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治理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碳排放治理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市政道路管道接口质量通病防治

0引言

在市政道路施工中,排水系统是其他工程设施得以正常使用的重要设施之一,确保其施工质量至关重要。笔者根据多年来从事施工技术工作的经验,对市政道路排水管道接口质量的通病进行了综合分析，并提出防治措施。

1排水管道柔性接口质量控制措施

1．1现象

柔性接口不严,柔性接口污水管道,在闭水时,接口出现渗漏现象。

1．2原因

管材承、插口工作面不平整,胶圈与管材插口不配套,承、插口的间隙过大或承、插口圆度不一致,或撞口时,由于胶圈受力不均,出现扭曲,局部出现过松或过紧状况。均可能造成柔性接口不严。危害就是柔性接口管道,如出现接口漏水,如要拆掉重来,将造成很大的浪费。如不拆掉,只能将承插口间隙中填塞防水嵌缝材料,同样造成费工、费时、费料的经济损失。

1．3预防措施

1．3．1管材承插口密封工作面应平整光滑,接口的环形间隙应均匀一致。胶圈截面直径应与接口环形间隙配套。胶圈应由管材供应厂家配套供应,应做好管材和胶圈的进场检查验收工作。

1．3．2接口前,应将承口内部和插口外部清刷干净,将胶圈套在插口端部,胶圈应保持平正,无扭曲现象。

1．3．3对接口的严密性,应在为砌井时,按闭气标准先进行闭气检验,如闭气不合格,便于返工整修。如闭气合格,再行砌井,再作带井闭水,一般应无问题。

2针对刚性接口出现问题,提出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2．1现象

雨污水管接口部位的水泥砂浆和钢丝网水泥砂浆抹带,横向和纵向裂缝并空鼓,甚至脱落。

2．1．1原因

（1）抹带砂浆的配合比不准确,和易性、均匀性差;

（2）接口处抹带水泥砂浆未与管皮粘结牢固;

（3）接口抹带砂浆抹完后,没有覆盖保温,或覆盖层薄,遭冻胀,抹带与管皮脱节。或已抹带的管段两端管口未封闭,管体未覆盖,形成管体,管内穿堂风,管节整体受冻收缩,造成在接口处将砂浆抹带拉裂;

（4）管带全厚,只按一层砂浆成活,太厚。或水灰比太大,造成收缩较大,裂缝;

（5）管缝较大,抹带砂浆往管内泄漏,便使用碎石、砖块、木片、纸屑等杂物充填,也易引发空鼓裂缝。

2．1．2控制措施

（1）水泥浆接口抹带和钢丝网水泥砂浆接口抹带对于大于等于700mm的管道,管缝超过10mm,抹带时应在管内接口处用薄竹片支一垫托,将管缝内的砂浆充满捣实,再分层施做。

（2）抹带完成后,应立即用平软材料覆盖,3～4h后洒水养生。

（3）冬季施工的水泥砂浆抹带,不仅要做到管带的充分保温,而且还需将管身、管段两端管口、已砌好检查井的井口,加以覆盖封闭保温,以防穿管寒风和管身受冻使管节严重收缩,造成管带在接口处开裂。冬季施工拌合水泥砂浆,应用小于80℃的水、小于40℃的砂。

（4）在覆土之前的隐蔽工程验收中,必须逐个检查。

2．2接口抹带砂浆突出管内壁(灰牙)

2．2．1现象

从管段一段管口用手电筒或反光镜检查小管径管道(直径600mm以下)时,出现在管子接口处有突出管壁的砂浆瘤。一般高出管壁1～3cm之间。最大的有5cm以上的。

2．2．2原因

（1)小于等于600mm小管径的管子,在浇筑混凝土管座和接口处水泥砂浆抹带的同时,其管座混凝土中的砂浆和接口抹带砂浆通过管口接缝流入管内,并突出管内壁。

(2)在浇筑管座和抹带的同时,未按规范要求采取消除灰瘤子的措施。

2．2．3控制措施

(1)管径小于等于600mm的管道,在浇筑管座混凝土和抹带的同时,配合用麻袋球或其他工具在管道内来回拖动,将流入管内的砂浆拖平。

(2)管径大于等于700mm的管道,在浇筑混凝土管座和抹带后,在混凝土和砂浆终凝前,应配合勾抹内管缝。

2．3钢丝网与管缝不对中,插入管座深度不足,钢丝网长度不够

2．3．1原因

(1)钢丝网插入混凝土管座的位置,本来就放偏、深度就放浅,或捣实时将钢丝网挤偏、挤歪或上浮,未予及时调整。

(2)钢丝网搭接条件不够,一般是计算错误,下料长度不够,或插入管座过深,影响了搭接长度。

2．3．2控制措施

(1)钢丝网水泥砂浆接口抹带工项程序施工,钢丝网向管座内安插和捣固时要随时检查,钢丝网的相对位置和插入深度,注意随时调整。

(2)钢丝管的长度,要根据所用管座类型来计算。

2．4大管径雨水管接口不严

2．4．1表现

大管径雨水管接口中有较大空隙,管身在地下水位中,或在雨季地下水位升高超过管内底高程时,从接口孔隙处向管内冒水。

2．4．2原因

(1)刚性接口的平口管回填土时,遗漏了空鼓裂缝的外管带,地下水通过外管带的薄弱环节冒入管内;

(2)外管带和内管缝未同步勾抹,管缝内的砂浆不密实,因已凝固,内管缝的砂浆也不易勾抹平整、密实;

(3)刚性接口的企口管,未按设计要求,将外管缝用1∶2水泥砂浆填塞饱满,勾缝时未压实;内缝未起到捻缝作用,同时勾捻缝后养生不够,出现干缩裂缝,构成了地下水流入管道的通道;

(4)在内管缝未勾抹前,便撤销了降水措施,由于地下水位的水压大,已经从外管缝向管道里渗漏水,致使内管缝不能正常施作。

2．4．3控制措施

(1)按“水泥砂浆接口抹带”的要求,切实把每条管带抹好,管带中心要与管缝相对,并应覆盖湿养达到一定非强度后,再行回填土。还土前,要对逐条管带进行检查,不能使空鼓裂缝者遗漏。

(2)在外管带终凝后,应立即勾抹内管缝,勾抹内管缝前,要搂缝,使管内缝具有一定的深度,以便砂浆嵌入缝内牢固,要勾严压实。

(3)企口管的内外管缝可同步进行填塞勾捻。

(4)如有降水措施,应待内管缝勾抹完成后,再撤将水措施,管外底如遇流砂层,应考虑采用石棉水泥打口和膨胀水泥捻口。

2．5抹带砂浆质量不稳定

2．5．1现象

砂浆配合比不准确,匀质性差,强度波动较大。

2．5．2原因

(1)影响砂浆强度的主要原因,是配合比不准。

(2)砂浆搅拌不匀,人工翻拌遍数不够。

(3)采用砂质量不合格,使用了就地挖槽取出的含泥量很大的粉砂。

2．5．3控制措施

(1)接口砂浆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规定。

(2)严格检验砂浆拌合物的用料,应计量准确。

(3)机械搅拌砂浆,应先加砂子,后加水泥,当水泥和砂子搅拌均匀后再加水。人工搅拌应在铁盘上或其他不渗水的平板上进行,应采用干三湿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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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电动机；控制规律；工作原理；方法；步骤

在一些机械加工工厂中，金属切削机床是机械制造业中的主要技术装备，约占全部设备的60%以上，而且种类繁多。因此熟悉各机床电气控制的原理和特点，掌握分析一般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的方法，培养分析与排除电气故障的能力，是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学生必备的一项专业技能。所以在《工厂电气控制》这门课程中，大部分内容就是针对常用的机床电气控制进行讨论和分析。其目的不仅是要学生掌握某一具体设备，更为重要的是要掌握分析一般生产机械电气控制的方法、培养分析与排除电气设备故障的能力。因此，就需要总结出电动机电气控制线路的基本控制规律，从而进一步分析复杂的机床电气控制电路工作原理，并举一反三，达到分析与排除电气设备故障的目的。

1、电动机的基本控制规律

1.1电动机的起动控制

电动机起动有直接起动、降压起动两种形式；对应的控制电路有定子串阻降压起动控制电路 、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控制电路 、 Y- 降压起动控制电路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转子串电阻降压起动控制电路等

1.2电动机的制动控制

有能耗制动、反接制动和回馈制动。反接制动和能耗制动用于快速停车，回馈制动用于下放重物。

1.3电动机的运动形式

有点动、单向连续运转和可逆运转，对应的控制电路有自锁控制电路、互锁控制电路、行程控制电路、多地控制电路和顺序控制电路等。

2、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分析的主要内容

2.1主电路分析

2.1.1准备工作

先了解机床基本结构、运动情况、工艺要求和操作方法，以期对机床有个总体认识。进而弄清机床对电力拖动的要求，为阅读电路做准备。

2.1.2阅读主电路，根据主电路的接线形式确定电动机台数及作用，结合加工工艺要求分析电动机的控制内容，包括起动方法，是否正反转、采用何种制动方式等。

2.2控制电路分析

以机床工艺要求为线索，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去分析各台拖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分析控制线路最基本的方法是“找线圈回路法”。先找出主电路中控制各电动机的接触器，逐一找出控制电路中对应接触器的线圈所在回路，利用前面学过的电动机基本控制规律的知识，按功能不同将控制线路分解为一个个基本控制电路，“化整为零”来分析控制方法和工作程序。但要注意结合机床的机电液配合情况。

