亏损企业审计报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亏损企业审计报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减免对象和标准

（一）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内联企业、股份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房屋租赁收益金一律按标准的50％征收；

（二）下列单位，在按标准的50％征收情况下，还可酌情申请减免房屋租赁金：

1、国家政策性扶持企业：包括支农企业，城市公用企业，文教企业，高新技术发展等企业；

2、亏损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报告认定上一年度发生亏损在100万元（含100万元）以下的，给予减免10％房屋租赁收益金；亏损额在100万元以上300万元（含300万元）以下的，给予减免20％；

3、严重亏损企业：对连续三年发生亏损，累计亏损额达300万元以上；或上一年度发生亏损达3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可申请免交房屋租赁收益金。

（三）民政救济对象，残疾人及持有劳动部门核发的《下岗证》的下岗职工可根据其生活困难程度，给予减免租赁收益金30－80％。

二、办理程序

1、国家政策性扶持企业、亏损企业中，属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的减免由本单位提出申请，报市财政局审批，到土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其他企业的减免由本单位提出申请，经地方税务部门审核，报市财政局审批，到土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

2、民政救济对象、残疾人和下岗职工的减免由本人提出申请，分别送区以上民政部门和劳动管理部门审核，报市财政局审批，到土地房产管理部门办理；

3、上述减免对象减免的年租赁收益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经有关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审批。

三、申请减免房屋租赁收益金应使用市土地房产管理局统一印制的《租赁收益金减免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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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良资产；建议

事业单位改革历经三十多年的时间，存在的传统问题和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也为下一步深入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目前，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在此次改革中，不良资产清理一直是一个难点内容，不良资产管理制度在不断规范和完善的同时，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

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现状分析

（一）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相关概念简介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指根据社会功能把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及从事社会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具体是指把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逐步转变为行政机构；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变为企业；继续保留从事社会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

（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现状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目标是到2020年，在我国形成事业单位管理新体制和运行新机制，建立中国特色社会公益服务体系。

从2006年开始，我国在深圳、佛山等地开展了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在各地的进展不一，如深圳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遭遇各方阻力、不能顺利推进；而佛山的改革工作则推进得相对较为顺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工程，目前，分类改革刚刚开始在事业单位全面铺开，中央和各地区关于这次改革的具体细则并没有明确表态，分类改革在全国范围的实施仍在进一步的确定之中。

（三）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遇到的阻碍

目前，我国共有126万个事业单位，共有3000多万名的正式职工和900万名的离退休职工，涉及教育、医疗等领域，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几乎将涉及所有的事业单位和员工。政府部门在这次改革中既是推动者也是被改革的对象，如此“主客同体”的现象让政府部门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工作开展并不顺利。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对事业单位进行分类。根据规划，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将会被划入行政机构，但是关于行政职能的定义一直没有准确的界定，划归行政机构的标准也迟迟未出台，大大影响了改革的进程。其次，划为行政机构后如何避免造成我国行政机构的臃肿化问题也值得深思。对于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事业单位，在转化为企业之后，如何有效管理国有资产、保障员工的利益等都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在改革中继续保留下来的从事社会工业服务的事业单位，仍然面临一些利益分配的问题，是否保留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收费资格，如何规范经费的使用等问题也是在这次改革中需要认真处理的难题。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如何平衡各种利益冲突，各种利益的维护和冲突使得这次史上最大规模的事业单位改革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改革中个人的得失、公众对社会公共服务的要求、事业单位的独立利益以及政府的特殊利益，导致改革的驱动力在各方利益的冲突与维护之间互相抵消，以至于改革无法取得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不良资产清理存在的问题

（一）不良资产及内涵简介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的不良资产是指事业单位在改革过程中清查出的难以取得合法依据、经中介机构客观评判和职业判断后认为实质已构成损失，并由改制事业单位主管部门的领导班子集体决议后批准核销的作为账销案存处理的资产。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的不良资产具体包括难以收回的应收款项；难以获得经济利益的长期投资；长期挤压、变质、损毁的存货；损坏、报废及待报废的在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等等。

（二）不良资产形成的原因分析

首先，事业单位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内部控制方面存在着空白地带或者内控制度不健全等问题，资产管理的各个环节没有严格把关，未严格按照有关资产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执行，造成资产的账务核算和实物管理方面存在缺陷。其次，事业单位之间资源分配多采用行政划拨的方式，各单位争投资、争项目的现象普遍，导致重复购置资产、资源浪费的问题严重。再次，以事业单位的资产对外进行投资，创办企业，一旦亏损，投资亏损将很难收回，亏损企业缺乏竞争力、难以进行重组或者处置，导致事业单位的资产长期挂账，实质上严重贬值。最后，事业单位由于本身资金有限，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购买大型交通工具及专用设备时，往往采用外部借款的方式进行融资，若资金未能到位，处于建设中的项目只能长期挂账，形成不良资产。另外，事业单位之间进行合并、分立等改革时可能造成资产损失，形成不良资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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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管理的动因分析

（一）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是产生盈余管理的制度根源。

上市公司的产权借助股票的公开发行而分散为“股权”，投资者按照“同股同权”来分享企业收益，分担风险，共同控制企业。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股东大会董事会 经理层”分层授权并以董事会为核心的产权控制模式。但我国上市公司目前的治理结构存在着制度性缺陷，表现为：

1、股权高度集中，股东大会成为“大股东会”，弱化了多元产权下股东对经营者的约束力度。由于控股股东和经理层实质上把持上市公司，严重影响、控制了会计信息的生成和披露，他们是信息的提供者但并不是主要的信息使用者，当会计信息因为监督契约的履行而获得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时，他们会尽可能地对其进行修正，以不公平地占有契约他方的利益，因此产生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

2、董事会成员构成不合理，“内部人控制”问题相当严重，缺乏对经理监控的动机。由于国家股的控股地位，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由行政机关任命，董事长和总经理的职位合二为一；董事会成员绝大部分是内部经理人员，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所占的比重过低。这就使得经理人员在公司的经营决策、利润分配、聘任或解聘公司的财务负责人、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发言权，并可以对自我表现进行评价，这种现象的出现导致公司经理操纵利润，公司对外提供的会计信息不能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3、监事会监督功能弱化，难以履行对财务报告真实性的监督职能。按照《公司法》，监事会的主要职能是监督公司财务报告的真实、可靠。但“一股独大”使监事会形同虚设，难以履行对管理当局所提供的财务报告的真实性的监督职能，致使上市公司出现大量盈余管理行为。

4、外部审计缺乏根本的独立性。在“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真正权力往往掌握在管理者手中，使得注册会计师面对的委托人与被委托人常常是同一主体，严重危及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动摇了注册会计师工作的根基。注册会计师无法以独立、客观、公正的态度履行股东和社会公正的重托，独立审计也就失去了对企业的经营者及其经济活动的监督和约束作用。

