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犯罪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无犯罪，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Step one

尽量在三餐时间赴宴 Schedule Strategically

当我们在非就餐时间赴宴时总是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就算我们刚刚已经吃过晚饭或者午饭。偶尔一次在饮食的放纵不可怕，但是在整个冬季都这样不定时定量的就餐，有可能每日三餐变每日四餐，甚至五餐。如果晚上计划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那就取消原本的晚餐来平衡每天食物的摄入。如果你要办party，也应该尽量选在就餐时间。

Step two

派对时要占据有利地形 Work the Room

餐桌旁是最危险的位置，搞清楚自己参加派对是为了跟朋友聚会，而不是为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在餐桌旁取完食物就立即离开，呆在那儿只会无意识地越吃越多。而且在聚会上千万别跟贪吃的人待在一起，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跟爱讲话的人在一起才是上策。另外别让自己的手空着，一个拿在手上的空杯子就能让你打消很多次拿东西吃的念头。

Step three

品尝，别只是喂饱自己 Savor, Don’t Stuff

如果你只是惯性地往嘴里塞东西，那你只会越吃越多，但当你从心理上对食物感到满意时，你会感觉更容易去停止进食。气氛对于品尝食物很重要，音乐，灯光，香气，以及一起进餐的人都能帮助你去用心品尝食物，而不只是嚼碎它们再吞下去。咀嚼也是品尝的一个重要环节，每一口食物都数着咀嚼15下，这样能够让你意识到你在吃什么。

Step four

时刻测量自己的胃 Tune In

想象你有一把尺子，刻度1是饿，刻度5是饱。每吃几口就用这把尺子“测量”自己的胃，如果是4或者5，那就停止进食，如果是1到3，那就继续，过一小会儿，在用小尺子“测量”。这个小技巧能够帮助你意识到自己的饱足感，有时候当你第一次“测量”时你就发现自己原来已经饱了。

Step five

紧记健康基础知识 Remember the Basic

就算是节日时也应该坚持健康习惯。比如，在吃饭前保证自己喝足了水（一天至少6杯水），有些时候我们大脑接收到饿的讯号并不是真正饿了，而是因为我们需要水。也别忘了在大鱼大肉的同时也要吃足够的水果和蔬菜。我们的大脑从两个方面感受到饱，一是卡路里，二是胃的拉伸，而大脑总是更容易感受到胃的拉伸。所以吃一些体积大，热量低的食物最好，例如蔬果。

Step six

篇2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安乐死 非犯罪化

一、 刑法学与犯罪学关系：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前提

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 也有人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缺少被害人的犯罪，即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其就不能成为刑事案件。

上述定义都表明了无被害人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没有被害人。但对该“犯罪”的属性并不明确。而要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必须要对“犯罪”的性质作以澄清。虽然犯罪作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研究的客体，但“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具有较大的不同”。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不同使二者在犯罪概念上得以区分。犯罪概念的提出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规范（法律）和事实（实体）层面。犯罪学是规范性学科，其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而犯罪学上的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 可见，犯罪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其研究对象还包括社会中其他被作为否定评价的现象，诸如反社会行为、酗酒、滥用以及无家可归等。在刑事违法性上，“刑法学犯罪概念中的‘违法性’要素，在犯罪学犯罪概念中，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存在的”。 而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正是基于二者在该点上的区别提出的。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分别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还是缩小刑法干预范围。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表明该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当然性”，在犯罪学中就表现为刑法中规定某种行为的“应然性”，即是否应当赋予某种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将其纳入到刑法学视野范围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即是对于已经存在刑法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从刑法规范中剔除，不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至于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根据则在于两者在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基础上。

由此可见，无被害人“犯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另一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因当事人相互间的合意，纵使是属于犯罪或偏差行为，当事人均不会对此等行为，向执法机关投诉。至于若从刑法的观点而言，则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犯罪行为不会造成法益侵害（包含个人、社会、国家法益）或法益危危险；换言之，乃指无明显法益保护的犯罪而言。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就是分别就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犯罪而言。犯罪化之“犯罪”即是刑法意义的犯罪。刑法上的犯罪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仅仅是对在此前已经实际存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确认，在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顺序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学上的犯罪）是先于刑法定义的出现而存在的，即先有实质（事实性）犯罪，后才有对实质（事实性）犯罪的刑法确认（法定犯罪）。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原来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行为不再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应从刑法中剔除去。因此，虽然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能由此抹杀刑法学上和犯罪学的联系，正如耶赛克所言：“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学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则正好反映了犯罪学和刑法学在犯罪圈扩展或紧缩的关系。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战后欧洲的非犯罪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赌博、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荷兰是后来居上的，荷兰人以一些令人咋舌的前卫或者务实精神，不仅积极推动**、同性恋、吸毒等这样一些行为的非犯罪化，而且率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了。

二、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围绕安乐死的争论还在广泛的进行着，但安乐死的实践一直都在悄悄进行着。

在我国，安乐死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我们一直就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合法化，抽象一点讲，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个人自由，抽象的人权保护，抽象的个人自觉，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说反对安乐死，主张把安乐死仍然作犯罪处理是有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 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 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 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学说上意见不一。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四、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面临的难题

