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保护的相关法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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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立法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立法方面，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包含有对公民隐私保护的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我国加入的《儿童权利公约》第十六条等，都涉及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有相对详细的规定，其中第三十九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第五十八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第六十九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未成年人隐私权在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在我国现行的立法中，与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相关的立法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我国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相关法律规范在多种法律中均有涉及，在多部法律中分别有说明，这些分散的说明包含的内容虽然比较广泛，但内容有较多的重复，且内容简单空洞，因此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法律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内容规定的不详细。我国现行法律如《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及其保护的内容较为模糊不详，造成实际中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难度较大。第三，法律规定的侵权人的责任及惩处措施不明确。相关法律法规虽然规定不准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但对侵权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受到的处罚等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或追究过轻，使得许多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二)在司法程序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司法程序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四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零七条、《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十三条等对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对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均有明确规定。目前，虽有上述法律规范约束司法机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但在办理涉及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由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律师、证人、辩护人、旁听人等参与者的疏忽或故意，造成司法程序中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的现象较为普遍，使涉案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和家庭信息被媒体、网络披露。

(三)在媒体监督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媒体监督方面，新闻舆论监督是我国加强司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媒体在监督未成年人法律法规实施、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涉及未成年人的司法活动进行报道并监督司法权的行使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闻媒体在行使其监督职责时受我国各种有关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法律法规约束，同时也受《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行业从业规范的约束。随着信息传播手段和技术的快速发展，广播、电视、报纸特别是网络等媒体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由于一些新闻从业人员对未成年人隐私权及其保护没有正确的认识，一味地强调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少数媒体为片面追求新闻效应和自身最大化的利益，在报道过程中故意暴露当事人隐私，刻意描述、大肆渲染案事件的细节以吸引大众眼球。目前，媒体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严重［2］。

二、国外未成年人隐私权在司法保护及媒体监督方面的状况

(一)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司法保护

欧美以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在相关立法中都给予了特别保护。如美国的《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和《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发达国家有的建立了隐私权的直接保护制度，如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将隐私权作为一项单独的人格权，单独立法或在民法中加以保护，对侵害隐私权的行为，直接确认为侵私权责任，以救济受害人隐私权的损害，这种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最为有利。有的国家对隐私权采用间接保护的方法，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将侵害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诽谤等侵权行为的范畴进行法律保护，间接保护制度在诉讼上不方便，不利于受害人寻求司法保护，对泄露他人隐私，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和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无法对其进行救济。这些发达国家还重视发挥司法判例的作用，采用法律规定加判例的有效法律保护体系强化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保护［3］。

(二)国外对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媒体监督

国外的传媒业在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方面有比较规范严格的行为规范，如英国新闻投诉委员会实施的新闻界行为准则等，规定如果媒体报道涉及或其他有关人员、机构违法披露、泄露儿童有关信息的，可构成藐视法庭罪［4］。如德国制定的广播电视与电信媒体中人格尊严保护与少年保护国家合同等。网络信息时代，各国都越来越重视对个人数据资料及网络隐私权保护并进行专门立法。1973年瑞典率先颁布《瑞典数据法》，此后英国出台《数据保护法》，联邦德国颁布《联邦资护法》，日本颁布《有关行政机关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美国通过了《信息自由法》、《儿童在线网络隐私保护法》，法国制定了《数据处理、档案与自由法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1984年《关于保护隐私与个人数据之跨国流动指南》，欧盟于1995年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及1997年制定《电信事业个人数据处理及隐私权保护》［5］。这些对网络媒体的法规内容详细，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国外新闻媒体行业在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权方面的完善法规，使得他们的媒体在监督过程中泄漏隐私权的现象较少。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加强司法保护

将未成年人隐私权列入宪法保护范围;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法，将未成年人按年龄划分为不同阶段［6］，规定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主要内容，明确侵犯各阶段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责任范围及法律惩处措施，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等，增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可操作性;通过判例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进行保护，判例制度在我国法律还没有明确承认，但有类似的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和案例指导制度，因此是可行的［7］。

(二)完善行业法规，加强新闻媒体的行业自律

加强新闻媒体采编人员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思想教育，在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前提下，以法律精神、法治原则及职业道德行为规范把握好事件披露的尺度，避免侵害未成年人隐私权;制定细化、规范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行业对未成年人隐私权保护的行为准则，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不论是受害者、证人还是被告，新闻报道不应披露其姓名身份，也不得发表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材料等。

(三)健全机制，加强对涉案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的监督

强化检察院的监督职能，监督涉及未成年人案件在侦查、、审理过程中适用程序是否合法、有无泄漏未成年人隐私等违法行为，对发生的侵权行为立案调查、实施法律或纪律追究。强化媒体的监督责任，监督司法机关公正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同时，对出现泄漏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行为跟踪报道，督促责任追究;主流媒体应监督和制约其他媒体，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新闻，应积极发声引导，遏制事态扩展。建立新闻媒体管理部门和司法机关的联动机制，司法机关和媒体主管部门应定期相互通报情况，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案事件，应立即启动责任倒查机制，相互监督，一查到底。

(四)强化法律责任，对未成年人隐私侵权行为从严惩处

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行为入刑。许多国家将泄漏他人秘密的行为归入侵犯秘密罪［8］，我国刑法中也设置了“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泄漏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行为，应当适用“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违法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单位或个人，包括办案机构、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泄露涉案未成年人隐私的，也应承担刑法规定的惩罚性法律后果。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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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教育儿童权利协调机制

一、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表现

（一）父母教育权与儿童人格权的冲突

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不完善，思想尚不成熟，由父母决定自己子女的生活以及学习等诸多方面的事宜，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然而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享有自己的人格权，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或者教育权之时，很多时候会无形中与儿童的人格权产生冲突。具体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另一种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产生冲突。首先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尊严产生冲突。父母在行使对儿童的教育权之时，有时候会采取打骂等过激的行为，比如当子女没有达到父母的要求时，或者当子女犯某种错时，有的父母会使用带有侮辱性的语言指责自己的子女，这就极易对儿童的人格尊严带来伤害，甚至是给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其次是父母的教育权与儿童的人格自由之间的冲突。望子成龙是每一位家长的心愿，因此在孩子小时候很多家长会给自己的孩子报各种各样的特长班，而很多家长在给子女报特长班时却并不听取子女的意见，不在乎孩子是不是真的感兴趣，这就干预了儿童的人格自由，甚至是让孩子厌学、产生逆反心理。

（二）父母教育权与儿童隐私权的冲突

父母作为儿童的监护人，有照顾儿童生活起居、保护儿童生命健康、管理儿童私有财产以及儿童进行相应的民事活动等职责，这既是父母的义务，也是父母的权利。因此，当父母行使以上权利时，就必然会从某种程度上与儿童的隐私权发生冲突。对于学龄前儿童，家庭生活几乎是他们的全部，家长也大多代替儿童做出涉及到儿童利益的所有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大部分家长不会听取儿童的意愿，就极易造成对儿童隐私权的冲突。比如家长在“抖音”等短视频社交软件上随意自己子女的，就属于侵犯了儿童隐私权。而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父母在行使监护权或教育权的时候也会侵犯到儿童的隐私权。比如有些家长以担心儿童早恋影响学习的名义，翻看儿童的日记、聊天记录，甚至是通过在儿童的房间里安装摄像头的方式来密切关注他们的一切，这些行为都属于严重侵犯了儿童的隐私权。

（三）父母教育权与儿童生命健康权的冲突

父母的教育权里边包含着父母对儿童一定程度的处罚权，父母对儿童的处罚权在我国是法律默认合法的，而且从教育儿童的角度也是有一定必要的。然而在现实生活之中，部分父母却滥用自己对儿童的教育权，体罚甚至是虐待儿童从而导致儿童生命健康权受到威胁。传统观念认为，通过一定程度的体罚可以有效控制或者是纠正儿童的行为，而且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属于一种强化方式，也是合理的。然而体罚需要掌握一个度，如果过分体罚就极易对儿童造成心理上或者是身体上的伤害。2018年12月22日晚，深圳市一个八岁女童被殴打的视频在网上并传播，视频中一个成人女性拽着女童的头发殴打女童，很恐怖的把女童甩在地上。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立即核实并展开调查，经调查发现视频中殴打女童者为女童的亲生父母，而且其父母对殴打女童的事实供认不讳。现实生活中不断有这种父母体罚、虐待儿童的新闻曝光出来，不论父母体罚的目的到底是不是真心为了自己的子女，但这种体罚的方式给子女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

二、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父母教育权界定不清

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父母有对子女的教育权，但却并没有详细规定具体应当以何种方式教育，进行何种程度地教育。而纵观我国法律实践，只有父母教育儿童的教育行为达到虐待儿童的程度，法律才会加以干涉，因此在达到虐待程度之前的所有教育行为是否恰当，是否会对儿童造成伤害，仅仅依靠道德去衡量，法律上不会予以否定。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学习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教育、抚养未成年儿童，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国家相关机关或者是社会组织也应当为未成年儿童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提供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这一规定对父母的教育权进一步做出解释，然而对于如何才能完成自己的教育、抚养义务，怎么样才算“正确地履行自己的监护职责”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因此该条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关于国家相关机关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儿童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这一规定更是模糊，现实生活中难以实行。也正是基于我国法律中关于父母“教育权”的模糊性规定，才导致有一部分父母对儿童在行使教育权的时候为所欲为，肆意体罚虐待儿童，给儿童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

（二）儿童权利保护立法不完善

关于儿童权利的法律保护，我国在很多法律中都有所涉及，目前大体上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包括《民法》《刑法》《义务教育法》等在内的儿童权利保护法律体系。然而这些法律规定的内容不够细化，大多是纲领性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法条的规定比较模糊。理念决定制度建设和制度模式，纵观我国立法传统和一直以来的立法观念，我国更关注公法的制定与发展，而关于家庭方面的立法特别是儿童保护的相关立法，发展相当不成熟。也正基于此，我国儿童保护方面的立法相当不完善，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首先，我国缺少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条款只是零散的规定在《民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而并没有一部专门针对儿童权利保护的法律，因此弥补这一缺陷，是当前儿童权利保护至为关键的一步。其次，现存儿童权利保护立法的系统性较差。主要表现在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各部法律之间缺乏关联性，从而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没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统一的立法原则，也就最终导致不能达到立法的目的。

