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宏观经济，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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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对象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如家庭、厂商等。正如美国经济学家J亨德逊（JHenderson）所说居民户和厂商这种单个单位的最优化行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整个经济，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方式与规律，从总量上分析经济问题。正如萨缪尔逊所说，宏观经济学是根据产量、收入、价格水平和失业来分析整个经济行为。美国经济学家E夏皮罗（EShapiro）则强调了宏观经济学考察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功能。

2、解决的问题不同。微观经济学要解决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实现个体效益的最大化。宏观经济学则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研究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利用问题，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3、研究方法不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个量分析，即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则是总量分析，即对能够反映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经济变量的决定、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这些总量包括两类，一类是个量的总和，另一类是平均量。因此，宏观经济学又称为总量经济学。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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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宏观经济学》是《初级宏观经济学》和《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过渡性课程。《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使用的教材基本都是国内著名专家和学者们编撰的经典教材。这些教材所涉及的内容、确立的理论体系、章节构成基本一致，因此教材特点也相似。一般认为《初级宏观经济学》教学重点在于经济学理论的传授、解读经济学章节之间的关系，厘清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强调经济学原理的融会贯通。在这一教学目标的要求下，加之教材所具有的严谨性特点的约束之下，《初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严格且丰富、教学手段单一、有较强的数学化倾向。《高级宏观经济学》一般直接选用国外原版英文教材，目前国内只有极少数“985”高校针对本科生开设《高级宏观经济学》，多数学校的这一课程是在研究生阶段或者博士阶段开设，选用教材各不相同，但多为英文原版教材。《高级宏观经济学》除了有系统性、连续性强的理论外，还有若干的宏观经济学学专题问题的研究。因此，《高级宏观经济学》与《初级宏观经济学》所涉及的理论研究方法、理论构建方式以及理论体系完全不同。《高级宏观经济学》强调科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注重学科前沿性问题的探讨，授课内容多以专题的形式展开，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存在一定的缺陷，在授课方式上相比《初级宏观经济学》而言也是多样的，较多的采用presentation和seminar形式。《中级宏观经济学》则正好处于两者之间，中级课程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较为全面、深刻地理解宏观经济规律，从而实现从具有“基础理论”到掌握“系统理论”的飞跃。如果说《初级宏观经济学》是让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认知宏观经济现象，那么《中级宏观经济学》就是让学生获取一种解读经济现象的能力。通过《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使得学生能够在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时总结归纳出一定的规律，并结合相应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得到该现象的合理解释。相对于《高级宏观经济学》而言，《中级宏观经济学》所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逻辑更加严密，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能够弥补其理论完整性的不足；《中级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与经济社会联系更加紧密、更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其现实意义更明显，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更加直接明显；《中级宏观经济学》研究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相对《高级宏观经济学》而言比较简单，更容易让人理解和接受，不至于经济学过分的“贵族化”。如果说《高级宏观经济学》对多数经济学本科生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那么《中级宏观经济学》就是低调的奢华。

二、《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解读其他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解读其他经济学课程的基础性课程。经济学专业特别强调学生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和分析工具的运用，这也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由于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广泛，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多样，譬如《计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课程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和知识充满着复杂的数学推导，缺乏现实经济背景的融入和经济学内涵的解读；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所研究的问题专业而深入，既可能有复杂的数理模型，又可能有论证严密且极其抽象的理论描述，也可能有复杂实证分析，还可能有充满争议的案例。学生若没有学习《中级宏观经济学》，若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身经济学修养，一般理解起来就相对困难，不能够了解数学背后的经济学含义，或对经济学的真实世界背景了解不深，同时也容易被数学公式和符号所迷惑，从而影响学生的其他课程学习效果，同时还会降低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也可能使得少数学生对自己过度自信，在解读问题时容易出现理解的偏差，从而产生知识应用上的偏误。

三、《中级宏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学生科学研究的基础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笔者所在学校经济学专业学生科学研究的基础课程。作为国家二类特色专业，科研是本院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一大特色。本院对本科生发表学术论文和申报科研课题给予奖励，并专门针对本科生制定了科研计划和奖励办法。笔者认为科学研究必须由兴趣使然才能持久、才能出成果，科研兴趣是学生从事科研的基础和动力。《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与学生的科研兴趣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在涵盖的内容上，《中级宏观经济学》比初级和高级宏观经济学更为广泛，《初级宏观经济学》更注重宏观经济理论的一般性，缺乏深度和广度，而《高级宏观经济学》更密切的关注宏观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前沿性问题，虽有深度，但太难问题也比较专一。其次，从《中级宏观经济学》提供的理论供给来看，要远多于《中级宏观经济学》。再次《中级宏观经济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现象结合更为密切，留给学生解答和提供思考的空间要大于初级课程。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重在解释现实世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曾经说过，谁能够解释中国经济现象，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于西方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也不同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自己特殊的国情和历史，中国现阶段需要迫切解释的经济现象和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并不需要运用到高深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所提及的主流经济学的热点和前沿问题，但是又并非初级经济学理论知识轻易能够解释清楚的。若忽视《中级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往往会导致学生无法将已经学习到的经济学知识应用到分析和研究实践之中，这样的脱节当然会影响学生的科研兴趣和科研能力的培养。

四、《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课程

《中级宏观经济学》是认识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性课程。目前，经济学专业招生过程中绝大多数学校更愿意招理科生。因此，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多数为理科生，这一类学生在学习《宏观经济学》时相比《微观经济学》要难度更大一些，因为微观经济学更具有逻辑性和系统性，基本理论都是从行为主体的理性出发，运用最优化的方法推导出各个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这一思路与理科生的思维方式比较接近。《宏观经济学》则不然，在其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们往往无法达成统一的认知，意见分歧大，争论激烈。也就形成了宏观经济学的众多流派，这些学说基本都无法做到同时具备逻辑一致性、与事实保持一致和成功预测的要求。这就容易使得学生对《宏观经济学》产生困惑，因此，《中级宏观经济学》的开设，就能够比《初级宏观经济学》更为深入地学习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更细致地了解各个流派产生和发展的现实经济背景，更清楚地了理解宏观经济学的演进和发展。在学习宏观经济学各个流派的过程中，学生将接触到不同的分析方法，如归纳、演绎、经验检验和历史的分析等，因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一学习过程也是学生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进一步学习、适应和掌握的过程。

五、《中级宏观经济学》是为研究生阶段学习创造条件的补习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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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

世界上每一次突发惊喜危机，都会重新的构建起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同时还会建立起一个新型的经济政策框架，而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后的大萧条，是在政府通过不断的反思当中，逐渐的意识到劳动力所具备的重要性，而根据大萧条，之所以会发生秉承着不同的争论，大萧条，而自从美国在2006年春季发生次贷危机以来，该危机逐渐的席卷了美国，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市场，并且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该危机主要发展则依次经历了四轮冲击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关注之下，经济危机逐渐开始蔓延并且席卷到世界各地，而一直到如今，危机仍然没有及时的解决。而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金融危机过去之后，世界的经济呈现大衰退的趋势，这是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会给世界各地人民的经济以及政治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自从主流的宏观经济学面世以来，就面临着这个严重的信任危机。

