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地劳动实践的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扫地劳动实践的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1.管理到位，工作才能到位。

班主任是班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劳动中我处处起带头作用，脏活累活抢着干，一视同仁。教育要求我们从爱出发，用爱去沟通师生的心灵，用爱去缩短师生的距离，用爱去增进师生的感情，用对学生的爱去换取学生对教师的敬，形成共鸣，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有了它能战胜一切困难，做好工作。笔者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引导，班级管理获得明显成效，学生劳动能力提升了，以卫生管理为突破口，也促进了班级其他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教学等各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教育效果。

2.方法到位，工作才能到位。

俗话说得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班主任工作经验告诉我，充分发挥小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一个班级，如果说班主任是总指挥，那么小干部就是四梁八柱；让他们在具体实践的各项任务中分兵把口，以身示范，发挥纽带桥梁作用十分重要，同时又锻炼了他们的领导组织能力。行为习惯就像我们身上的指南针，指引着每一个人的行动。习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短期行为，它一旦形成，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常常会与人相伴一生。教育无小事，让我们把养成教育成为一种常态教育，真正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

二、增强学生“劳动美”的意识

1.把劳动美的种子植于孩子的心田。

劳动是一种美德。五千年来，炎黄子孙通过辛勤的劳动，缔造出智慧、文明的结晶，开辟了崭新的时代。走进新世纪的这一代孩子，仍需要继承祖先德行，从小养成爱劳动、奉献付出、热爱生活的好习惯，在生活中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美、发现美、感受美。那么，如何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呢？班级卫生管理这项重要的工作应当如何完成？为了帮助孩子们转变思想，针对这些问题，我对学生进行劳动光荣的教育，让学生在劳动的过程中，体会习劳知感恩的道理，理解父母的辛苦。我告诉学生讲卫生，爱劳动是一种美德，不讲卫生、不爱劳动可耻；同时，把劳动教育与教学、实践结合，让学生在课文中获取知识技能，在班级卫生值日当中付诸行动，让学生们在学习和实践的结合中体会“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内心愉悦感。此外，我还经常给学生讲一些具体的事例与亲身的体验，引导学生明白劳动的重要性，告诉孩子们劳动是一件有乐趣的事，并不是苦差事。为别人付出的人是美丽的，提高学生劳动的积极性，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让人人乐于自觉参加班级大扫除，积极搞好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从中体会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最可爱，从小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

2.把劳动美的意识变成孩子的能力。

古语云：“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提高认识、达成共识之后，班级卫生工作初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学生对劳动的态度改变了，不再像往常一样喊苦喊累了。这时，孩子们不太会打扫卫生这个问题冒了出来，针对这个现象，我开始教学生打扫卫生的方法。每学期初，我在做好班级各项工作的同时，将班级卫生工作进行详尽的安排。每次劳动前，布置任务明确清晰，细到每个人具体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劳动中会出现什么情况，如何对待，还有如何注意安全等等。渐渐地，每个学生不仅知道自己要干什么，而且知道怎样干才能干得又好又快。如此一来，学生的劳动积极性非常高，各个摩拳擦掌，认真完成任务，班级的卫生工作得到了学校的肯定。教师是学生的一面镜子，是低年级学生模仿的对象。在教学生劳动方法的过程中，我一边指导，给学生做动作示范，一边和他们一起劳动，逐渐形成了“我做给你看、你和我一起干、你来自己试着干、我们一起大扫除”的局面。

3.把劳动美的能力强化成孩子的习惯。

篇2

然而，为狮子慨叹的同时，我们不由得想到了我们的孩子。

其实，在幼儿园里就不乏此类现象：小班幼儿手执鸡蛋不知如何下口，准备囫囵吞者有之；左手拿酸奶，右手拿吸管，面露难色者有之；中班的幼儿不会自剥小食品包装袋；也有非糊状食品不进者；更有因家中老人照料精细，鲜与外人接触，导致孩子入园后，无法适应集体生活，不会表达自己所想，更不愿与其他幼儿及老师进行正常的交流，整日生活在自我真空中的疑似孤独症儿童。

现实生活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方位地想孩子所想，做孩子所做，正是他们的精心安排、无微不至的关怀，包办代替了孩子原本力所能及的事，剥夺了他们基本的观察力、动手能力以及大脑的思维能力等等。长期的、事无巨细的“关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会带来什么呢？是生理、心理功能的退化，是自私、依赖、索取、毫无责任感的滋生，是毅力、果敢、进取心、创造力的尽失。如此孩子与丧失捕食能力的非洲狮有何不同呢？美国康乃尔大学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只青蛙投入沸水锅里，青蛙竟出人意料地猛跳出来，随即将这只青蛙放入冷水锅里，再慢慢加温，青蛙来回游动并不挣扎而出，最后煮熟于锅中。鉴于此，作为幼教工作者，我们建议应当从三方面做起：

首先，为孩子创设宽松、自由的成长空间和充满鼓励的生活环境

幼儿天生好奇，他们拆开玩具是为了看见里面的发条，摔坏万花筒是为了看见其中的景象，抠掉电脑键是想知道下面究竟藏的是什么。幼儿喜欢在潜移默化中模仿成人的劳动：一把扫帚在手，他们既扫地又扫餐桌；毛巾为洗脸所用，他们也会用做擦桌凳；手中挥舞的玩具钣子、钳子都是他们用来修理拆卸的最爱……他们在摸索中找到乐趣，在尝试中感到快乐，在无数的失败中总结出成功。但与一些父母和养育者本末倒置，以成人的思维方式对待孩子，事事包办代替，结果剥夺了孩子学习和实践的机会，压制了孩子自动自发的探索精神和好奇心，造成孩子的成熟落后于年龄，适应社会困难。

其次，培养孩子自我服务能力及服务于人的能力

家庭教育中，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培养，由小到大、由近及远，逐步养成。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使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必须鼓励孩子从力所能及的点滴小事做起。例如：自己的饭自己吃，自己的手绢自己洗，自己的书包自己收拾，自己的计划自己制订。而在日常生活中，大人不妨“偷懒”让孩子承担一些家务活以此培养孩子服务于大家的能力。比如请孩子帮助取物来（安全物品）、送物去、剥葱、捣蒜、穿线、洗碗等。其实，大多孩子在服务大家得到肯定之后是异常高兴的。幼儿园里的孩子们也是多以当值日生服务于小朋友为荣的。

再次，成人应不断提醒，鼓励孩子持之以恒完成各种能力的学习

篇3

（一）实践认识的误区

（1）很多学生对实习的真正目的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

没有非常透彻地进行理解，不清楚实习是对自身技能的提升、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服务意识的培养等，而是把实习当做一种进入社会必要的阶段和进入社会的一种有偿活动来对待。

（2）对专业性认识不足

很多学生不愿意从一线做起，不愿意做一些非常简单的工作，觉得这和专业性没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铺床、扫地等一些日常基本工作，一直幻想直接从学生到管理者，这种很大的跨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现实的，因为管理者之所以能够自如地进行管理，是因为他们也是从基础做起，对整个流程有非常全面的了解。

（3）对薪资的选择

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一般在客房和餐饮部实习，劳动量很大，但是薪资却很少，比正式的员工要低，很多学生认为劳动量和薪资严重不符，导致心理不平衡。

（二）实践前培训不够

（1）学生实践前的培训不够

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在学校教学中应当学习专业应具备的高素质和高服务意识，这种意识需要在自己头脑中深深地产生烙印，要让学生从思想上认识到实习很有可能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岗位，需要从酒店管理基层做起。学校在这方面对学生的培训中没有做到位，单单是对一些理论安全知识进行了初步讲解，离实际酒店管理相差甚远。

（2）缺少实践教学方案

很多高校对学生在教学中的实践教学态度尤为认真，教师也费尽心思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实践指导，但是从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实践过程不是全面的服务管理，更像是一种保姆式伺候管理，教师往往只对在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处理，没有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思索。

（3）没有系统的考评体系

学校很多时候在对学生进行实践教学考评的时候不能科学地进行考察评价，学生只要把实践报告交到有关人手中就说明实践考评很好，一些考评中的具体事项、学生在考评中得到的体会和一些经验收获等，教师没有认真地去对待，没有很好地去引导学生进行总结、思考。

二、应对酒店管理教学出现的问题的对策

对学生在实践教学中的内容进行合理的更新，对实践教学进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实践教学中的教学质量，从理论的角度寻找到一种酒店管理实践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对我国高校实践教学进行优化。

