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审判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审判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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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完善法制环境的重要性

国际金融中心，是指拥有众多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能够有效地为国际、区域或全球经济提供全面金融服务，通过资本融通和管理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具有巨大的资本集聚和辐射功能的城市或地区。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制约或促进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建设、金融政策、央行所在地、经济腹地、地理位置等，而其中又以制度建设，尤其是法制环境最为重要。

从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看，有效的法律制度能够促进金融的发展。“法与金融学”学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揭示出了法律对于金融发展的作用机制：（1）法律通过保护私有产权，增加投资的安全性，鼓励企业的利润再投资以及更多的外部资金供给，促进金融体系规模扩大，从而推动金融发展；（2）契约是金融之基础，法律体系及由此形成的契约环境是决定金融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

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史来看，无论是自然形成型（如伦敦、纽约和香港）还是政府有意识建设和大力支持而最终形成（如东京、新加坡）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将金融法律作为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生机制予以不断完善强化。从金融法制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作用来看，健全和完善的金融法制环境能够规范金融交易行为，保护金融主体的合法权利，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公平配置；能够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升金融运行效率。由此可见，法律环境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发展的诸要素中都处于核心地位。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成败的关键，作为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金融法律体系框架，但仍需完善以符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需求。

二、 司法能动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功能

营造良好的国际金融中心法制环境也须从金融法律法规体系、金融司法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着手。面对金融发展创新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司法通过自身功能的能动匹配，充分发挥金融司法职能，并促进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监管体系的优化。

1. 纠纷解决功能。纠纷解决是司法的原初功能，也是其最为重要的职能。虽然现代社会中已出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司法因其天然所具有的权威性、公正性和专业性而始终作为处理纠纷争端的中心力量而存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对于司法解决争端的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能否应对这一挑战、及时提升纠纷解决功能，是司法能否助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一方面，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最主要的核心因素，金融创新本质上是相关主体间权利义务配置的新形式，它拓展了金融私法的权利义务主体、客体和内容，会导致各种新类型金融诉讼纠纷的产生。这些新型金融纠纷的法律关系往往突破传统民事法律关系，需要司法予以合理界定，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交易秩序，保障和促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另一方面，金融纠纷往往涉及复杂的金融业务知识，这对司法人员的法律功底以及金融专业知识都有高水平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主体的特殊性和广泛性，金融纠纷（尤其是金融创新纠纷）可能不仅仅局限于个案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明确，还可能涉及到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以证券交易纠纷为例，一个虚假陈述案件审理的背后可能有着成千上万的股民在翘首以待，同时也可能有着数以万计的案件在积蓄并等待爆发，如果处理不当，势必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金融纠纷的以上特点，无疑对司法的纠纷解决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补充立法功能。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只是对既有法律的被动适用或消极执行。无论立法者多么睿智而充满理性，也不可能预见未来所有可能的情况。同时，法律语言的概括性以及语言本身的模糊多义性也容易导致对法律规则的理解分歧。法律的不完备性决定了司法必然具备补充立法的功能，而司法的这一衍生功能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尤为重要。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必然伴随着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也无可避免地会催生出新型的利益和权利关系。而成文法的稳定性使其无法及时涵盖新的社会现实，也阻碍了其对金融动态发展的规制和作用，这不可避免的导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法律落后于金融改革。而此时，司法不能以立法的缺位或滞后为由拒绝裁判，更不能守成僵化、束缚金融创新的深化，而应当主动承担起补充立法的责任，充分发挥司法救济因事后性、个案化而具有的灵活、务实的优势， 通过对现有法律的灵活解释和变通执行弥补成文法缺陷，为金融创新赢得空间。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且还存在中央和地方的立法差异。监管机构往往对同一问题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规制，加大了市场主体对法律规则的认知难度，也为金融纠纷的产生埋下了隐患。这时就需要司法者发挥司法能动性，因应金融市场的发展，充分运用司法经验，对相关金融法规进行有效的梳理和重构，妥善解决进入司法渠道的金融纠纷，并以司法裁判的导向作用促进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健全完善，从而预防和减少金融纠纷的发生。

此外，金融创新的推进和金融改革的深化也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而在具体试错过程中司法也较立法更具优势。相比较于立法的试错成本，司法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中的试错成本要远低于立法。尽管司法所起到的公众效力可能不及立法，但其较低的司法成本和灵活性更能有效推进金融中心的法制环境的完善。

3. 权力制约功能。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采用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推动模式，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自然也更多地依赖于政府宏观调控和政策推动来加快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的形成，属于国家建设型的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无疑是由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发展现状决定，但在其发展过程尤其要注意防止“政府失灵”，避免重蹈日本因放松政府限制而产生权力扩张异化的覆辙。

我国存在金融监管多头、金融法规令出多门的情况，实践中金融监管主体角色错位、越位或不到位、权责脱节和责任缺失等弊端普遍存在，亟需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司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处于中立地位，可以通过惩治金融执法人员的犯罪行为以及对具体金融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来监督政府，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透明化，抑制政府对金融市场的过度干预并促使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转变，提升专业金融监管效率，从而促进金融市场机制的完善和健康运行。

三、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司法能动性之发挥

一个城市或区域之所以能成其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在于其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抑或发达的金融市场，而更在于看不见摸不着的金融法制环境。今年来，上海检法系统陆续建立起三级院的金融专业审判和检察架构，并通过金融审判白皮书、组建金融专家咨询库等制度的探索发展，逐步优化金融司法资源，不断强化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司法保障。但目前而言，若想尽快建立其国际上对上海金融司法环境的高认可度的公平高效金融司法体系， 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要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这里所说的“发挥司法能动性”，并非部分司法机关曾经理解和实践的所谓“送法上门”、“开发案源”等做法，而指的是司法者不应仅仅消极呆板地适用法律，还应当在形成进程中的中国司法制度限制内，顺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能动行使司法权。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发挥司法能动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1. 积极回应金融纠纷诉求。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新型、疑难的金融类争议纠纷层出不穷，相应地金融纠纷诉求也日益增长。对于伴随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而不断出现的大量金融纠纷诉求，法院应当积极回应，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予以裁判，即使是“法无明文规定”这个理由。但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却存在着许多本应当由法院审理，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司法程序解决的金融案件。主要包括：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拒绝受理。特别是由资本市场各种不当行为而造成投资者损失所引发的纠纷；部分金融争议案件被中止或暂缓。最高人民法院了大量“三中止”通知，对涉及场外非法股票交易经济纠纷案件、已编入全国证券回购机构间债务清欠链条的证券回购经济纠纷案件以及涉及问题金融机构处理的案件暂缓受理、中止审理或者中止执行；部分金融案件的诉讼方式受到限制。对于人数众多且处于信息、财力弱势的中小投资者而言，“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本是一种以较低成本实现权益保护的诉讼方式，但虽然《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代表人诉讼”，这一诉讼方式在金融争议案件中的运用却受到了限制，如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单独或者共同诉讼的形式予以受理，不宜以集团诉讼的形式受理”。

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上海的司法机关往往会碰到各式各样的、全国首发性的金融纠纷案件。倘若仍旧一味地采取限制诉讼之类的回避态度，则不仅不利于保护金融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损害了金融司法的权威，削弱了司法对金融市场发展的保障作用。分析当前法院“拒绝”新型金融案件的原因，固然有现实金融法律规则供给不足以及转型市场经济背景等因素，但本质上还是源于法院回应金融市场变化与发展的能力不足。因此，要想真正塑造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司法优势，上海司法机关应当变“消极回避”为“积极回应”，只要是具有法律争议性质的、依照基本诉讼法律应当进入司法程序金融纠纷案件，都应当予以受理，依法行使司法权。同时，还应当注意逐步加强自身应对群体性纠纷的能力。

