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现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汉字文化现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色彩作为视觉要素之一 ，在人类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通过观察大千世界中不同客观物质的色彩倾向，赋予色彩在不同时空下扮演不同角色，传递文化内涵和意义。“紫色”既是一种曾在我国及西方社会文化中都被赋予重要角色的色彩，特征鲜明。

紫色的自然色彩特征与心理感受分析

1.紫色的自然色彩特征

根据现代色彩学理论来说，万物的色彩都因光的存在而各不相同，紫色是人眼可见光中波长最短的光，眼睛对紫色光细微变化的分辨力很弱，对看不见的紫外线更是如此，容易引起视觉疲劳，一般生活中人们很难确定标准的紫色，因为红色加少许蓝色或蓝色加少许红色都会明显地呈紫味。通常，我们在大自然中会发现很多紫色物质，如紫水晶、薰衣草、葡萄、紫玛瑙、紫罗兰等等。人们根据各种紫色物质命名了多种紫色名称，如玫瑰紫、李子紫、雪青紫、藕荷紫、鱼肥紫、木槿紫、矿紫等等。大自然赋予我们如此多的不同深浅和亮度的紫色，每种紫色给人的心理感受也必然有所

区别。

2.紫色给人的心理感受

在色谱中紫色介于红与蓝色之间，处于冷暖之间游离不定的状态，加上其低明度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就构成了这一色彩在心理上引起的复杂、矛盾感。紫色偏冷时会对感官神经系统起到安抚、压抑作用。紫色偏灰暗时易让人联想到伤痛、疾病、以及动物内脏腐烂的颜色，造成心理上的忧郁痛苦和不安，这类紫色具有表现苦、毒与恐怖的功能。但是，明亮的紫色好像穿越云层的霞光，田园中的鲜花，能让人心情舒畅美好，常用来传达爱情的圣洁、浪漫与少女的温柔、甜美之感。

与黄色这种明度较高的色彩所不同的是，紫色可以容纳更多逐渐淡化的层次。暗紫色加入少量的白色，能带给人们十分优美、柔和的感受。随着白色的不断加入，能产生出许多层次的淡紫色，每一层次都显得那么柔美、动人。当紫色深化、暗化时，易使人产生一种潜伏的大灾难即将从中突然爆发出来的感觉。因此，在广告招贴、舞台服饰等艺术表达中，常用暗紫色表达混乱、死亡。当紫色以色域出现时，能传递明显的恐怖感，尤其是处于紫红色倾向时，有文学家形容这类色光投射到一副景色上时，让人产生一种世界末日的恐怖感。

简而言之，紫色系是一种内涵丰富，变化多端的色彩，它给人的心理感受随着其明度和纯度以及色域比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

紫色在中西文化中的内涵

与象征意义分析

紫色不仅具有丰富的本质特性，带给人们多种心理感受，而且在中西文化中也有不同的文化内涵，具有多种象征意义。

1.紫色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双重寓意

在我国，由于受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等因素的影响，紫色具有卑贱和尊贵双重寓意，其社会地位和象征意义一直处在矛盾和对立中。

在中国传统色彩观念中，青、红、黄、白、黑色为五行正色，代表着尊贵、正义、正直。五色之外的其他颜色视为间色，紫色既是间色之一，属卑贱之色，代表着低下、非正义和邪恶。如《汉书・王莽传赞》中，“紫色蛙声，余分闰位”描述王莽篡权。清时文人骂满清王朝为“夺朱非正色，异姓尽称王” 等。古人往往把以邪压正，以下犯上比作“以紫夺朱”。

然而我国古代帝王却偏好紫色。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喜穿紫袍，全国上下都仿效穿紫色。隋代时，以服饰的色彩区分尊卑贵贱，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穿紫袍、白袍。唐朝时，亲王及三品以上才能穿紫色的衣服。在中国古代传统色彩中，作为间色的紫色能够赢得这样尊贵的地位，道教功不可没。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传统道教将紫色赋予了一层神秘而高贵的意义，寄予了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道家认为紫色代表天空，非常神圣，称最尊贵的神仙为紫皇，神女为紫姑，神仙居住之地为紫府、紫台等;帝王因此而命名居住地为“紫禁宫”、“紫禁城”。古人还认为紫气是宝物所发出的紫光，所以，当天上有紫色云彩出现时，认为是“祥瑞之气”，民间春联常用“紫气东来”四字作为横额，表示祥瑞和对日后生活的美好

希冀。

2.紫色在西方文化中的内涵

在西方，紫色亦代表尊贵，常成为贵族喜用的颜色，古罗马时期，紫色染料是当时最贵的染料，染成衣物后近似绯红色，仅供贵族穿着，很多王国当时都禁止皇室之外的任何人或机构使用紫色。拜占庭时期，来自王族嫡系的君王会用“紫生”（born to the purple）一词来表达自己属正统出身。自古以来西方宗教常用紫色来表示神圣、尊贵、慈爱。基督教将紫色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犹太教大祭司的服装、窗帘、圣器等常用紫色;天主教称紫色为主教色;圣公会在举行重大的礼仪会时，都换上紫色的桌巾和蜡烛。

紫色在现代女装中的运用与搭配

1.紫色在现代女装中的运用

“紫色”在国际流行色中一直都占有一席地位，多次被列为色彩流行榜的首位，因为它的多样性确实能给人们带来不同惊喜，是女性们钟爱的色彩之一。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季节、不同年龄阶段与个性的穿着对象，都能从紫色中找到穿戴灵感。如晚礼服的穿着要给人以艳丽、典雅、高贵之感，若选择明度较高的紫蓝、紫红、玫紫为主调，不失女性的柔美多情和高贵典雅，更能成为瞩目的焦点。而一般上班工作时的正装要给人以沉稳、尊重之感，若选择葡萄紫、深紫等明度和纯度较低的紫色为主调，更能突显穿着者的稳重、大方。在夏季的女装中，淡紫色、水晶紫、紫罗兰等明度较高而纯度较低的紫色更适合来体现女性的浪漫动人，配以轻薄的面料，更显娇嫩、柔美、迷人。不同年龄与个性的女性对紫色的选择理应所有区别，紫色的丰富多变，能塑造出或清新可爱，或浪漫唯美，或成熟稳重，或忧郁内敛的气质，显示出紫色的无穷魅力和面对不同个性选择时的包容性，满足了女性着装在色彩上的多种需求。

2.紫色与其它色彩在女装上的搭配

紫色的多变性使之能变化自身而散发魅力，然而也增加了和其它色彩共存的难度，尤其不能与多种色彩同时搭配。

女装中紫色常用黑色、白色进行搭配，因黑色能较好的衬托出紫色高贵、神秘、柔媚等特性，但如果身材不够高，气质不夸张的女性，穿偏暗的紫色与黑色，易让人产生压抑、保守的感觉。所以，用紫、黑配色时，紫色纯度要尽量高，单纯的亮紫加黑，穿起来能让人看起来更时尚。紫色与白色搭配时，应尽量选择偏浅的紫色，无论是偏红还是偏蓝的浅紫，白色都能衬托出其浪漫、柔美和迷人特性，常用来做少女装的色彩搭配，体现纯洁天真。

职场女性喜欢选择黑、灰等中性色着装，其实紫色与灰色搭配也是不错的选择。紫色T恤衫加灰色套装，或是灰中加点紫色点缀更能表现出女性的干练，有一种智慧型的美感。由于紫色辨识度较高，易让人感觉到其存在，因此紫色面积大小是影响二者和谐度的关键，若紫与灰的比例以1：9或3：7共存，在视觉上更和谐。

当紫色与黄色、蓝色、绿色等彩色共存时，除了面积的分布非常重要之外，在纯度和明度上也格外讲究，要想被紫色所容纳，必须充分发挥它们的点缀作用，不然很容易与紫色产生冲突。而咖啡色这类很多人喜爱的秋冬基本色与紫色在一起时，也应有主次，不能同面积分布，不然易显老气、沉闷。紫色一般很难与红色倾向的暖色相搭配，因易让人产生血腥恐怖的感觉，这是一般女性都不愿尝试的。

结语

紫色冷中有热，静中有动，既能体现服装的高贵、神秘，又能表达女性的柔媚、多情。在现代紫色的文化内涵逐渐淡化，只有它本身的色彩特性影响着人们的选择与搭配，忧郁或兴奋，痛苦或愉悦，紫色都具可塑性，在现代快节奏、高压力情况下，女性恰当地选用不同明暗和色调的紫色来调节情绪及心境显得十分重要。

篇2

关键词:中国书法;文化身份;价值;意义;艺术;学术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

古老的中国书法经历几千年的发展,从中国传统社会来到现代或后现代的中国。它的功能、意义、价值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在当代中国的“身份”、命运、前景如何?它以什么样的“身份”、姿态呈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景观?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考察和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书法:“身份”与价值的历史性变化

中国书法作为汉字的书写,从一诞生就负载着知识记录、信息传播、思想交流、情感表达、学术研究、诗文写作等方方面面发挥巨大的功能。文字的书写在国家管理、法律制定、经济运行、外交事务、宗教传播、社会交往、知识与学术的积累,都具有其他文化形态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书法在中国古代所显示的巨大功能,对华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的意义,我们都不能低估,当然还有“文化传承”的价值。那林林总总的法帖等古人书刻的字迹,是中国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学术、艺术的“文本”等,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断散佚丢失,同时又有大量保存,书写之功,“文本”之文化传承价值,不可估量。另外,中国书法的审美价值世所公认。古人重视汉字书写的实用,同时也重视汉字书写的“审美”。古往今来,人们对书法的美以更多的赞誉,就是因为汉字不仅具有实用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

