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的诗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祖国的诗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我的祖国，

高山巍峨，

雄伟的山峰俯瞰历史的风狂雨落，

暮色苍茫，

任凭风云掠过。

坚实的脊背顶住了亿万年的沧桑从容不迫。

我的祖国，

大河奔腾，

浩荡的洪流冲过历史翻卷的漩涡，

激流勇进，

洗刷百年污浊，

惊涛骇浪拍击峡谷涌起过多少命运的颠簸。

我的祖国，

地大物博，

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

大漠收残阳，

明月醉荷花，

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我的祖国，

人民勤劳，

五十六个民族相濡以沫，

东方神韵的精彩，

人文风貌的风流，

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这就是我的祖国，

这就是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爱你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

我爱你每一寸土地上的花朵，

我爱你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

我爱你人民的性格坚韧执着。

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你是昂首高吭的雄鸡-----唤醒拂晓的沉默，

你是冲天腾飞的巨龙-----叱咤时代的风云，

你是威风凛凛的雄狮-----舞动神州的雄风，

你是人类智慧的起源-----点燃文明的星火。

你有一个神圣的名字，

那就是中国！

那就是中国啊，我的祖国。

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搏动的心脏跳动着五千年的脉搏，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涌动的血液奔腾着长江黄河的浪波，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黄色的皮肤印着祖先留下的颜色，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黑色的眼睛流露着谦逊的笑窝，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坚强的性格挺拔起泰山的气魄，

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辽阔的海疆装满了我所有的寄托。

我的祖国，

可爱的中国，

你创造了辉煌的历史，

你养育了伟大的民族。

我自豪你的悠久，

数千年的狂风吹不折你挺拔的脊背，

我自豪你的坚强，

抵住内忧外患闯过岁月蹉跎。

我自豪你的光明，

中华民族把自己的命运牢牢掌握，

我自豪你的精神，

改革勇往直前开放气势磅礴。

可爱的祖国啊，

无论我走到那里，

我都挽住你力量的臂膊，

无论我身居何>文秘站:

你都温暖着我的心窝。

可爱的祖国啊，

你把住新世纪的航舵，

你用速度，你用实力，

创造震惊世界的奇迹。

你用勤劳，你用智慧，

进行了又一次更加辉煌的开拓！

祖国啊，祖国，

你永远充满希望，

祖国啊，祖国，

篇2

2、我爱你的气势雄伟的泰山， 我爱你悠久的历史

3、我爱你那奔腾的黄河， 我爱你那柔美的西湖， 我爱你那美丽的土地， 我爱你的每一个角落 这就是我的祖国，

4、这就是我爱恋的祖国。 我爱你灿烂的花儿， 我爱你的每一寸土地， 我爱你壮丽的河山， 我的祖国， 我爱您。

5、祖国是什么?

6、祖国是脚下的这块土地， 祖国是一朵花朵。 祖国更是我们的母亲，

篇3

我说：中国的治安怎么那么不好？

我说：中国人还不能改掉那些素质问题？

我说：中国为什么还不能威震四方？

我说：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假冒伪劣商品？

我说：中国为什么老是表里不一？

我说：中国为什么老是喜欢夸夸其谈？

篇4

〔关键词〕组织变革模型；企业家价值；变革型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3-0003-07

一、文献综述及问题的提出

Rajagopalan和Spreitzer[1]依据研究对象和使用方法对组织变革理论进行梳理，将之归纳为过程学派和内容学派。过程学派的代表性理论是Lewin[2]的三步骤理论，即解冻—变革—再冻结。Schein[3]后来指出，Lewin[2]的步骤是交迭的，且实际过程比上述三个步骤更加复杂和精细，为此他深入和细化了三步骤理论。Lippitt等[4]也赞同Schein的观点，即三个步骤之间存在交迭，认为使用“阶段”比使用“步骤”更为合适，进而提出了五阶段理论，即解冻—（变革执行者和客户组织之间）建立变革关系—移动—再冻结—变革关系终止。概言之，过程流派主要关注如何实施变革，但问题是组织应该何时进行变革？哪些因素会影响变革时点？

对于前一问题，Beckhard和Harris[5]试图从组织中人们接受和实施变革的准备程度视角给出解答，他们依据社会和心理成本去测度准备程度，提出表达式C=（ABD）>X。其中，C为变革，A为对现状的不满意程度，B为明确的目标和愿望，D为朝向目标前进的实际步骤，X为变革成本。换言之，如果实施变革的预期收益已经超过变革成本，那么就已经到了实施组织变革的最佳时点。但显而易见的是，Beckhard和Harris仅仅勾勒出变革时点的轮廓，没有沿着这一思路走得更远。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动机。

对于后一问题，现有文献几乎都是从组织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如组织内部变革阻力等）给出回答，本文也从这两方面着眼，并给出相应的命题。但是，让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何有些企业进行的是紧随外部环境变化后的滞后组织变革，而有些企业则进行的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前的超前组织变革？要回答该问题，我们必须着眼于企业家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罗宾斯[6]指出，企业家不仅是组织变革的催化剂，也是组织变革的发动者。Prahalad和Doz[7]通过对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跨国公司战略问题的研究，认为高层管理者的最主要任务是管理组织变革。Gioia和Chittipeddi[8]通过对一所大型公立大学的组织变革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层管理者是组织变革发起过程有效性的关键。可见，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企业家在组织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但企业家在不同类型组织变革中的作用的差异性尚是未解问题。本文借鉴企业家理论给出解答，这不仅拓展了组织变革理论，也为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开辟一块新领地。

内容学派主要关注变革的内容，即变革什么？Leavitt和March[9]提出组织变革系统模式，指出组织变革包括四方面内容，即任务、人员、技术和组织结构。Nadler和Tushman[10]提出的一致模型认为，变革内容包括任务、个人正式的组织安排和非正式的组织安排。Tichy[11]提出TCP（技术、行政和文化）框架则认为变革内容包括使命战略、任务、指定的网络、人员、流程和自然产生的网络。正如Burke[12]对内容流派的评价，对于不同学者而言，变革的内容可以由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组成。不过，我们关心的是，在这些内容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变革内容？要实现这一内容的成功变革，企业该如何去做？这两个问题也是现有组织变革理论没有解答的。

前文所述问题归纳如下：组织无外乎处于两种状态，不变和变革。那么问题在于何时保持不变？何时进行变革？哪些因素影响到变革或保持不变的时点？企业家作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其价值如何体现在组织变革中？对于组织变革而言，其变革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要实现此内容的成功变革，企业该如何去做？本文将使用数理分析方法，对上述问题做出回答，并整合发展现有理论，为该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逻辑基点。

二、组织变革模型、变革时点及影响因素

（一）组织惰性损失函数

在构建组织惰性损失函数之前，本文定义两个基本概念：理想利润函数和惰性利润函数。

定义1：理想利润函数。如果变革没有成本，那么企业 本文所论的企业是指正常增长的常态企业。就会无时不变以力求与动态的外部环境相适应，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水平，我们将这个利润水平称为组织的理想利润函数，记为πl。

定义2： 惰性利润函数。如果变革有成本，那么企业就不会时刻进行组织变革，而只有当变革的收益大于保持不变的成本时才会进行变革，本文把没有进行变革状态下企业实现的利润称为组织的惰性利润函数，记为πd 亦可做如下解释：理想利润函数是在改变了内部所有要素力求与动态的外部环境相适应的状态下取得的利润；惰性利润函数是在企业内部至少有一部分关键要素（起到瓶颈作用的要素）没有被调整的状态下取得的利润。。