2. 能动发挥规则创设和指引作用。除了回避新型金融案件之外，目前我国金融司法还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偏于保守，不能因应金融发展的需求进行能动地适法。以委托理财类合同纠纷案件为例，早在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曾立项起草关于委托理财法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却至今仍未能正式出台，导致此类案件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有损司法的统一性，也危及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法律的不完备性与金融创新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将愈发突出。对此，司法机关不能坐等立法完善，而应当转变保守的思维定势，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运用“司法之手”促进金融规则和金融政策的健全和完善：首先，在具体案件审理上要赋予和尊重法官能动的法律解释权。司法是一种事实上的立法，在金融发展史上，由法官的能动解释推动金融法律规则形成的例子并不少见，如美国法上关于“证券”定义的法律规则就是通过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W?J?Howey公司一案（SEC v. W. J. Howey Co. ）⑤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裁判而确立的。在立法因其滞后性和局限性而无法及时因应金融发展需求时，法官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过程中不能机械地套用法律，而应当将金融法律与金融政策相结合，同时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的金融司法理念和成熟经验，在既定规则和具体适用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以作出既符合法律规定又合乎金融发展客观规律的裁判；其次，在个案经验存在相当积累的基础上，从个案和类案的审理中总结审判经验，制定相应的司法解释，确立审判规则，统一裁判尺度，填补法律漏洞。此外，还应当及时梳理金融纠纷案件所反映出的金融监管、金融风险等方面的问题，运用司法建议等方式，为金融监管、金融自律建言献策，探求保障金融创新发展的司法规制路径；最后，通过金融类指导性案例的，一方面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另一方面也充分发挥司法对金融市场的规则指引作用。

3. 探索推进金融司法专业化建设，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金融案件不同于传统的民商事案件，涉及的业务类型繁多，运作机理错综复杂，必须加强金融司法的专业化建设：

一是促进机构专业化。在金融审判方面，传统民商审判框架内部专业分工不合理，造成对金融纠纷的分散审判，影响了金融审判的有效性和统一性。要形成高院、中院以及金融机构集聚区（如浦东、黄浦、杨浦、闵行等）法院三级金融审判庭，并辅以其他基层法院金融审判合议庭的金融商事审判体系，通过集中管辖、集约办案，有效提升金融审判和金融检察的效率和质量；同样地，在金融检察方面，在市、分院设立专门的金融检察处，在区县院成立金融检察科或金融检察专业小组，并在金融核心功能区设立金融检察工作室，以应对金融犯罪案件高发态势，切实履行金融检察职能。

篇2

根据笔者对银行内部诉讼流程的了解，从信用卡欠款产生到民事立案，发卡银行一般会经历银行自身催收和外包催收两个环节，时间也不会少于三个月，从表面上看超过起刑金额的信用卡纠纷案件都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因此信用卡纠纷案件高发的背后是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案件的逐渐增多。激增的信用卡纠纷已经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更是社会和媒体眼中焦点中的焦点。如何处理该类案件，成为民事法官在受理该类案件之后最为棘手但又不得不处理的问题。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的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被界定为“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司法解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格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该类犯罪行为的起刑金额、规定期限和几种应当认定为非法占有的行为，使“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定罪量刑上具可操作性，但是该类透支欠款行为同时具有民事债务性质，是必须将刑事前置还是民事、刑事可以分开处理根据现行法律的应然规定似乎不存争议，但是司法实践做法对该原则的突破却会使问题复杂化。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应然要求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性文件《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所共同确立的解决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即“先刑后民”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得到沿用。（万毅：《“先刑后民”原则的实践困境及其理论破解》，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因此，法院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对于标的额本金超过一万元的案件，都应当按照上述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的，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时的实践做法

1.对于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案件民事审判庭不予受理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持卡人透支本金1万元以上，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符合“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客观要件。部分地区的法院对于该类案件会要求发卡银行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将该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未作刑事立案的，才受理债权银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这样处理虽然能够避免刑民交叉时的问题，使得该类犯罪避免出现“刑民交叉”时的矛盾，但是明显不利于银行诉权的行使。

2.审判实践中直接忽视移送环节，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

笔者根据对全国十几家法院面对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处理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实践中他们在受理该类案件后，并未按照“先刑后民”原则处理，而是对该类案件依照民事案件审理的程序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至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是否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由发卡银行自己是否报案来决定。

（三）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相冲突的现实表现

1.受害银行不知其案件已被刑事判决仍继续追偿信用卡全部欠款

因现代通讯手段变更很快，笔者在参与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过程中，初步联系持卡人时，发现如果持卡人未及时通知银行变更联系方式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直接联系到持卡人，此时我们会继续联系持卡人留在申请表上其他联系人的电话，有时会遇到这样的反问：持卡人已经因信用卡诈骗罪被判刑了，法院怎么还继续追究他的责任？询问发卡银行，发卡银行竟然也不知道持卡人已经因“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判刑，因刑事判决已经处理过欠款本金部分，其诉讼请求再继续请求偿还本金部分，明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2.在无法详细核实持卡人是否涉嫌犯罪被追究责任时可能导致银行债权被司法重复确认

目前，“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处罚并没有统一的查询系统，且银行在对持卡人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大部分案件都无法有效联系到持卡人或者确切了解持卡人的现实状况，导致信用卡纠纷案件的民事承办法官无法针对每一件涉嫌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是否因信用卡诈骗罪已经立案侦查或者已被刑事判决均进行核实，此时民事承办法官如果仍按照信用卡纠纷的司法审判经验在穷尽其他送达手段公告送达后予以判决，如果存在该笔债权本金已经被刑事判决确认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刑事和民事的重复司法确认，使银行就同一笔债权本金享受重复债权。笔者及同事为了避免出现上述情况，在收到信用卡纠纷案件的卷宗后，首先进入系统内部的判决书查询系统查询持卡人就该案是否已经受到刑事处罚，虽然这在一定程序上能够减少重复判决，但是对于虽然做出裁判但是文书尚未生效的刑事判决无法有效获得，该类情况依然无法完全避免。

3.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

根据笔者查阅的众多的不同法院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刑事判决书发现，该类判决书只针对本金部分做出了追缴发还的处理，对于利息、滞纳金等银行仍享有债权的部分并没有予以确认，但是，该部分债权银行又不会主动放弃，因此银行为追讨该部分欠款必将提起民事诉讼，导致即是同一法律关系又是同一法律事实的信用卡纠纷发生两次诉讼。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与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一）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应然要求的理性分析

1.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信用卡纠纷案件，即使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其民事部分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无须经过刑事侦查就能确认发卡银行和持卡人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如果受制于“先刑后民”的应然要求，将该纠纷移送公安机关，且不说公安机关是否立案侦查，根据某基层法院民事审判经验，无法联系到持卡人公告案件的比例一直很高，即使该类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亦无法很快将持卡人逮捕归案，反而可能因此导致民事诉权长期拖延，不利于银行债权的实现。

2.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现代法律的分析，在考虑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时，往往离不开法律的经济分析，在法律的诸多领域，如“财产权、侵权、犯罪、契约，都无不打上经济理性的烙印，而效率作为经济理性的一种追求，在法律领域同样适用，如果一项制度缺乏效率的支撑，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受到挑战。对于法律关系单一，事实清楚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其民事部分的审理并不需要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刑事责任的追究只是对其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认定，民事责任完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认定，首先必须区分一下“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区别，其他几种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民事责任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即通过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来确定民事中的适合被告及其行为的可追责性。

这既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结果，也不会对定罪量刑产生影响，即刑民分开处理并不会危及司法公平原则，此时如果仍严格坚持应然要求，则会将本可以高效、便捷处理的信用卡纠纷案件尤其是无法联系到持卡人的案件陷入长期拖延的境地，加上现在针对“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刑事附带民事部分的处理现状，二次诉讼将无法避免导致应然要求根本不符合司法效率原则。

3.危害司法权威

司法公信力的来源在于公正的司法以及判决的既判力，但是在现今部门之间配合并不流畅的状况下，如果出现债权的司法重复确认，那么对于判决既判力的损害不言而喻，而人们对于司法公正的怀疑将会更加深化，并进一步影响到司法权威。

（二）对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实然做法的理性分析

1.侵害债权银行的诉权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发卡银行的符合其第一百零八条规定之时应当予以立案，对于信用卡纠纷是否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不应当在立案阶段进行实质审查，更不应当对于该类纠纷给银行提讼设置法律之外的前置门槛，加上透支欠款是否构成犯罪的主观认定需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可能将本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纠纷强制启动刑事审查，导致银行不但增加启动刑事诉讼的成本，而且侵害了发卡银行的民事诉权。

2.可能侵害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对于标的额超过1万元的信用卡纠纷案件一律强制设置刑事审查程序，对于本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透支持卡人是不公平的，因为随着信用卡信用额度的不断提升，透支消费金额越来越大，如果持卡人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故意拖欠银行欠款不还，只是消费后可能短期经济状况恶化或暂时经济困难无力偿还，银行在追偿之前必经刑事程序可能会造成这一部分人无辜经受刑事侦查程序，存在侵害该部分持卡人合法权益的可能，更进一步分析可能隐含着对持卡人“有罪推定”的意思。

