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儿童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儿童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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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落实《XX教育关于开展中小学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的活动的通知》通知，更好的学习领会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紧紧围绕“创建平安和谐校园”这一主题，xx中学开展了未成年人保护宣传月活动，引导青少年依法行使权利和义务，自觉预防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现将本次活动进行总结。

一.

学校宣传

学校24小时滚动屏显示宣传“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等宣传标语。

二.开展专题宣传教育及法制知识学习

通过这次学习，加深了教师对新《未成年保护法》的认识，大家一致认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站在对民族兴旺、国家昌盛负责的高度，突出了儿童利益优先化、最大化的特点，它的实施必定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关心和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同时大家也清醒的认识到，作为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全面发展的小学教师，率先学法，在知法懂法的前提下，自觉改正一些过去惯用的教育学生的口语和行为，带头做法律的维护者显得十分重要。老师们纷纷表示要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学法、正确用法，做到依法执教、依法治教。

6月25日以来，经学校行政部门研究决定利用职工大会进行全校教师法制知识学习。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学校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行，违者最高可追究刑事责任;任何人不得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饮酒，否则也将被予以惩处……校领导针对这些现象进行了认真解读与阐述，要求每位教职员工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体现“未成年人优先保护”的理念，营造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希望大家要高度重视，认真履行职责，大力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大队部要发挥作用，积极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三.加大预防知识教育、预防溺水、防、防骗、防欺凌等教育。

5月以来xx中学进行系列主题教育，特别是6月份校园安全隐患大检查大排查、安全八桂行、安全活动月等专题活动任务下，重点做好禁毒教育、预防溺水、预防、防拐防骗、防欺凌等专项专题教育，促使全体师生认识到爱护保护生命，特别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取得了积极成效。同时，xx中学加强控辍力度，确保未成年人的权益得到充分保护;此外，xx中学对各班的特殊人群进行统计，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宣传，对留守儿童、孤儿、随工就读、家庭困难儿童给予关怀爱护。通过活动，广大学生也更清楚地了解应该怎样正确地保障自己的权益，避免受到伤害。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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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学生；虐待；法律保护与救济；专项立法

中图分类号：G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3）05-019-1

2012年经网络曝光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温岭教师虐童案”，将如何保护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不受虐待这一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引起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未成年学生在校期间受到教师虐待的问题，笔者将从法律保护与救济的角度展开论述，同时提出避免、预防的建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范畴

在我国，对于未成年的保护主要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章学校保护部分第21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第六章法律责任部分第63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由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教职员工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处分。

《未成年人保护法》进行修改后，将幼儿园纳入了学校的范围，对于年龄较小的幼儿给予了更大的保护。需要指出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些方面没有涉及，或语意不详。例如第二章第21条中用了“体罚、变相体罚”这一概念，这里所指的概念与其他部门法中的“虐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未做出解释，给出概念之间的明确界定，在法律适用时会出现问题。又如第六章63条中所提及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所包含的范围，该法没有做出具体的说明，增加了法律适用时的不确定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范畴

在我国，对于教师行为的约束可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相关规定予以实现。在《教师法》第37条中规定，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学校，其他教育机构或者教育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解聘：故意不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给教育教学工作造成损失的；体罚学生，经教育不改的；品行不良，侮辱学生，影响恶劣的。

第37条中只对教师行为做出了处罚，而没有明确对于受体罚学生应该采取何种的保护，未成年学生可以通过哪些途径对自身权益进行保护也没有提及，这些都是立法上存在的空白。

三、《行政处罚法》范畴

《行政处罚法》主要针对的是行政违法行为。教师的一般违法行为，大都会采依据《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理。因为缺少了《刑法》中明确的罪名和强制约束，而为了保证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从而对教师予以惩戒，对未成年学生予以保护，采用《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理，更具有说服力。在“温岭虐童案件”的处罚中，当地公安机关就是依据《治安管理条例》予以涉案教师行政拘留15天的处罚。针对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行政处罚法》范畴内可行的处罚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

1.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从现今曝光的几起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案例来看，最终都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措施。笔者认为行政拘留的措施虽然对教师有一定的惩戒作用，但是是否起到了严厉的惩戒作用，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根据现行的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行政拘留期限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而受到虐待的未成年学生心理上的创伤，是很难弥补的。这种处罚的力度与造成的伤害不对等，也是饱受学界诟病的一部分。所以，《行政处罚法》中应该按照违反治安管理的严重程度，适当加大行政拘留的期限。

2.吊销教师资格证。行政处罚的种类包括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在未成年学生中还有儿童，像虐待儿童的行为，属于严重触犯法律的行为，但是我国刑法中暂时没有关于虐待儿童罪的法律规定。虽然“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但是虐待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是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的。所以，吊销施虐教师的从业资格证，使得教师队伍更加纯洁，更加有利于对于未成年学生的培养。

