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渊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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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239-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际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分支部门，在发挥其维护国际秩序、协调国家间关系和保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方面正逐渐显出它的强大力量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1国际法渊源内涵
同样在国际法领域，渊源的定义在不同时代也是不尽相同的。第八版《奥本海国际法》中，奥本海将国际法渊源比作水的渊源;而在第九版中，他又将此定义为:“行为规则得以产生并取得效力的历史事实。”中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鲤生先生认为它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的规范第一次出现的处所”。
而现阶段，国际法渊源的定义也有了较大的变化。英国的布朗利先生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存在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分:前者是为了制定具有一般适用性并对特定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的那些程序和方式;后者为规则的存在提供依据，即一旦被证实，就具有一般适用的法律约束力规则的地位。
法律约束联合王国人民那样的方式来一般地约束各国的这种性质。因而布朗利先生认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不存在的，更难以维持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的区别。而王铁崖先生对此也表示出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国际社会中没有造法的宪法机构，因此，国际法不可能有所谓的‘形式渊源’”。这些观点基本上都否定了形式渊源的第二种理解。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渊源是特殊的，它本身不具有统一的宪法及立法机构。国际法的制定在某种程度上不像传统的国内立法，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以某种国际法的法律表现的形式存在为依据，主要起到一定证明作用的法律渊源，而无论这种证明是历史的证明，还是法律的证明。
2国际法渊源的外延
在前文,我们已提到国际法渊源的外延非常广泛,至少包括:道德规范、正义观念、法理或国际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准条约(软法)、法律解释、司法判例、国际习惯等。这里将其中争议较大、易混淆的三种(司法判例、权威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国际法渊源挑选出来,做一简单说明。对于司法判例,《国际法院规约》第59条已明确规定:“法院裁判除对当事国及本案外无拘束力”;这样的规定就排除了英美普通法的“依循判例”,法院判决只对案件当事国和本案有拘束力,而对于后来发生的案件没有拘束力,从而使法院没有在英美普通法中创设法律的功能,所以判例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但国际法院或国际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中适用国际法时,总会对国际法律原则、规则、原理进行论述,这些论述常常会被援引,并且在一般国际实践中也得到尊重,也有可能发展为一般法律原则、规则,因此判例是国际法的重要渊源。
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也应为国际法渊源,但很多人持不同看法。《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没有提到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决议可以作为确立法律原则之补充资料,这可能与当时国际组织的作用还没有现在重要有关。但是,国际组织本身是独立的国际人格者,其做出的决议属于单方面的行为,一般无法律约束力,不是国际法的表现形式。虽然它们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它们对国际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不仅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有贡献,有的还成为缔结条约的基础。因此,它们是重要的国际法渊源。
3国际法因素
国际法因素是指不能单独成为国际法渊源，但却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具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成分或因素。它的特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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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法;渊源;条约;国际习惯;国际组织决议;亚国家行动者
国际法的渊源问题是国际法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之一,也是国际法学中观点学说最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理论问题之一,很有必要在诸多的项目类别的问题上加以厘清。
一、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
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定义,王铁崖认为是“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地方。”又说:“法律渊源,是指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第一次出现的地方。”周鲠生说:“所谓国际法的渊源可以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国际法作为有效的法律规范所以形成的方式或程序;其他是指国际法第一次出现的处所。从法律的观点说,前一意义的渊源才是国际法的渊源;后一意义的渊源只能说是国际法的历史渊源。”梁西教授、邵沙平教授也支持这一观点。李浩培说:“国际法渊源区分为实质渊源和形式渊源。国际法的实质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产生过程中影响这些规则的内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识、正义观念、连带关系、社会舆论及阶级关系等。国际法的形式渊源是指国际法规则由此产生或出现的一些外部形式或程序,如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学者所着重研究的主要是国际法的形式渊源,因为只有研究这种渊源才能辨别一个规则是否是国际法规则。”邵津的定义是:“从国际法看,渊源是指有效的国际法规范产生或形成的过程、程序,或这些规范表现的形式。”赵建文和刘健等学者的国际法着作也有类似定义。
英国国际法学家斯塔克说:“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可定义为国际法律工作者在确定对特定情况的适用规则时所依据的实际材料。”前苏联国际法学家伊格纳钦科·奥斯塔频科说:“在法学中,所谓法的渊源是指那些表现、固定法律规范的外表形式……国际法的渊源乃是协调国家(以及其他主体)达成的协议固定下来的形式。”韩国国际法学家柳炳华说:“国际法渊源是指具体国际法规的现实存在的形态。”
《奥本海国际法》说:“法律规则的‘渊源’这一概念是重要的。因为它能使法律规则与其他规则相区别(特别是与应有规则),而且也涉及确立新的行为规则的法律效力和变更现行规则的方式……法律规则的渊源可在它最初可以被识别为法律效力的行为规则并从而产生法律有效性的过程中找到……我们还要指出国际法的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之间的区别。前者——在这里与我们更为有关——是法律规则产生其有效性的原因。而后者则表明该规则的实质内容的出处。”
从以上关于国际法的渊源以及法的渊源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国际)法的渊源”一词至少包含了“过程”、“程序”、“出处”和“形式”这么几个要素,但是“(法的)形式(一说形式渊源)”在其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体现了它(们)是法,而不是其他。正如庞德所说:“所谓法律形式,是指这样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法律规则得到了最权威的表述。”在国际法渊源中,最具有“法的形式”特征的毫无疑问是条约和国际习惯。国际社会没有超国家的机构来颁布法律和法令,国际法主要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议来制定和认可。条约是国家之间的明示协议,根据“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条约对当事国具有拘束力;且因为条约的难以数计、它的肯定性和明确性,使其成为国际法的最主要的渊源。国际习惯是国际交往中,各国重复一致的并自觉受其约束的惯例行为,具有规则的特征。国际习惯在国际法学中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直以来都有对“法律渊源”或“国际法的渊源”的概念加以废弃的观点和做法。例如较早的奥康奈尔、博斯和凯尔森。奥康奈尔(O’Connell)认为,“国际法渊源的概念是不明确的。传统上,国际法的渊源有五种:习惯、条约、司法判决、学者学说和一般法律原则。但是,这五种都不是创造法律的方法,因而都不是国际法的渊源,而把它们联合在一起,作为国际法的渊源,有使国际法的性质含糊不清的倾向。”博斯(Bos)也认为。“渊源”一词根本不适合于法律领域。而应当彻底加以消除。而以“公认的法律表现”(recognized manifestation of law)取而代之。按照凯尔森的说法,“法律的渊源这一用语的模糊不明似乎无甚用处。人们应当采用—个明确的并直接说明人们心里所想的现象的说法以代替这一会使人误解的比喻语。”在有关的法理学着作中,已没有“法律渊源”的名目,而代之以“法的形式”。因为“渊源指根源、来源、源流的意思,将法和渊源联用,其含义是指法的根源、来源、源流。这同法的形式是两回事。”
