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排放管理制度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碳排放管理制度，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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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气候变化 碳排放交易制度 地方立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3）03-0105-3

【作者简介】王璞（1957-），吉林长春人，深圳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

碳排放交易是一项新生事物，即便在国外也尚未成熟。开展碳交易，建立碳交易市场首先需要有法律制度作为依据和支撑，只有建立起配套的法律制度，以法律手段调整碳交易法律关系，规范制约碳交易市场行为，才能保障和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一、国内碳排放交易立法现状

在碳排放权交易方面，欧美发达国家已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初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市场交易规则。我国碳排放交易立法起步较晚，近年来有关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已经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制度创新成果。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外交部和财政部4部委制定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11年8月修订）。2012年6月，国家发改委又出台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为国内已开展的一些自愿减排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此外，地方政府近年来也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于2011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四川省农村能源条例》，首次将碳排放权交易写入地方性法规。2012年12月30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理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这是国内首部专门规范碳排放管理的地方法规。《若干规定》提出，要建立碳排放管控制度、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碳排放抵消制度、第三方核查制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处罚机制六项基本制度。

我国在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方面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无论是完备性还是成熟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缺乏统一的碳排放交易立法。目前国家层面尚无一部涵盖碳排放配额制度、市场管理、交易规则和政府监管等在内的法律法规，建立统一的运作规范的碳排放权市场交易机制暂时缺少法律制度的支撑。二是现有的相关法律规范存在缺陷。如《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该办法只是规范CDM碳交易活动，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特殊性使得该办法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又如《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没有明确温室气体之间的换算规则和计量标准，没有明确具体的交易程序，缺乏对交易市场的监管规定等。这可能导致各交易主体参与碳排放交易之后在相关问题上无法可依，容易遭受不必要的利益损失，进而打击相关主体自愿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

二、构建碳排放权交易基础法律制度的关键

从发达国家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程来看，构建碳交易市场的法律制度需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

（一）设置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

构建总量控制机制是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基石。只有在排放总量控制的硬约束下，碳排放配额才会成为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交易活动。碳排放总量控制有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两种模式，绝对指标是设置一个区域碳排放的绝对数量，而相对指标则是设定一个碳排放基准，也称之为强度指标。我国的碳排放量控制目标属于相对指标，由于没有设置明确的绝对总量，尚难以形成以区域为单位的排放配额，缺乏可操作性和强制执行力。为了形成有效的碳交易市场需求，深圳市在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方面进行了大胆创新，具体做法是根据深圳市在“十二五”期间碳排放的强度指标，测算各行业的控排指标，再结合行业内每个被核查对象的减排潜力与成本确定具体配额，最后汇总估算全市的碳排放控制总量，解决了相对指标难以测算减排总量的问题，为开展碳交易奠定了基础。

（二）设定碳排放主体的法定减排义务

如果企业不必强制减排，而只有自愿减排，那么碳排放权毫无价值可言。因此，区域碳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之后，只有通过配额落实到具体的碳排放主体，并且确保配额的法律约束力，碳交易市场才有可能形成。以深圳为例，市政府根据全市大中型企业在各行业的分布和能源消耗的占比情况，初步确定600多家企业纳入碳核查对象，并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点、碳排放管控单位的历史排放量等因素，确定碳排放管控单位的碳排放额度。同时，为了确保分配额度的法律约束力，《若干规定》明确碳排放管控单位应当在其碳排放额度范围内进行碳排放，碳排放管控单位超出额度进行碳排放的，相关部门可以予以行政处罚，从而以特区法规的形式明确了配额的法律效力以及排放主体应承担的法定减排义务。

（三）赋予碳排放配额交易的合法性

在气候变化问题被诉诸国际法之前，大气环境容量并未被作为一种有限的自然资源来对待，温室气体的排放处于一种自然权利的状态，既没有任何限制，也谈不上作为法定权利进行规制和保护。国际法创设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之后，碳排放主体取得碳排放配额实际上意味着取得了对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而配额在市场中的可流转性说明碳排放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这种流转只有经过法律的确权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才有可能形成稳定的、有序的交易生态。再以深圳为例，《若干规定》明确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碳排放管控单位在市政府规定的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从而确立了碳排放权交易的合法性，为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制保障。

三、建立碳排放权交易配套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在设计交易的具体配套制度时，应该大胆借鉴吸收国外碳交易体系建设和运行的经验，结合国情和本地区特点，针对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额度分配、碳排放量评价、市场中介和买卖等行为，制定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交易规则，加以规范和保障。

（一）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

配额管理是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核心之一。这是碳交易与大宗商品和金融产品交易系统的最大区别。与玉米、大豆等大宗商品相比，配额没有物理载体，只是一种虚拟的信息数据；与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相比，碳排放配额是由政府创设而产生，其财产性权利来源于行政许可。碳排放配额的这种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监管应当更加严格和规范。一方面，额度的分配应遵循公平、公开、科学、合理的原则，必须明确分配的标准、方式与程序，初始分配的结果应当公开，征求碳排放管控单位的意见，接受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应当对配额实施全流程监管，配额的生成、分配、储备、登记、转移、履约提交和注销，都应该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防范制度漏洞，减少、杜绝额度分配过程中权力寻租的可能性。

（二）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制度

真实、准确、全面的碳排放数据是建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对于一个交易无形产品的市场来说，市场参与者的信任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任何在碳排放数据上的弄虚作假，将打击市场参与者的信心。因此，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碳排放数据报告制度，确保报告流程的规范、报告数据的质量和数据核查的独立客观。首先，要加强对核查机构的管理，如建立核查机构评级制度、保密制度等；其次，要保证核查机构的独立性，防止碳排放管控单位和核查机构或核查人员产生利益关联、妨碍核查的独立性；再次，要建立较为完善的政府监管抽查机制，赋予政府主管部门对企业的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机构的核查报告进行随机抽查的权限，严厉查处“造假者”。

（三）碳排放权登记制度

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簿系统，或者称之为碳排放配额账户管理系统，是碳交易体系的“心脏”，与股权簿记系统相似，主要是记载并确认碳排放配额持有人对配额的所有权及其相关权益的产生、变更、消灭的法律凭证。合理设计登记管理制度是交易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政府掌握排放权及其变化情况的基本途径。应当区分碳排放权初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的不同情形和程序，按照碳排放管控单位与普通投资者等不同市场主体分别进行登记管理，并严格限制注册登记簿系统的使用管理权限，确保配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此外，还应该研究通过法律授权等方式，使碳交易主管部门能够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冻结账户等措施，确保市场交易安全。

（四）碳排放交易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最重要的功能是“以最低社会成本实现减排目标”，而不仅仅是“实现减排目标”。而要保证以最低社会成本实现减排目标.交易是最有效的实现方式。一个完整的交易制度通常由交易主体、交易场所、交易品种、交易规则、行为准则、交易方式、结算交收、交易费用、风险管理、信息披露等部分组成。碳排放权交易也不例外。立法需要赋予交易机构的法律地位，确定交易规则、交易品种、交易费用和结算交收的方式，同时还要明确交易主体的行为准则以及交易机构在风险管理与预警、交易异常情况处置等方面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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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交易；补偿税理论；商业条款；先例

中图分类号：F1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27-04

一、温室气体减排与补偿税理论问题

2005年12月20日，美国东北部有七个州签署了《区域性温室气体减排计划》（The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主旨在于减少来自电站的污染物排放。2009年1月1日，该计划已扩展并正式启动，以限制美国东北部十个州（新英格兰地区）固定式发电站的温室气体排放［1］。其目标是：2009年的排放量限制在目前的排放水平，到2019年将排放量减少10%。该计划经各个州的立法机关或法规制定部门颁布成为法律，建立起的规则就是“总量管制和交易（cap-and-trade）”规则。这项区域性的碳交易管理制度已经遭受并可能一直遭遇美国联邦宪法商业条款的挑战。因为理论和实践表明，在协定区域内的电力供应商会从受协定约束的区域外进口电力，避免受制于减排上限，这样一来，总的减排效果微乎其微――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泄露（leakage）”。由是，限制排放量的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对州际电力交易施加额外的负担，而参加了RGGI的州用于限制电站从未受约束的州进口电力的管理手段却会备受质疑，因为这样的行政管理行为涉嫌违反美国联邦宪法中的商业条款［2］。

本文拟结合该区域性计划的实施，来评介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补偿税理论（compensatory tax doctrine），因为参与了RGGI的那些州很可能援用该理论为其采取的防范泄露问题的管理措施寻找正当根据。

二、美国宪法商业条款的例外规定――补偿税的合宪性

美国联邦宪法中专设“商业条款”规制跨州的商业行为。虽然该条款规定“美国国会有管理多个州之间的商业活动的权力”，名义上赋予国会以行政权，但是长期以来该商业条款被认为属于消极授权条款。因为它否定美国的州有权歧视或施加负担于州际商业活动。美国最高法院在判例中称：宪法起草者赋予国会以管理州际商业的权力旨在“避免出现过去发生的经济割据现象”。以商业条款为依据制定的州法其合宪性的检验标准是：首先要确定被质疑的州法在对州际商业进行调整时是否公平合理且对州际商业仅造成了微弱的冲击或者该州法在表面上或实际上是否对州际商业产生了歧视性效果。如果该州法经得起派克案检验法See the Pike v.Bruce Church，Inc.balancing test，即“派克案平衡检验法”。的考验，州法对州际商业的管理行为是“公平的”且负面效果“极其微弱”，那么该州法的合宪性将得到支持。

一般来说，在美国跨州供电企业的减排是采用混合型碳交易管理体制的，但这种体制在美国往往被指责为表面歧视的州际商业管理行为。因为这种管理行为仅仅调整与进口电力相关的温室气体的排放活动，由此明显区别对待州内和州外的商业利益。对向消费者供电的企业实行管理的那些州法仅对跨越州界的电力企业施加负担。所以，那些参加了RGGI的州供电的发电厂才会受到此类州法的约束，也即本州的发电厂将不受相同的管理。因此，这样的州法将很可能要按照“休眠的商业条款”受到严格的审查［3］。本文评价的补偿税理论就是休眠的商业条款的一种例外规定。