历史进入今天,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传统中国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随之而来的,在国家管理、法律制定、外交事务、经济运行、社会交往、知识与学术积累等实用性方面,汉字的毛笔书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或完全不需要。印刷技术的发明与广泛使用、硬笔书写、手工的打字机打印,到当代电脑的发明与普及,使毛笔书写汉字的实用功能弱化或消失。一般地说,事物有用则进、则发展,不用则退、则衰落。而汉字的毛笔书写今天仍然存在并在一些方面得到发展,原因就在于书法还有审美的方面。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审美需求在增长,中国书法理所当然地被作为审美对象被欣赏,由此而来也进入了“艺术创作”领域。今天,汉字书写的审美价值的彰显和提升是古老的中国书法进入现当代社会之后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书法的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在新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下,由在传统社会的以实用为主、审美为辅变成了以审美为主、实用为辅。对这一历史性转换,以及对中国书法在中国当代社会中的意义、价值、地位的重要变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和认真研究。

中国书法在中国当代社会的实用性弱化和消失之后,仍然为大众关注。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一种“显性”存在,作为现代中国文化整体中的一种“文化景观”和一种文化现象,它的“文化身份”是什么呢?它以什么样的“身份”与当代社会的人群发生联系呢?我们从具体的考察分析入手再到宏观的综合研究便会发现,中国书法是以不同的“身份”“介入”当代社会生活的。大致说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成为书法家“创作”的对象;二是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成为大众积极参与的对象;三是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和文化现象,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当代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书法”,大致有上述三个方面的“身份”、意义和价值。

二、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创作的对象

当代社会,人们赋予了“中国书法”明确的“艺术”身份,这在汉字创造和使用之初所没有的,也是汉字使用相当长时间内所没有的。被称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学者辈出,著作如林,社会公共事务、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文字书写极为广泛,但没有人把书写当“艺术”;两汉是中国封建文化不断蓬勃发展的时代,“汉碑”文字被后人推为隶书“高峰”,但当时人们并未把书法当“艺术”。因为人们都清楚,汉字的发明并非是发明了一门艺术。中国古代大量作为实用的汉字书写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古代那些甲骨、青铜铭文、简牍、帛书、刻石文字、信札、手稿等大量精美汉字书迹在今天我们当作范本临习,当作“经典”研究,但当时的书刻者并未将其当成艺术。中国古代文人,并非是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家”,如古代不知名的甲骨文刻写者、青铜铭文刻铸者、石经书写者、王羲之写信札、颜真卿写祭侄稿等。中国书法由古代的为“用”到今天的为“艺”,书写的目的变了,其功能与意义也变了。今天我们为参展、为展示于庭堂而书写,并不怀抱具体的实用目的。而古代那些留下来的大量的“书法作品”,如启功先生所言,都是有“郑重的用途”的。今天人们的毛笔书写脱离或基本脱离“实用”目的,书写者的“自由”度的增大,表达书家审美意趣的因素的增加,就意味着汉字书写向“艺术”的靠近。为“好看”而写,不为或主要不是为显示汉字内容而写,全力追求汉字书写的美观,追求风格的显示等,这就是“书法艺术创作”。当代的书家或书法爱好者的这类书写,其优秀作品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审美需要,观赏的需要,大大激发了书家的“创作”热情,激发书法爱好者提高书法技艺,“创作”更多更好的“书法艺术作品”;而更多更好的书法艺术作品进入社会生活,使更多的人书法艺术欣赏水平提高;懂书法的人多了,又反过来促进书家的“创作水平”提高。马克思讲过,艺术培养懂得艺术的大众。商品生产满足消费并促进消费,消费也促进生产。精神产品的生产也是如此。这里,书法是作为“艺术创作”与“艺术欣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呈现的。当代社会高水平的书法艺术家与其它类别的艺术家一样,总是少数,但书法作为“艺术作品”进入大众日常生活,使更多人与“书法”发生了或深或浅、或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书法”以“艺术”的身份呈现,使其成为当代多样化的“审美视象”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景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水平的“书法艺术”作品的需要也在增大,这也是中国书法可以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说,传统中国社会的文人为参与国家管理或进行学术文化创造、为实现“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努力学习书法,为“用”而学是主要动力的话,那么当代的书家为“艺”而书,古今书家学书的“动力”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

当然,当代对“书法艺术”的需求也不是无限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品种的增加、艺术风格的多样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就视觉接受的艺术作品来说:绘画、雕塑、工艺及各种为商品经济服务的“视象作品”举目皆是。虽然“商品广告”并非是“纯”艺术作品,但其审美的、艺术的追求使这些“作品”观赏性视觉美感大大增强,如楼盘、汽车、手机、化妆品、服饰、家具广告及各类宣传品、美女、鲜花、风景等充满人们的视域,也占去了人们审美视觉的空间与时间,单就“视觉艺术”来说,古代社会公共场所和私人居室呈现国画和书法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而今天,国画、油画、木雕、铁画、装饰画、编织作品等等,及各种平面和立体装置作品多样,层出不穷,人们的审美视界被分割了。“书法作品”只能占多种“审美视象”的一个部分,已不可能象古代社会“书与画”平分秋色。还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高效率、高质量复制经典书画创造了条件。过去藏在国家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名迹,大众难以见到。而今天靠科学技术复制可以“下真迹一等”。荣宝斋的水印技术、日本二玄社复制的中国古代书画经典,让人叹为观止。古代经典在审美需要的强大推动下由“唯一”变成了成千上万,相继进入私人和公共空间,成为人人可以观赏的对象。如今《兰亭序》、《五牛图》、《清明上河图》、散氏盘文字、石鼓文文字等被现代技术复制,在公共建筑和私人居室,在窗帘、被单、枕巾、装饰布、T恤衫、中式上衣以及挂历和各类宣传品上显示。这些复制品作为“商品”的自身价值无法与“真迹”相比,但作为审美“观赏”的对象,它也有重要的、很高的审美价值,也占去了人们可视的空间和平面。在“信息洪水”中,“视象时代”的“视象洪水”扑面而来,人们不可能只去“光顾”书法作品。当代人的“审美视象”的大“蛋糕”被切割成无数部分,书法作品虽然高雅,但已无“半壁江山”的优势。人们的审美视域的有限性,“审美视象”的多元化,决定社会对书法艺术的需求总有一个“量”和“度”,并非是无限的。所以书法“生产”与书法“消费”的空间,在当代社会并不是可以无限增长、无限膨胀,它也会出现“供大于求”的问题。当我们思考书法艺术发展的问题时,一方面要认识到中国书法作为传统文化、传统艺术要弘扬的问题,同时另一方面也应考虑到,在文化多元、艺术空前多样化的时代,“书法艺术”既不好说是“核心”艺术,也不好说是“最高”艺术;既不可能变成全体国人的“最爱”,也不好奢望“地球村”每个角落都挂上中国的“书法艺术作品”。

三、中国书法: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对象

在当代社会,在社会各阶层的人与“书法”的关系中,一小部分人把书法作为“艺术创作”,而更多的人是把书法作为“艺术”去欣赏,除此而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把书法当作一种活动来参与,当作一种“文化活动”置身其间。在中国古代,文人们除为“用”而书外,也有将书法作为“游于艺”的“游”的对象,欧阳修就曾讲“学书为乐”,他喜欢那种神定气闲,不为外物所役,心气和平、濡墨染翰的“学书”,不追求写出什么“精品”,只在追求书写“过程”的快乐。但古代文人本来就是少数,“以书为乐”又只占文人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古人的“书法活动”还只是在一个狭小的文人圈子内,且这种活动往往是诗酒唱和、书画把玩品鉴,并非单一的“书法活动”。当代社会,以毛笔写字为“用”的已不多见,写出精美的书法艺术作品的人也是少数,但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已与古代社会大不相同。在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中,一部分选择了书法。写字不求实用,也不太追求当“书法艺术”。休闲时间写写字,只求以书法修身养性、陶冶情操,“自娱”为主的人日渐其多。现代社会,“文化人”在社会总人口的比例大大增加,文盲已占中国总人口的少数。有“文化”的人就会写汉字,差别只是水平高低的问题。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把学书法、用毛笔书写汉字作为休闲或退休后的“活动”,这与那些把书法当作“艺术”进行“创作”的活动的性质不同。

“书写”具有“操作”、实践的性质,需要体、脑并用。书写无疑会锻炼身心,并且为写好字需要学习相关知识,反复临写碑帖需要“同好”者互相切磋。无疑的,作为一种“活动”,中国人具有文化认同的优越条件,具有大众传承文化的潜在意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当代社会多种休闲、娱乐方式的一种,把中国书法当作一种文化活动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各条战线、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人爱书法、学学书、练用毛笔书写汉字,不求一鸣惊人,但求锻炼身心。临习、求教、参展、比赛,追求的是精神的充实、生活的丰富,是“活动”本身带来的快乐。钓鱼不是想吃鱼,烧一道好菜比吃菜更快乐,过程比结果更重要,这是当代社会上把书法当“活动”的人的潜在的心理状态。这种不追求功用和名利的活动,还在发展。这是中国书法在当代生活中展现的又一文化景观,是文化发展、社会和谐的一种表现。这是与“艺术”层面的“书法创作”不同的“文化活动”,我们不宜以“艺术创作”的标尺去衡量。

