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安保义务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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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补充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对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他人人身或财产权益的损害，而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的颁布，又使这一特殊侵权责任首次获得了法律依据。

一、《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法律分析

从《侵权责任法》第37条法律规定的内容可以看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有两种类型：其一，直接责任。即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到其应负有的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造成他人损害所应承担之责任；其二，补充责任。即他人损害是由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并非由安全保障义务人所致，但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而间接的辅助了第三人对他人造成的损害，而应当承担之补充责任。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要件之一，就是对受害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必须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并且一般以不作为的侵权方式而应对他人承担侵权责任。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而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他人损害的事实。

二、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多数学者对于安保义务人主观过错的证明，即究竟由谁承担举证责任的问题看法不同。这样就产生了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的权衡。

1　过错责任原则之否定

有学者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仍应由受害人一方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人具有过错的举证责任，笔者对这一观点持否定态度。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如果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就应由受害人举证证明安保义务人存在主观过错。但是对于遭受损害的受害人来说，证明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其安全保障义务已经实属不易，若还要证明其主观过错则实在困难，这样受害人的赔偿权利可能无法实现，其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救济。

2　过错推定原则之肯定

对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行为过错认定，应当采用过错推定原则，过错的举证责任由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人承担，由他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事实。笔者对此观点持肯定态度。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一般是通过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实行过错推定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被告对其侵权责任的承担，而是在诉讼中将举证证明责任转移到被告的身上，由其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来免除自己的责任。这样既减轻了受害人的举证负担，排除受害人面临的举证妨碍，又对受害人所受之损害提供及时的救济，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的形态

1　直接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直接责任是由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直接造成了他人的损害，由安全保障义务人自己承担损害后果的侵权责任形态。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直接责任的前提是，他人的损害发生于公共场所管理人或群众性活动组织者的危险控制的范围内，同时，对发生的损害潜在的管理人或者组织者能够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并且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由于管理人或组织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直接所致并非有第三人的介入。

2　补充责任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补充责任的模式为，“第三人的积极加害行为+安全保障义务人的消极不作为=受害人的损害”。此前，学者对于此种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性质也有颇多争议。而《侵权责任法》第37条明确将第三人积极加害行为介入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侵权责任性质认定为补充责任，此制度的设计既考虑了安全保障义务人经济赔偿的承受限度，又给受害人受损的人身权或财产权以充分必要的保护，同时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侵权补充责任比连带责任、单独责任更为公平、合理。此外，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责任，在责任承担和赔偿范围的顺位上都具有补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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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招远血案；安全保障义务；侵权法37条

2014年5月28日21时许，在山东招远市一麦当劳餐厅内发生一起命案，5名“全能神”组织成员为了宣扬，发展成员，在招远市罗峰路麦当劳餐厅内向周围就餐人员索要电话号码，遭被害人吴某拒绝后，认为其为“恶魔”，“邪灵”，应将其消灭，遂实施殴打，致被害人死亡。

在案件发生过后，网络上出现许多质疑，认为麦当劳似乎没有尽到其义务，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从法律的角度来说，麦当劳作为一个公共餐饮场所，其负有的应当是公共场所经营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

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规定

关于公共场所经营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3年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就有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而在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更是以基本法的形式对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侵权行为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加上相关的司法解释的完善，关于公共场所管理人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一项法定的义务在我国的法律上应该说是清楚而明确的。

安全保障义务的由来

侵权法37条规定的其实是一种一般安全义务，其法理基础通说源自于德国，德国司法实务上的一般安全义务始于交通安全注意义务，其在最初主要用于解决以供公众往来的道路交通设备发生事故时的责任归属。在1902年德国发生了“枯树案”，在案件中原告德国法院直接定义德国民法典823条第一项为“一般原则的适用领域”即依此原则，任何人若只要采取较轻的注意措施即可能可以防止他人损害发生时，均应就自己支配之物产生的损害负责。德国法院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采取一切措施来防止给他人造成损害。①

