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职业教育；理论；现代生产；现代教育；“教劳结合”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最初的社会形态”，人类的劳动分工是十分粗浅的、笼统的，教育基本上是与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到了近代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为典型的“第二大(社会)形态”阶段，机器大工业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人类劳动的体力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分裂、对立达到了顶点，人被视为完全不需要具备任何专门技艺的工具，人手的灵巧被机器的精确所代替，他只需被动地伺候机器的运转，在资本眼里，人仅仅是大机器工业中的一个活部件。马克思说道：“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再次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生死攸关的问题。

一

自欧洲第二次产业革命以来，学校教育又开始被要求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联系在一起，与改良生产工具、提高生产效率联系在一起，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谋生、糊口联系在一起。产业革命的发展，要求学校教育突破古代学校教育对原始社会广义职业教育的异化，创造一种新形式的教育——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成为近代学校教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职业教育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既是现代生产的客观规律，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首先，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为基础。欧洲产业革命以后，社会生产以机器生产形式代替了手工业的生产形式，社会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它使单个人的生产经验和技能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而使人类世代所积累的生产经验，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经验，即间接经验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进行生产劳动，劳动者再也不能仅仅凭借个人直接在生产中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而主要依靠间接经验。因此，通过专门的学校教育和训练，授以劳动者各种间接经验，就成了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活动不可缺少的手段。现代国家和有为政府就必须重视与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密切相关的职业教育。

其次，近代大机器生产和学校职业教育是同社会分工细化、专门技能技巧深化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后，现代生产体系和技术分工基本形成，并在社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现代生产中的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革命，于是就对劳动者的操作技能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劳动者应该掌握一定的科学基础知识，具有符合社会规范的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熟悉机器的结构、原理和操作技术。这同时也就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同现代生产活动相结合，传授生产中需要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培养适应现代工业生产性质的操作型、技能型的实用人才。这就说明，现代职业教育是现代社会分工和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大工业生产生死攸关的问题。

职业教育打破了古代社会以来学校教育仅服务于统治阶级治国治民需要的局限，使教育重新回归于本初状态，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为人类的生存繁衍服务。同时它也冲破了正规学校和全日制学校的时间和空间，直接为社会生产服务。就当时的职业教育具体形式来说，主要有两种：一是18世纪末出现的技术工人讲习所(mechanicsinstitutes)，如1799年，在格拉斯哥大学生产科学仪器的工厂中开设的科学和数学夜校讲习班，对象是技术工人；二是政府强力推进建立的各种职业技术学校，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议会批准开办的公共工程中心学校(1794)、综合技术学校(1795，即后来著名的巴黎理工学校)、德国虔信派牧师开设的“实科学校”(1708、1747)等。但马克思并不推崇这两种形式的职业教育，而是从工厂教育的实践中发现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历史上最早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人是托马斯·莫尔，他在《乌托邦》一书中阐述了教育与农业、手工业劳动结合的思想。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约翰·贝勒斯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中提出建立“劳动学校”的想法，首次明确提出教育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主张。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劳动是儿童教育和发展最重要的条件，适当的体力劳动能够促进人的智慧和道德发展。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主张并进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

二

在19世纪初的英国，工厂生产中使用童工是普遍现象，童工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其体力、智力及道德备受摧残。1800年1月，29岁的欧文从岳父大卫·戴尔手里接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一职，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学说的影响，他在自己的工厂中实施了“通过改变环境来塑造人的性格，从而达到社会改良的目的”的改革计划。他将每天劳动时问缩短为10小时半，在历史上第一次为工人子女开办公共学前教育机构，为6～10岁的儿童开办初等学校，为11～17岁的童工开办夜校，教授适合儿童年龄并且对未来生活有用的知识。1816年1月，欧文将他的工厂教育机构命名为“性格陶冶馆”。

由于欧文的示范作用，加上其他社会有识之士的支持，最重要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下，英国议会先后三次通过工厂法，规定若干保护童工的措施，并附有童工教育条款。例如，《1802年工厂法》规定，工厂主应对童工进行读、写、算的教育；《1833年工厂法》规定，纺织厂14岁以下童工每天必须接受2小时的义务教育；《1844年工厂法》规定，8～13岁童工每周须在学校学习6个半天或3天，否则不得受雇。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劳动力再生产问题，他发现工厂教育制度中实践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不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是改造旧教育、促使人全面协调发展的唯一途径。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马克思认为，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人的个性、才能和世界观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

二是马克思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揭示了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劳动同教育的早期结合，必然发展为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劳动的结合。

三是马克思把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生产的物质基础上。他们通过对现代工业生产的考察和研究，指出了现代工业生产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创造了物质条件。提出了客观的需求。

四是马克思直接批判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等人的关于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优秀思想成果，确立了科学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且通过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厂教育制度，从《工厂法》中看到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萌芽。

马克思十分推崇欧文在自己工厂中的教育实践活动。他在《资本论》中说道：“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我们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基础之一，它的基本原意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马克思是从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客观发展规律中预见到了未来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现代工业使男女儿童和少年来参加社会生产这个伟大事业，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合理的趋势，虽然这种趋势在资本的统治下遭到了可怕的歪曲。”

第二，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主要是指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劳动，亦即现代工业性质的生产劳动；所说的教育是家庭以外的教育，主要是指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匹配的学校形态教育。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与现代教育的结合。

第三，马克思所说的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包括有多方面的内容，不仅包括科学知识同生产劳动结合，也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专门指出，技术教育与培训“要以生产各个过程的一般原理为内容，并同时使儿童和少年学会各种行业基本工具的实际运用与操作。”

在以现代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学校形态职业教育出现之前，职业与教育是分离的：从事谋生糊口的职业劳动者一生一世都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而从事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者也是一生一世都远离职业(尤其是体力)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础，颠覆了之前以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为基础的学徒制职业教育模式，它第一次使职业教育建立在以社会化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劳动分工的基础上，既可以使学校教育获得社会实践的基础，使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结合起来，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提高教育质量，又可以使生产劳动受到科学原理和智力活动的指导，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

三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指现代教育与现代生产之间的互相作用问题。现代生产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现代生产使教育在体系结构、培养目标、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使教育第一次在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有了完整的体系，既“劳心”又“劳力”，并不断向前发展，最终合二为一。但是，中国的学校教育十分强调治“学”的正统观念，长期以培养治国的“接班人”为目的。不屑培养治“事”的“建设者”，所以，职业教育的地位十分尴尬，既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边缘位置。

21世纪以来，职业教育对提高生产力，对发展经济的作用，以及对人的劳动能力发展的作用，都得到各个国家的一致认可，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马克思这句话的重点是强调教育的作用，强调现代教育是现代生产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手段。那么，职业教育对现代生产都有哪些作用呢?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起着传递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重要作用。科学是一种一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没有物化的生产力。把科学物化在生产中就可以变为直接生产力。这种物化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把科学变为生产技术，物化在生产工具中，改革工具，革新技术；其二是把科学知识传授给劳动者，使劳动者具有生产技术和能力，提高智力水平。职业教育是实施这两种物化的重要措施，是这种物化的最有效的形式。在现代职业教育中，人类长期所积累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是经过有目的的选择、提炼和概括传授给学生的。同时，学生的学习又是在教师科学传授方法引导下进行的，因此具有较高的效率。这对于现代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通过现代教育所传授的某些部门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运用于生产中，转化为生产的一个条件，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短期训练在这方面的作用更为显著。另一方面，现代学校教育还起着促进科学知识的联系、积累和发展，从而促进社会一般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如各类学校所传授的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学科，都不是某一历史时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整个历史过程的知识结晶。在这一积累和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次，职业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培养和造就具有知识技能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直接参加了劳动力的训练和培养过程，不仅要为社会生产培养有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劳动后备大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培养和造就从事脑力劳动的专门人才，即工程师、科学家和各种技术人员等。这些人将随着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物质生产的重要劳动力。马克思有一句重要的话：“充分发展起来的个人自身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里说的“反作用”，主要是指人通过学校教育，从基础教育、专业教育到训练成专门劳动力的过程。人通过教育过程的培养和训练，就会使自身充分发展起来，具有较高水平的劳动能力。

篇2

关键词：艺术的产生；劳动；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J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3-0038-01

有关艺术起源的问题，在学术上也常常被冠以“艺术发生学”的称呼。在艺术史、美学史等领域里，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都曾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艺术起源的问题上，不外乎有以下几种观点：艺术起源于模仿、艺术起源于情感和思想的交流的需要、艺术起源于巫术、艺术起源于游戏、艺术起源于季节变幻的符号、艺术起源于对动物亡灵的哀悼、艺术起源于劳动。

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所有的艺术都是摹仿的产物。亚里士多德也认为“音乐可以模仿人的真实情感”。长期以来，许多的艺术家相信艺术是模仿。在许多艺术门类当中，都离不开模仿。尤其是造型艺术，更是如此。音乐模仿人的感情，也是音乐的创造者，企图以音响作为材料，来再现人的情感。

艺术起源于情感和思想的交流的需要，也被称为“表现论”。最早发端于17世纪。到了18世纪中叶，这种声音已经变成了时代的最强音。表现论与浪漫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许多的艺术家创作艺术作品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感受。但简单地把艺术的起源归结为情感和思想的交流显然是不正确的。