在人类文明史上,人类的“活动”始初阶段多是为“用”的,但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活动”的目的、性质、作用会发生变化和“分化”。例如古今都有战争,但由摹仿战争而产生的“对弈”便成为较普遍的“游戏”活动。书写汉字本是为用的,但现代人的汉字书写可能为“用”,也可能为“艺”,也可能变成具有体育功能和游戏功能的“活动”。应当说,当代大众参与的这种“书法活动”并不“低俗”。这是当代中国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意味的、健康的、高雅的、群众文化活动。高水平的“书法艺术”创作总是少数人的事情,而爱书习字,“我书写,我快乐”则是多数人可以做到的。参与书法“活动”的人中可能写字既可“自娱”又可“娱人”,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书法家”,但社会不应以“书法家”的艺术职业标准要求广大书法爱好者、参与者。

“书法”作为“文化活动”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群天然拥有对书法的认同感、积极性。但只是多元文化活动、多种休闲娱乐方式中的一种。旅游、体育活动、音乐、绘画、收藏、太极拳、瑜珈、钓鱼、摄影、读书、写作、乐器……各种“文化活动”分割了人们休闲娱乐的人群。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人们的性情、职业、条件各不相同,人们把自己能做好的工作作好就已经很好地实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不必要人人都当“书法家”。中国人写不好汉字并不是多么丢人的事情。人们的所好、所长各有不同,业余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并非只有“爱书法、善写字”才最“高雅”。我们提倡丰富多彩的“书法活动”,但也不宜绝对化地强调其独尊地意义、价值。

四、中国书法: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的现象

中国书法自汉字产生也便产生,中国书法与汉字的历史一样久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漫长的古代中国“书法”史,还是当代的书法,都值得我们去研究。人们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的载体,这是有道理的(当然,中国文化的载体多种多样,华夏民族各种创造物都是“文化”的“载体”)。中国书法,从实用角度说,它是“工具文化”,从审美角度说,它是“艺术文化”。对中国书法的研究(包括它的历史和现状)是当代中国学术界、文化界、艺术界等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当代社会中一部分人切近中国书法的一条路径。中国书法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对它的阐释、论说、考证是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文化情境中的又一表现。

在当代,书法可以当作一种“艺术”进入艺术家的艺术“创作”领域,可以当作一种实践行为进入群众文化“活动”领域,也可以当作一种文化现象进入学者的“研究”领域。研究书法的“学者”也是一个较为广大的人群,包括文化理论修养较高的书法家以及文字学、文献学、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美学、艺术学等方面的“专家”;对中国书法的研究应是与中国书法相关的多学科的研究而不是单一的“艺术研究”。“中国书法”多方面的文化性质和多方面重要的文化功能,决定对书法的研究是多视角的“文化研究”。在这方面,全国相继建立的书法研究机构和高校建立的书法教学研究单位,承担了重要的责任。进入新时期以来,书法研究在文化、学术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中国书法多方面文化性质、功能、价值、意义的肯定促进了书法艺术创作、欣赏和书法文化活动的展开,各种书法创作活动和文化活动的发展又为书法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新的研究对象。

中国书法作为“研究对象”,期望更多的人参与。但人有所长、各有所短,人的爱好、修养、工作条件各不相同,我们也并不因为中国书法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要求所有热爱书法、进行书法创作及参与书法活动的人都去“研究”书法。唐代张怀就说过,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社会有分工,专业书家艺术精湛,精益求精多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书法作品”就很可贵,不应要求书家都去当书法“学者”,都写出高水平的论文和专著。学者要爬梳资料,进行理论思维、语言表达。理论创造与“濡墨染翰”的书写活动是性质根本不同的活动。当然,学者研究书法也未必一定要当书家。戏剧、音乐、美术、电影、电视理论家等既然可以不去唱戏、唱歌、演奏、画画、拍电影电视剧当演员,书法理论家也未必都要去当“书法家”,搞各种创作以至大型展览。

五、结语

中国书法已经作为“艺术”、“学术”和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进入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书法在当代社会的“身份”、性质、功能与价值,和中国书法在传统社会大不相同。这个变化是由历史进程所决定的。我们要认识这种深刻的、巨大的历史性变化,认识中国书法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层面上切入中国社会的具体表现。我们既需要认识在中国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对中国书法的普遍认同,同时又要看到在这种“普遍认同”中实际存在着对中国书法“身份”认识上的差异,以及由认识的差异而产生的对书法不同“身份”的接受与介入方式。当我们倡导“弘扬中国书法”的时候,实际上面对的是书法艺术家、书法研究者和书法爱好者三个不同的群体,我们不能用单一的繁荣“书法艺术”的目标口号和要求去要求所有的“书法大众”,更何况还有更广大的非“书法大众”的存在。还应当看到,无论是把中国书法当作“艺术”、“学术”还是“文化活动”,三者既有差异,又不可截然分开。“书法家”同样介入书法爱好者的群众文化“活动”,书法爱好者中也有书法水平很高的“书家”或即将成为书家的创作主体;只是从事的工作和投入精力大小不同罢了。书家和书法爱好者中也有在“研究”中国书法方面卓有成就者;研究书法的学者中也不乏书法家,至少本身也是书法爱好者或书法活动的参与者。在热爱中国书法的不同人群的助推之下,中国书法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和风貌展示于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我们既要以积极的、满腔热情的态度推动中国书法的发展,同时又要认识我们处在文化多元、艺术多样的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中,要避免将中国书法的意义和价值过分拔高,绝对化地强调“发展”和“繁荣”。我认为,经济、社会各种文化等都要谐调发展,百花齐放,在这个意义上,避免书法“过热”的问题也不是危言耸听。

在当代中国,比较专业的“书法艺术家”、书法爱好者和理论修养较高的理论工作者从不同的侧面切近、参与中国书法,推动了中国书法的创作、研究和发展,这是社会和谐、文化繁荣的重要表现。中国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经历了社会的巨大转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书法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景,显示了我们民族这一宝贵的文化形态的自我修复能力、转换能力和再生能力。中国书法与时俱进,扬弃、搁置其实用性,强化、彰显其艺术性,使其逐渐融入多元并存的现代文化景观。我们为中国书法在逐渐失去其实用功能之后的同时以新的姿态重现中国文化场域而自豪。

当然,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革命性进步与发展,对传统文化都是一种严重的挑战。中西方学者都揭示了这一问题,历史的发展也显示这一客观真理。我们还应有思想准备,为中国书法的存续与发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modern society

LIU Shou-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ultural Studi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eijing 100048)

篇3

【关键词】欧阳江河；《汉英之间》；文化与生存焦虑

诗人欧阳江河，原名江河，195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他于70年代末开始创作。90年代以后，他的“跨界”生活经历，成为他对时事、政治、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现象的关注的源泉。《汉英之间》这首诗就是出于这样的背景。

全诗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汉语文化自身的演变进行了深刻批判。“我居住在汉字的块垒里/在这些和那些形象的顾盼之间”诗歌开篇便给人一种冷峻孤立的气息。“这些和那些形象”指的是国际化大潮中语言的丰富与多样，处于这之间的汉字必然“孤立”、“摇晃不定”。这首诗写于1987年夏天。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表《简化字总表》正是确立现行通用汉字的正体。“它们孤立而贯穿，肢体摇晃不定/节奏单一”这是对简化字的生动描述与讽刺。尽管汉字变得简单，可是在简化的过程中汉语文化也在一点点的受到削弱。“连续的枪”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指自爆发后由爱国知识分子掀起的“切音字运动”到1986年正式发表《简化字总表》期间一系列的连续的汉字改革运动，像枪，一次次摧毁着汉字和汉语文化，进行了自身内核式的解体；二是指西方文化的入侵是杆枪，之后的“一片响声之后”便可以理解为的一声枪响打开了中国国门，使得“汉字变得简单”。“汉语盛宴天下”表面上看是受到了人们的顶礼膜拜，是一种风景，给人一种心灵家园的感觉。但是“肉”这一个意象，恰恰是诗人的高明之处，他把语言说成了一种被瓜分、被物化、僵化了的物品，在这个简单的对比中就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在这种貌似客观随意的描述中，出现了某种焦虑的不谐和音。值得注意的是“日子”一词出现了两次，一是反映了整个古老的中华文化是由无数个这样的“日子”堆砌而成的；二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反复的强调甚至也可以被视为心理结构中深层次焦虑的外化，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这一代人处于八十年代中外交流时期的浮躁与不安，甚至可以说，暧昧时代的“日子”本身就是由这样的浮躁构筑而成。

第二部分讲述的是文化的入侵。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一群中国人从对中华文化的自满中走出来，却又掉入了对外国文化的极度崇拜之中，他们“围住一个美国佬”，他们想“迁居到英语里面”。可是，在这个古老的民族里，英语最初是没有市场的，它不是流通于生活中的“活物”，而仅仅是“一门课，一种会话方式，电视节目/大学的一个系，考试和纸”。“在纸上我感到中国人和铅笔的酷似”，诗人发出这样无奈的感慨正是道出了中国人的某种劣根性，外表刚硬内心中庸以致于对事情总是抱有一种“轻描淡写”的态度，我们轻易地接受新物，擦掉自我，在这过程中便磨损了“橡皮的一生”（即中国文化内核的自我磨损）。“墨水”、“眼镜”、“打字机”、“西餐”、“刀叉”、“阿司匹林”、“牙刷”，这些物品都源于西方，诗人在这“物质化”的语言中描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影响着我们，“英语已经轻松自如，卷起了在中国的一角”。“这样的变化不涉及鼻子/和皮肤”便是在恰当的时候给予国人以警醒，即便我们陷入了狂热的崇拜与改变中，本质性的东西变不了。“英语在牙齿上走着，使汉语变白”这一句话的讽刺意味很浓，和第一部分的“牙齿陷入空旷，没碰到一根骨头”形成鲜明的对比。文化的继承与迁移是一种内化的过程，是一种“吃进去”的过程。在这一场盛大的博弈中黄皮肤的中国人被西方的“白”日益湮没。

