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记本范文
时间：2023-03-23 05:33:3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我的日记本，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今天我的日记本不见啦，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所以，我又买了一个新的。
这个日记本很厚，外面有一层保护膜，，里面的封面是一辆旧时的老爷车。下面是巴黎铁塔和一串数字1929.上方有一张邮票。
我非常喜欢这个日记本!
篇2
2014年7月24日星期四晴
这是我的第三个日记本了，我要更加努力，要坚持不懈的记日记，从而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我用的日记本与众不同，班里大多数同学用的是比较薄的作业本，记日记的同时还可以练字。我用的是黑皮记事薄，妈妈说好保存，我觉得我的日记本不但内容丰富，还可以画多彩的插图，我喜欢我的日记本。我希望我们小种子班的同学们，都能够勤奋学习，坚持写日记，向着梦想去拼搏，以后每个人都开出一朵五彩缤纷的花朵。
二年级:王霄宇
篇3
2004 年2月23日
星期一
晴
今天下午上学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心爱的日记本。
日记本封面的背景是天蓝色的，在天蓝色的背景上闪烁着几颗亮晶晶的星星。如果把这些星星和背景连在一起看，就像那夏天夜晚的星空。
日记本的封面上还有两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熊，它们可爱极了。不过，他们有大有小。大的那一只正在浩瀚的星空中漫步，而小的那一只却坐在一块石板上若有所思。
篇4
关键词：日本； 泡沫经济； 启示。
从 1983 年开始形成并于 1990 年破裂的日本泡沫经济，对日本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以史为鉴，以他国为鉴，避免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重大挫折，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有必要重新审视日本的泡沫经济生成、膨胀及破裂的全过程，供我国当前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予以参考。
一、日本泡沫经济介绍。
1. 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从 1983 年秋到 1987年底，第二个过程是从 1988 年初到 1989 年底。第一个过程可以说是日本金融自由化的开端，持续到美国股票市场的股价创下最大暴跌纪录的黑色星期一（ 1987 年 10 月 19 日） 为止。第一，日本的金融自由化。日本于 1984 年 5 月《关于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的现状和展望》，随后实行了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包括外汇资金可自由转换为日元并可作为国内资金使用，实际需求原则的废除，日元转换限制的废除，使得日本对外证券投资急剧增加，拥有巨额资金的日本公共投资者的投资动向影响到美国的金融和资本市场。第二，《广场协议》和金融缓和措施。1985 年 9 月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海外投资受到巨额的外汇风险和外汇估价损失； 日本政府通过抛售美元、购买日元操作来干预外汇市场和接二连三的调低贴现率等积极的金融缓和措施，引起了国内货币供应量猛增，但猛增的货币供应量并没有通过物价上升（ 流量） 而被吸收，而是急剧扩大了面向不动产的贷款，成了导致存量价格飞涨的原动力。日本地价与物价之比，1959 年 3月为 2.2，1970 年 3 月为 13. 2，1986 年 3 月为25.2，1990 年 3 月则急剧扩大到 68. 2。急剧扩大的面向不动产的贷款，为其后泡沫经济的形成准备了资金方面的条件。第三，个人生财之道的拓宽和小额储蓄免税课税制度的废除。广场协议之后的金融缓和措施改变了货币的流向，人们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存款上。以股票形态运用的资金，通过购买股票，在1987 年上半期达 8600 亿日元，下半期继续猛增 4. 58兆日元，全年共增加 5. 45 兆日元。第四，企业生财之道的拓宽和基金的扩大。1985 年以后企业积极地大幅增加金融资产的运用，扩大所谓的生财交易。1986 年以后，在利率下降和股价攀升的形势下，企业改变以往向银行借款的方式，采用在国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国外发行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等筹资方式。1987 年藉由发行有价证券的筹资比上一年增加 60.8%（ 1986 年增加26.3%） ，但通过权益融资形式以极低的利率筹集到的巨额资金并没有完全用在工业企业的设备投资上，而是被主要用在金融资产上，特别是运用在股票投资上。第五，银行抵押贷款的扩大。银行在土地抵押贷款和股票抵押贷款上加大了力度。从不动产抵押贷款在全国银行的贷款余额中所占的比例分析，1984 年为 17%，以后比例逐年提高，1987 年以后达 20% 左右。股票等有价证券抵押贷款比例也逐年上升，1988 年上升到 2. 5%。1986 年开始的地价和股价的上涨导致借款人抵押能力的增强和账外资产的增加，促进了不动产抵押贷款的有价证券抵押贷款的增加。通过这些贷款筹集到资金的企业，将其大部分资金用于购买将来有可能升值的土地、股票、特定货币信托和信托基金，更进一步强化了地价和股价的上涨。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交叉上升，必将伴随着信用创造，成为形成泡沫经济的主要因素。
2. 泡沫经济的膨胀期。第一，企业金融的变化。1975—1979 年度平均和 1980—1984 年度筹资与销售额之比平均均为 2. 6%，1985 年度也不过2. 5% ，但 1986 年度以后逐渐上升，1988 年度为4. 5% ，1989 年度达 6. 2% 。如果企业进行“正常的交易”所需的筹资额为销售额的 2. 6%，则可以看出1986—1989 各年度均超过了正常情况下的筹资。“过剩筹资额”中的一部分被用于实物投资，其余的大部分被运用于泡沫经济的膨胀上。这可从流动资金比例自 1986 年以后急剧增加这一点清楚地看出（ 1983 年为 1.18，1986 年为 1. 71，1989 年为 2. 02） 。企业不仅筹集了过剩的资金，而且其筹资渠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占比例明显增大的是附认股权证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以发行股票为中心的权益融资。权益融资之所以猛增，是因为只要以期待股价持续上升的资本收益为前提，就可以比银行借款、一般公司债券的借款成本低得多的成本筹集到资金。第二，银行扩大与中小企业的交易。由于大企业利用通过直接金融方式筹集到的大量资金来偿还银行借款，因而日本的金融机构迫不得已将重点转向扩大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中小企业中资金需求旺盛的有流通服务行业、建筑行业、不动产行业、金融和保险行业、租赁行业，上述贷款都是抵押贷款，向这些非金融机构贷款和不动产贷款导致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同时，市立银行不经由中小企业而直接扩大以住房贷款为中心的面向个人的贷款。第三，股票期货交易的扩大。在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影响下，1988 年 9 月起，开始了东京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和大阪证券交易所日经平均股价为对象的股价指数期货交易，更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
3. 泡沫经济的崩溃过程。第一，两个谷底。日本的股票市场自1989 年12 月29 日东京证券交易所收盘价创下历史最高纪录（ 38915. 87 日元） 以来，在一年内股票大幅跌落了两次。第一次谷底是 1990年 4 月2 日的28002.07 日元，从1989 年的峰值跌落28. 05% ; 第 二 次 谷 底 是 1990 年 10 月 1 日 的20021. 86日元，从 7 月 17 日的峰值（ 33172. 28 日元）跌落 39. 1%。第二，三重下跌的结构。1990 年，在到 4 月 10 日为止的时期内，东京股票市场经历了 10次股票大幅下跌，在股价下跌的同时，引人注目的是还出现了日元贬值、债券下跌的现象，即所谓的三重下跌。
二、泡沫经济崩溃的后果与总结。
始于 1990 年的第四季度的美国经济萧条与从1991 年第二季度开始走下坡路的日本经济具有相同之处，那就是以往未曾经历过的以金融部门为主导的经济萧条即复合萧条，这与过去的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这次的经济萧条是在 80年代后半期逐渐展开的金融的国际化和自由化后出现的现象，是金融自由化的归宿，与以往单纯的存货周期造成的经济萧条不同，具有如下特征：
1. 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的停滞。泡沫经济形成期和膨胀期，国民财富总值以年率 2 位数的速度在递增。但是，泡沫经济崩溃时的 1990 年的增长率猛跌至 3.4%。在泡沫经济的形成和膨胀时期，金融资产的构成比率较有形资产提高得快。但随着 1990 年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率的下降，有形资产的构成比率提高了 2. 3 个百分点，而金融资产的构成比率则相对下降。与 1982 年有形资产的构成比率超过 50%这一数字相比，其后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之剧烈是显而易见的。1987—1989 年的贡献度，金融资产为59. 2% ，而有形资产超过 40. 8% 。金融资产中，股票的增长率特别明显。在 1982 年的金融资产余额中，股票余额占 129 兆日元，而在 1989 年的金融资产余额中，股票余额就占了 890 兆日元。在金融资产余额增长 3. 08 倍的期间，股票余额增长了 6. 9 倍。1987—1989 年的股票贡献度达 27. 3% 。在实物资产中，土地的增长率较大。1982 年为 862 兆日元，1989 年达 2. 5 倍。从 1987—1989 年的贡献度来看，土地为31.4%，占有形资产的 40. 8% 的 3/4 以上。土地的增长和金融资产的增长除外的固定资产净额的增长比 1982 年增长 1. 49 倍，期间的国民财富总值也不过增长 2.2 倍。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国民财富总值是如何因为泡沫经济而膨胀起来的。1990 年是泡沫经济崩溃之年，该年国民财富总值增长率下降 3.4%，低于该年 7.6% 的名义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是自 1975 年开始公布国民财富总值余额统计以来首次出现的情形。在实际 GNP 增长率下降以前，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而使得国民财富总值的增长率下降，这一点可以说是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的最大特点。
2. 全国银行收益大幅度减少，金融机构丧失媒介现象。1989 年期中结算期正好是泡沫经济的膨胀时期，银行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最高利润，与上一年相比的增长率也较高。但是，进入泡沫经济崩溃时期的1990 年期中结算和1991 年3 月的结算，日本的银行收益均比上一年大幅度减少。在日本，1988 年 4月 1 日的小额储蓄非课税制度的废除与上一年私营化的 NTT 股票的上市重叠在一起，大大改变了个人的资金运用形态。特别是 1988 年，规定利率定期存款自 1954 年开始进行统计以来首次出现大幅减少，而自由利率存款比上一年增加了 6. 97 兆日元。日本出现了所谓的丧失媒介现象，资金开始流向相对有利可图的开放市场。
3. 国际清算银行限制的影响。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也是金融国际化的过程，国际上确定至 1993 年 3月将自有资本比率保持在 8% 以上的国防清算银行限制。国防清算银行标准的特点在于，在计算自有资本比率时，不管是分母的资产总额还是分子的资本，都以一定的方式来决定。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既然难以增大部分的自有资本，那么为维持自有资本比率，银行只好压缩部分的资产，特别是压缩风险比重为 100% 的贷款，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减少，并为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进入负增长铺平了道路。由于金融自由化和国防清算银行限制，围绕日本经济的金融框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新框架的调整过程，不可避免地要对泡沫经济部分进行调整，出现金融和证券行业的重组。复合萧条无非是日本为适应这一新框架的调整过程。
