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犯罪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犯罪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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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犯罪 未成年人 司法保护

一、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及保护意义

根据我国刑法第17条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在我国，年满14周岁的公民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年满16周岁的公民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犯罪未成年人指的是14周岁到18周岁少年这个特殊的群体。

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调查研究显示，2010年全国法院判处的未成年人罪犯近9万人，未成年人犯罪占全国犯罪总数超过9%，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正在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

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其特殊性：从犯罪主体上来讲，认识能力较弱，辨别是非能力差；从犯罪行为上来讲，常常是由于一时冲动或者是被教唆、被鼓动。此外，未成年人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易于矫正。所以，不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都不宜将他们与成年罪犯同等处罚。

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以逐步建立完善的司法保护体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二、司法保护中存在的缺陷

完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必须先明确目前我国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缺陷、才能对症下药。

（一）立法规定不足

1、定罪标准与成年犯无区分

在我国目前的刑法体系下，虽然最高院曾出台过数条司法解释，针对未成年人犯“盗窃罪”、“敲诈勒索罪”、“罪”等罪的定罪上做特殊处理，但大多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适用同样的定罪标准，而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的起步阶段，一旦被定罪，即使是只有较轻的刑罚处罚，对他们来说也像是人生抹上了污点，不利于他们的再社会化以及继续接受教育，对于他们的家庭也是沉重的打击。

2、庭审程序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制度

虽然我国现行立法中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庭审程序有特别规定，但总体上并没有创设太多有效的针对性的制度。立法中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运用，容易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等问题。庭审中的制度创新是未成年人犯罪诉讼中的重中之重，如何用新的思路和新的制度在庭审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可以通过试点加以尝试，最终以立法加以明确。

（二）司法实践中的不足

1、司法资源分配不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6条的规定，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在少年法庭中进行，包括未成年人刑事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许多地方的基层法院并没有少年法庭，司法资源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投入不足，导致少年法庭这一司法制度无法完全得到贯彻落实。

2、司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目前在司法人员培训上并没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培训，所以司法人员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往往出现观念陈旧、重视不足，缺乏特殊处理的专业能力。在适用法律时往往忽视了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立法规定，在司法过程中缺乏特殊保护。此外，有关部门的领导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重视程度不高，对立法中的相关要求贯彻落实不足，将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保护工作视为普通的管理工作，也是司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

三、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明确了我国目前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对于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制度的不足后，笔者在此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54条提到的“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拯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提出几点加强司法保护的建议。

（一）对未成年人谨慎定罪和

对未成年人定罪时除了考虑犯罪构成要件以外，还要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犯罪手段等情节，要谨慎定罪。检察机关要运用好不权，对于虽然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但潜在社会危害性的未成年人犯罪，要做到谨慎。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对于不的标准有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从而使得不权得到合理、充分运用，落实《北京规则》所确立的“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双向保护，实现刑法打击犯罪以及社会要求保护未成年人的双重目的。

（二）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

犯罪未成年人一般来自于问题家庭，大多数无力聘请专业委托辩护人。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未成年被告人辩护，但在实践中却往往因为辩护律师对未成年人的情况不熟悉而辩护不力的情况。所以，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在各地法律援助中心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部门，建立专业团体，为犯罪未成年人提供援助。在此笔者建议各地法律援助中心可以加强与社会工作者的联系，以求不仅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更要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的权益和身心健康。

（三）创新庭审程序，实现“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原则

建立多元、创新的庭审程序，必须坚持“寓教于审”和“及时、简约”的原则，既要保证犯罪未成年人在庭审中得到教育，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又要充分保障他们的在庭审中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在庭审过程坚持不公开审判、监护人在场，充分体现人文关怀，做到同时要尽快结束诉讼程序，减轻司法程序可能带来的伤害和不良影响。

例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基层人民法院于2008年开始试行“圆桌审判”，即将原来“八字形”的审判格局变为半圆形，并设立了法定监护人席和帮教席，在审判过程中强调控、辩、审三方对失足少年的帮教，减轻未成年人的恐惧感。这种“圆桌审判”的方式后来得到大力推广，并取得社会各界的好评。

（四）完善犯罪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制度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自2002年在上海开始试点，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和成熟度。对于所犯罪行较轻的未成年人，应当尽可能适用社区矫正制度。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最应当关注的是再社会化的问题，社区矫正是在正常的社会中进行矫正，能够让他们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同时通过公益劳动与文体活动使得这部分特殊群体在周围环境的感化下自觉悔悟，避免和社会脱节。

与此同时，我国目前的社会矫正制度存在的缺少专业工作人员、活动开展较少、资金不足等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在完善社会矫正制度的同时应当与未成年人犯罪相结合，建立专门的工作团队，提供专项资金服务于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并且加强行政、司法、执法部门，家庭、社会工作者等各方力量的合作，以期达到最佳矫正效果。

（五）建立完整的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具体的制度和细节上的完善都是服务于最终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的建立。我们要充分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加强国际合作，再结合我国具体国情，从目前的立法、司法体制出发，尽快建立最适合我国的完整的司法保护体系，以做到对犯罪未成年人的规范、全面保护。

四、小结

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是场“持久战”，不论是作为公权力的立法、司法、执法、行政机关，还是社会各方，都应当对这个问题充分关注，汇聚力量，在加强司法保护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的保护和预防。司法保护只是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中的一个环节，我们必须努力做到最好，同时配合我国整体刑事政策，发挥司法保护对解决未成年人犯罪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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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建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与少年司法制度变革[J].法治研究，2011（3）.

[3]王鑫.浅谈未成年犯的刑事司法保护[J].法制与经济，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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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一认识，加强领导

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无疑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祖国前途的一项重要工作。市检察院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的开展，积极组织检察干警认真学习上级有关决议、指示精神，掌握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加强对《保护法》和《预防法》以及《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的学习领会，努力提高广大干警的执法水平，为切实搞好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的领导，安排一名副检察长分管此项工作，刑检部门指定一名副科长具体负责，并严格要求对此项工作进行专门的科学管理，建立健全有关统计台帐和工作制度，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研究工作措施，并制定中、远期工作计划和目标，积极开展创建“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将维权工作引向深入，实现了对此项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管理。

二、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近年来，市检察院立足本职工作，充分发挥检察职能，通过办案，围绕办案，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以切实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一）广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人们逐步树立起预防意识和维权意识，为预防青少年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该院先后十余次到乡镇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散发宣传资料两千余份，受教育青少年四千余名，处理法律咨询百余件。该院法制宣传普及面广、形式多样、不走过场，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收到了明显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二）坚持“从重、从快、从严”方针，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犯罪。担负打击刑事犯罪重要职能的刑检部门，始终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对待，在办理各类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犯罪案件中，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高扬法律利剑，准确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从重、从快、从严”的工作方针，务求做到“快捕、快诉、快审、快结”，除恶务尽，严厉打击各种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活动，有力遏制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使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

（三）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方针，慎重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刑检部门坚决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指导思想，从“保护、挽救、帮教”出发，始终做到三个坚持。第一，着眼于“保护”，对案件审查工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严把审查关。批捕部门严把案件“入门关”，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尤其要求办案人员认真地审查案件的每个细节，全面准确地把握案情，确定案件性质，力戒“冤、假、错、差”案件的发生。部门专门设立未成年人办案组，并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指定政治业务素质高、办案经验丰富、工作作风细致踏实的女检察人员，专门负责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查把关，确保案件质量。第二，着眼于“挽救”，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严格把握批捕、条件，对于可捕可不捕、可诉可不诉的，坚持不捕、不诉，为下一步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第三，着眼于“帮教”，坚持做到“寓教于审”、“寓教于诉”。不论是批捕还是部门，均要求讲究办案实效，注重案中“帮教”，把对未成年犯的帮教工作贯穿于办案全过程。从受理案件开始，办案人员牢固树立“帮教”意识，在认真审查阅卷、详细讯问未成年犯的基础上，坚持做到“三见面”，即与被害人见面、与家长或监护人见面、与学校老师或住地相关人员见面，以确保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同时，查清未成年犯的犯罪原因、动机、家庭背景及社会背景等相关情况，从而为挽救、感化、帮教未成年犯打下基础。在讯问未成年犯时，办案人员注重加强与未成年犯的思想交流和情感交流，通过沟通，掌握他们的心理状况，并有针对性地开展“帮教”工作。对于那些具有紧张忧郁、懊丧悔恨心理的未成年犯，如同家长对待子女、老师对待学生那样，亲切、和蔼地予以启发和鼓励，帮助他们认识犯罪原因，克服犯罪后的挫折、自卑心理，树立其重新作人的信心。对于那些社会恶习较深具有侥幸心理和抵触情绪的未成年犯，以法制教育为中心，进行耐心细致地教育开导，促使他们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给家人带来的痛苦，帮助他们认罪服法，走悔过自新之路。部门还充分发挥公诉职能，利用出庭支持公诉的机会，与合议庭、监护人一起分工协作，对未成年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共同开展“帮教”工作，使法庭成为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的最好阵地。

