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劳动实践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耕地劳动实践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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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动因；建议

农民集中居住是实现“三个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土地集约化、农业产业化的客观要求；是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过程的催生品；是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和必经之路。

一、我国农民集中居住动因分析与归纳

（一）理论动因

这里所指的农民集中居住的理论动因是指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出发，总结出的推动农民实现集中居住的必然原因，它具有总体性的特征。

1、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驱动

随着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员的比例将不断发生变化，三大产业的结构比例将逐渐趋于合理化。发达国家经验表明，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农业在三大产业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这势必引发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从分散从事农业劳动，到集中进行工业、服务业生产，这为农民集中居住提供了可能。

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而工业化的特征之一，就是产业集聚，它包括各类生产要素和劳动者的适度集中。也就是说，工业化程度的提升为推进农民集中居住提供了强大动力，而农民集中居住也会促进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与升级，进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2、土地集约化驱动

由于人口众多，我国人地关系非常紧张，耕地保护形势严峻。但同时土地的粗放利用却很突出。尤其在农村，农民住宅随意占地、使用无序等现象严重，加上管理困难且缺位，造成闲置浪费土地现象严重。据学者计算，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已超过1600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3%；农村人均用地面积达177平方米，占人均耕地面积的19%。而且农村居民点用地大多为优质耕地。造成大量土地的使用潜力未被充分挖掘。因此，为了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有必要让农民集中居住，通过复垦，扩大耕地面积，提高耕地质量，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集约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3、城镇化驱动

《中国城市状况报告2010/2011》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有设市城市654个，城镇化水平46.59%，城镇人口达到6.21亿。报告称，今后5年内，我国的城镇人口将超过农村人口。到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5%左右，各类城镇将新增3亿多人口。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将加大，这为农民进入城镇集中居住和实现农民市民化提供了动力和契机。

（二）实践动因

这里的实践动因是指推动农民集中居住的各种具体动因，它们因地因时不同，以其中的一种或几种为主导，在各种具体动因的共同推动下，农民实现集中居住。

1、农民意愿主导型驱动

农民意愿主导型驱动因素是指农民在进城务工、经商等过程中，产生的对城镇生活方式的接纳，让他们自发或者在外力助推下进城集中居住的因素的总和。这一类型多见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卫星城周围、城镇近郊区、交通枢纽周边等地。这些集中居住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非农化”了。他们工作生活在城镇而在农村保留土地和房屋。在这些地区，村庄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农民自发自愿集中居住在城镇。

2、政府政策主导型驱动

政府政策主导型驱动因素是指政府在综合考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政府政策和行政命令让农民集中居住。这一类型多见于大型工程建设、库区移民、灾后重建、政府主导的各类园区建设、生态保护区建设、不适宜人类居住区整体搬迁等情况下。政府统一规划，统一调度。

3、市场化主导型驱动

市场化主导型驱动因素是指通过市场化运作，农民在与相关市场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实现集中居住。这一类型主要是企业、开发商通过征用农民土地开发工、农业园区，乡村旅游区等而促成双方协定，由开发商修建集中居住区，让农民居住。

二、对农民集中居住实践动因评价与建议

（一）农民意愿主导型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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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 任务与目的

课程实习是大学教育一极为重要的实践性教学环节。通过实习，使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接触与本专业相关的实际工作，增强感性认识，培养和锻炼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业知识，去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实践动手能力，为我们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一定的基础；同时可以检验教学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积累经验，并为自己能顺利与社会环境接轨做准备。两年半以来，我以做一名高素质的优秀淮工大学生为目标，全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超越自己。在实习期间，在带队老师的带领下，深受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照顾和关怀，认真负责，做好各项工作，完成任务要求，做一名合格的公务人员。

1.2 实习安排

1.2.1 总体实习安排

实习单位是学校老师联系的，我们都绝对无条件地听从带队老师的安排。老师们帮我们联系了几个单位，如计生委、市国土资源局、工商行政管理分局、环保局、司法局、劳动局、城管局等等。各单位分配的人数不等，是事先就已经安排好的，这次不是我们自己选单位再协调，而是老师按学号依次排下来的。

1.2.2 本人实习的安排

听从带队老师和实习单位指导老师的安排，我被分在连云港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处，而和我同组的董晓凤同学则分在市国土局办公室。我所在部门共有三个人：闫振标处长，左晓梅主任，王其谦主任，我很有幸地与这些重要级领导成为同事。实习一个星期结束之后，我大体了解执法监察处是个什么样的部门。执法监察处对执行和遵守国家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拟定执法监督和违法案件查处的规定；监督检查土地规划、农地转用、土地和矿产资源资产处置及土地使用权交易等行为；依法组织查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承担行政案件应诉工作。

2 实习生活

实习生活是多姿多彩的，每天都有一些挑战，但也是枯燥乏味的，每天的工作内容基本相同。

2.1 实习内容

2.1.1 具体工作

（1）法律法规。实习的第一天我就只是看看一些他们自己精选的法律条文，从中我学到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基本农田的一些知识点，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比较关心这个，所以就可以记住了有关农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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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地经营规模；适度规模经营；土地制度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012-02

农场规模的大小一直以来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扩大农场的规模究竟能否实现规模效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家庭式农场还是集体农场更有效率，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农业的生产组织效率，最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息息相关。

一、中国农场规模的变迁与发展

在中国，农地经营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从小到大，又从大到小的变化。1950年开始的，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统一于农民，建立了由农民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户个体经济。

从1953年到1978年，中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从初级农业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直至的发展过程，土地由个人所有逐渐变为集体所有，在阶段，原属于农户个人所有的土地以及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都无偿地归公社所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土地，保留了集体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土地经营权承包给了个体农户，因而实现了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2002年，中国粮食主产区户均耕地为0.714公顷，人均耕地为0.183公顷，劳均耕地为0.277公顷。另据农业部课题组披露，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17公顷，农村户均经营规模不足0.55公顷（卢荣善，70）。由此可见，中国的农业生产规模远低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几百至上千公顷），甚至与以小规模家庭农场闻名的日本相比， 2004年日本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5.7倍，户均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3倍，相比之下，中国的农业生产规模也是偏小的。

对于过小的农业生产规模，许多学者认为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原因包括：

1.无法将农业机械设备的作用最大化，享受规模经营带来的效率的提高。

2.农业自给比重过高，商品化程度低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的动力不足。农户缺乏追求利润的内在动机和市场竞争的外在动力，仍然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状态。

3.生产规模过小直接导致了农地的破碎化，据调查，中国耕地面积高达1 246.667万，占净耕地的10%，沟渠面积为486.667万，是净耕地的4%； 田间道路约666.667万，是净耕地的5%，这些指标均超过世界上农业集约化水平中等国家的1倍以上，总之，中国因破碎化而浪费的耕地高达净耕地面积的 19%左右，占农地有效耕作面积的3%～10%。（中国耕地破碎化的原因）