第三部分是从语言的思考过渡到对历史的思考。“水”、“卫生”、“比较”、“口感”、“滋味”，诗人更为深入地揭示了汉语和英语从文化到精神的深刻隔膜和差异。“它伸进英语/中指和食指分开，模拟/一个字母，一次胜利，一种/对自我的纳粹式体验”，这一句带有承上启下的作用，“V”手势一方面代表了英语的影响不仅深入到了“日常用语”，甚至影响了我们的日常手势，另一方面，“纳粹式的体验”顺利将语言思考转向历史。当然，“自我的纳粹式体验”也暗指中国人盲目崇拜并接受西方文化是一场自我毁灭式的战争。“一支烟落地，只燃到一半就熄灭了”给人以强烈的时空感，使人产生一种空间停滞时间移动的感觉，就在这弹指一挥间，历史已经完成了它的交接。“我不知道这个狂人是否枪杀过英语，枪杀过莎士比亚和济慈/但我知道，有牛津辞典里的、贵族的英语/也有武装到牙齿的、丘吉尔或罗斯福的英语”，历史告诉我们，英语并不单一，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一统天下，再强大的事物也曾经被枪杀。因而，中国人也不应该自怨自艾，不应该因为曾经受就忘记了前行。有意思的是，“它的隐喻、它的物质、它的破坏的美学”表面虽是英语，但它同样是诗人诗歌美学的一大特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我看见一堆堆汉字在日语中变成尸首”便是运用了隐喻的手法，暗示中国人应向日本学习，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民族的独立性。讲述历史的这一部分运用了对比和隐喻的手法，把中英的关系和中日、英美、英德都做了比较，避开了战争激烈冲突的场面，仅仅从语言上，也就是文化上的冲突暗示政治上的大风暴。历史的荒唐在于——在历史中互相仇视的国家竟然握手言和，曾经受倾轧的国度放下了高举的武器，摇动了绿色的橄榄枝——但是这也是历史的进步之处。最后一句，“我不知道历史和我谁更荒谬”便将视角从“历史”转向了“我”——真实的生命个体，开启了第四部分主题的升华。

诗歌的第四部分，通过对文化、历史的思考，诗人旨在揭示在物质和精神的二难中人之生存的悲剧性。“一百多年了，汉英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目光重新聚焦在“汉——英”之间，也是对文题的回归。“为什么如此多的中国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中的家园”是对当下的时空里，英语“霸权”的今天，中国人的现状描述。我们追求英语，渴望出国拿绿卡，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正是对物质追求的表现。而象征着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汉语”呢？是“离婚的前妻”，是“破镜中的家园”。这正是对存在的社会问题（中国人观念西化，婚姻观、家庭观日益淡薄以致离婚率大幅提高）的莫大讽刺。我们渴望融入世界，渴望物质生活，因而把汉语，把精神，尘封进历史的故居里，遗忘。我们“从一个象形的人变成一个拼音的人”，在理想自我和现实自我的冲突中，我们遗忘了我们的根。

《汉英之间》是对“汉”“英”之间隐含的暧昧性的揭示，建立了诗人独特的缺少叙事框架的纯分析性风格。我们姑且把这首诗的写作想象成作者一段生活的缩影，一种虚拟的经历，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实在影射着众多漂洋过海的中国人的精神创伤和内心隐痛。无论是中国文化的生存，还是人之生存，我们都可以体会到诗人处于那样一个暧昧时代的无奈。诗人在物质化的语言中提炼出某种抽象和玄学的品质，进而透露出纵深的文化和生存焦虑。

【参考文献】

[1]王丽丽，程光炜.欧阳江河论[J].黄河文学，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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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教育；会议；交流

中图分类号：G51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8-0239-01

2014年7月26日至7月30日笔者应亚洲艺术教育协会邀请，赴日本国立玉大学参加亚洲艺术教育协会第二届国际大会。亚洲艺术教育协会是日本设立、面向全亚洲艺术教育工作者的学术团体，会址注册在日本国立茨城大学，会长是国立茨城大学副校长田中健次先生。此次会议由玉大学承办，有来自早稻田大学大学院、大阪教育大学、茨城大学和辽宁大学、武汉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等20余所院校的数十位学者参会。

一、会议课题研究综述

文化艺术交流无国界，学者们就各国的艺术教育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发问思考。现将研讨内容进行综述，分为如下几类：1、公共艺术通识教育现状研究，如《扶植、重构、创新――高校开展音乐通识教育的建议》（西南交通大学 涂覃平）、《中国校园戏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浙江省为例》（绍兴文理学院 刘家思）、《对德国州立音乐大学课程的分析和考察》（广岛大学 高旗健次）、《关于中学音乐课学习者的好奇心意识和可视性》（岩见尺市立明成中学校 野村纪）、《审美教育问题的理性思考》（武汉大学 刘进清）《师范生的日本乐器学习情况》（目白大学 小林恭子）。2、古代文化与艺术关系阐释的研究，如《从象形文字和读音看中国乐器》（上海音乐学院 应有勤）、《“道”与中国山水画的关系》（浙江丽水学院 沈其旺）、《中国古代诗歌讴吟文化现象的研究》（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吕东方）。3、音乐技能技法专门探讨，如《关于谱曲教育的课程教育》（广岛大学 吉富功修 三村真弓 伊藤真）、《关于打击乐学生对“音色”的调查》（国立音乐大学 三户诚）、《关于合奏读谱能力的改善的探讨》（目白大学 前田菜月）、《在国民学校鉴赏教育制定之前的实际情况――以《时间钟表店》为例对比金森和草川教学法的差异》（圣德大学 山本真纪）。4、少儿音乐艺术教育，如《当幼儿和太鼓相遇的时候》（福岛大学 白石昌子）、从教育临床学和方法学的角度解读《音乐如何改善人际关系和完善人格修养》（玉大学 岩川直树）、《关于学校音乐教育的资源――以初中为例》（杭州师范大学 刘勇）、《论童谣的多样性》（东京未来大学 森薰）、《关于保育所的“地域学习”的实践》（宫城学院女子大学 松本晴子）。

二、中日文化源远流长，不尽相同

中日文化可以说一衣带水，源远流长。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抵达日本，他携带丰富的文化古籍，对日本佛学、艺术传播，医药知识和建筑设计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日本唐招提寺内还供奉着鉴真和尚的铜像。初到日本，就能感受到日本和中国亲近的文化血缘关系。首先，语言文字使用方面，虽然日语有平假名、片假名和外来语，但是汉字的使用仍然十分常见和频繁。1946年日本内阁公布了《当用汉字表》，收字1850个，有131个是简体字。1981年又公布了《常用汉字表》（约1945字），此外，还公布了《人名用汉字表》，其中包含数百个仅用于人名中的汉字。其次，从地理和文化根源性上来说，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曾受中国皇帝册封，古时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古代王朝引进了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因此具有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的部分特点，比如注重家庭、注重知识、敬天、奉祖，在日本各地都有供奉神灵、先人的神社。共享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节。这些文化根源从日本人的待人接物，敬业精神中都有所体现。第三，日本的饮食文化也与中国十分相似，五谷杂粮，粗布良田仍是大部分日本乡村社会的生活方式。第四，建筑风格与中国古建筑一脉相承，古京都仿效古代中国首都（一般认为是隋唐时期洛阳城）形式，建于公元794年，从建立起直到19世纪中叶一直是日本的帝国首都。

三、中日艺术教育研究思路比较：广度与细腻的差异

综上所述，日本在历史、文化、建筑、饮食等多方面借鉴了中国古代诸方面的精髓。实际上，日本当代文化已经呈现出杂交状态，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科学技术的之所长进行了自上而下全面彻底的明治维新改革。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建立君主立体，经济上推行学习欧美技术，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些对文化艺术教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和中国艺术教育形成了差异性互补。从本文研讨会综述中不难发现，中国艺术教育研究偏向于宏观文化背景下的现象研究和对比，比如《扶植、重构、创新――高校开展音乐通识教育的建议》（西南交通大学 涂覃平）、《中国校园戏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浙江省为例》（绍兴文理学院 刘家思）等。而日本学者更加注重大时代背景下个体现象的挖掘、成因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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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言意之辨；言文之争；文学批评；语言意识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语言一直是一个无法绕开但又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的维度。虽然人类在语言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但在文学当中，语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与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观念。由此出发，不难看出中国文学观念在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语言观念的变革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知识界从“言意之辨”向“言文之争”的转变上。“言意之辨”凸显了中国古人的语言观，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内在地影响和制约着文学观念；“言文之争”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对于汉语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发了文学观念的现代变革。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一、从言意矛盾到启蒙国民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活动所面临的困境，认为语言在言说、表达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性，难以传达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则指出“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儒家也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周易·系辞上》提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魏晋时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时代潮流，但与先秦相比在基本观念上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于佛教特别是禅宗，更是视语言文字为大敌，所谓“才落言诠，尽是死门”，对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脚踢、当头棒喝，把对语言的不满发挥到了极致。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古人对语言并不满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儒、释都基本上是从语用着眼，一旦发现语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达意的作用，“言”与“意”之间存在着距离、矛盾，他们就必然对语言进行指责。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深深影响着中国古人对语言的看法与认识，反映在文学领域，就是强调以达“意”为目标。儒家虽发现有言不尽意的现象，却认为言最终可达意且只需要达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辞达而已矣”；道家则进一步追寻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禅宗则强调不落文字，直指本心。这些提法，对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虽然在具体观点上还存在着分歧，但各家(名家是个例外)从语用的角度人手，对语言的基本认识始终是比较稳定的。与之相对应，中国古人在文学问题上，也是强调要解决言意矛盾，这一点在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说，言意之辨始终是汉语文化内部的问题，是为了解决语言活动的困境而提出来的，在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与“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时代的言文之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与意义。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们展开了艰辛的探索，以“启蒙”为使命，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由此展开，耐人寻味的是，汉语变革成为这次转型的先导，被纳入到启蒙的宏大叙事中，并迅速获得了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