（三）传统观念中儿童权利保护的弱化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孝道文化的国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逐渐形成了“父慈子孝”“父为子纲”等孝道传统文化。传统社会观念认为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母就是儿童绝对的家长，父母管教孩子甚至是对儿童进行体罚是理所当然的家事。这也就是所谓的父爱主义或者是家长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儿童年龄小，心智不成熟，脆弱无知，不知轻重，而家长成熟明智，做什么事情肯定是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使自己孩子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因此父母干预儿童的一些权利甚至是体罚打骂儿童是不违反道德的，是有助于儿童成长的。这种父爱主义或者说是家长主义和儿童权利的家庭保护形成了严重的冲突。而且，在成人的世界里，儿童就一定是因缺乏社会阅历而不够成熟，从而不能为自己做更好的选择或者是形成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父母的这种质疑儿童能力的观念扼杀了儿童选择自由的权利以及生活当中的自主权。

三、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解决

（一）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

家庭教育中，父母与儿童权利冲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当前法律中对于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权规定模糊，因此要解决父母与儿童的权利冲突问题，首要环节就是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将教育与虐待做出一个明确的区分。关于儿童权利保护中教育与虐待的区分问题，美国儿童权利保护领域的研究比较成熟，这也正是由于美国强调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在美国不论是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没有将儿童看作是家长的附属品，而将他们看成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父母可以适当的为了保护儿童的利益去教育、惩罚儿童，但在教育方式和教育程度上不能过分，也不得强迫儿童去做任何不想做的事情，儿童的人身健康权受到绝对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包括他们的父母。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虽然我国是一个孝道文化传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国家，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观念也应当适时更新，摒弃儿童是父母的附属品这种陈旧迂腐的思想观念，明确界定父母的教育权，明确界定虐待儿童的标准范围。

（二）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我国对儿童权利法律保护的研究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研究时间非常短，因此立法相对不够完善。在儿童权利保护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主体的包括《民法》《刑法》等在内的一套法律体系，然而前面已经分析到，这一法律体系并不完善，而且内部的逻辑联系不够。目前来看，除了已经制定出来的关于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还应当进一步出台针对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从而限制父母的教育权，避免并严惩父母虐待儿童事件。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专门性法律，实际上我国已经有部分地区进行了立法，而且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比如上海市制定了《上海市学前教育条例》，该条例主要是针对未成年儿童在入学之前所接受的家庭教育的规范。深圳目前也已经制定并实施了关于家庭教育的规范性文件和相关制度，形成了一系列的指导家庭教育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而且初步建立起来了一支辅导家庭教育的专家队伍。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值得采用的，应当综合评判各地关于家庭教育中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法律制度，统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施，以完善儿童权利保护的相关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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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适用；法律冲突；操作性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以及未成年人的保护，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相关法律法规及其规定的制度由于本身尚不够健全，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冲突也日益凸显出来，这些冲突的存在已经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强烈的不和谐音符，解决这些冲突成为了当务之急。

一、未成年人相关法律之间的冲突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法律(广义)主要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与《监狱法》中的个别条文、《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另外就是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的一些司法解释和规定。我国在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存在以下形式的冲突。

(一)不同法律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理念并不一致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其立法宗旨在于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即其理念是优先保护社会利益。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立法宗旨在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及其合法权利，即其理念是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其次才是兼顾社会利益。本来不同的法律有不同的立法宗旨并不会导致冲突，但问题在于我国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刑法和未成年人刑诉法，未成年人适用成年人的刑法和刑诉法的规定，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过程中，会自然地以这两个成人法律的理念为指导。而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真正的指导理念应当是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所倡导的，应首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所以实际未成年人案件处理中会产生偏离其应然处理结果的情况。

(二)司法解释与法律的冲突

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落后，规定不全面，需要有大量的司法解释作为补充，以维系整个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运行的需要。但是，立法的滞后、非系统化使得已有法律与司法解释之间难免出现不协调之处。主要表现在：(1)司法解释的效果被滞后的立法所冲抵。如200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更好地在审判程序中保护未成年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在对未成年人适用了特殊保护的诉讼程序之后，最终却只能根据成人的刑罚方式进行实体处理，实体与程序不配套的现状不仅大大抹杀了程序保护的作用，而且与司法谦抑性的精神也是相悖的；(2)司法解释超越法律，遭受质疑。我国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法律，但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主要适用的法律是刑法和刑诉法，而我国刑法和刑诉法仅有极少的条文就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实体和程序问题作了规定。为了体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特殊性，往往是通过司法解释等形式来弥补法律规定的缺漏，导致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容易突破法律规定，司法实践也更是紧紧依照司法解释处理案件。实践中就如何适用司法解释，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产生了不少争论。

二、未成年人法律与司法实践的冲突

未成年人法律适用最主要的就是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司法实践。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面临不少困难，实践与法律的冲突表现如下：

(一)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施

1、实践遭遇法律规定的操作性瓶颈制约。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未成年人保护多个方面作了规定，但是多属宣示性的规定，该法规定的未成年人实体性权利存在程序保障不足，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规定也不明确，给实践带来了操作难题。比如在司法保护问题上，《未成年人保护法》无法成为法院审理涉少案件的实体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5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并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但是依据目前的刑事诉讼法，我们很难理解用何种方式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怎样保护这一弱势群体在刑事诉讼这样特殊处境下的诉讼权益。所以在立法中回避的问题，在实践中是无法回避的。

2、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实行困难。以取保候审为例，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对其的强制措施应当主要使用取保候审的方式。但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实行取保候审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冲突：(1)司法人员对于取保候审的认识不足；(2)司法机关青睐于财产保证，限制了取保候审的适用；(3)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取保候审的适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4)公安机关对取保对象的监控不够有力，被取保人违反规定甚至脱逃的事件时有发生；(5)立法过于笼统，给取保候审的适用造成困难。除此之外，法律本身未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强制措施应优先适用取保候审，在法律之外又有司法机关不当的评价指标阻碍取保候审的适用，最终导致未成年人适用取保候审困难。

(二)司法实践部门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制度创设与现有法律的冲突

我国法院、检察院等实务部门借鉴国外先进立法与实践经验，经过自己制度创新，已在实务中形成和正在探索形成未成年人司法实践中法律尚未规定的新制度，如：合适成年人参与、圆桌审判、监管令、暂缓判决、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探索、前科消灭等，下面取两个制度说明司法机关在制度创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暂缓判决。暂缓判决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是相符的，但与《刑事诉讼法》有关审限的规定相冲突，此外，实践中法院设置的暂缓判决的考察期的性质应当如何认定，也困扰着审判人员。虽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暂缓判决制度给予了未成年被告人一个不被判处刑事处罚的机会，有利于增进未成年被告人的福利。实践部门也热心地在考虑该制度的适用条件、适用对象、考察工作的设计等，但若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该制度的合法性、稳定性始终会受到质疑；(2)前科消灭。前科消灭有利于未成年人犯罪人回归社会。我国法院法官也在积极探索前科消灭制度如何实行，但是，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有前科报告制度，实践操作中又遇社会观念的强烈冲突，所以施行困难、效果欠佳。有的法院为此探索施行“限制公开”制度，作为前科消灭制度的过渡性措施。可见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需要法律对未成年人案件处理的特殊制度作出特别的规定。

(三)法律规定的形式程序与保护实质的冲突

对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实体保护与形式程序是不可分离的，两者共同促进未成年人保护目的的实现。但是，程序表面上的合法、合理和正当不一定表明其在实质上就一定合法、合理和正当。以未成年人案件简易程序的适用为例，有人认为简易程序并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因

为简易程序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辩论权等一系列权利的行使，从而影响到其权利的实质程序保障。这一说法不无道理。笔者认为正当的程序设计和施用是有一个前提：即程序运行过程中，权利主体的权利不会被不适当地削减，权利人有完全的能力行使其权利。但是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群体，其身心发展还不成熟，尚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来行使其应有的权利。所以在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程序设计中本身就更应当对其进行特殊照顾，对其权利只能增加而不应克减，这样才能求得最终结果的公平与正义。在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这种拥有合法程序形式，但实质上偏离保护未成年人目的的隐性的冲突不容忽视。

三、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冲突解决之设想

从前文分析来看，未成年人法律适用中的冲突的大部分原因在于立法的不足。所以，就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完善立法是解决未成年人法律适用冲突的首要突破口。如何完善立法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建构完整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二是解决具体未成年人立法中的问题。

(一)建构完整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

笔者对我国未成年人法律体系作如下设计：首先将《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综合性的法律，并从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立法应从未成年人主体角度出发。二是增加涉及面，对未成年人的民事、经济权利的保护也进行规定。接下来分成两大部分内容：其一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即未成年人刑法和刑诉法(或者是在现有的刑法和刑诉法中用独立的章节予以规定)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矫正法和执行法；其二是我们还要考虑使未成年人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下成长，就必须通过立法来为未成年人创造这样的社会环境。这方面的立法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代表，包括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限于义务教育)保护、未成年人救助和福利、未成年人互联网保护、未成年人劳动就业保护等等方面的法律。

(二)解决具体未成年人立法中制度设计与操作性问题

在通过加强立法来解决未成年人法律的体系性问题的同时，在具体的法律内部，应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立法的实用性问题：一是将先进的、适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在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的规定，并形成配套的制度体系。立法可以在国内条件尚能具备的情况下，吸纳一些国外少年立法中先进的、取得良好效果的制度，使立法具有适当的超前性。国内司法实践中创新的、已取得一定效果的制度在立法中应当明确予以规定，使这些制度具有法律的依据。二是对现有法律已有规定的制度与未成年人保护实质理念冲突的，应当进行重新设计或者废除。三是着重解决所立法律的操作性问题。立法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操作的问题，将所规定的制度细化，明确具体制度的实施主体、相关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中的分工合作与各自的职责范围，以及最后的责任追究方式。此外立法中操作性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吸纳实践中的已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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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做了详细规定，这是我国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的一项新制度，但目前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这一制度的规定尚不够完备，各地对该制度的贯彻落实方式及程度也不尽相同。文章选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未检工作的实践为基础，从该制度的适格主体选任以及该制度中的存在程序简化与制度完善两方面为切入点，提出一些建议。

[论文关键词]合适成年人到场 少年司法 未检工作

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于1984年在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正式确立，该制度设立的是为了涉罪未成年人及有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保护，给予其建议并协助其与警方沟通，同时对讯问全过程进行监督，这项制度在英国仅适用于审前讯问程序。