（一）加强学生管理水平

酒店管理专业学生是国家重点培养的人才，在对学生实践教学的培养中，教学内容要适合学生专业的发展，学生的技能要能够适应未来酒店管理市场的需要。实践教学内容要有针对性，以专业技能和酒店管理为主要核心，对学生进行综合性的培育。还要根据市场对人才的需要来对学生进行有效的市场化教学，层层剖析酒店管理中的具体流程和一些事项，形成一种针对性很强的模式，然后对这种模式进行科学、高效的实施，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必要的实践教学体系。经过长期对实践教学的实施，实践课程主要分为基础职业素质、专业服务技能和管理应用等一些课程，每个课程根据酒店管理中的实际问题进行内容上的设置，达到提高学生管理水平的目的。在课堂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要保证学生酒店管理水平教学的质量，并且把这种管理水平切实地落实到实践当中去。还需要实践教学和酒店实习相结合，使学生的酒店管理水平有一个更快的提高。学校也应该开展一些与酒店有关的活动，来增强学生的管理水平，比如开展一些礼仪、接待等活动。这样的实践和理论的有机结合能够很大程度上提高学生的酒店管理水平，使学生走上酒店工作岗位以后，能够以熟练的业务为今后更好地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探索实践教学模式

酒店实践教学在培养人才计划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为市场输入人才的基地。酒店实践教学和传统学科相比，不管是在教学内容上和教学形式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有很强的行业独特色彩，所以把握好实践教学这个重要的环节是培养人才的重中之重，完全符合我国实践教学模式。提高酒店管理人才的质量是我国人才培养计划的最终目标，所以要对实践教学模式进行认真的研讨和强化。合理地实行实践模拟和实践基地培养相结合的方式，是实践教学模式最好的延伸。学生通过实践教学可以进行实践基地的培养工作，比如客房实训、餐饮技能的实训等一些实际岗位培养。在酒店进行岗位实训的时候，校内进行的实践模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大作用，很好地弥补理论和实践岗位之间的差距，为更好地探索实践教学模式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落实制度

篇4

1 我国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不足

1.1 组织管理粗放。首先表现在志愿者招募随意、不严肃，许多高校青年志愿者无论规模大小，在新志愿者招募过程中往往利用“人情牌”拉来凑热闹，甚至有“被志愿者”存在；其次表现在信息管理不规范，志愿者信息不归档、志愿活动不总结、志愿服务基地不开发等；最后是组织管理松散、不作为。

1.2 服务创新性不足。在校青年志愿者服务范围主要集中在社区服务、助老助残、环境保护等领域，活动也主要以送温暖、献爱心、维持交通秩序、校园义务活动等形式开展，形式单一，内容重复。且大部分仅仅停留在宣传和号召的层面，而无进一步地有实质性的活动内容。

1.3 志愿者自身素养不够。一是心理认识偏差，在服务范围窄、活动形式单一等各种因素下，志愿者服务的内容往往是扫扫地、聊聊天等零活、杂活，没有与专业相结合，久而久之志愿者就自我定位为“免费劳动力”，其最初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无法得到满足，内心就会产生消极、焦躁的不良情绪，也会质疑自己志愿活动的意义；二是专业知识不足，我国高校青年志愿者多数缺乏基本的专业培训，对一些领域基本的服务知识掌握度不够甚至为零，如服务残障学校时，不懂得和自闭儿童沟通，导致的后果必然是走过场、凑热闹。

1.4 服务长效机制缺失。志愿服务活动缺乏长久性，高校志愿者服务活动出现在每年3月（3月5日为“学习雷锋日”）和5月（5月4日为“五四青年节），其他时间段志愿者服务活动就偃旗息鼓了，如关爱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活动，也仅仅是“一阵风”临时性开展，没有建立长久的有效的跟踪机制。

2 我国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的建议

2.1 改善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组织管理方式，组建高校志愿者统一管理机构。各高校应该在校团委的领导下建立独立于高校学生会、社团管理委员会以外的高校志愿者管理委员会，全面负责高校志愿者服务活动，在此基础上，打造数字化的志愿服务网络管理和服务平台，实现对高校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志愿者服务需求和服务基地等的数字化管理。首先应建立志愿者服务组织和志愿者档案管理系统，将高校志愿者组织、志愿者基本信息档案化、信息化，实行动态管理；其次，建立时效性的信息分享平台，及时收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地方团委等组织机构官网、社区、校园内服务需求信息整理，公布高校通过签定协议、命名挂牌等形式创建的志愿服务基地；最后，建立高效性的宣传平台，在传统的海报、展板等纸质宣传的基础上，通过新媒体网络形式开展活动宣传。

2.2 完善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保障机制。一是国家和社会应对志愿者自身合法权益在立法和司法上给予志愿者全力的肯定和支持，政府与高校志愿者组织应避免出现将高校志愿者成为免费劳动力，并针对志愿者在服务过程中遭到人身安全、财产损失等意外伤害，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司法规范[1]，提供免费的全面的法律援助服务。二是各级团委、志愿者管理协会和高校建立志愿者服务评价体系，各级团委、志愿者管理协会严格落实星级认证制度和奖章授予制度，对已认定的注册志愿者服务时间满足要求的根据累计服务时间授予不同级别的志愿服务奖章，高校应专门设立志愿者服务奖项，同时对于表现突出的志愿者，高校在评奖评优时优先考虑等；三是建立大学生志愿服务专项基金，资金来源应当采取“政府补贴+学校支持+社会赞助”的模式，院校还可以优化志愿服务项目，通过企业赞助、社会募集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挖掘社会资源，争取社会力量的支持，以保证志愿者队伍管理有充足的经费来源[2]。

2.3 建立高校青年志愿者服务实效管理系统，提高服务质量。一是高校在档案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对志愿者服务组织进行类别化管理，根据社区服务、扶贫济困、助老助残、大型活动等服务领域分领域组建志愿者服务组织，全面对接相关领域服务需求，根据自身爱好、时间和特长等选择一个或多个志愿者服务组织；二是开设志愿者服务技能培训、志愿者服务心理辅导等课程，同时定期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的知识、技术讲座等；三是高校要推进地校企联动和共同发展，根据办学特点，本着长期合作、优势互补、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签订协议、挂牌授旗等形式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街道社区、各级各类的文化单位、福利院、敬老院、民工子弟小学甚至企业等都可以成为各级大学生志愿者服务基地，积极争取社会各方面对大学生志愿者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形成志愿者活动的强大合力[3]。

篇5

【关键词】心理效应 归因 解决策略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尤其强调把课堂还给学生。把课堂还给学生，就必须确立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这一基本理念。但综观当下课堂，我们往往更多看到的是学生的表面现象，对于他们的内心世界却鲜有关注，怎样才能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达到有效引导的目的呢？我们可以借助一些心理效应理论并将它们应用于综合实践的课堂。

一、罗森塔尔效应――赏识的魅力

【案例1】问题抛出，参与寥寥

在《班级洗刷刷》的综合实践课堂上，笔者抛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你是班级里的劳动委员，要安排一次大扫除活动，你会去考虑哪些东西呢？”教师用满怀期待的眼神环顾着教室里的每一个学生，希望能得到一个甚至更多理想的答案，但是，课堂静默许久之后，才有一位学生怯生生地举起了手：“我觉得要考虑劳动工具。”“嗯，你为同学们开了一个好头，还有别的吗？”

……

又过了整整半分钟的时间，教室里还是冷场。尽管教师尽力引导，学生表现得也很专注，但就是没有人愿意举手回答。

【归因】缺乏成功体验

我们可以借助罗森塔尔效应来解释这一现象。罗森塔尔教育实验表明：如果教师喜爱某些学生，对他们会抱有较高期望，经过一段时间，学生就会感受到教师的关怀、爱护和鼓励。学生常常以积极态度对待教师、对待学习以及对待自己的行为，他们会更加自尊、自信、自爱、自强，诱发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激情，这些学生常常会取得教师所期望的进步。相反，那些受到教师忽视、歧视的学生，久而久之会从教师的言谈、举止、表情中感受到教师的“偏心”，也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教师、对待自己的学习，不理会或拒绝听从教师的要求，这些学生常常会一天天变坏，最后沦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对五年级的学生而言，大扫除应该已经经历几十次了，因此这个问题的难度系数不高，随口就能列举出几个例子来，可为什么课堂的行进还是如此艰难呢？仔细分析学生的心理状态可以获得一些答案：五年的小学学习经历，已经让这些学生自然而然地为自己贴上了一个无形的标签：我不是班级中的佼佼者，简单的问题即使我回答了，也不会得到表扬，复杂的问题即使我去思考了，也肯定不能令教师满意。久而久之，由于没有或鲜有成功的体验，就形成了所谓的“惰性”，学生也就对教师的提问无关痛痒、事不关己了。

【解决策略】

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还得给予学生充分的成功体验，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被关注的，被肯定的。