从历史进程来看，黄遵宪是较早意识到语言变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汉字恰恰是与汉语相脱节且相当繁难，“汉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者，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者，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者，则识字也又难”。黄遵宪的论述可以说涉及到了三个层面的问题：首先是言文关系，这已经涉及到了语言体系中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进了一步；其次，更为重要的是，黄遵宪是从汉语与日语、西方语言的比较中探讨汉语，具有了世界眼光，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达到的；再次，黄遵宪的分析不是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而是以救亡图存、自强自立为立足点，因而他是从启蒙的根本立场出发提出汉语变革问题，进而开启了文学革新之路，这也是晚清与“五四”知识分子的共同立场。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言文之争”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观真正具备了现代特质。

黄遵宪的论述，揭示出“言”与“文”的矛盾，开启了后来的“言文一致”主张。在晚清及“五四”时代，“言文一致”发展出两条思路：书面语与口语的合一、汉字与汉语的合一。落实到具体方案，前者是以白话代文言，后者是汉字拼音化。晚清时代，梁启超、裘廷梁号召白话文运动，多种注音方案的出台，都是为了回应这样的时代要求。

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他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从启蒙的需要出发，就必然要求废文言兴白话。

这一命题的基本内蕴也延续到了“五四”时代。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关系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钱玄同支持，但态度更加激进，明确主张废除汉字：“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

可见，发生在中国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着眼于言意矛盾，从达意的需要看待语言；“言文之争”发生于晚清及“五四”时代，已深入到语言体系内部，却是从启蒙的根本需要出发，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因而已经具备现代质素。

二、从立象尽意到言文一致

问题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决的方案。言意之辨针对的是言意矛盾，对此道家与佛家有感于语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随说随扫、不立文字的策略，这一策略是从语言内部进行颠覆，通过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领会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国古代占据支配地位的观念，却是立象以尽意。早在《周易·系辞上》中这一观念即得到正式认可：“圣人立象以尽意。”不仅如此，《周易》还对“象”作了具体的解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长：一方面，“象”不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韵的相通，能够以具体喻抽象，以有限表无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创造出来的，而“立象以尽意”又是孔子所讲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尽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发点而言，《周易》并不是为了论证“言不尽意”这一观点，而是为了阐述“立象以尽意”的策略。虽然意识到言不尽意，但是最终却肯定“意”是可尽的。在言意关系问题上，《周易》体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这与它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晋时代，何晏、王弼等玄学家以道家观念解说儒家文本，从而使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周易》转变为玄学的“三玄”之一，这是一个耐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即“儒家诗学和道家诗学在冲突与悖立中开始走向渗透和互补的现象，也即经学的玄学化现象”。对“立象以尽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确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没有明确指出言尽意或言不尽意，但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论述明确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间的关联。在王弼看来，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产生，又指示着意，它们结合成一个紧密的整体。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须探求言外之义；要得意，就不能胶着于个别之象，而是要透过有限、具体的象去体味无限与抽象的蕴意。王弼的观念对于中国古代诗学的影响极为深远。

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之争”则日益凸显出来。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言如何达意，而是进一步发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识界看来，言文分离才是造成语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务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这一方面，黄遵宪有首倡之功，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语言、文字脱离的现状，当务之急是“更变一文体，为适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则注意到白话小说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力，故强调“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瘾，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动手以白话翻译《十五小豪杰》等欧洲政治小说。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与晚清知识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识分子强调个性自由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钱玄同指出，言文分离是和文妖造成的，“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运动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则不能与白话文运动相比。晚清时就已经出现多种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说，康有为则在日本文献资料的影响下萌生了设计“幼学捷字”的念头。在这一时期甚至出现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张，在此之后则有万国新语、国语罗马字等主张。但是这些主张或是停留于纸面讨论，或是虽付诸实践却终归失败，个中缘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来，语言固然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文字也同样如此。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对汉字加以改造。但是这样一种改造与白话文运动是不一样的：后者虽然融合了外来语，却是以古汉语为根基的，是汉语现代蜕变的产物。文字拼音化则不同，从汉字本身特性来讲，拼音化难度极大，如郭绍虞所言，“语词为了迁就文字，即使复音语词也往往两音相缀三音相缀至多四音相缀，除翻译外来语外，绝没有多音相缀的复音语词，因此同音语词又比较多”，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难”。而且汉字作为汉语的书写形态，两千多年一直形态稳定，为维系中华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坚信国语随国民性而演化，汉语汉字自有其独特文化品性，这种内在的精神不会消亡。

三、从工具观念到本体意识

中国古人的言意之辨，对于言意关系的认识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种学术流派与见解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却是从实用主义出发对语言所作的批评，更多地关注语用。在先秦诸子中，名家注重语言分析，把思考的重点真正放在语言自身，却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击而无立足之地，以至于长期背上了“诡辩”的骂名。实用立场与语言工具论相辅相成，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语言意识的显著特色，即“文以载道”、“道”“器”二分的观念等，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把文学不看作独立艺术，而看作有用的东西，就是把文学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属品”，“古代论文的话，总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说到本身构造的技术，所以虽然是论文，实在是重义而不重文”。虽然中国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语言形式对于文学的重要性，魏晋六朝更是以语言作为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重要依据，但是语言始终只被视为工具，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们对文学自身特性的认识。

这样一种观念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可谓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时代依然在发挥其影响力。但饶有意味的是，关注语言问题引发了晚清和“五四”时代的文学变革，这与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密切相关：中国文学批评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其语言意识也在发生着变革——从单纯的工具论到开始从本体的层面考察语言，意识到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变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导。当然，此时的变革多少还是不成熟的，还是在“工具”与“本体”之间徘徊、游移。

黄遵宪在《杂感》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见他已经认识到语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随意运用的工具，而是承载了厚重的文化，这种观念与视语言为本体的现代语言观有相通之处，已经透出了现代的气息。而这样一种在体用之间徘徊的矛盾，在梁启超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梁启超早年在论语言文字时，主要着眼于言文分离不利于开发民智；在中西对比时也是从功用人手，语言工具观表现得十分突出。不过，梁启超与“五四”学人的观念已经透露出变革的气息，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动态的框架中思索。梁启超指出：“盖言语凡以表示意识，意识之范围日扩，则所以表示之者，自能与之相应，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观念，观念新则其字自新也。”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抨击言文分离，号召三界革命，以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等人发起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明确提出“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三十多年后，谈到自己的这一主张时，仍坚持认为“文学作家放胆的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

已经意识到文言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代表着传统思维方式，白话与文言的冲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但是他又把这种冲突简化为活文字与死文字的对立，提倡白话的理由无非是白话更方便、适用，这就又重新回到了语言工具论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鲁迅与周作人对语言的意识形态属性、对于文言作为传统文化组成部分的认识要深刻得多。鲁迅曾谈到，“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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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意义；对策

[基金项目]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语言文字研究专项）成果，项目编号：YWZX201340。

【中图分类号】 H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2-243-2

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这充分体现了党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视，体现了语言文字工作在我国“五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强调说：“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在教育领域，母语感情和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重要任务。”目前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面临着下降的趋势，尤其是体育院校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缺失已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新形势下提高体育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迫在眉睫。

一、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现状分析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与师生访谈等方式对所在学校和几所兄弟院校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现状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体育院校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现状堪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口语表达方面。普通话是全民族口语交际的共同语，准确而流利地使用普通话是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文化素质的重要表现。体育院校大学生普通话过级率低，日常交谈很多人不使用普通话，语言粗俗化、暴力化现象普遍，不经意间会将国骂带在嘴边。口语表达能力差，苍白、无力，甚至词不达意。

（二）书面语言文字应用情况。从校园海报、普通书信到学生作业和毕业论文来看到处充斥着错别字、病句，滥用繁体字、乱造简体字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学生应用文写作能力差，思路零乱、文笔生涩，标点符号乱用等现象突出，连最常用的一些应用文如假条、申请书都写得格式不规范，错误百出。

（三）语文文字规范意识淡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不合语法规则的现象很普通，社会和网络流行语使用普遍，学生日常生活语言杂用现象严重，除了使用汉语外，还会将各种数字语言、字母、英文、符号与汉语夹杂使用，还自认是时尚语言，如果不用，就好像落伍了，不跟时代合拍了。

二、影响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因素

（一）教育思想偏颇带来的负面效应。首先，英语热导致母语教育缺失。我国很多高校，不过英语四级，不给学位。更为严重的是，在求职应聘中，英语与计算机几乎成了找工作的两把利剑，导致很多大学生在大学前两年主要在学英语，而中国目前的大学校园内，大学语文等人文类课程的教育却处于一种缺失状态。很多高校根本不开设语文等母语课程。

其次，体育院校受专才教育思想影响等因素，不重视人文教育。体育院校大学生有很多从小从事体育，没有受过系统的基础教育，文化基础薄弱，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更令人堪忧。