补偿税理论最初是由于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例即1869年美国最高院审判的辛森案（Hinson v.Lott）。在该案中，阿拉巴马州对凡是进口进入该州的烈性酒都要征收那些在州酿造的烈性酒业已缴纳过的相同金额的税收。当时美国最高法院解释说，对进口烈性酒征的税不过是一个补偿性的做法，旨在确保在该州市场上所出售的所有烈性酒税负公平。所以，法院的结论是：该州并不是试图管理州际商业活动而是对其征税权的恰当和合法的行使。的形式发展起来的。美国最高法院承认“具有表面歧视性的州的商业管理行为本身无效规则（per se rule of invalidity）”可以有限制的例外，这种例外就是“补偿税理论”。根据补偿税理论，表面歧视的商业管理行为可以经得起严格的合宪性审查――如果补偿税设计的惟一目的在于使州际商业承受州内商业业已承受的负担。自辛森案以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系列判例更加清楚地界定了补偿税的性质和有力地限制了该理论的适用范围。该理论自1937年赫内福德案（Henneford v.Silas Mason）开始，直至1996年富尔顿公司案（Fulton Corp.v.Faulkner），臻于完善。目前美国法院对补偿税理论的适用要求进行“三步走”检验法。这种检验法是在1994年俄勒冈废弃物处理系统案See Oregon Waste Systems v.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State of Oregon.建立的，后经1996年富尔顿公司案得以精确化［4］。当然，由于“三步走检验法”诞生的时间不长、适用范围有限，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判例，使其中隐含的检验规则逐步明晰起来，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美国司法实践中确立的补偿税理论。

三、美国法院判例对补偿税理论发展与完善

（一）赫内福德案：补偿税的形式有效性

在辛森案之后的近70年内，美国最高法院对补偿税没有太多新的发展。直至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在赫内福德案中才正式承认“补偿税”的法律效力。该案简要案情是：华盛顿州开征两种税，一是对商品零售开征2%的税；二是对在该州境内使用有形动产的行为开征2%的补充性质的税。使用税不适用于那些已经在本州外缴纳了等于或高于2%税负的商品。本案原告在其他州以零售方式购得若干机械、材料，运输进入华盛顿州，用于建造哥伦比亚河大坝。由于它们在州外未被征缴销售税，因此，华盛顿州拟对之追缴使用税。原告则诉称，州的管理措施相当于对当地零售商实行了保护主义。美国最高法院经审理后，首先承认此种管理制度表面上具有歧视性，因为对于在华盛顿州内购买的商品是从来不需要缴纳使用税的。但美国最高法院最后认为，华盛顿州的税收管理制度并不是什么非法的负担。它并没有对在州外购买的货物课征比在州内购买的货物以更重的税，没有对州际商业造成任何实际的负担，因而它不存在任何的保护主义。

（二）马里兰案：拒绝认可“首次使用税”

自从美国最高法院在赫内福德案中正式承认了补偿税，它就坚决拒绝在销售税和使用税以外的领域适用补偿税。1981年马里兰案（Maryland v.Louisiana），美国最高法院驳斥了路易斯安那州对任何进口进入该州的天然气（未在另一州纳税者）课征“首次使用税”的做法就是典型例证。另外，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阿母柯公司案（Armco v.Hardesty）中对“实质等同事件”的要件进行归纳总结，也被认为是坚决拒绝在销售税和使用税以外的领域适用补偿税的最好例证。事实上，课征“首次使用税”，意味着只有那些从外大陆架（位于本州之外、联邦界限以内的海域，英文简称OCS）获得的天然气才需要缴纳此种税负。然而，由于税收豁免和税收绕让的存在，这种税收制度的净效应是对过境天然气征税――这种天然气在该州过境并最终运出该州，所以，它并不是向路易斯安那州的OCS天然气消费者征税。因此，美国最高院认定路易斯安那州的管理制度属于对州际商业构成表面歧视性的措施，而且不能视为是辛森案所认定的补偿税――因为，开征首次使用税的目的不可能等同于开采税，也即不太可能用于保护路易斯安那州的自然资源。所有支持补偿税的案件都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即追求当地和州际商业之间的平等待遇，而税收抵免和税收绕让主要是针对过境天然气设计的，所以此种“首次使用税”并非是有效的补偿税。

（三）现代补偿税理论及其三步走检验法［5］

1.俄勒冈废弃物系统案：三步走检验法的确立

199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俄勒冈废弃物系统案See Oregon Waste Systems，Inc.v.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Quality of the State of Oregon.中首次对补偿税理论的“三要素”作了解析。该案中，一家住所在俄勒冈的固体废物处理公司（以下简称俄勒冈公司）对俄勒冈的一项管理规定该管理规定，对外州来的处置在俄勒冈境内废弃物坑中的废弃物加征每吨2.25美元的额外费。俄勒冈公司通常是从临近的华盛顿州装载废弃物运输进入俄勒冈作填埋处理，正好符合该州规定的征税范围。提讼，称该管理行为属于不合宪的管理措施。最初，俄勒冈最高法院支持此项额外费，认为它在性质上属于补偿费，用于抵偿州政府和当地政府处置废弃物所支出的实际成本。但美国最高法院了该判决，并宣告俄勒冈州征收外州来的废弃物处置额外费无法律依据，因为它属于表面歧视性的，没有合法的正当目的。审理过程中，美最高法院注意到，自辛森案以来的补偿税理论皆被用于确保任何一个州都不得从州际商业活动中攫取公正份额以外的利益。由此，法院认为补偿税理论前面两个要件要求州政府查明：（1）州政府设置对州际商业负担旨在补偿；（2）州际商业负担大致接近但不得超过州际商业负担。比照上述两个条件，法院认为俄勒冈州政府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对州际商业施加特定的补偿性费用在数额上等于或超过额外费，从而判定俄勒冈州政府败诉。另外，法院也认为，即使能够计算出一般性税费中可归属于州内负担的部分，大致等同于州际商业负担，额外费也仍然是无效的。因为一般性税费和额外费并非针对实质上等同的事件课征的。因此，额外费也违反了补偿税理论第三条要件。

2.富尔顿公司案：现代检验法

199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审理富尔顿公司案中全面总结了补偿税理论的所有要件，被誉为现代补偿税理论。本案涉及对北卡莱罗纳州居民所持公司股份的公平市场价值征收“无形财产税（intangibles tax）”。本州居民股东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比例是100%，如果本州居民持有的是州内公司股份，那么该股份是无需纳税的。但是，外州公司的股份必须全额纳税。此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先确定北卡莱罗纳州政府的管理制度属于表面歧视性措施。并通过审理认为，北卡莱罗纳州政府的管理制度没有达到补偿税制度的要件，并对相应的补偿税三个要件进行了更为精确的解释。法院再次强调，不乏这样的情形――如果多重税制的综合效果是使州内的和州际的商业活动承受等同的负担，即使属于表面歧视的税也可以得到法院认可，即补偿税制可以确立。由此法院总结了确立有效的补偿税要满足三个条件：（1）州内负担设置的目的在于补偿；（2）州际商业要承受的税必须证明大致接近但不超过州内商业所承受的税负；（3）州内和州际税负所课征的对象事件必须在实质上类似，以至于相互可替代。

四、结论和展望

解决“泄露问题”的终极办法是执行全国性温室气体减排管理制度。在那之前，美国各个州的管理者要竭尽全力地通过实行区域性减排计划和防范泄露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如果参与了RGGI的各州承诺执行供应方管理制度的话，在实施管理措施之前有诸多因素必须予以考虑。为了达到补偿税理论的诸项条件，参与了RGGI的各州必须能够绝对确定地证明管理措施的结合效应是要对在本州内使用的电力施加平等的税负。初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上限的设置应该与历史进口量和州内发电站过去的排放量基本保持一致，以此避免难以在第二阶段精确地计算减排指标余额。参与了RGGI的各州还要确定如何对减排指标余额进行分配，也要确定如何测定进口电力碳排放的特征。所使用的方法必须等同于测定本州电厂碳排放的方法，以避免造成州内和州外电站之间存在差别待遇，而这种歧视性的差别待遇可以导致州政府的商业管理措施被法院宣告无效。即使这些预防措施都为那些参与了RGGI的各州都采取了，仍然有极大可能性的是法院会进口电力的管理措施，理由是这样的管理行动违反了休眠的商业条款。面对这样的挑战，RGGI各州应该据理力争说补偿税理论的基本原理应该适用于支持管理措施的法律有效性。因为这样的管理措施所追求的当地合法目的是无法通过其它替代性非歧视手段达到的。综合上述各个判例的结论可知，要使补偿税的管理措施合法成立，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对进口电力采取的管理行动目的在于弥补对州内电站要求承担的减排上限所造成的州内商业负担；（2）在减排指标余额分配上赋予州内外行为人以平等竞争的机会，因为州政府的管理措施对它们施加的负担是平等的；（3）进口电力的排放量与州内电站生产的电力的排放量是彼此可相互替代的客体。法院在对混合型碳交易管理体制进行司法审查时应该扩大休眠的商业条款例外规定的可适用性。

即使RGGI仅仅管理协定区域内的电站，也不解决“泄露问题”，该计划仍然不失为有价值的工具。RGGI各州所采取的管理行动与其它各州的行动若联合起来，可能起到催化剂的功能，推动全美减排运动的深入开展。至少RGGI将向全美的管理者发出积极信号：“总量管制和交易”规则作为规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律手段，其优势、劣势及其潜在的误区既明显又实用。［6］

参考文献：

［1］ 曾刚，万志宏.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问题与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9，（10）.

［2］ 孙力军.国内外碳信用市场发展与我国碳金融产品创新研究［J］.经济纵横，2010，（6）.30-33，79.

［3］ Eileen，C.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Climate Change［J］.Science，2004，（29）：816.

［4］ Bradley，M.J.Momentum Builds in the U.S.―Whats Filling the Federal Vacuum on Climate Change? ［J］.Envtl.Energy Insights，2005，（4-5）：1-4.

［5］ 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DB/OL］. About RGGI，http：//省略/about.htm（last visited Aug.23，2006）.

［6］ Joint Science Academies’ Statement：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June 7，2005）［DB/OL］.省略/onpi/06072005.pdf.

