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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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一维；定常；可压缩；超声速

中图分类号：TN9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064（2017）03-0251-02

飞机或火箭在飞行过程中，需要得知飞行速度等信息，进行相关部件的调节，以工作在合适的工况下。例如超音速情况下，飞机喷气式l动机的进气道隔板需要调节到合适的角度，使得进气通过激波压缩，在尽可能少的总压损失下，将亚音速气流供给到发动机压气机。本文提供了一种测量来流速度的思路，可以布置在进气道等处。

1 基本原理

1.1 一维定常管流

一维定常管流研究的是在管内流动的可压缩流体。管道截面可为圆形，也可以是方形或任意形状；管道中心线可以是直线或者是曲率半径足够大的曲线。其有三个特征：（1）一维性，垂直于管道轴线的截面上的每个流动参数保持均匀一致；（2）定常，流动不随时间发生变化；（3）可压缩，流动速度快，气体压缩性影响显著，对于超声速流动，可能出现激波或膨胀波。管道截面图见图1。

对于一维定常管流，有以下基本方程组

显然的，对于亚声速气流，，超声速气流有。在本文的情况中，我们认为进气道入口的来流是一维的等熵流动，将壁面简化为绝热，不考虑跨音速的情况。

1.2 静压比测速方法

对以上的基本方程组进行积分，我们可以得到

应用各截面流量相等的关系，我们得到

其中A*为Ma=1处的管道面积

通过上式，我们可以得到管道面积比与马赫数的对应关系，进而得到静压比、温度比等等参数。由此，在不出现阻塞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测量两个管道截面的静压，求出它们的静压比，结合已知的面积比，推导得到进口处的马赫数，从而得到任一截面处的马赫数（管道几何尺寸已知）。以下给出应用此方法的示例。

2 方法应用

2.1 静压比测速示例

取一段控制体，进口面积1.2，出口面积1.0，通过查绝热气体表进行计算（表1）。

查表1可知，的区间为小于M0.59与大于M1.53。故面积1.2的管道可以用于测量对应这个区段的速度。

可以看到，在两个可用区间，静压比随着马赫数的改变作单调变化，由此，得到静压之比，我们就可以得到入口马赫数。流程如下

测得面积比和静压比确定是否超声速（若静压比小于1即为亚声速）假设入口马赫数计算假设的静压比比较并进行重算迭代得出结果

譬如，测得静压比为1.44，猜测，得到，于是有，对应，恰有，满足要求，认为找到了正确的进口速度。如果求得的静压比与实测静压比存在差距，则按照单调性方向调整猜测值，进行下一次计算。

2.2 静压比测速方法的程序实现

由上文的实例可知，通过静压比是一个进行迭代的过程。尽管一定能够找到目标值，但是略为繁琐。通过python编程，将迭代过程自动化。

通过这个程序，我们可以得到如图2和图3的曲线图（面积比为1.2时）

即对于一个已知几何的管道，在超声速且不发生阻塞的情况下，对应任何一个进口马赫数，都有唯一的一个静压比。这就完成了马赫数与静压比的对应关系的建立。

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以上两张曲线图来使用这个方法。首先，确认管道的面积比以及来流是超/亚声速，这样可以通过程序绘制出一张静压比和入口马赫数的关系图。然后，在纵轴上查找实际测得的静压比，就能找到对应的入口马赫数。实际上，通过面积比与马赫数关系的唯一性，我们也得到了管道中每一点的流动参数。

此外，改写这个程序，也能够实现直接从静压比和管道面积比得到入口/出口马赫数的功能。

2.3 静压比测速方法的改进

实际应用中，并不存在绝热无摩擦的管道壁，我们需要进行修正。由工程经验可知，流过确定的一段管道，总压会有一定的损失。修正后的公式如下：

其中，为总压恢复系数，定义为

可以通过实验测定，通常为0.94-0.98。

经过总压损失修正后的结果，能够更加准确的计算进口马赫数。

3 结语

通过静压比进行管流的测速是一个新思路，对于流场敏感的应用场景有一定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Anderson Jr J D. Fundamentals of aerodynamics[M]. Tata McGraw-Hill Education，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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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神经刺激仪；臂丛神经阻滞；氯胺酮；罗哌卡因

小儿上肢手术传统上常采用氯胺酮麻醉下行臂丛神经阻滞，由于其效果不确切，氯胺酮用量较大，易发生呼吸循环意外，麻醉管理较为困难。我科在氯胺酮基础麻醉下应用神经刺激仪对小儿定位行臂丛神经阻滞60例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行上肢手术的患儿120例（男78例，女42例），均为ASAⅠ～Ⅱ级，年龄3～10岁，其中，体重14～30 kg。按麻醉方法不同，将患儿随机分为氯胺酮基础麻醉下利用神经刺激仪辅助定位罗哌卡因臂丛神经阻滞组（A组神经刺激仪）和 氯胺酮基础麻醉下常规臂丛神经阻滞组（B组常规臂丛神经阻滞组）。各60例。两组患儿年龄、性别比、体重、手术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 方法 两组患儿术前常规禁食禁水，术前30min肌内注射阿托品0.01 mg/kg。入室后所有均用氯胺酮5 mg/kg，达咪唑仑0.1 mg/kg肌内注射，开放静脉通路持续面罩给氧，常规监测血压BP、心率HR、心电图ECG、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A组用刺激电极复合针，将神经刺激器电流调为0.5 mA、频率1 Hz、脉宽0.1 ms，当探及所欲阻滞区域的肌肉收缩时，减小刺激电流到0.3 mA，仍有肌肉颤搐则说明定位正确，回抽无回血，注入0.5%的利多卡因2ml， 肌肉颤搐消失，则注入0.25%罗哌卡因0.5 ml/kg，术中当患儿有明显肢动时，则按需静脉追加氯胺酮。B组常规臂丛神经阻滞，术中间断静脉推注氯胺酮1～2 mg/kg维持麻醉。

1.3 观察指标 记录术前T0、切皮T1、术中最大刺激时T2、缝皮T3时BP、HR、SpO2各指标的情况，术中氯胺酮、咪达唑仑用量及不良反应情况，麻醉恢复过程中记录出现吞咽、苏醒时间及术后镇痛时间。

1.4统计学方法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比较χ2检验，P

2 结果

2.1两组患儿年龄、性别、体重、手术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P >0.05）。

2.2 血液动力学情况 A组术中BP、HR较平稳，与术前比波动小，而B组较术前高且波动较大，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

2.3术中A组发生不自主运动、喉痉挛、呕吐、人工辅助通气情况均少于B组，两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见表2）。

2.4氯胺酮用量及术后恢复情况 术中 A组氯胺酮药用量明显少于B组；术后镇痛时间 A组明显长于B组（P

3 讨论

氯胺酮基础麻醉下行臂丛神经阻滞是小儿上肢手术中常用的方法，由于盲探性臂丛神经阻滞效果不确切，氯胺酮用量较大，易发生呼吸循环意外，麻醉管理较为困难。而氯胺酮在临床使用过程中它具有如下不良反应[1]：①兴奋交感神经中枢，增加血浆儿茶酚胺浓度，临床表现为血压上升，心率增快；②通常对呼吸影响小，但用药量较大，注药速度过快时明显抑制呼吸，增加小儿呼吸管理的难度；③使肌张力增加，有时出现不自主肌肉活动，从而影响手术操作；④苏醒过程中常出现精神运动性反应，表现为恶梦、幻觉、谵妄、恐怖感等。所以合理复合用药及联合麻醉，减少氯胺酮用量，使手术过程平稳、安全是必要的。

臂丛神经阻滞是上肢手术常用的麻醉方法，但因患儿不能配合穿刺操作，限制了其在小儿上肢手术中的应用[2]；由于解剖学标志比清楚，神经深度岁年龄不同变异大，增加了小儿的神经阻滞难度[3]。而神经刺激仪的临床应用很好的解决了定位困难这一难题。与常规神经阻滞相比，神经刺激仪定位比较精确、用药量小、麻醉效果好，可明显提高神经阻滞穿刺的成功率和安全性[4]。

氯胺酮基础麻醉下利用神经刺激仪辅助定位臂丛神经阻滞在小儿上肢手术中应用，不仅解决了小儿不配合穿刺操作的问题，提高神经阻滞穿刺的成功率和安全性，而且在术中监测BP、HR、SpO2的变化，对比术前T0、切皮T1、术中最大刺激时T2、缝皮T3时上述各指标的情况，术中氯胺酮药用量及不良反应情况，麻醉恢复过程中苏醒时间及程度，术后镇痛时间等项目A组明显优于B组。

综上所述，氯胺酮基础麻醉下利用神经刺激仪辅助定位臂丛神经阻滞在小儿上肢手术中应用，安全可靠，并发症少，优于传统氯胺酮麻醉下行臂丛神经阻滞。

参考文献：

[1]杭燕南，庄心良，蒋豪，等.当代麻醉学[M]. 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254-269.