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观点最早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提出来的。古代的野蛮人让这些幻想来塞满自己的住宅，周围的环境，广大的地面和天空”。用巫术解释艺术的起源，实际上也就是用实用论去解释艺术的起源。并没有科学的总结出艺术起源问题。

艺术起源于季节变幻的符号，有美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马沙克提出。他通过对三万多年前旧时器时代的骨器刻纹的研究，提出了：“这些刻画符号是原始人用来记录季节变换的符号，并且用他们来确定礼仪日期。”艺术起源于季节变换的符号的理论，和巫术论有相似的方面，没有揭示出艺术起源问题的实质。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艺术起源与对动物亡灵的哀悼。这种说法，有些接近问题的本质。因为狩猎生活是人的生产活动之一，在原始社会是一种重要的生产方式。

笔者认为关于艺术的起源的正确的理论是艺术起源于人的劳动。这种理论被称为“劳动说”。艺术发生的动力是很复杂的，劳动、情感、巫术、想象等都可以说艺术发生的动力。但归根结底艺术发生的根本动力是人类的生产劳动实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产劳动主要为艺术的发生创造了前提，表现如下：

首先，生产劳动的实践创造了艺术创造的主体――人。同时，劳动在从猿转变到人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劳动推动了语言的产生，劳动与语言又进一步推动了意识的产生，而艺术的产生离不开人的意识。第三，劳动推动了工具的制造。

生产劳动实践推动着人们思想情感的产生。当劳动的结果与原来预想不一致的时候，就导致了图腾和原始巫术的产生。灵魂不死、万物有灵、图腾、巫术，这种种因素的综合最终导致原始艺术的产生。

最后，生产劳动的实践是原始艺术发生的直接动因。人类创造艺术，最初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生产实践活动。通过审美的三个阶段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人类最初创造艺术，更注重实用性，也就是对社会生产有直接的功用。

人类艺术起源于劳动过程，简单轮廓如下：

人类用四面墙壁把自己同外界隔离，保护自己的安全，并且驱寒保暖。用建筑物作为追逐捕猎时候所用的驿站。人们在实用的基础上将建筑物美化，就产生了建筑向建筑艺术的质的飞跃。于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种类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了。

由于造型艺术所使用的媒介材料是最具耐久性，因此造型艺术的艺术品也最容易保存下来。于是，我们今天所能看见的人类所创造的最早的艺术品是造型艺术的作品，而不是建筑艺术作品。音乐最初最突出的特征是节奏而不是旋律。在原始社会里，诗歌、音乐和舞蹈是三位一体的形式。音乐不仅随生产实践而产生，而且随着生产实践而发展。首先是生产实践发展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感情，然后是生产实践的发展使得一部分人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专门学习音乐，提高音乐技巧，从而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向前发展。

艺术产生于文明社会以前。在文明社会以前，艺术与道德、宗教哲学等浑然一体，并没有“纯粹的”艺术。混沌性是原始艺术的显著特征，对于这一点也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艺术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复杂的历史过程，我们应该对艺术的起源有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艺术的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

篇3

摘要：把人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认定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思想最完整、最深刻的表述，这是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误读。文章界定人的本质除了社会关系层面之外，还从劳动、需要以及三者的关系上，来揭示人的本质丰富而完整的内涵，以便于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 ：马克思；人的本质；社会关系；实践

一、解读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提纲》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1.对人的本质的内涵解析

⑴不是“单个人”，揭示的是孤立的个人不能表现人的本质。人的存在并不是脱离人群的鲁滨逊们的存在，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必须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相互联系中才能确证人的本质。而人的共性的东西也只有在相互联系的个人身上才能表现。同样，每一个人只有把自己放置到全人类的语境中，才能找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个体不是人们关系的起源和构成的基础，而是这些关系的“承受者”，是社会关系使个体变成社会的人，形成独特的社会品质，亦即人的本质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不断生成、不断发展的，这样就把人的本质和社会关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性。

⑵不是“固有的”，揭示的是人的本质不是人先天生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的本质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地丰富起来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说：“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就说明“社会关系的总和”所决定的人的本质也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它必然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⑶不是“抽象物”，主要是针对黑格尔的“理性”的人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马克思以“现实性”的人作为批驳他们的武器，即“现实的人”，认为人的本质是在现实的社会中得到诠释的。由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除了核心的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政治关系、文化关系、道德关系等等。

⑷“现实性上”，任何人性都是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人性，通过具体的阶级，具体的国家，甚至是具体的人来表现存在。马克思在论述人的本质时，强调在其“现实性上”，现实性就是人的具体的真实的生活过程和环境。它说明马克思说的人是“现实的人”，是具体的人，他研究的出发点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这种现实的人，不仅是一种受自然规定和限制的主体，而且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生成的历史主体，个人既是自然的又是历史的，在现实的实践中的人，应该理解为自然化的人和社会化的人的统一体，是具有自我超越性的、生成的个体。而这些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都是从实践的现实性上才能得到正确言说和解读。所以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在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里的现实性是一个前提，只有在现实性上理解的人，才能得到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结论。

⑸“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提法，使得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更具全面性、系统性、科学性。“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些人把它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是不全面的。这个“总和”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而是“一切”社会关系，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其中，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是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最基本的关系，政治的、思想的社会关系都是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发生的。另外还有家庭关系。这个关系实质上还是生产关系和精神关系以及血缘继承关系的总和。

2.对人的本质的方法论解析---实践

在《提纲》中，马克思从社会实践出发对人的本质做出了最基本的科学规定,并且旗帜鲜明地对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展开了批判。他指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在人的本质观上所表现出来的直观性、抽象性、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同时,在深入地批判他孤立地观察人的自然主义的局限性的同时,已经彻底地与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彻底地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及一切旧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

“实践”是揭示人的本质的基础。人的生成和存在方式就是实践的，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现实的人，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就是人不断的进行社会实践活动，不断的满足了人的主体需求，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劳动，劳动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的主要存在方式，劳动既是人的本质的起点，又是人的本质发展的基础。第一，劳动推动人的自然本质形成和发展。机体的生物性需要是推动人们从事劳动的原动力，然而正是由于劳动，使人类祖先的生物性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形成人所特有的生物性。第二，劳动是人的社会本质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其次，在实践过程中，人作为主体，和自然、社会都发生了关系，形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逐渐形成家庭、阶级、国家等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了人的本质。再次，实践还是人自身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来改造世界的活动。在实践中，是人能动地选择认识对象，并积极地反映对象，是人通过实践这一过程使自在之物转化成为我之物，从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在实践活动中，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丰富了人的本质的内涵，展示出实践活动对于人的本质的重要意义。

二、解析人的本质的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

人的本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从单纯的动物本质向人的本质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单纯的自然本质也越来越演化出人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是劳动和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并不矛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横向结构上，人的本质就有三个层面的涵义：需要、劳动和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1.人的自然本质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基础

马克思把劳动作为人的自然本质，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马克思说“: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马克思这里所理解的劳动是“一般劳动”，是一个科学的抽象，一个包含着丰富内容的合理的抽象。其中包含着三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其精神的关系。劳动是形成人的特性客观基础和理解人的本质的主要依据，我们正是“在劳动发展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2.人的社会本质是人的自然本质的延伸和展开

人之所以为人，终究在于人的社会本质。就人的社会本质而言，人通过生活活动使自然越来越人性化，同时也使自己的自然本性越来越人性化、社会化。

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劳动的考察，揭示出人的社会本质，因为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活动。人们要劳动就要共同协作，“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因此，任何人都处在社会关系之中，只能是社会的个人，人人都有劳动本质，这是人所共有的性质，但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人在这每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活动方式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受到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制约，现实的社会关系，渗入到人的本质结构中，内化为人的本质。马克思从劳动到社会关系是“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

3.人的自然本质和现实本质辩证统一于需要

“劳动”揭示人的自然本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揭示人的现实本质，那么人的需要则正好把二者贯穿起来。

⑴人的需要引发出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首先，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植根于人的个人需要中，人的需要是人的本质表现的内在动机，每个人需要不同，理想、价值观的不同使不同的人得以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方式和形式也会不同，“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其次，正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生产活动，把人们必然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的需要使人具有了改造对象世界的可能性，实践则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因而人也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并在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和改造对象世界的现实中结成了社会关系。

⑵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又会对人的需要产生反作用。首先，生产力水平又是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基础，需要的满足程度是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而且人的需要不是凭空臆造的，只有随着生产的发展，在生产劳动和其它社会实践中，人们才会产生新的需要。其次，人们的社会关系一经形成，也会反过来决定需要的性质，使人的需要具有社会性。任何社会关系产生之后都具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人们就是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要也必然受到已有社会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再次，每个人都会产生新的需要，这些个人的新需要的满足日益取决于整个社会的需要，这种社会需要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对每个人的需要整合的结果，但它反过来又促成了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

综上所述，人的需要是人的劳动，也是人的社会关系形成的内动因和推动力，同时人的需要也受到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制约。正是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在人的需要的基础上相互联结，彼此统一起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把人与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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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良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精选导读[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3]蓝荣策.对人的本质的再认识[J].现代哲学，2001(1):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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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4

