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正面角度来看，在美国经济面临萧条之时，较富裕的族群因为依然富有，对奢侈品的需求已经明显地恢复。这类奢侈品包括像是龙虾这种昂贵而高级的食物品项。其次，中国原本已经是龙虾的主要市场，中国日趋增加的财富意味着对龙虾及其它奢侈品的需求将持续大幅成长。

2005年，中国是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销售量的12％，较2000年增加1％。一般期待到2015年前，中国将超越日本成为全世界第二大奢侈品购买者，这是全球29％的销售额。然而在龙虾市场上存在着一些新的不利条件，其中一点就是高油价及美元疲软等因素，使生产成本增加所带来的压力，这使得龙虾进口到美国与其它国家的价格较当地产品为高。

而此也突显出气候变迁之议题。气候变迁是一个需要、也的确慢慢获得响应的议题，全球已开始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而消费者对那些与气候变迁相关的议题，则反应得更加迅速。在奢侈品消费市场上更是如此，因为对奢侈食物的支出是自由决定的，而价格通常对这种产品的需求是没有影响力的。这样的消费者反应已经表现在发展食物里程这类的观念，以及诸如在面对购买决策时所考虑的碳足迹和可持续性等议题上。

对生态无害的食物商店

现在已经出现许多对生态无害的零售食品商店，像是美国的Whole Foods以及欧洲的许多英国超市，对于那些在购买时重视生态议题的消费者，这些商店迎合了他们的喜好。奢侈食物的消费者，至少在西方国家，愈来愈将他们购买与否的决定建立于道德和环保因素上，另外也包括地位、稀有性、价格等。

这与大多数的水产品消费者颇为不同，一般水产品消费者只是购买日常必需品，而许多研究报告显示，这种购买决策最容易被价格与质量而非环保或道德议题所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全球许多龙虾捕捞业者在面对这些道德的消费者时可能就不太有能力可以保卫自己的市场地位。

碳排放量的管理

温室气体指的是任何会吸收红外线(infrared。IR)的气体。令人吃惊的是，这表示，除一些双原子气体和惰性气体外，几乎每一种我们已知的气体都是温室气体。

事实上，碳排放量只是所有温室气体的简称，由于二氧化碳是目前最常见的温室气体，因此为得出一个标准数据，所有温室气体都与其相关影响相乘(或相除)。例如甲烷，它是农场经营的副产品，由腐烂的有机物质所产生，作为温室气体，它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25倍。因此计算出40公斤的甲烷具有1吨的碳排放量。另一个例子是氧化亚氮(即笑气)，它的威力是二氧化碳的296倍，这表示3.4公斤的氧化亚氦被计算出有1吨的碳排放量。

这基本上表示，1吨的碳排放量可能肇因于只有3.4公斤的气体。燃烧木炭产生特别多的问题，因为这样的燃烧过程制造出许多高度活跃的温室气体，例如氮、硫等氧化物，这些气体本身也会对环境造成>中击，例如二氧化硫会造成的酸雨。

龙虾生产过程所制造出的碳排放量主要是来自捕捞龙虾的船只所使用的柴油，而设圈套引诱龙虾、发电的过程所投入的能源也要计算在内。一般来说，直接投入的燃料占龙虾捕捞业所投入能源总数的75％～90％。大多数的龙虾捕捞业者靠着低渔获量与高价格来维持其利润。

捕捞业者的燃油使用

龙虾捕捞业的平均渔获量经常是每次收网约1公斤龙虾肉，虽然只有少数研究试图计算捕捞龙虾所产生的碳排放量，但是最近一项南澳洲的研究显示，在2006年～2007年间，生产者耗费709万8千公升燃料捕捞2386吨龙虾。

依澳洲温室气体管理局之每公升柴油使用量具2.7公斤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转换率来计算，上述的数字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平均捕捞1公斤龙虾，会产生8.03公斤的碳排放量。尽管数字很大，但是这只反应出碳排放量的一个面向(这还不包括其它生产制造活动所产生的排放量，例如发电、捕捞网的制造、诱饵的供应等，或更重要的是，从分配与销售产品等行动所产生的碳排放量)。如此高的碳排放量，反应出捕捞龙虾对能源高度需求的特性，而龙虾的高价使得其低渔获量变得可以接受。

相较于其它初级产品(primary production)，龙虾捕捞业的碳排放量相当高。举例来说，纽西兰乳品业每1公斤产品产生的碳排放量为1.4公斤，生产每1公斤苹果则会产生0.19公斤的碳排放量。

在许多国家，愈来愈多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要求知道更多奢侈品的碳足迹信息，因此龙虾捕捞业之碳排放量几乎成为各国会检视的议题。结果是，在龙虾捕捞业这个领域中，极可能是消费者采取主动权来衡量，并且到最后减少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而不是由立法机关或政府扮演环保的角色。

可持续性的管理

全球有许多主要的龙虾捕捞业者正进行某些资源可持续性的管理准备工作，然而这样的议题在管理上产生了一个有趣的新作法，特别是在碳排放量的管理目标与可持续性管理目标相互作用时。

碳排放量管理最基本的层次包括经济效益的考虑，特别是在捕捞龙虾时所耗的燃料，因为燃油可能是大多数龙虾捕捞业的主要使用能源。因此有许多方法可用来减少龙虾捕捞业的燃料使用，包括结构调整(如使用较小船只、较小或较有效率的引擎等)到作业调整(如缩短单次作业航程、虾笼置水时间加长、增加虾笼数量等)。

作业调整通常比结构调整更容易也更快速实行，但这些调整都牵涉到减少燃料使用与渔获量间的拉锯。对龙虾捕捞业与资源量可能造成的影响包括：

渔捞努力量集中在近海的结果，使得局部龙虾资源量消耗殆尽，且可能会和娱乐型龙虾捕捞业者起冲突：

可能造成更多人捕捞体型较小的龙虾，因为较小型的龙虾倾向在近海区域活动；

若每艘船所携带的虾笼增多，将增加人力成本；

虾笼置水时间加长，可能造成虾笼内龙虾与鱼类的死亡增加。

然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无论是采用投入或产出的管理技巧，均将是达到重要的明确管理目标所适合的管理工作。

南澳的两个区域即以不同的方式管理――北区采用投入控制管理方式，而南区则采用个别可转换配额(Individual Transferable Quota，ITQ)的管理方式。比较这两个区域的碳排放量相当有意思，采ITQ管理方式的南区，其燃料使用量仅有北区的一半。

篇2

2012年11月21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我国北京、上海等七个省市启动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事实上，为了规范各地交易行为，早在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就颁布实施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备案管理的方式来推出经国家认可的自愿减排的项目、交易产品、交易平台和第三方审核认定机构，促进市场公开公平。此外，还出台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审定与核证指南》，用于规范审定与核证工作，保证管理办法的顺利实施。

“有些地方已经就碳交易建立了相关制度和交易的核查机构、认证机构，现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基本上已经准备就绪。”解振华说。他还透露，澳大利亚、欧盟以及美国都希望与中国展开合作，建立全球碳市场。

然而，在各地争抢碳交易头把交椅趋势猛烈之际，业内人士却给市场的高度期待浇上了一盆足以降温的冷水：自2005年兴起后，碳交易价格在最近大半年里加速下行，目前已处于低谷期，CER（经核证的减排）的现货价格在6.5欧元/吨左右，仅为几年前的1/4，这样的现状，给中国碳排放交易的未来蒙上了一层看不清楚的迷雾。事实上，廉价的碳交易价格已经使欧盟的碳排放交易系统深陷麻烦，而改革的方向仍暧昧不明。

欧盟碳交易危机

欧洲的碳交易市场深陷麻烦，这不仅是环保主义者的看法。今年4月，壳牌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称，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系统“陷入危机”。在官僚的世界中，这算是最直接的警告了。大多数人会更委婉地提到“价格薄弱”（意思是排放许可的价格低到荒谬）、“需要稳定政策”（意思是制度需要修改！）、“必须恢复信心”（意思是必须尽快改革！）。

问题出在哪里？时间回溯到2005年，欧洲开始实行碳交易，目的是让污染的代价变得昂贵。因为根据1997年12月在日本拟定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对各发达国家来说，从2008年到2012年必须完成的削减目标是：与1990年相比，欧盟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加拿大削减6%，东欧各国削减5%～8%。

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的目标，2002年12月，欧盟建立了一个排放交易系统，交易配额包括六种关键行业：能源、钢铁、水泥、玻璃、制砖和造纸，这一交易系统可以帮助那些难以达标的国家最终达标。2008年夏，欧盟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一度高达30欧元，而交易价格从2005年的40欧元每吨涨到2008年的100欧元每吨，实现了2008年减少4.7%的排放，超过总目标的一倍多。

可惜好景不长，全球金融危机和接踵而至的欧洲经济衰退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碳排放价格也一路下跌，如今排放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跌至8欧元。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经济低迷时期，很多公司的产量在减少，污染也相应降低，导致大量的碳汇剩余，此前很多碳汇被免费派送，而排放许可价格如此低廉，对于抑制碳排放几乎毫无作用。

显然，欧洲对抗气候变化最重要的工具到了需要大刀阔斧地改革的时候了。然而，在遭遇工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要修补这一破损的体制并不容易。

迫在眉睫的改革

“碳排放交易系统并不是很可靠，”欧洲议会德国社会议员乔·列伦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它都不太可能具有太高的信用。因此，我们应该让它恢复原有的功能——鼓励公司和企业投资低碳和低碳技术。”

欧洲排放交易系统（ETS）即将进入第三阶段，计划开始削减碳排放许可（又称“碳汇”、“碳权”），从而迫使价格上涨、污染下降。此外，更多的碳排放许可将被拍卖，而不是像从前那样白白地送出去。

欧盟委员会已经意识到问题存在。在10月底一份被泄露给媒体的报告草案中，委员会制定了修改ETS的短期和长期方案。改革迫在眉睫。据布隆伯格新闻网报道，报告草案提到，“应该立刻开始讨论实施ETS结构改革的各种方案”。

然而，任何改革方案实施起来都不会容易，甚至短期改革建议也遭遇反对。依然忙于应对债务危机的欧盟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意愿来解决问题？依然需要拭目以待。然而，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那么对抗气候变化最为有效的政府工具将变得毫无意义。

根据10月24日公布的气候变化行动委员会报告，欧盟依然有可能达到2020年碳排放减少20%（相对于1990年）的目标。一些人指出，这足以成为ETS成功的例证。捍卫环境基金会最近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表明了这一立场。但更多人认为，迄今为止，碳排放的减少更多要归功于政府减排政策和目前的经济危机。

ETS的蓝图倡议说，在进入第三阶段后（2013年至2020年），将实施更严苛措施，对排放大户实施更重的经济惩罚，通过碳汇拍卖为成员国创造更多收入。然而，计划实施之初免费派送的大量多余碳排放权却是个大问题，会让第三阶段的强硬政策变成纸上谈兵。短期的解决方案是在第三阶段开始之初取消部分流通的排放权，到后期再补充回去，这一做法被称为“回装”。

欧洲气候变化行动委员会专员康妮·赫奇加德在最近的一次电话采访中称这一方案为“行政决策”，但事实上，它更具争议性，部分反对者称之为某种形式的市场操纵。

德意志银行的碳市场分析者马克·刘易斯说，市场认为“回装”必然会发生，问题是，到底有多少碳排放权会被收回。刘易斯估计，如果没有“回装”计划，今天的碳排放许可的价格最多只有2-3欧元。“目前这些许可的唯一价值，”刘易斯说，“在于政治选择的价值。”

今年7月，赫奇加德制定了一方案，提议未来三年，在碳汇拍卖时，从市场上收回4亿、9亿或12亿张碳排放许可。目前，欧盟碳排放许可在ICE欧洲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为每吨7.94欧元。德意志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只收回4亿张许可，这个价格将维持稳定甚至下跌，如果收回9亿至12亿张许可，那么价格将在18个月内上涨到每吨15欧元。

