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建构主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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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建构主义理论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其在借鉴和吸纳了诸多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精髓之后，取得的进展却是显著的。在建构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亚历山大·温特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奠定了建构主义跻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凭借着严密科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主义在反思主义阵营中崭露头角，跃居国际关系理论主流行列，但其自身同样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点。

关键词：建构主义；理论体系；温特；认识

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大量吸收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养分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建构主义阵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莫过于温特的理论。本文将通过介绍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从而对建构主义进行评价，并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出相关思考。

一、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思想渊源

首先从社会学方面说，建构主义的根源应溯及涂尔干和韦伯。涂尔干认为社会世界的核心概念是观念，观念具有自我完整性，无法简约为其他因素。而韦伯认为社会科学可以独立成为体系，人具有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特殊能力，这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建构主义的认识论。

其次语言学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另外一个主要思想源泉。这种对于语言学的借鉴在建构主义产生的早期较为明显。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奥斯丁和塞尔等语言哲学家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建构主义理论也直接借鉴英国学派、新功能主义和交流沟通理论等流派的思想。

（二）理论产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两个占据主流地位的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争论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客观环境。九十年代以来，出现了一系列对主流理论发起了挑战的理论。建构主义是其中的重要一支。

冷战的结束与建构主义理论的兴起有重要关系。1989年奥努弗首先提出了“建构主义”这一概念。到后来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发表，期间经历十年的发展，建构主义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从总体来看，建构主义重视文化、规范、认同、实践、主体间性、知识等社会性因素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二、建构主义的理论体系

从本体论而言，建构主义是反理性主义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仅影响行为体行为，更重要的是建构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在方法论上，建构主义是整体主义。从世界观而言，建构主义不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但反对把物质的客观存在作为解释行为体行为的惟一和最主要原因的单纯物质主义观点。建构主义是理念主义的观点，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建构的。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因此，正是由于观念建构作用的存在，才使得权力和利益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建构理论采用科学实证主义的认识论，但其解释模式是根据部分规律（每一阶段的规律）的个性化模式，即研究者解释某一事件是通过对引起该事件发生的前后一系列情况进行详尽的描述。

三、亚历山大·温特的主要理论观点

建构主义的兴起与温特的贡献息息相关，特别是《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的问世，奠定了建构主义与传统主流学派并驾齐驱地位的基础。

（一）施动者与结构互相建构

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是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建构关系。温特认为施动者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施动者是受结构界定的，结构只有通过施动者及其活动的中介才会存在。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对于解释社会行为是很有意义的：并不完全由个体行为就决定了社会形式，也不是完全由社会形式决定了个体行为。

（二）身份、利益与行为

温特认为由于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身份和利益是共同起作用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兼顾考虑身份、利益、认识，才能解释行为。

（三）无政府状态的三种文化

温特反对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假设。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体系结构，通过行为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同的行为就可以产生不同特征的无政府状态。因此，温特提出了可能存在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人人为敌的霍布斯“敌人”文化、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存的洛克式“对手”文化和非暴力互助康德式文化。建构主义更加强调对外政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

四、对建构主义理论的认识

建构主义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系统发展。建构主义将一些主流理论忽视的概念或主流理论认为是假设前提、自变量的变量重新提了出来，它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涉及无政府状态、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制度等几乎所有的基本概念，以社会学的最新工具，达到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的理论综合。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重视和强调观念因素的建构作用。

每一种理论范式的强项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建构主义也不例外。建构主义阐明并丰富了为新现实主义忽略的国际生活的一些方面，但在解释力和预测力方面建构主义无法与新现实主义匹敌。建构主义的不足还在于至今未建立起关于观念认同产生发展的系统理论，使其陷人解释历史强于预测未来的境地。

总之，我们不能期望有一个理论强大到可以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的全部纷繁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也不认为存在那样一种理论。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特征，理论会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甚至同一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也会有不同理论加以诠释。和只有一个正统理论相比，更希望有不同的理论声音及其争论。

五、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总的来说，建构主义在中国前途乐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具备建构主义发展的社会土壤，另一方面是它在世界秩序、中国和平崛起以及台湾等问题上拥有较强的解释力。建构主义理论在客观上满足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的需求，特别是随着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的变化和角色的调整，运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身份、利益和行为等相关的理论观点，将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清晰地认识和观察当今国际社会形势的演变过程。而这对于中国塑造和平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更加建设性的姿态投身到国际组织与国际事务的活动之中，积极构建和谐世界和与相关国家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

正是由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以及建构主义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解释功用，使得这一理论在中国找到了合适的土壤并得以迅速发展。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建构主义并不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产生于西方的文化环境，因此必须使之本土化以为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和平发展服务。（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姚勤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影响[J].社会科学，2010（12）.

[3]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篇2

摘 要 冷战结束后，北约组织不断向防区外扩展。无论是新现实主义的北约消亡论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都没有预测到北约组织的扩张。面对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建构主义以国际社会化以及安全文化理论为工具来分析北约问题并挑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的理论及方法论，从而不断丰富对北约东扩问题的理论分析。

关键词 新现实主义 新自由制度主义 建构主义 北约东扩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2006066

冷战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扩大是国际关系学界较为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有大量的学者从政策层面进行分析，同时也有大量的国际关系学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尤其是冷战结束前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北约未来的预测与现实国际政治有着相当大的偏差，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针对这一现象，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进行反思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效用。如罗伯特・劳赫豪斯（Robert W. Rauchhaus）大声质疑说，为什么国际关系理论没有预测到北约的扩大？[1]因此，围绕冷战后北约的扩大问题，国际关系理论的几大流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扩大预测的失效

冷战结束前后，一大批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未来进行预测，主要包括现实主义的“消亡”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存在”论。冈瑟・赫尔曼（Gunther Hellmann）与莱茵哈德・沃尔夫（Reinhard Wolf）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两种角度对北约的未来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新现实主义认为，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同盟的凝聚力将会下降，北约停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只是时间的问题。而新自由主义则宣称北约高度的制度化将保证其以某种形式得以生存。同盟或者以目前的形式继续下去，或者在成员国之间通过合作性安排来适应新的安全环境。从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的消亡可能性最大，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预测是北约或者继续存在或者发生深刻的转变。[2]但是，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没有预测到冷战后的北约会以一种相当强劲的势头向外扩展。

早在冷战结束前，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对北约的前途就持一种较为悲观的态度，认为北约的消亡是必然的。1989年东欧剧变之前，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就断定，苏联威胁的下降将鼓励西方同盟为遏制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付出较少的代价，西方对于威胁认识持续性地减小将最终导致北约的消亡。[3]他说：“没有明晰和现实的威胁，无论是欧洲的政治家还是美国的纳税人都不可能支持美国在欧洲大规模的军事存在。虽然北约复杂而详尽的制度性结构将会减缓其解体的速度，但只有苏联威胁的复兴才可能使北约留存并维持既有的模式。”[4]同样，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ier）就预测说，没有苏联的威胁，北约将中止作为一个有效的同盟出现。苏联的威胁把北约国家绑在一起，这一进攻性威胁消失后，美国有可能放弃欧洲大陆，北约这一防御性同盟也将解体。[5]1990年，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也预测说，欧洲所发生的剧变将导致一个多极世界的出现，其中，北约和华约将会崩溃或发生急剧的变化。[6]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家沃尔兹（Kenneth N. Waltz）1990年也写道，北约正在走向消亡，现在的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机构还将存在多长时间，即使它的名称还会暂时得到保留。[7]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国际观察 2007年第1期与现实主义对北约的态度相比，新自由制度主义对于北约的未来没有太多的悲观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北约不同于传统的军事同盟，主要是因为：第一，北约高度的制度化；第二，北约不仅仅要在军事上对一个共同的敌人进行威慑，还存在其他的目标，如促进成员国安全、防止成员国之间的安全竞争。苏联的解体使北约的一项主要任务消失了，但是其他的任务还继续存在，如抑制德国、使美国仍保留政治与军事存在，以及应对冷战后出现的新威胁。[8]基欧汉（Robert Keohane）与西莉斯特・沃兰德（Celeste A. Wallander）认为，北约需要被理解为一个安全管理机构，它不仅仅用来应对外在威胁，而且也用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相互不信任、误解等问题。北约不仅仅是一个同盟，北大西洋理事会以及北约的其他机构在推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在处理彼此不信任问题上，都发挥着关键作用。[9]

因此，在对待冷战后的北约问题上，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学者主张：第一，利用北约已有的规范与程序来处理新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一个新的组织；第二，改变北约，在进行必要的改革后再来处理问题；第三，利用现有机制加强同其他行为体、国家及非国家的联系，寻找制度目标。[10]制度学派以制度为工具来分析北约的最大贡献是，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制度的北约能够在面对变化了的环境下持续地生存下去，主要是由于制度属性的作用。冷战的结束没有带来北约的消失，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预测北约在冷战后将继续存在下去，但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没有对北约的扩大作出准确的预测，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偏差使得人们对其理论的效用提出了质疑。

二、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辩论

尽管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北约扩大问题上的预测失效，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是其理论本身的失误，相反，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试图论证各自观点的正确性。[11]

北约作为一个冷战时期的传统的军事同盟，其在冷战后的继续生存、改革以及扩大引发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学者极大的兴趣：同盟何以形成？同盟何以持续发展下去？同盟何以扩大规模等？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同盟是对威胁能力的一种反映，实力分配的变化决定同盟的命运。同盟的凝聚力依赖于成员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对手所造成的威胁决定同盟的凝聚力。例如，沃尔特从理论上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瓦解以及为什么有的同盟面对困境会继续生存下来的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合理性消失后，为什么有的继续生存下来？沃尔特精辟地指出，影响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大，最大的因素是霸权国的领导地位。[12]因此，从新现实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在欧洲安全均势以及北约外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北约的消亡是符合其理论的必然路径。

然而，冷战结束后北约不仅没有消亡，反而不断向防区外扩张。针对这一情况，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正是制度的力量保障北约的继续存在并得以扩大。制度被创造出来是因为国家认为制度符合他们的利益，制度应该得以延续，只要，而且仅仅只要其成员有动机来维护他们就行。当国家在一种稳定的制度下进行合作时，会较少关注相对收益。因此，尽管外在的威胁已经消失，但是北约的制度性因素还存在，北约扩大反映了北约制度性力量的存在。如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联盟是一种制度，其持续的时间及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特点，制度难以建立，而一旦建立，它的运行就有一种自发性，较少依赖联盟内成员国的意志。北约在冷战后还是具有强大的力量，这证明了国际机制的重要性。[13]亚历山大・格修（Alexander Gheciu）也认为，北约远远不是一种地缘战略安排用来应对苏联的威胁，北约是一种制度，它把内在的安全逻辑和外在的安全逻辑结合在一起。北约的创造者不仅要对潜在的地缘战略挑战作出反映，而且还要创立集体的西方认同，保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自由主义规范。[14]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对北约的制度框架大加赞赏。他说，北约本身是一个政治法律框架，有完美的政治协商、军事运作模式，程序完备，有一体化的军事结构。[15]

但新现实主义批判了新自由主义关于制度与相对收益的观点，指出北约的扩大并不是制度的力量，而是大国主导下的扩张。新现实主义认为，即使是在稳定的状态下合作，国家也会关注相对收益。国家寻求维持其独立并努力避免卷入国际组织，当收益不平衡地进行分配时，即使是强大的国际制度也必然崩溃。[16]制度作用的强弱依赖于国家的意图，强大的国家利用制度，制度的作用就大。[17]

从上述理论出发，沃尔兹明确指出，冷战后北约的继续生存与扩张是美国所推动的产物，他说：“北约之所以继续生存下来并向东扩大，完全是美国的力量在发挥作用，是大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北约在冷战后的留存和扩大并不是制度的特点，而是美国使之如此。国际机制由大国创立，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不是服务于国际利益。”[18]

总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的相互辩论不仅反映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国际政治之间的困境，同时也反映双方试图努力论证各自理论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下仍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面对理性主义的困境，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开始介入北约问题的研究并挑战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及其方法论。