（二）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是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外在诱因。

我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及证监会某些条例对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配股、特别处理及停牌等都作了相应规定。比如《公司法》规定，公司必须连续三年盈利，才能申请股票上市。此外，还将新股上市的定价与企业每股收益相挂钩，这就促使企业为了能够上市和达到一个较高的发行价格产生对盈余进行管理的强烈动机。对配股政策，证监会在1999年作出修订，规定“上市”后最近三年平均净资产利润率在10%以上（个别基础行业为9%），计算期内任何一年都必须高于6%，由此引起了上市公司大量的10%的盈余管理现象。对于亏损企业，《公司法》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的，由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深沪两地证券交易所也规定，凡最近两年连续亏损的上市公司一律要被特别处理（即ST处理）。因此，上市公司为保全壳资源或不被“ST”处理就会进行盈余管理。

（三）会计制度、准则的缺陷，为公司盈余管理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我国新的会计规范增大了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一般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在指导实际工作时，需要会计人员的专业理解和职业判断。

1、利用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空白领域，通过对业务的创新来主动索取会计准则的剩余制订权，这种制订权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2、利用会计准则的模糊性来进行盈余管理

（1）一般情况下，潜亏应该通过计提8项资产减值准备以及摊销递延资产等方式计入损益，但有些企业通过资产评估消除潜亏，利用企业改制和企业会计政策变更、改组、租赁、抵押等机会，通过资产评估将坏账、滞销和毁损的存货、长期投资损失以及固定、无形资产的评估减值冲抵“资本公积”，从而达到粉饰报表、虚增利润的目的。

（2）按照有关规定，股份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坏账准备的提取比率由公司自己确定，期末短期投资和存货按照成本与市价孰低来计提。在计提准备的时候，企业的会计政策变更时，需要追溯调整以前年度的损益，这使公司可以“平滑”（move）各期间利润，通过“平滑”利润树立公司平稳发展的形象。

（3）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虚拟资产的产生，即实际已发生的费用或损失暂时挂账，计入待摊费用等科目中，造成了虚拟资产。而资产是能够为企业未来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这种利用虚拟资产来调节利润显然不符合资产要素确认的标准。

（4）收入的确认标准必须符合能够确定有现金的流入，我国企业确认收入的证据主要是税务发票，不需要提供佐证现金情况的证据，这给调节各期之间的利润提供了机会。当年确认收入，次年计提坏账准备或以各种理由开红发票冲抵收入，人为地调节公司的盈余。

治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

（一）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

1、通过立法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凝固”的现状，逐步实现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重点培育机构投资者，使机构投资者成为主要的股东，有利于对经理人员形成有效的监控，以形成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约束机制。

2、限制内部人员出任董事，改善独立董事聘用制度。可以由政府的证券监管部门建立独立董事资格考评制度，并建立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电脑随机选派制度。另外，应同时建立独立董事任职档案管理制度，对各个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违规行为进行实时记录，对严重违规者，应明确禁止其再次“准入”。

3、通过立法加速对证券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培育，健全公司外部治理，以形成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的外在约束机制。

改革证券市场监管的相关制度安排

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要动机在于应付证券市场的特殊监管政策。证监会将股票发行从原先的额度制改为核准制，这一市场化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股定价方面进行盈余管理的诱因。今后，应继续深化股票发行制度的市场化与科学化改革，积极推行主承销商保荐制度，在满足充分披露要求下，均可公开发行股票。对于上市公司配股资格的规定，应扩充配股的盈利指标，建立由多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比如，可设想先按行业性质为不同行业分别确定其净资产利润率的下限，企业要申请配股，必须连续三年达到设定的下限并同时高于同行业全部上市公司净资产利润率的平均值，此外，再辅以一些其他财务指标作为控制参数，如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占利润总额的比例等。对于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也要改变以连续三年亏损作为衡量的充分条件，应结合其他一些因素综合加以判断，如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是否已处于严重的非正常状态；或资不抵债；或有屡教不改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等。

规范、限制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

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核算的标准不应该也不可能对各种情况和所有问题都一一做出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在会计准则中应进一步明确规定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行为。应该制定更明确的会计准则减少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

针对我国会计人员业务素质普遍不高、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监管效果尚不理想的现实，应有意识地减少会计的职业判断空间并有针对性地制定易于操作、科学、适度的谨慎标准，以指导会计人员正确理解和应用会计政策，使企业既保持适度谨慎，又能避免有意识地计提秘密准备。

提高审计的质量。提高审计质量的关键在于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专业判断能力。主要措施有：

1、通过立法规范注册会计师审计由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任，确保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并对注册会计师实行强制轮换制度，保证注册会计师独立公正执业。

2、应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和法律责任。

篇4

在金融危机进一步对欧美实体经济产生冲击的情况下，欧美有可能采取新的经济贸易政策，反对大量低价进口产品，保护及扶持本国产业。因此，笔者认为，自2009年起欧美可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或地区展开更积极而且更严厉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笔者从事两岸反倾销辅导工作多年，深切感受到出口导向企业只有加强对“反倾销”及“反补贴”的了解与认识，才能在出口竞争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本文将逐一分析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的逻辑概念及行政程序，希望能对入门读者有所帮助。

一、欧美反倾销、反补贴的调查程序

（一）欧洲反倾销调查程序

1.调查流程（见图1）：

2.流程说明:

原告向欧委会提出反倾销诉讼后，欧委会首先刊登立案公告（Official Journal），然后公布反倾销选样(Sampling)问卷及市场经济地位(MET)问卷。应诉企业必须自行或通过欧洲律师尽快取得调查问卷，并在立案后10天和15天内，分别向欧委会递交选样问卷及市场经济地位问卷。MET问卷看似简单(英文原件共30余页)，但其要求的内容在交卷时至少要包括以下附件：营业执照、公司章程、验资报告、最近两年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调查期间出口欧盟逐笔售价、按月计算的内销平均售价、原材料采购价格及供货商名称、水电及能源耗用量、职工人数等等。问卷除了必须以英语作答外，所有附件还必须翻译成英文，如此一来答卷至少会有300页以上。如果以立案后仅仅不到15天的工作时间(因为必须扣除律师选择及律师费议价时间)，对应诉企业或者承接律师都是一种煎熬与考验。选样问卷递交后2～4周左右，欧委会将依参加企业的家数及出口比例公布选样结果。根据以往案例，欧委会公布选样结果后，有两种做法：一是要求被选样企业在选样结果公布后37日内，先递交反倾销大问卷A 卷(一般信息)、B卷(涉案产品数据)、C卷(财务会计统计)及D卷(外销欧盟逐笔资料)；欧委会调查官员会到应诉企业先进行市场经济地位(MET)核查，待公布市场经济地位裁决结果后，再进一步通知“过关”的企业递交大问卷的E卷(内销)及F卷(生产成本)部分。调查官员收卷后会再度到应诉企业进行大问卷的实地核查，然后公布反倾销初裁，6个月内会再公布终裁税率。二是要求被选样企业在选样结果公布后37日内，除了市场经济地位问卷外，必须同时递交整套大问卷（A、B、C、D、E、F）；然后同时进行市场经济地位和大问卷核查；实地核查后，进行反倾销初裁（立案后9个月）和终裁（初裁后6个月）。以上两种方式并无一定原则，由调查官员依工作量或政府预算来决定。一般而言，如果应诉企业面临第2种方式，而欧委会最后又未同意给予MET，换句话说，计算倾销税率的主要依据，“正常价格”是以第三国或其他替代值来取代的话，应诉企业所提供的E卷及F卷都是白填了。笔者建议政府积极与欧委会交涉如下事项:

(1)将MET 15天的交卷时间延长或并于37天的大问卷中(与美国之程序类似)；

(2)被抽样应诉企业应有固定的或一致的调查模式，这样不但能争取较多的工作时间，更不致于白做工作浪费律师费。如果政府能就以上两项要求交涉成功，那么对于被抽样或未被抽样的应诉企业都会有好处。

（二）美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程序

1.调查流程(见图2)：

2.流程说明:

原告向美国商务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 DOC）提出反倾销或反补贴诉讼后，DOC刊登立案公告。随后发出反倾销、反补贴选样问卷。根据最近案例，DOC反补贴的选样程序是依据海关税则编号(HTS Code)的复杂性来决定是否发出反补贴选样问卷。如果海关税则编号能具体表达涉案产品，则不必发出反补贴选样问卷。DOC会根据美国海关(CBP) 进口数据直接进行抽样。但我们发现这样的选样方式会导致许多误解，因为某些企业是通过例如维京群岛或开曼群岛的境外控股公司来开立商业发票或者其交易是通过外贸企业进行的，CBP的数据就未必能反映真实状况。

美国反倾销及反补贴案的调查期间分别为6个月和1年。一旦立案后，45天之内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ITC）会依职权进行就是否有“实质损害”或是否有“损害之虞”进行投票表决。总体而言，产业损害在初裁阶段的抗辩有难度，因为调查委员共有6位，要赢得初裁必须说服至少4位委员投反对票。由于“是否有产业损害之虞”的判断过于抽象，因此大部分委员在此阶段都会倾向于先投赞成票，将来视反倾销调查税率的初／终裁决结果作为产业损害终裁时的投票参考。若产业损害初裁投票结果获得通过，则由DOC继续向反倾销调查程序推动；否则，案件将终止调查。

DOC将在收到选样问卷(Quantity and Value)的2到4周内公布选样结果。在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DOC选样的依据一贯都是以“数量”而非“金额”为准。立案后60天内，所有应诉企业均须递交个别税率申请（Separate Rate Application，SRA）问卷，否则将获得惩罚性最高税率。个别税率是用来证明注册在中国大陆的企业是采取市场经济的模式运作而没有政府干预。一般而言，台资或外资企业比中资企业更容易获得个别税率。

被抽样企业则需陆续递交反倾销大问卷，A卷是有关企业介绍及其独立运作情形，C卷是有关销美国逐笔资料(Transaction by Transaction，T-by-T)，D卷则是生产要素(Factor of Production, FOP）的相关信息。由于美国仍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无论申请企业是否得到个别税率，为计算C卷中的“净出口价格”所需扣除的项目例如内陆运费、报关费及保险费，以及D卷中所有的原材料、直接人工与能源的生产成本(生产要素, FOP)都一概以替代国(Surrogate Country)及其替代价格(Surrogate Value)来换算为正常价值(Normal Value)。除非原材料、物料或包装材料与海运费全部或大部分是向市场经济国家进口或购买其服务并且是以外币支付，符合这个原则就可免去被替代的风险及不确定性。

调查问卷的发出次数，欧美大不相同。欧盟案件中，欧委会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某些案件中，出口国自始至终不知道方的代表律师是谁。但美国原告及其所聘用的律师则是扮演尖锐和挑剔的角色。他们不仅对涉案企业提交的问卷内容进行深入的研读，还会想尽办法找出任何的疑点，有时甚至吹毛求疵，就同一个事实采用不同的角度来发问，企图让应诉企业陷入前后答题产生的自我矛盾陷阱。因此，美国商务部在申诉企业的压力下会发出大量且多次补充问卷。

所有答卷递交完毕后，商务部将根据所递交的书面资料分别进行反倾销及(或)反补贴的初裁公告。初裁之后调查官员会分别到应诉企业进行反倾销(原则上5天)、反补贴(原则上3到4天)实地核查。初裁后6个月内则会进行最后阶段的终裁公告。如无意外，两周之后海关则会进行最终课税。

二、应诉企业面临的抽样问题

在反倾销应诉过程中，许多应诉企业经常被抽样问题所困扰。某企业一旦被抽样，虽然会有“劳民(员工加班)又伤财(支付昂贵的律师费、加班费等等) ”的考虑；但如果从正面角度来思考，则会有“能得到自己适用税率(例如为零税率的结果)”成为大赢家的机会。例如最近美国新立案的冰箱架(Kitchen Appliance, Rack and Shelving)案件中，某一被抽样企业调查期间对美国的总出口金额不到100万美元，而美国律师对于反倾销及反补贴双案的报价至少在30到40万美元之间。在成本与胜算的考虑之下，这家企业只得被迫放弃与DOC配合，当然最终会取得惩罚性税率。如前述，目前欧美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时的抽样原则均以“数量”为标准，其目的是想抽到数量大(具代表性)，单价低(倾销税率较高)的企业来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企业纵然调查期间出口单价很高，但出口数量排不上前几名则没有机会被抽样，来争取自己想得到的税率，无奈只能适用加权平均税率。

另外一个问题，由于美国的反倾销(依据选样问卷)与反补贴(依据美国海关进口数据)是采用不同的选样方式及不同的调查期间(半年及1年)，如此则造成某些企业在反倾销阶段被抽样强制应诉，但在反补贴阶段却未被抽样应诉。此抽样结果会使企业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积极应诉反倾销，则反补贴方面只能获得加权平均税率。应诉企业即使花了很大的成本，也未必能取得理想的税率。但是如果这个企业放弃反倾销的强制应诉(Mandatory Respondent)，则又会得到惩罚性税率的待遇。这种现象确实发生在2007年的工程轮胎(Off-the-Road Tire，OTR)案件中。所幸这家企业在倾销终裁结果得到零税率，课税满1年后(即2009年)则必须再参加反补贴的行政复审。

三、反倾销定义――欧美对市场经济国家（Market Economic Country，ME)及非市场经济国家(Non-Market Economic Country，NME）倾销幅度的认定方式