假设1：在环境较稳定 鉴于下文中有关于环境不稳定程度大小的比较分析，这里必须先指出，下文提到的环境不稳定程度的大小变化均在此处“环境较稳定”的范围内，这意味着，下文中提到的环境不稳定性变化程度未能改变πd（t）和πl（t）的函数形式，仍适用于该函数进行分析。的情况下，πd为时间的增函数 在环境较稳定的情况下，企业虽然不能及时调整内部所有要素与动态性的外部环境完全适应，但处于常态的企业（不包括那些处于濒临破产的异常企业）仍能够获得不断增加的利润（或理解为，以前的投资仍能在环境较稳定情况下带来递增的收益流）。，πl为时间的增且凸函数 如果企业能够随时调整其内部的所有要素以保证与动态性的外部环境相适应，那么理想利润函数一定会是时间的增函数（因本文已假定处于常态的企业在内部部分要素未被调整的状态下能够取得递增的收益流）；而本文假定的二阶凸条件，则说明近期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要比远期低（离现在的时间越长，理想利润函数与惰性利润函数的差会更大）。。对常态企业而言，惰性利润函数πd将成为时间的一次线性函数，即πd（t）=α1+β1t，πl（t）为时间的二次函数，即πl（t）=α2+β2t+γt2 必须指出，假定πd（t）和πl（t）分别为一次线性和二次函数的具体形式影响了模型的一般性，具体影响结果请见下文的分析。。其中，α1和α2可以理解为在t=0时组织的惰性利润和理想利润。如果企业在t=0时进行组织变革，则有πl（0）=πd（0），得α1=α2。如果在t=0时利润值为正，则有α1=α2>0。根据πd（t）的一阶条件，有β1≥0。β1对于不同企业而言，代表着不同的盈利能力。比如，在相同的外部环境下，A企业的β1大于B企业的β1，则认为A企业的盈利能力比B企业强。β1对于同一企业而言，则代表着组织外部环境的稳定性程度。具体来说，对于某一企业而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时的β1要小于较稳定时的β1′。根据πl（t）的一阶和二阶条件，有β2≥0和γ≥0。β2也是同一企业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与β1相反，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时，β2也越大，反之，则越小。γ的经济含义如二阶条件所示，代表着企业近期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比远期低。

定义3：组织惰性损失函数是理想利润函数与惰性利润函数之差 依据定义1、定义2、假定1可知，理想利润函数一定不低于惰性利润函数，因此，惰性损失函数一定不小于零。，记为πs（t）。这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当β2-β1≥0时，πs（t）=πl（t）-πd（t），分别代入并整理得，πs（t）=γt2+（β2-β1）t。对πs（t）求导得πs（t）/t=2γt+β2-β1，2πs（t）/t2=2γ≥0。本文将在第二和第四部分进一步讨论这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是，当β2-β1

（二）组织变革成本函数

Leibenstein[13]认为，与每一个努力水平相联系的是个人养成的工作习惯，这些习惯一旦在某一努力水平上建立起来，在向其它努力水平变化的过程中，将产生负效用，因为个人不得不离开其以往习惯了的工作常规。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惰性区域概念：即使知道有一种更好的工作方法，人们也因怕麻烦而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努力水平点。他还指出，每一个科层组织也同样有自己的惰性区域。由于组织惰性的存在，组织变革就不再是免费的午餐，改变组织的惰性状态要支付相应的成本，记为c。而且，组织处于惰性状态的时间越长，形成的组织惯性就越大，降低或改变惯性的成本就越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定：

假设2：c是时间t的增函数。假定c（t）是t的一次线性函数，即有c（t）=c0+ct，其中，c≥0。另外，依据前文的假定，即组织在t=0时进行变革，则有c（0）=0，c0=0。

（三）组织变革模型及变革时点

不断地变革组织以使组织惰性损失趋于最小，是常态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于是有mintπs（t）=πl（t）-πd（t）。但组织变革也有成本（c≥0），因此，变革与否就取决于组织惰性损失与变革成本之间的比较：当πs（t）>c（t）进行组织变革；当πs（t）

1C = 0时的组织变革

依据前文的假定，t=0，则c（t）=0，πs（t）=c（t）=0，得πd（t）=πl（t），即组织的惰性利润函数与理想利润函数完全重合。此时，组织的变革时点是连续的，即无时无刻地进行组织变革，其变革的利润函数即为理想的利润函数，即π*（t）=πl（t）。

命题1：当组织的变革成本为零时，企业会根据环境的变化情况时刻进行变革，组织变革路径的利润函数π*（t）为组织的理想利润函数πl（t）。

2 C > 0时的组织变革

当C > 0，c（t）>0时，第一种情形是组织惰性损失小于变革成本，即πs（t）c（t），企业将进行组织变革。因此，πs（t）=c（t）的解t*是组织变革的最佳时点。根据前面给出的πs（t）和c（t）函数，解得t*=（c+β1-β2）/γ。具体地说，在t∈[0，t*）时段内企业不进行组织变革，在t=t*时点进行组织变革，此后每间隔t*=（c+β1-β2）/γ时段进行一次组织变革，如此循环往复。

命题2：当C > 0时，企业在t*点之前不进行组织变革，在t*点进行组织变革，之后每间隔t*=（c+β1-β2）/γ时段进行一次组织变革。

企业组织变革时段的利润函数为：当t∈[0，t*）时，π*（t）=πd（t）；当 t=t*时，π*（t）=πl（t*）；当t∈（t*，t**）时这里用t**表示在第一轮组织变革结束后，第二轮组织变革决策的时点，下面的πd2（t）和πl2（t**）分别表示第二轮组织变革决策过程中的惰性利润函数和理想利润函数。，π*（t）=πd2（t）；当t=t**时，π*（t）=πl2（t**）。这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四）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程度增大对组织变革时点的影响

如前所述，β1对同一企业而言，代表着惰性利润函数πd（t）对组织外部环境稳定性程度的度量，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大时的β1′要小于比较稳定时的β1。β2代表着理想利润函数πl（t）对组织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度量，即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大时的β2′要大于不确定性程度小时的β2。设组织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程度大时理性企业选择的最佳组织变革时点为t′，则t′=（c+β1′-β2′）/γ

也就是说，当组织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程度增大时，理性企业的最佳组织变革时点会较环境稳定性程度小时提前。对该结论更直观的解释是，当组织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大时，πl（t）曲线要比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较小时变得更加向上弯曲，此时的πd（t）曲线将变得更为平缓，从而使πs（t）曲线相应地变得更加向上弯曲，因此，在组织变革成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时点就会比环境较稳定的情况下有所提前。

命题3：当组织外部环境不稳定性程度增大时，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时点会较外部环境稳定性程度较小的情况下提前。

（五）决策者有限理性对组织变革时点的影响

在πd（t）、πl（t）和c（t）三个函数中，只有πd（t）函数是决策者可以事前获得的知识，πl（t）和c（t）函数都是决策者对组织的外部环境及内部状况进行估计和预测的结果，因此，决策者在组织变革决策过程中，如不能完全认知这两个函数，就必将对组织变革时点的选择产生影响。比如，当决策者高估（或低估）πl（t）函数时，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时点将会提前（或滞后）；而当决策者高估（或低估）c（t）函数时，企业进行组织变革的时点就会滞后（或提前）。