二、研究宏观经济学主要方法

（一）融合宏观金融学进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

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宏观经济学与金融经济学之间并不相交流，基本上处于一种隔离状态。而在面对风险时对风险进行处理时，这两种学说秉承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金融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内生的风险。而宏观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研究之将其当做一种外生的冲击，但是在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将金融摩擦作为一个起点进一步的研究内生的风险，通过对于资产泡沫、收入差距、资源物配以及杠杆水平等进行研究，而将自己内部学说流派进行的研究同金融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互交汇，而逐渐的新生出了一种活跃的研究领域即宏观金融学。

（二）在宏观经济学研究过程当中更注重摩擦以及异质性

但如今经济摩擦的态势之下，之前对宏观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主题模型已经不能够直接套用，这就需要建立起一种显性的抑制性的宏观经济模型。而为了更好地对抑制性以及非线性问题进行处理，经济学家们逐渐地将自己的思维超越传统的均衡模型，而将自己的思维同金融经济学基础进行融合，建立起一种内生金融危机主要的建模方法，而考虑到宏观经济学当中的意志性，则主要的是从企业、金融中介以及家庭等三个维度出发，在每一个维度之上对于现有文献进行查阅，从而确定新型的研究方向。

在宏观经济不进行的过程当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使用在市政微观经济学以及金融经济学当中所经常使用的对策略进行识别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好的确定在这一习俗当中所涉及到的因果关系，而这种方法往往超越了之前所使用到的时间序列以及宏观数据的实证方法，而对于异质性进行研究则使得对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

三、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们的探索

为了做好中国宏观经济学领域当中的学术研究，同时使得经济学家们之间相互沟通以及交流，从而取得新的突破，我国发起了中国宏观经济学者论坛，主要的研究以及理解了在宏观经济学中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并且使中國的结构模型发生转变的主要方法。而怎么样能够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当中保证使我国经济始终保持增长态势，这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而针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研究，则需要从我国的制度特征出发，并且还需要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解释，针对于如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缓慢的现象提出解决的方式，并且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整我国的公共投资以及经济增速结构性，而这种抑制性的行为能够做好政府的宏观分析。

（一）分析中国在财政以及货币等方面的政策

如今有关的经济学家一直关注着中国近几年来有关于财政以及货币的政策，通过对于企业所得税改革进行研究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想要进一步的提高企业劳动雇佣量，则需要使其所得税进一步的下降，并且从企业的投资以及创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通过对异质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小规模并且具有较高成长性的企业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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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宏观经济 政策选择与运用

在当前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虽然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开放经济体正享受着全球化和国内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益处，但这种局部地区获益的背后却隐藏着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外部冲击、国内经济结构性缺陷和资产过度投机三方面因素相结合的宏观风险。当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在国内外突发事件的刺激下，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并非毫无可能。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国际金融危机加剧，美国和欧洲经济面临萧条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稳中趋降。前三个季度，GDP增长9.9%，工业增加值增长15.2%，消费物价上涨7%，均比上半年有所回落。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继续加深，很多深层次的问题也会逐步显现出来。这场危机是目前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国内外关注的中心和焦点。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危机既加剧了经济失衡的风险，又提供了一个千载一遇的机会和一次严重的考验。如何从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腾飞和金融开放过程所出现的金融危机中获得某些启示，以正确看待和应对中国经济目前潜在的风险，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1.要继续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

理论和历史经验证明，一个有规模、有深度的规范金融市场是一国资源配置的有效载体，是其国际竞争力的组成部分，而且也是分散风险、抵御金融危机的有力武器。目前，中国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滞后，金融结构不均衡，体制弊端严重，银行业巨额不良资产的潜在风险大，资本市场“小”而“浅”且极不规范，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育不足，既不利于资源的宏、微观优化配置，又不利于分散社会风险，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因此：首先要调整金融结构，规范发展资本市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吸纳和配置“热钱”，使其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服务。其次应继续推进国家银行股份化改造，提高服务水平，优化银行资产负债结构，降低银行脆弱性；打破国家银行垄断地位，允许民营资本进人银行领域，实现各类资本公平竞争；发展多样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满足多层次的投资者需求。

2.政府的适度干预依然必要

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金融体系具有日本等东亚经济体的政府高度干预等扭曲性特征，因此放松管制、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应是当前主要任务。但这不等于放弃金融管制，在金融稳定性较差的情况下，政府的适当干预依然极为重要。因此，在推进金融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首先要稳定货币职能。中国货币政策必须兼顾激励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这是长期以来的两难选择，也是未来金融改革难点所在。这种政策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确无过错。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变了，货币金融制度实施的环境不一样了，各类金融创新扩大了货币的内容，货币的含义发生变化，政策效果自然不一样，货币的职能也应变。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货币政策在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时，应将重点转向通货膨胀控制，逐渐淡化经济增长目标。其次，要保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而言，在资本流动、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选择”中，应首先确保中央银行及其货币政策独立性，以降低国际货币冲击带来的危害。再次，要加强金融稳定性，健全金融市场管制，特别是金融管制立法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3.加大宏观协调力度

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加强国内各经济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特别是产业与贸易、财政与金融，以及金融各专业管理部门之间在宏观层面上的信息沟通、政策合作，防止因部门利益带来的政出多门，互相冲突。二是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加强国际协调与双边及地区金融合作。随着发展中金融体系与全球金融的交互作用的加深金融逐渐变得“无国界”，在汇率机制、外汇储备管理、货币合作、金融业改革、国际银行监管及对冲基金等高杠杆金融机构监管方面，中国都需要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和合作。但这必须建立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相对价格的变动只不过是调节机制的偶然因素，不是国际收支调节过程中必需的本质机制。

4.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但是面对目前持续增加的贸易顺差和美国次债危机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可能造成的冲击，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将会受到一定限制。只有将擅长总量调节的货币政策与擅长结构优化的财政政策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并积极应对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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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不亚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现代经济危机。中国政府与企业如何应对、我国实体经济能否独善其身，政府高度关注。国民神经紧绷，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铺天盖地。一时间。一场围绕金融危机的新闻遭遇战，骤然打响。

林林总总的新闻报道中，今年1月30日至2月4日，湖北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推出的以《“草根”御寒竟风流――十堰民营业主危机应对智慧》为主题的5篇系列报道，因其鲜明的特色而独树一帜。引起各界广泛关注。不少读者致电、致函编辑部表示赞赏。2月17日，新闻局第91期新闻阅评。对这组系列报道给予充分肯定。

回顾这组报道的采写过程，笔者认为。之所以引起一定反响，最终获得业内外的认可。根本的原因在于开启创造性思维，践行新闻规律，为宏观经济报道打开了一个微观可亲的阅读窗口。