3.罚款。罚款也是一种常见的行政处罚方式。近期曝光的几起幼儿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案件，施虐教师被处以行政罚款基本上是数千元的水平，这种惩罚对于施虐教师来说未免有些过于宽松，没有体现法律的权威和严厉，对于施虐教师的惩戒教育作用也显得不足。教师虐待未成年学生的恶劣行径，对未成年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的深远的影响，仅仅是千元的罚款，并不足以惩罚施虐人。

四、《刑法》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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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修法方式，

维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制统一

《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作为我国首部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自1987年颁布实施、1997年修正、2004年修订以来，对于提升本市未成年人保护水平，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良好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推进和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日趋完善，特别是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条例的部分内容已与上位法不相一致、不协调。另外，本市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法规规范和支持；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积累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也需要上升为地方性法规加以固化。刘正东、潘书鸿等代表分别领衔提出相关修法议案。2013年，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的修正工作列入了正式立法计划。

以问题导向，

切实关注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本次修法，在维护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坚持问题导向，对未成年人乘车安全及人身安全、校服质量安全、未成年人出入酒吧等社会热点问题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回应。

禁止未成年人进入酒吧。近年来，本市出现了招揽未成年人进入酒吧“充场”以吸引顾客的现象，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将酒吧纳入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监管范围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但实践中对接纳未成年人的酒吧进行监管缺乏执法依据和有效手段。为此，《修正案（草案）》明确要求“酒吧经营者在门口明显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并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执法主体。

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坐乘用车需坐后排。近年来，未成年人乘车安全已成为社会热点。研究表明，大多数副驾驶座位的安全带是专门为成年人设计的，并不适合未成年人使用，而且如果副驾驶座位装有安全气囊，一旦气囊张开，强大冲击力可能造成未成年人胸部骨折、窒息或者颈椎骨折。对此，《修正案（草案）》规定：“携带未成年人乘坐乘用车的，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乘车安全，并安排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在乘用车的后排座位”。

家庭乘用车配备使用儿童安全座椅。相关研究和统计数据表明，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对降低儿童死亡率和重伤率作用明显。上海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国际大都市，理应对儿童安全座椅的配备和使用作出相应规范，但考虑到国家层面尚未立法的实际和社会公众的接受程度，本市儿童安全座椅立法选择从引导、推广和培养使用习惯入手，提出：“携带未满4周岁儿童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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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未成年立法实行的时间较短，因此我国对未成年立法的意识也很薄弱，所以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好的规章制度。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主要有以下两点:(一)对未成年犯罪主体人权的保护。未成年犯罪主体主要指的是14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公民。他们在心理和生理方面都已经具有一定的辨别、控制能力，但仍然不够像成年人那般具有成熟的心理和身体。所以极有可能被成年人所利用，但也正是如此，未成年犯罪主体也很有可能被感化、挽救。再加上要照顾未成年的特殊性。所以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人权的保护法律原则还是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二)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在我国法律意义上指的是所有未满18周岁，且受到被侵犯公民人身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人群。明确的刑法规定有如下几条:1．在刑法第237条有明确规定指出，凡是亵渎儿童，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群体，一律予以最重刑法处决。2．“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刑法第24条规定中能体现出来，凡是该买儿童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行为都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同等处罚规定的还有刑法的第242条第2款规定，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儿童的儿童罪和第262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予以同样的规定处罚。此类规定的成立，把未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根本上体现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3．刑法中第359条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中，单独把“引诱未满14周岁的”单独列款，并对此制定了相对应的惩罚，以此来证明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条第2款规定中，宿罪，对“宿未满十四周岁的”与一般行为相比较，其处罚的结果更为严厉，“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罚以相对的罚金。”种种罪名的成立都是把未成年对位首要的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将其作为转悠罪名规定或者单独列宽，且在考虑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上，对于刑责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二、刑法条例中未成年保护法存在的不足

我国现今对于未成年的权益维护是十分重视的，但是仍然有许多纰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刑法总则上的缺陷。1．量刑上缺陷。由于出于对未成年犯罪者的保护，在执行刑罚时，一般会从轻发落。在加上我国对于未成年的刑罚事实上没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使得我国没有一个规范的量刑准则。2．刑罚方式的缺失。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犯罪者的刑罚方式主要有牢刑、管制、罚金等。绝大多数为后两种。这是出于对你未成年犯罪者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为目的。但是由于这两项刑罚程度较低，往往会不具有更好的规范能力。(二)刑法中分则上存在的缺陷。1．分则细节补充不足。刑法总则的规定是对未成年特殊保护制定的原则性规定。此类保护会使得对未成年人侵害者的得不到犯罪的严厉打击。刑法分则的存在意义应当是完善、修正、补全相关的法则。但目前我国对某些犯罪事实体现这一精神。2．分立法则的空白和缺失。刑法对于未成年的保护仍然存在许多空白，主要体现在以下:(1)偷盗、抢夺、贩卖婴幼儿的犯罪刑罚完善;(2)猥亵年满14周不满18周岁的男性未成年人的刑罚条款;(3)、骗奸年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的刑罚补全。