但是正如王铁崖所说:“国际法的渊源还是—个有用的概念……这个概念指明国际法的存在。或者作为一些原则、规则或制度成为国际法的途径,是多数学者所采取的”。我们支持王铁崖教授关于国际法渊源有用的观点,特别是在国际法学中。在庞德法理学中,法律渊源是指形成法律规则内容的因素,即发展和制定那些规则的力量。作为背后由立法和执法机构赋予国家权力的某种东西,包括了惯例、宗教信仰、道德和哲学的观点、判决、科学探讨和立法,而法律形式是使法律规则得到最权威表述的某种东西,包括立法、判例法和教科书法。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渊源和法律形式在法理学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且法律渊源是包含法律形式的。从《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国际法院适用的法来看,不仅有国际法形式的条约和国际习惯,而且有司法判决和公法家学说的“证明材料”,而一般国际法学界都把该条款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达,因此,国际法渊源的概念仅作国际法形式的狭义理解是不够的,而应作广义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法的渊源作此广义理解的话,那么国际法的渊源就包含了条约、国际习惯、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和公法家学说、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其中具有很明显的法的形式特征的是条约和国际习惯,它们是离国际法最近的渊源;平时我们称之为“辅助渊源”或说“渊源的证明材料”的司法判例和公法家学说,实际上也是国际法的渊源,只不过它们是离国际法较远的渊源。在英美的普通法系,司法判例本来就是法院所援引判案的依据;公法家学说虽然不是直接的“规则”,但是有时也具备“规则”的雏形,比如格老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就影响了几代国际法学者和法官们。鉴于国际法渊源问题上仍然存有概念、分类等方面的繁杂,笔者建议把直接表现国际法渊源的条约、习惯等法律形式列为国际法的直接渊源,而把离国际 法较远特征的渊源,如公法家学说、司法判例等列为国际法的间接渊源。
二、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组织决议能否构成国际法渊源中的“法的形式”的特征?
国际法学界一般把《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中国际法院适用的法作为国际法渊源的权威表达。它的表述
“法院的对于陈述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
(子)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
(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
(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国家所承认者;
(卯)在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
它把条约、国际习惯和一般法律原则依次列在前三位,其它则为“辅助资料”,其地位的顺序不言自明。目前三项列在同一类:“为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似乎也具有国际法形式的特征。而按王秋玲对国际法(表现)形式的定义,它是指“按一定程序将各国的协调意志确定为对国际法主体具有拘束力的各种国际法原则、制度、规则的载体。”因此如果说“文明各国所承认的”。则也具备“协调意志”(依奥本海国际法是“共同同意”)“遵守”、“规则”的国际法的特征,所以也应属于国际法形式的范畴。一般法律原则,如果本身就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如民族自决原则,是各国应该遵守的。当然是国际法的形式。“这些法律原则至少是与条约和习惯国际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即便是国内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如时效、禁止反言、责任与赔偿等,只要是经各国所承认的,便具有“合意”或说“协议”——须遵守的特征,则也应属于国际法的范畴,因为是各国所同意的,不管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是“文明各国所承认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以作为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或说是国际法的形式。
国际组织的决议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已经成为普遍共识。国际组织的决议,分为内部决议和外部决议。内部决议一般管理国际组织机构内部行政、财务、人事等事务方面,只在预算、议事规则等很少方面对成员国有拘束力。外部决议是扩展到组织本身之外的决议或规则,包括建议、宣言、编纂的公约草案和拘束性决定。拘束性决定,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作出的决议,是可以对成员国产生法律拘束力的。但是前三项,就其本身来说,对成员国是没有法律拘束力的,只能说会产生—定的法律效力,但是也要经过一定的过程、途径或程序。因此国际组织的决议应该不是国际法的直接渊源,不能称之为国际法的形式,但是可以作为国际法的次要渊源。正如德国法学家魏智通所说:“由于联合国大会缺少相应的权限。第11—14条规定大会原则上只能作出推荐,加之习惯法上还缺少相应的变迁,所以应当否认大会的决议属于正面的国际法渊源的观点……但是它可以是确定法律意见的辅助手段。”布朗利也说:“一般说来。(组织)决议对成员国不具有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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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间以来，法律的渊源被认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些人认为立法者是法的渊源，这是考虑到立法者是制定具体法律的实际操作者。有人认为应该从赋予约束力的角度来分析法的价值渊源，并认为法的价值渊源是法的渊源。自然法学家认为的上帝法、理性、正义是法的渊源，而实在法学家认为法律秩序内的法规以价值的根本规范是其法的渊源。
二、重温《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
学者普遍认为《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是对国际法渊源的一种完整陈述。笔者在此引用《奥本海国际法》对国际法渊源的定义：奥本海教授认为国际法渊源应该分为形式渊源和实质渊源两类。形式渊源是指法律规则产生其有效性的渊源，即是什么使法律规则有约束力。实质渊源是指该规则实质内容的出处，而一般讨论的国际法渊源主要是指国际法的形式渊源。
1.不论普遍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这里的关键词是：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国际公约、条约)条约是对国际习惯加以解说和适用，习惯是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是法律规则形成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旦经过法律确念就会具有普遍的约束性，即成为条约。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后简称《公约》)为例，《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被称为是条约法的法典。作为专门处理条约法问题的问题的国际法公约，它被称为是成功的国际法编纂和良好的条约法典。《公约》不仅仅汇编了当时的国际习惯法规则，同时结合当下的国际现状对条约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逐步登上国际舞台，公约加入了新型独立国家的观点。并且确定和重新确认了包括条约必须遵守原则等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重要的的是《联合国》。已经成为现今国际社会基本法律文件。为世界和平稳定，地区争端解决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法。
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这里的关键词是International custom(国际习惯)国际习惯是国际法最古老和原始的渊源。国际习惯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等方面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惯例没有普遍约束力，只有当双方或多方共同约定之下才有约束力。以国际商法为例，国际商法是商人习惯法与时代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商人习惯法。这种商人习惯法不已国家为界限，国与国之间趋于同化，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游刃有余。施米托夫认为国际商法有两个分支：一个为国际贸易法，另一个是国际公司法。笔者在此以国际贸易法中的WTO法为例，分析习惯作为法律渊源的作用。时至今日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发展，WTO法是当今世界调整国家间贸易关系最重要的法律规则。在对WTO法的运用过程中，其技术性强的特点显现的十分充分。明显的技术性要求WTO法需要形成一个系统的、程序性的流程。这个流程是年复一年商人在买卖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形成一系列的商业惯例。WTO法就是通过对这些商业惯例的总结升华并且进行法律化从而形成法律规则，从而成为一种习惯。
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这里的关键词是thegeneral principles of law(一般法律原则)一般法律原则是不同于条约和习惯的，他不是国际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能主观的认为他就是辅助渊源。一般法律原则的产生不是在国际活动交往中，而是产生于各国国内生产生活实践中。他不是认为制定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在人脑海中的道德评价尺度。而国际法原则是根源于国内法的一般原则，是各国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共同道德标准例如善意原则，从而形成了国际法一般原则。