（一）美国反倾销法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倾销”的定义

1.有无倾销取决于销美净售价（A）与推算正常价格（B）的比较；若A>B，则无倾销; 若A

2.销美净售价(A) =商业发票售价减去与销售直接相关的费用(如:运保费，折扣折让等)。

3.推算正常价格(B)=投入生产要素(FOP，改以替代国的约当值换算)加上替代国（例如印度）同业内销的销管研费用的百分比加上替代国同业内销利润的百分比。

4.投入生产要素(FOP，以替代国的替代价换算)，计算方式如下:

(1)直接材料和包装材料。若为自市场经济国家进口，且以外币支付货款者，以实际支付成本计算。若在国内采购，用每单位（公斤）产成品耗用数量乘以替代价值，加上从供货商运送到工厂的距离(公里)乘上替代价值，其结果等于换算后制造成本，但可以减除下脚或副产品的回收值。

(2)直接人工。各制程耗用的熟手工及生手工工作小时数并换算替代国(印度)的人工成本。

(3)制造费用。基本上采用替代国(例如印度)的百分比，除了能源耗用数量及间接人工工作小时数是采用替代国的能源/间接人工成本；其他项目(例如折旧)则都是以百分比来换算。

图解补充说明如下(见图3):

(二)欧洲反倾销法对“倾销”的定义（假设非市场经济国家厂商已取得市场经济待遇）

1.若内销数量高于外销数量的5%，且内销有利润，则有无倾销取决于外销净出厂价(A)与内销净出厂价(B)比较。若A>B，则无倾销；若A

2.若内销数量低于外销数量的5%，或内销无利润，则有无倾销取决于外销净出厂价(A)与推算价格(C)比较。若A>C，则无倾销；若A

3.外销净出厂价(A)=商业发票的售价减去与销售相关的费用(例如:运保费，折扣折让等)。

4.内销净出厂价(B)= 增值税发票的售价减去与销售相关的费用(例如:内陆运费，折扣折让等)。

5.推算价格(C)=制造成本(原材料、人工、制造费用) 加上内销销管财费用的百分比再加上内销利润的百分比。

图解补充说明如下(见图4):

四、如何与美国商务部（DOC）进行销售及成本完整性测试(Completeness Test)

DOC近年来已要求应诉企业在递交问卷时，同时递交销售勾稽及成本勾稽的工作底稿，此要求与以前年度是在实地查证时才进行截然不同，可见这项工作的重要性。

（一）销售完整性测试(Sales Reconciliation)

销售勾稽的目的是将C卷所填报的销售逐笔资料与审计报告及销售总账做相互勾稽，并将其差异合理解释给商务部。

（二）成本完整性测试(Cost Reconciliation)

美国反倾销的成本勾稽的目的是将D卷所填报的生产要素(FOP)与审计报告的销货成本(Cost of Goods Sold) 相互勾稽，以证明所填报的生产要素正确反映了其实际耗用。成本完整性测试通常分为以下3个步骤来进行：

1.从填报给商务部D卷中的主要原材料、人工工时、能源的单位耗用量乘以产量得到总生产耗用量，换算成人民币加上未申报的折旧费用等，然后勾稽到全年总账上的制造成本（COM）。

2.将调查期的总制造成本（COM）勾稽到调查期的销货成本(COGS)。

3.将审计报告中损益表的“销售成本”勾稽到财务会计系统（总账或试算平衡表，或称会计科目余额表）。

五、如何与欧盟委员会(EC)进行销售及成本完整测试

与美国反倾销的要求不同，欧洲反倾销并未要求应诉企业在递交答卷时应递交销售勾稽与成本勾稽的工作底稿。

（一）销售完整性测试(Sales Reconciliation)

尽管欧委会不要求应诉企业分别递交销售勾稽的工作底稿，但其C卷(尤其是Table C-1) 所涉及的所有表格相互之间已经包括了销售勾稽逻辑。欧委会设计C卷表格的目的就是测试对会计数据勾稽关系不清楚的企业或律师在交卷时，自行申报的数字有无产生自相矛盾的现象；甚至在实地核查中仍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裁决时将会被引用最高税率(Article 18或Facts Available)。

（二）成本完整性测试(Cost Reconciliation)

欧盟反倾销调查时对生产成本的完整性测试通常是用于实地核查，相对美国的做法也较为简单。此成本勾稽不需要考虑生产要素耗用，而直接以答卷中及账务上平常使用记账货币，即人民币生产成本来进行勾稽。

六、欧盟对符合MET申请的5大原则

（一）企业关于产品对价格、成本和投入等的决定是根据反映供求关系的市场信息作出，没有政府的重大影响，主要原材料足以反映市场价值；

不符的事例：政府对企业的内外销比例加以控制、企业董事有一半以上由官派人员担任、国有股份占多数、接受政府补贴（例如政府以固定资产为资本，或以低于市价的固定资产价值出售给企业）。

（二）企业有一套完整的依照国际会计准则且经独立审计的基本会计记录，这套审计报告适用于任何用途；

不符的事例：固定资产折旧提列不符合会计原则、不按国际会计准则计提坏账损失准备、会计账务没有反映关联或非关联企业间的借贷成本、从政府取得无息贷款、对固定资产的折旧不符合一般公认会计原则、没有遵照土地使用权合约内容按时按金额支付土地所有权费用、章程上注册资本与会计账上注册资本不符、关联企业之间的资产及薪资在会计账上分配不清楚、固定资产折旧率有变化但不能举证变化的原因、企业成立后来年才建立会计账务、原材料的采购及耗用未有相关发票或单据凭证、企业使用的会计软件不能完整的披露相关信息、注册资本的来源解释不清楚、审计报告未能正确反映税后利润、会计账上所使用的折旧率与审计报告所述不符、未能证明土地买卖的实际付款、章程上注册资本额与会计账上有所差异但未提供合理解释、企业会计账没有按国际审计准则作业，例如企业没有遵从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或调整分录在企业账册内做相应的调整、会计师对资产或存货等出具保留意见、会计师未在审计报告附注中说明近年企业的会计政策发生重大变更、对同一客户的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记在同一科目下。

（三）企业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不存在由以前非市场经济体系遗留的重大扭曲，例如在资产的折旧、易货贸易、冲消贸易以及债务抵销等方面；

不符的事例：土地使用权的价格比其他地区偏低或以显著不相当的价格取得。

（四）企业受破产法和资产法的约束，该法保证企业运营的法律确定性和稳定性；

（五）外汇兑换是以市场汇率进行。

不符的事例：企业外币交易的汇率调查期间内仅使用了一个固定汇率或会计账上没有记载汇兑损益的科目。

我们曾以最近3年的案例做分析，发现大部分应诉企业申请MET被拒绝的理由都是源于企业情况不符合前述（一）（二）两点。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应诉企业在面对欧盟反倾销调查的第1天起就应该针对这两大要求进行仔细的检查。

七、美国在反补贴案件中所主张的补贴项目

（一）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为了支持一些国内产业，利用国有银行对相关行业或其他涉案企业有低利贷款或利息补贴的现象。例如钢铁行业、精细化工行业等。