此外，建立典型案件案后定期回访考察制度，把“帮教”工作延伸到案件审结后。一是对于案后在校学生，在回访中要积极协同各方处理好其复学、升学问题，及时与其家长、学校领导和老师进行协调沟通，促使其重回课堂，继续学业。二是对于社会恶习较深、思想状况不稳定的案后未成年犯，通过建立专门的回访考察联系卡，与其监护人、住地派出所及村委会或居委会保持经常性联系，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和日常表现，并针对性地协同各方做好“帮教”工作，预防其重新犯罪。三是对于家庭残缺或家境困难的案后未成年犯，将其确定为“一帮一”服务对象，尽力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中的燃眉之急，避免其因家庭因素的影响而重新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强化监所监督，切实维护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监所检察部门以维护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己任，充分发挥监所检察职能，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力戒侵害在押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情况发生。主要做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看守所收押活动的监督，严把“进门关”。严格按照收押未成年犯的有关法律规定及工作制度，通过认真审查有关法律文书、建立健全收监台帐以及对收押后法定24小时内首次讯问情况实施监督等措施，对看守所收押活动实行严密的全程跟踪监控，发现违法苗头及时予以纠正，从源头上力避违法收押未成年人情况的发生。二是加强对看守所解押活动的监督，疏通“出门关”。加强与各办案单位的沟通协调工作，及时掌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审结情况，确保有关法律文书及时到所，并督促看守所依法及时解押。三是加强对看守所经常性管教活动的监督，促进看守所实现依法、文明、科学监管。严格按照《看守所条例》、《监狱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督促看守所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实行分押分管。调整充实驻所检察室力量，加大日常巡查力度，杜绝对未成年犯进行体罚、虐待及滥施戒具，切实维护未成年犯的教育、通信、会见、劳动及医疗等合法权益，以保障其身心各方面健康成长。同时，督促看守所按照“学习为主、劳动为辅”的监管、改造方针，对服刑的未成年犯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劳动”的改造方式，开设法律、政治、思想道德和文化教育课程，增强其学习改造积极性。四是加强对在押未成年犯的“帮教”工作，促进其认罪服法，服从监管、改造。驻所检察人员经常有针对性地与在押未成年犯进行个别谈心和座谈，随时了解掌握其思想状况，启发勉励他们正视人生，增强其悔过自新、重新作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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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虽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也规定给予一定的刑罚处罚，但是这种处罚是在处理其不良行为时所采取得一种辅助教育手段，这种处罚从刑罚的目的和本质上看属于保护、教育和预防的性质。因此为了对犯罪未成年人正确定罪量刑，达到教育、挽救和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的目的，需要对我国刑事法律保护功能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保护制度。

关键词：教育.改造.挽救

一、未成年人的概念

刑事法律之所以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的照顾是因为未成年人处于身体、智力的发育阶段，其思想尚未成熟，有着特殊的心理和生理特征，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还比较薄弱。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基于未成年人的上述特点对未成年作出了不同于成年人的规定。有关未成年人的年龄范围的限定涉及到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是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给予特殊对待的自然科学的基础，只有真正了解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的特点才能作出符合未成年人特点的法律规定和有关的刑事政策，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这也是人道主义和最大限度减少犯罪的需要。

（一）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少年犯罪

在我国，长期以来“青少年犯罪”这一概念在法学界和社会各界被广泛使用，通常是指从14岁到25岁这一年龄段中的人的犯罪。其实这一概念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

其一是未成年人犯罪。在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18岁的公民。”《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解释上也是采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未成年人的界定，以未满18岁为未成年人。我国现行刑法也是以18岁为界限，“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18岁以下的区别情况负部分或者不负刑事责任。

其二，青少年犯罪这个概念中包含着18～25岁年龄段的人的犯罪，因为在25岁以前，虽然已是成年，但仍然是青年，并且犯罪学显示的犯罪规律：25岁左右是人生犯罪易发、高发阶段。所以青少年犯罪在犯罪学中被广泛应用，18～25岁的人的犯罪被划归到青少年犯罪学的研究范畴之中，由此可见“青少年犯罪学”一般是犯罪学意义的概念，而“未成年人犯罪”则具有犯罪学意义也具有刑法学意义上的概念。本文所使用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刑法意义上的概念，与青少年犯罪存在着区别。

（二）未成年人犯罪与少年犯罪

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中将少年犯罪等同于未成年人犯罪，认为二者仅是在表述上有差别，在实质上是指同一年龄段人所犯之罪，“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精神，在刑事司法意义上的少年应是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 “在中国，所谓少年犯罪也称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并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少年犯罪在大多数人的意识中自动等价于未成年人犯罪。

（三）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

各国对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起点规定各不相同，1984年修订的《印度刑法典》规定为满12岁，与我国规定满14周岁相同的有1950年《朝鲜刑法》、1968年修订的《意大利刑法》、1971年《加拿大刑法》、1976年修正的《联邦德国刑法》和现行的《日本刑法》等。规定负刑事责任的起点也有的达到我国未成年人年龄的上限18岁如《巴西刑法典》。对于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应当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考虑那些真正影响人的生理、心理、成熟早晚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气候和其它因素，使未成年人年龄的限定科学合理，更适合于保护未成年人和预防犯罪的发生。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行政处罚法》第25条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9条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18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十四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予处罚，但是可以予以训诫，并责令监护人严加管教。”《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同时我国《宪法》、《选举法》等法律规定已满18周岁的为成年公民，未满18周岁的为未成年人。

由以上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规定显然将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排除在此“未成年人”之外，因此本文中未成年人犯罪中的“未成年人”是指从其出生的年月日起计算已满14周岁而尚未到18周岁的公民。未成年人出生的年月日是指法律意义上的出生的年月日，即合法的出生证明上所记载的出生的年月日。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二 未成年人负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

一、从宽处罚原则

我国现行刑法典第17条第3款也明确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条款以“应当”来限制审判人员，不允许其运用自由裁量权，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必须按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或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能有其他选择。不能以未成年人所犯之罪社会影响巨大或手段极其残忍或民愤极大而忽视法律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明文规定，作出与犯罪性质和其他犯罪情节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情况下成年犯罪人一样的处罚，或者相近的处罚。刑法之所以这样规定是由于以下原因：

1、未成年人从宽处罚是基于其身心特点。未成年人身体处于发育时期，心理还不成熟，情绪还不稳定，思维能力欠缺，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尚未形成。辨别是非的能力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还比较弱，容易受外界的影响，易感情用事。所以未成年人以偶犯、初犯居多。同时未成年犯罪人也较成年犯罪人容易教育改造。对未成年人采取“报应主义”的观点而处以同成年人一样的刑罚，不仅达不到刑罚预防、减少犯罪的目的，相反会促使未成年人在犯罪的道路上不回头。还有我们不得不承认未成年人的犯罪不仅是未成年人自身的因素，更多的应该是归责于未成年人所处的外在环境如家庭、学校、社会等，如果在刑事法律上给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一样的地位和处罚，显然是不公平的，也与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2、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众所周知，规范人民的行为的方式有道德手段、法律手段等。法律手段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等诸多部门法。一个行为首先要由其他部门法来进行调整或规范，当其他部门法对该行为束手无力时，便只有来求助于刑法。刑法以其实现方式――刑罚的严厉性和剥夺性而构成了“刑法是社会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由此决定了刑法是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而不予适用，即使适用也要尽量地温和些。刑法对他们应该是关心多于惩罚。

在刑法具体实施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也采取了从宽的原则，以便与成年犯罪人来加以区别。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宽容：如1995年《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指出“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出于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用语言威胁或者使用轻微暴力强行索要其他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用品或者钱财的；”1998年《关于审理盗窃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交大的起点，但情节轻微的，可以不作为犯罪来处理”。

