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字文化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

正确界定“汉字文化”的概念，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是汉字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目前，人们对于“汉字文化”概念的界定，虽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汉字文化的某些特点，但总体的研究力度还不够，挖掘还不太深刻，概括也不太全面。我们认为，界定“汉字文化”应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着眼。宏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的起源、演变、构形等基本规律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微观的汉字文化，是指汉字自身所携带的、通过构意体现出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宏观的汉字文化是建立在微观的汉字文化基础之上的，因而，在研究的步骤上，应从微观起步，逐步积累材料，总结规律，然后再上升到宏观的研究上。但微观的研究并不是对单个字符的孤立分析，而是要从整个汉字系统出发，着眼于宏观的背景，并以宏观的研究为最终目的。无论是宏观的汉字文化研究，还是微观的汉字文化研究，都必须围绕汉字这个中心，要以汉字的自身因素为根本的出发点，而不能脱离汉字，把本不属于汉字的东西生拉硬扯进来。

科学解释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汉字”和“文化”各自的本质。就汉字而言，它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体系，它的产生，主要是为了满足有声语言的不足。对此，清代陈澧曾做过精彩的描述：“盖天下事物之众，人日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成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构成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1](P8)意义是抽象的，是感觉器官所不能感知的；声音是一纵即失的，只能作用于听觉器官，而不能作用于视觉器官，它虽然能够成为意义的符号，但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却无法传之异地，留于异时。而人类社会的日益发展，迫切需要在更加广泛的时空范围内进行思想交流。这种需要，促成了文字符号的诞生。汉字作为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以一种特殊的符形将汉语的意义和声音物化下来，从而扩大了汉语的交际功能。可见，汉字的最根本的功能是记录汉语，是否与汉语的词相对应，是判断某一符形是否为汉字的决定性条件。汉语是各种社会文化的载体，汉字记录了汉语，因而也就与文化发生了联系。就文化而言，由于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对“文化”概念的界定也就成为难题，各家之说竟多达几百种。有人认为文化专指人类的精神活动，有人认为文化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个方面，也有人认为文化泛指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我们比较倾向于17世纪德国法学家S·普芬多夫的说法。他认为，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根据这个定义，汉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应该是上下位的种属关系。然而，在社会文化结构中，汉字这一结构成分必定要跟其他成分发生关系，所以“汉字”与文化的关系，并不仅仅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的关系，而更多地表现为汉字与整个文化体系中除汉字之外的其他文化元素的关系。关于这一点，王宁先生曾作过明确的辩证：“‘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实际上属于文化项之间的相互关系范畴，具体说，它是指汉字这种文化项与其他文化项之间的关系。文化项之间是彼此有关系的，在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时，一般应取得一个核心项，而把与之发生关系的其他文化项看作是核心项的环境；也就是说，应把核心项置于其他文化项所组成的巨系统之中心，来探讨它在这个巨系统中的生存关系。如此说来，‘汉字与文化’这个命题，就是以汉字作为核心项，来探讨它与其他文化项的关系。”[2](P78)许多学者谈汉字与文化的关系时，总是笼统地将“汉字”和“文化”这两个概念简单地对应起来，让人觉得汉字似乎是独立于文化之外的，这种割裂“汉字”与“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汉字在整个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它既是各种文化项之一，又是书写和表达其他文化项的载体。它通过记录语言中词的方式，保存了词的意义所反映的各种文化信息，因而同其他文化项之间建立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汉字的悠久历史与其跨时代性的特点，更使它具有了很大的文化考古价值，成了研究历史文化及其变迁的重要依据。汉字与文化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二者之间具有着特殊的互证关系。人们既可以从汉字的角度去研究文化，挖掘汉字的起源、演变及其构形等各种规律中所包含的整体文化特质和具体文化信息；又可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汉字，探讨其他文化项对汉字自身发展规律的影响。汉字自古至今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独特的表意性，始终没有割断同文化的联系，这使汉字文化的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上具有可行性。

二、“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区别

在汉字文化研究领域，一些人往往混淆“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这两个基本概念，将汉语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当成汉字文化现象来研究，从而影响到汉字文化研究的科学性。

其实，“汉字文化”和“汉语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着各自不同的内涵。汉字和汉语虽然同是文化的载体，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差别。就其构成要素来说，语言只有音、义两要素，而文字则有形、音、义三要素。汉字的音、义要素是从汉语那里承袭过来的，而形体要素才是它自身所独有的。字形虽然与音义有关，但却有着自己独立的作用和价值，具有自身的构造规律和系统。这就决定了汉字既与汉语有密切关系，又与汉语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与文化发生关系，一方面是以汉语为中介的，即通过记录汉语而成为文化的载体；另一方面，由于汉字形体的特殊性，使得汉字具有了汉语所不具备的文化功能。汉字是表意文字，特别是早期汉字，形体与所记事物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人们可以从字形当中，窥探出与所记事物相关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有些是词义能够反映的，有些是词义所不能反映的。从主观上讲，汉字构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记录汉语中的词，它的表意特征是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也就是说，人们采用表意构字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据形知词，而不是据形知物。但从客观结果上看，汉字的表意构形不仅记录了词，而且还记录了除词以外的其他信息。如甲骨文中的“王”字，除了记录了“王”这个词外，还以其像斧头之形的构形告诉人们，古代统治者是靠武力统治天下的。这些信息，由于远古文献的贫乏，我们无法从“王”的词义本身获得。在最初造字时，古人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将这些信息保存在字形之中，而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必然拥有武器，人们看到武器极易联想到拥有武器的人，于是，便用武器之形作为记录“王”这个词的字形，以期在字形和词义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联系。后来，统治者的形象发生了变化，“王”的词义也随之改变，人们通过“王”的词义本身已无法了解到古代统治者的特点，而“王”的字形则成了古代统治者形象的历史见证，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文化考古价值。由此可见，汉字的文化功能实际上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于汉语中的词，一个来源于汉字的自身形体。前者是汉语的文化功能在汉字形体中的物化，是与汉语文化相重合的，因而仍应归于汉语文化的范畴。后者是汉字自身所独有的，因而才是真正的汉字文化。

在具体研究中，不少人把汉语文化贴上了汉字文化的标签，把许多本属词汇范畴的现象也归到汉字身上。如有人在名为汉字文化研究的文章中，用《说文》“牛”、“马”二部字多的事实，去印证我国古代曾经历过畜牧业时代。我们且不说这种印证有何实际价值，仅在理论上，就存在着混淆汉字文化与汉语文化的倾向。“牛”、“马”二部的字多，只能反映出当时语言中与牛、马有关的词多，除此之外，汉字字形本身并不能提供更多的文化信息。因此，对“牛”、“马”二部字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研究，只能算是词汇文化问题，而不能称为汉字文化。假如把属于词义的东西都归于汉字，汉字的文化功能就确实无所不包了。如果这样的话，任何文字都是记录词义的，因而也就必然记录文化，那么，汉字与其他文字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研究汉字的文化功能，必须从汉字的特殊构形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发掘出汉字文化的本质特点。

三、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

对汉字的文化功能把握不准，甚至随意夸大，是目前汉字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较严重的问题。不少学者受“汉字优越论”的影响，将汉字夸得神乎其神，说“汉字是一串怪异的密码”，“是古代社会的活化石”，“每个汉字都成为了一定文化的镜像”。这些说法明显与汉字文化功能的实际量度不相符合。

汉字与文化之间虽然存在着互证关系，但这种互证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等的。从总体上来讲，文化对汉字的证明功能要大于汉字对文化的证明功能，因为汉字毕竟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且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尽管它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也不具备最终确认文化的功能，更不具备确认文化所属时代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汉字文化研究时，一定要对汉字文化功能的有限性有清醒的认识，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而不能随意加以夸大。在这方面，王宁先生等人所著的《〈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可谓成功的典范。该书《前言》中明确表示：“汉字中所贮存的文化信息，只能从每个字的构形——一个小小的方寸之地，简化了的线条、笔画，以及字与字的关系中得到，所以是有限的，如果夸大它，从自己的主观臆测出发，弄出许多玄之又玄，广之又广的新鲜事来，其实是难以说服人的，也就把《说文解字》与中国古代文化这个题目给糟蹋了。”[3](P2)

汉字创造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记录语言，而不是为了细致描写文化。汉字字形所体现出的除词义之外的其他文化信息，只是其创造过程中的副产品。如果将这种副产品上升为其主要功能，就会导致对汉字本质的误解。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一些学者不能正确摆放汉字的位置，不能正确看待汉字和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把汉字看作记录汉语的工具，而是把它当成了考证和确认文化的灵丹妙药，试图通过汉字构形去构建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于是，他们任意夸大汉字的文化功能，将本来毫无联系的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牵强附会在一起。如有人说：“它的存在无疑是一个活化石，能使我们透过文字的静态形体步入到古人动态的文化意识中去，把文字内蕴所包含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艺术观念以及古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认识事物的方式等揭示出来。汉字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4](P15)作者把汉字比喻成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脊梁”，说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似乎中华民族文化的所有方面都可以在汉字字形当中找到根据，这无疑是对汉字文化功能的过分夸张。我们认为，汉字构形当中确实保存着不少有关古代社会状况的文化信息，但汉字并不具备细致描写文化的功能，它对文化的反映是有限的，而不是面面俱到的，因而，仅靠汉字构形无法确认文化，更无法全面构建古代的文化系统。

汉字构形系统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步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很强的历史层次性。但当汉字积淀为一个完整的构形系统时，这种历史层次性已深深地隐藏在整个构形系统的背后，变得很难甚至无法考察了，因而也就无法运用汉字去确认文化所属的时代。汉字构形中包含的一些文化现象，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历史层面，是很难有确切的结论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汉字考证文化时，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要尽可能排除主观随意性，在汉字构形和文化现象之间建立起客观、真实的联系。有人不了解这一点，而是笼统地不分时代层次地去考察汉字的文化功能，其结果只能导致错误的结论。如同样是《说文·女部》字，有人根据从女的字多，认为“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完全可以从汉字字形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说文》中女部下面有258个字，可以看出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5]；又有人认为，女部中的“大量贬义词，反映了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下，受歧视受侮辱”[6]；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的结论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说文·女部》字本身的复杂性，它们决不可能是同一时代产生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反映某一个时代的社会观念。究竟哪些汉字起源于母系社会，哪些汉字起源于父系社会，现在已无法考察，所以，单凭女部字，既不能证明“早先”妇女的社会地位高，也不能证明“古代”社会女子地位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一文[7]，更是试图通过女部字去描述古代妇女地位的演变史。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妇女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地位极尊，从商代开始由尊向卑转化，到西周以后地位极卑，这种演变过程都可以在汉字构形中找到证据。作者似乎对哪个字起源于什么时代、反映哪个时代的文化现象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他在证明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地位高时，用的是商代的甲骨文；在证明商代是妇女地位的转化期时，用的还是甲骨文；甚至在证明西周时期妇女地位低时，仍然用甲骨文就已产生的例字。那么，究竟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现象，哪些甲骨文反映的是商代的现象，又有哪些甲骨文预先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现象呢？这种缺乏历史观念的做法恐怕值得商榷。