“是否实施回装政策，选择实在再简单不过，”赫奇加德说，“这是一个碳交易权泛滥的市场，继续让它泛滥，这样做明智吗？”

碳交易市场中的各色玩家已经提议收回一整年的排放许可——2011年，欧盟共计发放了20.8亿张碳排放许可。按照预计，进入第三阶段后，碳交易将会给成员国创汇，用于投资低碳技术。但目前，该计划的实际收入只有几年前预计收入的一半。要找到导致这一现状的罪魁祸首很困难。设计这套系统的时候，专家们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来预测经济增长。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状况，多余的碳排放权开始累积。

按其目前立场，欧盟委员并不期望碳汇盈余在2020年自然消失。一份欧盟委员会草案不久前预计，到第三阶段末期，账面上依然会有15亿张多余排放许可。之后泄露的ETS改革草案将多余许可的数量提高到20亿张。

“低廉的碳价格并不能说明碳排放的成本变得低廉，”壳牌石油公司高级气候变化顾问大卫·侯恩说，“它可能意味着，ETS还没有实现它的预期目标，这就是找到解决碳排放问题的成本最低廉的道路。”

短期减少交易系统中的碳汇的简单做法可能并不足够。在泄露的报告草案中，欧盟委员会提议对ETS进行多项更深层的结构调整，赫奇加德称这些改动为政治炸药。她说，“我们将在一个月后提出更多的结构改革方案，势必引起更大争议。”这类更伤筋动骨的改革方案包括对排放实施更严格限制；完全取消排放许可，或是减少发放碳排放许可的总量。事实上，最近，英国政府就呼吁，从市场上永远收回18亿张许可，从而刺激碳汇升值。

这类来自金融和学术界的建议似乎并不在考虑范围内：比如创建一家ETS中央银行，用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调整碳汇数量；又比如为碳汇设定一个最低拍卖价格。

这一切听上去似乎并不陌生。早在2006年媒体就预测，ETS在第二阶段运行将会更加顺畅。但事与愿违，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众多公司靠出售没有使用的排放许可大赚了一笔，这都是一开始免费派送太多许可造成的。一些研究者将一、二阶段委婉地称为痛苦的“长牙时期”。然而，这一切并不说明碳交易体制本身毫无用处。欧洲碳排放成本已经成为各公司董事会经常讨论的话题。温室气体的排放大户均已加入交易体制，到2013年，50%的欧盟碳排放将加入进来。

阻力重重的未来

但正如很多必要的改革提案一样，ETS改革计划同样遭遇巨大阻碍。讽刺的是，最大的反对来自那些曾经在碳交易中得到好处，或是被赋予排放特权的公司。比如，制造行业在经济危机期间获得了数百万的多余排放许可，它们转而将其卖给电力公司。不难想象，强大的制造行业和商业游说团体BusinessEurope强烈反对“回装”计划。据2010年一份报告，出售多余排放许可的累计盈利已经高达190亿欧元。英国沙袋气候活动组织的高级政策顾问达米安·莫里斯说，“在经济萧条时期，出售碳排放许可成了很多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

ETS改革的另一大阻力是严重依赖煤炭的波兰。今年4月，波兰环境部长马尔钦·科罗莱克告诉路透新闻社，ETS改革可能让波兰的能源行业破产。有10个欧盟成员国被特许在碳交易实施的头7年之内免于购买碳排放许可，波兰也是其中之一。但前提是，波兰必须同意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能源多样化，但这个国家一直拒绝这样做。

篇3

【关键词】 碳排放交易 配额初始分配 基本规则 补充机制

一、配额初始分配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效率与公平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分配基本原则中的对立统一体。配额分配的效率是指在确定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束下，实施分配的政府和获得配额分配的企业所能实现的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一方面，配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应当分配到能够高效利用的接收者手中，从而实现配额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初始分配应当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至少不应导致管理成本的不对称增加。配额的公平分配是指配额分配的经济收益和成本在不同接受者之间的合理分摊。首先，分配方法的选择应当保证公平性，同一类型的企业之间以及新进入企业与既有企业都应获得公平分配的机会。其次，配额分配形式上的公平应让位于实际效果的公平。

2、环境效果原则

环境效果是进行配额初始分配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重要原则。从短期效果看，在一个排放总量确定的制度运行区间之内，温室气体减排数据也是明确的，针对涵盖企业适用不同的分配方法将不会影响环境效果的实现。从长期效果看，即使连续期间的总量设定可以保证温室气体控排水平的稳定性，但依然需要采用有效的分配方法实现减排激励作用。如果分配方法的选择事实上起到了向高排放行业分配更多配额的效果，将不利于整个经济体系完成低碳转型，未来实现更佳环境效果的难度将显著增大。

3、竞争力保护原则

决策者在将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产业纳入到碳排放交易覆盖范围时需要考虑短期成本增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成本结构以及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差异，导致这些产业部门在被纳入到配额管理之后呈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因此，决策者不得不充分考虑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差别待遇，尤其是在适用分配方法时，有针对性地采用无偿和有偿分配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对配额成本十分敏感且在国民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工业制造部门，无偿分配方式将是首要考虑对象，以便提升这些产业在纳入排放交易的过渡阶段对配额成本的适应和吸收能力。

二、配额初始分配的方法与层级选择

1、配额初始分配的方法

碳排放交易的配额初始分配包括无偿和有偿两类基础方法。采用无偿分配方法需要政府部门事先进行数据收集，并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进一步分为祖父法和基准法。在效率层面，祖父法流程简单方便，而在公平层面，基准法则有利于“奖励先进、惩罚后进”。有偿分配方式则真正体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在效率和公平层面，拍卖和定价销售都优于无偿分配方法。在环境效果层面，有偿分配仍基于排放总量的设定。但由于部分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可能会导致碳泄漏的问题，进而危及到环境效果。因此，在制度运行的初期阶段，有偿分配方式不宜大范围采用，但随着制度运行的稳定和成熟，有偿分配将逐步取代无偿方式成为主要分配手段。

2、基于产业部门的层级分配

在配额初始分配过程中，还需要将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层级纳入考虑范围。“政府――企业”的单层模式适合于产业部门涵盖类型单一且纳入企业数量较少的情形，单层模式的优势在于公平性的保障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单层模式不利于产业之间的平衡以及竞争力的保护，不同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竞争力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导致形式上公平的配额分配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结果。“政府――产业――企业”多层模式适合于分配对象涵盖多个产业部门的情形。在该模式下，配额总量将被分解到各个不同产业，然后对产业内部的企业进行具体分配。多层模式的优势在于有效平衡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准确反映产业内部企业的配额需求，避免了产业之间的竞争扭曲。但是，多层分配模式也会增加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负担，配额在产业分配的标准透明度问题也值得关注，这增加了分配实施准备工作难度。

三、配额分配的补充机制

1、新进入者的配额分配

对于新入者的配额分配方法也可以采用无偿和有偿两种分配方式。如果原先同一产业部门的既有涵盖企业接受了配额的无偿分配，一般情况下也将根据一定标准发放给新进入者免费配额。但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既有排放企业使用了祖父法，而新进入者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考，只能依照新进入企业所在部门的排放基准，结合企业提交的预期产量或者根据本行业内的平均排放率进行配额数量计算。两种数据比较而言，行业的平均排放强度在公平性方面要明显优于由企业自己提供的预期产量，因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会为了获取更多免费配额而虚报自己的产能。如果针对新进入者统一采用有偿分配方式，虽然可以避免公平性问题，但也需要考虑本产业的竞争力保护问题。

2、关闭和迁出的配额处理

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既有企业的退出情形，因此关停与迁出的配额处理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中，往往采用三种处理方式：全额收回、自由处置和按比例回收。关闭或迁出的配额处理同样需要将配额分配的基本原则纳入考虑。一方面，如果让关闭或迁出的企业自由处置配额会鼓励这些企业出售剩余的配额获利，在免费分配的情况下等同于“关闭溢价”。这种结果对于那些仍然生产且继续上缴配额的企业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关停企业出售剩余配额获利，则可以产生市场激励促使完成低碳转型。如若强行收回配额将对高排放产能的淘汰会产生负面冲击。而且，如果企业是通过有偿方式获得配额，关闭和迁出造成配额无偿收回的情形则会有失公平。

3、早期行动奖励

早期行动奖励是对碳排放交易制度实施之前，涵盖企业已经进行的减排活动进行计量后，给予企业排放配额或其他奖励形式。通常情况下，早期行动奖励机制更多配合祖父法一起使用，以尽可能矫正不公平的实施效果。在效率层面，早期行动奖励都会涉及到对涵盖企业早期活动数据收集和基准的设计，增加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而在环境效果层面，低排放企业获得奖励的同时，历史上的高排放企业将不得不承担更紧缩的总量限制，因此不会给制度实施的环境效果带来影响。在产业竞争力保护层面，早期行动奖励机制的实施有利于激励产业内积极减排的企业，从而实现涵盖产业在长期内的低碳转型。

四、中国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配额分配制度体系的建议

1、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

我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构建仍需秉持公平与效率、环境效果与产业竞争力保护四个基本原则。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引入国民经济体系的初始阶段，涵盖产业和企业的过渡期适应将是中央决策者主要的考虑因素。一方面，产业竞争力的保护要优先于环境效果，尤其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并没有完全实现与碳排放脱钩，在排放峰值带来之前很难实现真正的总量约束控制；另一方面，配额分配工作的实施效率优先于实施公平性，以避免给政府造成过高的管理成本。而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正常运行的高级阶段，产业竞争力保护应当逐步让位于环境效果因素，通过强有力的温室气体配额管理和排放约束，促使纳入产业实现自身的技术改造和低碳转型。配额分配工作的公平性必须是决策者首要重视的问题，通过设计更加复杂精密的分配规则，强化数据收集、基准制定、分配执行和实施过程的监管，保障配额分配真正有利于排放水平的降低，有利于进行低碳技术革新的企业发展，实现配额分配制度在事先设计、分配实施和分配效果多领域的公平效果。

2、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基本方式

在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上，仍然需要中央决策者根据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发展阶段进行选择和方法组合。在国家碳交易启动的初始阶段，分配方法应以无偿分配为主，以有偿分配作为必要补充，在无偿分配中以祖父法作为主体，个别产品实现标准化的产业部门初步采用基准法则。有偿分配的有限适用主要考虑到我国配额二级市场初期发展的不成熟，需要帮助涵盖企业在期末进行履约获得配额的购买途径。在中国国家碳交易的成熟阶段，分配方法应以有偿分配为主体，以无偿分配作为必要补充。有偿分配将以配额拍卖作为主要手段，实现环境损害真正内部化为企业的排放成本，配额收入将进入到国家建立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基金，资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同时可以用来补贴易受配额成本影响的弱势群体。无偿分配转变为辅助手段后也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可以用于防止碳泄漏的发生以及对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保护。在配额分配的层级选择上，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覆盖范围的多产业特点，基于不同产业的多层级分配是最佳路径。

3、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补充机制

新入者配额分配、关闭迁出的配额处理以及早期行动者奖励是我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构建中必须纳入考虑的主要补充机制。在国家碳交易的初级阶段，在初始分配以祖父法作为主要手段的情形下，针对新进入者则需要建立新的分配规则对其进行配额分配，因此由政府制定产业基准比由新建企业申报预测产能的方式更具公平性。在涵盖企业停产或关闭时，已经获得的无偿分配配额应当被政府全额或按照一定比例收回。早期行动奖励机制的引入对于弥补祖父法分配在公平性上的缺失是十分必要的，以配额形式向早期行动企业进行补发将是我国实践的最佳方式。在我国国家级碳交易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针对涵盖企业的配额分配都将采用以拍卖为主体的有偿分配，新进入者的配额分配也将划归到有偿分配体系中，关闭企业也可以保留配额进行自由处置。