一、调动逆向思维。赋予独特视角

如何报道国际金融危机，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这组报道推出之前，金融危机已爆发4个多月，有关报道依事件发展的进程。步步跟进。绵绵不绝，呈现出“流水”态势。关于其成因与影响，报道由远到近；关于应对措施，报道自上而下。换句话说，新闻报道的“高地”已被“占领”。最易表述的角度已被采用。作为后进式报道，如何后发制人，出奇制胜，是一个难题。

在策划这组报道前，作者大胆运用逆向思维，决定反其道而行之：“高地”被“占领”，力求“洼地”起跳；宏观面难以出新，力求在微观层面取胜。

确定了这一基调，作者眼光向下，选择报道基点和样本。具体操作办法是：锁定一个地域。瞄准一个群体，选择一个故事，展现一种智慧。《“草根”御寒竞风流》的主题和报道取向，便在这样的思维运作下，顺理成章，悄然生成。

报道基点和样本的独特性，决定了报道视角的独特性。正如新闻局新闻阅评所评价：“每篇讲述一个特色人物的特色故事。展示一种应对危机的独到方略”；“报道视角独特，拓展了党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报道的宽度。”

二、运用超前思维。彰显理性价值

金融危机波及范围逐步扩大。对实体经济影响不断加深。受众关注的重点由认知向行动转变、由观望向应对转变。但是，“应对”绝不是大话套话，绝不能停留在报纸文件上；应对，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作为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他们的处境如何?政府救市之举出台后，他们如何响应?面对市场变局，他们如何应对?一些企业的应对智慧，能给同行什么样的启迪?读者最为关注的这些问题。也是作者必须思考的，更是报道必须回答的。

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报道才能赢得读者，才能体现自身的传播价值。因此，在策划、采写这组报道时。作者始终坚持向“前”看。用超前的思维来反映企业的创新。用超前的思维来提炼应对的智慧，尽量使报道之“点”，散发出“面”的魅力，使报道之“事”，展现出“理”的精彩。

因此，这组报道在开篇便以“编者按”的形式，开宗明义，揭示出这种追求。“近期，记者走访十堰发现。一些民营业主面对危机眼光独到，进退得法，其灵活对策、经营智慧令人大受启迪。这股涌动在民间的草根力量不可忽视!”

在接下来具体的5篇报道中，每篇报道都以点评的方式画龙点睛，给人无尽的回味与启迪。如在首篇报道石化企业郧西海天时，点评道：他花谢时我独放，说白了就是不赶“热场”赶“冷场”。市场情况好时一哄而上。危险；别人下马我上马，高风险中藏机遇。谢守军的这种生存智慧，绝!

又如，在报道杨军和他的炸药企业时，这样评价：当危机击中软肋时，亡羊补牢是第一步。当危机展现生机时，敏感把握又是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如何化危机为转机?杨军至少为我们提供了如前两点启迪。

在报道食品企业顺溪公司时，点评是：单打独斗举步维艰，联合发展笑对危机。眼前的金融危机，使部分中小企业深陷资金困局，怎么办?顺溪公司“抱团取暖”的智慧之举，可学可鉴。

因此，对于这组报道。新闻局在新闻阅评中做出了公允的评价：“应对危机。各行各业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组报道分别选取了石化、炸药、豆制品、绿松石行业和工业园区等五类典型加以报道。其产业的代表性、智慧的适应性强，具有较强吸引力和说服力。”

三、启动发散思维。丰富表现手法

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是这组报道的显著特色之一。特色的形成，与在策划过程的发散性思维运用密不可分。

报纸的报道自然以文字为主，但使用什么样的文字、什么样的行文方式表述?是不是仅使用文字?在整个报道的策划、采写过程中，记者尽量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尽全力开拓多元化的表现方式，最终，形成了“故事+点评+漫画”的报道特色。

为了增强报道的可读性，作者在采写中确立了这样几条原则：一是讲述特色人物的特色故事，二是以民间语言展现民间智慧。这样的原则，使得这组报道文字生动，琅琅上口，通篇简炼可读，丝毫不觉累赘。

段落跳跃性强。这组报道每篇不过七八百字，为了增强故事性，大量采用了短句子。小段落，每段只有两三句话，有的甚至只有一句。如《别却柳暗寻花明》一文中“令人惊喜的消息还在后面”一句单独成段，巧妙地把文中前部分杨军认识危机和后部分应对危机联系起来。这类语言的运用。很像书法中留白，给读者留下了赏析的空间，进一步增强了文趣。

标题意境美。为了追求连续报道的整体效应。标题统一采用七字题，且每个标题均采用了具象比喻，营造出韵律美与意境美，如他花谢时我独放、别却柳暗寻花明、抱团取暖见朝阳、顶着寒风觅春色、调转船头天地阔。连缀起来，不是诗，胜似诗。

口语形象生动。如在首篇报道《他花谢时我独放》中，有这样的句子：“企业经营遇麻烦就像人患感冒，感冒了你能倒下?必须挺住!”“危难时刻，不能冷了下家(买方)，也不能冷了上家(卖方)，这样才能培育自己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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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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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结构性收缩

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对我国当前经济趋缓，多数人归结为总需求不足，特别是把全球经济低迷导致的外需不足视为重要原因。这种判断是从经济学一般性原理和表面现象出发的，忽略了当前的具体情况和深层因素。

要准确判断当前经济趋缓的性质，至少要关注三点：一是当前的经济趋缓是从接近于两位数增长的“高位”开始的，与从“低位”开始的经济下行有质的区别。二是在经济结构长期不合理的基础上出现的，尤其是实体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附加价值低的行业和产品占比大，而且反映在超出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我国经济体量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中国因素与全球因素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已经产生了“质变”，全球市场、全球资源、全球环境、全球流动、全球军事、全球政治等都会对我国产生深度影响，并从我国反射到全球，这不仅仅是一个“外需”的概念所能涵盖的。因此，放在全球时空坐标下来观察当前的经济下行，其性质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结构性调整与我国结构性调整相互影响叠加而产生的一种结构性收缩效应。这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也很难用经济周期理论来解释。

（1）结构性收缩：从产业结构来观察

在产能绝对过剩情况下，任何刺激政策都会失效。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内的过剩产能往往可以通过全球市场来消化，在全球市场高涨的情况下，绝对过剩的产能往往被掩盖了。一旦全球市场陷入低迷状态，就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暴露出来。问题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我国市场经济现阶段还是政府主导型的，产能过剩既有市场因素，也有政府因素，但后者的作用更显著。而且，作为低端产品生产的世界工厂，我国对全球市场的依赖程度很高，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原材料市场都是如此。这使我国的产能过剩很容易从相对过剩演变为绝对过剩。而过剩产能的淘汰，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政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在经济下行时期，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往往会留下“病灶”，使绝对过剩的产能难以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彻底淘汰。这样，产能过剩就会在“下一次”变得更加严重。累积到一定程度，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经济增长都会收缩。我国当前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