命题4：决策者的有限理性会对组织变革时点产生影响。高估πl（t）（或低估c（t））会使组织变革的时点提前，反之，会使其滞后。

三、超前组织变革及企业家价值

以上讨论是在β2≥β1的情形下展开的，这样可以保证πs（t）在t≥0的条件下是单调增加的，即πs（t）/t=2γt+β2-β1≥0。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实施的组织变革是在追求组织惰性损失最小的目标下进行的。

定义4：滞后组织变革。在β2≥β1情况下，组织变革时点发生在组织惰性损失形成一定程度之后，且相临两次变革的惰性损失函数不同，本文把这种类型的组织变革称为滞后组织变革徐国华等将该种类型的变革称为“被动的组织变革”[14]。。

如果β2

（1）当t∈（0，（β1-β2）/2γ），πs（t）是单调增加的，即πs（t）/t>0；

（2）当t∈[（β1-β2）/2γ，（β1-β2）/γ），πs（t）是单调减少的，即πs（t）/t

（3）当t′=（β1-β2）/2γ，πs（t′）为（0，（β1-β2）/γ）区间内的最大值，本文不失一般性地假定πs（t′）

（4）当t∈（（β1-β2）/γ，+

SymboleB@ ），πs（t）是单调增加的，同β2≥β1的情形；

（5）当t*=（β1-β2）/γ时，πs（t*）=0，t*为最佳组织变革时点。

定义5：超前组织变革。在β2

超前组织变革是完全可能的，现实中也确有一些企业因此而获得了成功。为什么会发生超前组织变革呢？理论上讲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一是企业家具有战略眼光；二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退化。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主因在于前者。文献综述中已经指出，企业家在组织变革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是组织变革的催化剂，还是组织变革的主要推动者。那么，就组织变革理论而言，为什么有些企业发生的是滞后组织变革，而另外一些企业发生的是超前组织变革，企业家在两类变革中分别发挥何种作用？在标准的企业家理论中，企业家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这一观点认为企业家的功能在于创新，是市场均衡的破坏者。这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企业家在破坏均衡——均衡——再破坏均衡的循环中实现了企业的革命突变[15]。另一类是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的模仿型企业家，认为企业家是市场均衡的恢复者。这一观点认为，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人的有限理性，市场经常处于一种不均衡的状态，企业家为了获得租金通过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将市场带回到均衡状态[16]。前者通过创新造势，后者通过模仿用势。

命题5：不同类型的企业家领导企业进行不同类型的组织变革，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进行的是超前组织变革，而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的模仿型企业家进行的是滞后组织变革。

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有能力洞察外部环境中可能给组织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考虑到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变化，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积极、主动地带领企业进行超前组织变革；而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的模仿型企业家缺乏长远的战略观念，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动时，在环境的逼迫下被动进行滞后组织变革。无疑，正是由于熊彼特式企业家在现实中少之又少，所以实践中超前组织变革的现象并不多见。从企业角度来看，超前组织变革给企业带来的好处正是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家价值的体现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进行的超前组织变革对社会的贡献，要比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的模仿型企业家进行的滞后组织变革的小得多。Leibenstein的例子很有道理，如果2%的天才企业家实现了节省25%的生产成本，而98%的平庸企业家仅节省了3%的生产成本，但后者对市场总结果的贡献比前者却要大得多。。

当然，一个组织没有发生超前组织变革，这并不一定是该企业中的企业家没有战略眼光，也可能是实施这种变革的阻力太大。因为，企业家的战略眼光越超前，预期的外部环境和现在的环境状况差异就会越大，如果企业的股东、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员工等还没有看到那么远，则来自于各方面的阻力就会更大，这就需要企业家及时、有效地与其他相关主体沟通组织变革的观念。还有一点须要指出的是，尽管企业家在没有相关主体参与的情况下也能实施强制型变迁，但是新制度经济学原理表明，强制型变迁虽然可以加快组织变革进程，但成功的几率远没有诱致型变迁高。所以，企业家的任务还包括让其他相关主体也积极参与组织变革，这不仅需要前文所提出的有效沟通组织变革理念，还需要建立变革型企业文化，才能标本兼治。

四、组织学习能力和变革型企业文化

前文的分析是建立在组织没有学习能力的假定基础上，如果放松该假定，即把组织的学习能力变量引入模型，那么，组织变革的时点及其利润函数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假定学习能力，记为s，是变革次数t* 此处的t*不同于前文讨论的t，t*是前文中理性企业选择的组织变革时点，在这里它有些类似于组织变革次数的含义。的增且凹函数 本文假定s（t*）是连续且二阶可导。由前文分析可知，由组织变革时点t*构成的函数是一个非连续曲线，为了使用微分方法进行分析，本文假定它是连续的，这个假定不影响本文接下来得出的结论。，即s（t*）/t*≥0；2s（t*）/（t*）2≤0，并假定组织变革成本是学习能力的减且凸函数，即c（s（t*））/s（t*）≤0；2c（s（t*））/s2（t*）≥0。不失一般性，本文假设组织学习能力函数s（t*）=at*，其中，a（a>0）是影响组织学习能力的外生参数，学习能力越强，则a越大，反之，则越小。假设组织变革成本为c（s）=1/s，那么，组织变革成本即为时间的单调减且凸函数因为若c（s（t*））=1/s（t*）=1/at*，则c（s（t*））/t*=-1/2at*t*≤0；2c（s（t*））/（t*）2=1/6a（t*）2t*≥0。。

如果假定在t∈（0，t1*），t∈（t1*，t2*），……，t∈（t（n-1）*，tn*）ti*表示理性企业选择的第i个组织变革时点，其中i=1，2，……，n。各时间段中，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均具有同样的稳定程度，换句话说，企业在选择任意两个不同的变革时点时，其面临的两组惰性和理想利润函数中的r、β1和β2是不变的，只有两组函数中的截距在变化，具体来说，只有理想利润函数πl（t）中的a1（惰性利润函数πd（t）中的a2）在变化。在这一前提下，如果不考虑组织学习能力对变革成本的影响，则任意两个相临变革时点的时间差ti*-t（i-1）*=（c+β1-β2）/γ（i=1，2，……，n）就是一个固定常数。如果认为组织是有学习能力的，并依据前面的学习能力函数选择组织变革时点，则任意两个相临变革时点的时间差就是ti*-t（i-1）*=（1/ati*+β1-β2）/γ（i=1，2，……，n）。

这说明如果组织有学习能力，则相临两个变革时点的时间差就会随着变革次数ti*的增加而缩短。如果更进一步地考虑组织学习能力强弱对这一时间差的影响时，则可发现，组织学习能力越强，即a越大，则相临的两个变革时点的时间差就会越小，反之，则越大。

定义6：变革型企业文化。对于一个有学习能力的组织而言，其面临的组织变革成本函数c（ti*）=1/ati*（其中，i=1，2，……，n），当变革次数趋于无穷次时，组织变革成本就会趋于零，即limti*