New Development of Compensation Tax：Comments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he Regulation of Carbon Trading of United States

HUANG Xiao-xi1,2

(1.Law School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2.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205,China)

篇3

低碳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产业转型和新能源开发等多种途径，尽量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下企业可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低碳环境中，企业承担保护环境的重大社会责任，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效益。低碳企业在产品开发、生产、销售、使用等各个环节都受到政府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及消费者的大力支持，企业具有长久发展的动力。另外低碳经济环境下企业收益具有长期性，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二、低碳经济对企业理财环境的影响

企业理财环境是指企业治理契约或公司治理结构以外的其他影响财务主体财务机制运行的外部条件和因素，主要包括金融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法律环境等。影响如下：

（一）金融环境的变化

金融环境的变化给企业理财环境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资金投入倾向于低碳项目，传统项目的筹融资难度将会加大，财务风险就会增高；其次，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将会丰富企业的筹融资方式和投资方式；另外，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资产组合也会因为低碳经济的到来而有所调整；最后，企业的财务营运范围、利润分配激励方式等也需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因此在低碳经济环境下，银行、证券投资公司以及其他投资者理财的金融资源将向发展低碳经济的企业倾斜。

（二）政策环境的变化

目前我国政府正在酝酿和制定一系列政策性工具来推动国内低碳经济的发展。这些工具包括：减排目标的制定和减排指令向企业的下达，碳税的开征，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资金支持计划等。规定这些企业每年可以进行一定额度的碳排放。超额排放的企业可以从配额有富余的企业购买不足的部分，该规定对企业理财也有了相应的限制，于是我国企业做了两方面的调整：一是调整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二是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提高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因为企业的所有者以个人股东居多，个人股东往往通过股票的买卖间接影响企业的财务决策，股票市价就成为财务决策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

（三）社会环境的变化

社会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因为低碳经济模式的发展是以低碳消费方式为根基的。低碳消费方式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心境，一种价值和一种行为，它是消费者在消费品的选择过程中按照自己的心态，根据一定时期、一定地区低碳消费的价值观，在财务决策过程中把低碳消费的指标作为重要的考量依据和影响因子，在实际经营活动中青睐低碳产品。企业需要以一定地区与时期消费者的低碳消费价值观为基础，在财务决策时依托于低碳消费指标，使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更加倾向于选择低碳产品。只有这样，才能够与市场需求相适应，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应该看到，只有开发和提供低碳节能的消费品，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才能有更广泛、深入地推行全民低碳消费方式的物质基础。

（四）法律环境的变化

法律环境的变化影响企业的税收筹划。碳税的开征会增加出口企业的税负，降低企业产品的竞争力，企业在理财过程中需重新考虑如何获得较大的税收优惠。同时也会增加资源使用成本和碳排放成本。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企业可使用的原材料将会减少，使用财务成本将会增加，理财难度就会加大。若碳排放超标，碳税和罚款的双重压力将会使排放成本显著增加。最后也会影响企业的理财，例如资本投资和现金流。企业会倾向于往节能环保产业靠拢，而现有设备的更新升级和低碳设备的购买也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向。

三、低碳经济环境下企业理财应对策略

（一）树立低碳绿色理财理念

企业应加强对管理者和财务人员低碳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建立企业的低碳文化，提高他们的低碳管理意识，使他们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和资源的高效利用对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使其决策时着眼于企业的长远利益。另一方面，企业应树立低碳风险观念、低碳税务筹划理念和低碳财务预算观念等，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使其具备低碳财务管理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生产、经营和管理全过程中关注企业的低碳发展动向。

（二）建立绿色财务管理体系

企业应该围绕绿色财务管理的目标，建立起绿色筹资、绿色投资、绿色营运、绿色分配的管理制度，达到节能减排的总目标。由于低碳经济与现行“高能源、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模式有显著区别，它首先需要企业在相关的技术领域进行投资，并可能要求企业改变现有的生产经营模式，其特征是成本不菲且不能获得立竿见影的效益。为此，企业需要将促进低碳产品的消费和低碳社会的构建纳入企业使命、同时将现行以利润最大化为主导的财务目标修正为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结合的绿色财务管理目标，并通过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两条途径保证目标和使命的实现。

（三）开展低碳环保的理财活动

在低碳经济环境中，企业应在理财过程中构建低碳核心竞争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财务管理目标融入低碳经济的发展之中，进而降低成本，提高产品和企业自身的绿色竞争力，实现企业可持续的发展。在理财过程中，要考虑增加环境会计，单独核算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构建体现低碳经济内涵的绿色财务管理内容体系。具体而言，在投资领域，企业应做好全面发展低碳经济的投资规划，包括生产低碳产品、开发低碳技术、进行低碳项目投资等，并建立起低碳投资决策评价方法；在筹资领域，企业应力争获得相关的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的支持，并且将这些资源用于低碳投资；在理财领域，企业应通过节能降耗、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措施，实现理财过程中的低碳要求；在分配领域，企业可按低碳收益对绿色投资者进行额外分配，同时为企业的后续低碳经营提供资金保证。

（四）完善低碳理财环境下财务管理制度

基于低碳经济环境的企业财务管理涉及的领域更加广泛，工作更加复杂，因而需要对现有的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创新和完善，以为低碳理财提供支持和保障。首先，企业的理财模式应由局部的、分散的管理向集中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减少资源浪费，还能促进各部门间的有效沟通，保证企业低碳理财目标的实现。其次，应加强信息化建设，通过现代化的信息管理平台来提升低碳管理的可靠度，加强对资金的管理和控制，使财务信息得到及时反馈，从而更好地整合企业的生产资源、生产环节和管理目标，达到低碳管理的目的。另外，应建立健全企业的低碳财务管理预算制度，重点关注收入、费用、现金流等指标，综合考虑低碳发展可能引起的收入、成本费用的变动，制定详细的成本费用预算计划，严格执行，控制支出，以保证低碳项目资金的供应和合理使用。最后，还应建立灵活的低碳激励制度，实现员工自身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统一，保证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关注生态环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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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金融；碳市场；对策建议

碳金融是指由《京都议定书》而兴起的低碳经济投融资活动，或称碳融资和碳物质的买卖，泛指所有服务于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金融活动，包括直接投融资、碳指标交易和银行贷款等。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4000亿元人民币，到2020年将达到220000亿元人民币，碳交易市场有望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商品市场。

目前，中国的碳金融发展处于起步阶段，中国作为全球碳交易主要的供给方却处于碳金融产业链的末端。未来，中国应提高对碳金融价值的认识，将碳金融体系的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努力培育碳交易多层次市场体系，建立专门监管机构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和管理碳金融交易，以有力的政策鼓励金融机构、中介机构和相关行业对碳金融的投入与创新，全方位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发展。

一、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国际态势

从《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至今的十多年时间里，全球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为主导的国际碳交易市场体系。这个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结构并不均衡，欧盟国家在碳排放交易额和交易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它们主导了市场需求，把持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以中国、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碳市场中仅扮演碳排放指标供应方的角色，它们主要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国际碳金融交易，为CDM初级市场提供碳排放标的，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缺乏定价权和话语权。近年来，国际间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市场呈现逐步融合的态势，自从2005年欧盟为EUA和《京都议定书》下的CDM项目产生的CER指标及JI项目下的ERU指标建立了链接关系，扫清了不同减排指标在欧盟交易体系内交易的制度障碍以后，国际间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融合极为迅速。

目前，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并不活跃。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以往我国的CDM项目业主往往直接与国际碳基金、国际投资银行等境外买方进行碳交易谈判。境外买方凭借其在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地位和专业能力，掌握了碳资产的定价优势，主导了CER交易；而我国诸多CER项目参与方由于缺乏专业能力和交易经验，对碳市场的交易动态不掌握，承担了较大的开发与交易风险，在合作中处于不利的地位。

在“十二五”规划刚要的引领下，为更好地完成建成小康社会的神圣使命，我国应把握好当前国际碳金融发展的态势，找准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突破口，建立起国家、金融机构和行业内部协调配合的碳金融市场，提升我国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权与话语权。

二、中国碳金融交易市场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1.政府应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认清我国碳金融发展的紧迫性，尽快完善碳金融市场发展的外部环境。

（1）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碳金融市场发展。我国政府及有关监管部门应构建一整套包含资格审查制度、运行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等在内的碳金融市场法规制度，通过构建一套整体覆盖的碳金融法律法规，有效约束碳金融市场的每一环节，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各方利益，确保我国碳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2）以积极的政策扶持鼓励碳金融市场发展。政府应加大对低碳经济的投入，引导更多的企业投身低碳经济行列中。通过设立专项资金补贴碳金融发展项目，适当减免碳金融市场参与者的税赋，提高参与碳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努力为碳金融市场参与方打通资金流动渠道，加大信贷支持力度，畅通国内外资本进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通道。

2.金融机构应作为碳金融市场发展的主力军。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政府主要起引领作用，金融机构却能起到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作为碳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方，金融机构应在金融创新、中介服务、人才建设等方面大力投入。

（1）提升碳金融产品创新能力。金融机构应转变观念，学习借鉴国外金融机构先进经验，开发与碳排放权相关的理财产品，加大对开发新能源、研发环保技术以及从事生态保护建设等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开发以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和生物发电为标的的碳排放权交易项目，努力为客户提供从项目融资到减排额二级市场交易的全流程金融服务。同时，大胆创新碳基金、碳证券、碳保险等衍生品，形成完整的碳金融产业体系。

（2）开展专业碳金融中介服务。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广泛的渠道资源和客户资源，辅以自身的专业优势和信息优势，为项目开发企业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比如为产生原始碳排放权的项目开发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为他们提供包括项目评估、项目管理、政策咨询等在内的顾问和咨询服务等等。

（3）打造专业的碳金融人才队伍。金融机构应通过组建专业碳金融业务团队，引进国外的优秀碳金融人才和先进管理技术，逐步建立自身的碳金融服务研发力量。并辅以定期选派优秀人才到海外学习，聘请国内外专家学者作为顾问等方式加强碳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碳金融人才培养与储备体系。

3.现有中小碳金融市场应做大做强。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型碳金融交易市场，现有的区域性碳交易市场存在机制不健全、产品单一、影响力低等问题，我们有必要做大做强现有碳金融市场，早日形成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碳金融交易平台。

（1）构建全国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平台。中国早先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2009年武汉、杭州和昆明等几家碳排放交易所也相继成立，大连、贵州、河北、山西的交易所也在筹备中。目前，有关机构应尝试整合国内区域性碳金融交易平台和现有碳金融资源，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性碳排放权集中交易平台，实现降低成本、增强效率、提升影响的目的。

（2）构建有创新活力的碳金融市场。我国碳金融市场的自身科研团队要善于捕捉碳金融市场的新商机，创造性地开展碳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创新，加快产品的设计和开发，除了最基本的排放权远期和期货交易外，积极探索应收碳排放权货币化、碳排放权融资担保、碳排放权企业债券等金融产品创新，以满足碳金融市场参与者不断增长的实际需求。

（3）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碳金融业务既涉及传统金融的市场交易、国际贸易等方面内容，又涉及许多碳专业技术内容，面临诸多新的风险和挑战，这需要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组建专门针对低碳产业的金融研发力量，加强碳金融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打造高素质的碳金融研发管理团队。

参 考 文 献

[1]郇志坚，梁艳.中国碳市场发展及其定价策略研究[J].金融发展评论.2011（3）：143～151

[2]初昌雄.周丕娟.碳金融低碳经济时代的金融创新[J].金融与经济.2010（2）：18～21

[3]曾刚，万志宏.国际碳金融市场：现状、问题与前景[J].国际金融研究.2009（10）：19～25

[4]张泽文.碳金融市场发展与我国的应对策略[J].河北金融.2011（1）：31～34

[5]于同申等.中国构建碳交易市场的必要性及发展战略[J].社会科学辑刊.2010（2）：90～94

[6]沈金菊.低碳经济背景下低碳生活方式的引导[J].企业导报.2010（11）

[7]潘小军.低碳经济浪潮下中国碳金融市场发展策略[J].软科学.

