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范文
时间：2023-03-30 03:14:4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儿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望东方周刊》：2013年，全国妇联了由你参与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关于这个课题有最新的研究进展吗？
段成荣：目前我们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状况”、“异地高考”等专题性领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传统的理解，通常假定他们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来”。这些年我们观察到，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在增多。这一轮调查发现，这样的“城里娃”占到1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52%～53%。
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城里娃”。这种特点决定了我们对于流动儿童问题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与今后的现实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设计，包括各种教育政策，都没有来得及做让他们长期扎根的准备，在出发点上就有偏差，今后这个矛盾会更突出。
分级分担流动儿童教育经费
《望东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动人口受益者的结构问题，在流动儿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应的受益和责任结构？
段成荣：流动人口带来了劳动力，带动了经济发展，所以首先国家要承担责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务工经商，儿童更多的是伴随性的。儿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问题。
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战略，在“市民化”部分对流动儿童的问题有特别好的提法。原来的城镇化战略中，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位置一般靠后，而这次放在第一位，这显示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决心。
《望东方周刊》：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荣：目前针对“义务教育”以及“义务教育后”――也就是大龄儿童的教育，各省对于省内流动的孩子已经作出种种安排，但在跨省这块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点。
我们有个流动儿童教育的分级建议：跨省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各省承担省内跨市的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再由各市把市内跨县的部分管起来，逐级分担。
一些大城市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态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显在推卸责任，这跟财政负担有一定的关系。
东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体规划须有预见性
《望东方周刊》：2013年的调查显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动儿童的流入也出现增长，今后流动的地区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转移？
段成荣：“向东流”这个整体趋势还没有明显变化，发展机会比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庆，有异军突起的现象，需要尽早准备。
无锡、重庆等地，十几年前就提出把流动儿童纳入到当地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许多大城市做得不够好，不愿意承认有这么多流动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资源安排，总是强调教育资源不足。
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对人口的流入要有预见性。我们在2013年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
对流动儿童要有长远安排
《望东方周刊》：除了义务教育，这些孩子还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荣：除了义务教育，流动人口子女“两头”就学难题突出，接受学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迟义务教育现象普遍。
各级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认、接受这些“城里娃”的准备。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强调两点：第一，他们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们的家；第二，他们也不可能走。
人们习惯认为流动人口居无定所，但事实上，无论是流动人口整体，还是近年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居住都相对稳定。
近期我们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70.3% 的人只流动到过1个城市，更换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人仅占3.77%。
这些人不会来回跑，因此必须对流动儿童有长远的安排。
2013年是我国“异地高考破冰之年”，12个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参加了异地高考吗？4144个。
篇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种种限制被打破，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流动，许多已婚已育人群也加入了流动大军。父母的流动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去留①：一方面，大量已婚流动人群在自己进城的同时，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学所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只好将子女留在农村，造成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留守儿童群体；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工将其子女带在身边，形成了一批被动迁移的随迁儿童（即流动儿童），但由于受到包括户籍管理制度和公共资源分配方式在内的诸多条件制约，这类儿童往往无法享受与当地城市儿童相同的待遇和各种公共服务，沦为城市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数据推断②，我国0～17岁之间的农村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分别高达2877万和6103万，约占全国农村儿童的178％和377％，全国儿童的103％和219％。从国家层面来看，约占农村儿童55％和全国儿童30％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不仅直接关系到当前社会的公正与和谐，也关系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大局。目前，关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多学科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研究方法也在逐渐规范，然而，已有研究集中在留守儿童与一般农村儿童①②③④或者流动儿童与一般城市儿童⑤的比较分析上，而较少将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纳入同一框架中直接进行比较。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几篇比较研究中，研究者主要讨论流动与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程度⑥、就学地选择问题⑦和入学率差异⑧等方面，针对学习表现差异的研究非常缺乏。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学习表现究竟有何差异？进一步来看，就流动或留守儿童而言，不同流动方式（随父亲流动、随母亲流动或随父母流动）、不同留守方式（随父亲留守、随母亲留守或无父母留守）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事关儿童福利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因此十分重要。在分析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表现是否随其所处状态（即流动还是留守）产生变化时，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就是内生性问题。这种内生性问题来源于样本自选择（SelfSelection），它是社会科学定量研究中进行因果推断时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无论农民工子女处于何种状态，其决策的做出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有自选择性的。同为农民工子女，无论参与流动还是留守，作为未成年人，少年儿童几乎没有能力或权利决定是否跟随父母外出，他们的“去”或“留”很大程度上是外出务工的父母综合考虑儿童状况、自身状况以及家庭特征等因素影响后的结果。因此，流动儿童家庭和留守儿童家庭往往在总体上（如孩子特征、家庭特征等）存在差异。梁文艳等学者认为，利用带有农民工子女状态虚拟变量（即是否流动）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以估计“流动”对其学习表现的影响，这种样本自选择导致的差异往往会造成OLS估计的不一致性和内生性估计偏误。以家庭社会经济水平指标为例，若样本中流动儿童家庭经济水平高于留守儿童家庭，在大多数研究已经证实家庭社会经济水平对儿童认知发展存在正向影响的情况下，研究者将两组样本在结果变量上的差异作为因果效应的估计值，将低估“流动”的影响效应；反之，将高估影响效应。本文利用作者及团队成员2012年在四川和江西两个外出务工大省进行大样本调查所获得的微观数据进行研究。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较深入的探索：（1）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同一框架中进行研究，实证分析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表现是否随其所处状态产生显著差异，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不同留守方式（随父亲留守、随母亲留守与无父母留守）、不同流动方式（随父亲流动、随母亲流动与随父母流动）影响的差异。（2）采用PSM模型，有效避免了样本自选择引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所得结果更具针对性和说服力。（3）进一步研究农民工子女所处状态对其学习表现影响的性别差异。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建立PSM模型以分析农民工子女所处状态对其学习表现影响的差异；第三部分描述样本数据来源，并对相关变量进行解释和说明；第四部分给出实证结果，并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总结研究结论。
二、计量分析方法