【关键词】全面生产理论 生态生产 社会生产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国内一些学者在对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研究中指出，全面生产理论体系理应包含“生态生产”这一独立的生产类型。学者们虽然对生态生产仅是研究马克思全面生产理论的一个侧面或视角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但在厘清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概念、特性和重塑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生态生产的路径等方面尚存学术探讨空间。

全面生产理论中的“生态生产”

全面生产理论是描述从事实践活动的人的学说，是把人、社会、自然生态作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的全部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体系。其核心要义是实现唯物史观的实践论转向，进而更好地指导人类进行全面的社会生产实践。“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核心基点，正是依托“现实的人”的实践，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的“生态生产”同广义的生态生产相比，其更凸显了人化自然的理念，渗透着人的目的和力量。

马克思认为，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作为自觉的类存在物，可以在自身需要的指引下通过实践活动能动地改造先在的自然界，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外界物，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区分动物“片面的生产”与人的“全面的生产”对全面生产理论中的生态生产进行了第一个量定。马克思指出，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这里所说的“这种需要”就是指自然界各生物为满足自身肉体生存的需要。也就是说，与动物不同，人除了具有从自然界本能的获取资源来维持自身生命存续的需要外，人对自然界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而这种需要的外化就是人在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活动的同时使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

马克思对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中生态生产的第二个量定是通过对“人周围的自然界”与“虚无的自然界”的区分而实现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是探讨人与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的理论，所以，马克思眼中的自然界既不是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所宣称的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也不是黑格尔等人所认同的抽象思维逻辑的外化。它应该是渗入了人的因素、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发展的现实的自然界。那种与人类社会分隔开的茫然无知的自然界对人而言是虚无的、潜在的。自然界要脱离这种“虚无”和“潜在”成为“现实”，途径就是借助人的生产劳动进入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并被打上人类实践的烙印，成为人类周围的现实自然界。事实上，也只有进入人的生产领域成为现实的、人化的自然界，人与自然生态之间才会形成第一位的实践关系，进而结成耦合性的错综网络，双方才会产生依存与影响。

可见，全面生产理论视阈下的“生态生产”不同于广义上的生态生产，它特指存在于人类社会周围的自然界通过自身内部构成单元或要素的活动而进行的一种物质能量的生产与再生产。这种生产的结果在满足群体自身各要素的需求之外还以不同的形式在社会生产领域里参与到人类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之中，被人类改造和利用，从而使人类可以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其强调了生态系统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人化，契合了马克思所认为的以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的思想核心。

“生态生产”的特性

联动性。全面生产理论中生态生产的联动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生态系统内部各基本单元或要素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种间联动，生产者、包括人在内的消费者、分解者各司其职又互为依托，彼此联动，进而保障整个系统拥有的各种资源或物质贮备能够不断得到补充、更新和再生，从而为人类社会输出源源不断的物质与能量。然而，这种源源不断的供给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度的。一旦某一方面入不敷出，则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这种联动性的存在，人类必须要向自然界输入“负熵”，注重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化建设，以补偿自身对自然界的消耗。

另一方面，这种联动性还体现在生态生产与全面生产理论体系下的其他几种生产类型之间是相互依存又彼此制约的。自然生态是人类生存及其生产活动得以延续的外在基础，它制约着人的生存和生产。如果人类肆意破坏生态，使生态生产无法正常持续，则不仅社会生产中的物质生产无法维系，其它类型的生产同样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各方价值无法实现，甚至消亡。

属人性。全面生产理论视角下的生态生产对自然界注入了人的目的和要求，进一步契合与突出了全面生产理论所揭示的生产是“为了人而立足于人，依靠于人并改造人”的理论宗旨。正是这种属人性的存在，所以自然生态能在人的本质力量的控制下逐步进行着人类所希望的生产。

全面生产理论范畴下生态生a的“属人性”虽表现出人对自然的能动性，但并未因此遮蔽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自然对人的规则作用。马克思强调，自然生态的发展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全面生产理论必然也时刻遵循着在尊重自然的客观规律下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主题。它不是让人们肆意放大属人性而进行为生产而生产的“生产生态”行为，而是强调人类在使用自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在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的过程中理性自觉地进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防止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滥用与透支，达到人的主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共同进化。

重塑“生态生产”的路径

“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都存在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中，所以人与人的所有对立都根源于人的物质利益，根源于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人与自然的矛盾在社会劳动生产中的突出表现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与生态生产的矛盾。伴随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广泛发挥，人类“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生态换物质”一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种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对我们这样一个资源能源人均不足、生态条件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不可为继的。因此，在坚持社会全面生产的过程中重塑生态生产的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当生产的发展使人有能力摆脱对他人、他物的依赖时，自由就会具有更广阔的内容与意义。从这点出发，自由意味着自然生态对人“不再只是直接功利的对象、物质财富的来源，同时还是审美的对象、人的精神寄托的对象，人最终的家园。”因此，一方面，我们应摒弃极端利己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等错误的观念，尊重自由应有的价值本位。注重生态生产对社会生产意志导向的引领作用，不再错误的将生态与经济看作是互相矛盾的个体，不能为了物质生产而丢弃生态，更不能为了保护生态而限制物质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引领，以发挥市场调节为重要抓手，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通过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等方式使已遭到破坏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能够恢复本来的自然效力，从而实现人类幸福与自然天成在自由理念上的有机统一；同时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协调好地区单位环境容量与资源的经济产出、成本收益三者间的关系，努力实现用生态涵养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反哺生态的良好局面。

（作者分别为陕西科技大学研究生；陕西科技大学思政部教授）

【参考文献】

①邱耕田：《生态生产：一种重要的生产形式》，《环境导报》，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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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概述

高职高专职业教育就是所谓的理论知识教育，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内容。生产实际是将职业教育中的理论知识付诸于实践，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能力。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实践中总结的重要结论。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也就是将教育机构与企业相联系，这也符合市场需求与人才培养的和谐发展。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也是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联系的一种体现，它是融教育教学、生产劳动、科技推广、经营管理、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教学体制。实行产教结合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启迪学生的心智，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总而言之，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是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实践及社会服务紧密结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是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在职业教育实践教育中的创新。[1]

2.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教育模式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已经有一定的历史，在上就有针对教育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所以，我国的产教结合教育模式已经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才的缺乏，使得产教结合教育模式更加受到各大高职类院校和企业的重视，成为高职高专职业教育的重点。但是各个地方的产教结合力度不同，推广水平不均衡。各类高职高专院校存在实习条件有限，师资力量不足，办学经费短缺，校企联合资源不足等现象，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缺少主动性。但随着我国教育行业的不断发展，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性地发展了产教结合模式，一个群策群力，开创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新途径的局面已经形成。[2]

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教育模式在新型市场经济下显现一下一个特征：首先，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主体多元化趋势发展。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多元化的，那么人才培养也要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高职高专职业教育要从固有的教育思想中摆脱出来，在生产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学校要与各大企业进行合作，无论是国有、集体、私营还是外资企业，在教育与实践结合的过程中，借助企业的资源培养更多优秀的高职高专人才。其次，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主体配置的市场化发展。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配置还要依靠行政干预进行。而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还要依靠市场化发展进行合理的配置。在市场化发展下，产业资源要素和职教资源要素往往会主动朝着效益高的空间聚集。[3]

3.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价值和意义

目前，我国的社会、科学、技术、生产等领域间的关系还在相互协调与整理，呈现出教学、科研、生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一体化趋势。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与生产实际的结合，对于高职高专职业教育更应该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这对于学生自身、学校、企业和社会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意义。首先，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是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全面提高高素质、高技术人才的必要途径。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急需素质高、能力强的技术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离不开科技的进步和劳动创造，因此，职业教育肩负振兴民族经济，实现生产兴国，全面培养现代化先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根本任务。新时期，在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开展合理有效的产教结合形式，是贯彻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体现。其次，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职业教育要求人才培养对社会发展具有实用性和直接性，也就是培养出社会生产实用性人才。高职高专职业教育办学过程中要与生产生活实际相联系，人才培养要符合生产实际需要。将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能够建立学校、企业、社会间一体化联系，形成联合办学模式，促进人才培养。再次，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能够提高办学质量，提高学生创造力。职业教学除了对学生文化理论知识进行培养，还对学生的职业能力和操作技术进行培养，在产教结合的过程中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发展学生的创造力，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通常是在实习教师的指导下，根据教学基本要求对学生进行实践技能的讲解，培养学生从操作姿势到操作方法进行培训，要求学生能够独立运用专业知识进行实践操作，培养学生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此外，将生产实际引入教学，能够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创新能力，开创一条以生产促进教育发展，不断提高教育质量的发展道路。最后，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和创造能力，帮助发展高职高专职业教育学校的发展。将理论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实际生产中不断探索和创新，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生产实践的发展。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能够促进学校的发展，提高学校的社会影响力，帮助学校不断壮大，使学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企业与学校合作能够加大学校资金投入，改善学校教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稳定师资队伍，从而使职业学校摆脱困境，求得发展。