2.3辅助电路分析

辅助电路包括主要电源指示、照明和故障报警等部分，它们基本上是由控制电路中的元件来控制的，所以在分析辅助电路时，还需要对照控制电路进行分析。

2.4联锁及保护环节的分析

机床对于安全性及可靠性有很高的要求，所以还在控制线路中设置了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和超行程限位保护环节等保护措施和必要的电气联锁环节。

3、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工作原理的分析方法

机床电气控制线路分析方法可分为五步：

第一、认识电路图中各元件的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找出对应元件的名称；

第二：熟悉各控制设备的工作原理及触头的原始状态；

第三、分析本电路的控制目的和控制方法；

第四、按操作后的动作流程来分析整个动作过程。比如从合闸到按下起动按钮之后各元件的状态变化到最后电动机起动运行整个动作过程分析；

第五、假设多种故障线路，通过分析各种故障现象来进一步提高读图能力。

4、机床电气控制故障分析与检查步骤

4.1了解情况

为准确分析和处理故障，应该先向操作者详细了解故障发生的经过及情况，有哪些故障现象出现。

4.2分析故障现象

从电气控制电路图上，根据故障现象进行逻辑推理，找出故障发生的可能范围。

4.3直观检查

根据分析找出故障的可能范围进行一般性外观检查，看接线端是否松动，线圈是否烧坏，触点有无粘连，电器运动部件是否卡住，熔断器是否熔断等。在外观检查发现不了故障时，则可进一步通电检查。观察各电器动作顺序是否正确。

4.4仪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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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税；碳排放权交易；低碳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21-03-03

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方面营造了如今发达国家的工业模式和现代化，另一方面给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创伤。之后，发达国家开始治理环境，发展中国家却由于薄弱的经济和落后的技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污染环境，延续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老路。1997年12月，为了人类避免气候变暖的威胁，在日本京都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2009年12月7日，被誉为“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会议，共同商讨如何共担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2006年的《特恩斯报告》指出，若全球不对气候问题作出相应的对策，每年将造成GDP的5%～20%的损失[1]。

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政府可以运用相应的政策手段引导企业和消费者减少碳排放。一是税收政策工具，征收碳税，碳减排补贴；二是市场调节的政策工具，碳排放权交易。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两项最重要的减少碳排放的政策手段，如今已在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实施，发展中国家则大多考虑了碳税征收。在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处于起步阶段，为了探索建立适合我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进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除此以外，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对我国社会、经济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旨在探索建立合适的碳税制度。但在未确定我国政策之前，我国进行碳税征收与碳排放权交易之策略及方法与措施仍需要深入研究。

1 碳税

1.1 碳税机制 碳税是依据化石燃料燃烧后所产生的CO2排放而征收的一种产品消费税。征收碳税主要起到控制和激励两方面的作用[2]。一方面，碳税征收相当于提高了化石燃料的价格，有助于达到刺激减排的目标。另一方面，征收碳税激励使用化石燃料的企业和消费者转向发展低碳经济，节约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并刺激技术创新。

碳税的征税对象为企业和消费者，根据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CO2计税。碳税给予了企业和消费者较大的自由选择权，可以根据自身能力进行碳减排。企业会寻找最低碳排放成本来使自己的利润达到最大化，从而刺激企业进行科技创新。

（1） （2）

图1 碳税的作用机制

图1（1）中，由MAC1曲线和MD曲线确定有效碳排放水平e所对应的边际成本t，企业所确定的碳排放量为e，企业的治理污染成本为a的面积，碳税成本为b+c的面积，根据上述所得企业治理成本为a+b+c的面积，使企业的治理成本达到最小值。图1（2）中，刺激企业进行技术设备的更新，来减少碳排放，边际治理成本MAC1下移转变为MAC2；再投入大量资金研发先进的治理技术，相同的碳排放量所需的边际治理成本下降。假设企业在既定的碳税税率t下，企业所对应的边际治理成本也相应的为t，在此情况下，企业的碳排放量为e1；经过技术创新之后，碳排放量减至e2，碳排放成本为d+e+f，小于技术创新之前的碳排放成本[3]。由此可以看出，碳税对企业减排的激励效果，企业会自发地进行碳减排相关的技术创新。

1.2 国外碳税征收情况 目前，有许多国家实施或曾实施了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如芬兰、丹麦、荷兰、挪威、瑞典、德国和加拿大等国家。1990年，芬兰先建立一个完整的碳税政策来取代收入税和服务税；1991年，挪威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65%征收碳税；同年，瑞典开始征收碳税，在1987年至1994年期间，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600万t～800万t，同比下降整体的13%。1993年，丹麦开始征收碳税，主体为企业和家庭；1999年，德国开始征收碳税，对象为汽车燃料、天然气和电力，税收用于支付退休金；2008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成为全区率先征收碳税的北美城市[5]。

1.3 碳关税的影响 其一，贸易保护色彩明显。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将考虑向未加入碳排放体系的国家征收“边界调节税”，以保护自身商品的竞争性。其二，国家间利益较量加剧。一是增加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筹码。发达国家通过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已经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受碳关税影响最大的是发展中出口大国。舆论认为，美国提出碳关税反映了其在国内反击传统产业势力、国际上为气候谈判增加筹码以迫使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让步的气候变化战略。二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之策。联合国报告评价，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起积极作用。三是转移国内减排成本。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先减排会导致本国企业竞争力受损，而高排放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得益。如果能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征收碳关税，相当于以关税方式让发展中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并增强本国产品竞争力。

美欧开征碳关税，将增大我国减排压力，影响我国产业竞争力，可能成为我国商品出口的最大壁垒。碳关税的开征，也促进碳税的开展。

2 碳排放权交易

2.1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是政府限定一个碳排放量的上限，根据这个上限额度，颁发碳排放许可证，碳排放权交易给企业保留了一定的自，一方面减少碳排放量，另一方面根据碳排放许可证的价格，进行购买碳排放许可，进一步选择自身的碳排放水平。

（1） （2）

图2 碳排放权交易的作用机制

图2（1）中，由MAC1曲线和MD曲线确定有效碳排放水平e所对应的边际成本t，企业所确定的碳排放量为e，企业的治理污染成本为a的面积，碳税成本为b+c的面积，根据上述所得企业治理成本为a+b+c的面积，使企业的治理成本达到最小值。图2（2）中，企业使用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从而使碳排放量减少，在恒定的碳排放量e的情况下，边际治理成本从t减少为t’，企业的碳排放成本为d+e+f，小于技术创新前的a+b+c，所以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具有激励作用。

从图1和图2看出，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是两种不同的手段，具有不同的影响结果，但共同的作用是减少碳排放，以及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2.2 碳排放权实施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成立于2005年，2008年进入第二阶段，从2013年1月1日起，进入其实施的第三阶段。作为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温室气体（GHG）的交易计划，欧盟ETS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环保政策。迄今为止，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涵盖超过12，000，安装在27个欧盟国家的6个主要工业行业[6]。每个欧盟国家必须分区，其根据欧盟ETS和行业之间的国家排放预算以及其他经济领域内的所谓的国家分配计划（NAPS）。事实上，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性能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温室气体交易系统的关键：世界各地的环境政策制定者作为一个独特的机会以获得欧盟ETS以市场为基础的环保计划的设计和实施。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政策的针对性也解释了学术界可行的经验教训。

2012年9月，国家发改委确定于2013年在7省市――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深圳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十二五”期间我国主要是做好试点工作，探索和积累经验，“十三五”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逐步建立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7]。

3 综合分析

3.1 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分析 为了对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进行比较，将图1（2）与图2（2）放入同一个坐标中，如图3所示。

图3 技术创新后，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的比较

技术创新后的边际治理成本曲线MAC2与边际损害曲线MD相交于C，此时为企业有效的碳排放水平及其成本价格，在碳税制度下，假定碳税税率仍为t1，那么企业边际治理成本仍为t1，那么P=t1与曲线MAC2相交于A（e2，t1）；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假定碳排放量限额仍为e1保持没变，那么q=e1与MAC2相交于B（e1，t2）。假设在该碳减排机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碳税制度下的碳排放量高于有效率的碳排放量，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的碳排放量则低于有效率的碳排放量。在图3中，可以得出，碳税制度下企业的治理成本为Ot1Ae2的面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企业的治理成本为Ot2Be1的面积，显然可以得出Ot2Be1的面积小于（下转9页）（上接4页）Ot1Ae2的面积，也就是说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治理成本比碳税制度下的少，企业在技术创新后，碳排放权交易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3.2 碳税和碳排放权交易各项因素分析 实施成本，短期来看，碳税作为一种税种，可以直接加入国家既定的税收制度，选择环境税、能源税、消费税等税种的子税目，碳税的税基、税率、征税对象以及税收流，可以根据母税种来设定。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不够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则需要一个完整的交易平台来支撑整个交易的过程，同时还需要相对应的配套机制来辅助碳排放权交易。从短期实施成本来看，碳税的成本较小。

