步吃力。如果学校对学生的考核标准提高，那么学生就会认真扎实地学习每一堂课。
4.案例更新及时与否。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的特点是概念多、理论多、模型多[3]，学习起来比较枯燥，因此单纯的理论讲解，起不到理想的效果。而且对于财经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来说，本专业的最终学习目的都是要应用到实践中的，鉴于以上两方面，一定要重视典型性案例的分析，同时也要及时更新案例。如果我们一直用很多年前的案例来分析经济学理论，虽然会起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但由于那些事件发生的时间比较久远，会和现实世界有些脱钩，最终起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5.学生的学习基础的强弱。由微观经济学的特点可知模型多，因此微观经济学的掌握，需要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微观经济学中涉及到的数学知识，最多的是对导数的运用，只有掌握了导数的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学习才没有障碍。
二、提高微观经济学学习效率的方法
针对以上影响学生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因素，特提出一些提高学习效率的方法。
1.学校要合理安排课程。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要从学校和教师两方面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1)从学校方面来看，要合理安排每一门专业课。因为对于管理类和经济类专业的学生，要开设的专业课程比较多，因此科目安排的时段合理恰当，是很关键的。(2)从老师的角度看，老师也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对课程的讲授有不同的偏重，这样才能使学生有更多的时间根据本专业的要求来掌握学习内容。例如，对于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微观经济学的学习要更深入、更数学化一些，使学生不仅掌握经济学的知识，而且要知道这些知识的来龙去脉及推导过程;而对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则不要求掌握得太深，只要能把这些经济理论讲得明白透彻，能够理论联系实际，就达到了这门课的学习目标。
2.熟记假设前提。对于每一种理论的学习，都有它的假设条件，如果连假设条件都搞不清楚，自然不能进行理论分析。因此，学习微观经济学，就要转变观念，既要能够在假设的前提下学习理论知识，又要能够运行理论知识来分析复杂多变的现实情况。正是由于现实的情况复杂多变，所以我们不可能把所以的条件都分析在内进行研究，因此，有了这些假设条件，才能使得分析简化，并且把分析结果作为现实分析的一种参照。因此，熟记假设条件才是学习一门理论知识的前提。
3.对学生要高标准和严要求。从现实的角度讲，微观经济学这门课一般都是在大二上学期开设，这对于一个二十左右的学生来说，对自己的人生还没有好好地规划，根本无法确定自己大学毕业后是考研还是就业，即使就业，也未必就一定能从事和自己所学习的专业相符的职业，对于一门将来不知道对自己是否的科目，学习的兴趣自然减弱。所以鉴于这些原因，建议学校对这门课高标准、严要求，尽量让这些迷茫的学生多掌握一些知识。对于微观经济学这门课，我们学校是作为考试课来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的，这样，学生必然更重视这门课的学习，而且，从每年的考研率来看，这门课的学习效果还很不错。
4.教师要及时更新案例并采取多样化教学。微观经济学这门课的专业理论性强，对老师的讲授同样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何使这门课讲得生动，成为众多老师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方法有三:(1)穿插一些典型性的案例分析，使枯燥的理论在综合运用于案例，这样才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2)采取传统板书式教学和多媒体教学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使教学内容图文并茂，并且可以节省大量课堂上作图的时间，尽量使学生在短短的45分钟里身心愉悦。(3)有些案例也可以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课下收集整理相关资料，这样不但可以在课堂上进行适当的讨论，而且锻炼了学生动手收集资料的能力。现在正被众多老师推崇并在学习的翻转课堂，采用的就是类似的方法。
5.打好数学基础。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基础是边际函数，也就是高等数学的导函数，因此，在大一的时候一定要打好高等数学的基础，这样在学习微观经济学时就会轻松很多。其实，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就发现，学生不是没有掌握经济学的知识，而是把导数解错。因此，一定在踏入大学的一刻起，就让学生意识到高等数学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在以后的学习中更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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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专著性西方财政学是从经济学角度展开论述的，巴斯塔布尔指出，“从最初意义上看，财政科学是经济研究的产物。”（注：B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汉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财政学大纲》第一章第三节标题就是“公共财政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尽管作者接着于下一节“公共财政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中，也指出了财政学与政治学、历史学的密切关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关于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观点。
与这种经济学观相反，西方财政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开始出现了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观。道尔顿（Dalton，H.）1922年的《公共财政学原理》一书，第一句就指出，“财政学是介于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一门学科。”（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过，由于英美早期财政思想传统的影响，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为止，认为财政学是经济学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财政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主张随着社会抉择理论从60年代开始逐步被纳入西方财政学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社会抉择论从威克塞尔开始，就是主张政治程序进入财政分析视野的。为此，作为社会抉择学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一书“前言”中就指出，财政学是涉及经济学与政治学两个方面的学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尽管许多财政学著作不再指出财政属于何种学科，但由于它们所包含的有关社会抉择论的内容，总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学的分析。所以，现代西方财政学尽管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具有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将其视为纯经济学科的看法，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财政学仅属于微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学兼有？
宏观经济学是本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出现之后的产物，在此之前西方财政学是谈不上以宏观经济学为基础的。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财政政策的成功运用，它逐步进入西方财政学中而成为其重要内容，就很自然了。这样，西方财政学除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之外，同时出现了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财政与预算政策》一书，就鲜明地体现了这点。该书体系分为两大部分，即“A编：微观经济学”和“B编：宏观经济学”，前者分析的内容包括税收、政府支出和预算范围等问题，后者则分析了经济结构、经济稳定与增长、预算与经济政策等问题。（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纽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财政学引论》指出，公共财政学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务，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稳定，前二者属于微观经济学，而后者即稳定任务则属于宏观经济学。（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温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财政学：公共抉择与公共经济》，也将财政的微观与宏观问题分开论述，即该书第三篇为“微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税收与公共支出；第四篇为“宏观经济学与公共部门”，分析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的财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还有许多西方财政学也包括了财政政策的内容，表明传统地只局限于微观经济分析的西方财政学，已开始接纳宏观经济内容了。
但与此同时，许多西方财政论著仍坚持了原有的微观经济分析传统。这点，只要看一看许多西方财政学仍然不包括财政政策的内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逊（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门经济学》就明确指出：“……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发展，是限制在微观经济学理论的知识范围内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使公共部门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目前公共部门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应直接归功于微观经济理论。”（注：B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纳（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财政学：民主社会中的收支》一书，也将财政学研究对象归入微观经济学中。他指出：“公共财政学的研究有两个主要分支：公共抉择和运用微观经济学。……运用微观经济学，检验的是公民个人对公共抉择的反映。”（注：W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罗森（Rosen，H.S.）的《公共财政学》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将财政政策内容包括在内，并且也如同其他许多主张财政学仅属微观经济学的财政学论著一样，设有专门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内容的篇章，作为全书的理论基础。（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财政学属于微观经济学的主张。
进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括宏观经济分析内容的许多学者，也仍将财政学的分析基点和重点放在微观经济分析上。在西方财政学界有着很大影响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兹（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经济学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认真地说，（本书）不打算包括稳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内容。……在穆斯格雷夫时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财政学理论》（1959）中包括210页的有关稳定政策的内容。然而，自那时以来，经济学出版状况变了，人们在文献中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们的重点仅放在（政府）目标而不是稳定政策上。”（注：A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尽管这段话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对财政学也包含有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将财政学重点和基点放在微观经济学上的。对此，米尔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总结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财政学理论》中，他以三个政策目标：配置、分配和稳定等术语，概括了他的主题，……。该书以超过200页的篇幅研究了稳定问题，即我们现在称之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在较后的教科书即阿金森与斯蒂格里兹的《公共经济学教程》（1980）中，宏观经济政策问题被排除了。……公共经济学，甚至公共财政学，被认为仅涉及配置和分配问题。而稳定问题则被留给宏观经济学及其教科书。”（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经济学关于微观和宏观的划分，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而争论不休，这造成了西方财政学的争论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与斯莫琳斯基主编的《现代公共财政学》中，由戴门德（Diamond，P.）撰写的第八章名为“配置与稳定混一的预算”，资源的配置属于微观经济学问题，而经济的稳定属于宏观经济学问题，因而该标题清楚表明了作者将宏观经济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两大内容统一于财政的意图。（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带应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张财政也应包括宏观经济学内容的西方财政学著作中，其体系内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础部分仍然是微观经济分析。因此，西方财政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没有包括微观经济学基础，而在于有没有包括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