[2]李爱香，马传根，宋冬梅.神经刺激仪辅助定位下臂丛神经阻滞在小儿上肢手术中的临床应用[J].重庆医学，2011，40（8）：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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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神经刺激仪； 盐酸罗哌卡因； 老年患者； 膝关节置换

中图分类号 R614.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4）18-0029-02

近年来，外周神经刺激仪定位下行区域神经阻滞麻醉被广泛用于临床麻醉工作中，其为下肢手术的麻醉提供了新的选择。相较于其他麻醉方式，由于其较少的干扰了患者的生理机能，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心肺功能较差的患者，有着显著的优点[1]。笔者所在科室2012年6月-2013年6月起对116例行膝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采用神经刺激仪定位下行腰丛-坐骨神经阻滞和常规的腰-硬联合麻醉，观察两种麻醉方法的麻醉效果，患者术后并发症等情况，并进行比较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择期行单侧关节置换术患者116例，男66例，女50例，年龄63～86岁，体重49.5～76.0 kg，ASA Ⅰ～Ⅲ级，其中左膝关节置换61例，右膝关节置换55例，按照入院先后随机分为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组（A组，n=58）和腰-硬联合组（B组，n=58）。两组患者年龄、ASA分级、手术时间等术前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麻醉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30 min给予咪达唑仑1～2 mg肌注，入手术室后开放静脉通道，输注乳酸钠林格液，面罩吸氧（1～2 L/min），多功能监护仪（GE dash4000）监测无创血压、心电图、心率、脉搏血氧饱和度。所有患者在麻醉前5～10 min静推舒芬太尼10 μg。A组：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组。患者侧卧屈髋屈膝位，将患侧肢体置于上侧，先行穿刺部位定位并用亚甲蓝标记。腰丛阻滞选择腰大肌间隙腰丛阻滞，定位两侧髂嵴最高点并以此两点连线画一直线，以各脊椎棘突的连线画另一直线，以两线的交点（L4）向患侧旁开4.5～5.0 cm的位置作为穿刺点并标记。坐骨神经阻滞，相同下，定位股骨大转子和坐骨结节并以此两点画一直线，以此线中点作一垂线向尾部方向4 cm处作为穿刺点并标记。完成标记后，皮肤外科消毒并铺单，1%盐酸利多卡因3～5 ml对穿刺点作皮内及皮下注射。选用STIMUPLEX神经刺激定位仪（B.Braun公司，德国）和STIMUPLEX 100 mm 外周神经刺激针（B.Braun公司，德国），设置神经刺激仪起始刺激电流为1 mA、刺激频率为2 Hz，刺激脉冲持续时间为0.3 ms，其正极与患者肢体心电图电极片相连，负极与外周神经刺激针导线相连，当针尖接近腰丛时可观察到股四头肌颤动，当针尖接近坐骨神经时可以观察到腓肠肌颤搐，伴有同侧的足跖屈或背屈。穿刺后若将刺激电流调小至0.3～0.4 mA后，仍可见相应肌群活动，说明穿刺针已经接近相应的靶神经。回吸无血后注入试验剂量5 ml，固定针柄观察3～5 min，患者无局麻药中毒反应后，缓慢注入局麻药（腰丛阻滞点注入0.4%罗哌卡因30 ml，坐骨神经阻滞点注入局麻药为0.4%罗哌卡因20 ml）。B组：选择L3～4间隙按椎管内麻醉操作常规行腰-硬联合穿刺，回抽脑脊液通畅后注入0.5%盐酸罗哌卡因（耐乐品）2 ml，置入硬膜外导管，以备术中必要时追加局麻药。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入手术室时（T0）、手术开始时（T1）和手术结束时（T2）的平均动脉压（MAP）及相应时间点的心率（HR）；记录两组患者麻醉的起效时间、麻醉的持续时间及相关并发症等不良反应。若麻醉效果不佳，视情况静脉辅助麻醉或者更改麻醉方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5.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字2检验，P

2 结果

两组患者入室时（T0）血流动力学指标血压和心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组患者入手术室（T0）、手术开始时（T1）和手术结束时（T2）的血压和心率均无明显变化，各时间点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B组患者T1和T2时点较入室（T0）相比血压和心率波动明显，各时间点之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A组麻醉维持时间明显长于B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A组患者术后均无需行导尿术，B组患者有19例行导尿术。术后B组2例发生恶心呕吐，轻微头痛6例，A组均未发生相关并发症。

3 讨论

在老年患者行膝关节置换手术中，一般会选择全身麻醉或椎管内麻醉。选择全麻时，由于很多老年患者常合并有心脑血管方面的慢性基础疾患，麻醉诱导期间心血管反应明显，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术中强烈的手术刺激往往需要较深的麻醉深度，这些对于常合并有心脑血管慢性疾病的老年患者易产生不良影响。同时，老年患者全麻后术后呼吸系统并发症较多，胃肠道的副作用较多，还可能存在苏醒延迟及术后认知障碍的可能。因此，在临床麻醉工作中，多数学者建议选择腰-硬联合麻醉[2-3]。腰-硬联合麻醉虽然镇痛效果确切完善，但由于其节段性阻滞了交感神经，使下肢容量血管扩张易引起血流动力学的骤然波动，而且蛛网膜下腔麻醉使腹腔和盆腔的内脏神经被阻断，影响了患者的术后排尿和胃肠道蠕动，手术后的患者常需要留置导尿管和禁食一段时间[4]。这对于老年患者，尤其是心脑血管有疾患的患者，增加了手术和麻醉的风险。另外，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在临床实施中也受到较多的限制，如患者的低血容量、凝血功能障碍、腰部穿刺部位感染及穿刺困难等。

腰丛神经阻滞后能够阻断大腿和膝关节部位的痛觉和运动，坐骨神经阻滞后可以阻断小腿的痛觉和运动。在麻醉实施中，由于腰丛及坐骨神经解剖位置比较深，盲探进针风险大，效果不确切，易导致麻醉失败，而且还可能造成神经血管及脏器的损伤。选择外周神经刺激仪定位后，以客观指标为依据，定位变得简单容易、准确，并发症的发生率大大降低，显著提高了神经阻滞定位的准确性和阻滞效果[5]。

腰丛-坐骨神经阻滞对机体生理功能影响小，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稳定，麻醉禁忌证少，麻醉效果好，麻醉维持时间长，围术期禁食禁饮要求相对较低，术后患者可以自由，不会发生尿潴留[6-7]。这些优点对于老年、心血管疾患、低血容量的患者中维持循环稳定具有重要意义[8]。本研究中，腰丛和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组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明显优于腰硬联合阻滞组患者。这主要是由于外周神经阻滞麻醉，只选择性的阻滞了一侧肢体，对交感神经影响较小，容量血管扩张较少，血流动力学指标波动不大。蛛网膜下腔阻滞麻醉节段性阻滞了交感神经，使患者下肢容量血管扩张明显，回心血量减少，导致患者血压下降。

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组患者术后可以早期活动，术后各种并发症显著减少，对于患者的术后恢复是有利的。腰丛、坐骨神经神经干比较粗大，行神经阻滞时需要足够剂量的局麻药物才能将其完全阻断，而大剂量的局麻药物的使用可能引起局麻药中毒[9-10]。在本研究中笔者选择使用0.4%的罗哌卡因50 ml。罗哌卡因作为低毒性酰胺类局麻药，安全范围较广，局部注射5～15 min起效，麻醉效果可持续4～6 h以上。0.4%罗哌卡因50 ml用于外周神经阻滞，在无直接入血情况下，血药浓度低于人体可耐受的最高血药平均浓度4.3 mg/L[11-12]。麻醉前咪达唑仑和舒芬太尼的使用，有助于预防和抑制中毒反应，同时也能够使患者安静放松，缓解了患者麻醉前的紧张情绪，减少了患者在麻醉操作时的不适感，这样能够更好的配合麻醉的操作。

总之，对老年患者膝关节置换手术采用神经刺激仪定位下行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镇痛完善，维持时间长，麻醉效果可靠。相较于其他麻醉方式，对机体生理机能影响小，术后并发症少，利于患者术后恢复，是此类手术较好的麻醉选择。也同样适用于全身情况较差、凝血功能障碍、饱胃患者的下肢手术麻醉。

参考文献

[1]Taboada M， Atanassdff P G.Lower extremity nerve blocks[J]. Curr Opin Anaesthesiol， 2004， 17（8）： 403-408.

[2]庄心良，曾因明，陈伯銮.现代麻醉学[M]. 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063.

[3]周子戎，汪春英.腰-硬联合麻醉在80岁以上高危老年人骨科手术的应用[J].临床麻醉学杂志，2008，24（12）：40-41.

[4]范勇涛.神经刺激仪辅罗哌卡因阻滞麻醉用于老年下肢手术的效果[J].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2012，2（5）：66-68.

[5]Jacques E C. Peripheral Nerve Blocks[M]. Baltimore： Williamsand Wikins， 1999： 7-10.

[6]徐仲煌，黄宇光，潘华.罗哌卡因用于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的临床观察[J]. 临床麻醉学杂志，2002，18（8）：235-238.

[7]叶强，黄磊，关洪，等.腰丛-坐骨神经联合阻滞在老年危重患者下肢手术中的应用价值[J].中国医学创新，2012，9（30）：3-5.

[8]薛飞，张小铭，杨东.外周神经阻滞在单侧大隐静脉曲张手术中的应用[J].临床麻醉学杂志，2005，15（21）：779-780.

[9]Casati A， Fanelli G， Torri G， et al. Ropivacaine or 2% mepivacaine for lower limb peripheral nerve blocks[J]. Anesthesiology， 1999， 90（15）： 1047-1053.

[10]Manuel T， Julian A， Joaquin C， et al. The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approaches on the onset time of sciatic nerve blocks with 0.75% ropivacaine[J]. Anesth Analg， 2004， 98（16）： 242-247.