台湾的王泽鉴教授依据一般安全义务作用的领域将其分为三类：（1）因先前行为致发生结果之危机而负防范义务。（2）开启或维持某种交通或交往产生的义务。（3）因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而承担防范危险的义务。②

关于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这一义务的法理依据，学界上存在有多种学说，过失说认为基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失发生了损害，应当承担因此发生的侵权责任。控制说认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对于潜在的危险具有控制力，在属于不作为责任之原始形态的对他人侵权行为之责任领域内，倘若未规定严格责任，监督者控制潜在危险的义务来源于他对危险源的控制力。③利益说主张风险与收益相一致，除了特定信任关系也受侵权行为法保护的法律观念外，从危险源中获取经济利益者也经常会被视为是具有制止危险义务的人。④而经济分析说则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比较得出为了节约社会总成本，要求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这一义务从而减少相关侵权事件的发生的成本显著的低于进行损害赔偿的代价。本文认为无论何种学说的探讨，其目的也是为了从法理基础上确定安全保障义务的合法性，毋宁说只是分析角度的不同。因而安全保障义务存在的合理性和重要性也无需多言。

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

在2003年安全保障义务的概念提出之时（《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只针对“经营者”，主要指的是经营者在其所经营的场所对消费者、潜在消费者或者进入服务场所的人员的人身、财产依法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革，在一些非经营性的公共场所发生的侵害事件的增加，法律工作的思维因此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最高法院从平衡各方利益的角度出发，同时也为了使这一法条更具有可操作性，颁布了《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其中第6条的规定将这一安全保障义务的主体明确规定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而《侵权责任法》将这一主体的范围进行了扩大：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也被包含进这一主体的范围之中。

在招远案中，麦当劳作为一种餐饮产所，即便从安全保障义务的最开始的最狭窄的概念看来也应当包含在这一主体范围之内，因而麦当劳作为公共场所，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是毋庸置疑的。

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

如何判断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是否履行了其安全保障的义务，显然应当先讨论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方式。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基本方式应当是积极的作为，在侵权损害发生之时或者发生之前，是否依据自己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实施了相应的行为来履行它。

如何判断义务人的行为是否达到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高度？可以由几个标准入手进行判断：

1、法定标准。有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法律或者相关法规中有明文进行规定则依据相关规定来进行判断，关于侵权行为法的司法解释草案建议稿之中也有专门进行判断的标准：第七十二条[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确定]判断行为人是否尽到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依据以下标准综合认定：（一）安全保障义务人是否获益；（二）风险或损害行为的来源及强度；（三）安全保障义务人控制、防范危险或损害的能力；（四）受害人参加经营活动或者社会活动的具体情形。

2、善良管理人的一般注意义务标准。参考各类国外相关判例进行分析，行为人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应当达到何种程度，国外的法院一般给出的标准是所谓“善良家父”的标准。如同罗马法上“善良家父之注意”与德国法商的“交易上必要之注意”一般，对安全保障义务人需达到的行为标准使用的是客观标准即依其职业斟酌，比普通人的注意和处理自己失误为同意注意要求更高的标准。⑥

3、一般标准。即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对于一般的被保护人，如主动进入经营场所或者社会活动场所的人或者非法进入者，所承担的义务就是对于隐秘性危险负有告知义务，对于受邀进入的参与者具有相应的一般保护事项。⑦

第三人侵权中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责任

招远发生的血案属于严重的暴力型犯罪事件，在这样的事件中安全保障义务的义务人应尽的义务是否是阻止犯罪人继续施暴、救下被害人？这里涉及到安全保障义务人对第三人致害的责任。

所谓第三人致害，是指第三人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了被侵权人的损害，在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义务存在方式：有义务防止或者制止侵权行为的发生，然而这种义务防止或者制止应当到达何种程度，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而通说认为，这种义务的范围应当限于在其实力能够做到的范围之内去进行防止或者制止，正如我们无法苛求一家普通的商店的工作人员能够去制止专业的携枪歹徒进行行凶的事件。