4. 日本式信用危境。日本银行业采用成本估价法的会计处理原则，因泡沫经济崩溃而发生的持有有价证券的估价损失就不会显露出来，也反映不出为摊还因不能支付泡沫经济膨胀时期扩大的不动产贷款利息而猛增的银行的坏账且认定坏账的标准也有问题。在日本，若拖延一年以上，可以作为“应收利息”列入，并不将其视为坏账，而且日本的银行其备抵坏账原则上一律采用累积贷款额的 0. 3% （ 不课税） 的方式，不考虑贷款的偿还可能性。因此，日本的资产负债表不能如实反映坏账的程度，而且备抵坏账也有过少列入的倾向。对于那些由于股价的低迷不振而对有价证券的账外资产感到不安的日本银行来说，也难以使银行迈出积极扩大贷款的一步。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国内陷入了长期萧条的深渊。资产价格持续缩水，银行信贷不断减少，国内投资萎靡，企业大批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负增长。日本经济长期萧条迎来了失去的 20 年。
三、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启示。
泡沫经济的崩溃是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这一新的框架下不可避免的一个调整过程或者说是重组过程，它是金融自由化的归宿。泡沫经济的崩溃导致了实体经济的萧条。政府在采取针对复合萧条的经济对策时，不能仅仅停留在为调整存货的低利率政策和扩大公共投资等以往的对策（ 扩大有效需要的对策） 上，而应当采取调整因金融自由化而产生的不良金融资产的对策，以及尽快恢复信用为目的的金融重组对策，由此来消除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危机。问题的焦点应从有效需求的不足转移到了信贷收缩、金融系统监管上。
1. 中国面临房价下跌、信贷资产质量恶化等多重风险。第一，我国金融体系面临多重风险。我国的金融体系内，由于市场、机构、跨境交易等的交互关系日益加大，影子银行、表内业务表外化与日俱增，再加之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信贷资源分配上占据的角色，都导致或有负债的不断累积，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正不断累积、日益加大。我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包括信贷快速扩张导致的信贷资产质量恶化、影子银行和表外敞口导致金融脱媒现象增加、房地产价格下滑及欧债危机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等风险。中国房地产价格的急剧上升与银行对房地产的巨量贷款相迭加，加深了房地产价格回调对我国银行体系的负面影响。房地产相关贷款占我国贷款总额的约 20%，近 30%—45% 的贷款是由房地产抵押担保。房地产价格的回调将降低抵押品的担保价值，在借款人违约的情况下削弱贷款回收比例。与房地产相关的上下游产业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基于现阶段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价回调引起的经济减速对信贷资产质量将产生较大负面影响。第二，银行业压力测试结果： 多重风险互动或导致严重影响。根据 IMF 和中国政府共同对全国最大的17 家商业银行进行的压力测试结果，如果其中几项风险同时发生，银行体系就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金融危机在我国爆发也不是没有可能。
2. 银行变相推高利率，企业融资行为潜藏着巨大金融风险。第一，表内贷款表外化。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我国政府为保增长而实施的 4 万亿投资计划，使得银行信贷与之相伴而过度扩张。为防止流动性泛滥，2009 年下半年开始，政府逐渐加大了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宏观调控，收缩流动性。2011 年开始，人民银行对银行信贷进行数量、价格的严格管制后，金融机构采取各种方式与工具，把表内业务移到表外，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信用扩张仍然是其核心目标。现在，表外业务已占银行贷款额的 25%—60%，而借款人大多数房地产商，利率在 20%—25% 之间甚至更高。
在信贷严控政策下，房地产商对资金的依赖推高了利率，并导致大量中小企业难以获得信贷支持。第二，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融资行为搅乱信贷市场并可能导致巨大金融风险。一是上市公司及大企业通过从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后再转贷给利率更高的其他资金需求者以赚取利差，变相开展了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发债，说明在我国通过债券募集资金的方式及用途、流向等方向存在较大的空白监管领域，特别是对募集资金的流向，缺少严格的监管手段。大规模资金流向信贷领域的背后则是监管的空白。由于上市公司及大企业的过度融资，导致了信贷市场资金不足，而委托贷款或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其根源都来源于对借贷高收益的追捧。二是“影子银行”带来巨大信贷风险。通货膨胀引起存款相对较低或负利率，形成了培育表外业务的肥沃土壤，相对高利率的信托产品使大量的居民储蓄转而流向高利率的信托产品及其他理财产品； 商业银行为避免信贷风险和相关的责任追究，也将信贷客户大量集中在大中型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身上，但由于这些国企的新项目大多并没有太多效益，国企承贷的大量贷款，最终变相地再次以高利率贷放出去，从而造就一个个的规模巨大的“影子银行”。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通过把巨量的资金持续不断地注入房地产市场及其他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不仅继续吹大了国内的房地产泡沫，同时也将巨大的金融风险注入了国内的金融系统。三是大批中小企业盲目依附高利贷。泡沫经济的根源在于资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之中。高利贷背景下的中国同样如此。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大量从事实体经济发展的中小企业具有大量的资金需求，但由于信贷领域中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向房地产业等泡沫经济领域而没有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致使中小企业别无选择只有选择高利贷。在实体经济领域利润率远低于高利贷的高利率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积聚了较大的经营风险，而这也可能导致由高利贷形成的信贷危险的扩大与爆发。
四、防范信贷风险，防止我国金融危机发生的建议。
1. 稳妥积极地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第一，要完善汇率政策与制度。我国 1994 年开始对外有汇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管理的兑换。1994 年 1 月 1 曰，人民币汇率并轨，形成了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当时的人民币汇率为： 1 美元 = 8. 70 元人民币。1996 年，我国取消了经常项目下的汇兑限制，12 月 1日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 2005 年 7 月 21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着力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的汇率制度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形成了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1996 年，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2006 年 3 月宣布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基本可兑换”。中国没有如同日本那样，为简单迎合外部需要而对外汇市场加以干预，而是通过对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推进，独立自主地采取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汇率管理制度和形成机制。应该说，汇率在处理外部失衡时具有较大的政策效果，对于来自外部的任何关于我国汇率的要求，我们应采取冷静的态度，坚持汇改的自主性，独立自主地形成我们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第二，要积极稳妥地调节国际收支特别是贸易结构的失衡问题。目前我国的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存在着严重的失衡问题。与美国形成了大量的顺差，而与其他贸易国家则形成了较多的逆差，产生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使我们一方面面临以美国为主的汇率升值的压力，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的过量逆差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带来种种难题。在我国前外汇储备超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较大的情况下，适当扩大石油、黄金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增加国家战略物资储备，改变外汇资产投资和管理方式，有利于解决我国顺差过大、缓解外汇升值压力。
2. 引导合理预期的形成。国民经济的连续高增长，预期人民币持续升值意识的加强，上市公司业绩的提升，房地产等经济领域的过度火爆，使部分投资者沉醉于资产价格的上涨，推动了泡沫经济的发生并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巨大灾难。由于人们的预期通常超过资产价格的上涨，形成经济学中的“羊群效应”、股价暴涨暴跌，日本股市及房市在 20世纪 80 年代后期的表现就是现实的例子。为使投资者作出“理性预期”，我们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信息供给的效率，向市场提供的信息要更加充分、及时、准确、廉价，使人们能获得低成本的、正确的、充分的信息，形成资产价格的正确预期，以防止泡沫经济形成，阻止泡沫经济破裂可能带来的毁来性灾难。
3. 加强金融监管，防止泡沫经济形成。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与该国的金融自由化有很大的关联，由于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政府放松了对金融的管制，加之金融监管体制的不完善，容易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异化，加大投机行为，刺激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入世后，金融自由化程度得到提高，金融创新步伐也日益加快。我国当前金融监管的重点应该是金融主体、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金融主体的监管即对企业、个人、金融机构在金融活动中的行为进行监管，特别是对金融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机构的监管。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监管，主要是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的监管，防止金融资产和金融商品的价格的大幅波动。
4. 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综合运用各种工具，引导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首先要控制投机资金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目前，各金融机构推出形式各异的金融产品吸引客户，为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提供了多种可能。由于我国金融监管技术和监管手段还不够完善，我们要加强对投机资金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控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监控资本市场上的异常变动，避免投机资金流入引发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国内银行信贷及金融产品的创新，刺激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繁荣。开发商通过大肆“圈钱”、“圈地”刺激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预期，而投机者利用信贷资金或金融杠杆进行的投机炒作加大了房地产的泡沫膨胀。我们现阶段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好房屋的限购政策的落实，通过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土地储备贷款、住房消费贷款、商业用房购房贷款等的严格限制，严格把关，运用政策的、经济的、行政的甚至法律法规的手段，保证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去泡沫化。如果能向韩国等国家那样逐步过渡到一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套住房，则在房地产上的投机行为将得到有效控制。