3、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罚是履行国际条约义务的需要。恪守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国际公约，从来都是我国的一贯立场。我国先后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规则》（《利雅得规则》）《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北京规则》）《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等，这些规则互相配套，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罪人得特殊保护的一贯思想和原则，我国参与或接受了上述公约就有义务在相关的立法中体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处置时的从宽原则。

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作出了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进行刑事处罚时的从宽原则，它以总则17、19、49条之规定为核心与分则的有关条文相互配合，构成了对未成年人的刑事保护体系。具体体现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从宽处罚原则的是刑法第17条第三款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是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的体现，这是该规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看到该规定的一个缺憾，虽然该规定用“应当”限定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必须在法定范围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没有选择的余地，但是到底从轻多少或者是减轻多少，法官依然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造成标准不一，致使相同性质，类似情节的犯罪所判处的刑罚差别过大，对未成年犯罪人造成了不良的心理影响，导致了对他们教育改造的困难。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应该在刑法中明确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以体现未成年人的责任能力的不完备也有程度的差别。年龄的差别就是反映其刑事责任能力不完备的外在显著标志，更好地体现刑法对未成年人地体恤与从宽处罚。可以在对两个年龄段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分别作出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二分之一，对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处刑时不得超过性质相同、情节类似的成年人所判刑罚的三分之二。

二、不适用死刑原则

我国刑法理论界对死刑的存废也一直处于激烈地争论之中，但学者们也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情和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逐渐趋于上述的第二种趋势：不废除死刑，但严格限制死刑。坚持少杀、严禁滥杀、防止错杀是我国在死刑适用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我们既要运用死刑的手段来惩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又要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对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然而，我国1979年刑法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同时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规定实际上为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保留了一个尾巴，它表现了我国刑法在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问题上的不彻底性。” 此规定在逻辑上无法解释，死缓并非一个独立的刑种，只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在规定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同时又规定特殊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立法者将自己锁定在自己创设的逻辑难题中，在实践上也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如果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未成年人在死刑考验期间，“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该如何处理？立法者逻辑上的疏漏给司法人员带来了无处求解的难题，1997年刑法对死刑的适用对象作了修改，废除了对犯罪时年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从而使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得以彻底化，对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进行严格限制：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并废除了原来刑法关于未成年人也可以适用死刑缓期执行的规定，从而将未成年人完全排除在适用死刑之外。我国大陆学者在未成年人适用死刑问题上，对于犯罪的时候未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的规定基本上是持肯定的态度，认为未满18周岁的人，智力发育尚不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差，同时他们的思想也不固定，可塑性较强，相对地易于接受改造，因而对他们不宜适用死刑，而应给予改过自新地出路。

三、尽量适用缓刑的原则

缓刑，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罪犯，在他具备法定的其他条件时，在一定期间暂缓其刑罚执行的制度，犯罪学和心理学已经表明未成年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其可塑性较强。所以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未成年犯罪人应尽量适用缓刑，让其回到社会上接受监督改造，因此也避免了封闭关押最大的弊端――交叉感染，同时也有利于动员社会、家庭和学校等各方面的力量对未成犯罪人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从而减轻了国家司法资源的负担。这一年龄段的未成年人大多数还处在求学阶段，缓刑的执行将有利于其学业的继续，而不至于因犯罪而失学。由此可以看出缓刑将比实际送监执行刑罚更有利于未成年犯罪人的扭曲的心灵的复位，更容易让其早日回归社会，重塑自我。

我国有关缓刑的具体规定是在现行刑法第72条：“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需执行。”该规定并未对未成年犯罪人和成年犯罪人作出区别对待，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从宽处罚在此无法得以体现。当今世界趋势是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感化教育，缓刑也为各国所重视，而我国的缓刑制度，无论在缓刑的适用条件、缓刑的考察、缓刑的撤销等方面均没有体现未成年犯的特殊情况。我国刑法应研究世界刑法关于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趋势，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加以改进，以更好地符合对未成年人挽救改造地需要，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缓刑制度，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放宽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考虑改变刑法的现行条件，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缓刑的条件单独列出：对判处拘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罪人，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决定了未成年人一般为初犯、偶犯、激情犯。虽然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欠缺，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薄弱，感情易冲动，易被激惹，行为时可能不顾后果，有时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危害，甚至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手段也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一般其主观恶性较成年犯罪人小，事后也大都有悔罪表现，如果采取和成年犯罪人“一刀切”的做法，使得一部分被判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未成年犯罪人不能适用缓刑，这样在立法上限制了对未成年犯罪人缓刑的适用。放宽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条件，作出有别于成年犯的不同规定。

2、在考察和管理方面。可以增设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的限制其行为的措施。现行刑法规定了缓刑人员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此项规定比较笼统。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而作出具体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我们可以借鉴澳门刑法典第50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规定保护性限制其行为的措施。该条规定：“法院得规定被判缓刑者在缓刑期间遵守下列行为规则：不得从事某些职业；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不得在某些地方居住；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不得持有能便利实施犯罪的物质条件；定期向法院，社会重返技术员或非警察三实体报到。”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借鉴澳门的立法经验。我们对未成年人设计缓刑制度时，可以考虑在现行刑法有关缓刑撤消的法定理由上增加规定未成年人参与或接触一些易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行为或场所，可以撤消缓刑，比如：

（一）不得常至某些场合或地方；

（二）不得与某些人为伍或收留、接待某些人；

（三）不得常至某些团体或参与集会；

如若违反且情节严重，可以撤销缓刑，收监执行。这样规定是因为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是感性多于理性，情绪易兴奋，也易失控，很容易受周围环境不良因素的影响。未成年人在犯罪后有强烈的悔罪表现，内心也在自我谴责，但是有时又很难抵制不良的诱惑，既想重新做人，又对过去无拘无束的生活有些许留恋。

3、缓刑的法律后果方面。笔者建议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后果不仅要消灭刑罚而且也要消灭犯罪，以没有犯罪前科论。而我国现行刑法第76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人“……如果没有本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此条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大陆的缓刑的法律后果是原判刑罚不再执行但仍认为是犯过罪的。

四、双向保护原则

在前述几个原则的论述中，我们在一直强调对未成年犯罪人要从宽处罚，要作出与成年犯罪人不同的规定，尽量适用缓刑等，这些都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但是宽容不是纵容，这些规定都是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和我国刑法“教育、改造、挽救”的刑事政策作出的，而不是无原则的迁就与放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达到教育人、挽救人和预防犯罪的目的，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社会的利益。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和保护社会利益这一对矛盾中，如何才能达到双赢呢？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明确提出对未成年犯罪人选用刑罚要兼顾社会利益和犯罪未成年人的利益，要求将“少年司法……视为有助于保护青少年和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由此确定了保护社会利益与未成年犯罪人利益的双向保护原则，实现了未成年司法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与预防犯罪的刑罚宗旨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 赵秉志主编： 《刑法总论问题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 赵秉志著： 《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 赵秉志著： 《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4、 杨春冼、杨敦先主编：《中国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 高铭暄主编：《刑法学原理（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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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必须查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

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无论是立案阶段，还是侦查、起诉、审判活动，都必须重点查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需具体到“日”，因为年龄因素很可能决定着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对此：（一）《高检规定》第8条规定，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犯罪嫌疑人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需要补充侦查的，同时通知公安机关。（二）必须首先关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准确出生日期，并且具体到“日”是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重要任务之一。《高法规定》第28条规定，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应当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行为时的年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的规定，对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且确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推定其没有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相关证据足以证明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已经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但是无法准确查明被告人具体出生日期的，应当认定其达到相应法定刑事责任年龄。

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由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承办

（一）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

（二）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

（三）有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文件也有规定，如根据《公安部规定》第6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承办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注意，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人员应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基本知识和有关法律知识，并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这些措施都是考虑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特点，以利于更好地教育、感化、挽救这些未成年人。对此：1、《高检规定》第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一般应当设立专门工作机构或者专门工作小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具备条件的应当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检察人员承办。2、《高法规定》第6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由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设立少年法庭指导小组，指导少年法庭的工作，总结和推广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工作的经验。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应当有专人或者设立办公室负责具体指导工作。3、《高法规定》第8条规定，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的审判长，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审判员担任，并且应当保持其工作的相对稳定性。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人民陪审员，一般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