在招远血案这一事件内，麦当劳的员工虽然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然而这一义务的要求并非是要员工去与施暴者拼命来救下受害人，而是员工在突然性暴力事件发生之时，具有的在实力可控制范围内进行阻止或者在实力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报警寻求公共强制力救济的义务，而从录像上也可以看到，麦当劳的员工并不是无动于衷，而是有员工上前进行了劝阻，并且有员工疑似遭到了施暴者的殴打，在劝阻无效麦当劳员工也迅速进行了报警，笔者认为这样麦当劳员工其实已然履行了关于安全保障的义务。

至于网上流传的一些言论则略显荒谬。一则是麦当劳配备专职安保人员和专门的防暴工具，从法律上看从事餐饮行业者并无相应或者相似的义务来进行这样的配备，所谓商业机构的合理注意义务并不包括雇佣武装保安，毕竟在餐饮类场所发生凶杀事件是小概率事件，因此对于这一言论没有合法依据可以支持。另一言论则是要求麦当劳员工使用用于烹饪的一些铁质工具上前去与施暴者拼命制服施暴者，我们前文已经讨论过麦当劳员工的安全保障义务，这样的要求显然高于安全保障义务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麦当劳的员工其实并没有这一义务，更不用说这样的要求是否在他们能够做到的实力范围之内了。

退一步说，如若麦当劳的员工并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将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依据侵权行为法司法解释草案建议案第七十四条的规定，依照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为直接侵权人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人，在直接责任人能够承担侵权责任的时候，自己不承担侵权责任。在直接责任人不能够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时候，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才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所谓补充责任，简而言之就是承担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而所谓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即使指当第一顺位即直接侵权人即第三人物理赔偿时，第二顺位的赔偿责任人才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补充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其过错程度和行为的原因力确定补充赔偿的范围。

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人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责任的，不享有对直接侵权人的补充责任。超出了自己应当承担的相应的补充责任的部分，对直接侵权人享有追偿权。这也意味着补充责任并不是全部责任，不会出现全部补充的情况，在超出的部分给予追偿的权利。

综上所述，在招远血案中，麦当劳的员工已然履行了其安全保障的义务，对于受害人的损失，并不需要承担因安全保护义务未履行而须承担的补充责任。（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注解：

①[德]马克西米利安.福克斯：《侵权行为法》，102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②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

③[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④[德]克雷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焦美华译，张新宝审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⑤张新宝、唐青林：《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载《法学研究》，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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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侵权责任；转承责任

侵权责任中的转承责任，同自己责任、连带责任、补充责任一样，是民事责任的一种责任形式，也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在侵权行为法理论上，人们 更多地是把它放在替代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中进行研究，甚至将其等同于替代责任、特殊侵权责任进行研究，鲜见对它进行单独的研究；人们更多地是针对具体转承 责任形态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研究。转承责任同其他替代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极大的差异，其归责原则和构 成要件也具有特殊性。审视中国现有具体形态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将转承责任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进行整合研究，研究它们的共性，弄清转承责任作为一种独立 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范围、类型、立法理由，有助于中国现有转承责任法律制度的完善。在正在制定包括侵权责任法在内的统一民法典的今天，完善中国转承责 任法律制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转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转承责任”这一法律术语，出自于普通法系侵权法中的Vicarious Liability一语，是指责任人因与他人间的特定基础关系而对该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责任形式。转承责任属于特殊侵权责任，是替代责任中 的一部分，对Vicarious Liability这一术语，有的称其为“责任”，有的称其为“使用者责任”，有的称其为“替代责任或代负责任”。根据Vicarious Liability一语存普通法系侵权法中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含义——责任的转移承担，应译为“转承责任”较为合适。汉语中的“转承”，顾名思义，转移承担 电，由一个承担者转移至另一个承担者。“责任”中的“”因与民法中的“”一词相同，容易与民法上的“责任”相混淆，故不宜采用，且其内涵 也不一样；“使用者责任”不能涵盖所有的转移承担责任，因为“使用者责任”只是“转承责任”中的一类；“替代责任或代负责任”，从字面逻辑上讲，包括代人 和替物承担责任，而“转移承担”，是一个承担者转移至另一个承担者，显然只能代人，因为物不是责任的承担者，无法发生责任的转移承担问题。普通法系侵权法 中的Vicarr-ous Liability这一法律制度也只有一人为另一人承担法律责任之意，无替物承担责任之说。因此，替代责任或代负责任应是“转承责任”的上位概念或属概 念。