4.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这里的关键词是judicialdecisions and the teaching(司法判例)国际法渊源的辅助和间接渊源种类繁多，并不是每一种都可以作为国际法的渊源。能作为辅助资料的学说大多为法庭判决、学者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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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和其他国际法的所有原则、规则与制度一样，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整个国际法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完善的。哲学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一、诚信对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发展
“诚信”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法律概念、术语、原则或规则，通常与“善意交替使用。一般认为，虽然诚信概念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的最初时期，其最直接的起源是罗马法。所谓“诚信”，就是法律主体或法律行为者以忠实于自己的目标的方式遵守承诺并为实现其达成的目标真诚和有效地开展工作。如今，诚信原则在世界上所有法律体系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欧洲大陆法系或者英美普通法系，还是社会主义法系，都以诚信作为基本的法律理念和原则。诚信原则适用的普遍性在于，它不仅是各国国内法和区域法的基础，而且构成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的核心。诚信原则适用的广泛性在于，它不仅适用于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领域，而且同样也适用于宪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虽然诚信原则在欧美学者的国际法著作、教材或论文中已有比较广泛的论述和传播，但是在中国的国际法学界则缺少系统的阐释。
在今天和未来国家间相互依存、彼此合作不断加强和全球化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国际大环境下，主权国家推行诚信建设的战略和举措必须与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相适应。只有这样主权国家的诚信建设才能与不断提升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之战略相匹配。这是因为，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相互的诚信至关重要。诚信是维持正常国际秩序和构建和谐世界的根本所在，是国际稳定的可靠保障。联合国国际法院前院长贝贾维法官曾指出，诚信能使一国预料其伙伴的行为举止，国家遵守诚信就是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合法期待。
(一)诚信是一项一般法律原则
诚信作为一项一般法律原则，它起源于国内法，其适用由来已久且适用领域广泛。各国实践表明，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已经突破了商法、民法等私法领域，如今在公法领域也有较普遍的适用。诚信原则是世界上各大主要法系共有的一般法律原则。诚信原则之所以构成一般法律原则，既适用于国内法，又适用于国际法，其根本原因在于，诚信亦如正义、公平一样体现的是法的本质、精髓和基本价值。诚信原则作为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其主要功能是解释习惯国际法规则和条约条款，并在国际法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正如国内民法学家王利明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终维持公平正义”。这一精辟的论断同样适用于国际法。
(二)诚信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诚信作为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由来已久。被公认为国际法鼻祖的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就明确断定，“诚信应得到遵守不仅仅是其他原因，还有为了和平的希望不至于泡汤。”联合国的一系列文件对诚信的反复重申同样应被视为已确认诚信为习惯国际法规则。诚然，并非所有的国际法律文件均明确规定了诚信原则，甚至更多的公约并未对诚信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并不影响国际法律界认可这些公约的解释和义务的履行应遵行诚信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
二、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内涵
诚信构成国际法基本原则，作为国际法各领域早已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的普遍共识。如果没有此项基本原则，整个国际法可能就将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首先，诚信之以所构成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国际关系的特点所决定的。国际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横向关系的社会，尽管在特定的区域社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纵向权力结构或超国家因素的治理结构(如欧盟)。但在这个平行的社会结构中，国家作为主要的行为主体，彼此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相互无管辖权。一个国家的独立和管辖权要获得他国或整个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除了自身具备国家的四个客观要素(即确定的领土、定居的居民、政权组织和主权)之外，其政权必须在国内取信于民，即政权具有合法性和体现民意。在国际上，也要取信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社会，做到国际诚信。国际诚信不仅需要国家靠自身的合法性和良好的国际形象或声誉取信于其他国家，同时也需要其他国家真诚地表示承认该国家实体存在的合法性并愿意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和其他正常的关系。
其次，诚信是国际交往与合作的基础。在当代外交活动中，“建立信任机制”、“增进信任”和“建立互信”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呼声。在当代国际社会，不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有何差异，真诚地开展合作不仅是各国的国际法义务，而且在各国治理和全球治理中必不可少，势在必行。
最后，诚信符合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构成要件。国际法学者对于国际法基本原则概念的表述和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尽管大都认可国际法体系中有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之分。例如，著名的英国国际法学家布朗使用的则是“国际法一般原则”概念，“是指习惯法规则、第38条第1款第3项(意指《国际法院规约》)中的一般法律原则或者是在现行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类推基础上通过司法推理得出的逻辑判断。”
在现代和当代国际法中，条约是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国际法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确立也主要通过条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在国际法体系中，条约法居于基础与核心地位，而诚信原则又始终贯穿于一项条约的始终，尤其体现在条约的谈判、解释和实施等基本环节之中。国际法上的诚信原则既可以是特定法律部门的具体规则，同时又具有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各项基本特征。它不仅具有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抽象性，而且在法律效力上具有上位法的至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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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能源法；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2）01-0033-05
能源被喻为“现代经济的血液”，它是国家安全、经济繁荣和全球稳定的基础。随着时代的发展，能源问题呈现国际化趋势，能源发展已经成为国际最重要的议题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对于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能源事件（如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俄罗斯与乌克兰天然气争端，尼日利亚国内局势紧张等）触动了世界能源安全的敏感神经。国际社会对能源问题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国家间能源外交与能源对话日渐频繁，构建和谐国际能源秩序的意识已强于以往任何时候。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能源法应运而生，它是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变革与博弈的产物，是国际法发展的新突破。国际能源法，是指国际社会调整有关能源活动及其关系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包括能源的勘探、开发、生产、运输、贸易、储备以及利用等一系列的国际法规则。它将国际法的一般原则适用于国际能源领域，并通过创立、维持或认可其主体之间在利用、保护和改善能源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实现其对国际能源关系的调整。20世纪70年代，著名国际法学者斯塔克就曾说过：“未来国际经济法的一个重要分支将由规范和指导分享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的规则所组成”。就目前而言，与其他传统国际法分支相比，国际能源法的理论根基尚未牢固，理论体系尚不完整，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发展，制度实践也在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当前，国际能源法的规则形成和发展明显加快，在理念融合、立法状况、主体表现等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一、国际能源法的发展势不可挡