三、针对未成年刑法的不足提出完善的策略

(一)对未成年教育条款的完善。在未成年保护法中有一条是规定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学校以及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管理应得到相应的保证，社会中各部门也当各尽其职，从根本上保护未成年人受教育权力但是目前无论是未成年受教育保护，还是未成年教育设施的完善、或者是未成年所能选择教育的方式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十分缺乏。(二)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在我国刑法中第262条中明确规定，“拐卖年龄不满十四周岁的青少年脱离家庭组织或监护人的，全部处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此条刑法规定可以看出，所指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站在保护未成年的合法权益视角思考，应把不满十四周岁这个年龄范围扩大到“未成年”，从而把已满十四周岁，但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列入到被保护范围之内，从而，让一部分未成年全体回归到法律保护范围当中。建议提升法定刑的七点，同时应当按照发生事件的轻重程度予以酌情处罚。

［参考文献］

［1］舟轻扬．保护未成年人:刑法自身应注重逻辑［J］．方圆，20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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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非凡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经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反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非凡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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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监护制度；限制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频频出现未成年人被虐待案件的报道，如南京两儿童饿死家中案，淮安针刺女童案，广州番禹7岁女童因饥饿被迫跳楼觅食案，广州12岁女孩被母亲虐待八年致死案件，等等。从这些令人震惊、愤怒的案件背后可窥探出我国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方面，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和国家公权力介入力度的不足等严重问题。

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方面，我国的立法、实践情况与国外一些先进国家的立法、实践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国的传统思想还是家庭本位，家庭是未成年人监护的主体中心，把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主要归结为家庭的内部事务，并认为这也主要是父母理所应当去承担的责任。《民法通则》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监护的确定规则，主要是关于针对不同情形如何确定监护人的问题，并规定了两种监护制度，即法定监护与指定监护。此外，除了这两种监护，还存在另外一种监护方式及监护人确定规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对委托监护做了相关规定。规定了处于特殊情形下的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①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父、母的家庭管教不周全，没有尽到应有的、适当的监护职责，尤其是除了父母以外的其他监护人的职责疏忽，许多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实是处于弱保护状态的。当权益遭受损害时，往往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人们普遍的观念是这属于家庭内部的私事。凸显出的问题是，相关的保护组织机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很弱，发挥不到被期许的功能；而国家公权力对未成年监护的介入力度也很小，介入范围也非常窄。关于未成年人监护权限制的问题，我国法律并无明确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了监护权的移转问题，即指定监护制度。②而《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失职情况下，如果侵害了未成年人权益，并且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这时候，是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但并没有进一步规定，在对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行政处罚之后，针对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权益保护问题，该如何采取应对措施以便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未成年人的监护应当如何进行。此外，《刑法》中规定了虐待罪、遗弃罪等。但这些法律规定都没有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限制问题作出专门、详细的规定。

许多先进国家都设立了监护权的限制制度，对监护权的限制情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如发生限制情形的预防，限制的条件，限制措施的采取，后续的继续监护保护措施，限制状态的评估，监护权的恢复，等等。其监护制度一般有四种：遗嘱监护、法定监护、选定监护与委托监护。此外，国外还设立专门机构，如监护法院、监护法庭。《法国民法典》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方面较为成熟，规定了国家公权力干预机制，明确了国家监护职责。《德国民法典》规定监护法院的职责，《瑞士民法典》设立了社区监护制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③

二、存在问题

（一）我国对亲权与监护权并未加以区分

“亲权”一次多为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英美法系国家不称亲权，而称为监护。在学术著作和文章中，对于亲权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观点。本文观点赞成夏吟兰教授对亲权概念的界定：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依法享有对未成年人，人身上抚养管教和财产上保护管理的权利义务的总和。在大陆法系国家，亲权与监护权的说法与规定是并行存在的。但是，亲权与监护权有先后之分，当亲权丧失或被剥夺的情形下，未成年无法得到亲权的保护，这时候监护权会替代亲权，也就是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的监督与保护，这两种制度使区分并行的。而在英美法系国家，并没有对亲权作出规定，一律称作监护权，因为监护的职责已经包含了亲权的内容。

而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泛化了监护的概念，将监护与亲权混为一谈，强行合在一起。虽然规定父母是监护人，但在罗列法定监护人时并没有将父母纳入该序列。可以看出作为监护人的父母与其他法定监护人在法律地位上有很大的区别，实际上，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依据是亲权，而我国法律将亲权与监护权混为一谈，这也就混淆了父母依据亲权的责任与其他法定监护人的责任。此外，《婚姻法》第21、23条中规定，父母基于亲权照顾、保护未成年人，但又规定了父、母对其的监护权，也是将父、母基于亲权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与其他基于监护制度产生的监护人的权利义务不加以区分规定。这不利于未成年人得到更好地保护，也不利于其他法定监护人法律地位、权利义务的明确。因为亲权和法律规定的监护权的并不同，所以在发生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形时，需要对监护人监护资格作出限制的条件也应作出区分。