（注：本文属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关于进行碳强度减排、将天津滨海新区建成低碳经济示范区的试点方案与配套政策研究”，编号：2012023。）

【参考文献】

篇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73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90010）；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A004）；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校内科研基金项目（XNB201316）

作者简介：张 伟（1983-），女，河北滦南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系统工程；王韶华（1986-），男，河北邢台人，讲师，研究方向为管理系统工程。

摘要：运用通径分析明确了三次产业比例的相互关系及与碳强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计算三次产业比例对碳强度和GDP的贡献，据此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研究结论表明：第三产业比例、灰因素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在目前灰因素水平下，降低第一产业比例，增加第三产业比例对降低碳强度的贡献最大，优化产业结构可以降低碳强度1725个百分点，对实现“十二五”规划碳强度目标的贡献为1015%。

关键词：产业结构；碳强度；贡献；灵敏度矩阵

中图分类号：F1213；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8-0046-04

1 引言

随着世界范围内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环境恶化状况，低碳经济这一经济发展模式被提出。为践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我国政府提出了节能减排战略，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即“十二五”期间碳排放强度降低17%，并将列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约束性指标，我国的节能减排开始进入攻坚阶段。

实现碳强度目标可采取一系列对策，其中，产业结构优化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也是有效降低碳强度的重要手段。李艳等[1]通过计量1980～2007年我国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认为碳减排的重点应是调整产业结构及降低各产业的碳排放强度；刘卫东等[2]认为影响我国碳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包括发展模式、产业结构、节能技术、一次能源结构、生活方式与节约意识、生态系统的碳汇效应等，并将结构减排作为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手段；林伯强等[3]通过一般均衡模型评估能源结构变化导致的能源成本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现阶段通过能源结构减排的空间不大，应该重视产业结构节能减排的效力；孙建卫等[4]按部门核算碳排放量，并将碳排放强度及总量分解成总产出、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探讨各分解因素对其的影响；籍艳丽、郜元兴[5]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结构因素分解法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因素分析，认为生产模式的转变是其降低的主要原因；虞义华等[6]利用面板数据计量分析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分析表明，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单靠经济增长速度无法大幅度降低碳排放强度；孙敬水[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负向贡献率较小；能源消费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正向贡献率较小。李健、周慧[8]从产业结构角度探讨了碳排放强度问题，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碳排放强度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联性。

以上文献主要是将产业结构作为一个驱动因素分析对碳强度的贡献，但并没有对产业结构内部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做深入研究。本文利用通径分析明确了三次产业产值比例的相互关系及对碳强度的直接与间接影响，据此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从而就优化产业结构对实现“十二五”规划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进行评估。

2 三次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影响机理

通径分析是简单相关分析的继续，在多元回归的基础上将相关系数加以分解，通过直接通径、间接通径及总通径系数分别表示某一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作用效果、通过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间接作用效果和综合作用效果[9，10]。本文主要利用通径分析探究三次产业产值比例的相互关系及对碳强度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非物质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比较显著，这些因素不具备清晰的轮廓、确定的内涵和明确的数值关系，称之为灰要素[11～15]。为便于分析，将其归结为随时间变化的变量，设碳强度为y，xi（i=1，2，3）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4为灰因素（x4=t）。基于1994～2009年统计数据，可得到各自变量的直接通径系数为：

通过t检验，得到各自变量的t值分别为t1=2710，t2=2649，t3=2330，t4=-6279，当α=005，t0025（11）=2201，可见各自变量t值绝对值均大于208，说明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通径系数均极显著。由表1可得：各因素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按绝对值大小）排序为x3>x1>x4>x2，而总影响大小（按绝对值大小）排序为x4>x3>x1>x2，通过表1可计算得出各自变量的决策系数分别为R（1）2=0552048，R（2）2=-0173715，R（3）2=-5130144，R（4）2=0954504，按绝对值大小排序为R（3）2>R（4）2>R（1）2>R（2）2，说明第三产业比例、灰因素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

产业结构及灰因素对碳强度的影响机理分析结果如下：

（1）第一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直接影响为1484，总影响为0928，通过第二产业比例（-0026）和第三产业比例（-1425）间接抵消了1451，而通过灰因素间接增加0895。这说明，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灰因素水平较高时，降低第一产业比例，反而会增加碳强度。

（2）第二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直接影响为0555，总影响为0121，通过第一产业比例（-0069）和第三产业比例（-0432）间接抵消了0501，而通过灰因素间接增加0067。可见，降低第二产业比例，增加第三产业比例可以降低碳强度，而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灰因素水平较高时，降低第二产业比例，反而会增加碳强度。

（3）第三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直接影响为1516，而总影响为负相关的-0934，通过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和灰因素等间接抵消了2450。可见，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提升至较高程度时，降低第三产业比例，增加第一产业比例，可以降低碳强度。

（4）灰因素对碳强度的直接影响为-0972，通过第一产业比例和第二产业比例对其的间接影响为-1404，而通过第三产业比例正面抵消了1399，总影响为-0977。可见，提高灰因素水平，增加第一产业比例，可以降低碳强度。

3 三次产业比例对碳强度及GDP的贡献

31 三次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贡献

设碳强度为y，xi（i=1，2，3）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4为灰因素，随时间变化，因此x4=t，ε为随机误差项，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16]，建立模型y=εxβ11xβ22xβ33xβ04，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从通径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通过其他因素对碳强度产生间接作用，如第三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直接通径系数为1516，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但通过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灰因素等对碳强度的间接通径系数高达-2450，对碳强度增长的间接抑制作用大于直接推动作用，总影响为负。可见，各因素之间存在着较严重的共线性现象。为消除所选变量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选取岭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拟合。岭回归分析是一种专门用于共线性数据分析的有偏估计方法，它实际上是一种改良的最小二乘法，是以放弃最小二乘的无偏性，放弃部分精确度为代价来寻求效果稍差但更符合实际的回归过程[17]。

利用SPSS160软件对全部变量做岭迹分析，岭迹图和不同K值时决定系数的变化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从岭迹图上可以看出：当K值到达015附近，各参数开始趋于稳定，图1也显示K值超过015后可决系数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没有呈现剧烈的波动。取K=015，根据1994～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拟合得到的标准化岭回归方程为式（1）：

对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是R2=0952282，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93493，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5488048>F005（4，11）=336。通过对模型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进行比较发现，此模型相对误差的绝对值均值仅为241%，标准差为00002，预测精度较高。说明线性回归拟合程度较好。

三次产业比例对碳强度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2496、00309、-0226，表示第一产业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碳强度会上升0249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碳排放强度会上升00309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比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碳强度则会降低0226个百分点。因此，为实现碳强度下降的目标，应降低第一、二产业比例，提高第三产业比例。但考虑到我国保增长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并不能一味地降低第一产业或者第二产业的比例，应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比例对GDP增量的贡献。

32 三次产业比例对GDP的贡献

设GDP增量为G，xi（i=1，2，3）为第i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x4为灰因素，随时间变化，因此x4=t，ε′为随机误差项，由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建立模型G=ε′xβ′11xβ′22xβ′33xβ′4，两边同时取对数，得：

根据1994～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得到的标准化方程：

（3）

对应的回归方程为：

（4）

对式（4）进行显著性检验，如表2所示。

对式（4）进行显著性检验的结果是R2=0987，调整后的拟合度为0982，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F=208024>F005（4，11）=336，当α=005，t0025（11）=2201，各回归系数均大于临界值，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三次产业比例对GDP的弹性系数分别为-2433、-0499、-2052，表示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分别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分别使GDP增加2433个百分点、0499个百分点、2052个百分点，可见第一产业比例对GDP的影响最大，第三产业比例次之，第二产业比例最小。

4 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矩阵

假定第i（i=1，2，3）产业比例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可以使碳强度降低βi个百分点，但同时也必须要增加第j（j=1，2，3，i≠j）产业的比例，设第i（i=1，2，3）产业比例对GDP的贡献率为β′i（i=1，2，3），第i产业比例与第j产业比例的替代弹性σij=β′iβ′j，则需要增加σij个百分点的第j产业比例，那么碳排放强度将降低（βi-β′iβ′j·βj）个百分点。据此可得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矩阵，如表3所示。

设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矩阵为ΔV=ΔF，ΔS，ΔTT（ΔF、ΔS、ΔT分别为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第三产业比例变动量，且有ΔF+ΔS+ΔT=0），考虑三次产业结构的增减，为便于计算，令ΔV′=12ΔF+ΔFΔS+ΔSΔT+ΔTT，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矩阵为P，则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矩阵为：

其中，DF表示第一产业比例降低ΔF个百分点对碳强度的影响，DS表示第二产业比例降低ΔS个百分点对碳强度的影响，DT表示第三产业比例降低ΔT个百分点对碳强度的影响。

根据“十二五”规划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以及主要目标，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高4个百分点，参考赛尔奎因、钱纳里的“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本文在2010年三次产业结构现状基础上，将2015年三次产业结构变动矩阵设为ΔV=-32，-08，40T，则可计算得到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降低碳强度1725个百分点，对实现“十二五”规划碳强度目标（碳强度降低17%）的贡献潜力为1015%。

5 研究结论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第三产业比例、灰因素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抑制因素，第一产业比例、第二产业比例等是碳强度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灰因素水平较高时，增加第一产业比例，降低第三产业比例，可以有效降低碳强度；而在现阶段灰因素水平下，应主要通过增加第三产业比例实现碳强度目标。

综合三次产业比例对降低碳强度以及国民经济的贡献，可以得到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对碳强度影响的灵敏度矩阵。据此可看出：在现阶段的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灰因素水平下，降低第一产业比例，增加第三产业比例对降低碳强度的贡献最大。其次依次是：降低第一产业比例，增加第二产业比例；降低第二产业比例，增加第三产业比例。根据“十二五”规划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思想以及主要目标，产业结构调整可以降低碳强度1725个百分点，对实现“十二五”规划碳强度目标的贡献潜力为1015%。因此，“十二五”规划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除了优化产业结构，还应大力提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等灰因素水平，有效发挥节能、能源结构优化和碳汇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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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范德成，张伟基于灰色变结构控制的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及分析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10）：55-60

篇5

一、制度属性

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涉及企业经济、能源数据统计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制度属性可分为两大类，即直接报送制度和第三方盘查制度。

（一）直接报送制度

直接报送制度又可进一步分为完全意义上的直接报送和结果数据直接报送两类。

1、完全意义上的直接报送制度

从国内外已有经验看来，最具可靠性和公平性的是完全意义上的直接报送制度，即首先由主管部门委托专门机构开发出统计报告的一系列标准、指南、技术规范文件和直接报送系统软件，相关企业按要求填报原始数据；由系统内嵌的公式和链接自动计算并生成目标数据的报表；在生成初步结果报表之后的一定期限内，由各级主管部门或被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进行审核；通过审核之后，形成最终报表。

目前，我国已实施的完全意义上的直接报送制度主要包括：

（1）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的网上直报

主管部门是国家统计局，已实现了国家、省、市、区县统计局的联网，各级统计局具有不同的数据查看和审核权限，报送频率包括年报、半年报、季度报、月报等。

（2）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主管部门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例如北京市的节能主管部门是北京市发改委，已实现了北京市辖区内将近600家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数据网上直报，北京市节能环保中心得到北京市发改委的授权，进行能源数据网上直报的审核工作，报送频率是年报。报告的指标定义与国家的统计标准保持了一致性，但由于主管部门不同，采用独立的数据库系统，报表形式也与统计直报系统不尽相同。