SymboleB@ c（ti*）=limti*

SymboleB@ 1/ati*=0，本文把组织在这种状态下具有的特质称为变革型企业文化。

在这种状态下，组织会时刻进行变革，以使其利润将始终处于理想利润函数水平，惰性损失值为零。实际上，变革型企业文化的作用就在于把组织变革类型由命题2的状态向命题1的状态推进，而命题1的状态正是组织惰性损失为零的最优状态。

当然，变革型企业文化只是学习型组织努力追求而实际上难以实现的一种理想状态。前面的分析是假定在学习能力给定的条件下（即a固定不变），组织在变革次数趋于无穷大时所获得的变革型企业文化的特质，而忽略了组织学习能力的强弱（即a变化）对形成变革型企业文化的影响。尽管上述极限趋于零的趋势与a的大小没有关系，但从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如果a越大，上述极限趋于零的速度就会越快；反之，则越慢。

命题6：组织的学习能力越强，就能在越短的时间内形成变革型企业文化。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组织变革的内容至少应有两个层面这里面借鉴拉卡托斯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的硬核和保护带的概念。：硬核层面和保护带层面。文中的硬核主要指企业文化，保护带主要指企业的制度和政策。硬核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它是通过长期不断地调整保护带而缓慢地得到调整，本文中所指的组织变革正是属于保护带的调整过程。本文开始时并没有说明组织变革的核心意图，以及形成组织惰性的核心根源，在这里必须指出，组织变革的核心意图及组织惰性形成的核心根源均为企业文化。在组织变革的开始阶段，主要是由于企业文化这一硬核的桎梏，才使企业形成组织惰性损失，因此，企业通过不断地进行组织变革（即保护带的调整），最终是把桎梏组织发展的企业文化，即旧的硬核，变成变革型企业文化，即新的硬核。

五、结 语

鉴于现有组织变革理论尚缺乏严谨的学理分析，本文使用数理方法建构了组织变革模型，进而将组织变革纳入到缜密的分析轨道中。借鉴该模型本文发现：第一，组织内部变革成本大小、外部环境的稳定性程度，以及企业家的有限理性程度都会对组织变革产生影响。第二，企业家的价值在于引领企业进行组织变革，不过不同类型企业家领导企业进行的组织变革类型也有所不同。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引领企业进行的是超前组织变革，而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的模仿型企业家引领企业进行的滞后组织变革。第三，变革型企业文化的主要作用在于把组织变革路径由命题2的状态转变为命题1的状态，而命题1的状态是组织惰性损失为零的最优状态。变革型企业文化的培育和组织学习能力有关，即组织学习能力越强，变革型的企业文化也就能在越短的时间内形成。第四，在更一般意义上，旧的企业文化使组织变革成为必要，而组织变革又会改变旧的企业文化，如此周而复始的相互影响过程，最终使组织达到具有变革型企业文化特质的理想状态。

前文的这些结论意味着什么呢？第一，由于不同行业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不同，因此，变革对不同行业和企业而言，其意义也不一样。比如，在技术变化一日千里的IT行业，变革是其制胜的唯一法宝，而对于那些外部环境较稳定的行业，变革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不过，WTO规则过渡期已经结束，可以肯定，一些行业的竞争程度会较以前有很大提高，因此，组织变革对企业的重要性也会愈加明显。第二，影响组织变革的力量主要来自企业家对变革自上而下的拉动作用和变革型企业文化对变革自下而上的推动作用。企业家的拉动作用也有所不同，有熊彼特式创新型企业家引领的超前组织变革和柯斯纳、卡森和莱宾斯坦式模仿型企业家引领的滞后组织变革之分。如果在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程度增大时，那么只有熊彼特式的创新型企业家才会取得成功，这意味着当我国很多行业直面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时，我国企业家队伍的素质必须要有所提高。第三，成功的变革还需要企业培育变革型企业文化，而提升组织学习能力是其关键。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在巨变的现代商业环境中，为什么组织把学习作为其根本，甚至有些组织把其追求的目标直接命名为学习型组织。

参考文献：

[1] Rajagopalan， N，Spreitzer，GM Toward a Theory of Strategic Change： A Multi-Lens Perspective and Integrative Framework[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1）： 48-79

[2] Lewin，KGroup Decision and Social Change[A]Maccoby，EE，Newcomb，T M，Hartley，ELReadings in Social Phychology[C]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5819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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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徐国华，张德，赵平管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篇5

1、世界各国中央银行的最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单一制的中央银行制度。

2、目前世界上普遍采用单一制的中央银行制度，我国也是如此。其中较典型的有英国、日本、法国、印度等国家。

3、单一的中央银行制度：是指在一国国内单独设立一家中央银行，行使职能，领导并监督全国金融机构及市场的制度，它也可根据情况设立若干分机构。

（来源：文章屋网 ）

篇6

“我爱我的祖国诗歌朗诵比赛”的大幕，迎合着六月流火的夏之旋律徐徐拉开，跳跃飞扬的音符将缔造今天华彩的乐章。

女：我们相约十月，情系大地，大地飞歌，献给我们的祖国。

男：我们用五千年的古钟，锻造一副铿锵的喉咙。

女：我们用五千年的文化，迸射出华夏儿女的深情。

男：总有一种激情让我们感动，总有一种生活会令我们向往。

女：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奋进，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昂扬。

男： 我爱您祖国，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女：我爱您祖国，这是您的孩子心灵的诉说。

男：拾一块女娲补天遗落的彩石，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

女：折一缕渭城朝雨中的柳丝，挑一盏冰心老人点燃的小桔灯。

男：我们沿着历史长河的故道溯流而上，祖国啊！ 我伟大的祖国，世世代代的华夏儿女用生命捍卫着你的尊严，用血肉之躯构筑你不倒的长城！

篇7

需要说明的是，在十年间进行的四国高中生系列比较研究中，我们发现中国的家庭教育独具特点，喜忧参半。例如，中国的家庭教育更细致，对孩子玩电子游戏和学习等管理较严格，但是在孩子消费方面往往比较放松管理；父母给孩子更多的关爱，为孩子成长付出更多，但是孩子参与家庭事务的机会较少；对孩子的愿望满足较多，孩子对家庭有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但是与孩子沟通交流少；中国父母秉承了更多传统的教育理念，教育孩子勤俭节约，但是对孩子的职业意识培养不足……这些都为我们提升中国家庭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思考背景。为了更好地取长补短，本文暂且不谈中国家庭教育的优点，而是重点分析研究中发现的不足，以期改善中国家庭教育，为中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出谋划策。研究发现，中国高中生的家庭教育存在下面几个不足：

1.中国父母表扬孩子最少。

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既能体现父母的家庭教育观念及家庭教育模式，也直接影响到亲子关系的和谐程度。

四国高中生调查发现，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各国父母都特别高兴，母亲比父亲更高兴（表1）。其中，韩国父亲最高兴，有75.4%的韩国父亲为孩子的好成绩感到高兴，其次是美国父亲（67.7%）、日本父亲（63.1%），最后是中国父亲（57.6%），比其他三国的父亲低7-18个百分点。91.9%的日本母亲当孩子有了好成绩时特别高兴，其次是美国母亲（91.1%）、韩国母亲（89.4%），中国母亲居最后一位（76.4%），比其他三国的母亲低13-25个百分点低。可见，总体来说母亲比父亲更经常地为孩子感到骄傲。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母亲为孩子感到骄傲的比例要比父亲高出20个百分点。四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认为父母为自己的好成绩感到快乐的韩国高中生、日本高中生人数较多，比例较高，而中国父母很少喜形于色。