在利用经典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项目评估、政策分析或因果推断时，简单地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不能解决样本自选择引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①。对于内生性问题，最主要的解决方法有：工具变量法（IV）、随机实验法、固定效应估计或倍差法（DID）和匹配法（Matching）。但是要寻求一个好的工具变量并非易事，有时甚至靠运气；随机社会实验实际操作困难且存在伦理争议；固定效应或倍差法需要面板数据。在截面数据情形下，一些学者应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ScoreMatching，简称PSM）的平均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EffectModel），较好地解决了样本自选择引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问题①，本文亦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所谓基于PSM思路的处理效应模型，是指一种用于控制协变量（或称为特征变量）的研究策略，最早由Rosenbaum和Rubin提出②，现已成为一类因果推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工具。PSM模型适用于研究者感兴趣的因果变量是表示处理与否的二值变量（本文为农民工子女是否参与流动），因此本文采用PSM模型是合适的。PSM估计值的形成机制比较直观：先在协变量的每个观测值处计算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平均差异，再用加权平均的方式将这些平均因果效应加总为总的因果效应。近年来一些学者，譬如梁文艳、李云森以及陶然和周敏慧等人，采用PSM模型研究农民工外出对其留守子女学习表现的影响以解决内生性问题，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统计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调查涉及四川和江西两地农村3～6年级学生，目的是研究父母外出对其子女发展的影响。四川省和江西省是我国两个典型的农业大省，经济不发达，均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大省，因此本文样本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数据通过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采集，即从四川和江西两省中分别随机选取4个县（区），每个县（区）随机选取8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2个村，每个村随机选取25个家庭中有儿童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且正在上学的农民工家庭，从而得到3200户抽样家庭的问卷信息。此外，调查以抽样家庭为中心，并据此形成不同的链接问卷（如社区问卷、学校问卷和村庄问卷等），从而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抽样调查是在2012年春节前后进行的，记录的是2011年的相关数据信息。为确保信息的真实性，我们还通过电话、邮件和委托他人等形式进行了补充调查。由于政府和学校等相关部门的配合，调查开展的较为顺利。去除一些缺失变量的样本之后，样本有效率达到9172％，共计2935户。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为农民工子女，因此，作者利用统计软件的数据处理程序，将农民工子女数据信息由宽记录转换为长记录，即将农民工家庭中一个或多个子女的记录转换为单个农民工子女的个人记录，从而获得农民工子女调查数据4817条。本文所指留守儿童为父母双方或一方在过去一年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半年以上，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的农村地区，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流动儿童为随务工父母到户籍所在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本文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界定为处于3～6年级义务教育阶段且正在上学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即选取年龄约在9～12岁之间的儿童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这一阶段的儿童，是由于初中阶段儿童的自理能力显著增强，流动与否可能对其学习表现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而3年级以下的儿童由于年龄较小在回答问卷方面存在一定困难。最终，调查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记录为2132条，其中四川省1043人（占4892％），江西省1089人（占5108％）。在这些农民工子女中，女孩共计988人（占4634％），男孩共计1144人（占5366％）。农民工子女的学习表现通过2011—2012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语文、数学以及英语成绩等进行反映，相关数据是调查者通过询问儿童的老师得到的。由表1可知，总体上看，与留守儿童相比，流动儿童的语数外三科成绩相对较低，其中数学和英语成绩的差异较为明显，语文成绩差异相对较小，这一特点在江西地区和四川地区也均得到体现。分地区来看，江西地区的农民工子女，无论是流动儿童还是留守儿童，其成绩均高于四川地区对应类型农民工子女的学习成绩，其中流动儿童的差异程度相对更大一些。表2给出了抽样儿童的类型分布情况。由表2可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分别占总数的7148％和2852％，农民工的子女仍然以留守农村为主。具体来看，对留守儿童，无父母留守和随母亲留守是留守儿童的主要形式，分别占全体留守儿童的5603％和3327％，全体抽样儿童的4005％和2378％；随父亲留守所占比率较少，仅占全体留守儿童的1070％，全体抽样儿童的765％。对流动儿童，随父母流动是流动儿童的主要形式，占全体流动儿童的7319％，全体抽样儿童的2088％；随父亲流动和随母亲流动所占比率较少，仅占全体流动儿童的1464％和1217％，全体抽样儿童的417％和347％。此外，由表2可知，农民工子女排在前三位的状态依次为无父母留守、随母亲留守以及随父母流动（分别为4005％、2378％和2088％），排在后三位的状态依次为随父亲留守、随父亲流动和随母亲流动（分别为765％、417％和347％）。然而，鉴于我国外出人口基数巨大，后三种情形在实践中同样应予以重视。分地区来看，对于同一种分布类型，江西和四川地区民工子女在该类型所占的比率较为接近，其差异大部分上可以控制在10％的范围内。其中，随母亲留守和随父母流动为最为接近的类型（分别为5207％vs4793％，4697％vs5303％），随父亲流动和随母亲流动是差异最为悬殊的类型（分别为4270％和5730％，6215％vs3784％）。
（二）变量选取
应用PSM选择匹配变量的基本原则是，匹配变量应是影响农民工子女学习表现及其自身是否流动的协变量（或称为特征变量）。结合已有文献和可得数据，本文用于第一步估计农民工子女参与流动的倾向分数的特征变量主要如下：首先，农民工子女的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儿童年龄、性别（规定1男，0女）以及是否独生子女（1是0否）等。由于农民工子女尚未成年，往往不能完全决定自己是与外出务工的父母流动，还是留守农村。但是，他们的个人特征通常会是家长做出儿童流动与否决策的考虑因素，外出务工的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很可能会由于不同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特征和是否独生子女等）决定他们的“去”或“留”。其次，作为父母的农民工特征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年龄、父母是否具备高中及以上学历（1是0否）、月均收入（单位为万元）以及是否希望获得城市户口（1是0否）等。作为外出务工者，他们的年龄、受教育状况以及收入水平从客观方面说明了在子女抚养和教育方面所拥有的能力大小和资源多少，同时他们对城市社会的主观认同（是否希望获得城市户口）也可能会对其子女是否流动的决策产生影响。再次，农民工子女学习特征变量，主要包括父母对儿童未来的教育期望①、儿童对各科教师是否满意（1是0否）以及儿童与同学关系是否融洽（1是0否）等。农民工对儿童未来的教育期望越高，则增加教育投资的可能性越大，对其督促和管理就会越严格，从而可能影响子女的学习表现。此外，儿童对各科教师是否满意以及与同学关系是否融洽一般也会对自身的成绩产生一定影响。然后，农村社会支持与迁移信息特征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父母是否有一方在老家、家中65岁以上老人数、迁移区域（本文规定省内迁移为0，邻省迁移为1，外省迁移为2）、是否位于四川省（1是0非）等。参照相关研究，如果将农村家庭的人口规模以及家中老人数看作是衡量农村社会支持数量因素，那么，父母是否有一方在老家则可以看作是反映农村社会支持质量因素。另外，迁移区域反映了迁移的成本，其中包括物质成本和心理成本，迁移的区域离家越远，这些成本可能越高。此外，农民工的日常生活及相关制度因素，本文参照相关研究②，提出变量主要包括居住方式③（本文规定资本主导型取值为0，社会主导型为1）、居住质量④、老家教育政策（是否有优惠政策）⑤、城市教育政策⑥（是否有收费政策）等。城市打工的日常生活状况不仅决定着农民工个人的生活质量，还很可能是影响他们决定子女流动与否的重要条件。比如，相对于出租屋而言，工厂宿舍的房间多是集体居住，使农民工携带及照顾子女存在诸多不便；在城市，居住质量的高低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农民工是否有条件随带和照顾子女。此外，政策因素（如老家和城市教育政策）也可能会对农民工子女是否流动产生影响。最后，为学校特征变量，主要包括是否公办学校（1是0否）、学校师生比、大专以上学历教师比率、具有教师资格证教师比率等。相关变量反映了农民工子女所在学校的教学和师资质量，而这些因素往往会对其成绩产生一定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倾向值匹配要求在计算倾向得分后进行样本匹配，为此还需检验这种匹配是否能平衡相关控制变量的分布。该条件要求匹配之后的流动儿童（处理组）和留守儿童群体（控制组）在各个控制变量上不应有系统差别，这个过程被称为平衡性检验①（BalancingTest）。我们对样本数据进行的检验表明，样本匹配后能够通过平衡性检验，即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进行匹配所使用的控制变量不再存在系统差异或差异很微小，基本达到了随机试验类似的效果。这就表明，本文采用PSM方法可以消除或大大削弱样本自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
四、估计结果与稳健性分析
（一）实证结果
在回归之前，我们对成绩按照儿童所在学校和年级进行了标准化。因为不同学校考试试卷、评分标准不同，不经过处理就很容易造成不同学校和年级之间的分数不可比，标准化成绩为儿童在本年级的相对成绩，因而更具有可比性，相关结果参见表4。首先，分析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对语文成绩的影响。由表4可知，相对于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参与流动的影响（ATE）负向不显著，即就总体而言，农民工子女无论是流动还是留守，其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处理组的处理效应（ATT）负向且在10％水平上显著，即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若其不随迁而成为留守儿童，其语文成绩会增加0133个标准差；控制组的处理效应（ATU）负向且在10％水平上显著，即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若其随迁而成为流动儿童，其语文成绩会降低01541个标准差。其次，分析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对数学成绩的影响。相对于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参与流动的影响负向且在5％水平上显著，即就总体而言，农民工子女如果选择流动而不是留守，其数学成绩会降低01693个标准差；处理组的处理效应负向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若其不随迁而成为留守儿童，其数学成绩会增加0238个标准差；控制组的处理效应负向且在10％水平上显著，即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若其随迁而成为流动儿童，其数学成绩会降低01865个标准差。最后，分析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对英语成绩的影响。相对于留守儿童，农民工子女参与流动的影响负向且在5％水平上显著，即就总体而言，农民工子女如果选择流动而不是留守，其英语成绩降低02436个标准差；处理组的处理效应负向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对于流动儿童而言，若其不随迁而成为留守儿童，其英语成绩增加03275个标准差；控制组的处理效应负向且在1％水平上显著，即对于留守儿童而言，若其随迁而成为流动儿童，其英语成绩将会下降04037个标准差。综上可知，农民工子女如果选择流动而不是留守，会对其数学和外语成绩产生负面影响，但对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影响；流动儿童如果不外出而成为留守儿童，其语数外成绩均显著提升；留守儿童如果随迁而成为流动儿童，其语数外成绩均显著降低。
（二）稳健性分析