“世界经济是全球的，但世界政治却是国家的，这就是全球治理的两难困境”。在能源领域，这一困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能源早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甚至一个区域的经济问题，而是带有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军事问题，它关系各国的经济命脉和民生大计，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一方面，全球化的能源市场需要全球化的能源合作以及能源规则与秩序；另一方面，能源又是系“战略资源、领土、国家安全”于一身的国家高级政治的重要内容，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之下，各国往往对于建设全球性能源规则谨慎有加。此外，经济与环境的矛盾也是各国进行能源合作的羁绊之一。当前，能源谋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已经成为世界共识。在能源开发与利用中，我们必须考虑能源对气候与环境的影响，并进行妥协与协调。但是，各国也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能源是现代经济的“推动器”，要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必须以现实的经济“牺牲”为代价，这是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原因，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也是哥本哈根会议黯然闭幕的原因。这些困境是国际能源法发展的最大困境，制约着国际能源法的发展。但是，无论何种“困境”也无法真正阻挡住国际能源法前行的步伐。全球对于能源秩序、能源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是“刚性”的，是不可回避的。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离开了能源和能源的国际合作将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一意义上而言，国际能源法可谓是人类的生存之法。因此，即使国际法中的某些法律因为文明的发展而衰退甚至消失（例如战争法），国际能源法也只会越来越发展与完善。
二、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能源法的核心理念之一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形成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最初源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李嘉图、马尔萨斯、穆勒等在其著作中对人类消费的物质限制所作出的反思，他们都认识到了一个问题——人类的经济活动存在生态边界。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全球环境问题（如臭氧、全球变暖和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的渐渐浮现与加剧以及“能源危机”的冲击，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渐渐形成。发展至今，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至少应包含六个方面：一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应在自然与生态的承载力范围之内，即在“保护自然资源的质量和其所提供的服务下，使经济发展的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二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自然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之间的平衡”，使人类的发展与地球承载能力平衡，使人类生存环境得以持续。三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它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改善，即“资源在当代人群之间以及与未来人群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四是回归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也是对主体性原则的否定，人类只能放弃对自然界的改造和控制，回归自然而成为“自然界普通的一员”，才能实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五是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整体系统在内的，以全面、协调、持续性发展为宗旨的新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六是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是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方面，能源一直是可持续发展不可回避的议题，实现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题中之意，也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和重要环节。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不仅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首次在国际性文件中提出能源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意义。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间接涉及能源和气候的关系问题，承认现行的化石燃料循环对人类健康与环境具有长期的危险后果。2002年9月，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围绕饮水、能源、健康、农业和生物多样性问题（WEHAB）进行专题讨论，其中就包括了如何在能源问题上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次会议还形成了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的最后文本，明确规定了《21世纪议程》遗漏的能源建议。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加拿大和俄罗斯决定批准《京都议定书》。2011年7月，在澳大利亚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能源、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会议”全程围绕全球能源和资源供需形势、解决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创新思路、增长与可持续等问题进行探讨。另一方面，可持续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也一直在不断地影响着国际能源领域。可以发现，几乎所有国际能源组织的法律文件以及各个国家能源立法中都明确体现了这一理念。例如，从国际能源署（IEA）的文件和举措来看，协调能源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其工作的核心要务之一。又如，世界能源大会（WEC）作为全球能源界讨论能源工业发展的最主要会议。2004年召开的第WEC以“实现可持续性：能源工业的机会与挑战”为中心议题；2007年召开的第二十届WEE围绕“在相互依存世界中的未来能源”这一主题，就能源供应安全、能源利用效率与环境保护、能源供求关系等问题进行专题研讨；2010年召开的第二十一届WEC的主题为“立即行动以应对挑战——能源转型创造宜居星球”。近年来，几乎每次世界能源大会的议题都合乎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成为了推动国际能源法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如今已成为国际能源法的核心理念之一。
三、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的融合趋势明显
能源的利用对环境影响巨大，全球气候变暖、生态恶化、核电站辐射、海洋油污、酸雨等环境问题都与能源利用有着密切的联系。能源与环境是当今世界国际社会关注的共同焦点。人们在探讨能源问题时往往涉及环境的内容，在探讨环境问题时也总是无法避免与能源相关的内容。这一特点也充分体现在国际能源法的发展中——国际能源法的立法制度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国际环境法的内容。
澳大利亚著名的能源法教授Bradbrook曾说过：传统上，环境法关注的是能源使用的负面影响，但是却极大地忽略了能源本身。也就是说，法律关注的是环境污染的后果而忽视了环境污染的成因。在国际法领域，能源与环境的结合大概肇始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大会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为核心展开探讨，最终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有其后的《京都议定书》、《沉船污染防治公约》、《远距离跨国界空气污染公约》等各种国际法律文件，都体现了对环境与能源的联动考量。而最具有代表性的则是国际能源立法中的《能源条约》（ECT）。ECT是国际能源立法领域极为重要的一个多边国际条约，是第一个或许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将环境规范订入其中的多边法律文件，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在国际能源法的向度上思考和处理全球环境问题。ECT的环境规则主要表现在ECT第十九条，该条是关于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条款。它规定：“为追求可持续发展并考虑已签署的环境方面的国际条约义务，每个缔约方应努力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减少其境内能源活动周期的所有活动对其境内外环境产生的有害影响”。为此，各国应“努力采取预防性措施以防止或降低环境损害”。在合理考虑公共利益而且不破坏能源周期内的投资与贸易活动的基础上，污染者“应原则上承担污染的成本”。该条还规定了专门的环境争端解决机制，即在“没有其他合适的国际法庭时，由能源大会谋求解决”。ECT所制定的环境规则对国际能源法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反映出了国际能源法与国际环境法在立法上的一体化趋势。