[11]舒化青，张小铭，姚尚龙，等.不同浓度罗哌卡因用于腰丛-坐骨神经阻滞的药代动力学[J].中华麻醉学杂志，2006，26（12）：1018-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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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管理会计概述

（一）管理会计的定义

管理会计是管理科学和会计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是会计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管理会计实质上是一种信息处理技术，通过采用一系列专门方法，对财务会计提供的资料进行加工、整理和报告，帮助企业各级管理人员对规划和控制经济活动做出有效决策。管理会计作为微观经济的基础，主要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是企业重要的决策工具。

（二）管理会计的职能

1.服务企业经营

管理会计通过对各类信息进行分析后对内报告，主要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服务，随着经济结构改革的深入进行，企业规模、分权程度和组织文化均会发生相应变化，在此情况下，管理会计提供的管理规划和控制系统更显重要，同时企业的战略选择也需要管理会计信息系统提供支持。

2.提供决策信息

管理会计还是企业重要的决策工具，在企业面临市场经济中的挑战和困境时，管理层可以利用管理会计工具迅速有效地获取全面精准的信息，帮助企业及时作出决策，采取一定措施积极应对，通过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中的问?}

（一）应用环境不理想

管理会计作为微观经济的基础，依赖于经济市场环境，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不成熟，相关法律规范有待健全，使得管理会计在我国大多数企业中缺乏必要的生长环境，应用空间和范围较为狭窄，目前我国仅在部分发达城市的部分企业中推行了管理会计，但由于受环境影响，帮助企业进行内部管理改革、实现价值最大化的力度较小，难以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帮助。此外，在外部环境上，我国至今还未成立专门的管理会计机构和行业组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国际风险进入国内，我国企业也将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出现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合理应用。

（二）理论体系不成熟

管理会计理论起源于西方，我国引入时间尚短，实践经验也不丰富，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管理会计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我国对管理会计的研究，仍然集中在简单的理论研究上，缺少必要的实践性和可行性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对管理会计的探索主要是借鉴西方的已有成果，但是由于国情不同，市场经济环境也不相同，理论条件在实际操作中变数较大，在企业应用过程中就会出现问题。例如，回归分析要求企业产品品种稳定，这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因此要使我国管理会计在企业应用中得到良好发展，必须使管理会计理论具有中国特色，可以解决我国企业的现实问题。

（三）管理会计人才匮乏

我国会计队伍基数庞大，但是总体素质不高，从业人员的知识结构不合理，所受专业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具有财务管理能力的高级会计从业者更是紧缺。和传统的财务会计人才相比，目前我国的管理会计人才数量远达不到企业发展的需要，且人才素质不高，而从业人员素质会直接影响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尤其是在中小企业中，由于组织结构简单，业务部门简化，管理层大多没有认识到管理会计的重要作用，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会计在企业中的作用难以正常发挥。

三、强化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应用的对策

（一）改善应用环境

良好的应用环境是企业有效推进管理会计工作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对外而言，我国需要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体系，打破行业垄断，创建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健全现代企业规章制度，为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法制环境和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对内而言，需要立足于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确保企业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决策环境，为管理会计提供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促使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灵活、有效地应用，充分发挥其创造价值的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二）加强理论研究

首先，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市场环境，建立完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为管理会计工作者提供开放权威的交流平台，明确企业管理会计的对象、目标和原则，针对管理会计各项职能在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在应用中归纳总结理论知识，不断丰富完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然后指导企业实践，从而实现管理会计的运用价值。其次，需要建立专门的管理会计指导机构，将管理会计培训认证等工作与企业实际运作相结合，强化理论学习与实践应用的有效结合。

（三）提高管理会计人才素质

管理会计人员不仅应精通财务会计知识，更应掌握现代管理知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资源，而高校正是培养管理会计人才的重要基地，因此高校教学中，应加强管理会计学科的建设，提高学生对管理会计学习的重视程度，通过在教学过程中引入管理会计案例，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管理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帮助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管理会计知识，以此培养专门的管理会计人才。其次，应当重视会计从业人员的后续教育，定期开展培训学习，尤其是针对管理会计的学习，通过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与管理技能，更好的为企业服务。此外还应当完善企业内部的绩效考核体系，引入竞争机制促使管理会计人员加强自学意识，提高自身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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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审批；改革；市场；信赖保护

一、行政审批的定义

对于行政审批，在我国基本上可以说是人尽皆知，但对它确切的定义，理论、立法、实践部门都没有明确的说明。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行政审批指的是审查批准；从实践角度来看，行政审批是指行政机关依相对人的申请，经审查后，依法决定是否同意申请人的申请并授予申请人从事申请名下的活动的资格或权利的一种行政行为。在行政法上，它有这样几个主要特征：第一，行政审批是一种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就是说，相对人申请是启动行政审批程序的前提。第二，行政审批以法律的禁止为前提，法律如果对相对人从事的活动没有禁止性的规定，行政审批即无存在的余地。第三，行政审批具有解除法律禁止的效力，行政主体一旦批准了相对人的申请，相对人便获得了从事批准领域活动的资格和权利。

行政审批是行政权力中与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各类经济活动和其他行为关联最为密切的权力之一，是政府履行职能的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重大，是具有实质性价值的行政权力，同时也往往是腐败的多发领域。党的十报告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并将之作为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的重要推手，在给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出新定位的同时，也对改革提出新要求。一些地方尝试的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即符合这一新定位和新要求。总理此前也曾表示，对目前各部委的1700项行政审批权、200项得到授权的审批权，总计1900项左右的审批权进行削减，且本届政府要减少三分之一。

二、行政审批制度的性质和起源

在西方国家，“政府管制”是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主要内容。对于政府所管制的各个领域，政府必然要对具体事项进行行政审批。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是政府管制的形式。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之所以能够允许以行政审批出现的政府管制的存在，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在性质和起源上与西方有较大区别。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三、行政审批权制度改革的原因

行政审批制度虽然曾经有过积极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似乎其消极作用更为明显，不管是国家还是民间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似乎都受囿于审批权制度。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阶段，诸多领域中市场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存在着市场结构缺陷；于是，行政审批制的存在是为了帮助建立市场秩序、消除市场结构失灵。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退出市场速度并未与市场机制同步，于是，审批制度改革是消除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防范政府失败的一剂良药。因此，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的类型决定了行政审批制改革深度与广度。因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仅是政府治理变革而且也是整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而当下我国正处于这一重要环节的历史阶段上，改革到了攻坚克难的历史关头。

（一）冗杂的行政审批权容易产生腐败

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官员利用行政管理权，特别是利用行政审批权贪污受贿的现象日益增多。而特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所以说，行政机关在充分运用行政审批制度的同时，必须要对行政审批行为进行规范，并根据社会发展和需要，调整行政审批的范围。一方面，既要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权，另一方面，又不能因噎废食，也需要强化社会必需的审批制度，从而使行政审批制度依法建立和完善，防止行政管理人员利用行政审批权、鱼肉百姓，防止重复审批情况的出现，提高行政效率。

（二）过多的行政审批及资格限制容易消减市场活力

审批权制度是建立于法律对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权利限制以及行为禁止的基础上的制度。申请人一旦取得了从事某些活动的能力及资格，有了法律的特殊的许可和保护，有可能失去积极的进取精神，停滞不前。而没有通过审批进而取得相应资格的申请人即使不断进取，达到了相应的审批标准，也有可能会因数额的客观限制等原因，无法再获得相应的进入资格，与先前进入市场的主体进行竞争。这种消极方面，在商业竞争及职业资格的审批方面相当突出。而且，如果行政审批权运用过滥、范围过宽，还会限制社会成员的活动，使社会发展的下降，活力缺乏。因为行政审批范围设置过于宽泛，必然会出现审批制度在各个实权部门之间相互矛盾、重复的情况，进而在导致申请人无所适从，行政效率低下的情况出现后，必然会伴生市场活性的降低，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四、行政审批权制度改革的方向

对于行政审批权制度的改革的大方向即是对审批权进行相应的限制，而在对审批权进行限制的时候有以下三个方面特别需要注意，且要在审批权改革中得到优先保证并贯彻执行的。

（一）首要的是要以市场为基础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设计

制度设计依照市场需求来进行是有相当道理的，市场意味着比较高效率的资源分配、相当的个体自由的保障、信息的个体发现和扩散、革新的诱导和竞争结果的不可预测。市场虽然是不完美的，但是也是人类迄今所能依靠的实现资源有效分配的方式。依照市场为基础来进行行政审批权制度设计是历史的潮流，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我们不应过于好高骛远，放下手边触手可及的有效的社会调节工具而仅仅为了追求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依此来进行制度设计。

当今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国企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且无人尽责管理，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困难、受打压严重都是前述两点缺憾所致。“持久的经济增长都起因于一种适宜所有权演进的环境，这种环境促进了从继承权完全无限制的土地所有制、自由劳动力、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和其他对只是财产所有制的鼓励措施，直到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的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市场的法律框架基础即是确立排他性权利的制度包括所有权法律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当然，还包括行政审批权制度。那么，什么样的情形比较适合选择市场性决定呢？日本学者平井宜雄给出了几点标准，即：

1.为了解决新的问题而应当设计新的法律制度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总的来说，更应当采用市场性决定。

2.即使在政策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形下，如果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不明确，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不明确时，应当采用市场性决定。

3.在应当解决的问题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发生变动、无法预测，并且相应地决定的内容也不得不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变化（尤其是科学、技术问题）情形，即使交易费用昂贵，原则上问题的解决也应当交由市场性决定。

4.越是关乎人之生存的基本财富（生命、健康、最低限度的生活）或者消极财富的分配，使用纯粹型的市场性决定，就越是有可能违反正义性基准。在这种情形，就必须采用经过修正的市场性决定。

以上几点都符合审批权改革的背景，也就是说凡是相关市场已经配置发育成熟的，一定要尽可能的交予市场规律和机制来进行调整，政府尽可能的充当“甩手掌柜”，减少审批对市场的消极影响。