三、理性主义的困境与建构主义的挑战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困境与其结盟理论密切相关。在理性主义看来，不结盟或结成小的同盟是理性的行为。因此，同盟的扩大，尤其是在促使同盟形成的合理性不复存在的背景下实现扩大是不现实的。新现实主义认为，一般来说，国家不会选择结盟。因为结盟会减少行动的自由，并且还要承担被欺骗的风险。只有在一个国家不能维护其安全、不能保护他们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时才会选择结盟。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认为，在其他情况都相同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成员结盟优于许多成员结盟。一般来说，国际组织的规模越大，新成员的贡献就越小，从合作中获得利益的分配就越小，搭便车的可能性就越大，管理成本以及达成一致的成本就越高。[19]因此，从理性主义的同盟理论出发，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不可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新现实主义理论不仅不能预测到北约的扩大，相反，从其同盟理论出发还预测冷战终结后其结果是北约趋于瓦解。即使北约继续得以生存，本身也没有必要扩大。[20]新自由主义预测，由于制度的作用北约将继续生存下来，但它不能预测到北约所发生的深刻转型，尤其是北约的扩大。

因此，在主流的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遭遇困境的背景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视角挑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建构主义从国际关系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并以其主要的核心概念，如规范、认同与文化来分析世界政治。在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难以有效预测并分析北约及其扩大的情况下，建构主义从国际社会化、安全文化的视角对北约的扩大、北约的未来以及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关系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开始挑战理性主义范式。建构主义拒绝理性主义的基本方法和理论前提，并对理性主义所给定的一种稳定的成员认同、利益和偏好提出疑问。建构主义批驳了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第一，国际无政府状态不是永恒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社会建构。所谓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第二，国家利益不是提前给定的，也不是不变的，行为体的身份与利益是共有观念建构的产物。

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所认为安全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是通过“捍卫”而实现的相比，建构主义的安全观是建立在行为体的规范与认同基础之上的，认为安全利益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被发现、被认识的过程。如在温特看来，国家利益是指国家―社会复合体的再造要求或安全要求，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21]温特反对理性主义关于国家利益的首先给定论，认为国家利益是认同的产物，认同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同样，卡赞斯坦也认为，安全利益是行为体对文化因素作出反映后而定义的，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形成的，是“定义”的而不是“捍卫”的。[22]

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北约既不是像新现实主义那样所理解为一种结盟的形式，也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理解为一个功能齐全的国际组织，而是被视为一个具有价值观与规范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许多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运用建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论来分析北约及其扩大，如弗兰克・施默芬宁(Frank Schimmelfennig)、亚历山大・格瑟（Alexander Gheciu）、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23]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介入为分析北约扩大问题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与研究视角。

建构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国际社会化理论是北约问题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针对中东欧国家要求加入北约以及北约的扩大，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存在一种国际性的社会化过程，亦即北约将自身的行为规范、价值观通过社会建构的过程使中东欧国家得以接受，中东欧国家通过学习北约的规范与价值观并内生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对北约的认同并得到北约的认可。施默芬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分享共同体的价值观和规范，它就可能被一个国际组织接受为成员。内在化的过程越快，它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也就越早。[24]

对北约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社会化互动研究的西方学者主要有弗兰克・施默芬宁与亚历山大・格瑟等。弗兰克・施默芬宁把一个国际组织的扩大视为一个国际社会化的过程。社会化就是社会行为体把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内在化。通过这种方法，行为体获得了共同体的集体认同。从国家层面上看，内在化是指把一个国际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嵌入国内决策的过程。从制度层面上看，成功的内在化是把基本的共同体规范一体化于国家的宪法，并演变为稳定的国内法律。成功的内在化要求把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有效地嵌入国内制度与国内事务并决定国家的行为。弗兰克・施默芬宁还认为，国际社会化的方法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答案：第一，中东欧国家想努力成为北约成员国是因为他们想分享西方共同体的价值观或规范，寻求一种认同并得到西方的认可；第二，北约决定扩大是因为要加强自由民主的规范和多边主义，在中东欧国家营造基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和规范基础上的稳定的和平。[25]

同样，亚历山大・格瑟也认为，社会化是一个吸收新成员融入共同体或社会群体并吸取规范和原则的过程。在他看来，成功的社会化其结果在于采纳新的规范，重新定义认同和利益，并与那些规范相一致。为了把一个行为体变成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共同体的基本信念与实践必须成为一个行为体认同的内在的一部分。在国际社会化中，一个国际共同体及其组织把他们的基本规范与价值观“教”给一个国家或社会。国家与共同体以及组织的关系依赖于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认同与利益建立在共同体的价值观与规范的基础上。为了成为共同体的成员，国家不得不接受共同体的“授课”，即内在化他们的价值观、规范和实践。他们也不得不经过一个试用的阶段，共同体要对这些申请国进行评估，看他们是否内在化共同体的认同或者是简单地适应它。获得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的标准是社会化过程有充分的进展，而且共同体认为，这些申请国是他们中的一员。[26]

除了国际社会化的核心概念外，建构主义关于安全文化的核心概念也为解释北约扩大提供了极好的视角。北约的扩大就是北约安全文化以及规范与认同的扩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安全文化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是行为体与社会关系的不断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逐渐确定其行为规范、集体认同与安全利益。[27]

冷战结束以来，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影响日益增加。许多西方学者从文化角度探讨安全问题，其中以彼德・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为代表，形成了安全文化这一核心概念以及相应的安全文化理论。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通过规范、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不同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因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28]除彼得・卡赞斯坦外，西方学者，如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基思・克劳斯（Keith Krause）、雷蒙德・科恩（Raymond Cohen）、罗伯特・鲁宾斯坦（ Robert Rubinstein）等都在这一领域有较为突出的贡献。如日内瓦高级国际研究院教授基思・克劳斯认为，冷战后的一个共识正在出现，那就是文化在形成国际政治行为，以在塑造安全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思认为，有三种文化共同塑造了安全文化，即外交文化、政治文化与战略文化。外交文化是国家在正式或非正式场合互动中的行为规则，包括特定的程序与约定；政治文化是描述国内政治制度或安排的区别，揭示不同政治辩论的社会基础；而战略文化则是建立在军事机制基础上的一整套规范与态度，如关于战争的政治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的运行方法。三种文化之间有相互重叠的部分，也具有共同的特点，其中心部分就是安全文化。[29]

尽管建构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运用理论进行实证研究，对实际问题进行剖析，如对冷战时期形成的北约的研究就是一例。建构主义把北约更多视为一种制度而不是一个同盟。但是与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关注的是国际制度怎样有助于形成规范，并改变国家的偏好。[30]

在卡赞斯坦的笔下，北约代表了一种安全文化，其内涵是：北约“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民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北约“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安全共同体，民主国家不仅不相互打仗，还可能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使合作变得容易，为特定目的而产生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民主的规范、决策原则，其中，……规范与原则的实施加强了共同体的意识及主体的集体认同”。[31]温特也从非竞争性及团结一致的角度解释了“安全共同体”及“集体安全”这两种国际关系领域的现象。在温特看来，北约这样一个“功能良好的集体安全体系”就是一个多元的安全共同体，“这种结构没有一个单独的元首，但是仍然能够实施制度性集体行动”。[32]

总之，建构主义的国际社会化理论与安全文化理论认为，行为体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之中，不同的行为体在这种关系与环境中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形成对世界的认识以及对自己的定位。社会化导致行为体接受共同体的规范与原则，并内生为自身的规范与原则，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共同体相一致的安全文化。建构主义的理论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对北约问题的分析与阐释出现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面对现实国际政治发展时所遭遇的理论困境。

注释：

［1］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9.

［2］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1, Autumn 1993, pp.2628.

［3］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4］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5］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15:556, 1990.

［6］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7］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8］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p. 614.

［9］ Wallander and Keohane, Risk, Threat ,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10］ Robert B. McCalla, “NATO's Persistenc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0, 3, Summer 1996, p.464.

［11］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Celeste A. Wallander, “Institutional Assets and Adaptability: NATO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4, 4, Autumn 2000, pp.705735; Charles L. Glaser, “Why NATO is Still Best, Future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1(Summer, 1993),pp.550; Richard Rupp, “NATO 1949 and NATO 2000: From Collective Defense toward Collective Security,” edited by Ted Galen Carpenter, NATO Enter the 21st Century, Frank Cass Publishers, 2001, etc.

［12］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64168.

［13］ Keohane, Robert,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89.

［14］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32.

［15］ David C Gompert and F. Stephen Larrabee, America and Europe, A Partnership for a New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3.

［16］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NATO,”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3, No. 1, Autumn 1993, p.11.

［17］ Kenneth N. Waltz ,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NATO Expansion , The Debate over NATO Enlargement,” Conference Papers,March 910, 199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8］ Kenneth N. Waltz, “Structu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2000, pp.541.

［19］ Stephen M.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Stephen M.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1, Spring 1997, pp.15679; 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20］ John Mearsheimer, “Back to the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5:556, 1990;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What Lies Ahea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3, No.1, Summer/Fall 1989, pp.89; “Kenneth Waltz's Statement at a U.S. Senate Hearing in November 1990,” quoted in RisseKappen, “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p.363; Glenn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m First 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No.1, Spring/Summer 1990, p.121.

［21］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第293294页。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3］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etc.

［24］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 8, No.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25］ Frank Schimmelfennig, “NATO Enlargement: A Constructivist Explana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ume 8, Number 2/3, Winter 1998/99Spring 1999., pp.198199.

［26］ Alexander Gheciu, NATO in the “New Europe,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 after the Cold Wa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0.

［27］ 彼德・卡赞斯坦著:《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序言。

［28］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

［29］ Keith R. Krause(ed.), Culture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Arms Control and Security Building,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30］ Robert W. Rauchhaus (ed.), Explaining NATO Enlargement, Frank Cass, 2001, p.17.

［31］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95397.

篇3

关键词：结构建构主义；国际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本来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至于国际公共产品，一般来说，是指其收益和成本超越一个国家乃至超越一个时代的公共产品，其总共包含三个条件：根据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来划分收益与成本；受益范围远超一国甚至涵盖世界；受益效果可以延至后代，亦或是在不妨碍后代需要的前提下满足当代人的需求。①目前，比较公认的全球公共产品有全球范围内的安全与和平、尊重、尊重人权、稳定有效的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等等。

对于国际公共产品，基本上每个学科都会从自身的视角出发，对其有一番独到的审视与分析，国际关系学也是如此。在冷战后比较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承认物质主义，但是都不接受观念具有实质性影响这一观点。国际体系结构是新现实主义最基本的概念，而其含义指的就是在国际体系下国家物质力量是如何分配的。至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往往被认为是非物质的，但能否提供足够的物质回报仍是其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结构主义则接受物质概念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观点，但反对物质是行为的唯一解释，其认为文化情境和观念建构了权力这一概念，权力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利益的分配，而利益则很大程度上又可以被看成是由观念所建构。美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则进一步提出结构建构主义，它不反对客观世界对施动者有着实质性作用的观点，但同时也强调观念和心理活动对施动者的影响。因此，结构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一种弱式的物质主义。

结构建构主义认为，由于施动者是置身于某种真实的“结构”之下并且在物质化的现实世界中的确发挥了真实的“作用”，因此物质分工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要重现或者内化物质上的分工，则完全是理念世界或者说是观念世界上的问题。②物质分工指的是成员国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与消费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有提供者、消费者、搭便车者等等，而社会身份则指的是对这些物质分工的认知。然而，施动者对其社会身份的认知经常不同于物质主义所强调的“实质情况”，不同施动者对同一问题对象的认知经常彼此矛盾。在结构建构主义的视角下，国际公共产品因行为体彼此之间存在着观念上的不一致和认知差异，往往会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该理论认为，国际成员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作用可分为社会身份与角色身份，它们来自于行为者对彼此之间关系的认知，这种认知经常不同于客观事实上的分工，因而各成员所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被曲解是极有可能的，这种曲解使各成员在国际公共产品的互动变得更加复杂。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在观念世界上的角色身份（或曰社会身份）来自于行为体彼此之间的关系认知，此种认知又往往与物质分工有所不同，使行为体相互之间都有着被曲解的可能性。因此，在国际公共产品这一领域上，往往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成员国之间需要加强互相理解和思想交流。（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法 诠释意义

    国际法是随着国际交往的出现与频繁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产物。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具有重要的解释功能，它可以诠释国际法的产生、效力依据等问题，从而消除了国际法理论中的一些困惑。

    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诠释

    1．对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诠释。首先，理想主义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并规范国家行为。在此推动下，战后签订了一系列国际条约并成立了国际联盟，为国际社会的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次，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机制、规则、制度是解决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有效手段，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并且注重国际制度，促成了国际经济立法的繁荣，WTO 的成立，各种经济合作协定的制定都与此有关。再次，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法属于一种规范，即社会认同，该理论把国际法上升到观念的高度，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从而使国际法作为一种规范的国际地位被广泛接受。