（3）温室气体排放网上直报

目前全国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中的北京市和上海市均已成功建立并使用了企业级别的温室气体排放网上直报制度。其中，北京市对用于确定重点排放单位（经初步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年平均值在1万吨以上的排放单位）既有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配额分配基数的2009―2012年历史数据，以及接受配额核定的2013年、2014年、2015年数据，均采用网上直报制度，是目前为止我国报告年份覆盖得最为完全的企（事）业单位温室气体排放网上直报制度；上海市是全国最早开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可能由于受到时间所限，仅对2012年的历史数据以及接受配额核定的2013年、2014年、2015年数据进行网上直报，对于2009―2011年的历史排放数据则采用第三方盘查制度。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主管部门是北京市发改委，报送频率是年报，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接近500家，选聘了包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内的第一批15家第三方核查机构。“北京市节能降耗及应对气候变化数据填报系统”于2013年上半年开始试运行，大多数重点排放单位都在2013年9月前完成了2009―2012年历年数据的初次填报，并于2014年3月底前完成了2013年数据的初次填报；各重点排放单位完成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初次报送后，由北京市发改委指定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开展核查工作，形成第三方核查报告；经第三方核查后，重点排放单位按照核查意见，对初次填报数据进行修正和补充；再经自动化的系统数据比对及专家抽查确认无误后，形成最终的“核查填报”数据报表和报告。截至2014年6月，北京市重点排放单位100%都完成了核查填报工作。

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覆盖了将近200家企业，仅对2012年以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进行网上直报，主管部门是上海市发改委，报送频率是年报，已开发和运行了“上海市碳排放报告直报系统”，试点企业填报2012年度数据的截止日期是2013年3月15日，上海市发改委按照规定对各试点企业报送的《企业2012年碳排放状况报告》进行了书面审核。上海市发展改革委于2014年1月中旬印发了《关于报送本市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2013年碳排放状况报告的通知》，要求相关单位按时报送2013年度碳排放报告；组建了专门工作小组，对各试点企业在碳排放报告和报送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技术指导和政策咨询，并根据工作时间节点和推进情况，通过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形式提醒、督促各单位按时提交报告。截至2014年3月31日，上海市全部碳排放交易试点企业都按时提交了企业2013年度碳排放报告，报告工作完成率达到100%。

2、结果数据直接报送制度

天津市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建设初期曾尝试使用这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即首先由主管部门委托专门机构开发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方法学指南，而后要求纳入试点的企业按照方法学指南各自核算其排放量，编写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提交给主管部门。由于各企业对于方法学指南的理解有偏差，提交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结果普遍存在问题和错误，因此天津市发改委最终放弃了这种报告制度，转而采用第三方盘查制度。

（二）第三方盘查制度

上海市对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纳入企业在2009―2011年的历史排放数据采用第三方盘查制度，即首先由主管部门委托专门机构开发出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的方法学指南；而后选聘一批第三方盘查机构，按照方法学指南要求分别核算纳入试点的企业在2009―2011年历年的排放量，出具盘查报告，提交给主管部门。

由于第三方盘查制度可以避免直报系统的开发成本，筹备期也远远短于直报制度，因此目前天津、湖北等试点地区也倾向于采用这种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

从国际经验来看，第三方盘查制度比较适用于大中型企业摸清自身的能源利用状况和温室气体排放情况，通过提高管理水平而实现其自愿的节能减排目标。然而，如果把第三方盘查制度应用到真金白银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之中，会出现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防止第三方盘查机构受到利益驱使而。

二、建立温室气体直报制度的问题和障碍分析

（一）成本较高

相对于第三方盘查制度而言，直报制度需要额外增加软件系统的开发成本。由于对网络安全性的要求高，还会出现较高的运行维护成本。

（二）系统建设周期长

直报系统的软件开发和运行调试时间周期较长，因此相对于第三方盘查制度而言，直报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准备期。

（三）体制障碍

我国的统计主管部门是国家和各级地方统计局，节能工作的管理部门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和地方各级发改委、工信厅、经信委，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的主管部门是国家和各级地方发改委，以上三方面都涉及能源消费数据的报送。由于部门权限问题，现行体制下只能分别开发报送系统，报表形式不统一，企业需要针对同一个数据进行多次填报，既是重复劳动，又容易在数据复制过程中出错，导致不同部门统计数据的不一致。

（四）企业填报人员能力不足

从北京、天津等试点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数据填报情况来看，各企业填报人员的水平良莠不齐，对于各项指标的理解有偏差，原始数据填报出错或漏报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北京市仅要求报告发生在本市辖区内的能耗数据，但有些企业却填报了其京内京外的能耗合计数。

三、政策建议

第一，从长远效果来看，直接报送制度可以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结果的主观性和人为干预程度降至最低，也是国际通用的重点企业数据统计和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因此，无论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初始报告制度如何，我国各级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制度必将最终过渡至网上直报制度。

第二，在国家层面上应加强顶层设计，包括提供专项资金支持网上直报系统的设计、开发和维护；加强政府各部门统计工作的对接，加快推进各部门统计信息标准化建设，整合网上直报系统资源，并建立和完善统计基础数据管理制度和长效工作机制。

第三，定期组织对各级主管部门、企业填报人员的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保证填报数据的质量。

篇6

中国的发展是以环境为代价的，但中国当下正在采取行动“绿化”经济，ACCA全球论坛成员Anne Copeland 这样表示。

经过长达30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碳排放国。ACCA委托的一份名为《绿色经济：对中国企业的鞭策与引导》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切实努力，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来遏制碳排放。从“十一五”计划开始的相关行动仍在继续。

当前的“十二五”规划对节能减排和落实节水政策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旨在将经济转变为“绿色”经济。鉴于褐色经济的工作机会预计将逐渐接近顶峰然后开始减少，中国政府同样希望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创造绿色经济的工作机会。

碳减排的挑战

在2011至2020年间，中国对新能源相关产业的投资总额将达到7700亿美元左右，其中对风能的投资达2310亿美元。不仅如此，中国还将继续开发所有形式的能源，以满足对能源的巨大需求和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在实施减排过程中的能源供应是个难题。中国碳排放的80%仍来自燃煤，鉴于中国的煤炭储量可观，煤在未来几十年内仍将是主要的能源。中国也在计划开发页岩气和煤层气等新化石燃料。同时为满足国内需求，中国也在进口越来越多的化石燃料及其他自然资源。

辅助政策

伴随中国减排行动的辅助政策包括：用高效的燃煤电厂取代小型、低效的旧厂，扩大能源网络覆盖面，将能效和碳减排目标下放到各行业和各省，试行排放交易、改革能源市场和价格。煤炭产量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受到限制。同时政府也出台了试图鼓励“绿色交通”的政策。

除能源需求外，对水的需求也是中国的一大难题。中国的水资源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7%，而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加强水资源管理已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首要政策之一。中国政府正在促使企业，改进可持续发展措施。中央政府为政策定调子、定方向，同时也为政策的监管和执行奠定了基础。过去十年，政府措施的成效包括：将与污染相关的成本核算纳入会计准则中；实现“点名批评”违反环境法规企业的可能；修订法律，强调企业的社会和道德责任并追究污染企业的法律责任；迫使寻求上市的企业改善其环保业绩；实施绿色采购政策；发展绿色贷款、绿色信贷、绿色证券和绿色保险计划；以及与国内证券交易所合作，鞭策国企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虽然从多方面为变革作了准备，但实施转型所需的变革仍是个巨大的挑战。会计行业在协助中国企业适应运营和立法环境的变化方面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已向各自的中国客户提供了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服务，为非财务报告提供鉴证服务并将环境和社会风险因素纳入企业估值中。

签署契约推动环保

ACCA 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安德杰（RogerAdams）和休伊特（Gordon Hewitt）为我们展示这一事件给ACCA 及其他组织带来的好处。

ACCA于2012年成为联合国全球契约（UNGC）的成员，该组织的宗旨是促进发展、实施和披露可持续的和负责任的企业策略和实务。该宗旨称得上是关乎企业的“战略举措”，所有参与企业都承诺在企业战略和运作方面都将遵守在人权、劳动、环境和反腐败领域普遍承认的10项原则。

目前，来自130多个国家的、超过8700个企业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已经签署了“全球契约”。参加全球契约，说明ACCA积极致力于维护全球契约的核心价值，并长期支持商业的可持续发展。此举也让ACCA与许多领先的公司和组织步调一致，并增加了与更多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

作为承诺的一部分，ACCA将把全球契约及其原则作为其商业策略、日常运作以及组织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融入委员会和管理层的决策过程当中。它必须通过合作、积极推动更大的发展目标，并积极向同行、合作伙伴及公众宣传倡导，以促进“全球契约”及负责任的商业行为的发展。

一个企业或组织为何要参与并承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目标呢？不同领域动机也不同，但共同的地方还是很多的，如建立同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更密切的关系、在企业责任方面起到领导作用、显示改进公司治理的决心、更好地向用户宣传使用可持续发展/综合报告制度，以及将联合国纳入自己的品牌因素当中等。加入“全球契约”的好处还包括，促进组织的环境、社会及治理策略的整合、优秀商业经验的分享、将企业部门和分支机构同UNGC在全球的庞大网络相联、获得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利用UNGC的管理工具和资源。

目前“全球契约”已有将近9000个成员，该计划的执行董事George Kell雄心勃勃，想在2020年将成员数量发展到20000。但2012年6月举行的UNGC企业可持续发展论坛得出结论，“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可持续发展还未能渗入到全世界大多数公司当中，对于当前面临的迫切挑战，采取的应对措施缺乏深度。”有鉴于此，要实现George Kell的宏伟目标，还需要不懈的努力，去说服更多的企业。

抓住自然资本

ACCA 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杰克逊（Rachel Jackson）表示，目前对自然资本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加深，但企业的报告制度必须与时俱进，满足信息披露的需要。

自然资本，来自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以及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可以带来“生态系统服务”，包括食品和水资源的获得、免受洪水和疾病等灾害的威胁、休闲环境资源、以及维持地球生命存在条件的一系列功能。这些好处对于社会和商业来说，具有巨大价值。例如，保护森林、防止温室气体排放的价值就高达3.7万亿美元。

但是，ACCA和毕马威以及野生动植物保护国际组织在其最新的报告《自然资本真的这么重要吗？》中指出，自然资本的这些好处很少被广大企业所认识到。因为企业往往看重传统的财务指标，以此来确定事物的重要性。因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很少出现在企业的年报和账目当中。

现行做法

目前有些现行的报告标准，如适用于农业、无形资产和减值评估方面的标准，可以用来衡量自然资本。但是在实践中，很多重要风险和机遇是无法量化的，很难评估其价值，没有被包括进来。

缺乏标准化的商业案例，对于BES来说，又是另一大障碍。同样缺乏的还有财会界和商业界对BES的认知度。尽管如此，事情开始出现了转机。在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那些领域当中，有不少公司开始对BES进行大量的细节报告。此外，有些商业组织正在探索新的估值方法；例如，矿业巨头力拓集团正在尝试在进行商业决策的时候，对环境影响进行经济评估。

行动的号角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BES）对企业和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首席财务官和财会专业人士必须在开发新的估值、会计和报告方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例如，首席财务官必须同专家一起，深刻理解他们的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自然资本——包括公司收入、成本和持续经营状况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自然资本。首席财务官还应该：

确保在风险和重要性评估时考虑自然资本因素；和财会团队一道开发准确评估企业对自然资本的影响和依赖程度的技巧和能力；披露对自然资本的重大影响或依赖程度，指导开发可靠的披露和审计制度，以确保数据质量；教育董事会其他成员认识BES在重大管理和战略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考虑是否可以将自然资本整合到财务会计当中，并与准则制定者探讨如何改进现行的会计准则；与其他组织加强沟通，如国际综合报告委员会（IIRC），该组织试图开发用来计量自然资本的工具；考虑如何将别的公司的工具运用到自己的业务当中。