4.高职高专职业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主要模式

4.1以校为本模式

以校为本的模式主要是高职高专职业院校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教育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模式。这类模式的建立条件是学校具有与教育专业相关的校办产业，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进行生产实践的条件，还能扩大学校的办学条件。因为校办产业是学校的一部分，所以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非常容易，学校能够制度科学合理的产教结合的目标、计划，有条不紊的实施和协调各项工作，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4.2职业教育产业化模式

职业教育产业化模式适用于农业类职业教育院校的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也就是依照当地的主导产业进行农业职业教育办学，以农业产业为依托，实行农业产业化链条发展，将专业教学与生产实际相结合，体现以产养教、以教促产、培养农业实用人才的目的。

4.3以企业为本模式

以企业为本的模式主要是依照自己的产业结构，实行相对应的高职高专职业教育，这种产教结合模式的针对性比较强，专业素质要求较高。高职高专教育机构为产业企业所有，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计划、实施与协调工作都有企业的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参与，目的性较为明显。

4.4校企合作模式

校企合作模式一般适用于综合类院校，因为教育院校规模较大，涉及教育专业较多，所以依靠和自己所设专业相似的企业进行合作办学。学校负责专业知识的教育，合作企业负责实习实践岗位的提供，帮助学生了解专业，熟悉工作，掌握专业技能。

5.高职高专教育与生产实际结合的路径

5.1加强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高职高专教育人才的培养离不开行业企业的参与，要想做到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就要提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建立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密切联系的机制。相关的教育部门要分析行业职业与高职教育间的关系与影响，提出行业中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知识与能力的要求，制定产教结合的培养目标，深化教育与生产实践联系教学改革。学校方面要与各个企业保持密切合作，加强与行业企业的联系。学校在职业教育过程中，设置企业参与环节，加强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支持与参与。同时，职业教育也要强化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意识，推动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的共同发展。

5.2加强校企联合办学

校企联合办学是高职高专职业教育办学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我国高职高专教育中较为常见。企业在学校教育过程中进行管理，与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相比更加深入，企业在整个职业教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不仅能够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教学设施，更能够为教育与生产实际提供良好的条件。而且校企联合办学能够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企业也享有优先录用优秀毕业生的权利，保障企业的利益。校企联合办学不仅能够增加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还能够培养出符合企业自身特点的高素质人才，促进企业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5.3加强校办产业的发展

高职高专职业教育可以利用学校专业的品牌效应建立校办产业，依托专业建立产业，办好产业的同时又能促进专业的发展，形成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产业与教育共同发展的良性发展。校办产业的建立有利于营造良好的产教结合氛围，为学生提供良好、充足、稳定的生产实践基地，更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强校办产业的发展能够发挥学校的专业优势、人才优势、信息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为学校发展提供物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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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品经济学；生产和分配；人生存和发展；人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学革命

一、社会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一)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

关于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了，其实不然。在经济学史中，有过非商品经济的思想，这一点在经典文献中是可以找到的，也可以在一些国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教科书中找到已经建立但并不完善的理论。然而，由于西方商品经济学的坚持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放弃，当前的经济学几乎可以说是清一色的商品经济学了。在经济学史中，还有一个问题被中国的很多经济学学者(也包括非经济学学者)忽略，那就是在对经济学的分类中，西方经济学其实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简称。非商品经济的思想源于人们认为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以不通过商品经济的办法，而商品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正因为这样，现实经济发展的原因被经济学的目的搞混了，在指导经济发展实践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目标指向。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后，经济发展的目标指向因生产效率、GDP、资本的利润率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强烈动机所掩盖，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一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被淡忘了，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得不认真讨论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这一古老而又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笔者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一书中曾经提出过“解决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观点已经包含了“人的生活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的命题。而在对观点的进一步阐述中，经济发展的目的被分解为“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和“解决好人的发展”两个方面。“人的生存”问题应该说是可以与“人的生活需求”问题相对应的。但“人的生存”条件的保障与“人的生活需求”条件的保障不同，前者包含了后者，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样一个涉及经济学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所批评的经济学家撇开经济目的让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状况至今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变。更值得关注的是，如果经济学的研究仍然遵循商品经济学的思路，那就将永远也走不出分析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局限，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永远也就别希望走到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中心中来。这就是说，商品经济学不能使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不一致。因此，经济学的研究要回到经济活动的本源，即回到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来，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研究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学问。事实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事实、一种常识，并不需要经济学来做什么证明。经济学需要关注、或者说经济学要表明自身存在的科学性，得说明清楚为什么只局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不去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不研究商品经济为什么这样运行而不是那样运行?特别是它为什么可以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换句话说，经济学必须回答经济学研究关注不关注入的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的问题。

(二)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

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行为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其中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最为密切，在没有商品交换即物物交换时，人类就依靠生产和分配的行为来解决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自商品经济学产生以来，商品生产、商品分配、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就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生产和分配的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渐行渐远，商品生产的效率、资本的利润、生产要素的分配和商品消费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成为商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从而使商品经济学成为忠实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显学。然而，社会发展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的需要并不因商品经济学对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忽视而减少，它反而要求经济学对自身的理论进行反思，特别是要对现实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作出解释。但是，由于商品经济学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它有意回避生产和分配行为需要对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负责的问题，用“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来说明商品经济活动以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合理，即认为商品经济活动在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过程里无形中也使社会福利得到增加、就业有所保障。商品经济学对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获得需要以牺牲一部分或大部分人甚至未来人的发展条件为代价的事实视而不见，实际上也是不认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这样一个事实。

二、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需要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那么，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所谓生产行为，指的是人用自身的劳动与生产资料结合并生产出生存和发展必需品的过程，亦即人创造并保障自身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一种行为。生产行为有三个要素：人、生产资料和人的劳动。生产行为的目的是创造并保障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所谓的分配行为，指的是按照生产条件和生产目的对生产出来的产品(或产品的价值形式)进行分配并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以具备的行为。由此可见，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的。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不是商品经济学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的生存和发展。在商品经济学里，因资本收益最大化而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每一个人不一样，一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及其聘用的管理人员)会得到很多，一些人

(主要是雇佣工人)勉强维持生存和获得一定的发展，一些人(失业者、待业者和无业人员)被作为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而大量“储备”起来，要靠社会救助或靠别人供养。

(二)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从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产生的经济行为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造成不同后果我们不难看出，在不同的社会思想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其给人所造就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经济学不能忽略的。不幸的是，现有的经济学，特别是商品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一点当作其研究的重要方面。即便是在研究人的发展经济学问题的学者中，能够这样看的也不多，更不用说深入研究了。

我们这里讲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给人造就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就是要我们的经济学研究特别关注“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一定社会思想影响下人的行为，带有主观色彩，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商品经济学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上，非商品经济思想把生产和分配行为定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上，这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事实。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学指导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造就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是，一些经济学者却在不遗余力地宣称经济学与意识形态无关，并有意回避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希望用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造就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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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

从上文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人的“一定的生存和发展条件”需要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影响下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来保障，即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这就是说，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保障得好坏，取决于人对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选择。好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不好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将导致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受到破坏，人将得不到好的生活，更谈不上全面自由地发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否得到好的保障来判断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从而判定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现实社会中许许多多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不等同于人的发展，而判定人是否得到好的发展似乎找不到一个客观标准。因此，长期以来人们无法很好地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当然也就不能及时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偏差，更谈不上纠正。其实，这是商品经济学理论误导的缘故。商品经济学把人们评判经济发展方式的好坏放在商品经济活动收益的最大化上，资本收益的好坏、GDP的增加的快慢和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经济发展好坏的标准，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已经被掩藏在这些指标背后，让人错误地认为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实现、GDP的增加、财政收入的增长也等同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获得了保障。不可否认，没有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获得保障的，经济发展是人生存和发展得到好保障的前提。但是，从经济发展是为了保障人生存和发展这样的本质要求出发，在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取决于相应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思想指导下，把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能否很好地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保障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方式好坏的标准是有必要的，也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经济所必须遵循的原则。

三、以商品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学传统是使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相脱离的原因

(一)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

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是商品经济学的显著特征，与人们认为经济学只能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有关。笔者认为，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商品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这是西方经济学因要服务于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偏见，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泛滥，它又转变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偏见。这个经济学偏见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是正常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社会主义国家把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经济学当作显学、作为主流学科，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不管它是通过什么办法做到这一点的。

毫无疑问，在以商品和资本利润为中心的经济学影响下产生的生产和分配行为，必然要以(不择手段、不顾资源浪费、不断增加无效消费和大量耗费社会资源)获取商品最大价值和资本最大利润为目标，因而使生产和分配行为严重背离其要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初衷。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相脱离，完全是商品经济学错误导引的结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在150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就已经有所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行为如何为获取资本的最大利润而牺牲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分析就更加透彻了。