目前，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在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对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做了详细规定，正式引入这一制度。突破了此前我国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的以法定人或其他人员为权利本位的监护人到场权，而建立了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中的这种以未成年人为权利本位的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立法旨意在于打破刑事案件讯问过程的封闭性与紧张感，确保涉案未成年人在较为缓和的情绪及环境下正确理性对待刑事诉讼程序，并监督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公正合法，防止涉案未成年人陷入刑事程序中孤立无援的境地。

面对司法人员，涉案未成年人除了有常人皆有的戒备心理，抵触情绪，更多有一种畏惧心理，与司法人员的沟通较为被动、机械；此外又因为其对基本法律程序的不了解，容易错失维护自身权益的最佳时机。合适成年人在场，对未成年人心理上以来，其说服教育比承办人员的疏导更具影响力，一方面有助于案件审理进程速度加快，另一方面更有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这一制度设计所带来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对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的理解与适用，笔者想试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谈谈一些拙见。

一、合适成年人的适格主体

（一）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享有的优先权

所谓刑事程序中的“法定人”，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3款（即新《刑事诉讼法》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是指被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新《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将法定人列为第一选择。是因为这类人基于他们与涉案未成年人的特殊关系，对涉案未成年人的情况最为了解，也最能从心理上对未成年人进行疏导，他们既能积极有效监督刑事活动的合法性与适当性，也能有效协调未成年人与司法人员之间的沟通。因此法定人是“天然的”合适成年人，他们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应予优先保障。只有当出现法定人不能够或不适宜到场的缺位情形时，才由其他合适成年人按照“监护者般”的原则实施到场救济，其身份具有“准家长色彩”。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是，一些司法机关在没有通知法定人的情况下直接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这一做法需要今后出台相关细则予以规制，以保证制度落实到位。

（二）其他合适成年人的选任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其他合适成年人包括涉案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此类人员是在法定人无法到场参与刑事诉讼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作为救济手段而参与到刑事诉讼中的。自2007年开始，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对法定人不能到场的取保候审的涉罪未成年人，均通知其提供的其他近亲属参与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努力做到了讯问全部有法定人或近亲属到场。以往的实践对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探索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积累了一定经验，主要经验是：以涉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最大化为宗旨，充分尊重未成年人对合适成年人的选择权，努力实现合适成年人制度运行最优化。

2012年北京市西城检察院院在适格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方面的有两项探索实践：

首先是基于今年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司法局会签的《关于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实施规则》，由区律师协会选取兼备精通青少年刑事案件法律流程的能力，以及对青少年权益保护的热心的公益律师担任合适成年人。在此特别需要注意的三点问题：1.加强担任合适成年人的律师的保密意识；2.同一案件中承担法援的律师不可兼任合适成年人；3.同属一家律所的两名律师不可同时担任同一涉案未成年人的合适成年人及辩护律师。

其次是青少年司法社工担任合适成年人。其优势在于，因司法社工还承担有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社会调查的责任，故其对未成年人的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等情况能够有较为深入的直接了解，又因其大多具备一定的社会学、心理学知识，故能较为顺利地与未成年人建立关系、取得其信任，有利于展开的合适成年人的相关沟通及抚慰公作。

目前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仍继续在积极探索其他合适成年人的有效途径，譬如：由退休中小学教师、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工作人员等了解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熟悉未成年人工作的，且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的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

二、合适成年人制度中的程序简化与制度完善问题

这一次新《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程序做了重大修改与增补，从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到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无不体现出国家法律对涉案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日益重视，而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也即是基于此目的的程序设计。就程序简化与制度完善，笔者想从以下四个方面谈谈：

（一）尽量简化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中的运行程序

众所周知，拖沓的刑事诉讼过程可能会给涉案未成年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为了将这一危害性控制到最低限度，司法程序高效便捷必不可缺。所以，我们应当尽量简化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运行中的程序，从而最大程度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例如：在讯问或审判前，应采取最快捷的方式将讯问或审判的时间、地点等情况通知合适成年人，电话等方式可以减少文书在途时间所造成的迟延；合适成年人就办案人员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事项提出意见的，亦可以不拘泥于书面意见。可以这么说，合适成年人制度中程序简化，即是在不违背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寻求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的最佳结合点。

（二）建立公、检、法一体化的工作模式，实行合适成年人“一站到底”

由于合适成年人到场制度贯穿着刑事程序的侦查、审查起诉、及审判这三个阶段，为了更好地发挥合适成年人的积极作用，公、检、法三家应相互协调配合，实行“一体化”工作模式——即除非确认存在不良因素或不利可能，由同一人员担任涉案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合适成年人。这一做法，将有利于合适成年人掌握涉案未成年人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情绪变化，有利于其了解案情的全部情况与案件进展情况，从而更加有利于他们履行相关职责，如：缓解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协助与司法人员沟通等。此外，合适成年人“一站到底”亦可以避免频繁更换合适成年人给涉案未成年人带来的焦虑恐惧。

（三）组建合适成年人资源库，由独立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管

为推动合适成年人队伍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提高其社会普遍认可度，组建相对稳定的合适成年人资源库便显现出了其必要性，且该资源库应由不依附于任何司法机构或其他单位的独立监管机构来监管——这是保证合适成年人制度的顺利运行在形式和实质上需要。同时，还应当对合适成年人的资格获取、遴选程序等予以细化。此外入库的人员组成还应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不仅应有通晓法律的公益律师、洞悉青少年心理的社会工作者、擅长青少年教育的退休教师，还应有适当比例的通晓手语、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员等。基于这个人员构成丰富的资源库，监管机构便可以根据涉案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选派出最适合的人员担任合适成年人。

（四）合适成年人到场，一个未完成时的制度

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审理时；谬误；行为时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6.07

一 、引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一个被忽略疑问的再次提示 英国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正义不但要伸张，而且必须眼见着被伸张（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对于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开审判是原则。“当政府全力对付一个人时，公众注意是对专断和不正义的一个有效制约。”[1]然而，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判是原则。“少年刑事案件之审判，与一般刑事案件之审判，在实体上，程序上均有所不同，特别是少年刑事案件之审判，不注重如何处罚，而注重如何保护，故其审判不采公开主义，以免因审判公开，致影响少年之名誉、自尊以及隐密之私权。”[2]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国际法中素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规定。审判不公开包括审理不公开和宣判不公开。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不公开原则，但规定其宣判应当公开。 但其中一直存在着一个显著的疑点，即其不公开审理的时间界点应当为“审理时”抑或为“行为时”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中虽未明确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时间界点，但从文辞表述中可以推理出不公开审理的时间界点应该是“犯罪时”（即行为时），而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的相关司法解释却将其界定为“审理时”，该解释颇有“空穴来风”、理论依据不足之嫌。该问题一直未引起学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应有重视。对于上述司法解释，笔者素存质疑，但一直怠于深究。最近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此颇具疑问的司法解释上升为正式的基本法律规定。这再次提示笔者：该问题及其相关理念的确需要予以认真探究，并予以适时纠偏。

二 、问题的由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法律规定 （一）《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及其问题：一个大体合理的规定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的问题，我国1996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对于该规定，笔者认为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注意：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高维俭，梅文娟：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审理时”抑或“行为时”？——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一个持续谬误的纠偏探讨其一，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予以不公开审理应当以“犯罪时”为准，即只要某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受指控行为实施于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期间，则该案的审理应当不公开。这是从上述规定的文辞表述中得出的当然解释。

其二，该规定的文辞表述——“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有所不妥，即存在着有罪推定的嫌疑，即在尚未审理前就已假定其“犯罪”了。

其三，该规定对未成年期的两分法及其不同待遇。对此，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制度对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公开审理实行区别对待是合理的，对已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应否不公开保持一定的灵活决定余地也是必要的[3]。但笔者认为，其合理性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对此，下文“基本原理”部分将有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二）司法解释（2001年）的相关规定及其问题：一个缺乏推敲的曲解

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条规定：“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对在开庭审理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如果有必要公开审理的，必须经过本院院长批准，并且应限制旁听人数和范围。”

该司法解释的最为显著之处在于：将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确定为以“审理时”为准。对此，相关学界和司法实务界多将其引以为理所当然[4]，而鲜有质疑者。但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非常值得质疑。

其一，《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根本未提及“审理时”，且从其文辞表述的字里行间中也无从推导出以“审理时”为准的意思来，故而该司法解释颇有“空穴来风”之嫌。更为重要的是，《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2款使用了“犯罪”字眼来修饰案件，从法条表述中不难推出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予以不公开审理应当以“犯罪时”为准的理解，故该司法解释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实质的修改，并因此而有悖于法。

其二，“审理时”的司法解释是否有其合理的相关法学理论根据呢？对此，相关的著述或语焉不详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年龄指的是“犯罪时”亦或“审理时”有不同看法，希望对此给予进一步明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院1985年作出的《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三）》第42个问题的答复，《若干规定》第11条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年龄，是指“在开庭审理时不满16周岁的”。即将其依据于1985年的《答复》，而并未阐释其确切的法理。 ，或理由难以成立。其主要理由大体有：其一，诉讼权利说，即认为获取公开审判是“审理时”已成年的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应当予以保障；其二，诉讼行为能力说，即认为“审理时”已成年的被告人已经具备了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完全的诉讼行为能力，并足以应对公开审判所可能带来的心理压力；其三，诉讼待遇过期说，即认为“审理时”已成年的被告人已经不能享有对未成年人予以不公开审理的特殊诉讼待遇，其特殊待遇已经过期。总而言之，上述观点及其理由皆以诉讼权益的问题为立论的出发点，而对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核心要旨——对被告人及相关主体的实体权益（秘密或隐私）的保障问题有根本的忽视。对此，下文将有进一步的论说。 笔者对此持明确的否定观点，其分析理由见下文。

（三）最近《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及其问题：一个升格性的持续谬误

最近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4条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

对于该规定，笔者认为，其适当地解决了《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中的上述三个问题中的后两个问题，但却更为明确地凸显了上述的第一个问题——以“审理时”为准，而非以“行为时”为准。笔者认为，该规定是对上述司法解释谬误的持续，而不得不予以明确的批判和适时的修正。