应该鼓励专业财会人士积极与专家进行沟通，遵循并追踪新的指导原则，呼吁会计准则制定者指导如何在年报、账目及可持续发展报告当中处理自然资本问题。会计人员应该对自然资本会计方法论的发展做出贡献，同客户一道尝试新的方法，并将经验与行业监管者分享。

澳大利亚：领先者还是落后者？

安永合伙人Matthew Bell 是怎样解读澳大利亚的碳定价机制及该国在国际气候问题上的立场的呢？

在2007年政府变更之前，澳大利亚和美国是仅有的两个没有认可京都议定书的发达国家。过去几年里，数次建立排放交易体系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澳大利亚还是依据联邦政府的清洁能源法案设定了碳价格。这是一揽子的综合立法，制定了一个排放交易体系以及相应的税收变更，用来给某些合成燃气和燃料确定一个相当的碳价格调整。

那么，其工作原理是怎样的呢？所谓的碳定价机制（CPM）对任何每年直接排放量超过相当于25千吨二氧化碳当量（CO2e）的行为，施加一定经济义务。该机制于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责任相关方每排放一吨（碳单位）二氧化碳当量都必须购买许可。头三年，按照23澳元（每年按2.5%的实际涨幅递增）的“固定”价格缴费。由于是固定价格，大众媒体把该机制称作“碳税”，但是到2015年，它将过渡到灵活价格机制，更像是那种我们在欧洲看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排放交易系统。事实上，碳定价机制最近宣布，将最早在2018年同欧盟建立双边交易体系，允许在双方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口欧盟碳排放配额（EUAs）。伴随该声明的，还有政府的一项决议，决定取消灵活定价时期的最低限价（最初拟定为15澳元）。

除了实施这种“谁污染，谁付钱”的原则外，还计划在农牧业和土地使用部门创造更多碳单位。因此，还郑重推出了碳农业计划，且首个计划项目已在实施中了，该项目将允许农业部门通过减少碳排放，来创造碳单位。在碳单位交易之初，对固定价格设定了一个较小的折扣，即22.5澳元每吨，尽管在将来的几年内，其流动性不会太高。

CPM是一种综合的碳定价机制，与欧盟不同，它对京都议定书规定的6个类别的温室气体都进行了定价，而这对欧盟来说，还是个长期目标。尽管该机制规定，有些商业活动可视为排放交易，可免费获得一些碳排放单位（防止公司迁走，称作“碳泄漏”），但这比起欧盟早期的免费碳排放分配来说，水平要低得多。

碳排放交易，抑或讨价还价？

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Elisabeth Jeffries 将为我们剖析，若采用欧盟的体系，谁将是赢家，谁又会成为输家。

新的碳交易体系是否以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作为模板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工业发展前景。

澳大利亚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将于2015年生效，并已于2012年7月开征碳税。但在这一政策实施数周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69亿澳元的昆士兰州加利利盆地煤矿开采计划。这些气煤煤矿配有免费排放配额，允许其将碳排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从而避免自身经济损失和竞争力受损。

这一煤矿开采计划鲜有有效惩罚碳排放的意味。正如JamesLorenz指出的那样，新煤矿中多数碳排放将不在惩罚之列：“就碳价格而言，澳大利亚有着良好的开端，但只针对国内排放征收。因此生产出口煤炭的煤矿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企业，总是不乏悲观的说客。从而使得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不断，也使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的宏图变得羸弱不堪。非政府组织“沙袋”致力于探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不公之处，圈定出了十大碳“肥猫”（全部是钢铁和水泥企业），这些企业利用从2008至2010年间协商得来的免费排放限额获利达41亿欧元之多。它们可能利用的一个获利手段是将这些免费的排放限额出售给其他更善于削减碳排放的企业。由于这些配额本来就是免费的，因此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啻来横财。

缺乏动力

碳排放总量的设置同样过高，导致一些行业缺乏节约能源的动力。免费排放配额的过度供应也部分地造成了这一后果。

随着支持者将碳排放交易体系和碳税这张网越织越大，政策漏洞会渐渐补上，各公司可能将在未来长期内支付更高的碳价格。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宣称受到了不公平的惩罚，而设法不接受本地区的碳排放交易方案。

木星资产管理公司的可持续投资与治理总监Emma Howard-Boyd表示，“政策的影响力取决于碳排放价格实行的范围。目前的政策不具普遍性，但你不得不操心在某个地区投资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以免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中招。”另一方面，一个全球性的协定则有很强的支持效果。不同的公司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而没有逃脱之道。高盛集团的报告表明现金流总数的15%将以60美元每吨碳排放价格从排放量高的公司转入排放量低的公司。更严重的是近20%的现金会从碳效率高的公司流向碳使用效率低的公司。对此谁最应该担心呢？

富时集团的环境、社会与治理高级主管Tony Campos详述了两种影响失衡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对排放量最大的企业的影响。第二种情况是对公司经营过程中，而不是其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碳排放影响，如廉价航空公司和全国航空公司。

篇7

作者：姚晏 蔡绍洪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低碳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保障

加强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持和引导,并建立恰当的运行机制以保证产业结构调整的顺利进行。此外,相应的法律、法规、技术、人才以及强化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的宣传也是低碳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得以实现的保障。1.市场是产业结构要素优化配置的主要力量,要加强市场化建设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规范调控企业的低碳生产方式以及个人的低碳消费行为,并通过建立和完善行业间和区域间的“碳补偿”机制实现区域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培育碳资源交易市场,促进生态资源化和生态资源的证券化。推进生态资源产权界定工作,建立使用生态资源付费制度,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促进生态资源的证券化,把社会的盈余资金引导到投资于生态资源开发的方向上来,克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制约。通过制度创新发展“碳交易”。碳交易机制是规范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是应对气候变化、减少碳排放的一种市场手段和途径,需要探索不同的碳交易机制,使得企业或个人可以通过选择购买或卖出碳排放的交易来达成减排或低排放的目标。2.发挥政府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的引导性作用,通过财政、税收手段和金融手段促进低能耗、低碳排放的产业结构优化的实现结合“十二五”发展规划,制定和完善低碳产业发展战略和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规划,造就一批可参与国际竞争的按照低碳经济要求来增强自身竞争优势的低碳企业。同时,在制定和完善低碳产业发展战略和系统化的产业发展规划基础上,通过建立行业准入许可证制度,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促使企业高起点投入,保障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财政上要建立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整合现有财政专项资金,对低碳发展的重大项目采取引导、激励、奖励或贴息贷款等方式给予支持。建立以政策性贷款为导向的低碳产业金融支持体系;发展碳金融,积极开发服务于节约能源和减少碳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创新开发各类金融产品,包括以碳排放权的期货、期权为代表的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将碳税作为一种独立税种存在,引入碳税来鼓励更多的绿色能源技术创新,对积极采用技术减排和回收二氧化碳并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给予减免税优惠。3.建立恰当的运行机制以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的乃至社会和文化的手段进行调整健全管理体系和监督实施机制,强化节能减排管理。建立政府节能减排工作问责制,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开展节能减排专项执法检查,加大监督检查执法力度;完善节能和低碳排放的标准制定,对企业的碳排放进行实时的监测;建立节能减排技术服务体系,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加强对节能、提高能效、洁净煤、可再生能源、先进核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低碳和零碳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加强对相关人才的培养。加强法律法规对促进绿色低碳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走低碳发展之路,制度创新是关键,法制保障是根本,应当充分运用法律手段助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只有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将有关低碳经济的相关制度予以原则性、权威性规范,才能为各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法律依据,并不断完善配套措施,也才能真正实现低能源消耗、低排放的产业结构优化,实现低碳经济的有序发展。4.积极开展低碳生态伦理教育、构建低碳生态文化,宣传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低碳的生态伦理教育提倡全新的低碳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培育人们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以“天地人合一”、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理性思维来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目前,我国对能源节约和低碳排放的低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教育、培训和宣传工作的范围和深度上都明显不够,大部分企业对实施低碳生产的价值、实施的途径及实施低碳生产所带来的效益缺乏足够的认识,应加强低碳生产的宣传和培训,结合企业类型和产业特点,普及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方面知识,引导企业采用节能和低碳的生产方式,鼓励企业投资低碳产品和服务;同时,应通过加强宣传,提高全民节约意识和低碳生活方式意识,引导公众养成节约、简朴以及注重内涵的生活方式,摒弃奢华、浪费的消费方式。

低碳经济背景下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

三次产业中,工业是最主要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产业,传统农业和传统服务业领域的碳排放也不容忽视。根据我国学者刘再起研究,产业结构调整对低碳经济的影响很大,德国的第一产业单位产值每增加1%,其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会增加15%[5]。因此,调整产业结构比例,通过产业间以及产业内部合理的比例关系可有效促进经济低碳发展。根据产业结构发展规律,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应大力发展服务业,提升服务业尤其现代服务业的比重,降低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和提升第一、二产业发展;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和产品结构比例关系,加大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比重,大力发展具有低碳特征的产业,构建低碳经济体系;加强产业链的延伸和拓展,提升产业高度,把单一、低级、粗放的产业结构转变为多样的、兼顾了区域专业化分工与综合性发展,并且主导产业突出、辅助产业配套、多项支柱产业并存互补的,同时满足了能源节约和低碳排放的产业结构系统;改变能源结构,开发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型低碳产业,如火电减排、新能源汽车、建筑节能、资源回收、环保设备、节能材料等,大力推进这些新型低碳产业的发展,并培育专业化大型环保企业。2.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应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技术进步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保障。经济社会的进步过程是产业结构演进的过程,也是产业技术体系进步过程中量变和质变的反映,是在各产业、各行业内不断淘汰旧技术、采用新技术的过程,这个过程使产业结构逐步向更高阶段发展,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技术创新是实现低碳经济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生态化的关键手段,应以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强调以高技术和低碳的适用先进技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6]。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注重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比重,优先发展对经济增长有重大带动作用、能耗低的信息产业;积极研发新技术,包括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能源利用技术,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技术、环保技术、节能技术等;对传统产业进行低碳化技术改造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应鼓励运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依靠节能技术,改造重点用能产业,降低现有重点用能产业的消耗水平。低碳产业的本质特征就是利用低碳技术体系,低碳技术包括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的捕获与埋存以及清洁生产等各种节能减排的技术。循环经济是转变发展方式的主要路径,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能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通过“资源利用—绿色生产—再生资源”的循环流程,提高能源转换效率实现能源节约和降低碳排放。3.转变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低碳优化低碳经济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方式是低碳的生态化生产方式,而产业生态化的实现路径是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和发展环保产业。循环经济是对产业传统发展方式的根本变革,是产业生态化的主要路径,也是实现能源节约和减少碳排放的产业体系形成的关键和突破口,要创新模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通过物质和能量的多层次分级利用或循环利用,在资源(能源)向社会财富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实现节约。转变发展方式首先应在产业层面坚持用循环经济理念整合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使产业之间形成物质、能量的梯级循环利用,合理有效地循环利用资源。按照循环经济的思想构建生态工业园区,在园区内通过企业和企业之间、产业和产业之间的密切合作,形成产业价值链和生态链,上下游产业间相互依托,形成区域整体性集群优势达到经济获利、环境改善和产业发展的多重目标[7]。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方式是在生产过程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削减废物的产生,以达到少排放或零排放的环境保护目标。应在企业中推行清洁生产,实现企业在生产制造的工艺各环节之间的物料循环;要开发和生产低能耗、低污染、可循环利用和安全处置的产品,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采购、产品制造、消费到产品使用后的处理与循环利用整个产品生命链条中都以生态化方式进行。低碳环保产业是国民经济结构中以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为目的所进行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商业流通、信息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形成的产业,包括如垃圾处理、大气污染防治、污水处理等行业及与之相关的环保设备加工制造和服务业、技术信息服务等行业。低碳环保产业具有正外部性的特征,应大力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