2011（7）：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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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能源利用效率；聚类分析；试验设计

“低碳经济”一词最早见诸于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07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低碳经济，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1]本文根据《中国能源年鉴2008》[2]提供的数据，对中国30个省市地区(地区能源数据缺失)的能源使用效率和碳排放量的关系进行研究。

1.地区能源效率和碳排放强度

本文将地区能源效率定义为消耗单位能源生产的GDP，用表示地区能源效率，公式为：

其中：，分别表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和一年中消耗的总能源（总能源为该地区一年当中消耗的各种能源的总和，并且将其换算为万吨标准煤）。地区碳排放强度定义为单位GDP产生的碳，用表示，公式为：

从表1可以看出，整体上各地区的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碳排放强度逐年下降。

2.地区能源效率聚类分析

对30个地区2004-2007年的地区能源效率运用statistic进行系统聚类，将地区分为3类：

（1）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地区能源效率略大于1；

（2）湖北、四川、黑龙江、河南、陕西、湖南、重庆、安徽、广西、山东、天津、江西，地区能源效率约0.8；

（3）山西、青海、贵州、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云南，地区能源效率约0.5。

3.单因素不等重复试验设计

根据以上的聚类，将地区能源效率分为高、中、低三个水平，并根据各水平中地区的数量特征，分别在高、中、低水平地区随机抽取3、5、5个地区，以所抽取地区的地区能源效率作为输入指标、地区碳排放强度作为输出指标，进行单因素不等重复试验。为了进一步消除系统误差的影响本文选取2004-2007年的地区能源效率利用SAS9.0分别作单因素不等重复方差分析。

由表2可见，地区能源效率对地区碳排放强度影响是显著的。进一步采用LSD法分别对2004-2007年地区能源效率进行多重比较，结论为：高水平和中等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差异不显著，高水平和中等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分别与低水平地区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有显著差异。

欧盟ETS的核心内容是[4]：各个企业被规定二氧化碳的排放上限，若超过上限，则必须购买相应指标的排放权；而企业如果能采取有效措施减排，使其排放量低于规定的限度，那么可将节余出的排放指标出售给其他企业。基于我国东部地区碳排放量高我们也可借鉴欧盟国家提出的碳排放权交易，结合中西部地区进行调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面源与点源之间的排放补偿；点源与点源之间的排放补偿，包括企业内部排放补偿和企业间排放补偿；点源与点源的排放交易，包括企业内部交易和企业间交易。[5]

总之，中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要建立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体系和低碳产业结构，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和鼓励低碳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和市场机制，最终实现由“高碳”时代到“低碳”时代的跨越，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国泉,刘则渊,姜照华.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及实证分析:1995～2004[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

[2]国家统计局工业交通统计司,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局.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史丹.中国能源效率的地区差异与节能潜力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6(10).

[4]饶蕾,曾骋.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的经济影响分析[J].环境保护,2008.3B.

[5]吴建.排污权交易――环境容量管理制度创新[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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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排放权交易相关问题

（一）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内涵

一般而言，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就是把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即多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从少排放的企业那里购买配额（碳交易的商品为碳配额），最终达到总体减排的目的。具体说，就是由政府给每个企业一定的排放额度，若企业实际排放低于该额度的话，就可以到市场上把余下的“卖”出；如果高于该额度，就得到市场购买排放权。由此通过市场交易的办法，促进企业节能减排。目前，全球主要有三个碳排放机制――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

（二）国际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模式

国际碳排放交易的主要模式有“欧盟模式”、“日本模式”、“澳大利亚模式”等。“欧盟模式”的最大特点是前期免费发放配额，中期部分配额免费发放、部分拍卖，后期逐步减少免费配额；欧盟碳交易市场于2005年建立并开始运作，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日本模式”的特色在于企业在第一阶段没有完成减排目标，在第二阶段必须按短缺部分的1.3倍减排；日本碳交易市场2008年启动自愿排放交易体系，2010年4月，东京都总量限制交易体系作为亚洲首个碳交易体系正式启动，这是全世界第一个城市总量限制交易计划。“澳大利亚模式”的亮点是排放量不设总量限制，企业可以购买欧盟碳排放权配额；澳大利亚在2012年7月1日起对矿业、交通、能源等行业的500家大型企业开征碳排放税。目前国际碳交易大多集中在国家或区域（如欧盟内部），统一的国际市场尚未形成。

二、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进展情况

（一）上海市碳排放概况

上海市作为常住人口达2380万、GDP逾2万亿元的特大型城市，碳排放总量大、密度高。2011年，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约1.15亿吨标准煤，二氧化碳排放总量2.3亿吨左右。全市人均能源消费量近5吨标准煤，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吨，高于发达国家同期水平。全市区域面积6340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能耗为1.8万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内其他特大型城市水平。最新数据显示，上海市工业用能占全市用能约56%，其中重化工行业用能占全市用能近40%，远高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水平。

（二）上海市碳交易市场情况及做法

2011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7个省市开展区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上海市成为7个试点之一。作为首批碳交易试点城市，上海市发改委在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组织专门力量开展了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标分配规则制定，碳排放管理和交易办法，交易市场平台构建，配套制度健全及能力建设等在内的一系列工作。继2013年6月18日深圳开启我国第一个正式运行的强制碳排放交易市场之后，11月26日，上海碳排放交易也正式鸣锣开市。开市首日就入市购买配额的，都是碳排放“大户”企业，包括申能外高桥第三发电厂、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上海焦化有限公司、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最新成交情况，2013年配额（SHEA13）、2014年配额（SHEA14）、2015年配额（SHEA15）分别于启动后成交，首笔成交价格依次为27元/吨、26元/吨和25元/吨，成交量分别为5000吨、4000吨、500吨。首日累计成交量为1.2万吨，成交金额31.7万元。截至2014年3月，交易量20多万吨，交易额700多万元，日均交易量1000―2000吨，交易情况比较平稳，交易价格在40元/吨左右。

上海市碳排放交易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上海市公布首批参加碳排放交易试点和率先纳入了碳排放配额管理范围的191家企业，既包括钢铁、化工、电力等工业行业，也包括了宾馆、商场、港口、机场、航空等非工业行业。二是在2013―2015年的试点阶段，上海采取了国际上较为普遍的“历史排放法”和“基准线法”，免费发放这些企业2013―2015年各年度碳排放配额，超额部分企业将自行购买。三是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12月31日前，制定下一年度碳排放监测计划；每年3月31日前，编制本单位上一年度碳排放报告，并报市发展改革部门。四是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纳入配额管理单位提交的碳排放报告进行核查，并于每年4月30日前，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提交核查报告。五是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应当于每年6月1日至6月30日期间，依据经市发展改革部门审定的上一年度碳排放量，通过登记系统，足额提额，履行清缴义务。六是对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未上缴碳排放报告的将有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经济处罚。

三、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主要经验

（一）加强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

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试点工作的总体指导和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同时，组建上海市碳排放交易专家委员会，提供专业指导、技术支持和决策咨询。

（二）扎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上海市组建专门人才队伍，开展了全面深入的企业碳排放盘查，调研企业的意愿和建议，并提出了实施方案。如在核算方法出台后，上海市组织了7家机构用近4个月时间，将191家试点企业2009-2011年碳排放量进行了全部核查，得到碳排放基础数据，保证了数据的准确性，为确定企业配额分配方案提供了前提。

（三）因地制宜提出试点方案

上海市结合自身特点和条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出差别和特色，如选择试点的行业范围、纳入交易的企业、配额分配的方法和标准、允许抵扣的自愿减排指标比例、登记注册系统的设计等，充分体现了“量体裁衣、因地制宜”的原则，如在分配方法方面，上海对电力和航空两个行业采用行业基准线法分配，其他行业均采用历时法，全部为免费分配，一次发放三年配额。

（四）注重制度建设和法制保障

碳交易相关法律法规是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的法律依据，也是碳交易市场合法、有效的基础。碳交易试点既涉及各项要素，也涉及各类主体行为。为此，上海市抓紧研究出台了《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法》以及《上海市2013-2015年碳排放配额分配和管理方案》等一套制度规定，对企业碳排放配额的分配、清缴、交易以及碳排放监测、报告、核查等活动进行规范管理。将年度碳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纳入配额管理范围，并设定了试点期间企业各年度碳排放配额总量控制要求。同时，还制定出台了《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碳排放交易规则》及配套业务细则，明确由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组织开展碳排放交易活动，交易标的为2013年至2015年碳排放配额。交易方式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采取公开竞价或者协议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价格通过市场形成。

四、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启示与思考

（一）要从战略高度认识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大意义

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表明，相比传统的政府主导型的减排机制，运用碳市场来推进温室气体减排具有其独特的机制优势。为此，在节能减排领域，我国应该转变治理思路，从单纯的政府强制调控或行政力量推动逐渐转变为市场调控或市场价值驱动。这是因为，当前仅依靠企业的环保意识来实现节能减排并不现实，而强制性实施减排则会增加社会成本。建立碳排放的市场机制不仅能给企业提供明确的激励，树立“排碳有成本、减碳有收益”的发展观念，形成节能减排、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且也能减少社会摩擦，优化资源配置，有助于全社会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化减排。可见，建立碳排放权市场不仅是转方式、调结构的有效手段，而且也是一项基于市场机制的重要制度创新。也就是说，通过市场机制推动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进一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降低全社会节能减碳成本，同时促进制度创新，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强化政府对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推动力

碳排放权交易涉及方方面面，仅仅依靠发改委等几个部门推行起来有难度。为此，必须加强政府对碳排放交易工作的宏观指导和全面部署，把碳交易工作列入各级政府的工作议程，严格依照国家法律法规，有序开放和完善碳资源使用权市场。明确碳交易领导机构及其职权范围和责任，协调各方利益，加快推进工作衔接进程，建立相关职能部门间长期有效的协调合作机制，切实简化审批程序，规范收费行为，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办事效率，推动碳排放交易工作的快速开展。

（三）建立碳交易的法律保障机制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来自政府法律强制性设立的排放上限，同时碳市场的运行更需要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为此，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加快制定一系列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和保障碳市场运行的地方法律法规，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制体系。尽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碳排放配额分配体系、监测体系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加强企业以及行业节能减排管理制度建设。只有制定并严格实施有关节能减排的法制规章，才能使有关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所约束，才能激励企业主动节能减排，保证碳交易市场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运行。