4.在如今农民大量进城务工的情况下，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似乎超过了其为家庭创造收入的功能，因而有被闲置，没有发挥其最大生产潜能的可能。小规模兼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被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是低效率的。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国自80年代开始了农业规模经营的一系列尝试。大部分的规模经营都是由政府发动和推行的。以北京顺义的做法为例，主要是组建集体农场，有三种运作的方式：其一是村办集体农场，有集体单一经营，其二是以专业劳动力和一定规模的土地承包为基础，加上社会化服务，形成双层经营；其三是单一的家庭经营形式。从各自所占的土地的百分比来看，集体农场站绝对地位，经营面积占62.8%。 而在苏南地区，也有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进行的规模经营试验，有三种形式：即家庭农场（种田大户），两田制（在集中责任田的基础上形成的规模经营）以及村办农场，在整个推行规模经营的过程中十分注意社区内农户的意愿和可接受程度，保持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制度激励和自主经营的优越性。

然而，这些规模经营的尝试到底有没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却是一个很难准确测度的问题，这是由于相对于小规模经营的农户来说，规模经营大户得到了小农没有的补贴或其他优惠待遇，根据对江苏吴县的调查报告显示，大户的水稻单产高出村平均数8%，小麦高出3%。但是这些大户每生产1公斤粮食，要得到8分的人民币补贴，农机服务站的收费要低10%，同时可以优先享受这些服务。根据他们搜集到的一个村里种田大户和集体农场在1994年的单产和成本，集体农场的单产虽然高1%，但成本却要高出14%。也有学者的调查发现，规模经营对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没有作用，如山东农业大学在1995年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中国的规模经营并不一定提高单产，他们调查了山东北部77个行政村358个农户，调查数据表明，规模经营农户和小农的单产没有什么差别，小农的平均单产为436.3公斤/亩，规模经营农户的单产略低，为424.8公斤/亩。

二、一个关于最适农业生产规模的理论框架

中国农村目前实行的是，土地是集体所有的，农民家庭只是拥有分片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村政府在分配土地时往往也是以公平为主要目标，考虑了农民家庭的人口数目以及土地的肥沃程度等等一系列因素，尽量做到公平。由于土地在法律意义上属于集体，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农户间的买卖是不存在的。土地集体所有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合法成员平等地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首先从理论上推导一下最适经营规模的大小。假设农场的产出为Q，农场面积为S，劳动投入为L，机械设备的投入为T，化肥的投入为F，则可假设农业的产出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数：

从上式可以看出，最适的农场规模与其他除土地之外的要素投入有关，农场规模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而是要与实际的劳动投入、机械以及化肥投入相适应。同时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劳动、机械以及化肥投入的增加，最适的农场规模也增大。

姚洋对浙江三县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最适规模”的含义。换言之，经营规模的扩大应该是与农户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或生产技术的改进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增加这些配套的技术投资，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能支付得起相应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劳动力廉价而资本相对昂贵的国家，高价引进国外的机械化设备对于农户来说有时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三、变化中的“度”：以日本为例

为什么日本农业的经营规模会扩大呢？这是由于日本农户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直快于总人口的老龄化速度，预计2010年总人口的老龄化率达到22%，而农户的老龄化率高达30.6%。同时，日本农业的新增劳动力不足，农业兼业化过程中兼业农户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些都使得人多地少的日本在耕地利用上出现了弃耕地面积不断上升，全国耕地利用率不断下降的局面。这种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的劳动力下降所致，随着劳动力资源的减少，农业生产的最适规模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因此，为了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促进土地的规模经营，日本政府1970年修改了土地法，允许土地租借 ，另外还建立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形成沟通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的具体做法是，接受欲出租农地者的土地，再将这部分土地租给欲租入者，通常租借期为10年，10年租金由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一次性支付给农地出租者，而租入者则按10年分期向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支付租金，作为中介，农地保有合理化法人所需资金来自于国库补助金。这项制度实际上奖励了土地的租赁行为，大大促进了土地的规模化经营。

四、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

将日本与中国的规模经营实践加以仔细比较，我们不难注意到，日本土地的规模经营是通过土地流通市场进行土地的租借达到的，而中国的土地交易存在很高的交易成本，严重阻碍了土地的交易。中国土地的交易成本高主要是由于：

1.政府对农地承包经营权转让限制不当，增大了农地市场启动成本，现有政策法规对农地承包经营的转让限制过多，这直接阻碍着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

2.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的特殊性使交易的搜寻成本比较高。这一点与农村土地流转的封闭性有关，中国的农民有着很强的“乡土情结”，即使发生土地的流转，其转包方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往往仅限于同族和邻居，这导致了农地转让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农户搜寻信息代价过高。

3.相关法律不完善，中介服务组织缺乏，土地转让的程序过于繁冗，这些都增大了土地流转的交易成本。

虽然目前中国已经具备了进行规模经营的条件，但是一方面中国的土地流转市场几乎不存在，农户停留在小规模的农业经营阶段，无法达到农业生产的最适规模；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规模经营，由于其制度上的种种缺陷，亦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导致规模经营的效果不明显。

五、后续研究的方向

对中国适度农业经营规模的分析让我们意识到在文章第二部分的公式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变量，即一国的土地制度。完整而清晰的土地所有权束，交易自由的土地市场，较低的土地交易费用，这些都与一国是否适于开展大规模农业经营密切相关，因此，为了让公式更准确地描述最适的农业生产规模，我们可以考虑在其中引入表征制度因素的变量。不过，由于土地所有权等概念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如何定量地计算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如何测量其变化，这将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参考文献：

［1］ 陈欣欣,史清华,蒋伟峰.不同经营规模农地效益的比较及其演变趋势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0,(12).

［2］ 王新钢,张思光,张宝悦.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限制因素及对策［J］.农村经济，2004,(11).

［3］ 林善浪.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效率评价［J］.当代经济研究,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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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英峰

国务院日前召开的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指出，今年要“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官员的“私事”从报告到公开，这是强化领导干部监督的一个意义深远的信号。

对领导干部来说，婚姻、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私事”，可能影响权力行使，与公共利益相关，因而不再是单纯的个人隐私。把此类“私事”暴露在阳光下，既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也是对领导干部的呵护。从到许迈永、姜人杰，以往查处的腐败案件无不表明，财产与行动保持隐秘、不受监督，为一些官员滑向腐败创造了客观条件。因而，让更多的人知晓官员“私事”，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官的好事。

领导干部如实报告个人“私事”，定期接受组织审视，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需要，也切合公众的意愿。

任何一项好的制度要行得通、用得好，需要水到渠成的环境，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对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中央有关部门一直在关注这项制度的执行情况，并考虑在分析评估后及时予以完善。经过近两年的实践，随着配套措施的逐步建立健全，面对党员群众对阳光反腐的强烈期待，“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可谓正当其时。

可以预见，推进领导干部公开个人“私事”并不是一件易事，在什么范围公开、如何确保公开等都是待解的难题。让领导干部公开个人“私事”也不会一帆风顺，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但人们有理由期待，只要党和政府下定决心，只要人民群众坚定信心，反腐倡廉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奶比水贱”伤的何止是奶农

陈强

近日，媒体曝光黑龙江双鸭山完达山公司一直以低价收购鲜奶，导致很多奶户入不敷出，被迫杀牛或者卖牛。有养牛户表示，现在当地一斤奶价钱卖不过一瓶矿泉水。

谷贱伤农，伤的何止是农？奶比水贱，伤的又何止是奶农？

很显然，奶比水贱，并非市场竞争导致，而是畸形的垄断造成的。当地的生鲜乳收购被一家奶企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在分散的奶农面前，垄断的奶企足够强大。完全占据了市场主导，奶农完全丧失与乳品企业的议价能力，要么被动接受垄断乳品企业的一切要求，要么只能坐视辛苦生产的生鲜乳无人收购而变质、倾倒。也正因为这样，奶企才一步一步地变本加厉，不仅压低价格，还克扣斤两，更拖欠购奶款，以至于奶比水贱，让奶农觉得“这牛养得实在憋气，不如杀了吃肉”，而纷纷卖牛、“砍牛”。