篇8

关键词 进出口贸易；隐含碳；投入产出法

中图分类号 F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008-06

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碳排放国。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在《世 界能源展望2006》一书中指出，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中国可能在2010年前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而来自荷兰环境评估署（Netherlands EnvironmentalAssessment Agency）的一份报告则指出，如果只计算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所产生的二 氧化碳，中国2006年的排放量为62亿t，已经超过美国的58亿t而居全球第一位 。 尽管这 一数字的真实性还有待商榷，但中国的碳排放量基数大且在迅速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 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国际碳减排压力。长期以来，我国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一直坚持三个论点，即不仅看排放总量，还要看人均 排放量；不仅看当前的排放量，还要看历史累积排放量；不仅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国家发 展的阶段。在2007年6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新闻会上，国家发改委 主任马凯发表了第四个论点，即不仅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 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去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 家的产品。所以，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 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却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 排放量”。“拿中国来说，直接出口的，去年出口钢材2 500多万t,焦炭1 400万t左右。这 里面都包含了很多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这还不算，我们还出口了大量的机械产品， 里面也有能源消耗，这相应地增加了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减少了进口国的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融入经 济全球化的 重要标志，中国外贸总额从2000年的4 700亿美元一路攀升，到2006年末，已达17 600亿美 元 ，在出口额和进口额高速增长的同时，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导致1994年以来贸易顺差持续增 长。近年来，更由2000年的24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775亿美元，2007年贸易顺差更达26 22亿美元。在目前的产业分工中，发达国家处在产业链的上端，出口产品以高技术和服务业 为主，碳排放量相对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则以低端产品为主，碳排放量较高。对 我国这样一个出口低端产品，却有巨大贸易顺差的国家来说，通过国际贸易，为其他国家转 移排放的二氧化碳量相当可观。如何定量估算这些转移排放？这些转移排放对我国及世界有 什么影响？本文将在这方面展开研究。

1 隐含碳

任何一种产品的生产，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碳排放。为了得到某种产品，而在整个生产链 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称之为“隐含碳”。从对外贸易的角度上来说，“隐含碳”和“转移 排放”的含义基本相同，但“隐含碳”更具有科学性。在国际上的相关学术研究中，隐含碳 被称之为“Embodied Carbon”。Embodied概念由来已久。早在1974年，国际高级研究机构 联合会（IFIAS）能源分析工作组的一次会议就曾指出，为了衡量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 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某种资源的总量，可以使用“embodied”这一概念；原则上，“embodi ed”后可加任何资源的名称，如土地、水、劳动力等（Brown and Herendean,1996）。之后 ，为了衡量各种生态产品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太阳能的量，以便衡量生态产品的价 值，Odum等人提出了“emergy”（国内译为“能值”）的概念（Odum,1983;1996;1998）。 20世纪90年代，Tony Ally 将embodied概念用到了水资源研究当中，提出了“虚拟水”（vi rtual water）的概念，其意义为某种产品或服务生产过程中直接和间接消耗的水资源的量 齐?晔等：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3期（Allan,1997）。同样在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iam和其博士生Wackernage l提出了一种度量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方法，它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他们将其命 名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其含义为人类生活直接和间接占用的各种生 态产品（如化石能源地，可耕地，牧草地，森林，建成地，海洋）的面积（杨开忠等,2000 ）。本质上讲，从“能值”概念到“虚拟水”、“生态足迹”，都是embodied概念的发展。

Embodied核算和投入产出经济学极其相似，因此，投入产出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被应用到em bodied分析中（Brown and Herendean,1996）。20世纪90年代以来，利用投入产出表，结合 “embo died”概念，学者们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从研究区来看，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欧 盟（Reinders et al,2003;Ahmad and Wyckoff,2003）、日本（Ackerman et al,2007;Kond o et al, 1998）、巴西（Tolmasquim and Machado,2003;Schaeffer,1996;Machado et al, 2001）、挪威（Peters and Hertwich,2006）、意大利（Mongelli et al,2006）、芬兰（M aenpaa and Siikavirta,2007）、西班牙（Sanchez and Duarte,2004）、澳大利亚（Lenze n,1998）、维也纳（Thi and Ishihara,2006）、中国台湾地区（Chang and Lin,1998）、 中国 大陆（Li et al,2007;Shui and Harriss,2006; 周志田,杨多贵,2006;刘峰,2007）等。从 研究的对象来看，主要集中在贸易中的隐含能（周志田,杨多贵,2006;刘峰,2007;Tolmasqui m and Machado,2003;Machado et al,2001; Mongelli et al,2006; Thi and Ishihara,200 6; Li et al,2007）、隐含碳（Ahmad and Wyckoff,2003;Ackerman et al,2007; Tolmasqu im and Machado,2003;Schaeffer,1996;Machado et al,2001; Mongelli et al,2006;Maenp aa and Siikavirta,2007;Sanchez and Duarte,2004; Shui and Harriss,2006）、隐含污 染物（Peters and Hertwich,2006），也有一些文献研究国内最终消费中的隐含能（Reinde rs et al,2003;Ahmad and Wyckoff,2003）、隐含碳（Maenpaa and Siikavirta,2007；Len zen,1998），或隐含碳对国内碳排放的影响（Kondo et al, 1998）。

关于我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国内外研究甚少。仅见于Shui and Harriss的工作（Shui a nd Harriss,2006）。他们利用Economic Input OutputLife Cycle Assessment软件中提 供 的美国对华出口货物的碳排放系数，以此为基准估计了中国对美出口货物的碳排放系数，进 而计算了1997-2003年中美贸易中的碳排放，指出，我国碳排放总量的7%～14%间接出口到美 国并最终被美国人所消费。该文仅研究了中美贸易间的隐含碳，揭示了一些重要问题，但对 于我国这样一个贸易大国来说，研究是不全面的。

2 方法和数据

2.1 计算方法理论上讲，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可以表示为：

其中，C为进口或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总量，M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的价值量，该数据为海 关 统计量，θi为第i种进出口商品单位价值中包含的隐含碳，即碳耗系数。商品生产过程中 的隐 含碳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即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和工农业生产过程所排放的二氧 化碳，如水泥生产等。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燃料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最为重要的部分 。因此，θi可用下式来近似计算：

θi=E固×α固＋E液×α液＋E气×α气（2）

其中，E固、E液、E气为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固体能源、液体能源和气体能源的量， 单位为焦耳；α固、α液、α气为固体、 液体和气体能源各自的碳排放系数，单位为千克碳当量/109焦耳。α固、α液、α 气分别取值为24.79，19.89，13.96（中国气候变化国别研究组，2000）。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应用“投入产出法”来计算消耗系数。投入产出法涉及的概念较多， 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直接经 济技术联系。第j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直接消耗第i部门的产品数量，称为j部门对i部门的 直接消耗系数，记为aij，则

所有aij构成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A可由投入产出表直接计算得出。

完全消耗系数通常记为bij,它是指第j部门每提供一个单位最终产品时，对第i部门 产品和服务 的直接和全部间接消耗之和。所有的完全消耗系数bij构成完全消耗系数矩阵B。A和 B之间有如下关系：

根据上式，可求出各部门对一次能源部门的完全消耗系数，进而得出该部门每生产单位价值 的产品所需要的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和气体燃料的价值量。根据一次能源部门的产值―实物 转换系数，可求得该部门最终产品对固、液、气各燃料的实物消耗量。结合式2，可求出各 部门产品的碳耗系数，即θi。

2.2 相关技术处理

尽管理论上较为完备，但在应用上述方法计算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隐含碳的实际操作中，仍然 存在一些技术上的问题，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了如下处理：

(1)1992年以来，我国海关采用HS编码体系（The Harmonization Code System）来对进出口 商品进行编码、分类和统计。HS码共有22大类98章，每章包括几十甚至上百种商品类型。受 现有技术条件和资料水平的限制，不可能以具体商品为单位来计算隐含碳进出口。因此，本 文选择HS码二级分类作为本研究的基本商品分类，共98类。

(2)我国现有的最新且最为详细的投入产出表为《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核算司，2006），该表包括122个部门。该表中的部门分类与海关进出口统计中的HS 码分类不一致，在对应上存在一定困难。本文以HS码二级分类为基本分类，根据投入产出表 中得出的122部门产品的碳耗系数，依照典型商品对应的原则，确定了98类商品的碳耗系数 。

(3)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但是 ，我国的贸易国有近百个，一一根据投入产出表来确定其各类商品的碳耗系数难度较大。同 时，在获取我国和各贸易国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出于简化的目的，本 文选择日本作为进口国家的代表来计算进口货物的碳耗系数。选择日本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各主要贸易国中，日本在节能方面的技术水平最为先进，日本的碳耗系数低于欧美 等发达国家，依据日本计算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隐含碳进口量的下限（亦即我国 净出口隐含碳的上限），这对于正确认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日本是 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我国最大的进口国家。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为机械、电子类商 品，在我国进口商品中较为典型。

(4)依据《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仅代表2002年水平。如果应用技术 方法将投入产出表调整到2002年之外各年，所需要的数据量和工作量都将十分庞大，短时间 内无法完成。为了简化计算，本文对基准年之外其他年份的碳耗系数，作了技术水平、价格 指数和汇率三个方面的修正（见表1）。

(5)对于涉及到二次能源的部门，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业、石油和核燃料加工 业、电 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得出的碳耗系数，实质上包含两个部分，即 ：这些部门产品本身所具有的能源可能排放的二氧化碳（尚未燃烧排放），和生产这些产品 过程中消耗的能源所排放的碳。其中，第二部分为该部门产品的隐含碳。

(6)以国内消耗系数计算出口，国外消耗系数计算进口的方法，适用于一般贸易，在加工贸 易方面会有较大偏差。 以中国和日本为例，日本生产的产品进入中国，中国加工后再销往他 国。为了简单起见，设中国加工过程中没有实现增加值，也没有消耗能源和排放温室气体。 以该方法计算的结果，出口产品的隐含碳高于进口产品。但事实上，二者 应该相等。由于缺 乏加工贸易进出口货物的详细 资料，本文对加工贸易作了如下处理：采用中国消耗系数计算 加工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以日本消耗系数计算加工贸易中隐含碳的进口量，以净出口和 进口的和来计算隐含碳总出口。加工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结 果

3.1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上限如前所述，理论上讲，从不同国家进口的商品，其碳耗系数应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表来确定 。但是受资料的限制，我们目前还不能对所有贸易国展开分析。在中国的诸多贸易国中，日 本的能源利用效率最高。选择日本产品的碳耗系数作为所有进口产品的碳耗系数，计算结果 可视为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进口下限。同时，以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和出口数据为基础，计算 了我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出口量(见图1)。图1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下限，实 际情况可能高于该线。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 比此线略高。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上限。为了方 便比较，列出了1997-2006年我国的碳排放情况(见图2)。可以看出，1997-2002年，我国的 碳排放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2003年之后增长加速。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1997-2006年，我国进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都在逐年增加，但出口 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大于进口产品中的隐含碳总量。通过隐含碳的形式，中国实际上为国外 排放了大量的碳，且有逐年增加的趋势。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 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1997-2006年累计隐含 碳净 出口达1 821 Mt碳当量，超过2006年全国碳排放总量。与隐含能相比，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 碳 排放的比例，比同期隐含能净出口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比例要略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 能源使用结构以煤为主，同能效情况下碳排放要略高。

3.2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

中国的主要贸易国包括美国、日本、欧盟等，这些国家的能源效率都高于中国。用中国的技 术水平和能源使用结构计算出的隐含碳进口量，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进口上限（即假设进口 产品都在中国生产）。同时，该计算结果也 反映了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这是因 为：对于一件无差异商品来说，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可以节约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 的能源，从而减少了相当于我国同产品碳耗水平的碳排放。因此，用中国技术水平估算进口 产品中的隐含碳，除了可以估算隐含碳进口上限，对分析进出口贸易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也 具有重要意义。