对安乐死应该合法化的问题的讨论已相当深入，而要做到使安乐死非犯罪化则面临许多难题。尽管前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条件已作出分析，但从立法技术上来看仍然有难以确定的方面。如病人的痛苦“不堪忍受”应该以病人本人的忍受能力为根据，还是以社会上一般人的忍受能力为标准？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肉体痛苦的忍受存在差异，法如何规定才能使之明确，此为一难；再如“不治之症”的确定，也就是法律如何规定不治之症的范围？医学的发展使其范围不断变化，无论法律作出概括性的规定还是列举似乎都不够妥当，此为二难；又如安乐死的对象由于上述标准不明确而难以确定，此为三难；还有如行为人的人道主义的动机也难以从立法的角度加以明确。要想对安乐死科学立法必须解决上述问题。

在我看来，对待在我国的安乐死的问题，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在目前看来取决于这种法律上的正式安排条件是不是成熟。这涉及我国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否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的保障，我国的福利卫生与社会医疗体系，是否能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保障，医务界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以及医术水平，能否得到社会的普遍信任等等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给安乐死行为出罪、阻却罪责，给它作正当化处理或者至少不罚的一个路径。

篇3

[关键词]未成年人 犯罪 无期徒刑 少年司法

一、法规层面的思考

未成年人犯罪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我国刑法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涉及未成人犯罪处罚的规定如:《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法学界依据现有的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肯定说

持肯定说的学者认为刑法第49条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已经考虑了对未成年人的从宽处罚,因此对于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未成年人,改判为无期徒刑,已经体现了从宽处罚原则。如果再按照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无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就是对未成年人这一法定从宽情节两次使用,会轻纵严重犯罪分子。还有学者认为第17条第3款是对未成年人应负刑事责任的全部犯罪而言的,是一项普遍性的刑罚原则,没有具体的裁量尺度,而第49条是对未成年人犯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而言的,是针对刑种的一项特殊刑罚原则,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最高刑。第49条是对第17条第3款的补充或具体化。如果对犯死罪的未成年人同时适用两款,就等于把两款割离开来,否定和破坏了两款的相互关系。

这一派的学者无论从这两个法条的从宽作用还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上分析,都认为二者之间只能取其一适用。如果对本应判处死刑的未成年人重叠适用这两条规范,不判处无期徒刑便与罪行相适应原则、罪行相适应原则相冲突。

2.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属于法定从宽情节,对未成年犯罪人量刑必须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刑法第49条是对死刑的排除规定,也就表明对未成年人可使用的最高刑种的考虑起点是无期徒刑。二者并不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而是两个可以并用的条文。具体来说,依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对未成年人量刑的最高刑不外乎以下二种情形:(1)未成年人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以及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都应当在10至15年或10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判处。(2)未成年人论罪当处的量刑幅度为“无期徒刑、死刑”的或者仅为“无期徒刑”的,由于我国刑法规定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其实这两种量刑幅度对未成年人是一样的,即都是在无期徒刑的基础上适用第17条第3款,又由于无期徒刑具有不可分割性,本身没有伸缩幅度,所以对其从轻或减轻都只能是有期徒刑。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两种量刑幅度,对未成年人最高也是判处有期徒刑。

二、法理层面的思考

其实,未成年人犯罪判处无期徒刑已得到国际少年立法的坚决否定,《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对未满18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2004年9月第17届国际刑法大会关于《国内法与国际法下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决议,亦建议对少年“禁止任何形式的终身监禁”。有许多国家或地区将无期徒刑明确排除在少年刑法之外,例如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国家。

既然国际社会对未成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的态度如此明确,为何我国刑法在未成年犯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上如此含糊不清呢?

1.立法缺陷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法规多散见于宪法、刑法、行政法规及其各种暂行条列和办法之中,尚未形成系统的少年法体系。对未成人犯罪的处罚上,沿用成年人犯罪的刑罚体系,在此基础之上作出微调,规定诸如“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这种量上的“优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改造未成年犯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急需制定适合未成年人惩处的“少年刑法体系”。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两部未成年人专门立法,但对于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适用无期徒刑的问题,仍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笼统的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我们可以从世界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宪法及其上文提到的未成人保护法条款可以推测,对未成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是我国刑法的应有之意。但如果仅仅靠推测去应对现实中发生的实际案件,这将会给我国司法实践带来很大的阻力与困难。

2.理念、价值观的欠缺

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在国外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从国家亲权理论、儿童观、教育刑论,对少年犯罪的问题,国外司法实践从早期的惩戒到控制再到现今向福利的转向,在这条历史必然的理性之路上走的相当稳健。而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研究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展起来的,到现今只有不到30多年的历程。在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研究,社会控制、少年福利等理论研究上相当匮乏。至今也未提出系统的中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理论和价值体系。要构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这些理论准备是必不可少的。由此看来,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建立真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参考文献:

[1]郑鲁宁.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无期徒刑问题的探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4).