总之，尽管现代西方财政学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观经济学的内容，但从根本上看，它沿袭的仍然是微观经济学的传统。此外，西方财政学在其上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还随着微观经济学的变化而变化。早期西方财政学专著已包含了福利经济学思想，这在道尔顿《公共财政学原理》第二章“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该章中批判了萨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税收是数额最低的税收”的观点，反对了传统的“税收邪恶论”，提出了财政和税收的社会利益最大化原则。（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为微观经济学分支的福利经济成为西方财政学的理论基础，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问题的分析，最终落实到社会福利函数所确定的最大效用点上。这使得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与私人经济学的效率分析一样，都统一到福利经济学基础上来了。这是西方财政学完全建立于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理论表现。
西方财政学的价值理论基础
不管是主张财政学具有何种学科性质，西方财政论著都必须对财政问题进行大量经济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当时流行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影响，必然或迟或早地按照已变化了的经济学价值理论和概念来修正与重构自身的理论体系。
在英语财政学专著出现之前，西方经济学上的“边际革命”已经发生，边际效用价值论很自然地成为西方财政学的价值论基础。道尔顿的《公共财政学原理》鲜明地体现了这点。他在该书第三章第二节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应遵循的边际效用相等原则也应运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来，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义以外，公共当局并不是一个人，难以象一个人那样预计各种支出的边际效用。但政治家们据以开展行动的总原则仍是相同的。对于公共当局来说，各种公共支出的边际效用应该相等。从理论上看，既定支出总量在不同项目之间分配就是这样决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财政学研究》一书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个私人应当通过在不同支出类别之间保持平衡，从而以其收入获得更大的满足一样，作为一个共同体通过其政府的活动也应如此。”（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着还运用这些原则，去解决公共部门如何决定哪些公共服务应予提供的难题，指出“支出应当用于战舰还是用于济贫，应按此种明智的方式，即由它们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产生的相同的真实报酬来决定。”（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这一方式可用来得出某一精确的社会平衡点，即如果共同体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体，“支出就应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这一点，此时花费的最后一先令所获得的满足，应等于由于政府服务而相应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损失的满足。”（注：P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这一模型被称为皮古模型，是现代西方财政学关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个。这样，皮古就从边际效用价值论出发，在理论上界定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最佳点。
不过，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财政学的，是当时通行的可测度的、可比较的、同一的基数效用函数。这一效用函数在本世纪30年代，随着帕累托新福利经济学取代了皮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观的个人评价的序数效用函数，等效用曲线等帕累托概念也被运用到财政学上来。其后西方财政学对于公共产品最佳供应模型问题的分析，对于税收以及其他各种财政效率问题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无差异曲线上了。
这样，私人经济分析所能适用的价值理论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运用到公共经济分析上来了，公共财政学不再是与经济学的其他分支相抵触的一门学说了。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论上的统一，无疑为西方财政学在本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条件。
西方财政学理论基础分析的借鉴意义
第一，财政学从根本上看是一门经济学，但又具有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
关于财政学仅是经济学分支，还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问题，我国财政理论界也曾有过类似争议，即关于“财政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问题的争议，这是本世纪60年代初由于财政本质问题争议而引发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国财政理论界结合着新的历史背景旧话重提，又一次以财政本质问题为中心形成了对此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议大致形成了三大类不同的观点：（1）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仅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认为只能从经济的角度去分析财政问题；（2）主张财政属于经济基础，但又兼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或者主张财政既是经济基础又是上层建筑。这就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3）主张财政属于上层建筑。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持第三种观点的人数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种观点，并且第一种观点还有逐步占据优势的趋势。但如同财政本质问题一样，这一争议在当时被视为是一种纯学术的探讨，经过那两次争议之后，至今已极少有人问津，除了在高校教学中作为一种理论问题介绍外，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践中，人们则是将财政作为经济工作来对待的。
然而，财政作为政府的分配活动，它采用的不是市场自愿等价交换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强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场为媒介和通过市场渠道来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国家预算的形式下，通过政治程序的安排与运作来展开的。这样，财政的运作过程就直接表现为是对市场的否定，具有强烈的政治内容和因素。对于计划经济来说，由于其本身就否定着市场，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财政这种非市场性与计划经济本质上是相通的，只提财政的经济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即不影响人们实际上从经济和政治两重角度去考虑财政问题。
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由于此时政企必须分开，这样财政所包含的两重属性合一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财政作为一种分配，它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作为通过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动，它又与政府的具体政治制度和规则密不可分。此时如果只谈论财政的经济性，其结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财政活动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权力凭籍财政分配介入和干预企业正常市场活动的可能性，这显然是不利于根据财政的特性去指导财政实践的。
我国财政理论否定政治程序是财政活动的内容之一，在实践上导致了忽视乃至否定建立科学规范合理的财政制度与程序的结果，使得我国实际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规范、制衡与监督。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进展，由于缺乏自我约束能力的政治权力本身的不规范行为，导致了我国财政新老问题和弊端的急剧膨胀与扩大，是目前我国财政经济工作分配秩序严重混乱，腐败浪费低效猖獗的关键原因所在。因此，承认基本上是一门经济学的财政学，具有一定的经济学与政治学交叉学科的性质，正视财政活动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质与内容，在实际的财政工作中相应地从整顿规范与财政相关的政治程序和规则入手，使之从原有的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基点转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基点上来，才是对症下药之举。为此，在以经济学为基础理论的同时，也有必要从政治学角度来开展我国的财政研究。
第二，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也包括着宏观经济学的内容
关于财政学以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我国财政学从未讨论过这一问题，但由于我国财政理论强调财政是国家作为社会中心组织进行的一种分配，是从整个社会角度进行的活动，因而人们理所当然地视财政为一种宏观经济活动，而否定从微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待财政问题。在最近的政府机构改革中，财政部被列入宏观部门之内，就充分地说明了这点。对此，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下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当时正是以否定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和以国家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直接安排国民经济活动为体制特征的，并且此时的财政是国家从整个社会角度安排经济建设资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场经济下则不同。此时社会的经济单位已不再是国家而是企业了，此时财政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尽管是其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尊重企业的独立市场运营主体地位，确保国家不干预企业正常的市场活动，则是我国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学会的崭新内容。
西方财政学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财政问题，对我国是具有重要借鉴作用的：
1.西方财政学从微观角度分析财政问题，是隐含着这么一种涵义的，即此时的政府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场活动主体，即企业和个人是处于市场有效运行领域的活动主体，而政府则是处于市场失效领域的活动主体，它们进行的都是同等的资源配置活动。这样，它们之间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税纳税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预，而不能是国家凌驾于企业和个人之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预它们的市场正常活动。
2.财政活动除了作用于宏观经济的内容之外，仅就其本身对于社会资源的配置来看，则应视为是一种微观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正确界定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否则的话，将财政活动等同于宏观调控，而财政干预企业市场活动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调控又是必要的，其结果实际上是为政府和财政随心所欲地干预企业的微观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来，人们在财政经济工作中总会情不自禁地干预和插手企业的正常市场活动，其理论根源就在于此。这点，在防止政府和财政随意干预企业问题上，是可资借鉴的。
3.在财政仅是一种宏观经济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我国迄今为止在税收和财政支出的具体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则来取得和配置归政府支配的资源方面，其研究是相当薄弱的。这也是我国现实财政工作缺乏效率和严重浪费的关键原因之一。这与西方财政学所进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观经济分析，是形成鲜明对比的。为此，借鉴西方财政学的微观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国的财政问题，也是我国财政研究亟须开展和加强的领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尔（Bastable，C.F.）出版《公共财政学》以来，百余年间西方财政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在其理论基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分歧。本文认为，财政学从根本上看属于经济学，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学内容，是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交叉学科；财政活动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观经济活动，但也包含着派生的宏观经济内容。
关键词：西方财政学；财政学理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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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stern economic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udy were divided into micro-and macroeconomics, microeconomics is the basis of macroeconomics. However, in the specific contents of the arrangement, it is strict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gain, the two remained independent, basically has not matter in content. For example: in production theory, only study a single firm's total revenue maximization conditions (resource utilization),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to contact macroeconomic issues and consider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contact the consumer behavior theory to consider the consumer's utility maximization problem and the associated price elasticity of commodity price decision makers to consider the issue.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these issues.