长期来看，碳税制度具有稳定性和公平性。现实中，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收入水平不同，环境观念不同，对低碳的认识不同，则需要对各个地区设置不同的碳税税率。若使用统一的税率，则会导致各地的税收不均，政府的宏观调控将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碳排放权交易则恰恰相反，政府仅需要确定一个碳排放额度，市场会通过自身的调节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消费者和企业会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确定买入还是卖出碳排放权，从长期实施成本来看，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本较小。

社会成本，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的企业治理污染成本比碳税制度少，社会总生产成本也较少。但是，由于碳排放权交易是由市场控制，有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这将会导致社会成本波动较大。碳税则具有税收的稳定性和固定性的特征，社会成本也相对稳定。

减排效果，碳排放权交易通过对碳排放的限额，来控制碳排放量。碳排放额度的设定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很难，难以准确限额。为了国家经济免受碳排放量减少的限制，往往超额设定额度，导致了碳排放量往往超出预估值。碳税制度，作为价格限制的一种手段，不同的税率导致不同的碳减排量，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政府无法准确地制定税率来减少碳排放量。如今许多专家学者，利用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根据不同的环境情况，确定碳税税率和征收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碳税的缺陷。

激励效果，碳税对企业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进行计税，企业为了减少碳排放所造成的税收，自主进行技术创新，减少边际治理成本。碳税补贴和碳税转移支付，以及碳税税收会再投入到技术创新中，相应地增加了技术创新能力。碳排放权交易，大部分企业则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所需的碳排放量进行购买碳排放许可，一定程度上会刺激企业技术创新，但是激励效果往往没有碳税效果明显。

政治可行性，碳税依附于各大税种进行计税，一些专家学者认为，碳税作为一种累退性的税种，企业增加的税负将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社会上的低收入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这种现象并不严重。由于政府的宏观调控，企业不能任意的改变价格来转嫁自身的税负，碳税补贴政策也能减轻企业的税负压力。碳排放权交易的理论基础为产权理论和科斯定理，温室气体的排放，往往难以确定产权归属。政府的碳排放额度分配往往有免费分配和拍卖分配，免费分配占极小的份额，并不能造成太大的影响；拍卖分配，则容易导致供给大于需求，使部分企业廉价收购许可证，在供给小于需求的情况，高价抛售，造成市场紊乱。相对于碳排放权交易，碳税制度则更容易控制和实施。就目前而言，发展中国家仍适合碳税制度，发达国家则适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参考文献

[1]Stern N.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Revie[M].Cambridge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2]郎郑欣.碳税与碳税政策分析[J].林业经济，2012（1）：35-38.

[3]邓磊.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激励作用比较研究[J].企业导报，2013（4）：3-4.

[4]Wei Zhenxiang，Li Weijuan. The Impac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levying Carbon Tax in China under Low-carbon Economy[J].Energy Procedia，2011（5）：1 968-1 973.

[5]杨丹辉，李伟.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全球机制：文献综述[J].公共管理，2010（6）：164-171.

篇4

[关键词]道路交通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U49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01-0324-01

交通领域碳排放虽然占总碳排放量的比例不大，但是对城市空气污染的影响却不容小觑。目前，我国大城市的60%的CO、50%的氮氧化物、30%的碳氢化物污染来源于机动车的尾气排放，城市污染已经从“烟囱型”向“尾气型”转变[1]。本文以道路交通碳排放为例，分析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

1.国外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和措施

欧盟在2009年，通过了新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低于120CO2/Km的政策[2]。这一政策限制了上路汽车的尾气排放量的最高标准，对于汽车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在消费者选购汽车的时候，操控性是选择的一个重要决定性因素，大排量往往意味着更好的操控性，例如提速更快等，但是，大排量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尾气排放，为了能够同时保证汽车的操控性和尾气的排放，这就要求汽车企业需要对汽车的技术进行调整，增加燃料的利用率，或者是用其他的能源来代替传统的汽柴油等。据报道，宝马公司正在研发电动汽车，他的工程师称，用可再生能源去填充电动汽车，将不会产生任何的尾气，也就是所谓的零排放。可见，在政策的作用之下，汽车企业也开始提升技术，降低汽车尾气的排放。

在英国，车辆所有者每年需要根据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缴纳税费。表1.1是2011年英国的公路税级。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高，每年所需缴纳的税费也就越高，政府希望用这一措施，让消费者在购买汽车时，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考虑在内。

据报道，欧盟计划在未来40年，减少6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在这一严苛的计划下，英国甚至考虑将在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禁止汽车的使用。虽然这一做法略显苛刻，但是足以看出，英国甚至整个欧盟，对于减少道路交通的碳排放的重视。

除了欧盟以外，美国、日本等国家，也有一系列的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其中最典型的类型，都是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根据汽车尾气的排放量，每年向汽车的所有者征税。

2.国内减少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

近年来，我国加强了在节能减排考核、监测和评估方面的管理体系建设，并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指标体系。例如，2007年，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统计局和环保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了《单位GDP能耗考核体系实施方案》和《单位GDP能耗监测体系实施方案》，以及《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和《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监测办法》等。但是，行业性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是道路交通方面，目前还未正式出台[3]。

在道路交通方面，我国正在酝酿汽车尾气排放税。排放税是环境税的一种，它是针对终端消费者征收的，汽车排放的尾气中含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需要为汽车尾气缴纳税款。它是通过外部激励，带动消费者、生产者的环保热情。这些征税，可以减少能源的使用，提高能源的效率，同时可以促进新能源技术的发展。但是，这一征税方法，还是存在一些争议和不足。

2.1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

在对于车辆排放尾气的限制之下，很多汽车厂商开始对车辆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目前，作为一种典型的环保汽车的电动汽车，已经被很多汽车厂商研发。许多厂商都采用可充电的电池来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单纯的从汽车尾气排放的角度考虑，例如宝马公司已经提出，电动汽车可以达到尾气的零排放，这无疑是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污染方面做出的努力。

但是，通过提升技术来打造电动汽车对于环境来说，似乎不是完全有益的。电池是一类非常难降解的废弃物，大量的使用电池作为电动汽车的动力，也就意味着会产生电池这一类的废弃物，这给环境留下了潜在的风险。有研究表明：一节已好电池腐烂在地下，能使1m2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一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一节五号含汞电池会导致60m2大气的汞含量超标。可见，废弃电池对于环境的潜在危害是非常大的，很难把电池对环境的污染和碳排放增加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比较，去衡量究竟哪一个问题的风险更大，换一句话说，很难在废电池的污染危害和碳排放增加的环境问题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来使得这两个问题都可以有比较环保的解决方法。

所以，用电动汽车来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是不是完全的环保，还有待商榷。

2.2“谁污染谁治理”

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汽车产生了尾气，所以产生了碳排放，所以向车主征收尾气排放税。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汽车厂商在生产汽车的过程中，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尾气的排放，那么车主在开车的过程中，也就必然可以避免过多的尾气排放。所以，尾气排放是汽车厂商和车主共同产生的，只是向车主收费，显得有点不合理，这样就把汽车厂商对于汽车尾气排放的责任忽略了或者说是降低了。

对于车主而言，如果说车主现在放弃购买大排量汽车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过高的税费，那么，等到车主可以承担这样高额的税费的时候，车主依然会选择尾气排放量高的汽车。从这一角度来看，征税可能可以在短期之内让车主在选择购买车辆的时候多了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从而影响车主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似乎在降低汽车尾气排放方面的作用很难保证。

2.3汽车销量

各个国家制定的关于汽车尾气碳排放的税率，都是希望通过这一政策和措施，能够促进汽车行业的发展，使得车辆的尾气排放降低，同时，能够通过征税，降低新车的销售量，在路上的车辆数量降低了，车辆尾气排放也就降低了。但是，根据Rogan，F.（2011）分析了爱尔兰的数据，得到的结论是税费本身，不会对新车的销售量产生影响。如果说税费不会对汽车的销量产生影响，那么道路上的车辆数目依旧在明显增加，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就不会降低，那么税费对于环境保护的意义在哪里？

3.结论

通过分析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政策和措施，不难看出，这些政策和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道路交通的碳排放量，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依然存在着不足，例如在征收税费的时候，仅仅只是对车主进行收费，而忽略了厂商的责任；在考虑用电动汽车代替传统燃料的汽车的时候，降低了汽车的尾气排放，但是电池对于环境依然存在着非常大的潜在威胁。

