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碳排放管理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企业碳排放管理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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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企业目标；排放成本；现金流量

2008 年1 月我国了《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稿，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颁布了全国性的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年9月，广东省全面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首批7800万碳交易大单签出。

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碳排放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其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使得顾客等利益相关者开始关心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企业碳排放量的多少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社会形象，因此，低碳管理也是企业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要想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形象的双赢，企业必须对自身的碳排放策略进行研究和选择。

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在之前的经济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具有很大的外部性Pigou （ 1920）。随后Coase （ 1960）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明确，外部性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而得到纠正，以实现外部问题内部化。Dales （ 1969） 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污染权交易理论排放权交易。碳排放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的一种形式，通过在市场上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使超额排放企业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运行机制主要有总量交易机制和信用交易机制。目前国际上大多采用总量交易机制。在总量交易机制下，国家将各个企业的碳排放上限以许可证或者配额的形式发放给企业。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很大的关系。Malik（1990）认为，某些企业的违规行为会影响排放权交易价格，进而影响其他企业的行为。Benz 和Truck（2006）指出，排放权市场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影响，高的排放权价格对企业未来现金流施加了更紧的约束。关于排放权价格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曾刚，万志宏（2010）指出，由于排放权（EUA）可被视为一种企业的生产要素（资产），因此，EUA 市场价格变动将直接影响企业价值，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 。由于碳排放权的价格具有不确定性，这也对企业的策略选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陈晓红， 王陟昀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排放权价格受政策和制度影响的配额供给是交易价格最重要影响因素， 但是随着政策与交易制度的完善， 影响程度逐渐变小。

从国内外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大多集中于排放权交易价格、初始分配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研究。本文将从企业本身入手，探讨影响企业碳排放策略选择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企业碳排放决策的基本模型。

二、企业进行碳排放优化战略选择要考虑的因素

对于企业来说，要想做好低碳管理，首先要从战略角度予以考虑，什么样的战略选择对企业最有利。

（一）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角度需要考虑的因素

企业存在和经营的目的首先是为了盈利，从计算企业价值的角度来说，需要考虑企业需要付出的成本大小及产生该成本的时间。在成本方面。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企业的排放成本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企业排放总成本=减排成本+购买缺口排放权支出-出售排放权收益=单位减排成本×减排量+购买排放权单价×购买缺口排放权数量-出售排放权单价×出售节省排放权数量（1）

谢东明，林翰文（2012）通过分析研究得出了在上述公式下的企业碳排放战略优化选择。但是上述排放成本模型没有考虑时间成本的因素。在企业的长期碳排放决策过程中，要从企业的利润和实施低碳战略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也采用5年的期限进行分析。考虑了时间成本因素之后，企业未来5年的排放成本应该为（假定企业自主购进节能减排设备）：

企业低碳管理未来5年现金流量现值（流出量）=环保设备购进成本+未来5年低碳运营现金流量现值

未来5年低碳运营现金流量现值=∑5i

购买缺口排放权金额+单位减排成本×减排量-出售排放权收到金额（1+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2）

单位减排成本=（环保设备折旧额+低碳管理其他成本）/实现的减排量（3）

企业碳排放成本=单位减排成本×减排量+购买缺口排放权成-出售排放权收益（4）

从式（2）可以看出，企业在进行低碳战略选择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碳排放权分配额、企业购进设备成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影响以及企业的资本成本。式（2）中的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指的是企业包括所有者资本和长期借款资本在内资本金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这是由于企业购进环保设备必然要占用企业的资金。而企业必然要为企业所有的资本付出相应的成本，这其中当然就包括了购置长期资产。式（3）中的低碳管理其他成本是指由于企业进行了低碳管理而增加的除了设备折旧之外的其他成本。例如对员工的培训费等。

（二）从降低企业环境风险，节能减排，符合利益相关者要求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

2009年，沃尔玛要求其供应商2009年相对2007年单位产品能耗下降7%，2012年下降20%。这也就意味着凡是碳排放不达标的供应商都将被沃尔玛淘汰。企业为了实现长期发展目标，不仅要考虑企业现在的盈利状况。还要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顾客方面，企业要充分保证企业的排放量不高于客户的要求。近年来，各个企业都加强了自身的低碳管理。也开始对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有了一定的要求。同时，企业也要考虑各级环境监测部门和企业碳排放管理机构等的要求。如果企业的碳排放严重超标，多次被相关部门批评或者被媒体爆出碳排放严重超标，则企业就会在瞬间失去很多顾客，也就失去了市场。

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业在进行低碳战略选择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包括企业盈利目标、目前财务状况、利益相关者诉求、节能减排方案可行性等各方面的因素。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做出企业的低碳战略选择。

三、企业碳优化战略初步选择模型

（一）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目前的排放量与配额之间的关系，以及实施减排项目成功的可行性大小来决定是否进一步考虑实施节能减排项目，确保企业的低碳战略选择具有经济性和可行性。

在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企业是否实施低碳减排项目，要考虑的就是企业碳排放是否超过了配额、有没有实施低碳减排的空间以及减排的成本问题。对于企业来说有三种可能性，一是企业碳排放在配额的限度之内，不存在减排压力。但企业要密切关注政策的变化以及利益相关者诉求。第二种是企业排放超过了配额，且目前不存在减排的可能性或者实现减排的可能性很小，则企业就只能被动从市场上购入排放权。第三种是企业碳排放目前超标，但存在优化空间。这种情况下企业可以考虑实施低碳节能减排项目。如果企业本身技术达标，低于国家规定排放限额，则该类企业短期无需实施减排项目，并且可能会有多余的配额可以像市场出售。在上述情形二的情况下，企业自己实施减排项目成功可能性很小，可以寻去能源管理公司的合作。

（二）企业需要基于自身减排能力的大小、资金充裕度、企业加权平均资本成本等因素，综合考虑确定企业如何实施节能减排项目。

企业实施减排项目可能存在很多中选择，本文旨在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一种选择的理论基础和框架。研究中以以下两种方案为例：一种是企业自主购进环保设备，独立进行管理。另一种是与节能服务公司（ESCO）签订能源管理合同（EPC），由对方帮助企业进行管理。

我国于1998年首次将EPC模式引入国内。并于2010年8月了《合同能源管理技术通则》。其对合同能源管理（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简称EPC）的定义为节能服务公司与用能单位以契约形式约定节能项目的节能目标，节能服务公司（Energy Services Company， ESCO）为实现节能目标像用能单位提供必要的服务，用能单位以节能效益支付ESCO的投入以及其合理利润的节能服务机制。

合同能源管理是在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重要选择之一。合同能源管理是国际上先进的能源管理模式。该机制运作是依托建立节能服务公司与客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以减少的能源费用来支付节能项目实施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在这种模式下：

企业单位减排成本=企业实施该项目节能量合同约定分成比例该项目实现的减排量（5）

EPC下企业低碳管理未来5年现金流量现值（流出量）= （6）

合同能源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首先，节能服务公司具有专业化的优势。能够给企业提供成熟的技术及先进的设备。在EPC模式下，项目失败的风险是由节能服务公司承担的。同时，该类能源管理合同是以节约能源为标准进行管理，企业可以实现节能与减排的双重收益。其次，合同能源管理的模式降低了企业的资金流动性风险。前期不要企业投入设备购置、专业技术培训等费用。能源管理项目的实施会造成企业长时间承担与节能服务公司就节能部分分成的义务。是一种长时间的现金流出。会对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造成影响。因此，企业在进行方案选择时，需要考虑企业资金流是否充裕、节能减排技术是否成熟以及节能减排效果等因素。

企业在进行方案选择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两种模式下企业的单位减排成本，也就是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二是对未来5年的现金流量现值（流出量）的影响，也就是考虑企业的资金问题。企业减排成本及未来五年现金流量可由上文（2）～（6）式计算得出。计算所需资料一般较易取得，用以下类似BCG矩阵的方法进行分析：

未来5年现金流量现值（流出量）

对于企业单位减排成本高低的界定主要以从市场上取得单位排放权的成本为衡量标准。如果企业有多种备选方案且减排成本有较大差距，则可以在上表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细分。未来5年现金流出量的衡量标准因各个企业状况而异。对于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来说，可承受的流出量会较大，反之，则会较小。下面对落在各个区域内的方案进行简要介绍。

理想方案：是指单位减排成本低，未来现金流出量少的方案，这对所有企业来说都是最佳方案，企业只需要最小的资金投入，就能换来低成本的减碳效果。

救急方案：是指单位减排成本高，未来现金流出量多的方案，这种方案一般来说不会在企业的低碳管理方案选择之列，但是如果企业没有更好的备选方案，并且企业碳排放严重超标，影响到了企业的生存和社会形象。但这种方案只能用来救急，并不是长久之计。企业应该尽快研究出新的方案来取代这种方案。

问号方案：是指单位减排成本低，但是未来5年现金流出量大的方案，该方案有较大的改进空间，减碳成本并不高，但是企业却需要每年有大量的现金流出企业，决策部门需要对方案进行改进。