5. 汲取日本泡沫经济及华尔街的教训，提高服务意识，加强内部风险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都是金融闯的祸，金融业是第三产业，它只能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但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发展，使金融业与实体经济日益分离，成为虚拟经济日益膨胀的推动力，并促进了泡沫经济的膨胀，尤如饮鸩止渴，它本身成长也必将为其的贪婪付出巨大的代价。金融机构要加强内部风险控制，抵制过度投机和所谓的金融创新，明确其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的服务部门，它本身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6.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金融自由化以及全球规模放宽管制，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凯恩斯经济政策，从而使资金再一次为中央政府所控制，为避免一国的萧条而采取有效的政策就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局限于一国的凯恩斯经济政策将难以奏效。经济的剧烈动荡已经从一国经济转移到了世界经济，左右世界经济的力量已经从商品、劳务的生产以及贸易方面转移到了国际性的资金流动方面。各国要加强金融在贸易、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充分控制巨额资金的世界规模的流向，共同抵御金融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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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因此，通过对日本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相关扶持措施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其经验并加以借鉴，针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不足提出对策建议，有助于提高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促进我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1、日本新能源市场发展迅猛，引领全球
日本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增长迅速，截至2012年底，日本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已经接近80万辆（见表1）。目前，日本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见表2），2012年新能源车销量达到81.2万辆，2009～2012年新能源车销量复合增长率达到23%。
2、日本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经验
日本新能源汽车市场能够如此快速增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政府制定并执行有效的产业政策。
从1965年启动电动汽车研制开始，日本就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以扶持新能源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0年4月，日本正式《下一代汽车战略2010》，作为下一代汽车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其中对新能源进行了定义。日本将以下几类汽车定义为新能源汽车，分别是：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和清洁柴油汽车。同时日本制定了新能源车型的普及目标，即到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乘用车比例达到50%～70%（见表3）。
在新的战略中，日本根据新能源技术发展状况设计了务实的应用路线图，认为需综合考虑技术成熟度、成本以及市场等情况制定技术研发优先顺序。立足日本新能源技术的发展水平，应首先努力强化在电动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领域的领先地位。中短期来看，混合动力和插电式混合动力等低碳排放汽车，以及用于近距离通勤的电动车是更加重要的研发方向。
（2）重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系统建设。
日本在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时候，从政府资助的研发阶段开始，就强调基于原有产业链进行价值链重构，提升传统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建设符合新能源发展需要的新产业链，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生产传统汽车及零部件厂商开发、应用新能源技术的积极性。以新能源汽车用电池产业为例，包括丰田、日产等传统汽车企业，均通过参股方式介入了新兴的电池技术产业。
（3）重视标准建设，推动标准国际化。
和其他产业一样，技术标准是新能源汽车发展的重中之重。目前世界各国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的发展都处在起步阶段，技术标准成为关键。日本正在积极谋求在电池、充电设备、新能源车安全等领域将日本国家标准提升为国际标准。
日本是混合动力和电动车领域标准的开拓者，而美国和欧洲在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明显落后于日本，因此，日本在标准制定上具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例如：日本是全球最早制定混合动力和电动车安全标准的国家。2010年，日本开始推动联合国相关机构采纳其燃料电池汽车的安全标准；2011年，日本又开始策划充电设施的标准化，并计划推动其成为国际标准。
（4）车企积极参与新能源车的研发和量产。
以丰田为例，1997年丰田推出全球首款混合动力车普锐斯。迄今为止，该车型累计销量已经超过350万辆，是公认最成功的混合动力产品。丰田也因此被业内公认为混合动力技术最领先的企业。
除了混合动力产品，丰田还积极开发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氢燃料电池汽车，插电式普锐斯的电池续航里程已提高到26公里。2012年，丰田推出锂电池纯电动汽车FT-EV，充电后能行驶80公里。
2012年，丰田全球乘用车销量的20%为混合动力车。在国家信息中心有统计的13国乘用车市场中，普锐斯合计销量超过44万辆。在日本，丰田AQUA年销量已经超过25万辆。终端市场的巨大成功，为丰田加大新能源车型的后续研发，提供了充足的信心。
（5）减税以鼓励购买新能源车，推动消费观念的转变。
为了鼓励新能源产品的推广，日本政府陆续推出“机动车吨位税”及“机动车购置税”减免措施，并在2012年推出了直接补贴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节能环保汽车（见表4）。
日本政府非常注意加强消费者环保意识。比如，各种商品的包装上都印有保护环境的宣传语。经过多年宣传和引导，日本市场消费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能源车的环保作用，并愿意购买相关产品，对新能源车型在日本进一步推广，有着积极的作用。
（6）政府资金支持。
政府投入巨资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粗略的计算，仅2006年―2009年日本政府就投入了4000多亿日元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
（7）战略目标明确。
政府制定明确的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重点发展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一旦明确，就坚定的走下去。目前丰田的混合动力汽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8）多行业的联合合作。
政府鼓励多行业联合（汽车、摩托车、机械、电子、能源企业，科研院所等），积极制定下一代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的国际标准化认证，抢占先机。
（9）“官产学”的研发大联盟。
由政府主导，建立“官产学”组成研发大联盟，联合攻克技术难关。
3、日本新能源汽车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为了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快速发展，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借鉴日本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现状，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1）制定较为明确的技术路线，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目前还没有一个系统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尤其是缺乏具有明确目标、强制性的法律法规。而以上各国的经验表明，由于新能源汽车与传统燃料汽车在成本上存在劣势，国家以强制性法律法规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普及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在强制性目标推动下形成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和相关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的成本才能逐渐降低，进而逐步替代传统燃料汽车。
制定于1992年的《美国国家能源政策法案》要求到2010年，用非石油代用燃料来替换30%的发动机燃料。英国2008年的《可再生交通燃料法规》规定从2008年4月起，所有的燃料供应商有必须在其销售的燃料中添加一定比例的生物燃料，到2010年可再生燃料要达到英国境内销售的所有交通燃料的5%。我国虽然制定了节能减排的总体目标，但对新能源汽车的推广缺乏强制性法律保障。对于已经成熟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国家在推动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也应适当采用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或者采取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指标意见，从而降低导入成本，使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后，再逐步取消相关优惠政策。
（2）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研发模式
由于新能源汽车产业还处在研发与导入并进的阶段，技术研发需要很高的技术和资金投入，大部分国内传统汽车企业难以承担，加之市场前景不确定，因此大多数企业对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发展积极性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展的初期和关键技术研发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制定新能源汽车研发的路线和时间表，明确关键技术领域，整合国内的资金和科技资源，与企业、研究机构共同推动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的研发。从发达国家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经验来看，政府的支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日本为攻克电池方面的关键性技术，由政府主导，建立了开发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的最大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实施2009年度“革新型蓄电池尖端科学基础研究专项”项目。该联盟包括汽车企业（丰田、日产等）、电机和电池生产企业（三洋电机等）以及京都大学等知名学府及研究机构，共22家成员单位。参加该联盟的成员单位每家出50名以上专业人员从事合作研究，开发企业需要的共性基础技术。日本政府计划7年内对该项目投入210亿日元，通过开发高性能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在2020年前将日本电动车一次充电的续驶里程增加三倍以上。