所以，单纯的依靠针对某一方面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措施，可能可以改善这一方面的环境问题，但是，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力度是有限的，应该要结合各个方面的环境问题，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

参考文献

1.周新军，国内外碳排放约束机制及减排政策[J]，当代经济管理，2013（5）：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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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会计；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

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传统工业发展模式中所依赖的高碳能源，在成就人类工业文明的同时也造成了二氧化碳气体的积聚排放。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直接认为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90%以上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在欧盟的积极推动下，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逐渐从理念层面、局部实践走向全球联合行动，国家间积极开展多次气候变化谈判，经过共同努力，达成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波恩协议》、《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等一系列协议，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和实务操作指导，相关环境法规也日趋完善。因此，在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国际国内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在此趋势下，低碳经济应运而生，随之产生“碳会计”概念。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开始碳会计规范的理论研究和实务探索，碳信息和碳会计信息的披露问题开始引起政府、监管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同时也开始对公司的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和投融资决策等产生影响。

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文献，总结归纳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启示与借鉴，以期对我国在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方面的深入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二、国内外碳会计相关研究发展与现状

碳会计是以传统会计为基础，以科学发展为指导，以节能减碳为目标，运用会计理论与方法，对企业或其他组织的碳活动（包括过程和结果），进行系统、分类和及时地核算和控制，为政府、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者提供决策有用的货币性或其他数量化信息和其他形成信息的管理控制系统。是会计学领域中的所有分支（包括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管理会计和审计学等）对全球气候变暖和碳减排活动的新响应和新应对。

（一）碳会计的发展

国际对碳会计方面的研究最初是把以碳排放及其交易为核心的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会计问题纳入排污权会计框架中进行探讨的，后来逐渐转向建立独立的碳会计体系研究。1978年挪威最早出现碳会计雏形。国家为了弥补当时按传统方法公布的会计数据不能全面的衡量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将资源和环境因素考虑到传统的经济和社会规划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京都协定书》的签订及排污权交易制度等的发展，使得企业二氧化碳等的排放、交易及技能减排等特定环境问题的会计处理规范探讨也愈加热烈。2008年，有学者指出，基于碳排放或交易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会计事项不应仅仅局限在传统的排污权框架内，而应同时设置一个类似于社会会计的碳账户对其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行计量。之后几年中碳会计迅速发展成为社会性环境财务领域的前沿问题，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ACCA）发表的题为《重要行业：面对气候变化报告挑战》的研究报告申明，希望业界能够制定和采用全球碳排放会计准则。

我国碳会计现阶段存在于排污许可证交易的框架下，没有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随着碳会计的发展日趋成熟，将会作为现代会计的一个分支而独立存在。因此在分析碳会计在我国的发展及如何发展的过程中，需要从一个已有的成熟框架开始，即排污许可证交易的框架。此外，有学者从碳会计体系构建的角度阐述了碳减排量的会计确认以及会计计量，将碳减排量作为存货进行确认和计量，并以历史成本进行初始计量和后续计量。

（二）碳会计信息披露及其影响因素

英国金融服务机构主席LordAdairTurner认为“企业衡量和披露碳排放量是进行碳减排管理的第一步，因为只有经过衡量和披露的信息才能得到企业的重视，也容易被理解”。因此，碳会计信息披露对碳治理与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企业正越来越面临来自投资者和环境非政府机构要求披露与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信息。投资者需要依据企业提供的碳排放数据进行投资风险评估，非政府机构认为碳信息披露包含的信息能提供与资产价值相关的更加可靠的信息，且有利于他们向企业施压以改变他们的行为。尽管欧洲和北美的很多公司已经提供这方面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并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求，究其原因是尽管披露二氧化碳和气候变化信息的公司数量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计量方法的不同，披露的信息量很少，而且这些披露的信息之间没有可比性。除此之外，碳会计信息披露类型、碳排放数据的意义以及可靠的监督等的缺失使得理解碳排放权的报告变得困难。碳会计信息披露包括碳排放的计量、组织准备、技术投资和交易等，预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披露碳会计信息、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管理行为和会计报告，从而在其后变化和商业中投入更多的研究费用。

我国对碳会计信息披露主要围绕内容与方式研究。在披露内容上，碳会计信息并非环境科学意义上的指数指标，而是企业可核算、可比较和可利用的碳基价值信息，它既是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重要信怠，也是国家制定宏观环境政策所需要的专业信息。因此，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机遇、战略、治理、管理业绩、碳排放具体数据及统计方法等信息可以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披露。在披露方式上，可以选择单设气候变化信息模块，或将气候变化信息分别反映于关于公司战略、财务资源、流动性、关键业绩驱动、公司前景等问题的讨论与分析部分。不论国际或是国内研究，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并不多，而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探讨较多。

国内外学者研究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主要从公司规模、公司绩效、行业类型、公司负债程度和公司治理结构等几个方面展开。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正相关；公司经营业绩表现越好，信息的披露程度越高；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在重污染和非重污染之间明显差异，由于监管制度压力大，重污染行业披露水平较高；当公司的负债比例增加时，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和债权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会倾向于披露更详细的环境会计信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与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是否设立审计委员会、董事持股人数比例有显著相关性，而与独立董事比例没有明显的关系。

三、启示

（1）如何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取得平衡，不仅是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也已成为公司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较高质量的碳会计信息披露才能为公司决策者提供帮助支持。当碳排放权的确认、计量形成统一的规定，企业将逐步形成独立的碳会计信息报告。此时，需要制定和颁布相应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规范，鼓励企业进行碳信息的披露。而研究影响碳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因素就成为实现我国独立碳会计体系的必要前提。

（2）针对我国碳会计信息披露问题的研究大多是停留在内容、方式等理论层面上，对如何从企业生产经营过程、内部治理结构及社会舆论导向入手对企业碳会计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等问题进行的探讨，实证研究十分有限，亟待丰富。

参考文献：

[1]王爱国.我的碳会计观[J].会计研究，2012（5）：3-9.

[2]周志方，肖序.论国际碳会计的最新发展及启示[J].中国能源，2009（9）：36-39.

[3]曾锴，王小波，陈程.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碳会计体系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0（10）：16-19.

[4]闫明杰.碳会计的会计体系构建探究[J].商业会计，2011，3（7）：7-9.

[5]汤亚莉，张自力等.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总披露状况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J].管现世界，2006（1）：158-159.

[6]张俊瑞，郭慧婷.企业环境会计倍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化工类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统计应用研究，2008，23（5）：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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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发展低碳经济可以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状态，尤其对于转型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低碳经济运行中，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实现全社会的节能减排任务目标，排放权交易制度成为理应选择的有效手段。我国作为资源消耗大国，虽然暂不承担《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责任和义务，但基于大国责任考虑，仍应当采取适当措施，积极应对。排放权交易在我国尚处于起步状态，基于此考虑，文章旨在通过对域外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探讨和分析，总结出中国可以借鉴的有效的法治经验，以期对中国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提供可用的建议。

[论文关键词]低碳；碳排放交易权；法律问题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理念的产生，源自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环境问题。根据2007年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世界气候变化程度令人吃惊。数据显示，温室气体在1970一2004年间排放量增加了大约80%；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由1961年的每年1.8毫米上升到1993年的每年3.1毫米等。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全球气候的变化，己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世界主要的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德国已经较早地开始了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通过加快立法、严格执法、完善法律的配套措施等方式，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效。

这一理念最早由英国提出来。2009年由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经研究》，将“低碳经济”界定为“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与传统经济体系相比在生产和消费中能节省能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能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势头”。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形态。

二、碳排放权交易的含义

碳排放权交易也称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在全球减排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部门根据其环境容量制定逐年下降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然后将碳排放总量通过一定的方式分解为若干排放额度分配给各区域以及各区域内的企业，供其在一定的时期内使用。若该企业在该时期内的碳排放超出其分配的排放额度，它就必须接受严厉的法律制裁。对于这个碳排放配额，企业可以完全给自己使用，也可以通过减排技术的研发和运用等方式把碳排放配额节余下来。这种节余下来的配额，企业可以把它出售给那些需要超额排放的单位，从而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反过来，对于购买到排放配额的企业，他们通过支付若干费用而获得一定的排放权，从而避免法律的严厉制裁。这种碳排放权配额或指标的买卖即为碳排放交易。它可在某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进行，也可以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进行。

三、我国碳排放交易的现状

近年来碳排放权交易在我国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目前中国的清洁能源项目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稳居世界首位。从全球碳市场的经验和当前进程来看，中国具有相对较低的碳减排成本和较大的市场规模，在许多领域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同时CDM作为《京都议定书》确定的灵活机制之一，适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进行碳减排实践，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但是我国在碳排放交易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的问题：首先，我国环境产权界定不清。我国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还不够明晰，不够明确造成了环境资源市场价格与其相对价格产生严重偏离。其次，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立法较滞后，健全的法律保障可以规范和约束碳排放权交易的有序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项对传统管理模式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制度，它的顺利运转更需要法律保障和约束。再次，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存在严重缺失，我国目前主要还是采取的自愿减排措施，由于没有固定的场所、时间以及常规的交易制度，使得节能减排的交易受政府意志的影响较大。最后，有关部门职能定位不准，碳排放交易市场以行政行为为基础，碳排放权交易是一种在国家环保部门监督和管理下的自愿市场行为。在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很多环节都需要相关行政部门的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现实运作不容乐观。