1.积极期待

罗森塔尔效应是赏识教育的理论基础。指导教师可以通过语言、笑容、眼神等暗示鼓励学生，给学生多一点积极的期待，相信每一个学生都能如你期望的那样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以上案例中，有个男生提到：大扫除时我们要节约用水。虽然他没有说到点子上，概括也不凝练，但是笔者很欣赏他，送给他一个评价：“你总是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东西，老师非常欣赏你。”在之后的课堂上，该名学生频频举手，表现非凡。课后笔者从其他学生口中了解到他平时因为表现不好才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桌。显然，笔者对他及时而充分的肯定给了他追求成功的动力。

2.摒弃包办

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指导教师还需要重视的是，多给学生提供机会，不要越俎代庖。学生能说的让学生说，学生能做的让学生做，学生能体会感悟的不要代他去感悟。综合实践课程本质上就是培养学生各项能力的过程，在任务的布置上可以由易到难，让学生体验从小成功到大收获的快乐，经历从失败到成功的涅之喜。

二、角色效应――角色的神奇

【案例2】组长一言堂，组员皆闲逛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综合实践活动开题课上，四人小组的讨论交流开始了。和往常一样，组长A在奋笔疾书，组员B看着组长奋笔疾书，组员C和D起劲地聊起了最近班级里流行的新游戏。指导教师示意组员C和D也可以参与讨论，组员C和D恋恋不舍地停止刚才的聊天内容，和组员B一起看组长A奋笔疾书，不多一会又无聊地摆弄起了手中的修正带。

【归因】自身角色效应

小组讨论交流是综合实践课程中最常用的学习方式，其主要目的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小组里充分讨论、交流，以汲取小组的集体智慧，提升个体学习的质量，提高课堂学习的效率。但事实上，很多小组合作都存在“组长一言堂，组员皆闲逛”的现象，真正参与讨论的学生不足一半，集体智慧实际上即组长智慧，也就是小组中公认的最优秀成员的一个人的智慧，整个课堂效率非但没有被提升，反而时间浪费严重。笔者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各组员自身的角色效应在作怪。组长A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小组中的权威，组员B、C、D认为自己在小组中的分量肯定不如A，因此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也不会有相应的市场。有了这一层心理暗示，小组合作也就徒有其表了。

【解决策略】

要想改善这一局面，真正实现小组合作的目的，就要改变学生为自己所贴的角色标签。

1.“嫌弃儿”也有优势

每一个小组中定会有相应的“人缘儿”和“嫌弃儿”。在分组合作中，“人缘儿”的参与系数肯定是很高的，那些“嫌弃儿”往往因为自身能力相对较弱而不好意思“插手”小组合作事宜。殊不知，小组合作的具体内容是不尽相同的，在活动实施过程中，必定需要多种角色。如要进行一次采访活动，不仅需要能说会道的采访者，文思敏捷的记录者，也需要兢兢业业的照相者，勤勤恳恳的后勤服务者，大家在小组合作中地位是平等的，活动策划时的“嫌弃儿”，可以是一名敬业的“摄像师”，一名勤劳的“后勤服务者”，这样也就发挥了他们的优势，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合作的快乐和重要性。

2.组员间角色轮换

小组中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培养不同的能力，因此同一小组中每个组员的角色应该定期轮换，让每一位组员都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角色，从而发现自身所长，以期在全面提升各项能力的同时，找到自己的优势能力，为自己贴上一个值得自豪的角色标签。

三、鲶鱼效应――领头羊的价值

【案例3】个别小组参与，其他小组看戏

很多综合实践活动课堂上都会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和学生交流了几个回合后，教师很快就能找到班级中的发言积极分子。分组合作后，愿意上台交流的也是这些积极分子所在的小组。整个课堂上，都是他们几个活跃的身影，而其他学生仿佛都是旁听者。

【归因】组内缺少领头羊

这个看似很正常的现象，其实就已经是课堂教学的一种不正常状态了，课堂应该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场所，大家都踊跃发言、积极表现才是美满的课堂。小组汇报交流更是如此，如果每个小组都能争着上台交流，交流时组员之间、组际之间都能相互提建议补充，这才是最理想的状态。为什么会出现案例中只有个别人、个别组在参与呢？究其原因就是组内缺少领头羊，没有善于表现的领军人物。

【解决策略】

只有给每个小组提供平等参与竞争的条件和机会，良好的交流氛围才能得以实现，这就是著名的“鲶鱼效应”。“鲶鱼效应”就是要在每个组内都放置一条善于“搅局”的“鲶鱼”，从而带动气氛，为整个小组注入生命的动力。

1.调整分组

综合实践活动课堂上，小组讨论交流已是常态。很多时候，指导教师为了方便，也为了更好地控制纪律，往往都是就近分组，前后桌自然分成四人小组。这样分组很有可能造成组间资源分布不均衡，有些小组人才济济，有些小组皆是残兵败将。在小组汇报交流时，人才云集的小组自然次次出线，而残兵败将小组很可能连想法都还没落地，更不用说去参与交流讨论了。所以，在分组时最好遵循“组内异质”的原则，即每个小组都有优等生和后进生，优等生就是那条“鲶鱼”，在组内交流时出谋划策，在组际探讨时积极互动，这样才能给组内的其他成员带来参与的信心和动力。

2.适度竞争

除了合理分组，在汇报交流时，引导各小组之间形成一种适度竞争的氛围也是相当必要的。指导教师可以鼓励其他小组的学生提出不同的观点，同时鼓励汇报的小组“据理力争”，营造一种民主、宽松的竞争氛围。这个过程中，要充分发挥“鲶鱼”的领导气势和才能，带动组内其他成员参与讨论。

四、增减效应――褒贬的奥秘

【案例4】明明答案在手，不愿上台交流

《我来设计一日游》综合实践活动开题课上，四人小组讨论环节已经结束，接下来指导教师想请个别小组上来交流汇报，可是“邀请函”发出后，学生不是低头默不作声，就是怯生生地看着指导教师，生怕和教师期待的眼神相遇。半分钟后，终于有一位学生举手表示愿意交流。该学生汇报完后，教师问：“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生1：“这费用也太多了吧！”

生2：“行程安排就是吃和走，也太无聊了吧。”

生3：“我觉得准备工作中还要带手机。”

……

台上那位学生的脸色显然“晴转多云”了。

【归因】害怕成为众矢之的

四人小组讨论的时候，明明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答案，可是为什么每次轮到上台交流环节都没有学生愿意上去呢？难道真的是胆小的原因吗？一个班级的学生个个都胆小吗？显然这个理由不够充分，看案例中这位学生的结局，我们可以猜想，这种滋味是不好受的，一个小组已经有前车之鉴，还有哪个小组甘愿冒这个险呢？究其原因是害怕成为众矢之的罢了。

【解决策略】

既然学生不是不会说，而是不敢说、不愿说，那么作为指导教师，我们可以作哪些努力来鼓励学生勇敢走上讲台呢？“增减效应”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好感逐步递增，因此我们在评价别人时宜先贬后褒，并且以鼓励为主。

1.先贬后褒

既然是评价，自然有意见也有建议，这样才是最公正客观的。但是一味地贬抑，定会让被评价人信心扫地，而一味地褒扬也是不真诚的表现，难以让被评价人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正确的做法是先态度真诚地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再肯定其存在的可取之处，评价时语言、神态、动作都要恰如其分。

2.重在肯定

愿意上台交流的学生，对问题内容的思考肯定是比较成熟的，也希望通过交流得到别人的肯定，所以教师要引导其他学生在评价其观点时，多肯定他的优点，要让学生懂得这不仅是对别人劳动成果的尊重，也是给自己一个学习的过程。

五、系列位置效应――效率的保证

【案例5】汇报交流，重点难寻

《弯腰捡一捡，垃圾回到家》综合实践活动的小组汇报交流有关“思维导图一级目录的内容”正在进行中，第一小组的交流已经持续了8分钟，课堂氛围倒是不错，只是学生就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已经辩论了好几个回合了。指导教师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没有表示认可，也没有表示反对。

将近10分钟后，这一小组的交流终于告一段落，但是最终这个思维导图该如何修改呢？学生依旧一片迷茫。

【归因】时间安排不合理

一个好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堂，应当以学生自主探讨交流为主，教师适时点评引导为辅，努力把舞台还给学生。而这个理念最好的体现就在小组汇报交流这一环节，案例中的指导教师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时间是花了不少，效果却寥寥，那是因为交流的时间过长了，重点没有很好突显的缘故。

【解决策略】

要保证交流讨论环节取得实效，我们要借助“系列位置效应”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该理论认为教师在讲解一个重要知识的时候，开头和结尾的内容给学生的印象最为深刻，而且整个讲解的过程时间不能过长，不然会造成听觉疲劳，从而降低学习效率。

1.合理控制时间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无论哪一个环节，教师都应该很好地控制时间，不然很多内容都会混淆视听，反而达不到突出重点的效果，正如案例中第一小组的汇报交流整整持续了10分钟，首先是课堂时间不允许，其次是学生的主题意识不清，很容易谈论到无关的话题，造成交流目标的偏离。

