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的权益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明星　Coogan'Law　判例

一、概述

（一）未成年明星的范围界定

纽约市明星助理协会给明星所下定义为：明星就是通过国内外大量主流媒体以及所获的奖项和取得的成就而受到公众关注的人。

在美国，未成年的年龄界限一般是十八岁。在我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未成年工保护由《未成年工特殊保护规定》专门保护。《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我国年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明星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二）存在问题介绍

未成年人由于其不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在签署娱乐合同方面存在瑕疵；未成年人身体及智力处于发育阶段，须保证其充足的休息及受教育的权利；设立监护制度，监护人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保管及处分未成年明星的财产，但容易出现监护人私自滥用、处分未成年人财产的问题；未成年人的心理发育尚不健全，在混乱复杂的娱乐圈，其面对成名的浮躁、工作的压力等各种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过低，其由明星向普通人生活的心理转化需要引导等问题层出不穷。

二、加利福尼亚州的立法例

笔者将围绕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如何规范未成年明星的契约能力、财产收益的处分、工作条件以及法院监督的程度方面展开讨论。

（一）Coogan'Law和其他规范

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对未成年人作为表演者有诸多规定。为了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初期法律教条”允许未成年明星对其签订的合同随意撤销。加利福尼亚的娱乐产业却找到一种方式回避这种风险：“为反映刚刚兴起的娱乐产业的压力，1927年加利福尼亚的立法机关修改了法律以规范特别是涉及未成年艺人的契约。这项修正案阻止未成年人撤销契约，如果该契约已经得到预先的法院确认”。法院的确认并不能保证该合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更加公平，“娱乐产业，而不是未成年人，是1927年修正案的胜利者……”该法规的问题是，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合同是否需要被确认，并没有提供一种明确可行的标准，也没有足够能保护未成年明星利益的规定。

娱乐法发展的里程碑，在涉及未成年人方面，发生在1939年Jackie　Coogan的案例获得全球性关注的时候。Jackie　Coogan作为一个有名的童星，他的母亲花光了他几乎所有的收入。一及成年，他便将它的父母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其在未成年时期的收入和损失。1939年制定的Coogan'Law赋予加利福尼亚法院基于未成年人的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和监测它们的权利。

笔者认为，Coogan'Law也有其不足。首先，如果一份契约事先得到高等法院的确认，未成年明星撤销合同的权利将会变成空谈。其次，信托只能为那些在法庭干涉之前契约就得以实践的未成年人建立，甚至，“建立信托基金的决定权被留给了法官，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许多涉及本该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合同甚而未被带来在法院面前获得确认”。

（二）判例法

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与Brodel之间的纠纷是Coogan'Law调整下的第一个案例。原被告就此案件的争议为是否“法院批准的协定可以剥夺Brodel的撤销权…仅限于其成年之后，但是不能排除其在成年后的一段合理的时段内的撤销权”。加利福尼亚的最高法院认为Brodel不能够在其成年之后撤销合同的选项部分。尽管Brodel的合同订立于1942年，并且“1947年之前，加利福尼亚州的法律并没有明确授权于最高法院，以便其可以确认赋予雇佣者延长未成年人就业期限的选择权的契约”，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却将1947年后的法律适用于该1942年由未成年人签订的合同。这一法院确认的影响是，取消未成年人成年之后对契约选项部分的撤销权，这实质上与未成年明星的利益是不相符合的。Warner　Brothers的这一案例明确表明了法院更加重视电影制造者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未成年明星的权益。

同时期，华纳兄弟、Loews与Elmes之间的案例纠纷进一步说明了法院对于电影制造者的偏心。这一案例涉及到一个十四岁童星的一年期契约和公司六个独立连续就业选择权。初审法院仅批准了这个一年期的主合同，而将选项留待出现个别问题时再予以批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扭转了审判法院的这一判决，强调要坚持Brodel一案中形成的“法院可以批准附带选项的契约”这一判例原则。这个童星被绑定在这个演艺合同上，他将不得不为此忍受七年，很明显，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个十四岁的孩子的最大利益。

（三）Coogan　Law2000年修正案

在加利福尼亚Coogan　Law的规定下，未成年明星仍然没有追索权来禁止父母拿走本该属于他们的演艺收入，因为“童星们近95%的收入没有得到1939年Coogan　Law的保护”。