（3）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积极发展有关配套政策体系
目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政策还很不完善，各地区执行力度也存在较大差异。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充电站），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在收益回报等暂时不明确时，由电力部门牵头参与有关的基础建设，并且以个别城市为中心辐射形建设，这样既便于研究管理又可节约成本。而通过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建立一系列财政补贴、减免税收、公务车采购等配套政策体系，如对新能源汽车生产实行信贷支持和税收减免；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的政府采购行为，制定最低采购比例，并鼓励个人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对新能源汽车消费实行车船税、消费税和燃油税减免，并提供城市行车通道及停车方面的便利和优惠政策；对替代燃料的生产使用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直接投入、信贷支持和税收减免。
（4）多举措加强对消费者的宣传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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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演进
产业技术政策即政府在技术与经济的接壤处，为二者的弥合及为建立技术成果转移机制而采取的全部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它通过影响市场结构来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创新积极性，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和能力从而提高综合国力，其政策目标是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
从二战至今，日本的产业技术政策几经变更，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 战后恢复时期(1945～1955年)。这一时期日本产业技术基础脆弱，其产业技术政策是以引进、消化欧美技术为中心，以提高日本的产业技术水平，实现日本经济的重建与复兴。主要措施有：推行技术非军事化政策；引进国外技术推动经济重建、复兴和促进产业合理化；建立促进科技进步和产业技术进步的有关政策机构；明确和突出技术在实现经济自立中的战略地位；为企业研究开发提供政府资助。
2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5～1970年)。这一时期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重点转向促进企业把技术进步的基础从引进外国技术转移到自主技术开发，为此建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主要是：创造促进私营企业之间联合开发研究的环境，建立大型研究项目计划制度，以联合产学官力量，促进大型的先导性技术的长期研究开发。
3 能源危机时期(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政府的产业技术政策重点进一步发生转移，推出了以研究开发新能源为目标的“阳光计划”和节约能源为目标的“月光计划”。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技术前沿领域政府研究开发组织机构体系，并以鼓励尖端技术的研究开发为重点，完善产业技术政策。
4 新技术革命时期(20世纪8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其产业技术政策是追求创造性的技术政策，同时强调重视基础研究，核心是创造性的自主技术开发，重点是能源技术、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材料技术、交通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防灾技术等领域。
5 冷战后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90年代初期以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长期的慢性萧条之中，尽管1996年一度出现了走向复苏的迹象，但由于政府实施了提高消费税这一财政政策而再度落入低谷。进入21世纪，日本依然面临着各种问题：在信息通信和生物技术领域，日本落后于欧美；日益突出的有害物质、地球环境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建立适应2l世纪市场需求的供给体系，尤其是高科技产品市场。为此，日本通产省确定了21世纪产业技术政策的重点：根据产业技术战略进行资源分配，建立评价体制；注重技术的创造活动；技术创新，完善体制；普及技术开发，促进成果转化；完善知识基础，加强标准化活动。
二、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手段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可以将产业技术政策的手段分为供给推动和需求拉动两大类型。供给推动主要通过政府的研究计划、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直接推动，需求拉动主要是政府委托研究和政府采购。从日本的情况看，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主要手段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对研究开发给予大量拨款。日本私人产业研究开发支出占全日本的73.8％，主要用于开发，而在基础科学研究_上投入少；反之，政府部门研究开发费用虽只占26.4％，但在基础研究上的花费却较高。
2 建立国家研究开发机构体系。从总体上讲，日本的研究开发活动由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一是大型企业的地区和中央研究实验室，二是各类非盈利研究组织，三是国营研究公司，四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国立(公立)研究所，五是国立、地方公立和私立大学。其中，国营研究公司、国立(公立)研究所、国立(公立)大学组成日本的国家研究开发机构体系。
3 制定税制优惠措施。税制优惠措施的对象主要是企业，目的是为了提高它们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对那些企业犹豫不决的研究开发项目产生一定的利益驱使效果。
4 法律法规的保障。一般来说任何一项产业技术政策的：背后都有法律基础的支持。如专利权、箸作权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各种法律与制度，是从法律上保障从事研究开发等技术知识活动主体对其生产成果的所有、使用权利的制度。有了法律法规的保障就会提高各经济主体研究开发的积极性。
三、日本产业技术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在不同时期实施的合理的产业技术政策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极大提高了生产率，使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它所产生的成效，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并从中找到一些启示：
1 政府制定高效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对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随着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而当前经济竞争的实质是技术基础、技术能力的较量。培育国家的产业技术基础和产业技术能力，不仅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更要有强有力的政府政策引导。日本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的演变，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日本原来以引进、消化、吸收、改进为主线的产业技术政策思路和发展模式到致力于解决技术的创新与自立问题，都充分体现了政府的政策意图，适应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体现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当前，我国面临着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必须加快制定和实施国家产业技术政策，强化我国产业技术基础，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增强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改善产业的整体素质，以适应未来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竞争新环境。
2 政府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增加对研究开发的资金投入，是引导社会特别是企业投入的重要手段。
日本政府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支持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对研究开发投资是政府各项投资中回报率最高的。政府介入研究开发投资，是因为个体对研究开发的投资收益远远小于社会获得的收益，个体回报率在20％～30％之间，而社会回报率高达50％，加之研究开发的高风险性，导致单纯依靠私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以至企业所需要的最佳研究开发投资的需求。而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增加，能够刺激企业相应增加投资，而政府削减研究开发投资也将导致社会研究开发投资的减少。应该看到，私营企业和政府对研究开发投资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将研究开发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即基础研究、商业化前研究开发和产品商业化三个阶段，政府投资的重点，是由于高风险性和回报率低导致的基础研究和商业化前研究开发投资的不足。同时，政府也要进行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开发活动，如国防、卫生、环境、运输领域的应用研究，增强国家产业技术基础，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从这些方面来看，制定产业技术政策引导企业的投资是十分必要的。
如何结合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研究确定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高政府对研究开发投资的效率，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是我们应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增加政府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包括对企业的资助并不是政府的让利，而是政府的责任，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只有不断增加政府在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才能刺激企业等社会机构相应增加投资，否则就会造成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不足的严重后果。
3 政府机构高效率的协调配合，并逐步制定、完善法律法规，是实现产业技术政策目标的必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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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日本企业环境会计取得引人注目的新进展，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广泛普及多方实践