篇4

关键词：结果无价值论；行为无价值论；形式犯罪论

中图分类号：D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284-02

一、形式的犯罪论

20世纪40年代日本的刑法学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重视从战前反省的罪刑法定主义的形式犯罪理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形式犯罪理论的代表，就是以团藤重光的构成要件理论为中心的犯罪论体系。此时期的日本学者在对国家威权中心主义的反思当中，更加看重罪刑法定主义彰显下的以人权保障为本位的价值方向导引，而这在犯罪论的集中表现就是主张以构成要件为中心的形式的犯罪论体系的构建。该体系历经团藤重光、大V仁、大谷实等学者的完善，其主张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刑法规范首先定位为行为规范而非裁判规范。“刑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告知国民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什么样的行为不是犯罪来规制国民的行动，从而维持社会秩序，因此，刑法规范在成为裁判规范以前，首先应当是规制国民行动的行为规范。”其二，对刑法构成要件应该提倡形式的解释方法。有学者认为“即便牺牲处罚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国民基于预测可能性给予行动的自由原则，追求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理性，以此作为刑法解释方法论的就是形式解释论。”这种形式判断的优点在于，可以防止将刑法当作滥用权力的正当借口。在大谷实看来，“承认构成要件的独立机能，以社会的一般观念为基础，对构成要件进行类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论，通常被称为形式的犯罪论”。

二、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

“所谓结果无价值论，是指将违法性的本质求诸侵害法益的结果的见解，也称物的违法观；所谓行为无价值论，是指将违法性的本质求诸行为的规范违反性的见解，也称人的违法观。”该两种类型的无价值论的对立点在于对于犯罪实质内容违法性的理解或解释的差异。承传于德国的行为无价值论在日本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自40年代伊始，先后经历了主流观点、被驳斥、最终与结果无价值论融合的“二元化”道路。

行为无价值论最初由德国的威尔泽尔提出，他认为对于行为不应只将其作为客观化的因果过程来把握，而构成行为的违法性的实质应体现为行为人的行为无价值，重要的是行为人在什么样的目标下实施了该行为，以什么样的心情或动机实施了该行为，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这一观点在日本当时的刑法学界占据了主流重要的地位。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行为无价值论也凸显出自身的缺陷。在过失犯理论中，行为只要具备侵害法益的结果（结果无价值）以及对该结果应该具备预见可能性即可。但预见可能性缺乏客观规范标准，很难解释该类行为所体现出的主观恶意，进而容易导致科罚范围过大，进而导致犯罪圈的扩大。随后日本发生的“奶粉案”又印证了该理论的缺陷。该案中被告人所属工厂生产的婴儿奶粉不幸掺入砒霜导致婴幼儿中毒死伤的结果，依据预见可能性则不应处罚。而结果无价值论的引入则从防卫社会，保护法益的角度弥补了该理论的缺陷，从而导致及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无价值理论的学派之争中出现了“中间道路”。即使那些不赞成结果无价值的学者，在主张自身观点时也无法回避结果无价值论提出的批判。这一点便与德国先验性的行为无价值论的成立，构成鲜明的对比，体现出“日本特色”。正如大V仁指出：“不可能无视结果无价值来讨论刑法中的违法性，行为无价值以结果无价值为前提，同时使作为结果无价值的事态的刑法上的意义更为明确，故应将二者合并起来考虑。”以大谷实为代表的“二元论”或者“折中说”试图弥合该理论中的“裂缝”，从其学术观点中，其属于坚持结果无价值之外，还要考虑行为无价值的“二元论”。他认为，刑法的目的是通过保护法益来维持社会秩序。侵害法益的行为无非是对实现这一目的来说有害的行为，所以，刑法上的有害行为，是侵害法益或者威胁法益的行为……但是，刑法是以社会伦理规范为基础的，被称为犯罪的行为，仅仅对法益有侵害或危险还不够，还必须违反了社会伦理规范。因此，离开社会伦理规范来把握犯罪本质的法益保护主义的见解并不妥当，必须根据社会伦理主义来对法益保护主义进行修正。可见，大谷实力图从消弥法益保护论和道德伦理规范论的对立来达到二者融合。但大谷实教授在此并没有清楚地阐释结果无价值论和行为无价值论的关系，虽然结果无价值优先于行为无价值考虑，但如果出现缺乏结果无价值却存在行为无价值的情形时，是否能将该行为定义为犯罪并没有涉及。

在对两种无价值论的渊源梳理中，我们可见二者的首要争议体现在行为的刑事违法性，究竟是违反了刑事规范还是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行为无价值论是以规范违反说为基础，即认为违法性的本质在于违反法秩序的，而结果无价值论坚持的是法益侵害说，即认为违法性的本质是对规范的违反，在于侵害或者威胁法益。这种实质上的理解差异根源于对于犯罪本质不同的理解。对此，大谷实认为将侵害、威胁法益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的法益侵害说是不妥的，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这一刑法目的而言，那些不重要的法益侵害行为，只要使用民事当中的损害赔偿类的法律制裁便可解决，勿须刑法的涉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点与形式犯罪观所提倡的个人本位、保障人权不谋而合，两者均把国家公权力的行使放在不信任的对立方，二者均从限制刑法适用的角度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个人保障的倾向性。因而，在实体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适用的过程中，无价值论的合理选择适用更能有助于实现刑法的目的，也便符合了形式犯罪论的具体要求。而隐含在两种无价值论背后的恰恰是对刑法的目的凸显出的价值追求的冲突。在这种冲突性的价值选择中，或许兼而有之是个明智选择，但内部的选择倾向确实是面临具体问题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存在。在此以对日本刑法具体犯罪构成的理解为切入点，浅做分析：1、通过行为无价值论就可以认定犯罪的情形，即从行为本身处罚就可以认定为犯罪的。如日本《刑法》第78条规定的预备、阴谋内乱罪，这类行为本身就具有严重的社会秩序破坏性，因而不需要考虑其结果就应当给予刑罚处罚。2、通过结果无价值论就可以认定犯罪的情形，即需要从结果出发考虑行为的违法性继而认定为犯罪。如日本《刑法》关于主观方面为过失的各种犯罪，如失火罪、过失伤害罪。3、需要结合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理论才能认定是否为犯罪的。这种情形存在于判断法益侵害性是否达到定量因素的情况下，如日本《刑法》236条规定的强盗罪等。