关键词：生产理论；利润最大化；问题；思考
Key words: production theory；profit maximization；problem；thinking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5-0088-02
0引言
西方经济学传统生产理论对厂商总收益最大化的讨论是基于高等数学中原函数（总效用函数）的一阶导函数（边际效用函数）的值为零时，原函数可取到最大值的原理，论证了生产者在投入（成本）即定的前提下（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生产和销售某种商品要取得总收益最大的条件是边际收益MR为零。即边际收益为零时的商品销售量能够保证生产者实现总收益最大化。对此结论，本文认为：对厂商（生产者）行为理论的分析，除必然需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分析外，还需要把它放在更加广泛的环境中去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这样才可能得到更加客观、更加实际的结论。
1传统生产理论的具体内容
1.1 传统生产理论基本分析框架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般而言，厂商的销售价格由市场供求状况所决定，即厂商的价格会随着销售数量的变动而发生改变。通常，如果厂商拥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那么厂商则面临着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就意味着厂商要想销售更多的产品，就必须以更低的价格销售。同时，微观经济学还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厂商的生产数量等于销售数量。以下（如表1）是一个厂商的销售（收益）情况表。
单纯从数学角度分析：当一个连续函数的一阶导函数的值为零时，该函数能够取到最大值[实际上，MR=（TR）′]。按照这一数学结论，在假设TR函数为连续函数的前提下，当MR=0时，厂商的总收益TR为最大。从上表的情况来看，当厂商的生产（销售）数量为5时，厂商得到最大的总收益20。
1.2 基本作图根据以上表格，传统教课书作出了MR曲线和TR曲线，如图1。从图1可以看出，当销售量Q=5时，MR=0，同时，TR取得最大值20。
2对传统生产理论的思考及修正
2.1 对边际产量和总产量曲线图形做法的思考及修正依据上表1可知，实际上能满足总收益TR的值为最大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亦既在销售量为4到5这个阶段存在一个总收益保持最大值的平台期。所以，严格来讲，TR函数的图象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抛物线，而是在抛物线的顶端应该有一条平行于Q轴的线段AB，如图2。图2才真正反映了表一中商品销售（生产）量、边际收益和总收益之间的相互关系。
2.2 对厂商总收益最大化条件的思考及修正从表1和图2能够看出，厂商总收益最大（20）时的销售（生产）量可以是4也可以是5，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并把宏微观经济学其他理论结合起来分析，总收益最大时的销售（生产）量则有不同的结论。
2.2.1 单纯从厂商的角度来考虑，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保证总收益为最大的基础上，厂商生产（销售）更多的产品意味着厂商在生产技术不变和其他要素投入不变的前提下需要增加一种要素的投入，这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固定资产（机器设备）的更大损耗。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假设厂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利润最大化，而利润最大化首先要满足的必要条件则是成本最小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单纯从厂商角度考虑，其最优的生产（销售）量为4，而并不是大多数传统教材中认为的5。
2.2.2 从商品价格弹性理论和厂商所生产产品的可替代程度的角度来考虑，如果该厂商生产（销售）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甚或无弹性，并且该产品的替代品（包括完全替代品和不完全替代品）很少甚或没有，则意味着该厂商有能力在产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向市场（消费者）索要更高的价格，牟取更大的超额利润。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厂商最优的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
2.2.3 单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5。这是因为当厂商生产并向市场投入更多的产品时，既市场供给量加大时，依据供求定理，产品的价格会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而产品价格的下降意味着在消费者收入既定的条件约束下，花费相同的收入会取得更大的效用（即收入效应：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收入不变但其实际购买力增加）。
2.2.4 抛开以上三种考虑角度，单纯站在宏观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角度来分析，厂商的最优生产（销售）量应该为4。这是因为在销售量为4时，厂商已经取得了总收益TR最大。如果厂商继续生产，不但意味着厂商自身生产成本和固定资产损耗加大，而且意味着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多生产一单位产品（生产量从4增加到5）而投入的生产要素可以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下配置到能够更有效利用该生产要素的生产上去，最终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
总之，对西方经济学中厂商总收益最大化问题的探讨不能仅仅局限在厂商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而应该同时结合宏微观经济学中的其他相关理论综合进行考虑，这样才能不断促进宏微观经济理论的融合，不至于让人们产生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完全割裂和西方经济学中各个理论相互割裂的印象。也只有这样，对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才能得到更加客观，更加实际的结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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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区别;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内外大学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BA以来，管理经济学就一直是工商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课程。然而，我国开设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始于1990年代初。可以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对建设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工商管理专业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逐渐进入商学院的课程体系。然而，在工商管理学科的本科教育中，由于缺乏对管理经济学的了解，缺乏对它在工商管理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是简单地把管理经济学等同于微观经济学，因而在课程设置上，用微观经济学取代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较新的课程，管理经济学在课程内容上确实与微观经济学存在部分的相似性，从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什么关系?”“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与微观经济学有何区别?”这些问题一再被提及。由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厘清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明确管理经济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促进工商管理专业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管理经济学简介
管理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成为西方管理学院课程教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它属于应用经济学科的范畴，因其强调应用的特点而与传统的经济学科相区别。管理经济学有许多定义，这同它有许多名称一样，较为常见的几种名称是:(1)管理经济学;(2)公司经济学;(3)经营管理决策分析;(4)经营管理研究。实际上，许多差别是语义学上的，真正理解这门学科还在于明确其本身的内容、方法，它在管理领域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学科(包括传统的经济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盈利性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是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经理必须对各种各样的经营管理问题，从日常工作的问题到制定未来计划等做出决策。做出正确的经营管理决策需要对决策的技术与环境状况有清楚的了解，把经济理论用来解释与分析有关的技术条件和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将会对合理决策起很大作用。因此，经济理论对于分析经营管理的现实问题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它对决策过程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管理经济学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一门学科。经济理论对于管理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建立有助于认识管理问题结构的分析模型、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分析方法、以及澄清用于经营管理分析的各种概念，防止经理犯概念的错误等。因此，管理经济学是由作为分析经营管理的合理决策问题的那部分经济知识或理论所组成的。有的学者认为，管理经济学是利用经济概念和经济分析系统提出合理决策的学科。通过考查管理职责的特点与经济理论在帮助管理完成这一职责上的作用，可以获得对管理经济学特点的一个全面认识。如前文所指出，管理的基本职能是依据某些预定要实现的目标来做决策和执行这些决策，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经理的首要诀窍。管理经济学所着重的，是经济理论中与企业管理决策最有直接关系的那些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管理经济学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策两者之间的一道桥梁。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用示意图表示了上述管理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的典型问题和现实问题中的桥梁作用。
三、管理经济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地位
每一门学科之所以得以成立，关键在于其所依赖的基础理论，这也就构成学科之间的基本区别。如果说，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的基础理论，那么管理学与管理经济学则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如表1所示，管理学科的课程一般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与公司管理活动中的内部职能部门有关的课程，管理学院一般都设有这些部门或系。第二类课程涉及管理技能、方法、技术、手段的内容，称之为工具课程。考虑到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和方法的关系，也把它列入此类课程。常常有的课程跨及两个领域。例如，会计──它是企业内部的一项职能，但又是企业任何部门都要使用的一种工具。因此，会计既列作职能课程，又被看作是工具课程。第三类是某些与专门业务领域有关的课程，如银行管理、保险管理等。专门业务领域课程的界限也相当分明，它们在管理课程中的地位比较明确。不同的管理学院，侧重领域和特点不同的专门领域课程。第四类课程可称之为综合课程，包括战略管理、产业组织、企业文化、企业伦理等。这些内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但是企业内部不一定设置专门的有关部门。第五类是综合基础课程，包括管理学与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并用以指导其发展。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就占有这样的地位。著名管理学家孔茨在其论文《管理理论的丛林再论》中，曾较系统地论述了管理理论在管理学科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
四、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
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首先在于企业管理学科所获得经济理论的支持。从国外管理学院、系科的发展来看，绝大多数最初只是经济学系里的一个部门(如部门经济教研室)，其课程偏重应用与实务。后来，随着商科课程的不断扩增，终于另行成立管理学院(或称商学院)。管理学院成立之后，与经济理论的距离似乎愈来愈远，人们也已日益认清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经济学家要想描述企业经营活动并帮助企业确立规范性的目标，他们就必须对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管理实务有深切的认识，但这显然并非经济学家之所长。与此同时，商学院的教授们也日益认识到经济学家在企业管理的很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因此在西方商学院的课程中，管理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经济理论对管理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有助于认识管理问题结构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能帮助决策者去除可能妨碍决策的次要因素，聚焦于主要问题。二是提供管理决策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往往无法直接用于解决具体问题，但对于提高管理者的分析能力确实是有帮助的。三是厘清管理决策中涉及的各种概念，防止管理者犯因混淆概念而导致的错误。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管理经济学吸收了微观经济学中对于企业和经理最为重要的应用部分，但是，不能将微观经济学等同于并替代管理经济学。