（二）社会上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的负面影响。现在是信息社会，大学生获得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社会上语言文字不规范现象对学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街头牌匾、广告，甚至指示牌错别字现象严重。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我们经常能看到许多错别字，如街头标语，标识牌在营销活动中乱造诸如“衣衣不舍”、“秋水衣人”这样的词语。

网络语言的侵入使得大学生使用语言文字越来越随意。体育类大学生自身文化素质较低，抵抗网络不良影响的能力较差，对网络语言的盲目滥用，在学生中已形成气候。厦门大学教授李如龙认为，“网络语言对汉语是一种污染，是小群体为了团体交流方便，根据自己的爱好编造出来的语言，这是一种不健康的苗头”。先不论网络语言是否是污染，但网络语言的产生与滥用的确降低了大学生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水平。

报刊、广告、影视屏幕中语言不规范现象也屡见不鲜。每年央视春晚结束后，都会收到观众反映，主持人或演员读错了多少处，字幕出现了多少错别字等。即使中央电视台最具权威性的一些栏目也时有差错，据有关专家统计，2013年10月24日这一天，中国新闻、新闻30分、今日说法、海峡两岸等栏目就出现了11处错误，错误主要集中在字幕和主持人误读上。而电视剧中错字别字的出现率比电视节目更高。

（三）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带来的不利影响

计算机的广泛使用，在给学生带来便捷生活的同时，也对学生规范使用语言文字产生不利影响。首先表现在：学生大部分业余时间泡在网上，与同学交流变少，甚至导致部分学生与人面对面交际产生障碍；另外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悄然而至，当键盘输入替代汉字书写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导致提笔忘字现象严重。最后网络信息量大，查阅资料方面，很多学生贪图便捷，不去花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导致书面表达能力下降。

三、加强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意义

（一）培育民族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助力

加强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首先有利于母语的繁荣，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软实力。

语言学家吕淑湘先生说：“我认为对祖国语言的理解、欣赏、热爱，这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也提出了类似看法：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语言，两者的统一程度超过了任何人的想象。

近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经说过：“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古史钩沉论二》），语言文字不仅是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还是文化的基础、民族的象征，最能体现文化软实力。在18世纪中叶，英国政府把掌握英语知识看作是教化属地内有色人种最重要的方式，对英属殖民地普遍实行种族隔离的教育政策。日本和东北期间，也曾强行推行日语教育。历史上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因此我们要增强文字自信，对汉字、汉语抱有敬畏之心。

其次，提高大学生语言文字能力可以为实现“中国梦”助力。

语言文字是国家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历史文化传承和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国民素质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事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承担着重要历史使命。实现“中国梦”，先从热爱母语，规范使用汉字做起。大学生是实现“中国梦”的生力军，他们的语言文字水平直接影响着“中国梦”的实现进程。倡导大学生“用普通话讲述中国梦，用规范字书写中国梦”，共同构筑语言文字中国梦。

（二）有利于提高体育类大学生综合素质，增强就业竞争力。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是大学生自身能力和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及全面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首先，语言文字的工具性决定了其应用能力的高低关系到职业能力的高低，一个人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强弱势必会影响他的学习、工作、生活的成败得失。尤其是体育类大学生，因为大多文化基础薄弱，如果能拥有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无疑会增强就业竞争力。

另外语言文字能力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形成和提升起着关键性作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延伸，“母语教学要培养负责的公民，帮助学生形成国家观念，具备应有的道德价值观；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语言文字与人的综合素质息息相关。

四、提高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途径措施

（一）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首先是教育部门与高校领导要更新观念，明确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重视语言文字工作，为大学生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提供便捷条件。

其次，高校教师要转变观念，努力提高自身语言文字水平，在语言文字应用上为学生起到示范作用。体育院校的一些教师由于教育、环境等因素影响，语言文字不太规范现象比较严重，教师要能够采用普通话教学，板书规范，并采取多种措施切实提高自己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最后，体育大学生应转变轻视语言文字的观念，在语言文字能力培养方面发挥主体性作用。牢记“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就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

（二）科学设置母语类课程，构建语言文字能力培养体系。若想提高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水平，合理构建课程体系，完善教育内容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主要包含口语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围绕此目标，开设诸如《大学语文》、《普通话》、《演讲与口才》、《常用应用文写作》、《基础写作》、《书法》等母语类课程。在课堂上要求教师传播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对汉语语言文字之美的感悟，同时加强对母语思想情操的教育，从根本上提升人们对母语的自信心，提高学习母语的热情。

（三）依托校园文化活动，搭造语言培养实践平台。语言文字能力的培养单靠课堂内是难以实现的，毕竟课时有限，母语能力的培养更多的是在课堂之外，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对学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要重视宣传橱窗、条幅、校园网、校广播台等校园环境对学生的熏陶作用，学生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就会自觉地提高语言文字规范意识。

同时要积极搭建语言实践平台，通过组织书法比赛、汉字书写大赛、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并通过组建与语言文字相关的社团、协会来激发学生爱母语、说母语、用母语的热情，不但能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还能净化校园语言环境，丰富校园生活，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促进高校可持续发展。

（四）阅读经典，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信息社会中，电视与网络的普及使大学生所受诱惑增多，大学生阅读经典名著大大减少，尤其是体育大学生，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很多学生没有阅读习惯，课余时间用于读书的时间很少，即使阅读也多限于武侠、言情等，呈现出严重的娱乐化倾向。韩愈曾说：“学以为耕，文以为获”。意思是说，阅读是写作的先导，没有读的基础，就没有写和说的“收获”。

要提高大学生的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一个重要途径是引导他们大量阅读古今中外名著。首先，阅读经典，可以从语言大师的作品中扩大词汇量，领悟语言应用技巧，提高语言应用能力。其次，可以通过经典阅读学习中国优秀文化，激发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养和道德情怀，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

总之，语言文字不仅是个人沟通和交流的工具，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更是加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体育类大学生语言文字基础薄弱，更要将提高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这样才能培养出文武兼备、德高技精综合素质过硬的人才。

参考文献：

[1]融入教育大局.坚持改革创新.做大做强语言文字工作――访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李卫红[J].语文建设，2010，（9）：4-6.

[2]李斌.调查显示大学语文教育仍在低谷[N].中国青年报，2010 -10-21（7）.

[3]查本恩，韩师斯.专家认为：网络语言流行对汉语造成负面影响[EB/OL].新华网，http：///newscenter/2004-12/19/content_2353668.htm.

[4]李行健.吕淑湘论语文教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

[5]盖晓明.汉语言文字与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J].宁波大学学报，2005，（12）：107.

[6]胡丽青.提升语言文字能力增强文化软实力[N].太原日报，2013 -11-8（010）.

[7]杨海明，毛宇.世界母语教育发展趋势与重庆母语教育现状的考察和思考[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3，（5）：71-72.

[8]王蒙.为了汉字文化的伟大复兴[EB/OL].人民网，http：//.2004-09-20.

[9]李宇明.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N].光明日报，2004-07-28（28）.

篇7

一、汉语教学中存在的偏误问题

（一）现状

新疆，双语教学是指用汉语讲授非母语课程。事实上，真正的双语教学应该是教师用流利的汉语讲述非汉语课程。这就是要求担任双语教学的教师既要有很强的专业知识，又要有扎实的汉语语言功底。目前，双语教学应该如何开设和评价双语课程等问题都尚无定论;双语教育的教学方法，教学特点，教学模式和教学环境都处于实验与探索阶段。首先，处于这一阶段的学生通过听教师讲授，掌握很多语言知识，如果初次接触并掌握的语法，句法或发言是错误的，那么需要表达时，他们往往说出的则不标准的汉语，这个各阶段的学生自然会出现更多偏误问题。其次，民族学生，学习汉语时需要在课堂上进行汉语教学活动，只靠老师在课堂上课堂上进行听，说，读，写等学习活动，没有配备各种学习辅助工具，如：收音机，录音机，复读机，电子词典，电脑，磁带，等。将会影响学生偏误。

另外，有些非汉语专业课教师教汉语需要备课时，要查阅汉语词典、注意发音、丰富自己的汉语知识面、提高汉语表达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是受到语言能力的局限，很难回答学生的提问或应付突发事件。这种现象在小学或中学都非常普遍，有些非汉语专业教师为了省事和省时，过度自信，平时毫无准备就上课，只把一些专业术语能简单地告诉学生，让学生记下来，并让学生跟读几遍，就完事了。受这样老师影响的学生更有偏误问题。

（二）存在的问题

1.母语干扰

学生的母语对汉语发音的干扰是很典型的。词汇方面来讲“他懂维语”说成“他知道维语”，语法方面的错误句。如：“这实际问题嘛”， “那地方去看了一下”， “太笨重的很”， “他毕业了中学”， “他根本就好好不干事”等等。在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学生中介语的偏误中，母语干扰占优势。

2、泛化

个别学生发音时，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如：把“基本上”的“基”说成zhi， 把“好事”的“事”说成这是xi。这是语音上的泛化现象。有时写汉字时笔画、偏旁、结构错误是书写上的泛化现象。如：太与犬、像与象、干与王等。

3、文化干扰

它是由学生母语的文化因素干扰汉语表达造成的。有这样一个句子：“你看着孩子黑黑的羊眼睛，多漂亮啊！”把维语的提法“羊眼睛”，“甩手大爷”， “独木桥”， “继承家里的香火”， 直接成汉语显得生硬。

4、学习策略

学生学习过程中对难字、难词、难句、难度较大的话题沉默、回避、跳越或拒绝回答。如：老师问学生：“你的爱好和兴趣是什么”学生答：“没有”。 “那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学生答：“没有”。学生的回避或默不作声，这个话题就成了空白，不利于学生的进步。