(二)在商品经济学中人被作为生产资料或生产要素，甚至沦为商品

商品经济学把手段当目的，就是把发展经济从而得到财富这一创造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手段，当成了发展经济的目的——即以获得财富为目的。这一点，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又名《国富论》)体现得非常充分，它探讨的就是财富怎样增加得更快的问题。在商品经济学里，由于把追求财富当目的，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问题就被搁置不管了。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变成了仅仅是生产工具(当然不是全部，资本持有人和他的人是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主体，另外的人只能是生产工具或稍好一些——即生产要素)，人的需要就必须服从于利润的需要了。在这个情况下，劳动者的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成为资本持有人争夺和充分利用来增加利润的对象，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保障变成对利润源泉的保护，把劳动力按质论价、当成商品就是其有的保护，即便是这种特有的保护，也只出现在能够为资本带来最大化收益的少数人身上。

(三)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是商品经济学理论的必然产物

由于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寻找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的原因，得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情况来判定。我们必须承认，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相脱离不是从来就有的。在远古社会，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结合是非常紧密的，人们是因直接的生活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分配。那个时候，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几乎不可能摆脱依靠直接的生产劳动来解决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应该承认，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

相脱离的情形是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近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具备有只为了追求财富增加而独立或相对独立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存在。但是，即便是在现代，人类社会也曾经出现过直接按照社会中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需要来有计划地开展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活动，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已经坚持了50年以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朝鲜、古巴，其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就基本上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现实相结合。与朝鲜和古巴的情况不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目前出现的严重贫富差距、“新三座大山”等情况，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没有能够与保障本国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情况的国家，主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得到较好保障的如北欧的几个国家，都对商品经济运行的方式进行了较大改革。这样看来，以资本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商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必然出现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相脱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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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要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一)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

从上面的阐述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应该把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为中心的研究与以商品分析为核心的研究相分开，即把经济学区分为人的发展经济学和商品经济学。由于商品经济学会误导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或者说商品经济学会使经济发展的实践脱离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意愿，人的发展经济学应该担当起纠正商品经济学偏差的责任，引导经济学回归到能够指导经济发展为社会中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得到保障的服务上来。鉴于商品经济学思想已经在社会中造成深刻的影响，许多领域已经被其彻底渗透，为清理和消除商品经济学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做到经济学指导经济实践时真正能够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用人的发展经济学纠正商品经济学的偏差很有可能会引起一次经济学的革命。笔者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随着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的呼声不断高涨，经济学革命的到来是迟早的事。对于中国而言，经济学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人们感受得更深刻，也更有经济学变革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从商品分析转向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好坏直接决定经济活动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好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从传统经济学以商品分析的视角转移到以分析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来。前文已经指出，经济学要表明其自身的科学性，必须说明经济学为什么只限于对商品经济运行的研究而无需研究商品经济运行的社会思想基础?必须回答经济学为什么不关心社会中每一个个人生存和发展条件都应该获得保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经济学不能回避的，因为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学问，离开了人的生存和发展，经济学就不成其为与人关系密切的科学了。由于经济学首先是人的经济学，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必须解决人的经济活动怎样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而要解决好经济活动与经济活动的目的相一致问题，除了研究怎样的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才能使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得到真正保障，应该不会有更好的办法。这就是说，以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的人的发展经济学，需要把研究的视角确定在社会生产和分配如何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上。

注释：

①笔者了解的主要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理论。本文作者对苏联及东欧、蒙古、印支三国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了解，仅限于书本介绍；对目前仍然在实践着的朝鲜、古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则知之甚少。此处讲非商品经济理论的不完善，是鉴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而言的。同时也表明，本文所讲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学史中出现过的非商品经济学不同，也不同于现有的商品经济学。

②在笔者看来，以研究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商品消费为主的经济学理论，都属于商品经济学的范畴，中国目前正在试验并冠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被包括在其中，西方经济学是商品经济学的典型代表。

③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至199页。

④原本的表述是：“把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说明，我们的经济活动、我们要使经济运行良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好我们人的生活需求、解决好人的发展问题。”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9页1至3行。

⑤笔者对经济学研究脱离现实的批评，原话是：“在一些经济学家那里，经济学不管经济的目的似乎是天经地义的，经济学研究的技术化倾向也表明这一点。而经济学撇开经济目的不管，只研究经济的手段、技巧、过程，最终就会变成技术表演，探求纯粹原理，与现实的经济运行脱离得越来越远。实际上，正是经济学的这种脱离现实的倾向，使我们忘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解决人的生活需求。”参见《经济运行的制度因素》，线装书局2007年第1版第198页最后一段。

⑥据笔者所了解，意识到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是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的，除了笔者本人，还有中国人民大学胡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许建康教授和广西民族大学陆壹东。但把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结合起来并作为人的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进行研究的，目前只有笔者本人。

⑦关于中国1978年甚或更准确一点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开始以来的改革开放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会得意洋洋地认为是来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一些学者则坚决不认同，认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明显受到具有商品经济学显著特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它不同于纯粹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试验的社会基础为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它不可能象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自由”，但生产和分配行为与保障人生存和发展条件的脱节，存在较大问题，“新三座大山”在中国的出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⑧为了弄清资本积累的问题，马克思分析了不以财富仅以需要为目的那个年代的生产。“我们在古代人中间，根本找不到有谁去研究哪一种土地所有制形态是最生产的，是能创造最大财富的。虽然伽图曾经很详细地研究过哪一种耕地方法可以取得最大的收获量，甚至于布鲁图(Brutus)还曾研究过把他的金钱怎么样贷放出去才能弄到顶多的利息，但并没有把财富看作生产底目的……所以在古代，尽管处在那样狭隘的民族、宗教、政治境界里，毕竟还是把人看作生产底目的；这种看法就显出比现代世界高明得多，因为现代世界总是把生产看成人底目的，又把财富看成生产底目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苹稿)》(第三分册)，刘潇然译，人民出版社1963年6月第1版第104页。)——参见巫文强《论以人为目的发展经济及新时期经济学的使命》，《改革与战略》2008年第12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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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解释和说明，不过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要进行深化和扩展。因为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包括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的收人来源是对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割，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源泉之外。我国已故著名统计学家钱伯海教授认为：“如果MPS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那包括服务在内的SNA，同样是劳动投人、成果产出，仅仅是产出成果形态的不同而已。SNA生产范围拓宽了，其理论基础应该讲是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是发展的科学，要与时俱进，那我国的新国民核算体系，可以讲它仍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如果认为这样不妥，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观点不容改变，那就要讲它建立在拓展了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或者讲它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合称社会劳动，那就直截了当地讲明：我国新国民核算体系建立在社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

钱教授把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建立在三次产业劳动价值论或社会劳动价值论之上，他研究问题的方向是正确的，至于他后来提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企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的矛盾，则值得商榷，另当别论。

三、SNA核算体系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释解

笔者认为，要说明劳动价值论作为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在理论上需要说明如下两个问题：

(一)第三产业作为非物质生产部门是否创造价值

SNA体系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它不但包括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价值，而且还包括服务行业、第三产业创造的价值，而服务行业、第三产业是不是生产部门，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实践中的SNA制度与劳动价值论对立起来。钱伯海教授曾指出，几十年来，在推行MPS核算制度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前苏联等国在内，一方面批判服务生产，另一方面又模模糊糊地把大量服务部门的活动成果，作为产值计算到物质生产部门的成果中，以致造成了这样的后果：一方面将各种工业生产的服务支出列人生产成本，使各种服务部门(广告、旅游、医疗、教育、养路等)服务活动成果计算到工业总产值中；另一方面在扣除物耗以计算工业净产值时，却按统计制度规定只扣除生产耗用原材料、辅助材料和折旧，对于各种服务支出，规定不能减去，都保留在工业净产值中。农业和建筑部门也不例外。针对这种矛盾和混乱情况，钱教授说：“把各色各样的服务产值算作工农业产值、建筑业产值，变成张冠李戴，这好吗?当然不好!远不如实事求是，把服务作为生产，直接计算各类服务产值会更好。”他又说：“坚持物质生产MPS体系，虽然理论上确认物质生产是生产，否定各种服务是生产，但实际上又对各种服务活动计算产值，相互矛盾，名不符实。这进一步表明，仅仅承认物质生产是不够的，必须包括服务，才能消除矛盾。

统计领域实行SNA制度，需要拓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服务行业纳入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之列。经过多年的讨论争鸣，理论界在此问题上基本形成一致的看法，即生产劳动应是在物质生产领域或非物质生产领域以物质产品、服务或精神产品形式为社会创造的具有国民经济统计意义的社会有效劳动。_工人、教师、医生、营业员、演员、作家、军警、政府工作人员以及科技工作者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生产劳动的范围及劳动产品的种类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加深和社会需求的发展而不断扩展。

我们不能把是否创造出物质产品作为划分生产性劳动的依据。粮食、衣物、住房总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今天的社会中，彩电、冰箱、空调、轿车、文体娱乐甚至出国旅游、心理咨询都进人到了人们正常生活消费品的范围。很难设想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仅仅通过一些物质产品甚至简单的衣食住行就能健康地再生产出其劳动力。我们必须承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健康、教育、娱乐等等许多非物质属性的服务和产品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来讲，越来越具有像粮食、衣物、住房一样的消费必需品属性。社会需求及消费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大，因此生产劳动的范围也就必然相应扩大。所有提供这些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

生产劳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其内涵、范围、划分标准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不会等同于现在。第三产业作为不断发展的新兴的产业部门，不但创造使用价值量，而且创造社会价值量的观点越来越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SNA体系中的总量经济指标一国民生产总值是物量指标还是价值量指标

