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扶贫报告范文

时间:2024-04-01 15: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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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扶贫报告

篇1

【关 键 词】保健品广告;送礼 ;文化增殖;符号消费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缘起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有多少亲朋好友,送多少黄金搭档”;“不送礼品送心意”。随着这些广为流传的广告语走进千家万户,保健品渐渐成为人们交流感情、走亲访友送礼的首选。中国是注重“礼尚往来”的礼仪之邦,传统文化上注重礼尚往来,送礼观念可谓根深蒂固。送“礼”往来之间一直就存在很大的消费市场。而保健品的营销离不开广告。自然而然,广告成为其争夺目标消费者和引导礼品消费概念的主要手段。

在众多主打送礼牌的保健品广告中,曝露频次最多且人人皆知的当数脑白金。时至今日,脑白金已经逐步成为送礼的代名词,其礼品地位牢固不可动摇。相当多的消费者只知脑白金是送礼用的,而不知其功效。脑白金的成功,关键在于定位于庞大的礼品市场。可以说,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找到了“送礼”这一轴心元素。

也正是脑白金等产品开辟了保健品市场的一条新的思路,也就是把“健康品”变成了“礼品”。它们在广告的诉求上进行了变革:不再强调产品自身的功能,而是通过广告生产出一种新的功能,一种产品本身所不具有的功能――送礼。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说广告完成了一种符号或意义的生产,并且强化了一种来自社会文化意义的附加价值――礼文化。[1]

这种侧重于符号和意义生产的广告,在商业上,它达到了广告主、传媒双赢的经济利益目的,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在社会文化意义上却出现了移位甚至错位,[2]因此也给人们带来了“送礼广告因内容庸俗始终处在非议中,却仍然屡创辉煌的销售业绩”的困惑。如何正确面对和解读保健品送礼广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符号学及消费社会理论的角度,结合社会文化因素分析,通过消费者实证调查,深入探讨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意义构建及其社会影响。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目前国内学者对保健品广告尤其是送礼广告予以了一定的关注。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于保健品广告本身的诉求方式、营销策略及其广告伦理等领域。其中脑白金作为保健品送礼广告的典型案例,是研究的一大热点。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围绕保健品广告自身的探讨与批判,多是从营销传播应用或者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分析和评述,却较少细致地考察保健品广告究竟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消费者,如何影响人们的购买与送礼行为,其社会效果又是怎样的。缺失了对这些问题回答,单纯地困惑和解释保健品广告“叫卖不叫好”的销售效果,或者将保健品市场上出现的种种问题归结为“广告营销”之罪,似乎过于武断和片面。

除了应用层面上的探讨,也有学者分别从“广告符号价值”、“送礼文化”、 等角度对保健品广告进行了深入的文化意义解读。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声称,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传统的实体、物的逻辑已经不再占主导地位,符号逻辑的统治时代来临了。他认为,在消费社会中,人们所关注的不再是物的实用价值以及对物质需要的满足,而是那些不具有具体实用价值但却与主体密切相关,同时能给主体带来某种精神感受和情感关怀的非功能物品。也就是说,消费社会中的物不再是具有某种使用价值的功能物,而是走向了功能的零度化,成为了功能化的符号性存在。[3]符号消费是消费社会的特有现象,商品的符号价值上升,以至超过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消费成为系统化的符号操作行为,“物”和“商品”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体系。[4]通常,广告活动围绕着符号价值展开,特定的符号与商品通过大众传媒的反复传播一一建立对应关系,从而创造商品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5]

应该说,上述运用鲍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符号社会”理论对保健品送礼广告进行文化解读是一个常用且很好的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跳出单纯的营销学框架来审视送礼广告及其符号价值。但是,上述研究与分析大都属于西方语境下的理论描述或是解释性理解,且对传统送礼文化的民间话语与本土化实践并未予以充分的关注,并缺少系统收集和分析消费者在我国特定的情礼社会中对于保健品实际消费以及送礼、收礼行为的经验证据。另外,现有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还过分夸大了广告符号暴力的单向度影响,而忽视了在其过程中消费者作为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性建构。而日常生活中,保健品送礼符号究竟是如何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其动态性变化与建构性过程如何,本研究尝试对这些问题作出分析和解答。

在此次研究中,我们将保健品送礼广告归纳为三种最常见的类型――节日送礼广告、送健康礼广告和送亲情礼广告,并将消费者对于这三种类型广告的态度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分析。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广告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潜移默化之中将送礼的文化意义转移到保健品产品,使之拥有并创造出礼品符号的意义,从而达成符号操作与意义建构。而在广告的编码与解码机制过程中,广告和消费者的互动实现了符号意义的文化增殖,最终在消费社会语境下完成文化意义的释放与再生产。

所谓文化增殖,是指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的意义和价值不断扩大和增殖的现象,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和传播环境等都可以促成文化增殖。[6]在本研究中引入文化增殖的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还原保健品送礼文化逐步增殖、双向介入且能动的意义建构过程,从而弥补以往对保健品送礼广告过于单向度、静态化符号解读的不足。

本研究采取了消费者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江苏省南京市。我们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269份,有效回收率为89.6%。并且采用了SPSS15.0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录入、整理和分析。

三、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现实生活中高密度、高频次的保健品送礼广告虽然制造了较高的受众接触度,但是广告质量和广告信誉的良莠不齐,造成了受众对其整体印象评价偏向负面。然而,对保健品广告的不满情绪并没有影响他们对保健品的购买和需求。之所以如此,与部分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保健品的动机密切相关。买的不一定使用,使用的不一定自己购买。而且“送礼就送保健品”这一众多广告商惯用的促销理念几乎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人们购买保健品,关注的或许不是功效,而是符号。

1、从送礼到收礼:保健品日益成为一种符号

在本次调查中,53.5%的受访者表示购买过保健品。在购买过保健品的消费者中,20.6%的受访者(如图1所示)是为了自己使用。这个比例仅仅占到五分之一。其他受访者则主要将保健品送与他人使用。其中,给家人使用的比例超过25%,紧随其后的是看望领导,约为23%。其他用于社会交往的比例(包括看望病人,赠送朋友和办事方便)也超过30%。这一调查结果表明,保健品的用途被大大扩展了,除了自己使用,还有相当大的比例是送礼。而用于不同场合和不同对象的送礼也预示着保健品消费动机的多样化与复杂性。

另据此次调查统计结果显示,34.6%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收过保健品礼品。31.2%的收礼者说是否喜欢取决于礼品价值和送礼人的动机,并不关心产品名声和功效。在这里,保健品的存在是以“礼品”这种符号存在着。保健品产品的所指意义被忽略了。收礼人对其的态度,主要取决于送礼和收礼之间的感情沟通是否流畅,或者是交易是否令双方满意。当然,也有28%的收礼人会考察“保健品”所指的意义,例如功效如何。

那么,收礼人一般如何处理收到的保健品呢?进一步调查显示,收礼人自己会使用的人只占2.2%。其他全部转手他人。具体而言,55%左右的人转送给自己的亲人或朋友,18%的人在办事需要时再转送给别人。在这里,保健品产品还具有了一定的流通功能。其“礼品”符号的身份得到更进一步的证实。

从收礼人对收到保健品礼品的期望来看,保健品仅仅是一种礼品符号。大多数的收礼人对待收到保健品的态度与心情主要取决于“保健品”能指的意义。而其所指的意义如果符合收礼人的需要,会让收礼人的心情锦上添花;如果不符合收礼人的需要,“保健品”将再次作为一种“礼品”的符号,流通出去。作为这样一种“礼品”符号,或许价格、名气、品牌和包装才是保健品在收礼人眼中的主要价值所在。

总之,在保健品送礼广告的长期影响下,不论是对送礼者,还是收礼者,保健品产品的功效已经不那么受到关注。相反,其礼品功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通常而言,一个符号,在特定的意义体系之内才有其意义可言。[7]保健品送礼的消费者真正消费的不是保健品本身,而是保健品能指,即一份礼品。保健品送礼广告虽然在制作和质量上得到的评价并不高,但是它成功地创造了一个全社会的意义体系,给保健品赋予了更多的符号意义,也影响甚至改变了消费者购买与使用保健品的动机。

2、从健康到文化:“送礼就送保健品”的意义建构

在现代社会,生活水平提高了,“亚健康”群体却似乎越来越庞大。生病了吃药,亚健康了要吃保健品,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常识。于是近些年来,随着人们对健康观念的重视,送健康的保健品礼广告也逐步盛行起来。