（二）法院介入未成年人监护指定的滞后性，指定监护的情形存在局限性

司法往往是救济的最后一种方式，而在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上，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院的指定监护是有前置条件的。也就是当监护人对相关的单位、村委会（居委会）的指定监护有争议，并到法院。另外，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法院的指定监护的条件和效果作出了相关规定。④ 由此可知，法院指定监护的条件范围非常狭窄，法院内部也不存在专门的未成年人监护法庭，也更没有类似于未成年人监护法院这样的专门机构。实际生活中，当诉诸法院要求指定监护人时，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已经遭受不可弥补的损害。

（三）单位监护的存在条件弱化，已不具备可操作性

我国在监护制度设置理念上依据的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关系的亲疏程度，《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在特定情形下的权利与义务。在法定监护人范围以外，具备同意其他人成为监护人的权利，即监护同意权；在监护人之间发生监护争议时，有指定监护的权利；此外，在还没有确定监护人的情况下，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还应当承担相应的监护职责。

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对家庭的干涉范围很宽，干涉力度也较大，其中之一便是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也享有了一定的权利。而在如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已经不再具备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的实体上的资质，单位监护的存在条件正在逐步弱化。公司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发展经济，追求市场利润，事业单位发展的是公共事务，追求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分工也经有了巨大的不同。并且实际中单位作为监护人也缺乏可操作性，未成年人的权益并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父母的所在单位不应当承担未成年人的监护责任，也更不应当享有指定监护的权利。因此，当出现监护人监护资格被限制的情形，就需要有专门的监护保护机构承担相应的监护职责。

（四）国家公权力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的力度非常小，没有一个完善的监护资格限制制度，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

实际中，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首选的是法定监护，然后是特定情形下的指定监护，在没有法定监护人或丧失法定监护资格时，最后转由社会组织、机构监护。比如在南京两女童饿死家中案件中，父亲因吸毒服刑，母亲也因吸毒而对孩童不闻不问，而当地的居委会、民警虽多次帮助劝说，但并没有使事情好转，两女童的境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善，居委会、民警也只是起到了帮助劝说的作用。实际中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儿童救助机构，没有一个完善的监护资格限制制度，也没有完善的、衔接的配合该制度实施的辅助制度。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因为受到社会本位和福利国家思想的影响，这些国家逐渐的以公法，判例法和社会法等的形式规定了国家公权力干预监护。如《法国民法典》规定监护是公共性质的责任。这些国家除了在民法里面作出规定，相应的还有全面的辅助规则，量化指标，并设置了专门机构，这些机构根据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原则选任监护人。并且监护人的范围不仅仅是被监护人的亲属，还包括了亲属以外的自然人，符合特定要求的社会团体、机构组织。监护不仅仅也不可能是家庭私事，也是国家的社会性事务，国家公权力的介入使得监护国家化、社会化。此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了处于特定情形下的儿童应当得到国家的特别保护和协助。⑤

而我国的实际做法还远达不到公约的一般化要求也与其他先进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过于依赖亲属的监护。同时，司法的介入与未成年人行政管理机构衔接性差，社会机构保护力度弱，严重缺乏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监督和预防机制。

三、研究未成年人监护权限制制度的必要性与意义

频频发生未成年人权益遭受侵害却得不到及时的救济的事件，儿童被虐待案件纷纷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南京江宁区两女童被饿死在家的案件至今仍触目惊心。父母在监护未成年人过程中出现的过错并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未成年人的权益得不到及时的救济。因此，当达到特定情形，应当对监护权作出必要的限制。

虽然《民法通则》规定了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具备指定监护的权力，但诉至法院之前，从村委会、居委会到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有良好的预防机制、及时的举报、接收机制和工作部门之间的有效的衔接机制，然而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严重缺乏的。南京江宁区饿死女童案中，两名女童直到饿死家中才被民警发现，如果有良好的预防机制、及时救助机制，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

我国目前的监护制度存在较多的问题与漏洞。《民法通则》仅一条规定是关于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确定问题。监护制度过于简单，内容粗糙，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对亲权和监护权也混为一谈，没有作出明晰的区分。从父母、其他监护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到乡镇派出所、社会救助机构、行政管理部门、人民法院等各个角色之间严重缺乏衔接性。未成年人的监护不仅仅是家庭内部的事情，而是应当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责任。

未成年人是否得到良好的监护，关系到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人格的健康发展，对其一生都会有重大的影响。南京江宁区女童饿死家中案，足以引起社会对未成年人能否健康成长的关注，反思目前存在的问题，法律的漏洞，实践操作的不足，审视监护的社会化，公权力的必要干预，构建未成年人监护权的限制制度，促使各个环节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环节之间的有效衔接，更好的，全面的保护未成年人。

四、构建未成年人监护权限制制度的内容

（一）区分亲权与监护权，建立亲权与监护权双重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亲权与监护权有很大的不同，父母对未成年人的监督、保护依据的是亲权，而其他监护人依据的是监护权，对这两者作出区分，能够更好的明确父母的责任、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

（二）完善未成年人权益损害预防机制

与未成年人生活比较密切相关的社区，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与学习、活动相关的社区单位如学校，社会组织等，应当建立完善的预防机制。当出现未成年人被监护权益遭受侵害时，及时介入并向行政管理机构报告。并辅助行政管理机构对相关家庭进行家庭风险评估。