二战后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成倍增长，而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却在大大缩小，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数量，无论是相对量还是绝对量都在减小。

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的原理，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使用价值量就越多，而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在社会活劳动投人量不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否只会增加社会使用价值总量，而不能增加社会价值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一定比例增长，是使用价值量的增长还是价值量的增长?如果是价值量的增长，增加的价值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有些学者把它比喻为马克思经济学的“不解之谜”。其实，这个问题，并非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也非劳动价值论与现实经济生活实践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价值总量之谜”是能够在劳动价值论框架内得到解释和说明的。因为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不断提高，科技人员、生产管理人员劳动创造的价值在社会价值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大。谷书堂教授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指出：“在生产过程之外开发研究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科技工作者，虽然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也是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是要通过出卖专利后把他们在财富和价值的创造作用才能都发挥出来，而这一部分劳动应该折合成若干倍的简单劳动。这样一来，财富的增加和价值的增加便会一致起来。

就企业而言，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生产管理提高企业个别劳动生产率，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但能使企业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且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一新增加的价值量并不是由于直接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工人付出的劳动量的增加，而是由于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主要来自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的生产技术的不断采用。所以，超额剩余价值的源泉是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科学技术本身的价值转化而来的，它是由科学技术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身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剩余价值。那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增加使用价值，不会增加社会价值总量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有人把超额剩余价值看成是一种“虚假”的社会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用货币形式表现的，并且要计人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是实实在在的价值，怎么能说是“虚假”的呢?

还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是由其它企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转化过来的。如果认为超额剩余价值只仅仅是分配的结果，那么一旦当所有的资本家都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时，这种相对剩余价值该是通过怎样的分配而产生的呢?实际上，超额剩余价值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都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所不同的是相对剩余价值是全社会资本家都能获得的一种剩余价值。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同理，超额剩余价值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也成正比，企业劳动生产率越高，社会剩余价值总量就越多。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其劳动生产率获得超额剩余价值，不仅使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量增加，而且增加了价值量，从而使社会价值总量增加，用货币表现的商品价格总量也会增加。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必然会反映这一增加了的新价值量。

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商品价值及价格总水平的变动关系看，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说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单位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以相同的幅度增加，而凝结在每一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和活劳动量会以相同幅度减少，商品的价值量会以相同的比例下降。而社会价值总量不会因此而减少，因为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同一劳动量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增加了，或者说用更少的活劳动就可以使用更多的物化劳动。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不断提高，物质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物化劳动所占的份额和比重越来越多，而活劳动的份额和比重相对减少。所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归根结底是活劳动的节约。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调整，会有更多的劳动力退出物质生产部门而进入非物质生产领域。现代社会产业结构的特点正好说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0%左右来自第三产业部门。第三产业日益成为社会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物质产品的价值及价格下降的同时，社会享受到的非物质生产部门提供的劳务产品的量却越来越多，劳务产品的价值量在社会产品价值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便会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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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统治时期，尽管中世纪在上帝创世说已经以某种虚幻的方式表达出人类对于自然的主体性地位即自然不再是被视为终极的具有神性的存在了，而是被视为比人类低一等的上帝的创造物，唯有上帝才是人的主宰。然而，上帝作为绝对主体重构了这种完整性，自然和人都需要无条件地从属于上帝，都是上帝的“子民”。因此，在上帝的“关怀”下世界还是一个有机整体，人还是处于那个有限的有机整体的世界之中，只不过上帝成了这个系列中最高的存在，人的全部的生存价值和自由观念都是由上帝赋予的。

启蒙运动借自然科学之力驱散了宗教神学的迷雾，确立了人的理性主体性。而随着宗教神学象征性意义的退场以及人类理性作用的不断放大，古代有限的圆满被打破，一些根植于人性的分裂凸现。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在哲学上第一个明确地表达了自我意识的自觉。近代哲学以一种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物质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有限与无限、自由与必然的对立。近性主义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理性逻辑力量来构造出人的自由进而弥合分裂。最终使得自由成了一种理性的虚构，完全脱离了人的感性生活，使得自由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一、康德对于自由与必然问题的解决及其启示

独特的历史命运使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哲人们根植于人性与文明的普遍分裂有了更加深切的体验和独到的感受。他们力图为这一系列的分裂找到同一的落脚点，解决前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康德首先在其哲学中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他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为自然立法，解决了人的认识问题，使人和自然的关系得到了合理描述，但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受自然必然性支配的王国。他将关乎人更本质的道德、伦理、幸福等推倒了彼岸的本体界———受实践理性支配的自由的世界。这样，康德把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截然分开了。那人的自由如何实现？为此，康德将介于知性和理性之间的判断力特别是审美判断力作为连接知识与道德、必然性和自由之间的桥梁。“它将作为一个从纯粹认识机能的过渡，这就是说，从自然诸概念的领域达到自由概念领域的过渡。”但“判断力”在康德那里只是观察对象的主观方式，“我们按照统一的原则去观察那些东西，至于它本身是什么样子并非知识所能达到”。〔2〕因此，康德实际上没能最终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但康德将审美活动或艺术活动作为消解人与自然、自由与必然对立的最高形式的这一致思理路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为人的自由的实现开辟了新的视野。

在他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在哲学理论中都体现出了一种审美自觉。艺术直观或美感活动始终被谢林视为把握精神与自然的原始同一的最高形式。黑格尔赞同谢林的看法，也将艺术作为达到绝对的一种形式，并将其作为绝对理念展开的一个环节。在他看来，“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3〕席勒以拯救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将康德理论向现实方面推进。他将审美状态视为一种“充实的无限性”的中间状态，它“优先服务于一种所谓自由使命”。与此同时，他察觉到“拼图式”的时代状况及人们“碎片式”的生存状态，〔4〕试图通过“审美”来弥合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分裂，塑造完整的人。

不言而喻，在德国古典哲学近代哲学的认识论框架内无法真正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他们的哲学没能把握人类现实的物质实践活动这一领域，这是因为，他们从近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出发，对于美的规定脱离了现实的人学基础，因此，在将审美活动作为自然与自由的过渡就都陷入了困境。但他们将审美活动作为消解自由与自然的对立的思想是极其深刻的，这一致思理路也在马克思自由理想的实现中得以延续。

二、马克思自由理想的审美维度

马克思的自由观是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先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贯穿始终的是马克思将艺术或审美活动作为自由的典范，他将人的自由发展置于人类实践发展的历史中，进而在理想和现实、审美理想和现实之间建立了联系。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自由观的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表述。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即类本质规定为“自由的自觉地活动”。并在对象化劳动的意义上肯定了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真正的因而是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马克思在将人的对象化活动与动物的无意识的活动相比较后指出：这种活动本身还是一种‘按照美的规律’而进行的类似艺术的创造活动。生产劳动在这里被看作是一种自由自觉的类似于艺术的创造活动。而“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是把人的类生活变成为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6〕这无疑是对人的类本质的一种压抑、对自由的阻碍。因此，马克思认为必须通过扬弃异化劳动恢复劳动的艺术创造本性，实现人的自由。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关于感性 （对象性） 活动即实践的基本思想。他从现实的人出发进而看到劳动实践首先是现实的人维持生存的手段，它是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使得马克思克服了早年认识中的一些缺陷，进而重新规定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注意到愈来愈专门化的分工使得劳动者相互之间是彼此分离的，劳动也“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7〕因此，要实现自主劳动和自由，消除异化，必须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即消灭分工，通过共同合作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劳动恢复到自主劳动或自主活动即“对生产力活动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8〕

马克思在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中结合之前的研究得出结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阶段。”〔9〕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深入研究注意到随着科学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这一趋势使得马克思抛弃了早先不切实际的对于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规定，在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基础上寻找更加具体的规定。此外，“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作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或规定被第一次提出。

马克思在晚期所著的《资本论》中明确提出了自由王国的构想。马克思最终改变了看法认为：人在物质生产领域只能实现有限的自由，人类能力也只能得到有限的发展。一个受到自然必然性支配的王国，人类真正的自由王国只能“存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透过马克思的论述，我们看到那是一个审美的创造领域。自由时间见证自由劳动，最终带人摆脱物役性，获得自身的全面解放，从而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类历史也在这个意义上转变为人类自由创造的历史。

三、从审美维度看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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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isarticlerecallsandsummarizesrecentresearchon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inChinafromthreeperspectives,namely:(1)therise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2)theinterpretationofitsdefiningfeatures,significanceoftheera,developmentalstagesandconnotationofMarxistconceptionofsocialtimeandspacebyChinesescholars,and(3)newexplorationsintoissuessuchascharacteristicsofsocialtimeandspace,relationofsocialtimeandspacewithsustaineddevelopment,andrelationbetweendigitalizationandconceptionoftimeandspaceaswell.Amongtheresearchtopicsisvirtualtimeandspace,whichreferstothenewchangesofsocialtimeandspacegivenrisetobyvirtualpractice.Itisahotanddifficultresearchtopicfordigitalizedphilosophy,andaseriousissuedealtwithbythetheoryofsocialtimeandspaceinitscourseofdevelopment.