    2．对国际法的地位与作用的诠释。理想主义理论认为国际法可以保证世界和平，把国际法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来看待，这带来了战后国际立法的繁荣。建构主义理论提升了国际法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属于各国共同意志的表达并期待一致遵守的“社会规范”，它将对各国的国际行为模式与价值选择产生一定的强制性效果。各国对国际法的观念和意识，属于“文化”范畴，是具有权威效果的非物质力量，应充分重视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建构主义将国际法视为观念，超越了国际法是否为“法”的争论，使国际法的地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位置。

    3．对国际法发展动力问题的诠释。国际法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国际法律秩序的需要。但诸如观念、利益等国际因素也可能促进国际法的发展。新自由主义认为观念因素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观念帮助治理世界，原则化观念指导国际法的具体领域的制度建构，可见，观念对国际法的发展起到一种理念性的动力作用，国际法就是由观念上升而来的。任何一项国际制度首先都是一种观念，当它被国际社会接受后，上升为制度，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

    可见，利用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来分析国际法的一些宏观问题，可以使人们对国际法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具体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对国际法的诠释

    1．博弈论诠释了国际法的产生过程。博弈论是研究利益冲突的双方在竞争中制定最优化策略的理论。博弈论认为国际法是各国博弈后所达成的一致，关键在于各方的利益能否均得到平衡。如果能够达到平衡，国际法便确立；如果不能达到平衡，国际法无法确立。这在WTO 国际立法中显得比较明显。各方在每一回合的讨价还价，如果最终达成一致，则可以消减关税以及各种补贴等；而在农产品市场准入、国内补贴等方面各方无法达成一致，所以无法确立规则。可见，国际法的产生就是博弈的过程，是各方利益协调的过程。

    2．相互依存理论诠释了国际法得以存在的原因。该理论认为国际法存在的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国际制度的渴求。国际法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独立体，它受国际社会需求的制约。晚近国际经济立法的勃兴乃是出于各国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而国际法立法范围也朝着诸如向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及太空和海洋的利用等方面拓展，出现议题多元化的趋势。相互依存理论之所以可以解释国际法存在的原因是因为它道出了国际法存在的国际社会基础，任何制度不是无端凭空存在的，它必须有依存于当下的社会建构，制度的供给要受社会需求的制约。正如梁西先生所言：“国际法是根据国际社会的需要而存在的。”

    3．国家利益理论诠释了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所在。国家利益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无论哪种国际关系理论，都认为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不同的只是对国际法本身地位的看法，或者是对国家利益范畴的不同观点，对国际法作为利益实现的工具这一点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可以说，国际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利益，正如王逸舟教授所说，国际制度（国际法）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因素。

    国家利益理论可以解释国际法最终目的所在的原因在于：首先，国家利益是达成国际立法的动力，一国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需要借助国际制度来作为手段，这使得国际法得以产生；其次，以国际法为手段追求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当下的主要趋势，例如在WTO 的体制中，各国利用WTO 规则，要求他国消减关税、放开市场等，都是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以往的靠武力攻占、开拓殖民地等传统手段；再次，没有国家利益的需要，国际法便没有存在的基础。即使国际法还具有维护国际秩序之类的作用，但秩序也是建立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的，因此没有利益存在，国际法也就不会存在。

    三、结语

    国际关系理论是诠释国际法的新路径，它对国际法之外而影响国际法产生与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与考察并得出结论，进而再用这些结论来论述国际法，开阔了视野，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同时，国际关系理论也影响国际法的发展，是国际法发展的理论条件，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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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整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2-0019-02

建构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90年代兴起以来，已日渐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三大主流国际政治理论之一。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建构主义基本理论的探讨已趋成熟。但对于其方法论方面的研究仍有欠缺。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通常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一般科学方法论，即带有一定普遍意义，适用于许多学科领域的方法理论，就社会科学范畴中的国际政治学而言，主要是指相对立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和后实证主义的解释学方法论；二是具体科学方法论，即研究某一具体学科，涉及某一具体领域的方法理论，在建构主义话语体系中，主要是指国际政治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和个体主义方法论。本文将围绕建构主义方法论的这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论述。

一、方法论分歧的本体论根源：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之争

方法论的选择是和本体论密切相关的，方法论的分歧本质上反映的是本体论上的差异。实际上，国际政治学者在面对所有的研究问题时，潜意识里都有一种先在的本体论假定。国际政治研究的客体不外两种类别：自然事实和社会事实。自然事实，其本质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这一点在国际政治理论界，除了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外，几乎是不存在争议的。但至于社会事实，在本质上究竟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客观实在，还是一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主观建构，却是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的。这种分歧，正是物质主义本体论与理念主义本体论分歧，或称物质本体论与社会本体论的分歧。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不论是新现实主义学派还是新自由主义学派，都是持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它把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在内的社会世界理解为同自然世界一样的物质实在，这种物质实在是独立于人类的话语和观念、独立于人类的互动行为的，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科学领域理论研究的任务，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在于因果问题研究，在于发现客观规律或者像华尔兹所说的对客观规律的解释。他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可以像寻求自然界的规律一样，能够对国际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及其规律加以把握和认识。这种观点，是理性主义学派实证主义认识论的本质和实证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根据。

然而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主流的温和建构主义还是非主流的激进建构主义，都是持社会本体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它认为社会世界并不是完全独立于人类话语和观念的客观实在，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由人的观念和言语行为不断创造和再造的。这种理念主义的本体论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由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构成的，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和话语的作用而产生意义的，社会实在只是一种主观的外化。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假定，建构主义认为，国际政治领域作为一种社会类别，本质上也是一种行为体互动中的社会建构。所以国际政治研究小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只注重因果问题研究，还应该重视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重新设定决定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那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并不是万能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应当受到成有的重视

二、研究方法的“中间道路”：方法论多元主义

本体论的分歧导致了研究方法的分歧：物质本体论的观念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倾向，将发现客观规律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说明(explanadon)，侧重于实证性方法；而社会本体论的观念则导致了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倾向，将理解社会意义作为研究目标，在研究方法上侧重于对社会事实和社会意义的“理解”(underscanding)和“诠释”(intcrpreta-tion)。在国际政治学界。作为主流的理性主义学派属于前者，作为非主流的反思主义学派则属于后者。

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论战中异军突起的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问题上则力图调和二者的矛盾，探索一条新的“中间道路”。建构主义尽管在本体论上和反思主义是一致的，但它并不认同反思主义在方法论问题上的单一主义观念，而是持一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实证性方法与诠释性方法并非是二元对立不可调和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工具。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以问题为导向而不是以方法为导向。因果问题研究(why的问题)离不开实证性方法，而建构问题研究(what和how的问题)则需要诠释性方法。因此建构主义在研究实践中超越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无谓的方法论争议，综合运用两种研究方法，而不是刻意排斥某一类方法。

这种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使得建构主义在保留了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大量借鉴了被理性主义所忽视和否定的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包括符号学、谱系学、叙述分析、象征分析以及认知图谱法等，这些方法都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不具备的。

虽然建构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持这样一种多元主义立场，但几位主要代表人物在两类方法的使用上并非均匀用力，而是各有偏好和侧重的：温特的理论以科学实在沦为认识论基础，所以较多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而卡赞斯坦和江忆恩的建构主义文本都是实证性和诠释性方法同时使用，既有说明变量关系的成分，也有理解社会意义的内容；鲁杰、奥努夫和克拉托齐维尔则更多地是从理解意义的角度人手，较多地采用了诠释性方法――尤其是以克拉托齐维尔为代表的德国建构主义学派，大量地使用了语言学的理解式推理，具有强烈的后实证主义色彩。

值得关注的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这种语言学方法曾经长期为中国学界所忽视，它是建构主义多元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学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应用，也是由于建构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语言对于社会事实具有先在性，它不仅描述社会事实，而且还建构社会事实，话语是观念扩散和制度化的媒介，主体间性意义的建构必须依靠言语行为来完成。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诠释社会建构问题，是当代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特色。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语言学方法，目前主要流行于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建构主义学派之中，在美国(除了佛罗里达建构主义学派之外)应用并

不广泛。

三、方法论的社会学转向：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建构主义在研究方法上对理性主义有两大超越：除了前面提到的方法论多元主义对单一方法论的超越，还有就是国际政治研究中整体主义方法对个体主义方法的超越。个体主义方法强调个体的作用，并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而整体主义方法则强调整体的作用，根据整体特征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是经济学常用的方法，而整体主义是社会学偏爱的方法。¨’

理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深受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一般采用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以个体主义的角度和经济学的概念来解释国家的行为。其中新现实主义主要借鉴古典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华尔兹就曾经以市场结构来类比国际政治结构，以公司来类比国家；而新自由主义则主要借鉴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方法，基欧汉就曾经以成本一收益分析来考察国际制度。理性主义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理性选择理论为指导思想，把国家视为“经济人”，根据成本一收益分析来选择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并经常使用博弈论、系统论甚至数理统计等方法来研究国际问题。

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否认它也存在很大的缺陷：它只考虑被假定为理性利己者的国际行为体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只注重单元层面的利益权衡和战略选择，而忽视了作为主体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对行为体身份和利益的建构作用。更不用说它忽视了主体间性的存在和社会意义的观念建构问题。但世界是作为一个国际社会而不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存在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单纯的经济学方法是不足以解释复杂的国际社会的。这种借鉴自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无法解决的缺陷，使整体主义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引人国际政治研究成为必要。这个方法论革命的任务，就是由建构主义完成的。

建构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是社会学，主要源自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和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所以它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政治的，因此在方法论上也是采用社会学中普遍使用的整体主义方法。整体主义认为，整体对个体的作用，不仅仅是个体主义所强调的因果作用，还包括个体主义所忽略的建构作用。也就是说，国际体系，不仅像华尔兹所认为的那样决定国家行为，还有建构国家行为的意义。同时，整体主义将个体属性视为整体结构的社会建构，而不是像个体主义那样将这些个体属性视为与整体结构无关的外生的给定变量。也就是说，国际结构不仅影响国家行为，而且影响到国家的身份和利益。

基于上述理念，整体主义的社会学方法将研究重心放在建构理论研究而不是因果理论研究上。它以社会学的视野和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国际政治，分析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的建构作用，分析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分析文化、规范和认同的形成与作用。它把包括权力、利益和无政府状态在内的所有被理性主义视为先验的给定的概念都变成了研究的课题，并分析其社会建构的过程，原来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起点成为建构主义研究的问题。国际政治研究方法的社会学转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现的。

建构主义以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底，因此不仅关注因果问题研究，而且更加强调建构问题研究。这种研究议程的特点决定了建构主义方法论多元主义的立场：在保留了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同时，大量借鉴了后实证主义的诠释性方法。也正是这种对国际政治的社会本体论理解和对建构问题研究的强调，决定了建构主义只能采用社会学的整体主义方法，从整体的性质来理解个体的属性与行为，而不能采用理性主义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建构主义这种方法论上的变革，为国际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它为我们创造了一个重新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一种重新解读世界的新话语、一套重新分析世界的新工具。这正是建构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6][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29，37。

[2]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1。

[3]秦亚青，建构主义：思想渊源、理论流派与学术理念[J]，国际政治研究，2006，(3)。

篇6

[关键词]　多边主义;一体化;相互依赖;合作理论;建构主义;结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一个直到最近20年才广泛流行起来的概念，因此，如果翻阅较早以前出版的辞书，甚至找不到这个词汇。关于多边主义，存在着许多定义，按照罗伯特·考克斯的说法:“要确定多边主义的含义，必须首先评估世界体系现在和未来所处的环境，其所具有的权力关系赋予多边主义以具体的意义。”〔1〕尽管人们对多边主义有多种定义，但是从总体来说，多边主义有两个层面的基本含义，〔2〕并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从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主权国家———的层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一种理念、指导思想和政策工具，指的是一个国家更倾向于在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或国际组织中进行磋商、协调，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它通常是与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相对立的。在这个层面，人们往往把多边主义与多边外交画上等号。从国际体系的层面来说，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有关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它指的是“基于普遍性的行为准则之上用来协调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国家之间关系的制度形式。”〔3〕是一种“概念化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结构，它决定着各种人群之间(国家间)的行为方式和权力关系。”〔4〕随着与多边主义有关的各种现象的兴起和日益普遍，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这种使国际关系的性质出现了新的变动的现象纳入了研究视野，并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与此有关的现象进行了阐释，形成了各种与多边主义有关的理论。〔5〕