转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侵权责任，有其基本特征。

第一，责任人与行为人相分离，责任人为行为人所造成的损害对受害人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等其他非转承责任，责任人只为自己的 行为承担责任。在一般侵权责任中，责任人与行为人是同一人，单一的行为人由他自己承担责任，共同的行为由他们共同承担责任。在转承责任中，责任人与行为人 相分离，并非同一人。这种分离不仅仅是事实上的分离，而且也是法律上的分离，即法律上将责任人和行为人视为各自独立的主体，即使是一方为了另一方的利益， 以另一方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行为也被视为自己的行为，行为人在行为时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责任人与致害事实往往无直接关系，就责任人的本意而言，并 无致害他人的意图；致害的直接原因是责任人以外的行为人的行为。因此，转承责任至少涉及三方当事人，即受害人、行为人和责任人。

第二，转承责任的发生不是任意的，是基于行为人侵权行为发生之前就业已存在的行为人与责任人间的特定基础关系，如隶属、从属、委任、选任、代 理、雇佣(含师徒)、教授受训(监督管教)和监护等身份关系。这些基础关系本身不会造成致害事文的发生，并不表现为与致害事实的直接联系，而是一种特定的 间接关系，但正是基于这种特定的间接关系，责任人才对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这种特定的间接关系，或超出这种特定的间接关系，就失去了责任人 承担转承责任的基础。

第三，尽管转承责任涉及到受害人、行为人和责任人三方当事人，且责任人和行为人同居于加害一方(或责任一方)，但在与受害人的民事责任法律关 系中，行为人却不具有民事责任承担者的法律地位，不与责任人一起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也不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或补充责任。尽管在程序法上行为人可能居于 第三人的诉讼地位，但其与责任人间并不具有实体法上的被告和第三人的关系，只具有证据法上的意义。因此，受害人的请求权不能直接指向行为人，只能指向与行 为人具有特定间接关系的责任人，责任人为对受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承担其民事责任。

此外，在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中，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一般情况下，可向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之过错的行为人行使追偿权，让其实质承担全部或 部分民事责任，但这是另一法律关系的问题；在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中，基于为行为人利益转承责任的基础关系的性质和目的，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后，无权向 有过错的行为人追偿。

二、转承责任的范围

转承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决定了转承责任不等同于替代责任和特殊侵权责任，当然，替代责任本身也不等同于特殊侵权责任。有学者认为，特殊侵权 责任是相对于一般侵权责任而言的，它的最本质的区别是其责任形式特殊，就是转承责任，或者称为替代责任。基于转承责任的概念和基本特征，转承责任只能是代 他人承担责任，将行为人本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转移至责任人，由责任人承担。转承责任的这些内涵决定了其外延小于替代责任，更小于特殊侵权责任。

特殊侵权责任包括三种类型：(1)为他人的行为负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即对人的特殊侵权责任。例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侵权时，由国家 机关承担的侵权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T作人员从事职务活动致人损害，由法人或其他组织承担的侵权责任；被雇佣人从事雇佣活动致人损害，由雇佣人承担的侵权 责任；定作入存对定作指示、选任或者定作本身有过失的情况下，承揽人存完成定作事务过程中对他人造成损害时，由定作入承担的侵权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由法定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在机动车驾驶学习中，学员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时，由教练员承担的侵权责任。(2)为自己 管领下的物

件致害负责的特殊侵权责任，即对物的特殊侵权责任。如建筑物及其他构造物的致害责任、动物致害责任、产品侵权责任等。(3)作业活动致害的特殊侵权责任。如高度危险作业致害责任、环境污染致害责任和施工作业致害责任。