（三）未成年人行政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举报制度与接收举报制度

监护是具有社会公共性质的责任，行政机关在未成年人监护方面应当承担着重要的职责。通过完善的举报与接收举报制度，才能够及时发现，并启动紧急救助机制。

（四）确立监护权的限制制度

在父母等监护人严重违反监护职责时，行政机关在接受到相关人员、社会组织等的举报后，通过法定的程序对监护权进行临时干预，最终通过人民法院的裁判限制监护权，经过特定的程序，以裁定的方式重新指定监护人。

（五）逐步建立监护监督制度

如设置监护监督人，对监护人进行监督，也可设置监护法庭甚至逐步设置监护法院，在监护人设置、监护行使、尤其对监护权限制等方面行使监督，分配监护职责。同时，重点监督被限制了监护资格的监护人，经过特定时期的考察，决定是否可以取消对其的监护限制，是否有能力完全恢复监护资格。

五、结语

本文在厘清我国传统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与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为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提出建立未成年人监护权的限制制度，具有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应当在确立儿童最大利益的理念下，建立未成年人监护权限制制度，同时进一步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权限制制度的配套实施机制，如未成年人权益损害的预防机制，家庭风险状况评估机制，举报制度与接收举报制度，建立监护监督制度，逐步设立监护法庭等配套实施机制。通过未成年人监护权的限制制度，明确社会团体、组织、机构等在辅助监护方面的职责，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与义务，给未成年人营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使未成年人的权益得到最佳的保护。

注释

① 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

② 参见《民法通则》第16条第3款.

③ 参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第1款.

④ 参见《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

⑤ 参见前引③第20条第1款.

参考文献

[1] 李超，毕荣博.从未成年人保护看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4）.

[2] 夏吟兰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3] 杨立新.家事法[M].法律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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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西乡县妇联努力构建宣教、维权、家庭教育、助人自助四个平台，为未成年人做实事、解难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是构建政策法规宣传平台。在镇3所学校、6个村，镇3所学校、9个村，对学生和家长、老师进行儿童权利及儿童保护知识技能宣传培训。举办未成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人犯罪知识培训5场，印发宣传资料8000多册。在县电视台西乡时空栏目播出了10集电视纪录片《脱轨的青春》-未成年人犯罪轨迹调查，引起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注和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视。利用“三八”、“六一”、“6.26”等纪念日，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活动，开展关爱女孩关爱、留守儿童活动，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人保护法》、《增强防范意识预防拐卖妇女儿童》、《反对家庭暴力创建和谐家庭》、《关爱女童远离害》、《儿童权利公约》等资料5600份，咨询200人。

二是构建妇女儿童维权平台。积极拓展维权热线、妇女儿童权益保护中心等工作平台，切实为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法律帮助、情绪疏导和心理抚慰等服务，努力消除性别歧视。坚持不定期召集维权联席会议、坚持妇联人民陪审员参与妇女儿童侵权案件审理，在维权时特别注重维护纯女户、外嫁女、未成年女性等人群的合法权益。举办妇女儿童维权网络工作人员培训班2期、儿童保护参与式培训班6期、村民培训10期1200余人。上半年妇联接待123件，办结率98.5%。

三是构建家庭教育讲学平台。充分发挥家庭教育优势，开通校讯通学校5所，共有10600名家长通过校讯通平台与学校建立联系，发展家长学校48所，在沙河镇苦竹村、柳树镇三义村成立儿童幸福家园2个。深入开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为主题的“小公民”、“双合格”家庭道德教育宣传实践活动。围绕“走出家庭教育的十大误区”和“关注孩子的情商素质教育”等主题开展家庭教育讲学30场，在一、二中举办女中学生青春期心理辅导讲座7场次，印发《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500本。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帮助家长提高自身素质，引导和教育未成年人从小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观念。

四是构建贫困儿童资助受益平台。不断延伸工作触角，多方寻求项目资助，争取“红凤工程”基金会、“国际计划”等组织以及县内知名企业的资金、项目，实施关爱留守儿童、关爱女孩行动。累计帮助21名贫困女大学生获得“红凤工程”资助、先后与19位女童建立帮扶关系、通过学费、生活费资助帮助140名女高中生重返校园。“六一”期间，县妇联陪同县、乡有关领导走访慰问贫困儿童、留守儿童、孤残儿童等30余名，赠送物资及慰问金3000余元；联合县慈善协会、工商联、企业负责人在堰口镇板桥中心小学、西河口小学组织开展了“手拉手情更浓关爱在心中”活动，为农村留守儿童送去了书包、文具、食品、书籍等节日礼物，为学校送去了彩色电视机、电脑、学习用品、教具、体育用品等物品价值5万余元；县妇联、县工商联和利家超市联合对10名贫困留守儿童赠送了3000余元伊利奶粉；为司上乡中心小学46名留守儿童、15名单亲家庭儿童及品学兼优儿童共计108人发放了学习用品；为杨河镇中心小学、柳树镇中心小学、沙河镇中心小学3所中心校赠送价值1万元的图书，为110名留守儿童送了价值3万元的学习用品。给34名留守儿童集体过生日，学生们吃蛋糕，在全校师生共同唱生日快乐歌的快乐氛围中，度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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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国矿业大学（徐州）常宇庆向三名同班同学投放有毒物质铊，2009年吉林农业大学学生郭力维杀死室友赵某，2013年4月，复旦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黄洋被其室友林某在饮水机中投毒而身亡。这些校园的暴力和血腥案件，折射出我国校园安全的法律漏洞，由此笔者对惩治校园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三点构想。