综上，只有在法定的犯罪构成下，坚持形式犯罪观的价值指引，合理地选择适用无价值理论将其展开，才能解释犯罪的实质特征，以更好地打击犯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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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利用计算机进行贪污、舞弊、诈骗等犯罪活动不断增加，也给使用计算机处理日常财务工作的会计人员增加了危险。财会工作的特殊性使得一旦财会人员使用的计算机遭到计算机犯罪，往往会给单位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财会人员自身也容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不必要的责任，因此，计算机在提供会计信息方面表现出准确、快速、全面等一系列先进性的同时，对会计人员规避风险的自我保护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从前书面形式的各类会计资料被以电子文件记录形式储存的磁性介质所代替，使得会计数据文件被不法侵入的危险大大增加。未经授权的人员可能会绕过计算机网络保密屏障浏览、复制、篡改、伪造、甚至销毁重要的会计数据，给单位造成损失。计算机犯罪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大部分会计人员计算机知识有限，防范不足，易被他人利用，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以致出现问题，难以分清责任，因此，在新的环境要求下，会计人员不但要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还要有一定的计算机专业基础知识和能力，在保证会计工作合法、真实、完整的前提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防止别有企图的人利用计算机进行财务犯罪活动。

为了有效地预防和控制利用计算机进行犯罪，增强会计人员的自我保护，了解当前计算机犯罪的主要手段是很有必要的。为了达到种种目的，利用计算机进行犯罪的手段主要有：1．篡改、植入数据；2．修改操作程序；3．偷窃数据；4．故意进行数据破坏；5．窃取机时。这些手段的实施，全部需要直接或远程侵入会计人员使用的计算机来实现，因此，只要建立健全会计人员计算机使用、操作规范，提高会计人员警惕性及防范意识，可以大大降低会计计算机被不法侵入的危险，保护会计人员免受“不白之冤”。

健全的计算机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是一种范围大、控制程序复杂的综合性控制，是职能部门和计算机数据处理部门并重的全面控制，是人工控制和计算机自动控制相结合的多方位控制。在手工记账阶段，各项内部控制措施是通过不同会计岗位职责的分离来实现的，而采用电子计算机替代手工记账后，会计数据往往是一次输入，多次使用，各种账目的核对与检验由有形转变为无形，因此，控制环节和重点发生了转移。要控制计算机犯罪，就要将控制重点设在会计凭证的受理和编制上。首先，要从制度上明确各个工作岗位的职责范围，切实做到事事有人管、人人有责任，办事有要求，工作有检查；其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至少要做到以下五点：

1．设置上机操作人员密码，明确操作人员工作权限。对操作密码要严格管理。有的工作人员的密码长期不变，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已公开成为一种人人可用的上机代码，这会造成责权不清，给犯罪分子篡改数据以可乘之机，所以，必须指定专人定期或不定期更换密码，从而杜绝未经授权人员进入会计软件系统。

2．预防已输入计算机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等会计数据未经审核而登入机内账簿。会计电算化最重要的环节是会计凭证的输入，其他会计信息都是通过对记账凭证的数据进行一系列会计处理而获得。输入数据的正确、完整、合法决定着计算机处理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必须把好凭证的审核关，要实实在在地将审核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电算化系统较手工记账系统增加了一道固定的复核程序，它是对审核过的原始凭证进行再复核，以确保会计资料万无一失，做到只有经过复核人员复核后的记账凭证才能办理出纳业务，才能登入机内账簿,同时，进行计算机签字，并加盖复核人员名章，以明确经济责任。

3．操作人员离开计算机操作台前，应执行相应命令退出会计软件。此点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往往忽视这一点，使密码形同虚设，造成别有用心的人盗名进人会计系统，最后出现问题，会计人员责任无可推卸，还要替他人受过。

4．对自己的操作记录经常浏览检查，及时发现问题，采取防范措施，堵塞漏洞，避免数据已被他人篡改而自己还不知情的情况发生。

5．严禁处理会计数据的计算机与国际互联网有物理连接，避免网络病毒的入侵和电脑黑客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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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范预防机构和队伍建设。一是在检察机关内部要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预防职务犯罪领导机构，形成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领导体制。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责任制，要选配政治素质好、政治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同志充实到预防队伍，明确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责任制。二是在整个预防职务犯罪的系统工程中，由党委牵头，实现网络预防。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各级检察机关要主动争取党委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视，通过党委牵头组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网络非常必要。可以通过向党委提出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建议党委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并由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处（科）负责处理指导（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系沟通和协调，进行信息交流，推广预防经验，走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共同推进预防工作的深入。