近年日本企业环境会计，已从引进转入实践运用期。广泛普及多方实践已成为当前企业环境会计进展的突出特点。
（1）企业环境管理机构日臻完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企业引进欧美各国环境管理经验，组建环境对策部，为环境会计开展构建了管理机构。到1992年已有80％的企业设立了环境部。2002年东洋经济新报社对日本508家上市企业的调查显示：①环境部在企业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著。20.4％的企业环境部受到“高度重视”，52.8％“比较受重视”；②88.4％的企业将环境管理的优劣作为评价企业业绩的主要指标；③实施环境会计已成为企业环境部的重要课题。2002年日本上市企业环境部在重点抓好的25项工作中，实施环境会计列为第9项。
（2）企业环境会计日渐普及。2000-2002年实施环境会计的企业从356家增至573家，所占比率从13.2％增至19.3％。如纤维制品业的三菱公司，将环境会计制度化作为当前环境部的最重要举措。日本电信电话、名古屋铁道、大日本制药等企业，也都将实施环境会计列为环境部的前三位工作。
2.信息公开备受关注
近年日本企业公开环境信息，已成为环境会计发展的重要特点。2002年4月东洋经济新报社对250家上市企业的调查表明，近年日本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方式多达10余种，其中企业网页的环境观察、环境报告书成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两大支柱，分别有238家和236家。而取得iso认证（121家）、媒体报道（101家）、环保型产品的普及（83家），相继构成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方式的前5位。到2002年7月，日本已有35.9％的企业实施环境信息公开。
3.政府民间共同推进
在环境会计开展上体现出政府民间相互交流共同推进的明显特点。首先，日本环境省在1999-2002年先后颁布了4个环境会计指南及报告，从理论与实务上提供了指导方针。其次，行业协会通过深入调研，提出诸多报告、建议等。如日本公认会计师协会设置的环境会计专门委员会在对海外环境会计动向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环境会计概念框架的报告；日本会计研究会也在2000年年会上，提出《环境会计的发展与构建：特别委员会报告》。各地方政府及公共团体也促使企业进行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核算。如岐阜县实行环保企业登记制度：仙台市、宫城县还推进陆奥（福岛、宫城、岩手、青森四县）跨县域环境管理规格实施。
二、日本企业实施环境会计的重要举措
1.加强环境会计控制职能
近年来加强企业环境会计控制职能，已成为日本企业实施环境会计的重要举措。
（1）加强成本与收益的计量。按照环境省《2002年环境会计指南》要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步将环保成本分为7大类：①业务领域成本（在生产经营中产生的环境影响及从事环保作业发生的成本）；②上游/下游成本（供应、消费中产生的环境影响成本）；③管理活动成本（环境教育、环境管理系统的建立与维持、环境负荷监测等）；④研发成本；⑤社会活动成本（改善景观、支持地方环保活动、制作环境公报等）；⑥环境损伤成本（治理污染及自然破坏的费用，支付与环境有关的保证金、罚金、和解金、诉讼费等）；⑦其他成本。各企业在采取环境对策的基础上，用金额计算出环保投资费用及其经济社会效益。2002年以来日本一些大企业通过实施环境会计指南，加强环境成本与收益的计量，在增加环境投资的同时也取得可喜的效益。如日立公司环保费用及设备投资总成本为336.3亿日元，带来的效益达到41.6亿日元。
（2）取得iso14001认证。1996-2002年日本上市企业取得iso认证的比率，已从4.3％增至62.3％；非上市企业也从3.9％增至47.0％。到2004年2月，日本取得iso认证的企业数已达14309家。
（3）健全企业环境管理体制。为全面实施iso国际环境标准，近年日本企业也逐步健全了内部环境管理体制。这主要有6个方面：①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随时对环境负荷进行把握和评价；②制定环保经营方针、目标和行动计划；③建立并实施环保目标和计划的责任体制；④对本企业的环保行为不断进行监督检查；⑤企业从领导到全体员工，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将环保视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齐心协力落到实处；⑥建立并保持与政府有关部门、国内外环保组织及所在社区的环境信息交流。随着企业环境管理体制的健全，环境管理效果也日渐显现。据日本国内电机厂商2002-2005年环境行动计划预计，通过健全环境管理体制，今后10年间环境效率将提高2倍。
2.健全环境会计信息系统
近年日本企业通过健全环境会计信息系统，为环境会计的开展创造了条件。
（1）明确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2002年环境会计指南》中，对环境会计信息的质量做出了规定。按照规定，日本企业对外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有5项质量要求：即相关性、可靠性、可理解性、可比性、可核实性。其中，相关性强调对具有环境影响的重点事项必须进行专门的会计核算和报告。可靠性则突出诚信披露，强调实质重于形式，要做到公正与谨慎。这无疑与当今困扰全球会计界的诚信危机有关。
（2）环境报告书已成为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环境报告书是企业伴随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对环境影响程度及为消除影响采取自主行动的说明。它是将企业自身的环保方针、计划和业绩等对外公开，供有关部门、消费者和客户对企业环境会计乃至环境管理进行评价的资料。早在1994年世界产业环境协议会就提出了《环境报告书指导方针》。按照国际惯例，环境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有4项：①经营方针与体制；②产品、制造工程的环境影响；③环境活动的财务开支；④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等。日本是从1997年开始实行环境报告书的。按照环境省《2000年环境报告书指南》的规定，环境报告书的基本内容包括：①基本项目（经营者序言、企业概要等）；②环保方针、目标及业绩概况（方针、目标、计划、业绩、环境会计信息等）；③环境管理状况（环境管理体制、研究开发、信息公开、规制遵守、社会贡献等）；④降低环境负荷（状况及对策）。另据日本学者八木裕之对199家上市企业250份环境报告书的调查显示，近年日本企业的环境报告书有3个明显趋势：一是每份报告书都详细拟定了环境成本、环保效果、经济效益的计量范围和计量标准；二是建立了与企业内部环境会计相联系的外部环境会计，或披露内部环境会计信息；三是披露与利益关系人相配比或信息使用者需要的环境会计信息。[6]近年来，日本环境报告书的企业迅速增加。1997-2002年，环境报告书的企业数从169家增至650家，所占比率也从6.5％增至21.9％，预计2003年将达到900家。
（3）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书》已成新时尚。近年在日本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议论的高涨，一些大企业在以往环境报告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社会责任方面的内容，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报告书》或《csr（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调查显示，在环境报告书的企业中，已有超过1/4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书》或记载有关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3.完善实施环境会计保障体系
近年日本随着《新环境基本计划》的实施，在推进企业环境会计过程中逐渐形成共识：单靠企业自愿和主动性还不足以推进环境会计的顺利开展，还必须逐步完善实施环境会计的保障体系。（1）强化政府监管。政府为加强企业环境会计的宏观管理，除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外，还颁布实施一系列与企业环境会计有关的准则、指南、制度、标准等。1999年环境省颁布《关于计算和公布环境成本的指导标准——旨在建立环境会计（试行方案）》；2000年了《建立环境会计系统（2000年报告）》；2001年又颁布《环境会计指南ⅱ》（副标题为“对于经营管理中进一步利用环境会计内部功能的思考”）；日本现行的《2002年环境会计指南》是在以往实施的标准、指南基础上修订而成的。（2）开展第三者机构审计。据环境省《2002年环境简易企业行动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650家企业中，有131家（占20％）的环境报告书已经接受第三者机构审计，打算接受第三者审计的为190家（占29％），二者合计约近企业总数的一半。政府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制定第三者机构审计指南，争取尽快施行。
4.推进环境会计国际交流与合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事跨国经营，聚焦外部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为此，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成为企业实施环境会计的重要举措。
（1）积极推进国际间的合作研究。2002年10月由名古屋大学主办在名古屋召开了亚洲会计学会第三届年会，就环境会计、目标成本、亚洲会计实务等进行了研讨；2003年10月日本金融机构参加联合国在东京召开的环境计划与金融会议，就环境投融资对象的选定、促进环境金融商品开发及构筑最佳环境金融体制等进行了交流，发表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东京宣言》。
（2）积极开展国际间信息交流。日本企业为把握环境会计国际动向，积极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部环境会计专家聚会（undsdema—ewg）和亚洲太平洋环境管理会计网（eman—ap）等活动。
（3）通过跨国经营拓展环境会计。本田技研工业公司被誉为日本开展环保活动的先驱企业之一，也是通过跨国经营拓展环境会计的一个典型。本田的海外企业在跨国经营中，通过举办环境展、环境学校、广告、新车展以及因特网等多种形式，将环境问题财务影响及环境绩效信息及时公之于众，取得了当地公众的信赖，也推动了企业环境会计的拓展。
三、日本企业环境会计新进展的背景分析
1.循环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
2000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了《新环境基本计划》。该计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为总目标，提出了长期的环保基本方针：
（1）以环境负荷小的资源循环利用为基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体制；
（2）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
（3）在公平负担环保费用的前提下，实现中央、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的共同参与；
（4）推进国际环保合作。
计划还制定了环境政策：
（1）实施污染者负担的原则；
（2）提高环境的效率性；
（3）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4）推行环境风险制（risk）。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日本环境会计的开展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1）计划向企事业单位展示出国家未来循环经济发展的蓝图，诱导其据此制定环境经营计划；
（2）计划确定的重点政策，向企事业提供了政府的“政策预报”，便于其主动调整投资方向：
（3）计划提供了政府对国内外环保形势的分析，引导企事业适应国际化环境，与国际环境会计接轨。
2.市场绿色化的强劲推动
随着2001年日本《绿色购入法》的实施，购买无公害绿色商品已成时尚。1999～2001年以市镇村和上市企业为主的绿色购入团体数从577家增至1126家。而以绿色购入单位为主要对象的15类商品的销售额与2年前相比平均增加74％。近年来企事业、居民的购物意识已有明显变化：从以往主要考虑质量价格转变为当今的绿色消费。[7]34-35消费者购物意识的变革，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开发环保商品，重视绿色购入信息，也更推动了企业实施第三者审计，主动企业降低环境负荷和环境绩效信息，以增强消费者的信赖。
3.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急切需要
