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特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法典的特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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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吉林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全省在稳定水稻、玉米、大豆三大粮食主要作物的播种面积，保证这三大作物稳产高产的同时，各地又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创新发展特色鲜明的农业产业。2006年，全省特色农业实现产值283.7亿元，比上年增加38.7亿元，增长15.8％，占2006年全省农民人均收入3641.13元的24.47％。“十一五”期间，吉林省农业特色产业将达到600亿元，特色农业将成为农民致富路上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1998年开始，白城市政府就组织白城市农业科学院、白城市林业局的科研人员培育适合白城地区防风固沙的农作物品种和经济林树种。经过努力，白城市农业科学院已研制出耐旱、耐盐碱的燕麦新品种“白燕1 号至8 号”。“白燕7 号至8 号”新品种连续两年播种后，不用人工再播种就可以持续繁育生长。燕麦的特点是投入少产出大，每公顷单季可产3000 多公斤，双季可产5000 多公斤，饲草每吨收购价为350元，每公顷投入不到1000元，收益却达5000元以上，现在白城地区燕麦播种面积已达2000 公顷。

吉林省特色农业的主要项目是人参、鹿茸、水果、蔬菜、食用菌、中药材、林蛙、薯、桑蚕、花卉、烟叶、蓖麻、花生、油葵、苏子、燕麦等。2006年全省蔬菜生产总面积达到37.5万公顷，其中保护地疏菜生产面积达到8.47万公顷，成为吉林省继粮食生产之后的第二大种植业; 水果生产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人参留存面积达到4000万平方米，食用菌栽培面积达到4100万平方米，油料生产面积达到31万公顷。

吉林省特色农业发展迅速，目前特色产业龙头企业已达800 ＼多家，产品初加工产值已达25亿元。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多村一品、数乡一业、专项特色扮亮了吉林省的特色农业。全省已有各类特产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专业协会1450个，农村经纪人达到1万多名。同时，特色农业市场空间不断扩大。2006年全省共签特色农业产业产销订单520 余份，品种80 余种，平均订单生产率达到62％以上。山珍产品80％内销或出口，葵花、花生等优质油料产品内销及出口量也在80％以上，红辣椒、圆葱、白萝卜等部分蔬菜产品几乎全部销往省外、国外。吉林省先后制订颁布了无公害蔬菜、绿色鲜食、葡萄酒、低农残人参等12 项产品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经省政府批准，从2001年起在全省组织实施了“无公害蔬菜行动计划”，现已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8万公顷。其中，德惠市、大安市、扶余县、敦化市、长春市南关区等5 个县市区先后被农业部确定为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示范县和无公害中药材生产基地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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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民法典应承担的时代重任

 

《拿破仑法典》肩负了确认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神圣使命，《德国民法典》更是肩负了巩固与确认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历史使命，《日本民法典》则肩负着废除治外法权、实现民族崛起的历史使命，我国未来民法典也必然承担其特殊的时代重任。

 

(一)民法典应承担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然而，近些年来，政府和民众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更是大力倡导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继承。2013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成语英雄》、《中华好诗词》等节目相继热播，节目参与人员以青少年为主，并以高晓松、于丹、钱文忠等文化名人鼎力加盟担任评委或嘉宾，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电视文化现象，生动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

 

当然，仅仅以这些为传承传统文化的媒介是不够的。法律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我们可以以民法典的制定为契机，在民法典中适当融入我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的内涵，这不但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我国民法典也会因其独具的文化特色而得到更多的关注。这就需要在未来民法典的起草成员中适当融入研究传统文化的精英人士，给他们一定的话语权，使文化界人士与法学家共同研讨如何在民法典和传统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让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的融入民法典。

 

(二)民法典应成为移风易俗、重建民众道德观的重要工具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一系列严重的道德滑坡事件，一次次挑战着人们的道德神经。彭宇案的负面影响持续发酵，由此造成的老人摔倒无人扶的困境却很难短期内解决。类似事件还有许云鹤案、小悦悦事件等等。此外，道德滑坡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我国古代长久以来以礼仪之邦、道德之邦著称，成语“路不拾遗”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成语“夜不闭户”出自《礼记﹒礼运》，这些成语是华夏美德的具体体现，而现在这些早就成了传说中的故事。我们在叹息、悔恨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如何走出这一困境。

 

民法典作为规范平等主体之间私法关系的法典，并不是条文的简单堆砌，其条文背后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随着我国社会地缘与亲缘关系的逐渐淡漠，把支离破碎的道德重新组合是民法典的时代使命。因而，我国新时代民法典应成为移风易俗、教育后代，重建民众道德观的重要工具。这一重任应主要交给民法典的亲属法和继承法，在立法精神上要充分体现互敬互助、尊老爱幼、诚实守信、倾斜保护弱者等社会美德，让民法典的施行成为逐渐提高中华民族道德水平的契机。