3.存在违反规定的问题

实然做法与应然要求的冲突本身就是对现有规定的突破，因此认定法院忽视移送侦查环节，并在认定欠款事实之后直接依法做出民事判决存在违反规定的行为应无疑义，单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种行为实际上具有法律上的可责难性。但是，在具体个案中的突破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一类或者某一个法院，例如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企业资产遭侵害的刑事案件过程中，打破我国司法“先刑后民”的惯例，在犯罪嫌疑人因为种种原因尚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支持企业先行民事，成功地帮该企业索回了被侵占的财产（陈杰人：《打破“先刑后民”是私权回归的要求》，载《法律与生活》2005年1月下半月。），亦是突破规定并取得良好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成功典型。但该行为违反规定的性质依然不能排除。

三、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与出路设计

（一）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理性思考

1.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

“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至今仍有争论，法律也没有做出修改，笔者在本文中无意探讨先后问题，只是提出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前面已经论述了信用卡纠纷案件的主要特征，民刑处理结果之间并不存在牵连关系，民事责任的承担和刑事责任的追究之间没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于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恶意透支行为，民事判决并不洗脱其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事实，亦不妨碍公安机关对信用卡诈骗行为的侦查，出于尊重银行诉权和司法效率及现实的考虑，如果能够绕开“先刑后民”或者“先民后刑”的探讨，直接建构一种能够及时沟通公安机关和法院的联络平台，将银行报案，且公安机关已经以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进行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法院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法院已经以信用卡纠纷案件立案的持卡人，公安机关亦暂缓刑事立案，双方相互之间根据对方的处理结果再做出相应的司法行为，不但能够解决沟通不畅问题，而且对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又没有违反，应该是一种较好的出路

2.应充分考虑我国持卡人的现状

信用卡在我国的日益普及使得持卡人越来越多，信用卡纠纷的涉案主体低龄化现象渐趋明显，该部分人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且消费意识更趋于超前消费，即使其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但是在自身经济状况产生波动，尤其是恶化的情况下，在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不还款且透支本金超过1万元的情况并不鲜见，如果对该种情况一律视为“涉刑”并予以立案侦查，基于中国的传统思想，对于持卡人及其社会评价影响较大，如果进一步被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以说对于持卡人的不利影响将持续其一生，其在服刑期满后的生活轨迹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现在“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起刑点较低，如果严格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将会使很多持卡人均要接受刑事侦查，明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刑法预防、教育功能的实现。

3.充分考虑现阶段信用卡纠纷案件持卡人到案审理情况

对于持卡人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未确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之前尽量不要急于启动刑事侦查程序，因为虽然刑法规定了严格的客观条件，但是银行在催收过程中能否严格做到，以及做的方式会不会激化社会矛盾，并进而借助合法刑事手段逼迫持卡人还款无法具体审查。而根据某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信用卡纠纷案件如果能够有效联系到当事人，无论金额高低，很多当事人都能够直接还款，并请求银行撤诉或者与银行达成调解协议，因此该类案件的到庭调撤率较高，说明直接启动刑事侦查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刑事犯罪的主观要件，同意还款的行为足以支持不能够认定持卡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虽然近几年到庭调解率成下降趋势，但是仍占据绝对比例。

（二）信用卡纠纷在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时的出路设计

“先刑后民”的司法惯例在我国确立后就饱受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从理论上和现实中进行论证，也有学者提出根据不同的案件来确定到底是适用“先刑后民”、“民刑并行”还是“先民后刑”，笔者限于学识无法得出定论，因此试图探讨一种能够绕开上述论题，且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并解决信用卡纠纷中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的出路。

1.建立公民涉信用卡纠纷信息查询系统

笔者认为，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公民征信系统为基础，对于信用卡欠款的公民是否在接受刑事侦查或者参与民事诉讼由公安机关或者法院将其录入征信系统，并对公安机关立案部门和法院的立案庭开放，使其在接受银行报案或者立案时能够直接通过查询系统获得持卡人的涉信用卡纠纷的实际状况，法院对于银行未进行刑事报案且公安机关未予刑事立案的信用卡纠纷视为民事纠纷，并进入民事审判程序;对于已经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且已刑事立案的持卡人暂不予民事立案，对于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确实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才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是应然的，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一律裁定驳回，移送公安机关。系统的设立即可以有效的防止重复判决，也可以预防“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成为滥刑的可能性，又不会对银行的诉权产生影响。

2.健全民事法官对于涉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甄别标准

民事法官在审理信用卡纠纷案件时，直接接触到当事人，对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有便利的判断条件，因此对于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客观要件的持卡人，民事法官须通过和持卡人谈话的方式来判断主观恶性，对于确实因经济困难，无法及时还款，但是又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持卡人继续民事审理，可以避免这一部分人极易接受刑事侦查的弊端;对于确实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持卡人遵守“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裁定驳回银行，移送公安机关，而不再沿用目前实然的做法跳过现行的法律规定一律按照民事审理，那样可能会放纵部分触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持卡人逃脱刑事处罚。

3.改变刑事判决的传统做法

前文已经述及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每一件“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面临二次诉讼成为必然，起因在于刑事判决对于银行的民事债权只处理本金部分，而对于利息和滞纳金等费用不予处理。刑事立法是以本金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因此刑事判决如此处理并无不当，但是如果能够修改刑事判决，定罪量刑仍以本金为准，只是在刑事判决民事追偿部分做一下简单技术处理，借鉴民事判决的处理方式，将利息、滞纳金等费用包括在内并非难事，这样做不但可以有效避免刑民二次诉讼，有效节约司法资源，而且比起修改法律来说又能够节约巨大的立法成本。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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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3．“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转贴于 4．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5．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

7．检察机关等部门的不当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8．“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二）对策与思考

1．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置、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取消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法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而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对于调解书效力的问题不能实行双重标准，应当将这一规定扩大适用于普通程序。有条件的法院还可以采用当场制作并送达的方式解决调解书的效力问题。

篇4

谈书记员在审判中的工作流程及职责

肖文

一、书记员的基本条件

人民法院书记员是指依法在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中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机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审判业务辅助人员。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这些规定，对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概念、工作职责及其法律地位作了高度概括。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法院的书记员是国家司法工作人员之一，是国家审判机关——人民法院中专门以担任审判庭记录工作为主要职责并协助法官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的工作人员。他像法院院长、庭长、审判员、法警等人员一样是法院人员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人民法院的书记员的任职条件是较为严格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书记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 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身体健康，年满18周岁；

（4） 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具备从事书记员工作的专业技能；

（5） 具有大学专科的文化程度。

第四条又做了禁止性规定：

（1）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2） 曾被开除公职的；

（3） 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做出结论的。

二、书记员的工作职责

根据《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书记员工作职责有以下五个方面：

（1） 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

（2） 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3） 担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4） 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5） 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及审判实践中的要求，书记员的工作职责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记录工作

记录工作就是对审判庭审理案件活动的全过程进行笔录。笔录是人民法院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刑事、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案件的过程中，以文字的形式记载的如实反映诉讼活动的法律文书。制作好笔录是书记员基本的工作职责。根据笔录的适用范围可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各类案件通用的笔录，如调查笔录、勘验笔录、法庭审理笔录、合议庭评议笔录、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笔录、宣判笔录；二是部分案件中使用的笔录，如适用于刑事自诉、民事、经济纠纷和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笔录，适用于刑事案件和各种执行案件的搜查笔录，适用于强制执行财产案件的执行笔录和查封、扣押财产笔录；三是仅适用于特定案件的笔录，如刑事案件的送达书副本笔录、死刑案件的验明正身笔录和执行死刑笔录。书记员应当系统地了解笔录的性质、作用、特点和要求，熟悉制作各种笔录的具体方法。