四、完善我国碳排放制度的措施

（一）加大对超额碳排放的处罚、执法和监督力度

在碳排放交易体制下，超出排放配额进行排放的企业，必须要受到法律的重罚，使违法成本远高于购买碳排放权的成本，否则这些企业宁愿接受处罚也不会花钱向别的企业购买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交易也就难以开展。

中国现行排污收费标准远远低于污染治理所带来的成本，大多数只有治理设施运行成本的 50%左右，甚至不足10%。这样，企业往往愿意超标排放，而不愿意购买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进行污染净化处理。因此，在立法环节，我们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对超额排放的企业应当规定较高的罚款金额和较重的处罚措施。在这些方面，我们可借鉴美国、新加坡等国的经验，对违法者实施“按日计罚”制度。如在美国，联邦环保局针对违法排污者向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后，法院可下达禁止令，要求违法排污者立即停止违法。在禁而未止的阶段，每次违法罚款的幅度最高可达每个违法日 25 000 美元。也可制定一些加重处罚条款，如规定连续两年以上排放量不能达标的且未购买配额的企业，责令其停产，并处以碳排放配额总额双倍的罚款；或者对于那些排放超标的企业，限制其在金融市场的准入和融资，具体如采取吊销贷款证，限制上市融资或从银行取得贷款等处罚措施。如只有通过这些严厉的制度设计，大幅提高企业超额排放的违法成本，才能保障和促进碳排放权交易顺利开展和进行。

（二）规范交易中各方主体的创设、准入和法律规制

碳排放交易自然离不开作为交易平台的碳排放交易中心或交易所。2008 年，中国成立了三家环境权益交易机构———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后来，各地的环境能源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尽管国家发改委将全国能源机构限定在十家之内，但许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排污权交易，环境交易所大有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势头。从法律层面来说，交易平台的创设绝对不能毫无制度和秩序，而应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和程序，以确定一个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另外，当这些机构创设之后，如何规范这些机构的运作，保障交易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碳排放交易的有序发展，也是中国政府急需考虑的问题。

碳排放交易的另一类重要主体就是交易的相对方，即碳排放权的卖方和买方。最为基本卖方是那些依法取得碳排放配额并且有富余的企业，而最为基本的买方是那些用完自身的碳排放配额且不得不继续实行碳排放的企业。但这些买家的身份很复杂，购买排放配额的目的也不一定是供自己超额排放使用，随时都可以从买家转换为卖家，故其交易的目的也变得复杂。目前，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主要是国外买家向国内企业购买，碳排放权的国内交易还很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国内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买家和卖家。复杂的交易主体和目的，大大提高了交易的投机性和风险性，进而产生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正常秩序的可能。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必须对碳排放权的购买者加以一定的法律限制，并对其交易行为加以规范。特别是对专门进行碳排放权交易的各类专项基金和碳基金，以及专项从事减排额开发、采购、交易、经济业务的投资机构，很有必要对其作出专门立法，通过对市场准入法律制度和对碳排放交易活动的严格监控，以维护正常的碳排放交易秩序。

（三）强化碳排放市场的调控和监管

对于碳排放交易，政府不宜给予太多干预，其主要任务就是建立市场交易法律体系，完善交易环境和秩序，提高各方主体的交易效率。但这并不等于政府放弃对该交易市场的基本调控和管理，因为市场会存在失灵的情形，市场本身不一定能按照政府意志不断得以发展和完善，进而提高交易效率。另外，碳排放权是一种重要的环境资源权，它往往影响国家的环境安全和经济安全。因此，对之采取完全放任的态度显然是不妥的，对交易市场实行适度的宏观调控，以及对交易行为加以严格监管也是必要的。

政府对碳排放市场的调控主要在碳排放总量确定和交易价格的调控上。碳排放权的交易价格理应由市场自由调节而成，但问题是，过低的价格可能导致从事减排技术投资、开发、真正购买减排设备采取切实减排措施的企业无法收回其成本，而没有采取任何实际减排措施的企业却可以通过购买低廉的排放权而获得继续排放的权利。

为了实行一定的价格调控，建议政府在自愿减排阶段对碳排放额度实行有偿分配或拍卖，同时，应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平台，争取碳排放国家贸易的话语权和定价权。当然，政府还可以建立各种碳基金，代表政府参与碳排放市场的交易，通过市场的逆向操作，以实现对碳排放交易价格的调控和平衡。例如，在遇到金融危机，企业碳排放需求下降，甚至出现大量剩余时，政府可以通过碳基金对市场碳排放权予以回购，以防止碳排放权的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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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产业结构;能源消费;财政政策;金融政策

中图分类号：F810.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1-0013-06

一、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必要性

空气具有流动性，是人类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治理大气污染，保障清新空气，既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公共治理责任，也是全社会共同参与治理的重要任务;既需要发挥财政政策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也需要发挥金融政策对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保障作用。只有实现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才有利于实现对大气污染的源头治理、过程治理和结果治理。

首先，治理大气污染，必须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治理大气污染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着财政根本目的和财政功能取向。财政对治理大气污染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一是体现在税收政策上，能够发挥其抑制污染排放，支持清洁生产和消费的作用。如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或污染排放税）和完善消费税制度，能够对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和领域，发挥税收抑制作用;通过对节能减排的环保产业、环保产品提供税收优惠，能够发挥税收对清洁生产和消费的激励作用。二是体现在财政支出政策上，通过增加财政对环境保护的直接投资，增加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支出，增加产业结构改造的财政贴息，增加节能环保产品消费的财政补贴，促进节能技术研发与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改造提升，促进节能低碳产品消费。三是体现在政府采购政策上，通过实施政府绿色采购，优先购买符合低碳环保认证标准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激励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推进节能减排技术应用和低碳环保产品消费。

其次，治理大气污染，必须发挥金融政策的资金保障作用。治理大气污染，必须发挥市场力量的决定作用，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协同治理。金融对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保障作用，一是体现在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政策导向上，通过对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单位，新能源开发利用产业，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企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等提供信贷资金，能够保障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新能源开发利用、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资金需求，有利于促进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和应用，全面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和水平，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二是体现在金融市场领域，通过建立和完善碳排放交易市场，开发碳金融交易产品，不仅有利于实现节能减排项目的市场融资，还能够在市场领域真正体现“谁污染环境，谁付费”和“谁保护环境，谁受益”原则，使区域和企业从节能减排行动中直接获得收益，有利于调动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必须搞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京津冀作为我国大气污染的重灾区，是我国治理大气污染的重点和难点区域。由于该区域内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次区域间的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存在很大的梯次落差，因而在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方面，搞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显得更为重要。一是从治理大气污染一般意义上看，搞好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是发挥好政府与市场各自功能，提升对大气污染的多主体、多层次、多维度综合治理能力的客观需要。二是京津冀大气污染重，治理难度大，更需要财政金融政策的协同配合。京津冀是我国空间分布上人口最稠密的区域之一，也是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的全国第三大增长极。治理该区域工业化、城镇化造成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造成的大气污染，更需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财力支持作用和金融政策的资金保障作用。三是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需要搞好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协同配合。京津冀区域中的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次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能力和金融力量差异很大。由于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中河北省相对于北京市和天津市而言，任务最重，压力最大，财政能力最低，金融力量最弱，单纯依靠其自身能力，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完成国家大气治理行动计划的各项目标任务还存在很大困难，只有搞好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协同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区域协同力量，共同治理好京津冀大气污染。

二、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现状与问题

（一）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现状

从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情况看，各行政区围绕治理大气污染，已经明确了各方的任务目标、重点任务与具体责任，建立了联合防治工作协作机制，开展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具体行动。中央为推进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还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激励性财政政策。

1. 明确了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目标任务。早在2010年5月，国务院的《关于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改善区域空气质量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就明确将京津冀区域确定为开展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重点区域。2013年9月，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近期主要目标和具体指标，统一部署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分工负责的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任务和各自承担的具体责任，凸显了国家对于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视程度。

2. 建立了区域联合防治大气污染协作机制。为了更好地协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国家正式启动了由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以及环境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负责同志共同参与协作联动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按照“责任共担、信息共享、协商统筹、联防联控”的工作原则，重点研究协调解决区域内突出环境问题，组织实施环评会商、联合执法、信息共享、预警应急等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3. 中央采取了“以奖代补”的激励性财政政策。为了鼓励和支持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调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治理大区污染的积极性，2013年10月，中央采取了激励性财政政策，按照“以奖代补”的方式，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治理大气污染任务最繁重的河北省倾斜。