（四）完善市场化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

实践表明，运用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手段，能最有效地做到节能减排，但必须有完善的配套政策。地方政府应积极配合国家资源品价格改革，稳妥地推进煤、油、气、电、水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运用价格杠杆引导企业节能减排。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能源与环境的成本内化到企业的生产决策中去，将节能减排与企业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引导企业自觉地实施节能减排行动。要不断完善促进节能减排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以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环境；要通过严格的土地、信贷、项目审批等政策措施，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过快增长。同时，要切实完善监督检查机制，保证这些政策能够得以贯彻。

（五）要注重教育培训和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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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交易;因子分析;政策满意度

一、 引言

碳排放权交易是指通过设计碳排放总量，明确控排企业、行业范围，对碳排放权指标进行“配额”分配的交易方式，是基于市场机制的环境保护政策，有利于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和经营负担。2011年10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及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迄今已全部启动（李奇伟，2015）。深圳作为全国七个碳交易试点省市中的唯一计划单列市，于2013年6月18日正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首批管控635家企业和200座公共建筑，以效率为基础确定配额，通过企业来年预计经济产出确定免费碳排放额度，若未能达到政府设定的基准，则需从碳交易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深圳市于2014年6月完成了2013年度碳交易履约工作，相比2010年，635家管控企业实现了绝对减排，碳排放绝对量下降了375.7万吨，下降幅度为11.5%。但在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深圳市仍存在4家管控企业未能完成履约，已经完成履约的企业中，也存在对碳交易认知不够准确、参与度不足以及满意度不高的情况，需要引起政策制定和执行方的关注和积极应对。确定企业对碳交易满意度的影响因子，对影响企业满意度的问题进行针对性处理和解决，帮助企业树立应对碳交易的正确态度并积极参与，对促进碳交易市场健康运作，进一步完善碳交易制度至关重要。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从宏观和制度层面对碳交易予以评价，或基于数理模型探讨碳交易体系下企业对策的可能性，而对于碳交易体系下管控企业满意度的微观实证研究则较为有限。付萌等（2016）等以北京市控排企业为调查对象，基于对问卷信息的描述性统计总结了北京市企业对碳交易体系的认可度。但该研究仅简单统计了问卷的表观数据，未能深入研究问题之间的关联度并形成规范化的评价体系。本研究基于2015年3月至6月份向管控企业发放和回收的132份有效调查问卷数据，在企业基本信息统计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探讨管控企业对深圳碳交易体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子。根据因子分析结果，提出提高企业满意度的政策建议，以实现完善碳交易体系，提升碳交易实施效果的目的。本研究是国内较早开展的针对碳交易管控企业的微观实证研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二、 企业满意度实证分析

1. 问卷编制和填写。调查问卷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部分为被调查企业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企业所属行业、企业类型、企业规模和近年来盈利状况等;第二部分为政策执行和企业参与情况，包括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企业参与度，企业未来策略等内容。调查问卷的构建主要采用Likert五维量表设计，选项值从5（“非常同意”）到1（“非常不同意”）。除此之外，调查过程中还对公司进行了访谈，以深入了解企业的具体问题。

目前，深圳市碳交易管控工业企业635家，包括627家制造业企业和8家大型电厂。本次调查向154家管控企业发放问卷，回收问卷145份，回收率为94.16%;剔除无效问卷后，参与统计的有效问卷是132份，有效问卷的回收率为85.71%。有效问卷涉及的132家企业占全部管控企业的20.79%，问卷调查覆盖率较高，所取样本可用于解释总体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企业分布如下：按企业规模分，11.36%为大型企业，66.67%为中型企业，21.97%为小型企业;按所有制分，4.55%为国有企业，22.73%为民营企业，65.15%为外资企业，7.58%为其他所有制企业。按企业所处行业分，34.85%属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9.54%属于机械、仪表制造和有色金属压延业，19.70%属于塑料化纤、纺织、金属及非金属制造和压延业，5.31%属于造纸、印刷和化学制品制造业，3.03%属于电镀行业，3.03%属于文教体育用品和家具制造业，1.51%属于食品、饮料、农副食品制造业，1.51%属于医药及烟草制造业，0.76%属于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0.76%属于集团企业。调查覆盖的企业样本在规模上兼顾大中小型，在所有制性质上涵盖国有、民营、外资，在所处行业上覆盖管控的多数行业，调研对象具有代表性。

2. 分析方法。因子分析法是通过将具体的调查问卷指标降维处理，通过将相关度较高的变量分组，将多个指标转换为较少的几个包含主要信息的综合指标，从而确定碳交易体系满意度的影响因子。

在进行因子分析之前，需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有效性检验，KMO检验和Bartlett's检验可分别用于测度样本的充足度和独立性假设。根据SPSS软件检验结果，样本数据的KMO值为0.703>0.7，表明变量间存在潜在因子结构，适合用作因子分析;Bartlett's检验的卡方统计值为402.150，p=0.000，各变量的独立性假设不成立，相关矩阵不是单位阵，可以用于进行因子分析，样本数据有效性得到检验证实，适用于因子分析。

3. 结果和分析。利用SPSS软件中的分析模块对13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有5个变量的特征值大于1，其方差累计贡献率达68.295%（见表1），提取出了问卷信息的主要成分。在选取变量时，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因子载荷阵进行旋转，得到因子旋转载荷阵（林海明，2009）。旋转后5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16.648%、16.290%、13.456%、11.206%和10.696%。

因子分析提取了5个公因子，表2为利用因子分析法得到的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一个因子中，反映碳交易额外成本压力承受度、企业在碳交易中获益与否、企业对碳交易机制的长期受益期望等指标有绝对值较大的负荷系数，综合体现了碳交易对企业的经济效应，命名为经济效应程度;第二个因子中，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企业碳交易参与频率、企业碳交易管理和操作的专业度指标，这三个指标综合描述了企业在碳交易体系中的参与行为，命名为参与程度;第三个因子负荷系数绝对值较大的是企业对碳排放配额计算分配方式、所在行业的整体排放现状以及指标核算方法的了解程度，可命名为政策认知度;第四个因子中，企业对碳交易市场结构和基准线设置规定合理性判断两个指标负荷系数绝对值较高，主要体现了企业对碳交易具体机制设计的合理性认知，可命名为政策合理性;第五个因子中，企业的技术改进行为和技术改进意愿两个指标负荷系数绝对值较高，体现了碳交易对企业的技术促进效应，可命名为技术促进程度。由此，将“经济效应程度、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度、政策满意度、技术促进程度”等五个指标从众多指标中提取出来作为公因子。

三、 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碳交易体系满意度因子分析模型及计算结果，可以清晰地看到碳交易体系满意度主要受经济效应程度、参与程度、政策认知度、政策合理性、技术促进程度五个因子的影响。为评价企业对碳交易政策满意度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框架。可以通过政策的调整提升企业对碳交易政策的满意程度，提高其参与碳交易和积极履约的意愿。这对于提高制度的有效性，进一步完善碳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市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为此，从政策调整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1. 积极开展培训和宣传，提升企业对碳交易体系的认知。碳交易体系的正常运行最终都要通过企业参与来实现，企业对碳交易体系及相关政策的正确认知是碳交易体系建立和发展的基石，其对企业满意度的贡献率为13.456%。

因此，强制性将企业纳入监管，除指定配额和要求履约外，还需发挥各相关职能部门能动性，加强沟通协调，积极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宣传，向企业明确传达碳交易的相关运行规则和原理，使企业具备正确参与交易操作的知识储备。及时披露市场信息和监管要求。同时建立相应的问题诉讼流程和机制，对企业提出的问题予以及时的处理和反馈。对于有抵触情绪的企业，需要进行针对性的培训和辅导，向企业揭示在碳交易中存在的机会。在推广碳交易规范制度的同时，也积极宣传碳交易的长期社会环境效益，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动机参与碳交易，实现环境改善和企业效益的双赢。

2. 积极采纳管控企业反馈，提升碳交易体系的制度合理性。在认知的基础上，企业对碳交易体系的合理性判断也是影响企业满意度的重要因子之一，其对企业满意度的贡献率为11.206%。

监管部门应积极征求企业对于碳交易机制的建议和意见，响应企业的合理需求对相应机制进行调整。从碳交易实行以来管控企业的反馈来看，目前碳交易市场基准制定的透明度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保护企业商业机密的情况下，应尽量增加政策方案的透明度。一方面，向企业公开基准线数据的计算原理，让企业“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自发披露生产和排放情况，或将代表性企业碳排放情况以匿名案例形式向企业提供参考，打消企业疑虑，提升企业对碳交易机制和政府的信任。

3. 完善碳资产管理和碳交易机制，提升企业在碳交易中的参与度。管控企业在碳交易中的参与度也对企业的满意度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因子分析中解释了企业满意度的16.290%。为管控企业在碳交易中提供充足的参与和发挥空间，使其通过碳资产管理和碳交易参与提升效益，将有效提升企业满意度，同时提高碳市场中配额的流动性，实现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发展。

市场建设方面，在目前碳交易体系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多层次碳交易市场。积极开发设计碳期货等碳金融衍生产品，完善交易品种体系和碳市场定价机制，为参与主体提供更多的交易工具和通过交易降低管控成本、规避价格风险的机会。产业配套方面，从根本上提高管控企业对碳配额资产的重视，规范碳资产会计核算管理，并在政策、产业发展等方面为碳资产管理发展和能力建设创造条件，支持和培育碳资产管理和服务相关的第三方产业。规范实施方面，鼓励企业以碳市场发展为导向规划管理碳资产，建立高效可行的碳资产管理决策机制和和管理制度，安排专门岗位、培养专门人才负责碳资产管理，引导企业自发管理碳资产，参与碳交易。

4. 为企业提供技术促进和能源调整方面的政策支持，鼓励节能减排研究。碳交易体系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降低节能减排改造的相对价格，激励企业自发开展技术改进和能源结构调整，从高能耗企业向低能耗转型。企业若实现成功转型，将显著提升企业效益和社会地位，相应地提升企业对碳交易体系的满意度。碳交易体系对企业的技术促进因子解释了10.696%的企业满意度。

政府应出台相应扶持政策，引导企业自发开展技术改革。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开发研究，推动节能减排理论成果应用和推广;对高排放、高管控成本的行业提出技术改造和能源调整方案;对积极寻求技术改造的管控企业，提供政策优惠和技术支持，充分挖掘企业的节能减排潜力，从根源上减少企业碳排放量。

5. 降低管控企业成本压力，实现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短期而言，碳交易体系的建立必然会增加管控企业成本，包括参与碳交易市场并购买碳配额的成本、参与碳交易产生的人力和时间成本、企业内部进行生产工艺和能源结构改造的成本等。据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所不完全统计，深圳市配额不足企业平均碳配额购买成本高达33万元（陈海鸥、葛兴安，2013）。碳交易体系对管控企业的经济效应因子对其满意度的贡献率高达16.648%，碳交易带来的经济效益提升将提高企业满意度，反之碳交易带来的额外成本越大，企业对碳交易体系的满意度也会越低。

在实现碳交易体系减排目标的前提下，应尽量不损害企业利益和竞争力。建议碳交易监管机构在考虑公平性原则的同时，对因碳交易承受较大亏损甚至影响企业竞争力的企业制定扶持规则。对积极参与碳交易和履约的企业，可制定相应的奖励机制，给予物质和名誉奖励等，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为企业带来更多的隐形效益。另外，除碳交易履约所产生的配额购买成本外，集中培训和会议也给企业带来了较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可视管控企业表现和交易需求开展区别考核和培训，节约企业时间和金钱成本，同时提升企业学习碳交易相关制度规定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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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海明.因子分析模型的改进与应用[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6）：998-1012.