2.开头结尾为重

时间缩短了也并不代表学生就能找到重点，事实上很少有学生是怀揣重点去听教师或同学的谈话的。基于“系列位置效应”理论，教师在指导学生汇报交流时，不能是完全的旁观者，交流开始前最好交代聆听者一些任务：“大家专注听，想一想这位同学哪些观点你是比较赞同的，还有哪些观点你有更好的改进意见。”三五分钟交流完毕后再进行总结：“看来大家对××、××……这几点都是比较赞同的，另外几点通过大家的集思广益也达成了共识。”这样把握住开头与结尾的节奏，可以让学生对所讨论的内容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教学目标的实现也就水到渠成了。

篇6

一句恶语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4年7月，我坐火车来到广州，然后又挤上一辆开往深圳龙岗的大巴车。一上车，我倒头就睡着了。等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时，外面吵成一片，原来全车的乘客被“卖猪仔”了。我跟着其他“猪仔”鱼贯下车，旁边一个人忽对我说：“你的包怎么回事？”我一看就傻眼了，原来我的行李包被剜了一个洞，里面藏得好好的装有我高中毕业证、身份证等证件及为数不多的钱的小包不翼而飞了。我急得大叫，央求别人把我带到龙岗去，但没有一个人理我。

那天晚上，又饥又渴的我在那个陌生的地方徘徊到天明，就像漂流到孤岛上的鲁宾逊一样。第二天，我才知道，这地方是东莞市厚街镇。

当天下午，我终于找到了一份扎钢筋的活儿，这里只需要一身力气。记得面试的时候，那个一脸看不起人的包工头朝着我的胸口猛地冲了一拳，我知道他是想试试我的力气，我拼尽全力地挺着，还脸带微笑，他嘿嘿笑着：“看你斯斯文文的，原来力气在骨头里！”

从此，我就跟那帮五大三粗的人“混”在了一起，白天一身臭汗，晚上躺在猪圈般的大通铺上睡觉。

转眼国庆节来了，原来说好这天放假的，难得休息一天，我们决定好好地睡一觉。但9点钟的时候，包工头忽然冲进来叫我们迅速起床上班去。大家磨磨蹭蹭的，我一时火气飙升，就嘟哝说：“今天是法定节假日嘛！”包工头正愁找不到出气的地方，他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什么法定不法定，在这里，老子就是法！人有三六九等，你们就是这个命！不服气呀，你们折腾点啥给老子看！”

现在回忆起来，我真得感激这个包工头，他的那几句话如醍醐灌顶般地唤醒了我。来南方后，我第一次落了泪！那天我像疯了一样地干活，一根钢筋条儿砸着我的小腿肚儿血流如注，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痛，摸一把沙子堵住伤口后我继续干活。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像变了一个人似地开始工作，上班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上班当作一种负重，而当作一种快乐，还虚心认真地向一些老师傅学习技巧；工余时间，我远远地离开那吵嗡嗡的宿舍，开始到路灯下捧读那一本本厚厚的关于土建方面的工具书籍。

两个月后，我发明的一种新型的扎钢筋模具在整个工地上派上用场，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不久，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工地老板丁先生的耳里，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当他听完我的遭遇后，就说：“小伙子，是金子哪里都可以闪光，好好干！”一个星期后，我被提升为施工员，是唯一不是老板嫡亲的管理人员，工资从每个月600元涨到了2000元。记得我被提升为施工员的那天，整个工地都沸腾了，当夜，那个小包工头拉着我去喝酒，他不停地说：“兄弟有眼无珠！”我若无其事地说：“人活着总得折腾点什么吧。”

这使我感到劲头更足了，把份内的事儿做得一丝不苟。不久，我就成了整个工程公司的“技术权威”，但我并不满足，因为这个工程公司说到底还只是“大帮哄”，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全是丁先生的“嫡系部队”，一帮大老粗。这时，我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我想学习一下管理，然后再大展身手，让这个乱哄哄的工程公司走上正轨。说做就做，我马上报读了中山大学设在厚街镇的一个为期一年的管理培训班，随着理论知识的不断提高，我的改革方案越来越成熟。4个月后，我向丁先生提交了一份两万字的《工程公司正规化管理方案》。

1995年，作为丁先生的副总，我着手对工程公司进行了全盘的改革，把一些身居要职的“嫡系部队”清除掉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硬仗”，但由于有丁先生的支持，我顶住了一切压力，到10月份，整个工程公司走上了正轨，由原来的“大帮哄”一转而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建筑公司。也正在这实践的过程中，我现学现卖、现卖现学，使自己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1996年，该工程公司在我的倡导下，率先通过了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是广东建筑行业中最早进行此项质量认证的单位之一。

1996年11月，通过长时间的考虑，我断然向丁先生交了辞呈。

轻轻松松搞掂“港企副理”

1997年2月，已经取得某大学现代企业管理专业高等自学考试毕业证的我，成功地应聘到了广东惠州市一家港资企业，出任行政助理一职。这是一家规划不小的制衣企业，有员工近千人。在被聘用之前，我对这家企业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该公司刚来大陆投资时只是100多人的小厂，但近几年如滚雪球地壮大，但公司的管理模式却基本上处于初创时期“家庭作坊”式的阶段，股东是陈氏三兄弟，老大是董事长，老二驻美国主管公司的销售，老三是总经理，具体的事务全由一个港籍副理一揽子抓管，事无巨细，都是由副理一支笔解决。

上班不久，我就发现，实际情况比我原来获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完全可以用“乱成一团”来形容。就拿我们行政部来说吧，它是制订、追踪和监督全公司制度及对全公司人员进行招聘、培训等的一个要害部门，但在这里全成了打杂跑腿的，最主要的工作内容居然是买菜，目的是防范食堂里的人中饱私囊。上班的第二天，我就被抽派到跟行政部的几个文员去执行这项光荣而神圣的工作。

当天中午，我向行政经理提出了自己的异议，行政经理大声地回答我：“怎么啦？你别以为买菜没有学问，学问深着哩，没事的时候就往市场跑跑，价格每天都不同的。你今天的大白菜就买贵了！”

我真是哭笑不得！这时，真想摔门而出，但我忍住了，并清楚地知道，我来这里是想干一番事业的，而不是来发脾气的！

从此之后，当我每天完成的“本职工作”――买菜之后，我就开始像一个老中医一样进行“望闻问切”，三个月后，我的“药方”出来了，我写了一份“企业整改方案”。但该把这个方案交到谁的手里，这个问题让我踌躇了很久，我很想直接交给董事长，但这样却有越级之嫌，思之再三，我还是先交给了行政经理，请他再转给副理，然后再静观其变，反正，无论如何，最后我肯定会将它交到董事长手中的，大不了被扫地出门。

我观察到，行政经理接过我那叠厚厚的“材料”时脸上很不舒服，他草草地看了一下就说：“什么方案呀？你直接交给副理。”停顿一下他又接着说：“我可得提醒你，惹怒了副理，没什么好果子你吃的！”

当天下午，我从容不迫地敲开了副理办公室的门，一脸严肃的副理坐在宽大的大班椅后面盯着我，我将方案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我观察到副理的眼睛里闪过几丝不易觉察的变换，内容很复杂，吉凶未卜。他忽然抬起头来说：“这样，给我三天时间，我仔细看看，我们再谈！”

三天后，副理如约地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这一次，他的脸上换上了灿烂的笑容，他举着桌子上的方案说：“小薛，不错！我全看了！”接下来，副理和颜悦色地跟我交谈了四个小时，从谈话中我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原来副理也对公司的现状极为不满，但苦于他琐务缠身，一直无暇顾及，他显得很受委屈地说：“你看看，都已经习惯了，我也只缘身在此山中了！”他站起来，踱到我的身后，拍着我的肩膀说：“看，真是我的好运气！你来了就帮了我的大忙了，我们就照着你的路子走！”

接下来，公司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整改运动”，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整改小组”，副理牵头，我担任副组长，具体事务均由我负责。我后来认为，这个副理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或许在他的内心里，他是很防范我的，但由于怕我将方案直接交到董事长手里，他就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如此一来，这个成绩就有他的份了。但不管怎么说，我仍是非常感激他的，毕竟，他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能够使我快一点实现自己的梦想。

历经了半年多的整改，公司终于走出了“家庭作坊”式的管理模式，确立了一套先进的、完整的管理框架，加强了中间管理层的力量，事后，副理几次对我说：“小伙子，你让我从世界上最忙的人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闲的人呀！”

由于我的巨大贡献，在1997年的公司年终总结大会上，董事长将一串金光灿灿的新房钥匙交到了我的手中，以资奖励。听说，董事长在很多的场合曾说过：“是薛鹏的一个方案盘活了我的企业！”