调查还发现，韩国的父亲们、美国的母亲们经常表扬他们的孩子。据高中生们自我报告，有53.7%的韩国父亲们经常表扬孩子，其次是日本父亲（48.7%）、美国父亲和中国父亲并列第三。另外，美国母亲最愿意表扬自己的孩子（80.4%），其次是韩国母亲（80.1%）、日本母亲（77.8%），中国母亲居末位（65.5%）。从这组数据中也可以看出，中国父母很少表扬孩子。同样，父亲、母亲对比发现，母亲们经常表扬孩子的比例要比父亲们高得多，而父亲们更多时候以威严为主。

表扬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手段之一。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好的行为给与称赞、鼓励、肯定，会给孩子一定的心理满足，成为孩子积极向上的原动力。父母给孩子的肯定、表扬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亲子关系有较大影响。表1中可见，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快乐的感受也较少。其中，美国高中生感觉与父亲在一起最快乐（68.1%），其次是韩国高中生（65.4%）、日本高中生（64.3%）、中国高中生（59.3%），中国高中生比美国高中生低了近9个百分点；和母亲在一起很快乐的比例，韩国高中生最高（91.9%），中国高中生最低（68.7%），相差23个百分点（见表1）。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往往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情绪比较内敛含蓄，因此无论高兴与否，都不会明显表露，较少为孩子感到骄傲和快乐，较少表扬孩子，孩子们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难以感到由衷的快乐。

2.中国妈妈与孩子沟通最少。

亲子间的有效沟通既是青少年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少年成长的重要途径。调查表明，父亲与母亲相比，母亲与孩子沟通、聊天的次数更多。表2可见，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母亲比例高出父亲40-50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家庭教育中，女性在亲子沟通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四国父母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父母和孩子聊天的次数较少（父亲44.8%，母亲74.2%），其中，父亲位居第二，母亲位居第四。和其他三国的母亲相比，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聊天的比例要低10-19个百分点。可见，中国母亲与孩子沟通最少。

产生这样的结果，可能与中国母亲经常与孩子进行“伪沟通”有密切关系。调查中我们发现，约有80%的父母都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沟通，但是只有20%多的孩子认为父母与自己进行过沟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往往是由于父母常常以成绩、考试排名、学校表现等作为沟通内容，甚至以查询、指责、批评为沟通内容，但是孩子不认为这是沟通。因此，虽然中国父母认为自己与孩子进行了很多沟通，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中国高中生的感受并不是如此（见表2）。

或许因为沟通效果并不好，因此中国高中生有烦恼时，也较少找母亲倾诉。表2的数据还显示，当有烦恼时，四国高中生们更愿意找母亲倾诉，但中国高中生找母亲倾诉烦恼的比例最低（72.6%）。与排名第一位的日本母亲（91.2%）相比，低了近19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中国父母缺少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或者没有充分认识到亲子沟通的重要价值。当然，产生这样的结果也许与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中国父母大多为双职工，而日本、韩国很多女性结婚后便做全职家庭主妇，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与孩子沟通较多。

因此，有半数多的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不太理解他们（父亲55.7%，母亲54.6%）。尤其是中国母亲，在这一项上排序第二，虽然比韩国母亲比例低，但是比日本母亲高出5个百分点，比美国母亲高出13个百分点。

3.中国父母对孩子的独立性最不认可。

在对孩子独立性的认可程度上，四国的父亲比母亲更容易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表3的数据显示，和日韩美三国相比，中国父母更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较少把孩子当成大人。其中，日本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高（父亲72.5%，母亲69.4%），四国中位居首位，中国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父亲64.7%，母亲50.7%），在四国中位居末位。

另外，总体来看母亲比父亲管孩子更多一些，父亲往往不太管孩子，更愿意把孩子当作大人看待。这可能是因为与母亲相比，父亲更希望自己的孩子比较独立。同时，因为大多数父亲的工作时间比母亲长，因此对孩子的管理时间比较少。

比较而言，日本的父母不管孩子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而中国父母不太管孩子的比例较低（父亲67.8%，母亲38.0%），排序较靠后，分别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这说明和其他三国相比，中国父母对孩子管理更多（见表3）。

4.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

孩子学会使用零花钱是社会化的重要内容。父母往往是孩子零花钱的主要来源。本次调查发现，对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从来不给零花钱的情况很少，只有2.0%的中

国高中生、3.4%的韩国高中生和13.1%的日本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但是对美国的高中生来说，父母不给零花钱的情况比较普遍，多达42.2%的美国高中生回答父母从不给零花钱。这可能是因为美国高中生大多要通过劳动自己赚取零花钱，因此他们的父母不会主动给孩子零花钱。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普遍。

给零花钱的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图1可见，中国父母给孩子零花钱最随意，孩子需要就给的比例最高（63.1%），在四国中居于首位。定期给的比例为34.9%，而日本、韩国的父母定期给高中生零花钱的比例较高，分别位居第一二位（见图1）。

定期给孩子零花钱，让孩子学会定额消费、理智消费，正是消费教育的重要方法。如果孩子想要就给，过于轻易满足消费需求，看起来是父母疼爱孩子，或者在心理上弥补了没时间陪伴孩子的内疚，但是容易使孩子养成缺乏理财计划、任性、随意的习惯。因此，科学的家庭教养方式是按照孩子的合理需求，定期给孩子零花钱，帮助孩子学会合理开支，长远规划，形成正确的理财观念和消费观念。

5.中国父母最喜欢用金钱奖励好成绩。

各国父母通常也会给孩子一些零花钱对他们表示祝贺或奖励，例如孩子过生日、取得好成绩等。调查发现，父母在孩子过生日时给零花钱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奖励考试取得好成绩。四个国家中，美国父母最喜欢用零花钱对孩子表达生日祝贺（79.7%），其他依次是日本（68.6%）、中国（61.8%）、韩国（59.4%）。用金钱奖励好成绩的做法中，中国父母的比例最高（46.1%），美国、日本、韩国的比例分别为27.9%、25.3%、25.1%；另外，有30.4%的中国高中生因为在比赛或竞赛中表现突出而得到过父母奖励的零花钱，为此得到零花钱的日本、韩国、美国高中生分别为13.8%、11.4%、15.4%（见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中国父母更喜欢奖励孩子的“好成绩”和“突出表现”，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有条件的爱”；而美国父母祝贺的是孩子“本身”，更少受到孩子表现的影响，表现出的是对孩子“无条件的爱”。毋庸置疑，无论是中国父母还是美国父母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但是孩子需要什么样的爱，父母该如何表达对孩子的爱，中、美父母的理解差异较大。有条件的爱容易使高中生形成功利心理，成绩好的时候兴高采烈，成绩不好的时候垂头丧气，甚至对自己失去信心，对亲子关系感到隔阂。用金钱奖励学习，还容易使学生难以形成长久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来源于金钱获得，一旦得到满足便再无兴趣和动力。