（四）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及其精神：一些合理的参考依据

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由于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的理由，或当诉讼当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时，或在特殊情况下法庭认为公开审判会损害司法利益因而严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记者和公众出席全部或部分审判；但对刑事案件或法律诉讼的任何判决应公开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诉讼系有关儿童监护权的婚姻争端。”该规定是关于司法审判公开制度或原则以及作为其例外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国际法依据。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不公开审理制度的一个重要对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要旨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权益，是少年司法的一项世界通行的基本原则——“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体现。该制度另有多项国际法的规定予以应和：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2款（b）项（7）规定：缔约国应当确保任何“儿童的隐私在诉讼的所有阶段均得到充分尊重。”再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8条规定：有关司法机构“应在各个阶段尊重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以避免由于不适当的宣传或加以点名而对其造成伤害。原则上不应公布可能会导致使人认出某一少年犯的资料”；该规则第21 条规定：“对少年犯的档案应当严格保密，不得让第三方利用。应仅限于处理手头上的案件直接有关的人员或者其他经正式授权的人员才可以接触这些档案。少年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

总而言之，国际法相关规定的基本精神在于：其一，司法诉讼中的“儿童隐私”（包含“少年犯享有隐私的权利”）应获全面尊重，以免公开（尤其是点名道姓）所可能造成的不当伤害；其二，其隐私权及于司法诉讼的所有阶段，并当然地覆盖了审判阶段，即应当对其予以不公开审理——而公开审判将难以避免地危害其隐私权；其三，对少年儿童隐私权的保护是全程性的，即不限于诉讼阶段，还及于诉讼后阶段，如“少年犯的档案应当严格保密”，并“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

三 、问题的分析：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基本原理

（一）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基本价值诉求：保护秘密、隐私等实体权益

不公开审理制度的适用对象具有特殊性，其包括两大类：其一，具有特殊保密需要的公共利益，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民主社会中的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国家安全”。在我国，其主要为“国家秘密”。其二，具有特殊保密需要的私人利益。在我国，其主要包括商业秘密、离婚等个人隐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等不良身份信息等。概言之，作为公开审判制度原则例外的不公开审理制度，其实质即在对公开审判制度与相关法律利益的特殊保密需要之间进行了价值权衡之后，作出的对后者的倾向性抉择。申言之，其所牺牲的是公开审判的程序性权益，而其主旨则在于对相关实体权益（即秘密权和隐私权）的特别保护。可以说，归根结底，所谓的程序性权利，皆为对相关实体性权益的程序安全保障。其所强调的是技术性规范。其在根本上是以相应的实体性权益为基点的，并以相关实体性权益的权衡为转移。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未成年人的一种特别隐私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及其相关身份信息）实质上是该未成年人的一种特别隐私。其理由主要有两方面：其一，上述国际法规定的“儿童隐私权”和“少年犯隐私权”即有此意，可为依据；其二，作为青春期特殊风险的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的可宽宥性——这是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和法律所普遍认同的理念。由此，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基本原则。该原则意味着“惩罚”是辅助手段，是为“教育”的主旨服务的，因而“惩罚”之恶害应当是尽可能少的。于是，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定位为一种特殊的隐私，尽量以制度的形式（包括不公开审理制度、档案保密制度等）避免其为公众所悉知，并“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便成为了该基本原则及其宽宥理念的题中之义。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身份信息不公开制度的一致性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5条第3款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

上述两条规定基本相同，共同确立了一项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的制度，即未成年人犯罪身份信息不公开制度。这一制度实际上是一项全局性的制度，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理当纳入其逻辑范围之中。

究其法理，未成年人犯罪身份信息不公开制度乃是缘于少年法的根本宗旨——保护、促进少年未来健康成长，以及其“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申言之，通过追诉、审判和执行，通过适当的“惩罚”（此为辅助方式），未成年犯已经可以受到适当的“教育”（此为主导目的），那么基于保护、促进少年未来健康成长的根本宗旨，避免其犯罪身份信息公开所可能造成的对其未来健康成长的进一步阻害，乃是“儿童最佳利益原则”的当然之义。同时，我国《刑法修正案（八）》所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报告义务的免除制度，其内在理念也与上述制度的理念一脉相承。

另外，对于上文所提及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对未成年期的两分法及其不同待遇”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规定，笔者认为，其合理性值得商榷。其一，从相关基本原理以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精神来看，这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应当获得同等的保护待遇；其二，从相关国际法来看，其规定并未对这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予以分别；其三，从司法实践来看，这种差别待遇并无必要，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争议与麻烦。

（四） 不公开审理的犯罪学原理：标签理论和改善机会理论

1.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或称社会反应理论。该理论试图说明：人们在初次越轨或犯罪行为后，为什么会继续进行越轨或犯罪行为，从而形成犯罪生涯[5]。如果某个人一旦被贴上犯罪行为的标签，对其未来行为可能产生两个方面的负面效应：其一，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作为一种社会反应，犯罪行为人会被社会贴上犯罪人的标签，这种标签具有重大的烙印作用以及促成其未来犯罪的影响作用；其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贴犯罪人标签”的结果，行为人可能以犯罪人的标签塑造自我，从而投身于犯罪生涯。根据该标签理论，“当少年被其（有意义的他人或重要他人）如教师、警察、邻居、父母或朋友等贴上负面之标签，并描述为偏差行为或犯罪之后，他就逐渐成为偏差行为或犯罪者……基于此，少年犯或虞犯行为之产生，肇始于少年周遭家人、师长、朋友之负面标签与烙印”[6]。 让涉案未成年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公众和新闻媒体参与之下接受审理，是一个公开责备的过程，是一个为少年贴坏标签的过程。“不要公开责备少年，为少年加上坏的标签”[7]，对于少年犯罪之处置上，应着重于去除负面标签、去除烙印着手。总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予以不公开审理，以实现去标签化或去污化的保护目的。

2.改善机会理论

“……成长，是一个学会自由抉择我们生活道路的过程。然而，学会自由抉择唯一道路，即自由抉择以及承受相关抉择后果的亲身体验。……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在做决定的过程中，会犯下更多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些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成长的必要风险。”[8]此外，少年犯罪病理学理论认为：青春期是某些犯罪行为的高发时期，青春期少年的犯罪行为是该人生特殊阶段的短期现象，常常能够得以“自愈”，而治疗其犯罪的良药即正常的社会成长。因此，少年法院的政策，即惩罚违法犯罪者，但不牺牲其惩罚对象的长期性的人生机会和发展机遇[8]158。对此，相关的国际公约也有类似表述，如《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规定：“1.缔约国确认被指称、指控或认为触犯刑法的儿童有权得到符合以下情况方式的待遇，促进其尊严和价值感并增强其对他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这种待遇应考虑到其年龄和促进其重返社会并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愿望……”。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施不公开审理，保护其隐私，予以其正常发展的机会，完成正常的社会化过程，并使其在未来能够融入正常社会，从而保障少年健全自我成长。

四、问题的结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应以“行为时”为准

（一）“审理时”的理念偏误——对相关程序制度的偏狭理解

总体而言，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定位为以“审理时”为准，其根本的理念偏误在于对相关程序制度的偏狭理解，即未能正确、深入、系统、全面地理解相关制度的理论实质与制度体系。具体而言，其偏误有三。

偏误之一：没有理解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实体权益特别保护的价值诉求。不公开审理的价值包括程序性价值和实体性价值。前者指不公开审理程序本身的价值；后者指通过不公开审理所要实现的保护主体实体权益的价值。当相关的立法者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定位于以“审理时”为准时，其实际上偏狭地将该制度理解为了一种纯粹的程序权益，即注意到了不公开审理制度本身的程序性价值，但忽略了其实体性价值。于是乎，便得出了类似“既然业已成年，便不能再享有此不公开审理的程序权益”或“既然业已成年，便应当享有获得公开审判的程序权益”的结论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未成年人案件不公开审理，有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名誉、自尊心和人格尊严，防止公开诉讼给他们造成的不必要的心灵创伤和过大的精神压力，有助于他们接受教育和挽救，重新做人[9]。该观念实际上将不公开审理制度的价值定格为了一种单纯的程序性权益，即为“防止公开诉讼……造成的……创伤和……压力”而对未成年被告人设置的特别保护制度。固然对业已成年的被告人实行公开审理无损不公开审理制度的程序性价值，但对实施被指控行为时未成年而审理时业已成年的被告人实行公开审理却违背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实体性价值追求。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核心价值诉求乃是对诸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等实体权益的特别保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核心价值诉求乃是在于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保密，即将因未成年时期的行为而受到刑事指控的被告人的具体身份信息作为一种特别的隐私权来加以特别的保护。

偏误之二：没有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特别隐私的实质。参考上述的相关国际法规范，结合上述的不公开审理制度的价值诉求论说，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实质即该未成年人的特别隐私。“隐”其未成年时期犯罪记录之“私”密，即为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宽宥和特别保护的刑事政策精神。换言之，未成年时期犯罪记录的特别隐私有必要通过相关的程序制度来予以保障，而不公开审理制度即为其中之一。其要点在于未成年时期的犯罪记录的特别隐私，而非在于“审理时”业已成年的诉讼能力、诉讼权益或诉讼待遇之类的问题。

偏误之三：没能把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与未成年人犯罪身份信息不公开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如上文所论，二者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和包容性。那么，倘若被告人“行为时”未成年，而“审理时”已成年，便对其予以公开审判，其结果必然是：该被告人的未成年时期的犯罪记录将公诸于众，未成年人犯罪身份信息不公开制度的全局性制度设计将在审判环节（通过公开审判）被打开一个巨大的豁口，从而有悖于相关刑事政策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别保护精神。

对此，诸多国家（包括德国、英国、日本、法国等等）的相关法律规定皆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的时间界点定位于“犯罪时”（即“行为时”），而未见有将之定位于“审理时”者[3]96-101。

（二）“行为时”的理念蕴涵——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别保护政策以及无罪推定

笔者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应当定位于以“行为时”为准。其“行为时”的理念蕴涵包括：其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以“行为时”为准，体现了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特别保护政策。也就是说，未成年人不公开审理制度的要旨在于对被告人未成年时期的刑事违法行为（一种特别隐私）的保密。如上所论，不再赘述。其二，“行为时”而非“犯罪时”的表述，体现无罪推定的刑事诉讼法原则。也就是说，相关立法不宜表述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否则，尚未审理，便将前提设置为“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颇有有罪推定之嫌。

（三）立法的及时修正

基于对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公开审理制度的时间界分规定的持续谬误的批判，笔者认为，其时间界分应当以“行为时”为准，而非以“审理时”为准。进而，相关的立法应当得到及时的修正。笔者认为，相关立法的严谨表述可以是：“被告人受指控的行为实施于未满18周岁时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其宣判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公开该被告人的真实姓名以及可据以推断其真实身份的相关信息。”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公开宣判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该程序制度的要旨在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申言之，该制度旨在平衡未成年人特别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矛盾关系，其结果是：公众得以悉知相关的案情，但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身份信息得以保密。

五 、余论：未成年人的特别隐私权保护不限于刑事案件被告人 基于上文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违法行为的特别隐私权的保护制度及其理念的论说，参考上述的相关国际法规范，未成年人特别隐私权的保护不应当局限于刑事案件被告人。申言之，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抑或行政案件，但凡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可能影响其未来健康成长的不良身份信息，皆为其特别隐私权的范畴，应当予以适当的保密，以全面贯彻我国相关法律规定及政策对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精神，且无论该未成年人是被告人，还是被害人、当事人或其他涉案人。

然而，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相关专门法律制度尚不够系统完善，亟待进一步加强重视。为此，相关的专门法学理论——少年法学理论的研究亟待深入开展和系统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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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俊.开庭时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公开审理[J].中国检察官，2011，（9）：78.