（二）诉讼中的工作

诉讼，是一个案件从收案、审理、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它完全依据程序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书记员在整个诉讼中的工作具体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收案的审查与登记工作。接到案件后，书记员应对案件的材料是否齐备、是否完整进行全面审查，经检查无误后进行收案登记，办理收案的各种手续。二是庭审的准备及庭审工作。一个案件经过收案审查之后，一旦确定审理，书记员就要依法做好开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它包括各类诉讼文书的填写和送达、张贴公告、布置法庭、宣布法庭注意事项、检查应到庭的人员是否到庭并向审判长报告；同时，在开庭审理中书记员要根据法官的部署及安排，细心做好各项工作，重点是将法庭审理的全部活动完整、如实地记录下来。在闭庭后，书记员还要协助法官将开庭中出现的情况和需要办理的事项一一处理好。三是裁判文书的送达及案件的移送工作。对已经依法审理作出裁判的案件，书记员应当及时地将裁判文书送达当事人；对于上诉、抗诉或者依法需要报请复核的案件，书记员要办好送交上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移送手续；同时，上级人民法院的书记员要依法办好审查、接受手续。四是执行工作。对于需要执行的案件，书记员要具体办理有关执行的各种法律手续并协助执行官做好执行工作。五是诉讼文书的立卷、装订与归档工作。立卷是 从诉讼活动一开始就应当进行的，随着诉讼活动的进行，各种诉讼材料都应随时整理。诉讼活动一结束，就应当将所有诉讼材料分别装订成册并及时归档。

（三）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

在实践当中，书记员应当办理的有关审判的其他工作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文书、材料的收发工作；2.司法统计工作；3.法律文书的打印、校对工作；4.接待工作；5.协助法官起草司法文书；6.在法官指导下调处轻微的刑事纠纷和简易的民事纠纷、调查案件事实工作；7.有关领导或法官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地位

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地位，是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十条及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也都具体明确了书记员的地位和任务。根据这些法律规定，人民法院的书记员具有“书记员”的法定职务，依法参与办案工作的全部过程，履行法定职责、完成法定任务，从而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作用。所以，作为法院内部的一种专业人员，书记员在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中是必不可少的。

从工作过程来看，书记员既具有依附性又有独立性。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书记员必须服从法官的指挥，在法官的指导下做好审判案件的记录、文字、卷宗整理、证据保管及司法统计等诸项工作，故书记员是法院的非核心人员。但是，在职责范围内，书记员并非具有绝对的依附性，而是独立地进行司法辅助工作，并可以对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执行法律等具体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可见，书记员工作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四、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作用

书记员在人民法院工作中的作用是由书记员的工作任务所决定的。书记员的工作是人民法院业务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审判工作的水平。

（一）书记员工作是审判各类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

每一起案件，在从立案到结案的整个诉讼活动中，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书记员去做，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如询问证人、评议案件等等，也都需要依靠书记员的协助，通过记录工作使其变为有形材料，并以此体现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书记员工作，也就没有审判活动。

（二）书记员工作是制作司法文书的基础和依据

司法文书是审判活动的集中反映，是审判活动的结论和文字凭证。其制作的基础和依据，就是审判法官与书记员在办案过程中形成的讯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等各种笔录。根据办案实际情况，认真做好笔录，就是必须由书记员完成的主要任务。如果笔录记录的内容不实或不准确，就会影响诉讼文书的质量。

（三）书记员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案件质量

一起案件，从受理到审结，书记员要独立或配合完成许多工作，其工作的好坏，对能否保证案件质量有直接影响。书记员制作完成的卷宗材料，往往是衡量一起案件质量如何的主要依据。通过审查各种记录和法律文书，就可以对这起案件的诉讼程序和实体处理作出相应的评价。如果一起案件在处理结果上没有错误，但卷内材料不全、记录不清或者出现错漏，使事实被误解，就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质量。所以说，书记员工作直接关系、反映着办案质量。

（四）书记员工作是决定案件能否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重要条件

经过书记员制作、整理、装订起来的各类审判卷宗，多是永久性的或需要长期保存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资料是国家的财富，不仅对国家制定法律、确定各项方针政策有重要的查考作用，而且对法院自身总结工作，尤其是再审、复查案件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卷内没有书记员记录或者记录不完整、字迹潦草，其他人看不清、看不懂，别人就无法了解案件，也就难以对案件的原处理结果作出正确与否的评判。可见做好书记员工作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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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确理解和运用管辖新规

一是明确了关于不动产纠纷的专属管辖问题。在《解释》颁布之前，实践中关于不动产纠纷专属管辖的适用存在较大争议。本次《解释》明确了民诉法“不动产纠纷”的定义，并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政策性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等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据此，商业银行今后因经营需要对外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应当注意该项专属管辖规定，不能一概约定由银行住所地法院管辖，而应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二是明确了经营者应注意规范运用协议管辖。《解释》第三十一条规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议，未采取合理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消费者主张管辖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规定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经营者使用管辖协议格式条款的提醒义务。商业银行制定相关格式合同时，应注意对相关管辖条款采取适当方式提示消费者注意（如加黑加粗，或用不同颜色标注等），在与消费者签订相关合同时，还应提示消费者注意管辖条款，或让消费者签字确认知晓，避免管辖约定被认定为无效。

2依法选择适当的诉讼主体

一是明确了未经清算即被注销企业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商业银行由于其经营业务范围的特点，常以借款合同债权人的身份向借款企业及担保人主张债权。然而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由于行政管理与现实生活脱节，或是借款企业出于逃避债务的动机，违反法律强行性规定，不经清算即将企业法人撤销、注销、吊销、解散或歇业的情况，导致商业银行因诉讼主体不适格而被法院驳回，或即使成功立案，但被告是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公司，从而导致相关实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解释》规定，企业法人解散的，依法清算并注销前，以该企业法人为当事人；未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以该企业法人的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为当事人。据此，对于已被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商业银行可以选择企业的股东、发起人或出资人为被告，依法主张债权。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已注销但未经清算的企业法人，《解释》规定的诉讼主体范围与我国《公司法》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公司债务承担主体范围并不完全吻合。《解释》明确的诉讼当事人可以为企业股东、发起人或者出资人，而《公司法》司法解释明确的公司债务承担者可以为股东、董事或者公司实际控制人。因此，债权银行在提讼时，应注意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向相关当事人主张权利。二是明确了保证合同纠纷的被告主体资格。商业银行在通过诉讼清收不良贷款时，会遇到借款人无偿债能力，但一般保证人具有偿债能力的情况。依照《担保法》的规定，一般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是指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仲裁，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然不能履行债务前，对债权人可以拒绝承担保证责任的抗辩权），商业银行可能会因为必须先行并执行借款人而丧失对保证人追债的最佳时机。《解释》打破了《担保法》第十七条先诉抗辩权的规定，明确了债权人在主张存在担保合同的债权时，债权人可以同时将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因此，商业银行在主张债权时，应根据案件实际情况，考虑将债务人和一般保证人列为共同被告，最大限度的保全财产，防止一般保证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

3关注证据审查和运用的有关规定

《解释》进一步强化了“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配基本原则。针对司法实践中，一些法院不当加重银行举证责任或滥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的案件，商业银行可以据此积极抗辩。在电子数据作为证据使用方面，《解释》还首次界定了电子数据的范围。依据规定，以后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电子签名、域名等形式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都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证据使用。对此，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商业银行对通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短信银行等离柜方式办理的业务，应注意保留相关电子证据，并适当延长证据保存期限，避免将来发生纠纷时陷入举证不能的尴尬境地。

4合理利用执前保全制度

实践中，商业银行的债务人如果对第三人享有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的，商业银行可以依据《合同法》有关规定，通过代位权诉讼向第三人主张权利，但对于债务人行使到期债权的，则存在债务人将所得财产转移而逃避债务的风险。本次《解释》对债务人到期债权的清偿问题做了进一步明确：商业银行的债务人财产不能满足保全请求，同时债务人对他人有到期债权时，商业银行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裁定该他人不得对本案债务人清偿；如果该他人要求偿付的，则由人民法院提存财物或价款。商业银行拟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保全时，应尽量查清债务人的到期债权，充分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通过申请法院裁定禁止第三人向债务人履行债务，防止债务人私自处置到期债权的财物或价款。同时，商业银行也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积极与法院和第三人沟通，对于第三人有偿付意愿的，请求法院将财物或价款提存。该项规定对商业银行的债权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例如，近年来银行国内保理业务出现较多风险，在不少案件中，购货方均以已经向售货方清偿债务为由逃避对银行的应付款责任。今后对于该类案件，商业银行可以在采取保全措施时一并申请法院对购货方禁止令，最大限度维护银行合法权益。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商业银行在取得法律生效文书后，进入执行程序前，债务人对商业银行未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资产进行转移的情况。《解释》新增了执前保全规定，明确进入执行程序前，债权人因对方当事人转移财产等紧急情况，可以向法院申请保全措施。该项规定完善了财产保全空档期债务人可能转移财产的制度缺陷，有利于商业银行胜诉判决得到有效执行。