图3表示了中国贸易中的隐含碳净出口估算下限。图3中，隐含碳进口线为我国的隐含碳 进口 上限，实际情况低于该线。隐含碳出口线则接近实际，但受加工贸易的影响，实际情况可能 比此线略低。灰影部分表示隐含碳净出口量，其值可视为我国的隐含碳净出口下限。

从图3可以看出，即使保守估计，我国仍为隐含碳净出口国。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 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例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 。 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表现出了相同的增长趋势。但保守估计和乐观估计之间差别较大，这从 侧面反映了我国能耗水平、碳耗水平达到日本时的节能潜力和减排潜力。

4 结论和讨论

4.1 近年来我国碳排放总量的飞速增长与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密切相关1997-2006年，中国存在大量的隐含碳净出口，2003年以后增长明显。保守估计下，2006年 的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到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0.32%；乐观估计下，这一数字达29.28%。中 国碳 排放总量的快速增长和贸易顺差的日益扩大是一致的。这些增长的碳排放所创造出的经济 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被外国人所占有和消费。中国承担了本应进口国承担的碳排放量。

4.2 受资料的限制，本文仅估算了隐含碳净出口的上限和下限 ，但这对于全面认识我国的碳排放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到隐含碳的准确计算，除了需要双边贸易的详细数据之外，还需要各贸易国当年的投入 产出表。一般来说，大部分国家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更新一次，要了解其他年份的投入产出 情况，需要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除此之外，本文还采取了许多近似 方法来简化计算过程，这也给计算结果带来了一定误差。尽管离准确计算还有一定差距，但 通过上限和下限，揭示了我国隐含碳净出口的一些基本情况。

4.3 以价格为基础的投入产出法，扭曲了各国技术方面的真实差异，这 是投入产出法的一个重要缺陷这种假设实际上以碳排放增加为代价掩盖了高额的增加值。以价格为基准的投入产出法，不 能反映各国能源效率方面的真实差异。如果对每一类产品均采用购买力加权（Purchasing P ower Parities，PPP）方法加以改进，该缺陷可能会有所改善。

4.4 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 负责自1972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提出“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 ）”以来，污染者付费已成为国内外在治理环境问题上的一个基本原则。然而，在气候变化 问题上，这一原则并不适用。发达国家为了降低其碳排放和改善环境，往往将高能耗高排放 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将发展中国家装扮成“生产者”的模样。这种情况下，只要 求生产者付费是不合理的。作为受益者，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

4.5 发达国家技术水平较为先进，生产低能耗低排放产品；发展中国家 技术水平较低，却生产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这种分工增加了全球碳排放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世界上劳动生产率不同的国家， 通过国际商品交换，都能给交换的双方在经济上带来利益。即使在各个生产领域生产率都比 较低的国家，通过生产和出口那些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仍然可以获得利益。遗憾的是 ，在双方都获得利益的情况下，环境受到了损害。既然不能由发达国家来生产全部产品，那 么，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必要的技术转让或援助，对于全球环境来说，就显得非常必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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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ing Embodied Carbon in Import and Export in China

QI Ye1 LI Huimin2 XU Ming3

(1.School of Public Policy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 084, China;

2.School of Environmen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3.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 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篇9

关键词：低碳生活;影响因素;解释结构模型

收稿日期：2011-06-21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课题项目“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编号:101042122）资助

作者简介：陈淑娟（1989―）,女,广东广州人,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学生。

0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08-0201-06

1 引言

由于人类居住的环境质量日益恶化,人类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城市提出了“低碳经济”、“低碳生活”等概念。“低碳生活”倡导人们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尽量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这是目前大力提倡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对降低碳排放以及保护环境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南昌作为一个被列为国家低碳经济试点的省会城市,市民低碳生活的现状引起了大多数人的关注。南昌居民的日常行为是低碳政策实施效果的体现和依据。因此,市民低碳生活现状是评价低碳政策推行效果的重要指标。

推行低碳生活以来,南昌市市民的生活习惯和方式有了一些变化。本文通过对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调查与分析,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法,找出了影响市民低碳意识和低碳生活的主要因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构建了影响因素的层次结构图。

2 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分析

荣彩芳认为,低碳生活是指减少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从而减低碳,特别是CO2的排放［1］。曹海英认为低碳生活可以理解为,减少CO2的排放,倡导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生活［2］。陈艳认为,低碳生活就是简约的生活方式,就是返璞归真地去进行人与自然的活动,主要是从节电节气和回收3个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3］。通过阅读大量文献,笔者认为,低碳生活是在保证较高生活质量的情况下从节电、节气、节水、节油、回收环节来改变生活细节,减少CO2的排放,倡导低能量、低消耗、低开支的健康绿色生活。

在全球低碳和我国积极倡导低碳生活的浪潮中,许多城市都积极响应了国家的政策,南昌市也投入到了低碳的行列中。现在南昌在积极推行免费自行车租赁,2009年也正式启动了地铁的修建,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居民购买家电,考虑节能环保;超市购物自觉带购物袋的意识也增强;外出点餐浪费现象有所减少等。这些都是可喜的现状。

尽管如此,在通过调查和分析后,仍然发现影响低碳生活践行方面也存在有待提高和改进的地方。这与南昌市市民自身因素,社会因素,国家因素,城市发展因素等方面都有关,理清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对进一步培养市民的低碳环保意识,提高低碳政策的影响力有很大帮助。

3 构建解释结构模型的步骤

3.1 解释结构模型简介

解释结构模型法（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ling Method,ISM）是美国J.Warfield教授于1973年为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结构问题而开发的一种结构分析方法。其方法主要是找出有关研究问题的构成要素,利用有向图,矩阵等手段把各要素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计算机技术计算,逐步提取出各要素之间的间接关系,最终把复杂的要素系统分解成一个层次清晰的多级递阶解释结构模型。它能把模糊不清的关系整理成一个直观的结构关系图,帮助我们分析出因素间的内在联系和重要性。

3.2 建立解释结构模型的步骤

（1）步骤一。提出问题,找出相关的构成要素。采用专家研讨、问卷调查等方法搜集和整理系统的构成要素,得到系统要素集S,记为S{Sii1,2,…,N },针对讨论的问题设定要素间的二元关系,形成知识模型。

（2）步骤二。根据要素间的二元关系,构建邻接矩阵。判断要素集中每2个要素间是否存在二元关系,构建邻接矩阵A（aij）N×N。邻接矩阵A的元素aij定义为:

aij1 当Si对Sj有影响时，

0 当Si对Sj无影响时。（1）

邻接矩阵的矩阵元素只能是1和0,它属于布尔矩阵。布尔矩阵的运算主要有逻辑和运算以及逻辑乘运算,即:

0+00,0+11,1+11

1×00,0×10,1×11

（3）步骤三。通过矩阵运算求出该系统的可达矩阵M。根据推移律特性计算可达矩阵R,计算公式为:

（A+I）≠（A+I）2≠…≠（A+I）r（A+I）r+1 （r≤N-1）（2）

R（A+I）r。（3）

式（2）、（3）中矩阵乘法满足布尔代数运算法则（I为单位矩阵）。这一算法的本质是把A加上I后按布尔代数运算法则进行自乘,直到某一幂次后所有乘积都相等为止,相等的乘积成为可达矩阵。

（4）步骤四。对可达矩阵进行层级分解,并得出解释结构模型。

（5）步骤五。根据系统涉及的理论和经验等知识,对多级递阶有向图进行解释,得到解释结构模型,根据模型对系统要素进行多级层次分析。将解释结构模型、多级层次分析结果与己有的意识模型进行比较,若不符,返回步骤1对有关要素及其二元关系和ISM进行修正。

4 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南昌市市民进行大量问卷调查的同时,又使用德尔菲法对影响低碳生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最后从个人,政府,媒体,企业,城市等方面,选择出了构成问题的关键要素。本文将影响南昌市市民低碳生活现状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纳总结为个人生活习惯、技术革新、政策扶持和引导、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城市基础设施体系、个人学历、个人收入、居民素质、个人消费观、个人低碳意识、能源消费结构、城市经济水平、城市发展方向与定位这14个方面。

4.1 个人生活习惯

吉林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教授王宪恩说“据测算,1999年到2002年间,城镇居民生活用能已占到每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大约26%,CO2排放的30%是由居民生活行为及满足这些行为的需求造成的［4］。因此,居民的个人生活方式与生活习惯对碳的排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要想加入低碳生活的行列就必须从生活中的小事做起,生活中有许多力所能及的小事,只要自觉做到就能为低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个人的生活习惯能以小见大,体现了个人的低碳素质。对于普通人来说,低碳生活是一种态度、一种觉悟,即从衣食住行、日常起居的点滴细节做起,注意节电、节油、节气,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就是在践行低碳生活,养成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有助于整个城市和社会的低碳事业的发展和低碳生活的推行。

4.2 技术革新

为了响应低碳,许多企业会通过自身的技术革新推出一些起到节能减排作用的低碳产品。若企业研发的节能产品是居民购买节能家电的前提。只有鼓励企业多研发新的低碳产品技术,并达到向低碳生产模式转变,才有利于达到低碳的消费模式。

4.3 政策扶持和引导

政策具有引导作用,能有效督促人们,保障低碳方式的进行。积极的低碳政策可以有效引导市民的低碳消费理念,提高市民的低碳生活意识。本课题调查主要考虑的政策有:政府给予的节能产品的补贴,对低碳企业的优惠政策,推行免费自行车租赁,使用节能环保低排放的产品。

4.4 法律法规

法律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能约束人们的行为,使市民自觉做到低碳并养成低碳的生活习惯。加强与完善低碳的相关法律法规是重要因素之一,主要包括限塑令、对汽车尾气排放的限制等。

4.5 宣传教育

宣传教育是提高居民低碳意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大力倡导低碳环保的生活,能从居民的思想根源方面改变他们不良的生活习惯,从而自觉加入到低碳行列中并影响周围的人,并且影响范围广,效果比较显著,适合普及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宣传教育的主体主要包括媒体,学校,政府,社会团体与组织,亲友等方面。

4.6 城市基础设施体系

目前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已经成为热点理念,从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方面入手,充分考虑到能源供应系统、交通系统、垃圾处理等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努力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各方面的建设和管理,这是影响低碳生活推行的因素之一。低碳生活不仅仅是市民的自觉行为,也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营造一个低碳生活环境。比如建设低碳小区、扶持垃圾回收利用等产业,这都对形成良好的低碳生活方式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5］。

4.7 个人学历

学历高低代表了个人受教育的程度的高低,导致了市民对低碳生活的的不同理解和认同程度的不一,对个人低碳生活的践行也有一定的影响,是分析低碳意识的影响因素之一。

4.8 个人收入

个人收入情况决定了个人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个人的消费观,导致了不同收入人群的生活质量差别。这些都将从居民的生活行为中予以反映,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居民个人低碳意识程度的差异。

4.9 居民素质

要想倡导低碳生活,必须提高个人素质,这个直接影响到个人能否切身自觉的加入到低碳环保的行列中来,就是看个人的道德原则和自我约束能力,还有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和责任。推行低碳最终也是要落实到每个人的身上,因此个人的素质直接影响了居民的低碳生活情况。

4.10 个人消费观

个人消费观包括个人的消费价值观、消费偏好与消费习惯。不同的消费观就会导致不同的不同的生活方式,从而引导不同的发展模式。面子消费和奢侈消费导致了高碳消费行为［6］。目前,由于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人都特别注重生活上的享受,这无可厚非。但是,很多的高中低消费都夹杂着一些奢侈和浪费。许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不再是求实求美,而是更多的追求时尚,追求名利。为了这些不纯正的动机,被抛弃和闲置的物品越来越多,给有限的社会能源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耗。要增强居民的低碳消费意识,首先要走出节约消费降低了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的误区［7］。建立以节能低碳为核心的科学消费观,让低碳观念深入人心,才能树立起正确的低碳意识,才能在生活中做到真正的低碳。