[5] 周东平.犯罪学新论[M].2版.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197.

[6] 李芩思.少年事件处理法[M].台北：台湾保成文化出版社，2008：8.

[7] 蔡德辉，杨士隆.少年犯罪——理论与实务[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445.

篇6

摘要：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因而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未成年犯刑罚执行的根本目的是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它对未成年罪犯的顺利改造与回归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已初步建立，但还存在立法滞后、观念陈旧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关键词：社区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优先选择再社会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已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未成年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未成年人的明天就是祖国的明天。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进行研究是全社会的责任，并非一人或一些人所能解决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需要各个公民及部门的共同努力。本文就未成年人罪犯的刑罚执行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论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又称社区矫治，英文翻译为communitycorrection或community–based–corrections。目前，我国学者对社区矫正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中将法院参与社区矫正解释为，“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和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等非监禁刑案件中，坚持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原则，适当运用刑罚，并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以达到预防犯罪和减少犯罪，实现维护社会稳定目的的活动。”20__年3月的两会期间，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对社区矫正做了这样的阐释：“我们所讲的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小组和民间组织及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项制度虽然在我国尚未广泛采用，但在一些国家这是普遍适用的一种法律制度，有的国家非监禁刑的比例还很大。”还有学者指出，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改造犯罪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

社区矫正，在国外更多的称之为社区处遇或社会处遇，所谓社区处遇是指社区为基础的矫正、治疗罪犯的措施，包括缓刑、假释及各种重返社会的制度。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社区矫正是指设置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利用专业方法，运用社区资源，在与社会不隔离的社区环境中对犯罪人员的矫正或改造活动。

二、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积极意义

未成年人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关键时期，鉴于其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我们对未成年罪犯判处刑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和挽救。社区矫正作为全新的刑罚执行制度，它为探索未成年犯的改造与回归提供了一个新思路，是未成年罪犯刑罚执行制度的优先选择，因为它既具备应有的矫正效果，又能很好的实现使未成年人罪犯回归社会的功能。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对未成年人罪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可以有效地保护未成年罪犯。未成年罪犯往往是由于个人思想的不够成熟，加之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才走上犯罪道路，绝大多数都可以通过教育感化而痛改前非，因此，从教育、挽救未成年罪犯的目标出发，对未成年罪犯采用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刑罚，能够使未成年罪犯既受到一定的惩罚，又在社会的关心、指引和帮教下，重塑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养成适当的社会生活方式，从而最终达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目标。

2、能够避免过早贴上标签。标签理论认为，违规者一旦被贴上“罪犯”的标签，就会在其心灵上打下耻辱的烙印，产生“自我降格”的心理变化，进而顺应社会对其的评价，“违规”甚至会被行为人“合理化”而演变成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如果过早将罪犯投进监狱，尤其是未成年罪犯，无疑是最深刻的“标签化”过程，他们会给自己贴上“罪犯”的标签，势必会影响他们幼小的心灵，他们会将自己归类到违法犯罪的人群当中，容易对社会产生反感与叛逆，就有可能再次犯罪。代之以社区矫正这种有效的教育与挽救措施，对于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可以减少因这种“标签化”带来的负面作用。

3、避免交叉感染。未成年犯大多是初犯，其主观恶性并不深，但是与外界隔绝的集中关押，致使他们的交流对象局限于其他罪犯，交流内容往往也是社会的消极方面，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们带来许多消极影响，这对辨别能力不成熟的未成年犯来说，刑满释放后很有可能再次犯罪。社区矫正属于非监禁刑，是将他们置于社会之中服刑，无需收监，从而克服了集中关押导致的交叉感染问题，更有利于他们的改造，

4、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再社会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塑人格的过程，对罪犯的人格改造是人道价值的主要体现。由于未成年犯的继续社会化过程一般较为短暂，所以，其再社会化的过程就更为重要。而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的行刑方式，兼具司法、教育、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功能，它能充分运用社区资源，努力促进未成年犯与社会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未成年犯身上的“罪犯色彩”也明显淡化，为其再社会化提供了保障，从而达到再社会化的目的。

5、体现刑罚社会化原则。刑罚社会化是开展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之一。传统上人们主张“恶有恶报”，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人们的刑罚观念也在不断进步，在刑罚中越来越强调教育观念、改造观念。我们对未成年犯判处刑罚，根本上是为了教育改造他们，让他们通过刑罚执行活动，转变成合法公民，从而顺利回归社会。社区矫正正是体现了这一刑罚原则。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实施社区矫正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完全建立，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了不少问题：

1、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的不完善。20__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通知》，提出了我国构建社区矫正制度的思路、任务和工作方法，标志着社区矫正正式在我国司法制度中有了一席之地，表明我国顺应世界刑罚发展的潮流，真正重视未成年犯的刑罚执行问题。但是这个文件只是提出社区矫正的法理依据，还缺乏更具体的法律规范和配套制度的支撑。而社区矫正是一个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要有相应的立法作为支撑，而我国现行法律与社区矫正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现行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机关，目前的做法是由“司法牵头、公安配合”，这虽然加强了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力量，但在实践中，却容易出现职责不清、界限不明、衔接不力、效率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二是现行法律中虽对某些问题作出了规定，但实际上形同虚设。例如在当前社区矫正的实践中，普遍存在失控、脱管服刑人员法律制约不力的问题。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对违反监管规定的缓刑假释人员可作出撤消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本没有加以适用。三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对罪犯在社区中进行监管的具体规定和要求，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改造和矫正措施等。而且现行法律有关非监禁刑的规定是根据若干年前规定的，其规定也比较原始、粗放，随着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完全适应目前的实际需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无法可依的问题，从而把社区矫正变成是原有法律基础上的修修补补，导致在执法中的任意性，造成社区的不稳定或者侵犯服刑人员权利的后果。

2、观念陈旧。由于我国刑法长期受报应主义和重刑思想的影响，法律始终是以冷酷的面孔出现，所以难以使人们将刑罚执行与人文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公众特别是司法人员崇尚重刑，迷恋监禁刑的行刑方式，这种观念在我国仍有相当的市场，不少人怀疑社区矫正的行刑效果。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有的人在社区矫正的探索方面不热心，对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制度的适用，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认识水平上。

3、机构不健全。由于受到现行刑法的限制，我国在实施社区矫正的过程中，实行“司法牵头、公安配合”的管理格局，即由司法尽管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并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但问题在于：会同>:请记住我站域名/

4、相关部门配合不力。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等部门对未成年犯的监管实际上难以到位，使得在社区中的未成年罪犯大多处于脱管状态，法院对缓刑的宣告往往也是“一缓了之”。这样既影响了刑罚目的的最终实现，也不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同时，这也让罪犯感觉参加社区矫正就是放任不管，从而导致任其恢复“自由”。

四、完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体系的建议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社区矫正体系还存在不少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区矫正对未成年人罪犯真正取得实效，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制度化建设，必须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设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机构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为此，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存在的问题，并参照西方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及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提出如下建议：

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基本原则，吸收实际工作中的成熟做法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现有各级立法部门要尽快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对现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法律保护的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单设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处遇专章，以确定未成犯的处罚原则，规定具体适用的刑罚种类和具体量刑标准，扩大缓刑的适用范围、放宽减刑和假释条件。同时，在完善刑事法的基础上，按照当前国际通行做法，结合我国实际，在条件成熟时，加强特别法的建设，包括《未成年人事件处理规则》等，通过专门立法，规定专门的刑法制度，将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区别开来，并设立相关配套措施，保证未成年人的权利得到有效执行，以受到最好的立法和司法效果。同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社区矫正机构的地位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职责，规范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活动。

2、更新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刑罚及其执行制度也产生许多新变化，一是刑罚体系整体趋轻；二是刑罚在国家管理系统中地位和作用下降。在这种刑罚变化的趋势下，我国应该积极开展社区矫正，因为单靠严厉的刑罚难以受到威慑犯罪行为的功效。而且，即使按照“恶有恶报”观念将他们送进监狱，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社会，仍然需要社会对他们宽容、接纳。因此，我们应该改变以往的刑罚观念，从保护未成年和刑罚社会化、人道化的角度出发，将他们放在社区中进行矫正，将会受到更好的效果。

3、设置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专职机构，配备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要将社区矫正作为一项制度确定下来，就必须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此，笔者建议在司法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负责管理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的执行也属于刑罚执行的范畴，因由国家公务员负责执行，但由于社区矫正是在社区内执行，必须得到社区内相关人员的支持和帮助。对此，笔者建议，应配备由专业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执行人员。专业人员包括国家公务员和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社会志愿者包括专业社会工作者、离退休人员、大学生等，这些人员应当具有较高专业水平，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热心公益事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4、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资源。由于未成年人罪犯在社区内执行刑罚，因此建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应当以 行政区域内的社会资源为依托，充分利用社区资源。自1999年我国民政部开展社区建设实验以来，我国大中城市的社区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社区化管理模式的形成客观上为矫正罪犯过程中利用社区资源提供了可能。因此，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的完善，应根据未成年人的特殊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制定专门的教育改造措施：（1）开展法制教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原因就是法律意识淡薄，因此，在社区内，聘请法院少年审判庭的法官为社区的法制宣传员，把法制引入社区，让未成年人罪犯知法、用法、守法。（1）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开展各种形式的思想教育活动和道德品格教育活动，培养他们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克服不良的道德品质。（2）开展心理教育活动，不健康的心理是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通过多种途径，如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引导他们形成健康的心理。（3）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活动。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开展一系列劳动技能培训活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劳动态度，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提高生存能力，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保证自己立足社会。