汉字是一个符号系统，每个字符的存在都受着系统的制约，它既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字符相联系，又以不同的构形与其他字符相别异。联系和别异是每个字符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是汉字符号的本质内涵。汉字符号的系统性特点要求我们在分析汉字构形时，一定要从系统性原则出发，而不能孤立地分析单个字符。有些学者受夸大汉字文化功能观念的影响，总是戴着有色眼镜去审视汉字字形，习惯于到字形当中去为某种文化现象寻求印证。如有人认为甲骨文“母”字中的两个指事符号象征“胸前两乳十分发达”，并据此论证原始社会存在女性生殖崇拜。[8]我们认为这种论证是十分牵强的。汉字造字最初采取的是依类象形的方法，而象形就是要突出事物的显著特征，只有如此，才能将相类似的事物区分开来。如“牛”、“羊”二字的构形就突出了牛角和羊角一个向上弯、一个向下弯的特点，从而使二字的形体有了明显的区别。“母”字的构形之所以突出两乳，也是出于与其他字符相别异的考虑，因为“女”字所表示的母亲和“女”字所表示的女子在外形上很难区别，除了母亲的乳房比一般女子较为发达外，其他特征很难在字形中体现出来，于是，古人便在“女”字的基础上加上表示乳房的两点，作为“母”字的构形。这种构形，既保持了与“女”字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女”字的区别，显然是为了满足汉字构形系统性特征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表示什么生殖崇拜。可见，汉字是一个具有严密系统性的符号体系，每个字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整个系统制约的。因此，我们不能为了一时方便而胡乱讲字，否则就会造成讲了一个乱了一片的严重后果，给读者造成困惑。

总之，“汉字文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违背汉字的发展规律，也不能违背文化的发展规律。汉字文化学是科学，不是幻想，更不是个人无根据的联想和猜测。”[9]汉字构形确实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在研究汉字文化时，一定要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用谨慎的态度去操作，要树立正确的汉字文化观念，准确把握汉字文化功能的量度，合理分析汉字的构形；要明确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达到的目的，弄清汉字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能够解决什么问题，正确认识汉字文化学方法的适用对象，避免出于赶时髦心理的随意滥用。只有这样，才能使汉字的文化功能得到正确的体现。不过，要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既需要有坚实的汉字学功底，又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学修养，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陈澧.东塾读书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2]王宁.汉字与文化[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6).

[3]王宁，等.《说文解字》与汉字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4]李逢甫.汉字的文化积淀[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5]陈建民.语言与文化漫话[J].宏观语言学，1992(1).

[6]何毓玲.从《说文·女部》窥古代社会之一斑[J].古汉语研究，1996(3).

[7]殷寄明.从女偏旁字看古代妇女的尊卑嬗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5).

[8]李家祥.原始生殖崇拜在甲骨文中的表现[J].贵州文史丛刊，1995(2).

篇2

【关键词】形声字；形旁；意符；声符

文字的教学是任何第二语言教学中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因为其独特的字形和古老的历史，吸引众多学习者的同时也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孙德金先生就曾说过“汉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占有特殊位置”“突破汉字难关就成了对外汉语教学的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①目前的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一直处于相对滞后状态，这固然与诸多因素有关，但汉字研究与汉字教学实践结合得不够则是阻碍汉字教学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汉字教学初期，因为汉语在语言形式上是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在书写符号上汉字又与拼音文字有天壤之别，通过字源讲解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是可取的，但使用字源介绍法的范围、作用和可操作性都极为有限，并且汉字是否是表意文字的争论至今都尘埃未定。形声字的数量在现行汉字中占有绝对优势（有统计表明：7000个现代汉语通用字中，属形声结构的有5631个，约占通用字总数的80.5%②），且是汉字结构简化的主要方式，因此，研究好形声字的教学将会直接提高外国学生学习汉字的效率。形旁教学的最大问题是有些形声字的音符或者义符与原本的音或者义的关系已经不密切了。虽然形声字与整字读音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1920个形声字中仅占了14％，但读音完全相同的也不到一半。意符方面，形旁表义的形声字约占62.3%，超过半数的形声字形旁具有提示语义的功能。形声字形旁教学关键就是要帮助学生认识到义符的重要作用，通过义符进而来记住汉字的字形和字义。我认为形声字教学有以下两个方面可以改进：

一、帮助学生理解汉字的上位概念

学生阅读能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识字量，要提高学生的识字量，应该充分利用人脑的记忆的规律将汉字进行分类，通过一定的情景或者大量同类汉字，使学生自觉归纳出上位概念。如下表：

二、以识字为主编排课后练习

以语法为纲的教材里，汉字通常处于课后练习中，编排方式往往是根据使用频率和课文需要生字罗列出来，这是拼音文字语言普遍采用的教材编写方式，以词为单位的拼音文字在性数格方面的变化有规可循，但一组有共同上位概念的词之间却没有明显规律和联系。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种编写方式很不利于汉字教学，大量的实词因为课文的限制而难以出现，无法为学生展现出汉字与众不同的形声、会意优势。因此编写以汉字为纲、以增大词汇量为目的的汉字课后拓展练习，是非常可行的和有实用价值的。从学习者的角度考虑，“留学生多数赞成汉字和汉语教学同步进行”③所以，将汉字的归纳总结作为每个单元后或者几个单元后的一个拓展学习，是比较好的安排方式。例如：这样的好处有：1.可以整合学生之前学过的汉字，进一步复习所学过的生字。2.采用最基本的句式，在不给学生增加负担的同时，扩展词汇量。3.让学生从大量意符音符组合的形声字中摸索出一定的规律，形成汉字形体结构的认识。4.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到练习中，让学生在学习汉字的同时体味中国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声字教学既是重点也是难点，意符作为形声字的组成部分，承载了汉字大量的语义和文化信息，是外国学生理解和掌握汉字的重要入手点，但形旁的教学因为简化字和意符的意义抽象或者迁移而难度增加，意符和声符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因此，不可能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形声字教学方法，但将形声字进行划分后归类教学则是可行的。在类与类之间，有些汉字会不断复现，这既符合认知和习得规律，也有利于学生记忆，同时也使学生认识到类的划分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一个汉字的理解和记忆方法也可以是多途径的。最终达到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自学的能力和对汉字的理性认知。

参考文献：

[1]裘锡圭.文字学概要[A].商务印书馆,1988.

[2]万业馨.应用汉字学概要[A].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3]李泉.关于汉字难学问题的思考[J].第七届对外汉语教学国际研讨会.

[4]万业馨.从汉字研究到汉字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2004(2).

[5]万业馨.汉字字符分工与部件教学[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4).

篇3

关键词：现代汉语；文字部分；汉字文化；思考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4-0062-02

在《现代汉语》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内容中，汉字部分是最具有文化挖掘潜力的，如何在《现代汉语》教材中体现汉字的文化性应给予相当大的重视与关注。教材中的汉字知识，除了要讲解汉字的结构、字体的演变、文字的书写，还应让人看到汉字的灵动与一种中国文化的美。本文就骆小所的《现代汉语引论》（以下简称骆本）、张登岐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张本）、邢福义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邢本）、胡裕树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胡本）、张斌的《新编现代汉语》（以下简称新汉）以及黄廖本的《现代汉语》（以下简称黄廖本）等几套高等教育中常用的教材中的文字部分进行比较分析，对《现代汉语》教材中汉字部分内容编排体系提出了个人的思考。

一、从文字部分体系整体性编排框架的比较

几本现代汉语教材中都包括了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的内容，这些内容都分别按章分列在整本书的编排体例上，黄廖本、胡本、新汉本、邢本都是将汉字部分放在绪论和语音后面，唯有骆本、张本在编排体系上显得比较特殊。骆本是将文字部分放在了语音前面，而张本虽也把文字放在了语音的章节后，但在语音与汉字的章节中又编入了语汇、语法。从这些体系的编排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一章在《现代汉语》中的地位，尤其是骆本无疑突出了这一思想。骆本把文字单独列为一章，并且放在绪论后面，这样的做法从语言的实践操作和理论层面的意义上，都是对文字部分的重视。

二、从文字部分的称呼来比较

骆本教材把文字章节称为“现代汉字”，邢本与其相同。但黄廖本、胡本、新汉本都把文字部分称为“文字”，与其相比，张本比较特殊，称这部分为“汉字”。从字面意义与《现代汉语》这本教材的关系上来看，骆本的“现代汉字”的称呼要比黄廖本、胡本、新汉本的“文字”、张本的“汉字”范围要窄些。如果把汉字部分放在现代汉语的教材来看，“现代汉字”的称呼较贴切些。但是从全方位介绍中国文字文化来看，“现代汉字”的称呼又具有了较大的局限性。相比而言，如果要在文字部分的称呼体现出中国的文化，“汉字”这一称呼具有更大的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也可在编写教材时具有更大的编写空间。但笔者纵观几本教材发现，虽然其他教材的称呼范围比骆本广，但内容都是偏重于在讲现代汉字。

三、具体内容体系编写的比较

1.内容框架上的比较。骆本在汉字这一章节里涉及到了六个小节的内容，分别是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汉字与汉语、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字体、汉字的现代化、汉字的规范化等，其他几本教材大都围绕这几部分作为讲解的内容。但从细处分析，仍能发现骆本与其他版本的不同之处。骆本在这一章节中涉及到三个较独特的内容是其他版本所没有的，这三个内容分别是：汉字的缺点、汉字生命力强的内在原因、纠正错别字的方法。从几本教材比较来看，只有骆本对汉字的缺点：字数多、笔画多、音读多、异体字多和难读、难写、难记、难用进行了分析，让人们认知到汉字的这些缺陷，了解了汉字改革的必要性。另外，其他版本都谈到了规范汉字的问题，但只有骆本和新汉本谈到了纠正错别字的方法。把纠正错别字的方法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显示出了汉字学习中使用正确汉字的重要性。除骆本具有以上独特内容之外，其余版本也有自己的特点。为了体现汉字的文化性，黄廖本的汉字的产生及邢本的汉字的书写指导在教材编写中是不可被忽视的。汉字产生的传说、汉字的书写历史在当今写字几乎都是用电脑录入的信息化时代，更是值得重提。如果这些内容重现在《现代汉语》教材里，在学习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可以慢慢想象及感受笔在纸上轻轻摩擦的声音及墨水淡在纸上的轻香。汉字往往由多个部件组成，每个部件的所占空间不完全相同，新汉本教材的现代汉字结构模式图用方块结构图形进行直观显示，对汉字书写笔画顺序的讲解，让人感觉汉字的书写既有规律可行，又变化万千。用现代汉字方块结构图形让学习者感受到了汉字结构匀称合理，整字美观大观。作为现代汉字文化的完整性，可以将几个不同版本的独特的内容结合起来，作为一个系统的体系来编排。