5关注依法履行协助执行新增义务

商业银行作为一类特殊的市场经营主体，依法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开展查询、冻结、扣划存款等执行工作。随着民事、经济纠纷案件的相应增多，以及法院清理陈年积案的执行力度加大，商业银行的协助执行工作也日益频繁。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及时履行协助执行义务、免于因协助不当而受到处罚，是商业银行在协助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次《解释》对商业银行协助执行工作新增了以下规定：一是《解释》第一百九十二条新增了法院可以责令协助义务主体履行协助义务，并予以罚款的情形，其中对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的是第四款：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以需要内部请示、内部审批，有内部规定等为由拖延办理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民诉法有关规定，对银行予以罚款甚至拘留有关责任人员。二是《解释》第四百八十六条规定：“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对商业银行存款等各类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人民法院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该条明确了对银行存款，法院可以不先予冻结，而直接予以扣划。三是《解释》第四百八十七条规定将人民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期限由6个月修改为1年，且续冻的最长期限亦无原来的二分之一的限制，商业银行在协助冻结时应注意该期限的变化，及时修改相关信息系统参数。

6合理降低诉讼费用支出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案件在全部诉讼案件中占比较大，且绝大部分属于普通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法律关系比较简单，一般都能取得胜诉判决。但如果出现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预交的诉讼费用无法收回形成垫款，日积月累，从而造成不小的经营成本。《解释》增加了关于胜诉方诉讼费用的规定：判决生效后，胜诉方预交但不应当负担的诉讼费用，人民法院应当退还，由败诉方向法院交纳。上述规定将极大地改善商业银行诉讼费垫款的状况，减轻商业银行诉讼后因债务人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诉讼费形成长期垫款的担忧。此外，《解释》第二百零四条还明确了实现担保物权的案件，法院裁定拍卖、变卖担保财产的，申请费用由债务人、担保人负担，这项规定为商业银行运用实现担保物权清收贷款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7正确认识小额诉讼程序的利弊

依照修订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且标的金额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民事案件，施行小额诉讼程序，一审终审。此次《解释》进一步明确，买卖合同、借款合同、租赁合同、供水电气热力合同、银行卡纠纷、仅给付金钱的劳动争议、物业和电信服务合同纠纷等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商业银行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既有可能因为正常业务发生小额诉讼（如银行卡纠纷），也可能由于因维持自身机构正常经营发生其他类型的小额诉讼（如房屋租赁、办公用品购买、物业费和电信服务费等），今后商业银行可根据实际，按照最有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原则，灵活掌握是否运用小额诉讼解决有关争议。小额诉讼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降低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减少双方当事人的诉累；但另一方面也由于小额诉讼一审终审，没有二审纠错的制度安排，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且判决结果对商业银行有利的案件，可以选择小额诉讼程序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但在一些重要敏感类型的被诉纠纷中（如银行卡纠纷），如果法院适用小额诉讼，商业银行需要审慎稳妥对待，周密制定应诉方案，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进行调解或和解，有效化解被诉风险。

8高度重视实现担保物权的规定

商业银行依法清收不良贷款过程中，通常要经过诉讼、保全、执行等一系列环节，清收时间往往都在一年以上甚至更长。由于实现担保物权制度可以快速实现抵押物变现处置，降低清收成本，提高清收效率，2012年修订《民事诉讼法》设定实现担保物权这一特别程序以来，各商业银行对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施行都给予高度关注。但是，由于实现担保物权程序系新规定，司法实践中无先例可循，且《民事诉讼法》仅用两个条文对该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导致该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很多困惑和问题。《解释》细化了实现担保物权案件的操作流程，对申请主体、管辖法院、法院审查内容以及处理方式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随着《解释》的正式实施，实现担保物权这一新规有望逐步真正落地。此次《解释》中针对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以下地方需要银行注意：一是同一财产上设立多个担保物权的，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将不分登记的先后顺序，如果商业银行属于后顺位担保物权人的，也将享有平等申请实现担保物权的权利，使得后顺位担保物权人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享有了更多的主动权。二是申请实现担保物权提交资料中必须有担保财产现状的说明，要求商业银行在提出申请之前，须对担保财产的状况进行查实。三是商业银行在申请实现担保物权后，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向法院提出担保财产的保全申请，既能防止执行前的空档期债务人转移财产也可为后续执行争取主动。

9关注再审程序的有关新规定

《解释》用大量篇幅对再审程序进行了更详细、更具操作性的规定。其中《解释》对几种特殊情况下申请再审的处理值得商业银行重点关注：一是对于依据生效判决、调解书确认的债权，在其转让后受让人对原判决、调解书申请再审的，法院将不予受理。该规定有利于减少商业银行资产转让后被诉案件的诉讼风险，特别是对于特殊时期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剥离中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亮明了审判取向。二是《解释》对多次再审以及撤回再审后又申请再审的，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例如，对再审判决、裁定又提出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准许撤回再审申请或者按撤回再审申请处理后，再审申请人再次申请再审的，不予受理等待。这样有利于树立再审终局裁决的权威性，节约司法资源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商业银行主动申请再审的案件，应注意上述规定，避免丧失再审的诉权；对当事人以商业银行为被告无理缠诉的，商业银行应主动向法院提出相关异议，减少再审风险。

10灵活把握以物抵债加快执行进程

实践中，“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商业银行依法清收的重大障碍，其中因拍卖公告、竞买人资格受限、多次流拍等系列问题导致执行时间过长的问题较为突出。《解释》明确了被执行人的财产可以不经拍卖、变卖，只需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在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法院可以直接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商业银行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债务人意愿及执行财产情况，灵活运用这一规定，加快清收进程。

11积极申请在他案中参与分配

《解释》首次确立了享有优先权和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可直接申请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有利于更公平地保护未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的利益，提高执行效率。实践中，商业银行依法清收过程中经常遇到拟对担保物采取保全措施时，担保财产已被他案债权人查封的情况。依据《解释》关于参与分配的新规定，商业银行可以免于诉讼或仲裁程序，而直接在他案的执行程序中申请参与分配，这将很大程度上加速清收进程。商业银行应注意密切关注他案法院的执行进程，在他案执行程序开始以后及时申请参与分配，同时确保设立的担保物权合法有效。

12关注执行中的破产转化程序

《解释》在执行章节的有关规定赋予了法院在一定条件下将执行程序向破产程序转化的权力。商业银行作为申请执行人的主体时，案件一旦从执行程序转化为破产程序，则可能受到以下方面的影响：一是破产法院与执行法院可能分属不同法院，案件的移交、法院的审查等衔接程序又要经历一段时间，原执行程序的节奏被打破。二是如果商业银行在执行程序中是首轮查封人，则首轮查封法院在程序法上的优先处分权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商业银行需加入到破产清算的债权人行列，受清算组统一管理，与其他债权人共同参与受偿分配。三是在破产程序中，破产财产需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公益债务，以及具有法定的特殊优先权债务（如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破产企业所欠税款等）以后，才开始清偿其他债权。如果商业银行担保物的价值不能覆盖银行债权总额的，差额部分只能作为一般债权，并与其他的一般债权共同按比例参与分配，从而损害银行权益。针对上述破产程序转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债权银行要注意加强与执行法院的沟通协调，把握执行工作进程，同时合理评估通过破产程序和清算程序可能获得清偿的数额，一旦出现可能转入破产程序的倾向时，可加强与债务人及其他债权人的沟通协调，并考虑通过采取债务人股东自行提起公司解散之诉的方式回避风险。

13充分利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

篇6

会议总结了去年的工作，这次全市司法行政暨社区矫正领导小组工作会议开的很好。惩处了先进，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安排安排了今年的工作任务，对全面推进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再上新台阶，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紧紧围绕全市工作大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服务经济建设、创建平安、监管改造、普法依法治理、基层基础建设、党风政行风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效果，得到上级司法行政部门以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评价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市的司法行政工作被司法部确定为联系点，春节前司法部部长吴爱英来我市检查工作，对我市司法行政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对你过去一年来所做的工作，市委、市政府是满意的此，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受到惩处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在司法行政战线上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广大司法行政干警表示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过去的一年,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兆廷同志代表市司法局党委作了一个很好的演讲，刚才。对去年工作总结得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对今年工作安排重点突出，任务明确，措施具体，完全赞同。希望两级司法行政机关结合工作实际，依照兆廷同志的安排，把今年的各项工作落实好。