四、国际能源组织推动国际能源法的加速发展
国际组织在国际能源法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推动力伴随着国际能源法的迅速发展，呈现越来越明显的态势。在国际能源法的发展中，国际组织起到了一个“中心”、“向导”和“媒介”的作用。首先，通过国际能源领域发展宗旨、理念及目标的确定，引导全球能源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可持续发展理念、能源市场稳定供给目标等。其次，通过大量法律文件及决议，制定国际能源活动的基本规则，丰富国际能源法的内容，如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的《国际原子能规约》、国际能源署通过的《国际能源纲领协议》与国际新能源机构通过的《国际新能源机构规约》等，国际能源组织法律框架的构建，直接带动了国际能源法律体系的构建。再次，通过对成员国的统一要求（如国际能源机构要求各成员国保持不低于其90天石油进口量的石油存量），为国际能源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各国能源立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板，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能源法的统一。最后，为各国提供了一个交流、协商和对话的场所，推动国际能源活动中各种分歧和争端的合理解决。
不可回避的是，国际能源组织的发展仍然是滞后的，其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许多能源组织在进行国际合作的时候，往往只从自己成员的利益出发，不肯妥协和让步，这种利益的对决充分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谈判中，哥本哈根会议的失败就是对其最好的注解。除此以外，国际能源组织的滞后还表现在“区域性”能源组织架构不完善与“全球性”能源组织的缺失两个方面。“区域性”能源组织代表的是特定的利益集团，其组织宗旨大多以集团利益为先导，例如OPEC代表了石油输出国的利益，IEA则倾向于石油消费国的利益。这些组织虽然在表象上形成了利益集团的对抗，但实际上是给了各个利益集团一个洽谈和协商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能有效促进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然而，当前“区域性”能源组织并不完善，这种缺失突出表现在缺少一个合适的能源组织来代表发展中国家等特定能源利益群体的能源利益。虽然能源问题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上至今没有一个全球性的能源组织，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能源合作规则。目前，无论是“全球性”能源合作组织还是“区域性”合作组织，都无法满足世界能源合作的需求。当然，这些缺憾正是当前国际能源组织发展的目标和趋势。
五、国际能源公司等非国家实体成为促进国际能源法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
篇6
一、全球淡水资源现状
（一）地球水资源的概况
水乃生命之源，安全的淡水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基本要素。所有的生命都依赖于水，有水地球上的万物才得以生存、生长。据统计地球表面2/3被水覆盖，其中咸水占97.47%淡水仅占2.53%.冰川、积雪的淡水难以利用却占淡水总量的87%，而可利用的淡水少之又少主要是分布于地球深部的淡地下水和河流、湖泊、大气水，这些淡水仅占0.26%且最活跃更新最快。如果说缺少石油和其他燃料，我们可以用其他能源来替代，那么，如果没有洁净的淡水，没有干净的可饮用水，我们的未来将会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未来。国际自然及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孟加拉代表爱农。尼沙特在研讨会上说：“如果将世界上所有的水比喻为盛在一加仑罐子里的水，可供人使用的淡水量只相当于一汤匙——大约是总量的0.75%.”在21世纪的开端，地球上有10多亿人根本喝不上干净的水。大约24亿人得不到足够的可饮用水，每年大约还有340万人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有关专业人士预言：人类面临的下一个生态危机将是淡水资源短缺！
（二）地球上的淡水资源分配极不均衡
联合国和斯德歌摩环境研究所报告1995年世界1/5的人得不到洁净的水。2025年面临缺水困境的人将增至2/3，2050年世界1/3的人得不到洁净水。有些地区大水泛滥，而有的地区却因干旱而导致居民死亡——或者沦落成难民而举家迁移。加拿大有着与中国同样多的水资源，然而加拿大的人口只有中国的2.5%，人均淡水量远高于中国。中国淡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人均资源量居世界82位，不到世界水平的1/3.在干燥的博茨瓦纳，水是如此宝贵以至于用“雨水（Pula）”命名自已的货币。
二、水资源短缺的原因
水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在自然原因中水资源全球分布的及不均匀，气候变暖改变区域降水的蒸发格局造成了大气环流失衡，使区域性降水造成了分布不均衡。其次，雨水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更不均匀。
两个原因当中更重要的是人为原因，人类水资源需求总量正在急剧上升的现象这是不可非议的，相反人类人为造成水污染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当今水污染是全球淡水资源面临的又一大威胁，清洁、充足的水是极其宝贵的。没有清洁、充足的水，人类就不能生存。但是我们却把清澈、干净的水源作为废物倾倒场，每年向湖泊、河流和海洋倾倒数十亿吨的化学品、金属和有机污染物。同时海上运输过程中的意外事故造成的液体泄漏也给海洋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不当的淡水利用也给水资源带来了无形的浪费。在农用方面，农作物的大面积灌溉使淡水造成了大量的流失，这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们一方面在消耗着越来越多的水，另一方面却在继续忽视水的重要性。这不是我们今天人类应该做的，相反我们需要保护和恢复我们的水质。
三、全球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及保护法取得的进步
20世纪许多战争都是因石油而引起21世纪水将成为引起战争的根源。由于全球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各国必须对淡水资源的国际公平分享问题和淡水污染的防治问题给予充分重视，做到广泛协商并用国际条约巩固协商成果。全球面临着严峻的水危机，直接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世界水事委员会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着世界水资源短缺的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只会越来越严重。如果解决不了水源短缺的问题，结果将是粮食价格上升，缺水的国家不得不用昂贵的价格进口粮食，然而缺水的国家大多贫穷落后。”饥饿和干渴也与政治动荡和经济增长缓慢紧密相关。
关于淡水资源的国际保护经历了从单一利用到全方位保护，从保护河流到保护整个水系的发展过程，从创设相对简单和直接的防止重大跨界污染的义务发展到建立广泛的保护共享资源的法律制度。
起初，区域性的或双边的国际条约构成全球淡水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制度的重要部分。如1978年美国和加拿大两国签订的《美加大湖水质协定》。《协定》的宗旨是“恢复并保护大湖流域生态系统
的、水体的、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学的完善性”。1998年通过的《保护莱茵河公约》，该公约从整体的角度看待莱茵河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将河流、河流沿岸与河流冲击区域一起考虑。
随后，1966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赫尔辛基规则》是淡水资源的全球保护的里程碑，在条约中提出了现代国际流域的概念，为国际河流的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依据。“赫尔辛基规则”宣告国际流域利用的国际法一般原则；确认国际流域内的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合理公平地利用国际流域内的水资源；提出并界定流域水的自然分成结构水质；各国不应对国际流域内的水造成任何新形式的污染或加重现有的污染程度，从而可能对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严重损害，国家应为减少各种现有的污染采取一切合理的措施，以便不在流域内另一个国家的境内造成损害；关于国际河流利用产生的争端，应按联合国精神以和平解决。1997年根据国际法委员会的条款，联合国大会通过《国际水道非航行利用法公约》这一法典化文件。它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适用于所有国际水道的一般规则；（2）实施这些规则的程序规则；（3）关于淡水保护、保持和管理的实质条款；（4）关于水道国缔结协定的条款。该公约的目的保障国际水道的利用、开发、保存、管理和保护，并为当代人及后代人而促进对国际水资源保护。
总的来说，当前国际环境法在国际水资源保护制度上已经构建了一整套原则和规则。对国际淡水资源法律制度的研究对指导国内立法具有积极意义。
四、国际淡水资源的保护法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国际淡水资源保护法在体系机构上所调整的范围不断扩大，渊源构成多样化，在内容上存在着国家与水道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保护法对淡水资源的保护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也存在着不足，在已经签署的双边、多边条约执行的不彻底。国际河流委员履行的职责有限，上下游国家利益的平衡问题尚且存在，国际水资源争端的解决存在争议.