一、制定专门的《校园安全保障法》

我国现有的保护未成年的立法，散见于《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各种法律法规，这些对于在未成人在校园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仅仅做了倡导性、指导性的规定，内容抽象、空洞，在实际中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2条：“学校……应当建立安全制度“，第40条“学校……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

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提高防止和惩治校园犯罪的力度，笔者认为应该制定统一的《校园安全保障法》。首先应确定统一的执法主体，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规定对违反保护未成年人的相关违法行为进行监管和查处的主体分别有公安机关、出版行政部门、工商行政部门、文化行政部门等部门，这种多头管理的方式对于法律的实施弊大于利。法国规定，校长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请警察到学校，帮助维持校园秩序。①事实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2条也明确赋予了公安机关保护校园安全的义务。因而应由各级公安机关担任执法机关，具体实施可参照2010年《贵州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做法，“在治安情况复杂的学校、幼儿园、托儿所设立警务室或者治安岗亭。“其次，我国原有的校园安保制度主要是针对高校，但实际上自杀、投毒、殴打、害、“擂肥“等恃强凌弱的事件在中小学也屡见不鲜，因此应借鉴美国的校园警察制度，扩大学校警务室的职责范围，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既配合校方维持校园的正常秩序，也对校园中的犯罪活动进行制止、打击、侦查和诉讼。

二、完善我国的教师法律制度，规范教师任职资格

我国校园频发暴力事件，有的是外来人员的预谋性违法犯罪活动，还有校内的学生和教师的犯罪活动。学生在学业压力大、情感受挫、模仿犯罪的好奇心理等因素驱动下极易冲动犯下错误，可是教师也被爆出了虐待、体罚、、猥亵学生的事件。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教师的任职资格，规范教师队伍，从源头上真正的净化校园。

我国《教师法》第10条规定了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并规定了取得教师资格的条件。进而详细地规定了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却对教师的思想素质、心理素质、教育教学能力等内在素质并没有细致规定。立法导向促使教师资格认定过程倚重于学历“一票否决制“，而忽略了其他更为重要的教师内在素质，可通过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关条例，规范对教师的入职前的心理及品德测评并建立专门档案，定期进行师德调查、教学培训、心理辅导，帮助教师释放工作压力，提高其爱岗敬业的热情，减少教师在执业过程中的犯罪，真正起到教书育人的良性作用。

除了完善教师资格的取得制度，还应该规范教师资格的丧失机制，实际上我国很多教师是无证上岗的，取得教师证也是“终身制“，这样不利于提高教师的责任意识。根据《教师法》第14条“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师资格。“教育主管部门应积极落实、严格把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教师资格认定信息化系统以便甄别，清理教师队伍。

三、统一未成年人的刑法罪名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害。“事实上很多教师利用未成年人的信任、反抗能力低等弱点，对儿童犯屡屡得手。如鲍某某利用教师身份便利，2年内、猥亵6名数十次，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6名小学生开房，江苏射阳一初中老师两次与发生性关系，广州一处长猥亵、多名男童。

同样是儿童，有的被判罪，有的被判猥亵罪，实施同样罪行却面对不同的刑罚，这有悖于刑法的立法宗旨。《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妇女的……“，罪的对象只限于女性，而对男童的却只能被定罪为猥亵罪。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立法实践中都规定了强制罪（如台湾地区刑法第221条），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受害人不限于妇女，其中的““包括了、等行为②。因而，应扩大我国罪的犯罪对象，对男性和女性平等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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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网络 监护

网络技术的发展不仅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随着信息网络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开始使用网络。然而网络在带给未成年人便捷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不良影响，甚至是伤害。面对庞大的青少年网民群体，我们不得不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问题。

一、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设立的现实意义

（一）网络对未成年人的侵害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8月3日的《2011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底，中国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网民规模达2.32亿人，占总体网民的45.1%，同比增长9.0%。中国青少年互联网使用普及率高达64.4%，超出全国平均水平26.1个百分点。网民低龄化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未成年人大量涌入网络的时候，网络不健康信息、网络社交、网络娱乐（主要指网络游戏）以及网络商务交易都有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影响，甚至使其合法权益遭受侵害。该侵害包括直接侵害和间接侵害。直接侵害主要体现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人身权的侵犯。这种侵害易于被人们所察觉，侵害可以在短期内体现出来。如在网络上消息，侵犯未成年人的隐私权；通过网络商务交易侵害未成年人的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等。间接侵害主要体现为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伤害。它不易在短期内被发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不可诉性。如由于未成年人长期沉溺于网络致使其精神和躯体出现病症，性格变得更加敏感、忧郁，不愿服从社会规范，甚至出现精神障碍和犯罪等情况。