就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司法行政工作，下面。强调三点意见：

一、努力为全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优质服务，发挥优势。

各级党委、政府的中心任务。今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发展是硬道理。也是加快发展振兴的关键一年，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任务十分艰巨。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一个十分重要职能部门，促进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职责，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需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确定工作大局，整合司法行政资源，找准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强化措施，加大工作力度，全力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服务。

（一）要强化法律服务。注重投资拉动，扩张经济总量，今年我市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全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要切实增强主动意识和责任意识，紧紧围绕实现全市经济发展目标，主动跟进服务，进军经济发展主战场。一是要服务项目建设。大力深化专项法律服务活动，组织律师、公证员、鉴定人等专业服务团队，为重点领域、重点工程和重点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取得实实在服务效果。二是要服务企业。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许多经济纠纷，加之一些企业的法人代表法律意识淡薄、不知法、不懂法，被欺诈的情况时有发生，个别企业会因此倒闭。司法服务就是要找准这样的点适时切入，一方面在为企业服务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另一面也会在服务企业的过程中树立司法队伍良好形象。三是要服务新农村建设。组织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积极为我市“一个工程、三区建设、六个基地”和百镇、千村示范工程提供法律服务，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四是要服务民生。民生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更是法律服务工作重要内容。要继续深化“走进基层，服务民生”主题实践活动，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采取各种有效方式，送法律进社区、进村屯、进工地，切实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积极做好法律服务。

（二）要强化法律宣传。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需有良好的法治秩序做保证。司法行政部门承担着普法依法治理的重要职能，建立法制经济上具有其他部门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要抓好普法，加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法律法规的宣传工作。要紧密结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扩大经济总量、调整优化结构、新农村建设、保证改善民生等重点工作，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深化“法律六进”活动，增强市场经济主体法治意识，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要抓好依法治理，进一步深化法治创建活动。要把法治创建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法治秩序形成的重要手段，积极探索“三级联治联创”模式，大力推进“模范法治乡镇（街）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依法办事示范单位”诚信守法企业”等创建活动，进一步规范市场经济主体法治行为，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为营造经济发展法治环境服务。

（三）要强化法律保障。要切实抓好监所的平安稳定。监狱劳教工作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坚持监所安全稳定的临时性、艰巨性、复杂性，居安思危，警钟长鸣。这方面，一点也不能松懈，不能有丝毫马虎。有的地方监狱跑了人，动用大批警力、民力去搜捕，不但使人民群众没有了平安感，而且会对事涉地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影响，同时也会对事涉地的声誉发生不良影响，最终影响的经济发展。所以，确保监所安全稳定，不出现问题，也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另一方面，要切实发挥好维护社会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司法行政系统有普及城乡纵横交错的人民调解组织，拥有一大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法律志愿者，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上，具有很强的组织和人员优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切实加强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排工作，筑牢维护稳定第一道防线。要继续组织好“大调研、大排查、大调解、大整治”维稳专项行动，及时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切实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营造平安的社会环境。

二、全面提升司法行政工作水平，创新求实。

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期，当前。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的第一责任，也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首要任务。围绕同志提出的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任务，司法行政部门要找准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积极推进解决影响社会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努力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有所作为。

（一）加大人民调解工作力度。市由改革进程中利益分配和民生诉求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需从源头上、治本上加大措施。人民调解是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创建平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第一道防线，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中具有基础作用。一是要加强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建设。特别是要注重加强重点部位、矛盾易发区域的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尽快形成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要求的多层次、宽领域、全覆盖的人民调解网络。二是要进一步强化人民调解功能。要逐步建立起解决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努力把矛盾纠纷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简单民间纠纷转化为刑事案件或引发。三是要开展人民调解攻坚。积极整合律师、公证、鉴定和基层司法所等司法行政内部资源，调动方方面面力量，全面抓好易发多发矛盾纠纷的重点区域、重点领域、重点人群的排查化解攻坚活动，集中围绕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进行全方位、地毯式排查，努力化解老矛盾，有效预防新矛盾，打一场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攻坚战。

（二）加大社区矫正工作力度。近年来凸显出实效性。通过将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暂予监外执行、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五种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其顺利回归社会，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实践标明，对特定的执行对象来说，临时以来沿用的剥夺人身自由和局部限制人身自由的改造方式，已显示出局限性。特别是对于一些罪行较轻的罪犯，相对封闭的监狱生活不只容易交叉感染恶习，而且影响其适应社会的生存能力。对在社会上改造的罪犯，由于改造工作缺乏规范性，效果也不够理想。贯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宗旨是执法为民。犯罪分子虽然冒犯了刑律，但通过教育改造使其重新回归社会，仍然可以成为积极力量。特别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历史时期，认真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毫不手软地严厉打击少数严重犯罪分子，用好“严”一手；又要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意不大的罪犯加强教育挽救，运用好“宽”一手。对于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社区矫正经过在全国6年多的试点探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可以降低刑罚执行的本钱。据统计，社区矫正的人均改造利息不到监禁刑成本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可以有效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的机率。省开展此项试点工作以来，全省试点街道（乡镇）共接收管理社区服刑人员5677人，其中，重新犯罪2人、受治安处罚2人，仅占社区服刑人员总数的0.07%超越99%乡镇实现零重新违法犯罪；再次是可以有效降低对罪犯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实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在家居住，不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使其避免了因入狱而导致的家庭破裂、子女失学失教、老人无人赡养等社会问题，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市开展社区矫正工作以来，已取得明显效果，国家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将我市作为她联系点，这对我市司法工作来说，既是巨大的荣誉，也是对我市司法工作的鞭笞和鼓舞。必需认真总结经验，采取有效措施，继续全力推进全市社区矫正工作向纵深开展。

确保其依法规范运行及科学发展的关键。社区矫正法制化要求作为刑罚执行活动，一是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科学发展。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必需严格依照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运行，维护刑罚执行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对“两院两部”意见》中明确适用社区矫正的五种罪犯，工作中必需严格依照规定，不得随意扩大或者缩小社区矫正的范围。社区矫正规范化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会同有关部门，紧紧围绕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提高教育改造质量这一目标，接收、管理、考核、奖惩、解除矫正等环节制定规范的操作流程，使社区矫正工作各个环节有序衔接、规范运行。包括文书格式、档案管理等，都要统一规范，做到见人见档，人档齐全。社区矫正制度化要求在推进试点工作中，要进一步摸索经验，加强建章建制，及时将有效做法和鲜活经验上升为制度性规定，形成指导这项工作有效开展的制度体系。

要以思想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为重点，二是要运用教育、监督、帮扶三项手段实施矫正。教育矫正上。明确教育载体，丰富教育形式，活化教育方法，确保教育工作经常化、继续化。教育内容、时间安排上要做到科学设计，保证效果。要组织有劳动能力的社区服刑人员参与公益劳动，运用心理咨询和治疗等方法加强心理矫正，增强其认罪悔罪意识，提高其社会责任感，促其顺利回归和融入社会。监督管理上，要以管得住、不失控为目标，严格依法执行各项管控措施。各级公安、司法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要密切配合，严细落实管控措施。司法部门要牵头研究提出对社区服刑人员实行分类型、分阶段、分级别管控意见。针对不同人员犯罪类型和现实表现，确定严管、普管和宽管等管理级别，落实重点人、重点阶段、重点时期的跟踪管控措施。公安部门要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实有人口管理和社区警务工作之中，定期入户走访，达到公安部提出的五知”要求，即知体貌特征、知主要问题、知活动轨迹、知交往人员、知经济状况。检察机关要依法履行社区矫正法律监督职责，落实好与法律文书见面、与责任民警见面、与社区矫正组织负责人见面、与社区服刑人员见面的四见面”制度，加强对教育管理执行情况的监督。法院要严格准确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运用非监禁刑的管制、缓刑制度、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宣判、宣告后及时将裁判文书抄送社区矫正组织，配合社区矫正机构进行教育转化。同时，法院也要严格掌握判处缓刑、管制、暂予监外执行的法律规范和适用条件，坚持罪行相适应的原则，采取多种手段，为矫正对象投入社区改造及至回归社会发明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帮困扶助上，要从保证社区服刑人员基本生活需要动身，构建社区服刑人员的生存支持系统。司法机关要积极协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民政等有关部门，将符合最低生活保证条件的社区服刑人员纳入最低生活保证范围，为符合条件的农村籍社区服刑人员落实责任田，保证其生活来源。要依托各种劳动技能培训场所，将社区服刑人员纳入培训范围，协助其掌握一技之长，提高就业谋生能力。同时要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对社区服刑人员在就业、生活等方面遇到实际问题和困难，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切实解决他后顾之忧，防止重新犯罪。