5、形成合力、齐抓共管。社会各界和全体公民都要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对未成年罪犯的重要性，明确自己在保护未成年人罪犯健康成长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增强责任感，齐抓共管，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工作网络。具体做法是实现四个结合，和家庭结合，家庭我未成年人罪犯最初和最重要的生活环境，未成年人罪犯的个性及世界观一般是在家庭中形成的，因此一定要重视家庭建设，确保未成年人罪犯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让其父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对未成年人罪犯及时进行教育和挽救；和学校教育，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都处在适学年龄，学习对他们今后的成长非常关键，因此，要帮助他们获得重新学习的机会；和社区结合，让社区负责人想办法给他们以妥善的安置，以防止他们因无所事事流入社会再受不良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和法院相结合，法院做好延伸服务，为未成年人罪犯建立档案，实行专人专管、要求未成年罪犯在社区矫正阶段定期进行思想汇报，并走访、回访缓刑期间表现突出的人员，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模拟法庭”等教育宣传活动，加强对未成年人罪犯帮教与感化。使得社区矫正真正取得实效。法院可以加强与工、青、妇联、教育部门、街道、劳动人事、宣传等部门的联系配合，就安置、就业、上学等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尽可能多地为未成年人罪犯创造一些就学、就业的机会，最大限度地消除社会、学校乃至家庭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偏见、误解及不公平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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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暴力；含义；现状；对策

一、校园暴力的内涵

关于校园暴力的内涵莫衷一是，有多种说法，有人将校园暴力解释为一种发生在校园内部的，对学生、教师及校外其他人员造成伤害的经常性事件，有人将校园暴力描述为一种发生在校园内，由学生、教师或其他校外人员对另外的一些学生、教师或人员等造成精神或身体伤害的事件。具体来说，校园暴力既是一种校园现象，同样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发生在学校内部的学生、教师或其他校外人员之间的为了达到某些目的而以威胁、强迫等手段伤害被害人的不良行为。这种行为伤害主要指的是精神、身体及财务方面的伤害。

二、校园暴力的法律现状

当前校园暴力的频发，在法律层面上，其主要的问题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1）法制教育滞后，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学校法制教育的滞后甚至缺失导致学生无法掌握全面良好的法律知识，对暴力产生的后果缺乏明确的认识，因此在法律意识淡薄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校园暴力事件；（2）有关的法律空白，缺乏执法依据与力度。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着重阐释的是对未成年进行保护的原则，而对暴力的处理表述却相当模糊，而且也缺乏怎样制止暴力以及制止后的处罚方式和力度等，这难免会导致相关部门的处理问题时无法做到“有法可依”，而只能以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的方式来处理；（3）法律对低龄化施暴主体的约束力有限。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显示，在我国刑事犯罪中青少年的犯罪比例占到了70%，其中十五六岁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且在校生的犯罪率还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这部分人群由于年龄小，法律对其约束力小，正是这样低犯罪成本的校园暴力使得青少年漠视法律，缺乏对法律的尊崇和敬畏。

三、校园暴力的有关法律思考

（1）实施专项立法，构建预防体系

从问题的深层次上来说，校园暴力实际上是师生、家庭及学校等对社会问题的一种综合反映，因此需要从校园暴力的预防上入手，构建校园暴力的防治体系，实施专项立法。在立法方面要明确规定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完善与之有关的法律程序和救济制度，从而更好的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学校应该始终坚持“预防胜于补救”的理念，对可能造成校园暴力的因素进行妥善处理，加强学校的日常管理，消灭可能造成暴力的因素。

（2）细化法律保护条款

法律法规的实施只有落实到实处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法律法规必须细化才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在健全法律法规时应对与学生人格有关的法律保护制度进行明确的设置，严格规定法律中涉及到的责任问题，尤其要对侵犯学生人格权的法律责任进行详细规定。除此之外，学校还应该转变教育观念，增强对道德教育的关注度，不仅注重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同时也要加强对教师的职业道德建设，从而为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除道德教育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对法制教育的加强对学生的不良行为进行辅导和管理及为师生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与辅导等。

（3）齐抓共管，完善法律救助制度

校园暴力问题的发生很多时候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造成的因素也不仅仅出现在学校内部，因此对校园暴力的防范不仅需要学校自身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关注。动员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开展校园暴力的预防和综合治理工作，能够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此外，还要不断完善教育行政法律的救济制度，制定与校园暴力相关的申诉办法或条例，规范申诉程序，同时也应注重行政复议制度的作用，将因教育公权力行为失范而导致的行政性质的校园暴力纳入行政诉讼范畴，同时也应加强对校园暴力的惩治力度，增大法律的威慑作用，从而减少校园暴力的发生。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法律现象，一种违法行为，校园暴力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既敏感又复杂。对校园暴力的预防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配合，不仅需要政府、学校等部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安全措施防范，同时也需要企业社会对健康大环境的塑造。要综合各种力量和渠道建立预防和处理机制，同时也要倾听同学们自身的意见，加强他们的自身建设作用，共同建设和谐校园。

参考文献：

[1]范琪.校园暴力问题的探究与法律思考[J].法制博览，2015，35：221-222.

[2]储殷.当代中国“校园暴力”的法律缺位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6，01：23-25.

[3]汪敏.校园暴力多元治理路径探索[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4：15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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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案的基本情况

2011年7月至2013年2月，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53件女性遭受害案件中，34件的被害人是未成年人，其中有33件案、1件强迫案，占了案件总数的64.15%；在被害人系成年人的案件中，被害人系弱智的案件10件，占案件总数的18.86%，被害人系有一定防御能力的成年人的案件9件，占案件总数16.98%。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未成年女性遭受犯案件是具有一定防御能力的成年女性遭受犯案件的近5倍，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此类案件呈以下特点：

（一）被害人的年龄分段化明显

在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4件未成年女性遭受害案件中，被害人系14周岁以下（最小年龄5岁）有16件16人，被害人系15周岁至18周岁女性有18件29人。虽然两个年龄段的案件数量相差不多，但是涉案人数相差近一半，被害人系15周岁至18周岁年龄段的多数案件中被害人是二人或者二人以上，基本存在轮节。如谌某某、熊某被案中，二人均为15岁，因为上学在外租房，被三个犯罪分子骗出，在一偏僻路边的车上将二人，其中谌某某被二人。

（二）被害人受害模式相似

该类型案件大多数为“熟人作案”，95%以上的被害人与加害人相识，有的甚至是至亲。大多数未成年被害人因没有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案发后，由于恐惧、害怕等原因不能及时告发，往往遭受长时间、连续性的侵犯。比如刘某某被其亲生父亲案中，刘某某父亲坐牢后母亲离家出走，其一直跟着伯伯一家生活；父亲回来后，刘某某与父亲同住一间房间，从8岁到11岁多次遭受父亲，无人过问，直到其懂事后跑到外祖家，才得以逃脱厄运。

（三）被害人都处于暂时脱离父母监管的状态

该类型案件的被害人具有一个共性，即无健全的家庭为生活依仗。此类被害人可以概括为三类：一类是父母外出打工，其和老人或者亲戚共同生活，这种被害人多数为14周岁以下的。二类是家庭不完整，父母离异或者已故，其只能跟随祖父母或者独自生活，比如13岁何某某晚上在家睡觉时被其叔公一案，何某某的父亲坐牢、母亲改嫁，其只能独自生活。三类是父母没有尽到监管责任，未成年女性放学途中或者在外租房上学，是极容易被侵害的弱势群体，如上文所述的谌某某、熊某被案。

（四）被害人基本没有获得司法援助与救助

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4件案件中，无一位被害人请了辩护人或者被法院指定辩护人；98%的被害人未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状要求赔偿或者向司法机关提出需要加害人赔偿，只有极少数被害人家属主动找到加害人要求赔偿，这都仅仅是在案件未向司法机关告发之前，案发后，被害人家属反而不了了之。案发后，这45位被害人均未得到国家的司法救助，包括赔偿、心理治疗、基层社区机构管理帮扶等救助。

二、此类案件发生的原因分析

（一）未成年女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未成年女性年幼，缺少自我保护能力。由于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难以辨别他人行为的真伪，也难以弄清自身行为的对错，甚至受到社会及生活经验所限，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这些特点使其容易成为被犯罪分子紧盯的对象。如上文所述刘某某被其亲生父亲案中，刘某某自8岁起至11岁一直被父亲，尽管幼小心里满是害怕、恐惧，但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也不能真正理解父亲对自己的行为；刘某某父亲也是因为刘某某长期无旁人过问，甚至可能没有女性长辈告知一些生理知识，所以才会这样肆无忌惮，多次女儿。一直到刘某某11岁到外祖家时，该案才被揭发。

（二）家庭和学校没有尽到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责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外出打工、农村父母送孩子进城接受教育以及离婚现象的普遍存在等因素使得更多的未成年女性暂时脱离父母监管，成为犯罪分子极易选择的加害对象。由于年轻的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学校教育则成为未成年女性认识外界的主要途径，而学校因为师资、财力等因素没有对未成年女性进行基本的性保护、面对犯罪行为的自救措施等方面的教育，导致多数未成年女性缺少自我保护的应对。如上文所述的谌某某、熊某被案中，谌某某、熊某晚上没有上晚自习，学校基本没有过问，案发后，熊某没有任何应对能力，犯罪分子将其送回学校后离开，熊某某独自回学校后亦没有向老师、同学求助，延误救助时机，以致谌某某在被后又被带至宾馆，直到第二天谌某某重获自由后自己向公安机关告发。

（三）基层机构综合治理工作、司法机关法制宣传均不到位

在农村经济欠发达地方，村居社会治安较差，基层机构管理疏忽，没有给未成年孩子安全的提供保障。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4件未成年女性遭受害案件中，发生在农村的占60%以上，这些地方村民居住稀落，被害人家中人口少，甚至有的只有被害人一人生活，多数被害人需要到山上、田地里干活，甚至上学需要经过很长的人烟稀少的地方，这些都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同时，基层司法机关鉴于对未成年女性的保护，没有对该类型案件的打击进行公开处理，甚至因为许多案件由于不被未成年女性及其家属告发未能得到及时发现、制止和惩治，易成恶劣的示范效应。

三、基层司法机关处理此类型案件的现状及应对

目前，基层司法机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实践做法，对于女性遭受害案件也有一定经验，但是对于未成年女性遭受害案件仅仅停留在案发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以及基于实践中处理女性遭受犯案件的经验办理该类型案件。随着该类型案件逐渐占据女性遭受犯案件的大部分，甚至有急剧上升的趋势，基层司法机关对于该案件的应对需要以挽救与预防相结合，更快的形成可操作的做法。