三、诉讼工作的全面性和细致性

《公安部规定》第10条、《高检规定》第16条和第18条、《高法规定》第21条均规定，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仅必须完成与成年人案件同样的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确认犯罪人等各项工作，而且诉讼活动还应当更加全面和细致，必须更注意案件细节问题的调查取证和确认。在制作诉讼文书时，公安司法人员除了应当在文书上载明案件来源、发案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法律依据和处理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性格特征、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等情况。这些内容应当尽量详细、全面。

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特别的诉讼权利

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除了享有与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一些特殊的权利，办案机关应当依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些特殊权利。例如：（一）《刑事诉讼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对于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他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14岁以上不满16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岁以上不满18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三）《高检规定》第4条第1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依法保护涉案未成年人的名誉，尊重其人格尊严，不得公开或者传播涉案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四）《高法规定》第19条规定，开庭审理前，应当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出庭。法定人无法出庭或者确实不适宜出庭的，应另行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其他成年近亲属出庭。经通知，其他监护人或者成年近亲属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记录在卷。第24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

五、严格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

《公安部规定》第15条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高检规定》：（一）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把是否已满14、16、18周岁的临界年龄，作为重要事实予以查清，对难以判断实际年龄、影响案件认定的，应当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二）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主观恶性、有无监护与社会帮教条件等，综合衡量其社会危险性，确定是否有逮捕必要，慎用逮捕措施，可捕可不捕的不捕。（三）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没有社会危险性或者社会危险性较小，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予批准逮捕。对于罪行较严重，但主观恶性不大，有悔罪表现，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不具有社会危险性，不会妨害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也可以依法不予批准逮捕：1、初次犯罪、过失犯罪的；2、犯罪预备、中止、未遂的；3、有自首或者立功表现的；4、犯罪后能够如实交待罪行，认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违法性，积极退赃，尽力减少和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的；5、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或者集团犯罪中的首要分子的；6、属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或者系在校学生的；7、其他没有逮捕必要的情形。

六、区别对等的起诉政策

《高检规定》将“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原则进一步具体化，充分体现了宽严相济、区别对等的刑事政策，《高检规定》第20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应当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一）被胁迫参与犯罪的；（二）犯罪预备、中止的；（三）在共同犯罪中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四）是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的；（五）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构成犯罪的；（六）有自首或者重大立功表现的；（七）其他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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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是从形式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键，由于未成年人年龄上、心理上的特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情况，我国刑法有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也有特殊的规定。特别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颁布以及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对于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在诉讼上如何把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概念和特点

诉讼就是打官司，就是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纷争。刑事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按照法定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全部活动。犯罪作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违法行为，必须通过法定途径对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就是司法机关在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判决的刑事司法活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的特点是：（一）、必须由国家专门机关主持进行，是属于国家的司法活动。国家专门机关主要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二）刑事诉讼是公安机关行使国家刑罚权的活动。通过刑罚权的行使，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成年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进行确定。以便作出处罚。（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任何简化、弱化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四）、未成年人的刑事诉讼是在未成年人和有关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解决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问题的过程。所以，必须保护未成年人在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任何限制、剥夺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行为都是违法的。

二、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设立的必要性和法律依据

十分清楚，对于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处罚只是手段，教育保护才是目的，而对不同性质的案件适用专门的诉讼程序，则是教育保护未成年人的有效方法。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立案、侦察、起诉、审判和执行的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并没有做专章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三十四条规定：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十四岁以上不满十六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十六岁以上不满十八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我国于1991年9月4日通过，1992年1月1日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其中第五章“司法保护”中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作了专门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1991年1月26日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对于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审判组织、开庭前的准备工作、法庭审判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1995年10月23日公安部通过了《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该规定对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调查、强制措施、处理等问题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并成为公安机关办案的主要依据。1999年1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必将使我国的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2006年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司法解释》。这些都是我们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重要的立法和司法依据。

三、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方针和原则

（一）、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教育、感化和挽救方针是指司法机关应当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中对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的确定有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对于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既是诉讼的主要目的、也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的形势下，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由于未成年人智力、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和对内心世界的自我评价具有叫大的可塑性，因而对其教育、感化和挽救是可能的。（二）、分案处理原则。分案处理的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案件分开处理，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未成年人由于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健全，易受外界环境和他人的影响，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对于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从该原则的内容上看，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使在刑事诉讼中运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关押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与成年犯罪嫌疑人分开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或者有牵连的案件时，尽量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在不妨碍审理的前提下，坚持分按处理；三是在未成年人案件处理完毕交付执行阶段，不得与成年人同住一个监所。（三）、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原则。该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确立该项原则的目的是督促司法机关履行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尽职尽责地排除诉讼过程中阻碍未成年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各种障碍，确保未成年人案件的公正审理。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享有成年被告人的一切诉讼权利外，还享有下列特殊的诉讼权利：一是法定的辩护权利；二是法定人参加诉讼的权利。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障被告人获得辩护。对于没有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这是对未成年被告人辩护权的特殊保护。对于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在询问和审判时可以同志其发到场。并且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座位。应向未成年人的法定人送大起诉状副本，并告知其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和义务。（四）、审理不公开原则。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不允许群众旁听，不允许记者采访，报纸等印刷品不得抗等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等情况。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被指控实施犯罪时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弱国有必要公开审理，应当经过人民法院院长批准，并限制旁听人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的规定：“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法律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了不公开审理的原则，是为了加强对未成年被告人身心的特殊保护，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五）、迅速简易原则。迅速是指在诉讼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应当尽可能地争取时间，迅速侦察、起诉和审判。在时间的要求上，尽可能要快于对成年人案件的处理；简易则是指整个诉讼程序尽可能从简进行。迅速和简易是互相联系的，简易是迅速的前提，迅速是简易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效果。实行迅速简易原则是为了从速办案，尽力缩短未成年人在诉讼中所停留的时间，以解除未成年人进入诉讼后产生的紧张、抵触等思想障碍，