2000年1月，加利福尼亚参议员们一致通过参议院法案1162，作为对1939年Coogan　Law的修正案。在处理童星财务问题上，这部新的法律导致了一系列积极的改变，这些改变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法律最终还是开始关注并适用于未成年明星生活的现实变化，并且，可以为其他州寻求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方式提供借鉴。

（四）音乐经理人的例外

Coogan'Law2000年修正案在保护未成年明星权益方面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个问题，“这些法律不适用于儿童音乐剧演员的特定环境和义务”。因为代表童星的多是人而代表儿童音乐人的多为经理人，这就导致了最高法院也不能依据亲属法来确认未成年人与娱乐产业的合同。因为音乐领域的特殊性，导致这个例外不仅仅是加利福尼亚州法律的问题。

综上所述，加利福尼亚州关于未成年明星权利保护的法案随时间推移，已经变的比较完善。其赋予未成年明星一定条件下对已签订契约的撤销权；当未成年明星的父母不为孩子们的利益处分财产时，法律规定设立专门的监护机构，建立信托基金，为未成年明星保管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联邦公平劳动标准法为未成年劳动力提供了一系列保护，也同样适用于未成年明星休息权、受教育权的保护。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条例，规定了包括工作时数、未成年受教育的程度、心理引导及保护方式等。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些法律同样存在执行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法律仍有一些需要进步的空间。譬如，它为未成年明星签订的契约提供一种司法确认，却将这种确认的决定权交由各方自由裁量。为了真正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益，法律应该规定一种强制性确认，以便雇主和父母为自己的私利拒绝提起法院确认的时候，法院可以基于保护未成年明星最大利益的考虑主动进行确认。

三、我国立法现状及完善

（一）我国立法现状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我国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时，我国很多部门法中都设有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条款，譬如笔者提到的《劳动法》中规范未成年人雇用的规则，除年龄界限之外，还规定了工作条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宪法》、《义务教育法》都规定了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及义务；《民法通则》、《合同法》等都有相关条款规定未成年人签订合同的能力及效力。

但是，我国却没有一项类似于美国Coogan　Law一样的专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明星的权利，即便是零星的条款也不多见。这对于我国未成年明星的保护非常不利。

（二）立法完善

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制定，既要防止任何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不法行为发生，救济和恢复已经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和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因此，要做好保护未成年明星的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采取各种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的方法和手段去开展工作和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综上，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我国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

1．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规范未成年明星的权益保护。将未成年明星行为能力、契约能力、财产权、受教育权、休息权等做细致的分析，规定可行的方式，譬如由法院为未成年明星所签契约所作的司法确认，由法院基于未成年人利益建立信托基金并予以监督等等。当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事情，但我们需要朝着这个目标发展，向着正确的方向迈进。

篇2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起诉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　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　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　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　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　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　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转贴于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篇3

    法定人：肖学威，系肖威之父。

    被告：陈红，女，26岁，个体工商户。

    被告：黄先荣，男，3岁，个体工商户，系陈红之丈夫。

    被告：邱平雁，女，34岁，居民。

    被告：文金花，女，30岁，个体工商户。

    被告：谢跃辉，男，33岁，系文金花之丈夫。

    被告：方尧改，男，49岁，农民。

    被告：谢发林，男，46岁，农民。

    1998年元月28日（即农历正月初一）下午，原告肖威与同学王添翼、黄胜一起上街玩耍，三人到被告陈红、黄先荣夫妇经营的"春春商店"购买了一种无商标、无厂家、无警示标志、无产品合格证的鞭炮，其中肖威与王舔翼各买了五个。随后，三人一起到鲤鱼江中医院大门旁边的钓鱼池燃放。当肖威燃放第二个鞭炮时，来不及外扔，鞭炮在手中爆炸，肖威的左手当场被扎伤，五指残缺，裸露掌骨、肌腱，经他人帮忙送鲤鱼江中医院抢救治疗，肖威的左手掌被锯掉，住院15天，花医疗费2708.74元。1998年2月4日，肖威的监护人向资兴市消费者协会投诉，消费者协会会同资兴市技术监督局、鲤鱼江派出所等有关单位，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取证，派出所从"春春商店"查出了同类鞭炮。2月24日，经资兴市人民法院法医学鉴定，肖威左手自腕部确实构成五级伤残。3月2日，消协委托郴州市产品质量检验所对被告陈红、黄先荣店内与致伤鞭炮同类的产品进行检验，结果为该产品系致命不合格产品。而后，经消费者协会主持调解未果，原告遂于1998年3月6日向资兴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销售者陈红、黄先荣赔偿损失8万元。