[4] 陈海鸥，葛兴安.论碳交易平台对碳交易成本的影响――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为例[J].开放导报，2013，（3）：99-104.

基金项目：绿色低碳发展基金会“碳交易对深圳市经济、能源与环境的影响”项目（项目号：DTYJ/EF/001）;深圳市环境科研项目（项目号：44030120120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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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候融资；碳市场；碳金融；法律框架；监管机制

中图分类号：DF48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1―0027-06

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驱动，而化石能源价格受到其稀缺性与碳排放的约束。纵观历史上的能源及其货币定价机制，如18―19世纪的“煤炭一英镑”，20世纪的“石油一美元”，可以预见“新能源碳金融”将成为21世纪新的产业发展格局与金融支撑机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达国家推动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由原来的公共部门融资机制向多元化、市场化和金融化的融资机制发展。2010年联合国成立的“气候变化融资高级顾问团”（High―Level Advisory Group on ClimateChange Financing，简称AGF）了相关报告，从碳市场的公共收入、国际运输收入、与碳相关的资源收入、国际金融机构的来源、国际金融交易税、公共财政预算、私人投资与碳市场八个方面初步勾勒出全球气候融资的框架。在气候融资框架下，一些新的气候金融机构、金融产品、服务和市场要素将被设计并发展。气候融资经过机制建构以后，具有引发金融扩张甚至金融变革的潜力，碳指标的货币价值日益凸显。这场金融变革的推动者与最大的获益者是处于制定交易规则强势地位、娴熟掌握金融交易工具的发达国家。

面对这样的大趋势与挑战，中国必须加快推进相关金融模式与机制（以下简称碳金融模式与机制）的研发、创新与构建。这其中包括服务于多层次市场、多元化金融组织机构、多样化产品、立体化服务的碳金融基本要素法律机制，以及由法律框架、组织机制、激励机制与监管机制等构成的碳金融保障机制，在金融创新的同时控制风险，以金融创新支撑中国节能减排，助推产业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民生。

一、国内外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发展现状与趋势

（一）全球碳市场

碳市场是建立在“总量控制与交易”理念之上的。期货之父、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赡德尔（Richard Sandor）创建了温室气体排放权的金融衍生工具及交易理论，并于2003年和2005年建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和芝加哥气候期货交易所（CCFE）。理查德・赡德尔的理论为联合国接受并推广。1997年联合国通过《京都议定书》，37个工业化国家共同约定一个减排目标，于2008―2012年年间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5.4%。各国可以通过以下三个“弹性机制”来实现目标：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和国际排放权交易（Interna―tional Emission Trading，简称IET）。这三种机制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温室气体排放权的可交易性①。可以说，在现存的全球排放权交易市场中，大部分配额购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国际、国内或区域性的强制法规（如《京都议定书》）的要求，这部分交易行为称为履约或规范市场（compliance market）。

2009年，碳配额的交易量为74亿吨CO2左右，交易额为1228亿美元左右，占全部碳交易额的85%。CDM市场的交易额为26亿美元，占全部基于项目的交易的80%左右。在CDM市场的卖方中，中国占绝对的比重。截止到2012年4月30日，中国获得联合国签发的CERs（CDM项目产生的可认证的减排量）约为5.47亿吨CO2e，占全部CERs签发量的59.45%。以CDM为基础，从事CERs现货、远期和期货交易的二级交易市场发展迅速。2008年，二级市场的交易金额为262亿美元，是2007年的5倍，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20%左右，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2010年的交易额分别为175亿、183亿美元，占全部碳交易总额的12%左右。

（二）全球碳金融

以全球碳市场发展为先机，金融创新为节能减排提供了一个成本有效的途径。碳金融一般是指以碳资源配置的市场运作为依托，通过创新金融组织、开发碳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金融绩效评估，从而为低碳经济的推进提供充足的金融资金。碳金融包含了市场、机构、产品和服务等要素，其中碳市场是碳金融发展的基础。

1.金融组织创新。碳金融的发展得益于金融组织的创新，包括碳银行、碳基金、碳经纪人等。其中碳基金是碳市场的主要资金来源，其发起人主要是国际和区域金融组织、政府和私人部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履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义务的发达国家要购买碳排放指标，促使专门从事碳经纪业务的碳基金的产生与发展。

2.金融产品创新。银行除在传统信贷业务基础上进行创新外，还通过其他产品创新促进低碳发展。如美国银行设计了绿色购房按揭项目，对购买符合国家“能源之星”标准住宅的个人提供房屋按揭优惠利率或减免1000美元利息。

在碳配额现货交易基础上设计并发展起来的的碳衍生产品则包括碳远期、期货、掉期和期权等。如CCX交易主要是现货产品，即碳金融工具合约（CFI），包括基于配额的信用额度和基于抵消的信用额度两种情况。基于配额的信用额度是根据会员的排放基线和交易所的减排目标分配的。基于抵消的信用额度产生于合格的减排项目，其只能用来抵消会员全部减排要求的4.5%，所以在CCX交易的绝大部分都是基于配额的信用额度。而在CCFE交易的产品主要有：经核证的减排量期货期权、碳金融工具期货（CFIFutures）、欧洲碳金融工具期货（ECFI）、ECO清洁能源指数期货（ECO-Index）、IFEX相关时间期货（IFEX-ELF）、氮金融工具期货（NFI―A）、氮金融工具一臭氧季节期货（NFI―OS）和硫金融工具期货期权（SFI）。

3.金融服务创新。随着碳市场交易规模扩大，流动性增加，市场透明度提高，金融服务业发挥的作用也从最初的中介扩展到服务功能。碳金融服务主要定位于为碳排放企业与投资人提供交易平台，或直接购买碳排放信用额度，通过贷款、投资、慈善投入和创造新产品及新服务等手段为碳排放企业提供资金融资，为投资人提供新的盈利模式，成为整个低碳链的剂与助推器。例如，2006年10月巴克莱资本率先推出标准化的场外交易核证减排期货合同。2007年荷兰银行与德国德雷斯顿银行推出追踪欧盟碳配额期货的零售产品。除了单纯地进行配额交易和设计金融零售产品外，投资银行还以更加直接的方式参与碳市场。2006年10月，摩根士丹利宣布投资30亿美元于碳市场；2007年3月，参股美国迈阿密的碳减排工程开发商间接涉足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项目；2007年8月成立碳银行，为企业减排提供咨询以及融资服务。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已经成为欧洲金融服务行业中成长最为迅速的业务之一。

（三）中国碳市场与碳金融的发展现状

从2007年开始，中国各地开始建立起一些环境权益交易所，作为排放权交易的二级市场平台。2007年11月10日，嘉兴市建立了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2007年湖北省通过《湖北省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试行）》，在武汉光谷产权交易所建立了排污交易平台，这是我国首次尝试将排污权交易引入产权交易市场。2008年，北京环境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先后成立。但受国家法律、政策的影响，排放权交易市场并不活跃，因此各交易所的交易量都很小。中国“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提出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矿业权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1年10月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同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2年3月28日，北京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排放权交易的开展还需要具备非常成熟的市场环境和完善的法律机制。开展排放权交易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总量控制及其价值的确定；二是排放权的初始配置；三是排放权交易体系。

在国内，兴业银行是最早从事碳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2006年兴业银行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2010年1月北京环境交易所与兴业银行联合在京推出国内首张低碳主题认同信用卡――中国低碳信用卡。北京环境交易所全程为中国低碳信用卡的减碳提供全方位支持，并定期公布由该卡产生的碳减排交易情况，确保实现碳减排量的“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2010年3月，北京环境交易所与中国光大银行推出“绿色零碳信用卡”，并为其提供一揽子碳中和服务。与国外的碳金融发展相比，中国的碳金融还处于初级阶段。这主要是因为法律与政策环境的约束，特别是针对碳金融的激励与风险监管制度的欠缺，致使金融创新并未得到有效支撑与合理规范。

二、碳金融基本要素法律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碳市场

在气候谈判中，中国坚持的是降低单位GDP碳强度的立场，因此现阶段不存在碳总量控制的政策。但为了发现碳价格、逐渐建立碳市场机制、应对气候融资，需要进行碳市场的试点。试点关键是聚集相关行业、产业、技术、经济、法律专家。制订试点行业的排放总量、排放基准线与排放额的分配。依据国家发改委初步指导口径，应是在预测2020年行业排放总量的基础上，确定行业的年度排放配额。排放配额的分配既要考虑将来经济规模的发展，又要照顾到新进企业的利益。此外，完善的碳市场机制还包括排放检测、配额指标和项目指标的统一、交易平台、清算和结算体系、指标拍卖机制和价格发现、相关会计和税务处理、国内和国际碳市场联动等要素。通过对自愿减排交易主体自愿减排交易的利益进行全面完整计量、核算、报告，从而对企业的节能减排行为实现公开、公平、自主、充分和可核证的交易激励。激励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减排目标，降低行业的减排成本。

（二）碳金融组织体系

1.商业银行承担信贷资金配置的碳约束责任。在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结构由“高碳”向“低碳”的转型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是低碳理念推广的“践行者”和低碳金融服务的“创新者”。很多拥有低碳技术的企业属于中小型民营企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缺乏第一还款来源及有效抵押物，使企业的风险评估指数非常高，多数银行也不愿意承担贷款的风险。政府应该鼓励各银行设立碳金融相关业务部门，参与碳管理技术和低碳技术开发领域的贷款投资，承担起信贷资金配置的碳约束责任。