2.文字章节具体内容分析比较。在具体内容的编写上，几本教材都把汉字的性质、作用，汉字的形体构造，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作为主要内容，只是侧重点各有不同，观点也有所出入。（1）对汉字性质的表述。胡本、邢本和黄廖本都是直接从汉字入手，视角比较直接明了，并明确提出汉字是表意文字。骆本将现代汉字的性质和特点融合来谈，认为汉字是语素文字、自源文字、形音义的统一体。（2）对汉字作用的阐述。关于汉字的作用，除骆本和胡本外，其他的版本均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来谈。仔细阅读，其实骆本在“汉字生命力强的内在原因”的讲解中，就把汉字的作用一起阐述了，如“汉字能促进社会交流”、“汉字是汉民族社会历史的载体”、“汉字丰富了汉文化的表达”等。关于“汉字的作用”的讲解，笔者认为骆本在对汉字作用的阐述较为合理。（3）关于“汉字的形体”。①称呼。关于汉字的形体的称呼，除骆本与胡本把其称为“字体”外，其他四个版本均把其称为汉字的形体。从文化审美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把其称为“形体”，更能体现汉字复杂的形态及其变化多端而又富有规律的特点。②对字型的讲解。骆本在对字型的演变过程讲解叙述上，只有对文字形体的文字叙述，而其他几本教材对各个时期的文字配有图示，直观明晰。笔者认为，如能在教材中把一个汉字的甲骨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几种演变的字体用图示的形式表现出来，既生动直观又能把几种书体的特点表现出来。③汉字结构的概念。在对现代汉字结构的分析，在概念含义的提出中，骆本提出了笔画、偏旁、部件三个概念，没有对笔画书写顺序进行讲解。从书写角度出发，黄廖本和新汉本有对笔顺的介绍。笔者认为如果这两个版本的内容能结合起来，就能比较生动、形象地介绍汉字笔顺的书写规律了。④汉字内部结构关系的介绍。这部分的内容，骆本只提到了汉字内部的空间关系，只谈到汉字的上下、左右、半包围结构等；而胡本、张本和黄廖本却深入对笔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譬如笔画间的相离、相接和相交关系，特别是胡本，对汉字的结构有更纤细的图示和解释。笔者认为，从汉字文化知识的角度来看，对汉字的结构进行图示和解释，可以显示出汉字的结构美。除以上几方面外，骆本的内容有“汉字的整理和规范化”这一部分，既提出汉字整理的四定原则，又提及了如何正确使用汉字，内容表述完整。另外，黄廖本所特有的增加的附录内容，在黄廖本附录中有常见的别字、容易读错的字以及简化字表，这给学习者在使用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四、笔者对现代汉语教材中汉字部分的思考

1.《现代汉语》中汉字部分的编写原则。（1）在教材中的编写内容上应尽量保持汉字文化内容的完整性。通过几个版本的《现代汉语》比较，笔者认为要在《现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内容上体现汉字文化内容的完整性，编写的内容应包括：①介绍文字尤其是汉字产生发展的演变过程；②汉字的结构方式以及一些文字使用过程中的重点、难点；③汉字的书写知识介绍；④现代汉字的信息处理；⑤与汉字相关的一些中国文化知识、典故。（2）教材中的编法应体现出汉字的灵动与艺术性。文字不仅生动，而且具有文化内涵的可读性。如中国的“福”文化、北京2008年奥运会图标“篆书之美”的名称等都是汉字文化内涵的一种体现。在吴颐人编写的图文并具体解说汉字字体的演变读物――《汉字寻根》中，汉字更是体现了一门艺术与学问。如在《汉字寻根》中讲解的“田”字――“甲骨文中的‘田’字外为田的范围，中间‘十’字表示田间的阡陌小道。”这样的讲解既生动又形象，引发人们无限的想象力，体现出汉字象形的艺术美来。在教材编写中，也可编写与文字有关的“文房四宝”的知识，或是像新汉本的讲解现代汉字的结构时采用“结构模式图”，或是像许多版本一样对汉字字体演变过程进行图示，或对某些汉字的典故进行讲解……具有了这些内容的教材，可以或多或少的让读者领悟出汉字的灵动与艺术性。

2.《现代汉语》教材的编排思路。对《现代汉语》教材的编排思路，笔者较同意浙江绍兴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陈建萍老师在《从“文字”章的编排探索汉字学习》中提出的编排思路，现对陈老师的思路进行归纳，以共同探讨：先从宏观的角度，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入手阐述文字的一般特性；在对汉字的介绍上，可以以时间为线索，由古到今，简要介绍汉字的演变；而在结构上，“六书”也应该编排在现代汉字字形的前面；在主体内容介绍之前，应该对汉字定性，也就是介绍汉字的性质；在主体内容介绍之后，可以对汉字的整理标准化、规范化；汉字计算机的输入与输出，也作为最后一章节的内容。

我们的汉字观念，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这一简单的理解上，而应该深刻理解汉字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性，例如它本身所包含、体现的中国文化性。当然，一本《现代汉语》教材中的汉字章节不可能囊括众多的汉字文化知识，如果要充分认识、了解我们的汉字文化知识，可以去研究“文字学”。而且要在文字章节的教学中体现出汉字的文化性，除了依附于教材的内容外，更多的是要靠教师的教学水平及教学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建萍.从《现代汉语》“文字”章的编排探索汉字学习[J].现代语文（理论研究版），2007，（8）：12-14.

[2]吴颐人.汉字寻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2006.

[3]骆小所.现代汉语[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

[4]邢福义.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张斌.新编现代汉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6]胡裕树.现代汉语[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上海教育教育出版社，2003.

篇4

关键词：汉字美学；书法艺术；明式家具；现代家具设计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各大经济体的完善以及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且向往着优质的生活，而不再是整天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奔波劳碌的苟且。人们对这种需求层次的不断追求，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人们在选购沙发时，在其能够满足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前提下，造型的美观和设计的内涵也成为人们决定购买与否的主要参考因素。汉字美学既符合东方审美观，又独具中华文化内涵。汉字，中华文化特有的载体，承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与文明。汉字的发展经历了由具象到抽象、由简至繁的过程，体现出古人的智慧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近期，《汉字英雄》等科教栏目受到了广大群众的追捧；2008年奥运会的会徽设计，就是由篆书书写的“京”字演变而来。这一现象说明汉字美学重新受到了关注。但却很少有人探究汉字美学与现代家具设计存在的联系，也极少有人将汉字艺术应用到现代家具设计中。

1汉字美学的概念

从文字的起源来看，从石壁上的壁画发展到象形文字，再由象形文字演变成汉字。汉字中的偏旁部首都是由自然界的事物经过抽象所提取出来的。与西方的字母不同，汉字具有物象之本的实在意义。汉字的种类繁多，书写字体也包罗万象，古时候有金文、甲骨文、篆书、隶书、行书、楷书等，到了近现代又有繁体和简体之别。每种字体都有其特有的美学特征，种类繁多的汉字美学为现代家具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家具设计与汉字美学的相通之处不仅仅表现在造型方式上，更多还体现在设计美学当中，庄重稳定的对称之美和饱含张力的韵律之美。正如楷书中的“北”“中”“林”等字的写法。清中期“一桌两椅”式的布局方式与中国汉字中的左右对称结构都体现着庄重稳定的对称美。汉字不仅具有形态美还具有意境美，汉字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例如，清代家具中出现的吉祥图案，“福、禄、寿、喜、财”“和合”都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意味。书法艺术是汉字美学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无论是楷书的内刚劲而外温润，行书的遒劲郁勃，草书的一气呵成、始终一贯，无不体现汉字美学的魅力。纵观历史，书法作为每个朝代的中心艺术，它的发展势必会影响其他艺术门类。尤其是在家具与建筑领域，明式家具和中国的园林设计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样，家具与建筑领域也诠释了中国的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书法艺术与明式家具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使书法韵味在家具设计中显得格外浓郁。在明式家具的发展过程中，书法的韵味也得以彰显。在中国的园林与传统建筑中，无论是布局结构还是室内外装饰上都能看到中国书法对其的影响。比如，张德祥所著《张说木器》一书中提到书法和绘画影响了明式家具造型。

2汉字美学在古典家具中的应用和表现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典家具领域的代表，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更成为世界家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不论是从美学鉴赏的角度还是从功能实用的角度来看，明式家具都有不可比拟的成就。明式家具因其制作工艺的特殊性，被赋予“巧而得体，精而合宜”的艺术特点。明式家具造型简约，以简洁的线条为主，运用富有韵律感的曲直变化，形成了明式家具至精至简的表现形式。书法艺术用一根普通的线条，凭借一支软笔，这无比简单的形式，竟书写了令世人惊叹的艺术成就。书法艺术与明式家具两者之间的艺术特点不谋而合，这一点绝非偶然。书法艺术对明式家具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要从明式家具发祥地开始。不同地方的人会受其地域文化的影响，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家具亦如此。明式家具的发祥地在苏州。苏州地处江南，自古就是经济发达、文化汇集的地方，文人墨客、富人商贾聚集在此，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明代，大量的文人墨客出现才将历朝历代都作为中心艺术的书法艺术深深地融入了这座古城之中。明代的家具制作，绝大多数都有文人的参与，他们既是文人也是匠人，这与明式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密不可分。江南素有小桥流水、文人的温文尔雅以及书法的笔酣墨饱等人文风光，造就了文化艺术上的清新淡雅、言辞婉转之风，这也必定会体现在家具的设计风格上。其实，当时在家具制造领域苏州并非一家独大，不过比起京作和广作，苏作家具不如京作那么雍容华贵、富丽堂皇，也不同于广作的体大宏伟、通体雕刻，苏作家具表现出的造型精巧、素雅至简，更具文人风范。其次，在明式家具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建筑和园林的影响。苏州的园林作为江南园林的代表，本着“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原则，集古建筑、文学、书画和雕刻等元素于一身，使其在世界园林史上占据较高地位。这一切又源于书法艺术，无论是布局结构还是室内外装饰上都能看到中国书法对其的影响。符合书法中提出的朴素辩证观，强调最普遍、最简单的观点，这也正是《老子》所倡导的万物皆生于一。最后，以图1、图2中的家具与书法为例，阐述汉字美学对明式家具造型的影响。如图1所示，此罗汉床为鼓腿彭牙大挖腿，一目了然这与书法笔画的造型相吻合，绝非单纯的巧合所能解释。图2中，方凳的腿足属于马蹄足，马蹄足是明式家具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腿足，四条腿足并不是绝对的垂直，下端略微向里回转，所成弧线必然自然柔和，使人赏心悦目。在硬笔书法中讲究的是横平竖直，但是在软笔书法中则不然，而是讲究笔触的变化和运笔的韵律。图2为软笔书法中的笔画，讲究的是笔触线条的曲直变化，这与马蹄足的弧线柔和、悦目不谋而合。正如第一点所述，明代的家具制作绝大多数都有文人的参与，他们既是文人也是匠人，这与明式家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内涵密不可分。文人自幼学习书法，书法中的美学思想早已悄无声息地融入文人的审美观念当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明式家具的形成。