从产量看，我国钢铁、水泥、煤炭、有色金属等工业品产量都已经接近或超过全球产量的一半，在22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我们有七个行业（钢铁、纺织、水泥等）产量是世界第一，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基于固定资产投资减速和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因素，诸多行业低端产能已经绝对过剩，面临着先进产能替代落后产能的问题。

我国制造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产能绝对过剩，而且是“大”而不“强”、升级困难，在国际分工中，被长期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从量上来看，我国制造业产值已经跟美国差不多“平起平坐”了，但附加值却相距甚远。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只有26.5%，而全球平均水平在35%以上，美国、德国都达到40%以上。我国在自主研发、高端技术专利、标准制定和自主品牌、自主销售渠道等高附加值环节都十分薄弱。我国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一方面产能绝对过剩，而另一方面，高附加值产品的产能却普遍不足。面对这种格局，靠扩大总需求来稳增长显然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首先，全球需求低迷，使产能过剩愈发显得严重。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总需求不断萎缩，欧债危机的复杂化和长期化将会带来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和经济增速放缓的挑战。总的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去杠杠化”和经济再平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全球需求低迷将不是一个短期现象。其次，国内房地产调控当前难以放松。目前，我国房地产正处于胶着状态，房地产价格既不能大涨，也不能下跌过快，需要在挤压部分地区房地产泡沫和防范房地产风险中找到平衡点。从长远来看，房地产业不应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财政增收的支柱，各种由于经济困难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否则只会使前期调控前功尽弃。最后，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如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行业规模和市场准入受政策影响很大，也出现了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问题，缺少自己的核心技术。

由此可见，就现有的产能而言，过剩已经不是局部现象，再依靠政府来大规模拉动投资已不现实。因此，依靠实体经济和民间投资，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鼓励创新、创业应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2）结构性收缩：从区域结构分析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从经济增长格局看，我国历史上长期呈现着“东高、中次、西低”的态势；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这一格局变成了“东高、西次、中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则又变成了“西高、中次、东低”。投资空间结构不断优化，表明中央区域发展政策效果不断显现，区域产业转移更趋活跃，区域结构在快速调整。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这势必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的产品出口和发展速度。因此东部地区实现经济转型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不能以周期性波动的视角看待当前东部经济态势，也不应走产业回头路，与中西部地区竞争国内市场，而应瞄准世界上最先进最前沿的领域，积极抢占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制高点，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产业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

中西部地区面临“赶超”与“转型”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呈加快态势，对促进中西部发展和增加投资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中西部地区正在步入增长的快车道。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面临着资本外流、资源环境瓶颈等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无法复制东部曾经走过的路，要获得高质量的快速增长并非易事。而东部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70%，东部经济趋缓势必带来全国经济趋缓，即使有中西部的当下快速增长也无法填补东部趋缓导致的缺口。区域结构的这种变化无疑也会引发整个国民经济产生结构性收缩，带来经济增速趋缓下行。

总之，当前经济下滑是国际国内结构性收缩叠加作用的结果，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回落，实质上则是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新视角：就业

（1）经济增长速度不足以成为判断当前经济形势的主要依据

结构性收缩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趋缓下行，这对习惯于仅以经济增长速度来判断经济形势的传统思维来说，意味着经济形势在变“坏”。当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我国经济趋缓下行至8.1%、7.6%时，认为经济形势在变“坏”的这种担忧情绪在全社会蔓延，甚至已有人开始呼吁政府采取类似于2008年那样的经济干预措施。其实，判断经济形势好坏的临界值指标，并不是经济增长率本身，更不是所谓的8%，而是就业的状态。只要劳动力趋向充分就业状态，即使经济增长趋缓下行，也说明经济形势良好。就业状态指标比国内生产总值指标更具有综合性，包含了经济增长、社会状况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信息，比增长曲线变化更全面地反映了经济、社会的趋势，为政府政策选择提供了更科学的依据。

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经济体量更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曲线已不是过去的延伸，而是形成了新的增长曲线，因为生产函数已经不一样了。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速会随之自然放缓，很难延续工业化初期那样的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30多年近10%的快速增长，今后很难再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速。再以老眼光来看待新阶段的经济增速就很容易导致判断失误，误认为经济增速趋缓下行是经济形势在变坏。经济增速在8%左右可能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经济增速的参考系该是改变的时候了。

（2）应以就业形势来判断经济形势而不是相反

从我国当前的就业状态看，尽管经济趋缓下行，但就业状态良好，说明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变坏，宏观调控无须做大的调整。

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新增就业岗位继续增加，2012年第一季度外出农民工人数比上年末增加508多万人，同比增长3.4%。2012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694万个，完成全年900万人目标的77%，创下历年同期最好水平。尽管青壮年劳动力占人口比重下降，我国20～39岁青壮年劳动力2011年比2002年下降了7%，减少到4.2亿人，劳动力供应下降，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经济趋缓下行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缺口，但从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劳动力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制约。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占比下行，自然也会使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趋缓下行。这也意味着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已经无法支撑过去的那种经济增速。因此，从劳动力的角度观察，经济趋缓下行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结果。

（3）从就业来看，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仍处于正常状态

按照一般经济学原理，增长与就业是同方向变化的，而现实却是反方向变化。这并非现实错了，而是现实情况发生了不曾有的新变化，即就业状态不同了，不仅劳动力供求关系在逆转，就业能力、就业方式、就业观念、就业区域都已经与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仅如此，产能过剩的行业主要是那些GDP效应明显，而就业效应不明显的行业，因此，从GDP来看增长慢了，但对就业的影响却不大，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速下行，而就业并未同时下降的局面。这也说明，这种无失业增加的经济增速下行，并不值得担忧。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1）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应以结构性政策为主

以工业转型升级和构建现代服务业体系为抓手，有保有压地推进供给端的结构转型升级，把创新、创业作为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点。结构性政策在制定、实施等环节比总量性政策的难度、复杂性都要大。在政策上也需要创新，没有现成的政策措施可以搬用。结构调整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业比例关系问题，而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因此，结构性政策的重心应放在创新、创业上。政府可从两方面发挥作用：一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包括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在创新激励和创新风险分担方面发挥市场无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加快强化创新要素的培育，如科研、教育、职业训练、劳动力培训等。不言而喻的是，实施结构性政策与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化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的相应推进，结构性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2）在“稳中求进”的政策框架下专注于有效增长与就业状态

当前宏观经济政策要顺势而为，要着力防止走老路，避免政策路径依赖，通过总量放松来追求以“量”取胜，改变过分注重增长速度的倾向。“稳增长”是必要的，其内涵是避免“停车检修”，以使结构调整在相对平稳的轨道上运行，以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在这个意义上，稳增长是为推进结构调整服务的，即“稳中求进”。要坚决防止为增长而牺牲结构调整的倾向。经济发展要从以“量”取胜转到以“质”取胜，实现有效增长，唯一的路径是结构转型升级，改变发展方式。因此，稳增长要从促进结构调整的角度着眼，只有与此相符才是经济政策预调、微调的内容，任何偏离结构调整的稳增长都是要不得的。