 

二、民法典应注重吸收我国传统民法文化的优秀成分

 

在民法典的制定中，一定要注重立足本土。一方面，要注意吸收我国传统民法文化的优秀成分。以我国特有的典权为例，典权制度在我国大陆随着《六法全书》的废除早已被废弃。然而，有台湾学者认为：“典权为中国民法保持之传统法制，充分显示中华民族崇敬祖先与济弱扶贫之道德观念及社会思想，为现行民法物权编(台湾民法典)中最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部分，不应废止。”台湾地区新修订的民法典不但没有废除典权制度，还进一步对其进行了完善。笔者认为，首先应对我国大陆典权的存在情况进行调研，然后在民法典中构建符合我国当今经济生活的典权制度，使民法典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另一方面，要注重对我国当今社会民事习惯的研究，特别是几十年来我国婚姻、家庭、收养和继承以及人身权等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比如说同性婚姻问题、代孕问题、胎儿与死者的准人格等，民法典应对这些新情况予以规制，因为一部伟大的民法典不仅要反映一国的优秀文化传统，还应当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

 

三、民法典应关注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

 

我国的封建社会有长达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期间，儒家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儒家的“中庸之道”、“耻于言利”等思想深度影响着我国的民族性格和人们的处事方式。我国目前仍是熟人社会，“人情世故”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而喻。举例说明，我国《继承法》第25条规定：“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没有表示视为接受继承，这不正反映了我国人民“耻于言利”、“碍于面子”的心理吗。立法者准确的抓住了国人心理中最敏感的神经，因而让其可以以“默示”的方式进行继承。当然，类似的规定还有很多。此种立法例启发我们：在未来民法典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应该关注这一民族性格的广泛存在。比如说在合同领域，国人往往不愿起草合同，主要是由于熟人之间碍于面子，尤其是在标的额较小的情况下。鉴于此种情况，笔者认为，立法时可制定出各类合同的标准示范文本，并将这些示范合同附于合同法文本之后，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合同双方当事人不签订合同或草草签订有重大漏洞的合同的可能性，这将最大限度的保护合同善意一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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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文化，反映了人们在相应时期和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两项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成长。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民法领域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最大亮点在于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民法中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具体化。我国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在物权法中就体现为平等保护原则，必须摒弃只注重保护一类财产而排斥保护其他财产的观点。

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中国的民事立法关键在于制定一部民法典，民法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系统化的标志。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在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来之后，不能采取简单的法律汇编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汇集成民法典。而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对这些法律进行有系统的整合，构建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的法律文化。在法典化特别是形式的体系方面，确有必要注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法的立法经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更不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还需要僵化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借鉴必须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且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我们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考虑，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从立法体系来看，首先应当在民法典之中制定和完善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其次是要根据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来完善现有的法律，例如为解决执行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三是要强化立法解释。

在立法体系基本建立之后，关键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使整个法律体系不断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逐步完善立法的同时，辅以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并加以合理运用，才能够在保证现有立法正确适用的同时，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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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实际上相当于简化版的民法典（民法典是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由于当时迫切需要所以有了民法通则）但是由于时代的发展，我们逐渐有越来越多的精力去完成完整版的民法典了。所以遵从中央的指示，正在有条不紊地着手去做。民法总则是第一步，我国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法典即将逐步建立起来。但是考虑到过渡还未结束，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目前都是有效的。

通则和总则是两回事，前者不仅涵盖了民法总则的部分，还规定了物权、合同、侵权责任等大量原本属于民法分则的内容。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距今已有30年，限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立法技术，其中许多制度已经过时，比如“联营”；而许多勃兴于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内容又没能规定在《民法通则》中，如环境权、公司股东权等。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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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编纂中，相对复杂的方面有两点：其一，如何妥善处理民法典编纂与商事立法的关系。商法是调整平等的商事主体(商人)之间的商行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商事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商事关系是市场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由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等构成的商事法律体系是“市场法律制度” 的基本组成部分。故此次民法典编纂必须对如何容纳与体现“商事市场法律制度”加以回应。在存在学科意义上“民法”与“商法”二元划分，仍存在立法模式上的所谓“民商合一”(制定一个包括商法的大民法典)与“民商分离”(制定一个民法典与一个商法典或商事通则)理论争执的情况下，民法典编纂更应抓住时机，廓清理论纷扰，全面承担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体系的工作。

 