本来，奶企与奶农之间应该是水融的亲密合作关系，如果说奶企是一棵大树，奶农就是一方水土，假如奶企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必须依靠水土提供的营养。而恰恰相反的是，当地奶企这棵“大树”长大了，却忘了水土忘了根。失去奶农的支持，奶企必然成了无水之源、无本之木，最终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说白了，奶比水贱，直接伤了奶农，间接也会伤了奶企自己。

物以稀为贵，奶比水贱，奶农“砍牛”，终于必然导致国内奶资源稀缺，国产成品奶以及乳制品价格上涨，消费者要为此埋单。而洋奶必然会趁机占领市场份额，进一步挤压国产奶企的生存空间，赚取更大的利润。

奶比水贱，政府部门不能作为旁观者，政府部门必须积极干预，一方面要打破少数大企业排他性的地域垄断式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和引导奶农转型升级，向集中化、规模化养殖发展。

奶比水贱，伤的不止是奶农，是整个消费者，是整个行业，是整个社会，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

“越耕越贵”拷问粮食安全问题

冯创志

“越耕越贵”的危害是什么？不言而明。人们知道，耕种与办工厂一样，都会首先考虑到能挣钱。一旦耕种成本等于收入甚至高于收入，那么，就会导致越来越多农民弃耕撂荒。

据悉，国土资源部有一个数据显示，时下中国农村撂荒的耕地多达3000万亩。假若按年产1000斤稻谷计算，那么，全国一年就会减收3000万斤稻谷，如此下去，就会威胁粮食安全。

记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中谈到，从2010年起他走访的湖南的多个县乡和农村发现，大量耕地被荒废，甚至用来作为建筑用地和垃圾场。

实际上，像袁隆平披露的“大量耕地被荒废”的问题，在近年一些媒体已陆续披露。比如，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所研究员陈朝辉近年来的调研发现，广东土地抛荒现象较为普遍，全省各地皆有零星分布。一些地方采取“甲地占，乙地保护”的办法，把城区周围的农保耕地合法占用作为建设用地，由甲地划出的耕地作为乙地农保耕地。更有甚者用硬指标要求将25度以下的坡地开发为耕地，从而引起大规模破坏山林地。因此，对这个问题，就不能轻视，而应切切实实摆上地方党政议事日程，运用科学的方式进行排查，查个一清二楚。

依笔者之见，粮食生产得益甚少，才是根本原因。袁隆平院士在两会上的关于粮价建议提案中称，根据湖南省物价局调查资料显示，2012年农民种植粮食水稻，除去国家的粮食补贴，纯受益每亩只有7元5角。如此之低，当然很难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因此，要治理土地抛荒问题，需要政策引导，也就是适时调整粮食价格，使农民种粮有甜头。对于偌大的中国而言，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需要有看得见的实惠，让耕田者放心，这才能解决问题。

捧断指离开医院，农民工命运何堪？

邱海昌

近日，江西南昌的一位农民工在上工时手指被钢筋打断。在医院治疗后，因囊中拮据中止治疗。工厂老板接到求助电话时推脱很忙，农民工因负担不起治疗费用，手捧断指离开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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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农村改革的不断探索和大胆实践，我县“三农”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牧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用发展的眼光看，农村改革中还有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农牧业生产资料区域性配置不平衡。全县农民人均占有耕地6.8亩，最低人均占有耕地仅为2.5亩；土壤质量差，造成单产水平低。农业现代化科技服务体系不完善。科技服务能力弱，科技创新和技术更新能力差，缺乏原动力，科技服务体制不适应现实需求。本地科技队伍老化，知识更新缓慢，外来科技服务更为奇缺，造成科技推广应用水平低下。农牧业科技含量不高、农产品生产的附加值低。农业科技投入总量不足，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力度不够，农牧户向科技要效益的理念不强，农牧产品附加值低，农牧业整体效益较低。农牧业产业化生产难以形成，农牧民难以得到加工流通领域的附加值，农产品初级、精深加工转化增值能力差。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龙头企业的拉动作用不大，不能带动大量的农牧民家庭进行规模生产。农副产品加工能力弱，加工企业少，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多年来，我县虽然加大了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但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解决，农业防灾抗灾的能力非常弱。

针对以上的问题，我认为农业部门要拿出破解的办法，就必须要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农业和农村工作，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农牧民增收为核心，以产业化为依托，以科技应用为手段，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撑，把农业增效和农牧民增收作为突破口，抓住重点环节，确保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和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进一步优化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

结构调整也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立足自身优势，抢抓机遇，创新发展思路和理念，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强化规模，集约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首先要稳定自己的支柱产业。大豆是我县农业中得天独厚产业，多年来在农业增效和农牧民中发挥了较大作用，已经形成支柱产业的地位，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做大做强这个产业。大力发展优质高产大豆，使大豆生产向专用大豆方向发展，以大豆产业化示范县项目为载体，坚持走区域化布局、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和科学化管理的路子。

特色种植在我县农业发展中显示出了优势作用，给农牧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今后我们要继续围绕旅游市场需求，在旅游沿线乡村种植特色经济作物，如大棚蔬菜、喀纳斯蜜瓜、甜玉米等作物，逐步扩大种植规模和比重，走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化发展之路；在城镇郊区，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蔬菜，以设施大棚来带动我县的特色种植业。加大力度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依托旅游业，使毛豆、甜玉米和喀纳斯蜜瓜等特色种植规模能有大的发展。设施农业要在管理和运作上下功夫，逐步理顺经营管理体制，加快公司化运作步伐。把设施农业种植作为特色农业的突破口，着力打造农产品出口基地。

二、大力发展劳务经济，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

随着劳务经济的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开放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每年都有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首先抓好劳务输出的组织工作，加强组织引导。要发挥好各类劳务输出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大扶持力度，尽可能多地转移劳动力。其次抓好技能培训。通过开展大规模的创业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致富增收能力和转移就业能力，逐步使更多的农牧民由短期打工变为长期就业，真正从土地上走出来。着力抓好贫困牧民劳动力培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广大牧民树立“一户转一人，富裕一家人”的理念，通过县内吸纳和区外输出，加快牧区劳动力转移步伐，提高牧民整体收入水平。以农牧民增收为目标，积极做好农村非农产业工作，把劳动力转移劳务输出作为农牧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使我县农牧民人均劳务创收占人均增收的三分之一以上。

XX最大的优势就是旅游业，这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最有利的基础。发展劳务经济，使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转移出来，就必须打破二元结构格局，加快城乡一体化步伐。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并重的工作原则，在理顺城乡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农村二、三产业和小城镇发展步伐，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