二、规范个案预防。个案预防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切入点，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有效方式。要克服就案办案，开展个案预防，坚持在办案过程中做好“六个一”，开展个案预防，是检察机关利用职能优势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方式。这“六个一”即是每查办一起职务犯罪案件：一是责成犯罪嫌疑人写一份触及灵魂的悔过书，这悔过书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别人看了便受了一次深动的警示教育；二是到发案单位召开一次座谈会，分析发生职务犯罪的原因，商量预防职务犯罪的措施；三是通过办案，发现发案单位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方面存在的漏洞，提出一项口头或书面的检察建议；四是根据所办案件的实际情况，对案发单位的有关人员上一堂“看得见、摸得着”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制课；五是根据案发单位暴露出来的问题，督促案发单位制定一项整改措施；六是在案件办结以后，为落实检察建议、整改措施等对案发单位进行一次回访，进一步落实案发单位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三、规范专项预防。从近几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来看，虽然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受体制性、社会性矛盾制约，许多领域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屡禁不止，特别是入世后，许多企业将进行机构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侵吞国家资产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可能上升。因此，我们要在权、钱、人三个环节，认真研究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管理漏洞和监控盲区，注意发现因监督失效、管理失控、用人失察导致职务犯罪发生、蔓延的问题，准确把握诱发职务犯罪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积极探索具有遏制性、控制性、预警性的途径和方法。预防工作要以资金的控制为方向，以用人的监督为基点，加强对职务犯罪趋势的超前评估与科学预测，提高预防工作的针对性与实效性。要积极介人重大投资项目、重大建筑项目工程等开展同步预防。与有关投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建立“创优质工程，当优秀干部”的“双优”制度，加强对重大项目各个环节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同步监督。对资金使用、物资采购、质量验收进行全程监督，对管人、管钱、管物、管合同、管木材销售等重点岗位开展专项预防。

四、规范制度预防。一要规范各行业、各系统、各单位的预防制度建设。检察机关要在各行业、各系统、各单位，开展预防活动，形成点、线、面相结合的立体交叉的社会化预防网络，必须抓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各种制度的建立，加强制度的配套建设，使各项工作趋于规范化。要在调研的基础上，使信息管理、检察建议管理、预防项目管理、工作目标综合评价管理等制度尽快完善。尤其要建立预版权所有防职务犯罪信息资料管理制度，加强上下级检察机关之间、检察机关部门之间和与网络单位之间对职务犯罪案件信息和预防信息的通报反馈、广泛收集和利用，实现信息共享。为研究林区预防职务犯罪规律、特点提供相关的资料，为党委研究部署预防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二要规范预防立法工作。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无锡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等地方性预防职务犯罪的专项法规的出台，标志着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经迈上了法制化的轨道，同时也为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法律依据。这种由检察机关提请，人大常委会制定预防职务犯罪专项法规，实行依法预防的工作方式，可以提高预防工作的层次，拓展预防工作的领域，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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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务犯罪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

职务犯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业和事业单位中依照法律、法规或者组织章程等从事公职的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由于不正确履行职权所实施的违背职责要求的依照刑法规定理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总称。职务犯罪，已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一颗毒瘤，它极大地损害着社会正义，破坏着经济发展，腐蚀着政治清明。廉洁的政府，正直的公职人员，高效的管理，无腐败的繁荣，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和人们共同追求和奋斗的目标；采取有效的战略和对策来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越来越成为明智的政府执政治国的重要内容和有识之士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

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其他在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职人员。他们掌握着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业单位及大众所赋予的权力，由于这种权力易使权力拥有者心理上无视法律，无视大众想心理的产生，而引起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总体上看，职务犯罪的基本特征有：（1）该罪由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从事公职的人员构成。（2）绝大多数职务犯罪由故意构成，也有个别（少数）的职务犯罪由过失构成，还有的职务犯罪既可由故意又可由过失构成。（3）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犯罪；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实施的犯罪；从事公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中的人员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或不履行、不正确履行职责而造成对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职务活动管理职能的侵犯。

二、外因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心理影响

（一）社会环境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心理影响

环境是在人的心理、意识之外，对人的心理、意识的形成发生影响的全部条件，包括个人身体之外存在的客观事实，也包括身体内部的运动与变化等等。作为具有一定职权的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同样与一定的社会环境有关。特别是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对公职人员心理素质的发展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影响，是诱发其职务犯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外在客观因素。对公职人员犯罪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

一、私有观念的存在，以及一些社会不正之风的助长，诱发了部分公职人员的贪婪心理。第

二、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使一些公职人员产生对商品金钱顶礼膜拜的心理，外化为权钱交易行为。第

三、社会控制弱化和监管制度的漏洞，增强了一些公职人员的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

(二)社会矛盾对公职人员职务犯罪产生的心理影响

第

一、经济权力化和权力经济化，为"权钱交易"等职务犯罪打开方便之门。

第

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造成缺陷叠加这一社会矛盾，为某些公职人员提供了犯罪的土壤。