这并不是说，民法典编纂要全盘吸纳商事法律制度体系，而是民法学界必须防止闭门造车，与商法学界和工商实务界就民法典编纂中的相关问题形成持续会商机制，充分考虑商事主体作为职业化的民事与市场主体，在交易风险预见与承担、在行为要件的公示与变动等方面的职业特殊性要求。在民法典总则中预留，无身份特殊性的普通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与商人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商事法律关系)调整方法的区分机制;对在未来民法分则中需要特殊规定的商事合同、商事物权等特殊制度应进行总结和预先设计，从而有效形成民法总则对民商事法律体系全局的统摄，以及体系内部的协调。

 

其二，如何对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国字号”主体进行“恰如其分”的民法调整。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日益证明：公共资源借助国家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国有企业法人为代表的特殊民事法律制度，可以进入市场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竞争力量，形成自然资源的公众有偿使用体制，但民事法律不加区别地对国家主体、国家权利提供“平等”的市场化保护，也反映了这些公共利益代表混淆为普通自然人，推卸宪法赋予的公共利益实现义务。一些垄断国有企业利用所谓市场平等地位大肆攫取垄断利润，内部人收入与福利畸高，普通公民却缺乏分享途径，少数国有企业由此蜕变为垄断官商;一些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使用权 “招、拍、挂”等所谓市场手段，推高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进而推高社会公众的购房居住成本等。对此，由民法所提供的过度市场化法律制度支持难辞其咎。

 

在此次民法典编纂中，应尽力辨别此类公共主体与资源“遁入”私法的情形。原则上，对国家以“公法人”身份行使的国家所有权应认定为“公物权”，其主准据法应为位于行政法中的公法人及公物权法。对此，民法总则法人部分与分则中物权部分均不应越位调整，唯留“其他法律未规定的，准用民法之规定”兜底。对国有企业法人应严格区别对待，对行政型、自然垄断型及典型公益性国有企业法人，不宜认定为民法中的企业法人，而应由归属经济法的“公用事业” 法调整;对现阶段仍大量存在的竞争型国有企业，也不宜在民法中赋予其完全的、混同于私人公司的企业法人地位，应设计保障公共利益实现的特别规定，并为旨在督促其公共利益实现的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律法规的介入留足入口。

 

围绕“加快市场法律制度建设”，民法典编纂尚须完成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市民社会”的任务。市民社会是一个与政治国家既相对立，又与其保持了千丝万缕联系的多层次、复合型的历史范畴。其最为核心的含义是一个相对独立于公共权威之外的私人活动空间;在此基础上，市民社会是由私人活动逐渐产生的准公共领域，公共服务以市民社会内部组织的自助方式提供，实现某种无须国家参与的直接与低成本的社会治理;又在此基础之上，市民社会还可以是对政治国家的监督、评价乃至决定力量。

 

对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民法典所提供制度支持至少应当包括：通过民法总则与民法分则分工配合的人格权制度设计，保障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准入资格与基本人格要素保护方面的平等与充分，促使户籍制度等传统身份制度改革的加快推进;顺应时展，规定成年人监护制度，加强胎儿利益保护，降低民事主体参与民事生活的行为能力限制，如此次《民法总则(草案)》中对无行为能力人年龄上限降低到6岁;通过非营利性法人制度规定，加大对公益性结社自由的法律保障力度，进而提高社会自我组织、服务与治理能力;对宪法基本权利实现的全面有效的民事权利对接，对暂时不宜正式赋予民事权利地位的，可作为“发育中的权利”——法益——对待，在民法总则中规定“法益，在被以恶意与违反善良风俗之方式损害时，也可获得保护”;对应的，优化民事责任体系，强调家庭整体、社会整体观，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绿色民法观”，增加“环境恢复”责任，加强对侵害家庭权益行为的责任规制;实现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总则中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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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前苏联解体”20多年以来,俄罗斯物权立法逐渐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物权观念,不断地向着传统物权法的类型与体系回归。通过渐次的多级转换,俄罗斯物权立法从“所有权中心主义的物权立法”向“他物权日益凸显的物权立法”转化。近年来通过“《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的实施使之具有了与大陆法系之德国法传统的物权法相类似的体系特征。

    自从1989年“东欧剧变”到1991年“前苏联解体”,急速的社会政治转变催生了俄罗斯物权立法的快速转型。在社会政治转型的宏大背景下研究俄罗斯物权法的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可以揭示俄罗斯物权法的转型进程和未来前景,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我国学者对转型时期的中俄物权法比较研究奠定基础。

    第一,当前国内学者对俄罗斯物权法的研究主要是以1994年以来逐步完成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为中心,对1989年至1991年短暂的大变革时期的物权法研究较少。