转贴于 四、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

（一）、立案程序。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是有区别的：第一在进行立案审查时，除需要查明是否具备立案条件外，还应当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切的出生时间，进一步调查其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犯罪前的生活居住环境以及犯罪嫌疑人的心理、性格特征，还要查明有无教唆犯罪的人；第二，制作立案报告，除写明立案材料的来源、发案的时间、地点、犯罪事实、现有的证据材料、立案的法律依据和初步的意见外，还应当着重写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确切出生时间、生活居住环境、心理特征、等有关情况。（二）、侦查程序。与成年人诉讼相比，未成年人的侦查有如下特点：1、侦查范围比较广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要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和获得犯罪人外，还应当坚持全面调查的原则，查明未成年人的准确年龄、生活教育条件、作案动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生理、心理素质，特别应该注意查明那些能全面地说明未成年人违法者个性的材料，使起诉能够作到有的放矢。2、不用或少用强制措施。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慎重对待，尽量不采用或者少采用强制措施，针对问成年人的特点可以交由父母、老师或者监护人看管。对于必须逮捕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采取严格的限制条件，并与成年人案犯分押分管。（三）、起诉程序。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起诉时应该注意贯彻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审查起诉除查明《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的情况外，还要对侦查时确定犯罪嫌疑人出生时间、成长经历、家庭环境、犯罪原因等一一审查核实。2、凡是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案件，一律应坚持公开宣判的原则，宣告以后要落实帮教措施，继续作好善后工作，对不起诉的未成年人定期考察。3、指定专人或专门的起诉科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起诉工作。负责未成年人案件起诉工作的检查人员，应当具备比较全面的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知识。（四）、审判程序。1、审判组织。中级以下的人民法院应当建立与其他审判庭同等建制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也应当在刑事审判庭内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或者有专人负责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以在刑事审判庭内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未成年刑事审判庭和未成年人案件合议庭统称“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少年法庭可以邀请熟悉未成年人生活、学习、心理特征、热心与教育、挽救青少年工作的人员担任少年法庭的人民陪审员；也可以特别邀请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少年法庭的审判人员中应当有女审判员或者女人民陪审员。2、受案范围。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被指控为共同犯罪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案件。其他共同犯罪案件有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及其他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是否由少年法庭审理，由人民法院院长根据少年法庭工作的实际情况决定。3、审判程序。（1）、开庭前的准备工作。首先，少年法庭对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查明是否附有被告人年龄的有效证明材料。如果没有，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3日内补送。符合开庭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被指控的罪行和有关法律条款，讲解有关政策；并告知诉讼的程序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指明在接受审判时应当实事求是的回答法庭的提问。少年法庭应当针对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其次，少年法庭在向被告人的法定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告知其在开庭审判时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应该注意的事项。在开庭审判前，少年法庭认为必要时，可以安排被告人的法定人或者其他监护人与被告人见面。第三，控辩双方可以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犯罪前的表现等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调查报告，在开庭审理前提交合议庭。少年法庭应当掌握未成年被告人的基本情况，必要时也可以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第四、少年法庭应当为辩护律师提供阅卷的便利和会见少年被告人的时间。审判人员还可以向辩护人介绍审判未成年人形式案件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保证未成年被告人的辩护。（2）、第一，少年法庭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听区一侧，为被告人的法定人设置席位，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庭。法定人在法庭上享有申请回避、发问、辩护等诉讼权利。开庭审理时，已满18周岁被告人的法定人行使上述诉讼权利时必须正德被告人的同意。第二，未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可以坐着回答问题。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审判人员要注意不失严肃，用语准确并应该易懂。足以注意防止对未成年被告人的诱供行为。在庭审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讽刺、训斥和威胁的行为。第三，法庭调查时，审判人员要准确核实未成年被告人在案件发生时的年龄。在查明案件事实核实证据的同时，还应当注意查明未成年被告人实施被指控行为的主观和客观原因。法庭审理中，如果控辩双方向法庭提出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或拘役宣告缓刑、官职、免于刑事处罚的建议的，审判人员应当要求建议方向法庭提供未成年被告人家庭监护条件或者其所在社区帮教措施的书面材料。第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证人是未成年人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不出庭。第五，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对于可以当庭宣判的案件，合议庭应当在宣布有罪判决结果后，当庭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对于定期宣告判决的案件，如果经合议庭评议，确定未成年被告人有罪，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又未作无罪辩护的，应当在宣告判决时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教育。第六，未成年犯罪案件宣告判决，应当公开进行，但是不得召开群众大会。宣告判决时，应当明确告知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讲明上诉不加刑的法律规定。不满18周岁的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依法均享有上诉权；第审程序应一律采用直接审理的方式，严格禁止书面审理。对于维持或改变原判决、裁定的二审法院应当向上诉人讲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和根据。（3）、简易程序。少年法庭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74条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时，应当通知被告人的法定人、辩护人出庭。公诉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公诉人不出庭，被告人湖者法定人要求辩护人出庭的辩护人应当出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少年法庭应当在宣告判决以后，对判决有罪的未成年犯罪人，进行认罪、悔过自新的教育。（五）、执行程序。人民法院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后，应认真详细的填写结案登记表，并附送有关未成年罪犯的社会调查报告及其在案件审理中的表现等方面的材料，连同生效的判决书副本，执行通知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执行机关应贯彻“以教育改造为主，轻微劳动为辅”的方针，根据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46条的规定：“未成年犯在被执行刑罚期间，执行机关应当加强对未成年犯的法制教育，对未成年犯进行职业技术教育。对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执行机关应当保证其继续接受义务教育。”公安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对判处管制和拘役宣告缓刑，有期徒刑缓刑的未成年罪犯，应当加强考察的组织和实施工作。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未成年犯监所的监督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依法提出纠正意见。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社会问题，各个部门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使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降到最低水平。同时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当抱着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法办案，严格程序，杜绝漏洞，切实维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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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害词：未成年人犯罪不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比率呈上升趋势，本着对未成人保护、教育、改造的原则出发，笔者认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检察机关应当在针对法律赋予的不权在理论基础及司法实践中作相应合理的扩张，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制度，并对具体适用未成年人不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和全市的同行进行探讨。

一、对未成年人犯罪不的必要性的分析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平均查获未成年作案人员约在15万左右，在这些作案人员当中，在校学生和社会闲散人员的比例呈上升趋势。在这些统计数据中，未成人犯罪在青少年犯罪中的比例，由1991年的12.64%上升到1997年15.28％，并且在诸如杀人、重伤、抢劫等严重犯罪中，未成年人罪犯也占据了较高的比例。针对形形的未成人犯罪，为了体现我国对未成人犯罪的司法保护，立法规定了教育、感化、拯救的方针，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实行、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如我市就专门指定所有未成年犯罪案件统一到云岩区审理，并明确了未成年人案件和成年人案件分案处理，审判不公开、简化审理等原则，以求达到教育、拯救的诉讼目的。不难发现，无论是从立法，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我国处理未成人犯罪的重点都放在了审判阶段。不可否认，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及心理特点，通过寓教于审的审理方式对于促进未成年人悔过自新、认罪伏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单调性和局限性，因为在我国，无论是正式的审判还是简化的审判，依据的仍是法定主义，能进入审判程序就意味着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并可能被判处相应的处罚，这样可能就给未成人贴上了罪犯的标签，对于其在学校，或在以后的工作中都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不能妥善处理好这种负面影响，就很有可能使已经失足的未成人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并实施对社会危害性更大的犯罪行为。因此笔者认为，假如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改造和保护提前到阶段，让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法律赋予的不决定权，发挥不制度在保护、教育未成人上的积极作用，就能很好地弥补单纯依靠法院审判阶段带来的不足。同时,这也顺应国际社会在处理未成人犯罪案件时，本着对加强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宗旨，采取非犯罪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刑事政策，也是对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最有力诠释。

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的可行性分析

（一）适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的前提条件。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三种不，即绝对不、相对不和存疑不。对于存疑不在刑法理论界不存在争议；对于绝对不，我国的检察机关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就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做出不决定。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的不制度，应主要体现在如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之规定而做出的相对不，在司法实践中去把握对于未成人的不标准。这是适用未成人犯罪不的前提条件，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把握：

1.主观恶性小，有悔罪表现。也就是未成人在犯罪主观方面的表现。（1）主观恶性较小。犯罪原因和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观恶性的大小，笔者认为要针对具体的案情做具体的分析，比如在学校的学生，如因家庭经济困难，为了继续学习而进行的盗窃活动，我们就不能把他同一个惯偷做同样的处理。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根据未成人的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来综合分析未成年人在犯罪的主观主面的原因，进而来判定其主观恶性的大小。（2）有悔罪表现。未成人在犯罪后能够熟悉到行为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能主动坦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或者是自首、立功、积极退赃等，都可以被认定为有悔罪表现。（3）初犯和偶犯。假如未成年人系偶犯和初犯，说明其在犯罪前的表现较好，同时也易于接受教育和改造。

2．犯罪情节稍微。对未成年人案件不的一个重要条件，笔者认为应是犯罪情节比较稍微的刑事案件。犯罪情节是指全案主客观各方面的情节，如犯罪对象、手段、结果等等，对未成人犯罪的案件本应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假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同时还存在其他法定或者酌定的从宽情节，就应当认定为犯罪情节稍微。

3.具备有效的监护条件和社会帮教条件。有效的监护条件和良好的社会帮教条件，是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进行不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假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后做出了不决定，但有关单位组织以及未成年人的家属不能对他进行有效的管教和教育，那么就会使有的未成年人认为自己犯了法，也没什么事，反而会更加无所顾忌，使不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二）对未成年人案件实行不的主体。对未成人实行不，不仅应包括具体实行不的检察机关，不的相对方，即已犯罪的未成年人，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未成年犯罪人的家属或者是监护人以及未成年犯罪人的学校和单位，因为他们是对未成年犯罪人不后实施帮教和治理的主要负责人，在作出不决定的时候，就应让他们到场，让他们熟悉到未成年犯罪人确已犯罪，只是为了保护和教育暂时失足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才做出了不决定，而此后的帮教和治理，以促使犯罪的未成年人重新走上生活的正轨，并不是检察机关单方面的责任，他需要的是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相互配合，分工协作。并且应当同他们明确责任，真正落实帮教措施，以防止被不的未成年犯罪人再犯罪。同时笔者认为，假如因为未成年人犯罪而有被害人，如故意伤害案件，还应将被害人或其人纳入到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的主体中来，这样更有利于调解被告人和被害人之间的矛盾，最终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并促成该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受害人的权益也得到了保证。