一体化理论

最早涉及多边主义研究的是一体化理论。它是一种研究国际社会协作与聚合过程的理论。有关一体化的定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主体结合为一个新的行为主体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时，可以说它们被一体化了。尽管一体化追求一种比多边主义更高层次的制度目标，但是，它在寻求一体化的可能性和途径方面可以说是与多边主义基本重合的，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体化理论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大基本派别，它们分别是早期机能主义学派、新机能主义学派和通讯理论。

早期机能主义学派以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DavidMitrany)为主要代表，他认为，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日趋复杂，大大增加了各国政府面临的技术性或非政治性任务。这些任务不仅在国家一级上提出了对训练有素的专家的需要，而且在国际水平上造成了大量的技术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专家们的合作，这使各种职能性国际合作组织机构的建立成为必要。职能性合作组织可能逐步取代或淘汰过去的政治性机构，这样就可以大大限制、甚至消除潜在的冲突。同时，由于在一些领域，技术性、职能性问题上的合作必定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指望在这种有限的基础上实现国家间的全面合作或一体化呢?为此，米特兰尼提出了著名的“分枝理论”(doctrineoframification)。他认为在某一技术领域合作的发展会导致其他技术领域的合作。这样，一个部门的职能合作或一体化便可以分枝、长杈，扩大到其他许多部门。例如，几国间建立了共同市场后，就会产生一种压力和要求，推动它们在价格、投资、运输、保险、税收、工资、银行、以及货币政策方面进行合作。这种职能合作行动将会改变国家行为的方向并有助于世界和平，此种职能合作将会逐渐渗透甚至同化政治部门;经济的统一即使不至于废弃政治部门，也会为政治领域的合作奠定基础。

新机能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恩斯特·哈斯(ErnstB.Haas)、利昂·林德伯格(LeonNLindberg)和约瑟夫·奈。新机能主义在很大程度将其理论建立在对欧洲共同体实践经验的考察之上。在理论上，该学派主张将政治问题与经济福利问题分开，前者叫做“高级政治”(highpolitic)，后者叫做“福利政治”(welfarepolitics)。在“高级政治”领域，“权力”扮演了主要角色，权力斗争依然是核心问题。而在“福利政治”领域，各国之间的人民有着较多的共同利益，容易实现较高程度的合作和一体化。战后西欧社会，福利政治占据了支配地位，这是西欧一体化能够取得很大成功的有利条件。新机能主义十分强调超国家组织在国际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这是把他们与早期机能主义区别开来的主要特征。他们认为超国家组织而非职能专家机构是对国际一体化过程加以领导的政治机关，它运用某些政治技巧，寻找和确定扩大一体化新的问题领域，帮助各国政府和利益集团确定一致的目标并采取联合行动，对一体化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加以弥合和调节，从而推进一体化的“分枝”和“外溢”，并使各国的共同利益不断得到增进。尽管新机能主义把“福利政治”和“高级政治”分开，但他们并未完全割断经济与政治的联系。他们一般把经济领域的职能合作视为通向政治合作的一个步骤，而不是要以之取代政治合作。特别是到后来，一些新机能主义者根据实践不断修正自己原来的某些想法，逐步抛弃了那种以为绕过政治问题(高级政治问题)，甩开政治部门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

沟通理论(Communications)的代表人物是多伊奇。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某一政治系统所以能够获得并保持其凝聚性，是其成员广泛共享某些价值，并对该系统的结构表示一般的赞同。这样的系统是建立在合意(Consensus)之基础上的。这种一致性程度越高，政治系统就越趋于一体化。而要使成员享有共同的价值，沟通的作用至关重要。沟通是构成组织的结合剂，只有沟通能够使社会集团一起思想、一起观察和一起行动。为此，他把各种形式的政治单位都视为一种信号交流的系统。输入、输出、反馈，这一切都有赖于该单位内部以及它同外部环境之间的沟通渠道。以沟通理论为基础，多伊奇对各种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作了研究。他把政治共同体分为两种。一种是混合政治共同体，它不仅把维持共同体的和平，而且把其他方面的多样性目标的实现当作自己的任务。这种共同体需要具备12项必要条件，包括主要价值的相容、提供了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对紧密的经济联系及其好处抱有预期、参与者的政治和行政能力显著增强、与共同体外部相比获得显著利益、共同体内形成了实质性和不可割断的社会沟通、共同体内政治精英分子扩大、人员的地理和社会交流增加、相互沟通和交易渠道多样化、将要一体化的诸单位之间沟通与交易中的报酬的全部补偿、诸政治单位中间各种群体角色相当频繁的某种互换、相互行为有较高程度的可预测性。同时，出现下述六项因素中的任何一种，这种共同体都可能解体:共同体及成员所受各种负担急剧增大、社会变动和政治参与过快以致超过共同体在各方面的同化速度、各种差异迅速增加、行政机构和政治精英的能力严重衰减、政治权贵相对闭塞、政府与社会权贵不能按照民众的要求实行必要的改良和调整。〔6〕还有一种共同体叫多元安全共同体，它以争取和维持和平为主要目的，加入这种共同体的诸单位仍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种共同体比较容易建立和维持，它只要具备三个条件就可以了:主要政治价值相容、各成员国的政府以及相应的阶层相互之间拥有对信息和行动做出迅速适当和非暴力的反应的能力、相互之间对有关方面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行为的可预测性。〔7〕

相互依赖理论

这种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基欧汉和奈。该理论对多边主义兴起的原因作了最为深刻的阐释。所谓相互依赖代表着国家或其他国际行为体之间广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泛的、普遍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8〕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广泛领域中得到表现和展开，而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经济的相互依赖构成了当代整个国际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该理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当代世界出现了三个重要特征:(1)多渠道的社会联系，包括政府间的非正式联系和正式的官方安排;非政府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性组织的内部联系。在今天，无论哪一种渠道，都使国际间的联系和依赖大大加强，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跨国组织的作用。(2)多种问题进入国家间关系的议事日程，它们没有明确的先后次序排列，军事安全问题不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3)在相互依赖占优势的某些地区和问题领域，一国政府不再对其他国家使用军事力量，但这并不排除在其他地区和其他问题上把军事力量当作主要手段来使用。这些特征使得国际关系中零和博弈占完全支配性地位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实现双赢的空间有了很大增加，各国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日趋密切的连动关系，它们之间协商、合作的领域大大拓宽。

为此，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战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本质，因此，人们有关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原先国际政治的基本观念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这就是“权力政治”，这种国际政治观在相互依赖的时代已经不再适用或不完全适用了，因此，应当倡导一种新的国际政治观，具体来说就是“问题政治”(IssuePolitics)或“议程政治”(AgendaPolitics)。所谓“问题政治观”(issuepoliticsview)把国际政治看作是一系列问题领域(issuearea)，围绕这些问题领域形成国家间的合作和竞争。这些问题领域的形成根源于当代世界的复杂性质，而非仅仅由国家追求其民族安全和政治影响的权力动机所派生。比如，促进国际贸易、避免金融危机、解决种族冲突等问题都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当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并变得利害攸关时，就可能导致国家间的冲突;如果这些问题朝着解决的方向有所前进，和平就可以维持。问题政治观认为，与其说国际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是由国家对安全的关心和国与国之间的不信任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一定国际条件下发生的多种价值与利益差别引起的，从而问题政治观不再象权力政治观那样，把国家安全问题视为国际政治的核心和首要问题，而是把没有先后次序的多种问题引入国际政治的议程，在这种议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线索和途径。当一个重大国际问题产生后，应尽可能想办法去解决，在这方面国际法、外交实践和国际组织将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欧汉、奈等人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尽管问题政治或议程政治还不能取代权力政治，但是，它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将是不可避免的。

合作理论〔9〕

该理论主要是针对国际经济领域出现的“市场失灵”的现象而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国际经济自由竞争和市场放任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使效用最大化，原因是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的环境下，每个国家以自身的利益所驱动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国际市场的秩序产生很大的扰乱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在国际间创造一种制度安排，向所有国家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管制。合作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环境保护和经济制裁等领域。例如，在缺少国际制度的情况下，国家可能无法管理贸易问题，因为它所涉及的不止是一方或双方的事务和意愿。单位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有效的关税制度。然而，如果其他国家都抵制这种关税制度，那么情况就会非常糟糕，这种行为导致的可能不是效用的最大化，而是最小化。如果单位国家实行自我克制，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其他国家并没有仿效这种政策的意愿，结果同样也会很糟糕。这样就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建立国际制度和规范，于是世界各国就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此来确立贸易的公平标准，裁决不合理的贸易行为以及贸易壁垒，监督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解决产生的各种争端。

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是冷战结束后兴起的新兴国际关系理论。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彼特·卡赞斯坦(PeterJ.Katzenstein)、玛尔萨·芬那莫尔(MarthaFinnemore)和约翰·拉格(JohnG.Guggie)等，这一理论将西方社会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文化、认同和规范等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重大的问题进行社会学分析，从本体论问题、认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到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施动者与结构的关系、均势问题、国家利益问题、国际体系问题、国际体系的转换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以至具体的概念如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主权、制度等，都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重新解释，从而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创立了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列的哲学范式。

建构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身份认同不是社会行为体在单位层次上单纯自我设定，而很多情况下是社会互动与社会承认的结果，因而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或社会性。社会行为体的社会认同与其利益设定息息相关，当某行为体的观念认同与身份认同发生转化时，它对利益追求的类型、目标和程度也会重新加以界定。〔10〕将这一基本认识应用到国际政治领域，那就是，国家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国家间互动在一定阶段固化为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反过来规定着各国的身份认同和利益，当国际规范发生变化时，这些国家的认同也会随着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国家与国际社会是相互制造、相互建造或相互构造，国家通过他们的行为组成国际社会，而由于国家了解自己和相互了解，国际社会就通过他们的共同行为构造了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11〕

建构主义也将其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有关多边主义的研究，认为国际组织、国际规范也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对拥有一定身份行为体的适当行为的集体期盼，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创造出行为模式。国际规范不但能够因果性地影响国家的外在行为，而且同样“构成性”地影响着国家的认同。例如，当某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它不仅必须遵守其中的规则，而且由于加入已经改变了自身以前的认同和利益，成为国际市场经济社会的合法成员，其国际身份也随之变化。同时，建构主义理论在研究多边主义的时候，非常关注有关集体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问题，认为，在社会互动频数急剧增加和相互依存日益发展的时代，集体认同和集体利益生成的可能性增大，国家之间会产生更大的认同，并最终改变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无政府逻辑，建立多伊奇提出的“多元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认为，最好的和平不是来自霸权下的强制约束，也不是源于收益 成本计算而来的社会契约规范，而是来自各主体间的互信和集体认同，如果这种互信和集体认同能够形成，就会在各国之间造就一种浓厚的共同体感，产生出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彼此争端的共识，从而彻底摆脱“安全困境”。

结构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分析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起一种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的原因，认为一种具有很强“胶粘力”的制度在具体的环境下，可以把许多国家“锁定”在稳定和持续的联系之中，它可以对其中各国权力的应用加以某种限制，进而减缓由于无政府和权力转移而导致的不安全，并建立一种稳定和持久的秩序。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伊肯伯里(G.JohnIkenberry)。伊肯伯里认为，制度是一种结构和约制，是一种根植于更广泛的政治秩序中和限定行为者活动“场景”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规则、惯例和实践。制度结构影响到了一个政治体内权力在个体和集体中的分配方式:给一些人提供优势和资源，同时限制他们的选择。制度不仅促进合作，同时还强有力地约束参与国的选择和行动。〔12〕

按照伊肯伯里的具体解释，战后西方秩序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下西方国家之间一个交易的过程。霸权国美国得到了根据其意愿塑造的建立在一致赞同原则和制度基础上的合法、持久秩序，它的领导权得到了二等国家和弱国的默认，为其长久保存权力留下了制度化空间。与此同时，由于霸权国同意约束和限定，根据与弱国和二等国家一样的规则和制度行事，将自己暴露在一个制度化的政治过程中，受到其他国家的监督。这样的弱国和二等国家也可以积极地向霸权国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不必担心遭到强权的压制。从收益转换和平衡的角度来看，霸权国放弃战后早期的一些利益以换取保证其未来稳定收益的制度和规则。弱国和二等国家在战后早期得到较有利的回报和对强权的限制，但他们的长远利益却可能受到一定的损害。但从总体上看，双方的得失应该持平。