    第二,对《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编纂进程终结后的最新物权法发展关注较少。2006年12月《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被通过标志着长达13年的俄罗斯民法法典化进程全部终结;但是,很快在2008年7月俄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同时也是杰出民法学家{1})就提出了“《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完善计划”。

    自2009年3月以来,直属于俄联邦总统的民事立法法典化与完善委员会已经根据该计划,陆续公布了一系列关系《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的未来样态的立法指导性文件。这些文件包括:《完善俄罗斯债法一般规定的基本构想》和《有价证券和金融交易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完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七编“智力活动成果和个性化手段权”的基本构想》、《完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六编“国际私法”的基本构想》、《法人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物权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等。2009年10月根据上述立法基本构想,该委员会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这些文件使得笔者有可能通过研析1990年至2008年期间的俄罗斯物权立法的发展历程,并在结合2009年公布的俄罗斯《物权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和《俄罗斯联邦民事立法发展的基本构想》等文件的基础上,观察俄罗斯物权法的转型历程并预测它的发展前景。

    一、所有权法中心主义的物权法:《苏联所有权法》与《苏俄所有权法》

    1989-1990年起草并通过的《苏联所有权法》{2}确立了所有权制度在整个民法调整体系中的奠基和核心地位。由此,也拉开了前苏联及随后的俄罗斯民事立法改革的序幕,俄罗斯民事立法开始向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回归,但《苏联所有权法》还只是回归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在该法通过时,它被视为是旨在“深刻且全面更新整个国内所有权关系体系”的“彻底重构苏维埃社会的法律”{3};但从现代物权法的视角看,这不过是一部相当谨慎的立法调整方案而已。其中刻意避免使用私人所有权的概念,而且基本上也排除了国家土地所有权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土地所有权的可能。

    在该法中,虽然仍然保留了国家所有权的绝对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色,但是其中也不乏进步性的且在当时也确属于激进的规定:

    第一,它承认了各种所有制形式地位平等{4}主要是公民所有权和(将法人所有权掩盖于其中的)集体所有权与国家所有权的地位平等。在俄罗斯,多种所有制形式出现于1922年《苏俄民法典》通过之后。按照1922年《苏俄民法典》的起草人之一盖伊赫巴尔克(А. Г. Гойхбарг)的观点,它们应当是苏维埃民法典与资产阶级民法典的根本区别之一,资产阶级的民法典并不涉及任何所有制形式。后来在1964年《苏俄民法典》中,以4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集体农庄一合作社所有、职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所有以及个人所有,取代了1922年《苏俄民法典》规定的3种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合作社所有和私人所有(公民所有)。这些所有制形式具有不同的法律架构和意义,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5}。相应的财产属于全体人民所有,即全社会公有{6}。然而承认“所有的所有制形式地位平等”{7}重新使它们沦入没有法律实质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可以说,在《苏联所有权法》中规定的十多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没有民法意义。在讨论该法时,就有人民代表提出,“人类的整个文明社会只考虑过两种所有制形式—‘我的’和‘我们的’”,要求明确回答“我们到底是想转向市场经济”并承认私人所有为其本质属性,抑或是“仅仅想使现存的国家所有制较为自由化些”{8}。

    第二,在立法体例上它将公民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的规范置于国家所有权的规范之前。俄罗斯有学者指出,在评价该步骤的重要意义时,应当考虑到在当时有效的1961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和1964年《苏俄民法典》,按照1936年和1977年《苏联宪法》的体制,都是从国家所有权开始,以个人所有权终结,这也完全符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实际。《苏联所有权法》通过承认所有制形式平等原则,实际意图是要在俄罗斯民法中恢复统一的所有权,明确财产是属于具体的人(私人)而不是属于虚幻的集体组织(诸如“劳动者的全民集体”、“所有苏维埃工会集体”之类)。由此角度看,属于任何具体的人(公民、法人甚至国家)的财产在法律上都是可以与其他人的财产相区分的,也就是民法意义上的私人所有,而非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所有{9}。在此意义上,任何公法组织的所有权也是私人所有权,即与其他公法组织以及其他人的财产权相对立的所有权{10}。可以说,在1990年代初期的俄罗斯,无法理解“人民的所有权”、“国家的所有权”等抽象概念,认为它们都是没有内容的法律抽象,尽管人民的所有权与国家的所有权相对立,但是都还是由相应的公权力机关以人民的名义行使。

    第三,它完成了将经营自由原则法定化的宪法任务。在该法中,作为一般原则,不仅仅是国家,而且是任何所有权人都享有使用属于自己的财产“进行经济活动或者其他法不禁止的活动”(第1条第2款第2段)的自由。由此开启由了公民而非国家建立的法人进行经营活动的可能性,将公民和法人的经营自由在民事立法上予以确定。这可称为“基本自由的民法化”。