替代责任不应包括特殊侵权责任中的第i种类型，即作业活动致害责任。作业活动致害的侵权责任是作业支配人为自己从事的作业活动致他人损害而应 承担的责任。该致害事实有时表现为物件致人损害，但更多的是并不表现为物件致人损害，而是作业活动固有危险性导致损害的发生，此时，既不存在责任人替物， 更不存在责任人代他人而承担责任的情形。因此，替代责任只应包括特殊侵权责任中的第一、二种类型，即为他人的行为负责的特殊侵权责任(对人的特殊侵权责 任)和为自己管领的物件致害负责的特殊侵权责任(对物的特殊侵权责任)。在这两种类型的特殊侵权责任中，责任人代它受过的特征明显，无论是代人，还是替 物。在第一种类型的特殊侵权责任，即对人的特殊侵权责任中，代人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二种类型的特殊侵权责任，即对物的特殊侵权责任中，替物就在于物件致人 损害，虽然物件与致害事实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物不能成为一方责任主体，因此只能由物背后与物件有管领关系的人来为其承担民事责任。

转承责任却仅限于特殊侵权责任或替代责任中的第一种类型，即为他人的行为负责的替代责任或特殊侵权责任，不包括替代责任中为自己管领下的物件 致害的侵权责任，也不包括特殊侵权责任中的作业活动致害的侵权责任。转承责任最显著的法律特征是有行为人、责任人和受害人三方当事人，责任人与行为人相分 离，责任人为行为人所造成的损害承担民事责任，即本应F{=i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基于行为人与责任人之间的特定基础关系，转移至责任人，发生责任之转 承。而替代责任中的对物的特殊侵权责任，只有责任人和受害人两方当事人，物不能成为一方主体，加害一方(或责任一方)永远只有一方当事人，故此无法发生责 任之转承。作业活动致害的特殊侵权责任也是如此。

因此，转承责任不等同于替代责任，更不等同于特殊侵权责任，转承责任是替代责任的种概念，特殊侵权责任是替代责任的属概念。

由此观之，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转承责任只包括国家机关转承责任(《民法通则》第121条)、法人或其他组织转承责任(《瓜于审理人身损害 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千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8条、《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2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第146条)、雇佣人转承责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9条)、被无偿帮工人转承责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13条)、定作人过失转承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10条)、法定人转承责任(《民法通则》第133条)和机动车驾驶学习中的教练员转承责任(《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20条)等具体形态。

有人认为，《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不是国家机关的转承责任，而是国家机关自己责任；《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8条规定的也不是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转承责任，而是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责任。其实，分析这两条规范就可以发现，这两条规范都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第 121条分别规定了围家机关执行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侵权的民事责任。前者是国家机关自己责任，是国家机关以广自身名义或通过其 法定代表人的代表行为执行职务而发生的侵权责任，这当然是国家机关自己的责任；后者显然是转承责任，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活动不具备代表性，而是 类似性质，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则是国家机关的转承责任，同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解释》第8条也分别规定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侵权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职务活动侵权的民事责任和法人或其他组织工作人员职务活动侵权的民事责任。前者是法人或其他组织自己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职务活动的代表行为发生的侵权责任由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承担责仟；后者是转承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不具有代表 性，而是一种性质，由此产生的侵权责任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转承责任。