4. 京津冀同步开展了治理大气污染的具体行动。各地按照《细则》部署的任务，以完善大气污染治理的地方法规，淘汰燃煤小锅炉，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实施污染企业搬迁再造，治理汽车尾气污染和面源污染为重点，以“壮士断腕”的决心，采取了治理大气污染的积极行动，形成了层层行政动员，具体分解任务指标，限定时间节点，重拳治理大气污染的局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从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现状看，虽然国务院的《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体现了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近期治理大气污染行动目标、具体指标、重点任务和具体责任的统一部署，体现了目标明朗、任务明确、责任分工特点，国家还专门建立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协作机制，安排了治理大气污染的专项资金，但在京津冀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合作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集中表现为京津冀还缺乏协同治理大气污染的长效保障机制，缺乏区域内财政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存在着治理大气污染的可用资源与承担任务不匹配现象，制约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

1. 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缺乏长效保障机制。京津冀目前还处于跨越碳排放强度高峰的初级阶段，距离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还存在很大差距，还面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控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的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总量上升的艰巨任务，寄希望在短期内很快跨越人均碳排放高峰和碳排放总量高峰，取得“一蹴而就”的成效是不现实的。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靠行政手段，也要靠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当前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中，虽然在淘汰落后产能和强制污染企业搬迁改造等方面，利用行政手段能够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期看，还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提供长效保障。

造成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财税金融制度还不能适应低碳绿色发展需要。一方面，我国还没有按照“税制绿化”和“财政绿化”要求，完善税收制度和财政制度，导致我国现行税收和财政在促进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提升方面，缺乏科学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发挥治理大气污染的财税制度功能。另一方面，我国在信贷考核体系中，还没有把绿色信贷真正嵌入信贷制度内容中，还没有形成导向清晰，内容完整的绿色信贷体系，减弱了治理大气污染的金融制度功能。

2.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财政政策的相互配合。突出的表现是财政金融杠杆利用不充分。就财政政策而言，一是由于矫正利益分配和选择行为的污染排放税，激励节能减排的税收优惠，均缺乏系统性的税收制度安排，影响了税收的行为矫正功能，不利于从利益机制上调动企业治理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的积极性。二是各级政府对产业结构改造和治理污染排放投入的专项资金规模有限，特别是财政相对紧张的河北省辖区内的基层政府在促进“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方面的财政资金处于“捉襟见肘”状态，影响了地方财政对治理大气污染的投入力度。三是受制于政府财力紧张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低碳采购、绿色采购尚未转化为普遍行动，影响了政府采购引领低碳发展的作用。四是在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支持能力方面，京津冀公共财政能力差距悬殊。如河北省的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仅为北京市人均公共财力水平的18%，仅为天津市人均公共财力水平的22%，即便是考虑到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因素，河北省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也仅为北京市的29.8%，天津市的38.3%①。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各地“单打一”式的财政支持方式，无法取得协同治理的最优效果。

京津冀所以形成了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能力差距悬殊而又缺乏相互配合的局面，关键在于行政体制的“利益樊篱”阻碍了共同合作与相互帮助。即便是在河北省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与京津差距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在产业跨区域迁移过程中，处于总部经济所在地的区域对分支机构经营地争夺企业所得税的现象仍然非常激烈，把本来应由分支机构经营地获得的企业所得税纳入了总部经济所在地。不仅在税收法律制度上违背了地域管辖权优先征税要求，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准则和规范，也不利于跨行政区之间的项目合作与发展。

3.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金融政策的相互配合。从金融政策来看，一是在财税矫正与金融跟进式的治理大气污染方面，由于京津冀的财税矫正作用不到位，影响了商业金融机构对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企业提供金融支持的积极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金融机构贷款，对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改造缺乏有效支持的内在动力，未能及时跟进到治理大气污染行动中。二是有利于控制污染排放的碳金融交易市场刚刚启动，涉及碳指标配置、碳交易价格等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尚未发挥出金融市场对节能减排和治理大气污染的促进作用。三是在治理大气污染的金融力量方面，京津冀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如河北省人均获得金融贷款仅为北京市人均获得金融贷款的14.4%，仅为天津市人均获得金融贷款的23.07%②。如果不改变这种局面，京津冀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能源结构的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效果非常有限。

京津冀金融资源配置严重不平衡，突出表现在人均金融贷款差距、外汇资金利用差距、人均利用FDI差距等诸多方面。其中，造成人均金融机构贷款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区域间信贷指标分配不合理。造成外汇资金利用差距的原因在于区域间外贸进出口差异及其可获得外汇资金利用机会不平等。造成利用FDI差距往往与区域间相互争夺和拦截FDI项目有着直接关系。

4.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财政金融政策的区域配合。由于受制于行政体制羁绊，京津冀尚未建立区域间财政金融政策的横向协同配合机制。在京津冀人均公共财力资源差距悬殊的条件下，虽然国家设立了大气污染治理专项资金，中央财政也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安排了纵向补助资金，但这种带有“药引子”式的奖励资金，不仅支持力度非常有限，也因财政困难地方实在拿不出足够资金治理大气污染，降低了其“以奖代补”的财政引导功能。在京津冀人均贷款水平差距悬殊的前提下，由于缺乏区域间横向的金融政策协同配合，一方面导致人均贷款水平较低的地方因信贷资金支持力度弱，无法满足其产业改造和治理大气污染的资金需要。另一方面，碳金融交易制度不完善，碳排放指标的区域配置不合理，碳排放市场交易容量小，不利于发挥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市场化的金融合作，影响了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成效显著的区域和企业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得市场融资的机会，进而制约了治理大气污染所获得的资金支持。

5. 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未能按照区域环境效益最大化要求配置资源。京津冀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层次存在明显的“梯度落差”，导致同等的财政金融资源，投入不同区域产生的环境治理的效益差异很大。其中，落后区域治理大气污染的替代渠道多、政策实施空间大，以治理项目带动的财政金融资源越是投入到落后区域，其环境治理效果越显著。正是由于京津冀在治理大气污染未统筹考虑资源投入上的整体环境效益，而是采取各自把持资源和“各扫门前雪”的做法，这种源于体制障碍、制度缺陷所造成的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缺乏长效保障机制，缺乏财政金融政策相互配合与区域配合现象，导致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资源的区域错配，降低了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环境效益。

三、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的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的对策

协同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既要明确考核目标和任务分工，又要注重协同合作，必须在协同治理大气污染过程中，牢固树立区域环境效益至上的理念，创新体制机制，最大限度地克服各种阻碍协同合作的制度障碍和行政体制障碍，必须针对京津冀治理大气污染的任务和三地客观存在的财政金融资源差距，密切财政金融政策协同配合，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力和财政投资吸引作用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为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一）近期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1. 完善跨区投资税收征管体制。对于总部经济所在地与分支机构所在地之间、存在于区域内的“飞地经济”现象，应按照地域管辖权优先征税，居民管辖权补征税款的要求，制定国内跨区域的统一、规范的企业所得税核算标准和分享办法，克服各地为争取分支机构项目落地而乱施税收优惠和任意让渡税款行为。同时，还应统一税收征管的执行标准，以解决京津冀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存在的三地执行标准差异和由此造成的纳税人为减轻纳税义务而产生的跨区域报税问题。

2. 加大中央对环首都地区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是重大国家战略，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多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涉及减少污染排放的能源节约和能源替代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产业改造升级，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促进消费节能和消费减排等综合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内容方面，加大中央京津冀环境保护的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支持力度，是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促进环首都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

3. 在京津冀协同治理污染的发展过程中，应通过金融管理特别是信贷管理体制创新，增加绿色信贷权重考核体系等举措，对承担治理大气污染任务重，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大的相关区域，增加其鼓励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绿色信贷指标，提高其金融机构存贷比水平，使京津冀资金保障与京津冀承担的治理大气污染的产业结构改造任务相一致。通过增加和调剂京津冀区域的信贷指标，支持其传统产业结构改造升级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

4. 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关系。按照京津冀产业一体化协同发展要求，借助区域合作协调平台，协调京津冀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有利于促进京津冀产业的吐故纳新，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引进和布局新的发展项目，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节能减排。在布局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方面，不仅要杜绝各行政辖区采用非市场竞争手段，争夺和拦截外商直接投资现象，还要通过京津冀协商合作，把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重点布局在产业结构调整任务重、节能减排压力大的区域。

（二）中长期应采取的措施

1. 完善制度保障条件，提供长效保障机制。体现在财税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按照绿化税制，完善税收体系要求，及时征收包括碳排放税在内的环境保护税，通过完善消费税制度，把“两高一资”产品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发挥其抑制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保护生态环境功能。二是实施汲水财政政策，加大对节能减排导向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清洁能源利用的财政投资、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在鼓励和支持产业改造升级，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吸引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三是完善政府绿色采购制度，严格政府采购的“绿色”标准，完善政府节能减排的制度保障体系，通过制度化的政府绿色采购，发挥政府节能减排的示范作用，引导和鼓励企业提供节能减排产品和社会提供节能减排服务。