1998年2月，我结婚了，妻子陆芬毕业于武汉某名牌大学，她是学计算机专业的，在附近的一家大公司负责软件开发。飘泊多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每天处理完繁琐的工作，一回到那个装扮得舒适的家中，我就感到浑身的疲惫顿消，有时候，我甚至有一种做梦的感觉，南方真是一座梦工厂呀！

1998年6月，副理在香港休假期间出了一场车祸，成了植物人，通过董事会的决议，我出任公司副理一职，全盘管理公司的事务。在小圈子里，我被誉为“职场奇人”。

“归零”后我仍是一条折不弯的汉子

1999年，血液里天生有太多不安份因子的我跟妻子陆芬商议自己出来干点什么，陆芬刚开始极力反对，但耐不住我的“死缠烂打”，最终同意了。1999年9月，我们双双辞职，并将惠州的房子折价卖了，共筹了100多万元的资金，来到了深圳开始自己的“创业”。

2000年12月，以我和妻子的名字命名的“鹏芬制衣厂”正式成立了。虽然规模甚小，管理人员加员工还不到50人，但毕竟自己拥有了一份事业，我们雄心勃勃地投入其中。我们的规划是这样的，刚开始是跟一些大型的制衣厂做“发包单”，即帮他们完成某一道或几道工序，然后再开始自己的牛仔系列。我连那个尚未开发出来的牛仔系列的名字都想好了，叫茜儿牛仔，茜儿是我女儿的名字。

这时，我和陆芬的专业基本上都用不上了，我负责业务，天天往各大制衣厂跑单，陆芬则负责生产，从大学时就一直坐在电脑前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她居然像那些打工妹一样学起了针车，刚开始她的手指被锋利的缝纫针刺得鲜血淋淋。我们都以百分之两百的热情和干劲投入到这种崭新的工作之中，我几乎天天都在外面跑，无论晴雨，几个月下来，我整个儿都黑了瘦了，但一回来看到那几十个工人在那里忙忙碌碌的情景，我所有的疲惫都会不翼而飞。

但由于我们都是新手，刚开始半年，我们根本就没有赚到钱，2001年2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核计准“价钱”，以低于做工的价钱将一张近10万元的单签了，但又不敢反悔，到最后，整整忙乎了两个多月，不但没有赚钱，而且还亏了人工等费用。

半年后，由于我和陆芬的共同努力，我们总算解脱了困窘，由“负”变“正”了。11月份，我用赚来的钱扩大再生产，招聘了近100名员工，还按揭买了一套三房一厅的房子，把父母接到了深圳，我的心中滚烫着一种成功的喜悦。

进入2002年，由于诸种原因，制衣企业普遍不太景气，订单越来越少，员工们常常没活儿干。现在想来，我当时肯定是有些昏头了，5月份，一气之下，在没有任何订单的情况下，我居然决定开始生产原来拟定的“茜儿牛仔系列”。我进了大量的原料趸在仓库里，开始生产了。

然后，我就拿着样品往全国各地的服装市场进行销售，出乎我的意料，整整一个月时间，我居然一件也没有销出去，6月5日那天晚上我在武汉，我接到陆芬的电话，她说车间因插座起火发生火灾，共损失两万多元的成品和机器，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我几乎要晕倒过去，但仍强给她打气，说：“没事的，我拿到了一张大单，这点损失不算什么！”

在随后的几天中，我在武汉汉正街进行了一场地毯战，终于签了一张近50万元的大单，对方是一个大型的服装批发商，为谨慎起见，我还特地到他的批发店看了，生意十分火爆，我几乎是腾云驾雾地返回深圳的。半个月后，我发了一大卡车的货到了武汉，按照合约，对方10天之后就给我划款过来的，但10天过后，对方所有的通讯方式全部停掉了，我连忙赶赴武汉，原来我被骗进了一个精心设置的圈套，我报了案，但找到那个人犹如大海捞针。一个月后，我无望地回来了，望着火车外飞逝的风景，我泪眼婆娑。

2002年4月份，在万分无奈的情况下，我辛苦经营的服装厂宣告倒闭了，几年的积蓄分文不剩之外，我还倒欠了几万元的债务，陆芬不久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干的仍是老本行，而我则伤心欲绝，整日酗酒解愁。

有一天，我猛然惊醒了，难道我就这样一蹶不振不成？我还年轻，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自己初到南方的时候不就一无所有吗？大不了我再去做建筑小工，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第二天一早，我刮掉了乱蓬蓬的胡须茬子走进了人才市场。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人的宇宙观倾向于认为:不管祂属人还是属神,我们都应该以愉悦且欣赏的态度来对待我们不得不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其结果表现为:(一)我们不是发展了因果追问性的积累性科学知识,而是发展了使社会生活在人的努力之下变得更好些的丰富的人生智慧。(二)我们也并不追问什么是正义,而是努力使社会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重新恢复有序,或使得这秩序变得更加公正些,以便人们能够更为自由且有序地展开自己的生活。因此,中国哲学尽管也有“形而上者”的“道”论,却从来不去逻辑地推进一种西方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于是,中国人古来虽然也一直有对神的敬畏,但却不曾有神学,更不创造排他性的一神教。就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是宽容的,她宽容的边界似乎也是无穷的,以至于任何一神教,都能在中国这个大熔炉里呈现出自己的美妙和风采,并帮助中国收拾人心,其在整体上表现为中国古典意义上“和而不同”的美学状态。

《易•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我们承认“有”且乐观其有,我们通过“有\无”的阴阳互补模式来看待并思考这个世界。由于这些说法在中国文化中的根本性,且时时、处处、事事得以展现出来,中华文明对世界不仅充满了哲学性乐观态度,并由此发展了一种可以称之谓阴阳互补思想方法,从而大大不同于西方人大大发展了的那种因果追问逻辑思想方法。中国的阴阳互补论思想方法是否能成为一种普世性的思想方法呢?这当然是一个需要严格论证的重大问题。但本文意不在此,而是通过对儒家之“仁”和道家之“德”的思考——这思考的思想方法是中国的——来回应一个伦理学上的问题,以此就教于廖申白先生。

廖先生在《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上发表《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一文(以下简称“廖文”,凡引此文只标页码),廖文分伦理学与人的问题、着眼于人的可能的善、着眼于人的总体的善、生活者的观点、实践性、规范性、哲学的和有系统性的研究,共七个部分。文章的总体意思应该是这样的:伦理学这门科学的核心问题不仅是人的问题,而且是带有实践性和规范性的问题,研究者不仅是一个“外在”于社会生活的评价者,而且是一个内在于社会生活的参与者,研究者的这种双重身份在趋向某种内在善或总体的善时,常常表现出在伦理和道德、正当和善等等方面的不协调的理路。于是伦理学就不得不寄望于哲学形而上学的有系统性的研究。哲学形而上学更有可能通过可能的善去系统接近“总体的善”。

这种努力方向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对廖文的意见可这样表述:

(一)从理论意义立论,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者都无法对自己这门学科的“研究”进行真正有效的研究,而不仅仅是伦理学。如果对某一学术群体进行研究是可能的,且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话,那只是一个社会学性质的问题调查,但这一调查理论上正好不能由从事本学科研究的人进行,他们法律上需要回避。这意思就像逻辑实证主义所早已发现的那样:符号不能自指。或用中国传统的常识讲:医不自治。而这一理路正好就是廖文中分两节所讲的所谓“生活者”和“评价者”关系问题的思考所呈现的真实状况,这是一个逻辑悖论。而根据黄辗冀的研究结论:东方无悖论。这说明廖文的思想方法从根本点上是西方的。

(二)如果我们不是进行神学的研究,我们不会发现“总体的善”;如果进行神学的研究,我们所认定的最后的总体的善就是神本身。但神学家并不是神本身,他只是依靠信仰才能将所谓的总体之善主观认定为神本身并宣称神的至善。在这一研究中,神学家必然面临古老的柏拉图问题,即,如果我已经知道善本身,我将不再需要研究什么是至善;如果我不知道善本身,即使善本身就在我面前,我又怎么样来识别她呢?这又是一个逻辑性的悖论。基督教神学正是在这一逼问或这一悖论基础上,才不得不以god来避免思想的无底深渊。