（一）实践中办理此类型案件存在的不足

1.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按照女性遭受害案件办理。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4件未成年女性遭受害案件中，侦查阶段均没有女性侦查人员参与；审查阶段公诉人除证据有重大出入情况几乎不接触被害人及其家属；审判阶段法官鉴于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几乎不让被害人及其家属出庭观审。鉴于目前法律制度不支持该类型案件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司法机关也就没有做关于赔偿的刑事和解工作，也没有为被害人的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案件审结后，司法机关也没有与被害人家属、学校沟通了解被害人状况。整个案件处理过程中，司法机关打击了犯罪分子，却没有对被害人进行安抚、挽救。

2.司法机关法制宣传不到位，达不到震慑犯罪分子，预防犯罪的效果。开阳县人民检察院受理的34件该类型案件中，近60%的加害人存在不被发现、处罚的侥幸心理，近30%的加害人法制意识淡薄，不害怕法律的惩罚。司法机关在办理该类型案件过程中纯粹的就案办案，没有将被害人的情况与其所在的学校、社区（村委）沟通，共同救助被害人。

（二）办理该类型案件的应对措施

1.高度重视女性司法工作人员参与案件处理的意义。未成年女性不成熟的身心特点往往造成案发时间滞后、取证难，面对突然降临的伤害产生各种情绪，面对司法机关的各种发问、调查，难免有其复杂的心理，因此，由女工作人员参与，介于其相同性别、女性细腻耐心的特点，容易得到未成年女性的信任、促进案件顺利办好；同时能够缓解被害人羞耻、害怕等困境，借机安抚被害人。

2.尽量避免办案方式的不当给未成年女性造成二次伤害。办理此类型案件可以兼顾法律规定与被害人的切身利益，避免司法过程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调查询问时应对其言语足够重视，采取由最初接到报案的机构对其口供以录音录像的方式“一次成像”，避免反复询问给未成年女性带来的伤害。在实践中，应避免开警车前往被害人的居所、学校，调查取证时，尽可能控制影响范围等。在寄发各种文书告知时，避免可能泄露被害人遭受犯的事实。保护未成年女私的同时，应积极建立被害成年女性档案，与其父母、所在的学校、社区、村委保持沟通，共同为未成年女性受害人提供良好的环境，不让其因为社会观念、舆论受到连续伤害，或者破罐子破摔自己走向犯罪道路。

3.积极提供被害人及其家属参与案件进程、维护未成年女性权益的渠道。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为未成年女性受害人提供法律援助的法律规定，但理论上受害人是可以在“经济困难”时通过申请程序获得法律援助的。但实践中由于未成年女性受害人多系弱势群体，一方面缺乏申请援助的意识，另一方面也缺乏对法律援助申请程序的了解，所以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型案件时，应该主动、积极给予未成年女性受害人及其家属沟通、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比如充分听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见、为其提供法律援助、告知法律援助申请程序、申请国家的司法救助补偿等。

4.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全社会对未成年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意识和未成年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注重预防与挽救。一是将一些典型的案例隐去被害人和被告人的真实信息，通过基层社区、村委、学校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属进行法制教育，给家长和未成年人普及法律知识自我保护意识。二是通过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农村地区张贴该类案例（隐去真实信息），强调法律对该类犯罪的打击和严惩，震慑犯罪分子，预防此类案件发生。三是联合公安派出所、基层社区、村委、学校等基本单位以登记、调查方式构建未成年女性档案，对那些没有父母监护或者监护不力的未成年女性实行定期的谈话、走访，强化社会监管，防止案件发生。

四、保护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权益的制度完善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应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样，建立专门的制度，检察院、法院专门组成部门，由具备业务能力、心理知识，集教师、医生、司法人员为一体的综合型执法人员办理此类型案件，保护未成年女性被害人，以实现对未成年人全方位的保护。

（一）探索未成年女性被害人司法援助程序并写进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被告人规定了指定辩护制度，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却没有强制性规定，这没有考虑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权益，给办理此类型案件带来弊端，使得未成年女性被害人权益被忽视，容易引起社会矛盾，因此，建立完善相关制度确有必要。为了保护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权益，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必须有至少一名女性侦查人员参与侦查，并对被害人信息进行保密；侦查机关取证避免透露相关案情，致使被害人处于舆论中心。检察机关可以提前介入案件侦查程序，可以根据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愿为其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审查阶段，检察机关可以根据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意愿开展一定范围的刑事和解工作，为其争取赔偿，并将赔偿作为被告人的量刑情节之一；提起公诉及庭审中，检察机关举证应尽量避免透露被害人的相关信息，可以采取电话，视频会见方式举证。法院处理该类型案件，尽量避免扩大影响，造成对被害人不良社会舆论。同时，将未成年女性被害人的损失范围扩大到精神损害，支持附带民事诉讼，将双方和解或者司法刑事和解纳入量刑情节考虑范围。案件处理过程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及法院可以联合建立被害人档案，跟踪、关注被害人生活、学习，为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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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留守儿童，行为失范，法律对策

一、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法律对策

（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党和国家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预防和治理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不仅关系到儿童自身的健康成长和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行普法宣传必须从儿童抓起，不断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国民法律素质。对于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预防治理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全面有针对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对政府、家庭、学校、社会都要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地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出台《关于切实加强留守儿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施意见》，通过突出重点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使人们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未成年人保护行动”。 妇联等相关服务机构部门要深入到留守儿童家庭，送去法律的关怀和教育，开通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公益服务热线，帮助留守儿童家庭依法解决留守儿童法律问题。在学校方面大力开展“法律进课堂”活动，将法制宣传教育纳入课堂教学，编印《中小学法制课教材参考》，组织律师、司法干部深入学校开展送法活动。积极探索建立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法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大力开展有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留守儿童的法制意识、权益观念和自护能力，弥补家庭法制教育的缺失。

2、重点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

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就是要使留守儿童知法、懂法从而最终遵守良性的社会规范。

第一、建立以政府为领导的留守儿童法制教育网络。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根据青少年教育的特殊性，建立以教育部门、劳动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村民委员会和居委会参加的实施机构，加强同新闻出版社、广播电影电视、工商、民政、文化等单位密切联系配合，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结合板块网络，制定以“留守儿童”为重点的管理方案，责任到人；建立三方共同承担的管理模式。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使青少年在一个比较纯洁的学校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下成长。

第二、发挥学校主体教育的作用，加强校内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的重点应在学校。学校的法制教育应从总体进行规划，首先，从小学做起，按照学生的年龄、知识水平、行为能力、责任能力编辑一套分年级、有层次、系统化、阶梯式、相互衔接的能引起留守儿童学习兴趣的法制教材和课外读物，纳入教育大纲，确保法制教育课时，并进行阶段性考核。在材的基础上教育部门会同司法部门，制作与教材相匹配的“以案说法”之类的视频短片，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进行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的法制意识。其次，组织教师法律知识的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法制素质，确保教育者先受到法制教育。配备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教师担任法制课。班主任教师要在自己的岗位上主动与家长、村委会或居委会密切联系，建立联络制度，互通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留守儿童的法制教育。

第三、各村委会或者居委会应设立留守儿童法制教育机构。该机构与家长、学校紧密合作，联合开设家长学校，可以以村委会或者居委员会为主，学校参与协助。组织在校的学生的家长进行法制教育和如何“做好一个好家长”的教育，提高家长们的法制意识、增强对自己子女教育责任感，增强配合学校教育的自觉，共同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使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性社会规范。

（二）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

1、完善刑事实体法立法。

第一、缓刑制度的完善。在未成人犯罪案件中，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难以为被害人所接受，难以平息、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难以对未成年人起到在社会上矫治的作用，因此未成年人的缓刑制度应该重构。首先是可放宽缓刑的适用条件，适用的对象可以是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司法解释未成年人缓刑适用条件的基础上增设“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的限制条件应当废止，对于刑法规定的从轻或减轻的情节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分别具体化；其次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遵守的规定应作具有惩戒作用的义务规定，如责令参加公益劳动等。丰富缓刑机构的立法；规定设立专门的缓刑机构。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经济高效的优势。

第二、非刑罚方法的完善。本文主要研究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法律对策，因此在完善刑罚方法主要针对的未成年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看，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还有以下几种：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我国刑法这方面的规定在种类上过于单一且较为零散，从而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因此，为了更有利于末成年罪犯的矫正和身心健康成长。

我国现行刑法有必要建立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罪犯的非刑罚方法。一方面是确定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范围。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为司法机关通过案件审理而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因故不予刑罚处罚而另行决定的一种处分措施。由于留守儿童行为失范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的发生，留守儿童的大多年龄结构还不满14周岁，如果不及时得到控制矫治，后果将很严重因此，对于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非刑罚处罚也可适用一部分。从我国留守儿童犯罪实际情况出发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予：司法警告、善行保证、责令家长加强管教、管教协助、保护观察处分、社区公益劳动、强制医疗等惩罚措施。

2、完善刑事诉讼程序立法。

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进行完善，这是由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决定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特别是留守儿童，在生理方面，生理变化明显，未成年人正值青春时期，身体发育快，智力增长迅速，精力旺盛；在心理上正处于由幼稚向成熟的过渡，有较强的模仿欲和好奇心，对事物反应敏感，自尊、好强，凡事要求独立，不依赖别人；在身体、智力方面正处于发展中。思想天真幼稚，是非辨别能力差，情绪不稳定易冲动，缺乏自控能力，行为带有盲门性和突发性。

更重要的是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教育引导，行为得不到规范，失范行为得不到及时的纠正。正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方面的特征，要求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应同成年人有所区别。一要更加突出教育改造的方针，寓教育、感化、挽救于各个诉讼阶段；二要更加注意维护与保障未成年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国家立法不仅要赋予未成年被告人更多的诉讼权利，而且还要有更多的保障措施；三要对证据的运用，有较高的证明要求，要求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四要设置特殊的审判组织和审判程序；五要在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和诉讼终结后，落实继续教育的措施，防止再犯罪。因此，专门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势在必行。