1．稳健性检验一：随父母流动VS无父母留守由表2可知，随父母流动是农民工子女流动的主要形式，随母亲留守和无父母留守是农民工子女留守的主要形式。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尝试对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重新定义，即将“随父母流动”的儿童作为处理组，而将“无父母留守”和“随母亲留守”的儿童作为控制组。此时，满足上述定义的处理组儿童为445人，控制组儿童为1361人。表6给出了重新定义处理组和控制组之后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知，就总体而言，相对于无父母留守儿童，随父母流动儿童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显著下降，但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对于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而言，若其成为无父母留守儿童，语数外成绩均显著提升；对于无父母留守儿童而言，若其随父母流动，其语数外成绩均显著下降。2．稳健性检验二：父母在留守状态中扮演的角色父母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一旦其缺失时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父亲角色的缺失可能导致子女缺乏足够的学业辅导和行为监管；母亲角色的缺失可能致使子女缺乏必要的日常生活照料、情感呵护和心理支持；父母亲角色的同时缺失可能造成子女多方面的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以上各种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儿童的学习表现。那么对于留守儿童或者流动儿童而言，不同留守形式和流动形式之间对其学习表现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本文对此展开分析。首先，我们分析不同留守形式之间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区分随父亲留守、随母亲留守以及无父母留守影响之间的差异。我们以“随父亲留守VS随母亲留守”为例，在这个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随父亲留守”的儿童定义为处理组，将“随母亲留守”的儿童定义为控制组，其余依此类推。简便起见，表7只给出ATE的估计结果。由表7可知，相对于随母亲留守儿童，随父亲留守儿童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显著下降，但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相对于无父母留守儿童而言，随父亲留守儿童的语数外成绩并无显著变化；相对于无父母留守的儿童而言，随母亲留守的数学和英语成绩均有明显提升，但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说，在留守儿童群体中，随父亲留守和无父母留守对儿童学习表现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差异，而随母亲留守的留守儿童相对来说成绩会高一些。上述结果表明，相对于父亲角色的缺失，母亲角色缺失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也与陶然和周敏慧的结论是相类似的。3．稳健性检验三：父母在流动状态中扮演的角色在此部分的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区分随父亲流动、随母亲流动以及随父母流动影响之间的差异。以“随父亲流动VS随母亲流动”为例，在这个稳健性检验中，我们将“随父亲流动”的儿童定义为处理组，将“随母亲流动”的儿童定义为控制组，其余依此类推。简便起见，表8只给出ATE的估计结果。由表8可知，相对于随母亲流动儿童，随父亲流动儿童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显著下降，但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相对于随父母流动儿童而言，随父亲流动儿童的数学和英语成绩显著下降，但语文成绩并无显著变化；相对于随父母流动的儿童而言，随母亲流动的语数外成绩并无显著变化。换句话说，在流动儿童群体中，随母亲流动和随父母流动对儿童学习表现的影响基本上没有差异，而随父亲流动的流动儿童相对来说成绩会低一些。上述结果表明，母亲角色对流动儿童学习表现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一旦母亲参与外出，父亲外出与否基本上不会对流动儿童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五、研究结论
篇3
通过整理分析258名小学中、高年级段流动儿童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其学习适应性水平总体分布如下:优、中上、中、中下、差分别占调查人数的3．5%、23．6%、43．8%、26．0%、3．1%。对被测流动儿童等级水平分布与常模总体分布比较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258名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总体水平与全国常模相比有较大差异。优等水平流动儿童所占百分比(3．5%)明显低于全国常模(7%)，处在中等(43．8%)及中下等(26．0%)流动儿童所占百分比明显高于全国常模中等(38%)及中下等学生(24%)。
2学习适应性问题的年级差异
通过整理分析258名小学中、高年级段学生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各年级的学习适应不良率如下:三、四、五、六年级学习适应不良率分别占调查人数的19．2%、27．5%、36．1%、38．6%。小学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问题较严重，其中三年级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问题的检出率最低，也就是学习适应性最好，四年级次之，高段五六年级问题检出率最高。此结果高于徐速研究的温州市区4所小学的小学生18．5%的学习适应不良的检出率。［6］
3学习适应性因素的不良检出率
3．1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的不良检出率
本文通过统计分析小学三年级73名流动儿童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影响其学习适应性各因素的不良检出率如下:学习态度(15．1%)、听课方法(21．9%)、学习技术(12．3%)、家庭环境(32．9%)、学校环境(30．1%)、独立性与毅力(37．0%)和心身健康(23．3%)。各因素不良检出率的排序见表2。由表3可以看出，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在AAT测验7个内容量表上的不良率由高到低的排位是:独性和毅力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心身健康听课方法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可见，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除“学习态度”和“学习技术”发展较好外，其他5个维度上均有近30%的流动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其中“独立性与毅力”“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三方面的适应性问题比较严重。可见，缺乏独立性以及对环境的不适应是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困难的较为严重问题。
3．2小学四年级流动儿童的不良检出率
通过统计分析80名小学四年级流动儿童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影响四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各因素的不良检出率如下:学习态度(11%)、听课方法(16．3%)、学习技术(15．0%)、家庭环境(38．8%)、学校环境(28．8%)、独立性与毅力(20．0%)和心身健康(31．3%)。各因素不良检出率的排序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小学四年级流动儿童在AAT测验7个内容量表上的不良率由高到低的排位是:家庭环境心身健康学校环境独立性和毅力听课方法学习技术学习态度。可见，小学四年级流动儿童除“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和“听课方法”发展较好外，其他4个维度上均存在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其中“家庭环境”、“心身健康”和“学校环境”三方面的适应性问题比较严重。
3．3小学五年级流动儿童的不良检出率
通过统计分析61名小学五年级流动儿童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影响其学习适应性各因素的不良检出率如下:学习热情(26．2%)、学习计划(27．9%)、听课方法(14．8%)、学习技术(18．0%)、家庭环境(32．8%)、学校环境(24．6%)、独立性(34．4%)、毅力(26．2%)和心身健康(21．3%)。各因素不良检出率的排序见表4。由表4可以看出，小学五年级流动儿童在AAT测验9个内容量表上的不良率由高到低的排位是:独立性家庭环境学习计划学习热情毅力学校环境心身健康学习技术听课方法。可见，小学五年级流动儿童除“听课方法”、“学习技术”和“心身健康”发展较好外，其他5个维度上均有近30%的学生存在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其中“独立性”、“家庭环境”、“学习计划”等因素影响较大。
3．4小学六年级流动儿童的不良检出率
通过统计分析44名小学六年级流动儿童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影响其学习适应性各因素的不良检出率如下:学习热情(18．2%)、学习计划(29．5%)、听课方法(13．6%)、学习技术(15．9%)、家庭环境(43．2%)、学校环境(20．5%)、独立性(36．4%)、毅力(27．3%)和心身健康(38．6%)。各因素不良检出率的排序见表5。由表5可以看出，小学六年级流动儿童在AAT测验9个内容量表上的不良率由高到低的排位是:家庭环境心身健康独立性学习计划毅力学校环境学习热情学习技术听课方法。可见，小学六年级流动儿童除“学习技术”、“听课方法”和“学习热情”发展较好外，其他6个维度上均有近30%的流动儿童存在程度不同的适应困难。其中“家庭环境”、“心身健康”“独立性”、等方面较为影响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通过表3—6可以看出，家庭环境、独立性、心身健康、学校环境等因素对小学流动儿童的学习适应性影响最大。
4学习适应性发展的性别差异比较
4．1小学三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
通过整理分析小学三年级的24名女生和49名男生的AAT测验结果，得出三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存在性别差异，见表6。由表6可知，三年级男、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有显著的差异。三年级女生在“听课方法”、“独立性和毅力”、“身心健康”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男生(P＞0．01)，在“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四个方面与男生无显著差异。
4．2小学四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
通过整理分析小学四年级的36名女生和44名男生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四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存在性别差异，见表7。由表7可知，四年级男、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无显著差异。四年级女生在七个方面与男生有差异，但差异不明显。
4．3小学五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小学五年级的33名女生和28名男生的AAT测验结果，得出五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存在性别差异，见表8。由表8可知，五年级男、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无显著差异。五年级女生虽在“学习热情”方面显著高于男生(P＞0．01)，但是在其他八个方面与男生无显著差异。
4．4小学六年级流动儿童学习适应性的性别差异
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小学六年级的22名女生和22名男生的AAT测验结果，得出六年级学生学习适应性存在性别差异，见表9。由表9可知，六年级男、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有显著差异。六年级女生在“家庭环境”和“独立性”方面与男生有极显著的差异(P＜0．01)，在“听课方法”、“学习技术”、“心身健康”三个方面均显著高于男生(P＞0．01)，在“学习热情”、“学习计划”、“学校环境”、“毅力”四个方面与男生无显著差异。白晋荣、刘桂文等人研究认为，学习适应性不良的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学习适应优良的学生性别之间虽无显著差异，但从各内容量表得分看，女生优良率明显高于男生。［7］本文通过调查统计分析认为:小学流动儿童中女生的学习适应性整体水平显著高于男生;流动儿童中男生的学习适应性较差，相对于女生而言其更需要加强教育和引导。
5结语
篇4
〔关键词〕流动儿童；城市儿童；差异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3）24-0010-03
一、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即“民工潮”（申继亮，2009）。其中农民工流动的家庭化是近年来民工流动的一个突出特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举家迁移，城市中也出现了数量庞大的第二代移民——流动儿童。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有学习能力的儿童或少年，又称城市随迁子女。
200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表明，我国14周岁以下的流动儿童已达1834万人。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流动儿童在当地儿童中的比率已近三分之一。据预测，至2020年，我国农民工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流动儿童数量将达到2000万。流动儿童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负担的教育经费，所以，在现行的城乡政策框架下，流动儿童无法享受与城市同龄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也被排斥于乡村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庞大群体。
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他们在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都有一定的差异。