（二）大型出口企业如果达到某些标准(例如出口金额达到人民币2亿元)，就可得到低息优惠贷款。而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大量无法使银行盈利的低息贷款，从而影响银行的经济效益。

（三）中国政府以贷款的形式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方案中实质补助东北企业。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大连分行提供的外销补助。

（四）中央政府评定了一批“荣誉企业”，包括例如柠檬酸生产商在内的一些企业，如果这些企业的出口量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获得低息贷款。

（五）中国政府在外汇兑换方面针对不同企业的种类给予不同幅度的优惠政策。

（六）中国政府对于外资企业（制造业且营业期限10年以上者）提供自获利年度起“两免三减半”的税务优惠。

（七）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后，如果出口量达70%以上者，可继续享受所得税减半优惠。

（八）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从企业取得的利润直接再投资于该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者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投资申请，经税务机关批准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所得税的40%税款。外国投资者将其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境内直接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投资申请，经税务机关批准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己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九）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低税率优惠。原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对设在西部地区国家鼓励类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001～2010年期间，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者。

(十)中国政府对于设立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十一）中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条对所称之研究开发费用给予特别扣除。

(十二)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购买国内机器设备享受所得税优惠。设备成本的40%, 可用于下一年度为应纳税所得额的抵扣项。

（十三）新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七条第（三）项所称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包括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有享受税务上的特别优惠。

（十四）某些省分涉案产品的制造商享受出口退税优惠。

（十五）某些被鼓励的外资和中资企业在进口设备时，享受免征进口关税优惠。

（十六）外商投资企业在购买国产设备时，享受免征增值税优惠。

（十七)某些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除按照国家规定支付或者提取中方职工劳动保险、福利费用和住房补助基金外，免缴国家对职工的各项补贴。

（十八）中国设立技术改革项目基金发展东北及西部的工业技术改革。

（十九）中国政府对国有亏损企业给予税额补贴来维持就业率。

（二十）中国钢管制造业者以低价采购热轧钢(钢管的主要原材料)的形式享受补贴。

（二十一）中国政府控制电和天然气的价格，并给予特殊产业电价上的补贴，例如某些钢铁企业已开始享用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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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计信息失真的原因

1.政府行为不规范，经营业绩考核及经济利益驱动

在我国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主要来自政府的委派和任命，而政府对企业经营者主要的监督和管理方式是签订“目标责任书”，因此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既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任务可能仕途光明，否则可能职位不保。经营者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都与会计人员提供的会计信息密切相关，效益好时将利润打“埋伏”，完不成任务时就假造利润，难免就会产生粉饰会计信息的动机。同时企业的会计人员主要是由经营者直接聘任的，工资报酬由企业经营者直接决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会计人员工作目的的惟一性，于是企业的利润便成了“厂长利润”、“经理利润”，而不是企业经营成果的真实反映。他(们)故意违反法规制度，采用伪造、编造虚假会计纪录、会计凭证，隐瞒、删除或者虚拟经济交易事项，编造虚假会计报告，私设帐外小金库等手段。以达到追求本单位的经济效益，自己多拿报酬、职务升迁，或贪污、挪用等目的。

2.法制观念淡薄，执法力度不够

《会计法》明确规定: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其他会计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并符和会计制度的规定。但在少数单位负责人心目中，法律意识淡薄，长官意识浓厚，有法不依。亏损企业千方百计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效益好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和防范今后市场不测，遮遮掩掩，隐瞒收入，截留利税。尽管修改后的《会计法》对会计核算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也规定了违法行为应负担法律责任，但由于在实际工作中，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普遍存在，发现问题仅仅罚款了事，有的碍于情面和各种关系，甚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3.会计监督体系不健全，企业内部外部监督软弱无力

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会计监督不力。

首先，企业内部审计部门本来对企业内部的财务状况进行独立审计，从而履行职能，而内部各部门只是在企业主要负责人领导下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故内部审计人员往往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无法独立行使审计职能。

其次，企业外部虽有许多监督机构，但各自为完成自身任务，各有取舍，如工商部门对企业的监督，往往就是一年一次的工商年检，而财政部门平时与企业几乎无联系，税务仅监督企业是否如实纳税等，都没有对企业会计工作实施具体全面的监督，企业外部未能形成一个对会计信息质量进行有效的整体监督的体系。

最后，从社会监督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其独立性远未达到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受注册会计师队伍素质方面的制约，未能充分发挥客观监督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管理的不规范以及一些中介机构出于商业的目的，给企业虚假的财务报告出具审计报告，如“银广夏件”就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这样助长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恶性循环。

4.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使会计舞弊有机可乘

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及时为企业经营管理工作提供可靠准确会计信息的基础。然而一些单位没有完善、有效的内控制度，致使会计资料在传递过程中，因相互脱节而发生错误或因两个不相容职位缺乏相互制约，而发生舞弊，还有一些单位，虽然内控制度一应俱全，但在实际工作中，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使得规章制度形同虚设，流于形式，致使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出纳与会计串通一气，坐支、白条抵库、原始凭证不合法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现象都会导致会计信息失真。

5.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意识不强

会计人员是会计信息这种“产品”的“生产者”，他们的职业道德意识和素质高低直接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另外我国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却不高。一方面，在一线从事财会工作的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为数甚少，会计后续教育缺乏力度，许多会计师并不熟悉新的会计制度，一些年轻的会计人员缺乏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业务操作技能，对比较复杂的会计业务很难较好地处理；另一方面，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不高，道德自律不够，坚持原则、严格执法、敢于同违规违纪作斗争的少，相反对违规违纪熟视无睹，甚至主动为领导出谋划策的多。因此，造成了会计信息质量低下和会计信息失真。

综上所述，会计信息失真现象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有效消除会计信息失真现象，需要全方位着手，综合治理。具体地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二、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对策

1.转变政府职能，改进考核机制和激励措施

确实有效地实行政企指责分开，政府对企业地经营投资不能过多地干涉，使企业有充分地经营投资自。在完善业绩考核评价机制方面，要全面公正客观，除利用企业会计报表披露地会计信息为依据外，应考虑增加一些涉及企业持续经营能力的非财务指标，如企业产品地市场占有率，企业持续发展地后劲，环保工作地好坏，以及将其任期内企业地遵纪守法情况，建立一套全面、完善的考核指标体系，从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程度、环境保护程度、产权保护状况等方面综合考查。在改变激励措施，防止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方面，将长期绩效补偿与短期工薪支付分开，使经营者所得的利益与企业目标约束挂钩，从而有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2.加大执法力度，加大对会计违法行为地惩治