换言之，有关厂商的传统个体经济理论固然是管理经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并非等于管理经济学。因为管理经济学在分析起点上，把厂商视作一个经验上的实体(而非一个理论上的抽象构造)，必须考虑理论模型在若干限制条件下的可实行性。在分析内容上，涉及风险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投资、财务等问题，以及需求、生产与成本函数的测定;在分析工具上，则包括统计决策理论、线型规划、博弈理论、计量经济学、模拟模型，以及电脑技术，所有这些，都非传统个体经济理论所能概括。与微观经济学的描述性研究不同，管理经济学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不满足于描述经济主体实际采取的行为方式，而会进一步指明经济主体为了达到期望目标所应当采取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其应该如何运行，管理经济学则尝试建立一系列规范和方法，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对于通用这样的汽车制造商，它如何进行产品定价是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它应该如何定价则是管理经济学考虑的，这构成了两门学科的重要区别。在管理决策方面，管理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找出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提供答案，使管理方面做出较佳决策。但是，经济学家并不实际就企业做出决策，而是经理在作决策。应当指出，管理经济学必须从实证分析出发进行研究。因为我们首先并且必须对所处的现实世界，诸如企业环境、制度环境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两者之间的不同，还特别体现于所研究问题上的差别。在经济学理论中，研究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企业。经济学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主要着重于生产资源如何经由市场上众多个别选择的交互作用，分配在整个社会的各种广泛用途上面(市场机能或自动性的分配过程)。在市场机制下，市场力量支配着企业及其经营活动。市场对企业的产出进行检验，企业则必须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由此实现资源配置。
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是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企业是同质的，因而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只能被动地对市场做出反应。管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正好相反，其更为关注的是企业而非市场。管理经济学理论将市场视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并质疑完全竞争市场的现实存在性。作为完全竞争市场重要特征的企业同质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企业的真实实践相悖的。现实中的企业在资源禀赋、能力、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避开同质化陷阱。因此，企业的决策既受到市场的影响，也受其内部要素制约。企业与市场相互作用，企业家和企业引导市场、创造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经常被忽略的一面，而其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另外，管理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有一定联系，而微观经济学没有。在产业经济学中普遍采用S－C－P分析范式，即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效果(performance)范式。S－C－P分析范式的主要方面在管理经济学中都有涉及，在该分析范式中，产业结构是后两者的原因。相当广泛的研究证实，行业中公司的集中程度越高，市场力量就越大，相应的利润就越高。在管理经济学对公司行为进行分析时，非常注意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特别是行业结构与竞争行为。另外，管理经济学中所引用的波特的五力模型就是基于对行业的分析。
五、微观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
在课程内容及其结构上的区别在经营决策分析中，管理经济学把经济学理论和决策科学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中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中有一部分与企业决策有关。管理经济学吸收了这一部分的微观经济学内容(如需求理论、生产理论、成本分析)，同时也吸收了经济理论中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博弈论、委托理论)。之外，管理经济学还吸收了大量决策科学的内容，运用最优化技术，包括微分学、数学规划等来为决策者确定最优方案。作为对最优化技术的补充，管理经济学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估计相关变量间的关系，并对数值做出预测。我们参考了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2］、罗伯特•平狄克和丹尼尔•鲁宾费尔德(RobertS．Pindyck＆DanielL．Rubinfeld)［3］所著的具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以及布鲁斯•阿伦(W．BruceAllen)等［4］、詹姆斯•麦圭根(JamesR．McGuigan)等［5］的被广泛使用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对两门学科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
1．管理经济学强调对统计学方法和最优化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理论的可操作性。虽然管理经济学部分理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如需求理论、生产与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借用。以同为两门课程的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微观经济学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关注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部分。作为企业管理者，是难以将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直接用于确定对企业特定产品的需求的。例如，绝大多数经理人都知道，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下降(这是微观经济学所揭示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对于特定幅度的价格上涨，企业产品的需求量到底会下降多少(这正是管理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虽然管理经济学也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同样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但它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从理论上明确了影响单个商品需求的相关因素后，更进一步给出了估计需求函数的具体方法:消费者调查、市场调研，和回归分析法。这就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得以利用相关的数据，拟合出需求方程，进而利用需求弹性，制定企业的相关策略，如价格调整的方向与幅度、是否需要对竞争者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等等。可以看到，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纯理论分析，而管理经济学则力求为企业管理者的日常决策提供分析工具。
2．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目标进行简单假定，而管理经济学则提出了一套有层次的企业目标体系。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所研究问题上的差别决定了二者在课程内容上的差别。微观经济学把企业作为一个抽象的个体，没有兴趣去打开这个黑匣子，自然也就否认企业的异质性。这集中表现在对企业目标的认识上。微观经济学将企业目标简单化，假定所有的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无一例外，并将之作为构建众多模型的理论前提。然而在现实中，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企业追求的目标也不尽一致。承认这一点，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企业是谁的?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早期，企业规模较小，产品单一，决策机构单一，企业的运作由出资者负责管理。这种企业很少雇用管理人员，可称为雇主的企业。雇主的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逐步转变为企业家的企业和家族式的企业。在企业家的企业中，股东往往是创业企业家的家族成员、朋友和关系较深的商业伙伴，因而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密切的监控。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虽然会由职业经理人担任一些中下层管理和上层管理职位，但创业者和出资者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对企业的控制。随着企业家的企业规模扩展，企业所有权不断分散，股东不再具备从事高层管理的技能和知识，于是职业经理人开始掌管公司的大小事务，企业家式的企业由此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雇主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企业是由所有者控制的，所有者目标明确，就是追求利润，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这类企业的目标并无不妥。但经理人的企业由于存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经理人具有相当大的管理自，他们追求的目标就不再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而可能是包括销售收入最大化、企业增长最大化、公司经理的个人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在内的多元化的目标。正是基于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把对企业目标的分析涵盖在内，提出了一个由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并进而对现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委托问题进行讨论。
3．在企业竞争这一重要问题上，微观经济学仅仅聚焦于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竞争，而管理经济学则围绕企业职能对竞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深入的探析。企业竞争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企业价格与产量决策，以及短期与长期均衡。对于实践中企业之间丰富多彩且不断演变的竞争手段，微观经济学完全不予置评，而管理经济学则高度关注企业竞争的各个层面，采用区域、行业、职能等不同维度对竞争进行分类，以期实现对企业竞争全貌的了解。同时，管理经济学对企业竞争实践的最新动态非常敏感，针对新经济条件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现象，提出了基于时间的竞争;针对越演越烈的不兼容的技术之间争夺市场支配权的状况，提出了标准竞争，并进而区分了标准之间的竞争和标准之内的竞争，明确了信息竞争、技术与创新竞争、筹供竞争、成本竞争、质量竞争、价格竞争、产品竞争、促销竞争、服务竞争等标准内竞争的具体形式。由此可见，从课程内容上来看，与微观经济学相比，管理经济学更贴近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它所揭示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具有更强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六、结论
作为一门在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管理经济学吸收了许多经济分析的概念，把经济理论家的纯理论分析和管理者面对的日常决策联系起来，为经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方法。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课程内容上都存在明显区别，不可混为一谈，而这种差异也是不同学院在课程设置时应该认真考虑的。以培养经济学者为目标的经济学院将强调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经济学设置为核心课程，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为目标的商学院若也重微观经济学而轻管理经济学就值得商榷了。对于未来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纯理论分析，而是能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而后者正是以单个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承认企业异质性，并不断吸收经济理论、决策理论等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已用的管理经济学所能提供的。