二、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的差异比较
（一）社会层面
1.两类儿童在“交朋友”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韩娟，2010；单丹丹，2011），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不清晰，感到自己不能被真正的城市人接受，缺少归属感，这就造成了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交友的差异：流动儿童的朋友大多是流动儿童，而城市儿童的朋友大多是城市儿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了城市市民“一等公民”的心态意识，阻止了广大市民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认同。部分城市儿童家长对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的交往会有一定程度的阻碍，他们认为流动儿童缺乏家教、没有礼貌、不讲卫生、不讲文明、不守纪律，他们带着异样的眼光看待流动儿童，阻碍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正常互动。
流动儿童本身很想和城市儿童交朋友，但由于怕受到歧视，通常望而却步，下面看两则报道。
报道一：“开学第一天，我成了‘房发’”
两年前小颖被在城里打工的父母从老家接到了城里读书，但上学第一天，小颖带有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就遭到了同学们的嘲笑，比如她把“黄花”念成了“房发”，结果就被起了个绰号——“房发”。小颖说：“同学们都不爱和我玩，我也不敢和他们玩，怕他们笑我。”
报道二：“宁愿在老家受穷，也不愿在城里受气”
陈想在城里上初一，父母在火车站以卖水果为生。父母每天早出晚归做生意，很少关心他的生活和学习，加上城里孩子的排斥和歧视，进城后陈想变得孤僻。“前几天，我和同学打架了。那天上计算机课，我以前没学过，上机操作时，就问了老师好多问题。下课时，我听见几个同学在议论我，说‘农民工的孩子，就是笨’，我就冲上去打了那个同学一拳。”陈想说，“我想回老家去，宁愿在老家受穷，也不愿在城里受气”。
通过上面两则报道可以看出，流动儿童在身份上受到歧视，导致他们不敢也不愿和城市儿童交朋友。
2.两类儿童在课外活动上的差异
研究发现，城市儿童课外活动的第一大类仍然是学习类活动，而流动儿童的第一大类活动则是休闲娱乐
活动。
城市儿童的课余活动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上各种补习班。而流动儿童的课余活动更符合《联合国儿童公约》关于“儿童有权享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活动”的要求。大部分流动儿童的课外活动是休闲玩耍类。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城市儿童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比流动儿童家长迫切许多，他们在儿童学业上的相互竞争、相互攀比现象也相对更严重；二是很多流动儿童家长外出务工时间较长、频率较多，没有空闲时间关注儿童的课余活动，部分家长由于经济条件或知识水平的局限，没有能力关注儿童的课余活动，因此大部分流动儿童可以在课余时间安排休闲玩耍类活动。
两类儿童的课外活动状况从侧面反映了两类儿童家庭的消费结构。流动儿童家庭恩格尔指数高，表明了流动儿童家庭的消费结构以生活必需品为主，文化娱乐等再生产消费品为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流动儿童在精神消费上的投入少于城市儿童，流动儿童在知识面的拓展、身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对社会潮流讯息的敏感度等方面都不如城市儿童。大部分流动儿童家庭是外来的贫困家庭，其家长往往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无法像其他城市儿童家庭一样为孩子提供充足的资源，比如带领儿童欣赏各种文化展览、陪伴儿童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给儿童购买丰富的图书资料、给予儿童适时的学习指导等，这些都将成为流动儿童自身权益实现的重大制约因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流动儿童的家长无法、无力为孩子提供这样那样的资源的时候，我们的政策该如何制定，政府又该做些什么？
（二）心理层面
1.两类儿童依恋关系的差异
流动儿童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更偏向于消极的一面，在人际交往中也显得比较冷漠，遇到问题时较少依靠他人的帮助，而与他人亲近时体验到更多的痛苦。同时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瞿玥涵等，2011），流动儿童亲子依恋中依赖性和亲和性与心理适应不存在相关，非流动儿童中这两个因素却与心理适应相关度很大，此差异可能表明流动儿童从亲和与依赖中获得的心理援助很小。
另外，根据依恋与归因模式的关系研究（Cassidy J，1999），在反应敏感且及时的看护下，个体会形成积极的心理表征模式，把自身归结为可爱的和有能力的，并且他人是值得信赖的和有同情心的；而不一致、拒绝和侵犯性的看护，会使得个体形成消极的心理模式，把自身归结为不可爱的和没有能力的，他人是不值得信赖的和冷漠的。这样的心理归因模式也许会影响到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流动儿童的家长更像是一个消极的看护者。此外，很多流动儿童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很少，流动儿童家长大多文化程度较低，教育子女时常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孩子又处在一个自我意识逐渐发展、寻求独立的叛逆时期，对父母的认同逐渐出现问题，导致亲子冲突不断，难以保持良好的依恋关系。
2.两类儿童亲子交流的差异
流动儿童的亲子互动不如城市儿童。陈丽和刘艳（2012）的研究表明，与城市儿童相比，流动儿童亲子沟通的频率、时间和主动性较低，沟通质量也比较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可以解释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哈贝马斯强调理想而顺利的沟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明确的信息、沟通的技巧和民主的原则。其中，明确的信息要求家长和儿童之间必须认识到彼此互动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并能够对将要沟通的内容有所认识。而沟通的技巧是一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它要求家长能够理解儿童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并对儿童独特的文化有所了解。而民主的原则，则是希望家长和儿童之间建立起一个可以交流互动的平台，家长以朋友的身份去倾听儿童的声音，消除先入为主的个人偏见。
首先，一些城市儿童长期生活在处处以分数、学习效率为目标的城市教育体系下，家长为提高其成绩倾注了大量心血，部分家长在儿童的学业上亲力亲为，给儿童聘请家教，督促儿童学习，这样一来，城市儿童和家长自然交流就会多。对于流动儿童来说，他们跟随家长来到城市，其家长来城市的目的主要是赚钱，其次是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但是家长从事的职业类型导致他们没有时间像城市儿童家长一样关注孩子的学习，也没有能力像城市儿童家长那样对孩子进行学习辅导，同时，家长的工作收入也不允许他们像城市儿童家长那样在孩子的学习上支出太多，所以虽然流动儿童家长也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和城市儿童家长相比还是存在很大距离（陶红梅等，2004）。
其次，文化差异对流动儿童家庭的亲子互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流动儿童家长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深受农村风土人情的熏陶，而他们的孩子来到城市生活，当家长还在坚守自己的农村生活习惯和理念时，流动儿童已经接受了新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在互动时，彼此的信息不对称、不清晰，家长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亲子互动就有了更多的障碍。
再次，流动儿童家长在城市中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他们的社会地位普遍较低，文化程度也偏低，他们在与孩子互动时更强调服从，很少采取民主、说理的方式，常用惩罚来代替耐心细致的教育指导。这样的沟通方式显然不能够形成良好的沟通循环系统。
3.两类儿童在人格维度上的差异
两类儿童在人格外向性、宜人性和开放性上存在差异（王瑞敏，邹泓，2008），流动儿童的外向性、宜人性和开放性差于城市儿童。人格外向性的特点使个体倾向于与他人更多地交往，这种交往需要由个体主动发起并且建立起关系，因此，外向性显然和儿童的同伴关系相关。宜人性反映了个体的相互关系性，即个体对关系中的对方感兴趣，并趋向于与对方维持积极的关系。流动儿童的父母由于生存的压力，更多关注生计和工作，以维持家庭的开支，同时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下一代的生活环境。所以他们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孩子的生活、学习并进行情感交流。由于从小得到父母亲的情感温暖比较少，又加上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流动儿童相对城市儿童来说，表现出不合群、与人交往少等特点。人格中的开放性主要反映儿童的才智和能力，对于学生来说，才智和能力的表现就是学习能力。研究表明，流动儿童的学习焦虑显著高于城市学生（胡韬，郭成，2007），且表现出较多的学习压力感（袁立新，张积家，苏小兰，2009）；流动儿童的学习自信心不足，学习习惯较差；对学习方法了解较少；学习投入和学业表现不及城市儿童（蔺秀云，王硕，张曼云，周冀，2009）。加上流动儿童父母亲对孩子的学习关注度不够，因此他们的成绩好坏似乎变得无关紧要。而城市儿童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其学习能力显著高于流动儿童，所以流动儿童人格中的开放性显著低于城市儿童。
4.两类儿童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
目前国内对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即基本上都认为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要差于城市儿童（肖克，冯帮，2008；冯帮，2010）。流动儿童情绪不平衡，孤独感强，自卑心理严重（何桂宏，2009），他们有的认为自己在学习上“先天不足”，有的常常抱怨自己“无能”，有的由于家庭条件较差，自认为“低人一等”，这造成了他们的人格发展受阻，并导致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产生。
由于社会适应不良，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多的人际关系敏感与紧张的问题。孙维平等人（2007）的访谈结果显示，40%左右的农民工子女感到“与新朋友在一起时不好意思接近”，课堂讨论时他们怕自己言语不当而不敢与同学沟通交流，在课外活动中也不能与伙伴进行很好的沟通、合作。研究还表明，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城市当地儿童和农村儿童（胡宁等，2009），主观幸福感低于城市儿童（王瑞敏，邹泓，2010；师保国，2009），他们的同伴接纳感偏低、孤独感偏高（朱丽娜，2008；李丹等，2011）。可见，构建城市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儿童的交流和互动平台，使他们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由于户口的差别以及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差距，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在享有的教育资源、家庭生活条件、娱乐休闲方式、父母的教育方式和父母辅导能力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距。城市居民对流动儿童的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儿童在城市生活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流动儿童的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父母对孩子在教育和成长方面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说，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既有社会因素、学校因素，也有家庭因素（熊猛，叶一舵，2011）。
三、结语
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之间的差异值得深思，为保证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权，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努力，使他们真正实现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梦想。
主要参考文献：
[1]申继亮.处境不利儿童的心理发展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2]韩娟.“生活世界”视域下的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D].浙江师范大学，2010.