    第四,它率先实施国家所有权的分级所有,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所有权的统一局面。该法将统一的国家所有权划分为全联盟的所有权、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组织的所有权以及地区的所有权(地方区域组织的所有权)(第19条第1款),据此,国家作为统一的所有权人的地位首次开始被众多的公法组织所取代,它们在法律上是自己财产的独立的完全的所有权人。这种观点奠定了后来俄罗斯联邦公共所有权的三元结构,即联邦所有权、俄联邦成员所有权以及自治市所有权。

    但是,必须指出,由于《苏联所有权法》保留了国家对土地的垄断制度,使得该法未能解除限制物权问题,也未能恢复物权法在民法中的部门法地位问题。传统意义上的限制物权(除担保性抵押权和留置权以外)基本上都是以土地为客体的,所以,废除土地的私人所有权就导致了“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被废除”(1922年《苏俄民法典》第21条附注)。在1948-1949年间作为物权的地上权又被从1922年《苏俄民法典》中予以删除,而抵押权也在1964年《苏俄民法典》中被移入债法之中,被仅仅作为保障债务适当履行的一种方式。[1]这样,1960年代初期的民法典编纂活动中,物权的范畴就因为没有必要而消失了,代之以无所不包的所有权。可以说,“在任何可能的意义上—在历史的、经济的、日常生活的、规范的、法律的诸种意义上,所有权都是第一位的且是核心性的主观权利”{11}。

    到了1990年代,在立法上承认并恢复了私人土地所有权,这就意味着必须恢复不动产和囊括了所有权和他物权制度的物权的概念。在《苏联所有权法》中规定了在计划经济有的物权[12],即“完全经营权”(第24条第I款)和“业务管理权”(第26条第1、2款),还规定了一种近似于罗马法上的永佃权的“终身可继承土地占有权”(第32条第4款)。

    1990年12月24日通过的《苏俄所有权法》{13}在很多方面发展了《苏联所有权法》的创举。其中首次规定了囊括公民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的私人所有权概念(第二编),并在立法上承认了这些主体对土地的私人所有权(第6条第2款)。由此土地所有权从单一的国家所有逐步转化为以土地私有为主的多种土地所有制形式{14}。公民和法人的私人所有权与国家和自治市的公共所有权的对立使得所有制形式的基本划分只剩下了私人所有与公共所有的两种形式。在该法的法人所有权概念下,还存在一种独立的所有制形式,即社会团体(组织)所有(第三编)。根据该法的规定,社会团体(组织)也是法人。可以说,尽管该法保留了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但是其法律意义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俄罗斯民事立法就逐渐地建立了符合社会经济现实需求的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立法基础。在制定这些法律的过程中,俄罗斯民事立法和学说注重传统制度与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统一{15},迅速摆脱了以前的法律秩序的束缚。许多具有政治经济意义而非法律意义的内容,要么被实质性改变,要么被存而不用,由此开始了向现代民法的转变。国家所有权的中心地位的没落{16}与私人所有权的中心地位的凸显{17},意味着人性尊严的回复与对人格特性的尊重{18}。值得注意的是,承担了起草《苏联所有权法》和《苏俄所有权法》与1991年苏联《民事立法纲要》的法学家构成了后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起草班子的主体。

    二、他物权日益凸显的物权立法:《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一部分专门规定了第二编“所有权与其他物权”。俄罗斯学者认为,它是“相当详尽和明确的现代市场类型的物权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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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国商法 德国商法 特点 模式

近代的大陆法系商法，是在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多元的政治团体逐步向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从商法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以后尤为重要。

19世纪后，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上，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全面崩溃，中央集权国家相继成立，经济上，基尔特经济与都市经济日渐扩大，国家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法律上，法国与德国等近代国家相继制定了法典。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商法的发展正是对应了这些政治、经济的变革，是一个由中世纪商人习惯法过渡到近代国家商法的过程。

一、　法国商法的主要特点

法国商法法系以法国的商法典为核心，以行为主义和客观主义为法系的主要特征和立法基础。其主要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1、　确立了商法作为基本法的法律地位

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是与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并列的基本法典。尽管在私法体系中，民法为一般法，商法为特别法，商法无规定或者条文不完善的仍应适用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法国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基本地位。自1807年《法国商法典》颁布后，就开始了这种形式上民商分立的立法实践。这种赋予商法以独立地位和作用的立法实践，之后被《德国商法典》、《日本商法典》等相继仿效，其历史影响和意义尤为深远。