备择方案：是指单位减排成本高，但未来现金流量不大的方案，该类方案一般为初期一次投入较高，但投入实施后运行效果良好。但并不仅限于这种情况。这类方案的实施需要企业有充足的现金流来保证初期投入。

企业应当综合分析企业所有备选方案在矩阵中所处的位置，结合企业自身的条件做出合适的选择。对于减排能力强的企业来说，无论是采取外购还是合同能源管理等其他模式进行减排，都需要考虑减排规模的大小，企业需要随时在自身减排能力等的基础上关注市场上交易权的价格，合理确定减排规模。对于在企业减排成本高于排放权交易价格时，适当降低减排规模，免得企业利润受损，反之，当市场上排放权价格较高时，企业可以充分使用环保设备的减排能力。以减少从市场上购买排放权的成本或者提高出售剩余排放权的收益。

五、小结

在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要想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和维持良好的社会形象的目标，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是企业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在进行策略选择时，尤其要注重对单位减排成本和未来现金流量（流出量）的考虑。在此基础上对策略进行归类。结合自身状况，做出最有利的策略选择。当然，研究中还存在诸多不足，例如，对于企业如何把握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动向等不具有明显的可测量的因素做出具体探讨，对处于矩阵中四个维度的方案的性质等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Malik， A （1990）： “Markets for Pollution Control When Firms Are Noncompliant”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8 97-106

[2]Benz， E and S Truck （2009）： “Modeling the Price Dynamics of CO2 Emission Allowances”， Energy Economics， 31， 4-15

[3]曾刚；万志宏碳排放权交易：理论及应用研究综述[J]金融评论 2010（4）

[4]陈晓红， 王陟昀《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 S） 为例》[J]系统工程 2012年2月 总第218期

[5]王爱国 2012 我的碳会计观 会计研究，5： 3 - 9

[6]谢东明，林翰文 2012排放权交易运行机制下我国企业排放成本的优化战略管理研究会计研究6：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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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珠三角的大气、水、土壤污染相当严重。2012年，珠三角地区PM2.5的平均浓度为40微克/立方米，影响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因子主要有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颗粒物三项污染物；珠三角河口大部分海域受到重度污染，21％的江河断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对比2011年的数据发现，重度污染的比例有所上升；城市降水中酸雨频率达37.4%，电厂、工业锅炉、水泥、陶瓷等排放的氮氧化物的脱硝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的低碳政策分析

1.国家层面相关低碳经济政策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使珠三角传统产业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走低碳化发展道路已成为共识。为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包括我国在内的150多个国家于1992年共同制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7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2007年6月，我国正式《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诺将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印发“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2011〕41号），决定在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湖北、深圳和广东等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要求到2015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2012年国家颁布了《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碳交易活动正成为国内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2013年3月，《环境保护税法（送审稿）》启动征求意见。2.广东省及其他6个试点省市低碳经济政策比较目前，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湖北、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在保持碳交易基本框架的同时，各个试点有其不同的特点。2012年9月11日，广东省举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仪式，公布了《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这标志着广东碳交易已经从制度设计阶段全面转向实际操作阶段。根据《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产品以碳排放权配额为主，即由政府发放给企业等市场主体量化的二氧化碳排放权益额度。政府向控排企业发放碳排放权配额，对控排企业碳排放进行监督管理。控排企业按照所获配额履行控制碳排放责任，并可通过配额交易获得经济收益或排放权益。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广东有21个地级以上市，区域覆盖面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且行业种类多、差异大。广东版的碳交易方案，结合广东特色，尽可能涵盖主要的排放行业，并率先探索省内不同区域之间开展交易的可行性。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框架主体界定方法加入了总能源消耗量这一指标，企业纳入碳交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标准高出北京1倍。《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规定，电力、水泥、钢铁、陶瓷、石化、纺织、有色、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中，2011-2014年任一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将被纳入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范围。目前，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尚处在第一试点试验期（2012年-2015年），在此期间实施碳排放信息报告的企业范围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2011年-2014年任一年排放1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5000吨标准煤）及以上的工业企业。研究将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的重点企业纳入碳排放信息报告范围。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的企业（控排企业）范围是广东省行政区域内电力、水泥、钢铁、陶瓷、石化、纺织、有色、塑料、造纸等工业行业中2011年-2014年任一年排放2万吨二氧化碳（或综合能源消费量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的企业。“十二五”期末力争将交通运输、建筑行业的相关企业纳入碳排放总量控制和配额交易范围。根据广东省统计局提供的有关情况，广东省2010年可纳入“报告企业”范围的工业企业共1851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805.41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4.8%，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6.8%。其中，可纳入“控排企业”范围的工业企业共827家，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为11067.8万吨标准煤，约占全省能源消费量的42%，约占全省工业能源消费量的62.7%。

三、低碳经济政策对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倒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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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交易；挑战；法律体系；《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承担《京都议定书》强制减排义务，目前《京都议定书》创立的三大碳排放交易机制只有 CDM 适用于中国，但中国作为核证减排总量第一的大国，中国政府在碳减排方面采取了较强责任心和自觉性的外交态度，承诺于 2020 年承担《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这对于中国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一、碳交易给中国带来的挑战。

（一）国内层面的挑战。

1.市场人为分割，交易规则不统一。

国家发改委于 2012 年 2 月正式批准广东、湖北、北京、天津等 7 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试点工作分地区开展为我国目前的碳交易摸索阶段提供了经验，也是我国政府面对“碳排放权交易”这一新事物谨慎、保守的态度，本无可厚非。但各试点“各自为政”，各级市场交易规则不兼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

首先，难以形成统一的价格。各交易所在开展碳交易时，容易会受到自家交易规则、交易模式及计量方法等因素的影响，致使碳交易市场的大额交易量难以形成，无法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造成效率的损失。

其次，难以进行统一管理。只有在统一的市场中，碳交易机制才能不断完善和实现创新，才能通过整合资源，发挥市场交易机制最大的作用。当前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统一，一方面难以保证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监管机构对交易所进行监督管理。

最后，难以形成国际性碳排放权交易大平台。减少碳排放量，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全球的目标，中国碳市场的逐步国际化是必经的过程。因此，现在构建碳交易市场所用的规则，就将是未来基于国内的国际市场规则的雏形。目前中国市场碳交易规则不兼容，跨省或地区交易缺乏可操作性，未来通过联合不同市场构建一个国际性的大平台的趋势被遏制。

2.碳排放总量不确定，导致碳交易基础不夯实。

碳排放权之所以能够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UNFCCC）和《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等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赋予了它稀缺性和可交易性。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在排放总量限制的反映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基础。正视历史和现实，发达国家碳排放主要是生产型和娱乐享受型排放，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主要是生存型排放和发达国家的生产转移型排放，所以《京都议定书》依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按既定目标施行具体的量化减排，发展中国家没有限制减排总量。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本身也不确定减排总量，会产生以下不利的影响。

首先，碳交易机制的价值得不到饱和。碳交易本应该是一个全球化的交易体系，若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了碳排放总量控制而另一些发展中国家对碳排放的总量并没有强制性限制，那么碳交易市场作为新事物其能否控制总量限额，是否能够实现清洁发展值得质疑。

其次，发展中国家要为此承担一定的风险。

大部分从碳排放交易市场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中获益的公司似乎都是污染环境的公司，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承担两种风险：其一，这些公司因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指标获得了在该国合法生产的机会，这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了在该国合法排放的权利，那么发展中国家要承担因扮演“排污帮凶”角色而备受指责的风险；其二，这些公司为获得巨大的盈利机会有可能将高污染排放企业转移至没有排放限额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发展中国家就要承担成为发达国家的“排污基地”

的风险。

最后，根据“平等但有区分”的原则，《京都议定书》未给发展中国家规定减排任务，我国对排放权的总量不加以限制与建立市场化减排机制所必需的稀缺性存在矛盾。这是碳排放权初始分配采用政府主导的“祖父式”无偿分配的直接原因，也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缺乏市场活力、发展疲沓的症结所在。

3.市场主体参与度低，金融机构持观望态度。

碳交易设计的初衷在于企业通过实施核心能源技术、减排技术的创新，管理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式获得富裕的排放权，在市场上交易获利，以经济刺激的手段，达到强化企业节能减排的目的，从而达到人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局面。

国际碳交易有强制减排和自愿减排两种交易市场模式。我国目前仅凭企业等市场主体的社会责任觉悟实行自愿减排市场模式，没有强制性。一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中，主体资格、定价机制、初始分配机制、交易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等仍不明晰，参与交易的规则和程序还不统一，市场的监督管理和超额排放的法律责任追究尚未落实等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企业往往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社会责任难以强求，致使企业碳交易动力不足，即使有剩余的碳排放权也储存起来跨期消费，以备自己企业的后期扩大使用而不愿卷入碳交易市场中，即使有企业实行碳交易，大部分也是靠政府的行政撮合而非市场机制调控自发的交易。