我国近年来先后制定并了一系列会计法规，尽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只要严格执行，基本能够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对会计信息失真的治理，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大对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处罚力度，充分发挥法律对会计信息造假行为的震慑作用，除了对有关的财会人员处罚外，特别要对指使造假的有关领导进行严厉的处罚，制定相应的民事赔偿治理了造假的源头才能大量减少会计信息的失真。

3.建立健全内部外部监督体系

强化内部监督，改革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系，对单位主要会计人员实行委派制，全面负责企业会计核算工作，监督企业经营成果，而其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分离，解除会计人员秉公执法的后顾之忧，从根本上保证企业内部会计监督的顺利实施，铲除会计信息失真的根源。

发展和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注册会计师作为市场经济的“经济警察”，应充分体现其职能和作用。应采取如下有效措施:(1)会计师事务所按国家要求脱钩改制，要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独立承担审计责任和风险，彻底消除行政干预审计，(2)建立完善的审计法规体系，确保审计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3)加快注册会计师队伍建设，以满足市场经济对信息鉴证的要求；(4)建立注册会计师的再审制度，对出具虚假审计结论的机构应吊销其营业执照，并对有关责任人做出取消其执业资格的处罚，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以提高中介机构的社会责任，让失真的会计信息难以过关。

4.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了保证各项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确保资产的安全、完整，防止欺诈和舞弊行为，实现既定管理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具有控制职能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健全的内控制度能为提供真实的会计信息奠定良好的基础。各单位应建立健全本单位内部审计监督制度；各单位应根据法律法规的统一规定，按照会计准则，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制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各单位会计机构内部应当建立稽核制度等，以便会计人员遵照执行，减少漏洞。如实际工作中的“钱账分管”原则，不相容的职务必须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原则。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信息的真实、完整，离不开内部控制制度。

5.加强会计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思想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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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定向增发是指上市公司向符合条件的少数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行为。非公开发行的好处包括：（1）资本实力雄厚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强的大投资人可以联合大股东（以大股东为代表的支持定向增发的股东）以接近市价、或者低于市价的价格，为上市公司注入资产，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减少公司的投资风险；（2）引入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改善公司的经营和治理；（3）利用上市公司的市场化估值溢价（相对于母公司资产账面价值而言），将母公司资产通过资本市场放大，从而提升母公司的资产价值；（4）符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要求，从根本上避免了母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实现了上市公司在财务和经营上的完全自主。可以说这一融资方式对我国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证监会推出的《再融资管理办法》中指出，定向增发的发行对象不得超过10人，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价的90%，股份发行一年内（大股东为36个月）不得转让，增发募集的资金使用需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不得有违规操作行为。除了这些规定，没有其他条件限制。这就是说，非公开发行并无盈利要求，即使是亏损企业也可申请发行。这就为大股东或实际控制公司的经理人剥夺公司的整体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使投资者的保护机制受到严重威胁。为了规范定向增发的行为，证监会已先后出台《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做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有关注意事项的函》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其核心之一就是规范定向增发价格的制定，以及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防止利益输送。

目前缺乏对定向增发相关理论的研究，特别是缺少实证研究的支撑和市场的反馈。大股东主导下的定向增发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日益尖锐。对本案例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更为深入的证据并且为相关政策的具体改进和规范提供一定的方向和依据，有其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重庆百货定向增发过程

（一）重庆百货定向增发概述

重庆百货定向增发是指重庆百货向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新世纪百货61%和39%股权的行为。增发完成后，新世纪百货成为重庆百货的全资子公司。

（二）重庆百货定向增发的具体方案

定向增发的交易对象是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其中商社集团系重庆百货控股大股东（占有股份32.51%），交易涉及向商社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构成关联交易。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新世纪百货100%的股权，其中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分别持有的新世纪百货61%和39%的股权。重庆华康以200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重康评报字（2009）第117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显示，标的资产新世纪百货100%股权的评估值为392118.74万元，已在重庆市国资委监管司[2009]31号文备案。定向增发的交易价格参照上述评估结果，并做出相应的估算调整，最终确定为372512.803万元。发行价格为重庆百货第五届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即22.03元/股（高于市价的90%）。定向增发发行股份情况如表1所示。

重庆百货定向增发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指出，发行完成后，新世纪百货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当日）至交割日（包括当日）止（即期间）所产生的净利润，由重庆百货享有。如果该期间新世纪百货净亏损，净亏损额由新世纪百货现有股东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按61%、39%的比例以现金方式向新世纪百货补足；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交割日后30个工作日内重庆百货的损益做专项审计，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后的20个工作日内实施补足。

商社集团和新天域湖景合计持有的新世纪百货100%股权于2010年12月24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完成股权过户手续，股权持有人变更为重庆百货。根据重庆百货分别与商社集团、新天域湖景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和天健正信出具的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30083号《验资报告》可知，到2010年12月24日，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商社集团承诺，自完成定向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重庆百货股份（即包括本次交易取得的和原持有的）；新天域湖景承诺，自完成本次交易股权登记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因本次交易拥有的重庆百货股份。符合证监会的《再融资管理办法》的规定：定向增发的发行对象不得超过10人，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价的90%，股份发行一年内（大股东为36个月）不得转让。

（三）行权后重庆百货的股权结构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表2所示。

定向增发前，商社集团持有上市公司32.51%的股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定向增发重庆百货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后，商社集团持有上市公司45.42%的股份，仍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而新天域湖景的股权比例从0股上升到17.68%股价，就获利9个多亿。而商社集团确实是大股东未变，始终是大股东，中小股东的股份比例从67.49%下降到36.9%，股权下降一半，中小股东受到严重伤害。

三、定向增发后的股价及财务效应

（一）资产流向何方

从重庆百货的股价表现来看，2009年9月份以前，公司股价走势还算平稳。但从9月4号停盘后，到10月12日开盘，其股价一线直上，从20元/股达到最高的54.85元/股，翻了两倍多。而对于战略投资者新天域湖景来说，可算是赚了个盆满钵满。这家外商投资企业在去年4月末用3.52亿元低价买入新世纪25%股权，后又增资3.23亿元，并最终获得了39%的股权。当时新世纪百货的评估价格为14.08亿元，而在不足一年半后，价值迅速爆增了180.54%。重庆百货收购新世纪百货用去39.50亿元，短短十几个月，新天域湖景便可获得资金8.66亿元。事实上，重庆百货股价的不俗表现，源于重庆两大百货零售巨头的一项重大资产重组事宜。2009年10月10日，重庆百货拟以每股22.03元的价格，向重庆商社、新天域湖景增发约17930万股，购买它们所持新世纪百货100%的股权。2009年8月31日重庆百货股价走势如图1所示。

以200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其前20日的平均股价为22.99元，发行价格还算合理。但是公司从开始谋划定向增发到最后实行，历时很久（从2009年9月到2010年12月），有充足的市场信息反映时间。