据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年度报告》显示，1989-1991年日本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居世界首位，90年代后期急剧下降，到2002年降至30位。[8]这主要是日本制造业生产率低下所致。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1985-1990年年均为2.3％，1990～1995年降至年均-0.2％，2个5年间的降幅达2.5个百分点。近年日本政府和企业采取诸多举措，急于寻求摆脱困境之路。其中，企业通过采取环境报告书、环境会计信息、制定环境经营方针、构筑环境管理体制、实施绿色购入，以及促进资源再利用等环保经营战略要素，不仅在减少环境负荷上做出了贡献，而且成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新源泉。
4.适应环境相关法制建设的必然选择
近年日本政府实施环保相关法制建设，也成为企业开展环境会计的助推器。世纪之交，日本政府颁布了《推进循环型社会形成基本法》（2000年6月）、《新环境基本法》（2000年12月），对20多项环境立法、施行令、施行规则进行了修订。2001年4月还颁布实施了《prtr法》（环境污染物质的移动、排放登记制度）。该法规定：各企业必须对列为登记对象的354种化学物质的数量做到准确把握如实申报。随着环境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司法力度也在日渐增强。1998～2002年日本环境犯罪的检举件数从2443件增至3905件，增长近60％。同期，环境违法的起诉率也从63.3％增至70.8％。近年日本增强环境立法司法的新形势，既使企业推进环保活动有法可依，又对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开展环境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财务影响、环境绩效的确认、计量和处理问题，也必须做到有法必依。
四、对我国的启示
1.要加强环境会计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近年日本企业环境会计取得新进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依法促进。战后日本走过了公害肆虐与治理的曲折历程，在从公害大国到治理先进国家的转变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国家立法，市镇村也制定地方环境标准，并与辖区企业制定“协议”，成为企业必须遵守的社会规则。在我国，为防止传统落后的社会发展模式重演，必须首先建立健全环境法律法规体系，以确保企业环境会计健康有序的开展。
2.培育保护企业推进环境会计的内在动力
近年日本企业的环境意识已由对“社会的一种贡献”转变为“左右企业业绩的重要因素”，进而发展成为“企业最重要的战略之一”。[7]32-33日本企业对披露环境会计信息有较高的积极性，这也是近年日本企业环境会计进展迅速的根本所在。我国入世后，一些企业为到国外投资或出口产品，也都积极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实施环境会计信息公开，尽管与发达国家相比还为数甚少，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手段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企业的内在动力必将增强。
3.推进第三者机构对企业环境会计的审计
近年日本企业环境会计的新进展也向世人展示，由社会环境审计机构（第三者机构）对企业环境报告书、环境会计进行审计鉴定，做出环境审计报告，是推进环境会计开展的有力举措。这一举措的实施，既避免了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能如实和全面地进行环境信息披露；又确保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合法性、公允性的确认。
4.要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
在企业环境会计新进展中，环境省做出了重要贡献：制定了一系列环境会计准则及制度：多次召开有关研讨会；为企业提供“环境会计系统”软件等，充分发挥了政府职能部门的主导作用。我国的国家环境管理主管机构国家环保总局也应适应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扩大环境管理工作范围，与财政部门通力合作，积极组织领导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制定并颁布相关准则与制度，以推动我国企业环境会计取得新进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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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环境省。环境白书[m].2001，75.113.28-30.
[6]竹森一正。日本环境会计的开展[j].会计之友，200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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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完备的会计法规体系
日本会计法规的制定受政府、税收和法律的影响较大，注重依据法律指导会计实务。其现行的会计法规体系，可以称之为“五位一体”的体系，即包括商法会计法规、证券交易法会计法规、税法会计法规以及企业会计原则法规和会计职业法规等五大部分。这些法规，从不同的角度规范了全国企业的会计核算和会计工作，其规定各有侧重。商法会计法规是对所有从事生产经营的个人、企业法人的会计核算起规范作用。证券交易法会计法规，主要是对有价证券上市或有价证券准备上市的公司会计核算进行规范。税法会计法规，主要体现在法人税法和所得税法之中，它是为了合理计算纳税所得，在税法中涉及到众多具体的会计实务方而的规定，从而以间接的方式规定了企业会计核算工作。企业会计原则法规，侧重会计技术方而的规定，对企业会计的具体核算起规范作用。会计职业法规，主要包括公认会计师法以及公认会计师对外部审计制度等，发挥对会计职业人员的监督管理等作用。
（二）注重会计核算稳健性
日本的会计原则是稳健的，某些会计规定和惯例更倾向于保守、谨慎。例如，固定资产必须以历史成本进行计量，从不采用评估价值;最常见的折旧方法是余额递减法：日本公司通常计提不可分配的法定公积金;许多公司通常还在财务报表中报告《税法》所允许的最高限额的费用。日本特别注重企业的成本管理。从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政府就致力于成本管理，不断根据需要推出新的成本制度。
（三）高素质的会计职业人员
日本是一个非常重视国民教育的国家，教育水平高。伴随经济的发展，会计的专门教育受到重视。日本的会计教育体系由两大部分组成，即由正规院校的会计教育和企业的会计教育构成。其中正规院校的会计教育包括：商业高等学校、专科学校、大学和研究生院四个层次。企业会计教育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一般公司对其职员所进行的会计教育，日本经营者认为，现代管理人员都应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必须能够理解会计工作和会计信息，重视成本，增强利润意识，因此日本公司的会计教育不仅仅限于会计人员，一般按职称和级别不
同来开设课程，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教育;另一种是会计师事务所和审计法人对职业会计人员所实施的会计教育，主要是在职培训。日本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挥法律对会计进行指导的优越性，因而，日本的会计职业界对会计的影响相当微弱，远远不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职业界的影响。
（四）会计准则的制定注重国际化
功利导向的多维相对主义思维模式使日本人不会洛守任何绝对的原则，往往能面对现实进行判断抉择，表现在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上则呈现为随机应变的实用性特点。一方面不能正确面对历史问题;另一方面表现在日本的财务报告能及时接受美国与德国法规的做法，认
真研究国际会计协调化问题，积极谋求本国利益。1947年，日本新的《证券交易法》，第一次导入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公司财务报告必须经审计，并模仿美国SEC设置证券交易委员会（小林，1995）。日本人在1993年至1995年间担任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主席，1994年公布了日本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比较的结果，在随后的几年几项重大会计改革，使日本会计更加靠近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准则。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会计国际化大趋势的影响，日本开始重视会计准则的国际协调，其在20世纪末进行的几项重大的会计改革，都是日本会计向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准则靠近的体现。
二、 中日会计文化发展现状
（一）中国会计文化
会计文化起源于远古时代。简单刻记和结绳记事就是会计文化产生的具体标志。经过不断发展，会计文化己是人类社会文化体系中一个分支，是由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组成的多层次体系。我国会计文化建设在一批批优秀会计人员的辛勤劳动下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优秀的会计人员树立起了中国会计精神，是我国会计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带领中国的会计事业向前发展。但是，由于对会计文化的研究得到会计界的关注和重视较晚，因此，会计文化的建设并没有程序化、系统化。
就我国目前会计文化建设现状的分析，有学者选取了一些具有代表性企业和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工作人员从会计物质文化、会计行为文化、会计制度文化和会计精神文化等四方面的建设现状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是：有近60%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目前会计文化建设情况一般，10%左右的调查者认为我国会计文化建设情况较好，其余的则认为我文化建设情况较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我国会计文化建设在其发展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诸多会计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不容忽视的问题，目前的建设情况不容乐观，因此，加快我国会计文化的建设是势在必行的。
（二）日本会计文化
日本社会已迈入高度信息化社会，会计电算化普遍推广，信息产业获得了长足发展。从2000年3月开始正式启动的“电子政府工程”，以实现政府部门办公电子化为目标。该工程通过因特网等网络系统办理各种申请、申报、审批手续，并实施政府网上采购计划等，整个工程已在2003年全面投入使用。
日本企业具有一种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经营准则、行为礼仪、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构成了日本企业特有的企业文化，使日本企业的员工抱成一团，进而使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使日本用短短的十年时间治愈了战争的创伤，并以年增长10%的速度赶上并超过了一个又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处于“汉字文化圈”（又称“儒教文化圈”），儒家思想文化有着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也特别注重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吸收。在日本文化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中国儒家的道德规范对日本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也能找到西方政治制度、科技文明、法律体系等的影响。日本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是经过认真鉴别和选择的，其自我主体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个自我主体渗透着民族的性格、心理、思维方式与方法、审美情趣乃至风俗习惯。因此它才能成为医治战争创伤的良药，从而使日本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以恢复并迅速腾飞。从企业文化理论产生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动因在于欲注入本国企业一种活力，那就是日本企业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观、理想、信念、经营准则、道德规范、风俗习惯、行为礼仪等。这正是企业文化的内涵，也应是会计文化研究的重点。