这种西方内部的秩序在制度上有三个突出的特点:(1)捆绑机制。通常来说，国家间在建立制度安排和合作时，一般会保留退出的选择。然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战后的做法恰恰相反:它们缔结了很难退出的长期经济、政治和安全承诺，在主权国家可以做到的范围内“锁定”了相互承诺和联系。捆绑机制内容庞杂，包括条约、联盟的组织机构、共同管理责任、相互关系中的一致标准和原则等等。这些机制提高了制度的退出成本，为成员国创造了发言机会，降低了成员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13〕(2)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hegemony)。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其中的霸权国的自由民主体制密切相关，并以此带动了西方国家之间跨国关系的显著增长。美国国家体制的突出特点是它的决策分散化构造———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有大量的决策通道和制衡方式。“这种体系向其他国家提供了透明的画面、通道、代表权、通讯方式和建立共识的机制，从而提供了表现和满足它们利益的方式。”〔14〕这“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在这种体制下，美国好像是一个‘受邀的帝国’，二等强国自愿追随而不是抵抗领导国。”〔15〕(3)公民认同感。结构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内部秩序所形成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之上的。这种共同的公民政治认同感“采取了两种相关联的形式:其一，在所有西方国家内部，人们认同自由主义、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其二，在上层精英那里对整个体系的政治认同。这种公民认同感取代了更加狭隘和敌对性的传统国家认同意识。当现有的制度构造与上述认同感相吻合时，制度本身便更加持续有力，并且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人们的认同。”〔16〕

全球治理理论

随着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国际相互依赖的加深和全球性问题的兴起，使得以民族和领土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引起了人们探求新的国际社会制度安排的热情，在这种背景下，“治理”(governance)被引入了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治理”的概念最初出现在市政学中，用以指如何更好地解决城市和地方上公共政治方面的问题。从总的情况来看，有关全球治理的理论都没有给治理这个概念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J.N.Rosenau)把治理定义为“没有政府的治理”(governancewithoutgovernment)，指的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规章制度，它们虽然并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力，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17〕奥兰·杨(OranYuang)也从制度研究的角度出发，指出治理就是建立和实行一套社会制度，以解决冲突，促进合作，从广义上讲，就是减少集体行动给这个相互依赖的世界造成的问题。〔18〕奥托·切姆佩则把治理看作是在没有法律效力可借助的情况下办好事情的一种能力。〔19〕在所有有关治理的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委员会在1995年名为《天涯若比邻》的报告中认为: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利益的协议。〔20〕这样，治理的规定性特征就显现了出来:它是一个过程，涉及公、私部门，是以调和而不是以支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有赖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持续的相互作用。这些就是各种治理理论关于治理的主要观念，在这里，“参与”、“谈判”和“协调”构成了治理活动的主要内容，“项目规划”、“伙伴关系”和“意见一致”构成了治理的三个关键词。〔21〕

全球治理理论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而且具有“公共化”的特征，例如，在军事安全领域，由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安全已不再仅仅是国家安全，同时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世界安全的问题提了出来;在国际经济领域，汇率的频繁波动、资本跨国流动的日益增加、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贸易的不断扩大等更多被看作是一个世界层次的问题而不是国家层次的问题;在环境领域，臭氧层的损耗、温室效应与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沙漠化等都对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边的联合行动，需要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全球协调和规划。由于世界政府的观点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证明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那么为了解决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可行的选择或许就是通过政府间、社群间的互动，实现某种程度的治理。在治理的角色方面，全球治理理论主张民族国家、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有影响的社会运动等都应当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发挥作用，这种理论排除任何中央集权的组织和控制，强调行为者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主张将各种层次的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在治理的途径上，这一理论认为，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国际机制，国际机制与全球治理紧密相连，它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法治的方法，通过制度安排改变强调大国管理全球事务的传统思想，同时也使得国家在国际系统的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处在国际制度的框架之内，从而使国际社会与国家层面的法治社会更加接近。

通过对上述有关多边主义理论的梳理，我们发现，它们大多是从多边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国际体系的层面对多边主义加以阐释的。所运用的基本理论范式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所应用的研究工具包括了结构性分析、战略性分析、功能性分析和社会性分析。它们分别从国际制度的生成和维护、多边合作的条件、国家和国际制度的关系、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以及以集体方式解决世界性问题等多种角度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探讨。尽管这些理论不能涵盖多边主义理论的全部内容，但是它们从一些主要方面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多边主义的了解和认识。

[注释]

〔1〕RobertW.Cox，“MultilateralismandWorldOrder，”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April1992)，No.2，p.161.

〔2〕关于多边主义两个层面的划分主要参照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与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

〔3〕JohnGerardRuggie，“Multilateralism:TheAnatomyofanInstitu tetion，”JohnGerardRuggie(ed.)，Multilate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p.11.

〔4〕KeithKrauseandW.AndyKnight(eds.)，State，SocietyandUNSystem:ChangingPerspectivesonMultilateralism，UnitedNationsUniversityPress，1995，p.247.

〔5〕秦亚青认为，国际关系学主要理论很少有专门研究多边主义的流派，多边主义的研究大多是在国际制度框架中展开的。见秦亚青:《多边主义研究:理论和方法》〔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0期。本书在介绍多边主义理论时，参照了他的分析思路。

〔6〕卡尔·多伊奇著、周启朋等译:《国际关系分析》〔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36 338页。

〔7〕同上，第345页。

〔8〕RobertO.KeohaneandJosephS.Nye，Jr，PowerandInterde pendence:WorldPoliticsinTransition，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7，p.5.

〔9〕对合作理论的介绍主要参照了王逸舟对这一理论的阐述，见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8 529页。

〔10〕AlexanderWendt，SocialTheoryofInternationalPolitics，Cam 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pp.159 178.

〔11〕PeterJ.Katzenstein，TheCultureofNationalSecurity:NormsandIdentityinWorldPol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6，NewYork，pp.33 75.

〔12〕G.J.Ikenberry，“TheMythofPost ColdWar sChaos，”ForeignAffairs，May June1996，p.90.

〔13〕JohnG.Ikenberry，“Institutes，StrategicRestraint，andthePer sistenceofAmericanPostwarOrder，”InternationalSecurity，Vol.23，No.3，Winter1998 1999，pp.43 78.

〔14〕PeterCowhey，“ElectLocally—OrderGlobally:DomesticPoliticsandMultilateralCooperation，”inJohnRuggie，ed.，Multilate ralismMatters:TheTheoryandPraxisofanInstitutionalForm，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9—490页。

〔15〕GeirLundstad，“EmpirebyInvitation?TheUnitedStatesandWesternEurope，1945 1952，”inCharlesMaier，ed.，TheColdWarinEurope:EraofaDividedContinent，NewYork:Wiener，1991;G.J.Ikenberry，“RethinkingtheOriginsofAmericanHe gemony，”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104，Fall1989.转引自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9页。

〔16〕王逸舟，前引书，第492页。

〔17〕詹姆斯·N.罗西瑙:《世界政治中的治理、秩序和变革》，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8〕OranYuang，InternationalGovernance:ProtectingtheEnviron mentinaStatelessSociety，Ithaca，NewYork: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4，p.15.

〔19〕奥托·切姆佩:《治理与民主化》，载詹姆斯·N.罗西瑙主编:《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9页。

篇7

关键词　国际制度　国内政治　正向参与　反向参与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9)02－0057－64

国际制度研究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一。当今国际制度研究的问题已由国际制度是否重要转向国际制度如何重要。不同学者从各个角度对国际制度进行了分析，但是，对于国家各种可能做出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并未做出全面地界定和分析，尤其是对于本文所界定的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更是鲜有涉及。本文试图对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进行一个较为完整地界定，并在归纳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基础上，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模式。

一、国家参与国际制度行为研究综述

国际制度理论研究主要分为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路径，前者遵循“结果的逻辑”(Logic ofexpected consequences)，后者遵循“合适的逻辑”(Logicof appropriateness)。最初的国际制度理论研究集中在对国际制度的功能性解释上，国家之所以建立并参与国际制度，是因为国际制度有助于缓解国际集体行动的难题，具有提供信息，降低不确定性，提供行动焦点等功能，被预设为理性单一行为体的国家会在获得绝对收益的基础上参与国际制度；另一方面，国家经过计算，如果参与国际制度所获收益小于成本，就会违约，极端的情况下会选择退出国际制度，这是从新自由主义视角出发对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解释。新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理论怀疑国际制度能够约束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国家出于安全考虑，更加重视相对收益，如果别国收益大于本国，自助的理性国家就会选择欺骗。“新新合流”的结果是国际制度研究局限在相对收益、绝对收益之争上，单一理性国家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决定如何参与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可以约束国家行为，但是不会改变国家偏好，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科学”并具有解释力。

建构主义的兴起标志着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遵循“合适的逻辑”，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规范可以改变国家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改变国家偏好，使国家对国际规范产生认同，在认同基础上遵守国际规范，参与国际制度。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倾向于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微观基础，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则长在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解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时所面临的国际制度结构压力。理性主义解释了国家为了获得利益加入国际制度，建构主义则说明国家由于认为符合国际制度规范的行为才是合法的所以遵约。主流的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是宏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国家在其理论架构中是单一理体，国内政治被必要地忽略，这种理论尽管简洁，但是其解释力注定不完整；同时，它们也未对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这一问题作出全面界定，尤其是没有涉及到国家消极对待国际制度的问题，即下文所界定的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问题。

国际制度中的遵约研究涉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这是国际制度和国际法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国际制度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如何使国家遵约的辩论上。遵约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建构主义色彩的“管理”(managerial sch001)观点认为总体上国家遵守国际制度的情况较好，同时认为通过明确国际制度条约规则，增加国家遵约透明度，增强国家遵约能力，利用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监督国家遵约情况等“软”性措施能够较好地促使国家遵约。现实主义色彩的“强制”(enforcement sch001)观点认为通过监督、惩罚等“硬”性措施方能改善国家的遵约情况，降低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遵约研究分析了如何使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问题，同本文研究的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问题相关，属于本文界定的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试图把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内层次和国际层次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双向的互动，而非一个层次对另一层次产生影响的单方向地解释。把国内政治同国际制度研究链接是国际制度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一个单向影响的研究，有的研究分析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根源，比如关于民主国家是不是比集权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讨论；有的研究分析讨论了国际制度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国际制度的国内效果，进而分析了国际制度是否会在各国造成“会聚”(convergence)现象的问题。本文试图把国际和国内制度结合起来，提供一个解释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框架。

二、基本概念界定

在提出理论框架之前，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概念作一个简单界定，主要包括国家、国内制度、国际制度、以及国家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概念。

首先简单分析一下本文中国家和制度的概念，然后重点对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进行界定。国家在国际关系主流的体系理论界定中被定义为单一行为体，即国家是一个原子个体，不可分解，国际关系就是对各个原子国家间互动行为的解释，如果分解国家作出解释的话，那么得出的结论就不再是国际政治理论，而是外交政策理论。建立在国际体系基础上的理论才是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是整体主义的理论，无论是强调物质的理性主义还是强调观念的建构主义，国家都是理论所能够还原到的最小分析单位。剥离了国内政治的国际关系体系理论无可厚非，这是理论建构的必需，理论总是有边界的，它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并使其解释逻辑控制在理论边界内；但是，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脱离了国内政治的国际关系理论注定是无源之水，所谓功能雷同的国家在国际结构中的行为并不一致，停留在体系层次的解释肯定无法完整地把握国家行为，这是一个无需证明的公理。普特南提出的“双层博弈”理论模式对于国际关系中国际一国内政治互动的研究深具启发意义；在两篇涉及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的重要文献中，古勒维奇强调了把国际政治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分析的重要性，米尔纳则提出要将比较政治学、国际政治与美国政治研究整合，强调国内政治对于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认识到国内政治重要性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打开国家这个“黑箱”，摆脱体系理论单一国家的假设。本文认为，国内各类行为体，无论是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利益集团以及人民大众，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也无论是政治、市场还是社会诸行为体，都会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选择产生影响，不同国内行为体(可

能还有相关的跨国行为体的参与)都会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国际制度参与作出权衡，并试图影响国家国际制度参与的政策选择，一致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制度参与偏好是不会存在的。