二、制定我国《家庭教育法》

（一）制定《家庭教育法》的意义。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的立法状况与我国义务教育体系不相适应，有关家庭教育的条款散见于各部法律之中，缺乏系统性，与我国社会立法和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相比，家庭教育的法制建设滞后。因此，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来确认家庭教育的立法宗旨和法律地位，明确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明确各部门机构的教育职能，对保障未成年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学校教育只有与家庭教育共同发展、相互配合，才能切实促进儿童的健康成长。留守儿童群体恰恰缺少了这一环节。留守儿童的父母将子女委托给老人，而这些老人只是照顾留守儿童的吃、穿，对于其他的生活方面却很少照顾到。施行教育改革之后，教育方式趋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相互合作，增加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动的教学内容。显然留守儿童这方面的教育缺少了家长的参与、配合、互动，学校单方面的教育则显得力不从心，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些教学内容。加上留守儿童正处于性格成长的关键年龄段，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一些学习成绩差的留守儿童感觉学习渐渐成为一种负担。最终导致散漫的学习态度，厌恶学习，成为教师“头疼”的学生。

在学习上的差距还会对留守儿童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容易产生不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上面可以看出家庭教育在留守儿童教育中的缺失有着重要的影响。如何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真正的家庭教育？从法律角度讲，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以来，有关家庭教育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为家庭教育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教育的注重力度不断加强，当前的教育制度不断的完善，使得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出现脱节。目前我国有关家庭教育的立法现状与我国不断发展的教育制度体系不相适应。家庭教育的相关法制建设明显滞后于国家教育和社会教育。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来提高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教育法势在必行。通过制定家庭教育法，首先要明确家庭教育的含义和内容，确立家庭教育法的立法宗旨和目的，并提高家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完善教育体系的同时，完善我国法制建设，最终为保障儿童权益提供更完善更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家庭教育法》的建构。综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 建立健全我国《家庭教育法》，并从以下几点进行框架建构：

1、《家庭教育法》总则。

第一、明确《家庭教育法》的含义。家庭教育法是一部以规范家庭教育为主要内容，同时明确相关法律责任的法律。

第二、《家庭教育法》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目的。《家庭教育法》应旨在增强家庭团结，健全个人身心健康发展，营造幸福家庭，以建立和谐社会。个人作为组成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作为组成国家和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和家庭的幸福都关系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家庭教育法》的立法目的，首先是要确立家庭教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将家庭教育的内容给予明确的规定，并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最终是要通过立法将家庭教育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歩和国家的长久发展。

第三、家庭教育的内容。家庭教育应涉及以下范围：亲等教育、子女教育、婚姻教育、夫妻教育、两性教育、伦理教育、家庭财产、管理教育以及其他教育事项等。

2、《家庭教育法》分则。分则的主要内容是对家庭教育范围内的各个事项给予具体的法律规定。明确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机构的责任、社会机构的作用以及学校与家庭的教育责任。《家庭教育法》中明确家庭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关键是增强父母对子女权利的认识。把儿童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通过家庭教育来保护儿童的基点。只有在充分尊重儿童权利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才能使教育和保护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政府机构责任主要在于，中央教育部应统筹管辖，各省、直辖市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予以密切配合。政府机构必须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各级地方政府在密切配合实施家庭教育计划的同时，针对实施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总结，不断完善家庭教育的内容，促进家庭教育法的顺利施行。我国妇女儿童联合会等各种社会机构，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明确各种社会机构的作用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这些关系，以促进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

在《家庭教育法》中明确学校的责任关系重大。如：最近发生的多件校园儿童受伤受害事件中，相关责任很难得到明确，以至于事件很难得到平息，同时由于没有理清相关责任的担负，也使得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呈现增长的态势。同时对于家庭教育的课程内容以及安排方式要注意家庭与学校的共同协商。这不仅仅是增加学校与家庭的互动，主要是为家长提供更好的教育方式，让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一致，合力培养儿童的健康成长。

篇10

【关键词】附条件不；建议；必要性；实践意义

附条件不，是检察机关在进行相关调查取证后，对一些本应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嫌疑人，由于其刑事责任显著轻微，可以不立即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但是需要设定考察期，若是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内对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积极承担，并且对与被害人和检察机关约定的义务积极完成，另外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认错态度良好，检察机关便依法决定不。

一、建立附条件不制度的必要性

（一）完善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需要建立附条件不制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法定不共有六种情况，在这六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没有自由裁量权，只能做出不的决定。当前，检察机关仅有权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的法律规定“对犯罪情节轻微的犯罪嫌疑人，依照刑法规定不判处刑法或是免除刑罚来决定是否。”这就直接导致了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领域十分有限，妨碍了检察机关公诉权运行价值的充分体现。虽然法定主义原则很重要，但是便宜主义原则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便宜主义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获得了推崇。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过于狭窄，在刑事诉讼法中增设附条件不制度将会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势必会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需要建立附条件不制度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的时候要创造性的运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方式，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手段、对象、动机、目的不同给予不同的对待，该宽则宽，该严则严。我国对于犯罪嫌疑人一贯倡导“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附条件不制度正好将惩罚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惩戒和警示的同时，有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感化、教育、挽救、改造。实践证明，监狱在很大程度上是个犯罪的大染缸，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如果一律将其送进监狱，无疑会增加其对社会的不满，从而滋生更多潜在的犯罪分子。附条件不制度正好改善了监禁刑的局限性，提供了一种更加科学、有效的犯罪处罚与改造的方法。

（三）加强对不工作的法律监督，需要建立附条件不的相关法规

不分为：绝对不、相对不、存疑不这三种，而相对不便是由于不符合的必要条件，所以检察机关自由裁量做出不决定，但是对于其条文具体的规定以及检察机关的具体操作我们产生了相关疑问：1、并没有必要的依据以及标准去供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在依法决定是否判处刑罚的时候可以严格的界定；2、有很多案例适用相对不后，会遇到被害人不接受、犯罪嫌疑人也不领情的局面，这都是由于办案人员在适用相对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吧或是征求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的意见；3、由于适用效力，有很多案例都是检察机关做出不后，犯罪嫌疑人并没有好好表现，反倒逍遥法外，可是检察机关也无权再，所以相对不的做法比较冒险。而我们的附条件不制度规定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是建立在一定条件上的，若是犯罪嫌疑人在考察期没有积极的履行法律义务或是完成与被害人和检察机关的约定，甚至又违反了一些相关的法规，检察机关依然可以针对其罪行进行。

附条件不制度的这些优点，使不制度的盲区得到修复，弥补了法律对不监督的缺陷。

二、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均存在与附条件不相似的制度。在美国，附条件不一般称为审前分流（Pre-trial diversion），这项制度其实刚开始仅仅适用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之后由于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便扩大到了一些需要保护的特殊人群也同样适用这条制度。而在日本，附条件不又名犹豫制度，《日本刑事诉讼法》的第248条规定：“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节和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究犯罪时，可以不提起公诉。”日本的附条件不其实就是检察官根据现行法律自由裁量范围，使用一切刑事案件，但是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凶恶犯不适用暂缓；二是暂缓必须有利于犯罪预防；三是暂缓要与刑事政策和检察官的司法裁量相统一。而在德国，法律规定的附条件不仅仅适用于轻罪案件，可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在经济、青少年犯罪以及税收犯罪的刑事诉讼中，附条件的情形扩大到了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案件，而并非“轻罪案件”的条件限制。

由此可见，附条件不的案件适用范围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来确定。

三、我国附条件不制度适用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一）适用范围较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7条规定做出了对于附条件不有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若是涉嫌刑法分则的第四、五、六章相，可能要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相关刑罚，符合的条件但是悔罪表现强烈，相关的检察机关可以对其做出附条件不决定，

（二）缺乏附加条件

附条件不最关键的便是检察机关在做出附条件不的时候所附加的条件，只有附加条件合理，附条件不书才正当，社会才能认可并接受。所以我国法律在制定附条件不制度的时候，需要明确的对附条件不所附加的条件进行规定，可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对附加条件作出相关的规定，仅仅是对被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定，而这些规定都只是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规定的必须遵守的义务，目的仅仅是避免犯罪嫌疑人逃避或是翻盖侦查人员的侦查活动，所以这些规定不属于附条件不的附加条件，仅仅是相关犯罪嫌疑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各省对附条件不的相关实践中，许多的检察机关都对附条件不的附加条件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就比如无锡市的市人民检察院的《关于探索开展轻微刑事案件附条件不工作的规定》中提出附条件不中的“附条件“是对于犯罪嫌疑人旅行刑事和解义务、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以及完成学习或是工作任务，还有根据犯罪嫌疑人实际情况的不同而确定的其他的条件。

四、对附条件不如何完善的相关建议

（一）对“相对不”与“附条件不”的使用顺序进行明确

可以在附条件不的使用程序条件中增加相关规定来明确“相对不”与“附条件不”的优先适用顺序。对于符合相对不的，优先考虑适用，若是不适用，再依照相关法规考虑是否适用附条件不。

（二）将“过失犯罪案件”纳入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

我国刑诉法对于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的相关规定有明显的偏差，在考虑到社会接受程度以及检察人员人力的实际问题后，若是附条件不依旧只适用于未成年人，我们可以将“过失犯罪”纳入附条件不的适用范围，以便减轻检察人员的工作量以及给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一个机会，增加附条件不案件。

（三）更加具体的对“有悔罪表现的”这题条文的规定

由于“悔罪”仅仅是犯罪嫌疑人对于自己所犯的罪认错、后悔的一种心态，而“有悔罪表现”也只是犯罪嫌疑人把自己的心态表现出来，所以这一条 “有悔罪表现”便显得太过简略，不够细化，必需要明确、客观的对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进行相关的判断。所以我们可以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有关“有悔罪表现”的具体情形，例如像被害人道歉、退还赃款、赃物、积极采取补救措施等。

（四）规定“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单位或是组织可以配合检察机关进行考察监督”

我国刑诉法仅仅规定的检察机关对被不犯罪嫌疑人进行考察监督，但是根据事实，由于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并不能足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的考察与监督，而让犯罪嫌疑人所在的单位或是组织配合检察机关进行考察监督，更可以全面的掌握被附条件不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以及对其所附条件的任务完成情况。

（五）增加“向被害人道歉”、“经济赔偿”并“不得请求返还”等规定

被附条件不的犯罪嫌疑人除了其应当遵守的规定之外，还应向被害人道歉、根据条件支付应当的经济赔偿。因为据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做出附条件不决定前，需要了解被害人的意见，但并不需要去征求被害人同意，所以，犯罪嫌疑人既已对被害人造成侵害，于理于情都应当像被害人道歉，并且在自身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进行适当的物质、精神损害的赔偿。但是即使在考验期内由于为完成附条件内容或是未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对被害人支付的赔偿也不应收回。

针对“附条件不”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建议，目的是为我国的法律制度更加完善，法律更加公平公正，从而令我国的法律工作令更多的群众信服，取得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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