（二）国际层面的挑战。

1.法律不健全，我国碳交易进入国际市场道路曲折。

我国对碳交易市场的规制以政策为主，法律规制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部门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及地方规范性文件。这种体系会给我国碳交易市场带来以下两个弊端：其一，因CDM项目国外审批机构对我国相关政策的不了解或误解导致我国部分碳交易项目注册失败，进而丧失进入碳交易市场的机会的情况也有发生。例如，包括内蒙古辉腾锡勒风电场二期项目在内的我国 10 个风电 CDM 项目被拒事件，EB 给出的拒绝理由居然是“中国调低风电上网电价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投资动机改变”这样莫须有的责难。其二，由于政策作为非正式法律渊源，具有不稳定性，其他国家往往因担心我国政策有变，而使之遭受不能预期的损失，而不愿和中国合作。

2.国际市场无定价权，可能遭到发达国家利用。

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中国共有 1879 个CDM 项目成功注册，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共计 369，521，030 吨，中国已然成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的供应大国。中国作为全世界核证减排量一级市场的最大供应国，但因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配套的法律体系为其保驾护航，致使我国在国际交易市场中没有定价权和话语权，只能向发达国家提供廉价的经核证的减排量份额，甚至可能成为发达国家为减少碳排放权购买成本，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碳排放基地。总之，我国国内企业处于国际碳市场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国内企业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我国的碳排放在国际市场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二、法律体系不健全是碳交易市场面临挑战的根本原因。

法律决定着碳排放权的可交易程度和交易规则，对其发展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为发展碳交易市场、实现减排目标，国际层面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以法律为基础，世界主要国家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激励机制。

（一）国际层面的法律基础。

在国际层面上，影响各国气候变化立法的主要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UNFCCC）、《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以及“马拉喀什文件”。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设定为目标，依据“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规定了发达国家缔约方不同的碳减排义务。同时，UUNFCCC 指出了基于国际合作达到完成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指标概念（“共同执行”的条款），为之后《京都议定书》中“三大交易机制”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2《。京都议定书》的通过对碳交易市场的贡献主要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明确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全球高效减排中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刺激各国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机制减少碳排放的模式。其二，三种市场机制最终被确立：在承担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之间实施的联合履行机制（JI）、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的清洁发展机制（CDM）以及基于市场的国际排放贸易机制 （IET）。其三，为发达国家确立了具有法律约束效力的碳减排量目标。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迫使签约国家将这份国际协定中的义务转化为国内法定的义务，促进了国内碳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3“。马拉喀什文件”由 200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届缔约国会议通过，是为落实《京都议定书》机制的一系列文件。

（二）欧盟碳交易的立法实践。

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之所以最成功离不开欧盟健全碳交易法律体系的支撑。

欧盟规范碳交易直接依据的立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欧盟范围内设计了碳排放权交易基本原则和制度。2003 年 10 月，欧盟出台的《在欧盟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机制指令》（下文简称“指令”）成为欧盟规范碳排放权交易的基础性法律文件。“指令”规定了碳排放交易的适用范围，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的条件和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涉及的相关程序（主要包括碳交易的审批、初始分配、转让、放弃和注销等），为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障。第二阶段，搭建了欧盟与其他国家碳交易市场合作的平台。欧盟 2004 年对“指令”进行了修改，将欧盟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三大机制“有机衔接”，规定《京都议定书》项目机制的信用额与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放配额可以同等转换，并且允许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内的企业使用《京都议定书》项目机制的信用额完成其减排义务，进而搭建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与“京都机制”以及其他国家碳排放交易的桥梁，促使与国外碳交易的合作进行。第三阶段，统一碳排放总量。欧洲委员会于 2009 年对“指令”进行了再次修改，现有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适用范围被进一步的扩大和改善，并规定由欧盟委员会统一设定欧盟整体排放总量，同时碳排放权初始分配方式也由无偿分配逐步转向拍卖形式。

不仅是《指令》，欧盟 1998 的《气候变化：后京都时代的欧盟战略》、2000 年的《欧盟气候变化计划》、《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绿皮书》、2008年的《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等一系列的法律政策使欧盟站在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最高点，同时也促进了成员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发展，成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强制性减排交易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榜样。

（三）中国碳交易的立法现状。

我国与碳交易相关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我国对碳交易制度有影响的宏观法律政策。

在我国碳交易市场中政府指导处于主要地位，所以我国与碳排放交易相关的宏观法律政策已基本具备。我国第一部、也是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的政策性文件和国家方案是国务院于 2007 年 6 月 4 日批准实施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下文简称《方案》），该《方案》被称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宪法性”文件，全面地安排和部署了我国应对碳交易市场机制运行的措施和减排目标。继该《方案》之后，一系列关于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政策陆续出台，以支持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如《“十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和《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等。

以上可以看出，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政府极大地提高了对碳交易、碳市场的理念和机制的认可度并不断增强重视度。但是丰富的宏观法律政策也从侧面反映出，在我国目前碳交易市场中，政府调控处于主导地位的现状。然而以政策为主导的规范体系缺乏确定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碳交易市场主要依托于政府及其政策等单一的行政手段推进，势必会失去市场活力，以法律的手段规范碳交易市场从而取代政府宏观政策的调控势在必行。

2.规范 CMD 的法律。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我国参与到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唯一途径。依据法律渊源的层次结构，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规范我国碳交易市场的有关清洁发展机制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只有部门规章、部门规范性文件、地方规范性文件。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和科技部联合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是我国目前唯一规制 CMD 的法律规范。但该《办法》只针对CMD，其适用范围有限，在法律位阶上属于较低部门规章，而且该《办法》并没有明确规定 CMD 实施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法律责任、技术转让、防止恶意竞价方法等内容，依靠其规范我国整个碳交易市场明显先天性不足。

3.地方立法或者规章。

随着近年来碳交易试点的尝试，目前我国地方的立法或规章基本上是来源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试点的成功经验。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止目前有江苏省（2002 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山东省（2007 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暂行管理办法》）、湖北省（2008 年《主要污染物排污权交易试行办法（草案）》）、浙江省（2010《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暂行办法》）、湖南省（2010 年《主要污染物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地已经以地方立法或者规章的形式对排污交易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但由于只是地方性法律法规，只能适用于地方，碳交易作为一个全国乃至全球的交易体系，一旦发生跨地区交易，这些地方性法律法规便无能为力，以更高层次的法律来规范跨省市碳交易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可或缺。

三、完善法律体系是中国碳交易由挑战转向机遇的关键。

（一）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

从欧盟成功的立法经验和我国碳排放市场和立法现状得出，完备的碳交易法律体系能够有效抑制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防止潜在市场主体因无法看到碳减排的政策走向及市场的长远前景而影响他们加入市场的意愿和决心，为中国顺利“进入全球碳排放交易市场”做出充分准备，是中国碳交易市场由面临挑战转向迎接机遇的关键。因此，对中国来说，应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这需要做到：第一，要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碳排放交易的基本原则及碳交易行为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碳排放权的本质是一种对一定区域内的环境容量使用、收益的权利，因此碳排放权实质上是一种用益物权，将碳排放权定义为用益物权，为碳排放权的可交易性等提供了法律依据。而碳交易涉及了包括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法律关系，明确这些法律关系将有助于相关法律的配套调整；第二，应做到明确规定碳交易的具体运行机制，包括碳排放权总量控制、初始分配规则、交易主体、市场准入规则、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中介咨询及核证机构的职责以及碳交易合同订立和交易程序等；第三，应明晰碳交易主体的法律激励，奖惩结合，注重利益诱导，加强经济手段的运用。市场主体参与度低，是影响我国碳交易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市场主体参与度低的根本原因是我国法律对碳交易主体（包括潜在的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不明晰。所以要在《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中明晰碳交易主体的法律激励。一方面明确规定对违反法律规定或影响碳交易市场运行的碳交易主体（包括企业和政府）的法律责任，包括责任种类、责任方式、责任条件和处罚程序等，实现“负激励”；另一方面对完成碳排放控制任务及环境成效突出的碳交易主体予以表彰，并给予地方政府支持、税收减免、项目申报优先考虑、经济发展与环境管理等方面的优惠与支持，实现“正激励”。

（二）出台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

逐步摆脱碳交易政府主导的现状，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主要地位，并不是完全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我国目前处于碳交易市场的探索期，仍需要相关的政策法规，发挥政府碳交易市场的监管作用。此类政策法规主要是从行政法规层面对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开展进行监管，主要内容包括碳交易试点的区域范围划定、管理机构的运行规则、行业部门的权限、运营机构与监督机关的设置、市场失灵时的碳排放总量调控和初始分配方案、管理规则与排污监测等。

（三）配备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国家层面的《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法》为碳交易机制的运行指引道路、保驾护航；与之相关的政策法规监督碳交易机制良性、健康发展，这两方面的规定不可缺少。但需要注意的是，碳交易机制并不是一项原则性、抽象性的事务而是切实运转于市场的机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为了我国保证碳交易市场高效、有序地运行还需要配备一系列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对碳排放交易的具体操作规则进行规定，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法律规定予以细化和补充。

[参考文献]。

[1] 张梓太，曹树青。“排放权交易问题”国际研讨会综述[R].江淮论坛，2012，（4）：11~16.