强调送健康的保健品广告的诉求技巧在于既不能伤害消费者的情感,还要安慰和鼓励消费者情绪。健康虽然是人人都关心的话题,但是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性和敏感性。任何人都愿意看到自己的形象是强健的、充满活力的。同时,没有人愿意听到病症的恐吓以及病症细致入微的描述,这些描述只能增加心理恐慌和反感的态度。再加上由于牵涉到药理知识,“这种礼品到底适合亲朋好友吗”、“保健品的实际成分是什么”,很多消费者都似懂非懂,云里雾里,于是稀里糊涂淹没在强势的广告宣传之中。[8]这种信息上的不对称性,造成了消费者不敢轻易相信广告,而又不得不依赖广告的矛盾局面。这种情况也为“送礼送健康”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送礼潮流奠定了基础。

通过消费者观看强调“送礼送健康”的礼广告后的态度调查发现,如图2统计数据显示,超过40%的被访者说,在观看这种广告后会想到选择保健品作为礼品(尽管不一定买广告中的这款产品)。接近20%的人会选择此产品给周围有类似健康问题的亲人使用。还有4.5%的人会决定买给自己使用。由此可以看出,选择此类产品的主要用途仍然是送礼。

与一般保健品广告一样,消费者普遍对强调送健康的礼广告认同度也很含糊甚至评价不高,那么为什么这一类广告仍然可以产生巨大的销售促进效果呢?实际上广告把合适的信息传达给亚健康的消费者,有需求的消费者会更加倾向于相信的态度。这种情况在医药类保健品产品中更为常见。其一是因为消费者对产品原理和功效缺乏鉴定能力,他们更加迷信专家推荐和他人意见。大规模的广告也是一种有力的说服。其二,此类健康诉求的广告利用了亚健康人群“宁可信其有”或者“病急乱投医”的心态。嘴里表示对一些产品和功效的质疑,可是心里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另外,广告中对亚健康病症的描述会遭到普通人的反感,但是对于身边或是自己拥有这些亚健康病症表现的人们却会产生恐吓的效果。他们也因此更容易选择购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分有送礼需求的消费者并不会认真考察广告的质量和可信度,他们的判断标准只有两样:一是收礼人是否需要这样功效的保健品,二是社会对产品功效的舆论。而个人对广告的好恶,并不影响他们对礼品的选择。因为在他们看来,“收礼人觉得好,才是真的好”。这种现象的存在,才导致了对健康诉求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评价和实际购买行为的背离。

3、从情感到神话:消费者心目中的保健品广告

保健品送礼广告的诉求通常可以分为不同的主题,其中又以强调节日送礼、强调送亲人这两大主题最为突出。消费者对待这两种不同主题的礼广告的态度和与此相关的社会风俗现象密切联系着,并在符号操纵与情感消费中缔造出保健品送礼风盛行的神话。

(1)消费者对节日型送礼广告的态度

强调节日送礼型的广告是保健品送礼广告最初出现的形式之一。总的来说,这些广告创意直观,口号直截了当,在节日临近期间集中播放。此次调查结果显示:57.6%的受访者称自己看到过强调“过节送保健品”的广告。进一步而言,在称自己看过此类广告的受访者中,92.6%的人可以明确指出自己看过哪些保健品品牌的送礼广告,例如脑白金、椰岛鹿龟酒等知名品牌。由此可见:保健品节日市场的争斗中,礼广告覆盖率非常高,而且少数知名品牌更是取得显著的受众记忆度。

同时,本次研究还针对消费者观看节日送礼广告后的想法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图3):32.9%的人认为这类广告提醒了他们过节了,需要考虑送礼了;19.4%的人直接产生了送这款产品的想法。只有10%左右的人会产生抵触情绪或认为这样的广告过于庸俗。不过也有34%的人表示没有感觉。即便如此,节日送礼广告还是至少对超过一半的受众产生了比较直接的影响。

尽管有高覆盖率、高记忆度和养成过节送礼的提醒作用,但是人们对专门强调节日送礼的保健品广告的态度并不容乐观。在此次消费者对这些送礼广告的态度调查中,几乎无一受访者表示喜欢或者比较喜欢。77.4%的人认为一般,21.3%的人表示比较讨厌,甚至有1.3%的人明确地说非常讨厌。

上述调查结果十分值得探讨。中国人骨子里是“中庸”的。这种中立甚至隐藏的态度实际上交织着人们复杂的送礼心理和社会上对送礼现象的争议。而社会交往行为和功利性目的界定不清则是送礼现象争议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在有利益关系的双方,送礼就更加敏感。再加上功利性送礼现象确实存在,令送礼者百口莫辩。所以社会上的送礼现象就显得含糊其辞,于是人们“不得不送,却不能说”。

通过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消费者对于节日送礼广告持有中立态度的原因。这种“中立”,实际上是广告激发了消费者内心的矛盾心情,是消费者的思想斗争和保健品节日送礼广告之间的一种互动。

(2)消费者对亲情型送礼广告的态度

在受访者中,85.1%的人看过诉求为送亲人保健品的广告。这一比例高于承认自己看过节日送礼广告的消费者。实际上,强调送亲人的礼广告不论是在产品品种和数量上,还是在广告覆盖率上,都未必多于节日送礼广告。从这一数据说明,消费者对此类广告存在好感度要大于节日型送礼广告。根据广告效果测评的有关实验说明,在好感度高的情况下,在访问和调查中,被调查者更加愿意提及此类广告,乃至侃侃而谈。

消费者对亲情型送礼广告的实际态度究竟如何?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如同上述对于节日型送礼广告的态度,依然绝大多数人表示“一般”,持中立的态度。而明显不同的是,表示积极态度的受访者明显增多,反对意见的人数下降了。16.2%的受访者表示喜欢或者比较喜欢这类广告;仅7.9%的人持有负面态度。

相对节日送礼广告,强调送亲人的广告和功利性的社会送礼现象联系较小,主要涉及的是亲人之间的情感沟通。针对这一类的送礼广告,表示“反感”的比例下降了,而且有了更多的消费者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由于送亲情的保健品广告抓住了“亲情”这条人与人之间永恒的纽带,这样的广告受到人们的欢迎也就在了情理之中。

而在实际购买行为的调查中,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会购买这款产品或者购买其他保健品送亲人。其中超过40%的消费者认为要根据广告的情况决定是否购买。可见强调亲情的礼广告更能卷入受众的情感,具有较好的促销效果。但是较高比例的消费者表示“视广告效果决定是否购买”,表明更多的消费者对送亲情的保健品选择更加情绪化,他们对广告诉求效果的要求更高。因此,和节日送礼广告不同,强调亲情的礼广告不能通过简单和直接的表现方式,而需要更多情感诉求的技巧。

那么,强调亲情类的送礼广告是怎样将消费者的情感卷入意义体系的呢?这一类广告的诉求原理与意义建构策略基本上可以分为“诱惑”和“激将”。首先,广告诱发了消费者的真情实感。保健品送礼广告大可打出“亲情牌”,走情感诉求的路线。而好的情感诉求广告的任务,是抹去保健品商品的性质,并且悄然地将其转化为关心亲人的情意和礼品。这样的广告,自然会唤醒和诱惑起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其次,广告还刺激了人们的“面子”思想。中国人是爱面子的,“面子”思想放大了尽孝的心情。尽孝的形式自然也相应要体面和风光。因此,很多人更愿意用物质化的标准进行衡量――送礼,送贵重的礼品,送有名的礼品。在这种情况下,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保健品送礼广告为这种心态提供了更多的备选方案。这正是很多消费者要视广告情况而决定是否购买的又一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对以上常见诉求类型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消费者态度的初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现实的虚构和情感的挤压使得保健品广告能够尽情地在日常生活世界编织特定的符号意义空间。从产品到符号、从健康到文化、从情感到神话,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增殖现象。保健品广告通过符号表征、健康幻想与神话缔造,其传播实质上是一个“文化移植”、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人们在这一过程中,从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出发估价和确定这种文化的价值,还增殖和繁衍出新的文化意识,实现了所谓的“文化增殖”。

四、结论与讨论

广告作为一种话语传播场域,通过广告商的意义输出与消费者的符号互动,使得“送礼送健康”、“送礼就送保健品”的符号价值不断上升到主导地位,从而在消费社会中诱发人们理解并追求商品的符号价值和象征意义。此时,广告不再简单地是一种产品特性的讯息传播,而更多的是消费者从讯息之中获得的意义。从上述几种类型的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案例分析与受众调查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消费者是怎样和送礼广告互动,从而得出了保健品送礼广告构建的意义。

那么,广告是怎样构建起送礼文化的意义体系,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呢?可以说广告、大众媒体和社会文化的三方面合力,再加上消费者的主动参与,是实现保健品节日送礼广告效果的保证。

其一,广告通过美好的广告词,并配合喜庆的声音和图像,向消费者传递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节日送保健品的信息。众多“裸”的广告语直接将保健产品消费和送礼行为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送保健品是“送礼”,但是送礼不仅仅是送保健品。几乎所有的广告词都故意混淆了逻辑,表述为“送礼”就是“送某某”保健品。并且在进行广告话语转换时,将其定位于强势话语,给消费者灌输和洗脑,强行挤压消费者的逻辑思维和内心情感。这种预设强势话语结构的特征几乎是所有保健品“送礼”广告的共有特征。[9]虽然强行灌输和挤压的强势话语结构,会造成受众接受和解码时的“无理由”的反感,但是产生的记忆度和影响力也是惊人的。