    被告陈红、黄先荣答辩称：原告称鞭炮是从我店购买的，证据不足，其请求不能采信。被告索赔8万元亦无证据，其受伤是不当使用鞭炮所致，责任应自负。即使致伤要负责任，也应由供货者或生产者负责。请求追加供货者和生产者为当事人。

    追加被告邱平雁答辩称：我既不是销售者，又不是生产者，所造成原告的损失与我无关，况且监护人也有责任。

    追加被告谢跃辉、文金花答辩称：我销给邱平雁是蓼江镇个体业主方尧改和谢发林带来的，方、谢将鞭炮放我店内，被邱拿走部分销售，其余事我一概不知。至于造成原告受伤，应由直接销售者个生产者负责，请求追加生产者为当事人。

    追加被告方尧改答辩称：原告受伤与我无联系，我没有销炮竹给谢跃辉、文金花，况且我家鞭炮生产是祖传的，符合安全标准，从未伤过人，本案责任与我无关。

    追加被告谢发林未答辩。

    审判资兴市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除查明了上事实外，还查明：陈红与黄先荣以及文金花与谢跃辉都是经营杂货店的个体户。1998年元月份，方尧改和谢发林从资兴市蓼江镇拉了几箱鞭炮到鲤鱼江销售。因谢跃辉也是蓼江镇人，且在鲤鱼江经营杂货店，方、谢便与谢跃辉商量好，以0.12元/个、0.06元/个、3.00元/盘等不同价格将拉来的鞭炮销给谢跃辉。邱平雁摆摊经营小百货，经与文金花、谢跃辉商议，从文、谢处拉走该类鞭炮数拾封，约定价格不等。随后，陈红、黄先荣又从邱平雁处购得该鞭炮，其中销给原告五个，导致伤害后果。根据上述事实，该院追加了各追加被告参加诉讼。

    资兴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肖威因鞭炮质量不合格而受伤致残，理应获得赔偿。本案中方尧改、谢发林生产和销售不合格“三无"鞭炮，是导致肖威受伤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陈红、黄先荣在经营当中，将不合格鞭炮直接销给未成年的肖威，在本案中负有一定的责任；文金花、谢跃辉共同经营杂货店，明知所进鞭炮是"三无"产品，仍然经营；邱平雁亦公开销售该不合格的鞭炮，其进货销售是均属违法行为，对本案的发生均负有相应的责任。肖威年仅13岁，是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对伤害后果亦负责有监护责任。原告请求赔偿的损失金额为8万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之规定，该院于1998年6月25日判决如下：原告肖威燃放不合格鞭炮爆炸受伤致残，其医疗费、护理费、残废生活补助费、精神损害费计8万元，由陈红、黄先荣赔偿20％计16000元；邱平雁赔偿15％计12000元；文金花、谢跃辉赔偿15％计12000元；方尧改、谢发林赔偿35％计28000元；原告的监护人负担15％计12000元。被告之间负连带责任。限判决生效后一个月内付清。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评析本案是一起消费者在使用产品过程中，发生爆炸而致消费者人身伤残的损害赔偿案件。该案中鞭炮炸伤原告手的主要原因是鞭炮不符合质量标准，是不合格产品所致。因此，本案应按产品质量责任案件定性和处理。新兴市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等规定，判决生产者和销售者成责任，在适用法律和定性处理上，均比较正确。因为上述法律均规定有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成民事责任。这种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只要产品制造者、销售者不能证明自己制造、销售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就应当对产品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民事责任。因此，法院判令销售者和生产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是对的。该案中，原告起诉时仅起诉了直接销售者陈红、黄先荣夫妇，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因为《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因产品损失缺陷造成人身、他人产损害的，受害人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要求赔偿，也可向产品的销售者要求赔偿，基于受害人和生产者，销售者都具有某种法律关系，受害者有权选择起诉。而在审理过程中，人民法院根据销售者的申请，将中途转销者及鞭炮的生产者追加为本案当事人，也是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是正确的。但在适用法律方面要注意考虑新法优先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优先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这也是一般法律原则。