（三）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的形式。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设立一个专门的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的听证室，可以在此以听证会的形式做出决定。听证会由检察机关主持，由上述相关主体参加，未成年犯罪人可以在听证会上阐述其对自己所犯之罪危害性的熟悉，如其犯罪事实行为还对被害人造成了损失，还应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并表示愿意接受相应的非刑事处罚。然后由具体承办未成年犯罪人案件的检察官对案件发表意见，做出不的初步决定，说明对未成年犯罪人不的原因和理由，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对相关的责任主体提出具体不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管教责任的划分，各责任主体也可以对不案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对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做出明确承诺，最后，才由具体承办的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当场宣读不决定。

（四）检察机关在行使不权时，应该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性处置原则。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拯救的六字方针和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惩教结合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应坚持寓教于审，审教结合，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拯救工作上狠下功夫。犯罪的未成年人一般来说自尊心强，感情丰富，轻易冲动。同时也存在着意志薄弱，感情用事等特点。我们要针对犯罪者的思想根源、既往表现、作案动机、目的及危害等内容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前途教育。要以真挚的感情打动和感化他们，用中肯的言辞感染他们，唤醒他们泯灭的良知，使其充分熟悉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家庭、给被害方和社会带来的不幸和危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适用不决定时，更有说服力，教育效果才会更佳。因此，我们对未成年人适用不权，实行保护性措施，有利于未成年犯罪者悔过自新及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更好地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如我院2003年办理的一起息烽中学伤害案，不之后，该学生继续在校读书，加之学校、家长及社会的帮教，使其改邪归正，2005年成功考入重点大学。

三、对未成年人犯罪不的改进建议

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差，轻易被误导的特点，非凡是一些未成年犯罪人在网上看到的东西就去模拟，走上犯罪的情况，要不厌其烦的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违法的，使他们明辩是非，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这样既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原则，又体现司法的公正与公平。具体来说，笔者认为做好以下几点：

一是应建立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对未成年犯罪人采取不之后，切不可忽视帮教和预防工作。要采取公检法与工青、妇、社区，学校等共建的形式，成立一个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这样可以利用司法机关的法律专业优势和地方的治理职能，对青少年非凡是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他们学法、懂法、知法、守法，培养其自警、自省的良好品德，不断提高整体法制、道德素质，不受不良环境的影响，逐步降低和减少犯罪。

二是司法人员在精通业务的同时，还要学习一些心理学知识。在未成年犯罪人中，因心理方面的因素导致犯罪的占相当比例。这就要求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既要惩治他们的违法行为，又要解决其心理问题。运专心理学知识去调整他们的心理状态，扭转他们偏曲的性格，科学地引导他们改邪归正，离别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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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犯罪低龄化，农村未成年人犯罪上升幅度较快，初犯率较高，财产型犯罪和暴力犯罪仍呈上升趋势，团伙案件增加，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文化、思想的不断涌入，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也会变得更为复杂。如果不加大对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力度，对走上犯罪道路的青少年进行教育和挽救，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有机配合。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非常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我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保护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如《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要承担起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的责任，这也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需要。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对未成年人犯罪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有的成立了少年法庭，条件不具备的，也成立了少年犯合议庭。还派出人员担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下面，笔者着重谈谈我们在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程序中，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

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是两类不尽相同的案件。在诉讼中，要把握这种不同，就应当掌握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未成年人受其心理、生理条件的支配，其犯罪动机、行为方式等特点突出。表现在：1、犯罪动机比较简单，有预谋的比较少；2、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容易感情冲动，突然犯罪；3、胆大妄为，不计后果；4、法制观念淡薄，甚至藐视法律，不惜以身试法；5、未成年人犯罪诱发快、蔓延广、网络性强，很容易形成团伙。

针对上述特点，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强化程序的教育功能。虽然对成年的犯罪人，也不能采取单纯刑罚的观点，也要注意发挥程序的教育功能，但由未成年犯罪人的特殊性所决定，在刑事诉讼中，则更要强化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上升，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智力发育尚未成熟，思想不稳定，对外界事物重新认识的可能性较成年人要大得多，有较强的可塑性，因此，挽救的可能性也较大。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结合一些典型案件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法制教育，以矫正其在法制观念方面的缺陷，帮助未成年犯罪人对自身行为作出正确的评价。

教育、感化、挽救的原则，对未成年人案件刑事诉讼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要求我们在诉讼的每个阶段，都应不失时机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具体包括：帮助其认清自己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唤醒他们的悔罪意识，使其认罪服法。此外，还应包括对少年犯进行接受处罚和投入劳动改造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使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适应漫长的劳改生活。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是一种感化教育，要和未成年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有的未成年被告人，看上去很冷漠，甚至麻木不仁，这可能是由于被指控犯罪而产生的恐惧、戒备心理，表现为消极、抵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以下四个环节：一是庭前教育。在初步了解其犯罪事实、犯罪原因、家庭环境、性格爱好和学习工作等情况的基础上，采取座谈、聊天的方式，减轻少年犯的心理压力，使其消除思想顾虑，让其暴露真实思想，以便有针对性地帮助少年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二是庭审教育。在开庭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着重询问少年犯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分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引导他们对犯罪有较深刻的认识。开庭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辩护人都要注意语言的分寸感，避免讽刺、挖苦等过激言辞的出现。三是宣判教育。宣判时，审判人员要给少年犯详细讲解判决的理由和根据，耐心听取他们对判决的意见。四是延伸教育。对投入劳改的少年犯，公诉人、法官还要不定期地进行回访，配合劳改部门，帮助少年犯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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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矫正措施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3）06-0064-2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概述

（一）社区矫正的涵义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源自英美法系，有的国家称为“社区矫治”，即在社区中对罪犯进行矫正。直到2002年，“社区矫正”一词才开始被我国所使用。关于社区矫正的含义，在我国法律界曾有过激烈争论，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明确了社区矫正的含义。社区矫正是与在监狱执行的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他们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他们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二）未成年犯的概念

在国际语境中，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通常表达为“juvenile delinquency”，直译过来就是少年犯罪。而在中文语境下，“少年”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人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阶段。按照我国的法律，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被统称为未成年人。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最小的年龄起点是十四周岁，所以这一主体包含了从十四周岁到十八周岁的年龄范畴，能够将青少年中的一部分成年人区别出来，更为准确严谨和科学，同时也和诸多立法，例如《预防未成年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的定义相一致。

综合说来，未成年犯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实施了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五种罪犯：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裁定假释的、被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未成年犯。虽然依照相关规定，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为上述五种罪犯，但单一的管制刑和适用剥夺政治权利这两类刑种都不适用于未成年犯。

《刑法修正案（八）》第38条第3款规定：“对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未成年犯的管制很少适用，处于名存实亡状态。加之其控制的成分太多，单一的管制刑对未成年犯不适用。

对未成年犯也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剥夺政治权利主要是指剥夺一个成年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而未成年人尚不完全享有法定的政治权利，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犯被判处的刑期往往很短，可能等到刑满释放时，他们也尚未达到应享有全部政治权利的法定年龄，如果对未成年犯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刑，就是剥夺其本来大部分就不具备的政治权利，这样的处罚显得不妥；（2）1995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指出：“对于未成年罪犯，不应单独适用剥夺政治权利。”这一规定为司法实践中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能否独立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提供了依据。

二、国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启示

（一）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构

绝大多数国家的社区矫正机构均是采用多元的结构，缓刑、假释和其他替代刑措施的具体执行机构既区别又有交叉。对执行机构的专业化，西方发达国家均十分重视，许多国家与地区均设立了专门机构开展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我国应该尽快设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矫正机构。

（二）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人员

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国家来看，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设置与职权，基本上已经法律化、制度化与专门化。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队伍包括专业矫正人员、非专业矫正人员。我国社区矫正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当借鉴境外的先进做法使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人员的配备合理化、制度化、专门化。

（三）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经费保障

已如前述，境外发达国家和地区社区矫正的经费保障体系健全、经费充足。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尚处于起步时期，还没有形成固定的经费保障体系。各地的试点情况主要是由各试点省（市）财政一次性或分次拨发一定数量的经费作为启动资金，但往往不能满足持续的工作需要。

三、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可操行性的法律规范

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的刑事执法活动，必须有相应的立法支撑。而我国现行立法在这方面仍处于滞后状态。尽管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对管制犯、缓刑犯、假释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但是缺少相关的配套法律措施。现行法律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规定得较原则，可操作性差，更谈不上对未成犯社区矫正的管理规定与成年犯相区别。