(三)西方形而上学家真的能通过系统性研究来回答廖文的伦理学不能解决的问题吗?在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欧洲人按《圣经》思考,近代特别是康德以来,他们开始从实体性的“自由”来思考。于是就出现了“善”和“正当”的不协调。由于20世纪的中国有从“五四”以来的长达60年以上的“言必称希腊”的科学思维定势,廖文不得不回归古希腊,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并将伦理学内部的上述不协调寄望于同样渊出西方的哲学形而上学。据我所知,西方哲学在逻辑实证主义无情的奥康姆剃刀解剖下,形而上学在学科意义上已是斯文扫地,因为它所有的根本性问题,已经被证明为类似于某种皇帝新衣之类的假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思潮的背景支撑,是新科学革命和数理逻辑在20世纪前30年的发展所导致的自身无法系统性完整自洽的结论,而与此同时,尼采又宣称“上帝死了”。于是,罗素所津津乐道的所谓哲学总是处于神学和科学二者之间的“无人之域”的说法应该是成立的,这就出现了后现代哲学家不仅不再诉诸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反而激烈解构一切逻各斯为中心的形而上学。在这样一种历史情景或者说时代精神之下,我们怎么好意思去难为我们的这些西方哲学同行呢?这不是说中国哲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而是说我们有另外一种与之不同的世界观,或者说我们对于我们不得不置身于其中的宇宙,有另外一种更加乐观的态度,且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另外一种不同于因果逻辑决定论的阴阳互补效用论思想方法。

于是治西学却又是中国人的廖先生恰当地站在中西之间进行协调,且要把伦理学问题过渡为哲学形而上学的问题。那么廖文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中国哲学对此能否给出一个更好的说法呢?如果可能的话,中国哲学的说法是什么?下面我们就这三个问题一一展开并给出自己的说法。

二、廖文问题的症结所在

请允许我将意见性的结论放在前面。廖文的问题是:中西方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当混用。混用似乎应该是最好的方法,但不当的混用却可能将问题诱入歧途。

为了能提纲挈领地将廖文的理路展开并找到其症结,我们不妨先将该文的内容摘要和关键词抄录如下。其内容摘要曰:“对伦理学研究人的问题的方式及其特点作出说明是理解伦理学的性质的好方法。伦理学着眼于人的特有的生活活动、人的总体的生活的善来面对和研究人的问题,它内含一种生活者的观点。把伦理学的研究仅仅建立在评价者的观点上是不恰当的,它是一种实践性的研究。一种生活活动仅当发生了对生活者而言的内在善时,才成为伦理学研究的恰当题材。伦理学也是规范性的研究,它研究伦理与道德是怎样的生活规范,以及它们怎样成为这类规范。伦理学是一种哲学的、有系统性的研究,这种研究更接近人的生活或问题的真实。”其关键词曰:“伦理学;善;实践;生活者;道德”。

通过整个行文过程我们能够发现,廖先生事实上是要协调在学理上存在着重大张力的四个问题:(1)生活者和评价者的关系如何处理;(2)实践性和规范性如何协调;(3)伦理和道德这两大同根分途的问题,在伦理学中应该如何归并于“善”;(4)通过哲学形而上学的介入试图解决或接近于解决本学科在理论形态上的系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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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这四个问题事实上处于不同的领域和学科之中的不同层面上,伦理学本身即便加上哲学形而上学的努力,究竟能否达成廖先生所预设的西学意义上的宏大目标呢?

(一)关于生活者和评价者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关于这样一个问题,不仅是伦理学,但凡社会科学的所有研究者,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很简单,这类问题的“研究”作为一种行为,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大区别是: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作为主体,我们把我们的外部世界当成了我们的对象;作为客体,我们自己恰恰又是我们所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如果按逻辑的因果追问方法坚持进行下去,我们必然进入悖论:我不研究我时我研究了我,一旦我研究我时我又失去了作为对象的我。正如廖文所说,“伦理学研究可能同时含有生活者与评价者两种观点”(第131页),为了区别这两种“观点”,廖文对“实践”这个范畴作出了特殊的界定,这种界定不仅使“实践”否定了人类创造物质生活资料以获得“善物”活动的实践性,而且进一步将“实践”窄化到“追求着交往生活的内在目的,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着人的生活的哲学的、宗教精神的理解的活动,我们称为实践”(第131页)。简言之,只有真正属于哲学和宗教生活的交往并理解着的活动才是实践,其他生活活动算不上实践。“所以,尽管人人都生活着,但并不是人人都有实践的活动”(第131页)。“仅仅谋生和牟利的生活不是实践,仅仅为获得某种善物的生活也不是实践”(第131页)。为了走出生活者和评价者“研究”行为的逻辑悖论,廖文造出如此界定了的“实践”概念,究竟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还是为研究增加了更大的麻烦呢?结论是不言而喻的。

(二)关于实践性和规范性如何协调的问题。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可以把实践界定为人的自由创造活动。如果进一步限定的话,我们可以说,只有创造出有益于人类生活世界的活动才配得上实践之美名,因为这活动即使不善也起码必须是正当的。而有损于人类生活世界的生命活动应当在道德上进行制止,若道德未能制止他,他就应为此一行为负责:承担不利的后果。这样,我们也就同时预设了两种规则,即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如果道德规则足够有效,我们将不再需要法律规则;正是因为道德规则往往总是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制定法律规则。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无不证明着这两项规则都是维系一个良序社会的必要规则,一旦这两种规则都失效了,人类最后就不得已而诉诸暴力或将刑法的暴力升级为战争的野蛮规则。传统中国“刑起于兵”的历史沿袭可以有效说明这一点;孔子的“无讼”理想可以说明伦理规则比法律规则更合于道德。欧美传统的民商法规则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需求问题,即,在地中海文明丛中,商业从来具有重要地位,而在东亚大陆的农耕中国,则不太需要这种规则。我们现在十分需要这种规则,只是因为从马嘎尔尼到前不久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二百年历史过程中,我们被动地不得已接受了“贸易自由,协商关税”的新规则。目前被误认为是所谓“普世伦理”的许多规则都是这种人类历史“实践”的本文由收集整理结果,而不是因为我们这种现在看来还很落后的文化传统没有哲学和宗教的追求。实践性是自由地创造性突破规则的生活、历史动力,规范性是使这动力不至于失序的安全保障阀,二者恰如一个铜币的两面,不可须臾分离。于是,廖文对“实践”的上述限定是荒谬甚至是可笑的,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的当代。

在廖文接下来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以对实践作出上述如此严格而又狭隘的定义,仅仅是由于他把“实践”完全误置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框架之中了。与此同时他也将人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规范”分为“职业的或技艺(技术)的,法律的,伦理的三种形式”。(第133页)进而,他仍然采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方式并指出:“劳动、实践、理论”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这三种活动分别来源于“理论理智、实践理智和技艺理智”(第132页)这样三种理智。同理,三种理智自然就推出如下结论:“人的特有的活动有三种:理论的活动、实践的活动和制作(或劳动)的活动”(第131页)。试问:这样叠床架屋地套用亚氏理论,于我们的伦理学研究到底有何种补益呢?如果亚氏的分类确曾是有效的,那么何以作为亚氏后裔的西方伦理学和哲学同行一直未能解决廖先生提出的问题呢?回到廖文内部理路上来,作这样限定的结果对思考所谓的“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有何补益呢?

(三)关于伦理和道德这两大问题域在伦理学中应该如何归并的问题。在我看来,伦理一词是中性的,它研究的对象是人际关系却并不保障实际上也无力保障人际关系必然地导向行为人的善行,或者说,“关系”是中性的,人际关系的互动中既有向善的可能性,也极有可能不可逆转地恶化下去。但由于传统伦理学一直强调人际关系应该由“善”来引导,所以人们也就将关于善的问题长久地交由伦理学学者进行研究,但这种自然形成的分工现在看来却完全可以是无所谓的,但是研究者则应尽可能负责任地在其中选择让人明白而非让人糊涂的研究策略,以确保教人者不至于误人子弟。“道德”一词,至少在中国语境中却完全不同,它本身意味着善、蕴涵着善。所以在中国伦理学界,一直存在着对这两个概念及其二者关系的不同理解。比如,强调伦理一词古典意义的何怀宏就坚持伦理学应该通过制定伦理规范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更加趋向于道德,即提倡人们趋善。而强调道德相对于伦理一词的差异性的赵汀阳则坚持认为,伦理学的任务不是或主要不是制定什么伦理规则,却要研究如何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而如果说真的有什么达到幸福的规则,他认为只有一条“公正”规则足矣。因为,即使我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伦理规则,人们仍然不会因为有了它们就变得行善之风大行天下,反之亦然。

廖文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分歧,他在行文中清晰显示的传统社会中伦理学研究强调“善”而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康德以来人们更加强调“正当”就是明证。对廖先生而言,善与正当的关系也就是伦理与道德的关系。执意要追求“总体的善”,意味着廖先生坚守传统的伦理学界域,试图将正当归并于善,这与何怀宏先生一样,本身当然谈不上对错。就学科领域本身的界定并不同于该学科能够解决的问题意义上,不仅不能对此有什么责备,勿宁说,将二者归并起来的学术努力还相当值得嘉许。问题是我们采用什么样的思想进路,或者说采取何种研究策略才能达至这一崇高的目标呢?研究策略是研究者自身的选择行为,这选择行为必将显示出研究者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

(四)关于通过哲学形而上学的介入试图解决或接近于解决本学科在理论形态上的系统性问题。问题四与问题三紧密相关,廖先生的研究策略是求助于哲学形而上学的参与或介入。而廖文的意思给人的明显感觉是,他正在进行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不能将伦理规范完全系统化,只要我们努力着,希望总是有的。于是廖文一方面主要借助于西方哲学中的学术资源,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学术资源,一方面引入中国传统的儒学和道家思想进路和研究策略。理论上讲,这是相当地好。问题是对中国传统资源的援引要准确!