[2] 李冰。北京市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N].节能与环保，2012-4-21（4）。

[3] 黄卫平，宋晓恒。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全球合作框架思考——写在哥本哈根会议开幕之际[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1）：12~18.

[4] 外交部。2011 年 12 月 12 日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举行例行记者会[EB/OL].（2011-12-12）[2012-11-23].Mfa.gov.cn/chn/gxh/tyb/fyrbt/jzhsl/t886330.htm.

[5] 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5~8.

[6] 黄亚宇。低碳经济下碳排放权法律问题探讨[J].改革与战略，2011，（7）：32.

[7] 冷罗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0~25.

[8] 郑少华，孟飞。论排放权市场的时空维度：低碳经济的立法基础[J].政治与法律，2010（11）：87~93.

[9] 黎精明，胡越。论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权的交易实践[J]，学术交流，2012，（5）：73~76.

[10]李挚萍，程凌香。碳交易立法的基本领域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22~23.

[11] 我国碳交易政策框架开始构建 [EB/OL].（2012-01-09）[2012-02-05].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2-01-09/content_4909037.html.

[12] 倪晓宁。刍议碳排放交易市场的构成及发展展望 [J].特区经济，2012，（8）：205.

[13] 何鹰。我国碳交易法律规制研究 [J].南京社会科学，2012，（1）：101.

[14]王春艳，刘总理。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构建[J].研究与探索，2012，（3）：83.

[15]巩固。政府激励视角下的《环境保护法》修改[J].法学，2013，（1）：56.

篇4

对于低碳经济,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特雷西・沃斯腾克罗夫特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低碳经济是一张三条腿的板凳,其培育和发展离不开政策、技术和资本三位一体的支撑框架。如果缺少任何一条腿,都将导致板凳的不稳。在这三个因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

全球碳市场在饱受争议中发展迅速,交易模式、制度、产品等基本元素业已成熟。碳市场的参与者也从初期的政府赞助机构、想培养市场的环境顾问、建立策略部门的大公司以及尝试及早取得商业优势的创新企业转变为金融机构、基金、交易所、大型温室气体排放企业、专业的中间商、服务商等。而中国碳金融也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迅速成长,截至2010年5月12日,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已达2537个。从这个数字来看,碳金融的浪潮已经来临,各个环节的市场主体将如何把握这一历史性的机遇呢?

为此,《首席财务官》杂志特别专访了国内外多家碳金融参与主体的代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黄杰夫、浦发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助理贾红睿、英国气候资本(以下简称“CCC”)总裁路跃兵、中瑞碳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瑞碳”)董事陈海鸥以及碳金融领域专家徐东胜、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涂永红等。在低碳经济动地而来的当下,力图为广大CFO勾勒出一个碳金融的全景图谱。

银行:一站式金融支持

如今,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已经很少有银行会否认他们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中扮演关键角色,越来越多的银行参与到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碳项目的投融资或产品开发活动中。

2004年,汇丰银行做出成立碳管理工作队的承诺,成为世界上首家实现“碳中和”的国际性银行。事实上,除了少数早期的先驱,国际商业银行参与碳市场相对较晚,比利时富通银行是早期的参与者之一,为客户提供交易、交易对手服务、结算和碳金融类的融资。随着市场的逐渐成熟,商业银行开始参与碳减排的投融资,尤其以在欧洲有运营基础的银行活跃,如巴克莱银行、拉博银行、汇丰银行和荷兰银行等。

由于国际银行一般采用混业经营,所以其参与碳金融市场的活动并非局限于信贷一个方面,更多的是金融衍生品,如基金、债券、期货的开发与交易,以及对碳减排项目的直接开发投资。这是与我国商业银行在碳金融业务上的最大不同。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提出的三种减排机制中所能参与的只有CDM一个。目前商业银行业不能投资。另外,由于实行分业经营,商业银行绝对不能进行股权投资。因此国内银行参与CDM更多的是指信贷支持。通常在碳金融领域,国内银行扮演的角色是:对上游需要技术改造升级的企业和拥有技术的中小企业进行融资。对后者融资相对来说风险要大一些,这就需要银行一要有社会责任感,二要看懂他们。比如,浦发银行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项目牵头融资,成功实施银团融资和CDM应收账款质押相结合的创新融资方式,对碳金融进行有益尝试。

目前国内几乎每家商业银行都可以提供绿色信贷服务。浦发银行是国内最早试水碳金融领域的银行之一。从2005年浦发银行就开始探索这一领域,2008年就 《绿色金融服务方案》。最近三年,浦发银行发放绿色贷款达1000亿元,涉及可再生能源、工业和建筑领域提高能效和污水处理等其他环保项目。2009年,浦发作为惟一金融界发起人加入中国第一个自愿减排联合组织――天津生态城绿色产业协会,旨在通过推广低碳金融解决方案。进入2010年,更是正式把打造“低碳银行”纳入发展规划。

在众多商业银行中,浦发银行在碳金融方面显得颇具特色。贾红睿对此颇为自豪,“在浦发,客户可以享受到真正的一站式服务。”

2008年,浦发银行在全国商业银行中率先推出首个针对低碳经济的创新型服务方案――《绿色信贷综合服务方案》,具体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融资方案、法国开发署(AFD)能效融资方案、清洁发展机制(CDM)财务顾问方案、绿色股权融资方案和专业支持方案,形成业内最全的覆盖低碳经济产业链上下游的碳金融产品体系。

2009年7月,浦发银行成功为陕西某水电项目提供CDM财务顾问,并最终签署《减排量购买协议》(ERPA)。该项目是国内银行界CDM财务顾问创新成功第一单。预计该项目售碳收入占年经营收入的1/4。

在财务顾问方面,PE投资是其关注的另一方面。作为浦发碳金融体系的一部分,这一子方案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方式,可以增加企业资本金和抗风险能力,再融资时就可以获得更大的授信额度。

曾有多年碳金融研究的人民大学教授涂永红指出,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和国外的不同,国内银行占有市场85%以上的金融资源,这就决定了其在中国碳金融的发展中需要承担远比发达国家银行更多的责任。

资本:蓄势出击

在国际碳金融市场中,资本是最活跃的参与主体,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资本主要是指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包括投资公司、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基金会、捐赠基金、专业碳基金和对冲基金等。

机构投资者认为,许多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如环境成本和风险披露、碳税、减排目标、交易都会对他们的利益产生影响。因此机构投资者采取多种措施来制度化气候变化问题。如成立的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团体、碳披露计划、赤道原则、气候风险投资者网络等。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国际投资银行也在不断变更应对气候变化的计划,如高盛将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股票估值模型。

达信总裁韦朴认为,作为大的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在管理投资组合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反映他们亲身经历的风险,例如保险公司面对理赔时,这有助于他们开发和管理碳金融市场。一些保险业者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发现损失记录恶化,随着气候变化更加明显,保险公司不得不重新评估整个行业,并要求对他们的客户风险管理采用更高的标准,开发诸如碳交易的交易对手风险这类的新产品。达信作为全球风险管理专家,制定了一套环境风险管理方案瑞士再保险公司则进一步明确了碳管理的责任范围,如果公司董事或高管没有做出努力减少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他将可能被免去这些责任赔偿保险。

2005年,专业碳基金的崛起备受瞩目,目前国际上购买核证减排量(CERs)的碳基金和采购机构约有50家,是全q球市场减排权证和减排单位的主要资金来源。一般分为政府基金和私募基金,政府基金一般都是由政府参与设立或全部由政府设立,无论运营方式有什么不同,目标都是希望通过CDM项目购买的方式,使国内碳减排量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标准。这类基金源自世界银行的原型碳基金(PCF),不可避免带有世界银行政策的烙印,除了完成本国目标以外,还被要求高质量的减排和降低减排成本。与此不同,私募基金更注重的是减排的目标下利益。

随着碳市场的发展,一些欧洲和美国的对冲基金和私募投资公司早已开始部署资金,部分以持有碳公司股份的形式,部分则以购买并交易碳信用的形式。国际上比较知名的有RNK资本公司、Citadel投资集团、MissionPoint资本伙伴公司、Dexion资本公司等。另外,对未来碳市场的良好预期也促使新基金纷纷成立。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吸引了各路资本蜂拥而至。其中摩根士丹利、高盛、加拿大纳德资产管理公司、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英国气候变化资本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和基金早已对中国的“碳金融”市场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

路跃兵介绍,CCC是其中最大的一只私募基金,掌管着8.5亿欧元资产,并将一半以上的资金放在中国。目前已经在中国投资50个项目,规模达60多亿元人民币,已支付20多亿元,其余将在未来几年持续投入。而在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总的投资规模中,CCC的投资份额占了10%以上。该基金在中国的大部分投资是在CDM领域,且绝大多数项目为大型国企,分布在电力、煤炭、钢铁、水泥、水电、风电、生物质能、煤层气、垃圾填埋等众多领域。“很多环保、节能减排的项目投资回收期很长甚至不赚钱,而我们的金融手段可以让风电、垃圾填埋这样的项目提高内部投资回报率2%～40%,或者投资回报期缩短至少两年。”不过,由于2012年后政策不明朗,路跃兵表示,CCC相关投资也会进行适当调整。