其二,利用大众传媒高度覆盖,保健品送礼广告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传递着同样的强势信息,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广告信息对人们的影响。大众媒体本身处于二元模式的运作,身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商业性质使得大众媒体追逐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传播的重要中介,媒体通常能够有效的引导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取向。大众媒体的特殊性,无疑给这种强势编码的送礼广告可乘之机,帮助送礼广告进一步巩固了其宣扬的观念,并将其作用扩大为社会文化意义。

其三,大众媒体宣扬的送礼文化符合了社会群体潜在的心理和意愿。虽然送礼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是“送礼”的需要却一直存在。在大众媒体长年累月的宣传攻势下,消费者内心会悄悄动摇,而被俘获。而消费者对保健品送礼广告态度和行为的不一致,正好体现了保健品送礼广告不是直接的讯息传递,而是通过利用礼品的社会文化的背景构建了“保健品即是礼品”的意义体系。而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就已发现,人们对礼广告的态度和行为,隐藏着中国社会复杂的礼文化。保健品送礼广告通过大众传媒的渠道触碰了这个敏感的话题。广告的主题是站在一个积极的立场上肯定了送礼现象,宣扬保健品礼品送的是真情实意,得到了人们内心的欢迎。

由此,我们看见了保健品送礼广告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美德和礼文化转移到“保健品”这个具体实物之上。这种转移,不是通过广告的讯息,而是消费者在接受保健品送礼广告之后,在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结合自身体会和经验,将文化意义转嫁在商品之上的。

那么,这种社会文化意义的转移是如何实现的呢?是什么创造了保健品和礼品的关系呢?我们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广告从设计和创意上抓住了中国人传统文化心理和社会环境,抓住人们的需求或者说是潜在需求,然后将保健品成功塞进已存在的礼文化意义体系之中,成功将保健品符号化,这才是保健品送礼广告能够促动营销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广告并没有创造意义,也没有操纵或者控制受众,而是进入了受众的思想,和他们一起完成了“保健品送礼”的意义构建。这个意义的构建者是受众,而广告的角色只是一个媒体中介。这一点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后期的一个观点相通,他认为,受众在消费电视影像的过程中“做了工”。在送礼广告中,消费者接收了一个概念“礼”,这是可以被转移的意义。而消费者自身的加工,将这个意义转移到商品,使得商品成为一种符号被消费。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意义得以存活的空气正是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广告商和消费者彼此都是从社会礼文化背景之中吸取养料,获得对意义“编码”或“解码”的依据。为了让受众对广告信息正确地“解码”,广告商在信息“编码”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受众对社会文化的认同度和群体的社会经验,从而创造出恰如其分的广告,完成把意义从“礼品”到“保健品”转移的传播过程。从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聪明的广告商正是分别利用了“节日喜庆”,“现代家庭观念”和“亚健康群体广泛存在”这些热门的社会现象作为意义的参考体系而进行编码工作的。此时,广告作为一种大众媒体的载体,将保健品送礼和这些深刻的社会现象相互联系起来,潜移默化之中将送礼的文化意义转移到保健品之上。

与此同时,保健品在消费者和收礼人心中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保健品由注重“呵护身体健康”的商品转化为了“价格、包装和名声”为尺码的礼品。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说,保健品送礼广告建立了一系列的意义体系,令保健品在这一套意义体系中充满了符号价值。保健品的能指,是具有一定功效的食品或者药品;而所指,却是社会交往之中所需的礼节、情意甚至是交易。符号化的保健品的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实际功能转向保健品的礼品价值和社会价值。

事实上,保健品送礼广告的意义体系并不是广告直接明显的传递,而是通过受众在接受广告刺激后,结合自身经历创造出来的。其间发生的文化增殖现象促成了符号消费,而具有能动性的符号消费必然又反作用于保健品广告社会意义的再生产与重构。

参考文献:

[1] 章浩:《解读送礼广告》,《当代传播》2005年第2期。

[2] 邓先进:《“送礼”广告的文化意义解读》,《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11期。

[3] 宋德孝:《“美丽”的符号化及其拜物教本质》,《理论与现代化》2009年第3期。

[4] 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哲学研究》2002年第11期。

[5] 陈振旺:《消费社会的广告符号解读》,《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6] 郑龙云:《编辑活动的文化增殖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第6期。

[7] 苏特•杰哈利:《广告符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44页。

篇2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rattled”为你整理了这篇某县2020年科技扶贫工作自查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2020年以来,县科技局按照中央、省市县关于脱贫攻坚工作的部署要求,贯彻落实省科技厅《关于加强科技扶贫的实施意见》,紧紧围绕农村领域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科技创新发展的重点,以实施科技特派员创业行动为载体,积极推进科技扶贫,为全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有效的科技人才支持。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科技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

1.落实省科技厅等五部门《关于组织开展科技特派员与贫困村结对服务工作的通知》情况。县科技局会同县委组织部、县人社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扶贫办共同印发了《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工作方案》,全面推进科技特派员与贫困村结对服务工作。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重点是立足产业发展需求,开展科技服务和创业带动,推广先进适用技术,转化应用科技成果。协调安排省市县三级名科技特派员结对服务72个贫困村,实现了贫困村科技特派员技术服务全覆盖。

2.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协议签订、履行及帮扶成效情况。协调省市县59名科技特派员结对帮扶72个贫困村,签订了帮扶协议。根据绩效考评情况汇总,共开展培训293场次,受训6302人次,引进新品种173个,新技术155项,帮扶贫困户725户,群众满意度达95%以上,考核优秀33人,合格26人。

3.转移支付用于科技特派员结对帮扶贫困村工作经费使用及管理情况。省下达24万元,统筹用于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科技特派员培训等工作。科技特派员帮扶工作经费安排21万元,拨付科技特派员(59名)包干使用,科技特派员帮扶1个村经费3400元,帮扶2个村及以上的经费适当增加,主要用于科技特派员材料编印、技术指导、交通差旅费补助等。科技特派员培训安排3万元,由3个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承担,各1万元,用于组织科技特派员开展培训工作。

4.本年度县本级科技特派员认定及管理情况。制定《寿县科技特派员管理办法(试行)》,印发2020年“三区”人才工作实施意见。5月22-24日,举办1期科技特派员创新能力暨现代农业发展培训班,培训54人。2020年选聘县级科技特派员84人,其中新聘61人、续聘23人。

5.县本级调研指导科技特派员帮扶贫困村工作情况(含调查情况表等)。结合工作考评,深入贫困村开展调研,并组建科技特派员专家团,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组建专家组,深入全县72个贫困村开展技术服务,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二、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情况

1.辖区内省级备案的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标准化建设情况。根据省科技厅《关于启动第五批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备案工作的通知》,2020年益丰生态、农门天下蔬菜2家企业申报了河蟹养殖、蔬菜种植科技特派员工作站,经省科技厅组织专家评价,通过省级备案。至此,寿县已认定备案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5家,在推动科技创新和农业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应用作用。各工作站建立了制度,明确了工作目标,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其中席草工作站绩效考核被评为优秀。

2.县本级对辖区内备案的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调研和指导情况。多次组织专家技术人员,深入工作站调研指导,并组织开展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3.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支撑当地扶贫产业发展情况。我县各工作站技术力量较强,产业特色鲜明。如寿县河蟹绿色养殖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位于寿县隐贤镇贫困村姚祠村境内,依托当地水利、水生资源优势,在市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的支持下,组织科技特派员,围绕河蟹绿色养殖技术推广与应用,优化养殖业结构,促进水产业向集约化、规模化、效益化发展。寿县蔬菜无公害种植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位于寿县迎河省级农业科技园区,由淮南市农科所和寿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科技特派员组成科技服务团队,帮助贫困村和周边群众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带动产业发展。

4.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获得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今年,我县新备案2家工作站获财政资金支持36万元,严格按照工作站建设要求,实行专款专用。

三、科技扶贫项目实施

1.对省级及以上科技扶贫项目,以及省转移支付科技扶贫项目监督管理情况。对2020年转移支付科技扶贫示范项目经组织申报、专家评审,并报经市科技局备案同意,共立项4个项目,拨付资金29.8万元。签订了项目任务书,明确预期目标和经费使用范围,督促做好项目实施工作,确保取得实效。配合市省科技厅、市科技局开展科技扶贫专项“双随机、一公开”专项监督检查,对反馈的问题及时督促制定整改措施。