第

三、社会分配制度的缺陷，是诱发公职人员职务犯罪心理的催化剂。

第

四、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重了部分公职人员的不平衡心理。新晨

三、内因对职务犯罪产生的心理影响

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任何犯罪都在特定心理支配下进行。当犯罪可能比从事其他可供选择的合法行为带来更大的利益，而只须付出较小代价时，那么当事人可能会选择犯罪。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渎职和“侵权”等职务犯罪也不例外。少数公职人员之所以沦为罪犯，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外，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驱使他们堕落的“助推器”。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心理活动。其犯罪心理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社会经历和个性特点所决定。归纳起来，公职人员实施职务犯罪的心理主要有十种：一是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二是难以自控的矛盾心理；三是“见钱眼开”的贪婪心理；四是深感吃亏的补偿心理；五是贪图享乐的虚荣心理；六是按“劳”取“酬”的交易心理；七是有恃无恐的攀比心理；八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理；九是捞了就跑的投机心理；十是破罐破摔的对抗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或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的心理往往是复杂多变的，甚至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了解和掌握这些心理，对于探索“防控学”，建立“防控心理画像库”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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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规定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利用已有职权，贪污、贿赂、，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破坏国家对公务活动的规章规范，依照刑法应当予以刑事处罚的犯罪。《刑法》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成立自首。这是刑法总则中明确规定的关于犯罪自首，职务犯罪是犯罪的一类，因此，职务犯罪自首基本上适用犯罪的自首相关规定，但是职务犯罪又不同于一般犯罪。下面我们认真探讨职务犯罪自首的具体认定相关规定。

（一）自动投案

在职务犯罪里，自首往往是犯罪分子向本单位主动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或者纪检机关调查问话时主动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意见》将纪检机关也视为办案机关，使得在认定职务犯罪的自首时更加具有法律依据。同时关于自动投案，提出如下意见：A、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电话通知去问话，而他又没有逃脱，积极配合办案机关的调查，说明他有向办案机关交代犯罪事实的意愿，如果在谈话的过程中主动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这种情形就构成自动投案;B、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接到谈话通知时没有想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的意愿，或者逃跑，这样即使在谈话讯问中他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也不应该认定是自动投案。这样的详细的规定才有助于更好的适用不同的情形。

（二）如实供述

1、供述的范围认定

“如实供述”的认定包括如下方面：一、犯罪分子在其犯罪投案后必须交代的是客观事实，能够查证属实的的犯罪事实。二、犯罪分子所供述的事实应当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因为犯罪分子自动供述应该是自己自愿做出的，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其供述的犯罪事实不可能与客观事实做到完全一致，但是只要犯罪分子积极主动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即使与犯罪实际情况有所差异，仍然可以认定自首。三、犯罪分子供述的应该是其最主要的犯罪事实。

2、供述的时间认定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犯罪分子起初是不愿投案自首的，随着案情的发展，嫌疑人就感到害怕，最后当司法机关准备正式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就愿意交代自己的罪行。在司法机关正式嫌疑人的时候，嫌疑人才向司法机关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这明显具有逃避处罚的嫌疑，没有主动承担责任的意愿，因此，应当将犯罪分子如实供述的时间作一个界定，督促犯罪分子主动及时的自首。因此，对于犯罪分子自首中如实供述的时间认定是很重要的，笔者认为最好时间设定在提起公诉前，并且不能虚构事实。

3、如实供述的几种特殊情形

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分子除了如实交代本人的罪行，还应当交代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交代所知的其他同案犯的共同的犯罪事实，否则不能认定为自首。

交代与未交代的事实轻重：犯罪嫌疑人多次触犯同种罪名，应该综合考虑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孰轻孰重，从而来认定其是否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如果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的重于未交代的，或者交代的数额比未交代的要多，可以认为其交代了主要犯罪事实，但是若是区分不了孰轻孰重的话，通常不应当认定为犯罪分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二、职务犯罪自首与其他犯罪自首的区别

1、自首主体不同

职务犯罪自首的主体是职务犯罪嫌疑人或者被采取调查措施的公职人员;其他犯罪自首的主体是不要求一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办案机关不同

犯罪后自首的办案机关通常是司法机关，但是在职务犯罪自首中，纪委也属于办案机关，《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在纪委对其调查期间主动向办案机关如实交代其主要犯罪事实的可以认定为自首;而其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自首的办案机关是指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

3、如实供述罪行认定的不同

职务犯罪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罪行一般办案机关掌握了其部分犯罪事实，而主要犯罪事实还尚未查清;但是其他犯罪自首中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罪行可能是办案机关已经掌握了嫌疑人的主要犯罪事实但是人没有到案，也可能是办案机关还尚未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犯罪事实。

4、体现的价值理念不同

职务犯罪相侵犯的是国家的信誉，损害的是国家的形象，立法者在立法时正是考虑到这个问题因此对职务犯罪的打击要严厉点，就算不能刑事处罚也会行政处分，这体现出立法者是站在国家利益这个价值位阶上做出的;而其他犯罪侵犯的主要是公私财产或者个人人身安全，这在价值位阶上显然要低于国家利益。