2.保险业承担防范和转移风险的责任。在低碳项目与技术发展中，需要保险机构对远期减排指标交易提供担保（信用增级）来降低最终使用者可能面临的风险。项目交易中存在许多风险，价格波动、不能按时交付及不能通过监管部门认证等，都可能给投资者或贷款人带来损失。因此需要保险或担保机构介入，进行必要的风险分散。

3.碳基金承担碳市场交易主体的责任。对于市场潜力巨大、投资效益高的新兴产品如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新兴能源，水煤浆、煤建液化、低热值燃料及伴生资源综合开发，煤洁净燃烧技术电站、废气（液、渣）综合利用、汽车尾气净化剂和催化剂等，可通过创业投资机制，设立环保产业基金或发行债券等方式，鼓励和处理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与产业化。

（三）碳产品

中国虽为CDM项目产生的CERs的最大份额的提供者，但由于金融衍生工具的落后，不具备定价与议价的能力，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最低端。境外各类投资机构将其在中国CDM市场上购买的CERs转往二级市场进行再交易，获得了非常可观的利润。为避免类似于制造业的“贴牌”困境，除参与CDM项目的一级交易外，中国还应尝试逐步参与二级市场，研发相关的碳金融衍生产品及建立监管机制，具体包括：第一，针对碳金融衍生产品的新颖性、风险和不确定性，确定特定产品在特定交易场所进行试点运行，并由交易场所对交易主体、交易平台、交易规则与争端解决等进行自律规范；第二，建立健全登记、统计监测体系，以便监管部门能及时准确了解碳金融产品的交易信息与盈亏状态，实现准确及时的风险提示，预防不正当交易行为并维护市场稳定；第三，鼓励、引导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际碳金融二级市场交易，并由监管部门即时收集汇总相关信息，并及时研究国际国内市场的规则互动，尽早实现中国碳金融产品的定价权与规范化发展。

（四）碳服务

1.银行的“绿色信贷”服务。绿色信贷前提是制定标准体系。这需要环保部门与银行业共同努力，建立紧密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从环保部门角度而言，应及时建立及更新相关特定行业及部门环境标准，这方面可参考IFC“赤道原则”中对制造业、化工、能源、基础设施等69个行业环境标准的设计。从银行业角度而言，在严格审查、控制污染项目信贷的同时，加大对节能环保工程、污染治理、节能环保技术推广、循环经济视点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逐步建立信贷支持环保的长效机制。

2.碳权抵押融资贷款。2008年9月浙江嘉兴率先推进排放权抵押贷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嘉兴市政府明确市环保部门为主要污染物排放权证抵押的登记管理部门。企业在环保部门办理排放权证抵押登记，再与市商业银行签订《授信意向书》后，即可将排放权证以抵押授信的担保方式在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排放权证的抵押贷款将按照交易额的70%予以授信。在同等条件下，排放权证抵押贷款将获得更加优惠的利率。

政府鼓励与规范碳权抵押贷款的发展，有利于解决低碳项目融资难的问题。对于申请排放权抵押贷款的企业，政府环保部门应审查其是否具备获得信贷支持的资格，申请贷款的主体的排污技术和设备至少应达到法定要求。抵押登记是排放权抵押贷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排放权抵押登记对于确保贷款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排放权抵押登记管理部门，也没有具体可操作的登记管理办法，导致排放权抵押贷款业务发展缓慢。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可考虑尽快规范排放权抵押登记管理制度，建立专门的登记管理机构，并出台相应的《排放权抵押登记管理办法》，促进这一业务健康有序地发展。

3.保险。碳金融市场是建立在碳排放约束基础上的，是基于人为制度设计而存在，而非自然存在的市场。这种政策不确定性给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政策风险。此外，经核证的减排额度是由专门监管部门按照既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核证签发的，即使项目成功建立、运营，其能否通过核证而获得预期的减排额度仍是不确定的。而减排额度的交付又会受到诸多偶发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实现。目前国际碳保险服务主要针对交付风险。2006年瑞士在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一欧洲国际保险公司推出全新的碳保险产品。该产品用于协助一家美国私募股权基金（RNK Capital）管理其投资于CDM项目的支付风险。该产品覆盖了CDM项目进行中产生的项目注册及CERs核证失败或延误的风险，即如果RNK因CERs核证或发放问题而受损，保险公司将提供RNK预期获得的CERs或等值的现金。斯蒂伍斯・艾格纽（Steeves Agnew，澳大利亚保险承保机构）于2009年9月推出了世界首例碳损失保险。该保险覆盖因森林大火、雷击、冰雹、飞机坠毁或暴风雨而导致森林无法实现已核证减排量所产生的风险。一旦这些事件发生使森林碳汇持有者受损，保险公司根据投保者的要求为其提供等量的CERs。美亚保险（Chartis）和美国国际集团（AIG）也都在积极进入碳保险领域，而该领域在中国至今还是空缺。

三、碳金融保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一）法律框架

政府通过相关法律框架的规划设计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相关技术标准与法律支持，有效推动碳金融产品的交易平台、准入制度、交易机构与产品等制度建设。以下通过分析德国的经验，反映政府通过法律层面的规范性活动，极大地促进与规范了排放权交易的发展。

第一，法律、法规的制订与实施。德国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工作始于2002年初，当时联邦环保局组建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对企业机器设备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建立与排放权交易的相关的法律等，形成了较全面的法律体系和管理制度。法律体系包括《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许可法》、《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法》、《排放权交易收费规定》等7部主要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在排放权取得、交易许可、费用收取等方面规范了排放权的管理，从而奠定了排放权交易在德国的法律地位。

第二，参与者的资格确定。碳排放权交易申报程序在参与企业的选择上，德国将国内所有机器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调查，对于排放量达到一定数额以上的设备，其生产企业要在与联邦环保局达成自愿协议的基础上，经审核才可取得一定的排放权并进行交易。在2002―2003年期间，德国共调查3909家企业，其中1849家企业经审查参与了2005―2007年排放权交易。这些企业中，属于能源设备企业有1234家，占67%；工业企业615家，占33%。每个企业在申报排放权指标时都要做许多具体工作，如按照技术标准核实其机器设备的碳排放情况等。联邦环保局也要对全部企业机器设备排放情况进行调查核定。对于特定工业企业按现行行业最高排放量发放，发放许可后，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变更。

第三，相关费用的规定。在排放权取得和交易环节，获得排放权的企业应缴纳的费用有：开户费，每个企业每年200欧元；登记管理费，分为固定费用和浮动费用两部分，其中固定费用根据设备碳排放的多少分档收费，排放量在150万吨以下为3200欧元，151万-300万吨之间为6400欧元，301万吨以上9600欧元。浮动费用对某些特殊设备，根据排放量和行业性质，采取超额累进的方式，每吨在0.015和0.035欧元之间浮动；交易费用，联邦环保局征收的管理性费用，在交易完成后缴纳，一般采取超额累进方式征收，对于交易量在1万吨至2.5万吨之间的，在1.25万-2万欧元之间浮动，交易价格由市场上交易双方确定；罚金，对于没有按已核定的排放权排放，超过核定量后又不再次购买排放权的企业，按照第一年每吨40欧元、第二年每吨100欧元、第三年每吨200欧元的标准处罚。

（二）政府的监管机构

碳交易与碳金融的创新性与多样性，要求政府监管机构的特定性与专业化。如德国联邦政府组建了管理排放权交易事务的专门机构，即联邦环保局排放权交易处。其主要职能是发放排放许可证；核实企业报送的排放申请报告；按账户形式对每个企业进行登记；起草与排放许可相关的国际国内报告；与欧盟和联合国进行合作。管理机构核发排放配额的具体步骤是：第一步，由工业企业按网上统一格式填报排放权申请书，并通过网络传到联邦环保局认定的排放权咨询机构；第二步，由咨询机构将审核建议通过电子邮件反馈给报送企业；第三步，工业企业按照反馈的初审意见将拟申请的排放数额交联邦环保局排放权交易处；第四步，联邦环保局排放权交易处审核申请并计算排放权额度；第五步，联邦环保局排放权交易处将核定的排放权通知下达给工业企业。

（三）政府的激励政策

政府可通过设立碳基金，为碳金融产品提供基础性金融工具，例如日本温室气体减排基金等。政府也可通过设立金融激励措施，推动碳金融产品的发展，例如2007年英国议会下属气候变化组织致信给全国100家按揭贷款机构，要求它们提出发展碳金融产品发展的详细计划，并为此提供金融激励措施。政府的号召得到按揭贷款机构的积极响应，苏格兰银行等大型按揭贷款机构纷纷承诺提供碳金融按揭贷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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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0.048

0引言

全球经济化化的环境下，各国在对可持续经济的发展研究有着进一步的深化，在中国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兴业银行为首，以经济杠杆和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的绿色信贷，在金融行业以及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之间的关系协调发展有着保障作用。本文以兴业银行为例通过理论层面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的发展研究分析。

1绿色信贷的主要特征体现以及发展的重要性

1.1绿色信贷的主要特征体现

绿色信贷其实质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国家担当的体现，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和工业高速建设，我国大中城市正在面临的令人憎恶的雾霾、温室效应和沙尘暴等恶劣的天气现象，而由于环境污染带来的心情不悦、生活不便以及疾病更是令人担忧。所以绿色信贷的发展就显得必不可少，其特征就体现在正义价值的层面。这一正义价值就是实质正义价值，并非形式正?x的反面，是在这一基础上为多数人公平正义而体现的，有着个体差异性的理论，绿色信贷对这一个体性差异有着突破。在实际信贷过程中有所体现，正如股份制商行对盈利和社会整体利益的需求的结合予以充分考虑，并采用不同金融方式方法，对贷款给污染性行业进行严格的控制。

1.2绿色信贷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随着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召开，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口号也为人们所了解。这也是近些年我国一直大力发展绿色信贷的一条主线，因为鼓励绿色借贷不仅仅是政府积极回应了我国广大人民对环境污染问题和低碳环保的呼声。也是由于低碳经济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新，能有效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模式改善。从投资角度来说，大力发展绿色信贷，就能对投资结构的优化有着积极作用，有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积极发展绿色信贷对金融结构的优化有着重大调整作用，不单单有利于环境进步，而且有助于金融创新总体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的推动金融行业的发展。

2股份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现状――以兴业银行为例

截至2015年12月末，兴业银行累计为众多节能环保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信贷融资8000亿元，绿色信贷融资余额达到3942亿元，比年初增加982亿元。绿色信贷客户数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绿色金融客户数达到6030户，较年初新增2796户。作为国内绿色金融先行者，2006年兴业银行以节能减排融资业务为切入点，率先开辟国内绿色金融市场，十年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寓意于利”的特色发展之路。其绿色金融业务已成为整个兴业银行集团的品牌和优势，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是兴业银行一直秉承的三大绿色发展原则，涵盖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碳减排、固体废物污染减排、减少液体废物排放、能源污染和化学性物质排放、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等项目类型及涵盖节能、工业、建设、交通等各个社会不可缺少的行业，且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突破。