建立专兼职结合的矫正工作者队伍是重要保证。从试点和实际情况看，三是要搞好社区矫正的专兼职队伍建设。做好社区矫正工作。要构建以国家专门机关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辅助的专群结合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首先是要建立以司法工作人员为主体的刑罚执行队伍。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力量，最直接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根据工作需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提出人员需求计划，空虚基层司法所力量，保证社区矫正工作有专门人员负责。各级司法机关要加强对社区矫正专职人员的培训，使他掌握好政策法律和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其次是建立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的专业化帮教队伍。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帮教，除了政法机关在监督管理中实施的帮教外，利用专业化的社会力量进行帮教，具有更好的效果。各地要立足于街道社区和乡镇村屯，把辖区内教育学、医学、法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以及城乡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大学生“村官”等组织发动起来，建立起一支专业化的社会力量帮教队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发挥各自的特长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活动。再次是要建立以社会帮教志愿者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伍。各地要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要，广泛吸收大学毕业生、社会志愿者特别是治安志愿者，离退休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五老”人员以及社会热心人士，建立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把志愿者编入社区服刑人员帮教小组，定期组织开展帮教活动，力争结成对子，形成立体帮教网络。

健全相关组织机构，明确专职人员负责，切实发挥好牵头、组织、协调的作用。基层司法所要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健全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努力做好社区矫正工作。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要认真按照“两院两部”和我省的工作《意见》履行好各自职能，社区矫正工作中既要分工负责、各司其职，又要相互配合、紧密衔接。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部门要在就业保证服务方面，编制部门要在矫正组织建设和队伍建设方面，财政部门要在经费保证方面，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在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帮困解难等方面，提供相应的帮教服务和工作保障。只要我坚持党对社区矫正工作的领导，坚持非监禁刑罚执行的性质，坚持社会各方分工负责、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坚持用人性化的教育和法律监督改造这几项原则，就不会出现对矫正人员的失控和漏管问题,四是要形成各相关部门及社会各方面力量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各级司法机关要充分履行职能。完全可以收到预期效果。今天，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的主管领导都参加了会议，会后要依照这次会议的安排，认真履职尽责，找准工作定位，确保全市社区矫正工作顺利进行，不出问题。年底牵头单位要对各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评价。

（三）加大队伍建设力度。既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望，也是司法行政机关和法律服务机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肯定要求。一是要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继续开展“创学习型系统，做学习型干部”活动，进一步加强和谐领导班子建设和基层党的建设。要开展好各项专题教育活动，特别是要扎实深入开展深化人民性教育主题实践活动，努力增强司法行政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二是要严格规范执法执业行为。加强执法执业机构的组织、机构、制度建设，大力推进机关政务、狱（所）务、法律服务机构服务公开，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推进阳光执法，阳光服务，增强执法执业的社会公信力。三是要培树先进典型。发现、培养、树立一批像吉林奇谋律师事务所主任贾中化那样，能够代表司法行政队伍水平的典型群体，引导和激励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学先进、赶先进、当先进，推进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

三、切实加大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力度，高度重视。

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司法行政机关肩负着普法和依法治理、基层人民调解、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社区矫正等一系列重要职能。激发司法行政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明性，努力把全市司法行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一）要加强领导。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司法行政工作的组织领导。很难适应目前繁重工作任务的需要。会后，各县（市）区参会人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这次会议的精神，要结合当地实际，认真研究加强和改进司法行政工作的政策措施，想方设法解决当前司法行政工作遇到实际困难和问题，保证机构、编制、人员、经费“四到位”

（二）要提升形象。目前。进一步加强对外宣传力度，树立和宣传司法行政机关的新形象，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司法行政工作的方针政策，营造有利于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的舆论氛围。

（三）要敢于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任何一项工作，没有创新，就没有活力；没有创新，就没有大的发展。全市司法战线的干部职工都要更新观念，研究创新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形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良好风气，不时提高为和谐建设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篇7

【关键词】企业档案；利用；价值

企业档案是生产、经营、管理等各项活动的真实记录。随着企业发展的持续推进和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其进行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可以发挥自身独特的优势和功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和支持，这是实现档案工作目的的重要环节，也是企业档案部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1、目前企业档案利用工作存在的问题

在企业工作实践中，经常会出现档案利用滞后于企业发展的现象，或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或是“病急乱投医”。其根源除了档案管理意识薄弱外，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1.1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

有的企业，特别是分子公司，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或有章不循，缺乏责任追究；或无章可循，任其自生自灭。有些部门有“自留自方便”的想法，不愿意更不习惯将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资源移送到专业部门进行归档，个人封档较为普遍，档案归集不全面、不及时，导致他人甚至自已在下次利用时，无法查阅原始资料，不得不重新浪费时间、精力去收集原始数据，甚至因档案资料的唯一性而影响工作。有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没有把企业档案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甚至个别领导为了节省资金，认为没有必要把人力和财力放在档案工作上，有的甚至没有设立档案室，更没有明确的专职档案人员。职责不清，制度缺失，常常造成人在档无、人走档失，档案利用存在着“先天缺陷”。工作实践中，曾遇到过旧楼改造时无处寻觅到楼房设计图纸、解决个人问题时无从查找到原始资料等情况，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1.2档案归集工作不规范

档案整理是为利用服务，如果档案归依不规范、不科学，势必会使利用工作大打折扣。问题主要表现为：有的档案人员对立卷归档知识一知半解，对档案的全宗号、目录号、类别号、案卷号、保管期限混淆不清。有的没有目录号，一卷多册；有的案卷标题不规范，张冠李戴，不能反映主题内容；有的卷内缺少目录或涵盖不清，使其实际存在，但卷内档案无法检索利用；案卷内文件未标页码，无法知道卷内文件是否完整；有的是组卷混乱，标准不一，有的按时间，有的按职能，有的按文种；有的只注重文书档案的收集，而忽视声像、实物档案的归集。由于档案归集不科学、不规范，导致用时用不上，影响企业工作的开展。

1.3档案信息开发不配套

企业档案信息指的是源于档案能反映已经发生的各种事物运动状态、方式及其规律的征象或知识，包括档案载体信息、档案信息内容以及档案目录、索引、指南等档案再生信息。对档案信息进行开发可以广泛、迅速、准确地将档案信息传递给利用者，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信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目前好多企业的档案工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仍然处在“重藏轻用”的被动、单一、封闭状态，坐等利用者上门，主动介入的服务意识较差。加之对档案的研究性整理不足，缺乏编纂加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过程，信息价值没有得到升值，从而在资政、育人、存史等方面的作用发挥不够，无法满足企业发展。

1.4档案利用方法不便捷

目前大多数企业档案利用仍然沿袭传统的“阵地式”查阅方式，档案室通过开设档案阅览窗口供档案利用者查阅需要的档案。此外有时也采用出借档案、制作档案证明等形式。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机关办公自动化的推广，人们越来越青睐通过电子网络来搜索和获取信息，被动的、手工式的档案提供利用方式必然逐步被主动的、现代化的档案服务方式所代替。而现在许多企业运用电脑管理档案还刚刚起步，其电子文档大多为近年所生成，大多数档案室没有建立查寻网站。如何适应这种趋势，使更多的档案利用者通过网络平台利用档案是档案工作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2、强化企业档案利用工作的重要意义