2.项目取得的帮扶成效。我县科技扶贫项目重点支持特色农产品及生产基地建设,提高特色种养业技术水平,通过项目实施,让实体经济做大做强,扩大影响力,增强了企业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和回报社会的能力。如寿县联众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与省农科院合作承担实施的“江淮分水岭地区湖羊生态养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围绕草坪草百慕大与农作物秸秆、黑麦草等混合裹包青贮,生产营养价值高的青绿饲草,并根据湖羊不同生理阶段的营养需要,裹包青贮的饲草与精料配置湖羊全混合日粮,提高湖羊的采食量,增加湖羊日增重,降低了饲料成本,提高湖羊生长速度与肉品质。同时,通过收购贫困户的秸秆、贫困户进场务工和免费技术咨询等措施,使贫困户增加收入,为实现精准扶贫助力,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消费扶贫工作

落实《安徽省科技系统“消费扶贫月”活动实施方案》情况。积极组织科研单位、科技特派员基地,采取以购代捐、以买代帮等形式,采购扶贫产品,并开展宣传推介。采购扶贫产品折合金额58.67万元。

五、创先争优工作

篇3

获得二: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

【报告】办好公平优质教育。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加快实现城镇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继续扩大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农村招生规模。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

获得三: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

【报告】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

获得四: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提高到450元

【报告】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费标准。在全国推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分诊疗试点和家庭签约服务扩大到85%以上地市。

获得五: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

【报告】发展医养结合、文化创意等新兴消费。完善旅游设施和服务,大力发展乡村、休闲、全域旅游。促进电商、快递进社区进农村,推动实体店销售和网购融合发展。支持和引导分享经济发展。

获得六: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

【报告】完成3万个行政村通光纤。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城乡困境儿童保障。锲而不舍解决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确保按时足额发放。

获得七: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

【报告】因城施策去库存。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住宅用地,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今年再完成棚户区住房改造600万套,继续发展公租房,因地制宜提高货币化安置比例。

获得八:重点地区PM2.5浓度明显下降

【报告】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别下降3%,重点地区细颗粒物(PM2.5)浓度明显下降。完成以电代煤、以气代煤300万户以上,全部淘汰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燃煤小锅炉。

获得九: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

【报告】今年实现进城落户1300万人以上,加快居住证制度全覆盖。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再开工建设城市地下综合管廊2000公里以上,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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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商务部等19部门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沈丹阳表示,建设农村电商要重视建设新型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网络,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传统生产、经营主体转型升级,创新商业模式,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商务部将在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加强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建设和创建政策环境等三大方面发力,鼓励电商、物流、商贸、金融、邮政、快递等各类资本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五项重点任务确定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从2014年起,一年多来已有五份关于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建设的政策。2014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启动农村流通设施信息化工程”,2015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要“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在全国“两会”上,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5月4日,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要求研究制定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意见,分工由商务部牵头负责,随后,商务部等19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规划了发展农村电商的五项重点任务:一是建设新型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网络,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二是推进农村产品电子商务,培育农产品品牌,提高商品化率和电子商务交易比例;三是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电子商务;四是发展农村服务业;五是推动电子商务扶贫,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把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提升贫困人口利用电商创业就业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特色农副产品、旅游产品销售。

昨日,商务部市场建设司负责人在解读《意见》时表示,商务部将在培育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主体、农村电商基础实施建设、创建政策与服务环境等三方面采取十项措施推进,鼓励电商、物流、商贸、金融、邮政、快递等各类资本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培育农村电商服务企业,加强农村宽带、公路等设施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推动宽带网络提速降费。

电商纳入扶贫体系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最突出的意义就是解决我国农产品市场经营信息相对滞后、农产品流通问题相对突出的现实问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要解决流通环节效率低、损耗大、产品保鲜难等问题,还是要回归到物流体系建设上来。”

作为发展农村电商的重要任务之一,电商被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

据了解,在贫困地区发展农村电商,将致力于提升贫困人口利用电商创业就业能力,促进贫困地区特色农副产品、旅游产品销售。目前,国务院扶贫办牵头的“电商扶贫工程”已着手实施。

数据显示,中国已经使6亿多人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全国依然有12万余个贫困村,7000多万贫困人口。按照计划,他们将在2020年全部脱贫。

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巡视员曲天军日前表示,“目前已有山东、甘肃等多地印发电商扶贫 文件,将通过 平台+园区+培训 等方式,整合贫困地区优势产品对接市场。”

而按照财政部、商务部近日公布的2015年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200个示范县名单,将有20亿元专项资金安排进入扶持农村电商,并重点向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倾斜。

政策推动之下,已有多地探路“电商”扶贫。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河北阜平县亦是“环首都贫困带”中的一员,2014年,其上线淘宝特色中国・阜平馆,这也是全国第一家县级O2O电商体验店,半年时间内,阜平大枣、杂粮等地方特色农产品线上销售金额实现了70万元的突破。按照阜平经验,电商扶贫需要铺设由县到乡、到合作社、再到村到户到人的农村电子商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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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类情况,需要国家对贫困大学生家庭实施长短期结合的扶贫政策,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将这类大学生直接作为国家扶贫重点对象予以扶持,最终实现一个贫困大学生就业解决自己家庭的贫困问题,一群贫困大学生创业推进整个农村扶贫开发进程的目的。

特殊的贫困人群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目前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经济困难学生约240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20%;特别困难学生的比例为5%-10%,人数大概在160万。其中,农村贫困大学生又占贫困生总数的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大学里有很大比例的贫困人口。针对这部分人群的扶贫任务很重,却又很特殊,因为他们虽然现在贫困,将来却有可能有能力去消除贫困。

从学费上看,中国大学生的年平均学费是6000元左右,加上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一年的总消费在12000元上下,四年就是48000元。有统计显示,85%的贫困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11%的家庭教育支出比例高达家庭总收入的80%。

从大学生日常消费来看,据一份关于全国贫困大学生的调查报告显示,贫困大学生的生活费平均每月约260元。在大城市,这260元只能满足学生们的吃饭等基本需求,还有约18%的家庭不提供生活费。而贫困生周围的同学每月生活费平均在660元左右。

据调查,44%的贫困生偶尔参加校内勤工俭学;35%是有就参加,没有就不参加;8%的人总是参加从未中断过;从不参加的占到14%,这说明在高校内勤工俭学的机会不多。基于此,不少贫困学生选择了寻找社会上的兼职,以解经济贫困之优。然而,校外兼职往往机会少、成本高、风险大,并且与所学专业基本无关,大部分是一些促销、家教之类的工作。

在贫困大学生眼里,就业是件无比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面临的是偿还学费或者助学贷款,面临的是必须及早承担家庭经济的重担,面临的是自己在城市里迅速扎根立足的生存压力,因此他们的就业期望值也很高。调查显示,对于就业单位,82%的贫困大学生希望能到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10%选择自主创业,7%选择建设新农村。即便如今就业形势日趋严峻,贫困大学生也没有放低就业期望值,这种矛盾,导致了农村贫困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两难境地。

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把贫困大学生纳入国家重点扶贫对象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一,扶持一个贫困大学生上学就是扶持了一个贫困户。贫困大学生大多来自中西部地区的贫困家庭,40%的贫困学生家庭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主要来自父母外出打工及种田收入。他们的父母大多知识水平不高,且缺少培训机会,难以改变家庭的贫困现状。但是,如果能帮助贫困大学生读完大学,顺利就业,他们就自然成了家里的经济支柱,这类贫困户如果不出现大病负担,一般都会脱贫致富,较之政府的普惠式扶持,脱贫效果可能更明显。

当然,教育投资存在着很大风险,如果受教育者在消费了大量投资之后没有得到合适的工作机会,或者无法将所学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收益和回报便无从谈起,家庭极可能长期陷入贫困的泥淖。如果这种现象长期延续,将会给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带来极大隐患。因此,在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政策的顶层设计上,对那些来自重点贫困县的贫困大学生,既要扶持他们“上得起学”,还要扶持他们“就得了业”。

第二,培养一个贫困大学生成才就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从现实情况看,大学毕业后会选择去贫困地区工作的,绝大多数还是来自贫困地区的学生。目前趋势较好的有大学生村官和大学生返乡创业两种潮流,他们对建设新农村、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已经和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相对于城市的学生来说,他们对农村更熟悉,也更有感情。

应对策略

在针对贫困大学生的具体帮扶上,也应形成“三位一体”的工作思路。

第一,专项扶贫方面,国家在对农村贫困户按现有政策扶持的基础上,应对有子女上大学的贫困户有专门的扶持,作为扶贫到户的一项专门政策,确保他们上得起学。

同时,国家应为贫困大学生创造良好的就业条件,在就业培训、企业招聘、政策宣传等方面进行政策指导,缓解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在大学生自主创业方面加大资金支持力度、税费优惠政策,使得部分有能力有条件的贫困大学生能通过自主创业走向富裕之路。