【关键词】社会时空/社会形态/自由时间/时空转化/虚拟时空/socialtimeandspace/socialform/freetime/transitionoftimeandspace/virtualtimeandspace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6.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257-2826(2003)10-0060-06

长期以来，国内对马克思时空观的研究和传统教科书对该理论的阐释仅停留在辩证的自然时空观上，对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则很少有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初，尽管个别学者曾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没有引起学界应有的回应和对该理论足够的重视。随着近几年数字化和虚拟哲学研究的兴起，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终于又浮出水面，重新引起理论界的兴趣和关注。为此，回顾和总结近十年来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为这一理论在当代的深化和拓展提供一个基础和平台，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社会时空问题的提出

对马克思何以提出社会时空观，或社会时空观何以可能，国内学者有不同见解，具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

1.从哲学的时空框架中逻辑地推出。

刘奔在《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一空初探》(《哲学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哲学的时空范畴，是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的表现，那么作为运动高级形式的社会当然也有自己特有的时空结构。社会时空特性，无非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在时空关系上的体现。

刘奔是从时空与物质运动的关系入手，将这一理论“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的。

2.时空来源于人的社会实践。

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哲学研究》1996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引申出实践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从生产活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的。在马克思看来，并不存在一种与人的实践相脱离的“自然时一空”。而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失误正是撇开人的实践活动，从所谓的自己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或自然界本身出发去阐述马克思的时空观，形成所谓自然时空，这样就把马克思的时空观二元化了。他认为刘奔虽然强调应把马克思的时空观研究重心放到社会时空上，但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种二元论。

也有读者对俞吾金的观点提出异议。因为俞吾金在《马克思时空观新论》一文中，引用古尔德的话(对于马克思来说，劳动是时间的起源——既是人类时间意识的起源，又是对时间进行客观测量的起源(注：CC.Gould:Marx''''sSocialontology.p.41.TheMITPress,1978.))来说明时空来源于人的生产劳动。有人认为俞吾金引用的这句话恰恰表明了不是时间和空间，而是人类的时间意识和对时间的测量手段，起源于生产劳动。俞吾金是在用时间意识的起源来解释时空的起源。

在以上讨论中其实隐含了这样一个问题：自然时空和社会时空的关系问题。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社会时空是自然时空在社会运动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持第二种观点的人认为，根本不存在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绝对的自然时空，自然时空只能以扬弃的形式包含于社会时空之中，因为现实的自然界只能是打上人的活动烙印的人化自然。

二、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包括其理论内涵、特色、意义、发展阶段等等，国内学者做了深入的研究。

1.对传统教科书中时空观的反思。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2.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

一些学者在反思传统教科书时空观得失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理论特色：(1)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表述时空观，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是基于现实社会批判的需要。所以它始终保持哲学的高度，并自始至终着眼于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方式。(2)马克思不是从传统哲学的时空框架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而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特别是生产劳动出发引申出时空概念。(3)马克思始终是把时空问题放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的。他没有局限于“物质—运动—时空—规律”的形而上学公式，而是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逻辑。

在对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考察的基础上，从时空角度考察三大社会形态，形成了社会形态时空理论。

3.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社会时空观的意义在于：(1)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从抽象物质运动或从主观意识出发的极端，将时空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这是时空概念发展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2)只有理解了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理解了它与物质、价值、自由等问题的关系，才能真正进入实践唯物主义视野中。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社会时空的提出，(1)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都是争取时间以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2)给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前进的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传统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其实，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时空运动和相互转化也是社会发展的另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恰恰反映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和非线性决定关系。

4.关于马克思时空观的发展阶段。

俞吾金认为马克思的时空思想的发展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为代表，主要是从哲学上阐述时空学说，马克思在对伊壁鸠鲁时空学说的描述中阐发了自己对时空的理解：时空是现象的纯粹形式，而现象又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所以感性才是时空的源泉。青年时代的马克思的时空学说深受康德的影响。

第二阶段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为代表，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尤其是从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出发阐述时空问题。马克思不仅认识到时间是人的积极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尺度和发展空间，由此提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的节约，劳动者获得自由的根本条件是工作日的缩短，而且涉及了关于社会形态时空的暗示。

5.关于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国外很多理论家非常关注并创造性地阐发了马克思的时空理论，如马尔库塞把人的日常生活时间分为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提出自由的前提就是缩短劳动时间；阿尔都塞提出了“历史时间”的概念以表明“社会总体”的不同层次和部分、社会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时间均有质的差异；古尔德提出了马克思关于“时间辩证法”的学说；吉登斯则把时空问题和现代性联系起来。这些学者开始从人的劳动出发来论述马克思的时间理论，同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时间学说与生存、价值、自由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的角度和思路无疑是很好的借鉴。

国内学者在借鉴现代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时空观成果的同时，从以下方面揭示了社会时空观的内涵：

(1)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社会空间。社会的时间结构就是满足不同需要的各种活动在人的整个时间中所占的比例，它决定着人类发展空间的广度和深度。社会的时间结构如下：

附图

直接决定人的发展空间大小的是自由时间的多少。自由时间在量上与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与剩余劳动时间成正比。因此，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节约劳动时间，就等于增加自由时间，扩大个人和社会发展的空间。活动的时间结构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

(2)时空的相互转化。人在实践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为自己开辟了发展的空间，这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时空关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时间晶化形式的社会空间，不但以实物形态存在，而且以社会关系形态存在，也就是社会结构。

社会历史表现为两个相反的运动过程：即时间的空间化(活动结构要素转化为社会关系要素)和空间的时间化(社会关系结构要素转化为活动结构要素)。考察社会时空的内在联系，就是考察社会结构和社会活动结构的相互转化，这是解释社会规律及其实现机制的根本途径。

(3)时空关系与分工规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从阶级关系上来看，是少数剥削阶级把自己在精神领域的发展建立在对大多数劳动者剩余劳动的剥削上；从个体与族类的关系上看，这是族类牺牲多数个体以获得族类的加速度发展；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上看，这又是人类以多数个体的全部生命活动时间耗费于生产直接物质生活资料为代价，换取族类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4)社会形态时空。在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时空具有不同的特征和表现方式。在以“物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一阶段，决定人的活动价值的是劳动时间；在以“人的依赖性”为主的第二阶段，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凝结的商品价值则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在“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第三阶段，自由时间将成为衡量财富的尺度。

(5)时空关系与人的自由。阶级社会中，在生产力发展不足时，人类的发展是以多数个体的时间换取社会的自由时间为代价的。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社会，社会的发展不再以牺牲个体自由为代价。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大量闲暇时间转化为人的活动(发展)空间，意味着不论社会还是个体的自由度都将显著提高。

三、对社会时空问题的新探索

在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做出阐释的同时，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社会时空理论做了具有深化意义的研究。

1.社会时空的特征。

社会时空具有以下重要特征：(1)主体性。社会时空是社会运动的本质规律，而社会运动的主体是人，所以社会时空可以通过人的活动达到质与量的统一。(2)主观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时空；社会时空结构作为人的活动过程的结晶，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3)社会历史性。社会时空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而具有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作为一种存在只能从人的具体活动中获得它的规定性。(4)相互转换性。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的相互转化。科学技术在转换中发挥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2.人类个体发展的可能性空间。

有学者应用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分析了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提出人类个体的发展空间实际上就是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而从事生产的可能性空间又取决于个体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属于他的那个独特的资源世界。所以资源占有状况的分析是人类个体发展研究及其与社会发展之关系研究的共同基础。

3.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

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都是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为前提的；而且自由时间的实现，也要依赖于闲暇时间里具有积极意义部分的增长。

二者的区别在于性质和构成上的不同：(1)两者质的构成和社会功能不同。闲暇指工作日之外的、以休息和消遣为主要内容的时间。消极的闲暇活动可能带来消极的社会后果。(2)闲暇与劳动处于分离状态，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在未来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直接同一、融为一体的。(3)闲暇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自由时间是一个与人的自由和发展紧密联系的哲学范畴。

4.社会时空与历史发展中的因果关系。

历史发展在总的过程和趋势上的不可逆性是绝对的，即过去—现在—未来；但历史并非是单向决定，历史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三个依次出现的因素能够以浓缩的形式“并存”于同一社会空间中，并相互规定、相互制约。这集中体现了历史因果联系的辩证性质：原因和结果相互转化，不仅“前因”决定“后果”，后果也作为原因调节、规定着现存事物的发展方向。历史的时间在方向性上，是绝对的不可逆性和相对的可逆性的统一。每一种社会结构作为历史的暂时形态，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统一体。

5.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时空特性。

有人从社会时空的角度研究了可持续发展，即可持续发展观一方面通过时间空间化来保证当代人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通过空间时间化来扬弃时间空间化的过程，并以新的时间空间化成果为后代人提供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可持续发展的时空结构突破了时间不可逆的局限，不仅包括从现在指向未来的取向，而且包含了从未来指向现在的过程，是两个过程的有机统一。

6.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时空观。

社会时空既然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那么它的形式必然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提高和实践形式的深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虚拟技术的兴起，虚拟实践已经成为人类一种全新的实践形式。虚拟实践必然引起社会时空的质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对于人在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四、数字化与马克思的社会时空观