（二）缺乏专门的矫正工作人员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矫正队伍。从公安、司法行政、监狱、劳教部门抽调的民警是目前各地矫正人员的主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从社会上招募的人员缺乏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专业背景，且往往只经过短期培训或是没有培训就直接上岗工作。另外，由于薪酬待遇偏低、职业发展前景不明等原因，高学历、骨干的矫正工作人员流失严重。

（三）缺乏适应未成年犯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

目前在社区矫正的试点中，由于在社区服刑的未成年犯的比例比较低，因此在管理上没有区别。但是随着社区矫正的推进，迫切需要对未成年人设立更多的、不同于成年人的社区矫正项目。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除了参加一般性学习及一定的社会服务外，多数时候因缺乏更多的适合他们特点的矫正项目处于无所事事的状况。

四、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一）制定《社区矫正法》，设立“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章

《社区矫正法》应包括社区矫正的概念及性质、矫正对象范围、矫正对象的分类机制、矫正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矫正对象的救济机制等等。在“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专章里，其内容应体现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等特点，加入更多的更生保护和人文关怀的内容。

（二）构建合理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队伍

1.专业矫正人员

由于社区矫正是一项刑事执法活动，与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相适应，必须建立一支专业的社区矫正队伍。专业矫正人员应是以司法所工作人员为主体、以公安干警或监狱干警为辅助，主要职责是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管理。这些专业矫正人员的素质应该高于成年犯的管理人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担当起未成年犯的“父母”、“医生”和“老师”等角色。

2.非专业矫正人员

对于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仅靠专业工作人员的力量是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利用社区资源。（1）社会团体成员。社会团体是指非政府的、非营利的、由社会工作者组成的社会机构和团体。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矫正，必须与执法部门的工作范围明确划分，不应超出社会工作者应有的工作范围，否则就不应称之为社会工作者。（2）社区志愿者。社区志愿者是无偿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提供服务的社区居民。社区志愿者主要包括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社区居（村）委会成员、大专院校的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所在单位的人员等等。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的完善应当从完善传统矫正项目和构建新的矫正项目两个方面入手。

1.管制、缓刑的完善

（1）完善管制刑。要细化管制刑的内容。在管制刑的义务配置中要引入一些适合未成年犯特点的义务性内容，如对受害人的赔礼道歉、参加社会公益劳动等；对于逃避履行管制刑义务的，应当增加督促其履行义务的适宜未成年犯的惩罚性措施。

（2）完善缓刑。应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一是暂缓宣判缓刑。对罪该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被告人，实行特殊的暂缓宣判缓刑制度。特别对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未成年被告人，有重要的意义，这样能使犯罪人不中断学业，不会因此隔离家庭和社会，从而避免产生心理畸变。二是暂缓制度。对于罪行更加轻微的，可考虑对该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以下刑罚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特殊的暂缓制度。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正确认识自己的行为，并真诚地向受害人道歉，同时要求监护人对其严加管束。如果在一定期间内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就不再不留案底。三是特殊的暂缓执行制度。对未成年人适用的缓刑制度，还应包括对其宣告刑罚的暂缓执行。对于未成年犯实行缓刑，应当比照成年犯的缓刑适用条件，适当放宽标准。只在非监禁不可的情况下，才对其适用监禁刑。

2.增加社区服务刑

未成年犯的社区服务，既不能以单调无聊的体力惩罚为目的，也不能以增加国库收入为目的，而应该以学习技艺为主要目的，在学习技艺的过程中，培养其劳动观念和纪律观念。这种劳动主要包括当地政府或是社区管理部门提供的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各种劳动项目。劳动地点则应当选取远离其日常生活环境的地方，并且，未成年犯参加公益劳动的身份应当是“社会志愿者”而非“服刑人员”。这主要是因为未成年人心理比较脆弱，承受压力的能力不强。另外，未成年人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不宜安排其从事重体力劳动或影响身体发育的其他劳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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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俊.恢复性司法及其本土化改造[J].人民检察，2006（2）.

[5]刘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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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刑事责任年龄立法

(一)立法规定

各国都有规定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法律，这些法律虽然有差异，总的来说，都是结合本国青少年生长发育情况和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来确定的。对犯罪的认定，主要考虑责任主体的认知能力和控制能力。据我国《刑法》第17条规定，目前我国将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14周岁以下的无刑事责任年龄. 14至16周岁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和16周岁以上的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二)立法缺陷

从上述立法规定，我国实行的是绝对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以周岁为衡量依据，此种模式也被成为零点决定犯罪模式。这种立法存在不合理性:

第一，以自然生理年龄为依据，无法体现个体的认知能力与控制能力的差异。真正决定认知能力的是个体的社会年龄和生活经历，而非生理年龄。可把生理年龄作为鉴定认知能力的平均化参数，但不应将其视为唯一依据。

第二，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这会导致人口流动性增大，城市人口混杂，农村会出现更多留守儿童。这一时期，社会多元化发展，网络媒体对未成年身心的影响也会愈加明显。在此背景下，加上未成年人在生理方面正处于迅速成熟的阶段，心理上性意识萌发，这一阶段的未成年人追求刺激，易冲动，易接受他人的暗示，模仿力极强;同时，认识问题直观、片面，缺乏分析、判断和辨别能力，犯罪低龄化问题愈加显现。法律规定绝对刚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利于当下对个别未成年恶性犯罪以及常习犯调整与规制。

第三，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民族构成复杂，习俗各异;另外，贫富分化日渐加剧，城乡差异日趋明显。以一刀切的方式规定刑事责仟年龄，与转型时期的现状不相符。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需要设定相对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

(三)立法完善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一方面，笔者认为将14岁定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现实的，出于犯罪低龄化趋势考虑，不能提高刑事责任年龄;而出于对青少年的特殊保护，也不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即应该在现行刑法中增加特殊情况的备用条款或以但书形式设置规定，以此将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特别严重的情况纳入刑法调整。

另一方面，针对近年来未成年犯罪呈现出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残忍化等特点，不应拘泥于14周岁的标准，让未成年人犯罪中某些重大恶性犯罪得不到惩罚，这不能保护未成年人，反而会促使其蔑视法律，进而堕入犯罪的深渊。笔者认为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旦发生主观恶性大、作案手段残忍、行为危害重大的案件，就应该给予其处罚。

综上所述，笔者建议立法应设定一个相对弹性的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既要考虑主体的年龄和认知能力，更要考虑主体的主观恶性及其行为的危害性大小。这样的立法才符合当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据2010年2月18日最高法院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1条规定，宽严相济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强调区别对待，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刑法不仅要保障犯罪人的人权，也要保护被害人的人权，进而保护全体公民的法益。

二、一般犯罪从宽处理

此处的一般犯罪，是指未成年人失足所造成的犯罪。为了避免一时足成千古恨的悲剧，在处罚时应该尽可能的遵循宽有和刑罚轻缓化原则，即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第20条规定对于偶犯、轻微犯罪应从宽处理，具体做到:

(一)大量适用非监禁刑

监禁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占有中心地位，而短期监禁刑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监狱人员鱼珠混杂，未成年人模仿能力强，易诱发交叉感染，改造效果极差。以限制自由的方式使未成年人同社会隔绝，不利于其融入社会，使之产生对社会的仇恨，以更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应用管制、单处罚金以及强制社区劳动等方式代替短期有期徒刑。

(二)在执行中多适用减刑、假释

刑罚执行中，对判处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应视改造情况尽可能适用假释和减刑。法律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减刑幅度可以比照成年罪犯适当放宽，对假释没有特别规定。对此，应订立专门的未成年刑事法规，对此加以规范和说明，以增强刑罚执行中减刑和假释的可能性。

(三)进一步完善轻微犯罪的不起诉、缓刑

200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31条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可不起诉，这对进一步完善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缓刑制度有积极意义，未成年人的缓刑条件应有别于成年人，有助于提高未成年犯罪适用缓刑的比例。《刑法》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合缓刑，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人应以但书形式作出特别规定，结合其不稳定的特点，改造过后难免出现反复的情况，针对未成年人累犯，不应该一概不适用缓刑制度。未成年人实行不起诉范围与成年人几乎无异。笔者认为应加大不起诉的范围。对情节较轻，尤其是激情犯罪，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