第二,行业扶贫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在对贫困生助学贷款方面,应该出台更加宽松的政策,坚决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国家可以放宽助学贷款的金额及期限,这样可以有效缓解贫困大学生的经费压力,使他们更加集中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在学费收取方面,可以适当降低贫困家庭学生的收费标准,也可以根据地区贫富差异设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第三,社会扶贫方面,应扩展定点扶贫的内涵,参与定点扶贫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可以承担各自扶贫点的贫困大学生上学困难问题,作为定点扶贫的一项任务。

贫困大学生所在学校可与社会团体和企业联合,建立订单式培养的就业模式。对贫困大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发挥他们的特长,弥补他们的不足,并可以发挥他们来自落后地区能吃苦的优点,顺利实现就业。在就业指导方面应更有针对性,重点培养学生的实用技能,增强其市场竞争力,而不是泛泛空谈。

篇6

一、督战目标

及时掌握各村脱贫攻坚进展情况,准确研判全镇脱贫攻坚形势,强化工作指导和政策支持,督促各村、各单位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和工作落实,及时解决影响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各类问题,把短板补得再扎实一些,把基础打得再牢靠一些,确保剩余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二、督战方式

(一)全盘督战。对各村、镇脱贫攻坚“十大工程”牵头单位开展全盘督战,确保脱贫攻坚“三精准”“三落实”。

(二)重点督战。对全镇51户163名未脱贫人口、22户83名脱贫监测户、49户194名贫困边缘人口(以下简称“三类对象”)开展重点督战,确保脱贫达标、防返贫、防新增致贫。

(三)挂牌督战。对全镇剩余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河庄村开展挂牌督战,确保高质量脱贫。

三、督战重点内容

(一)抗疫情救助情况。落实疫情防控期间各项优惠政策措施,支持扶贫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居家就业基地等各类经营主体尽快复工复产。全面摸清贫困劳动力外出返岗务工需求和意愿,深入实施“四帮四促”,防止贫困户劳动力因疫失业。积极争取帮扶单位、帮扶企业等采购贫困户的农产品,畅通扶贫产品销售渠道。深入开展“双查双送”(排查是否有学习设备、排查是否有学习网络,送学习设备上门、送学习网络到户),确保疫情防控期间贫困家庭学生正常进行网上教学。

(二)“三保障”及饮水安全情况。农村贫困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除身体原因无法上学外无失学辍学。“351”“180”“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等健康扶贫政策全面落实。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全面完成,贫困户不住危房。全面解决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工程管护到位,水质水量达标。

(三)兜底保障性扶贫落实情况。统筹落实低保、养老、救助等社会保障措施和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就业帮扶脱贫的未脱贫贫困人口实现兜底保障。推进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兜底扶贫政策精准落实,实现应保尽保、应保早保。

(四)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发展情况。积极引进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建立“四带一自”机制,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壮大村集体经济。大力推进消费扶贫,拓宽贫困家庭农产品流通和销售渠道。加大贫困家庭劳动力新增转移就业、新增公益性岗位就业力度,降低疫情对贫困户外出务工的影响。

(四)易地搬迁后续工作推进情况。强化产业发展和就业创业扶持,帮助搬迁户拓展增收渠道,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搬迁户至少有1人实现稳定就业。加强安置点环境卫生管理,全面提升安置点人居环境质量,完善安置点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开展房屋质量安全“回头看”,搬迁户房屋质量安全达标。

(五)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完善脱贫攻坚项目库,加强扶贫资金支出管理,防止资金闲置,确保资金安全。加强扶贫小额信贷到期资金回收,确保不发生逾期现象。

(六)脱贫攻坚问题整改情况。对中央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回头看”、2019年度国家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省开展市脱贫攻坚考核和脱贫攻坚“回头看”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抓好整改落实,以问题整改促进脱贫攻坚提质增效。加强不稳定脱贫户返贫和边缘户致贫的动态监测,及时有效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困难。

(七)脱贫攻坚“三落实”情况。各村、镇脱贫攻坚“十大工程”牵头单位全面落实“四个不摘”要求,按时序进度推进脱贫攻坚重点工程,认真履行“双包”责任,全面推进“一户一方案、一人一措施”。

四、督战时间

(一)问题排查阶段。各村、镇“十大工程”牵头单位对照督战内容,组织力量开展实地调查,全面深入查摆各类问题与薄弱环节,形成到户到人问题台账,于3月底前报镇扶贫工作站。后期实地调查中发现、排查出的问题,每月底前上报镇扶贫工作站,无问题“零报告”,实行挂牌问题动态管理。

(二)整改落实阶段。镇扶贫工作站形成问题清单下发至村和相关镇直单位,督促整改。各村和责任单位针对督战问题,深刻剖析原因,分类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整改责任和整改时限,确保6月底前督战问题整改到位。

(三)审核验收阶段。镇党委、政府组织开展实地验收,逐一销号,查漏补缺,由各责任单位9月底前根据督战内容上报督战报告。

(四)巩固提升阶段。各村、各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充分用好整改成果,完善制度建设,健全长效机制,确保10月底前制约我镇脱贫攻坚任务完成的突出问题彻底整改到位。

五、督战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督战实行“镇包村镇干+镇直单位+村”的包保机制。包村镇干督导联系村问题整改销号清零。对未脱贫人口、脱贫监测户、边缘户“三类对象”和“老弱病残孤”等特殊人群,在压紧压实原帮扶责任人责任的基础上,对接各村帮扶单位增加帮扶单位班子成员为包保帮扶责任人,增加镇班子成员及村书记、主任为包保主体责任人。

篇7

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龙头,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旅游业已经连续四年保持了世界第一大产业的地位,近几年来我国旅游业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平均增长速度,占GDP的比重快速攀升,中国旅游的发展举世瞩目,旅游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其产生的连带效应显著,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一、调查目的

我国“xx”时期旅游业的发展目标,目前已经确定,据国家旅游局的公布的信息,就是:实现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年均增长8%,国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2%;国内旅游人数年均增长8%,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0%;旅游总收入实现年均增长10%。到20**年,国际旅游收入达到530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到8500亿元,旅游总收入达到12700亿元。每年旅游业新增就业50万人,到20xx年旅游直接就业人数达到1000万人。

世界旅游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指出,到20xx年,中国就接待1。37亿入境旅游者,占世界旅游总额的8。6%,超过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接待国。中国就接待东亚三分之一的国际旅游者。到20xx年,中国将成为世界十大客源国之一,出境旅游达一亿人次,居世界第四位。到20xx年,中国的国内旅游可望达30亿人次。海外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和国内旅游三者协调发展,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一旅游大国。

二、调查内容

针对该处的自然旅游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旅游宣传活动,该地周围的环境以及旅游团的收费标准和服务态度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现在的城市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城市风貌、都要考虑到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并与之相结合,所以这些也要进行调查。

三、调查方法

第一、我采用取样拍照的方式,对有代表性的地区的环境,景色和人流进行了拍照。

第二、我还采用了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在各个景点给游客发放200份问卷。旅游市场调查报告优秀范文。问卷调查题目有10道题目,分别如下:

1、您对此地的了解程度。A比较清楚。B大致了解C、印象模糊D、很不清楚

2、您在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住宿地点A、回家睡B、民居C、便宜的旅店D、宾馆酒店

3、您觉得这的旅游消费是否合理A合理B偏低C偏高

4、您最近一次在此地旅游花费为多少?A50—100B、100—200C、200—500D、500以上

5。、您已经或计划去那些景点?(自写)

6、您这次旅游采用何种交通方式?A。步行B、包车C、自驾车D、路边找车

7、您认为这的旅游资源如何?A、丰富B、中等C、一般

8、您认为这的旅游资源的优势在于?A、山水自然风光B、少数民族特色C、气候条件

9、您对这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及管理的认可程度A、开发充分,管理到位B、开发不足,管理到位C、开发充分,管理缺陷D、开发不足,管理缺陷。

10、您认为这的景点缺乏的是哪些方面?A导游服务B景点整体规划及安排C、基础配套设施D、地方特色购物E、文化背景挖掘F其他。

四、调查结果及分析

通过调查结果分析,近5年的入境旅游者人数都在1000人次左右,其中多为台湾及港澳的旅游者,海外旅游市场的开发还很滞后。旅游者在景点的停留时间短,不过夜的旅游者占51%,停留1夜的旅游者占38%,过境观光游的特征十分明显。旅游者在景点的消费少,景区门票、餐饮和住宿占了绝大部分(76%),这表明该地旅游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没有明确的旅游消费导向,如购物、娱乐等比例过小。旅游者感受的一致性很高,即:对旅游景区质量及导游等景区服务感到满意,对住宿、购物、餐饮、娱乐等印象一般,对长途交通(外部交通)条件感到失望。