[3]单丹丹.城市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及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D].陕西师范大学，2011.
[4]瞿玥涵，陈晓庆，孙浚岚，侯悍超.流动儿童亲子依恋与心理适应的相关研究[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11，24（6）.
[5]陈丽，刘艳.流动儿童亲子沟通特点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J].中国特殊教育，2012，139（1）.
[6]陶红梅，许燕，张小方，顾莉莉，洪金侠.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与公立学校初中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比较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04，（9）：86-91.
[7]王瑞敏，邹泓.流动儿童的人格特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J].心理学探新，2008：28（3）.
[8]胡韬，郭成.重庆市农民工子女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7，28：745-746.
[9]袁立新，张积家，苏小兰.公立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心理健康状况比较[J].中国学校卫生，2009，30（9）.
[10]蔺秀云，王硕，张曼云，周冀.流动儿童学业表现的影响因素——从教育期望、教育投入和学习投入角度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41-47.
[11]何桂宏.流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自卑感研究[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09，6：4-7.
[12]孙维平，胡韬，郭跃勤，周林海.重庆市某小学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心理健康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07，8：68.
[13]胡宁，晓义，秀云，刘杨.北京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社交焦虑及对孤独感的影响[J].应用心理，2009，5：166-176.
篇5
【关键词】主体多元；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涌入了大量农村人口，而农村人口流动的形式也从以往的“单个外出”逐步变为“举家迁移”。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不断迁移，也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儿童。据调查，截止2014年11月1日，我国流动儿童总数达4290万人。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人口“举家迁移”至城市的现象日益普遍，因此也产生了大量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随父母迁移至城市后的流动儿童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开始被关注，尤其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完善，它的社会性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家庭的作用的削弱，而是意味着家庭作用的加强”[1]。因此，在关注流动儿童学校教育的同时，也应当关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问题。我国《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大纲》提出，要开展针对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要求各级妇联组织、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负责指导和推进家庭教育，文明办协调各部门共同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教育网络，为流动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2]。因此，探讨主体多元背景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呈现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现状，以及揭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本文以常州市流动儿童为例，随机抽取2014年8月到12月常州市符合流动儿童标准的家庭及学生，对其作了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81份。
（一）家庭教育观念淡化，家庭教育目标不明确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关键因素。因而，流动儿童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对其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影响。针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观念问题，从回收上来的281份调查问卷结果看，其中同意教育孩子也要讲科学的占95.8%，说不清的占3.1%，不同意的占1.1%；同意任凭孩子顺其自然发展的占78.5%，说不清的占14.9%，不同意的占6.6%；同意只要孩子学习成绩好，其他都不重要的占15.3%，说不清的占57.1%，不同意的占27.6%；同意教育孩子是学校的事情的占61.8%，说不清的占1.9%，不同意的占36.3%；同意家庭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占26.9%，说不清的占49.7%，不同意的占23.4%。通过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得出：流动儿童父母存在着家庭教育观念较淡薄，家庭教育目标不明确等问题。
（二）流动儿童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
当前，流动儿童在家庭教育方面普遍存在缺乏有效指导的情况，这也是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之一。针对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问题，从回收的问卷调查结果看，对于是否对孩子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持肯定意见的占12.1%，持否定意见的占68.7%，介于两者之间的占19.2%；对于是否通过各种方式与孩子沟通，持肯定意见的占13.7%，持否定意见的占52.5%，介于两者之间的占33.8%；对于是否认可现在的家庭教育方式，持肯定意见的占52.9%，持否定意见的占17.3%，介于两者之间的占29.8%；对于是否尝试或探索更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方式，持肯定意见的仅占9.4%，持否定意见的占76.4%，介于两者之间的占14.2%。
三、主体多元化背景下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策略
（一）建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
建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有利于改善现阶段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相对比较滞后的现状。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施主体有：政府部门、妇联组织、教育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人口计划生育部门等。建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需要以上这些部门联合起来，共同建立。首先，政府部门应以法律形式补充和完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管理机制，为其提供政策和法律支持。此外，政府除了出台相关法律文件之外，还需完善有关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经费保障体系和制度，并建立完善的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监督考核体系。其次，教育部门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强化对流动儿童家庭与学校的建设及管理。既要充分发挥家长学校对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作用，还要注意结合流动儿童自身的特点，开发适宜流动儿童的教育内容，创新针对流动儿童的教育形式[3]。
（二）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协同管理
主体部门必须明确在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中的责任与任务，充分发挥其作为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实施主体的作用，此外，还要加强各主体部门之间的合作，开展各主体部门的联合行动，从各方面切实保证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得以有效施展。各主体部门在制定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计划时，要注意互通有无，分工与合作，齐头并进，以保证指导工作有序、有效进行。此外，还要构建有效协同管理机制，按期举行主体部门联席会议、专题讨论会，并建立监督评估工作制度，将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各项目标任务予以落实。
四、结语
综上所述，当前流动儿童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家庭教育观念淡化，家庭教育目标不明确。其次，流动儿童缺乏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主体多元背景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策略有：第一，建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体系。第二，充分发挥主体的作用，协同管理。只有做好这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问题。
【参考文献】
【1】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第407页
【2】郭启华，刘玉芳.主体多元背景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3）
篇6
【关键词】流动儿童；教育；学校适应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二元管理体制已被打破，人口流动尤其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就业，造成了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宠大调整，形成了改革开放大潮中的一大社会特色。笔者认为，学校以其独特的地位，可以在城市化进程和流动人口社会整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本文将从国内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研究现状、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针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相应措施这几个方面进行初步探讨。本文的所有文献都来自中国知网，键入“流动儿童”和“学校适应”两个关键词，搜索近十年的相关文献共获得50多篇，然后从文章的摘要部分分析相关度并且挑选具有实证研究的文章，从而摘取了30篇和综述相关的文献。
1 国内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研究现状
1.1 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总体状况的评价，国内研究者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现状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其状况不容乐观
就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研究而言，赵芳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学习适应性总体情况比较差，而且孙晓莉的调查也得出，与本地儿童相比，流动儿童在学校适应性方面存在更大的问题。有学者采用Achenbach儿童行为量表（CBCI的家长使用版）和Piers-Harris儿童自我概念量表对185名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尚有20.33%的流动儿童觉得城市人“瞧不起”自己，这是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
流动儿童的教育与发展，是城市教育整体发展中的应有之义，是流动人口发展与城市进步双赢的义利之举。只有流动儿童也能够受到正常的基础教育，给处于思想成型过程中的青少年全面接纳、学业关怀、精神抚慰和道德引领、提供给他们健康成长，才能把他们培养成符合城市社会规范的新一代市民，才能促进未来城市建设高层次、高水平、可持续地发展。
1.2 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因素