二、偏误分析在汉语教学总有着重要的意义

1、偏误分析揭示了韩语学习的规律

老师了解了偏误问题，就应该对学生的偏误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并帮助学生修正偏误，达到新的认知。所以教师不能仅仅以偏误的有无和多少来衡量学生的好坏，不纠正偏误就无法达到新的认知，但纠正偏误要分清轻重缓急，并以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前提。

2、偏误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全面认识并纠正偏误的方法，对对比分析进行了验证和补充

新疆的汉语教师多年来熟悉民汉语的对比分析，善于预测学生的困难和错误，有了偏误学习的预防，再加上偏误分析的诊断和治疗，汉语教学将会更有成效。

篇8

[关键词］归化；异化；外语片名；翻译

电影是语言文化的一扇窗口。通过一部电影，我们可以窥见一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外语电影片名就如标签。用短短数语告诉人们关于一部电影最多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国外电影的译名更肩负着帮助人们理解影片，了解异域文化的重任。

一、归化和异化翻译的含义

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它同时也是两种语言所蕴涵的深层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有两种基本方法：归化和异化。

（一）翻译的归化

所谓归化(adaptation)，遵守目标语言文化当前的主流价值观，公然对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

（二）翻译的异化

所谓异化(alienation)，就是源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处理以源语为归宿，也就是尽量移用源语中的语言形式、习惯和文化传统。在译文中突出源语的“异国情调”。

二、归化翻译策略在外语外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在跨文化交际中，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注定了影片译名与原名之间的偏差，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导致部分语义的改变和丧失。外语电影片名是文字意义和文化内涵的有机体，它应能提示影片主要内容，反映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而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交流，而交流的基础是译成果的认可与否、接受与否。字面直译片名若出现译语观众对语言或文化的不认可，译者则需根据目标语语言、文化进行改写和调整。

翻译片名的过程中有时会遇到一些不同于本民族文化的“异质”，而这些“异质”一时又难以得到认可和接受，更不用说吸收和消化了。那么，此时应考虑归化翻译了。出发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常持有截然相反、完全矛盾的审美趋向和价值趋向，因而难以沟通。为考虑译语观众的接受能力和取悦译语观众，片名常出现归化翻译。

如外语电影《Ghost》译为《人鬼情未了》。汉字“人”、“鬼”在视觉上给中国观众以强烈的冲击，显示了主人公阴阳两隔、难以相聚的情境；而“情”“未了”又缠绵悱恻、柔断肝肠。5个汉字连起来，既提示了生死离别、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又能引起观众心灵上的震撼，激起观众强烈的观看欲望。直译为《鬼》，虽然字面上忠实，却极易误导中国观众，因此，译为《人鬼情未了》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和期待视野。

有些片名在出发语、目标语文化中意义相通。但因不同文化中人们的思维模式、审美情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语言表达习惯。为考虑译语观众的语言习惯，根据影片内容进行调整而形成归化翻译。如英语外语电影片名多简洁直白，而汉语外语电影片名多化实为虚、笼统概括。英汉对译时，应根据不同文化需求进行调整。如外语电影《Face Off》译为《夺面双雄》，《Snow Dogs》 译为《雪地狂奔》，《Cliff Hanger》译为《绝巅雄风》，《Die Hard》译为《虎胆龙威》，《The Red Shoes》译为《红菱艳》，《Blood and Sand》译为《碧血黄沙》，《Tango＆ Cash译为《浴血擒魔》，The Accidental Spy》译为《特务迷城》等。

所以，外语电影片名归化翻译特别普遍，主要是以译语观众的期待视野、审美情趣、接受能力为轴心，根据影片内容来译，并兼顾票房价值。只要译者认真推敲影片语境，弄清片名形式与电影内容的关系，就能正确解读或认知影片创作意图，不受原片名形式的约束，采用相应的形式表达原片名，有效达到翻译目的。

三、异化翻译策略在外语外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电影是以向观众介绍异域文化为目的的，对于以译语观众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性很强的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片名的电影。异化过程中对片名进行直译或音译处理，将源语的字面、语音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字面、语音形式。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它自己的词汇、句法结构和表达方法。当原文的思想内容与译文的表达形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译法处理的，就应采用意译法。当然意译不是任意乱译，意译要求译文能正确表达原文的内容，但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有些片名采用直译而得出的译名往往令人费解。而且有时还缺少原片名的意蕴和艺术特色，这类片子则必须根据影片内容和原名进行意译。以达到预期效果。特别是对于以目的语观众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性很强的人名、地名或历史事件为片名的电影，异化过程中对片名进行直译或音译处理，将源语的字面、语音形式转换成目的语的字面、语音形式，电影Madame Currie，Patton，JFK，Pearl Harbor，Shakespear in love， Romeo and Juliet，Chicago均直接异化为《居里夫人》、《巴顿将军》、《肯尼迪》、《珍珠港》、《恋爱中的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和《芝加哥》。异化法使片名中的文化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而对于那些因文化差异而造成观众理解困难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典故等，我们只得在影片的后续宣传中进行一些文化上的补译以弥补。旧时观众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更多地依赖于本国语的语言习惯、思维方式来了解外来文化，而现今观众可以坦然接受外来文化以扩展其经验视野。如美国电影《Casablanca》因为汉语习惯以片名概括主要内容，先采用了高度归化的翻译《北非谍影》；后来因为文化交流的加强，观众接受外来文化的承受力不断提高，于是便有了异化的翻译《卡萨布兰卡》。异化绝不是机械地死扣原文的字面，呆板地直译，而应深入了解外语电影片名字面承载的文化信息。译者在进行语言操作的时候，应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识。

四、归化和异化策略下的文化因素分析

人们在交流中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文化定式去解读与本族文化并不相容或不完全相容的异族文化现象时，就难免会经历从不解、费解、误解、一知半解到理解，甚至认同的过程。因此，片名所反映的不同语言习惯、文化精神，随着文化交流的加深，有些能够为观众所理解、认可和接受的，翻译则可由归化转为异化。有些始终为观众所勉强的，则仍多以归化为主，如英语片名多直白，而汉语片名多含蓄。中国人接受直白的东西比较困难，因此，翻译应为归化为好。笔者不赞成动辄匆促提出“异化为主”，“归化为主” 的结论，因为归化和异化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的两个对立面，有辨证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对立。

五、结论

有些译制商常常忽略电影名的翻译，或只为迎合观众而随意乱译。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异化翻译就是充分相信观众的审美、接受能力，让观众直面异域文化；而归化翻译的要旨在于跳出语言层面的束缚，传达出影片的内容含义与文化精神。外语电影片名翻译应该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结合观众的实际需要，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既不能过于异化，让译语观众不知所云；又不能过于归化，造成原名语言和文化特色的丧失。

[参考文献]

[1]外语电影片名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卢志君 龚献静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3期.

[2]浅析文学著作名和影视片名的翻译 姜微微 郭海云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4期.

篇9

关键词：侗族大歌；纯人声；演唱；传承

一、侗族大歌的文化基壤

（一）生活地理环境

侗族是距今有2500多年历史，侗族分布在中国西南部。侗族主要居住在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四省区的毗邻的地区。侗族一个依山傍水的民族，温度适宜，雨量充沛，为人们从事以农业与林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劳作时稻田与稻田、山沟与山沟之间的人们边劳作边对歌。侗族地区的林业资源也相当丰富，杉木较多，村寨主要居住的是自己建造的木楼，特产有糯米、茶叶、茶油、酸鱼、酸肉和酸鸭等。

（二）侗族唱歌于风俗之中

1.“饭养身，歌养心”侗族人民把歌当作精神食粮，侗不离歌。侗族有三宝：鼓楼、风雨桥、侗族大歌，这三宝相紧密联系。有楼桥的地方一定会有歌，每逢节日鼓楼边、风雨桥上都会集会唱侗歌，吹芦笙跳踩堂多耶舞。

2.侗族是一个爱吃酸的民族，“侗不离酸”，不管每家每户都会自制腌制的酸鱼、酸肉、酸鸭、酸菜等。侗族人在饮食中歌唱，有歌曲《侗不离酸》等。侗族还有“打油茶”的习俗，油茶是侗族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饮品，也是待客的佳品，侗族人会围坐在火塘旁边喝油茶，有歌曲《油茶歌》。

3.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侗族人的传统节日，又称“花炮节”，据了解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富禄乡每年都会举办三月三节花炮节，至今已经成功举办了100多届，活动当天有抢花炮、吹芦笙、对歌、抬棺人等节目，以歌会友，以舞传情，丰富本民族民俗活动。

二、纯人声侗族大歌的音乐风格

（一）纯人声侗族大歌演唱和表演

侗族纯人声大歌只用人声音作为表现音乐的重要的工具。没有乐器伴奏，对音准的要求就要更高，特别是领唱者要具有敏锐的听觉和音准能力，侗族大歌与侗歌其它音乐相比，其它音乐则采用琵琶、芦笙、侗笛、牛腿琴等乐器作为伴奏，而大歌采用无乐器伴奏。

侗族大歌一般是同声合唱、男女混声合唱，音色原始而粗犷，演唱不讲究太多的方法和技巧，而更倾向于最自然的演唱方式，使用本嗓、真声少有雕琢。纯人声侗族大歌多为二声部，也有三声部，一般不少于三人，三人以上多则几十人。纯人声无伴奏形式，要求各声部的默契配合，在各声部共同作用下产生天人合一的视听效果。