通过调查还得出,旅游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该市共有200多家旅行社,但企业规模实力小,经营管理分散,体制不活,营销手段滞后,技术依托和网络化水平低,市场尚不规范,绝大部分的旅行社为“小作坊”经营方式,只有几个员工,服务质量低下,这些旅行社从表面上看隶属于不同的行业和部门,关系错综复杂。

任何一个旅游产品都不可能满足所有旅游者的需求,所以应该综合分析兴此地旅游产品特性和旅游市场这两个因素,确定旅游产品的目标人群作为长期营销的方向。

在过去的旅游发展中,部分景区无意中造成重开发轻保护的现象,出现了一些掠夺性经营如过多的停车场和日益宽敞的景区道路及游步道公园化现象严重等,同时在风景区的乱搭乱建现象日趋#from 本文来自高考资源网显现,正逐步挤占核心景区。景区各生活接待区的空气质量堪忧,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不断增加,城市水源面临威胁。旅游资源已遭到不同程度地破坏,景区的保护问题已经显得非常重要了,不能仅局限于内部的精耕细作,部分园区旅游设施已超越限度,对景区的美学价值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我们应该设计自己的旅游精品,推出的为我独有的特色产品,使我们的产品成为面向国内外的名牌产品,这些应该由精选的旅游景点、合理的旅游线路和出色的服务“六要素”构成。旅游精品应该成为是旅游业形象的集中体现和王牌产品。

五、调查的意义

旅游产业政策缺乏有力的体制保障,旅游景点建设开发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各景点规划没有形成层次,重复建设现象依然存在,历史文化旅游市场开发力度较小,开发体制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闲置。当前焦作旅游机遇大于挑战,景点硬件设施已能满足需求,亟需进一步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服务标准,加大在吃、住、行、娱、购这五个方面的开发力度,一方面要打造出焦作的山水品牌、太极文化品牌,另一方面还要借此契机全面提升焦作市旅游文化品位。

篇8

关键词:贫困生资助;精准化;发展型资助

2014年中国学生资助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普通高校学生资助金额为716.86亿元,比2013年增加142.75亿元,增长幅度达24.86%,国家建立了以国家奖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大学新生入学资助、研究生“三助”岗位津贴、勤工助学、校内奖助学金、困难补助、伙食补贴、学费减免等“多元混合”的资助体系。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进行保障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教育权力,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关怀。但在实际工作中,学生资助工作存在着粗放现象,如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不科学、学生资助管理过程粗放等,制约了国家资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影响着高校资助工作目标的实现。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扶贫工作思路,提出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提高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的精准度。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同样具有较强的个性特点,在经济困难程度、导致困难的原因、个人的资源现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基于这些差异而对学生资助工作提出不同的要求。高校学生工作者要领会“精准扶贫”的思路与方法,主动了解学生需求,积极回应学生需求,提升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程度与实际效果。

一、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内涵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理念来源于精准扶贫,理解高校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内涵要从理解精准扶贫开始。精准扶贫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2013年在湖南湘西考察时对扶贫工作做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指示,后期又不断阐释形成精准扶贫理念。推进精准扶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要做到三个方面的内容:精确识别是前提,通过有效、合规的程序将贫困居民识别,保证贫困户认定的公平、准确;精确帮扶是关键,根据贫困户的特点,实施有效手段进行帮扶;精确管理是保证,通过扶贫信息的管理工作和阳光操作去保证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通过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三者联动,最终达到扶贫、脱贫的目的。

精准扶贫对高校的资助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思路。张远航认为,精准资助就是找准资助对象,通过差别化的资助形式,提升资助目的与资助对象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最大程度发挥资助的效能,具体体现在对象精准、需求精准、形式精准以及效能精准等方面,科学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实现精准资助的前提和基础,提供满足资助对象个体需求的资助举措使资助工作的定位和目的,形式精准是资助的过程与方面,效能精准是资助的价值和评价。所以,提升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精准化程度要从贫困认定、资助供给和资助管理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二、精准化是高校资助工作的现实要求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是破解当前问题的要求。“精准”的对面是“粗放”,当前贫困生资助工作存在诸多问题。在贫困生的认定过程中对于贫困生识别不足,在贫困生的资助过程中忽视贫困生的实际需求,在贫困生的管理过程中轻视对贫困生的教育引导。这些问题影响着资助工作的发展和资助目标的实现。

第一,贫困生认定粗放,对困难程度鉴定不足。高校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的认定是开展资助工作的前提,各高校基本都制定了自己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办法,对认定条件、程序做出明确规定。这一制度规定,看似为高校辅导员开展资助工作提供了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地方。其一,认定材料难以完整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的认定依据民政部门证明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贫困证明等材料,由于证明材料的表述方式、地方民政部门审核不严等问题,相关材料难以反映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其二,学生的不诚信现象对经济状况认定工作造成干扰。通过贫困认定并且申请助学金的同学,每年可以获得3000元左右的资助,对于学生来说是笔较大的收入,个别同学“不贫装贫”,通过弄虚作假等方式申请贫困认定,而使资助失去原有意义。

第二,贫困生资助方式单一,以经济资助为主。资助过程中仅依靠经济帮助,忽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动态了解。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社会资源、成长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表现出物质的匮乏,还表现出综合素质、发展能力、心理健康水平等方面的不足。受资助学生已经不满于与单纯的经济资助,而表现出对能力发展的诉求。同时,新形势下也要求高校资助工作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型,多措并举提升受资助学生的发展能力才是资助工作的最终目的所在。高校资助工作管理粗放,未能全面掌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实需求,停留在物质保障层面。这就要求高校资助工作及时了解受资助学生的个体需求,为学生创造实践平台,在为其提供经济支持的同时注重学生的能力建设。

第三,后期管理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不足。在高校资助工作中,重视前期的认定、评审,而忽视后期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未能发挥高校资助工作的育人作用,也未能对学生资助资金的使用做出有效监督。可以通过助学金的发放仪式、志愿服务工作为契机,引导学生感谢国家、社会的关心与照顾,树立感恩意识。同时,对助学金的使用去向做出有效监督是确保资助工作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也是弥补前期资助工作缺漏的重要举措。当前不少高校只是确保资助资金到账,而到账后受助学生如何使用,学校不加干预,未能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消费习惯。

三、高校资助工作精准化的实施路径

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发展有助于提升资助资金的适用效率,提升资助的实效水平。高校资助工作的精准化发展要从资助工作的整个过程人手,实现从贫困认定到后期的资助监督整体的精准化运作,从而推动高校资助工作由“量”到“质”转型,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的转变。

第一,精准识别,辨别好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识别,要选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评议小组成员、严格评议程序、多渠道获取信息综合判别。首先,可以通过班级同学推荐的方式选出在日常表现中公正无私、有威信的同学,一般涵盖宿舍成员、班级干部、贫困生代表与非贫困生代表等群体。其次,要严格执行国家和学校要求的家庭经济状况认定程序,程序的严格是保证结果公平的基础。最后,要通过多渠道获取信息作出综合分析。充足的信息是做出合理判断的基础,高校学生工作者不能仅局限于申请材料的识别,要通过多种途径对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日常消费状况等信息做出综合判别。《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学生资助中期评估报告指出未来将推动资助信息化建设,建立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以学籍为基础实现与人口、低保、扶贫等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和共享,为学校确认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提供支持。资助工作人员可以利用好现代的信息平台、通过与学生一对一谈话、家访等方式获得有效信息。

篇9

关键词: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6-0125-02

1 宣恩县扶贫开发取得的成效

宣恩县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既是贫困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2000年,我国实行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其中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2002年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湖北省宣恩县列入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出,开发式扶贫与产业化扶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方向,宣恩县也响应并落实了《纲要》的指示,其中,整村推进、新农村建设、劳动力培训转移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宣恩县贫困人口近几年大幅减少,农民人均纯收入稳步提高,农村面貌有了较大的改善。

截止2008年底,宣恩县通村油路(通畅工程)达820千米(通畅率73.6%);建成沼气池4.8万口;农村安全饮水、五改三建等工程稳步推进;结构调整有一定成绩;“烟、茶、果、药、畜、菜”六大产业特色越来越鲜明(其中白柚6万亩,柑橘5万亩),形成了一些专业村;转移了一大批剩余劳动力;整村推进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实现了有效结合等等,基本上解决了普遍贫困的问题。(见表1)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出,2008年宣恩县贫困人口数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近50%,绝对贫困人口数减少了约40%,人均纯收入翻了一翻,扶贫开发效果显,从而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2 存在的问题

总的来说宣恩县近十年的扶贫开发取得的成效是不容否认的。但是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一些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2.1 扶贫成本增大与返贫现象

从表1数据看出,宣恩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少数民族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虽然波动不大,但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只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的50%),其中2005年到2008年间,宣恩县扶贫资金投入共计4322万元,贫困人口数却只减少了2.91万人,减贫速度减慢,减贫效果并不理想,同时返贫现象有抬头趋势,2008年返贫比例达到了2.95%。