三、仁与德:儒道互补的伦理学进路

问题似乎真的就出在这里。廖文开篇即不断引用道家之“道”和儒家之“德”来论证他关于西方历史上“善”与“正当”的关系问题,并试图释明“伦理”和“道德”的关系并从而指出,伦理学界对于二者在指称上的不同意蕴有分歧。

儒家传统虽然立基于宗法伦理,但经孔子改造之后,它却毕竟首先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与西方伦理学的关键不同之处,是在早期儒学中排除掉了人与物的关系并从而把问题集中在“仁”这个观念上。虽然“《大学》之道”三条目的最终旨趣“在止于至善”,宋明儒学也重新将人与物的关系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但他们并没有走出孔子所圈定的界域,他们在“格物致知”上虚晃一枪后,认定“仁”是其道德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终极根据。显然,这种进路迥异于柏拉图的进路,它虽然也设定了“至善”的可欲性,却只从人现实的自然存在的亲亲状态出发渐次展开。达到至善固然圣且神矣,一时达不到至善却也并不特别地在乎。道家虽被从司马谈至今的人们称之为道家,但在伦理学意义上,道家的核心概念并不是“道”而应该是“德”,而儒家的核心概念并不是“德”而是“仁”。仁可以转换为不再以宗法为基础的伦理概念,进一步甚至可以转换为具有人际间中性关系或者哈贝马斯主体间性式的普世伦理学。而道家之“德”在中国传统语境和现代语境中,都可以直接转译为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本身或者说柏拉图意义上的善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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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一重大错置并不为怪,因为廖先生主治西学,在其他领域说话有所隔膜是可以原谅的。但既然廖文已经通过对实践的重新界定,将劳动所追求的“善物”都排除在伦理学看来如此重要的实践领域之外,为什么还要将“道”这一最高范畴引进来为自己作论证呢?显然,廖文将“道”完全当成了西方哲学甚至宗教观念,这很不妥当。道当然有这一层意思,但道还有譬如“要走正路”的道德意味,而正路或大道不是只靠哲学和宗教的交流理解所能走得通的。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他的综合性不但不排除廖先生所排除出去的“善物”,而恰好是只有能取得这些善物时才可配称为德得了道。

廖文的标题“论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和最后一部分“哲学的和有系统性的研究”这一前后呼应究竟蕴涵着什么样的玄机,乃至于出现这种严重的误判误置呢?若细绎文意,我们不难感到廖的意思应该只能是这样的:伦理学仅仅靠自身的研究是不够的,必须借重于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因为哲学“寻求对这个存在世界本身,对人的存在同这个存在世界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对人的生活的善以及人与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好的关系被人类看做是善的原因等的更全面、更透彻的理解”(第134页)。这样,伦理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就被廖文扩张到了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既然有如此的诉求,那为什么又要掏空哲学所要面对的存在世界中至关重要的实践概念呢?仅仅由于这一概念源于伟大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吗?亚氏的诉求和廖文的诉求在何种意义上有一致性呢?对此,我们反复研读,却仍看不到廖文有任何的说明。

如果这种思考在传统西方形而上学中是可欲的,那么,在当今世界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哲学界就不仅是完全的错置,而且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廖文没有对学界提出一个清晰的问题,而只是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混沌的迷宫,展示了一大堆虽错位艰难却是可爱的思考。

廖文认定:“道家学说把我们无法经验但可以体悟的道作为世界的本原和生活的最高的善,儒家学说把我们据以与道沟通的德作为人的生活的主要的善”(第128页)。在伦理学意义而不是哲学形而上学意义上,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的:道家通过个体之德追求道,道家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本体,也就是伦理学最高的善;儒家通过“和群之仁”来求德,并通过含有主体间性人际关系内涵的群体之德,来和道家个体之德进行对偶互补。这样思考的话,便有可能在破解伦理学在这一问题上的难题有所助益。我们可以也应该尝试利用儒家伦理和道家道德的资源,并借用中国对偶互补的思想方法来解决困扰西方伦理学界在“善”和“正当”或目前中国伦理学界在“伦理”和“道德”上不可克服的逻辑不可贯通性甚至矛盾性的问题。否则,如果按廖文所说,不仅会误置了儒学和道家,也会误导廖先生并从而将现在看来如此重要的伦理学难题,错误地本文由收集整理推给早已力不从心的哲学形而上学。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一难题似乎是一个西方神学或者说准神学问题,把它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之间像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不仅是无聊的不负责任,而且是极为有害的。如果一个“研究”者需要信仰了,比如廖先生,那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可是人类毕竟无法通过科学的努力终极性地解决这一问题。自然科学做不到的事情,社会科学仍然做不到,不管是多么真诚的研究者,真诚地努力并不必然感动上帝,以便让“研究”者能够穷尽这个世界的真理,并使这真理获得信仰的资格。信仰就是信仰,就学理意义上说,信仰也就是不讲道理的最后道理。就此而论,廖文提出问题的思想方法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的误区。这一误区事实上已经将廖先生引入歧途。

伦理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我认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只有对象问题,用中国人实践理性的大脑思考,这世界根本就不必也未必没有什么实体的性质。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更为严重的方面是,伦理学学者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学者一样,他的“研究”行为本身是无法通过自己的自反性努力来找到的,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的基本性质”,我们把这一“研究”行为作为一碗饭就是了。雅致点说,这是一种职业,研究是学者的职业行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最质朴的真理也许是,科学研究就是要么获得知识,要么界定正义,前者是自然科学家的事情,后者是社会科学家的共业。虽然正义或公正的实际获得总要以自然科学的知识为背景,却并不必然需要对这一知识的总体引入。更不能在前门推出而在后门又稀里糊涂地悄悄引入。而这正是廖文的“总体误区”。伦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际关系的应该,关系可以扩张到譬如动物保护和生态文明的研究上,但这并不改变伦理学研究“关系中的应该”这一基本性质。一旦这“应该”上了心,入了脑且能常常落实到人际互动行为上,此人就是道德的或善的。西方哲学从本体论转向知识论,又从知识论转向语言学;然后现象学发生了神学转向,解构主义发生了伦理学转向,列维纳斯又提出“伦理学是第一哲学”,颇带神学指向和神学意味。这其实正是西方哲学在老子意义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结果。如果说神学家未能挽救西方这种颓势,这似乎也并不是神学家的错,因为神学家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以美妙软化明朗,他以信仰的方式站稳自己的立场来对世人转述“神”的话语。但廖文的努力方向却正好相反,他是要用逻辑的明朗来硬化美学或神学的美妙。这工作当然相当值得赞赏,问题是廖文的叙事风格既不美妙也不明朗,处处让人不知所云!

如何能使人类的理性得以自安?本文无力回答。如何使研究者本身的理性得以自安?研究者自会各有自己的“高招”,但廖文的发表正表明了人类对于信仰的渴望。有必要指出的是:人类对信仰的渴望并非研究者自己的渴望,谁渴谁找“水”,即使在信仰自由中各人找到了不同的水,那也是毫无办法的事情。

中国文化颇有些泛神化的致思倾向说明:中国人的信仰从来是自由的,只要不对政治秩序构成实质性威慑,中国文化宽容并悦纳所有的信仰方式并允许任何人按自己的方式安身立命。这样说意味着:中国哲学有解决西方人信仰问题的独特的安身立命的哲学资源,我们虽然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这仍然只是我们的信念。这种信念能否成为普世的,并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欲以此普世是可欲的,但目前怕是为时尚早,过分奢望了。

回到中国哲学的儒道互补进路上,如果我们将儒家之“仁”界定为规范伦理学并要求新儒家提供更进一步的伦理规范,与此同时,我们将道家之“德”界定在道德伦理学领域,并要求新道家对道与德提供本体论和存在论的深入解释,以便为人们提供幸福生活的资源,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勉强回应廖文所反映出来的当代精神危机问题。