参考文献：
［2］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19版)［M］．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3］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著．微观经济学(第7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布鲁斯•阿伦，尼尔•多赫提，基思•韦格尔特，埃德温•曼斯菲尔德，著．管理经济学(原书第6版)［M］．毛蕴诗，刘阳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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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第一次论述了市场(价格)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即“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观经济学所说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国富论》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从19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论上的分野开始，到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在“价值由什么决定”的论争中，微观经济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阿弗里德·马歇尔把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综合和提升，使微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我们可以把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观经济学的代表作。
微观经济学虽然在19世纪末就已经比较成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和体系就已经完善了。随着西方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变化，随着经济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观经济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获得了许多发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这些发展及其成果大大丰富了微观经济学的内容。本文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微观经济学在20世纪的发展。
一、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发展消费者行为理论也叫需求理论，主要是解释单个家庭(消费者)在面临一组约束条件时如何对商品组合进行选择；它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试图找出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条件，论述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倾斜(需求规律)。解释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先后有基数效用论、序数效用论和显示性偏好理论。基数效用论产生于19世纪，是需求理论中的古典理论。
虽然在19世纪末，一些经济学家就观察到效用的不可测性，提出了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内利(G．．Antonelli)、费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内利年)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就使用了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但是，序数效用论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则是得益于斯卢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伦(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贡献。
斯卢茨基的贡献是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斯卢茨基方程”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位前苏联数学家、统计学家兼经济学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经济学家杂志》上发表《关于消费者预算的理论》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价格的变化对需求量的影响可以分解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实际收入不变，商品相对价格变动引起消费者用价格较低的商品的消费替代价格较高的商品的消费，从而引起对价格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这被称作“剩余可变性”，希克斯后来把它称作“替代效应”；另一个是货币收入不变，商品价格下降引起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增加，实际收入增加引起消费者对商品需求量的增加，这被称为“收入效应”。斯卢茨基进一步认为，这两个效应是独立的和可叠加的，二者的代数和就是“价格效应”。即价格效应一替代效应+收入效应，这就是斯卢茨基方程，后来又称之为“价值理论的基本方程式”。斯卢茨基还进一步认为，收入效应可以是正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负数——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量随收入增加而减少，而替代效应则始终是负数。
斯卢茨基方程的意义是从理论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释了单个消费者的需求曲线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即完整地证明了为什么存在需求规律。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斯卢茨基在1915年发表的这篇文章最终给出了序数效用函数的假设。[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系统化了序数效用论，使之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论述基数效用论(包括需求弹性理论)的，这种需求理论在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理论而受人敬仰。还在20世纪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对这种基数效用论提出质疑。
在《价值与资本》一书中，希克斯认为，马歇尔的需求理论是从最大限度的总效用观念出发，通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达到所购买商品的边际效用必定与其价格成比例的结论。希克斯就此提出疑问：这种被消费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确切基础?他认为马歇尔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透彻的论述，而帕累托对此做过有价值的讨论。
希克斯从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过无差异曲线分析，用无差异曲线与消费者的预算线相切来确定消费者的均衡条件，用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取代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用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取代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并且讨论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推导了“收入一消费曲线”和“价格一消费曲线”。
由于序数效用论不以效用数量的衡量为基础，它用两种商品的变化量之比来间接衡量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之比，这就克服了基数效用论“效用如何计量”的难题，从而使得序数效用论成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论。
无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是研究消费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费者的偏好是观测不到的，能够观测到的只是消费者做出的选择。那么，有什么办法说明观测到的消费者需求行为是否是由于偏好关系或效用函数的极大化而产生的?有什么办法能够从消费者的实际选择行为推论出他的无差异曲线而不是依靠他公开声称的偏好?保罗·萨缪尔森(1938年和1947年)发现的显示性偏好理论就是用来回答上述问题的。
显示性偏好理论的优点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图，也无须知道每一种商品(或商品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费者对有关商品组合的选择行为就可以了。根据显示性偏好理论，一个消费者之所以在两种商品(或商品组合)A和B中选择了A而不是B，只有两个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费者仍然选择A，我们就可以判定，这个消费者对A的偏好一定大于对B的偏好。为了给出显示性偏好理论精确性的证明，萨缪尔森和于泽(H．Uzawa)等人又进一步提出了显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强公理，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传递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数效用论以无差异曲线已知为前提。如果无差异曲线未知或不确定，则无法确定消费者均衡。显示性偏好理论可以用来确定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和需求曲线。
显示性偏好理论不但用来替代偏好理论作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基础，而且还被用于证明竞争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这种分析技术还在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
二、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单个厂商生产者)也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其目标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厂商的行为和消费者的行为一样，都可以用一套最优化方法来进行分析。于是，厂商均衡条件(或生产要素最优组合条件，或利润最大化条件)以及围绕这个条件展开的产量理论、成本理论和收益理论，成为微观经济学中厂商行为理论的主要内容。
世纪厂商行为理论的发展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种各样的“厂商管理理论”(man—的提出。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认为厂商的目标(实际上是企业经理的目标)不一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这些理论也可以称作“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
二是对“理性人假说”的批评和修正。
“非利润最大化”的厂商行为理论起始于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对厂商决策行为的经验研究。1939年霍尔和希契在对38家企业定价决策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表了题为《价格理论与企业行为》的研究报告。L31该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企业并不按照“MR—MC”
的原则来做出价格决策，也不一定根据市场需求圃来定价，因为企业很难获得关于单个产品的需求曲线的信息；企业对其产品定价实际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价法”，即根据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润幅度，这个利润幅度相当于一个行业内部的平均利润或正常利润。霍尔和希契认为，在“成本加成定价法”流行的情况下，利润最大化只是一种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企业经常追求的目标。1946年，莱斯特(Richard Les—通过对美国南部430家企业的调查研究后发现，企业的产量决策和用工决策一般并不考虑“边际成本”或“边际产品价值”变动，因为企业难以估计这两个变量。这项经验研究成果也证明企业并不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
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1932年对厂商(企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本书得出的一个重要认识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产部门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些大公司里，所有权和控制权分别掌握在股东和经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竞争的资本市场和非竞争的产品市场，企业经理将拥有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外目标的空间。