近年来，对虚拟时空的研究成为虚拟哲学的理论热点，这也是马克思社会时空观在当代的最新发展。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

1.虚拟实践与社会时间形态的转型。

(1)社会时间的弹性化。虚拟实践打破了机器大工业时代“时钟时间”对人们的束缚，大大增加了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弹性，社会时间的弹性化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2)社会时间的即时化。信息和网络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的作息节奏和习惯，人们的活动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意义上的时间障碍，社会时间具有明显“即时化”的特点。(3)社会时间的可逆化。在虚拟社会中，时间超越了传统的线性和不可逆的特征，呈现出可逆化的特征。(4)社会时间的个性化。数字化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虚拟实践可以使人们根据需要对社会时间进行选择，社会时间更多的具有了个性化的品格。

2.虚拟空间的结构和特点。

(1)社会空间结构的新分析。自人类产生以来，空间已经分化为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随着当代虚拟实践的兴起，社会空间也二重化为传统意义上的现实社会空间——虚拟空间。有学者对社会空间的结构分析如下：

附图

还有学者提出以下关于社会空间结构的分析方法：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基本方式来看，社会空间有物化型社会空间、关系型社会空间和制度型社会空间；从社会时间转化为社会空间的特点上看，社会空间具有个体型空间与整体型空间。

(2)虚拟空间的特点。对于虚拟空间的特点，人们从不同角度给予描述和说明，可总结为以下几点：A.虚拟性。虚拟空间是通过信息、网络、传感、人机界面、VR技术等一系列技术综合形成的数字化空间，它不同于现实空间却能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受。B.非限定性或流动性。虚拟空间打破了物理空间的稳定性和固定性，使虚拟实践不再受地理疆域的限制，人们由此可以过一种“电子游牧式的生活”。C.缩微性或隐匿性。互联网使人们的各种交易时间大为缩短，从而拉近了交易距离，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交易量，更多地“消灭”交易空间。D.非集中化或去中心化。虚拟空间解构了传统社会信息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虚拟社会成为一个没有等级差别的社会，个人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可以获得充分的张扬。E.可共享性或非独占性。现实实践中人的空间是固定的、独占的，虚拟实践中的空间是非独占性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既在此处又在他处，占据多个空间。

曾国平、李正风等学者在《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一书中，从互动建构论的立场分析了虚拟空间的特点，虚拟空间的实质在于对人类社会生活空间的延拓和塑造。它的特点在于：其一，虚拟空间是数字化流动空间，这种数字化的知识平台不仅使开放性资源共享和合作性竞争成为知识生产的机制，而且知识的网络化生产也加快了知识创新的过程。其二，虚拟空间不是信息的容器，而是主体间相互交往、共同建构的交往文化空间。这正反映了人在建构技术的同时，技术也反映了人的开放性的本质力量和人性的深度。其三，虚拟空间又是一种政治—经济体制主宰下的知识权利结构，其动力来自于以资本和知识为主导的社会权利结构对更有效的市场控制的需求。

3.信息化对时空特性的影响以及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时空特点。

有学者从信息化角度研究了时空的特性，认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广泛应用，推动了时间和空间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素转化为内在因素，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化不仅是一种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和信息活动规则的创新和整合的过程，更是一种时间和空间的重组进程。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借助于信息产业化发展的优势向外扩张，不断扩大自己的发展空间，信息化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时空延伸”(Time-SpaceDistension)的过程。而当代中国信息化既包含了从传统的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也包含了尽快提升工业化的水平迈向信息化，并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当代中国的信息化实际上就是将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信息化压缩到同一个时空中，信息化表现为“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过程；但同时，信息化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时空伸延的可能性。

收稿日期：2003-04-23

【参考文献】

[1]刘奔.时间是人类的发展空间：社会时—空初探[J].哲学研究，1991，(1).

[2]俞吾金.马克思时空观新论[J].哲学研究，1996，(3).

[3]楼慧心.人类个体的发展及其可能性空间[J].浙江大学学报，1996，(1).

[4]余静.自由时间论[J].益阳师专学报，1995，(6).

[5]江秉国.对《马克思社会时空观新论》的一点看法[J].哲学研究，1997，(1).

[6]王锐生.唯物史观的时空观[J].人文杂志，1996，(6).

[7]王朝增.社会时空应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3).

[8]朱瑞忠，陈国跃.论可持续发展观的社会时空特性[J].浙江学刊，1999，(3).

[9]曾国平，李正风等.赛博空间的哲学探索[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10]张明仓.走向虚拟实践：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变革[J].东岳论丛，2003，(1).

[11]张明仓.社会时空科学技术人的自由——从马克思的视角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3).

[12]冯鹏志.迈向共生理想——关于网络化与人类生存方式之前景的思考[J].新视野，2000，(3).

[13]吴国璋.论人的活动与社会时空[J].江苏社会科学，1999，(4).

[14]王晓玲.浅析社会时空观念及其特征意义[J].社会科学家，2001，(11).

篇10

关键词：生产；实训；人才培养模式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57

1 现状分析

近些年来，来职业院校就读的学生，几乎都是文化基础知识薄弱的学生，针对这一弱点，很大一部分家长明确目的让其子女学一门技术，掌握一门技能。然而，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后，无论在技能上还是在个人素养上并不能满足企业的用人需求，主要原因是这部分学生的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差，学校的学习和企业的工作联系不紧密造成的。目前，还存在职业院校校外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中还有资金不到位，没有建立完整的制度，另外由于企业注重生产，注重成本，在学生的实训中不会积极主动等问题。

2 生产与实训一体化的重要性

针对学生出现的问题，各职业院校在积极筹划，在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技能课实践的同时更加注重职业素养的培养[1]，在学生实训时，寻求更好的方法，让实训和生产靠近。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第一的和最基本的观点。这样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2-3]。教育部要求职业院校紧紧依靠行业企业办学，加强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培养模式由传统的以学校和课程为中心向工学结合、校企合作转变。

在职业学校中，实训教学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是职业教育培养技能型人才不可缺少的环节，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4]，仅仅是课堂教学，或者学校的实训已经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为了学校更好的发展，也为了学校与社会的接轨，学校不得不探索新的培养人才的方案，建立一种和学校、企业过度的模式是每个学校积极探索和实践的。

3 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基地的建设

3.1 “校中厂”建设

目前，能将生产与实训一体化的更多就是“校中厂、厂中校”的建设，“校中厂”就是利用学校的教学场地，将企业的技术、设备、人员引入学校，使学院的师资、设备与企业结合，学校开展教学结合企业生产，按照企业的标准组织生产和管理，从而建立的生产与实训一体化的实训模式。“厂中校”就是企业中建设教室，将教学融入到企业的环境中，利用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人员等资源为教学服务。“教育部16号”文明确指出以工学结合为切入点，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由学校提供管理、场地和部分师资，企业提供项目、技术和企业骨干技术人员，构建的“校中厂、厂中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可极大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我校结合发展实际和学生的现状特点，创办了天长市巧手机电公司，从学生的培养方面来说，学生有了结合自己专业的工作任务，带着任务去学习，动手实践，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专业技能。

3.2 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参与“校中厂”建设的老师大多为从学校毕业直接进入学校任教，对企业岗位不熟，对企业生产流程不清楚，不能直接指导学生操作机床；企业派遣的员工对教育教学不懂，对教学管理不精。虽能指导学生上岗工作，但对于学生的学习状况、学习能力不清楚，不懂运用多重教学方法，对学生的管理考核不严格，没有营造真是的企业氛围。针对这些问题，在师资的培养中，更是精益求精，提高教师自身修养，提升技能水平和指导水平。教育的品质是教师品质的反映，学校高薪聘请企业退休人员和高级工程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师在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模式中，在学生的专业基础课的学习，技能水平的培养方面起着非常的作用，还要对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做积极的引导，培养他们的责任感，这样，师资队伍的建设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从培训、竞赛、到企业工作等形式，加强教师对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模式的指导力度。

4 实施效果

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模式的开展，为学校的蓬勃发展，学生的职业能力的提高方面作出的诸多贡献，这几年连续在省级、国家级职业院校学生技能大赛中，我校学生取得可喜可贺成绩，学生高质量就业率提高，开展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模式不能单纯地依照的校内实训标准，也不能单一依靠企业的工作制度来执行，要将两者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在学校的课程标准制定中邀请了企业有经验的师傅参与。这样在校内实训的基础上，渗入一些企业的文化，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让他们在学校和企业之间有一个很好的过度，避免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不能不适应岗位而出现一些列的问题。在经过几年的生产与实训一体化实训模式后，用人单位对我校学生反应很好。

在教学中，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课程的编排方面等诸多方面根据学生的状况和企业的情形积极作出应有的调整，激发了学生学习的兴趣，调动了企业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何业军.“校中厂、厂中校”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科教导刊，2013（06）.

[2]徐丽香，兰小海，朱勇萍.共建“厂中校”，探索“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模式[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0（04）：5O-52.

[3]赵建宁.依托院办企业建设“校中厂、厂中校”实训基地模式的探索[J].职业时空，2011，7（07）：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