有研究表明自我概念是儿童发展的重要内容，但研究结果显示流动儿童自我概念中的成就自我低于城市儿童。此外，同伴交往是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情况的重要因素，许传新等人的研究结果证明同伴交往状况越好，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情况越好。所以，师生关系也是影响儿童学校适应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师生关系是流动儿童学校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促进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资源，也是他们学校适应状况的反映；其次，师生关系是教育过程中的平等问题。目前，虽然许多流动儿童在公立学校就读，但是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流动儿童仍在打工子弟学校就读。而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中教师素质参差不齐、流动性较大，其师资水平无法与公立学校相提并论。最后，尽管近几年对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是在教育领域内进行，但专门针对流动儿童师生关系所作的实证研究还未见发表。并且有研究认为：父母在儿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父母是否在身边，他们都在儿童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亲子关系是儿童最早的人际关系。
为此，学校应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从学生的日常行为规范入手，开展结对子行动，城市儿童和流动儿童相互了解彼此的差异，在差异中赢得彼此的相互尊重，让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相互帮助共同提高，拉近两者间的距离。
2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2.1 学校适应的评估指标问题，学校适应就是要调整自己以前的生活学习习惯，来适应新的学校环境
个体的适应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另一个是行为。据此，心理学家一般将个体的学校适应操作定义为两个方面：一是外显行为（如，学习成绩、行为问题等），二是内隐问题（如，抑郁、主观幸福感等）。参照学校适应的以上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可以发现，国内现有的研究大多只关注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某个或某些方面，缺乏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状况的总体把握。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描述和解释既不全面也不充分，无法为管理和决策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因此，日后的研究应该注意同时从内隐问题和外显行为两个方面对流动儿童的学校适应状况进行评估。首先，在外显行为方面，评价一个学生能否适应一个新的学习环境，学业成就成为了决定要素。另外，流动儿童从来到城市学校的第一刻开始，就受到了来自新的学校文化的行为塑造。典型的城市学校文化对学生的行为习惯的期待是：举止文明、言行一致、尊老爱幼、遵守纪律等。但根据班主任和其他教师反映，这些流动儿童在新的学校文化中，或多或少地暴露出各种不符合学校要求的行为习惯，如卫生打扮，有的同学头发乱，不梳，衣服穿得很脏；还有语言方面，有的同学说话比较随便、随意地带点脏字，说粗话。在内隐问题方面，同学交往和学校适应存在极其显著的相关，并且同学交往是影响学校适应性的最重要因素。同学关系能够满足儿童的多种心理需要，有助于发展儿童的自我意识；其次，儿童成就感的需要同样可以通过发展同学关系得到满足。
2.2 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个体差异问题，个体差异的研究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解释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个体差异应该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即，面对同样的压力和新的学习环境，为什么有些流动儿童适应良好，而另一些却适应困难？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探索帮助流动儿童更好进行学校适应的方法和对策。首先，在学习基础方面存在个体差异，有些流动儿童的学习基础薄弱，不适应城市学校的要求。其次，学习方法的不同，学习方法是提高学习效率、达到学习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说，方法问题就是能力问题，农民工子女对学习方法的适应对于其成长和成才至关重要。
3 针对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相应措施
首先，对现行教育需求相违的户籍管理制度、入学制度、升学制度以及相关制度的改革。其次，要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的关怀网络；并且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变“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破除城乡分割，保障教育投入，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和谐健康发展。此外，教育安置方式也是影响流动儿童学校适应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公立学校的教育渠道作用，增强其吸纳流动儿童入学的能力。
流动儿童能否受到优质的教育，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还是一个较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不仅影响教育公平，而且事关小康社会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展开研究，不仅关系到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而且与整个社会的团结与稳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学校和教师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心，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变化情况，增强情感投入，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应有的心理归属，改善其对学校生活的适应情况。总之，家庭、学校和社会应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共同探讨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更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赵芳.需求与资源：一项关于流动儿童适应的研究[J].社会科学，2011（3）：80-86.
篇7
不仅要“有学上”，还要“上好学”
国家和各地政府为保障流动儿童公平受教育权利做出了大量努力。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各地积极落实“以流入地政府负责解决为主、以进入当地全日制公办学校为主”的“两为主”的政策，流动儿童“有学上”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上好学”的迫切愿望依然没有得到满足。由于历史和制度原因，流动儿童在接受教育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
教育机会不均等。在入学方面，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尚存在一定障碍，部分公办学校入学“门槛”过高，使得流动儿童只能就读于办学条件比较简陋的民办学校或无正规办学资质的民工子女学校。即便是进入全日制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也不能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进入住所附近的学校，导致流动儿童基本无缘分享流入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因此，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还未得到切实解决。在升学方面，现行的“两为主”政策主要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并没有涉及中考以及以后的升学制度。由于中、高考政策的限制，很多流动儿童无法在当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或参加高考。
教育资源不平等。城市教育资源普遍比较稀缺，流动儿童就读的民办学校、民工子女学校在师资、设备、校舍等办学条件上与公办学校存在很大差距，加上流动儿童教育经费不足，少数学校收取借读费，加重了流动儿童的经济负担。还有一些未获批准的民办民工子女学校普遍存在办学条件差、教师学历层次较低、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
教育效果不如意。由于知识基础、文化背景、学习能力与习惯和心理特征等方面与城市户籍学生有着较大的差异，导致流动儿童对城市学校生活“适应性困难”，学业不良问题较为普遍。家庭关爱的缺失，文化融合困难，以及教育分层问题明显，使流动儿童的思想状况、行为习惯、心理状态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同时，流动儿童的流动性给学校正常的教学秋序和学籍管理带来困难，也影响其义务教育权利的实现。
若干影响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因素分析
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涉及到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各个方面。但探寻需要从制度的层面进行，从而找到影响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关键性因素。
一是法制不完备。现有关于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保护的法律规定比较笼统，难以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虽然《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党和政府也十分重视流动儿童的受教育权问题，并多次强调要保障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但在具体保障举措和对应的惩罚措施上缺乏相关规定。在教育政策及制度安排上，“重点校”、“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等政策使流动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有很多障碍。另外，很多地方没有把解决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纳入城市建设发展计划，使流动儿童的教育保障得不到相应的重视。
二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现行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将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割裂开来，让城乡儿童在不同的制度架构中获取不均等的教育资源。流动儿童由于没有所在城市的户口而不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一些城市公办学校也以种种理由拒收或少收流动儿童。有的地方政府还采取指定部分学校招收流动儿童，造成了“隔离”。
三是义务教育财政体制的过度分权。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拨款是依据当地户籍适龄人口来计算的。一方面，不少地方财政困难，由于缺少教育经费的支持，难以接收更多的流动儿童入学；另一方面，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下，当流动儿童在流入城市就学时，他们实际上占用了所流入城市的教育资源，给当地的教育带来一定压力，因而，流入地政府往往没有足够的动力为外来适龄教育人口提供相应的服务。
在制度的构建和引导中破解难题
十报告提出，要“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流动儿童能就近享受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是发展方向，也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内在要求。破解这一难题，答案要到制度的构建和引导中去寻找。
完善立法保障机制。完善《义务教育法》，明确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条件的法律保障，规定义务教育的“无偿”范围，增加国家在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条件保障上的义务条款。适时制定有关平等受教育的专门法律，对流动儿童平等受教育权利给予全面、具体、详细的规定，是促进流动儿童平等地接受教育的基本法律保障。国外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类似“反教育歧视”的法律，如瑞典、日本、美国等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实施了教育机会平等法，消除受教育者在经济地位、性别、种族等方面的歧视，并将教育平等权贯穿于就学、升学、教育机会、教育效果等多方面，对促进本国公民平等受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可以借鉴其立法经验，加快制定促进平等受教育法律的进程。