我个人认为，国际环境法应与国内环境法在某些方面达成一致。国内环境法无论在归责问题或保证实施上大多都有明确规定，不可否认国际环境法在这些问题上不可能同解决国内法一样，它面临更大的困难，但及早出台相关的法律是刻不容缓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自70年代以后，有发达国家将严重污染环境的项目迁往控制不严格的发展中国家，导致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这与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低下，民众的环境意识低下和管理水平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谴责发达国家这种举动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也是迫在眉睫的，只有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才能使全世界都积极参与到拯救环境的队伍中来。
世界局势逐渐向多极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通过建立全球关系，迎接环境与发展的挑战，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结束语：
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无论是几千年以前中西方的自然哲学思想，还是当代全方位环境保护的理念，贯彻于全部历史发展的主旋律就是人类应当与大自然保持一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不只是某一国家范围内的任务，是国际各国共同关心的焦点。不论是发展中国家长期深受其害的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等问题，还是近年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和生物物种多样性消失等问题，都以跨越了国家或地区的界限，影响着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以至每一个人，成为全球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和地区协调一致的努力与合作。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在此过程中，人类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也遭受过无数的挫折和失败。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与自然才能和谐。只有全世界共同努力，保护我们仅有的水资源，我们才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林灿铃著：《国际环境法》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篇7
论文关键词 经济法 基本原则 社会整体利益 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释义
“原则”一词来源于拉丁语PrinciPium,译为“起源、基础、准则,”按汉语的词义是指说话、行事所依据的准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所下定义:所谓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
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原则是体现发的根本价值的法律原则,它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神经中枢;周作翔教授认为,法律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定范围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基本精神、指导思想,是具有综合性、本源性和稳定性的根本准则;周旺生教授认为,法律原则,就是体现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原则,是法的原则体系的上位阶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一切经济法规中,体现经济法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最高准则,始终起指导、规范、引导作用的总括性原则,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诸多经济法原则中更具根本性的经济法原则,它最为充分地展现着经济法主要价值并最为集中地承载着经济法的核心理念,它是经济法规则制定和实施的基准,是经济法体系内具有最强普适性的原则,是经济立法的基础,是执行经济法律法规,进行经济管理、处理经济关系的依据,对经济立法、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是连接经济法宗旨与经济法具体规范的桥梁和纽带,所有的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律行为都以它为基础展开。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对于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有很大作用,是经济法理论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二、我国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研究现状和确立标准
(一)我国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观点我国经济法学已有20余年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法的研究也欣欣向荣,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也不断走向深入,但是关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容却是各成一家,没有定论。而一个学科基本原则的确立对于促进本学科的繁荣发展有重大作用,比如,民法确立了“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原则,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行政法确立了“实体性和程序性方面的”原则,而经济法作为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门法之一,却没有统一的基本原则,确实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关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王保树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1)经济上的公平与公正原则;(2)违法行为法定原则;(3)经济管理权限和程序法定原则。”
第二,潘静成和刘文华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平衡协调原则;(2)维护公平竞争原则;(3)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
第三,漆多俊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原则为:“注重社会总体利益,兼顾社会各方经济利益公平。”
第四,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资源优化配置原则;(2)国家适度干预原则;(3)社会本位原则;(4)经济民主原则;(5)经济公平原则;(6)经济效益原则;(7)可持续发展原则。”
第五,张守文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调制法定原则;(2)调制适度原则;(3)调制绩效原则。”
第六,程宝山教授认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1)社会本位原则;(2)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
(二)确立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标准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的最高价值和基本精神。笔者认为确立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有如下标准:
1.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经济法基本原则能够统领整个经济法,是经济法基本精神、基本价值的高度抽象,是价值观念和法律规则的汇合点。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律法规总是带有滞后性,因此可以弥补经济法律法规的不足,解决经济法法规法发展滞后的问题。
2.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原则,体现了经济法质的特定。不同社会关系的特质决定了调整该社会关系的法的基本原则也是特有的。经济法基本原则必须是经法所特有的,像“违法行为法定原则”、“责权利效相统一原则”可以认为是所有法律部门都应具备的原则,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着更多是我们处理社会问题的立场、原则,也不应认为是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3.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经济法是社会法,它是在社会化条件下,国家基于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对经济进行干预、协调、参与等进行规范和保障的法。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根本准则,以维护、实现、发展好是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该体现出经济法社会本位法的本质特征。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具有高度抽象性、是经济法所特有的基本原则,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以上三点是判断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有力标准。
三、我国经济法的基本原则
(一)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17、18世纪以保障个人自然权利为本位的古典自然法哲学思潮向重视社会利益为特征的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的转变,社会本位法哲学思潮盛行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作为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于该时期——即近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多元社会。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无限制追求和对他人、社会利益的漠视导致产生垄断,由于市场本身的缺陷,导致市场失败,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对市场进行积极的调节和控制,从而形成了集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于一体的混合经济体制,这种特定的经济结构迫切需要既尊重市场调节,又体现国家干预。