这是因为国家日益强化的重工业结构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使得这几年宣恩县农村的发展并未能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同步提升,所以扶贫工作越到后期其扶贫成本必然加大。同时,过高的医疗和教育负担导致强制性的必要消费支出增加,加深了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并使得一部分本已脱贫的人口返贫。

2.2 整村推进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不足

(1)整村推进的资金需求与实际资金投入缺口很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整村推进的有效进行。据不完全统计,要彻底解决一个村的贫困问题,平均投入应不少于228万元。而宣恩县每个村获得的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仅为24万元,相差甚远。

(2)项目设计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贫困人口。尽管项目是农户自己设计的,但是绝大多数到户的项目都需要农户自己配套一部分资金,有的配套资金是绝对贫困人口所不能承受的。

2.3 高产量的经济产品基地与相对低收入的问题

宣恩县现已建成高山中药材、山野菜、反季节蔬菜的经济板块,宣北贡茶经济板块,宣南贡水白柚、“宣恩早”蜜柑经济板块。由于气候水土较好,这些基地的经济产品每年的产量和质量都很好,但同时农民的收入却没有实质性的提高,产品积压现象屡见不鲜。以高罗贡水白柚基地为例,其白柚口感非常好,但年有底部分农民在公路边处理积压的白柚,最后不得不由于变质而扔掉。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宣恩县如今扶贫开发的成本增大,扶贫速度减慢,与其它地区的人均收入相差巨大,返贫现象增加。必须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对策,才能更深入的完善宣恩县的扶贫开发工作,才能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3 扶贫开发的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3.1 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发展走城镇化道路

(1)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此来减轻农民的负担。

(2)由于农业收入的增加极为有限,收入的持续增加必须依赖于非农收入。而要想让贫困农户增加非农收入,宣恩县要逐步走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依靠中心城镇发展非农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农民的非农收入。以此来缩小和其它地区的收入差距,并确保脱贫后不返贫。

3.2 关于整村推进的建议

充分发挥各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作用,有效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按照“统一规划,分步实施,渠道不乱,性质不变,综合推进,各记其功”的原则,将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民族发展资金、农业综合发展等资金按照项目设计,统一到以贫困村为单元的项目上来,确保贫困村的投入强度。对在项目建设中没有配套能力的贫困人口,提供无偿的物资补助,鼓励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参与项目建设和管理。

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农业

(1)古语云:“要致富,先修路。”道路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宣恩县通村油路通畅率已达73.6%,但扶贫办应继续大力加强道路建设,在恩施州的铁路与高速公路就要建成通车的大好条件下,加强宣恩县本身的道路建设,无疑会给农民以精神方面和利益方面的双重驱动,以此来实现脱贫致富。例如:李家河塘坊村是宣恩县有名的塘坊早柑橘生产基地,2007年财政扶贫资金安排15万元用于公路建设,群众又自发集资20万元,修通了全村6个组3条7公里通村水泥路,仅公路建设一项当年给群众直接带来经济收入达50万元,户平增收1200元。此例正说明了道路建设对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性。

(2)宣恩县具有发展特色农业的基础,如今宣恩县的民族特色产品已经包括了“烟、茶、果、药、畜、菜”六大产业的许多种产品,扶贫办可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扶持一些中小企业做好宣传特别是对外地宣传的活动,推广宣恩县自己的民族产品,一步一步地形成自己的品牌,用品牌效应来拉动经济增长,然后逐步形成以特色农业为主导的特色产业群体,实现脱贫致富。

4 结束语

总之,宣恩县扶贫工作应针对其民族地区贫困的特征,坚持开发式扶贫,坚持综合开发全面发展。着力改善其基础设施和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区域生产力水平。确保脱贫之后不返贫,以尽可能少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把贫困地区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1]沈道权. 民族地区特色农业发展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蒋文武.王文兵.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纵横,2007,(2).

[3]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国发展报告2007[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4]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G].(国发〔2001〕23号).

[5]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概要[J].国务院扶贫办信息网,2006-11-20.

篇10

关键词 劳务输出;民族地区;职教扶贫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24-0052-04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工作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职教扶贫作为扶贫的重要措施逐步受到国家的重视。据研究显示,“农村职业教育对于农村家庭收入有着显著的作用,平均回报率约27%”[1]。在此意义上,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具有促进脱贫与防止“返贫”的功能。民族地区是扶贫工作的重点与难点,如何根据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以脱贫与防止“返贫”为终极目标,构建有效的职教扶贫模式是精准扶贫政策落实的重要路径。职业教育本身是以学员直接创造社会财富能力的提升为导向,因此立足民族地区农业劳动力相对富余的现实境况,从劳务输出视角构建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推动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愿景的实现。

一、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的逻辑起点

职教扶贫并非一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宏大叙事,而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实践审思。尤其把其置于精准扶贫政策境遇中,其实践导向尤甚。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核心任务是致力于解决民族地区农民收益的问题,而增收的潜在假设是民族地区具有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潜力和通过职教扶贫增收的现实需求。

(一)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内涵诠释

精准扶贫是有别于传统粗放式扶贫的新概念,其不是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否定,而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扶贫工作的新要求。《中国精准扶贫发展报告(2016)》认为,“中国的精准扶贫是运用统筹、协调、分类的科学方法,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坚持全过程责任式管理,对扶贫对象实施精准识别、精准施策、精准扶持、精准管理的综合治理贫困新方式。”[2]精准扶持是对扶持方法有效性的规约,强调“精准扶贫不应该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帮扶,而且要有教育、技能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帮扶。”[3]其“是为了抵消经济增长减贫效应的下降而必需采取的措施,也是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摆脱贫困的根本保证。”[4]然而,就民族地区的贫困现状而言,当前的贫困主要属于相对贫困,造成这种贫困的原因除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外,人口的教育水平、人口掌握技能专业性与相对滞后的思想观念也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是提升教育水平与专业技能,转变思想观念,推动就业的长效方式,与精准扶持具有天然的逻辑联系。因此,强化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与精准扶贫工作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推动二者的相互衔接与支持,是把民族地区潜在劳动力转换成现实劳动力,促进民族地区人口经济收益增加,推动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

(二)民族地区居民转岗就业的现实困境

民族地区贫困的本质问题表现为财富的创造与实际的财富消费不对等,即实际消费需求大于创造的财富总值。职业决定着居民的收入,因此为摆脱贫困,求职与转岗问题的解决是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必要途径之一。“推拉理论”(push and pull theory)认为,“流入地的那些使移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拉力,而流出地的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流动人口的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流出地的推力和流入地的拉力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完成的。”[5]民族地区经济与发达地区经济之间的差距逐步加大促使推力与拉力共同增强,因此民族地区劳动力“候鸟式”迁徙已成为常态。然而,在这种“候鸟式”迁徙的背后,缺乏技术支撑的体力型职业的不稳定性使得多数民族地区居民收入不稳定,容易造成“季节性”贫困。如在建筑业不景气的境况下,依靠在建筑业做体力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很多民族地区家庭收入急剧下降,“季节性”贫困成为多数民族地区家庭贫困的常态。鉴于此实况,通过职教扶贫的方式促使民族地区靠出卖体力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民获得专业性技能,以此谋取相对稳定的职业,这有助于脱贫与防止“返贫”。

(三)民族地区遗传性贫困的恶性复演

据研究显示,全国的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288提高到2012年的0.474,不平等程度增加了65%。农村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2124提高到2011年0.3897,增加了83%。不平等程度的扩大意味着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经济增长的好处,即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下降[6]。具体表现为“遗传性”贫困,即贫困基因成为一种文化基因,呈现出家族特征。遗传性贫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贫困家庭因经济收入偏低,无足够的资源用于子女教育,从而使得子女只能“遗传”祖辈的“体力活”职业,周而复始地重复着贫困的生活,这属于教育上的“遗传性”贫困。二是因缺乏现代教育,贫困家庭的文化属于“享受型”阶层认同文化,他们认为贫困属于自己家族的“命”,因此家族愿意接受现有的贫困生活方式,这属于观念上的遗传性贫困。三是民族地区由于地方经济发展难以消耗现有的劳动力,因此大量劳动力常年漂泊于城市,贫困的相关政策其完全不清楚,加上部分农村富人阶层与村委力争占有扶贫资源,因此在外务工人员很难被识别为贫困对象。这属于政策落实错位导致的“遗传性”贫困。四是现代社会的“职业遗传”性贫困。因缺乏教育,民族地区的社会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外出务工人员通常是先外出的带后外出的,因此其从事的职业单一,致贫风险高。如贵州省S县的贫困村M村,全村1921名成年劳动力中有85%从事建筑业,其中,有50余羰且患胰代人同时在建筑工地从事体力劳动。这种“职业遗传”既降低家庭乃至村庄的抗贫困能力,也使贫困在代际间传递。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有助于减轻遗传性贫困的恶化。