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流动儿童的教育公平，不仅是一项教育改革，还涉及就业、住房、社保、公共服务、人口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综合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功能定位、产业结构布局和城市资源承载能力，完善就业、居住、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相关政策，建立起流动儿童权利保障的常态化长效机制。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别，打破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这是解决流动儿童教育公平问题的根本所在。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专项资金机制。进城务工人员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国家提供了税收，应同当地居民一样享受平等的“市民待遇”。流入地政府应切实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六部委的《意见》精神，将流动儿童教育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应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设立流动儿童教育专项资金，分担流入地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不能将此负担转嫁到进城务工人员身上。
健全义务教育补偿机制。义务教育补偿是国家或社会为保障处境不利儿童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而采取的各种补偿措施或行动，比如投入倾斜和优惠措施，提供额外的学前教育和课外辅导。应正视流动儿童的弱势地位，大力改建、扩建公办学校，增强接收农民工流动儿童就学能力，加强对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的管理、规范和扶持。建立政府主导，民政、教育、公安、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参与的工作联动机制，关爱流动儿童的生活和学习。学校应以“一视同仁”的责任和爱心，对流动儿童进行特别辅导，根据语言习惯、学习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别，在教育活动中给予更多的关爱、照顾和补偿，让流动儿童尽快融入新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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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身方面
农村流动儿童进入城市的不适应是暂时的，面对陌生的环境，要积极主动地融入，而不是选择逃避。城市的生活和农村生活有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就是规则和制度繁多。因此，学习和掌握这些是作为一个城市人所必需的。同时，流动儿童要加强自身修养，摒除在农村习得的陋习，做一个文明的人。在与同学交往时不卑不亢，不因自己的身世和家庭情况就看低自己，只有这样，才可以赢得他人的尊重。
（二）家庭方面
1.父母要提高自身素质，改变教养方式教育子女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儿童父母学习和掌握相关知识，提升自身素养是必要的。中国自古重视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很多优秀的家庭教育思想，这些是应当继承发扬的。同时，了解现代的教育子女的经验和知识同样重要，使家庭教育与时俱进，适应子女身心发展。2.父母应多关注子女，保证沟通时间首先，父母要主动与流动儿童沟通，可以给他们一个倾诉的机会，这本身也是一个发泄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次，在儿童说出问题的过程中，与孩子共同探讨，找出应对困难的办法，这样大大避免了流动儿童在遇到挫折后孤立无助心态的产生。因此，如果流动儿童父母都要工作，就要积极协调工作与照顾孩子之间的冲突，夫妻双方应约定好轮流抽出时间陪伴子女，保证每天与子女的沟通交流时间。
（三）学校层面
1.提升打工子弟学校教师素养学生时代，正是少年儿童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是他们思想品德和个性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过着以学校学习活动为主的生活，学校中各因素都对其发展产生影响，而教师对他们的发展起最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提高教师素质至关重要。2.改善同学关系同学间关系的和谐对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和谐的关系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首先，农村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后要克服自卑心理，主动与其他儿童交往。农村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发现与城市儿童的巨大差距后，容易自我封闭，处处避免与人交往，从而造成自己的孤立境地。因此，主动与人交往是促进同学关系和谐的基本所在。其次，要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农村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成长环境不同，生活习惯差异很大，人有贫富贵贱，但是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格上的差别，这是营造人人平等和谐的同学关系之关键。最后，要真诚对待他人，包容他人。他们与其他儿童在交往时难免会遇到误会和摩擦，如果拥有一颗包容的心则可以很好解决此类问题。
（四）社会层面
1.完善户籍制度，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流动儿童心理健康问题，首先要找到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农村流动儿童心理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痼疾，从根本上说，是我国现阶段的户籍管理制度造成的。因此，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就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我国现阶段的户籍管理制度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实行的，是以限制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自由迁徙为出发点的，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国的人口管理工作也做出过积极贡献。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这一国策的实行和深入，巨大的用工需求吸引中西部的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向东南部迁徙，但现行的户籍制度却使得这一部分人进入城市辛勤工作而不能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造成了实际的不平等。因此，我国要依据当前的具体形势，尽快颁布新的户籍制度的法律法规，放宽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标准，破除户籍隔离制度，规定农村人口只要在城市中居住满一定的年限，有长期稳定工作即可获得申请流入地的户口，享受与流入地当地居民的同等待遇，保障每一位为城市做贡献的流动人口的权利，进而保障农村流动儿童的一系列权利。2.发挥传媒舆论的作用，引导人们关注农村流动儿童在当今社会，电视新闻等媒体在反映和形成、引导舆论过程中有很大作用，受到了整个社会的重视。只有经过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媒体的广泛传播，唤起人们对某一社会问题的注意，才能把舆论凝聚起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当前，农村流动儿童问题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社会回应，但是，对于解决农村流动儿童问题还远远不够。因此，应加强电视新闻媒体对农村流动儿童问题的关注力度，通过各种渠道，弘扬和谐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社会风尚，减少或消除对于流动儿童的歧视。对于因经济困难而无法入学的农村流动儿童，媒体应予以关注，呼吁社会力量，建立类似于“希望工程”等组织对他们进行帮助，可以填补政府在资金等方面的不足。3.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流动儿童教育环境在当前形势下，要加大对城市打工子弟学校的支持，鼓励更多的城市学校接收农村流动儿童入学，建立有效的财政投入制度、进行教育财政的体制改革是必要的。当前财政向教育的支出大都流向公立学校，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并没有此种资格。但事实情况是，同公立学校一样，城市打工子弟学校同样也承担着整个社会的教育责任，理应获得相应的财政支持。笔者认为，教育经费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应根据农村流动儿童的流向和各个学校的学生接收情况予以拨款。在操作过程中，可以以暂住证为依据，每个流动儿童据此申请财政补贴，由财政部门直接拔付。此种措施将大大改变打工子弟学校资金匮乏的局面，促进此类学校的发展。同时，这一制度也引进了竞争体制，获得生源即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也为流动儿童创造更多的入学机会，这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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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开展前，__镇妇联对__中心小学的流动儿童基本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通过评估最终确定了使用小组工作的方法来为流动儿童开展服务。
__镇是__市的西大门，由__、__、__三镇合并而成，是__市四个重点中心镇之一。全镇目前共有户籍人口 7.9 万人，外来人口约6.4万。全镇共有9所公办学校，其中中学3所、小学3所、幼儿园3所，全镇现有在校中小学生5571人，其中新市民学生2544人，流动儿童学生占比45.7%。
1、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特点
流动儿童的社会融入是指流动儿童接受城市文化、进入城市原住民及其子女社交圈，并最终实现与城市原住民子女的融入的过程。
（1）对社会本身及新的社会环境的双重适应
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逐步认识社会并且参与社会的各种活动，流动儿童年龄的特殊性使他们面对的是对社会本身及新的社会环境的双重适应。他们一方面需要适应社会需求，参与社会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对新的生活环境，也就是__这个新兴城市环境的适应。在融入__地方文化的过程中，流动儿童通过改变对生活地域的自我认同，在角色、身份、生活模式、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方面对__的地方制度、城市规定逐步接受和适应。
（2）接受和适应能力突出
通过调查发现，__中心小学的流动儿童，大多是从小就和父母移居到__的，在__居住的时间在3-6年不等，也有出生在__的第二代移民子女，所以他们中很多都是在成长的早期阶段就接触了这座城市。所以这群儿童不仅很快地接受了__的生活方式，而且也接受了城市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理想，较少有像父辈一样对于农村的依恋。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到此类流动儿童与其父辈间的这些不同并予以正确处理与引导，避免其对流动儿童社会融入的消极影响。
（3）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需求更突出。
心理融入是流动儿童融入社会的最高目标，强调了文化上的融合以及社会身份上的认同。而这基本就表现在认同感和归属感上。我们都知道，孩子需要父母、老师、同伴、家庭的爱，爱使孩子有安全感和价值感。流动儿童在新的环境中找到同伴，产生归属感都可以获得发展的必要支持，在面对磨难和挫折时找到安全感。然而，他们在新的城市成长、发展，如果不主动地接触主流文化和主流文化群体，而仅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那么暂时的同质性群体所带来的安全感反而会封闭流动儿童的视野。现有的户籍制度导致了流动儿童有了新的称号“编外”市民，这些新市民子女表现出比本地儿童更突出的尊重需求，差别对待容易引起流动儿童自卑、焦虑、委屈的负面情绪，从而影响孩子的成长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流动儿童融入社会的影响因素
（1）文化差异
__中心小学的流动儿童来自__、__、__、__等地，流出地区和江南的文化差距相对较大，体现在语言、饮食习惯、价值观等各个方面。语言是身份识别的象征，也带给流动儿童最直接的冲击，虽然现在我们大力推广普通话，语言障碍逐渐消除，但方言的文化壁垒仍然让流动儿童切实感受到了差异。流动儿童很容易被贴上“外地人”的标签。相关调查发现：78％的流动儿童表明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外来身份。这一结果也许意味着流动儿童的自发防御。
（2）家庭、学校、社会的系统支持
儿童成长力量的原动力在于支持系统的建立。对流动儿童的支持是“家庭、学校、社会”的共同责任。调查发现，本地区流动儿童的父母很多忙于生计，或是上班族或是经营小商铺，有的家中还有更小的孩子需要照顾，家长常常会牺牲与子女共处的时间，亲子沟通在质与量上明显不足。