档案利用，是一个满足需求者的行为过程，同时也是使档案利用价值不断升值的过程。企业档案是关于生产经营、改革改制、管理创新、党建工作、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所有活动的记录，提高档案查全率、查准率，降低档案查询拒绝率，对企业资政、育人、存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1做好档案利用工作是推动企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首先，做好档案利用工作有利于企业战略决策。无论是“商界巨子”还是“街头小店”，每个企业的发展总会打上“薪火相传”的烙印。特别是面对大变革、大调整、大转型的复杂局面，企业战略决策不但要直面各类现存生产要素的变化，而且要充分考虑历史积淀可能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作为企业档案信息，它生成于各个发展阶段各类活动，记录着企业创建、成长、发展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古人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研究和利用企业档案，有利于把准企业发展的脉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当前形势和未来趋势作出科学的研判，从而制定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发展战略，引领企业永续发展。其次，做好档案利用工作有利于企业正常运行。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认为，企业的正常运行除了人流、物流、资金流之外，信息流已越发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某传统海水制盐企业从外部引进地下卤水通过盐田利用风能、太阳能进行日晒制盐，档案部门及时提供了海水制盐时盐田卤水渗透率、气象等历史资料，为制定新的生产工艺流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因此，企业档案信息是全部信息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的重要基础。第三，做好档案利用工作有利于企业著录资产。企业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控制的可以用货币计量，能为企业获得效益的经济资源，包括有形的实物资产和无形的知识、权利等资产。资产信息是企业档案重要组成部分，是资产评估的重要依据。评估企业实物资产，既要以现存房屋、土地、设备作依据，也要梳理记载这些实物资产的企业档案，如此才可以盘清企业实物资产状况；评估企业无形资产，则只能通过查阅企业档案相关信息记录才能得以确认。因此，做好企业档案信息的利用工作对于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篇8

[关键词]室外附属工程；锚杆静压桩；地基加固

1、前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工程质量要求也日益提高。在高层建筑施工中，普遍采用桩基对基础进行加固，以保证建筑物出现较大的整体沉降和沉降不均匀的情况，确保工程质量。但是，在对其室外附属工程设计时往往忽视了基础的加固处理，特别是处于软弱土地基地区的工程项目，一般在建筑物的散水、台阶等都是采用土方回填压实后直接施工。往往在交付建设单位使用后不久，有时甚至有些工程还没有竣工前就产生很多问题，主要原因都是因附属工程的直接做在回填土上造成的，由于土体的固结沉降随着时间延续继续增加，从而引起的质量问题，造成后期大量的维修费用。但一般的维修处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影响了建设单位的正常使用，甚至双方会为此产生费用索赔的经济纠纷。可见，在软弱土地区施工单体的室外工程前对其天然地基或回填土堆体进行加固处理是十分必要的，而采用锚杆静压桩地基加固施工工艺是比较好的选择，一是造价较低，二是效果明显。

2、工程简介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办公大楼工程位于湖州市仁皇山新区，总建筑面积为23734平方米，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地上12层，地下1层。桩基设计主要采用φ600高强预应力管桩，桩长40米左右。工程所处场地的地基土质软弱，地下水位高。浅表土层分布主要为杂填土、粉质粘土和粉土，且粉质粘土为软塑状，具有流变性和触变性。该工程有多个室外入口平台，最大的台阶有200多平方米面积，室外汽车坡道及无障碍坡道也有100余平方米。结合工程地质情况，我们施工单位提出了合理化建议，设计也依据工程特点，对室外工程地基采用锚杆静压桩的加固补偿地基承载力的方法。具体加固方法如下：

①对地下车库室外坡道地基基础加固采用型号为Mzb30×30的锚杆桩进行补强，最终压桩力不小于200KN，桩长12米，共4根。施工时必须以压桩承载力为主，采用电焊接桩。

②对入口平台、坡道地基基础加固采用型号为Mzb20×20的锚杆桩进行补强，最终压桩力不小于135KN，桩长12米，共37根。施工时必须以压桩承载力为主，采用硫磺胶泥接桩。

③以上锚杆桩制作参见浙江省《锚杆静压桩》图集2004浙G28。

3、施工准备工作

①根据地基加固方案的设计要求，先将所要加固处理的区域按设计要求的压实系数分层进行塘渣回填到相应的标高，浇捣砼垫层。

②在垫层上弹线，留置桩位预留孔位置，弹出现浇桩承台平板边线(平板厚度为300mm)。然后对基础进行扎筋、支模及砼浇捣，在砼龄期内做好养护及压桩前现场准备工作。

③拆除承台模板及桩位孔模板，并清理干净。将原先预定的锚杆桩段由预制构件厂运至场内就位。

④配置两套静压设备、两套反力架、足够的配重及反力架预埋螺杆，配备相应的操作技术工人和现场管理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

4、锚杆静压桩施工的工艺原理和操作要点：

锚杆静压桩作为一种沉桩工艺，利用原基础底板或桩基承台及上部结构传递来的重量作为压桩反力。通过预埋的螺杆、反力架、千斤顶等压桩设备，将桩段从压桩孔处压入地基土中，然后将桩与基础连接在一起。从而提高加桩区域的承载力，达到阻止或减少沉降的目的。

(1)压桩工艺流程为：施工准备―桩架安装―第一节桩就位―校正桩身垂直度―压桩――记录压桩深度，记录压力表读数―接桩―压桩―达到设计要求―送桩―压桩结束―封桩。

(2)操作要点：

①压桩时反力架要保持垂直，并与锚杆锚紧。在压桩施工过程中，应随时拧紧松动的螺帽。②桩段就位必须保持垂直，使千斤顶与桩段轴线保持在同一垂直线上，不得压偏。当压桩力较大时，桩顶应垫4mm厚的钢板再进行压桩，防止桩顶压碎。控制好桩的施工段垂直偏差度。

③压桩施工不得中途停顿，应一次到位。如必须中途停顿时，桩尖应停留在软土层中，且停歇时间不超过24小时。

④压桩施工时应以设计最终承载力(压桩力)为主，桩入土深度(设计桩长)为辅加以控制。200×200桩(300×300桩)设计最终承载力不小于135KN(200KN)，由油压泵压力表控制。

⑤采用硫磺胶泥接桩时，上节桩就位后应将插筋插入插筋孔，检合无误，间隙均匀后，上节桩吊起10cm，装上胶泥箍方可浇筑硫磺胶泥。熬制硫磺胶泥的温度应严格控制在140℃～145℃，浇筑时温度不得低于140℃。待接桩中的硫磺胶泥固化后，才能继续施工。

⑥采用焊接接桩前，应清除桩身铁件表面铁锈。接桩采用叫∠56x4角铁，长340MM，接桩时上下桩应对直，桩端之间用铁片垫实。焊接长度、质量应满足规范要求。

⑦桩顶压到设计标高或达到设计承载力值时，对于外露基础承台面的桩头经设计单位同意后需进行切除。截桩时应有确保桩身质量的措施，严禁在悬臂情况下乱砍桩头。

⑧桩与基础的连接(封桩)是较关键的环节，必须认真进行。在封桩前，必须清除压桩孔内的杂物、积水及孔壁和桩面的浮浆，以增加砼粘结力。用掺有微膨胀早强外加剂(冬期施工时，可加入抗冻外加剂)的C30砼进行封桩，砼应捣实。

5、质量要求和技术措施

①预制桩段采用工厂化生产，桩段规格、尺寸、配筋、砼标号需符合设计要求。桩段制作时需做试块，检验其强度。

②基础承台面要求平整，压桩孔保持端正，位置与设计相符。

③压桩时两台机器应注意不能靠得太近，相距不应小于3米。

④接桩用硫磺胶泥必须按重量配合比配制。桩段接头侧面应平整光滑，上下桩面应充分黏结。

⑤桩基属于隐蔽工程，应对每根桩静压过程进行观测。及时做好压桩记录，千斤顶的每一行程结束时都应记下油压表读数，作为验收签证依据。

⑥封桩前，压桩孔内必须干净、无水。并检查桩帽梁、交叉钢筋及焊接质量。微膨胀早强混凝土必须按级配进行拌制，砼浇捣前桩孔内表面需满刷砼粘结剂。

⑦压桩施工完毕后，检查桩位偏差是否符合规范，检验桩承载力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6、安全措施

①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文明施工，上岗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

②操作人员严格遵守岗位责任制，熟悉本工种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③各类机械设备使用前，先对安全性能进行检查，电器设备装设漏电保护装置。

④施工现场每套设备应有专人指挥，作业时桩架正前方不得站人。

⑤合理安排工序，控制好施工进度，施工过程做好沉降、倾斜的观测。

⑥硫磺胶泥的堆放应远离有火种的场所，熬制硫磺胶泥应在通风的场所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