三、大力扶持和培育农业龙头加工企业

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基地连农户一个纽带，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个定心丸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加以扶持和支持。一是加强农业龙头企业建设，推广龙头企业带基地、连农户的经营模式，积极争取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项目资金，加强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培育，帮助企业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和问题，引导帮助支持协调龙头企业搞好基地建设、产品开发、技术改造、上市融资、市场开拓等，完善利益连结，投资入股合作经营，扩大规模。二是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推广市场带基地、扩规模的经营模式，组织龙头企业参加各种形式的企业产品展示订货及经贸洽谈活动，帮助龙头企业搞好产销衔接和市场开拓。三是积极引导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规范管理，搞好推广。四是加大发展农业产业化力度。积极培育和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农业龙头企业技改步伐，实现产品由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逐步形成龙头＋基地＋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以此来促进农牧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五是注重品牌效应。大力实施农产品品牌战略，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等市场主体，着力打造富有区域特色的名特优农产品品牌。

四、积极做好农区畜牧业工作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避免草场过载，造成环境恶化，重点发展农区畜牧业和做好牧民定居，大力发展养牛业。农区畜牧业重点是抓好两个方面工作，第一是品种引进和改良工作，这个问题一直在抓，还需进一步加大力度；第二是科学管理和饲养的问题，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优良品种畜有了，但仍然是粗放经营和不科学饲养方法来养畜，以致造成投入和产出不能成正比，未能很好地发挥品种畜的作用，经济效益也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领导要高度重视，把科学地管理和饲养工作象抓品种改良和引进一样重视；二是要提高畜牧专业技术人员的自身素质，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三是想方设法转变农牧民粗放养畜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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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村隶属县乡，位于县域东南部，南与南和县相邻，现有人口4500人，共1200户。村民们多以传统种植业为主，部分家庭开设有家庭式小企业，多数村民没有固定职业，靠外出打工为生。是村有名的致富能手，两口子经营化肥、农药生意，芒种时节还利用大型拖拉机帮村民们耕地，日子过着红红火火，在当地小有名气。

二、存在的问题

通过实地查看村容村貌，参观家庭企业，同村民进行座谈、拉家常等形式详细调研，了解村民生活状况，对创业需求，以及对人社部门的意见和建议。我发现村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新时期农村，农民们有着渴求学习的愿望和渴望求职的心情，创业前景非常广阔。村里像刘占国这样的许多同志，虽然创造了部分财富，被村里誉为致富能手，但其家庭式企业规模的扩张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企业发展的后续工作，即专业技能、资金、社会保险等方面得不到有效的支持，严重阻碍着创业道路。如何促使刘占国以及其他群众家庭式企业规模得到有效地扩张，求职者实现就业，结合人社工作实际，为其提供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课题。

三、我们的思考

（一）进行普法教育，营造和谐社会。通过介绍实实在在的案例，让刘占国感受到树立维权意识的重要性，学习人社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印制宣传页和悬挂条幅以及上门赠送、沿街散发、当街悬挂等宣传形式，向农村劳动力灌输依法劳动、依法维权的法制观念，并树立起刘占国带领大家学习法律法规的浓厚氛围，让大家都学法、懂法、守法，共同构建和谐的法制社会。

（二）完善基层服务平台，发挥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平台网络体系，最大限度的梳理局各股室业务事项，尽量简化审批手续，实施属地化管理，将办理事项下放到各基层服务平台，充分发挥其在就业培训、人力资源交流、调解仲裁、社会保障等多方面作用，积极做好群众服务工作，让群众足不出户即可办理各种人社事项。

（三）实施政策倾斜，做好就业创业工作。通过基层服务平台对辖区内各类劳动者进行摸底调查，根据其求职意向和学习要求，分别开设相应的技能培训班，开展就业指导。在政策上要灵活运用，大胆施用，实施政策性倾斜，有针对性地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免费职业介绍，免费技能鉴定，以及对其子女上技校、毕业后创业予以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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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五六”法，就是四查看、五评估、六到位。

四查看主要是通过查看农户的一些外在的物体或比较直观的印象，来判定农户的贫困状态。

一看住房和耕地：住房情况是能比较直观查看的东西，把住房列为查看的第一项，按房屋结构和人均居住面积进行分类。

耕地的多少和质量决定农户种植业方面的收入，也是反映农户生活状况的一个基础条件，按照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浇地面积和耕地等级进行分类。

二看技能和牲畜：掌握一定的技能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一种手段，掌握的技能越多，可选择从事的就业机会也多，相对的增加收入的机会也多，按照掌握技能的数量和熟练程度进行分类。

养殖业是扎赉特旗的主导产业，所以把人均占有牲畜也作为查看的内容，并依据占有牲畜的数量分类。

三看学生和劳力：主要看农户家庭供养大学生情况，供养的大学生越多，家庭负担越重，生活就会越艰苦。依据供养学生的多少进行分类。劳动力的多少和年龄结构决定该农户增收致富能力的大小，按劳动力多少和年龄情况进行分类。

四看疾病和残疾：因病因残致贫一直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患有严重疾病或残疾程度比较深的不但不能参与劳动，反而还要接受治疗，也就是说，不但不挣钱，反而还要花钱，根据得病和残疾程度进行了分类。

“五评估”主要是通过测算、评估一些内在的东西，来判定农户的贫困程度。

一评收入：通过对农户家庭全部收入的评定，来判断该户在本组中所处的位置。收入分：工资性收入（农户家庭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通过劳动获得的收入）、经营性收入（农户家庭经营的一二三产业获得的实物和现金收入）、财产性收入（农户家庭财产出租和金融资产增值收入）、转移性收入（农户家庭成员无需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等）和其他收入。在评定收入的时候，一方面根据户主的口述和村组干部平时的掌握，另一方面则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推算，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评定收入。

二评支出：支出主要有生产经营支出（农户家庭经营产业发生的费用，包括固定资产折旧）、生活消费支出（农户家庭衣食住行和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开支）、非消费性支出（农户家庭成员缴纳的税金、利息、赡养支出和经常性的捐赠或赔偿支出等）和其他支出，评定方法和收入相似。

评农具三：农具主要包括收割机、拖拉机、农用三轮、播种机、抗旱设备等。把农机具全部进行评估折价，依据标准是农机具购买时的价格扣除折旧（按正常使用寿命10年计算，一年折旧10%），把评估后的价格进行汇总，然后按照一定的额度进行分类。

四评交通：交通就是指农户家中拥有的交通工具，包括家庭轿车、摩托车、助力车、自行车等，依据农机具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汇总，然后进行分类。

五评家电：家电主要包括家用电脑、电视机、电冰箱、太阳能、手机、洗衣机、音响等。依据农机具的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汇总，然后进行分类。

“六到位”即工作程序，通过“六到位”工作程序，对符合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最终确认。

一是调研到位。旗县和乡镇要成立工作调研组（以下基层干部为主），深入到嘎查村围绕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农牧民整体生活状况、资源优势和存在问题等进行实地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撰写调研报告，制定实施意见和帮扶规划。

二是申报到位。农户根据自家的情况，向村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如实进行申报，嘎查村要根据总体申报情况，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对符合条件但由于其他原因自己未能申报的农户进行推荐，推荐名单也要通过嘎查村的评议，并进行公示。

三是评议到位。村民委员会对申报和推荐名单进行汇总，并按“四查看、五评估”分类情况对名单进行排序，依据旗乡两级下达的规模指标，召开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对分类情况和申报名单进行评议。采取了投票的方式，对贫困户进行票决，并将评议结果在村务公开栏上公示7天以上。

四是审核到位。乡镇成立贫困户识别确认工作审核领导小组，对通过村民小组评议的名单，根据旗里下达的规模指标和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当地的贫困现状，进行认真细致的审核。将通过审核的名单上报到旗扶贫办，反馈给嘎查村进行公示。