那么，在经济趋缓下行到什么程度才需要“稳增长”呢？关键看就业。只要就业指标在合理区间内，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回落就没有必要“草木皆兵”。当然，失业就业指标在统计上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更具有长期意义的导向作用。就业状态具有综合性特点，关注就业，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关注了增长，关注了社会公平，也关注了分配格局。从关注增长转到关注就业上来，并把改善就业状态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一目标，也是促进结构调整的要求，因为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和就业环境从根本上决定了结构调整的有效性。

实行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并与有差别的信贷政策相结合，形成政策合力。

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也应当是结构性的，主要从结构方面发力。一是结构性减税，二是支出的结构性调整，瞄准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给予定向支持。面对财政收入增长大幅度回落的压力，结构性减税有打折扣的危险，尤其在地方，已经出现了地方税收收入逆向增长的现象，值得关注。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结构性减税与税制完善应结合起来，尽快推进。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针对高端住宅和多套房的个人房产税，应当尽快在全国推开实行。

货币政策应重新回到稳健的正确轨道上来，并适时适度微调，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于结构调整而言，比总量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信贷政策。应把信贷政策和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实行差别化的信贷政策，如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差别化的行业贷款政策、差别化的企业贷款政策等，尽可能地使资金市场上的资金供应与资金需求相吻合。尤其是对中微小企业、农村、创新创业企业和个人，都应当给予特殊的融资政策支持。

篇8

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出现不可逾越的困难之时，政府出手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提振市场信心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样的事情不可以长期持续。否则中国经济质量将被大幅恶化。什么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按我的理解，其核心是：以民间力量为主导的主动性增长力量不断弱化，而政府主导的被动性经济增长依赖越来越强。至于经济的“效率和效益的下降”则是上述结构扭曲的必然产物。

从一而再、再而三地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的现实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经发生严重错位。其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而货币政策却变成了结构性政策，这是很不正常的。

为什么说财政政策变成了总量政策？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每当GDP出现下行压力，我们就让财政政策补上去，以财政投资顶住GDP的回落，这不是总量政策吗？为什么说货币政策变成了结构性政策？因为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结构问题。比如，央行、银监会一直都在强调“信贷投向要有保有压”；央行也一直在说“货币政策紧一点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等。

这不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的严重错位吗？这样的错位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大扭曲和不良后果——积极的财政政策屡屡被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冲。紧缩的货币政策严厉地压制了“内需”，民间投资被高企的财务成本、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迫使其减少投资；这使得中国内生性经济增长动力、主动性增长动力不断恶化，并需要财政投资不断加大力度，或者过一段时间就得刺激一下。

这是问题的根本。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经济增长质量的恶化问题——经济增长的被动性越来越强，主动性越来越弱；政府投资挤出民间投资，国进民退，改革回头；效益和效率不断递减，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持续，非国有的新兴产业发育越发艰难，进一步恶化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等。

整个社会经济就像是个“鸦片”上瘾的患者，刺激一下好一点，失去刺激用不了多久就又犯“瘾”了，这像不像过去20年间的日本经济？政府需要不断地给经济打“强心剂”，需要不断地干预汇率，经济才能维系零附近的增长，否则很快便会衰退。日本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经济困难，其根源就是“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相对于其它发达国家紧缩，日元不断升值，国内出口产业停滞、转移，最后经济空心化，泡沫泛起。“泡沫经济”引发危机之后，经济衰退，而政府为了防止经济衰退，不敢将货币宽松程度与其它发达国家拉平，导致日元贬值，而使货币越升值经济越困难；经济越困难，货币越升值，同时，整个过程中，政府不断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每次都不能获得货币政策的配合，使得财政刺激效果被对冲。

篇9

对于一个成熟而且完善的市场经济体来讲，一旦出现经济过热，市场性调控手段理所应当成为首选，行政性调控手段只应当起到辅助作用。然而对于已经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我国来讲，这种选择却根本行不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本文对引发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完全由市场性因素引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增加根本不可能成为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政府部门的扰动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升城市档次、扩张城市规模而大肆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由此引发的直接投资需求和由此拉动的其它关联的投资需求，是运用市场性调控手段所很难调控的，最终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只有采取“一刀切”的行政性调控手段才能抑制这种宏观经济过热。

直接性的行政性调控手段虽然抑制了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限制了市场经济微观部门的投资需求，不同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我国微观主体的投资需求并不是拉动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元凶，这样，正常的和非正常的投资需求同时被调控下来，也就重伤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元气，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程。而宏观经济调控的出发点原本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所以，为了更好地完善宏观经济调控，防止政府部门今后可能再次推动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的职能定位急需进一步明确。

一、引发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分析

近两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在持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090美元。而由国际经验可知，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突破了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该国的消费结构就会升级，人们消费的基本方向由满足温饱转向享受和发展，从而会增加对住房、汽车、高科技电子产品、旅游产品、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在2002年和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6029．88亿元和6510．94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分别为1834．3l亿元和1943．30亿元，在人们的消费需求增加、消费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不同产业之间的盈利机会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企业投资的方向也相应变动，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相应升级。

产业的升级在现阶段主要体现在汽车业和房地产业等一批产业的蓬勃发展上。当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以后，私人购车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扩大，这是促进汽车Tql,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2002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325．1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90．9万辆，增长幅度为38．81％，2003年我国汽车工业的产量为444．3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119．27万辆，增长幅度为26．85％，汽车工业不仅产值在不断增加，而且产业效益也在不断提高。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长，对于住房的消费需求和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见表l，房地产业在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

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和电解铝的原材料的需求，同时也拉动了相应上游原材料能源产业和下游服务行业的发展。当跨进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门槛以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企业的投资需求相互作用，两者螺旋式的上升，从而共同推进了宏观经济的加速发展，这种纯市场因素是构成此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原因之一。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纯市场力量在此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所起到的拉动作用，然而政府部门的力量才是导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各地政府纷纷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城市规模，提升城市档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任何地方政府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政绩考察的压力，但是它们却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开办国有企业或是上新的投资项目了，因为在已经开放的竞争领域中，国内的民营企业都已颇具规模，政府新建的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能力去和这些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进行竞争，所以，摆在地方政府部门面前的唯一选择就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展市政建设工程。另外，某些地方政府非常热衷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应的政府官员可以从中获取寻租的机会，在当前的社会监督机制还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自己的私利，大肆开展低等重复建设，通过投资大规模的市政工程建设，他们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从中渔利，中饱私囊。这两方面重要原因共同促成了政府部门的投资过度。