本文并不认为国际政治、国内政治是可分的，而是接受米尔纳(Helen V.Milner)界定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很多情况下同属“多头政治”(Polyarchy)状态的观点。米尔纳对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和国内政治等级制的两分法进行了批评，她认为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会表现为一个从等级制到无政府的谱系，国际政治并非完全的无政府，国内政治也非完全的等级制，更多的情况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都表现为一种多头政治状态，即既有一定的等级性，同时各个行为体之间的权威又是分散的，形成不同行为体之间互相制衡的状态。本文语境中，国内政治尽管基本是等级制的，但是国内各个行为体之间为了追求、符合自身偏好的利益，会进行博弈，国内政治不会表现为纯粹的等级制；当然，米尔纳界定的多头政治强调了不同国内行为体，比如行政和立法机关之间的博弈，本文对此做了进一步简化，但是思路是一致的。

接下来简单界定一下制度，本文中所涉及的制度是两个层面上的，一个是国际结构层面的国际制度，一个是国内政治层面的国内制度。制度的定义取决于研究视角以及研究问题。制度可以分为规定、规范和文化认知等三个不同的分析层次，本文界定的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主要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它们能够约束行为体的行为，并且被大多数行为体遵守，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国内行为体之所以遵守制度的约束是出于成本收益计算，是一种逐利行为。国内制度主要涉及具体问题领域的制度安排，也包括宪法对于国家政治体制、国家结构等的规定，也可能深入到特定国家的政治文化。国际制度指隶属于国际系统、系统内行为体(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及其行动)的一组相对稳定的相关的具有规约意义的规范和规则。

以下重点对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进行简单界定。在国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出现的前提下，本文把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形界定为正向参与和反向参与两类。其中，正向参与包括加入、遵约以及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况，属于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况；反向参与表明的是国家同国际制度之间的消极关系，主要包括游离、退出和有意违约三种情况。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国家的非自愿违约纳入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情况，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国家有遵守国际制度的意愿(国内政治博弈的政策选择是遵约)，但是由于遵约能力的不足，诸如技术、资金或是国内执行能力的缺陷而导致违约。在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谱系中，游离和退出是最消极的情况，而完全遵约(甚至超额遵约)是最积极的状态。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程度基本上处于在最消极和最积极情况之间摆动的状态。

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主要表现为加入、遵约以及非自愿违约，这些概念在国际制度研究中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探讨，这里简单做一界定。本文把国家签署国际条约加入国际制度和国际制度得到国内法批准的阶段统称为加入，有些国际制度是自执行的，并不需要国内立法批准便能够在国内生效，而大部分的国际制度需要经过国内立法变成国内法才得以在国内发挥效力(国内立法批准后国家可能还需要税收、惩罚等特定机制来保证国际制度在国内的遵守)。国家批准国际制度的过程或长或短，这是一个国内政治运作过程。国家加入国际制度后，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涉及到了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遵守情况，遵约指的是国际制度加入国遵守国际制度规则和规范的情况，这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即，国家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的规定?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问题，虽然难以具体量化，但是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大致推断。这是一个遵约的谱系，国家超额遵约、完全遵约还是不同程度的违约呢?国家是有意违约还是非自愿违约?国家是遵循了国际制度规定的程序还是进一步遵循了国际制度的精神，也即仅仅是遵守了具体条约还是已经把国际制度规范内化?本文将国家有意违约归为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类别，而把上文说明过的国家非自愿违约归入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类别。

接下来依次重点考察国家对于国际制度的反向参与。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主要有三种表现：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首先，国家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是国际关系中一种较常见的现象。当今世界，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全球化的浪潮不可抑止，世界上的各种公共事务，从高政治的军事安全到低政治的环境污染，均有相应的国际机制予以治理，大部分国家选择加入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但是，一些国家却选择不参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他们选择留在特定的国际制度之外，如美国游离于《京都议定书》之外，英国游离在欧元区之外，印度游离于世贸组织之外等等。国家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的现象、国家不加入特定国际制度及国际组织的选择，本文称之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游离。游离包括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下国家对于国际制度采取一种革命态度，即试图以自己的制度需求改变国际制度的规则甚至规范以使国际制度满足其要求；第二种情形下国家则采取一种超然态度，即国家仅仅单纯地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不寻求同国际制度发生关系；第三种情形是国家虽未正式参与某国际制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国际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可以称之为“不参与的遵约”。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第二种情况是虽然国家加入了某国际制度，但是有意地违背了国际制度规则，无论是公开或是隐蔽的：这种违背可能是对制度具体规则的违背；也可能是国家虽然遵守国际规则，但是行为却违反了国际制度的精神和规范，与制度所要实现目标相背离，实质上“不遵约的遵约”。本文把国际制度加入国有意对国际制度规则规范公开地或隐蔽地、表面地或实质地背离称之为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有意违约。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第三种表现是国际制度参与国退出国际制度，不再受到国际制度的约束，获得了在特定问题领域的行动自由；国际制度及国际组织一般均有合法的退出条款，国家可以选择退出，但是由于国家一般会选择加入对已有利的国际制度，因而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较为少见，这是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现象的极端表现，尽管较少发生，但是却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这种现象在国际体系的不稳定时期，尤其是国际体系转型期较为常见，美国、英国和新加坡都曾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小布什政府退出了一些国际军控协定都是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例子；而日本和德国20世纪30年代退出国际联盟则是国际体系转型期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典型案例。

三、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理论框架

结合前面设定的基本概念，这一部分作者将做出进一步假设，并试图提出解释一个国家正向或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理论框架。

首先，本文假设国内利益集团和偏好不同的行为体(可能有跨国行为体的参与)拥有集体行动能力，因为只有拥有了集体行动能力，国内政治中才能分化成对待国际制度态度不同的行为体集合，本文假设存在促使国内行为体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它们能够在共同的

利益和偏好的前提下组成行为体集合。另外，在国内政治运作中，信息的分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变量，直接影响到国内政治行为体的决策权力大小和行动能力，这里同时把国内行为体的信息占有假设为完全信息占有。

其次，国内结构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结合政治制度与社会结构的政策网络。国内结构涵盖了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行惯例，结合在法律与惯例中的决策规则与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价值与规范”，不同国内结构对于国内行为体之间的组合以及决策权力分配具有不同规定，本文把国内结构设为常量(domestic context－free)；另一方面，尽管不同时代国际相互依赖程度不同，但是国内政治基本上都不能避免国际结构，无论是生产、权力或是文化结构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这里为了理论框架简洁，同样把国际结构也设为常量(intemational context－free)。

再次，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假设国内(跨国)行为体会形成两类行为体集合，并且它们的利益和偏好相对，一方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一方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这两类行为体集合由国内各类行为体所组成，比如行政机构、立法机构和利益集团中利益一致行为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中利益一致行为体，政府、市场和社会中利益一致行为体等，甚至跨国行为体也可能加入这两类行为体集合中来。本假设有一定的现实参照，在现实中，国内政治基本上只存在这两类行为体，因为它们的利益直接受到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影响，而只有利益受到国际制度影响的行为体才有激励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当然也可能存在其它偏好的行为体，也可能存在其它的国内行为体的排列组合情况，但是经过利益的妥协和分配等政治过程过滤，基本上会分为互相对应的两派行为体集合。

为什么一类国内行为体集合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而另外一类国内行为体集合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呢?二者的选择又会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是本文解释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重点。本文认为，把国内行为体(有些情况中可能包含跨国行为体)作为行动主体，把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作为行动者的行动结构的话，国内行为体本来是在国内制度中进行政治经济活动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国内政治不是绝缘于国际结构的，因而国际制度介入了国内制度的政治运作过程，那么国内行为体就会选择是否参与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国际制度，这个选择是由国际制度在国内政治中造成的收益分配效应决定的，国际制度带来的这种国内的收益分配可能比国家作为单一行为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分配更为深刻，因为国内相关行为体所受影响更为直接。照此逻辑，两类利益和偏好相对的国内行为体集合就会产生，这时，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就取决于这两类行为体集合究竟哪一方有能力将自己的偏好最终转化为国家国际制度参与的政策结果。接下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制度选择过程。国内行为体先前在一套国内制度中展开政治生活，不同国内行为体在国内制度的政治运作中收益不同，如果国际制度介入国内制度的话(假设国际结构中存在已经建立的特定国际制度，这种制度可能由霸权国建立，也可能是国家间国际合作的产物)，会使国内制度安排发生或大或小的变迁，带来新的利益分配，是否接受特定国际制度对于不同的国内行为体会有不同的分配性含义，于是国内行为体就开始了关于是否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政治运作，它们会形成行为体集合，并力图影响政府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这个运作过程会产生多种政策结果，这个多重均衡在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双重影响下最终框定出一种政策结果。如果支持加入国际制度一方在国内博弈中获胜并将加入国际制度转换成最终政策结果的话(可能需要对支持游离于国际制度的国内行为体进行利益补贴作为交换)，本文预计国家将会加入国际制度，反之，国家会选择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之后，如果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有能力将偏好转换成政策，那么国家就会遵约(也可能需要补贴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国内行为体；这里同时假设国家有能力遵约)；如果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获胜的话(可能需要补贴支持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行为体)，国家便会公开或隐蔽地有意违约。另外，国家加入国际制度之后，随着时间演进，如果支持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一方逐渐得势，并且国际制度对于其利益有愈加不利的影响，以至于违约也不能满足其利益的话，那么，国家就有可能退出国际制度，这样国家又重新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

在介绍完上述理论框架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国内行为体集合之间的政治博弈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要考察国际制度和国内制度的匹配程度(finess)。如果特定国际制度和相应国内制度匹配程度高的话，那么国际制度国内化的过程对于国内行为体的收益分配相对的影响就会小些，国内制度变迁的幅度也相应较小，国内既得利益行为体集合也比较容易将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偏好转换成最终的政策结果，国家就会倾向于加入国际制度；反之，若是国际制度国内制度匹配程度低，那么国内制度变迁压力会较大，进而先前国内制度下的收益分配会有很大的变动，就比较容易受到既得利益国内行为体集合的抵制，国家就比较倾向于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当然，并非制度改变了制度，本文强调国内行为体的行动才能使制度发生变迁，国内行为体之间复杂博弈的政治过程决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选择。

第二，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在国内政治中的分配性效应是不同的。贸易、环境等低政治领域国际制度显然比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国际制度更容易影响到国内更多行为体之间的利益分配，而高政治领域的国际制度如果介入国内制度的话，基本只会动员国内相关的政府部门和军工企业等行为体行动起来进行政治博弈以影响国家国际制度参与选择；当然，存在有些国内行为体可能将收益转移到自身，而将成本转嫁到国内其它行为体和纳税人身上的情况。因而，从国内政治运作的视角来看，不同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对于国内行为体利益的分配性含义区分度较大，并将动员相关行为体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进一步讲，在更容易动员国内多种行为体参与国内博弈的低政治问题领域的各种国际制度中，在国内造成的分配性影响比较平均的国际制度容易形成正向参与国际制度的政策结果，因为国内诸行为体比较容易一致地支持参与国际制度；那些在国内社会中造成较大收益分配的国际制度如果要最终融入国内制度可能会形成较大的阻力，因为国内行为体会形成比较激烈的利益纷争和妥协。国际制度比较参与的案例分析应该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一假设。

四、政策启示

本文提出的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问题以及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对现实政治有何启示呢?这里简单谈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促使国家更好地遵守国际制度的问题。通过考察国家正向参与、尤其是反向参与国际制度的现象，本文认为国际制度不仅可能由于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博弈失败而在国际层面上失灵，而且会在国内政治层面失灵，所谓国际制度的国内失灵，指的是国际制度在国内利益

篇8

关键词:现实主义国际关系

一作为理想类型的现实主义

理想类型是社会科学中以终极的或纯粹的形式阐述事物特性的一种概念,它常常反映出现实的某些方面,人们通常把它当作判断、解释或调查现实的基础。象其他类型一样,理想类型也是一种抽象。在现实世界中即使能够发现这种概念所指的事物现象,也会是很少的。众所周知,“理想类型”概念是由韦伯创立的,后来为其他社会科学家所运用。韦伯最著名的理想类型是关于权威的,即传统权威、超凡魅力式权威和法定—理性权威。韦伯认为,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些理想类型所描述的“纯粹形式”,但它们提供了历史上可以见到的不同权威体系的典型特点。据此,学者可以估计社会生活中发现的一种权威体系与这三种类型的相对类似或差异。作为一种启发式设计,它还有助于提出新的研究途径。