五是评审到位。旗县抽调民政、统计、残联和扶贫部门人员成立评审工作委员会，对经过乡镇审核的申报名单进行最后的评审。将通过评审的名单反馈给乡镇，要求乡镇按照最终名单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并制定帮扶规划，并反馈给嘎查村进行公示。

六是公示到位。农户申报后，村委会负责将通过村级评议的农户申报名单和村委会推荐名单进行第一次公示；乡镇审核结束后，将名单反馈到嘎查村进行第二次公示；旗县评审结束后将最终名单反馈到嘎查村进行第三次公示。每次公示的时间不少于7天。

为了使“四五六”法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扎赉特旗扶贫办设计了“四五六”调查表。“四查看、五评估”共涉及9个大项、17个小项，每个小项后面又分为5个具体查看内容，分为：A、B、C、D、E五类，为了统一口径，统计汇总时以C类为基准，1个A类顶3个C类，1个B类顶2个C类，2个D类折合1个C类，3个E类折合1个C类，C类越多说明贫困程度越深。最后按得到C类的数量对调查的贫困户进行排序，通过“六到位”程序，确定贫困户。

几点体会：

一是勇于探索就能闯出新路。“四五六”法提出的时候，还没有一个详细和规范的实施方案作为依据，为了能全面地反映农户的真实情况，表格设计得比较细，感觉比较麻烦。现在国办和区办的实施方案已经下发，方法简便易行。以此为依据，删繁就简，查漏补缺，就能进一步做好建档立卡工作。

二是评估要力求准和实。开展“五评估”时，部分农户心存顾虑，不讲实话，评估出来的数据不准。把村民组长吸纳到调查组中，在评估时，村民组长现场监督，提醒农户如实提供基本资料，此举大大降低了评估误差。

三是评议方法要适当。评议时要采取适当的方法，既回避矛盾又保证评议真实准确。在实践中，采取了投票表决的方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测定规模很重要。在实际工作中，可以采取以人均收入为主要依据的测算方法：

乡镇（嘎查村）贫困人口规模=乡镇（嘎查村）农村人口数×全旗贫困发生率÷乡镇（嘎查村）人均收入水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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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施耕地资源核算的意义

耕地资源核算是指对一定时刻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耕地资源，在充分调查、准确测量的基础上进行实物量的核算，以及利用合理的价值评估方法，对其进行价值量的测算的过程。耕地资源核算的结果反映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存量状况和动态变化情况。实施耕地资源核算具有以下三方面的重要意义:

1.1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中国21世纪议程》中指出: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农业的各个要素中，耕地资源已成为评价和衡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各地占用耕地的现象非常普遍。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22亿hm2，而2000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28亿hm2，我国耕地6年净减少约666.67万hm2。耕地数量的大幅减少必然会影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影响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要想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防止耕地资源的进一步流失。当前我国耕地统计核算制度缺乏连续性和系统性，很难及时发现耕地的变化及变化的原因，这无法适应国家社会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战略目标。因此，必须建立更为科学有效的耕地资源核算制度，每年对耕地资源进行核算，发挥其“监控器”和“报警器”的功能，实现对耕地资源的有效控制和管理，确保耕地绝对数量不减少。

1.2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加强耕地管理的需要

由于人口增加、农民生计所迫和社会需求强烈等原因，掠夺式生产经营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变，致使近年来耕地质量不断下降，现在耕地中劣质耕地约占耕地总面积的35%—45%。然而，我们国家在耕地管理方面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严重。实际工作只停留在耕地丈量的范畴，缺失质量核算这就使国家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土地资源的经济社会价值现状，更难以防范耕地资源的隐性流失。实施耕地资源核算将会解决这一问题，耕地资源核算不仅对耕地的实物量进行核算，同时还对耕地的价值量进行核算，客观地反映耕地的质量情况，能够对耕地资源作出全面系统的评价，从而提高耕地的管理水平。

1.3实施耕地资源核算是改革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采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加速度，资源消耗无法在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一个国家的矿产耗尽，森林大量减少，水源短缺，空气污染，可是国民经济核算却表明收益增加，经济运行良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这种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下，必将导致盲目追求经济增长，造成自然资源的毁灭性破坏。因此，必须改革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自然资源核算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综合反映经济增加值和对资源造成的消耗。然而，我国资源核算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成熟，尚未形成涵盖所有资源的核算理论和方法。实施耕地资源核算能够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资源核算的内容，加速资源核算在我国的研究和应用，推动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实施。

2耕地资源核算的基本理论

耕地资源核算作为资源核算体系的一部分，其基本理论和资源核算是一致的，其内容以资源核算和土地资源核算为基础。

2.1耕地资源核算的主体

耕地资源核算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应该指定专门的机构(例如农业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来实施核算。耕地资源核算至少每年开展一次，实际核算过程应按照行政级别自上而下地进行部署、自下而上地逐级汇总核算。

2.2耕地资源核算的内容

与土地资源核算相对照，耕地资源核算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实物量核算，另一方面是价值量核算。所谓实物量核算，是指对耕地数量方面的测算，侧重于“量”的确定，主要使用土地丈量等基本方法，实物量核算是耕地资源核算的基础;价值量核算，是对耕地的价值水平进行合理的评估，综合反映耕地的经济价值，侧重于“质”的评定，由于土地的“质”属于数学上边界难以准确划分和界定的处理对象，因此这一过程可通过模糊数学的手段来实现。价值量核算是耕地资源核算的重点，是耕地转化为货币形态的重要过程。

实物量和价值量又都包括存量和流量两个方面，存量和流量反映耕地资源的不同属性。存量记录某一时刻的数值，侧重描述量的多少，是静态数据;流量反应不同期间数值的变化，侧重反应变化的程度，是动态数据。耕地资源核算应该包括实物量存量、实物量流量、价值量存量和价值量流量四个数据指标。

2.3耕地资源核算的程序

一项完整的耕地资源核算主要包括界定核算对象，实物量核算，价值量核算，存量和流量核算以及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部分。

实施中，首先应该确定核算对象，界定核算的范围和特征，其次进行实物量核算，之后通过数学模型估计测算耕地的价值量。这时实物量和价值量都是存量数据，最后通过相邻两次存量数据的比较得出流量数据，反映耕地资源的增减变化，这就是流量核算。

耕地资源核算乃至资源核算的最终目标是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核算。但从当前形势看，绿色GDP核算的实施还存在很大的难度，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还需要时间。因此，现阶段我们先不考虑耕地资源核算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问题，等到条件成熟再将其纳人国民经济核算。

3耕地资源核算方法

一项完整的耕地资源核算包括耕地资源实物量和价值量核算两部分，既要进行存量核算也要进行流量核算。

3.1耕地资源的实物量核算

耕地资源实物量核算主要反映耕地核算期初和期末的实物存量以及期内的变动情况，目的是采集有关耕地属性的精确数据。实物量核算主要是耕地测量，在技术方面主要采用土地丈量的方法，随着技术的进步，土地丈量已发展为更为先进的技术和手段，主要有GPS技术、电磁感应技术等。耕地实物量核算的应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不是本文研究的范畴。