体现在金融制度保障方面，一是需要完善绿色信贷体系，把低碳环保的绿色指标，植入信贷考核体系中，增加对节能减排企业的信贷支持，促进企业节能减排。二是实施窗口指导，针对“两高”行业实施更为严厉的贷款标准，积极利用金融杠杆保护环境。三是建立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积极发展碳金融市场，借助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建设，合理分配各区域的碳排放指标，使节能减排企业通过出售碳排放权获得收益，使高耗能和高排放企业承担付出更多的碳交易成本，从而发挥碳金融市场的鼓励碳减排、抑制碳排放功能。

2. 优化财政金融工具组合，提高政策组合效能。按照政府发挥支持和引导作用与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相结合的原则，发挥好财政引导与金融支撑的组合效应，要在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力和财政投资吸引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多渠道引导商业金融机构、实体企业、社会资金积极投入节能减排行动中，为治理大气污染提供相应的资金保障。

一是要注重财政金融政策工具导向上的“双绿化”组合。以实现产业绿化为目标，既要发挥财税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节能减排行为的“绿化”作用，又要发挥金融政策工具保障产业结构调整和促进节能环保型产业低碳发展、绿色发展的资金需要，发挥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对产业发展的矫正功能，实现财政金融政策工具的“双绿化”组合。

二是要注重搞好财政与金融工具的空间结构性组合。同时启用财政政策工具与金融政策工具，实现二者并驾齐驱的政策工具组合方式。重点是搞好包括碳排放税、资源税、消费税、节能减排产业税收优惠等在内的税收制度，建立区域性能源消耗指标、碳排放指标分配制度，推进节能量交易市场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拓展市场化的金融产品，搞好财政工具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

三是要注重搞好财政与金融政策工具的时间序列组合。即财政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政策工具及时跟进，防止财政政策工具与金融政策工具相脱节的政策工具组合方式。重点是搞好绿色税制、政府绿色采购、财政补贴在内的财政政策工具为先导，吸引商业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及时跟进的金融政策工具间的有效组合。

3. 按照环境效益最大化要求，调整区域间财政金融关系。治理京津冀大气污染，必须以实现区域环境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优化京津冀资源配置，把有限资源重点用于最能取得京津冀区域环境效益最大化的地区和行业，进而提高既定资源的节能减排效果。在统筹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治理中的资源空间配置方面，由于河北省传统产业发达，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发展相对薄弱，把绿色优质资源投向河北省，能够取得京津冀区域环境效益最大化，为此，应优先在河北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低碳产业，为河北省产业结构转型及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增加产业的绿色“增量”，更好地提高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效果。

一是要按照构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建设要求，针对京津冀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存在的财政资源与治理大气污染任务不匹配现象，中央财政应加大对治理大气污染的转移支付资金的支持力度，重点向治理大气污染任务重、人均公共财力水平低的区域倾斜，使公共财力水平低的区域能够承担起财政支持和引导节能减排、产业结构改造、治理大气污染的主要任务。

二是要按照金融资源与治理大气污染相匹配的要求，针对京津冀金融资源与治理大气污染任务不匹配现象，建议国家对治理大气污染任务重的区域，增加信贷指标，通过完善绿色信贷体系，把低碳环保的绿色指标，植入信贷考核体系中，增加对节能减排企业的信贷支持，对“两高”行业实施更为严厉的贷款标准，积极利用金融杠杆保护环境。

注释：

①根据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1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统计公报披露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②根据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13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统计公报披露数据整理计算所得。

参考文献：

[1]辜胜阻，郑超，方浪.城镇化与工业化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大气污染治理[J].理论学刊，2014，（6）：42-45.

[2]阚景阳.京津冀治霾视阈下的河北产业政策调整研究[J].唐山学院学报，2014，（4）：39-41，45.

[3]赵弘.北京大城市病治理与京津冀协同发展[J].经济与管理，2014，（3）：5-9.

Beijing-Tianjin-Hebei'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Wang Yanjie

（Ecnomics Academ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篇8

【关键词】 低碳经济； 碳成本； 碳成本核算； 碳成本管理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要提高能源的效率，转变能源结构，减少污染的排放。发展低碳经济可能会使企业未来的交易中涉及到碳排放权交易问题，鉴于此企业经营中就会面临新的问题，诸如，投资时要考虑碳排放低的技术项目、日常经营中要核算碳合规成本，并通过提高价格把增加的碳合规成本转移给消费者等，决策者需要这些信息。由此可见，在低碳经济时代，成本管理的内涵和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变化，如何从战略的角度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成本进行分析和管理，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碳成本管理产生的背景

《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是为了人类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京都议定书》需要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中国于1998年5月签署并于2002年8月核准了该议定书；欧盟及其成员国于2002年5月31日正式批准了《京都议定书》；2004年11月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使其正式成为俄罗斯的法律文本。截至2005年8月13日，全球已有14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该议定书，其中包括30个工业化国家，批准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世界总人口的80%。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允许采取以下四种减排方式：一是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二是以“净排放量”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即，从本国实际排放量中扣除森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的数量。三是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四是可以采用“集团方式”，即，欧盟内部的许多国家可视为一个整体，采取有的国家削减、有的国家增加的方法，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有关碳排放制度最大特征在于“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cap and trade）”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国家或地区政府都必须承诺碳排放量在规定限额下，碳排放权市场交易的结果导致了企业因购买碳排放权而拥有碳资产，因碳排放而形成了碳成本，扩展了传统成本核算和管理的内容，从而产生了对碳成本核算方法的探讨和碳成本管理内容的研究。

二、碳成本的内涵和计量

篇9

关键词：成本管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

引言：环境问题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低碳经济成为一种流行的经济模式，各国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资源并交易，而碳会计作为环境会计的一种应运而生，ISA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FSAB（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一直致力于制定完善的碳会计核算准则，但是并没有出台标准的会计准则，碳会计在我国的起步时间较晚，发展时间不长，因此计量、确认和报告都存在缺陷，这也是我国企业面对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1、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构建的意义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于全球变暖问题也越来越关注，各国都开始发展低碳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企业开始将碳排放权作为资产的一种，同时也是会计核算的一部分，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碳排放权核算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部分，将会计的理论体系和核算范围扩大了;第二，企业的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从碳核算得到合理的信息，为企业低碳发展和经济管理做出贡献;第三，低碳经济理论发展也受到企业碳排放权核算的促进。我国的碳会计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也没有一致的统一的标准，除了碳排放权核算，还有碳成本核算等内容。

目前国内外都开始深入研究碳会计，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各国也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作为研究重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颁布了核算方法，但是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学者在碳排放权是资产的一种上意见一致，但是对于如何计量、属于何种资产却不一而同。此外，除了核算碳排放权，还包括分配、归集和计算碳排放成本等。我国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强制披露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方式不尽相同，内容也不够标准和完整，也缺乏可比性，信息使用者无法运用这些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这也是构建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的意义。

2、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了美国这个工业大国，我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开始试着执行排污权交易制度，也积极发展可持续发展观念，督促企业加强节能减排。1988年确定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八个城市为水污染排污权交易试点城市。清洁发展机制自2005年开始在我国快速发展，相应的带动了碳排放权交易所数量的增加，只2008年一年就有上海能源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等交易所成立，这也反映出低碳经济的观念开始在国内普及，个人、企业都重视节能减排，2009年天平车险公司完成了第一笔减排项目交易，我国并没有实质上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但是基本政策正在逐步完善。

3、碳排放权会计核算目标和对象

3.1核算对象

传统会计主要是采取措施监督公司、企业的现金流量、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用监督结果反映公司、企业的经济活动，而传统会计和碳排放权会计是存在差异的，《京都议定书》将碳排放权作为一种能够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影响企业资产等其他会计因素。碳排放权会计的核算对象显然是碳排放权，计量工具就是货币，通过全面的记录企业涉及碳排放的经营活动并编制报表，监督企业的减排活动，为决策者提供可用的信息。

3.2会计目标

会计存在的基本问题，同时也是相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就是传统会计目标，一般认为有两种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碳排放权会计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我国的经济发展是不可能消除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笔者认为决策有用观更适合碳排放权会计目标，我国参与了CDM项目，那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是非常必要的，相应的产生了碳排放权管理;再者，企业管理者能够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能够监督、核算周边环境受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程度。

4、确认与计量碳排放成本

4.1核算内容和对象

核算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分配和归类材料采购、产品研发、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环节的信息，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碳排放成本的确认，企业中和碳排放有关的经营活动，其流程费用就是碳排放成本;第二，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分析，了解经营活动中发生碳排放成本的环节和原因;第三，确认计量方法;第四，记录成本，制作报表并披露。

4.2成本计量

数据收集：计量碳排放量的公式是：A（活动强度）*EF（排放系数）=GHG（温室气体排放量），其中碳排放系数就是使用单位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量，国家科技水平不同，能源利用率也不尽相同，因此碳排放系数也是不同的。