政治现实主义也可以视为一种理想类型。在政治生活中很难发现一种“纯粹形式”的现实主义,所谓“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属于理想类型,而政治生活的实际往往要复杂得多,绝非那么“纯粹”,于是便有人揶揄说,制造这些术语、流派为很多人谋得了在大学里的终身教职。话虽如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类型显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帮助人们理解和考察经验现实中一国行为的逻辑。不可否认的是,经过多年之后,现实主义的生命力依然在延续。

二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脉络

在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中,现实主义长期来处于中心地位。在理论史上,它虽屡次遭到挑战,但依然保持着主流地位。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具有丰富的思想传统,可谓源远流长,人们一般将其追溯到古希腊的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修昔底德是西方现实主义思想之父,而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卢梭等则延续和发展了这一思想传统。在当代,这一思想线索贯穿于E·H·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等人组成的这一脉,其中摩根索是公认的理论上集大成者。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核心观念包括:

1、国家是国际政治中支配性的政治行为体;

2、与此相关,国家间关系的特征是竞争和冲突,战争则是解决冲突的一种选择,在战争中取胜被视为衡量政策和领导适当与否的标准;

3、相信国家都是理性的行为者,各自追求它们的利益;同时承认,由于政府内官僚系统的行为理性经常受到扭曲,因而不会对其他国家的福祉或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福祉给予足够的尊重;

4、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忽视国内社会和政治情形对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和安全性质的影响,认为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客观情势作为国际关系史的驱动力优先于意识形态、信念和领导力量;

5、对有关国际关系中暴力的角色发生根本变化的任何纲领都持悲观的态度,而对保持全球稳定的可能性则持乐观态度,即使是核武器的扩散也不影响它的这一态度。①

国家是理性的,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中,凡国家都是权力最大化者,这样一种框架的现实主义,一般被称为经典现实主义或传统现实主义。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肯尼思·沃尔兹等人发展出了结构现实主义,也称新现实主义。②这是现实主义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结构现实主义对经典现实主义的发展表现在,在后者看来,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积累越来越大的权力。权力被视为是目的本身。结构现实主义不同,它把权力看作是一种有可能使用的手段,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或太大都会有风险。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沃尔兹并认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③

因此新现实主义是发展和修正了的现实主义,它承认存在着出于自我利益的互惠行为,而且成为了国际政治生活中一个日益发展的维度。这就是说,结构现实主义的产生表明现实主义的主流内部出现了理论的“调整”和发展,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合作也是可能的。④80至90年代,经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以及现实主义流派内部的论争,现实主义理论出现了新的发展,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的区分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主义理论精细的发展以及其内容的丰富性。

现实主义主流内部的发展表现为结构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反映为两个论争。首先是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与进攻性现实主义之间。杰克·斯奈德(JackSnyder)在发表于1991年的《帝国的神话》一书中较早区分了“侵犯性的”(aggressive)和“防御性的”(defensive)现实主义。①“侵犯性的”现实主义这一名称后来演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这一支现实主义的中心论点是,国际体系促进了冲突和侵略。安全是稀缺的,导致了紧张的国际竞争并使战争成为可能。理性的国家在寻求安全时经常被迫采取进攻性战略。约翰·米尔夏默是这一派最突出的代表。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际体系不一定导致紧张的冲突和战争。懂得国际体系特性的国家会认识到安全是充足的,防御性战略是获得安全的最好路径。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和查尔斯·格拉瑟(CharlesGlaser)是这一派的代表。它有两个特点:一是,与经典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寻求最大限度的安全(扩张)的假设不同,防御性现实主义坚持国家寻求最低限度的安全。其二,沃尔兹等的新现实主义通常将国内政治排除在论述之外,而许多防御性现实主义者则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经常使用国内政治来解释问题。②

第二个论争体现为,国际结果和外交政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力量的分配还是威胁的水平和根源。在这个问题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分成了两派。沃尔兹、米尔夏默和克里斯托弗·莱恩是前一种立场的代表,他们强调一个国际体系中大国数量多少和极(polarity)的重要性,以及国家间相对力量变迁的重要影响。斯蒂芬·沃尔特和查尔斯·格拉瑟则是后一种立场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力量的总体分配不如威胁的水平和方向重要。沃尔特的“威胁平衡”论认为国家的反应是针对威胁作出的。一个给定国家所构成的威胁的水平不仅要看其总体力量,而且要看地理位置、进攻性力量和进攻性意图如何。类似地,格拉瑟论证说安全困境的严重性决定着当进攻有利可图时,力量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以及力量的增长是否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威胁,同时合作变得更为困难。③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随着2001年米尔夏默的《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发表,④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自1979年沃尔兹发表《国际政治理论》,确立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地位,把现实主义发展为一种精致、简约的结构理论以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⑤一是吸收和采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理论,渐次以成本-收益为工具分析判断国际互动的结果和各国的政策。罗伯特·鲍威尔、吉尔平、劳埃德·格鲁伯和格伦·斯奈德把国家行为诉诸于得失的算计,以此来估价“平衡”、“领土扩张”或根据其相对收益决定加入国际组织等政策。现实主义的博弈理论分析也推进了这一研究路径。由此现实主义就向同样运用经济分析测定结果的新自由主义靠拢。这一路径的问题在于它把国家的行为简化为完全依照自身利益而作出。

第二种路径属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在过去十余年间以米尔夏默所做的工作为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研究是向历史的回归。如果说前一种路径使现实主义被简化成为某种纯粹利己的国际行为考量的话,那么,米尔夏默的现实主义回到历史,由历史而对制衡行为、推卸责任行为、力量极的结构类型及其与战争的关联度等重要问题进行理论的分析。米尔夏默的努力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自可见仁见智,但从国际的、历史的根源以及历史分析证明或证伪现实主义的理论论点,是理论探究的正确方向。在过去的二十年间,由于博弈论、理性选择和经济分析逻辑的渗入和盛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忽视历史的倾向趋于明显,有的是通过统计数据的定量分析来处理历史和史例,使理论研究趋向非历史化。以包罗万象的心理和行为博弈及理性选择代替历史分析和田野工作的倾向,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警觉和批评。①从这一意义上说,应该肯定米尔夏默回归历史的努力是在正确的方向上进行的。

问题是人们有不同的理论假定,因而对历史就有不同的解读。在米尔夏默看来,各个大国无论何时都在为权力而相互竞争,并试图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它们之所以想争做霸主,想支配国际体系,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中,这是获得生存的最佳方式。②无论何时何地,大国一定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这显然不同于新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即国家追求的是安全的保证。)与新现实主义的国家力量过于弱小和过于强大都不安全的论点相区别,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力量越大越安全。它也跟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有区别。摩根索认为人生来就是追逐权力的,实际上他是说人生来就是恶的。而在米尔夏默看来,国家的行为跟人的天性是善的还是恶的无关。它是由国际体系的结构决定的,体系的结构迫使各国追求权力最大化。由此可以推论,大国是走不出相互冲突的历史宿命的。

这一核心论点,能否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可能正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软肋”。而防御性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区分本身是否能为人们普遍接受,也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三政治现实主义的贡献和缺失

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种主流理论范式,多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占据着主导地位,说明它对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解释力,也具有相当的生命力。这可能就是吉尔平所说的“政治现实主义的丰富传统”使然吧。同时,现实主义理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其活力表现为现实主义流派内部论争的继续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精细化。

约瑟夫·格里科曾概括了当代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的三个贡献:(1)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认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结构对各国的偏好、战略、互动和国内制度的影响。(2)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各种不平等性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尤其是力量不平等性的影响。(3)当代现实主义帮助了我们理解国际事务中的延续性及其重要意义,但它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变迁的普遍性。①这几点应该是可以为人们所认可的,不过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实际上并不重视变迁,这在下文还将涉及。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争中,新自由主义也吸取了前者的一些观念和立场,而现实主义吸收其他流派的观念和立场相对来说可能更困难一些。理论是灰色的,而国际关系现实之树常青。正是现实主义理论所难以解释的国际间的一些现象,对其构成了诘难。K·J·霍尔斯蒂列举了如下一些现象:②

为什么同盟(alliance)这样一个在18和19世纪的欧洲无处不在的现象,在20世纪的南美、当代的非洲或东南亚却见不到?除了在欧洲之外,同盟在世界其他地方为何如此少见?

19世纪南美洲历史的特征是频繁的战争、争夺霸权和制衡行为,而今天尽管它是一个完整的次体系,为什么却不存在安全困境?

为什么世界上这么多国家武装力量的改造是从防务有关的职能转变到维持和平及维持内部治安(包括对本国人民的镇压)?

如果世界的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和安全困境(来自邻国的威胁),为什么今天多数国家并没有准备保卫其边界抵御外部侵略呢?法德边界如今是一个无武装地带,挪威与瑞典之间、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莫桑比克和马拉维之间、象牙海岸与加纳之间,以及其他许多国家之间均是如此。

在南美或东南亚,也许还包括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为什么不存在霸主国家或妄想取得这种角色和地位者?

为什么1945年以来大多数的武装冲突都发生在国家之内?驱动现实主义分析的突出问题是国家间的关系,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国家间战争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在这一时期,因其政府、分离主义运动、原始国家或军阀而死亡或受到威胁的人数比起因于外国政府的要多得多。

为什么国家间战争的前景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几乎不存在?西欧国家间战争可能性的戏剧性下降在当代国际政治的本质方面告诉了我们什么?为什么西欧国家间的关系如此根本性地不同于仅一代人之前它们间的关系,更不用说三百年之前了?

任何理论都有例外,都会有解释不了的现象。但例外多了的话,就一定会使人们对理论本身提出质疑。我们能够举出的很多现象,以及上述的种种,也许已经超出了个别例外的范围。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讨论现实主义理论的盲点和缺失。大致上,我们可以概括出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基本上是一种静止的理论,难以看到国际事务中的变化,也无法解释国际体系的变化。结构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作用,既然行为单位的特征并不能使我们得以预测它们的行为,我们就必须从体系的角度进行考察。国际体系的结构导致战争一再爆发。也有的现实主义者如吉尔平的确论述了国际体系的变化,但通常是把它跟战争联系在一起。沃尔兹论述了两极的稳定性,但难以解释两极的崩塌,在对北约走向的预见上也出现过失误。①在这方面,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曾批评国际关系理论未能使人们预见到冷战的终结;②此前也有人批评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国际政治从中世纪到近代体系的转变。可以这么说,国际关系中出现观念和确立原则,当然是一种革命性的发展,也并没有过时。但是应该看到,是历史的产物,也在发展变化之中,它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这里的意思是说,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迁之中的,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基本上不是变迁的理论,故难以解释和预见国际体系中的变革。

其次,现实主义低估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尤其是大国间合作的可能性。不难看到,现实主义更多的是一种关于冲突和战争的理论,进攻性现实主义(尤其是米尔夏默的)将其推向极至,推论出关于大国必定冲突的结论,可谓登峰造极。这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是对大国合作持悲观主义的观点。然而,国际关系的现实也在变化中。三百多年来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大国间对抗在发生某种转变。在21世纪初的今天,我们已很难设想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相反,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在增长中。象“9·11”这样一个对世界政治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的事件,并不是来自于某个大国的行为。相反,这一事件促使了大国间更进一步的合作。

第三,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贬低国际制度的重要作用。国际制度的大量增生并对国际关系产生各种规制作用,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从不同的制度设计来看,国际制度有两种,一种是设立常设机构的,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刑事法庭等;另一种是没有常设机构的,一般是国际公约、条约等,如核不扩散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不管是哪一种,其对国际事务的调节作用在增大,约束性趋于增长。在已有国际制度的条件下,一国若不加入或加入以后又退出,就很可能要付出道义的和其他方面的成本。这里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超强对国际制度的破坏作用。这是否能够证明现实主义理论的有效性,可以讨论。美国布什政府决定不执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协定《京都议定书》,对这一制度造成重大破坏,而美国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道义和信誉代价。2003年,美国未经联合国授权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致使联合国被边缘化,造成对联合国地位和权威的一大打击,但事实又表明,美国回过头来还是要借重联合国来收拾伊拉克的局面。所有这些,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

第四,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可能除外)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作用,妨碍了它对国际现象的解释力。历史已经表明,不谈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国内变化的因素,是无法解释冷战之终结的。对冷战终结这一重大发展,现实主义理论显得捉襟见肘。关于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米尔夏默在看中国时,基本上不考虑中国国内的情形及其发展变化。然而,不谈国内因素,而仅仅按照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推演,就会作出中美必然冲突的推论。这就免不了要发生偏差。从多方面情况看,实际上,中国并无意把美国的势力赶出亚洲,也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世人已经看到,西欧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基本不存在了,离开了国内因素,如何能解释二次大战后欧洲的和平呢。战后60年间,西欧各国在经济上逐步连为一体,日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由经济上的整合扩展为社会和政治的整合,逐渐消弥了战争和对抗的可能性。现实主义为其理论所囿,看不到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国际行为是可以变化的,国家之间的相互看法也是可以变化的,而这种变化有可能对国家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一缺失需要由其他方面的理论发现来加以弥补。