实物量核算可以借助账户来完成，这些账户通常都采用会计账户形式和复式核算方法，一般包含期初结存数、本期增加、本期减少和期末结存数等内容。这些内容满足基本平衡关系:期末存量二期初存量+本期增加一本期减少。

3.2耕地资源的价值量核算

价值量核算赋予耕地资源一种货币性价值，是反映和揭示耕地质量的一种方法。耕地价值量核算的方法比较多，目前能够为多方面接受的是收益还原法。这种方法以土地收益为理论依据，认为土地价格是土地收益的资本化，土地价格的高低取决于土地收益的大小。

这种方法的基本公式为:MV=a/r

其中MV为耕地的市场价值，a为耕地的年纯收人，r为耕地的还原利率。

首先要确定耕地的年纯收人，其在数值上等于耕地的总收益减去耕地的总费用。

耕地总收益的计算取决于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以及主产品和副产品当年的产量和市场价格。计算时可根据各种作物的种植面积，对各作物收益进行加权求和。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R为耕地总收益，m;为第i种农作物的客观产量，P"为第i种农作物的平均市场价格，k;为第i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n为农作物种类数。

耕地总费用主要包括物质费用、人工费用、投资机会成本和相关的农业税费等，其中人工费用采用工作日乘以劳动日工资价格来计算，投资机会成本等于物质费用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乘积。

其次要确定还原利率。还原利率的确定是评估耕地市场价值的关键。具体测算耕地的还原利率时，通常采用”安全利率+风险调整值”的方法进行测算。通常取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安全利率。对于一般种植业用地来讲，其风险调整值可以在1%—2%左右，而种植多年生经济作物的农地风险调整值可以大于5%甚至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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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假说

根据已有研究成果，现将农户们是否选择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成以下几组，提出相应假说。

（1）户主特征。主要是指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从理论上讲，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是否选择新技术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但已有研究多数表明，农户受教育程度与新技术的采纳呈正相关④。我们假定：户主年龄、性别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而受教育水平及其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和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才是决定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个人特征。

（2）家庭特征。主要是指家庭劳动力人口数以及土地面积和农业收入水平。农户劳动力人口及耕地资源特征，反映了农户家庭人口压力及其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而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则反映了农业在农民家庭中相对重要性及其采用新技术的意愿与能力，这对非农就业机会相对较多的浙江农村而言无疑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假定：以上三者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3）环境特征。主要是指农户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含交通、通讯条件及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等）。朱希刚等(1995)的研究发现，乡集镇与农户的距离与新技术的采用表现出极大的负相关⑤；在对贫困山区农户杂交玉米采纳行为的实证研究中，赵绪福(1996)发现：一个地区越是远离技术成果的发源地，人们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就越少，技术的空间传递时间越长，从而纵向扩散的速度越慢。但随着居民生态环境与健康意识的增强，昔日城郊型畜牧业已遇到了巨大挑战；此外，发达的民营企业在促进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镇郊区生态环境破坏相对比较严重以及人地矛盾更加紧张的现实⑥。因此，我们假设“是否地处城镇郊区”对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可正可负的。

（4）政府扶持引导。主要是指政府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的支持与引导。为推进高效生态农业，浙江省政府出台了不少扶持政策与措施，“农民信箱”的创建与推广就是其中之一。一些地方政府还对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性金融与保险等方面支持，极大解决了农户的资金困难与后顾之忧。此外，各地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也比较到位。因此，笔者预期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农户是否贷过款、是否参加过有关部门组织的高效生态农业“宣传与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正向效应。

（5）社会化服务。主要是指农民自己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行业协会及各类中介组织，以及是否参加农业龙头企业、是否与企业签订合同等方面。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将是影响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影响到农户采用该模式后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以及能否增值问题，也将密切关系到核心技术（或服务）的获得与实际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因此，笔者预期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则要小得多。

（6）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主要是指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及其知识积累情况。实际上,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并非只受经济因素影响，多数情况下还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生态观念与健康意识⑦。在具体调查中，我们发现受访者对生态省建设及其相关理论或具体实践措施还是比较了解的，而对“循环经济”这一相对较新的理念，有44.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未曾听说过。因此，这里选择“是否听说过循环经济”来衡量农户农产品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并预期其对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是正向的。

二、数据来源与样本概况

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笔者及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利用暑假时间进行的农户访谈与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以浙江省高效生态农业示范县的参与者为主，调查内容涉及了农户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除了农户所在地基本情况、个人基本信息、家庭基本情况外，重点调查：①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思想、过程及影响农户决策是否参与、如何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因素，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户决策行为的变迁情况；②农户在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的生产、销售、收益等方面问题与变化，以及③农户参与高效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何种新的要求及其满意程度等。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法，由调查员在所在县（市）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较适中的乡镇,在每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两个规模适中的行政村,在每个行政村中随机调查5户。全部调查都以调查员直接对农户进行面对面的询问和农户自填的方式进行。正式调查前，笔者曾在两个比较典型的县（乡）进行了预调查，并对问卷进行了必要修改、补充；同时对协助调查的浙江大学三农协会会员进行了必要的集中培训（为保证问卷调查质量，每位同学至少调查两个村，最多不超过20份）。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339份,剔除漏答关键信息及出现明显错误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回收比例为79.3%。

2．样本特征

①被调查地问卷分布在全省11个地市30个县（市、区）的91个乡镇，并以绍兴、台州、衢州、湖州和杭州等5地（市）为主。从地理位置看，地处城镇郊区的有149个样本（占有效总样本数的47.0%，下同），并以平原、山区和丘陵地区为主。所在村庄已开通“农民信箱”的，有217户（占68.5%）。②被调查户主全部有效问卷中，样本农户多在40-55岁（占71.7%），平均45.2岁；从受教育年限来看，样本农户多在8或9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占51.4%），平均8.2年。有202位受访者有外出务工经历（占63.7%），253人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占79.8%）。已参加涉农技术培训的受访者中，有74.2%的受访者认为培训效果较好或很好；共有26位女性接受了调查。③受访者家庭样本户平均家庭人口4.1人，平均劳动力2.7人，其中纯农业劳动力以2人为主，只有1/3左右家庭存在半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从耕地面积看，样本户并无多大规律，但以2-5亩为主（135户，占42.4%），平均15.8亩；在1-4公顷的共48户（占15.0%）。从收入结构看，农业收入多在6万以下（占75.6%），平均9.5万。以上家庭劳动力结构及收入结构等，也可以从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及户主的职业选择得到进一步反映（表1）。这是否说明，一方面是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需要阅历比较丰富、科技水平比较高、市场意识比较强的户主们的踊跃参与；另一方面是随着高效生态农业的逐步发展，农业的比较利益有所提高，已把不少非农为主兼业的户主们重新吸引到崭新的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来。

三、模型的选择与解释变量说明

Logistic模型是研究定性变量与其影响因素间的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模型中的因变量（一个事件发生与否）只有两种选择，分别用0或1来表示⑧。在本研究中，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时用0表示，反之用1表示。为了检验上述农户选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的假说，进一步明确影响程度和显著性，有必要应用上述317个农户样本构建出农户选择意愿影响因素的二元选择模型。