“我们考虑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它在确定自己的调整对象的时候,都应当有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本位思想,正是这种本位思想构成了一个法 律部门区别另一个法律部门的主要标志。”经济法正是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社会整体利益所追求的是一个个社会的实体,是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整体利益。所谓社会整体利益,是一个社会之中全部合法利益的有机统一。不仅仅是简单的个体相加,而是谋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并通过对不同利益的对比特别倾向于对弱者的保护,以形式上的不平等来达到实质上的平等;通过对当前发展的合理调节与限制,保存和创造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满足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使得个体利益能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个体长远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法在对经济关系的调整中立足于社会整体,强调人的理性,认为在个人理性的指导下,整个人类社会最终会形成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经济法的理念是站在社会本位的高度追求对国家、社会、个人的平衡下调发展,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为重。中国经济法天然以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为己任,其从产生之日起,就以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实现为其使命。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根本原则,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其他基本法律原则是为社会整体利益原则服务的,同时社会社会整体利益原则也是消除其他各种原则之间冲突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保障社会主要经济利益是经济法的最本质体现、最基础内容。
经济法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原则的确立,是由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决定的,明确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社会公共利益,为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的实施起到根本的指导作用。
(二)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指在处理两者关系时,强调公平与效率同等重要,相互不能取代。笔者认为,“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不同于“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并重”表明同样重视,同等看待,缺一不可,其强调不分主次,彼此之间不能取代:“兼顾”指的是同时照顾(两方面以上),描述的是有所选择地对另一种、另一些事物或情况加以关注,其更多地体现的是主观意识。显而易见,“并重”比“兼顾”更能突出重要性。
坚持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是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指导方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平要以效率为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效率决定公平,效率的水平决定公平的程度,没有效率,充其量只是低水平的公平;另一方面,效率又来源于公平,没有公平就难以有效率,难以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一定要把公平与效率统一并重地看。在当今社会,我们只有把“蛋糕”尽可能地做大,并且把“蛋糕”公平合理的分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使人民生活得更加安心、放心和舒心。
市场经济的主要目标是追求经济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是我国全部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国家加强经济立法所要追求的价值目标。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可在最大程度上实现经济效率,而且在实现经济效率的同时不会以牺牲一定的公平为代价,是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提高社会整体经济利益。
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有助于政府和市场积极的发挥作用。公平更多的要政府主导,效率要市场主导,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也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个折射,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只有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协调并用时,才能使经济协调发展。对于市场能调节、能调节好的,应交由市场自行调节:在市场失灵的情形和领域下,则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旨在提高效率,政府重在促进公平,确立公平与效率并重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能使市场和政府的定位更加科学,发挥的作用更加合理。
篇8
学校概况及环境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成立于1990年1月，由两所独立的商学院合并而来。其前身是1946年Alcan先生在日内瓦创立的国际管理学院（IMI）和1957年Nestlé先生在洛桑创立的国际经济管理与发展学院（IMEDE）。经过长期发展，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已经成为一所世界著名的企业经营管理培训学院，拥有50余年的教育和研究经验，为大中型国际商业社团及家族公司培训了大批经营管理人才，学校同时也提供专门针对个人的培训项目。
校园位于欧洲心脏地带，比邻瑞士最美丽的日内瓦湖，处于世界最为国际化的地段，距离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云集的日内瓦仅有40分钟的路程。除了地理交通便利以外，校园为学生们提供了足够便利的学习设施。
教学特色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拥有完善的网络与电子教学计划。学生们即使在离校时也可以继续感受学校的“持续学习（keep learning）”氛围。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普通互联网可以到达的角落登陆学校网站，轻轻一点，即可毫无阻碍地与同伴互相学习与交流学习心得，合作完成课程作业与研究项目。
无论是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网络计划，还是学院的其他教学实践计划其实都是建立在IMD的“真实的世界，真实地学习（Real world， real learning）”治学口号基础上。作为一所独立的商学院教育学校，没有背靠任何一所大学，亦没有政府支持，获得的捐赠也不多，IMD的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它在很早就确立了“自由的市场，开放的市场（Free market， open market）”的观念，逐渐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理念、机制和目标。IMD的诞生是为公司培训而诞生的，随着与越来越多知名公司的合作，IMD逐渐形成了把目标公司作为客户，把学生作为产品的经营特色。它把全球的经济看成一个整体，在全球经济这个平台上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公司进行合作，而并非孤立地去看某一个国家。通过深入地交流，了解公司的需求，继而在全球的范围内选择和培养他们所欣赏和需要的人才。以2005年为例，IMD已经与90位客户合作设计与提供了120余项合作伙伴计划。
国际化的学院
每年大约有来自超过98个国家的8000余名商界精英来到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参加包括MBA、EMBA强化班在内的20多个公开招生的企业经营管理培训课程，具体包括：MBA强化课程、企业管理综合课程、领导能力培训课程、利益最大化培训课程、高级管理者论坛以及跨公司合作培训课程等。学员几乎来自服务业与商业制造业的各个领域，不同的文化在这里碰撞。英语是这里的通用语言，课程基本都采用英语授课，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商业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在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职员中同样也体现了国际化的特色。学校拥有52位来自全球20个国家的全职教师，这些教师都是公认的在各自领域内的权威人士。他们在授课的同时，还进行商业分析与研究，并大多担任著名大公司的经济顾问。这些把握企业经营管理发展的脉搏、有能力和丰富经验的教师，保证了学院的教学质量和参与者的学习价值。正是这种别具特色的市场化定位的办学，使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成为世界范围内颇有影响的商学院之一。
别具特色的培养计划
IMD的MBA
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MBA班级由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90名学员构成，他们将进行
为期11个月的学习生活，这比大多两年制的MBA教育少了一半多的时间。IMD的管理者们认为，在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当中，如果让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花费更长的时间来学习，对他的职业生涯不利。而IMD则致力于用11个月教授与其他学校两年时间类似的内容，从而为学员节约宝贵的时间。IMD不仅希望培养学员解决复杂商业问题的能力，而且要锻炼他们通过与其他人的合作形成自身领导力的能力。众多知名公司对IMD的 MBA毕业学员的追捧就是对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MBA培养项目认同的最好说明。
IMD的EMBA
与MBA项目相比，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EMBA项目也丝毫不逊色。相较而言，EMBA项目更强调实践性。整个项目由6个模块组成，每一个都在4到6周之间。各模块的结束是一次小组作业，旨在把学到的所有东西集中起来。各个小组解散，学生们在每一模块之后重新安排。每个班级由60至70个学员组成。