3汉字美学在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

3.1优势

从汉字的构字法出发，其分为六种形式，分别是形声、指事、象形、意会、转注、假借。从这六种形式不难看出，汉字的构型具有规律性和独特性。形声字是由形旁和声旁构成，形旁主字的含义，也称意符；声旁主发音种类，也称声符。形声字是最能产的造字形式。简单概括，形声字包含的意符和声符，二者缺一不可。例如，“茱萸”两字皆以草字头为形旁，是指草本植物，而声旁为“朱”和“臾”。“朱”代表红色果实，“臾”代表乔木植物。正如家具中的主从关系。象形文字是由图画文字演化而来，是一种最原始的造字方法。我国采用的汉字是现存世上为数不多的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象形文字具有极强的语意性，让人一目了然。如列举图片中的象形文字和一目了然的家具。让象形文字的特点服务于现代家具设计领域，从而使家具更朴素、直白地表达其深刻的内涵。将汉字美学中的书法艺术与现代家具设计相结合，更能体现出家具本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

3.2应用

汉字作为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沉淀形成的语言符号，是一整套符号系统，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符号化的含义是用简单的事物来替代复杂的事物的一种方式。汉字符号具有极强的辨识度和文化内涵。汉字符号记录了中华千年文化的发展历程。汉字符号具有双层含义，既包括形而上的精神层面也包括形而下的物质层面。物质层面包含汉字的形体美，精神层面包含美好的寓意和象征，如“和合”象征相亲相爱、和谐和平。符号化的家具从造型上向人们传达思想情感和文化内涵，汉字符号会为设计师提供更多的元素，同时还会使他们的设计更具个性。若能将文化内涵和历史渊源融入家具设计中，必然会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感。这对传统文化来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也能将我国的千年历史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呈现给全世界。汉字的构型结构能为家具设计者提供更多的创作灵感。汉字的结构大致可分为七种：一是左右结构，二是上下结构，三是左中右结构，四是上中下结构，五是半包围结构，六是全包围结构，七是镶嵌结构。多种的构型结构为家具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图3中的“宋”和“立”。此图中“宋”和“立”这两个字是用篆体书写的，它与明式圈椅中的椅圈的造型极其相似，这并不是偶然。虽然汉字只有七种主要结构，可是通过组合、拆分、重复等方式后，就有了千百万种可能。两个字或者四个字组合又会组成词汇或成语，就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为现代家具设计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在今天，汉字美学融入现代家具设计早已不是纸上谈兵。例如，2012年米丈堂木作成立，创始人卢志刚设计的缘圆椅以“书法为魂，以木为体”，如图4将文人风骨与书法之中的铮铮笔意相结合，外秀其灵动，内敛其锋芒。缘圆椅的形与义都与书法分不开，设计制作在保证理性严谨的同时不失笔意之精髓，造型流畅典雅，“笔锋”坚实有力。

4结语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产物，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智慧，同时也是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活化石”，我们应该继承它、发扬它。汉字美学在古典家具中的应用案例的确不少，比如，上文中提到的明式家具。改革开放以后受到西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汉字美学这一概念逐渐淡化。今天的汉字美学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回归，回归传统，回归自然，回归到生活中。家具是人们生活起居必不可少的重要物件，人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有家具的陪伴。将汉字美学融入现代家具设计当中必然是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我们可以从家具设计的领域中体会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文化。《论语》中也有“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的句子。研究汉字美学的同时兼顾现代家具设计的理念，让汉字美学更多地为家具设计服务，从而使我国家具设计领域绽放光彩。

参考文献：

［1］…胡飞，杨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

［2］…范昕.汉字艺术在中国现代家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0.

［3］…纪方圆，黄迅，钟畅.汉字符号下的家具设计研究［J］.家具与室内装饰，2015（03）：11-13.

［4］…李伟华.中国书法艺术对明式家具的影响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05.

［5］…张克非.二十世纪国外优秀家具设计扫描［D］.鲁迅美术学院，2004.

篇5

一、分析事物基本特点，培养学生概括分析能力

在品德与社会教材中，涉及较多历史地理方面内容的课程知识性较强，且离学生的现实生活较远。如何有效达成史地题材品德课的三维教学目标呢？笔者发现概念图可以用简洁的方式描述事物发展的阶段、显示事物之间内隐的关系等。只要合理运用概念图，就能将原本模糊难辨的知识变得清晰透明，将零散的知识变得系统完整，使学生不仅能轻松地掌握事物的基本特点，分析出事物间的发展变化，而且在绘制概念图的过程中还可以提升他们概括分析事物的能力。

（一）分析事物发展变化

运用概念图可以清楚地显示历史事件在不同时间段演变的过程。如针对高年级《品德与社会》教材中偏重于历史知识这一特点，教师可以指导学生使用概念图，去分析历史事件或具体事物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从而帮助学生有效发展自主分析能力，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历史知识框架。

如在教学《千年不衰的汉字》（苏教版《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时，为了让学生能形象地感知汉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汉字的发展历经了一个悠久的演变过程。笔者先让学生观看“虎”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字形及其发展变化的视频，随后让他们借助“虎”字的演变历史，结合自己课前的调查，每人独立绘制一张汉字字体变化的概念图。为了找到关键词，学生观看视频时特别认真，有些还会边看边做记录。为了准确选定关键词，学生还依照一定的标准（字体名称），对自己所做的记录进行筛选。当每人单独绘制完成后，笔者还让学生在小组中相互评价、交流。通过绘制概念图（如图1），学生自主分析材料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锻炼，而且使原本枯燥的汉字演变教学转化成了学生形象观察、快乐探究的过程。学生在看一看、绘一绘、评一评的过程中真切感受了汉字演变过程之缓慢，汉字历史之悠久，寓意之深刻。

（二）认识事物基本特点

概念图能方便有效地辅助教学，但怎样引进概念图让学生容易接受呢？对于小学生来说，如果直接让他们自主编绘概念图，显然难度太大。但如果教师直接呈现编制好的概念图，只能让学生被动地学习。学生没有经历构图的过程，没有明白知识的形成过程，更没有融入自己的思考，这种做法也不可取。在教学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通过讨论、交流，共同制作概念图，逐步掌握绘图的方法。

教学过程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活动过程，概念图作为教学工具，可以真正参与到教学互动中去。在学习新内容时，师生共同制作出有效的概念图来构建学习模型，学生利用概念图可以有效分析事物内部的基本特点，初步锻炼他们对抽象事物的分析能力。

如在教学《千年不衰的汉字》（第二课时）时，了解汉字的特点是本课的重点。笔者先讲述了“瑞典林西丽女士的汉字缘”的故事，再让学生讲述他们搜集的外国人学习汉字的小故事。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补充了当今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开设了汉语课的信息……这么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的汉字，它究竟有何魅力呢？带着这样的问题，笔者让学生寻找原因：有的讲述汉字的变化多，并展示自己的书法作品；有的讲汉字的意寓深刻，寻找到了“证据”——2008年奥运会会徽；有的联系上节课上绘制的汉字演变概念图，讲述它的悠久历史……结合刚才的交流和课前了解到的信息，笔者再引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归纳出汉字特点的初步分析图。但是对于汉字不仅仅是方块符号，更是一种表情达意的工具这一特点，学生的理解还不够深刻。笔者就抓住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方言各异，但汉字神奇地将这一切跨越过去，消除了语言上的障碍这一特点，让学生加深理解。笔者巧妙地出示了一些简单的东巴文字，让学生猜它们各表何意……再趁机引导学生思考，汉字还有什么特点？在反思修改的基础上，学生最终完善了分析图。（如图2）

学习、反思、构建概念图的过程，使学生对汉字的知识连成了线，串成了面，结成了网，形成了新的知识结构。通过对汉字特点概念图的归纳整理，学生构建了关于汉字的知识网络，清晰地了解到汉字的基本特点。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使他们不仅初步学会了分析事物的方法，提升了合作、沟通的能力，还真切地体验到了汉字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魄，汉字是一种传情达意的工具，是维系中华民族的一条情感纽带。

二、分析事物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

概念图能有效显示事物间的因果信息、层次等级、分支程序、整体局部、主体客体等关系。在品德与社会教学过程中，笔者指导学生逐步使用概念图，帮助他们学会怎样利用概念图对事物进行分类，分析、比较不同事物间的关系，等等。这样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在潜移默化中训练了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一）认识事物属种关系

由于小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对抽象概念的认识需要借助形象思维来完成。概念图将学生已有的、零散的、具体形象认知整合在一起，在抽象概念与具体事物之间搭建认知的桥梁，可以有效帮助学生理解具体事物与抽象概念之间的属种关系。

如在教学《日新月异的交通》（浙教版五年级下册）时，笔者以公交车为教学的突破口，让学生感受到交通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便捷。课前，布置学生进行社会实践：调查、了解有哪些公交车。在课堂交流过程中，笔者发现，学生虽知道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名字，但对它们属种关系的认识还很混乱，有些学生甚至还认为火车并不是公交车。

基于学生的实际认识情况，笔者安排师生合作绘制概念图。根据学生的交流情况，笔者随机板书公交车的名称，并以此作为绘制概念图的起点。然后，适时补充学生没有谈到的一些工具，如轨道列车、轻轨、磁悬浮列车等图像资料，再适时补充板书内容。在师生共同交流的基础上，笔者引导学生用概念图来展示城市交通工具的分类。（如图3）此时，大部分学生能根据所获取的公交车方面的信息，制作出正确的概念图。通过制作概念图，学生明确了城市公交车的分类，初步理解了公交车这一抽象概念的内涵，他们搜集、整理信息的能力也得到锻炼。

（二）分析事物因果关系

概念图可以显示复杂的事件或复杂现象的因果关系。笔者在教学中注意适时引导学生使用概念图，去分析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帮助学生透过现象，认清事物的本质。

在教学《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浙教版六年级下册）时，为了让学生更透彻地认识到环境问题（次生环境问题）的始作俑者是我们人类自己，笔者引导学生结合环境问题补充阅读材料，用圈形概念图逐层分析教材提供的深层问题。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制作不同环境问题圈形分析图（如图4），会发现任何一种次生环境问题的核心要素，都指向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活动。

此时，笔者再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单独针对酸雨这个环境问题，集体制作一个分析因果关系的概念图。（如图5）通过这个具体问题的分析，学生更深刻地认识到次生环境问题是由人类不合理的生活、生产活动造成的，而它又将危害人类。要保护地球环境，减少环境问题产生的可能性，应该从我做起，改变不合理的生活、生产方式。这节课，通过两次制作概念图，使学生由表及里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的成因及防治对策，帮助他们从小树立环保意识，有效地达成了预期教学目标。