发行前后股价的走势图（见图2）（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股价：元/股）：

这还只是预估值，实际上新天域湖景用6.75亿元换得重庆百货6992.7万股，以11月10日的收盘价35.51元/股计算，新天域湖景可获利24.83亿元。新天域湖景拥有的重庆百货股权占比18.24%，已经成为重庆百货第二大股东。虽然在收购新世纪百货股权之前，新天域湖景默默无名，但翻开这家于2008年2月在香港成立的公司的股东花名册，其深厚的背景让人眼前一亮。其股东花名册上，赫然印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高盛集团子公司、联想控股旗下弘毅三期基金等重量级机构的名字，这种通过引入外资（往往通过与其他集团公司等成立一个挂牌公司，专门用于收购标的资产）来达到个人控制公司财产、公司经营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发行前后公司盈利能力分析

从表中可以看出，相比2007年度，公司2008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基本每股收益指标均大幅升；2009年度，公司基本每股收益相比2008年度基本保持稳定，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下降幅度较大，主要是由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上升所致。在这段时期我们分析了公司的盈利状况（见图3）。

我们发现2010年12月31日前后，很多指标都有较大波动。不过销售净利率变化不大，说明全额拥有重庆新百货后，没有带来整体的资源整合优势。净利润与利润总额比、资产报酬率的波动表明，重庆百货并没有多余的现金流来支持自己定向发行新股。就如其所述，此次并购的目的就是要消除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通过本次交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商社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本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大幅减少本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强化本公司独立性，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定向增发的优势效应得到一定范围的显现，然而，没有带来预期的资源整合效应，所以是弊大于利的。

四、总结

本案例针对重庆百货对大股东的定向增发，研究了上市公司向大股东定向增发的方案实施过程中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匹配问题。定向增发作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提升公司价值，利用上市公司的市场化估值溢价（相对于母公司资产账面价值而言），将母公司资产通过资本市场放大，从而提升母公司的资产价值，从整体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大股东注入优质资产，消除同业竞争，以及上市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改进公司经营和业绩，对于资本市场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一定的机制约束，也助长了大股东套现和利益输送的意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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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效率损失

一、 引言

我国与分税制财政体制相配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在1994年后逐步建立起来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财政转移支付（不含税收返还）规模逐渐增大，从1994年的46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5 606.64亿元；地方财政对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增强，从1994年～2008年，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平均占到地方财政支出的47%，在一些西部地区，地方财政支出对财政转移支付的依存度超过70%（李永友、沈玉平，2009）；财政转移支付项目广泛，专项转移支付几乎涵盖地方全部支出项目，而一般性转移支付更是不规定具体用途，由地方统筹安排，范围广泛。鉴于财政转移支付规模之大、项目之多、地方财政对其依赖程度之强，对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研究成为热点。近几年，国内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功能，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不同类型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均等化的差别、实现均等化的财政转移支付方案设计等方面，但此类研究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财政转移支付可能带来的预算软约束。如果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更有利于预算软约束的形成，那么增加财政转移支付不但不能促进地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还会导致支出缺乏效率。因此，本文重点研究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否带来了预算软约束问题；如果是，进一步分析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哪些因素促使预算变“软”。

二、 财政转移支付与预算软约束的基本理论

1. 财政转移支付与预算软约束的界定。转移支付（Transfer），原意是指“转移”、“转账”。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府财政统计手册》中的支出分析框架，政府转移支付有两个层次，一是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包括对外捐赠、对外提供商品和劳务、向跨国组织交纳会费；二是国内的转移支付，既有政府对家庭的转移支付如养老金、住房补贴等，又有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补贴，还有政府间的财政资金的转移。一般我们称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政府间的财政资金转移。财政转移支付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财政转移支付不仅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收入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收入向上级的转移；狭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的财政收入转做下级政府的收入来源以支付下级政府支出。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狭义的财政转移支付，是政府间财政资金单向无偿转移，是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形式。

预算软约束（Soft Budget Constraint），也称软预算约束，最早见于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Kornai）对转型经济体系下国有企业的研究。他发现即使国有企业将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但发生亏损的时候国家仍会向其提供资助，以避免破产。政府保护倒闭企业的行为“软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使得亏损企业倾向于希望得到政府额外的资源。这种企业出现亏损，无需自身偿还，也有资源补偿的现象，就是预算软约束。随后对预算软约束的讨论，扩大了研究的对象，任何个体、经济组织或政府部门支出超过了它所能获得的收益时，可以借助外部的救助得以继续生存，此类现象被归为预算软约束。反之，一切活动都以自身拥有的资源约束为限，则称为预算硬约束。预算软约束的形成至少有两个主体：即预算约束体和支持体。预算约束体是指那些在以自有资源为限的前提下，如果收不抵支，产生赤字，在没有外部救助的情况下不能继续生存的组织。支持体通常是政府或受政府控制的组织，可以直接转移资源来救助陷入困境的预算约束体的组织。

2. 财政转移支付、预算软约束和效率损失。当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时，由于转移支付是无偿的，因此对于接受转移支付的下级政府而言，其履行政府职能所需承担的成本部分由上级政府承担。下级政府预期上级政府的转移行为，可能会增加无效的支出或效率的损失。正如一些学者所比喻的，“地方政府把补助金看作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支出方面非常浪费，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却几乎没有改变”；“公众把政府间转移支付看作是资金在不同政府间传递的魔术，眼睁睁看着这些转移支付资金消失的无影无踪”。财政转移支付的这种负作用是源于下级政府因为额外的收入，打破原有资源的限制，形成的预算软约束。在财政转移支付中，下级政府为预算约束体；上级政府要承担下级政府支出行为所带来的后果，上级政府为支持体。

理论上，对财政转移支付引致预算软约束所带来的效率损失能够进行更清楚的解释。假设地方公共服务不存在利益外溢，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来源于本地纳税人的税收收入。如图1所示，MB曲线表示本地居民消费一单位公共服务所带来的边际收益，MC曲线表示当期生产一单位公共服务所产生的社会边际成本。财政转移支付前，地方政府资源有效配置状态为MB=MC，此时，本地纳税人的收益区间为（A+B+E），成本区间即税收区间为（B+E），净收益为（A）。假设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价值Φ·MC的财政转移支付，新的均衡点为MB=（1-Φ）MC，本地纳税人收益区间变为（A+B+C+E+F），成本区间变为（E+F），净收益变为（A+B+C）。净收益增加（B+C），因此地方热衷于取得中央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增加支出。但考虑财政转移支付成本（B+C+D），从整体经济考虑，净收益变为（A-D），小于财政转移支付前净收益（A），效率损失为（D）。由此可见，在没有明显外溢性的情况下，财政转移支付放松了地方的预算约束，总体上存在效率损失。

三、 财政转移支付引致预算软约束的表现

上文分析了财政转移支付与预算软约束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是否带来了预算软约束问题？当预算约束变“软”，政策制定者很难将财政支出控制在一个既定的范围里，包括预算约束体支出额度、方向、使用方式。以下的诸多表现可以证明财政转移支付引致预算软约束的发生。