二、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逻辑结构

劳务输出本身属于民族地区实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式,传统的扶贫模式也认同职教与劳务输出之间的逻辑关系,然而由于缺少精准管理致使职教促进劳务输出的效率不高,因此以劳务输出为导向,从职业教育的视角构建职教扶贫的理论框架是研究的核心任务。

(一)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内涵解读

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探讨的逻辑起点主要包括职业教育、扶贫与劳务输出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民族地区劳动力转岗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民族地区“遗传性”贫困的恶性复演。在此基础上,职教扶贫目的在于通过职业教育促进劳动力转岗就业,减少或防止“遗传性”贫困问题以达致减贫与脱贫的效果。就研究的核心词汇而言,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词汇,即劳务输出、职业教育、扶贫模式。劳务输出是该模式构建的目标导向,职业教育是该模式所蕴含的方法或路径,扶贫模式是对职业教育与劳务输出在该模式中所发挥的功能的规约,而且最终目的促进民族地区脱贫。三个关键词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是:职业教育促进劳务输出,劳务输出推动“脱贫”与防止“返贫”,这即是基于劳务输出职教扶贫模式内涵解析的内在逻辑。

(二)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实践框架

职教扶贫本身是指向扶贫的实践路径,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思路的明确性,这是职教扶贫模式指导民族地区扶贫实践工作的必然要求。基于对民族地区现实境况的研究,结合职业教育自身的内在逻辑,设计出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实践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即何人接受职业教育、怎么培养人才与怎么实现脱贫。

1.职教扶贫对象的识别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是实施职教扶贫模式的首要环节。劳务输出模式之所以适应于民族地区,其原因在于民族地区因经济落后致使其劳动力“自消耗”能力较差,因此民族地区劳务输出的潜能相对较大。劳务输出是输出方与接收方的双向行为,因此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对象的识别应从输出方与接收方同时着手。接收方即劳动力市场,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展开调查,确定现实的劳动力市场需要何种人才。同时对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潜在对象展开学习评估,评估其适合接受什么类型与层次的学习。在劳动力市场需求与评估结果之间寻求契合点,处于契合点的劳动力即可归为职教扶贫对象。此外,关于劳动力市场真实需求的调研要对职业具有预见性,尽可能避开短期即会消失的职业,因民族地区人口本身整体文化水平较低,其在城市求职存在困难,因此稳定性相对较强的职业对其尤为重要。

2.职教人才的培养培训

职教人才的培养培训属于职教扶贫模式的核心环节。按照职教的规律,在对象识别清楚之后,需要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已确定的对象制定人才培养培训的标准与规格。人才培养培训规格的确定需扶贫主体、劳动力市场(用人单位)与相关职教专家三方参与,以确保规格的实效性。根据确定的人才规格,培养培训主要采取三种模式,即基地培训模式、驻村培训模式与职校培养培训模式。基地培训模式即扶贫主体把培训对象直接送到未来的生产与工作现场进行培训的模式,在培训期间扶贫主体承担着组织者与监督者的角色,对学习过程进行全程监控。驻村培训模式指把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技术人员聘请到学员居住地开展职教培训的模式。扶贫主体承担着组织者、监督者与资源调配的任务,这种培训模式的成本消耗较基地培训模式低,与居民的生产生活紧密联系,易于组织与实施。职校培养培训模式指把学习者直接送到职校或技校参与培训的模式。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职校培养对象主要指民族地区初中毕业的青年,他们可以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培训主要针对已难以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或不愿意进入职校接受学历教育的人口,通过短期培训,他们可以掌握一门就业技能。

三种模式各有优劣,因此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职教模式。基地培训模式通常培训的实效性更强,但可能在现代职业理念的引领上较为缺乏,且培训成本较高。驻村培训模式实施较为便利,成本也较低,但从劳务输出的视角而言,学员最终需进入发达地区就业,因此相关的技术性培训在居住地难以获取实践训练资源。从理论上而言,职校培养培训模式专业性较强且培训效果较好,然而需要关注的问题是职校能否有足够的模拟训练场所或其实践基地能否满足短期培训的需求。

3.职教成果的现实转化

职教成果转化的过程即职教达致脱贫目的的过程。职教成果可视为学员掌握了现代职业教育观念,了解现代就业市场发展的基本趋势,同时掌握相应行业所要求的员工须掌握的基本能力和素养。实现职教成果的转化即学员顺利走上与其职业学习相对应的岗位,且此类岗位具有相对稳定期。这样培训学员才不至于劳命奔波于各就业岗位。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依次需要满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宿的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稳定的就业带来的是稳定的收入,基本的衣食得以保障,同时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与社会归宿感,生活的自信心得以提升,相应地其才能得到同辈群体的尊重而非怜悯。在此意义上,职教扶贫成果的转化是解决农民物质与精神贫困的重要路径。职教扶贫要达致扶贫的目的,最后的环节则是协助参训学员走上相对就业工作岗位,甚至可能的情况下协助其构建自身的职业愿景,这样职教扶贫的使命才算基本完成。

三、基于劳务输出的职教扶贫模式的实施保障

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是职教扶贫的理论构架,是对基于职教扶贫的民族地区长效扶贫模式的探索,然而落实以劳务输出为导向的职教扶贫模式需要相关的保障措施。

(一)政策与资金支持:职教扶贫模式的资源保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7]民族地区职教扶贫模式作为智力帮扶模式,是国家关照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一种方式。政策支撑与资金投入是该模式得以实施的重要保障。政策支持既表明国家对职教扶贫的重视,能提升职教扶贫的社会认可度或“正式”性。民族地区扶贫本身是资源消耗的事I,从职教扶贫的规划、实施、监管与后期的就业等环节都需要资金的投入。况且民族地区经济条件本身不好,扶贫对象难以自身出资参与学习,因此职教扶贫模式的实施需要充裕的经费支撑,否则职教扶贫目的难以实现。

(二)施与监管严格:职教扶贫模式的过程保障

实施与监管严格同属于过程性保障的重要内容。精准扶贫的实施要突出“精准”,要求扶贫对象识别要精准,职教实施过程要精准与就业支持要精准。扶贫对象识别要精准指帮扶真正的贫困户,尤其是已在职教扶贫行动计划中的贫困人员。职教实施过程的精准指职教目标确定要精准,既符合市场需求,同时也符合学员自身的学习水平与特点。就业支持的精准指职教扶贫主体要帮助学员走上符合其自身水平、与其学习内容对应的就业岗位。监管是从管理的视角而言的,要求职教扶贫模式的落实需要加强监管。监管包括从职教扶贫计划的制定直至就业追踪的全过程,就业前的监管在于监管职教扶贫的计划与实施质量。就业后的监管重点在于评估,即通过就业后的工作情况反思与审视职教扶贫计划实施存在的问题,以便后期的改进。监管除扶贫主体外,建议由第三方实施监管,这样能保证监管的公正性与实效性。

(三)保教与保职有效:职教扶贫模式的质量保障

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最终目的是有效地保职,保职才能保证工作稳定、保证收入,保证收入的前提是保证教育质量。保证教育质量需重视三个维度的问题:一是重视对市场需求的调研,注重加强与企业的合作,与企业共同确定定向培养的规格与内容,确保定向培养成果“出口顺畅”,提升定向模式的整体水平[9]。二是重视教育资源的配置,包括教师的水平、教育教学所需的各类材料,从资源配置上满足教育教学水平提升的需求。三是重视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细化教育教学过程的目标,加强目标的监管与调适,提升培养培训质量。职教扶贫不仅重视教,也必须重视就业,只有把职教与就业有效结合起来,职教扶贫的内涵才得以体现。一是通过各种形式促进职教学员走上适合其自身职业发展的就业岗位。二是建立职业追踪机制,对就业人员的职业发展进行定期的了解,帮助他们发展自身的职业。尽可能减少其失业“返贫”。

参 考 文 献

[1]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围观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10(8):55-65.

[2]阚枫.报告析精准扶贫内涵: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EB/OL].http:///gn/2016/10-17/8033781.shtml.

[3]葛志军,邢成举.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57-163.

[4][6]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5):147-150.

[5]徐祥运,刘杰.社会学概论(第4版)[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264.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35.

[8]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148.

Labor Services Exporting Orientation: Rational Review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Yang Zhi

Abstract The poverty is the key and difficulty of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work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in Minority Areas i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or job and "hereditary" poverty problem. The study suggested that construction of labor service exporting-oriented vocational training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could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poverty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The model includes three links, the first is to identify the targe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second is to trai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third is to transform vocational education achievements. To apply this model effectively, it is of needed to ensure policy and funding resources, rigid guarantee for implementing and supervising, and quality guarantee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