（三）比较事物异同

运用概念图可以对比不同事物间的相似性和独特性。在教学时，笔者指导学生运用概念图比较相关事物，帮助学生更便捷地发现事物的共同属性。笔者的教学经验表明，在课堂中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归纳能力和分析能力。

如教学“屈辱与抗争”单元《悲愤的吼声》（浙教版五年级下册）时，笔者让学生结合《》和《》的内容，运用概念图分析两个不平等条约的异同性。通过小组合作，学生先讨论确定概念图节点，然后运用对比矩阵图，就能轻易地看出两个不平等条约的异同性。（如图6）

通过作图比较，学生清楚地发现，两个条约中作为被侵略方的中国都要向侵略者赔款，且赔付的数额越来越大，赔付对象国越来越多。学生不仅训练了综合分析信息的能力，还深刻地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极大地激发了爱国心。在《悲愤的吼声》这一课中，也涉及到《》的内容，笔者还指导学生针对《》和《》，绘制相关的对比分析图。（如图7）通过制作概念图，学生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侵略者的本性，即以抢夺他国土地财富为目的，从而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感。同时，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类比思维能力得到相应的提升。

笔者的尝试性实践表明，概念图作为一种帮助学生认知的支点，对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学习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它可以为学生的有效学习提供思维支撑，帮助学生学会将零散的知识点集合在一起，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知识，提升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篇6

我们先分析汉语的基本特点。

一般的拼音语言，只有元音与辅音两个结构要素，声调（升调、降调）只区别语气，不区别意义，因而不是拼音语言的结构要素。而汉语则不同，声调起着区别意义的作用，故汉语语音由声母、韵母、声调三个要素构成。如果我们把英语等拼音语言称为二维结构，那么汉语语音就是三维结构。

人类的发音器官能够发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音。就语音单位而言，几乎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或者起码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每一个民族用于社会交际的能够区别意义的音位却少得多，这是根据人类的交流需要而决定的。人类语言只需要不多的音位，就可以构成无数有意义的话语。

从历史发展来说，“能指”和“所指”在约定俗成的任意性这一表层现象的深处，有着相当深刻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受到各民族物质生产发展的一般水平和语言发展水平的双重制约。就人类语言的发源处来说，初民不可能也无须选择很多的音节来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但是，随着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有许多新的概念需要表达，原先的音节不能满足需要，他们必须寻觅新的途径。增加音节是一个最简单的有效途径，西方的一些语言就走了这一道路。英语中的音节就有一万多个。但也还有另外一个聪明的方法，即在原有的音节上标出不同的声调，以此代表不同的概念，这同样可以起到与增加音节相等的作用。汉语就走了这一条道路，它只选择了400多个基本音节就能够满足高度文明的汉民族的各种概念表达的需要。采取增加音节的线性展开的方式和运用声调向中心聚敛的三维方式来解决语音的发展问题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于是，汉语与西方拼音语言的根本性区别（即拼音语言是用二维——元音和辅音——来表达的，而汉语是用三维——声母、韵母和声调——来表达）就形成了。当然这两条道路也不是绝对的互不相涉，而是起着部分的互补作用。汉语在发展中，由单音节词为主到双音节词为主，且近代以来，由于文化交流的增多，外来语的翻译常用多音节词来表达，这使汉语的词汇中多音节词的比例也有所扩大。拼音语言也有不用增加音节而只是改变词的重读音节的方式来区别意义，这又与汉语所走的道路有若干类似之处。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每一种可能性只要是能够逐渐精微地表达人类的思维，就具有同等价值，这里没有好坏高下之分。人为地将“屈折语”说成是最高级，将“孤立语”说成最低级，这要么是文化中心主义、种族偏见的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要么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心理的表现，而不是科学的分析。

文字领域的情况与语音领域的情况相似。

在文字的起源阶段，用“象形”表达人类思想与语言中用“象声”表达人类思想类似，同样舍弃了许多东西，仅从客观事物中抽出一些主要的特征写画下来。“米”是一棵果树上结了许多果子的象形。但作为自然界的一种有机生命体，一棵树是多么繁复的植物，结下的丰硕的果实也决不止三个。当我们用象形文字表达它的时候，失落了不计其数的果实了，而且用3个小圆圈代替了具有万千特征的甜美的果实，又不知失落了多少属性了。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所造的那个象形字就一定是抓住了果树的形象的主要特征，其实它仅是从客观物象中抽象出的极少一部分特征。这才是本色意义上的“抽象”。我们现在经常挂在嘴上的所谓“抽象”，比如说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它字形固定，偏旁统一，这对于象形特点鲜明的甲骨文来说是一次抽象，而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所发生的使汉字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隶变”又是更进一步的抽象，这些“抽象”，与文字最初形成阶段的那次抽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了。与语音的形成一样，象形文字是各个民族根据不同的要求抽象出事物的极少特征写画下来，这使各种文字产生差距。中西文字目前巨大的差距是由各自不同的文化创造方法造成的。当美索不达米亚的字母被发现后，西方文字突然掉转头去走了一条拼音化的道路，而汉字则没有走这条道路，依然按照原来的路径发展着。于是，中西文字便相去遥远了。“中国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块字，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后来流行于世界大多数地区的拼音文字其渊源和特性都迥然相异，成为世界文化史上独成一统的特例。”［③］

方块汉字与拼音文字在结构上的区别，我们认为也是“二维”与“三维”的区别。从汉语语音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是与汉字的特点相吻合的。汉字的三维性使其具有立体性特点。但要证明汉字是三维的立体性结构，我们的面前有一道“定论”的铜墙铁壁，一般认为，拼音文字记录一个词是用一串字母作线性的排列，在汉字往往用一个平面型方块来表示，所以“汉字是平面型文字”［④］。诚然，汉字是写在纸上的，不是雕塑在空间的，何以认为汉字是三维的因而具有立体性特点呢？这是因为汉字是用二维去展示、象征三维空间的，我们是就其所表达、所象征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三维”的。“立体派”的绘画何以能称“立体”呢？难道就不是画在平面画布上的吗？

汉字主要起源于原始图画，而图画是用二维空间来表示三维空前的，那么，汉字就其起源阶段的象形性而言，亦具有这样的特征。汉字起源阶段的这种象形的特性是汉字三维性发生学上的依据，图画的形象性的特点是使人们可以直观或感受到所画事物“体”的质感。例如，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陕西华县柳子镇出土的陶器上。

即使是最逼真的工笔也不能将客观事物的全部属性和特征描绘出来，它在描绘中已经遗漏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图画反映客观事物也是“抽象”的。而汉字又是对象形图画的再一次“抽象”，这就使文字成为一种纯粹的符号了。这种符号只要没有变成音响形象的附属物（如拼音文字那样），这种三维立体性特点便没有被打破，无论其抽象程度怎样地越来越高。

从现实生活的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在其后来的发展变形过程中，并未改变其三维立体性特点，这是由于汉字后来无论怎样变形，皆未彻底打破原有的符号体系去另辟新路。先看小篆。小篆是汉字第一次规范化的字体。比起甲骨文和金文来，小篆字体固定，并将原来没有固定形式的各种偏旁统一起来，小篆的线条不再是去描画客观事物，而是变成了规则匀称的带弧形的整齐线条，就此而言，对汉字的立体性的冲击是大的。但是，从根本上看，小篆并未改变汉字的结构特点，而仅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只是线条略略变化，使文字同客观事物的联系更加隐蔽了一些。这样的特征实在太多，无庸赘述。隶书的情况又怎样呢？用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转写篆书，这是被称作“隶变”的汉文字史上的一场大变革，这场变革是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水岭。从甲骨文到小篆，汉字线条的主要特点在于描摹客观事物，因而它是画出来的；而隶变后的五种基本笔画则是写出来的。由于隶变改变了笔画的形态，因而使汉字形体发生了大的变化，变成纯粹符号性质的文字，基本摆脱了古汉字的图形意味。后来，魏晋至隋唐出现的楷书，结构与隶书基本相同，点、横、竖、撇、捺等笔画进一步发展，从此，汉字成为方块字就定型了。但是，隶变以后的汉字并未改变汉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我们还是以“为”字后来变化为例来说明。

这些形式亦分别积淀了大象的鼻子、躯体以及四条腿的内容。由此看来，隶变中的汉字形体的改变仅是汉字结构内部进行自身调整时的一种较大的形态转移，而不是汉字整体结构的打破与重建，因而汉字立体性这一基本特点并未失落。

我们认为汉字在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其立体性特点一直保持着，但同时我们又认为隶变前后汉字立体性的特点又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适应于描摹客观事物的各种形态、方向、长短、曲直的甲金文和小篆的线条，一变为适应于书写的、长短大致统一、曲直有规则、形态方向一致的隶书、楷书和现代简体的线条，这说明隶变使汉字从图画意义上的立体性变成了几何意义的立体性。隶变前的汉字通过用极简约的线条描画事物达到立体性，这种立体性因与图画类似，较易为人们认识，隶变以后的汉字实在有类于“立体派”的绘画。它将对象世界引归到立体几何的方块形体中去，呈现出一种多视点把立体平铺到平面上的倾向。即“对一个物体作分解，同时从不同的方面，不只是从一个视点，提供了许多元素，把这些元素重新组合，相互叠置，相互渗入成为一个整体形象，这使得平面自身直接显现立体感，却又不是取消了平面，使它成为一个空间盛器，让各种东西在它里面装着”。［⑥］隶变后汉字不仅有“横”“竖”两种笔画（这可以在垂直状态下构成平面），而且斜线（撇、捺）和点，斜线其实就是线条的水平放置状态，它与“横”、“竖”垂直状态所构成的平面相交，便构成立体图形。“点”的意义亦如此，它其实在透视意义上是远处的一条线或一个面；本身已造成了一种距离感和空间感，只要我们眼前出现了相交或平行直线构成的平面，那么远处的那个点就一定不可能与这个平面处在同一平面上，而只能是处在立体的空间中。汉字的三维立体性就这样通过五种笔划构成了。这里，“关键是在于保持着具体的平面，而同时在象征的意味里，使它成为体积的空间意味的。”［⑦］

关于汉字的三维立体性，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中找到证明。卫夫人《笔阵图》对汉字的几种笔划有如下的说法：

这虽是一种比喻和象征，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书家的潜意味深处是将汉字的笔画当作某种客观事物来看待的。这实际上是一种原始观念的积淀，因为在原始人那里是没有比喻可言的。进一步讲，中国书法理论中所讲的关于笔画分布的结体理论更是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的。“中宫”和“重心”的理论，都是解决立体性字体结构稳定问题；“布白”理论则直接导源于文字的立体性：例如笔划的“疏密得宜”是解决立体性众多平面交叉的问题；“虚实相间”的说法是处理立体结构中视觉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关系问题；而所谓“争让得势”则又是回答立体结构中的主要平面与次要平面的表现关系等等。中国书法最忌平板，例如“馬”字下面的四点，楷书一般将第一、四两点写得较大，二、三两点写得较小，以示远近关系。这些，皆可说明汉字的立体性特点。