CCC可以提供三种融资方式,这与国内基金有很大不同。路跃兵介绍,第一种方式即直接买入企业的减排量,采取货到付款的方式;第二种是在企业产生减排量之前提供资金或设备让企业能进行项目建设,减排量产生后再买入,第一期的CERs交易扣除前期提供的资金;第三种融资方式则结合了股权融资和前两种融资方式,除了买入减排量以外,也投入股本金,成为股东。在入股的情况下,卖方得到更大的实惠,而CCC承担更多的资本。“目前CCC资金中的20%可以用于股权融资。CCC在国际上有不少股权投资经验,但是由于目前在中国受到最低碳价格的影响,此项投资还未能充分展开。”

陈海鸥表示,对2012年后的预期,现在国内市场的态度是:国际资本悲观,国内资本乐观。随着国内碳金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目前已有很多PE基金乃至产业基金都在关注这一领域,浙江诺海低碳投资基金、黄河三角洲高青黑牛低碳生态产业投资基金、南昌开元城市发展基金、光大江阴新能源产业投资基金、华澳资本低碳投资基金等相继成立,这些均为专注于低碳环保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而在二级市场,同样出现了首只低碳经济概念的股票型主题基金――汇丰晋信低碳先锋基金。国际金融公司(IFC)也在募集一个“IFC后2012碳基金”,以购买2013年之后交付的碳减排额。

交易所:就差价格信号

由于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大量国际资本流入,而国内GDP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保持了9%的增长,中国不差钱。另外随着国际间技术交流的频繁以及中国自身在风能、水电等领域就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因此中国实际上也不差技术。黄杰夫认为,中国最差的是价格信号。

“碳是一种资产,将其价格信号通过金融市场的交易产生出来的话,对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会有很大帮助。”电力企业是配额的最主要需求者之一,使用煤的成本和使用天然气的成本是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因素,许多分析师认为,对二氧化碳进行定价将促使企业选择更清洁的天然气,并且预计当配额单位价格(每吨二氧化碳价格)在25欧元时足以鼓励排放者更换燃料。

至于如何给碳定价,黄杰夫认为,碳价格像所有商品一样,是由市场根据供需形成的。路跃兵对此观点表示认同,虽然发改委有碳单位价格最低8元的规定,但每个项目的价格由双方谈判决定,决定因素则是市场的供求,每年气候不同、欧洲市场的配额紧缺等因素都会导致价格的下跌和上涨。此外,交易中谁承担风险、申报费用等都会影响到每一吨二氧化碳的价格。

理论上,碳价格与碳减排的边际减排成本密切相关,但在实践中,价格更动态。黄杰夫认为,这种敏感的价格信号是决策的最可靠依据。

市场上首次出现碳价格是在2003年9月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每吨约在1.5美元～2.5美元之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自愿减排市场,涂孙红认为,其市场价格会低于强制减排市场。欧洲排放权交易计划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罚款价格是40欧元和100欧元,这象征了市场上的最高交易价格,CDM第一个减排权证价格约5欧元～7欧元。

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多个碳市场,欧盟排放体系是其中最大的跨国、跨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市场,涵盖了25个国家和1.1万多项设施。这一体系非常活跃,参与交易者包括银行、碳密集型行业公司、碳基金等。2008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价格已经达到了919.1亿美元。

与欧盟碳市场的热闹情况不同,欧洲以外同样受8%上限管制的国家却行动迟缓,日本、加拿大和新西兰虽然都已承诺会遵守,但深度和广度远不及欧盟,而美国和澳大利亚则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当然官方的态度并未影响他们自愿减排市场的发展,民间的热情与政府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美国大多数州现在都有温室气体减排计划,通常还配合完成辅助的目标。美国国会也制定了数项规范市场的法案。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澳大利亚,各省省长已完成数十个原则的设计协议,以加强国家排放交易计划。另外,美国和澳大利亚已经与印度、中国、日本和韩国建立了亚太清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合作计划。几天前,新西兰开始了全国碳交易体系,催生出新西兰的国家碳市场。

然而无论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还是美国交易体系,基础都是总量控制和交易机制,在一个确定的总量下,碳就成为了稀缺资源,就可以形成价格。黄杰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出台了45%的碳强度指标,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二氧化碳排放的稀缺性;按简单的经济学原理,有了稀缺性,就可以定价。中国的金融和环境专家,应该从实际的角度,积极探索如何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碳价格信号体系,这才是低碳经济的实质所在。

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碳市场,CDM项目所产生的CERs只能由国外买家到国际市场进行交易。虽然国内早在2008年就相继成立了上海环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但是由于刚起步,发挥的作用还太小。黄杰夫认为,这与中国起步晚不无关系。但他相信,中国有可能在碳交易市场,用金融给碳资产定价方面超过美国。中国依赖政策,美国依赖市场,这是造成当前中美在碳金融方面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现在是时候该给市场一个机会了,碳金融各参与主体要联合起来,做出碳价格信号。”

黄杰夫还强调,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价格信号不要忘了农民。在美国,对一个户收入5万美金的农民家庭来说,在好的年景,其近1/5的收入可以来自于碳市场。从碳交易现有规模看,碳金融前景可观:今年五月,欧洲气候交易所(ECX)创造了日交易量记录,当日共成交二氧化碳指标5300万吨,日交易金额达10亿美元。

企业:将改变资产负债表

碳市场已从一项协商的政策工具转变为具有经济机能的市场,将使碳资产加速变成真正的资产类别。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8年,全球碳交易额高达1260亿美元,专家预计到2012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500亿美元。当碳交易有可能成为超过石油的商品时,作为市场参与主体的企业,尤其是关联企业就不能不重新审视碳――这一新型资产的价值以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成本增加和碳资产价值被忽视。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Alan Willis指出,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有必要在其战略规划和风险管理中考虑气候变化问题。机构投资者也逐渐意识到,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考虑气候变化对财务的影响很重要。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正出现在财务报告的各个组成部分。

国内一直以来都存在是否应该将碳资产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争论,陈海鸥认为,碳资产在不久的将来将可能会以类似“碳资产与负债”的会计名目出现在资产负债表中。这就需要对企业参与碳交易形成的经济利益或义务进行核算与计量,并表内化。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能够对此进行准确核算的会计准则与方法,但与此相关的讨论已日趋频繁。在企业损益表中,可能需要在传统企业成本之外体现一项新内容,就是环境成本。日本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环境会计体系,其环境报告书中明确要求揭示企业环境成本的降低,其中重要一项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而企业环境业绩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单位产品、服务应负担的环境成本,如单位营业额应负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比同行业更有能力管理环境风险和机遇的公司,财务表现通常也比同行优秀。企业有可能借由减排而从能源节约中获利,加拿大铝业、美国铝业、杜邦、IBM、壳牌、丰田等都已证明了该结果。

许多跨国公司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一系列“碳管理”措施予以应对。对每个公司来说,都可以从价值链的三个层次了解碳排放的影响:公司自身运营产生的排放;来自公司供应链的间接排放;与使用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排放。因此企业的碳管理是指,评估整个价值链的排放;了解与碳减排有关的风险和机会;率先采取相应行动;与包括所有投资者在内的股东对结果进行沟通。

在黄杰夫看来,中国企业正处在U型弯道上。中国目前不承诺强制减排目标,未来可能会在自愿减排的基础上建立碳交易体系。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绕过这个弯道。举例来说,欧盟第二阶段减排范围将覆盖航空运输业,在欧盟起降的中国航空公司同样要面临碳减排的硬性规定,而出口欧洲的企业也可能面临因运输成本增加而带来的利润减少问题。在美国,公司被要求披露他们的实体环境风险,同时遵守证券管理委员会的S-K规定和10-K申报规范。这些要求迫使公司不得不披露环境成本、负债与未来风险等财务信息。英国贸易工业部在企业的运营和财务审查中引入了环境报告要求。这些对于那些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是个挑战。

减排政策会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产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最敏感的是能源密集型产业,既包括能源生产行业,如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电力、水泥,也包括能源消费行业,如汽车、航空。其中电力被视为管理当局最主要的目标。欧盟碳排放配额的50%以上给了电力行业。

瑞银集团《碳定价机制如何影响亚洲公司的盈利》的投资报告显示,减排政策将使企业每股收益大幅下降,一旦中国引入旨在控制碳排放量的碳定价机制,预计中国企业将增加相当于目前GDP1.6%的成本。

中国企业今后都势必面临更加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排放要求已成事实,专家建议,企业尤其是能源型企业应当从目标使命、产品研发、渠道布置、投融资安排等各个环节发掘碳价值,整合自己企业的碳战略。预先引入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进行企业碳资产审计,建立自己的碳资产负债表。正如青岛啤酒董事长金志国所说的,一家企业只要有碳排放,就会形成潜在的碳资产或者碳负债,管得好就是资产,管不好就是负债。