另外，自《行政诉讼法》，尤其是《国家赔偿法》颁布实施以后，行政法学界通说认为，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就是国家赔偿责任；《民法通则》第 121条所规定的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包括国家机关转承责任，已不再具有独立的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地位了。其实，《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国家机关侵权 责任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国家赔偿责任是不完全一致的，其内涵和外延均有差异，《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包括国家机关转承责任， 仍有自己作为民事侵权责任的独立空间：首先，《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责任主体为国家机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立法机关和军事机关，而《国 家赔偿法》的责任主体实际上只有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其次，《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的职务侵权行为包括职务行为本身违法而造成损害、执行职务方法 不当造成损害、滥用职权造成损害这三种违反国家权力授予、行使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而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和职务行为自身危险性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共四 种情况。也就是说，《民法通则》第121条之规定不以“违法”为行为人行为构成侵权的要件。当然，这里所指的违法是狭义的违法，即违反国家权力授予、行使 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而不是指广义的违法，即违反保护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而造成他人法定权益的损害之违法。而《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职务侵 权行为强调的是“违法”行使职权致害他人的行为，这里的“违法”，是指违反国家权力授予、行使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南此说明，《国家赔偿法》所要 求的行为违法性具有复合性特征，即行为既要违反国家权力授予、行使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又要违反保护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而侵害他人法定权 益的法律规定。因此，《国家赔偿法》只是把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违反国家权力授予、行使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并违反保护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 义务而侵害他人法定权益的职务侵权行为纳入了国家赔偿范畴，而把同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没违反同家权力授予、行使及行使程序和方法的法律规定，只违反保护 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而侵害他人法定权益的职务侵权行为，如职务行为自身危险性造成损害的职务侵权行为和国家立法机关、军事机关违反保护他人人身财 产安全的法定义务而侵害他人法定权益的职务侵权行为留存了《民法通则》第121条之中。所以，即使不认为国家赔偿责任是民事侵权责任，事实上在民事侵权责 任领域仍然存有包括同家机关转承责任在内的国家机关侵权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党的机关和其转贴于 青团机关不是国家机关，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侵权时，由党的机关或共青团机关承担法人转承责任，而不是由国家机关承担转承责任。

中国现行法律制度的这一转承责任范嗣不仅几乎包括了现代侵权行为法理论上的所有转承责任，还包括了现代侵权行为法理论上少有论及的为行为人利益的机动车驾驶学习中的教练员转承责任这一新形态转承责任，其转承责任形态是齐备丰富的。

三、转承责任的类型

研究转承责任类型，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利于对现行转承责任法律制度进行完善。

转承责任类型是以转承责任范围为基础的，在转承责任的范围内来划分转承责任的类型。转承责任分类必须采用一个具体的划分标准，以此来划分其种 类或类型，这个标准就是责任人与行为人间基础关系的性质。归纳转承责任的类型应当从转承责任的基础关系入手，基础关系的分类直接决定了转承责任具体形态的 归属，进而形成转承责任的种类或类型。

转承责任的基础关系一般可分为为行为人利益的基础关系和为责任人利益的基础关系。法定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间的监护关系 和机动车驾驶学习中的教练员与学员问的教授受训(监督管教)关系就是为行为人利益的基础关系；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之间的委任隶属关系、法人或其他 组织与其工作人员之间的组织体与组织成员的从属关系、雇佣人与被雇佣人间的雇佣关系(包括通常意义上的师傅与学徒间的师徒关系)、被帮工人与帮工人间的帮 工关系和定作人与承揽人间的定作承揽关系均属为责任人利益的基础关系。

由此，转承责任可分为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和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两大类。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的具体形态有法定人转承责任和机动 车驾驶学习中的教练员转承责任。为责任人利益的基础关系实际上是责任人利行为人劳务的关系，属一种使用关系，所以为责任人利益的转雁责任实质上就是使用人 转承责任。

使用关系又可以分为支配的使用关系和利用的使用关系。前者指存使用关系中使用人对被使用人的行为享有支配权，使川人对被使用人可以发出指示， 并对被使用人的行为负有监督义务，如国家机天与其工作人员间的委任隶属关系、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其工作人员间的组织体与组织成员从属关系、雇佣人与被雇佣人 间的雇佣关系和被帮工人与无偿工人间的帮工关系。这种使用关系甚至不需要具备合同特征，只要侵权行为是在为使用人的利益和在使用人的指示下履行某种行为的 过程中发生，就已证明使用人有控制被使用人的实际可能。在这种支配的使用关系中，使用人承担转承责任，不要求其对委任、选任、监督等有过失，是适用无过错 责任归责原则。后者是指使用人利用被使用人的行为，扩张其能力，谋取利益，但被使用人在行为时享有更加独立的意思自由的使用关系，如定作人与承揽人间的定 作承揽关系。在这种利用的使用关系中，使用人承担转承责任，则以使用人有过失为要件，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所以，使用人转承责任，即为责任人利益的转承责任 又可分为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和利用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支配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具体形态有国家机关转承责任、法人或其他组织转承责任、雇佣人转 承责任以及无偿被帮工人转承责任；利用关系的使用人转承责任具体形态只有一种，即定作人过失转承责任。