四、模型估计结果及其分析说明

1．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317份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模型估计(但由于35份调查数据存在信息缺失，入模型的样本为282份，其中选择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241份、未选择的41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采用了向后筛选法⑨。即：首先将所有的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进行模拟计量，得到估计模型1；然后将Wald值最小的解释变量剔除，再进行回归，直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达到显著水平为止。一共得到了12个计量估计结果。从各模型运行结果看，模型整体检验基本可行。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列出了估计结果中的两种(模型1与模型12，表5)。模型12去除了那些影响不够显著的变量（剩下4个解释变量），且从解释变量显著性和Wald检验值来看，模型12解释变量的显著性都优于模型1。因此，计量分析以模型12为主。模型12分析报告的显著水平P=0.000,说明假设模型整体检验十分显著，预测的整体准确率达85.5%⑩。表4和5即为最终方程结果，最终模型变量系数均在10%显著水平显著。此间，在步骤2至12中，分别先后移去的变量为：龙头企业、培训活动、外出打工、性别、教育年限、技术培训、年龄、劳动力、循环经济、农民信箱以及是否城郊等。

2．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表3、4、5），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现代农业）发展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显著性和影响程度归纳如下：

（1）家庭耕地面积大小与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反，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5)表明，家庭耕地面积系数值为正（0.018）。说明家庭耕地面积越大，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户并非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而且耕地面积增加一个单位的变化将导致发生比变化1.018倍。耕地面积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呈负相关，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浙江省人地关系紧张，户均耕地规模较小且难以扩大，农户们不得不在有限土地上集约经营，以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这与高效生态农业的普遍要求与出发点也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可能主要是由于浙江省农业劳动力雇佣成本相对较高，农户们与其长年雇工集约经营还不如自已投身二三产业收入高。在对平湖市等县(市)进行实地调查中发现，由于优质优价难以实现等各种原因，那些实际经营面积较大的种粮大户，就倾向于不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研究假说一致，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家庭农业收入水平高低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系数值为负（-1.279），且达到1%显著水平。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农业收入水平越高，农户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农业收入较高的农户，初步尝到了效益农业建设的甜头，而且他们支付新技术成本的能力及承担风险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因此较倾向于接受新技术。说明从事高效生态农业有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可以推广这些农户的经验。这也就部分验证了高效生态农业建设至少需要解决的3个基本问题，即：农业生产要有效益，并且要有较高的比较利益；农业剩余劳动力要有出路，且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生产经营要有一定规模，耕地不能过于分散。但与预期结果相反，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影响不显著，可能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家庭规模与人口结构大同小异有关。

（2）政府扶持、尤其是金融与保险服务等，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模型12的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获得贷款在2.5%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1.155），获得过信贷支持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没有信贷农户的3.173倍。这与预期结果是一致的，也与实际生产中广大农民对当前金融服务普遍表示不满及对加强和改善金融服务的强烈呼唤是相吻合的。说明当前情况下，能否获得信贷是农户是否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重要促进因素，政府应该给予高效生态农业农户更多金融支持。但当地是否开通“农民信箱”以及是否举办过有关高效生态农业的宣传与技术培训等影响不显著，这与政府的初衷也是相反的，可能是由于这些活动并没有什么实际效果，甚至于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全省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出现的这些现象，是否说明农户们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政府有关部门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且政府在这些方面支持得越多，农户们选择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意愿也就越强。事实上，不断加强、改进农业金融与政策性保险等方面支持，是国际上农业政府支持与保护的共同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

（3）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相关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与预期的结果一样，模型12估计结果表明，农户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社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值为正（3.077）；模型12的估计结果还表明，与农业合作社有密切联系的农户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的发生比是未参与农户的21.690倍。这就清楚地说明，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联系越密切，越倾向于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值得深思的是，“是否参与农业龙头企业”的影响不显著，而且成了模型估计过程中第一个被剔除的变量，究竟是调查样本的原因，还是龙头企业的功能削弱了，有待进一步分析、检验。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龙头企业与农业合作社间的功能存在部分交叉，且其职能已部分为日益发展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所替代。何况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确实得到了较好较快的发展，其组织形式与服务功能也在不断发展完善之中。如何进一步研究、借鉴台湾地区农会的实践经验，进而在高效生态农业建设中逐步增强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金融与保险方面的职能与服务能力，将是一项新的、非常重要的现实研究课题。

（4）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对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的影响不显著。即使是人们研究、关注较多的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或者参加过涉农技术培训等特征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说明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这些变量的影响很小。从受教育程度看，这可能是因为农村教育对农民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培养没有起到针对性作用。“是否地处城镇郊区”作为“环境特征”的综合变量，其影响也不显著；与预期假设相反，质量安全及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也不显著。实际上，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农户新技术采用行为将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在现阶段有些影响并不显著的因素也许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凸显出来（张云华，2004），但更深入、具体的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1．主要结论

农户是否采用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受其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是不同农户个体在利益驱动及政府宣传发动下，根据自身禀赋和既定自然、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下进行的一项复杂选择行为与决策活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户是否采用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主要受其耕地面积、农业收入水平，以及农户们是否参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否获得过金融贷款等因素的影响，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显著性也不尽相同，但户主特征变量、环境特征变量以及农户质量安全与生态意识变量的影响似乎很小，没有进入到最终估计模型中。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受调查资料限制，不同农业生产模式的生产成本及其相应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价格与价值实现问题等因素没有得到具体的反映；二是具体实践中，不同农户对高效生态农业具体发展模式的选择采用行为的差异性，也未得到足够的关注，而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探索的重要问题。

2．政策含义

篇10

关键词：土地换保障；土地转保障；三个维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然中国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大量的土地被征用征收，被征地农民数量逐年增加，有国土资源部的研究课题《21世纪我国耕地资源前景分析及保护对策》指出：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2001-2030年30年间将新占用耕地5450万亩，新增失地农民7800万人。 若占用耕地指标得不到控制或非法占地，失地农民将远远超过7800万人。随着时间的发展失地农民问题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其社会保障、安置、就业、征地补偿等问题若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将会不利于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建设。就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探索安置模式，但就土地换保障这一方式自出现以后，受到了学界的广泛的关注，土地换保障是指在规划区范围内的农户，将自己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流转给政府委托的土地置换机构，由土地置换机构为失地农民符合条件的现有家庭成员统一办理各项社会保障，土地置换机构将根据土地管理部门规定的失地农民的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水利设施费、撤组转户费等费用全部或一部分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目前在国内学界对以“土地换保障”为题进行的研究已经已初具规模，专家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同样也受到肯定。

二、文献综述

在国内，宓小熊（2009）认为：“土地换保障的完整意义是农村集体收归国有，外出农民享有社会保障权益，认为土地换保障是能够解决农村社保困局的。卢海元（2012）《土地换保障：扩大推动发展民众基础的政策选择—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认为：“土地换保障”是农民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最独特有效的制度形式，且在书中明确了失地农民的外延和内涵，指出土地换保障而非是土地换社保，土地换社保只是土地换保障的第一步。然郑雄飞（2011）认为：“土地”和“社会保障”二者从“资源”的角度切入，二者是存在不同点的，认为基本保障不可换，不能混淆“补偿”和“保障”以逃避政府责任，同时认为补偿保障可以换，能够利用地上权利及其资产收益来添置基本保障利益。马小勇、薛新亚（2004）认为：如果不进行置换就意味着农民获得双重保障，对其他社会成员不公平。

在国外，国外学者就主要从失地农民生活现状和形成原因进行研究， 如英国历史学家考特认为英国 “圈地运动”， 使失地农民不是流入城市就是沦为农业工人阶级， 这些丧失了一部分甚至全部收入的农民， 去城市务工是他们唯一的出路。美国社会学学者帕克则认为失地农民进城对城市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三、自我研究价值