设定排放量：也就是碳排放基期，企业生产经营的不同阶段，排放的碳也不同，因此要设定一个标准也就是基期，一般是一年或者几年的平均值，企业碳排放量就是报告期碳排放量和基期碳排放量之差，可以得到结果并计算碳排放成本。

4.3成本计量方法

笔者采用全生命周期成本法，成本计量分为若干阶段：（1）产品研发，产品研发阶段的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主要是研发费用，要将与产品研发有关的碳排放成本收集起来，符合规定的资本化并纳入碳排放-研发成本;（2）材料采购，传统材料采购不应将碳排放成本计入在内，按照产品数量计算碳排放-采购成本;（3）生产，生产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实际上是预防成本，这个阶段的成本应当进入碳排放-制造成本，没有计入的应分配到碳排放成本项目;（4）产品销售，产品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一般没有关联，应将这个阶段的成本计入碳排放-销售成本;（5）回收处置，这个阶段的碳排放成本就是销售产品并使用产品产生的碳排放污染环境的治理成本，企业可以将回收的材料用于生产，因此这个阶段的成本可以包括废弃处置成本和循环利用成本等。

结束语

综上，本文介绍了碳排放权会计核算在我国的发展现状，针对企业碳排放分析了具体的碳排放成本计量方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颖.基于低碳经济的企业环境成本会计研究[J].商业时代.2014，（05）：107.

[2]肖序，熊菲，周志方.流程制造企业碳排放成本核算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05）：29.

篇10

关键词：碳污染;防治标准;清洁能源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1-0108-02

鉴于气候变化已经对人类的健康和经济发展构成了风险，2014年6月2日，美国联邦环保局提出了清洁能源计划，将保持一个可负担的、可靠的能源制度，同时削减污染，保护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环境。

一、美国清洁能源计划概述

（一）清洁能源计划的价值

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洁能源计划将帮助美国削减来自于电厂区域的碳污染，比2005年下降30%。电厂是美国最大的碳污染排放源，大约占到国内所有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清洁能源计划则可帮助美国在2030年削减导致雾霾的污染超过25%，可以在2030年产生价值估计达550亿美元到930亿美元的气候和健康利益，包括避免2 700个人到6 600个人过早死亡，以及140 000到150 000例儿童哮喘病发作。

削减电厂的碳污染，不仅能提高公众健康，保护环境，而且可以提供可靠和可负担的能源，促进更加清洁的能源技术发展，诸如天然气、核能、可更新能源和清洁煤技术。毫无疑问，清洁能源计划将使得美国电力系统产生更少的污染，减少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使得美国人在2030年少交电费大约8%，同时，这项计划能够使美国具有发展经济和保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全部能源，还可使美国企业在全球以一种更加有效、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制造和消费能源的运动中保持领先优势。

（二）清洁能源计划的核心――电厂碳污染标准

1.新建电厂碳污染标准。新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分为两部分，一个是对化石燃料驱动的蒸汽发电机组，即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另一个是对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系统。分成两个标准，说明对蒸汽发电机组和固定涡轮发电机组分别确定最佳排放削减系统。对蒸汽发电机组，基于部分执行了碳捕获和碳储存作为最佳排放削减系统而设定碳污染标准，拟议的排放限值是1 100磅CO2/兆瓦时。对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机，基于现代的、有效的天然气联合循环技术作为最佳排放削减系统。拟议的排放限值分为两种，对较大排放源是1 000磅CO2/兆瓦时，对较小排放源是1 100磅CO2/兆瓦时。

2.改建和重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改建和重建电厂的碳污染标准分为四部分，第一个是对改建的化石燃料驱动的蒸汽发电机组，即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第二个是对改建的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系统;第三个是对重建的化石燃料驱动的发电锅炉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机系统;第四个是对重建的天然气驱动的固定燃烧涡轮发电机组。按照清洁空气法第111（b）的规定，这些标准反映出可通过应用最佳排放削减系统实现的排放限制程度。

（三）清洁能源计划的主要技术和政策工具

技术工具主要有：（1）促使化石燃料电厂更有效的技术;（2）在有过剩生产能力的地方更多地使用低排放的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技术;（3）更多地使用零排放和低排放的能源，诸如可更新能源技术和核能技术;（4）通过提高电力使用效率而降低电力需求的技术。

政策工具主要有：（1）确定电厂绩效标准，每个电厂必须达到设定的排放强度;（2）可更新能源组合标准，电力公司必须设定一定比例的可更新能源电力;（3）能效资源标准，电力公司必须在达到目标年之前削减一定量的需求;（4）脱钩政策，通过使税收和利润脱钩的政策降低电力公司生产更多电力的动机;（5）电力回馈政策，给付使用太阳能的住宅所有者一定报酬，鼓励其将多余的电力返回给电网;（6）限额和交易政策，逐渐减少碳配额的数量，电厂让予的碳配额数量必须，每个电厂的排放量成比例;（7）碳税政策，对碳排放行为征税;（8）电网运营商缴纳碳费政策，根据由哪些电厂运营决定给电网运营商增加一个碳价格;（9）家用电器能效标准，要求销售的新家用电器必须满足设定的能耗标准;（10）商业建筑和住宅法典，要求新建房屋要考虑节电措施。

二、我国碳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碳污染防治立法缺位

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主要有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国家认监委的《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用以规范低碳产品认证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责任考核评估办法》，用以对各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对落实各项任务和措施进行评估。专门针对温室气体的控制政策主要以国务院“通知”“工作方案”和发改委颁布的“指南”为主要形式，通知、工作方案和指南本身可视为规范性文件，但规定内容过于简单，过于概括化，过于笼统，且不具有法律法规应有的强制力。

（二）没有确定碳污染防治的理念

当前我国有温室气体排放的概念，却没有“碳污染”的概念，且我国当前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对象过于狭窄，仅仅针对重点企事业单位，即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比较大的规模才要求报告温室气体排放，且报告排放量仍然是自愿性的，也没有规定具体的限排指标。同时，由于我国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并没有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列为大气污染物，在号称史上最严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针对的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烟尘等污染物，却不包括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

（三）碳污染防治缺乏明确限定标准

我国的温室气体控制显然还停留在缺乏执行力的初级阶段，虽然规定了发电行业等十大重点企事业单位，以及能源重点行业，但却没有明确具体的限定标准，只是规定了一个总体目标，也没有可操作性强的限制排放的实施方法。以《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为例，该指南旨在帮助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准确核算和规范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科学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行动方案及对策，同时也为主管部门建立并实施重点企业温室气体报告制度奠定基础。该指南规定了核算边界和核算方法，以及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内容，却没有规定限制排放的具体数值。由此可见，我国对温室气体控制仍然停留在准备阶段，还没有进入实际控制阶段。

三、加强我国碳污染防治的若干建议

（一）确定“碳污染”理念，促进公众参与

温室气体不同于大多数空气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存在很长时间，从几十年到数千年不等，取决于具体的温室气体种类，因此越早对温室气体采取控制措施越有利于降低碳污染。碳污染的理念并非自然形成的，美国是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在2007年审理的马萨诸塞州等诉美国联邦环保局一案中确立了“温室气体也属于清洁空气法界定的空气污染物范围”。

我国目前尚未确定二氧化碳属于大气污染物，在2012年颁布的最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也没有规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值，更没有相应的司法案例，这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控制，应尽早确定二氧化碳的“大气污染物”身份。同时，应明确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政策需要集合公众智慧来制定，政策制定和立法机关的认识不足以构建完善的制度，还需要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来贯彻落实，应在政策制定之前明确公众参与的作用和价值，并在政策制定中促进公众广泛有效参与，在最终形成的政策中采纳公众合理建议。

（二）构建操作性强的碳污染防治立法和政策支持体系

温室气体控制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原则。对由于能源转型而产生的碳污染控制，必须依靠立法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才能有效实施。而我国尚无专门针对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或规章，现有温室气体控制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基本上都是停留在无强制性、无执行标准、无执行程序的自愿执行层次。温室气体长期存在于环境中的特点决定了对温室气体的控制应有相当的前瞻性，主要是从政策、立法方面保证控制得以实施和持续，在技术方面保证控制的有效性。

我国应该以应对气候变化为目的，通过制定专门的碳污染防治立法或行政法规来治理碳污染。碳污染治理，不仅是中国履行气候变化的国际义务，也会给我国发展清洁能源提供良好契机和动力、压力。我国可以从交通领域开始，建立机动车碳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确立机动车燃料效率标准，确立操作性强、可实施的政策体系扶持新能源机动车发展，尤其是形成与使用新能源机动车相配套服务设施的政策支持，降低机动车碳排放强度。同时，对二氧化碳排放最大的电厂制定碳污染防治法规，按照现有发电技术水平分类确定碳污染排放控制标准，并分别采用相应的排放削减技术。

（三）发展碳污染防治技术，形成产学研科技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