虽说制度设计由市场决定在世界范围内，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必然有我国的特殊情况，故总的制度大方向须由市场导向设定，审批权限制的大方向明确，但是采取哪些具体的改革步骤与措施，又是一个问题。只有交由市场才能更好的解决，人为的排除市场规律，直接以命令等强制方式作出一些制度安排，会出现诸多问题，为后续发展埋下一些隐患。从上述四点可以看出，审批权限制之设计须以市场为导向。

（二）依法设定、实施、减少、下放行政审批权，建立有限政府；简化审批程序，提供便民、高效、优质的服务

行政审批权的限制要符合行政许可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不管是取消、下放、调整、创设都需要在法治轨道内进行，驶离法治轨道的，需要拉回航道。不管如何，都应当立即启动修法程序，以适应相应党的十精神。所有行政机关都应当依据行政法律规范行使审批权，所有立法、司法机关都应依照法定程序修法、释法，使中央的精神迅速形成为法律，使改革的火车头不管行至何处都会有法律之轨铺往何处，避免真空，而出现脱轨的危险。

转变政府职能，关键在于切实地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提供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法治政府的第一出发点即是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只有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各种权力行为，明确其职责范围，建立有限政府方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这就要求政府做到三点――该政府管理的一定要管理好，不须政府管理的就一定不要管，而在能够管理的事项中，一定要以最科学合理、简便易行的方式和方法来管理。贯彻好“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以“一个窗口对外”、“一站式服务”、“政府超市”等方式相对集中行使审批权，提供优质服务、遵守时间限制，对申请处理的程序尽可能简化。建立灵活多样的申请方式，规范有序的经费制度，以充分保证行政机关服务效能的发挥。

（三）审批权改革过程中对相对人坚持信赖保护原则

虽然改革长远来看是利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但是改革的代价不应过多的由相对人负担。尽管行政审批制度需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适时地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审批，但是因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经济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给予补偿。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补偿制度，确立相应的补偿标准，尽力维护政府的信誉，努力做到不失信于民，最大限度地补偿因改革需要而不得不修改或废止的行政审批而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带来的损失。

以上三点就是我认为在对中央政府部门行政审批权限制过程中，所应注意到的，并要努力贯彻执行的三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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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的内涵：“县”即行政区划名。包括县级市，属行政区划单位“域”即区域，泛指地理空间。“县域”合起来即县的地理空间，也就是以县为地理空间。“县域经济”即以县的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经济。

从所有的县域经济定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1.县域经济属于区域经济范畴。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的区域经济，区域界线明确。它依附于省、市的区域经济，位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部。

2.县域经济有一较完整的市场调控主体，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并有一定的能动性。且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地域特色与其地理区位、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

3.县域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获取竞争优势，具有开放性。同时，还要接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

二、溆浦县少数民族发展

溆浦县是一个多民族散居县。共居住著土家、瑶、苗、侗等13种少数民族群众。全县有少数民族人口13.3万人，占总人口数15.46%。如同大多数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溆浦县少数民族贫困存在以下几个特点：贫困人口比重大，溆浦县少数民族行政村共105个，占全县行政村的近17%，贫困人口达到5358人；民众文化程度偏低。

深入分析这一困境的原因会发现，如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特点存在共性一样，造成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致贫因素也是相似的。具体表现为：

1.恶劣的生存环境限制经济发展。溆浦县少数民族多生活在山高林密，土地贫瘠，地少人稀的地区。如自然村落位于温水乡冰脚村的第19瑶族组，人均耕地只有0.2亩。同时，这些地方的基础设施较差，在水利设施、低产粮田改造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由于地处偏远，人烟稀少，人力不足，要靠他们自身力量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就更加困难。

2.偏低的受教育程度制约了经济发展。由于多种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普遍受教育程度要低于其他地区。特别是溆浦县有语言的花瑶、箭杆瑶，他们从小与汉族接触少，导致学生语言不通，大部分学生在中学、小学就已经辍学。

3.由于政策原因，得不到优惠照顾。不同于其他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专门民族乡、民族州等自治区，溆浦县虽有13.3万少数民族人口，有3个乡少数民族人口过30%，其中有2个乡少数民族人口过60%-80%，但没有一个民族乡，按照现行的民族政策，这13.3万少数民族无法得到优惠和照顾。

三、溆浦县县域经济发展情况

1.溆浦县制发展历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分辰溪原汉义陵县地，始置溆浦县，属辰州。唐初改郡为州，太守为刺史。废沅陵郡复置辰州，领五县，即沅陵（为辰州治所在地），泸溪（从沅陵分出）、麻阳（从沅陵、辰溪分出）、辰溪、溆浦（从辰溪分出）。唐初曾封李纵为溆王（见《省志》）。 天宝元年（742）辰州改为泸溪郡，溆浦改属泸溪郡。

民国元年，府不辖县，仍置辰沅永靖观察使。民国二年为辰沅道所辖。民国十二年废辰沅道、溆浦县直属湖南省。民国十六年至三十八年溆浦县辖属沅陵行署。

建国后初属沅陵，后属芷江、黔阳专区，1981年1月后属怀化行署、怀化市至今。2000年，溆浦县辖11个镇、32个乡：卢峰镇、低庄镇、观音阁镇、黄茅园镇、江口镇、均坪镇、两丫坪镇、龙潭镇、桥江镇、双井镇、水东镇、北斗溪乡、大华乡、大渭溪乡、伏水湾乡、岗东乡、葛竹坪乡、横板桥乡、九溪江乡、两江乡、龙王江乡、龙庄湾乡、木溪乡、让家溪乡、善溪乡、水隘乡、水田庄乡、舒溶溪乡、思蒙乡、谭家湾乡、陶金坪乡、桐木溪乡、统溪河乡、温水乡、小横垅乡、小江口乡、新田乡、岩家垅乡、沿溪乡、油洋乡、中都乡、仲夏乡、祖市殿乡，总人口798983人。2004年，溆浦县辖14个镇、29个乡。

2.2005-2010年溆浦县县域经济发展状况

近年来，溆浦县县域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县域经济总量持续稳定增长，地方财政收入也不断增长。

2006年，县十届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工业强县”的目标，确定了“加快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树立了以新型工业化推进溆浦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理念。溆浦县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果。2005年至2007年第二产业稳步增长，在经历了2008年的小幅跌落之后，在2009年首次超过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县域经济总量的35.6%，到了2010年的三产比重为22.5:36.6:40.9，改变溆浦县一直以来“一、三、二”的产业格局，实现了向“三、二、一”的提升，。

“十一五”末，全县工业企业达335家，实现工业总产值65亿元，实现利税1.5亿元，其中规模工业企业68家，从业人员2.3万人，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62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21亿元，年均增长23.5%，实现利税总额1.4亿元。累计新增规模工业企业31家，共实施工业项目52个，完成工业投入45亿元，其中技改项目38个，总投资35亿元，年均增长35%。并通过引进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加快节能减排的实施意见,加快淘汰铁合金、电解锰、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实现了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年均下降5.5%和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目标。

参考文献:

[1]崔 征:内陆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突破的实证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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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产保险业；生产法；动态效率；前沿分析

中图分类号：F84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4－0077－05

一、前沿效率分析文献综述

自从Aigner，Lovell和Schmidt（1977）， Charnes，Cooper和Rhodes（1978）提出随机前沿函数以来，前沿效率分析 ① 已经成为研究公司绩效方法的主流。相对传统比率法，前沿效率分析在度量绩效方面占有理论上的优势。基于微观经济理论思想，前沿效率方法在多个投入产出变量的绩效度量上具有稳定性好、富有解释力等优点。前沿分析方法把全面效率分解为纯技术、规模和分配三个部分。寻找无效率的根源有助于对行业市场结构和资源的配置方向做有益的建议与主张。20世纪70年代以来， 有关效率研究的领域及其数量剧增。据Berger和Humphrey（1997）统计，1992~1997年期间有关银行和保险绩效研究的文章，多达130多篇，以前沿效率进行研究的兴趣不断高涨。

对保险业的前沿效率分析，就是将保险机构视同一般生产企业，它具有一般生产企业的特征，也具有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产出的目标函数。 在给定的技术条件和外生市场因素的条件下，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报酬或实现收益最大化的保险公司，即为效率前沿保险公司，而待考察保险公司的效率损失即为相对效率前沿公司的偏离程度。

效率有技术效率、分配效率、规模效率、成本效率、收益效率和利润效率。近年来，国外效率分析的一个趋势就是检验相关经济理论。例如关于不同组织形式的公司效率分析（Cummins，Weiss and Zi，1999;Brockett，Cooper，Golden，Rousseau and Wang，2004）， 评价不同销售渠道对绩效的影响（Cummins，Turchetti and Weiss，1997；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Brockett et al.，2004；Cummins and Xie，2005），度量费率监管的影响（Weiss，1990）， 分析并购的影响作用（Cummins and Xie，2004）， 评价市场自由度（Cummins and Rubio-Mises，2004；Leverty，Lin，and Zhou，2004）， 研究权益资本在市场中的过度使用问题（Cummins and Nini，2002），检验不同所有权结构的重要性（Jeng and Lai，2005）等等。总之，前沿效率方法在保险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一个未来具有广阔前景的研究领域。

然而，度量保险公司效率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保险公司是金融服务业，其产出多为无形的（风险管理、损失服务、理赔处理等），且价格是隐含的。从根本上讲，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提供哪些服务都富有争议，而对应的这些服务如何度量也是一大问题。

由于度量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效率比较复杂，研究者在其效率分析中要根据公司的运作目标来确定投入产出变量，因此研究者对保险公司目标的理解将影响分析结论。如果未能使用合适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将毫无意义，而做出的假设也不能违反事实，因此确定合适的度量方法极其重要。