6.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指导要求多检查少。

家庭对孩子有意识的消费教育通常包括指导孩子合理规划、量入为出、购物时货比三家、消费后做好记录等。调查发现，61.5%的中国父母经常提醒孩子“什么该买，什么不该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这样做的父母多出约41个、10个和28个百分点。78.5%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自己的花费，比例同样高于韩国（64.3%）、日本（58.9%）和美国（43.0%）的高中生父母；60.6%的中国高中生父母提醒孩子购物要货比三家，高于日本（48.9%）和美国（26.2%）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高中生父母（86.2%）；50.3%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询问孩子零花钱的用途，高于日本（23.7%）和美国（34.6%）高中生父母，但低于韩国父母（59.4%）；另外，21.1%的中国高中生父母要求孩子记录自己每天的花费，也高于日本高中生父母（13.8%），但低于美国（21.7%）和韩国（33.3%）高中生父母（见表4）。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中国的高中生父母比日本和美国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进行了更多的消费教育。从消费指导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父母对于孩子消费前的规划及如何合理消费的指导较多，近八成父母要求孩子合理规划，六成以上的父母提醒孩子合理选择、货比三家，但是中国父母对孩子具体的消费支出的了解并不完全清楚，对孩子应该如何记录和总结自己的消费情况指导较少，只有约一半父母会审查孩子的消费情况，要求孩子记录消费情况的父母仅占两成。

7.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消费需求最纵容。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看重和遵循的消费价值观。各国父母给孩子的消费教育中均提倡勤俭节约。表5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八成（85.7%）的中国父母经常对孩子说要节约，位居四国首位。其他依次是韩国高中生父母（83.4%）、美国高中生父母（79.1%）、日本高中生中父母（48.8%）。但是，与之矛盾的是，中国的高中生父母一方面最重视教育孩子要节约，另一方面又最容易满足、甚至纵容孩子的消费需求。本次调查发现，43.0%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家人都会给买，分别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约27个、16个和23个百分c。另外，有19.3%的中国高中生认为，即使价格贵，但如果周围的同学有，家人也会给买，比日本、韩国和美国的高中生高出5-1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父母在引导孩子合理消费方面存在一些矛盾的教育行为。一方面，父母要求孩子节约，另一方面又对孩子的各种消费需求随意满足，甚至纵容（见表5）。

另外，值得注意到是，消费作为家庭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常常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冲突。在这方面以韩国的高中生最为突出，51.7%的韩国高中生常因花钱太多，受到父母的训斥，经常如此的日本高中生有35.0%，中国高中生有34.6%，美国高中生有21.8%。

8.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朋友最不了解。

调查发现，近七成的高中生父母对孩子的交友情况（69.7%），半数多（55.4%）父母了解孩子在学校里的生活，六成多（61.3%）父母知道孩子的兴趣是什么，七成多（74.4%）父母了解孩子回家以后干什么（见表6）。可见，总体来说父母对高中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还远远不够。交友、生活、兴趣、活动等均是高中生成长的重要方面，只有父母了解孩子才能更好地理解孩子，才能与孩子有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帮助孩子成长（见表6）。

比较而言，中国父母对高中生的交友情况了解最少，比平均值低6个百分点，比其他国家低1～17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虽然父母对孩子在学校的生活、兴趣、课余时间了解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也并非最差，这或许是因为中国父母认为学习、兴趣、课余活动等对高中生的成长更重要。而美国父母了解孩子的比例最高，八成以上了解孩子的交友情况和放学以后干什么。父母了解孩子的生活是家庭养育过程中重要的教养行为，只有了解孩子，才能给他们更多的指导。

家庭中的亲子沟通深刻地影响着未成年人的发展，良好的亲子沟通与学生的社会适应、心理健康、同伴关系及学业成就都有积极的联系。调查发现，中国高中生也和父母聊天最少。其中，82.0%的日本高中生、73.8%的美国高中生、70.1%的韩国高中生表示“经常和父母聊天”，但只有54.8%的中国高中生“经常和父母聊天”。而且，中国高中生觉得烦恼无处诉说的比例在四国中也最高，遇到烦恼时21.0%的中国高中生无人倾诉，韩国、日本、美国高中生分别有19.4%、17.2%、8.4%有此感受。

表7的数据显示，四国高中生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均是同性朋友（中国79.9%、美国69.3%、日本85.1%、韩国82.2%），其他也多以父母、异性朋友、兄弟姐妹为主。但是表7可见，中国高中生更喜欢向网友倾诉，父亲不在前五位之列。事实上，父亲位居第六位（15.8%）。综合这些数据可以发现，尽管在各国高中生中，母亲都不是倾诉烦恼的首选对象，父亲更位居朋友、母亲和兄弟姐妹之后，但是相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更不愿意向母亲和父亲倾诉烦恼。中国高中生跟父母沟通少，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关联，中国人更为含蓄，不鼓励个人表达意见，无论父母还是孩子，都不习惯于相互公开表达内心感受和想法，因此给亲子沟通造成障碍。当然，也可能因为中国父母对孩子了解少，与孩子的沟通不够理想（见表7）。

9.中国父母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

调查发现，多数高中生认为“父母关心我”（92.0%）。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认为父母最关心他们（94.0%），其次美国高中生（93.9%），均高出平均值。韩国高中生（91.7%）和日本高中生（88.4%）认为“父母关心我”的比例低于平均值（表6）；认为父母关心成绩的高中生平均比例为77.8%。比较而言，中国高中生的父母对孩子的成绩关心最多。表8可见，中国父母关心孩子成绩的比例为86.8%，比日本父母高22个百分点，比美国、韩国父母也高出4-6个百分点。虽然中国父母对孩子很关心，但是给孩子的激励却很少。数据显示，只有半数多中国父母会经常表扬或激励孩子（52.0%）。

比平均值低了10个百分点，在四国中位居末位。但是，中国父母经常批评孩子的比例并不高（38.2%），在四国中位居第三，比平均值还低近4个百分点。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感受到父母给孩子的中国式的父母之爱，特别关心孩子，宠溺孩子，但是很少表扬孩子，总是含蓄地爱着孩子，不愿意外露情感（见表8）。

另外，表8中也显示，中国父母关心高中生的成绩最多。86.8%的中国高中生、81.2%的美国高中生、82.8%的韩国高中生觉得“父母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而只有59.1%的日本高中生觉得“父母对我的学习成绩很关心”。父母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全面发展，但由于传统教育文化和观念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着重智力轻德育、重知识轻健康、重学历轻能力的社会倾向，这种社会观念左右着父母的认识，进而影响着未成年人发展权的全面实现。

调查还发现，82.1%的中国高中生表示父母平时最关心自己的学习成绩，位居父母最关心之首，不仅高于对孩子身体健康（79.1%）的关注，更远远高于对孩子生活习惯（49.8%）、交友情况（44.5）和情绪变化（31.9%）的关注。中国父母普遍对孩子抱有较高的学历期望，不仅超出高中生对自己的预期，也与现实可能性严重脱节，调查数据显示，33.8%的中国高中生父母希望孩子具有研究生学历，50.7%希望孩子将来具有本科学历，12.6%希望孩子将来具有大专学历，仅有2.9%希望孩子将来具有高中（含中专、技校、职中）学历。

10.中国父母允许孩子决定升学或前途最少。

父母给孩子支持、鼓励，给孩子独立自主的机会，有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个性品质，能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与发展。表9的数据显示，65.5%的高中生认为“父母允许我自己决定升学或前途”，55.4%认为“父母不干涉我如何安排课余时间”，但是也有半数多认为“父母老干涉我”（54.7%）（见表9）。