在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非利润最大化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鲍莫尔的“销售最大化模型”、彭罗斯等人的“企业成长理论”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决策权理论”。
鲍莫尔在1959年出版的《企业行为、价值与成长》一书中提出“销售最大化假说”(sales maxi—。[41在这本书中，鲍莫尔把在某种利润约束条件下追求销售总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头垄断者的典型目标。这里的利润约束是指企业股东认可的最低利润水平。鲍莫尔认为，企业之所以追求利润约束下的销售最大化，主要是因为销售量与经理人员的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次是因为销售量下降会使得企业丧失一部分客户和分销商，降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能力。
“企业成长理论”
归功于彭罗斯和马里斯的开创性研究。
这种理论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作是一种“公司经济”(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业主导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管理者(经理)拥有斟酌选择公司追求目标的权力，这就使得这种经济成为一种有管理的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调节的经济。这种“企业成长理论”关注的是“企业扩展的时间路径”
。在动态过程中，经理们通过把企业成长作为追求目标来满足其权力、称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诸如企业安全和职业成就的动机诱导经理们把“企业的评价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业股票市值聊与其资产账面价值是的比率，即铆／是)作为其追求的目标。资本市场通过兼并和接管机制对这种评价率的高低施加约束，如果评价率低于某一水平，企业将被购并。企业面临的这种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数，即企业经理的目标函数，g是企业的成长率，可是对企业的评价率，可是资本市场约束，当u<面时，企业将被购并。给定一个成长一评价函数(即U。)，其中钉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负相关，经理们将面临着图所示的斟酌权衡：
矿’
／…一凇{i＼成长喾图1企业成长模型一评价曲线在A点以前，企业成长率g和评价率u正相关，在A点以后，g和曰负相关。企业经理对成长率和评价率组合的偏好可以用无差异曲线I来表示。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约束，最优点将是最高的无差异曲线I。与成长一评价曲线相切的切点B。
如果评价率不能满足资本市场约束条件口≥百，那么，最优的成长率将由受约束的最大化解(百，虿即C点给出。显然，C点的成长率要高于B点的成长率。
“管理斟酌决策权”
理论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决策行为经济学：厂商理论的管理目标》一书中提出来的。[7¨管理斟酌决策权”是指公司经理们追求他们自认为有利可图的目标的能力或权力，而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竞争程度将决定着这种斟酌决策行为的范围。
威廉姆森认为，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大公司中，经理们有一种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这种支出偏好通过某些企业支出如营销支出、职工报酬支出来获得满足。这些支出会给经理们带来正价值，因为通过扩大这些支出有助于实现经理们追求薪酬、威望和权力的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对于企业来说是一些“非金钱目标”(non—pecunia—，但是这些目标决定着经理行为，从而影响着厂商行为。
理性人假说是关于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一个基本假说，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假说基础上的。自1947年开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论著中反复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说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观效用论是建立在这样三个前提条件之上的：(1)可供选择的对象是给定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2)每种选择结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观而言)；目的是为了使一个给定的效用函数的期望值达到最大化。西蒙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并不一定与我们想要知道的实际经济选择过程相一致；通过放松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论”。
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种把经济当事人在认识方面的局限性考虑在内的理性选择——包括知识和计算能力两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认为，虽然经济当事人总是期望实现最优化，但是他们事实上做不到，因为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要受到获得有关选择机会的信息成本和对不确定性未来的无知的约束，他们实际上只能追求一种比较满意的目标或满足水平，只追求实质性与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论假设可供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集，而是存在一个产生各种方案的过程；假定不知道结果的概率分布，而把这些情况的估计程序纳入分析结构；寻找那些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这种不确定性假定人们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数最大化的假设，而只设想一个令人满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论是这样一种选择理论和决策理论：假定经济当事人希望达到某种目标，并且为此竭尽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决策过程时又把人们头脑的实际智能考虑在内。西蒙强调，要把经济学和管理学建立在一种关于现实的人的行为描述的基础上，必须用“有限理性”来取代完全理性。
萨金特(Thomas J．Sargent)进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91他假定经济行为人确切地知道行为的规律本身是不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他们努力寻找实现理性预期的方法，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观经济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预期和最优化假设之上。萨金特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基于理性预期假说的模型得出的预测很难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论可以修正理性预期模型得出的过于严格的预测。
三、对“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证明在市场经济中，虽然每个人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结果却会增进社会利益，即个人利益和社会(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谐协调。这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表达的思想。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好他的资本……使其产出有最大的价值。确实，一般说来，他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去实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实现圃的目的。……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会促进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进的社会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告诉我们，分散的市场经济不但没有造成混乱，反而导致经济运行有秩序并且资源配置是最优(有效率)的状态。
在亚当·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着力证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正确性。19世纪下半期，瓦尔拉斯(Leon Walras)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1877年)一书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论。这个理论证明，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下，总是存在一组价格(或价格向量)，使得经济中所有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个经济体系的一般均衡。瓦尔拉斯把这个结论称作(一般)均衡价格决定定律，后来被称作“瓦尔拉斯定律”(walras’s 1aw)。当一般均衡存在时，各类市场既不存在超额供给，也不存在超额需求，每一个市场都可以自动出清，所以，瓦尔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为：只要效用函数是连续的、严格递增的并且严格拟凹的，经济体系中所有市场上的超额需求的价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时，市场交易者都能获得最大化满足，即效用最大化。瓦尔拉斯写道：“在自由竞争支配下的市场中进行多种商品互相交换是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所有一种商品、多种商品或一切交换商品的持有者，都能获得他们欲望的尽可能大的满足。”[11]佃168’
但是，在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证明中，瓦尔拉斯是通过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给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数目等于未知数(待决定的商品市场的价格)的数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这个结论无法通过数学方法来验证，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如果未知数的数目和方程式的数目相等，这个方程组可能无解。我们不能责怪瓦尔拉斯的数学水平不高。客观的情况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论时，解决一般均衡存在性问题的数学工具——集合论、博弈论、拓扑学等，还没有出现或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来。
瓦尔拉斯之后的60年里，对一般均衡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家都力图证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麦肯齐(L．Mckenzie)、阿罗(Kenneth J．Arrow)和德布鲁(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麦肯齐的《论Gra—的世界贸易与其他竞争性体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罗和德布鲁合作发表的《竞争性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鲁的《价值理论：经济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书，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给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证明。这些证明是简洁的并且是有力的，从而确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标准框架。此后，德布鲁和其他人还证明，一般均衡虽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数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数的。
那么，当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时，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优呢?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如果存在竞争性的一般均衡，那么这种均衡就是帕累托最优的。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并且个人的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函数都是凸的，那么通过初始资源禀赋在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瓦尔拉斯的竞争性均衡来实现。