中间商:低碳综合服务

除了遵约交易市场和所谓的纯粹的经营碳的公司外,碳市场的发展还催生了一系列专业服务公司,涵盖了咨询服务商、证券研究、信用评级、保险等。作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吸引了很多国际买家,咨询服务商应运而生。由于国内企业在碳交易市场只能参与CDM,所以咨询服务商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国内的咨询服务商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 最早出现的是CDM中心,基本上每省都有一家,当然并不是所有公司都有所作为,目前这类专业公司北京最多。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后,低碳在全社会受到极大关注,咨询服务商的业务领域也从单纯的CDM开发与交易向低碳服务领域延伸。据陈海鸥介绍,中国市场目前真正拥有低碳综合服务体系的公司非常少,大部分同行还正处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中瑞碳则走在了行业的前列。

中瑞碳率先在提出了国内市场的“碳资产管理”的概念,推出低碳综合服务。该服务体系来自于欧美这些具有成熟的碳排放管理模式的市场。陈海鸥认为,对国内而言,这是一个新的起步。这一服务体系包括:碳足迹盘查碳排放源审计碳足迹评价与碳风险评估建立碳排放战略管理目标建立企业内部碳排放管理体系实施碳减排策略选择碳抵消或碳交易以减少或抵消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碳排放,或实现碳中和。

通过碳足迹盘查摸清企业的碳排放家底是低碳综合管理的基础。陈海鸥介绍,碳足迹包括基于组织、项目层次的碳足迹和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碳足迹。英美等国家在碳足迹披露方面的工作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在碳足迹计量标准方面,国际认可的标准有:一个是基于组织与项目层次的ISO14064系列和GHG-PROTOCOL,另一个是基于产品与服务层次的PAS-2050。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碳足迹盘查的工作标准,中国正在加速进行国际标准的转换。陈海鸥相信,很快将出现的碳足迹盘查与披露方面的中国标准。在中国国内标准出来之前,行业内使用的是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ISO14064、GHG PROTOCOL与PAS2050标准。

在中瑞碳,低碳综合服务和CDM是两个不同的部门,两者所依据的方法学与标准是不同的。CDM的方法学是由联合国的CDM执行委员会。CDM申报要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符合方法学要求的项目申报文件(PDD),并由指定经营机构DOE对项目进行审定,DOE出具审定报告后,才可向CDM执行委员会递交项目注册申请。经批准注册后,将由DOE对CDM项目的减排量进行核查,并向CDM执行委员会申请签发,签发后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即是CDM开发的产成品,可以拿去市场进行现货交易。

陈海鸥强调,中瑞碳的定位是碳交易和低碳综合服务专家。“碳交易涵盖的内容很多,在现阶段,适合中国市场的范围包括CDM与自愿减排量(VER)的开发与交易。在碳资产的开发与交易方面,中瑞碳拥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陈海鸥举例说,针对钢铁、水泥等高能耗企业的客户,在低碳综合服务的过程中提交的碳减排方案将会包括资源综合与循环利用的机会。这些碳减排建议的实施过程将产生碳资产开发与交易的机会,中瑞碳又可以帮助客户们实现碳资产项目的开发与交易。“我们在给客户提供低碳综合服务的同时又可以给客户带来更多的碳资产机会,客户对这种综合服务模式非常欢迎。”

篇5

关键词：石油公司 碳资产管理 管理模式

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识的情况下，我国受到越碓酱蟮墓际压力。按照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和我国政府的承诺，将建立以5年为周期的全球盘点机制，我国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将进入新阶段，碳排放权交易已经成为我国推进节能减排、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工具。国家在七省市碳交易试点的基础上计划于2017年试运行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石油天然气生产储运和炼油化工是仅次于煤炭发电的第二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源，将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国内碳市场建设速度很快，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石化企业于2016年6月30日前将碳排放数据上报；同时《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已在国务院履行立法程序，开展碳资产管理工作已刻不容缓。

一、跨国石油公司碳资产管理现状及启示

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碳盘查、减碳解决方案（低碳路线图）、信息公开（碳披露、碳标签）、碳中和、碳交易和碳金融等。

主要跨国石油公司都十分重视碳资产管理和新机制的探索，将绿色、低碳、可持续纳入发展战略。国际石油公司以英国石油公司（BP）、壳牌石油公司（Shell）等走在碳资产管理前列，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碳资产管理和碳交易提供宝贵的经验。

（一）提前部署碳资产管理研究和模拟交易，把握先机

英国石油公司于1998年9月建立内部碳交易体系，目标为2010年前将碳排放在1990年的排放基础上减少10%，在这个基础上BP加入了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的管制，BP又陆续加入了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州、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壳牌石油公司于1998年开展气候变化及其对壳牌公司全球业务潜在影响的研究，结论是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地位将是一个构建品牌和声誉的商业机遇，在与制定规则的政府进行谈判握有发言权对公司十分关键。壳牌创建二氧化碳交易平台，参与先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丹麦和英国的排放交易体系，在2002年壳牌在丹麦和英国的体系之间做成了第一笔互换交易。从交易角度来看，内部试点体系重要经验：控排企业的参与战略是减排责任在最低成本的基础上得到履行。

（二）制定集团层面统一战略，主动履约

大型跨欧盟成员国经营的企业普遍采取了集团层面统一制定战略，专业化交易公司集中运作的碳资产管理、决策和执行模式。埃克森美孚的碳管理有非常明确的量化目标，其2009年碳排放比2008年减少了300万吨，幅度约为2%。其全球炼化厂2012年比2002年至少提高能效10%。壳牌公司成立了一个由高级主管领导的新的二氧化碳部门，该部门的重要任务包括参与制定壳牌公司的二氧化碳战略并开发支撑该战略的相关技术。在实践中除满足各自集团内履约需求外，还将碳交易作为新的市场机遇，通过专业化碳资产运作获得额外的收益。欧盟碳交易体系在法律层级、试点设计、配额总量设定、市场调节机制、配额延续性、交易规则透明度与交易平台发展等方面，既有值得国内借鉴的经验，也存在需要避免的教训。

（三）多部门联合组成碳资产管理工作组，专业管理

BP每家实体企业都有一个碳排放工作组和管理委员会，由政策法规、合规、策略、交易、财税、采购、销售、法律、宣传和系统建设方面的成员组成，企业具体负责温室气体的监测、报告、核查（MRV）和企业所在区域碳排放控制履约。BP总部在碳减排解决方案、新技术及新合作模式、全球碳减排交易、安全及操作风险四大方面为BP下属企业提供支持服务，其中综合供应和交易（IST）部门对BP全球的碳资产价格变动风险进行管理。同时，IST下还设立全球排放的交易部门，目标以最小限度地降低BP集团合规的成本并且通过这种优化来最大限度地提高IST的收入，全球排放的交易部门分布于伦敦、新加坡和休斯敦，可以覆盖BP集团内履约企业的全球范围的交易需求，并对碳资产风险进行集中管理和屏蔽。

二、我国石油企业碳资产管理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石油石化行业碳资产管理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法律约束和企业内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国家发改委已起草《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审议，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管理办法。随着2017年全国碳市场建成运行，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大部分公司将被纳入碳市场，但与跨国石油集团公司管理理念和方法相比，我国石油公司碳资产管理起步较晚，由于中央企业跨地域、跨行业经营，大多对碳交易政策采取观望立场，相关企业面临着较大的管理压力，缺乏在碳资产管理方面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目前国内碳市场建设速度很快，没有太多时间留给企业适应规则，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一）能力建设不足

控排企业是碳市场最重要的参与主体。碳交易政策在国内属于新生事物，之前纳入试点地区的企业积累了部分经验，但其他大部分石油企业下属公司并不了解碳交易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这将会影响碳市场的发展和活跃度。国际经验表明，BP、Shell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2005）开展之前均已在内部开展了碳资产管理研究、工作和模拟交易，为正式碳交易做好准备。2016年3月19日全国首个碳市场能力建设中心落户深圳排放权交易所，该中心将全面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协助国家发改委加快推进非试点省市碳市场能力建设。

（二）缺乏高质量监测、核查体系

准确的核算数据是上市公司碳排放数据披露和进行碳交易的基础。为建立统一的标准和相关制度，发改委出台《中国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和《中国石油化工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其中为所有的排放源都给出了缺省排放因子，该因子是为没有能力自测的企业参考使用，但多数企业往往仅满足于使用缺省排放因子，并不注重排放因子的实测。但这些缺省排放因子很多是针对十年前的技术情况，不能反映现今的技术水平；另外对于具体企业而言，企业不同情况不同，比如逸散排放在不同区域的差异较大，因此导致数据误差。而国外企业如BP每年需要在工厂层面做碳排放监测计划，实时监测后提交第三方机构审核。

三、石油企业碳资产管理发展方向

距离全国统一碳市场的时间越来越近，对于重点碳排放行业石油行业，全国碳市场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根据跨国石油公司的对比及差距，我国石油企业的碳资产管理应立足于国际化管理，从发展战略、管理标准、管理模式和低碳会计等层面出发，从体制方面进行创新，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运行模式。