（二）未成年人网络监护的价值

对于上述侵害，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和政策先后规定了相应的防范措施。归纳起来，笔者将保护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各种措施分为两类，一类是源头治理措施，一类是末端治理措施。源头治理措施是指从网络信息的源头进行控制。但由于技术水平、法学伦理和执法效率等原因，源头治理不足以保证未成年人网络安全。因此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末端治理也十分重要。末端治理是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行为进行管理或对已的网络信息进行筛选，从而保证未成年人通过网络接受到的信息和进行的交互行为健康、安全。在末端治理中，除了安装“绿坝—花季护航”、豍提供公益性互联网上网服务等措施外，还包括网络环境下对未成年人的监护。

由于未成年人年龄和智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无法或者无法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后果。因此监护人在未成年人网络行为中的监护便十分必要。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监护人是未成年人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的保护者。除了在学校和培训机构之外，孩子的生活主要是与监护人共同度过的。因此由监护人来完成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护十分有效。通过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上网地点、上网时长、上网内容的管理可以使未成年人免受网络不健康信息的侵扰、适度从事网络游戏和网络社交活动。

二、我国未成年人网络监护制度立法分析

（一）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内容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指依照法律产生的一定范围内的自然人或者单位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利益、财产利益以及其他合法利益予以监督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第18条、《民通意见》第10条到23条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婚姻法》、《收养法》中关于监护制度的规定，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对象为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监护人为未成年人的父母。如果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具体包括：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照顾未成年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未成年人进行民事活动，对未成年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纠纷时，未成年人进行诉讼。

（二）在网络时代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

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监护职责方面的规定较为笼统。囿于历史背景等原因，《民法通则》等法律规范没有将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的监督、管理纳入到职责范围内。一方面，这是制定法滞后性的体现——使法律规范不能很好地适应网络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也是机遇——为我们提出了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命题。其实，在网络时代，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对监护人职责规定的不完善上。面对目前网民低龄化的趋势和网络对未成年人侵害的严峻形势，对未成年人网络行为进行监护十分必要。如果能将网络监护纳入到法定的监护职责，那么将是对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有力补充。也只有将网络监护纳入到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才能够使得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时俱进，从而实现立法目的——即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设立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的法律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我国设立未成年人网络监护制度势在必行。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来调整网络环境下未成年人的监护问题，但《宪法》、《民法通则》、《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均为设立网络监护权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宪法》第46条规定是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设立的宪法依据。《民法通则》第16条、18条全面规定了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设立的基本法律依据。2007年开始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补充和拓展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设立的直接法律依据。根据上述法律依据，我们可以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中扩充未成年人监护职责，将网络监护纳入其中，从而设立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

三、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的职责范围

（一）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的内涵界定

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是指在网络环境下监护人负有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职责。这里的“网络环境”是指将分布在不同地点的多个多媒体计算机物理上互联，依据某种协议互相通信，实现软、硬件及其网络文化共享的系统。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未成年人主要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自然人”。至于“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虽然这类人群应当被纳入网络安全保护的范畴，但其毕竟已经能以自己的劳动收入养活自己，比同龄人更具有经济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因此无需被纳入未成年人网络监护的范围。

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民事权利，而是未成年人监护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被视为对未成年人监护内容的补充。由于其较之传统的监护内容有所区别，因此将其称为一种“权”，以便于使用。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监护权虽然以“权”字命名，但其并非是一种民事权利，而是一种义务性职务。豏作为监护权的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也是一种职责。理论上来讲，这种职责是法定的。因此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才有可能得以真正适用。

（二）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的主体及职责范围

由于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是未成年人监护权的组成部分，因此未成年人网络监护权的主体应当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作为网络监护的主体，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应当负有如下义务：

第一，提供健康的网络环境的义务。家庭中健康、宽松的网络环境有利于使未成年人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从而避免沉迷于商业网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政府和社区向未成年人提供公益性上网服务的义务。其实，监护人也应当负有为未成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的上网环境的义务。一方面，监护人应当因势利导，鼓励未成年人开展有益的网络活动，杜绝简单粗暴地禁止上网的作法。另一方面，如果有条件，尽量为孩子设置单独的电脑。如果家庭中成年人与孩子共用电脑上网的话，建议家长在同一台电脑上为孩子设置独立的帐户，以利于为未成年人提供良好的上网环境。

第二，对未成年人网络活动的监控义务。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根据此规定，在未成年人上网过程中，家长应当做到及时监控。但根据我们对北京市朝阳区某教育机构、石景山区某小学以及海淀区某中学的问卷调查显示，无论是6周岁以下、还是6-12周岁，抑或是12-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家长都很少能够做到对孩子的上网行为充分了解。导致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网络监控缺位的原因在于家长自身网络知识的匮乏以及对未成年人教育的不得法。