学术界对土地换保障的研究进行了众多的正反两面的研究，对“土地换保障”这种思想方式的改进，发展都起到贡献的作用，笔者在借鉴以前学者观点的前提下表达个两个不同的观点。

（一）土地换保障思想模式包含了货币补偿型模式、集中开发型模式、土地入股型模式，而并非属于并列不相关的模式

社会保障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 在中国，社会保障则有各种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医疗保障、福利服务以及各种政府或企业补助、社会互助等社会措施的总称。 因此社会保障就笔者的理解不仅包括基本保障也包括了发展保障，失地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征收，政府委托置换机构根据部门规定的安置费等对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统一办理社会保障，在现实中有着浙江嘉兴杭州土地换社保模式，可以概括为“三统、一分别”，三统即为政府统一实施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人员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即为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安置，如：对达到退休年龄的被征地人员，一次纳15年养老保险，次月开始发放养老金；对男45～60周岁，女35～50周岁的被征地人民，为其一次纳15年养老保险，到退休年龄后按月发放养老金，退休前每月发放生活补助和医疗包干费每人160元等内容。 成都市温江区2006年推出的“双放弃、三保障”，农民自愿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自身宅基地将会获得城镇户籍和社会保障权益；成都市在2008年出台的《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和《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筹集与使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用耕地保护金来充实农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纵观上面的土地换保障的类型，保障的内容大多都集中在社会保险上面，然社会保障不仅仅只有社会保险，还有着其他等内容，所以上面的应该用土地换社保来总结，上面已经提到社会保障还应该有着发展保障，失地农民在有了一定的青苗费等货币保障，政府委托的机构安排的养老，医疗保险以及更甚的教育培训再就业等保障后，失地农民的长远以经济发展保障体现在？

在我国，集中开发型模式在现实中有湖南咸嘉模式，他具体体现在“三集中、三统一”，三集中、三统一即集中管理土地，统一进行拆迁补偿；集中安置农民住宅，统一进行综合开发；集中使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统一安排农民生产生活，小区管委会对征用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劳动力安置费进行集体统筹管理使用，对统一留用的资金，一部分以“咸嘉村安置退养基金”的形式存入银行，一部分用于投放小区综合开发。所得银行利息和开发所得银行利息和开发所得利润、物业收入都以红利形式发给农民。

土地入股型模式，在我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若农村土地要开发出来就得改变土地的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农地变为城市用地，所有权由集体转向国家，土地开发中的巨大收益也随之归国家所有。这无形中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土地入股模式，在一些地方在不改变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前提下，推行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把农民承包的土地折成股份，使农民的土地在农转非中得到不断增长的利益。

不管是货币安置还是土地入股、集体开发型，都是以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为基调，这些都是失地农民发展性的保障，原有的养老、医疗、救助等是失地农民应有的基本保障，虽这些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但是土地换保障的思想模式已经囊括了这些安置模式的内在含义——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几种安置模式的交集就在于土地换保障思想。可见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对于他们的保障不仅仅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保障一词是个宽广的概念，不仅是保障了吃喝，还包括了他们以后的长远生存发展。

（二）土地换保障这一思想概念应变为“土地转保障”

曾有学者提出土地换保障的方式对被征地农民是不公平的，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主体是国家和社会，国家和社会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提供安全保障，以确保其不因特定事件的发生而陷入困境，并体现出公平性。国民都享有社会的保障，用土地换取保障，用一种生产资料换取国民都该享有的社会保障，这就与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体现公平性）相悖。“转”字在《现代汉语辞海》中解释为：

（1）动词，改变位置、方向、形势或情况等；

（2）动词，绕着某物移动，打转。用“转”字就避免了用“换”字中的农民用自己的土地去换取社会保障，转—一种形势变到另一种形势情况，由以前农民以土地为生产资料来保障自己的生活，在土地被征收征用后，自己的生活形势转变成借用征地补偿的费用来开始国家政府的，集体的、个人的努力来安置自己的新生活。然“土地换保障”变为“土地转保障”不仅仅是一个词的转变，怎么转成为笔者探讨的重点。具体从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方面、经济、政治权利三个维度来探讨。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中，保障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实现公平应是我们的基本前提。失地农民在失去土地后很多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但是他们并没有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待遇，一直以来农民被赋予了贫困、落后的帽子，把农民看做是贫穷的代表，一直以来社会保障都是城市为先农村为后，如在医疗方面，虽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村有着集体经济和农民共同出资的农村医疗制度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原有的合作医疗组织失去了经济支持，原有的保健网逐渐解体且原有的医疗保障水平很低，直到2007年才提出“新农合”；在社会救助方面，在1999年城市低保制度已慢慢建立，而农村低保在2007年才提出来，前后两者相差年份大；在其他社会保障方面也有着诸如此类的差距。所以在面对失地农民这个特殊群体，在保障失地农民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益，在衔接部分失地农民原有的“新农合”、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低保问题加大力度，征求社会的意见，实现失地农民更快的完善社会保障问题。

在经济方面，失地农民失去了他的生产资料——土地，加之农民的文化程度水平不高，再就业就成为重点。在现实生活中虽已经在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给予失地农民一些“教育培训补助”、政府采取市场竞争性机制选取培训教育机构等方式，但是，具有再就业能力的失地农民有着25-30、30-40、40-50三个年龄段，一些步入中年且具有再就业能力失地农民让他们呆在教育机构进行成人教育难度远比青少年大，政府如何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个人自身技能提高、社会的努力与包容成为了突破点。

在政治权利方面，政治权利的保障很容易被我们遗忘，但是失地农民同样具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如选举与被选举、建议、批评、检举、享有社会保障等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非如此。如在征地时大多都是“事后听证”纵观下面的数据：（李小云等学者对八个贫困县，16个村，有效问卷644开展调研）

不知道 知道一点 知道

百分比% 百分比% 百分比%

选举权 23.3 16.8 59.9

受教育权 28.4 23.9 47.7

劳动休息权 56.0 18.4 25.7

社会保障权 52.2 21.3 26.6

土地承包权 13.7 22.8 63.5

宅基地使用权 27.2 25.2 47.6

名誉权 53.4 20.3 26.2

人格权 48.6 23.3 28.1

生命权 48.4 21.7 29.8

健康权 45.7 24.1 30.2

（来源于李小云、左停、叶敬忠《2008中国农村情况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7.第351页表一）

根据图表可以看出很多农民对社会保障权、劳动休息权等不知道的占很大比例。所以政府的措施，失地农民自身的加强、社会的维护成为突破点。

（土地转保障三个维度）

四、总结

面对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于城镇，工业的建设，产生失地农民是必然的现象，如何解决好失地农民的问题不使他们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成为关键，且面对自1978年我国农村土地实行以来，他有其积极的作用，他的不足也慢慢显现出来，在这30年来，土地产权主体模糊、土地经营低下等问题出现，土地换保障的思想模式用于安置失地农民其有效性是无可厚非的，面对对土地换保障的争议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而笔者在借鉴前人的观点上，提出自己的看法，也许正如郑功成认为的以特定的社会问题存在的前提下社会保障的项目、方式都应具有其变动性、发展性，所以在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上更需要我们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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