最近几年，国内有关效率度量的文献增多，采用DEA方法居多，也有采用SFA方法（何静，2005）；效率度量多以静态分析为主，也有较少采用动态效率分析（陈璐，2005）；产寿险混合研究较多，专门分析产险业效率的较少（王虹，2005；周平，2005）；指标选取都是从生产法角度分析，但对于产险企业行为的理解差异，导致变量选择相差较大；由于方法不同、指标选取差异，因而结论迥异。但一般都认为，外资企业效率高于中资企业（如王虹，2005；余劲松，2005；吴诣民，2005；何静，2005等）；并有相当数据文献认为中小企业效率高于大企业（如李陈华、张伟，2005；苏世伟，2005；冯斌星，2006等）。

二、财产责任保险公司行为的度量――生产法

金融中介（FIs）是一个较难度量其经济行为的服务行业，FIs提供何种服务以及如何度量这些服务是一个富有争议性的话题，而且FIs所提供的服务价格不明确，收益也分不清楚。因为许多的FIs产出是无形的，例如风险管理等。

国外度量产险（P/L）保险公司效率文献中，存在多种方法，如生产法、金融中介法和使用者成本法。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生产法（或价值附加法），该方法把企业微观经济的理论应用到FIs上，也就是说，要使公司价值最大化（Cummins and Weiss，2001）。 度量产险企业行为的第二种方法为金融中介法（Brockett，et al，2004）（或资产法），该方法强调保险的信托本质、保险对社会经济的作用，强调保险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 认为产出应该是多目标的。 还有一种方法叫使用者成本法，该方法区别产出投入是基于对机构收益的贡献，还涉及到机会成本等概念，度量起来相当困难，目前该方法还只停留在理论层面。

生产法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并不意味着P/L公司是不安全的，相反，利润最大化表明公司在平衡资本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时，达到一个最优的偿付能力风险水平。持有资本的益处在于防止出现财务困境（Andrade and Kaplan，1998）。当破产概率很大时，保险公司就会面临丢失客户的风险，越安全的保险公司越能赢得市场更高的价格（Smomer，1996；Cummins and Sommer，1996；Cummins and Danzon，1997；and Phillips，Cummins，and Allen，1998）。然而，持有权益资本是有成本的，如监管成本、成本、在承保与理赔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成本、 公司所得税和其他市场磨擦等（Merton and Perlod，1998；and Cummins and Grace，1994）， 所以公司不会为了把破产的概率降到很低而持有足够的资本。它不会倾向于保留内部资金以向保单持有人保证：当公司遭受意外巨大损失或投资收益低于预期时可以有充足的偿付能力。

换言之， 以安全为第一的金融中介方法也并不表明P/L公司没有破产的可能。相对照，它认为在评价P/L公司绩效时利润最大化作为惟一目标是不够的。中介法直接考虑到公司所处的监管环境、公司在经济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保险的信托特性。这样，中介法就设立多个目标：维持公司偿付能力和财务健康及资本收益最大化。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不是主要或惟一目标。中介法把P/L公司的安全性看作第一位，说到底，它的目标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三性”，即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

微观经济经典理论就是企业的目标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并不一定是成本最小化，也不一定就是收入最大化。在金融中介理论中，P/L公司仅被看作是纯粹的金融中介，即它从储蓄人那里把钱借过来，把负债转为资产，然后借给投资者。然而Berger和Humphrey（1992）认为这种方法对所有的FIs看作纯金融中介过于简单，因为它们除提供金融中介服务外还有其他服务。使用者成本法认为投入产出变量是基于对FIs的收益的净贡献而言的（Hancock，1985）。这个理论虽然很好，但它所需要的数据却很难获得，例如机会成本和产品收益。对P/L公司来说，该方法更是难以运用，因为保单把许多服务捆绑在一起，而这些服务没有明确的定价。生产法（或附加值法） 认为所有的资产与负债都带有产出性质，而非是要分离投入产出两类要素， 它利用的是经典的微观经济理论，因而被认为最适合度量P/L企业的产出。 下面基于生产法讨论P/L公司的投入产出。

（一）生产法下的产出变量选择

像其他金融企业一样，财产责任保险公司主要产出是无形的金融服务，所以选择的指标要能代表服务量。按其营业成本的分配来辨别， 财产责任保险公司有三类主要产出（Cummins and Weiss，2001）。

第一类为汇集和承担的风险。保险的主要功能就是处理风险的不确定。保险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机制：风险的汇集通过多样化，使得损失变为确定，预先从客户手中收缴保费，当遇到损失时，将这些资金重新分配。与风险汇集相关的精算、承保及管理都是保险附加值的主要组成部分。持有权益资本增加经济的安全性而产生附加值， 目的是为防止意外损失与投资失误。

第二类为与损失相关的金融服务。P/L保险公司为保单持有人提供许多现实的服务，如风险管理规划、承保方案等。通过这些服务，保单持有人可以受益于保险公司的服务而减少风险管理成本。

第三类为金融中介功能。保险公司发行保单，再以金融资产方式对这些资金进行投资，直到需用这笔资金来支付赔款为止。由于保费收取在赔付之前发生，金融中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为使合约履行成本最小化的一个附加功能。其附加值为投资收益与支付保单持有人之间的一个净边际收益率。

在定义保险产出后，我们需要找到相关指标能够代替保险服务的数量。在理论上，度量风险汇集和风险承担有三个指标：交易量、保费和损失。交易量数据如保单数量、赔案数量等，但这些数据都没有对外公开。早期对效率研究主要以保费来度量产出，然而保费是收益的表现形式，即是产品的价格与数量相乘， 不是产出数量的表示（Yuengert，1993）。 如果系统价格偏差， 将会导致错误结论。Doherty（1981）也反对把保费作为一个产出指标。在较多的产险研究文献中，最常见的是把损失代表风险汇集和保险服务（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本期已发生损失等于已支付赔款加上损失准备金提转差。根据统计与精算理论，保险就是一种这样的机制：让经济实体暴露于损失池中，通过多样化（大数法则）来减少风险。 保险公司的作用就是建立这样一个风险池，损失汇集与再分配提供了风险多样化机制。由于理赔工作量和风险管理服务与总损失高度相关，故损失是衡量真实服务量的较好指标。

基于风险汇集的损失概念与保险经济理论的一致性（Cummins and Weiss，2001）， 风险汇集的价值附加可以用Pratt-Arrow提出的“保险保费”概念来代替（Arrow，1971；Pratt，1964）。在该理论框架下，保险保费是购买保险与风险置留之间的差额，实际上是个体愿意支付超过预期损失的部分，这就是Arrow所谓的保险保费，反映保险价值。损失转移或多样化是保险的一种机制。

Brockett等（2004）不赞成使用已发生损失作为P/L企业的产出，理由是公司可能会遭受出期不意的特大损失，例如不可预见的大灾害像“9.11”或飓风袭击事件等。在投入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以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效率较高，它忽略了大灾害或其他随机的损失波动，扭曲了保险产出。经济个体购买保险就是为了因出期不意的事件而得到补偿，已支付赔款对于保单持有人来说相当重要。防范未意料到的赔付支出是P/L公司的一个基本功能，反映产出。在长期来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保险公司能够支付赔款。如果一个公司因有能力支付大灾而得名，那么在正常时期内它便可获得更高的价格与利润。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如果保险行业在损失相对低时才能赔付，那么保险就缺乏价值。现实中，消费者为那些因支付大灾而享有美誉的保险公司支付额外费用。

然而，一个较明确的观点是：损失作为产出时，当损失为随机情况下，就会产生误差扭曲效率。因此有必要使用一种方法来调整变量错误问题。一种方法就是用预期损失代替实际损失作为产出，目的是为了保持损失产出变量的稳定性，以防止损失的随机性导致效率的扭曲。保险预期损失E（L）是已赚保费乘以几年的平均损失率，使用几年的损失率是考虑到保险公司所处的周期性原因（Cumminsand Outreville，1987）； 预期损失另一个优势就是涵盖了概率可能不断变化（Froot and O’Connell，1999）的情况。概率变化就是一个大灾发生可能增加真实或预期的损失，这样就增加对风险池的服务量。E（L）能够反映这种潜在需求。

除了风险负担和现实的保险服务外，还应认识到P/L公司提供的中介服务。在一年中保险公司平均投入的资产反映金融中介服务的数量（Berger，Cummins，and Weiss，1997；Cummins，Weiss，and Zi，1999；and Cummins and Weiss，2001）。而投资收益则为该数量与其相应价格之乘积，因此衡量中介服务不能以投资收益作为产出指标。

（二）生产方法下的投入变量选择

在生产法下，保险公司输入变量分为五类:管理成本、成本、业务服务和实物投入、金融权益资本、保单持有人所提供的资本。由于劳动成本与实物投入数量的相关信息不透明，确定投入时，可以调整为营业费用、固定资产净值和资本三部分。其中，资本分为权益资本和负债资本两部分。

从公司金融角度看，权益资本是重要的投入变量（McAllister and McManus，1993；Berger，Cummins and Weiss，1997；Hughes and Mester，1998；and Hughes Mester and Moon，2001）。除了满足监管要求外，现代公司理论把权益资本看作是公司各方的一种契约。根据保险定价模型，保险是一种风险负债，权益资本在降低破产风险方面扮演关键角色。该理论强调保险价格与其违约风险成反比，保险公司具有最优的资本结构（Cummins and Dznzon，1997；and Cummins and Sommer，1996）。