我们论定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三维立体性特点，这就为认识汉字的科学价值打下了基础；而汉字的生命力正建立在这种科学价值的前提之上的。

汉字的立体性特点决定了汉字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我们仍然用数学的方法来说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横一竖和一条斜线（—｜／），如果按拼音文字的线性排列，只有六种排列形式：—｜／，—／｜，｜—／，｜—／，／—｜，／｜—，但是，按立体性文字排列，其形式却极多。横竖构成平面，而斜线当它放到立体性图形中去的时候，位置可以相接、也可以相交，还可以相离。人们只需要从这极多的可能排列中选择出目视区别较为明晰的排列用于造字就足够表达人类各种各样的概念。这从科学角度证明了汉字的方块结构是完全胜任表达人类的千差万别的细微变化的概念。它也不见得就显得繁复，因为它不需要用向外扩展的方式去表达，而只需在这个立体结构框架的内部就可以表达。如果说一个方块汉字因笔画多而显得繁复，那么，一个英文词用一大串字母排成一条线同样也是繁复的。汉字的这个特点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尤其是文言）无形态变化，无时态变化，无冠词的最根本性的决定原因。进而使中国语言文字比印欧语言“更易于打破逻辑和语法的束缚，从而也就更易于张大语词的多义性、表达的隐喻性、意义的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阐释的多重可能性。”［⑧］这正是在二十世纪语言学革命以后重新认识语言生命力的一把金钥匙。一些有眼光的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汉字和汉语的生命力，而另一些西方学者例如伊斯特林，认为汉字终究是一种有缺陷的文字，是文字发展低级阶段上的文字，进而认为汉字是缺乏生命力的文字，这实在是一种对语言文字表达人类思维的特点缺乏全面认识所致。

注释：

①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71页。

②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

③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④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页。

⑤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页。

⑥瓦尔特·赫斯编著：《欧洲现代画派画论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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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词”；汉语“字”；文化；对比

一、 引言

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依据拉丁语法建立了古汉语语法的“词本位”体系，1924年黎锦熙根据英语语法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形成了“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句本位”语法体系，1985年熙在《语法答问》中提出了“词组本位”的理论。1996年邢福义又在《汉语语法学》中建立了“小句本位”的汉语语法体系。这些本位学说都借鉴了印欧语语法系统，而且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但徐通锵先生正式提出“字本位”理论以来，学界关于汉语语法到底以何为纲又有了一些新的探索角度，一些学者认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应该是“字”，那么，我们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英语中作为语法研究的基本结构单位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是否具有共通性，它们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二、 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

西方传统语法分词法和句法，英语的语法研究受到拉丁语的极大影响，始终都是以词法为主，可以说“词”在英语中是一个现成的、自然的、较开放的单位。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语法研究多从词入手，由词展开。

在汉语中，“字”是人人皆知的天然单位，面对一个句子或一个语言片段，谁都是说出其中有几个字，而要说出一句话里面有多少个词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汉语中“字”是最容易辨认出来的、最小的自然的单位。“字”是比较独立的，汉字体系也非常强大，从古到今，汉字不随语音的改变而改变，相反它成了一种超时空的东西，可以调节和统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对语言的使用。

三、 对比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

（一）记录意义的方式方面

英语中的“词”和汉语中的“字”都是音义结合体，英语中的“词”记录意义时才用“词根+词缀”这样的方式，词根的意义一般是约定俗成的，比如“care”这个字表示“小心、关心、在乎”，加上后缀“less”后变成“careless”表示“不小心”，加上“ful”变成“careful”表示“小心的”。

汉语是形态缺乏的语言。在造字之初，主要采用的是六书造字法，严格说来应该是四个造字之法，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用象形的方法来造字非常生动有趣；“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纯粹的指事符号，如“本”，“末”；“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按照事物的意义和叫法，选择可相比譬的声符和意符来组成汉字，如“江，从水，工声”，从水，表示“江”字所代表的词语的意义乃是水的类属，工声，表示“江”字所代表的词语的音节与“工”音相近；“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武信是也”，会意字是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这个字的意思，比如“从”、“休”。

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作为拼音文字，只做到了以形记音、以音载义，音义就单词而言有同一性，就音节而言没有同一性。而汉字的音节一般就是音义结合的一个整体。

（二）构成形式方面

英语中的“词”是由一个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更加注重形式上的吻合，添加词缀法是英语构词法的灵魂和核心，词素、词干、词缀（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是最重要的内容。

汉语以字形为中心，字是笔画和部件构成的，更加关注意义上的契合。英语中的词一般看到就能读出来，而汉语中的字能看到就读出来的以形声字居多。英语中一个单词可以用汉语中很多字来表达。比如 everything 翻译成汉语是“所有的事情”，但只表达一个意思。反过来，汉语中一个字可能会用很多相对应的单词来表达，可以是多个意思，比如：“好”在英语中可以用“good”、“well”、“fine”来表示，在英语中就表达了多个意义。

（三）语用功能方面

英语中的词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语法成分，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等，比如“I have a dream”这个句子中，每个单词处于句子的不同位置，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英语语法研究以词法和句法为主，离开词，词法和句法都无从谈起，英语语法研究也就无所依托，也就是说英语中的“词”是英语研究的枢纽，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词在交际中可以自由地、独立地运用，其语用范围是比较广的。

汉语中的字在中国古代地位非常高，古代汉语中的“字”表示的意义非常丰富，在造字之初，每个字是为了表达某个概念造出来的。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字”都是理解词义、句子和语篇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不识字，那就无从了解由字组成的词、句、段的意义。汉语中的“字”对日常交际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不同的是，汉语中的“字”并非像英语中的“词”那样全都可以单独运用，而是有的字在交际中可以单独运用，比如“我”、“花”、“爱”等；而有的字需要和其它的字合在一起使用，比如“蝴”和“蝶”，“玻”和“璃”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中“字”的语用功能相对弱一些。

四、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一）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汉字反映了汉民族善于整体思维的心理特点，如“木”旁，“凡木之属皆从木”，“梅，林，松，柏，树，枝”等都与树木的意义有关，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是相互联系的形类系统的一部分。英语在构词方面通常是一个事物一个名称，没有从某一类事物的整体性出发来命名的特征，比如“梅”是“plum”，“林”是“forest”，这反映了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更习惯于个体思维的心理特征。

（二）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

中国古人总是尽量在汉字形体上体现事物和行为呈现于自己视听的感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可以绘画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等动态的文化符号。”（张德鑫，1999）这表现出汉民族较强的主体意识。英语的词则是非常客观地用来记录意义的单位，用一个英语单词指向一个具体概念，这并没有涉及到主体的心理感受，而更加侧重于记录意义，这反映了西方人较强的客体意识。

五、小结

英语语法研究以“词”为本位是毋庸置疑的，这符合英语作为屈折语具有丰富的形态的特点，那么，汉语语法研究以“字”为本位是否合理，还不能妄下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总的说来，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其差异是更主要的，它们不仅反映了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在形式上和意义上的不同，而且还蕴含着使用这两种语言的民族在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潘文国.汉英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 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J］.世界汉语教学，2002

［3］ 彭路.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汉字教学［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8

［4］ 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1994

［5］ 杨志华.汉字部首与英文词根比较［J］.文化研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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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东情西调,汉字,海报设计

“东情西调”注重中西设计理念的融合，汉字作为中华民族精神形象与情感气质的载体，历经岁月、文化、社会风俗的积淀和演化而不断升华，现已成为中国海报设计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其丰富的表现手法深得设计师青睐，笔者《律动》系列海报的创作灵感亦得益于此。

一、“东情西调”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在国内海报设计的发展历程中，国人有过一段认知上的弯路。由于现代海报设计是西方的产物，消化吸收自然需经历一个过程，外加之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西方的标准就成为通行世界的尺度。于是部分国内设计师为了国际化，为了与世界设计接轨的目的，一味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自己，注重形式，追求视觉效果而最终忽视了应该包容与表现的内涵。与此同时，另一种相悖观点则是强调传统。认为几千年的纹样图形、文化审美为群众所喜闻乐见，是绝佳的创作题材，拒绝吸收西方设计理念。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西方设计师往往不能领悟这类创作在民族化表现形式下所要表达的深层次含义，这种隔阂使得一些在国内为人称道的海报设计作品在国际赛事上却是反响平平。

在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我们既不赞赏全盘西化，也不推崇孤芳自赏。港台设计师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先于内地开始了探求不同文化间沟通之路的有益尝试，这使我们看到了中西方艺术设计的契合点。概览港台设计师的海报设计作品，常使人有亲切之感。这些富有深刻理性的感性诉求，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了设计的人文精神。笔者作为一名设计人员，对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积淀有所见解，这更促使本人加深将民族文化的内涵融入现代海报设计重要性的认识。如何通过简洁明了的设计语言将中国文化用加入时代调味剂式的面貌呈现出来，这是需要我们潜心研究探讨的。

二、汉字在海报设计应用中的表现手法分析

1、汉字的结体化表现

汉字的结体造型具有形体美，通过增减或改造之类方法，将其字态加以变形或美化，新的表情会使设计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形成独特的视觉形象，以此来突出海报表现的主题。

《和谐中国》海报的设计直接采用字形结体来构成，分别将“和”与“中”，“谐”与“国”自然巧妙的组构在一起，浑然天成的表述对内涵的融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的设计使信息容量增大，概念升华，体现了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深层涵义。此类设计方法构思独特巧妙，设计者需熟谙汉字的结构，挖掘超越其原有文字的意义，方能得心应手地演绎它们纯正的形式和精神的旋律。

《城乡互动》海报的主旨是城市与农村互动，和谐一体。画面简明而直白，“乡”字演化成为“城”字的部首，城乡互动的意念得以拓展。叠加的形式使其内涵更为丰富，在传递设计主旨的同时引发观者联想，给予其深层次的启示，使人在感知的过程中与作品产生交流，形成思想上的共鸣。

2、汉字的图形化表现

汉字本身就具有图形之美，图形化具有鲜明的特色，能在不同层面上给人带来全新的视觉感受。汉字的图形化表现历来是设计师乐此不倦的创作素材。

《北京2008》是反映北京奥运盛事的海报，由运动员矫健的身姿构成北京二字，字形与图形的巧妙融合使字图之间互为补充，兼容并蓄。当设计者用图形化进行创作时，汉字的字形和运用的图形共同构成了视觉的要素，内涵上的共性，使它们合二为一。运动员和北京两种物象意义的联系，使受众获得了最为丰富的联想并且能够准确直观地明了本海报的诉求点。