学校为流动儿童提供了很多接触社会的机会。对于儿童而言，老师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社会的态度，因此他们是接受地方文化还是排斥地方文化，老师的态度和引导非常关键。另外，在校学生对于同伴的认可也对流动儿童融入社会产生了很重要的作用。
社会所营造的氛围也是流动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因素。政府的政策引导、重视和关心程度、社区的支持与否也对流动儿童幼小却又敏感的心灵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正能量的宣传有利于为流动儿童成长营造健康的生活、学习环境。
（3）流动儿童自身因素
流动儿童自身特质同样也显著影响其融入水平。自尊、自信、自强的流动儿童往往比内向、自卑的儿童更容易适应社会，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可以帮助流动儿童对信息进行正确解读，形成自我肯定的意识，抱有对未来的期待，对其融入社会有很大促进作用。
2015年11月—12月初，项目由__镇妇联牵头，联合__中心小学，面向学校中低年级的流动儿童为服务对象开展妇女儿童民生实事类活动，以“学一首方言歌”、“当一回志愿者”、“大手牵小手，观一回__新貌”、“品一出__戏”、“绘一幅我心中的__画”等“五个一”主题活动为抓手，活动内容全部以__地方特色和文化为主题开展，通过语言沟通、社会实践、参观学习等方式贯穿实践项目之中。
1、目标达成情况
本次小组活动共有5个单元，通过事先的调查和走访，了解到学生对于地方文化的学习和体验活动相对都很匮乏，所以在
设计整个活动的时候全部以地方特色为重点内容开展。我们以方言学习、社会实践、参观学习、亲子教育、儿歌比赛、绘画比赛等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学习和体验活动，活动中的互动促进了流动儿童间的交流，也促进了亲子交流，使流动儿童积极参与各次活动，使家长感受到了政府对新市民的关心，增强流动儿童自信、自强、自爱的意识，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回顾整个小组活动的过程，每次活动之后组员都表示收获颇多，可以说圆满达到预期目标。2、活动参与性
活动的开展在不影响学生的正常学习和生活的前提下正常开展，除亲子教育活动因安排冲突个别组员未能参与， 其余四次主题活动组员都能全部参与其中。
第一次活动的开展，主持人通过项目实施人员和同学们的自我介绍，以及主持人和学生的互动交流实现破冰融合，组员们介绍自己从什么地方来，在__住了多久以及自己的喜好等，声音响亮，纪律性也较好，大部分学生能踊跃自我介绍，个别学生稍显内向，略微拘谨。然而，镇妇联以儿童乐于接受的图片、音乐和视频为主要宣传内容结合ppt播放，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力。很多学生通过这次活动对__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并且能通过活动开展交流。
小小志愿者的活动全员参与，结合“11·9”消防安全日主题活动以及文明城市的创建，镇妇联准备了文明城市宣传资料、消防安全资料、新市民积分管理等宣传册，由组员们亲子动手整理、装袋，并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在__集镇街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叔叔阿姨好，我们是文明城市小小志愿者，请您在生活中注意消防安全，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同学们大胆地向市民介绍此次活动的主题和宣传口号，得到了市民充分的赞许。
亲子活动七成家长和孩子参与活动，一开始家长对亲子活动并没有报太大的期望，然而，镇妇联精心组织的三项活动内容， 逐渐融化了家长的戒备心，仅仅在罗墩生态园的哈密瓜大棚参观活动就充分激发了家长和孩子对于植物生长知识和农业产业园经营情况的好奇心，随后的三个文明展示馆参观、__戏演出则使亲子活动气氛达到。
“方言儿歌”比赛、“我心中的__”绘画比赛全员参与，小朋友们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方言儿歌的演唱效果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可见流动儿童对此还是非常重视的，绘画比赛每位小朋友都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而镇妇联在评选的环节上专门设计了民主化评选，组员每人两票，老师两票的基础上多一颗大红心代表两票，社会工作者每人两票，由所有参与者共同民主评选，得票最多的作品胜出。奖品的设置镇妇联也选择了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培养良好的性情类书籍。
总体而言，组员们积极参与，达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
3、小组动力
小组成员均为居住在__本镇的新市民子女，虽然来到__居住在__已经有几年时间，但对__本地的特产以及__的文化了解甚少，而且平日里社会实践类的亲子活动参与的很少，几乎没有，社会参与度不高。所以在听说有此类活动开展时，学生都非常乐于参与。
通过五个主题活动的开展，可以说成效比较明显，但回顾总结社会实践项目整体，我们进行了反思，对今后的工作有几点思考：
1、小组成员的招募工作还可以将面铺地更广一些，多数成员是自愿报名的，但也不排除老师的推荐，所参加活动的儿童大多都非常积极，但事实上还有许多小朋友可能由于胆怯害羞不自信等因素没有报名参加，所以今后的实践活动开展，对前期宣传推广上还应该多下功夫。
2、另外活动开展集中在__中心小学一所学校，而我镇还有另外__、王庄小学两所学校，从活动的预期和开展情况来讲可以说比较成功，所以在另外两所学校开展活动的话，效果应该也可以预期，但鉴于计划和时间的局促，使得项目开展略显单薄。今后开展工作中应该适当以考虑周全。
篇10
关键词 双身份认同 整合量表 信度效度 流动儿童
中图分类号：B844.1 文献标识码：A
Dual Identity Integration Revise of Migrant Children
TAO Huisi
（The First Kindergartens in Guangzhou Development Zone， Guangzhou， Guangdong 510730）
Abstract The article in accordance with procedures of revised scale， according to the Benet-Mart靚ez， who compiled a dual identity integration of migrant children revised scale， selected 268 and 456 migrant children for the initial test and formal test， validate amendment version of the sca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vised scal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was 0.672-0.854， split-half reliability of 0.617-0.857. Through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evaluation， we found that a two-factor model is a better model. Therefore， that in the revised scale has good psychometric indicators in Chinese migrant children in use.
Key words du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cal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migrant children
近年来，认同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一个新概念——认同整合。在社会中，每个个体都具有两种或以上的不同社会身份，而认同整合就是个体如何看待自己不同的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①流动儿童，一个特殊的群体有着农村身份和城市身份两种角色，如何将认同整合的概念运用在流动儿童身上，修订一份针对我国流动儿童两种身份整合情况的量表，便是本研究的初衷。
1 研究工具
1.1 量表的翻译
本研究首先请两位专业英语教师将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共同翻译成中文，然后将翻译过的问卷发给另外一名未接触过这份量表的心理学教师回译为英文，以保证翻译忠于原文。
1.2 初测问卷的形成
根据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以及由此演变的多民族认同整合量表，②③从流动儿童两种身份的特征出发，通过文献检索、专家咨询和小组讨论各个项目的内容、词语表达的准确性，最终确定初测问卷。
2 研究程序
2.1 预测
为了解修订后量表在流动儿童中的使用情况，在广州一所外来工子女学校选取268名流动儿童进行预测，对预测的量表进行统计分析，对部分题目的表述作修改后形成了最终的问卷项目。
2.2 正式施测
在广州一所外来工子女学校选取480名流动儿童进行施测，共发放问卷480份，回收有效问卷456份。
2.3 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3.0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Lisel 8.72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项目分析
把总分排在前25%的被试和后25%的被试分别列为高低分组，在量表每道题目上，高低分组都有显著的差异（见表1），所以，量表中的各道题目都具有区分度，都可以得到保留。
表1 用t-test检验高低二组在各项目上的差异结果
3.2 效度分析
3.2.1 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经过统计分析，各项指标都表明量表适合进行因素分析。在进行方差极大旋转后，我们提取了两个公因子，并且将两个因子分别命名为身份分离和身份冲突，结果见表2。综上所述，可以认为这份量表支持了两因素模型，并且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2.2 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我们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分析得出理论的结构模型后，再借助验证性因素分析来验证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我们采用 2、df、CFI、NNFI、RMSEA等拟合指数（见表3）来判断模型的适合性。
表2 旋转后因素负荷表
表3 量表中二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数模型的拟合指数
图1 量表的两因素模型路径图
3.3 信度分析
对量表的信度进行检测，结果发现，两个分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617和0.857，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672和0.854；总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48，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38，该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
4 讨论
自从2002年Benet-Mart靚ezd等人修订了双文化认同整合量表后，认同整合这个概念在多个国家得到了推广。不过，目前在我国有关认同整合的研究还相对缺乏，对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的测量研究更是缺乏。
本研究修订了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量表，并对其各项测量学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的所有题目都具有很高的鉴别度，量表的分半信度介于0.617-0.857，系数介于0.672-0.854。两因素模型的结构得到了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支持，两个因素上的项目分布与前人的研究相似。④⑤⑥验证性因素分析也显示这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两因素模型。结合效度、信度的结果，我们认为这份量表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测量工具。
5 结论
（1）经过修订的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量表是一个二因素模型结构，两个因素分别是身份分离和身份冲突。（2）修订后的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指标，可在中国流动儿童人群中使用。
注释
① 曹慧，张妙清.认同整合——自我和谐之路.心理科学进展，2010（12）：1839-1847.
② Benet-Mart韓ez，V.，&Haritatos，J.（2005）.Bicultural Identity Integration（BII）：Components and socio personality antece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73：1015-1049.
③ Cheng，C.，&Lee，F.（2009）.Multiracial identity integration：Perceptions of conflict and distance among multiracial individuals.Journal of Social Issues，65（1）：51-68.
④ Benet-Mart韓ez，V.， Lee，F.，&Leu，J.（2006）. Biculturalism and cognitive complexity：Expertise i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7（4）：386-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