负债资本主要指的是从保单持有人那里借来的资金。对于P/L公司，这些资金由损失准备金和未赚保费准备金构成。资金成本为总的预期投资收入减去权益资本的预期收入再除以平均保单持有人提供的负债资本。

那么保险企业的运作过程可以描述为：

三、效率度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度量方法介绍

度量效率的前沿方法基本可分为两大类：经济计量模型和线性规划方法。这些方法因如何估计前沿及离前沿有多远而不同，经济计量模型是基于参数和随机性，然而线性规划方法是基于非参数性和确定性。参数方法就是假设成本或产量函数为特定的，然而非参数方法则是基于线性规划方法用观察值来构建前沿。另一方面，随机方法可以判别无效中的误差项的随机嘈声，而确定性方法则假定为模型远离随机影响。因此，每种方法都有它们自己的优势和不足（Cowing等1981；Grosskopf，1993）。

本文采用OnFront软件计算动态效率。OnFront可以辨别出标尺公司或者用这些观察样本构建最佳前沿（best practice frontier），有时也称之为技术（technology）、生产前沿。

Di（y，x|C，S）=1/Fi（y，x|C，S）

相应的，产出距离函数：Do（x，y|C，S）=1/Fo（x，y|C，S）。要构建TFP指数，要求距离函数有良好的数学特性。概括为三条：

1.按定义，投入与产出距离函数中投入与产出为同程度增加变化

Di（y，?姿x|C，S）=?姿Di（y，x|C，S），?姿>0

Do（x，?兹y|C，S）=?兹Do（x，y|C，S），?兹>0

2．在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和产出距离函数中的产出与投入为倒数变换

Di（?姿y，x|C，S）=（1/?姿）Di（y，x|C，S），?姿>0

Do（?兹x，y|C，S）=（1/?兹）Do（x，y|C，S），?兹>0

3．当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时，投入与产出的距离函数是相互对应的

Di（x，y|C，S）=1/Do（x，y|C，S）

两期全要素生产力定义：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选取2003~2005年16家财产保险企业（其中9家中资企业和7家外资企业），其合计保费规模与资产规模都占产险业的95%以上，因此，这16家企业可以代表中国产险业的发展现状。

根据生产法和《保险年鉴》提供的数据，本文选择的投入变量为营业费用、固定资产净值和资本，产出变量为预期赔款支出{1}（为两年的平均数）。由于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大部分资产都以现金和存款的形式存在，实际用于投资的资产额度比较小，金融中介的职能非常有限，因此忽略不计（施岚、李秀芳，2007）。另外，由于相关价格信息很难获得，故不把价格信息引入计算当中。

四、输出结果说明

1.随着市场放开，产险业生产效率逐年得到提高，其中，中资中小企业效率改善幅度最为明显。 根据OnFont输出结果，可以看到，2004年与2003年相比，16家产险企业生产效率总体上有所提高，平均值为1.19875，其中9家中资企业平均值为1.333，比外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得更快。在9家中资企业中，3家大保险公司（即人保、平安和太平洋）平均值为0.96，反映三大保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效率有所下降，中小中资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快于其他类型企业。2005年与2004年相比，16家产险企业平均值为1.4344， 其中9家中资企业平均值为1.379，略低于外资企业。在9家中资企业中，三大保险企业的平均值为1.177，低于中小企业平均值（1.48），中小企业的平均值仍高于外资企业（1.357）。

2.生产力提高的原因。2004年相对于2003年效率变化（EC）的平均值1.199，技术变化平均值为1.003，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可见，2004年生产力提高主要是由于效率改善。2005年相对于2004年而言， 效率变化平均值为1.101， 小于技术变化平均值1.3056，反映2005年生产力高是得益于技术水平改善。而对于所有的中资企业而言，技术水平提高是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效率改善相对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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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网络外部性理论的历史追溯

与一般的外部性概念本身相比,网络外部性作为它的一种特定形式受到研究的历史要短得多。显然1950年就出现了Leibenstern对追随效应(Bandwagon effects)和孤傲效应（Snob effects）的研究（讨论了预期实现均衡），1974年Rohlfs针对其中的多态均衡问题进行了最早的分析（Rohlfs，1974），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始于80年代。1985年，Katz和Shapiro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网络外部性、竞争与兼容性》的著名论文，成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突破并推动大量相关研究进一步展开的主要标志。

关于网络外部性的研究深深地根植于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所涉及的议题相当广泛和复杂，对理解现代经济活动的一些重要的宏观现象，提供了各种微观经济的解释，但是大多数研究结果在研究所关注的福利和效率问题上并没有得出普遍适用的确定性结论，显示出在网络外部性条件下厂商和消费者的许多微观经济行为的宏观效果的复杂性。

网络外部性的含义和分类

无论在物理网络还是在虚拟网络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相互影响。即当某消费者购买或使用某种产品服务时，他首先考虑是否存在或存在多少消费者购买或使用此类产品或服务，例如，在选择电话网络时，新用户更愿意选择原来用户多的网络。因为网络中用户越多，潜在通话对象越多，该网络对新用户的价值就越大；同时，新用户的加入也增加了网络对原有电话用户的价值，因为他们通话的潜在对象也增加了。这种消费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就是所谓的“正消费外部性”，它最早是由Jeflrey Rohlfs与1974年在对电信服务的研究中发现的，后来Michael Kats和Carl Shapiro和许多其他的经济学家（如Nicholas Economides）称之为“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Michael Kats和Carl Shapiro这样解释网络外部性：当消费同样产品的其他使用者的人数增加时，某一使用者消费该产品所获得的效用增量。S.J.Liebowits和S.E.Margolis更广泛地说明了网络外部性的含义：网络外部性是指当采取同样行动的人(agents)的人数增加时该行动产生的净价值增量。我们可以一般性地这样理解：网络外部性是通过其他人购买或使用某种产品或服务而授予此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的收益。虽然网络外部性并不总是正的（消费者也可能增加外部成本），但大多数文献讨论的是正的外部性。Liebowits指出网络外部性也可能是负的，即超过一定点，网络规模扩大会降低网络用户的效用。以通信网络E-mail为例，如果使用它的人增多，它的价值就提高，老用户就可以得到额外的收益，这时E-mail就体现出正的网络外部性。但是如果大家都在大量的使用这种通信方式，又有可能出现堵塞，E-mail使用者就有可能会因为速度太慢而苦恼，这时就出现了负的外部性。因而，网络外部性产生的福利大小不仅与使用者本身有关，还与已经参与网络的其他人的行为有关。

我们可以从网络外部性产生的方式来对网络外部性进行分类：

（1）直接网络外部性

直接网络外部性是指通过消费相同产品的购买者人数对产品价值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比如，我购买了一台传真机，这就直接使拥有传真机的用户受益。如果网络中有n台传真机，那么有n(n-1)个潜在产品，第n+1个加入的消费者，通过给现有连接加入新的互补的连接，增加了2n个潜在的新的产品，从而使原来n个使用者的价值增加，给网络中所有其他使用者提供了直接的外部性。除了有形的（如传真机、电话网），还有无形的（如交换word文件的人构成的网络）都是具有直接网络外部性的典型产品和服务。但是直接外部性只发生在双向网络中。在单向网络中，比如电力传输，因为现存的网络商品的用户无法与新加入的用户相互作用，所有直接收益并不增长。

（2）间接网络外部性

间接网络外部性指随着一种产品使用者数量的增加，市场出现更多品种的互补产品供选择，而且价格更低，从而消费者更乐于购买该产品，这就间接地提高了该产品的价值。典型的单向电信网络，如通常的广播电视网和寻呼网，网络外部性是间接的。符合硬件―软件范式的网络也表现出这种间接网络外部性。

网络外部性产生的原因和梅特卡夫法则

网络外部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网络自身的系统性、网络内部信息流的交互性和网络基础设施长期垄断性。首先无论网络如何向外延伸，新增多少个网络节点，它们都将成为网络的部分，因此整个网络都将因为网络的扩大而受益。其次，在网络系统中，网络内的任何两个节点之间都具有互补性（在整个网络中没有“中心”或“首脑”区域的存在，也就是说，即使网络的一部分节点消失了，也不影响网络的其他节点之间的正常联系）。最后，网络的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港湾、通信设施等，一般都具有投资巨大、投资周期长、垄断性强和使用期限长等特点。这就决定了网络外部经济性的长期存在。

从网络系统本身的物理性质来看，影响网络外部性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网络的规模和网络内部物质的流动速度。从经济角度来看，影响网络外部性大小的因素不止这些，还包括市场多样性的大小和转移成本的高低。在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网络规模。梅特卡夫法则就描述了这一支配因素。梅特卡夫法则得名于鲍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以太网的发明者。这个法则更接近于常识，而不是法则，但是它确实是以一种相对自然的方式出现的。如果一个网络中有几个人，那么网络对每个人的价值与网络中其他人的价值成正比，这样网络对所有人的总价值与n×(n-1)=n2-n成正比。如果一个网络对网络中每个人的价值为1美元，那么规模为10倍的网络总价值大约等于100美元。比较之下，规模为100倍的网络总价值大约就是10000美元，网络规模增长10倍，其价值就增长100倍。