在我看来,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的相当整全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理解为秩序与自由的关系问题,它似乎既是伦理学问题,又是法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儒家的仁学就是为回答如何解决人际关系所面对的种种问题所提出来的,儒家也从来以制定伦理规范为己任,事实上他也提出了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类如此伟大的金律。以此为基础,儒家在历史上曾经为中华民族建构了使人们得以追求幸福生活的有效性秩序规范。而道家的“德”也正好处于和“仁”相同的观念平台上,而道家要解决的问题恰恰是如何处理人的存在性自由的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正好可以解释西方伦理学关于“善”与“正当”的争论何以在近代才被凸显出来,正好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回应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难道人类行为的正当性问题不正是一个与自由主义同时并出的核心观念么?正当性观念之所以会在政治和法学领域对善或至善观念有某种替代意义,正是伦理规范在近代以来对人的行为不再产生实质性约束和有效制裁的结果。正确的伦理学观念,可能要引入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三分法的另一种三分法,即应当、正当、失当的宽容性三分法。正当行为的范围扩张,也就是自由的扩大。应当和失当,完全可以适切地分别归属于伦理学的提倡领域和法学的制裁领域。用传统中国的话语方式来表述:伦理规范是通过王庆节式的示范来起作用的,即表率,模范带头作用之类,而法律规范在传统中主要是通过刑法的制裁手段来起作用的。时至今日,人类绝不可能再设立什么道德法庭,人类对伦理规范的解释正趋向于对人的行为选择更加宽容。道德失当问题是在他的相对行为人的后续行为中加以解决的问题。伦理规范和宗教教规一样,它似乎一下子都一起变成了某种极为类似于心理学意义上的东西,在信仰自由已经成为被普遍承认的基本价值的当代社会,制定伦理规范的努力也似乎变得不再像它在传统中那么必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伦理规范不再起作用。在任何文明体系中,公序良俗对行为人仍将永远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不管行为人是有意遵守还是无意识习惯性自然而然地从众性地顺从。伦理规范的研究制定对构建一种良序性社会仍然具有巨大作用,一个社会提倡什么样的伦理行为规范及其被接受并实际遵守的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一项伦理规范,不管它是“底线”性的还是“普世”性的,都是一种价值的诱导过程,一种区别于传统中国的具体方式却又可抽象继承的“教化”性过程,诱导的必要和强制的不可取已经是不同程度的国际共识。但是,所有这类规范,都并不存在于伦理学家的论证中,而是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在秩序与自由向度上的有效验的平衡之中。这种平衡的实际状况,既不仅仅是功利自由主义者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不仅是卢梭式难以操作的公意。历史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自由在为一个社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动力,秩序却是为所有社会人提供必要的安全感,二者都是可欲的。如何才能维持一种秩序和自由之间的社会结构平衡和历史性动态平衡?这既非伦理学所能解决的问题,亦非哲学形而上学所能承担的责任,不管他们“有系统性的研究”在伦理学或哲学领域可能并实际取得了多么大的进展,事情仍将一如既往地由历史的合力历史地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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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西两种思想方法的不同理趣

改善人类的精神生态问题,显然已经摆在人类面前。哲学形而上学也好,列维那斯式颇有神学意味的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也好,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封疆。学术界可以并且应该是相互开放的,中西方诸多的传统文化资源也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禁脔。这里我们要提请的是:我们必定要注意中西方迥异的思想方法。思想方法是思想者的工具,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的工具往往比可欲的对象更能决定我们得以有效满足的程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在我看来,西方人追问因果的思想方法和中国人阴阳互补的思想方法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方法,两种思想方法分别导源于二元、他因、空间性哲学和一元、自因、时间性哲学。赵汀阳分辨了“二元论”和“二元性”的不同,中国式一元、自因、时间性哲学和阴阳二元性基础上的互补性思想方法是一体的,而西方哲学的二元、他因、空间性哲学的根基其实也就是福科、德里达等人正在解构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后来被片面发展了的系统性逻辑。根据陈炎先生的研究,中国人阴阳思想方法和欧洲人的因果思想方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我们进一步的理解是:这两种思想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中国人有儒道互补,地中海文明丛有两希互补,科学和神学的互补。只是欧美人在历史上由于各种要素的历史性驱动,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在“第二序列”意义上貌似普遍有效的逻辑公理并依此发现了理论形态的科学,这就使目前的中西双方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强弱对比。而这种强弱对比又被有效地泛化为优劣的对比。优异的也就是普世的,这就是当今世界的实际认知现状。尽管上世纪初年的科学革命似乎终结了科学的上帝梦,希尔伯特公理系统的诉求和随即而至的哥德尔定理对这一诉求作出了的整全无望的宣判,这遗憾的结局似乎并未彻底改变人类理性的自负,社会“科学”界仍在戴着科学的镣铐跳舞,频频援用西方的各种理论资源的学术努力、囿于西方式因果决定论思想方法所产生的逻辑系统性努力,仍然相当不当地主宰着当代中国人文思想界的学术时尚。

廖文的努力正是这时尚正在流行的例证之一,类似的学术泡沫目前也正不知有几多。我们不拟对此说什么恶狠狠的话,然而我们不能对所有类似的理论误导永远保持沉默。学术,特别是有关人类社会生活的学术研究不像自然科学,所有进入这一领域的人,都无法像自然科学家们那样,保持纯粹的价值中立。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工具理性,我们还需要王阳明式的学术良知。工具理性能够使我们具有足够的清醒,价值理性使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对人类的关爱之心和学术热情,从而不至于沦为功利时尚的奴隶。按金岳霖论庄子的意思说就是:我们既需要希腊的明朗,也需要希伯莱的美妙。前者会使后者变得坚强有力,后者能使前者不至于因有力而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在这一困局中,对思想方法态度的改变或调整应该是改变这一困境的基本着力点或有效抓手。我们不仅需要学会用中国传统思想方法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且需要通过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窥镜来观照中西学术界的各种问题。

不错,“互补原理”直接源于物理学家玻尔,但同样重要的是,他引入这一原理时受到了中国阴阳太极图的启发,正像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计算机时受到八卦的启发同出一辙,他自己选定的爵士勋章图案就是阴阳太极图。他引入这一原理据说曾引起爱因斯坦的愤怒。但由于科学至今无法用更好的方法解释光乃至于所有基本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它似乎也就因其解释的有效性获得了某种普适性。如果科学前沿的量子力学和计算原理的思想方法都间接地源于东方的中国,我们这些中国人为什么竟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呢?这是极为重要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即我们的真理观被改变了,符合论真理观渗进了有效性真理观。意象上,这正像是明朗渗进了美妙,但这一美学意象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按郝大维、安乐哲的研究,这种美学意象很可能对我们理解并接受这个世界,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具有着无比重要的简直是终极性的价值。让人极为遗憾的是,五四愤怒的硝烟虽已散去,数典忘祖的时代却并未结束。可能需要数代人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才能扭转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必要的耐心。是金子早晚总会发光的!

李泽厚先生八十年代将物理学上的互补原理引入他对儒道两家的研究,并恰当地提出了“儒道互补”说,虽然这一说法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把这种说法不仅当成一个成果而是要当做一种思想方法的问题,却仍然不曾被认真对待并将这一思想方法运用于各自的研究。

我前面已经指出:廖文问题的症结是因果追问思想方法和阴阳互补思想方法混用后所引起的混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高级的混乱。高级的混乱仍然是一种混乱而不能因其高级而成为清醒。比如当廖文论证“可能的善”和“总体的善”时,即便他如何强调这是“着眼于人的”思考,却仍然不免于西方神学的背景隐喻。在西方语境中,一神论神学和宗教其实正是被它思想方法上逻辑地、对因果关系的无穷追问所必然延伸出来的一种世界观皇冠上的明珠。当廖文沿着自己的进路自然而然地进入他“哲学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时,他已经把一只脚伸进了神学的领域。我们并不泛泛地反对神学研究,恰恰相反,我们主张堂而皇之地在人类能力的边界处诉诸于某种神学性的思考。时至今日,若仍将伦理学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形而上学,我们似乎可以借用列维那斯的话反问道:难道伦理学不正在成为第一哲学吗?是以人为本通过提升境界来接近圣化的神学,抑或是以神为本通过救赎来提升人的道德良知,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

五、总结和展望

(一)中国传统的乐观态度决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感受,而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两千年来已经通过禅宗彻底改造了印度西天的佛教,把佛教苦海中人转变成了乐观向上的中国人。早已分化为犹太、基督、伊斯兰三教的一神教世界观,目前正由于基督和耶和华的联合与后起的穆斯林进行着亨廷顿意义上的“文明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根源是互指对方原罪性和必得要拯救对方的精神气质。中国的乐观精神气质则乐观地预设人性的善根。

(二)中国传统的思想方法是平面摊开寻求全面的视角,观照发展的多种可能。欧美为主导话语权的西方则是通过因果的无穷追问苦苦寻觅确定性。在目前的语境中,西方自由性核心价值正在受到冲击。在中国人看来,这种冲击的根源是对自由的实体化认定从而放纵了人性的自由,乃至于它失去了秩序的制约或者说是导致了良知的缺失或监管的缺位。中国人在秩序与自由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至少在目前暂时被事实证明为有效的。

(三)廖文可爱的追求让我感动,因此我要感谢廖先生的激励。这就是我的三条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