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说明，如果经济是完全竞争性的，分散的市场经济可以达到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这种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每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来实现。个人要做的只是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政府进行某些初始资源总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实证的或描述性的，它说明了完全竞争的分散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规范性的，它说明了要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德布鲁、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来进一步证明，如果把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点的集合称作“核”(core)的话，那么，竞争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资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将收敛到竞争性均衡配置；如果经济是一个足够大的经济，核和竞争性均衡在极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场结构理论的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市场结构理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理论。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试图对完全竞争下一个系统而严格的定义；[12]到年，完全竞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全部确定，并成为此后经济分析的标准模式。
根据完全竞争理论，由于一个市场上存在大量的供给者和需求者，买卖双方都拥有完全信息，每一个厂商向市场提供的产品都是同质的，厂商进出一个市场是自由的并且是无成本的，所以在这种市场上，单个厂商面临的需求曲线是一条水平线，并且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曲线、平均收益曲线重叠。这意味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单个厂商和单个消费者完全不能控制价格，价格由这个市场上的供求均衡来决定，他们只能是价格的接受者。当完全竞争市场处于长期均衡时，产品的价格等于最低的长期平均成本，厂商实现了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给过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竞争市场是一种理想的市场类型，它可以保证资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国经济学家张伯仑和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分别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挑战，提出不完全竞争理论或垄断竞争理论。[13][143张伯仑指出，现实中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型的，许多厂商出售的是有差别的产品而并非是无差别的产品，这就使得有差别产品的生产者就是这种产品的部分垄断者，这种生产者面临的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说明单个厂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扩大或减少产品产量来改变其价格，他对产品价格有一定的垄断权。在长期均衡状态下，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生产能力过剩；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存在浪费性竞争。
以1982年鲍莫尔等人出版《可竞争市场与产业结构理论》一书为标志，[15]西方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可竞争市场理论。这种理论可以看作是对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可竞争市场(contestable market)是指来自潜在竞争者的竞争压力，对正在市场上的供给者“在位厂商”)的行为施加了很强的约束的那一类市场。一种市场要成为可竞争市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进入自由，退出无成本，市场在均衡状态下无超额利润，在位厂商之间的定价和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论市场上是仅有一个垄断者还是有许多竞争者，可竞争市场总是具有这些特性；来自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而不是在位厂商之间的竞争，对在位厂商的均衡行为产生有效的约束。
完全竞争理论强调的是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之间的现实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竞争的程度取决于在位厂商的数目；在位厂商的数目越少，这个市场的竞争程度就越低或垄断程度就越高。
与完全竞争理论不同，可竞争市场理论强调的是潜在进入者的潜在竞争压力对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对市场竞争程度的作用，竞争的程度取决于进入这个市场的障碍的大小。
可竞争市场理论假定潜在进入者具有这样的特性：(1)与在位厂商一样，潜在进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获得相同的生产技术，为同一个市场提供生产。(2)潜在进入者进入一个市场无需负担额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义上的进入障碍。(3)在进入一个市场之前，潜在进入者可以暂时把在位厂商的价格看作是不变的，并用这个价格来计算其进入利润。
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是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不论一个市场上在位厂商的数目是多少，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同样可以约束在位厂商的行为，从而保证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是有效率的。当市场上有两家或两家以上的厂商时，潜在竞争的约束使得在位厂商按照边际成本定价；当技术经济特征要求一个市场由一家厂商来进行生产(自然垄断)时，在位厂商将按照财务可行性的原则实行按平均成本定价。潜在进入者的竞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作用呢?可竞争市场理论的解释是，在可竞争市场上，潜在进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对于潜在进入者来说，既不存在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障碍，也不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劣势或歧视，如果在位厂商囡的定价行为提供了一个(超额)利润机会(这时价格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潜在进入者就会迅速进入这个市场，并在在位厂商做出反应(例如降价)时毫发无损地退出这个市场。因此，潜在竞争是悬在在位厂商头上的一把达摩剑。在潜在竞争压力下，为了防止进入真的发生，在位厂商——无论是寡头垄断厂商还是完全垄断厂商，就必须制定一种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续价格”(sustain—。因此，在可竞争市场上，一个可持续的市场结构或均衡的产业结构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有相同的经济绩效。
可竞争市场理论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垄断不一定会减少社会福利；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位厂商定价的“可持续性”和拉姆齐最优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竞争市场的垄断均衡中，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能够实现最大化。
可竞争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在市场是可竞争的条件下，自由放任政策比政府管制(regu—能够更有效地保护一般公众的利益。根据传统的垄断市场理论，一个市场只有少数几家大厂商时，资源配置是低效率的，消费者的利益是受到损害的。可竞争市场理论却认为垄断不一定是有害的，甚至可能是更有效率的。但是，可竞争市场理论并不认为无约束的市场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认为所有的管制和反托拉斯行动都是不应该的，都是有害的。因为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与可竞争市场还是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的，市场改革的方向是取消进入市场的障碍，取消对在位厂商的人为保护，使得潜在进入的压力真正对在位厂商的行为形成有效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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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促使经济学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而且，目前这场变革还在加速进行。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951年纳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但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却最为广泛成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或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门学科。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将被另一观点所取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博弈论在短短10余年对经济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近年来，博弈论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而影响最大的便是微观经济学，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80年代以后博弈论迅速地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健全、逻辑合理和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博弈论不但强化了经济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宽了经济分析的广度，从而不但使经济分析以更加符合现实的方式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也使信息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经济学家的必备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论专家也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获得了经济学的中心地位，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熠熠生辉，引人注目。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如寡占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并形成了经济学新的分支――信息经济学。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博弈论做出开拓性的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相隔十年，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度授予在博弈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专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博弈论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开拓了新视野，博弈论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中心地位。
博弈论之所以被经济学家普遍使用，是与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和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在谈到人(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时，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个人的效用也只决定于自己的选择，其他所有人的行为都归结在价格这个参数中；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垄断和寡头是特殊情况；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是很难成立的。第一，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很少有的(例如，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钢铁生产厂家屈指可数，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彩电生产厂家也为数不多)，由于存在产品差异、地域差异和信息差异，任何一个厂商总是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所以与充分竞争相比，垄断和寡头倒很常见；第二，每一主体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时不仅要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而且自己的选择也往往影响到其他主体的选择(考虑一下1998年长虹大规模吸纳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场竞争中信息几乎总是不充分、非对称的，获取信息经常是有成本的，有时成本还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考虑以上这几方面因素，经济学所讨论的决策其实仅仅是规划问题，是在没有竞争对手时的决策，所解决的也只是资源分配问题。现实世界中决策者要在面对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对手与之激烈竞争时做出选择。在竞争对手日益明显、竞争越来越直接的情况下，博弈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经济学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对经济个体的研究，而在各个经济个体之间，博弈是无时无处不在的。