（一）发展战略层面

在发展战略层面上，在管理层面把碳减排目标纳入企业的发展战略的综合决策和投资成本中，从战略高度上重视碳资产管理，强调低碳在价值创造、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突出地位；目前除了部分石油企业开始尝试进行碳资产管理，但碳资产管理意识的缺失以及管理能力的限制，不但影响企业对碳资产价值以及减排成本的评估，最终也会在投资决策和预算制定方面影响整个公司。通过组织结构调整保障战略目标的执行，建立专业机构或部门策划和推进温室气体的减排工作组织、协调企业及各子公司的碳交易工作，建立统筹协调的温室气体排放管控机制。

（二）管理标准层面

在管理标准层面上，执行国家发改委制定的《中国石油和天然气生a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企业碳排放核算将更加规范、透明和具可比性，包括碳排放核算的方法论、排放源粒度、监测计划、数据来源、排放报告的内容和格式都会有统一的模板和填报要求。目前国内几大石油公司之前都有各自的企业标准，有一定的数据计量基础，但还需将企业现行温室气体核算标准与之对接，按照发改委指南与报告要求，调整核算方法、参数，高效出具符合格式与内容要求的报告报表，分批、有序推进地区公司碳盘查能力建设工作；同时针对企业自身情况出台碳资产管理办法。

（三）管理模式层面

在管理模式层面，建立实施碳资产管理强有力保障和支撑体系，包括组织机构、信息平台、监测系统、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增强控排企业的能力建设。石油行业主要为央企，地理分布广泛，建立集中管控模式可充分发挥系统内碳资源优势，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和绿色发展目标。小型石油企业也可借助碳资产管理专业机构提供的进行节能减碳咨询服务，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碳资源整合；整合碳资产管理工作，满足国内国际政策要求；实现企业碳资产保值、增值。

（四）低碳会计层面

在低碳会计层面，完善企业碳排放权的会计计量和审计制度。企业获得的碳排放配额，会因节能减碳而成为企业潜在的碳资产，为企业创造财富，也会因为超排而成为潜在的碳负债，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除了关注销售、采购、生产、盈利、现金流量等单项预算组成的责任指标体系外，还应该清晰地了解自身的“碳足迹”，即从产品设计、能源结构选择、低碳技术研发、投融资安排等各个环节发掘碳价值，提前预测企业未来的碳排放量。通过碳会计，一方面有助于制定低碳发展战略，优化配置碳资源，不断提升碳资产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发挥会计计量的绩效考评功能，激励和约束企业全员、全部门的节能减碳，共同提高碳资产管理效益，实现企业的低碳可持续发展。Z

参考文献：

[1]方施.企业碳排放权会计核算体系研究[D].大连：东北林业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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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航运企业;绿色供应链; 环境内化成本

中图分类号:F56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3000802

1航运企业与绿色供应链

中远总裁魏家福在2008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企业峰会上说,航运企业常年有许多船舶运营,飓风、台风、热带风暴的发生随时都会对航运企业的安全生产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由于气温上升,海洋的风暴也非常常见,安全开展工作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航运企业现在非常关心气候变化,同时也力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与此同时,航运市场也开始注意碳的排放。比如欧洲市场便已经对于外来商品的准入设置了越来越多的门槛,较低的碳足迹是新的门槛之一。欧盟2008年宣布,在2012年前,所有进出欧盟国家的货机、货船都将被纳入“欧洲排放交易计划”中。也就是说,所有的货机、货船的主人要为它们的污染买单。随着国际ISO 14000系列环境管理体系标准认证逐渐成为当代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企业环境成本内在化将是企业通过ISO认证,消除国际贸易“绿色壁垒”,参与更广泛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

由此,航运企业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不仅关系到航运公司的可持续战略实施效果,也与企业的社会责任休戚相关。如何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双重目标成为航运企业思考的课题。本文提出,绿色供应链帮助他们完成自我救赎。传统上讲,减少碳排放的焦点放在生产领域和分销领域(现在航运企业业务已不仅仅是拘囿运输),但事实上,减少CO2排放最大的潜力来自于供应链,而这部分远没有开发。国外的实践证明,实施绿色供应链不是为了环境责任增加成本和减少利润,恰恰相反,它是在符合生态效率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目标。

2航运企业实施供应链的现状和特点

2.1中远绿色供应链

2002年,中远集团确立“由全球承运人向以航运为依托的全球物流经营人转变”的发展战略,组建中国远洋物流公司,新华社等媒体誉之为“中国物流航母今起航”。2006年中远完成首个以保护环境、反对腐败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这个报告后来荣登联合国全球契约典范报,是第一个中国企业,也是第一个中国航运企业入选。中远在2005年、2006年、2007年连续三年可持续发展报告。2007年4月,由于船舶环保达标率非常高,中远的船队集装箱船队连续三年被美国的长滩港务局授予环保绿企奖。2007年底,中远物流下属的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中远网络)与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合作,通过实施IBM的绿色供应链(Green SNOW)解决方案,帮助中远物流优化供应链、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并降低碳排放量。中远网络目前已设立了物流新技术实验室,供应链优化特别是绿色供应链项目是其中的研究方向之一。

2.2马士基绿色供应链

AP-穆勒马士基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航运集团。作为航运界的老大,在足迹遍布全球地同时,马士基的环保政策体系也变得非常完善。如何利用资源、如何优化船只运行、如何处理废弃物等,马士基航运公司显得格外的小心,他们认为环保行船需要一种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方法,同时还要兼顾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找到有利于环保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

于是,马士基物流公司在全球推出了名为“供应链碳控制(Supply Chain Carbon Check)”的全新碳减排咨询服务,帮助客户制定并实施旨在减少供应链碳排放的解决方案。这是首次由物流供应商开发的专门应对全球供应链挑战的环保类服务。此外,不仅在物流环节,包括与船队密切相关的港口方面,马士基的环保政策也无不涉及。

马士基提出供应链碳削减计划(Supply Chain Carbon Check)。通过这绿色供应链解决方案为客户减少CO2排放量,这也是第一个有物流供应商提出的一个减少供应链的碳排放的公司。此方案有三个步骤,一是计算碳足迹;二是模拟碳足迹;三是比较并发掘其中待提高的潜力机会,然后帮助客户去实现降低碳排放的方案。这也许是我们对客户的最大承诺。

3航运企业发展绿色供应链GSC的优势

第一,绿色供应链使成本节约、收入增长和提升名誉。

2008年安永(Ernst&Young)与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联合进行一个调查研究。调查对象是一些大企业的总经理或主管,而且他们对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供应链高层次的认识,并知道给他们企业带来的机会,以及带来的成本和实施的复杂性。声誉、降低成本和收入增长是超过一半调查者看重的机会。63%的人认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供应链为收入增长提供了机会,71%认为声誉和品牌是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带来了机会。

绿色供应链不仅仅是保护环境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增加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软性力量,注入一种非营销的营销作用。正如绿色不仅仅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商机。

第二,绿色供应链有利于企业取得新的竞争优势。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和日趋严格的环保法规,使企业为了持续发展,必须积极解决经济活动中的环境问题,改变危及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生产方式,建立并完善绿色物流体系,通过绿色物流来追求高于竞争对手的相对竞争优势。

第三,有利于占据物流行业金字塔的顶端。

马士基已经有自己绿色供应链解决方案,可以为其他物流公司提供咨询,而中远利用IBM提供的解决方案实施绿色供应链,不过正如中远人所说的“中远物流的业务尝试将从纯粹的第三方物流上升到第四方物流咨询商”,而绿色供应链是一个很好的跳板。因为绿色供应链的解决方案将不仅仅单纯负责客户的物流运输,还将介入客户的供应链咨询、供应链方案的制定等环节,向物流咨询服务企业转型,从而占据物流行业金字塔的顶端。

4航运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的策略

第一,环境内部化成本的实施。

从短期来看.环境成本内部化倾向于增加企业成本而削弱了企业竞争力。但从长期来看,环境成本内部化一方面会使效率的提高而抵消由于环境成本内部化带来的成本增加,甚至最终节约了成本;另一方面体现在在差异化方面,当产品由于环保特征而跟竞争产品相区分时,就能获得有利的正的差异化效果。绿色供应链是航运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对第三方物流企业来说弹性大小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第一,可替代的物流服务越多,需求价格弹性则越大,反之,则越小。第二,货物价值以及物流费用在该货物总成本中的占比。货物价值小、物流成本占比大,物流需求价格弹性就大;货物价值大、物流费用占总成本比例小,物流需求的价格弹性就小。而环境成本内部化对需求弹性大的情况下,产品价格容易使消费者转向替代商品,企业不容易进行成本转嫁,企业不仅失去市场share,而且会减少margin。但是,如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环境成本就容易转移给消费者。所以对航运企业的第三方物流来说,实施绿色供应链时,付出的成本要在环境成本内化的基础上,合理转移成本。