1. 超支动机明显。由于可以获得额外资源，地方政府倾向于过多的支出。如图1所示，财政转移支付前最优公共产品提供数量为X0，财政转移支付后变为X1，公共产品数量代表支出规模，显然在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支出明显扩大。基于提供公共物品的需要，即使超支，地方有充分理由向中央申请更多的转移支付资金。以2010年为例，在地方财政支出按功能分类的23个项目中有18个项目超支，而平衡项目超支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

2. 支出风险增加。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一部分财政转移支付是规定用途的，包括全部的专项转移支付和部分一般性转移支付，2010年在中央转移支付中，专项转移支付为1.41万亿元，再加上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有明确用途的2 622.2亿元，共计有61.7%的转移支付是有规定用途的。既然支出方向上有了限制，是否可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呢？对于规定用途的财政转移支付，在具体项目的选择上，地方政府倾向于风险大的项目，即使出现损失，因为有中央的资金注入，对地方政府的影响也被减弱。对于没有规定用途的财政转移支付，由地方统筹安排，在支出方向的选择上可能发生扭曲。财政转移支付的政策功能主要在于调节横向和纵向的不平衡，弥补财政缺口，促进均等化的实现。因此，利用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的财政支出，应该倾向于协调区域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但实际在各项支出安排中“其他”支出项占有相当的比重，资金使用的透明度降低，支出用途无法真实体现。

2. 违规支出频发。从近几年，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审计报告中可以发现，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缺乏强有力监督、责任追究力度不够等原因，挤占挪用专项资金、违反规定预留专项资金、资金闲置等情况频频发生。违规使用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必然造成支出的损失和浪费。

四、 “软化”预算约束的财政转移支付因素

财政转移支付不是一定带来预算软约束，但通常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期望会引致预算软约束。当然，地方政府的期望与中央政府的承诺有关。如果中央政府承诺在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时给予帮助，则地方政府期望获得中央政府帮助的程度增强，更容易引致预算软约束；相反，如果中央政府不做出承诺，地方政府期望获得额外资源的动机是否会被打消呢？这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承诺是否可信。如果承诺可信，地方政府会更多考虑利用自有资源，而不是指望中央政府；但如果承诺不可信，地方政府的期望任然存在。可信的承诺与严格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以及监督机制有关，但即使满足这些条件，多数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承诺未必可信。可以做这样的比喻，中央政府是父亲，地方政府是儿子，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大手大脚的花钱而告诫儿子，如果多花了钱是不会再给的。但一旦儿子真的多花了，父亲还是会给的。这正是科尔奈提出的“父爱主义”。“父爱主义”解释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在这里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中央政府承诺未必可信。实际上，中央政府的承诺往往通过制度的设计体现出来。设计合理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相当于一个可信的承诺，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预算约束的“软化”。那么，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的哪些因素增加了地方政府获得额外资金的期望，哪些因素容易促使预算约束“软化”？

1. 纵向财政失衡。纵向财政失衡是政府间财政关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财力分配不平衡，地方政府自有收入与支出缺口较大。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为52.4%，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20%，中央财政自给率为235%；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为47.6%，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重为80%，地方财政自给率为53.4%。纵向财政失衡使地方收益和成本间的联系被切断，取而代之的是依靠财政转移支付使地方收支恢复平衡。在这样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习惯于将外部注入的资金即财政转移支付视为稳定的财政收入，认为获得额外资源理所当然，预算约束也随之变软。在我国纵向财政失衡严重，地方政府的财权难以满足其履行事权的基本需求，主要通过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支付来解决，这直接导致转移支付在财政支出中占比较高。审计署2010年对中央转移支付的审查表明，中央财政支出的56%是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审计的18个省的90个县财政支出中，上级转移支付占46%，其中50个中西部县占比达71%。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由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修正补充机制，变成了对基层政府进行财力分配的主导机制。

在财政失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又缺少调节自身税收的弹性，于是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以及债务收入纳入地方政府的考虑范围，它们与财政转移支付共同影响预算软约束。然而以上方式可能存在较大风险，往往受到限制，因此地方政府转向合理合法、可靠又有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对财政转移支付依赖性增强。

2. 主导因素的影响。按照财政转移支付目标的设计，财政转移支付应主要取决于公共服务和财政状况等客观情况，而实际上，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安排更多考虑了改革和政治因素。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例，1999年调整工资转移支付、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2004年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税率转移支付、2005年“三奖一补”转移支付、2009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这一些列转移支付办法的出台都与各项改革相伴而生。从某种意义上讲，转移支付演变为减少改革阻力的工具。出于配合改革的目的，尽管这些支付办法有测算公式，但公式中的某些因素仍有调整的余地，这为预算软约束的形成提供了条件。

另外，转移支付更多考虑了政治因素，也可能促使预算约束放松。范柏乃、张鸣（2010）利用1999年～2009年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证明了政治均衡对转移支付有显著影响。中央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转移支付，往往在范围、规模等方面表现为非固定性，这为地方政府提供了空间。

3. 政府责任重叠。如果对于某些公共事务或公共项目，中央和地方政府均负有责任，则意味着这些事务或项目将得到中央和地方双重资助。对于利益外溢明显的项目，这种做法是有意义的，可以使地方政府大于收益的成本得到补偿。而在其它情况下，政府责任的重叠，只会增加某些公共事务或项目的预算，使得公共产品被过度提供或者支出浪费。这种责任重叠不仅体现在上下级政府间，也可能存在于同级政府的不同部门间，部分专项资金设置交叉重复就是很好的印证。

4. 均等化标准模糊。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财政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目前均等化标准的选择并不明确，孔志峰（2008）曾经以医疗支出为例指出中央财政应向地方提供什么标准的公共服务（即均等化公共产品），是人均固定金额的医疗费，还是人均寿命，人均医疗费和人均寿命的影响因素不同，导致两者测算办法的结果有差异。由于缺少固定的标准，在进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时就存在弹性，地方可以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标准争取更多的资金。

5. 财政转移支付的可协商性与随意性。目前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计算公式相对规范，而专项转移支付还缺少规范的计算公式。由于缺少科学的标准，在进行专项转移支付时，可协商性和随意性增强，转移支付额度往往与地方讨价还价的能力相关。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地方政府将财政困难归因于其控制之外的因素，以期获得中央政府更多的资助。学者关注的“跑部钱进”现象正是可协商性与随意性的体现。

五、 总结

纵向财政失衡、政治和改革等影响因素的作用、政府责任重叠、均等化标准模糊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的可协商性与随意性，客观上使中央政府某些严格控制的承诺不可信，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期望，为预算软约束提供了条件。尽管这些因素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直接相关，但硬化预算约束不仅取决于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还取决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理顺、监督约束机制的增强以及激励地方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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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孔志峰.细化公共需求分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改革的基础.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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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主持人：韩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