    在本案的处理中，也有三点值得商榷：（一）当事人陈列问题本案中，法院将陈红、黄先荣夫妇以及谢跃辉、文金花夫妇均列为当事人有点欠妥。上述两对夫妇均系夫妻是事实。但他们经营杂货店，都按照工商登记管理条例申领了营业执照，属于个体工商户，且陈红、黄先荣所经营的杂货店还有字号，即"春春商店".从营业执照上看均书明了负责人或者代表人，对外来讲，个体工商户的行为均应为代表人的行为，包括诉讼行为，而不必因为他们是夫妻，相互之间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列作共同诉讼人。何况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个体工商户也系诉讼主体之列，可以独立列为当事人，参与诉讼。

    （二）原告的监护人监护责任问题该案中，法院因原告系未成年人，而认定其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亦有失偏颇。因为本案是产品质量责任案件，造成原告受伤致残的原因是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的不合格鞭炮所致。只要生产者或销售者不能证明其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合格产品，对产品造成他人的损害即应承担完全责任。本案中，被告生产或销售的鞭炮系"三无"产品，作为危物的鞭炮在销售中应有警示标志，但被告生产、销售的产品却没有警示标志，经产品质量检测机关鉴定，其产品确系致命不合格产品，作为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被告，理所当然的要对其不合格产品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完全责任。原告系限制行为能力人，对无警示标志的危险物品不具备识别能力。在使用中，无法预见到该不合格鞭炮的危险性和重大危害性，从根本上来讲原告作为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并无过错，既然原告无过错，就不应再有其监护人承担监护责任。

    （三）责任分担问题本案中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造成他人损害后果，法院判决他们对受害承担完全赔偿责任，且负连带清偿责任是对的，但对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的责任分担稍欠合理。在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生产者生产不合质量标准的缺陷产品，是对消费者、使用者造成损害的直接的根本原因，它对消费者、使用者的责任是完全责任。而作为销售者，根据《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销售物应当执行进货检查验收，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如警示标识）。此规定对任何销售者来说，是其对于产品质量责任上的义务和保证所销产品符合质量要求的义务。如销售者不执行进货检验制度，明知是"三无"产品而随意调进并销售，明显地违反了社会保障义务，同样产品对消费者、使用者的完全责任。因此两者均应对消费者、使用者负责完全责任。但生产者明知是不合格的危险产品而生产、销售者明知是不合格产品而进货并销售，均存在故意行为，从引起的社会后果来看，其法律责任也是相当的。因此，他们之间应承担同等相应的责任…至于几个销售者之间，均有同样过错，也可在销售者责任范围内同等分责任，而不宜随意确定生产者、销售者适当比例的责任。

    责任编辑按：无论是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还是依据《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因产品质量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该产生的销售者或生产者，都可成为产生质量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人。但同样是依据上述两条规定，法律赋予了受害人请求赔偿的选择权：可以向销售者要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而且依受害人的选择，被选择的销售者或生产者一旦被确定应承担产品质量损害赔偿责任，即为其独立承担的全部责任。法律上这样规定，目的是为了使受害人及时获得有效的赔偿，不至于在确定生产者或是销售者有责任，生产者与销售者之间应如何分配责任上拖延时间而影响了对受害人的及时补救。因此，这样的规定，在实体上决定了法院应依受害人的选择确定赔偿主体，进而确定该赔偿主体的责任有无及有责任情况下的独立的全部赔偿责任，而不应当考虑被诉主体以外的生产者或销售者是否也应当成为责任主体并确定其责任分配比例，进而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连带责任关系。在程序上，法院对受害人未要求追加的生产者或销售者，不能依职权追加，也不能依被告的请求追加被告，因为被告请求追加生产或销售者作为被告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推托自己的责任或结果自己与被请求追加的一方的法律关系，这是与立法设计不相符的。同时，依上述立法目的和设计，受害人如同时起诉销售者和生产者，法院则应依法律规定的规则原则确定销售者和生产者都是独立对原告承担全部责任的责任主体，并为保证原告及时获得有效赔偿而确定销售者和生产者相互之间应负连带责任，但并不解决承担了连带责任的如何向未承担连带责任的一方追偿的问题，更不能离开原告之诉去确定销售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责任分配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