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网络侵害的危害性和隐蔽性，许多监护人仍然存在侥幸心理，认为网络侵害不可能“光顾”自己的孩子。然而，网络侵害就在眼前。避免网络侵害的办法，除了源头治理外，就是由监护人通过监控、引导、教育等方式帮助孩子屏蔽掉不健康信息和网络侵害行为。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控包括对未成年人的上网时长、上网内容和上网方式的监控。家长可以通过某些软件的帮助或者与某些网络游戏企业的协议来实现监控。

第三，接受网络技能培训的义务。很大一部分监护人对网络知识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对被监护人的网络监护，因此有必要对家长进行计算机网络知识方面的培训。当家长掌握了这一现代信息技术，未成年人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网吧上网，家长都可以陪同或者通过电脑程序了解未成年上网的情况，便于及时对未成年进行教育和指导。为了能够使有效实现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监护，笔者建议将监护人接受网络知识培训作为监护职责的重要内容。相对的，国家和社会应当免费提供此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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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虐童，维权

一、当前事件回放

山西太原一幼儿园被曝光有老师“狂扇女童70余下耳光”的消息尚未平息，日前，又有一张浙江温岭幼儿园老师虐童的事件惊现网络。近年来的虐童事件可谓五花八门，当事件的加害人被处理，相关的机构赔偿、道歉甚至被取缔后，事件就告一段落。但是，如此虐童的事件还在上演，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思、警示和根除。

二、幼教行业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幼师的黄金年代，时隔二三十年，情况已经有天壤之别，不管是中专还是大专，初高中毕业没有出路的学生才会无奈选读幼师学校，这一切直接导致了生源质量急剧下滑。当前幼教行业普遍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1、幼儿师范生源质量下降。

目前，幼儿教师在培养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不再是单纯由中等幼儿师范学校培养的局面，而是众多的各级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加入到培养幼教师资的行列中来。生源质量差，培养力量不强，导致幼儿教师整体的素质下滑，长此以往势必对整个幼儿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影响。

2、幼儿教师良莠不齐，无证现象大量存在。

众所周知，中国的幼师是资源性短缺，幼师实际持证率仅为40％绝不是温岭独有，全国各地普遍如此，城乡学前教育发展严重不均，幼教师资匮乏，人员管理混乱，在幼师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先上岗、后考证”的现象就蔓延开来，幼师无证上岗似乎已经是常态，教育主管部门对此也处于默认状态，没有严格的准入机制，导致无良幼师进入教育领域，酿成一个个虐童事件。

3、幼儿教师行业缺乏长效机制，幼师岗位没有吸引力。

生源质量的滑坡，其实是待遇、编制、职业发展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导致这个行业失去了吸引力。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的今天，一名普通幼儿园教师的月工资收入也仅有1200多元，“劳动和所得不匹配”造成愿意当幼师的人越来越少，工资水平直接关系到幼儿教师的稳定性，收入高的幼儿教师稳定性强，反之流失率就高。除了收入还有编制问题。工资低，物质生活没有保障；而没有编制，没保障的不仅是生活，还有心理上的安全感。石家庄一所规模较大的公办幼儿园，目前有40多名教师，但只有18个有编制。这并非个案，有教育人士统计，幼儿园已经十多年没进过编了。待遇、编制，加上令人迷茫的职业前景，导致幼师行业人才流动率高、幼师队伍不稳定，幼师行业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队伍不稳，教师素质自然难以保证。

三、解决途径

1、幼儿教师入职严格把关，加强对幼教的心理素质、道德品质的培训。

在取得幼教资格证以及上岗前，要对幼儿教师进行师德方面的教育。从事幼教事业，首先要有爱心。爱是第一标准，幼儿园老师必须有爱心，这种爱甚至高于母亲那种天然血缘的爱，老师们爱得更理性，幼教老师的一切行为都应该因爱学生而为之。另外，还要定期不定期的对幼儿教师进行心理辅导、教师行为规范等培训，强化幼儿教师的职业道德和师德水平。

2、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幼教事业中来。

政府不仅要对公立幼儿园进行投入和管理，对民办幼儿园也要加大投入力度，从人、财、物等方面为民办幼儿园提供强大的支持，使幼教行业能够吸引更多的有志于从事幼教事业的人留得住、干得好。

3、加大立法力度，保护儿童权益。面对施暴、虐待行为，身处弱势的孩子能用什么武器来与之对抗？虽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不得歧视女性未成年人或者有残疾的未成年人。”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缺失对责任主体的规定，没有明确谁是责任主体，使得这一规定因不具操作性而难以产生保护未成年人的实效。可以说，对于虐待儿童的问题，我国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也没有专门的部门对虐待儿童进行协调和监管，正所谓，有法律执行不力甚或无法执行，比没有法律更可怕。

在立法上，我国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严重不足，责任主体、保护主体（机构）以及违法处罚措施的规定缺失，使我国未成年保护法律仅存在于纸面，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