然而很多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能力却非常有限，但是即使这些政府部门面临缺乏资金的实际情况，它们仍然各尽其能地筹措资金，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投资活动。另外，除了地方政府自身进行的直接的投资活动以外，它们还间接地影响到其它企业的投资活动，吸引其它企业扩大了投资，可以说，政府部门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拉动了本次宏观经济过热：

第一，政府手中的土地使用权和征用权是它们开展投资的重要依赖。

地方政府拥有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和征用权，因此它们能够以非常低的土地价格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农民获取的补偿在很多时候可以说只是象征性的。大批的土地转手就能够以几倍、几十倍甚至更高的价格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地方政府由此获取巨大的利差，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就等于获取了大肆开展投资的资金来源。另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直接以极低的价格征用来土地，从而大大节约了开展投资项目所需的成本，也就可以顺利地开展更多的基础设施工程，满足它们的投资膨胀。

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当土地被征用时，一旦应有价值被低估以后，不管它是被转手卖出，或是被地方政府自己作为投资所用，都相当于增加了地方政府本

不应有的巨额财政收入。这就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提供了可能，也就成为本不应有的推动宏观经济过热出现的因素了。

第二，地方政府部门仍会常常依赖银行信贷以获取投资登金。

货币供给M2在1998年到2001年这四年之间大约增长了74％，政府部门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61．6％，四年一共累计增长了581．4％，而企业在银行体系中的净债务年均增长速度是10．4％，四年的累计速度只有48．6％，信贷增长明显偏向了政府部门，企业部门获取的银行信贷支持明显不足。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特殊原因，政府部门不能够直接从商业银行贷款，那么政府部门又是如何获取大量的信贷资金呢?政府部门绝大部分具体的基础建设投资活动，比如供水、电力、供气、电信和铁路等等，都是由相应的国有企业所从事的，由于国有企业的改制尚未完成，它们和政府部门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方政府设定投资指标或是发展任务以后，它们一般才是具体的完成者，所以在政府的投资活动中，它们起着决定性作用。当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投资资金时，这些国有企业的资金也就无法到位，很多时候只能通过向商业银行贷款而开展经营活动。由于国有企业的最大股东就是国家，国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的信用在其背后给予担保，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就可以扭曲地使用到政府信用，比较容易获取银行贷款。而且，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即使是商业银行在审批过程中出现某些困难，地方政府也能够给予商业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帮助这些国有企业获取银行贷款。

可以说，在这些信贷活动中，虽然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参与到其中，但是政府的信用却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国有企业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而不计成本地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很多时候只是完成行政任务，投资项目的投入――产出比值对于它们的约束作用也不会很大，那么投资异常膨胀的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目前，国有企业由于从事政府项目和政府工程而拖欠银行贷款的情况，并不只是个别现象。

第三，地方政府也希望最大可能地吸引到非国有企业的投资。

在当前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约束下，他们的目标就是发展地方经济，提升自己的政绩，因此，在设定国有企业的投资任务之外，各级地方政府一般都会制定具体的招商引资计划，吸引非国有企业在地方上的投资。

然而非国有企业都是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微观主体，它们的运行机制不同于国有企业，一般只有当投资项目有盈利可能时，它们才会予以投资，所以，为了吸引投资，很多地方政府都颁布了各种各样的地方性优惠政策，以吸引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增加投资，而土地优惠政策是其中最为频繁使用的一种优惠手段。当企业可以用很低的价格获取土地时，投资成本无疑下降了很大一块，这样，一些在正常的市场条件下根本不会有获利可能的项目也变得极具吸引力，而且有地方政府在背后做支持，只要配合地方政府的投资需求，这些非国有企业就可以顺利地扩大企业规模，间接扩大了正常的投资需求。

“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吸引民营企业扩大投资的一个案例。铁本公司仅以自身的两亿资金，能够绕开中央投资项目的审批，投资了一百多亿的大项目，如果背后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铁本公司是当地的利税大户，而且能够解决当地的部分就业问题，所以才能够得到地方政府关于资金和土地等等方面的优惠，从而可以一路绿灯放行，而使地方政府可以甘冒风险违背中央政府规定的原因，无疑就是它们对于政绩的渴望。

第四，政府部门投资的示范效应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跟风涌入相关盈利领域。

由于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膨胀，大批基础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项目纷纷上马，由此增加了对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原材料的需求，煤、电、油、运等等能源供给部门出现全面供不应求的情况。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扩张给上下游产业的蓬勃发展创造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企业是市场经济这个有机体中最为基本的细胞单位，只要出现市场盈利机会，它们肯定不会放过。

在地方政府的“示范效应”和“导向效应”的影响下，众多企业也随之跟风涌入这些出现盈利机会的产业，它们的投资需求也跟着地方政府投资需求的扩张而节节攀升，共同导致不必要的投资过度。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分析大致估量出政府部门力量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大小。衡量宏观经济是否过热的一个标志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而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在很大程度上就反映了政府部门的实际投资，在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43499．91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国有投资额18877．35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3．40％，同比增长7．2％；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566．6l亿元，同比增长27．70％，其中国有投资额21661亿元，占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8．98％，同比增长4．70％。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分析政府部门在推动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的力量，见表3，在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可以说基本上是由政府部门推动的，而在更新改造投资中，中央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和地方项目更新改造投资额两项，在2002年分别为1953．46亿元和4797．09亿元，在2003年分别为1915．96亿元和6708．90亿元。房地产行业中，2002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04428．1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3874．61万平方米，2003年房屋施工面积为343741．65万平方米，其中国有经济占了66758．04万平方米。

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政府部门在投资中究竟占了多大的比例，但是由这些数据可以大致分析得知，在本次投资需求迅猛增长中，政府部门的推动可以说成为最主要的原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应当负起最主要的责任。出于政绩的压力和腐败的动机，地方政府部门大肆进行城市规模扩张、提升城市档次，即使面临资金缺乏的现实，它们也毫不节制地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开工了一批形象工程和面子工程，从而拉动了投资需求。另外，它们大势铺张地从事大量的低等重复建设所间接带动起来的各种投资，完全超越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必须的投资需求，这成为导致这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二、历次宏观经济过热主要也都是由政府部门所推动的

除了2002年底开始的这次宏观经济过热，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四次宏观经济过热，这里我们再次对它们进行回顾，经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政府部门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起到了最为主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79年，结束于1983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起源于1978年的“洋冒进”，当时引进了22项成套设备，增加了财政支出和外汇支出，出现了财政赤字和外汇逆差；第二个原因就是在1980年开始实施“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当地方和企业的财权扩大以后，它们纷纷建立了自己独立的经济体系，开始兴办自己的加21532业，盲目地上项目，增加投资，掀起了小企业纷纷上马的，致使财政赤字大幅上升，同时也由此拉开了各个地方经济的重复建设的大序幕；第三个原因就是，价格体制实施初步改革，调整了部分产品的