三、 日本会计模式对我国会计发展的启示
（一）日本注重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验，并于2001年7月成立了一个纯属民间性质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日本会计准则委员会（ASBJ ），这是仿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模式建立的，但实践证明它并未像FASB那样发挥作用。在会计准则和制度历来都是由政府主导制定的环境下，除非得到政府部门毫无保留的权威支持，否则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转向民间主导的模式必定会引起政府和民间的权力之争特别是在美国颁布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后，政府在会计规范方而发挥作用再次成为主流
（二）日本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路线图的设计是相当理性和务实的。日本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途径是自愿选择及强制采用两种方式，对于那些既在日本证券交易所上市同时又在欧洲或美国交易所上市或通过公开募股方式筹集资金的企业，以及那些业务遍布全球并拥有广泛国际投资者的企业，有必要允许这类企业较早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如果发现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体系中的任何部分严重不适用于日本的情况，日本将哲停相关准则在日木的采用。日本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后，日本公认的会计原则将继续存在。由此可见，日木在保持原有经济社会连惯性的基础上独立地选择了国际会计准则，这对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三）日本的会计文化历史上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经过两个世纪又受欧美文化影响，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在强调遵守法律规范的同时，重视会计人员个性的发挥;日本的会计人员非常重视职业道德，特别强调对企业的效忠，在会计方法的选择上比较侧重稳健原则。我国会计文化主要体现如下特征：一是我国会计人员进行会计处理时，重视会计制度的规定，很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进行个人判断;二是我国会计人员在会计方法选择上往往比较乐观，对风险经常给予乐观估计;三是对会计信息的披露透明度较低，虚假信息充斥其中，人为造假屡禁不止。我国会计教育从目前情况来看，会计专门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会计专门人才较发达国家比例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会计的稳定发展。
（四）我国与日本的会计环境总体上看是不同的，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法律制度都属于成文法，政府对财务报告具有主要的影响作用，税务制度同会计有着密切关系，两国都在积极寻求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协调，且进行了大幅度地会计制度改革。日本会计的国际化发展迅速，其实际情况是在保持原有经济社会连惯性的基础上独立地选择了他国会计制度，受美国的影响较大。日本是经济强国，日本的会计制度在学习美国和西欧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国情，已经走出了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因此，借鉴日本的会计变革经验，研究其会计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西方国家主要有两大法律体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受大陆法系特别是德国、法国的影响较大，二战后又受到英美法系的影响，形成了受两大法系同时影响的独特的法律制度，从影响会计的法律来看主要有三部：商法、证券交易法和税法。其中商法以德国为范例，证券交易法以美国为范例，一方以保护债权人的目的为核心，另一方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在三项法律中，商法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并没有变化。这种以商法为中心，三个法令密切联系的日本制度会计，往往被称作“三法“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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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中小学德育；德育特点；启示
一、 日本中小学德育的特点
日本是一个善于吸取借鉴他国经验的民族。其德育特色表现在：（1）妙用中国儒家思想。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诸如“忠”“仁”“礼”“义”等思想无不对日本影响至深，当今日本民族谦逊之礼仪可见一斑。美国学者肖赖尔在其名著 《日本人》中说：“当代的日本人显然已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和伦理观。”[1]。（2）引用吸收西方文化。近代日本对美国、德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的学习，丰富本民族文化内涵，适应当今世界趋势，取得经济上、文化上等方面上的成就不言而喻。（3）糅合东西，创造性发展。日本人眼界高远，总是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立足本国实际，引荐吸收他国之长补其之短，创造性的融贯东西方文化，为本国造福。日本德育特色成就其当今中小学德育固有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主体化：突出德育工作的主体地位
1984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 （简称临教审） 在教育改革报告中指出 ： “能否培养出在道德情操和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起21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国家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要居主导地位”。1988年文部省在教育白皮书中强调“培养心灵丰富，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人才，是现在一大课题”，它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设法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把原来的“智德体”的排列顺序改为“德智体”，突出德育的主导地位 。进入21世纪后日本更加重视把德育工作放在主体地位。2000年教育改革国民会议就4个方面的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而且把“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置于首要地位，提出了“培养儿童的社会性，促进自立，培养人性丰富的日本人”的主张。[2]日本历来都是以法律文本的形式确定德育工作的主体地位，以政治方向为引导，德育工作开展的力度也就不言而喻。
（二） 综合化：重视在各科教学中渗透德育
日本现行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总则中明确规定：“学校的道德教育以通过学校全部教育活动为基本，不仅道德课要进行德育，而且各学科及课外活动都必须按照各自的特点进行恰当的指导。”为此，日本设置了多种课程，诸如公民课、道德课、特别活动课、友爱课、环保课等等课程，通过讲授、讨论、观摩、视听以及角色扮演和实际锻炼等多种途径使学生领悟必要的价值观，并掌握必要的行为规范和基本品德。此外，日本各学科中渗透德育，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同时领悟做人的道理，形成高尚的品格，相得益彰。例如，日本的特别活动课，也即为课外活动实践课，即让学生在参与郊游、俱乐部等课外活动时养成礼貌、尊重他人、担当责任的重要品格。寓德育于各科教学，在潜移默化之中推进学生的德性养成。
（三） 表率化：强调教师的道德表率作用
2007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决定引入教师资格证每十年复审的“教师执照更新制”。[3]也就是教师资格证的终身制被废除，那么教师就不得不时时更新自身的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和道德修养。另外，“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教师具有对教师职业的使命感、热情、知识、能力和责任感，具有正确的人生观和人权观，在教育实践中还要充分尊重儿童的人权以及培养儿童的生存能力。而且它要求教师具有全球视野以及全球视野的行动力，还要具备适应时代变化的社会人必需的素质能力。”[4]日本是一个善于借用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国家，班杜拉的社会观察学习理论便是日本道德培养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班杜拉强调观察学习以及强化在道德培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在中小学德育中，日本就十分强调教师对儿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也就要求教师自身具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并对学生起道德表率作用。
（四） 联合化：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德育网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教育当局就特别重视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一体化的德育网络。日本《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就指出，教育的基本点在于家庭。为此日本花费亿元编制《家庭教育手册》和开展全国性的育子学习活动等，以便恢复和提高家庭教育能力。此外，日本建立专门的机构即PTA组织（父母与教师协会），为加强学校与家庭的合作，PTA设立专门的委员会，定期组织家长参与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并为学校教育教学提供各种意见。如此，能够发挥家庭教育子女的最大功能。另外，日本中小学与社区的联结则是通过众多的社会教育设施来实现的。根据日本《社会教育法》的规定：各地方公共团体即都、道、府、县及市盯村有义务为提高公民的文化素养，创设一定的学习环境，建立众多的社会设施，如公民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科学馆、儿童文化中心，少年自然之家等。[5]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社区为中小学教育提供更加充足的资源，携手家庭教育，为学校教育和孩子未来的教育构建适宜的学习和成长环境。
二、对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一）加强对道德教育工作的领导，增强搞好德育工作的信心
外国近代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就把德育看成是教育最根本最首要的任务。在伦理学基础上建立的教育目的与德育论，就是赫尔巴特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德高则望重，父母喜爱有德的孩子，国家需要有德的接班人，社会呼唤有德的建设者。德与人之关系犹如鱼与水之联系。道德教育的建设需要发挥各界的作用。道德教育之建设需要国家的扶持与领导，国家要加强对道德教育的投资，有了财政保障，道德教育建设才能稳妥前进。另外国家要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特征制定出符合学生实际的道德教育目标，合理的设定德育内容，实施行之有效的德育途径与方法。另外，具体到贯彻道德教育工作，还需要学校加强对德育的重视与领导，这不仅需要有一个德才兼备统筹兼顾的校长，还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领导班子，多个品行兼备的任课教师。另外，道德教育工作的开展也离不开社会这个大环境，我国现在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为我国道德教育建设做铺垫。诚然，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才能干大事，才能办好事，我们要有搞好道德教育的信心。我国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我国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念在当今社会依然流光溢彩。只要我们有信心，立足根本，博采众长，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国的德育事业就会蒸蒸日上。