2、　以客观主义作为贯穿商法体系的红线，确立了商法典的调整对象和调整范围

纵观整个大陆法系的商事立法，其法典编纂原则可分为两种：其一，主观主义原则，又称商人主义和商业法主义原则，是以商人概念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来阐述商行为概念，进而按照这一思路构造商法典。德国是采取这一原则的典型，它以此编纂了德国新商法典，并向国际社会提供了主观主义即商人主义立法模式。其二，客观主义原则，又称商事法主义或商行为主义，即以商行为概念为核心，并以此为基础表述商人概念，进而按照这一思路构造商法典。法国最早采取了这一原则，并以此编纂了商法典，成为客观主义立法模式的典型。

二、德国商法的主要特点

1、采取主观主义（商人主义）立法法例

该体例对“自然人”、“法人”与“商人”作出界定和区别，以体现对商人的特殊关注。按此原则，商人是商法的中心，同一行为，商人为之，适用商法；非商人为之，适用民法或其他法律。《德国商法典》的商人主义既区别于中世纪的“商人法”，又有别于《法国商法典》的“商行为主义”。中世纪商人法是一种商人自治和商事习惯法，商人与其他非商人具有等级身份上的严格区分。而《德国商法典》是以其同时生效的《德国民法典》为基础，民法中关于民事权利能力，平等原则的规定，对商人还是适用的。此外，由于商人职业的特殊性　，商人在法律上受到广泛关注，对其的规则、规范最终随着国家立法的加强而上升为国家法。国家性（性）成为近代国家商法的显著特征，这与中世纪时期商法以商“职业”作为本质特征并被广泛地适用于不同地域的“商人”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

《德国商法典》采取主观主义原则，以“商人”来解释“商”，而不是以“商行为”来解释“商”，体现了《德国商法典》不采用民法典“法律行为”的特点。《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而商法的价值则以效率、简捷为目标，注重的是“定型”和“外观”。从法律行为的“心素”（意思主义）和“体素”（表示主义）上看，倾向于“表示主义”，因此这种采用形式上的、定型化的“商人”概念来追求于商法的目标价值，以界定《德国民法典》和《德国商法典》的区别，乃是德国商法体系的最主要特色。

2、　采取分立式的发展模式

与《德国商法典》采取补充式（删除+修改）的商法吸收体系相比，《德国商法典》则采取附加式（另立+修改）的商法分立体系模式。具体而言，《法国商法典》自颁行之后，尽管颁布了《票据法》、《股份发》、《保险法》等单行法规，但其公司、票据、保险、破产等商事行为依旧是《法国商法典》的特殊组成部分。而《德国商法典》颁行后，它在商法体系的作用愈来愈趋向于“总则”性质（其他单行法规则属于“分则”范畴）。

首先，《德国商法典》之中原本便无《票据法》、《支票法》、《保险法》、《保险契约法》及《破产法》，而海商法也只部分列入其中，这些法规都以单行法的形式独立存在于商法典之外。其次，《德国商法典》除第一编总则以外，在其分则编中都有“一般规定”，起着分则编“总则”的作用，使得其分则也获具了相对的独立性。加上《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德国股份法》的颁行，第三编商事账簿的分编另立，都反映出《德国商法典》独特的附加式所具有的整合功能。

3、　采取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立模式

《德国商法典》不像《法国商法典》那样采取实体法与程序法混合模式，而是将商事法院（法庭）删除，将德国商事案件划属德国普通法院管辖。此外，因德国普通法院分为联邦法院、邦法院、州法院和区法院，除在区法院设立民事庭、经济庭和商事庭外，其他法院均设民事庭和刑事庭。这表明德国采取的是诉讼一体化原则，即不设单独的区别于民事的商事法院。对“商人”的特殊关注仅仅体现在《德国商法典》等实体法的规定上，而不体现在特殊程序的设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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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落实，统筹安排

局党委高度重视宪法宣传周工作，安排相关股室专门负责此次宣传周宣传活动，明确了此次宣传周活动的主要宣传内容，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此次宣传活动作为贯彻落实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抓手，认真组织开展法律知识学习和“宪法进村（社区）”活动，切实担负起弘扬宪法精神，维护法律权威，加强民法典普法工作的责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不搞花拳绣腿，不做表面文章，确保法律知识宣传工作落到实处。

二、创新方法，加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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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萨维尼；民族精神；法律移植；法律信仰

历史总是相似而不相同：将近两百年前，德意志法学界在为统一的民法典而论争；如今，中国法学界也在为此而论争。至于此次论争的价值与效果，历史自然会给出恰当的评价。当年反对派的主要武器，是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提倡的“民族精神”，尽管这已远离了当下争论的热点，但是仍与我们颇有关联，有一定的探索价值。