4.11 个人低碳意识

意识是比较深层面的东西,人的行为被它左右着。正确的意识推动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行为。在低碳生活方面,居民的低碳意识能提高个人的低碳素质,影响个人的生活习惯,影响城市的低碳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因素。

4.12 能源消费结构

人类社会活动排放CO2同人们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相关,眼下能源的重要来源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8］。而这些化石能源的燃烧会放出大量的CO2。因此说,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能源消费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城市在发展过程中CO2的排放量。例如,我国实行的以电代煤、以气代炭的消费模式,就能减少对煤炭的开采量,降低碳素燃料排放的SO2和CO2,这不仅维护了当代人的大气环境安全,还为后人保留了有限的资源,维系了代际公平［9］。

4.13 城市经济结构与经济水平

城市的总体发展水平是衡量城市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指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决定能源的消费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10］。从宏观方面讲,直接影响了城市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对低碳事业的投入力度和政策决策等问题。从微观上面讲,影响了城市居民个人收入,居民的生活水平质量,生活习惯,消费观念和消费结构等方面,这对于低碳问题的研究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4.14 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定位

南昌市被列为国家低碳经济试点城市,这是南昌市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定位于生态环保的花园英雄城市。有了这个政策的引导,南昌市民都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加入到低碳的队伍中,并且南昌市也努力寻求发展低碳经济的方法,力求把南昌打造南昌市民成低碳环保的绿色家园。良好的发展导向,也直接影响了低碳的发展。

5 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影响因素的解释结构模型分析

5.1 进行系统化调查和分析,提出问题的影响因素

经过向南昌市居民发放大量的调查问卷以及与相关的专业老师的深入探讨,确定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与以下14个因素相关,分别是居民的生活习惯、企业的技术革新、政策扶持与引导、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个人学历、个人收入、居民素质、消费观念、居民的低碳意识、南昌市能源消费结构、南昌市经济水平、城市定位于发展方向。

5.2 列举各因素相关性,建立邻接矩阵

进一步分析相关因素得到9个导致因素,然后经过多次统计、分析、讨论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按照下面的影响关系式填写因素示意关系图。通过对各个因素间的影晌关系的分析,得到因素关系图,见表1。

表1 影响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因素示意关系图

判断要素之间的关系,若行要素对列要素有影响的话,则标为1,否则标为0。根据要素之间二元关系建立邻接矩阵A,见表2。

表2 邻接矩阵

求得MA+I,并对M求幂,经计算,n3时可算出可达矩阵,见表3。

表3 可达矩阵

5.3 对可达矩阵进行级间划分

可达集合为与要素SI 有关的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 的可达集,用R（SI）表示,由可达矩阵中第SI 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 的列所对应的要素集合。先行集合为将要素SI 的前因要素集合定义为要素SI 的前因集,用Q（SI）表示,由可达矩阵中第SI 列中的所有矩阵元素为1 的行所对应的要素组成。最高级要素集为一个多级递阶结构的最高级要素集,是指没有比它再高级别的要素可以到达。其可达集R（SI）中只包含它本身的要素集,而前因集中,除包含要素SI本身外,还包括可以到达它下一级的要素。若R（SI）R（SI）∩Q（SI）,则R（SI）即为最高级要素集。

找出最高级要素集后,即可将其从可达矩阵中划去相应的行和列,接着,再从剩下的可达矩阵中继续寻找新的最高级要素。依此类推,可以找出各级所包含的最高要素集（表4）。

表4 第一级的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

由表4知,满足R（Si）∩Q（Si） R（Si）的,有{1,9,10},故S1、S9、S10为最高要素。找出最高级元素后,把它从可达矩阵中划去S1、S9、S10相应的行与列,从剩下的矩阵中不难发现,满足R（Si）∩Q（Si） R（Si）的是{3,4,5,6,8,11},故{3,4,5,6,8,11}为第二级元素。这时,又把含有S3,S4、S5、S6、S11的行与列从可达矩阵中划去,从剩下的矩阵中继续寻找最高级要素。依此类推,直到找出各级所包含的最高要素集。

通过该方法,我们找出各级所包含的元素:{2,7,12 }为第三极要素;{13}为第四级元素;{14}为第五级元素。

5.4 绘制多级阶梯有向图,得到解释结构模型

根据级次划分排列,最终做出的有向图,描述了影响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见图1。

5.5 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解释结构模型,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具有五级的多层次阶梯结构,这个解释结构模型确定了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层级又向递阶关系。从这5个层级中,结合南昌市的现状,由深到浅的解释一下影响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各影响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1）第1级影响因素包括生活习惯、居民低碳素质、消费观念。这是最表层的影响因素,说明对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起到了最直接的影响作用。要想实现低碳的目标,最根本是从个人开始抓起,只有居民自身有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较高的低碳素质,合理节约的消费观念,才能落实到生活当中,自觉做到低碳。但这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比较有效,不能超过其他深层次影响因素的影响地位。

（2）第2个级影响因素包括政策扶持及引导、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个人收入、居民低碳意识,构成了浅层的影响因素。要想将低碳扩大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必须借助许多必要手段和措施,政府、媒体、法制力量、基础设施都能积极提高低碳的影响力度和践行程度。居民低碳意识也直接决定居民个人能否自觉做到低碳。收入因素对居民有极强的限制性与影响力。

（3）第3级的影响因素包括包括城市能源消费结构、技术革新、个人学历。这些是比较中层的影响因素,相互没有链接关系,都共同间接影响其他浅层因素。由于江西拥有的高碳能源并不是主要的资源,这为其发展低碳城市提供了一个自然环境。而注重技术创新与应用有助于提高效能,减少碳排放。学历对居民的低碳素质有一定影响。

（4）第4级的影响因素就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沿海的发达城市相比,南昌算是比较欠发达的城市。城市经济水平直接影响南昌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企业技术革新,新能源开发,低碳产品的应用是否跟得上发展的步伐,还影响居民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最后都会作用到居民身上,间接的从各个方面反映出居民的低碳意识。

（5）第5级的影响因素是城市的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个是影响南昌市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最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南昌作为一个低碳经济试点城市,其发展方向必然是朝着低碳化,生态化前进的,把南昌定位于“森林城乡,花园南昌”这个目标,告诉了南昌市的人们作为这个低碳城市的居民应该有领先的低碳意识,应该自觉从生活出发做到低碳,共同为南昌朝着发展低碳经济,打造低碳城市的目标而努力。同时也会更好的从低碳环保的方面,监督企业努力做到低碳工作,推动产业的绿色发展,并且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

6 结语

要改善居民的低碳生活现状,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引导居民形成良好的低碳生活习惯和消费观念,提高居民的低碳素质。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法律法规,促进技术革新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居民低碳意识等途径进一步间接改善低碳生活的现状,同时还应考虑到居民的学历和收入状况。最深层的原因就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方向。由此可提出针对性对策,引导和鼓励居民加入到低碳生活中,提高低碳的实行广度和效果。

ISM法只能从定性的角度运用经验和知识分析影响居民低碳生活现状的影响因素,其在客观的定性上是科学的,可是在定量上确实有不足。要想得到影响因素对其低碳生活的精确的影响程度,还应进行定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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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Low-carbon Life by Using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Taking NanChang City as a Case Study

Chen Shujuan,Yin Qianliang,Li Qian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 Management,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Nanchang 330032,China）

篇10

关键词：长株潭；低碳城市群：优劣势：对策

一、相关背景和概念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人类在向自然界索取大量资源、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向环境排放了大量废弃物，如二氧化碳等。日积月累，废弃物的数量已大大超出了大自然的承载能力，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尤其是近年来的全球气候变暖，冰川的快速融化，越来越多极端恶劣天气的出现标志着环境问题已恶化到危及人类的生存的地步。人类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的未来发展之路，“低碳经济”这一发展模式便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在政府白皮书《我国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将实现低碳经济作为英国能源战略目标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这一概念。低碳经济相对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排放的高碳经济而言。是以低能耗、低排放量、低污染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已成为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不足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有效途径。

据权威统计，到2008年。城市聚集了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城市消费了全球能源的75％，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80％。因此，低碳城市成为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最主要的空间载体。发展低碳城市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途径。低碳城市，就是在城市中实现生产和消费的低碳化，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使碳排放量控制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之内。从而建立一个良性可持续的能源生态系统。

从理论上来看，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还是新生事物，相关研究尤其是理论研究非常缺乏，关于低碳城市群的研究更是很少涉及。对于低碳城市群，目前尚无明确定义，在思考总结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低碳经济、低碳城市的内涵及对城市群的理解，我们提出：低碳城市群，就是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在科学规划布局的前提下。通过建立碳交易市场、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和低碳管理模式，以期建立能源低碳、经济低碳、社会低碳、管理低碳的创新型城市群。

二、国内外建设低碳城市群情况

“低碳城市”是直到本世纪初才被提出的城市发展新理念，近年来。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已开展了以低碳社会和低碳消费理念为基本目标的实践活动。在国际上，低碳城市规划和实践模式主要有英国模式和日本模式。其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行动的英国模式有以下主要特点：第一，把降低城市总碳排放量作为城市规划的单一目标，并提出了相关的量化指标；第二，开发和推广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和控制能源需求并重：第三，重点领域集中在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如交通和建筑。相对于英国模式。日本模式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目标灵活，并随着变化的经济情况不断调整；第二，政府主导，同时要求各部门共同参与；第三，低碳社会规划重点领域的多元性。

在我国，近几年低碳城市理念也在蓬勃兴起，2008年，国家发改委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共同确定上海市和保定市作为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LOW CarbonCity Initiative in China，LCCI)的两个试点城市。其中上海重点发展节能建筑，提高建筑能源利用效率。保定市则立足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新能源的综合应用，在全国率先以低碳城市为目标制定全市发展规划，以“中国电谷”和“太阳能之城”计划为依托，探索城市发展的低碳模式。据现在的情况来看，两个低碳城市的建设已经初见成效。

2008年，清华大学在国内率先正式成立低碳经济研究院，开创了国内系统研究低碳经济的先河。2010年7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5省8市，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入市入选。国家“低碳经济”振兴规划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城市群，增强综合国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从沿海国际大都市到西部偏僻小城都掀起了“低碳城市”建设的热潮。都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建设“低碳城市”已成为中国各大小城市的共同追求。

三、建设长株潭低碳城市群的机遇与挑战

长株潭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过程。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正式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于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的战略机遇，长株潭城市群已成为湖南乃至中部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整个中部地区，建设长株潭低碳城市群具有独特优势：长株潭地区面积占湖南省面积的13％。人口占湖南省的19％。GDP占湖南省的39.22％。在自身的区位、自然环境、资源、人才科技等方面都具有内在的优势和基础条件，这为长株潭低碳城市群的构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然而，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结构不合理以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又为低碳城市建设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构建长株潭低碳城市群的机遇

1.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的契机。从工业和城市群的发展阶段来看，湖南省尚处于工业化、城市化的中期阶段，发展空间还很大。如果以国家大力开展“两型社会”建设为契机，充分利用目前长株潭三市低碳发展形成的良好氛围，摒弃以前的高碳发展模式，将有利于长株潭城市群形成后发优势。实现低碳崛起。

2.拥有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长株潭城市群中的三个城市在地理位置上呈“品”字型，是承东启西、联结南北的过渡地带的“金三角”，彼此相距20-30公里，铁路、公路和湘江将其连为一体。交通十分便利。长株潭城市群集中了湖南省半数以上的大学、研究所、高科技产业和高级科技人才，是湖南省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所在。同时，长株潭品字型结构的经济区位优势有利于在低碳城市群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合理规划、分工协作、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