篇9
做法步骤：
1、洗面筋和做面筋饼：用面粉加盐和成软硬适当的面团饧，放在水盆中反复搓洗，直至将面筋和淀粉分离，离出的面筋加入干面粉，自然发酵约2小时后，擀成面饼烙熟切片备用；
2、炸麻花：和面掺入发面揉炸麻花，麻花一定要炸的酥脆，放凉后掰成麻花瓣备用；
3、涮粉皮：蚕豆淀粉加水溶解开，加盐调糊，取适量放入平底铁锣中，置开水锅浮面上，蒸5分钟左右即成粉皮，捞出切块备用；
4、炖鸡汤：鸡宽汤清炖好，鸡肉捞出晾凉后撕成一寸长的细丝备用；
篇10
【关键词】国际强行法；国际法基本原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一、国际强行法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家之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益并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我国学者亦有将国际强行法定义为：经国际社会作为整体接受为不得以任何行为背离，并以维护全人类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德为目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高行为规范。[1]国际强行法具有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即是效力的优先性，这也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最为强调的。国际强行法与其他条约发生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与一般的冲突条款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条款的冲突仅仅导致某一条约的优先适用，而没有得到优先适用的条约并不因此无效；然而，与国际强行法相冲突的条约不仅不能够适用，并且会失去其国际法效力，即完全无效。这突显出了国际强行法规则在国际条约效力等级中处于最高地位，除具有同样国际强行法性质的条约外，任何条约都不得与之相抵触。[2]
关于国际强行法的内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有的学者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没有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里明确规定其内容是有道理的。强行法的具体内容应留给今后的国际立法和司法实践去规定和列举，这能使国际强行法这一并不十分成熟的理论在立法和司法层面中逐步完善。[3]在各种国际立法如《联合国》以及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将国际强行法的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条：（一）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和武力相威胁。（二）禁止种族灭绝。（三）禁止奴隶贩卖。（四）禁止海盗行为。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法强行法规则还应当包括关于人权的规则、关于国家平等的规则、关于条约必须遵守的规则、关于情势不变的规则、关于海洋自由的规则和关于民族自决的规则。但是这些规则相对于上述规则而言，规则的内容不够具体，相对更加抽象。而且各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不同，不可能形成一个国际社会全体接受的概念。所以，这些规则暂不可能成为国际强行法规则，但可以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4]
二、国际强行法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关系
国际法基本原则是指那些可以作为众多国际法规则基础或本源的、为各国公认和接受的、适用于国际关系各领域且具有综合性、稳定性和普遍约束力的原因和准则。上述定义表明国际法基本原则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国际社会公认、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国际法各个领域、构成国际法整个体系的法律基础。[5]不难看出，国际法基本原则与国际强行法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认为国际法基本原则即是国际强行法。笔者认为，二者的关系可归纳如下：
（一）共同点
1.在确认的程序上，国际强行法需经“整体接受”，而国际法基本原则要得到“公认”，虽然两者措辞不同，但双方所维护的是同一对象――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而两者的具体内容必然都会客观地体现时代的进步性。强行法与国际法基本原则都不必然要求国际社会各成员国全部接受或承认，而只需要多数国家认可即视为有效。
2.都具有普遍性的效力。由于两者都是为了维护国际社会的普遍利益而确立的，它们都为国际社会多数国家或绝大多数国家所公认和接受，其各自本身的重要性令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拘束力，因此对载有这两类法则的条约的非当事国同样具有强制性。任何国家都不得以不是条约的当事国为借口而排除载有这两类法则的条约对它的强制效力。
3.两者在整个国际法体系中分别占有基础性和最高位阶的地位。国际强行法高于一般法律规范，任何与该规范相抵触的一般规则和条约都应被视为无效；而国际法基本原则是确立、适用、解释、评价其他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的基础和标准，其他法则不可与其相冲突。
（二）不同点
1.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抽象性实质上在国际实践中削弱了其本身应具有的效力，使其难以具有类似于强行法的绝对性，也限制了所有抽象的基本原则都成为强行法的可能性。大多数抽象的基本原则需要具体规则的辅助实施才能充分体现其效力，否则极易让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者以各种借口开脱责任，免于制裁。强行法则不同，其效力的绝对性能确保违法者受到制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六十五、六十六和第七十一条还具体规定了各项制裁措施、程序和后果。因此，强行法的内容大部分应是具体法则，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有具体规则辅助实施的抽象的基本原则成为强行法的可能性。
2.由于基本原则具有基础性或高度概括性，其接受和承认只要在立法形式和基本内容上得到绝大多数国际成员的认可即可成立。而强行法的接受与承认除了这一步外，还需要得到其本质特征――强行性上的认可。[6]也就是说，强行法成立的标准比基本原则更严、更高。已经被接受为基本原则的东西并不一定具备强行性，反之，具有强行性的规范并不一定都是基本原则。比如，不使用武力原则是基本原则并具有强行性，因而可以成为强行法规范；尊重人权原则被认为具有基本重要性但很难证明其强行性；而有关惩治国际犯罪行为如海盗、贩奴的规则被认为具有强行性，但并不是基本原则。
3.国际强行法的绝对性使之难以容忍任何与它相冲突的东西，并且遇有新的强行法规范产生时，现行的所有与之相冲突的条约规定都得失效。基本原则却不然，虽然有些基本原则确实是被公认的，但是基于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对公认的基本原则也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比如人权原则，社会主义法系认为其主要内容是民族自决权，即所谓“集体人权”，而西方法学界却普遍主张是对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国际保护。这样，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实际效力就受到了直接威胁，其结果是给侵略战争的发动者提供了借口――人道主义干涉。法国和日本以此为借口发动侵略战争已成为血的教训。如果把人权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都纳入强行法范畴，人道主义干涉权就被上了强行法的外衣，其后果只怕不仅仅是其强行性受到质疑，就连其进步性也会遭到否定。可见理解上有冲突的基本原则是难以成为国际强行法规则的。
4.从国际实践上看，基本原则理论上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一般不会存在某国故意在条约中订立违反基本原则的条款，各国实践中也很少有直接违反基本原则的行为发生。大多数违法行为都是通过违反具体规则而从理论上危及到基本原则的权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违法者也总是以各种借口否认其直接违反基本原则的意愿。这说明有些基本原则理论上的重要性并不弱于强行法规范。但是，这些基本原则理论上的重要性很难在实践中体现出来。而强行法的效力在实践中是显而易见的。在订立条约时，有些强行法规则可能仍处于形成阶段，条约中也有违反强行法的条款存在的可能性，然而一旦新的强行法规则受到确认，现行的与之相冲突的条约便无法找借口逃避强行规则的约束，只能完全失效。[7]
三、结语
今日的世界上，国际社会已经不再是传统上所谓的松散的国家自愿组合。人类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中所结成的日趋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各国人民在实现《联合国》宗旨，遵循《联合国》原则所做出的共同努力，已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一个由所有国家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诸多共同利益所构成的国际社会整体。脱离这个整体，任何国家都将无法生存与发展。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实质上也就是国家的共同利益，它与国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近年来，日益尖锐的南北问题和日趋恶化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对全体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更加明显地说明了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国际强行法作为在国际法律秩序中保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的法律规范，必将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8]
参考文献：
[1]等.国际条约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2]廖诗评.司法视野下国际强行法规则的新发展――基于不同机构司法实践的一个比较分析[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6).
[3]邱冬梅.论国际强行法的演进[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8).
[4]孙春婷.浅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有国际强行法内容的规定[J].法学论坛,2009(1).
[5]田美玉.国际强行法与国际法基本原则[J].中国商界,2010(11).
[6].国际强行法与国际法基本原则[J].武汉大学学报,1986(6).
[7]田美玉.国际强行法与国际法基本原则[J].中国商界,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