三、职务犯罪自首的完善

1、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期间的自首认定的混乱，当前存在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这期间如果嫌疑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就构成自首，理由是：一、根据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办案机关包括了纪检机关，犯罪分子主动向纪检机关投案，都成立自动投案。二、只要犯罪分子在被调查期间主动如实交代自己的罪行，都可以视为其愿意接受有关机关的审查和监督，也成立自动投案。三、因为如果嫌疑人在这期间主动如实交代犯罪事实可以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另一种观点认为“”期间如实供述纪检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不能认定为自首。其理由有如下几种：一、事实状态不一样：最高法《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中的“形迹可疑”仅仅指的是外在表现，有关机关并没有相关证据，而“”期间对嫌疑人的调查问话一般是纪检机关已经掌握了嫌疑人部分客观犯罪事实，这与“形迹可疑”被盘问不一样。二、意志性：被“”的嫌疑人是被迫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不具有主动性，不符合自首的意志性。

坚持分情况看，但是我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一、在“”期间，若是在调查人员迫使其交代自身的犯罪事实之前，嫌疑人主动如实交代其犯罪事实，可以推定嫌疑人有自首的意愿，此时就不管其罪行是否被发现都可以认定为自首。二、“形迹可疑”作为认定是否自首的标准欠妥，因为对嫌疑人是否认定为“形迹可疑”是有办案机关说了算的，这个很难把握。同时“形迹可疑”往往表现在外部，没有客观事实佐证，因此，“形迹可疑”不能作为认定嫌疑人自首的标准。第三、嫌疑人在被调查期间尽管最终交代了真实情况，但是反复无常，陈述虚构事实，可以不认为嫌疑人自动投案，不构成自首。

2、职务犯罪自首认定的完善

最高检检察长于2010年在最高检座谈讲话指示要求鼓励职务犯罪分子主动向办案机关投案自首，规范职务犯罪自首认定的混乱局面。近年来，国家也推行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建立，实现了在音频和视频同步讯问犯罪嫌疑人，取消“双报告，双审批”系统，使罪犯更愿意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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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环境犯罪日益严重，尤其是大气污染犯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今年年初蔓延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雾霾天气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有鉴于此，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将此类问题予以刑事法规制。我国目前大气污染问题严重，但是有关大气污染犯罪的刑事法规范却很少，只有刑法和一些简单的附属刑法做了规定，不尽详细和具体。这就造成了大气污染犯罪与理论相脱节的现象。

关键词：大气污染危害性 大气污染犯罪 立法反思

一、大气污染犯罪的危害性

大气污染的危害性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多表现为呼吸道疾病。人的口、鼻、喉等器官容易受到刺激而患病，长期受大气污染的作用，会引起支气管炎、肺炎、肺癌等疾病。具体的危害表现为（1）颗粒危害。直径在5-10Lm的细小颗粒可到达支气管区，直径小于5Lm的微粒可以到达肺泡区，从而导致心血管和哮喘病的增加。（2）一氧化碳的危害。一氧化碳是一种能再短时间内致人死亡的毒物，进入人体能直接影响神经并导致心绞痛。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因为大气污染每年有几十万人过早死亡。

2、对人类财富的危害

大气污染会导致对人类即有财富的破坏。例如美国每年因酸雨所造成的损失达50亿美元。大气污染导致的功能也生产的损失更为惊人，法国因大气污染使工业生产每年损失为1000亿法郎，我国为70亿元人民币左右；我国仅广东、广西、四川、贵州四省自治区因酸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就高达160亿元人民币。①

3、对生态系统的危害

大气是自然界一切生物生存第一物质条件，生态系统中的动植物及其后等因素均难逃脱大气污染的损害与威胁。比如大剂量的大气污染物，会使野生动物大面积死亡。小剂量的大气污染物，如果持续的时间长，会使动植物患病，并发生畸形病变，最后导致死亡。

二、大气污染犯罪辨析

1、大气污染犯罪的概念

大气污染犯罪的概念在学术界没有达成一致，争议的焦点就是大气污染犯罪是否必须以实害结果为构成要件。有观点认为构成大气污染犯罪必须具有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这一法定条件；有观点认为构成大气污染犯罪必须是污染大气的行为有足以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的危险。②笔者认为大气污染犯罪一旦发生实际的损害后果，不仅波及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极难治理。为了突出刑法对重大环境法益的保护，所以大气污染犯罪的应该以危险犯进行定罪处罚。所以大气污染犯罪是指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利用一定设备、场所、工具，向大气中处置有毒有害气体，足以造成对一定区域内人的生命健康、公私财产损失的损害后果的行为。

2、大气污染犯罪的特征

（1）大气污染犯罪是危险犯。根据上文笔者对大气污染犯罪所做的定义，大气污染行为有足以造成一定的损害后果的危险，就构成大气污染犯罪。众所周知，大气污染犯罪一旦爆发实际的危害后果，无论是对人的生命健康还是对生态系统的危害都是巨大的。惩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既实现了刑法对环境的法益的保护，同时也体现现代刑法预防犯罪的理念。

（2）大气污染犯罪是法定犯。法定犯是相对于自然犯而言的，由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昨早提出，是国家基于保护社会公共福利和社会行政管理秩序的角度，在刑法上规定某些行为构成犯罪。大气污染犯罪作为一种犯罪类型，不是自始至终都存在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具体而言，伴随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人们的生存面临挑战，由此催生出了环境刑法学科，那么大气污染犯罪类型也就出现了。