（二）注重道德教育的多学科渗透，把道德教育贯穿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全过程
我国的道德教育还是主要侧重于教师说教，德育课程的灌输。德育内容空泛，德育方法途径单一，造成我国德育建设落后效果不明显。所以我国不妨借鉴日本德育建设的成功之处。首先，我国可以采取渗透性教育形式。渗透性教育就是通过各学科的正常教学以及各学科的课外活动的途径进行德育渗透的一种教育。这就要求我国不仅要开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而且在编制其他教科书时也要将德育观念渗透其中，这样，把道德教育贯穿到学生的学习、生活全过程，让学生无时无刻都在潜移默化地受到道德教化的影响。其次，我国可以采取体验性教育。所谓体验学习，就是让学生深入自然，体验农村生活，获得一定的生存体验。日本的吃苦教育方法，让学生亲身体验确实起到的德育作用。我国的夏令营的培养方式固然与日本的体验式教育有相通之处，但是其发挥的作用毕竟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只是少数人的活动。因此，我国应该把“体验性”教育列入到必修课程之内，让每个学生每个时期都能受到吃苦教育，这对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以及思想品德具有重要作用。最后要运用多种德育方法，对学生施加德育影响。诸如说服教育、情感陶冶、品德评价，都不失为道德教育的好方法。
（三）发挥教师主导，突出教师的道德表率作用
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孔子非常强调教师以身作则，论语中就提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而且英国学校德育专家麦克费尔也非常注重教师的道德模范作用。在麦克费尔的“体谅模式”中便可窥见一斑。我国教育界著名学者黄向阳在其《德育原理》著作中便提到：“教师在关心人、体谅人上起道德表率作用。学生通过观察在自己生活中有重要意义的人物怎样对待自己和他人，习得各种道德价值观。向榜样学习，是个体自然发展的基础；观察学习和社会模仿，是年轻人获得关心人和体谅人的品质的重要方式。因此，榜样是教育的一种形式，甚至是教育的最高形式。”[6]因此，在学校德育中，教师要以身作则，发挥其道德表率作用。“教师要深刻认识自己的职业特点，树立起“教师无小节，处处为楷模”的观念，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学生，增强道德教育的说服力”[7]。
（四）加强家校沟通合作，突出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道德观念以及道德行为都对孩子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有研究显示，若父母没有给孩子一个和谐健康的生活环境，父母行为粗鄙对孩子不管不问，教育孩子非打既骂，那么，孩子在校五天的学习加上在家两天的表现就等于零。这就是五加二等于零现象。可见父母对孩子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学生健康成长及成才。关于孩子的教育家长必须重视起来，这不仅是学校的责任，更是家长个人的责任。这就要求家长要提高个人修养，对孩子起着道德表率的作用。家长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在有爱的环境里健康成长。此外，家长要加强与学校的合作，携手致力于孩子的教育。这一点不妨借鉴日本的家校合作方式，即：“每个家长都会从学校领到“家庭教育笔记本”，主要用于记载家庭的教育、管教问题、孩子的不良行为、生活规律、想做的事、个性与梦想、空暇的娱乐、情报等内容，以便配合学校道德教育 。”[8]（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教育与教师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家华.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416.
[2]易红郡.日本中小学德育：问题、对策及启示[J].课程.教材.教法，2003，（2）：70-73.
[3]李水山.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三法”修订方案[N].中国教育报，2007-04-09（8）.
[4]孙河川，郝玲玲，郭丽莉.教师质量评估标准研究 ――以日本为例[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7（6）：9-12.
[5]迟恩莲，曲恒昌.中外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与对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94 .
[6]黄向阳.德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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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盗版 立法经验 借鉴
一、日本法律的先进性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全方位司法改革，在诸多改革措施中也包括了知识产权审判制度等。国会于2002年通过了政府制定的《知识产权基本法》，为“知识产权立国”提供了法律保障，并相继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法规。2004年，日本又通过制定《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及修改《法院法》建立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为有效处理知识产权纠纷，更好地维护知识产权提供了有利保障。但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也使得日本文化产业遭遇了网络盗版的强烈冲击。为此，日本于2010年初颁布了新的著作权法。同时，自10月1日起，根据日本最新修订的著作权法，从网络下载未经授权的音乐和影像文件，可能面临2年以下拘役或20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修订案还规定从防 拷贝DVD中压缩影像文件到个人电脑终端也属于违法行为。
二、我国的问题
与日本相似，侵权、盗版问题也已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知识产权意识单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立法不完善，执法力度不强也是盗版屡禁不止的症结所在。在我国的动漫产业保护与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侵权判定标准不易掌握
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对动漫产品进行低成本、高质量和无限次数的复制， 并将其传送给其他用户， 或上载至网络站点供人自由下载。有些电视播出机构也存在播放盗版情况。而创作者对于打击盗版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侵权人往往对原作品刻意进行某些程度的演绎， 导致侵权判定标准不易掌握， 创作者不敢贸然。
（二）执法力度不够
司法与行政执法并行是中国版权保护的特色。目前中国版权刑事执法工作体制不健全， 一方面， 法律规定的赔偿额较低， 难以起到威慑作用。另一方面， 相关工作机制不够健全， 版权犯罪的受理机制的启动存在技术障碍， 侵权行为受到刑事制裁的还为数不多。行政执法上三缺现象严重， 普遍存在机构不健全、物质无保障、执法缺手段、技术的问题。同时， 授权管理与行政执法一体化的体制不利于监督和制约。
（三）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善
主要表现在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配套法规和规章缺位， 法律制度前瞻性不够， 还不能完全适应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高技术发展的要求。动漫产业市场的确立， 要求动漫产业的政府管制必须建立在完备的法律制度基础之上。版权、形象权等知识产权是动漫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只有对创意成果给予严格的法律保护， 才能建立利益回报机制。从根本上维护动漫产业的正常运转， 目前我们政策对这方面还不够细化， 而在网络时代对著作权的有效保护缺失更为严重。
三、我国借鉴日本法律措施的可能性
与日本类似，动漫产业也是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辉煌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与欧美国家注重个性培养，创新能力极强的特点不同，中国与日本同属于具有鲜明特色的东方国家，一方面抑制个性，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创意产业的发展。与日本相比，尽管中国并未从21世纪初就将知识产权战略作为立国战略，但自2008年开始，同样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部署，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深入有效开展。尽管中国在动漫知识产权立法与执法上已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面对网络盗版日益严重的现实。仍需要借鉴世界有关国家动漫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的基本经验，以适应动漫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日本作为动漫大国，正是我国借鉴学习的有利对象。
四、打击盗版相关的配套法律完善
打击网络盗版要取得实效，切实保护动漫产业的知识产权，在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上，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我们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一）适度放宽文化产业市场准入条件
2007年，美国在WTO就盗版和文化产品进口限制问题中国，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文化产品的准入政策使得盗版盛行。随后，国家版权局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了强烈不满，认为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尽管市场准入并不是盗版泛滥的主要原因，但目前中国每年仅允许输入20部美国电影的规定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也造成了一定的问题。因此，与日本相比，适度放宽文化市场准入条件无疑是打击网络盗版的有效途径。
（二）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
为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和人才培养，日本政府出巨资，发挥知识产权研究会、发明协会等社团和民间组织的作用，编辑出版了系列针对不同对象的知识产权教材和辅导读物，普及打击盗版的观念。而“公众的版权认识水平决定着中国版权保护水平”。为了把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到产业战略层面，为民族动漫产业创造出良好的发展氛围，建立并发挥民间社团的作用，增强知识产权的宣传普及和培训，提高公民的反盗版意识，是打击网络盗版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发展反盗版相关技术
网络侵权案件常常设计一些专门的网络技术问题，而这些技术问题通常是法官所不熟悉的，因此进一步发展反盗版相关技术势在必行。日本的EVD防盗版技术作为目前唯一一个已经产业化的高清碟机方案，保护知识产权的技术就防长出色。08年日本的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日本广播协会（NHK） 推出了一套新系统.该系统将隐蔽的标识符植入电影，从而能够追踪在互联网上的盗版作品。相对日本而言，中国在相关技术方面的突破则比较少，难以从源头上消除盗版也为中国打击网络盗版加大了难度。
参考文献：
[1]《日本知识产权民事诉讼制度及其启示》.陶建国，吕文巧（2012）
[2]《动漫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西方经验对中国的启示》.邓林（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