兴业银行在逐渐的摸索形成多种权益类产品融资产品融资业务包括能源合同管理、碳资产和排污权质押、特许经营权质押等，目前在表已知的金融服务包括提供资金抵押、清算、质押、存管、融资等。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全绿色金融产品链，在交易业务中主要以碳排放交易为主，在此期间与7个碳交易发达发展中国家试点地区达成合作，在国内形成了大大小小11个排污权点。

但就目前中国情况而言，其碳交易也只在几个试点范围内进行，整体活跃度还是较小，价格仍然保持在低位运行。而我国相关政策体系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碳排放权没有配额的限制，也没有标准排放水平，社会公众没有积极性去购买碳排放，因此相应的此类企业的金融服务及产品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所以各银行在绿色借贷开展上缺乏动力支持。

3股份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当中的问题分析

从以上以兴业银行为代表的我股份制商行绿色信贷的运行现状来看，其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归纳如下：

绿色信贷核心其问题是地方的干扰性过强。当前的企业仍然重视的是高利润以及高回报，双高项目也是当前地方政府的税收的主要来源。因为绿色GDP的发展观实施还没有得到国内全面深入，受到我国的地区性的因素影响，绿色信贷在具体的落实上比较缺少共享的信息披露机制。目前地方政府大多是通过提高经济绩效来完成上级的考核任务，为了工业领域的方面发展不惜牺牲环保产业。在受到地方政府的因素干扰下，绿色信贷的资金就向着双高项目流入，绿色信贷良性发展便受到了很大的阻碍。

绿色信贷的发展并没有统一性的标准，如兴业银行有专门信贷风险团队，并专门设立了环境以及社会风险控制部门，但这些在地方的银行就显然没有优势。其主要原因是绿色信贷体系不完善，绿色信贷的理念在股份制商行及其他银行中的应用不广泛等。由于我国目前绿色信贷的发展并没有统一性的标准，发展上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绿色信贷的政策制定上过度综合化以及原则化，指导性和操作性都不强。各股份制商行也只在自己理解下出台本行的绿色信贷审核标准以及相应的管理制度。企业的环境污染信息比较少，在信息的时效性以及针对性方面也不强，这就必然不能适应信贷审查的实际需要，对绿色信贷的进一步实施就形成了很大阻碍。

绿色信贷的产品没有创新。从实际的发展情况来看，这创新层面还有着诸多的不足。主要是在绿色信贷的专业人才相对缺乏，当前的银行绿色信贷的人才结构不能有效满足实际的需求。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银行的社会责任意识还需要进一步提高等。这些创新问题就会对我国的绿色信贷的发展有着很大程度影响。

4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措施实施

4.1充分重视绿色信贷内控制度完善建立

具体的措施实施，就需要股份制商行建设绿色信贷风险管理制度，结合信贷的总则以及本行的信贷要求等，对绿色信贷的发现以及内控的流程加以明确化，对绿色信贷的技术更新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对信息的沟通机制和审批制度的建立要能完善化实施，对污染企业的行业的信贷评估审核标准要严格要求。做好绿色信贷风险的应对策略，以及建立过硬的环境评估和监测系统银行实施环境融资政策时，要将法律作为制度保障，这是保障环境保护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规，结合环境融资的实施情况，将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以及可操作性得以鲜明呈现。国家也应构建完善的环境融资规范体系，积极建立银行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等。这样才能更好的为银行评贷以及审贷提供有力支持。

4.2加强绿色信贷的激励问责机制的完善建立

绿色信贷的发展需要各地政府部门和股份制商行一起努力，结合实际情况出台针对性以及适用性的绿色信贷激励以及问责机制，对违法企业的贷款行为要进行追究以及处罚，对有显著成就的银行要给予相应的奖励。同时重视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加强专用室，构建日常信息传输平台，对企业环保审批以及认证和环保事故等相应的信息最好能纳入到银行企业征信系统当中去，这样才能使绿色信贷的走向明确化。

4.3充分重视对绿色信贷业务人才的培养和产品创新

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要能建立专门机构，并要配备复合型的人才。股份制商行要及时建立绿色信贷专门制度以及宣传教育机构，将人才储备的相关工作做好，这样才能有助于绿色信贷业务的服务质量水平提高。同时，也要加强对绿色信贷产品的积极创新，结合本行的发展情况推出新的绿色信贷产品，如个人绿色信贷住房贷款产品，以及绿色信贷节能环保车贷款产品等等。借助产品的进步来推动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并能有效为我国的绿色信贷更好开展提供条件，积累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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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力企业是关系到社会各行各业的基础性产业，掌握着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下，面向新的电改政策的实施，如何把握市场动向，确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服务型企业发展方向，妥善解决新形势下电力企业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优化产业结构，以期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成为了电力企业实现长远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

关键词： 电力系统；营销策略；降损节能

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改善，对于电力供应的需求也进一步扩大，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的不间断爆发，也对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良影响，电力企业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因此，应当针对我国电力企业面临的问题，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不断提高电力企业经济效益，实现其健康协调全面发展，为国民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保驾护航。

1 新形势下电力企业面临的问题

1.1 电力营销策略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新时代的电力企业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和挑战的同时，也对电力企业的前途规划了新的蓝图。电力企业的经济效益增长主要依赖于电力营销工作，而在当下，电力企业电力营销工作宥于传统，在思路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缺陷，不能很好的适应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国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在许多地区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长期以来，由于我国能源匮乏和资源不足的问题广泛存在，电力供应不足使得电力营销工作始终处于起步阶段，制度设计和管理流程方面无法同电力营销需求相适应，加之缺乏精干优良的电力营销队伍，无法进行科学全面的市场调查，难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符合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电力营销方案，从而导致电力营销工作不能真正从需求侧出发进行合理调控，缓解电力供应紧张问题。

1.2 资源能耗问题

能源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气候恶化，资源与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的未来和发展与地球的未来息息相关，全球形成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倡建设能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电力产业属于供能型产业，其健康运营有赖于大量的能源消耗，电力产品是电力营销的核心产品，良好的电力系统是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电能的关键环节。一些电力基础设施过于老旧，电网设计多年不曾更新，电路老化问题等不仅造成了电能损耗，而且电力生产埋下了安全隐患。在当前低碳经济的指引下，电力企业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风险和挑战，全社会对环保的关注以及碳市场上碳价的波动，都会对电力企业经济发展带来不可忽视的冲击。只有正视这些问题，积极寻求多方面之间利益平衡，才能尽可能减少低碳经济对电力企业正常经营行为带来的影响。

1.3 办公管理制度问题

由于电力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特殊地位和性质，长期以来，电力企业的办公管理在许多方面与普通企业均有所不同。由于电力企业自身的一些特点，其办公管理机构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病，如机构之间联系不足，人员冗杂，一些工作人员对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热情有限，办公管理制度不健全，工作效率低下，针对新形势下的电力企业办公管理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正确的认识，也就无从及时转变工作思路，部门之间不能充分沟通和交流，影响了办公管理工作应有作用的发挥。管理体制的缺漏和工作人员的素质问题严重影响着电力企业办公工作的有效性，很难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使企业难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阻碍了电力市场占有份额的扩大，不仅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不利作用，同时也使电力企业饱受诟病。

2 电力企业经济发展策略

2.1 完善电力市场，倡导科学用电

电力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有目共睹，做好电力营销工作不仅是电力企业的效益目标，更是电力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另一方面，电力企业所面临的一系列严峻的外部市场挑战，也需要从电力营销策略方面入手，对电力市场结构进行优化完善，从而增强企业的经济效益。目前电力企业的电力营销总体策略，应依托国家进行能源C构调整这一机遇，转变思路，以市场为导向，着力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积极开拓市政，商业和居民用电等消费市场的同时紧紧把握工业用电市场这一主线，准确思想定位，做到电力生产和电力营销的有机统一，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电力营销机制，关注客户需求，积极进行市场需求调查，创新和完善客户服务制度建设，大力宣传科学用电理念，引导客户规范用电方式，加快和优化电网与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电力企业健康发展，提高国民生活质量，使电力企业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实现良性循环。

2.2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

发展低碳经济对于我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有利于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是我国迈向创新型国家的必经之路。我国电力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三十八以上，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与全球平均水平，并呈现出增速快的特点，因此，我国在节能减排方面责任重大，传统电力行业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兑现我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所做出的承诺。因此，电力企业必须从多面入手，将低碳理念渗透在电力生产的全过程各方面，加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创新力度，全力应对低碳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风险和挑战。降损节能减排是电网经济运行中的关键环节，应当参考国内外同行的先进技术手段，采取提高供电电压，改善配电线路等方式，实现配电系统灵活化和系统化，引入碳捕集技术，发展新能源技术，充分利用现有条件进行电网改造，减少电网运行中的六氟化硫等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在有条件的地区推行智能电网，发展面向低碳目标的电力调度技术，为用户提供多样化电力产品模式，提倡科学低碳个性化的用电方式，大力发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建设，呼吁每一个人为低碳经济时代贡献自己的力量，实现电力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有序发展。

2.3 加强企业内外管理，提高核心竞争力

新形势下电力企业的办公管理工作趋向复杂化和多元化，建立一系列与电力企业办公管理工作相适应和匹配的制度迫在眉睫。电力企业应当从日常管理工作中的小处做起，从细节做起，加强企业内外管理，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以有效的监督管理工作督促和调控电力生产和电力营销等环节，为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制度保障。在办公管理制度建设方面，要对企业办公管理工作的有效性进行深入探讨，保留现有制度中适应生产发展的部分，对于僵化陈旧，背离发展方向的部分予以裁撤，通过深入了解企业实际工作需要和市场需求，学习国内外同行的先进经验和工作方法，在管理制度创新中予以体现，并在实践中进行检验与取舍。在人员机构建设方面，要敢于打破传统，突破常规，注重对工作人员创新意识的培养，建立合理有效的激励制度，鼓励和支持企业基层工作人员参与企业管理，增加他们的主人翁意识。在信息化的现代社会，电力企业要与时俱进，把握好信息化的发展方向，在办公管理工作中注重对新型管理技术手段的学习和引进，对电力企业的发展和和未来进行充分适时的评估，明确企业的短板和发展方向，使办公管理工作有理有据，有章可循。

结语 ：电力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深入剖析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提高企业应对危机的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此方能抓住发展机遇，应对各方挑战，为实现全行业和全社会共同协调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赵克生，王延海.基于新形势下电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分析[J].大科技2012（24）：74-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