四走向新的综合

理论家的思想活动,或多或少都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刺激而进行的。一般说来,理论不是理论家忽发奇想的结果,也不是现实政治机械的反映,而是两方面相互激荡的结果。制度主义是70年代以来国际事务变迁在理论上的能动的反映,社会建构主义则更具有理论上的自主性,抓住了文化、认同等非物质因素在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异军突起,在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分天下有其一。不管是制度主义,还是社会建构主义,都是有现实政治作为支撑的;他们所注意到的问题,都是被现实主义理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但又都已被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现实主义之绵延不绝,自有其道理在,它毕竟抓住了国际政治中一些相当核心的东西。但与此同时它又忽略了其他某些重要因素。米尔夏默将现实主义的论述推至极端,号称“进攻性现实主义”,不考虑国内因素,也不考虑国际制度,认定一国(或大国)无论何时都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而这一假定却可能不成立,得不到事实的有力证明。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鲜明则鲜明矣,但为自圆其说,终免不了要削足适履。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欧洲国际关系问题上,进攻性现实主义就明显缺乏说服力,这就难怪《大国政治的悲剧》最后一章论述的薄弱了。原因盖在于,欧洲的演变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所描述的阶段,已经产生了新的外交政策理念和行为模式。现实主义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说明这种发展了。因此,现实主义需要超越就成为理论发展的题中之义。

不同理论流派的并立和相互激荡对于理论的发展来说是一个良好的条件。在对立面的存在之中,理论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各国的国际行为和外交实践则为理论发展提供了思想材料和催化剂。作为理想类型,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看世界的思想框架或参照系,它的各种假定也好,论述也好,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一种激发,应认为提供了需要研究的问题,而不应认为是提供了答案。拿美国来说,它的政策和行为对国际制度理论而言是一大难题,也对制度主义提出了新的问题。同时,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国际行为,也不是现实主义理论能够很好解释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米尔夏默坚决反对布什政府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颇能说明问题。世界不是静止的,国际体系不是静止的,我们需要

篇9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

文化之所以能转化为软权力，或者说，能够软权力化，首先是由文化这种软权力资源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不同于硬权力资源的垄断性和排他性，扩散性和共享性是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基本特性。硬权力资源如军事实力或更准确地说军备只要存在，即便不使用或充其量只需炫耀，也能给目标国施加一定的压力，因为军力优势的自然显露就可以给对方造成不定向的心理压力，从而产生政治影响力即所谓的“国际威望”。而文化软权力资源是非垄断的，自然地倾向于对外扩散；而且，越是对外扩散和推广，其辐射力越强，其被认同、分享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潜在的软权力也就越强。借用培根对知识的论述，文化如同知识，“其力量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价值大小，更取决于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相反，“如果封闭或垄断一种文化，那么就不能使它构成‘软权力’的基本支柱。”不难看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扩散性和共享性更能反映出国际关系本来就直接表现为交流、传播关系。正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艾克拉，爱里亚(AkiraIriye)从文化关系的角度解读国际关系时所言，国际关系就是“意识的共享与传递……记忆、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学术与艺术以及其他形式符号的交流。”正因如此，国际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关系在国际关系中日益凸显出来。

不过，文化的扩散性和共享性只是为文化软权力化提供了可能，而文化要真正转化为软权力，所必需的是文化传播力的推动。所谓文化传播力，就是推动一国文化向外传播，使其由民族文化“泛化”(普遍适用或普适化)为世界文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软权力化就是文化对外传播力的实现。

在信息日益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大众媒介自然地成为文化传播力的象征。通常，对外文化传播通过两种途径来展开，一是人际传播(表现为各种跨国人际交往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是大众传播(是指运用大众传媒对外传播文化信息)。相比而言，在文化的对外传播中，无论就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大众传播都要优于人际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大容量、高速度、高密度的信息传输能使各种文化信息资源最大限度地得到展示和共享。实践也证明，大众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最重要的媒介和载体，是推动对外文化传播最强大的动力。

基于大众传播媒介在文化软权力化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约瑟夫·奈把大众媒介视为文化软权力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特别是文化、教育、大众媒介等方面，软权力的性质是无法用传统的地缘政治学来解释和评估。”在此，他把大众媒介当成了像文化一样的软权力资源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最终归结为该国大众媒介对外文化传播的过程。

二、文化软权力化是国家对外传播的战略目标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2006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了中国文化的严重“人超”状况。他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的文化对外传播力不强。而文化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国家的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确实，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尽管我国拥有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具备丰厚的文化软权力资源，但是文化的对外传播力和影响力却不大，文化的软权力化程度还很低。之所以出现这种困局，除了在客观上信息传播技术手段还相对落后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观层面上我们尚缺乏必要的文化软权力化的战略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

要想尽快改变这种文化软权力化程度低的局面，不仅仅在于实现对外传播物质技术手段上的飞跃，也不限于构建政府宣传控制与媒介专业约束之间良性互动、行之有效的对外传播机制，更为根本的是要确立起一种最能符合国家利益而一以贯之的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文化的软权力化是在国家主导和控制下实现的，它具体落实到政府直接或间接从事的对外文化传播活动上，尤其体现在政府指导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或目标国传播本国文化的行为中。在此，政府对大众媒介的指导根本性地集中在对外传播战略目标的确立上。

依国际关系学中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理论的理解，一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或威望并不取决于——起码不完全取决于——它的军事、经济实力等客观物质性因素，而是取决于国际间的社会性观念，即它同对象国或者说目标国之间所达成和构成的共有观念或所谓的“共识”(共有知识)，它是由主观的文化观念(结构或模式)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具体来说，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积极的合作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会把对方当朋友看待；而如果它同对方共享一种中性的竞争性观念乃至消极的敌对性(冲突性或对抗性)观念，那它们彼此就把对方当竞争对手乃至敌人看待。由此可见，在国际社会中，每一个国家的身份都归属于集体中的身份，是集体认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的产物。

进一步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包括最高意义上的安全利益)源于国家身份”依赖于自我身份认同。一国是在确立了自我身份之后，才相应地界定和选择自身利益，确定其利益的范围、程度和数量。可见，就像国家身份，国家“利益也不是‘自在地’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从与他国共同缔结的国际社会中学习的结果。最终，国家行为又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国家依照自身的身份和利益相应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总而言之，无论是国家身份、国家利益还是国家行为都是由文化观念所建构的，都是在“集体预期(或期望)”中完成的。作为国际社会中的成员，每一个国家都是从共有的文化观念中首先获知自己是谁，进而知道最需要什么，最后懂得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从上可以看出，对一个国家来说，对外文化传播的战略目标应当是：制造和供给“共有观念(文化)”，从而引导和规范相关国家确立其国家身份，定义其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支配其国家行为，最终达到在文化观念上影响和控制目标国的目的。

从上述意义上说，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首要关注的是，运用大众媒介向国际社会提供“共有观念(文化)”。为此，一国的大众媒介要积极地通过对外传播力促本民族文化为国际社会所广泛接受和认同，从而提升和转化为相关国家共享的、作为共有观念的国际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比方说，就国家安全而言，一个国家可以利用传播出去的文化的同化作用，将自己的安全认知灌输给其他国家，使得与对方共享同一套国际安全知识(观念)，从而塑造和改变他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认知。如，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大众传播无疑可以起到软权力的作用，即通过宣传美国观念影响中国对自身安全的看法，促使中国认同美国的战略思维进而融合到美国所期望的战略格局中去。

篇10

【关键词】国际合作；相互依赖；利益博弈；国际机制

国际合作是国际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国际社会中合作现象越来越频繁，合作问题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新自由主义被认为是合作理论具有代表性的学派，其理论为众多学者所接受。在与新现实主义的论战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从相互依赖到利益博弈再到国际机制合作的比较完整的合作理论体系。

一、基本内涵解读

（一）相互依赖―合作机遇。基欧汉和奈在《权利与相互依赖》一书中阐述：“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基欧汉和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代价与收益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收益。相互依赖于强有力的或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

理解相互依赖的可能误区：首先，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利益的一致性。其次，相互依赖这一状态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有相互依赖不一定会导致合作。是否能够达成合作还要看诸因素的博弈结果。最后，合作不应该被看成没有冲突的状态，而应该被看成对冲突、潜在冲突的反应。相互依赖为合作提供源泉，伴随相互依赖网络的加深，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比较容易实现。因此可以说相互依赖为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机遇。

（二）利益博弈――合作选择。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国际关系学者马斯林《博弈：冲突策略》他们运用博弈论并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来分析国际冲突现象，其中说明合作的著名例子就是“囚徒困境”模式。在囚徒困境模式下，两行为体都期望自己处于最佳境地，但在双方得不到沟通的前提下，以对方合作自己不合作为最优战略。但就双方的共同利益来讲，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么会有帕累托最优解。但是由于双方都担忧对方会不合作。这种不确定性前提下，行为体可能选择合作也可能选择背叛。该模式说明合作可以作为选择之一。

罗伯特・艾克斯在《合作进化论》一书中运用博弈论来解释合作问题，他用计算机程序进行反复的演算，结果表示：当博弈链延长时，博弈各方的行为会趋同，即在复杂博弈中，行为体的行为会逐渐选择合作策略。“一报还一报”战略能解释囚徒困境。那么在博弈过程中合作的条件：（1）行为体有足够的彼此交往机会。（2）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能够认清双方的共同利益，从而采取互惠战略。（3）对行为体的历史、个性比较了解，并能对对方保持基本的信任。（4）行为体的背叛行为会承担相应的代价―法律或名义。因此可以说博弈为合作提供选择。

（三）国际机制―合作保障。新现实主义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基欧汉对其做出回应，首先承认霸权的存在有利于合作的维持，但着重指出霸权衰落或消失后的合作也是可能的。并在《霸权之后》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为了更好的说明引入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通过国际货币机制、石油机制、贸易机制证实其合作理论的解释力。国际机制是指一系列围绕行为体的预期所汇集到的一个既定国际关系领域而形成的隐含的明确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由于国际机制的创建困难且代价高，因此理性的行为体尽可能的调整现有机制。

基欧汉认为国际机制有三种形式：国际制度、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惯例。国际制度作为国际机制的形式之一，它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合作：（1）国际制度通过改善信息供给状况，违反者承担法律责任，降低行为体交易成本，减少行为体的不确定性等途径吸引行为者参与合作。（2）国际制度规范行为，重新界定国家利益，改变行为体偏好。（3）国际制度内化外部性，构建互惠模式，创建激励方式。

二、评论、思考

新自由主义国际合作理论比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更系统，对现实更具解释力。自由主义者指出判断是否达成合作单方面关注共同利益这单一指标是不科学的。并指出合作是一系列政策协调过程。在政策协调过程中信息、制度、外部环境等一系列中间环节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这些因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思考一：国家主观战略选择如何处理中间环节？信息、制度，外部环境等是客观因素，国家在选择战略时必定会融入主观能动性，主观能动性如何利用这些因素是未来探讨合作的需要注意的。这些中间环节的博弈选择过程中，国内政治似乎变得更加显眼，因为国内政治对国家高层决策的影响是最直接的，如果出现国内政治与对外决策之间的冲突，内在压力与外在选择这种两难的境地如何选择，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国内政治，处理好它对于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思考二：国际机制的有效性问题。国际机制的建构在霸权存在条件下是由霸权国主导建立的，那么必然有意无意的维护着大国的利益。国际机制的建立是困难的、成本高昂。那么也就意味着国际机制的数量是有限的，有限的机制如何满足众多合作领域的需求，是不是也意味着它在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合作呢？思考三：国际合作理论路径的研究方法需多样化，目前理论上被认可的是博弈理论主要运用于国家合作选择的过程运用，也有相应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国际合作对国家而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到各种利益的衡量、判断，适当的引入研究方法提高理论的科学性，使其更具解释力。

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国家间相互依赖程度加深，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都要不同程度的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日益凸显的全球性问题、局部地区的冲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都要求我们深入的研究国际合作理论，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合作问题。

参考文献

[1] 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