一、《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写作背景

1814年，德国著名法学家、“爱国者”蒂博发表《论制定一部统一的德国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认为法典化能促进统一。随后立即遭到了以萨维尼为首的历史法学派的抨击。同年，萨维尼针对蒂博的主张展开论战，出版了《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反对法典的仓促制定。一时间，洛阳纸贵，坊间争相传阅。至此，德国民法法典化问题争论的序幕拉开了。

二、《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之论证框架及思想构建

（一）论证框架

《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在开篇的序言中，就介绍了该书的写作环境和社会背景。即，在德意志民族争取统一、独立、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继而，萨维尼对他的民族诉求论证如下：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种体现民族精神的法律形式是习惯法；当文明逐渐发展以后，体现民族精神、存在于社会意识之中、以习惯法为表现形式的法律，就假法学家之手得以发展了，法律也由此获得其“独特的科学性的存在”；前者即所谓法律的“政治因素”，后者即法律的“技术因素”。于是，理想的法律必定是既体现了“与民族的一般存在间的联系”，又体现了其“独特的科学性”，二者相辅相成。

（二）萨维尼的民族精神观

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一书中一再强调：法律只是民族个性的表达，而只有体现这个民族特点与个性的法律才是正当与恰当的。而立法的时机也只有在表达国家的民族精神的时候才是恰当的。

萨维尼一再强调：他并不是反对立法，而是认为本国还没有能力制定出一部好法典，而外国已有的法典经验也不成熟，仓促制定法典更多是对民族生活的割裂与伤害。他认为总括一部真正优秀的法典所当具备条件，“几乎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时代够格。”法典并不是绝然不能制定，只是一旦成就为法典后则必然带来局限性，而这种局限性需要长久积累之成熟来克服。

每谈及萨维尼的法律观，绕不开的就是萨维尼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并未对“民族精神”下定义，但通过文中的描述，大致可以廓清它的面貌，即“一个独特的民族所特有的根本的不可分割的禀性和取向”，是“这个民族的共同信念，对其内在必然性的共同认识”。

在萨氏看来，德意志的民族精神与罗马法有莫大的关联，因为“若无某些内在的必然性，我们的法学家们对于罗马法的研究永不可能达臻这一境界，或者，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一直持续下去”。萨氏的六卷本巨著《中世纪罗马法史》和八卷本巨著《现代罗马法体系》可以说是他的这种观点在学术上的最终体现。同时，萨氏还认为，对深受罗马法影响的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开掘，其结果是将罗马法“还诸历史”，而得到的是“我们自家真正的、民族的、新的制度……一种通常为年轻的国族所特有、将与其科学的发展所臻之高度和谐不悖的清明澄澈之境”。这样，民族精神的意义就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和将来。

（三）民族精神与法律人

在萨氏看来，既然法律的基础是民族精神，那么法律制度的形成就必然是“和谐统一，循序渐进”的，而法典则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在全书的结尾，萨氏表明了自己与主张制定法典人士在目的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拥有一个坚实的法律制度，以抵御专擅与伪善对于我们的伤害；再者，我们都寻求国族的统一与团结，专心致志于秉持同一目标的科学研究”。

法律人与立法者是不同的，立法者反映法律的价值问题，而法律人解决法律的技术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制定法典的实践中法律人的参与（即所谓的“专家参与”）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价值取向明确的情况下，法律人对技术问题的解决甚至会占立法过程的主要方面。然而，法律人所能做的，绝非创造法律规则，而是发现规则，无论被发现者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从萨氏的角度，就是发现和整合本国族的民族精神，将其从普通国族成员朴素的感情和行为中升华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则体系。为此，萨氏提出了法学家所必须具备的两项素养：“历史素养，以便确凿把握每一时代与每一法律形式的特性”：“系统眼光，在与事物整体的紧密联系与合作中，即是说，仅在其真实而自然的关系中，省察每一概念和规则”。萨氏一生对罗马法的研究，也是对这两项要求的身体力行。

三、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性

（一）积极意义

从历史的眼光看，萨维尼的主张总体上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他主张的影响下，德国民法典几乎推迟了100年，直到1900年才正式实施生效。在漫长的制定过程中，德国民法典汲取了罗马法和法国法的智慧，并大量融入了德意志自身的民族文化，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伟大法典。萨维尼的影响还不仅仅在于对法典的贡献本身。其对于民族精神的提倡，对于罗马法与日尔曼法的考证以及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法学研究现状的批判，都对德国法学研究和德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局限性