比较而言，虽然中国父母总是干涉孩子的比例最低（39.1%），不干涉孩子课余时间的比例也较高（60.2%），但是中国父母允许高中生自己决定升学和前途的比例也最低（43.5%），比平均值低22个百分点，与其他国家相差18-47个百分点。而美国高中生认为 “父母老是干涉我”的比例最高（65.3%），不干涉课余时间的比例最低（45.3%），但是美国父母给孩子决定自己升学和前途的自也最多（90.3%），比中国高47个百分点。这说明，美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r干涉多，但事实上在关系自己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最受尊重；而中国学生虽感觉父母平时干涉最少，但在关系前途的重大问题上，他们的自却最不受尊重。这也是中国式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忽略关乎孩子成长的重大问题，而在细枝末节上表现出父母的溺爱。

高中阶段是开始理性考虑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帮助孩子具备自主发展意识，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能力，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父母在这方面仍需努力。

根据上述一些研究发现，笔者对中国父母提出一些建议，希望能更好地改善中国的家庭教育及亲子关系状况：

1.父母要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拓宽与孩子交流的渠道。

本次调查发现，中国父母与孩子沟通的方式存在一定问题，这也导致了孩子心中有烦恼不愿意找父母倾诉。然而，对于在心理上已经趋于成熟的高中生来说，和父母更好地交流似乎更为重要。因为在青春期里，他们更多地容易受伙伴的影响，他们也会遇到很多人生问题需要有人给予指导。如果交流不畅，不仅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效果，更使得孩子从感情上远离家庭。研究发现，民主型的父母与子女的沟通和交流比较好，在子女需要指导时他们也能及时提供帮助，而专制型的父母往往要求孩子绝对服从自己。生活在民主型家庭中的孩子，对家庭及其成员更亲近，接受父母的指导也会更顺畅。

交流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父母与孩子沟通欠佳，并不是说父母不爱孩子，而是与父母缺乏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技能有密切关系。因此，建议父母们学习沟通技能，做民主型父母，多与孩子沟通交流，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

2.多给孩子鼓励和赞扬，让孩子与家庭成员及家庭环境更亲近。

研究发现，表扬和鼓励最重要的作用是让孩子感到成功和快乐。当孩子能够经常从父母那里获得表扬时，他就会感受到快乐，因此也会更加喜欢家庭生活，与家庭成员情感上更加亲密。同时，经常表扬和鼓励孩子，也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动力，使得孩子有信心、有兴趣去探索新事物。然而本次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父母比较含蓄，当孩子取得好成绩时，父母为他们感到快乐的比例要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同样，中国父母也较少夸赞自己的孩子。因此，中国高中生和父母在一起感到快乐的比例较低。这说明父母给孩子的鼓励和赞扬越多，孩子与家庭越亲近。

家庭教育并不只是纠正孩子的不良行为，更多时候父母应以表扬和称赞为主。常赞扬孩子，鼓励孩子，不仅是教育培养孩子的重要手段，还是父母和孩子交往的重要内容，是增进亲子感情的途径。同时，多给孩子些鼓励和赞扬，还能够促进孩子良好行为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孩子良好的道德规范和自我认识。因此，建议中国父母在家庭教育方面要多给孩子一些正面的情感支持，使孩子与家庭成员之间、家庭环境之间更亲近。这样也有利于收到更好的家庭教育效果。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需要父母不断接受培训和学习，这样才能用科学有效的办法来对待孩子。例如，父母给孩子表扬，不能光靠金钱去刺激，更多地要学会表扬孩子的努力与进步。只有让孩子感受到父母对他的行为从内心认可，他们才会更努力，遇到困难才能有韧性。所以，中国父母要与时俱进，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教育理念和方法，用合理的教育方式对待孩子，与孩子形成和谐的亲子关系。

3.母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平和些理智些，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宜投入些温柔些。

调查发现，母亲们在家庭教育中占据重要席位。四个国家的母亲们对孩子的期望更高，她们比父亲更多地表扬孩子，在家庭中与孩子交流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母亲们通常给孩子的压力也更大一些，对孩子的规定更多，经常爱拿孩子和他人比较。而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则更宽松一些，他们更多地把孩子当成大人看待。这也符合家庭教育中父亲与母亲不同的角色承担。一般情况下，母亲对子女的爱更精细更感性，父亲对子女的爱更粗犷更理性。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爱。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如果母亲的力量过于强大，或者父亲的力量过于薄弱，都不是均衡的家庭教育模式。因为子女在成长的过程中是需要模仿父亲和母亲的行为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只有刚柔相济、张驰结合的家庭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孩子成长，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家庭和谐与社会和谐。因此，建议中国妈妈们的家庭教养方式要更理智一些，平和一些，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自信，少一些压力和唠叨，少一些批评和责备。而父亲的家庭教养方式应该再温柔一些，多给孩子亲情和关注，抽时间多和孩子交流。父亲的责任不仅是将孩子带入社会，还有责任做家庭关系的“剂”。因为母亲往往与孩子的关系过于亲近，过近的距离会给孩子带来压力，也容易产生磨擦。因此，父亲还有责任使孩子的情绪更稳定，并逐渐适应社会。只有形成合力的教育，才能使得孩子的成长空间更宽松健康。

4.减轻家庭教育的压力，适当调整家庭期望值，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调查发现，望子成龙是各国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怜天下父母心，期望值几乎存在于任何一位父母身上，是父母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学识、价值判断对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进行构思、规划、设计和安排。在一个家庭中，父母的期望对孩子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适当的期望会转化为子女的成就动机，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更加努力按照父母的期望去生活。同时，适当的期望也能帮助父母更加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家庭教育问题。

但凡事必有度，如果父母的期望值过高，会给孩子带来较大压力，反而使孩子产生挫败感，使他们对家庭生活和父母之爱缺乏信心及亲近感。无论是父亲或母亲，如果经常给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使孩子即使很努力也难以接近父母要求的目标，他们就会感到自卑和失败。这样的家庭环境不仅给孩子带来压力，还缺少亲和力，使孩子从情感上疏远家庭中的其他成员，甚至产生叛逆心理和行为。

因此，父母对孩子的期望、

为孩子设计的发展目标要考虑孩子的身心特点和自身条件，另一方面，父母对孩子的期望要结合社会需要和可能性。应在家庭教育中适当调整期望值，不要将子女培养的目标定得太高，应该让子女们感到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够实现目标。每一次小的成功都是给孩子增加自信的“加油站”。等孩子对自己充满自信时，再逐步提高标准，这样的家庭教育方式更有效。此外，父母们尤其

注意在言谈举止中不要给孩子增加过大的压力，不能仅仅关注学业而忽视高中生们的心理健康。

5.家庭教育要抓大放小，给孩子更多的信任与放手。

中国父母给孩子很多关爱，对子女的生活管理很细致，但是信任和放手不够，常常习惯性地将高中生当做长不大的孩子，较少认可孩子的独立性，这使孩子少了一片飞翔的天空，少了一个发展的平台。父母对孩子的关爱，也更多看重成绩，忽视孩子的性格与习惯养成，忽视孩子的情绪与心理健康，甚至把家庭变成了第二课堂，把自己变成了第二老师。