三、我国大气污染现状及立法反思

1、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5年的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是颗粒物，在可比的城市中，40.5%的城市颗粒物超过二级标准；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占5.5%。全国酸雨区域主要在长江以南，较重的酸雨区域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湖南三省。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等机构昨日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管理绩效评估》显示，经济发展高的城市，空气质量普遍较差。《评估》报告显示，城市空气质量的具体状况是：PM10污染有所改善，PM10暴露人口的比例以中等空气质量最多，并呈增加趋势；《评估》结果显示，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个数占10.67%，差的城市占75.80%，极差的城市占13.52%。其中，空气质量好的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所占比例大；空气质量差的城市里，工业城市、采暖城市所占比例大；空气质量极差的城市中，采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所占比例大。

2、立法反思

（1）我国立法现状。目前我国应对大气污染犯罪的法律主要有两部，《刑法》、《大气污染防治法》。2011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中的第338条做修改，去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引起公私财产及人身伤亡的重大结果”，增加了“严重污染环境”。这样就避免了过去对大气污染犯罪的表面认识，大气污染犯罪不是单纯的事故。只要严重污染大气就上升为犯罪，降低大气污染犯罪的入罪门槛，有利于更好的惩治大气污染犯罪。但是我国刑法中没有关于大气污染犯罪的单独罪名，在犯罪构成上也不明确。2000年修改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在第61条规定了对不同情节的责任人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处罚。

（2）立法建议。首先，在《刑法》中规定大气污染犯罪的独立罪名。混合罪名的立法模式不利于彰显大气污染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利于指导司法实践，因此为了加强对大气这种环境法益的保护，有必要将大气污染犯罪从环境污染罪中分离出来。

其次，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处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大气污染犯罪要求以一定的危害结果出现为构成要件。如上文所述，为了实现对重大环境法益的保护，应该处罚大气污染犯罪的危险犯。

再次，引入资格刑的思考。大气污染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而我国的刑法体系，还停留在传统刑法的层面上。法律所固有的滞后性，使法律总是在犯罪出现之后才出现。应对大气污染这种新型犯罪，其刑罚配置的结构不尽要调整，所以对于传统刑罚措施之外的刑罚手段的引入是有必要的。（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付卓：“环境污染罪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2]覃志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研究”，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陈春娥：“重大污染事故罪若干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注解

篇10

这是一起“村官”职务犯罪的典型案例。“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主要有：

都是土地“惹”的祸

一些地区农村的发展近些年主要依靠国家征用、占用土地，及其自身对集体土地的出租。这些被占用的土地大部分都是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一些村官眼瞅着以土地换取的一笔笔巨大的集体收入，思想上发生了变化。

案一：用假票抵账侵吞土地补偿款。大兴区某村党支部书记兼经联社社长，在收取村民交来的占地费过程中，采用以假票抵账的方法，将部分占地费侵吞。

案二：签虚假土地出租合同分租金。大兴区某村党支部书记与镇政府干部等人勾结，签订虚假协议，将该村土地租金大部分隐匿，几人共分利益。

案三：重复入账村会计出纳私分土地补偿款。比如本文开头所举贾某、赵某案件。大兴区某村会计、出纳两人在协助政府发放土地征用补偿款时，将被拆迁人陈某某所出具的本该作废的13万元收条入账，而后分两次在其负责的村土地补偿款的账户中提现后私分，两人各分得6.5万元。

农村财务管理混乱是致命伤

上述案件中，村里的财务管理制度均形同虚设，财务人员成了摆设或者沆瀣一气。村里主要领导大权独揽，紧紧控制村中的收入支出，甚至连支票、账户等都把在手中，“左兜装钱，右兜装票”的现象极为普遍。有些村里的财务人员根本见不到钱，面对的只不过是那些村领导拿回的花花绿绿的票据。在这种情况下，村里的各类收入支出实际上处于混乱状态，致使侵吞公款成为可能。

发案的上述村基层组织普遍存在着财务管理较为混乱，账目不清的现象，对相关财务制度也不能按规定执行。上级部门对这些单位缺乏相应监督，没有定期对账目进行审计，使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成为可能。白条子下账、假票据入账、审批手续随意等现象普遍，财务管理无透明，村务不公开，加上财务审计和监督管理工作流于形式，给腐败村官可乘之机。如上述案例三，会计、出纳二人就是利用上级部门对村财务缺乏监管之机，浑水摸鱼、重复入账套取现金。

弄虚作假仍是主要手段

村官职务犯罪的手段多数仍是弄虚作假，但其间所经历的过程则要复杂得多，查处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比如，大兴区某镇某村党支部书记伙同他人，隐瞒土地使用转让实际价款，以低于实际价款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的手段，将部分土地出租款隐匿。这其中经历了将土地从原承租人处收回、与新租户洽商土地租价、与人合谋签订虚假协议、套取土地租金等若干环节。

涉案人员任职时间往往较长

这些案件中的涉案人员，大多有较长的任职时间，时间最长的已达数十年。他们在村官这一岗位上经验丰富，经历了农村改革的大部分过程。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人感觉在位的时间已经不多，眼看手中权力将失，心理失去了平衡；加上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冲击，产生不贪白不贪、得捞且捞的思想，使他们终于禁不住诱惑而向公款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