价格，引起了价格总水平的上涨；第四个原因，为了偿还对群众的所年欠债，国家大幅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使得工资增长率大大高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样，包括财政赤字在内的很多因素共同迫使银行增加货币投放量，造成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然而投资过热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

第二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4年，结束于1986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最主要原因是各地的投资失控，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随着价格体制改革的深化，价格总水平随之提高，原来隐形的通货膨胀公开化，但是预算外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信贷资金增长过猛、工资奖金增长过快，依然是造成本次通货膨胀的元凶。国务院在1984年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控制信贷投放，198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要注意信贷基金和消费基金管理不严等等突出问题，坚决防止盲目追求和比赛增长速度，然而各地盲目上项目的现象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第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87年，结束于1990年。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主要起因仍然是预算外投资规模增速过快，消费需求膨胀。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倾向明显，地方办企业的热情异常高涨，各地攀比增长速度，全国在建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信贷规模过大，导致货币发行过多。虽然中央政府为了控制宏观经济过热而采取了限制投资规模的做法，甚至不息停建、缓建一批生产性的建设项目，把该上的项目也暂缓处理，但是地方政府也马上推出相应的对策;这就出现了大量的所谓钓鱼工程，导致预算外投资规模膨胀得非常厉害。

第四次宏观经济过热开始于1992年，结束于1996年。金融体制不合理是造成本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体制原因，主导因素是当时实施的利率双轨制，专业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发放的几乎都是高利率贷款，企业很难获得低利率贷款。而这些高利率贷款的投向却是风险大、盈利高的投机性行业领域和奢侈消费品领域，比如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生产性行业领域的企业很难获取生产发展所需的资金。而且很多银行往往一两个季度就用完了全年的预算，货币管理失去控制，当需要银行拿出资金用作收购棉花、粮食等用途时，却无资金可用，中央银行就面临着要么打白条、要么发行货币的两难选择。另外一个主要原因仍然是地方上的投资冲动，各地政府又一次大肆开展重复建设，199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达42．6％，1993年更是达到了50．6％，投资需求的过度增长导致投资品价格大幅上涨，继而带动消费晶的价格也随之上涨，财政赤字增加，信贷规模扩大。对此，199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固定资产投资要量力而行，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

在分析了这四次宏观经济过热的导致因素以后，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导致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的一个共同的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投资饥渴症”所导致的投资需求过快增长。地方政府纷纷设立高的经济发展指标，不顾财力、物力的实际现状，盲目地上新项目、开办新企业，强行让企业扩张，争相攀比发展速度，重复设点、重复引进、重复建设。这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争抢投资的资源和能源，造成原材料产品的供需关系紧张，但是同时又没有合理地利用资源，造成资源浪费，另外一个方面无疑也使财政支出大大超过财政收入，导致财政赤字，扰乱了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由于中央银行没有独立性，无法达到稳定货币的目标，在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要求下，中央银行最终都会被迫让步，超额发行货币，这就形成我国独特的“投资挤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的现象，从而引发经济过热，迫使经济管理部门实施“一刀切”的宏观调控措施。

三、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根本就在于让政府部门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既然政府部门的投资渴望在每一次宏观经济过热中都是最主要的扰动因素，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天这种情况还没有得到改善呢?而且，由此前的经验可知，在治理此类宏观经济过热时，中央政府最终只有采取“一刀切”的直接性行政手段调控，才能够将过热的苗头压制下来，因为面对占据投资主体地位的地方各级政府的投资欲望，间接性市场手段是失灵的，唯一有效的选择只能是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成熟，各种非国有经济部门的发展日益壮大，“一刀切”的做法虽然压制住了各级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但是同时也会对非国有企业造成非常大的冲击，从而伤害到经济的元气。

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应当着重的是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通过对财政收支、货币供给、税收、利率以及汇率等等变量的改变，最终达到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而不是让各级政府部门去审批每一个具体的投资项目是否合理，以及限制总的投资规模等等这些微观层面的事情。投资项目是否合理完全应当由银行、企业这些微观主体在市场上相互作用来决定的，最终由市场所检验，政府部门应当退出具体的微观经营活动。

政府部门的职能应当合理定位，政府官员越位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解决，政府部门除了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外，应该从经营性项目中逐步退出来，不应当再从事具体的经济活动事务。所以，相关体制改革的力度应该加大，政府部门的功能其实就在于创造并且维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促使市场经济稳定运行，只有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相应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才使用各种政策调控手段来维持经济的平稳发展，使得市场机制和国家调控能够形成合理的互补。但是，如果各级政府政绩考察的指标始终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如果法律体系对于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情况始终不能够有效监控的话，地方政府仍然会继续想方设法地强化自己手中的资源配置能力，类似于这五次宏观经济过热的经济波动仍然还会出现，因此，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然而，就当前而言，政府扩张投资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比较前四次中采用的方式已经有所变化，以城市档次提升和城市规模扩张为特征的本次宏观经济过热中，政府部门不再是单纯地办企业、上项目、搞工程，而是通过运用手中的土地审批权和间接使用政府信用进行信贷这两种手段，来完成自己的投资愿望。因此，这两种手段所凸现出的问题也应当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1、政府运用土地审批权所出现的问题。

政府手中所掌握的土地审批权，可以使得它们以很低的价格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征用来土地，通过转手将土地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或是其它企业，由此增加财政收入，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或是直接降低自己投资项目中的土地成本，以最小的成本扩张自己的投资需求。

但是这种扩张投资的手段存在着诸多弊病，第一，由于土地是有限的，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如此涸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仅仅考虑了即时的利益，根本不可能支撑起政府财政收入的持续增长，一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虽然增加了，却为今后各界政府提出了难题；第二，就征用土地和转卖土地这两个环节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首先就是在土地的征收阶段，严格保护耕地是征收土地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城市化进程中，约有60％的农民还是依靠从事农业而生存，并且我国的现实国

情就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再肆意征用耕地不只是会断绝一些农民的经济来源，

而且也会对我国农业的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在征收土地时，一般都是一次性支付给当前的土地使用者一定数额的金钱，由于土地的价格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所以，农民获取一次性补偿的数额是否合理很难得到考证。另外，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一次性付清一定的补偿金这种方式对于农民而言也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农民都是依靠土地而生存的，不管土地究竟能够给农民带来多少收入，拥有土地依然会是农民最后的心理依靠。我国的农民一般受教育程度不高，当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他们就失去了立身之本，虽然他们可以一次性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不管是突发的意外事件所致，还是不恰当的挥霍所致，一旦这些收入被他们消费精光，或者人民币贬值的情况出现，他们就会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当政府部门需要征用土地时，可以尝试其它的补偿方式，比如说将土地从农民那里租用过来，政府每一个月都支付给农民相应的地租租金；或者从农民那里征用土地以后，将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纳入社会保障名单，每一个月都支付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障金，等等。这些做法可以在每一年都给予农民一定的收入，使得他们有一个长期生活保障的预期，由此可以消除社会生活中不稳定的可能。