《大爱无痕》是反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海报。“爱”字的文字轮廓里面是满满的创伤贴，反映大爱无痕的理念。作品的设计亮点就是对主题文字“爱”进行了图形化处理，整个画面效果强烈，一下子就能打动受众，所需传达的公益信息也能够得以准确地传播。这里文字产生了超越原有意义的意蕴，从而使汉字的潜在功能得到极大的发挥。

3、汉字的意境化表现

汉字的意境化表现以采用民族的传统元素居多。汉字与传统元素两者的重构在于通过外在的形突出承载的意，便于人们对已有的文字情境产生再思考，从而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进一步深化所要表现的主题。香港著名设计师靳埭强先生曾为台湾印象展创作一组汉字系列海报，分别以“山”、“水”、“风”、“云”为主题。画面以水墨汉字为表现形式，运用气韵相连的线条和苍远遒劲的笔墨，亦书亦画地展现出宁静悠远，简朴纯洁的“禅”意，使人体会山的“博大”、风的“无影”、云的“飘逸”和水的“灵动”，感受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情境。作品结合海报创意塑造了恰如其分的意境与氛围。

在汉字的意境化表现中，书法有其独特的自身魅力。书法作为汉字丰富的外延形式是民族生机与活力的体现。书法在海报中的应用有着浓厚的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精神，既给人以亲切感又饱含着时代回归感。著名设计师诸多作品中均运用书法的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述着海报的诉求，展现着优美意境的文化氛围。

三、以《律动》系列海报作品为例探析“东情西调”思想在汉字海报设计中的应用

1、创作构思：汉字元素的选取和设计

本人创作《律动》系列汉字海报的初衷是为展示汉字笔画的内在张力以及创造律动空间的意象境界。

汉字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人们的精神家园。无论是音、形、义，汉字都能引起人们美妙而大胆的联想，给人以美的享受。在进行草图的勾勒和各种异化的构思之后，笔者发现如果纯粹以汉字本身去演绎主旨的话，其形式内涵不足以体现丰富的时代内蕴，即本人要表达的中心理念。搁笔思索，作品本身为一载体，承受的想像越多，空间自然越大，由此脑海中呈现了永字八法的概念。八法分别为侧、勒、努、趯、策、掠、啄、磔，它们是中国传统笔画的根基，其精神气度由此得以延伸。随后的工序便是寻求可以承载主题视觉的字体构成方式。黑体庄重有力，朴素大方，效果强烈，但在分解的单一笔画中会呈现呆板滞重的感觉。宋体典雅工整，生动活泼，在主题创作中的效果却是秀丽有余而清晰不足。经反复推敲斟酌之后，采用图案性质浓重的粗宋体，如此既保留了其装饰典雅的特性又呈现了严整大方的新颜。八法笔画的满版编排是定位的设想，实际设计时历经了多种构成的尝试与努力。部首的位置，笔画的大小，视觉效果的呈现需要步步为营，深思熟虑，而非随意安置和堆砌。

2、设计制作：“东情西调”在《律动》系列海报中的体现

如果说设计过程需要理性的分析，那么制作阶段更多的则为感性的创造。科技的进步使现代海报设计的创意领域得到了极大地拓展，电脑滤镜中的马赛克特效具有独特的现代数码属性。笔者在控制颗粒大小和色泽均衡的前提下，选择随机生成模式体验着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为了形成作品的视觉冲击力和气场基调的统一，采用了系列海报创作中视觉延展的技巧。相同的技法不同的组合，外加色彩补色明度与纯度间的和谐对比，形成与汉字粗宋笔画透叠相切的色泽穿插，画面效果虚实相映，呈现出了正负空间的动态感知。这是一个需要反复试验的过程，方能使观者在心理感应上产生创意理解的共鸣。

笔画在汉字中是平凡的，但在平凡中可以提炼创意，在有限的平面里能够创造出不平凡，这不仅是技巧与形式，更应是思想的渗透与文化的交融。作为一种新可能的尝试，《律动》系列汉字海报经由数字化的粗宋笔画入手，通过设计语感的提取，将朴素的理念演绎为精神的概念，使传统的和谐之美与时代的精神气质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参考文献

1 朱琪颖.海报设计 [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2 周青奇.公益广告中的图形创意思维 [J].艺术教育,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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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义符 表意 认知模式

一、义符的界定

一个义符的意义往往在于其在构形过程中所表示的各种类型意义现象的总和，因此只有归纳出汉字义符意义的类型，才能分析出义符的意义。义符所表示的意义大概有以下几种：

1.概念意义。这是字词直接指示的意义或本义，它一般反映语言所指对象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是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内容。例如“玉”，《说文》解释“玉，石之美（者）。”“玉”是一种温润有光泽的石头，玉石是“玉”的指称对象，也就是“玉”的概念意义。一般来说，一词只应该有一个概念意义，但个别义符表示出的本义不止一个，例如用义符“土”构成的字，以两个义类为中心扩展，一类表示土壤、泥土，如“壤”“埴”；一类表示土地，如“地”“坤”等，由此派生出地方、地势的意义。这说明字形义不等同于词义。这种“形局义通”的现象，前人早已指出了。在上古汉语的语用中，“土”既表示土，又可表示地。只是随着词义的逐步细化，语音的转变，才产生了“地”字。

2.属概念意义。义符在构成字时，有时也表示字的属概念意义。属是对于对象事物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分类，也是更为抽象的概念。汉字义符系统一般用指代的方式，用其属概念的意义表示构成字的属概念意义。

3.引申义。这是由指称对象的功能、特性产生的意义。义符所表示的字的引申义，涉及指称对象的许多方面，如性能、状态等。例如玉的性能可以制造加工玉器，“玉”引申就可以表示玉器之义，因此义符“玉”在构成字中也有表示这种意义的。语言指称对象的状态也是字义引申的一个途径。

4.附加意义。也称情绪意义或文化意义，包括了社会的道德标准、伦理观念、审美情趣、价值取向等。例如义符“女”所表示的文化意义就比较明显。用“女”作义符的字，有一类是表示姓氏和婚姻。姓，是上古氏族部落的标志，是远古血缘关系的体现，以“女”为义符的姓出现得较晚，从西周开始，这与周代的宗法制和分封制密不可分，那时男性贵族称氏来表示其封国、封邑和身份地位，女性则须称姓便于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姓，出嫁前标志着女子将来归宿的方向，出嫁后则是女子血缘的标记。与姓紧密相联的是婚姻，在汉字中凡与婚姻有关的字都用“女”作义符，如“婚”“姻”“媒”“嫁”“娶”等。这也是周代宗法制的体现，这些字中的义符“女”隐喻着非本父系宗亲集团的意义，它表示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伦理道德、女性的社会地位，表示了“女”字的文化意义。

从以上四种类型中，我们看到，汉字义符的意义与它所承载的表意任务和表意范畴相比，是相对单纯的。本义是义符使用的最基本、最主要、最常用的意义，字的引申义、文化意义是其次要的辅助意义，而假借义只是个别现象。由此可知，在构形时，绝大多数义符表示的是语言的指称对象，即某一事物。这也说明了数量有限的义符能够表示极为广泛的意义范畴，是由义符与字义的联系方式决定的。

二、义符构形过程中的认知模式

1.理论运用的背景。汉字的义符系统是根据事物的类别关系而确定的，源于义符的表意范畴，这个系统就是要讨论处于某一系统中义符的表意范畴及其关系。只有当一个物类义符的表意范畴，涵盖了其相关的各个义类，这个义符系统才能成立。之所以运用认知语义学的观点来探讨义符表意系统形成的内在规律，是因为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在本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重现象、重直觉，例如八卦和文字的产生就是依赖于观察现象而产生的直觉。直觉是经验思维内涵的组成部分，它以感觉的经验为基础，以经验和积累作为发展的前提。直觉的判断，是运用已有的经验对目前的事实或现象加以判断和把握。因此，运用认知语义学的知识来探讨这个问题，是比较符合义符构形时的心理过程的。我们主要运用范畴化理论、原型理论、转喻认知模式和隐喻认知模式的观点，来探讨这些理论所涉及的问题的。

2.义符是基本等级范畴。范畴指事物在认知上的归类，义符具有的类化功能，其实就是范畴化的过程。范畴是有等级的，认知科学发现了基本范畴层面，即大脑是从中间层面开始认识事物的。在此层面上，人们的分类与客观主义自然分类最接近，人们处理自然的事物最有效，最成功。基本范畴有如下特点：

义符所表示的概念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这些事物都属于认知上的基本等级范畴。首先，义符所表示的事物具有完整的外形特征，易于感知，容易区别。例如义符“木”表示树，具有完整的外形特征，而它的上位范畴“植物”却很难在人脑中有清晰的意象，而且“木”也易于与草之类的区别。其次，汉字义符所表示的事物，都是人们生活中熟识的最基本的事物，例如：“人”“目”“口”“耳”等，都十分常见，且容易被儿童习得和理解。最后，义符作为汉字的构形部件，现代90%以上的形声字都是用它来构形表意的，充当义符的字是汉语中最基础的、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而且也是扩展度最大的词。由此可知，义符是汉语的基础词汇，它所表示的事物属于基本等级范畴。

3.义符是原型范畴。认知语义学理论认为，语义范畴不能以一套必要且充分的特征来界定；语义范畴呈现出放射性链状结构；语义范畴成员之间的隶属程度有差异，语义范畴的边缘是模糊的。这就是说，同一语义范畴的成员都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但特征的多少是不同的。具有最多共同特征的成员，处于范畴中心位置，是范畴的典型成员，也叫原型范畴。而具有较少共同特征的成员，处于范畴的边缘位置，是非典型性成员。

义符作为汉字的类化符号，是同一语义范畴中的原型。从形体上来看，义符多是象形字，而象形字是人们对事物感知和概念的结合，是贮存在人们头脑中一类事物概括表征的符号化体现。从意义上看，义符语义除了它在构成字中表示的意义外，构成字所反映出的义类也是义符语义的一部分。认知心理学认为，以原型为中心的范畴化过程中，进入该范畴的成员只需与原型进行比较，只需相似性的匹配，即可进入原型所代表的范畴，成为其中一员。

4.义符构形过程中的转喻认知模式。认知语义学认为，转喻是一种思维认知的过程，是语义变化的重要途径。在义符的构形过程中，人们运用转喻的认知模式，建立起它与构成字在意义上的联系。

在转喻认知模式中，喻体和被喻体存在于同一认知框架中，因显著或接近，喻体指代被喻体。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突显的事物容易区别和记忆。从一般的认知规律来说，大的事物比小的事物更显著，具体事物比抽象的事物更显著，近的事物比远的事物更显著，具体的事物比抽象的事物更显著，有生命的事物比无生命的事物更显著。而义符之所以能成为构成字的意义标志，是因为许多义符语义在与构成字中，处于突显的地位。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义符表示整体事物，构成字则是表示事物的一部分。如“额”“颈”“颐”等字表示头的不同部位，义符“页”表示整个头部。这是因为头部表示整体，显著度更高，更引起人们的注意。此外，义符表示字义指称对象的主体，也因为表示的是整体而显著，如“浊”“清”“湍”等字表示水的状态，义符“水”表示状态的主体。