网络外部和网络效应

一般地，我们把使用者从用户网络中获得的福利变化定义为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

Liebowits和Margolis区分了网络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当一种行为的网络价值受采取同种行为的人的人数影响时，网络效应存在，所以可以这样说：网络效应在经济中普遍存在。一组消费者购买同一种商品会抬高商品的价格，因而影响了此类商品的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影响了互补品和替代品的消费者。Liebowits和Margolis指出，有时经济学家把这种相互作用曲解为外部性，但实际上是货币外部性，因为价格体系通过购买者和供应商之间的财富转移使网络外部性内部化。因而，当网络效应不能通过价格机制进入收益成本函数的时候，网络效应才可以被称为网络外部性，所以网络外部性导致了市场失灵，但远没有网络效应普遍。虽然个体消费者在加入网络时，由于存在大量消费者的分散决策以及信息的不完备性，很难做到把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影响内化，但是对于网络的所有者，可以做到集中决策，拥有比较完备的信息，可以把这种效应很好地内化。当网络（或技术）的所有者可以内化这种网络效应的时候，网络效应就不再是外部性。这时，我们说网络效应已经被内化了，产品已经被正确定价，市场中不存在外部性问题。Michael Kats和Carl Shapiro并不接受“网络效应”的说法，但是他们还是采纳了在理论上对网络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区分，并且他们认为真正的网络外部性要比Liebowits和Margolis所说的更为普遍。不过在大多数文献中仍然把网络效应称为网络外部性。

间接网络外部性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外部性。正如J・Farrel和G・Salmer所说，“它们可能是一种市场调节效应，因为当互补产品（零件、服装、软件）变得越便宜，越容易获得，（兼容）市场的范围越大”。事实上，这些市场调节效应属于货币外部性。间接网络外部性实际上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人额外消费的某种产品会增加或者降低消费同样产品的消费者付出的成本，也会增加或者降低该产品的替代品和互补品的成本。这样的效应在经济中是广泛存在的，如果网络效应是真正的外部性，我们应该对几乎所有的市场都征税或者进行补贴。间接网络外部性是不会导致市场失灵。

直接网络外部性来自于发生在市场之外消费者直接的相互作用。因为即使市场失灵，由于网络外部性在实践中不易被识别或者政府行为的成本可能比政府行为的收益还要大，所以政府干预是不合适的，直接网络外部性可以通过市场本身提供机制来内在化，从而避免市场失灵。

内在化网络外部性的一种方式是产权，科斯认为“外部性”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产权不清，只要清晰界定产权，就可以解决“外部性”问题。一个有明确的发起人和所有者的网络可以内在化网络外部性带来的收益，从而有足够的激励使网络规模达到适宜水平。有的网络在本质上是可以界定产权的，比如那些真正的网络，如电话、电力网络，通过专利、版权或者商标保护法也可以界定一些虚拟网络的产权。当然，也有一些网络，比如讲英语的网络是难以界定的。liebowitz和Margolis的模型表明，只要网络的产权可以明确界定，网络容易通过产权来内化网络外部性，使之不导致市场失灵。另一种内在化机制是网络成员之间的直接交易，一般认为，由于人数太多，交易成本太高，以及免费搭车等原则，通过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交易内在化网络外部性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直接网络外部性涉及的是那些个人间直接的相互交往，那么个人完全可以通过进行理智的交易来内化外部性。因此，通过交易来解决外部化也不能完全被排除。

因此，如果交易成本较低，那么通过消费者交易内化外部性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特别对于直接网络外部性，这是常常可以做到的。而间接网络外部性本质上是货币外部性，不会造成福利的损失，因而不必内在化。

外部性的测试

如前所述，消费者从网络中得到的总价值可分为两部分：自有价值和网络价值，假设在t时刻的一个网络的规模为nt，此时网络外部性大小为f(nt)，b表示自有价值，k是度量参数（我们在这里讨论正的网络外部性，即k>0），kf(nt)为在t时刻因网络外部性产生的价值，且均为正的常数，nt≥1，则消费者得到的总价值为：

Vt=b+kf(nt) （1）

网络外部性代表总需求数量增加时商品总价值的增加量，一个特例：当f(nt)=nt时，t时刻的网络外部性等于网络规模，这类外部性是“排外的”。比如早期的软件购买者不能从旧版本产生的外部性中获益，除非他们购买更新的版本。

网络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vt'＞0，现在用传真机网络验证网络外部性的表达式。我们在前面已得出这个结论：如果网络中有n台传真机，那么就有n(n-1)个潜在产品，这n(n-1)个潜在产品可以反映用户通过网络所能得到的潜在效用，那么度量网络外部性的模型可以表示为：

Vt=b+k(n2t-nt) (2)

由(2)得：vt'=2knt-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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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标体系与原始数据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定义不难发现，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因此，在指标框架的构建方面，不仅包含经济性因素，还应当包含一定的非货币性因素，以便涵盖社会进步方面的信息。

在本课题的研究中，秉承以上观念采用了综合性指标体系。但是同时考虑到统计指标的获取便利性以及数据加工处理的复杂度与难度，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主要由二十个具体指标构成，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GDZCTZ）、财政收入（CZSR）、人口数量（RKSL）、地区生产总值（DQSCZZ）、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JDQSZ）、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CXJMCX）、第一产业值（DYCYZ）、、第二产业值（DECYZ）、第三产业值（DSCYZ）、社会消费品总额（SHXFPZ）、在职职工工资（ZZZGGZ）、工业增加值（GYZJZ）、贷款余额（DKYE）、存款余额（CKYE）、居民消费价格指数（JMXFJG）、外资利用（WZLY）、学校数（XXS）、教师数（JSS）、卫生机构数（WSJGS）、能源消耗（NYXH）。上述选取的指标代表性比较强，并且这些数据均可以便捷、准确地从廊坊市的统计年鉴、经济年鉴或者统计公报中获得。

本文采用的原始数据如表1、表2所示：

二、廊坊市各区县经济金融环境的评价

作为定量分析的重要手段，多元统计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分析方法，本课题采用了其中的因子分析方法，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降低多项指标之间相关造成的复杂性。

首先，针对廊坊市2007年11个区县金融经济数据在SPSS软件中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分析结果得到的三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6.632、3.575、2.037，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87.460%。在因子分析中，如果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5％以上就能较好的解释各个变量，所以在对廊坊市各区县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通过三个因子较好的反映廊坊市各区县的经济金融情况。

根据表4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标，其中因子一包括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贷款余额、存款余额六个指标；因子二包括人口数量、第三产业值、社会消费品总额、教师数、学校数五个指标；因子三包括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职职工工资、卫生机构数三个指标。

其次，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计算每个区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由表5中的因子得分系数和表3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可得到各区县综合评分公式为F=32.945%fac1+30.470%fac2+24.045%fac3。根据综合评分公式及标准化值可以计算每个区县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排名见表6。

由上表可以看出，廊坊市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三河市、霸州市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区县，特别是三河市。三河市地理位置优越，紧邻北京，受北京金融经济的拉动效应明显。霸州市大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培育特色产业，加快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实施了银企对接工程，有效地化解了金融产品供需矛盾，因此增大了与各个区县之间的差距。

三、廊坊市2004~2008年经济金融发展水平动态评价

通过对廊坊市2004~2008年经济金融发展数据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廊坊市经济金融整体水平得到了一个较快发展。在五年之内固定资产投资由265.5亿元增加到926.0亿元，增幅达到248.78%；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由417.1亿元增加到807.1亿元，增幅达到93.50%；贷款余额由362.5亿元增加到735.6亿元，增幅达到102.92%；外资利用由2.2亿元增加到4.2亿元，增幅达到90.91%。总体上说明廊坊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主要原因是廊坊市加大了对经济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深化了金融业改革，加强了法制建设和诚信建设。

四、优化廊坊市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议

（一）加大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宣传力度

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可以更好地发挥金融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作用，推动经济快速健康的发展。因此，建议各级人民银行、金融机构要积极行动起来，加强金融知识、信贷政策的宣传，积极向企业、政府、社会各界宣传金融知识、金融法律法规和信贷政策，争取社会各界对金融部门的理解和支持，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金融文化氛围、法制氛围，培养健康的信贷文化，有效传导货币信贷政策，增强货币信贷政策执行效果。

（二）加强金融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

当前信用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缓，不能满足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大量有效需求。而且，中介机构经营不规范，执业水准参差不齐。部分会计、审计事务所单纯迎合客户要求出具虚假的资信证明，甚至高估企业资产来骗贷或抵贷，低估银行准备处置的抵贷资产。为了有效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和资产处置成本，首先，要加快培育中介服务业。积极引进征信公司、资信公司等，依法实行信用服务的第三方管理，提高信用信息的真实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全社会工作效率。其次，要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中心。目前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其问题的核心就是中小企业的信用状况堪忧。因此，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能有效地提高现有中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增强其融资能力。

（三）健全信用信息披露机制、信用惩戒、激励机制

目前信用数据的开放机制尚未形成，政府、工商税务、金融机构等部门建立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造成拥有信用数据的部门、行业和区域的分割和相互壁垒。又因为一直缺乏对失信者严惩的规章制度，才给失信者留下了可乘之机。要杜绝这种失信行为的发生，必须由政府组织有关各方搭建一个畅通、对称、高效的共享信息交流平台，实现信用信息的定期公开披露。对不守信的企业、单位和个人，采取社会、行政、组织、经济、法律等综合惩治措施，从严从重从快处理，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者得不偿失。对不守信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采取组织和经济并举的手段，严肃处理有关的领导和人员。对守信的企业颁发信用卡，纳入重点扶持企业范畴，在信贷、工商注册、税务等方面给予优惠，并由政府和各行业协会进行表彰奖励。

（四）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法制建设

由于地方保护时有存在，银行债权案件久拖不决、判决不公或者判决后难执行、执行周期过长，致使金融债权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维护。法律是信用机制的有效补充和保障，没有法律的支持，信用机制就难以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提高司法机关的诉讼效率，降低诉讼成本，保证司法公正。特别是应当防止政府及职能部门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其次，要大力加强执法力度，维护法律的权威，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切实受到保护，提高企业及其他信用主体的违约成本，使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一开始就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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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融资约束；投资效率；预算软约束