四、转承责任的立法理由

转承责任的建立旨在使责任人就他人的侵权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主旨与近代民法中“责任自负”理念相悖。但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围家，无不都建立了自己的转承责任法律制度，以满足现实之需，其立法理由众说纷纭，尤以使用人转承责任为甚。

权利义务一致说认为，使用人因使用他人而扩张其活动范闱，增加获利的机会，享有了权利，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义务，受其利者受其害，即权利义 务相一致。由此派生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是为了全利：会的利益，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通过国家机关这一中介，由社会承担责任。负担能力说认为，当 造成损害的一方是组织体时，组织体的承受能力无疑比其工作人员大，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得到更充分的保护。同时，组织体能更容易地通过保险分担损失或通过提高 产品和服务价格将侵权责任的负担予以转嫁，它能更有效地承担责任。预防危险说认为，法律规定转承责任，有助于促使责任人审慎自己的注意义务，采取预防损害 发生的措施，对社会安全有益：伦理说认为，使用人虽然未有直接之侵害行为，但从伦理感情而肓，被使用人为使用人之替身，被使用人之过失，视同使用人之过 失，使之负担损害，符合伦理观念。利益风险共担说认为，既然法律允许使用人通过使用他人来扩展其业务范同，使其有获得更高利润的机会，就应当承担更大范围 的风险；被使用人执行使用人所委托的事务的过程，包藏着被使用人实施侵权行为而侵害他人权利或利益的风险，这种风险，理应由使用人承担。手臂延长说认为， 使川人本应自己亲自处理自己的事务，既然他不这样做，而是使用他人帮助自己处理事务，那么被使用人就替代了使用人，他应当是使用人之另一自我，是他的手臂 的延长。所以，被使用人在执行事务过程中之过错，理应在法律上视为如同使用人之过错。内部关系说从当事人的组织特点及法律的社会效果出发来论述使用人转承 责任的合理性。他们认为，在其他人看来，使用人和被使用人构成一个整体，如他人因被使用人的侵权行为遭受损害，则可直接请求使用人承担赔偿义务，而无需考 虑应该向使用人或行为人提出请求，以免受害人卷入使用人与被使用人的内部纠纷，而这种纠纷属于使用人的内部管理范畴，法律不便多加干涉。

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学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使用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应将他们孤立开来，有些看似截然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从 不同侧面揭示了使用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理由。将这些不同学说辩证地统一起来，就形成了较完整的使用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立法的理由。

就为行为人利益的转承责任而言，公平正义说较为流行。公平正义说认为，法律规定转承责任是出于公平、正义的需要，尤其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时，由于他们无过错可言，按过错责任原则，行为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就只有由受害人自己承担了，但受害人在造成损害上更无过错， 让他们既承受痛苦，义受损失显然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笔者认为对此采用目的说更为直接明了：在监护关系中，监护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利益而加重法定人的监护职责，因此，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侵权行为时，由法定人承担转承责任本身就具有制 度正当性。在机动车驾驶学习中，教练员和学员间的教授受训(监督管教)关系与监护关系具有同理性，也是为了学员的利益而加重教练员的监督管教职责。学员在 机动车驾驶学习中造成交通事故，由教练员承担转承责任本身是公平、正当的。

当然，不能否以，是民事责任的财产性质为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提供了可能。民事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这与刑事责任的人身性质截然不同；刑事责 任的基本原则是罪责自负，不能让没有罪过的人承担刑事责任，刑事责任与其他人无关，而民事责任则不同，主要是财产责任，完全可能由与行为人有特定关系的他 人来代为承担。

总之，这些立法理由充分说明责任人为与之有特定基础关系的他人承担侵权责任具有合理性，也诠释了转承责任法律制度存在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