篇8

1、阿诗玛是我国云南彝族塑造的艺术形象。

2、阿诗玛，云南省石林彝族自治县地方传统民间文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阿诗玛使用口传诗体语言，讲述或演唱阿诗玛的故事。阿诗玛不屈不挠地同强权势力作斗争的故事，揭示了光明终将代替黑暗、善美终将代替丑恶、自由终将代替压迫与禁锢的人类理想，反映了彝族撒尼人“断得弯不得”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3、《阿诗玛》源远流长。关于《阿诗玛》起源时间，学界看法不一，有研究者认为萌发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封建社会时期，跨越了若千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用撒尼彝语创作并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一代又一代地流传至今。

（来源：文章屋网 ）

篇9

关键字：环境监察执法组织;改革;趋势

中图分类号：TEO8文献标识码： A

引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近几年来，我国处于环境问题较为集中爆发的关键阶段,环境执法组织改革面临新的形势与挑战，而环境监管和执法任务更加的艰巨与繁重,调整原有的组织结构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较为迫切。而组织设置应当充分考虑和组织内外多方面因素的处理影响体现了环境执法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根据我国当前的现状，我们必须科学、合理地推进组织变革与发展。

1．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的基本情况

1.1界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

环境监察执法部门的工作涉及到许多组织及部门，如市民团体组织、工业协会和各级政府等。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执法决策都是该组织能否取得卓越结果的关键因素。因此执法部门要明确相关的各个团体的作用和所承担的权责，这不仅与组织的自身利益有关，还和相关组织及上下级组织的利益有着密切关系，这就要求我国环境执法组织从根本上改善所处的劣势地位，处理、协调好各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更大、更广的范围的视觉来思考和调整组织的设立与改革。从国际情况上看来，环境监察执法的权利正在从分散向相对集中的方向进行发展，这一点，从我国的环境监察局的设立便能看出。与此同时我国的环境监察部门的执法重心正在下移，具体表现在: 执法资源正在由中央向地方下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执法工作所执行的对象主要在组织的末端，这就需要通过地方的执法权力和资源来保障执法体系的有效性。事实上执法过程是选择中央集中还是地方分散都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在实践过程中执法部门大多数根据集中式的方案，采取分散处理的方式，使中央与地方彼此联系共同行动达到所预想的成果。

1.2研究各领域的权责的联合方式。

在国际化的环境管理体系和制度的要求下，许多国家为加强部门间的协调、进行更好的合作都建立了相应的机制和程序并以此为方针来指导日常工作。除此之外，一些国家也建立起跨国界跨地域的环境问题专门协调机制。事实上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的环境监察执法组织在执法工作进行中经常会陷入与其他地方政府部门出现矛盾的尴尬境地，这不但使工作的进度受到干扰和限制，而且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改善执法手段过软，执法力度不严的现状，就要求我国从根本上强化环境监察执法组织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巩固执法组织的权责，并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与体系框架，通过高端的信息技术进行全面的制度、政策学习，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例如将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整合对其工作及所起作用进行分析，并成一个多功能的综合机构，也可以将各个部门集中起来，签订一体化协议，分析并明确各部门的功能，再找一个其他机构进行监督与评估;此外还可以成立一个独立于各部门之外的行政实体或委员会。

1.3发挥其他相关组织的作用。

现如今除了执法者和被管制对象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力量，那就是非政府组织。它在环境的监察与执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成为了环境治理中的重要因素。它既是立法者也是环境执法的监督者。它们可以推动我国所制定的现有环境法的积极发展，也对环境违法者提出诉讼，进行相应的惩罚，有效地促进人们对该法例法条的遵守。就我国来说非政府组织与环境监察执法的联系较少，使其没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再加上有限资源的限制，使执法效果并不明显。但实际上，如果我国建立完善的体系，合理高效的利用公众及非政府组织力量，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使其成为执法过程中重要的支柱，就能改善现状，提高环境执法力度。

2．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的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执法组织是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它的设立与改革必须遵循组织发展的规律，并根据组织结构的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地安排自身工作从而实现更好的价值。其具体组成部分包括环境战略与目标信息技术与劳动性质等。这些部分彼此渗透相互融合共同决定了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的结构。另一方面来说，环境执法组织发挥作用与否取决于自身的建设规模和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达到更好的协调及配合。针对我国的环境监察执法情况分析，因为人力、物力、设备经费等投入的不足，使我国的执法能力受到严重的掣肘。但随着执法组织对各部分的深入了解，我国逐渐建立起了一套相对比较完善的环境监察体系，更加有力的保护环境维护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保障了执法组织的权责。现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污染物排放总量一直没有得到有效地抑制，空气质量也普遍超过标准指标，这些都反映了环境保护议题本身所存在的结构与理论体系之间的问题。这些现象都表明了我国的执法力度已经不能满足正日益暴露的颇具挑战性的问题环境监察部门的规模与工作模式迫切需要加强。

3．我国环境监察执法所遵循的原则

首先着重设备与体制改革的同步进行。因为资源的缺乏资金的短少使部分基层环保机构设置不健全，工作条件较差，缺少必要的监测设备和执法车辆，这些现象都是由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因此，组织设置与体制进行同步改革，能够确保执法相对独立，其次，注重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协调，共同治理。随着我国所涉及的环境执法问题越来越复杂，我们不应该局限于单一的处理模式应从多角度、多方面分析、解决问题。例如，联合各环保部门、环保组织、社会组织等形成统一的认识，改善公众参与行动的渠道，提高各部门的合作力度，充分利用舆论、媒体的力量进行综合的打击。这样不但降低了执法成本，还能把环保落实在个人身上，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环境监察执法组织应该注意职能的整合与流程的改革，合理分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拓宽相关部门的联系渠道，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统一管理，对存在问题、挑衅执法权力的组织、人员予以应的处罚，建立正确、完整的执法方案，使执法资源达到有效的利用，我们还要本着改善业绩，提高执法能力的原则，着重发展、改善人力资源的分配、调度问题，汲取原有的经验，构建新的体系机制，扩展政策，提高执法能力。换句话说我国的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环境执法队伍的建设，实行标准化、规范化的管理焙养一支高效、文明的执法队伍，对相关工作进展进行监督，对各部门的执法业绩进行评估。最后执法部门应该本着服务社会的原则，构建和谐的执法体系。然而目前我国的环境监察执法功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并没有制定一系列体现以预防为目的的制约法例，使执法部门与管理对象之间的合作并不顺利。因此环境监察执法组织应该围绕服务社会大众的理念，从根本着手私合作、改善公众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发挥作用的力量建立高效运转的执法体系。

结束语：

总之，作为一项新型的政府管理职能，环境执法如果要使它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应当需要从相关的体系、权责、操作等方式上入手，综合创新组织设置。因此环境执法组织的改革既要充分考虑环境监察执法组织的特色业务和执法形式，更要将组织的改革、发展与我国的国情和行政管理体制联系起来做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蔡晶晶我国环境监察执法组织的改革趋势探讨阻2009，19.

【2】曼纳波得.范戴克新兴经济中的城市管理.[]J2006，.72.

篇10

1、长鼓舞是瑶族的传统舞。

2、长鼓舞是中国瑶族民间舞蹈。流行于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瑶族聚居地区，多在瑶族传统节日、庆祝丰收、乔迁或是婚礼喜庆的日子表演。

3、瑶族长鼓舞的历史悠久，在瑶族传统的祭盘王仪典中和在一些驱鬼逐邪、治病占卜的巫术活动中常跳此舞。瑶族长鼓舞已经成为群众性文娱活动。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