（2）汉字构形时，常用表示容器的义符，来作表示食物的构成字的意义标志，这是因为从认知规律来看，容器比内容更显著。此外，跟容器与内容相类似的，是义符与构成字之间活动与目的、材质与器物的关系。如义符“示”与“禧”“祥”“福”“祸”等字之间的关系，“示”作为义符泛指神祗祖先一切祭祀的对象，亦可表示祭祀活动，是形式，这些构成字反映了活动的目的和结果是内容。一般活动是被人看到、听到的，容易被人感知，而结果或目的是抽象的，这样形式比内容更显著。

5.义符构形过程中的隐喻认知模式。有时，有些义符与字义所表示的意义，不属于同一语义范畴，而且也不属于同一认知框架中的相关概念，这类义符与字义的关系，往往就是通过隐喻的认知模式建立起来的。隐喻认知模式的喻体和被喻体是通过联想建立起联系的，用一个概念去说明另一个概念。

某些义符与构成字义直观上没有什么联系，如“羌”“闽”“蛮”等这些表示不同少数民族部落的字，选用了“养”“虫”“犬”等表示动物的字作义符，这些构成字表示的民族部落被当时人认为其习俗与犬等相似，表示了当时社会的观念，虽然它们与少数民族部落客观上没有直接联系，但在认知过程中，人们对这些少数民族部落的主观感情和对动物的理解，使它们之间产生了共同点，于是就选用“养”“虫”“犬”作为义符。又例如“署”“罢”二字用“网”作义符，虽然义符与字义表示的语义有所不同，但认知模式是相同的“署”表示部署，《说文系传》：“署，置之言罗络之若罘网也。”意思是说安排周密而有条理，就像网一样。义符“网”本表示捕鱼的工具，它纵横交错细密的特点，与安排周密有条理的状态有相似之处，因而人们通过联想用具体的网来说明抽象的网络。“罢”本表示对触犯法律的贤能的赦免与放谴，义符“网”表示法律，渔网与法律客观上是两个毫无关系的概念，但人们对法律疏而不漏特点的理解，使“网”与“罢”建立起联系。

总之，义符是汉字结构中最重要的表意字符，它主要在形声字和部分会意字中发挥表意作用。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义符进行分析，用一种全新的角度解释了义符与字义的关系、义符的表意作用、义符表意系统建构的深层规律，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汉字的表意性质。语

参考文献

[1]陈枫.汉字义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1-29、53.

[2]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21、34.

篇10

“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展览，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王离湘说，“我们要在发展中传承文化生态，在开放中保护文化生态，在创新中培育文化生态，在包含中涵养文化生态，在传播中弘扬文化生态。”

文字艺术展：通过汉字梳理中华文化

伏羲是中华人文始祖，结束了结绳记事的时代。从仓颉庙到伏羲台，文字承接了7000多年的中华文化，亦是中国艺术的源泉。

这次中国文字艺术国际展，邀请了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先生、王守常先生，以及李宇明、谭平、冯克坚、黄德宽、王敏、高荣生、郭线庐、潘鲁生等国内知名艺术家、语言学家、文字学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专员、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研究员林志宏博士，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陈伟邦博士等，作为学术顾问。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王离湘在致辞中说：“这次活动，是一次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寻找。”

文字艺术是什么？

鲁迅曾说：文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中国文字艺术作品以中国文字为主题，通过视觉艺术设计、数码影像、装置及符形书象艺术等形式，挖掘阐发了中国汉字所承载的思想精华。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文化艺术绚丽多彩的文明国度。在7000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而构筑起这个文明的基础与核心是以汉字为代表的中华文字，各民族通过语言文字世代传承凝聚成中国精神与智慧，记载并谱写了中华文明史。中国文字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创造。

现知有据可依的汉字达74854个。这些汉字以象形为基础，运用抽象的线条去描摹、比附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通过特定的符号系统同外部的人与世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其字形的造型可以同各种事物概念之间形成某种对应及类比的关系，“以形表意”是其根本特征。

汉字特有的笔画元素和间架结构，使汉字在语言功能基础上又被赋予更多意义和内涵，这也使得在汉字进行艺术表达时，不仅仅是简单的美化装饰，它还能直通宇宙自然、直通社会人间、直达生命灵魂深处，成为一种艺术哲学形态。汉字这种特有的构形、特有的意义、特有的艺术构成了其“语言、文字、艺术三位一体”又三足鼎立的特定学理存在，由此也产生了多样视觉艺术表达，如书法、篆刻，现在更加入设计等多维度的运用。

500多幅文字艺术作品亮相河北省博物馆

5月17日的河北省博物馆，将人们带进了一个中华文字的世界。

“这幅作品写的是心有天游，是用了一个形式感很强的，块面的关系来表现的。”李冬，公安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华人志》艺术总监，他不仅向观众介绍自己的作品，还一并解读相邻的其他作品。“这是铁路公安的文联主席创作的作品，很有意思。上边开始是阴阳，世界万物，先有阴阳，有水有植物、太阳月亮、有动物，才有男女。有6个格，就是第6天，上帝创造完人类，第7天休息，所以，人的起源，东西方有很多讲法，但很多东西是一致的，很有意思。”

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充满文字的元素。香港艺术家李林先的作品《人生三步曲》，都是以“人生”字样创作的图画，有的地方，被处理成树叶的形状。“叶状物象征人生，因为有叶子的地方就有生机。”

按照李林先的解读，他的《人生三步曲》，中间一幅比较清晰，代表人生的明确性，左右两幅模糊，代表人生在有所选择时的状态。

对于观众来说，展出的作品充满乐趣和思考，而重要的是，作者在旁亲自解读。“我的作品是用‘乾’、‘坤’、‘喜喜’、‘道’等汉字和阴阳鱼、八卦图案构成，意思是阴与阳两极的平衡带来幸福，通向幸福之道。”法国艺术家季勇介绍道。

这是第二届中国文字艺术国际展。此次展览汇集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等20多所艺术院校的美术师生，旅居海外的华人艺术家，以及法国、德国艺术家的500多幅作品。

“今天展出的作品是3月份去法国前的作品，是最近期的作品，专门为这个展览创作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吴冠中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强说，“文字艺术就是用文字信息来讲述人类发展到今天的历程。文字最原始是涂鸦式，涂鸦式是感情的交流，是最真心的。”

中华文字发源地：从仓颉庙到伏羲台

两年前，第一届中国文字艺术国际展在西安举行。“第一次在陕西，是因为仓颉庙在那里。第二届在河北，是因为伏羲台在这里。”活动总策划，中央美院中国文字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孙亚光说。

仓颉是中国神话的人物，陕西白水人。《说文解字》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史官，被尊为“造字圣人”，也是道教中文字之神，俗称仓颉先师、仓颉圣人、制字先师、制字先圣、左史仓圣人、仓颉至圣。

除了仓颉造字之外，伏羲造字是汉字起源传说中最早的。古代传说伏羲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最早的王。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与女娲兄妹相婚，生儿育女。他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创造文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我们纪念伏羲，他将中华文明提前了近3000年，到7800年前。中国文字是唯一保存下来，没有间断的文化延续。另外，伏羲文化也是道教文化的一部分，道教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亚光说。

最初举办展览，有人误解为书法展，而孙亚光强调，文字艺术和书法艺术是两个概念。“中国文字是所有中国艺术的源泉，而书法只是中国文字派生出来的书写方式，汉字不等于书法。”孙亚光说，“作为视觉艺术家，希望通过汉字对中国文化有一个梳理。”

让中华文化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作为承载着中国人民风、习俗、思维方式、审美观念与思想情趣诸方面人文精神的最为重要的文化标识，中国汉字以其特有的符号语言和视觉表达，是传承、保护、培育、涵养、弘扬文化生态的最为主要的载体，是复兴中华文化的最为重要的印记，能够最为直接地传播中华文化的意蕴。

今年以来，河北省文化厅认真学习贯彻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系列讲话精神，在全省文化系统开展了传承保护和培育涵养文化生态主题实践活动，这次中华文字艺术展就是主题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展览既挖掘阐发了中国汉字所承载的思想精华，又赋予了其新的时代内涵，传承、创新、发展、弘扬了中国文字艺术所展现的宇宙乾坤的万象纷呈、自然造化的神秀灵气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精神。

展览期间，观众一直络绎不绝，并给予此次展览极高评价。“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展览的消息，是特地来学习的。因为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这些作品很好，有的能借助说明文字看懂，看不懂的我也拍下来，回去慢慢琢磨。”70岁的退休大学教师张先生说。

申先生和妻子特地带孩子来参观。“让孩子对汉字多少有所了解。今天周日，上午孩子上美术班，下午就来这里看看汉字艺术。我觉得这样对孩子学习有好处。”

“搞这样的活动，是为了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尊和认同感，也为了进一步提高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展览总策划、中央美院客座研究员孙亚光说。

艺术家谈文字艺术：文字是中华文化的脊梁

第二届仓颉碑中国文字艺术国际展，集合了国内著名文字艺术家的作品。在开幕当天，许多艺术家亲临现场，为观众和媒体解读自己的作品，并普及文字艺术的有关知识。谈到文字艺术，艺术家们认为公众对之的了解并不够多，也不准确，需要文字艺术工作者进一步去普及和宣传。

王离湘 河北省文化厅党组书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前提是文化复兴。这也是十提出的核心问题。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要引领风尚，教育人民，传承、保护、培育、涵养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魅力。

孙亚光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文字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搞这样的活动，首先是因为自己作为中国人，具有文化自尊心和认同感。其次是为了提升汉字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得益于河北省文化厅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金日龙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书记兼副院长

中华民族离不开文字，就像脊梁骨一样。文字在各个方面展现的可能性很多，很多国外艺术家研究我们的文字，我们自己为什么扔掉呢？这就是国际一流的东西。文字能告诉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应该有责任去发掘和完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需要文化支撑。最大的国际化是什么？就是这个（文字艺术），这是我们继续发展下去的文化优势。

吴华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文字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国文字艺术）是理念化、符号化，已经不是字了，是理念，是思绪，是心态，是心灵的表达。现在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远远不如我们的认识更充分，他们就知道中国的一点汉字、书法还有绘画，别的就不知道了。我们则是全方位的，从古到今、从东到西、从表里到内核，全方位地表达和推广。我们在搞中国艺术体系的建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季勇 法国艺术家

我20岁时就对中国的《易经》感兴趣，看《易经》，了解“八卦”“阴阳”的概念，觉得是一套很神奇的理论。对我来说，这样的中国文化，代表着高深的智慧和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