侗族大歌在表演上较为保守，不刻意进行表演化加工，相对没有舞台表演化生动多样，但却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本质。而专业音乐院校则在民族音乐表演舞台上大胆创新，结合自身的专业表演特点，进行舞台化加工，如演唱、队形、服饰和表情动作等。

（二）旋律特点

旋律是音乐的灵魂也是音乐的基础，也是音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侗族大歌中旋律的表现发展主要有：

1.大歌的支声手法。侗族大歌的旋律发展多使用支声手法，由一个旋律共同派生出一个变化旋律。高声部有领唱，领唱要在熟悉低声部旋律的基础上，为之配唱高声部旋律。

2.持续音运用。大歌的持续音由低声部逐渐展开，低声部由一个固定低音在低声部持续，持续音大多运用鼻腔的共鸣。延续音短则几小节，长则延续有一二十小节之久。演唱持续音时，用循环不断的呼吸方流换气，换气速度讲究快、轻，这样旋律听上去才有和谐之感。

3.歌词对自然界的声音模仿。侗族人依山旁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注入到侗族大歌的创作中，把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融入到音乐里，模仿虫鸣或动物的声音，是大歌产生的自然根源也是大歌编创的一大特点。如《蝉之歌》歌曲里面大量的模仿蝉鸣的叫声，用衬词“冷冷冷咧”进行模仿，均用舌头颤音完成。

三、保护与传承语境下的演唱训练及表演实践

（一）大歌传承的传统组织

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侗语一般都是用汉字的读音来教读侗语教唱侗歌，或用与侗语音相似或相近的汉字来记录，例如：来（ma）--嘛。传统的传承方式主要通过歌师的口头传授，可获得歌师的传授的第一手资料。而专业院校的侗歌传承则相对来说在意义上被艺术表演化了，在传播的方式上也有迥异于传统传承。

侗族大歌的传承进入学校主要是在上世纪 80年代，1984年贵州省榕江县中小学尝试开展了侗歌进课堂。2000年出版的《长大要当好歌手》侗歌教材，选用的大歌主要是儿童大歌，侗歌进课堂主要为了加深孩子从小对本民族本土文化的传统记忆，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1959年黎平县侗族民间合唱团演出到北京演出，打破了长时期侗族大歌与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2008年贵州侗族大歌合唱团在第十三届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成功演绎了无伴奏侗族大歌《五月蝉歌》赢得了荣誉。2010年贵州黎平侗乡的青年将侗族大歌带到了世界顶级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上。侗族大歌需要更多的舞台展示，也正在渐渐的走向全国唱响全世界。

（二）侗族大歌的生存现状以及保护措施

侗族大歌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新时期现代化该如何发展如何保护民族文化尤其重要，外来文化的倾入渐渐带动着侗族人民的生活日益现代化。以前老一辈们唱侗歌是他们主要的娱乐活动方式，而现在侗歌传唱率不高，唱侗族歌不在是青年人的娱乐方式，面临传唱出现了演唱人群老龄化。侗族大歌的现状令人堪忧。面对这一困境我们应该找到解决保护的方法：

1.培养挖掘民间的歌师歌手，建立文化保护和传播机制。组织热爱民间音乐人，到村寨里采风、学习，向民间征集有关侗族大歌侗族音乐的文献资料、分析研究保护，邀请老一辈民间艺术家歌师开展歌曲传教。

2.侗族大歌作为一种民族特色文化的延续，侗族地区应该抓好契机，合理利用资源，传承发展本民族民间民俗，让侗族大歌成为推动侗族地区旅游的品牌。

3.侗族音乐教学教材少之又少，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侗族音乐进课堂的发展。应充分挖掘侗族音乐资源，编写适合学生的侗族音乐教材。继续实施侗族大歌进课堂，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在非物质遗产文化保护的语境下，侗族大歌也逐渐被社会了解和关注。欣赏纯人声侗族大歌的同时，应由表及里去感受一个民族深沉而古老的民间音乐及传统文化，以及这个民族的生活境况、风俗风情等。在现代音乐教育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中，不仅需要专业学院派艺术人才培养，更需要地方特色民族音乐人才的有效培养，这才能不忘本民族文化之本。

纯人声侗族大歌在传承体系当中面临着许多困境，但是凭借着侗族人对侗歌大歌的热爱及其大歌的独特魅力，以及各学者对侗族大歌的深入研究还有政府的积极保护，相信侗族大歌一定会让更多人知晓。纯人声侗族大歌在历史性、本土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点造就了纯人声侗族大歌的无穷魅力。同时，也唤醒人们对面临现代化冲击洗礼而面临危机的珍贵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的关注与参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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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慧珍.侗族民间文艺美论.[M].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

[3]王承祖.侗族大歌刍议[J].中国音乐，2000年03期.

[4]张中笑，杨方刚.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M].贵州民族出版社.

篇10

所谓人文教育，其本质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强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及社会价值的实现。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化发展，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显，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实现并不能一蹴而就，人们的教育观念开始向科学知识教育倾斜，人文教育逐渐被忽视。在高校课堂教学中，科学知识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对立也屡见不鲜。教师们盲目地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发展需要，让学生立足于社会，就必须使他们掌握特定的谋生技能，因此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就成了课堂教学的主要目的。一些专业技能课变成老师和学生们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文史哲等课程则被置于无关紧要的地位，大学教育呈现出过分专业化的弊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这就告诉我们：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发展是教育的终极目标，“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念则偏离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学中如何加强大学生的人文教育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价值导向和整个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课题。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授课对象为高年级日语专业的学生。语言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过分注重语言这一工具，认为语言学习的目的无外乎听、说、读、写、译这几种能力的习得，语言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知识则无关紧要。部分教师“重专业轻人文”的教育观更是加深了学生这一错误认识。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出现的问题是，教师只是按部就班地对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进行梳理，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古代文学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会文化现象只字不提或笼统概括；学生则更是出于应付考试、拿学分等目的，机械地学习此课程，教师教学效果不佳，学生学习兴趣低下。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日本古代文学史的教化功能，改变过去教学中只重视传授专业知识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广大学生在学习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过程中真正获得心灵的熏陶和升华，“使学生变成历史意义上、文化意义上、情感意义上、道德意义上的人，实现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视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学史课堂教学

（一）分析我国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学的建构，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建构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向学生讲授日本古代文学史时，不能忽视中国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时代，汉字的传入结束了日本漫长的口承时代，使日本进入了文字记载时代，首创了由变体汉文或纯汉文书写的文字文学《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并为假名文字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平安时代初期，日本贵族文化兴起，汉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众场合，《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等大批汉诗集出现在日本文坛，一度占据日本古代文学的主流，掀起了唐风文化的。初期的汉文学模仿带来了平安中后期的汉文学深层消化吸收，间接地推进了日本文学的“和风化”进程。日本古代文学双壁《源氏物语》《枕草子》中的白诗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镰仓室町时代是日本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这个时期的日本战乱频繁，文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是在中世文学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旧可以看到中国儒家、道家与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户时代的草子文学、读本等更是处处有中国明清志怪、传奇小说的缩影，甚至出现了以中国的小说为题材的“翻案小说”。通过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学史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日本文学自身发展史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中国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让学生了解到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辉煌及其深远的影响力，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使学生树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自豪感。

（二）解读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

审美素养是当代大学生应具备的一种重要素质，审美素养的提升应贯穿大学教育的始终。古代日本文学史课程的讲授不仅要包括基本文学常识、文学概念的讲解，更要与经典作品的解读相结合。文学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对文学著作学习、鉴赏的过程，同时也是审美素养形成的过程。文学经典名著表面上看起来或许只是一次远离社会生活的个体审美事件，但归根结底是与某种意识、思想、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不同时代文化渲染下的读者对同一作品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态度。在日本古代文学史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文学理论的有效渗透，奠定学生审美意识的思想基石；通过文学经典著作的讲读，陶冶学生的审美情操，拓展学生的审美视野，真正做到“以美启真、以美启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以雄浑、朴实、清新的歌风奠定了日本文学的基础。其作者层上至宫廷贵人下至普通庶民，题材广泛还涵括了日本偏远地区的民歌———“东歌”“防人歌”等，被称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乡。《万叶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对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实情感的流露，他们热爱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国君，奋勇征战；悼念死者，感伤离别；满怀希望，追求自由。通过对《万叶集》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用文学来表达对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朴的感动———“诚”的文学美意识。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与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被并称为日本古典文学的双壁。作品《源氏物语》以光源氏为主线，描写了不同身份贵族男女间的恋爱纠葛及生死别离，“美丽”和“哀愁”是贯穿小说的主线。对《源氏物语》的赏析可以让学生理解日本美学中的“物哀”精神。与此相对，清少纳言则一改平安贵族们作品中惯有的感伤情调，采取积极的创作态度，通过对自然和人事的描写，创造了“明快”的世界，它与《源氏物语》中的“物哀”一起，构成了平安朝文学中的两大审美趋势。

（三）探究文学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现象，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映射着各自发展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等文化内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学史课堂教学中，不应局限于文学本身的研究，而应将其上升到文化层面，探寻文学背后的文化意义。日本古代文学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头，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能够使学生更加客观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宽视野，并用广阔的视角去比较中日文化的异同，从而加深对中日文化异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日本文化向来被称为“杂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学史中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杂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对外来先进事物所采取的惯有的积极吸收、巧妙融合的态度，从而使学生理解当今日本社会对外来文化强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学作品中歌颂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则展示了日本人对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这与中国古代作品的“诗言志”倾向大有不同。对中日文学差异的讲解，有助于培养学生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外来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学中武家社会生活的描写则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则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这些异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对学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