博弈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论分析范式与新古典经济学不谋而合；二是博弈论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
1.分析范式的趋同。即强调个人理性，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利益主体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实现均衡。可以说博弈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链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设。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体系，而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学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设。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便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人类在其经济选择行为中是绝对理性的。这个假设意味着，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约束下争取最大化报酬。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市场既定价格，在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根据外生的价格水平选择利润最大化产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趋利行为通过竞争，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实现均衡，这包括从单个市场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论研究范式是给出个人的支付函数及战略空间，然后看当事人都选择其最优战略以最大化个人支付函数时将发生什么，这与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论从行为分析入手，坚持并突出了个人理性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还是后来的“纳什均衡”及其精炼，都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并对理性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为背后心理作用的过程，加深了对个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论通过研究拥有不同利益的主体在发生冲突时是如何进行理性决策的，并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如何通过理性决策最终达到均衡，从纳什均衡到精炼纳什均衡再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和精炼贝叶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的研究是现代博弈论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趋同，经济学家很容易用博弈论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使博弈论在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
2.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对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话题，历来争论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将数学、物理学等精密科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他们把现有制度视为外在，只研究可以纯粹用目的和手段来刻画和判断的人类理，强调将复杂社会现象简约成某种可以向物理学那样可以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试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因此，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尽量仿效精密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无法回避的规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实证分析，大量采用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其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是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用深奥的数学理论写成的，对博弈论发展起过奠基作用的论文最初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对存在利益冲突的理性人的选择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目标迈出一大步。
自从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后，经济学改变了传统经济分析地那种以个人孤立决策，其他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影响则被典型地简化为价格信号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能反应经济系统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3]彭建刚.博弈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动态,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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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的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消费者理性选择理论”(或“效用论”)是教学重点之一。通常在运用效用最大化必要条件推导出商品需求函数后，教师将继续分析收入和价格变化对商品需求的影响，通过无差异曲线分析方法推导出“收入—消费曲线”、“恩格尔曲线”和“价格—消费曲线”等，以此进一步使得学生加深对“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理解和掌握。现有主流初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对该问题的论述过于“一般化”，未能指出经济学中某些特殊但应用非常广泛之情况下“收入—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的特殊性质。某些中级微观经济学教材论及这一问题时，特别讨论了“位似偏好”和“拟线性偏好”下“收入—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的形状，但论述得不够准确或不易理解。本文试图采用初中级课程中易于学生理解的方式，论述“位似偏好”和“拟线性偏好”这两种特殊情况下，收入变化对商品需求产生的特殊影响，以供教学参考。
1 “位似偏好”下收入变化对需求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所谓“位似偏好”是指，如果消费者对消费束(x，x)的偏好胜过消费束(y，y)，那么对于任意常数t>0，他会自动地偏好(tx，tx)而不是偏好(ty，ty)。这意味着消费者对不同消费束的偏好只取决于商品1和商品2的比率。根据这一定义，“完全替代”、“完全互补”和 “柯布-道格拉斯偏好”均属于“位似偏好”。我们可以证明以下结论。
结论1：位似偏好下，如果消费束(x*，x*)是收入为m时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选择，那么当收入变动为原来的t倍(即收入为tm，t>0)后，消费束(tx*，tx*)则是收入为tm时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首先注意到初始预算约束方程为
px+px≤m (1)
因为消费束(x*，x*)是收入为m时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选择，所以它必然满足(1)式，而且在所有满足(1)式的消费束中，消费者最偏好(x*，x*)。其次设收入变动(价格保持固定不变)后的预算约束方程为
py+py≤tm (2)
选择满足(2)式的“任意”消费束(y'，y')，代入(2)式并用(1/t)同乘不等式两边后得
p〔(1/t)y'〕+p〔(1/t)y'〕≤m (3)
这表明消费束((1/t)y，，(1/t)y，)满足初始预算约束方程(1)式。所以消费者对消费束(x*，x*)的偏好胜过消费束((1 /t)y'，(1/t)y')。因此，假设偏好是“位似偏好”意味着消费者对消费束(tx*，tx*)的偏好胜过消费束(y'，y')。加之消费束(tx*，tx*)必然满足收入为tm时的预算约束(2)式，且消费束(y'，y，)是“任意”选择的，所以就证明了消费束(tx*，tx*)是收入为 tm时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选择。
由“结论1”可知，保持商品价格不变，随着收入的变化，效用最大化的选择点处两种商品的比例固定不变。这必然意味着“收入—消费曲线”是一条从原点出发的直线。令x(p,m)表示第一种商品的需求函数(p为价格向量)。由“结论1”可得
x(p,tm)=tx(p，m) (4)
取t=(1/m)，代入(4)式整理后可得
x(p，m)=x(p，1)m=f(p)m，f(p)=x(p，1) (5)
(5)式意味着给定商品价格不变，第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消费者收入成正比，由此可知该种商品的“恩格尔曲线”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条直线(商品2可做相同论证)。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以下结论。
结论2：位似偏好下，“收入—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均为从原点出发的一条直线。
2 “拟线性偏好”下收入变化对需求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
“拟线性偏好”的关键特征是可以通过上下(或左右)平移一条给定的无差异曲线来得到其他所有无差异曲线。可用一个“拟线性效用函数”来代表该偏好：
u(x，x)=v(x)+x (6)
其中v(x)是一个非线性函数，第二种商品称为“本位商品”。给定上述效用函数形式，可知“边际替代率”为
MRS=v'(x) (7)
(7)式表明，“边际替代率”唯一取决于第一种商品的数量，而与第二种商品数量无关。“边际替代率递减”假设意味着当第一种商品数量较少时边际替代率较高，从而消费者对第一种商品的边际支付意愿较高(即愿意以较多的第二种商品来换取第一种商品的一单位数量的增加)。所以，给定两种商品的价格，当收入较低、以致全部收入用来购买第一种商品后仍然有MRS>(p/p)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将用其全部收入购买第一种商品。所以此时第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为(m/p)，第二种商品的需求量为零。而当收入较高、以致全部收入用来购买第一种商品后将使得MRS<(p/p)时，为了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将把收入用于同时购买两种商品。此时通常的“边际替代率条件”得以成立，即有
MRS=v'(x)=p/p (8)
这意味着第一种商品的需求量与收入无关，或者说此时收入增加不再影响第一种商品的需求，消费者将把增加的收入全部用于购买第二种商品。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下述结论。
结论3：拟线性偏好下，“收入—消费曲线”和“恩格尔曲线”均“近似为”一条垂线。
3 总结
前文分析了两种特殊偏好——位似偏好与拟线性偏好——下收入变化对于效用最大化的最优消费束和商品需求的影响性质。下面借助几何图形对主要的分析结论进行总结。
图1描述了典型的“位似偏好”(例如柯布—道格拉斯偏好)的收入—消费曲线(a图)和恩格尔曲线(b图)。给定商品价格保持不变，这两条曲线都是从原点出发的一条直线。“收入—消费曲线”是一条直线意味着收入变化并不影响最优选择点处两种商品数量的比例;“恩格尔曲线”是一条直线意味着商品需求量与收入同比例同方向变化。
图2描述了典型的“拟线性偏好”的收入—消费曲线(a图)和恩格尔曲线(b图)。随着收入从零开始逐渐增加，起先消费者将把所有收入用于购买第一种商品，第二种商品需求量为零。此时收入—消费曲线与横轴重合，(第一种商品的)恩格尔曲线是一条斜率为正的直线。当收入增加到较高水平，以致把全部收入用于购买第一种商品将使其购买量超过“临界值”时，消费者将把增加了的所有收入用于购买第二种商品，第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就保持不变了。此时收入—消费曲线垂直于横轴，而(第一种商品的)恩格尔曲线也垂直于横轴。
篇9
一、优秀经济学论文的特点
(a)选题
选题应该能够解释关系较多人利益的现实活动，如用激励理论研究中国农业问题。
解释范围太狭隘的选题写作意义也不大，但可以作为小品文(b)内容
利用简单而深刻的经济学模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利用分析证明自己的观点。
内容的好坏主要取决于(1)用同行通用的规范经济学方法分析问题;(2)语言清晰准确表达要表达的意思;(3)模型对现实的解释能力。
(c)写作形式
形式规范，内容才能规范。如必须有理论综述部分，就要求确实要了解该领域目前的研究进度。必须有模型的假设，就必须设计出有意义的假设。必须有规范的实证检验，就不能随便
二、经济学论文写作的思维方式
一切从个人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构造主要主体的利润函数和约束条件，求最大化解。 三、典型的三段式经济学论文
(a)基础理论，包括理论综述、现实意义
手段：具体钻研某一特定领域。
(b)模型，包括假设、界定函数式、求解均衡解、模型的推广如何提高模型：经典模型，了解其思想精髓。
手段：《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博弈论》
(c)实证分析
篇10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3］贾根良.中国经济学革命论[J].社会科学战线，20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