其次就是土地使用权的转卖阶段，如何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土地价格这个问题再次被摆到政府的案前。正因为目前政府在批租、转卖土地时手中掌握的权力，才会导致寻租现象的可能，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很难明确界定，比较合理的做法应当是根据市场的供给需求情况而制定。所以，为了控制地方官员腐败的现象，在今后的土地转卖或是招租的过程中，一定要摒着公开、公正、公平、透明的原则，尽量公开竞标，规范、公正地选择土地所有权的受让人，由市场上的供给需求关系来决定土地使用权的价格。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以后，地方政府仍有责任跟踪管理，防止土地在利用中用途、权属发生变更。

2、政府信用不应该再进入信贷活动中。

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让相关的国有企业部门大规模开展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宋满足自己的投资需求，投资主体名义上是国有企业，其实可以说就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向银行贷款来满足投资要求的，在它们背后，政府信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如果要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那么就应该让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营活动中彻底退出来。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这不是说政府一定要进行具体的投资活动，政府应该从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出发，量力而行地安排公共产品投资项目，当政府自身的财力不足时，可以尝试与民间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公共产品。

其实，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供水、电力、道路与桥梁、垃圾处理等等公共事业部门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不仅公共产品的提供数量急需提高，而且服务质量也亟待增强。而只有当这些部门的投资主体不再局限于国有企业，能够让民间资本进入以后，相应的困难才可以逐步解决。

首先，通过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够提高投入产出比，提高公共事业项目的效率，也会有利于解决目前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由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国有企业在很多时候只能是服从地方政府的投资愿望，根本不会考虑项目的效益如何，政企不分、盲目投资的现象在我国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目前国有企业自身的问题还很多，改制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当相关的公用事业部门放开以后，也就引入了竞争机制，由此可以打破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状况，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政企分开。而且只有当政府部门退出投资主体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平等地竞争。民间资本投资于公共事业是必然要求有回报的，新上项目的可行性也会得到更深刻的论证，这样就能够防止政府部门的投资膨胀，提高投资效率和公共产品的服务质量。

篇10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分析；价值取向

自2007年至今，在美国次贷危机、欧盟货币的影响的，全球经济的基本层面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世界经济陷入到了明显的衰退之中。在近两年，一些国家（包括我国）逐渐走出了危机的阴影，经济增长的需求呈现出上升的趋势[1]。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变压力为动力，充分使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使之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出台了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应对。对我国来说，身处后危机时代，因为资本项目管制和金融体系的结构等因素，并未受到太多的影响。但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文章以此为视角，对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给出了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旨在通过本文的工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管理信息。

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

（一）财政政策的理论依据。（1）对政府购买性支出来说，指的是政府借助国家资金购买商品或者劳务的支出。在财政政策中，只要增加政府购买支出，国民收入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在本次经济危机中，我国政府通过增加投资，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拉动内需的同时，使相关行业与产业得到了充分的发展；（2）转移性支出也叫做转移支付，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到市场上完成购买行为，而是将财政资金转移至社会保障与财政补贴方面，而对那些接受转移资金的社会组织和个人要经过市场购买商品或者劳务；（3）通过税收对总供求进行调节。从财政学的角度将，国家适当的减少税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民收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政府为了减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减税，能够使一些企业获得更多的收入，使那些企业已经亏损的企业实现再次盈利，能够维持现有的生产，在购买原材料、销售产品等环境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2]。这样一来，不但能够活跃市场，还能都增加就业岗位，减少失业率，促使经济的增长。

（二）货币政策的理论依据。（1）为了对经济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通常要通过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完成，比如利率优惠。这是中央银行以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为基础，以国家重点发展的经济部门或产业为依据，对其采取较低的利率，目的在于能够促进相关产业或部门的发展和壮大，促进就业；（2）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常用的货币工具，其具体操作为，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的规模约束，通过扩大信贷规模，在某种程度上，保证金融体系流动性的充足，更好的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撑，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更具新问题、新情况对政策作出及时、充分的调整；（3）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存款准备金政策是最为常用的工具之一，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借助降低商业银行交存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并且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高社会货币供应量，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流动资金。尤其当经济进入到了低迷期，需要借助降低再贴现率的方法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以此刺激消费，增加财政收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兼对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讨论

（一）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经过了多年的发展，我国“四大板块”的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即便这几个板块在重要性方面没有显著区分，但是，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地区（板块）的发展已经落后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显著的差距[3]。比如，中部的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划给了西部地区，在经济上得到了政策的扶持，吉林省、黑龙江省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国家再一次的重点关注。除此之外，河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湖北省、湖南省和江西省，大多属于粮食主产省区，在农业、交通区位和自然资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家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为了进一步的使这些区域得到均衡的发展，已经全面整合了不同省份的有利条件，在加强相互协调与配合的过程中，相关的规划引导与政策扶持相继出台，对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二）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后时代”，但是，因为政策不合理，和进口设备的减免税等，一些本国产业处在了竞争劣势地位。此外，内资和外资企业在税收政策方面存在不公平的情况，知识一些产业内的企业市值被严重拉低，最终成为其他企业的并购对象，演变成为组装厂和装配线，产业的“空心化”情况较为严重。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调整与完善相关产业政策，借助多种手段支持国内产业的发展和进步。同时，要不断加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开发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的产业和企业，使其能够从加工装配向自主研发转变和延伸，在强化传统产业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提升产业的水平。此外，还应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产业的自主创新，使产业内的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

（一）对市场和政府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当前，由于后危机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利益结构十分敏感，因此，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应该指向市场，并使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能够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这是因为，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全球性的蔓延已经使我国遭受了一定的冲击，同时也暴露了我国目前国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从这个角度讲，应该有效解决国内货币政策目标和各国对美元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和你冲突。即使在后危机时代，也能够通过改革与完善货币体系，构建一个可以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

（二）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为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后危机时代能够在宏观经济方面获得更大的进步，需要依靠自身力量，彰显市场经济道德。具体操作为，通过扩大内需，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济增长对供给贸易的依赖；借助危机中的机遇，不断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转型，以此加速产品与设备的更新速度；同时，要调整出口结构和方面，在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方面多下功夫[4，5]，此外，还应该积极寻求更多的经济合作伙伴，通过合作和联盟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三）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的初衷在于最大限度的规避金融风险，可在后危机时代，一些企业将金融衍生品看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投机工具，认为的把衍生产品复杂化，这样一来，金融衍生品的风险被空前的提高，市场规模也已经超越了实体经济的规模和限制，一旦危机再次爆发，将会使实体经济再凑受到冲击。为此，需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进行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方法，积极应对市场上的潜在风险，否则，金融监管的金融创新将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四、结束语

在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进入到一定区间的后危机时代，依照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这一时期指的是萧条阶段已经结束，复苏阶段尚未开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企业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层面，都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文件的货币政策的同时，通过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与内容，不断扩大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文章以此为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结论，希望这些结论能够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