(四)明确监护人的责任，加强未成年社区矫正制度

《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对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可令家长严加管教，必要时可收容教养。未成年人失足犯罪，多是因为受不良环境的影响。责令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的规定，犹如摆设，对家长及监护人有失管教的责任没有明确，常出现不满16岁未成年人小偷小摸抓了放，放了又抓的现象。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失职的责任。如若出现三次以上盗窃等轻微犯罪，可责令社会公益机构强制收容。同时，应该加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矫正制度。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形成社会、学校、家庭三位一体的矫正机制。针对我国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应该秉承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政策，遵循政府主导，社会承办的原则，行为矫正与心理矫正双管齐下。

(五)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

前科消灭制度，指曾经被宣告有罪或者被判处刑事处罚的人具备法定条件时，将该人曾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事实视为不再存在，将原定罪记录归零处理。

《刑法》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该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改造极为不利。年少失足，被贴上罪犯标志，在社会中处于被歧视的境地。《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对未满十八周岁、被判五年以下刑罚的，免除其前科报告义务。其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4年1月6日经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明确被封存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只有在实施新的犯罪或发现漏罪，与封存记录之罪数罪并罚后，被决定执行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才解除封存。随着社会的发展，免除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报告义务，将会进一步发展，而不仅限于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

三、重大恶性犯罪从严处理

对于重大的恶性案件，笔者主张不拘泥于14周岁的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对于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触犯刑法所犯的社会危害性极大，手段极其残忍的罪行也应该严肃处理。此时，宽严相济的体现是:严处理，宽救济。刑法的特殊预防更加注重的是对于犯罪人的救济，也就是对犯罪人的教育作用。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指出的:适当的惩罚，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利，也是一个教育者的义务。

案例:2013年12月5日，重庆长寿区一名年仅10岁正在读5年级的女孩李蕾将一18个月的男童反复虐打后，放置在25楼阳台栏杆上致使其坠落并摔成重伤。该案件由于施暴者不满14周岁，只能被当作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处理。令人们担忧的是如此年幼的孩子竟然能对一个年仅18个月的婴幼儿施以如此令人发指的暴行，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处罚，其过错也仅以她父母对受害者进行经济方面的赔偿代替。笔者在心中有这样的疑问，如此年幼的女孩实行了如此暴力的行为，无论有怎样的原因，至少可以说明其生长环境中父母和师长对其的教育是不成功的，那么继续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对其身心的改造效果又将如何呢?

法律有空白区域，但是近年以来，上述这种违背人类天性的反社会型未成年犯罪已不是个案，对于这种现状，法律应该干预，正如英国规定:凡是这个行为给社会带来危害、威胁，引起恐慌、不安或者破坏的时候，这些行为就属于反社会行为，就应该进行干预。严格的说，故意犯罪人都有再犯罪的危险性，只是危险性的程度不同而己。而美国将犯了杀人罪或其他严重暴力罪的未成年人作为成年人对待。这意味着可以对该等施行残暴犯罪的未成年人施行死刑。笔者认为，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当其已经以具体行为呈现出对社会的严重危险性时，法律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对于未成年人近年犯罪呈现的低龄化、团伙化、手段残忍化成人化的情况，法律应主动干预。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在刑法条款中增加对于未成年人反社会犯罪的干预规则势在必行。正如边沁曾经说过:当会引起一个有远见的立法者急于预防的结果或者有这样的结果的威吓的任何行为被实施时，有两种愿望会自然而直接地呈现在他心中。其一是，排除将来的相似的危害的危险;其二是，补偿己经造成的危害。对于此类恶性犯罪笔者认为:

第一，严肃处理，给予一定的监禁处罚。让犯罪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使其因法律的威慑性避免再犯，以达殊预防之功效;同时，对这些反社会案件的惩罚也可以警示社会，保护被害人和社会法益，达到一般预防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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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法制宣传方面

一是以“六五”普法启动为契机，扎实推进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发展。我局以“六五”普法启动为契机，发挥普法主管部门职能，大力推进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作为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工作的重点。把“两法”列入中小学校法制课的重点内容。在开展普法依法治理和综治工作检查中，把“两法”的宣传普及工作作为一项必查内容，有力的推动“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

二是开展法制进校园活动，抓好学校法制教育工作。我们一方面督促中小学生法制教育的教材、师资、计划、课时“四落实”，另一方面积极开辟法制教育第二课堂，每学年开学初，县司法局会同综治、公安等部门到各学校举办以“两法”等为主要内容的巡回法制讲座、法制图片展、法制演讲、知识竞赛等活动，扩大“两法”的社会知晓率，有效提高了广大师生的法制观念。截止目前，共开展活动20余次，直接受教育师生达1.6万人次。

三是加强法制宣传，浓厚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氛围.为浓厚社会氛围，我们通过巡回宣传和送法下乡发放未成年人保护宣传资料、在县城茗馨广场建设包含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内容的法制宣传长廊和法治文化阵地、开通热线电话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等形式，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认识，浓厚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氛围。

二、开展法律援助，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方面

2009年以来，我县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50件，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80件（其中刑事案件25件，民事案件55件），占案件总数的11%。为让更多的未成年人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及时地得到法律援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加大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利用“法律六进”、“六一”维权周、法律援助宣传月等活动契机，采取集中讲座、散发资料、解答咨询等形式，进一步加大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宣传力度。近年来共组织、参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专项活动20余次，举办未成年人权益法律知识讲座30余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4500余份。

二是健全工作网络。为方便群众就近进行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我们依托14个司法所及相关单位建立了23个法律援助工作站。针对未成年人的维权工作，我们专门在县团委、教育局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了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了法律援助联系点,由各学校的法制副校长担任法律援助联络员。法律援助网络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未成年人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更方便更快捷的服务。

三是开辟绿色通道。我县未成年人申请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2倍执行（城镇430元/月，农村220元/月），将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全部纳入了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凡是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中心简化申请程序，优先受理，指派优秀律师或法律工作者办理，并且做到全程跟踪监督，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其合法权益，受到广大受援人及家属的称赞和好评。

四是积极推进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提前介入工作。在为未成年人提供民事法律援助的同时，我们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过去的刑事法律援助，仅局限于审判阶段，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为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自2013年起，我们加强与公、检、法等部门的沟通协调，依法将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从案件审判阶段前移至公安阶段，使法律援助贯穿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的全过程。目前我县受理的25件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多牵涉到盗窃、抢劫、聚众斗殴等。

在承办未成年人刑事辩护法律援助案件的过程中，除了依法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外，我们还要求承办律师重视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对其进行“教育、感化、挽救”。使其树立信心，不自暴自弃。这种延伸教育，常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加强特殊青少年群体的帮扶教育管理工作方面

（一）强化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的教育监管

未成年矫正对象作为矫正对象中的特殊群体，如何规范管理，切实维权，有效帮教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关注。从2010年社区矫正工作正式启动以来，按照“依法、规范、有序”的原则,严格落实好未成年犯的监督管理、教育帮扶和考核解除等措施。并要求社区矫正帮教成员及时关注未成年矫正对象生活、学习、工作、心理等情况，做到与矫正对象至少每周电话联系一次，每月至少见面一次询问情况，多沟通、多了解、多关心，侧重教育感化。加强法制教育和宣传工作，严格请销假制度，督促乡镇社区矫正机构和社区居委会与未成年社区矫正人员近亲属签订了监护和帮教协议，从根本上杜绝了脱管、漏管现象，有效规范了未成年矫正对象的日常监管工作。

（二）真情帮扶，关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

一是调查摸底，建立帮扶档案。每年我们都会对全县所有服刑人员的家庭情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摸底，经统计,我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共有21人，我们对这些未成年人建立了档案，同时通过定期走访调查，实施动态管理，定期更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数据库。

二是真情相助,及时排忧解难.我们定期与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员家庭联系，了解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动态和他们的家庭状况，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如我们协调民政部门，对4户符合条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落实了低保；协调教育部门，帮助2名辍学的服刑人员的学龄子女重返校园，并减免学杂费，对14名家庭困难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进行了临时性救助。并且在我们局里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拿出经费帮助解决他们的就学、就医、生活等困难。

三是传递亲情,助力快乐成长。在解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实际困难的同时，我们也尤其关注他们与正在服刑的父亲或者母亲的亲情沟通。因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的亲情关爱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监所相对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监管措施以及路途遥远等原因，都制约着相互之间亲情的传递。我们通过与监所合作，启动了远程帮教会见系统，让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能够通过视频会见服刑的亲人。同时通过开展“一封家书”活动，制作视频、撰写书信，让这些孩子能够向他们在高墙内的亲人传递着自己的想念，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四、两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