文章编号：2095-5960（2014）03-0024-08；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西方学者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已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大多数学者是从宏观视角进行研究。Rajan & Zingales（1998）[1]和Love（2001）[2]对这种从宏观层面考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方法之有效性提出了质疑，主张深入探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微观机理。此后，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微观传导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检验金融发展是否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缓解的途径和机理，以及融资约束缓解的经济后果。

然而由于市场和制度环境的差异，西方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和途径的结论并不能对中国现状进行合理的解释。由于中国特有的新兴加转轨的制度与经济环境，金融发展受到明显的金融约束政策制约，如政府对利率的管制、对银行经营和证券市场的干预等。政府通过金融约束政策的实施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并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参与租金的分配，影响资源的配置及其效率，使得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及整体经济具有特殊的影响作用与机制。因此，本文从中国金融约束政策背景出发，在对各地区金融发展评价的基础上，从微观层面探讨金融总体及其结构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机制和途径，剖析效率损失产生的原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国内外研究综述

国外有关金融发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研究基本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展开。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缓解作用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影响途径和机制不同，如Rajan & Zingales（1998）[1]研究表明，相对于依赖内源融资的企业而言，依赖外源融资的企业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成长性更高，影响机理在于金融发展对于信息披露和企业管理的要求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Baum et al（2009）[3]认为一国金融系统无论是其结构还是发展水平都会影响受融资约束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并且基于银行业的金融体系为受融资约束的企业提供了外部融资渠道。而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学者们却有不同的观点。如Jensen（1986）[4]、Stulz（1990）[5]等均从投资效率与内部现金流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当企业拥有的现金流较为充足时，经理人倾向于过度投资，反之则倾向于投资不足。而Denils & Sibilkov（2010）[6]则认为较多的现金持有量使得融资约束企业可以执行原本可能会放弃的高回报投资项目，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受融资约束企业持有现金较少是因为其内部现金流较少而外部融资成本又太高所致。

国外有关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研究结论普遍一致。Wurgler（2000）[7]发现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成长性好的行业会得到更多的投资，而成长性差的行业投资会减少；Wurgler认为这一研究结果说明金融发展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Love（2006）[8]也认为金融发展能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所导致的资本市场不完善，减轻企业融资约束，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Mallick & Yang（2011）[9]研究发现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公司盈利性和投资效率较低，并发现债务融资尤其是银行贷款会降低企业投资效率。

国内学者沿用国外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出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普遍结论，同时考虑到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对相关结论进行了一定的扩展，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金融发展对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明显（饶华春，2009；沈红波等，2010）[10][11]。而从微观视角研究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成果较少，江伟（2011）[12]从中国银行贷款对企业投资控制效应视角研究得出，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银行贷款对于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控制效应有所增强。孔东民等（2012）[13]考察了政府支出、金融发展与对外开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认为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提升了企业投资效率。

综上所述，国外研究大多以发达金融市场和跨国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得出金融发展能够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结论。但由于中国特殊的转型经济与制度背景，该结论在中国的适应性不足。而国内研究大多从总量角度探讨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行为的影响，一是没有深入分析金融子市场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影响的差异；二是主要关注于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缺少对投资效率影响的量化考察。

（二）研究假设

现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强市场流动性、提供风险分担机制，以及提供价格信息的传递等途径降低企业融资风险、缓解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然而中国金融发展进程处于明显的金融约束政策环境。与Hellman et al（1997）[14]所指的金融约束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在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的同时也参与租金的分配，使得租金分配呈现明显的所有制偏好特征，主要体现在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因此，在金融约束政策的主要参与者非市场化特征下，金融发展对不同部门资本形成的影响难以平衡。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金融发展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但不同性质企业融资约束缓解的效果不同。

金融发展可以通过规模和成本两个途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一方面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增加金融中介数量和规模、增加资金供给，缓解企业资金需求的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及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然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具有不平衡的特征，除表现为区域间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差异外，更重要的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结构的不平衡，即直接融资市场与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股票市场经历了二十余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但企业上市融资与上市公司再融资均受到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制约，因此股票市场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和融资成本的降低。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主要融资来源仍依赖于银行系统，银行中介数量和信贷规模的扩张从资金供给规模方面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金融市场发展的结构不平衡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融资来源及投资效率产生影响。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本文提出：

假设2：金融市场不同子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具有不同程度的缓解作用。

从国外研究成果来看，金融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该研究结论的前提是企业融资约束是一种硬约束。而中国金融约束的政策环境是：地方政府担负着推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职责，而地方政府财政体系无力持续承担国有企业资金支持，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动机干预国有银行体系对国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动机也大大削弱，使得国有企业受到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一方面使其表现出的融资约束夸大了其真实的约束程度，另一方面使得金融资源不能合理分配而造成效率损失。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3：由于预算软约束存在，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被弱化，从而带来国有企业投资过度和效率损失。

三、区域金融发展评价及研究设计

中国金融市场具有地域的分割性（World Bank，2003）[15]，而且更主要表现在省级行政区域的差异上（郑长德，2008）[16]。因此，本文对微观省级行政区金融发展进行评价。

（一）区域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国内外对金融发展的评价大多以金融相关比率（FIR）、金融中介比率（M2GDP）等指标衡量。但单一指标衡量金融发展难以反映金融子市场发展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差异，因此本文借鉴Demirguc-Kunt & Levine（1996）[17] 、翟淑萍和顾群（2013）[18]的研究成果建立地区金融发展（FD）评价指标体系（表1），从金融中介发展和股票市场发展两个角度对中国各省级金融发展进行评价，并加入金融中介竞争和股票市场所有权结构指标，以反应中国金融约束政策环境下的所有制特征。

表1中国省域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定义金融中介发展

指数（DEV）全部金融中介发展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地区GDP非国有金融中介发展地区非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总贷款余额/地区GDP金融中介竞争地区非国有商业银行年末总贷款余额/地区全部金融机构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股票市场发展

指数（STOCK）股票市场规模地区股票市值/地区GDP股票市场所有权结构非国有上市公司占比=地区非国有上市公司/地区上市公司总数股票市场流动性地区股票交易额/地区GDP

（二）区域金融发展评价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中国各省级金融及其子市场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以主成分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80%以上作为选择因子的依据，以被选择因子各自方差占总方差的比重作为权重构造金融发展指数（FD）、金融中介发展指数（DEV）和股票市场发展指数（STOCK），并用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将指数标准化。各年金融发展评价结果如图1所示。

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6―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并进行以下剔除：（1）2006―2011年处于*ST、ST或PT、*PT状态的公司；（2）数据缺失及出现异常值的公司；（3）2006年以后上市的公司。最终获得1070家上市公司6年的平行面板数据，共6420个样本观测值。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本文运用stata10.0软件进行相关统计分析。

2.变量定义

本文实证分析涉及的其他变量指标定义如表2所示。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

由于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并使用稳健标准误差，以控制异方差的影响。模型（Ⅱ）回归的结果（表3）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模型1和模型5的b1均显著大于0，说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均面临融资约束，且国有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更高。加入金融发展及其子市场发展指数的回归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中介和股票市价发展）对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是显著的，对非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且比较模型3和模型4可以得到，对于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金融中介的作用大于股票市场。

以上分析结论与本文提出的假设1和假设2基本相符，即由于中国金融发展进程的特殊性，金融约束政策的存在使得金融发展带有明显的所有制偏好特征，偏向于支持国有企业的成长，且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分配途径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

（二）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表4中对模型（Ⅲ）逐步回归的结果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国有企业（模型12）与非国有企业（模型16）的投资方程与融资约束方程线性关系均显著。投资方程与表3中回归结论一致，融资约束方程回归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且对国有企业促进效果更明显。但从程度来看，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非常小，回归系数趋近于零。对于非国有企业，由于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作用不显著，因此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甚微。而对于国有企业，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带来了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但并未带来企业投资效率同步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接下来我们从预算软约束这一视角对国有企业效率损失进行进一步分析。

（三）投资效率的进一步分析――预算软约束与过度投资

对国有企业及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按照资产负债率取值大小进行分组后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显示（表5），在资产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时，随着资产负债率的增大国有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增大，但当资产负债率达到66%以上时敏感系数大幅下降，并低于资产负债率小于33%时的系数。说明对于具有较高财务杠杆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非常明显。而非国有企业样本随着财务杠杆的提高，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逐渐加大。上述结果说明债务融资并没有对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起到明显的制约作用，中国国有企业确实存在较强的预算软约束，扭曲了其所面临的真实融资约束，进而对投资效率产生负面影响。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显著，各回归系数均显著区别于0，各个系数正负号也符合预期。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样本分别提取残差，计算其各自的均值并进行显著性检验，结果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了均值为零的原假设，说明国有企业的残差均值显著为正（0.0151774），国有企业普遍存在过度投资；非国有企业样本残差均值显著为负（-0.0297584），非国有企业样本整体存在投资不足。

以上结果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即预算软约束的存在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带来了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从现象来看，相对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融资约束，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使得融资约束水平被高估，预算软约束弱化了硬的融资约束作用。其次，金融发展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且主要是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分配途径为国有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而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说明在中国转轨经济和金融约束的政策环境下，金融系统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力度远远大于非国有经济主体。最后，金融发展对国有和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都微乎其微，对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扭曲了国有企业所面临的真实的融资约束，同时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投资的过度和效率的损失；对于非国有企业，由于金融发展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实质性作用。

总之，在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下，要真正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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