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作为历史法学派开创者，萨氏的观点也存在自己的弊端：否定人的理性精神能够带来开拓和创新的可能，保守地认为民族文化和语言难以改变，但恰恰随着近现代人类文明的急剧发达，语言的交流与改变、民族文化内质的变异都已然成为了可能，法典化在历经19世纪之后，成为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那个时代的萨维尼所想不到也无法想象的。也印证了他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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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司法管理 内生机制 自身价值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55-01一、信用权的概述

信用是与特定人的人身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如果离开了特定的自然人，法人信用评价便失去了物质基础和依托，信用便无从提起。信用权本身无法用金钱来进行具体的衡量，某人的信用等价于多少金钱，这是不可知的。所以信用权应该是一种人格权。

伴随着我国经济生活的发展，交易不再仅限于货币以及商品的交易，信用的交易越来越多的展现在大家的眼前。随之而来的，征信活动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但是何为征信呢？所谓征信就是独立的，专业化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建立起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个人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个人的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征信活动为专业化的授信机构提供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的平台。信用信息的提供者，如银行、法院、税务机关等，掌握个人信用信息的机构或组织。它们通过信用交易或者经济合作掌握了被征信人的第一手信用资料，并将这些资料提供给征信机构以实现信用信息的采集。其中侵权行为时有发生，比如向征信机构提供错误、过时的信用信息，擅自修改或者截留个人信用信息，等等。从而使得如何界定和保护信用权成了立法和司法的关键问题。

二、信用权保护的现状及研究

（一）智利和德国的立法情况

以德国、智利和奥地利为代表，不明确信用是否为权利的一种，但是对侵害信用的行为提供民事法律救济。例如《德国民法典》824条1项规定：“违背事实、主张或传播妨害他人的信用或者对他人的前途或生计造成侵害的实施人，即使其虽不明确知道，但应该知道非事实，就由此发生的损害应给予相应的赔偿。”

（二）俄罗斯的立法情况

俄罗斯在现行立法中明确规定保护自然人和法人的商业信誉。《俄罗斯民法典》规定了公民的尊严、名誉和商业信誉。使得商业信誉和名誉尊严并列，这样立法表明《俄罗斯民法典》将公民的商业信誉作为名誉权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权利给予相应的保护。

（三）日本的立法情况

该种立法情况以日本和西班牙为代表。信用权为名誉权的子权利出现。即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信用是一种权利，但是以扩张名誉权的方式对信用权加以保护，使得信用权为名誉权的子权利并对毁损信用权的行为予以救济。我国目前也采取此种模式。

（四）我国台湾的研究现状

台湾主要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民法在摘编修正之前并没有关于信用权做出明文规定，但那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两点：一方面是因为信用活动在现代社会的作用日益增强，侵害他人的信用会给他人造成各种财产或非财产的损害。另一方面，台湾地区传统模式。通过名誉权来保护信用的做法已经不符合现今的经济社会。多种情况侵害信用，达不到人格权上评价的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由此将不利于对信用行为进行保护。台湾民法理论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台湾地区民法将信用作为对民事主体以及自然人或法人，经济上的一种评价，赋予信用一种人格权的属性，并且通过侵权法加以保护。侵害他人信用造成财产或非财产上损害的，应承担相应地赔偿责任，就非财产损害而言，有无精神上的痛苦，是可否请求慰抚金的依据。公司的信用权遭受侵害，既无精神上痛苦可言，亦无请求慰抚金的余地。尽管台湾地区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信用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但通过侵权法确认信用权。这是因为与传统的生命、身体、健康等实体性人格权法益不同。信用、隐私等权利的方式很值得探讨。无形性型人格权法益具有精神性，确定了这些权利的行使和保护必须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

三、我国研究信用权法律保护的争议

（一）就是否直接将信用权作为人格权的范畴进行规定存在立法争议

如果在认定信用权属于人格权范畴的前提下，就会有如下问题需要考虑。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惯例中，人格权能否独立成编，本身就存在很大的争议。比如在《法国民法典》中分为人法等几个构成，没有定人格权，后通过修正在人法中补充了人格权的具体内容。由此，法国民法典上人格权法是依附于人法中的。人格权法在各国民法典中规定的形式和内容各有差异。对于我国将来民法典中人格权是否应单列一编，也存在着争议。

（二）信用权该属于人格权中的何种位阶也存在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信用权应该属于一般人格权，而非具体人格权。因此无需针对信用权单列法律条款，只需要在一般人格权中做出抽象规范即可。但是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相比，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此将信用权作为一般人格权做出规定，不能准确反映信用权保护的核心，对于自然人经济能力的社会评价。更不利于民事主体信用权益的充分保护，进而会致使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信用权的内容和范围等方面的认定上模糊和规定不清晰，对于信用权的保护操作性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