由此可见,环境内化成本可以使得绿色供应链取得成本优势和产品差异化优势,提高生产力和竟争力。

第二,概念营销和执行。

碳足迹是一种测试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影响的工具,通过温室气体数量的形式,将二氧化碳作为测试单位(Wikipedia)。这便于个人和组织概念化他们自己(或组织)给全球变暖造成的影响。

概念营销宜提倡每一细节都植入环保理念,每一细节都体现环保理念;“环保”不应是一个虚幻的词汇,而应是贯穿整个企业价值链始终;“绿色供应链”项目是一项多赢的计划;绿色计划可能是高成本,但在长期看来,它是节约的等等。

第三,绿色供应链信息平台的构建。

美国著名商业奇才、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杰克•韦尔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一个企业在供应链运作上不具有竞争力的话,就干脆不要竞争。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现实已经表明物流供应链推动世界,这是21世纪的大趋势。如果非要给供应链加个注脚的话,绿色供应链也许才是完美的答案。那么绿色供应链的竞争能力体现在那里?很显然是物流链上。企业在面对整个供应链时,最大的障碍在于信息的流通和有效地合作。至此,信息平台的建立将会实现良好的沟通和排除浪费和重复能力。绿色的注脚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撑,因为信息可以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很多地方,大大降低腐蚀绿色供应链的可能性。

第四,构筑绿色供应链解决方案。

正如马士基的供应链碳削减计划(Supply Chain Carbon Check),物流公司应该整合资源,开发绿色供应链解决方案以占据占据物流行业金字塔的顶端。第三方物流在网络以及对货物流动的各个环节比较熟悉方面存在优势,可以通过简化、动态、高效的管理模式,降低了成本和复杂程度,能够更大的灵活性整合客户的需求,降低交易成本和减少碳足迹。

中远集团通过数据挖掘开拓高端服务市场,为提供供应链解决方案夯实基础。中远集运借助于精细化管理核心业务系统,对前几年的经营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分析不同航线的经营形势并进行相应的运力调整和服务创新,从而开拓出价值更高的细分市场。2008年中远集运率先开发的上海-长滩快航,就是基于数据分析开发出来的细分市场新业务。该系统可以帮助中远集运进行基于单箱贡献值的核算,支持包括销售贸易区、客户、合同、货种、货流等不同视角的贡献值分析,实现了集装箱运输生产经营决策活动的全过程信息化管理。

参考文献

[1]罗云桂.环境成本内部化探析[J].价格月刊,2007,(09).

[2]张金生.缔造中远物流的明天-专访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叶伟龙[J].中国储运,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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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掌握企业的碳足迹现状

1.测量数据，确定排放类型，世界资源研究所（WRI）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联合制定的《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公司会计与报告标准》，该议定书将排放分成3大类：第一类，直接排放，指企业所属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排放，一般有现场生产、矿物燃料直接燃烧以及发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排放。第二类，购买使用热能、蒸汽货电力所产生的间接排放，指企业能源采购、材料运输以及产品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排放。第三类，从行业上下游排放所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

测算温室气体的排放，要全面考虑所有直接和间接排放。美国惠而浦家电公司的总排放量中，客户使用电器产品所产生的排放量就占了93%，因此，估算碳足迹要把价值链上前向和后向的排放都考虑在内。

2.详细进行信息的存储和分析工作，采用管理信息系统来监测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效管理信息的收集、存储和分析。例如，美国铝业有限公司一中央信息系统，能够有效处理遍布全球的有关生产和能源消耗的详细信息，包括4个发电厂、9个氧化铝精炼厂和26个熔炼厂。该系统采用欧盟排放交易所建议的方法计算碳排放量，每天晚上更新相关数据。每个工厂都有专门员工把每个月的能源消耗数据输入信息系统，经协调整理集成，这些信息可供公司总部及各相关人员分析使用。许多企业还把信息系统和SAP之类的绩效考核系统链接，以便把减排和财务考核结合。

3.了解企业的碳价

理解企业所面临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法规问题，关键是要分析这些法规会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机制。许多经济学家倾向于制定税收政策来减少碳足迹，但企业界认为限制交易或许更有效，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减排的总成本，同时并能促进技术创新。这时，企业管理者必须要清楚生产过程中的减排成本，你必须承受减排成本增加的压力，最理想的状况是，你找到降低减排成本的方法，而竞争对手则面临成本的上升，你将成为其他企业学习的榜样。这种寻找标杆的行动，目的在于解决气候问题、维护企业声誉和行业地位。标杆法可以使企业获取成为行业领导者的种种优势，这种优势能够创造诸多机会和获取社会声誉。

二、采取行动减少碳足迹

1.与业务发展相结合

把减少碳足迹的行动与业务发展相结合，不是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战略强加到现有的经营模式上，而是要与企业的核心目标有机地整合，必须与既有的业务概念和考核机制（如净现值、投资回报率等）相统一，如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企业文化和形象等。很多企业用节能方案带来的成本下降来证明绿色战略能提高财务效益。如，加拿大安大略电力公司，减排温室气体250万吨，节能大约9500万美元；卡尔派恩公司（Calpine）通过执行工厂优化方案（Plant Optimization Program），在10个月节省2580万美元。

企业可采用情景规划技术制定绿色经营战略。壳牌石油公司运用情景规划技术，全面分析所面临的挑战、确定风险和机遇、制定投资决策、为领导团队制定共同的战略语言和处理关键的公共政策事务。在“2025年全球前景规划”中制定如下战略：增加天然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LNG）的生产；投资风力、太阳能、生物燃料、煤气化和实验性氢气配送系统（expermental hydrogen deliverysystem）。

2.设定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⑴设定总目标

某些企业是先设定减排目标，然后寻求减排方法；而另一些企业则先考虑减少碳足迹的方法，然后再设定减排目标。究竟是先设定减排目标还是先考虑减排方法，取决于管理风格。设定目标时要考虑，第一，减排目标的挑战性；第二，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降低成本和减少排放？因此，制定绿色战略目标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成功达到减少碳足迹目标的关键在于尽量的发挥想象力，促进组织内部的创新。海因里希是杜邦公司钛技术部的领导，指出：“组织需要极具挑战性目标的激励，令人振奋的目标能够促进组织突破传统的藩篱......而一个可以轻易达成的目标是无法把组织的创造性潜能激发出来的。”

企业设定减排的目标，减排时间、内容、基准年度、绝对或相对程度以及减排类型都会不同。例如，加拿大纸业公司（Catalyst Paper）设置的目标是，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比1990年排放水平降低85%。美国惠好纸业公司，通过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使用可再生燃料，到2020年，把排放水平降低到2000年的40%以下。沃尔玛计划每年技术创新投资5亿左右美元，减少连锁店温室气体减排，最终全部使用可再生能源。杜邦公司到2015年实现，在为客户节能或减排方面的产品的销售方面，每年至少提高200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从可再生资源获取的收入到达80亿美元，推出1000种新的安全产品或服务项目。

制定目标时，虽然一般可参照其他企业的目标，但关键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目标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⑵设定阶段性目标

企业要实现气候变化的目标，从简单到复杂依次全面考虑。①低垂的果子（Low-hangingfruit，可轻易实现的目标）企业发现有些很多成本和风险都很低并容易找到的减排方案，这样一些触手可及的“低垂的果子”包括简单的节能措施、习惯行为的改变或生产过程的改进等。对非制造型企业而言，采取室内节能措施就可轻而易举的取得减排的效果。如，瑞士再保险公司采用三个步骤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第一步，不工作的时候，关掉热气、空调及照明。第二步，配置小型节能环保设施，诸如感应传感器、节能型日光灯、视频会议降低商务旅行产生的排放。第三步，更新公司所属的建筑设施，如更换冷却塔、发电机、隔热设备等。关键是列出备选方案，根据成本和效益评估可行性。②银弹企业通过采取某些高效的方法措施来大幅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采用这些“银弹”措施需要进行创新和投资生产过程。美国铝业公司减排措施都涉及降低铝熔炼过程中的阳极效应系数；杜邦公司是通过两种生产分离技术来降低两种主要的温室气体氧化亚氮（N2O）和氢氟碳化物（HFC-23，生产普通制冷剂HCFC-22的副产品）的排放；英国石油公司通过减少其提炼过程中气体的排放燃烧节省100万美元，还通过减少甲烷的泄露，并出售这些没有泄露分甲烷收回改造投资。③大号银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机会并非总是容易发现的，需要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的情况及其减排的机会，对习以为常的或没有予以关注的生产运营情况形成新看法。如，国际航空协会（IATA）指出，如果每一航班的航程缩短1分钟，全世界的飞机不仅可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还可每年累计节省10亿美元的运营和燃料成本。

3.员工的参与

员工的参与对绿色战略的成功至关重要。员工对有效制定和执行绿色战略非常重要，有效的战略能提高士气和稳定员工队伍，这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①激励行为，有些企业把有关气候和能源方面的绩效考核同员工薪酬津贴直接挂钩，另一些企业建立表彰杰出环保业绩的奖励机制，如谷歌公司向在美国的全职员工提供5000美元的津贴，让他们去购买每加仑汽油可开45公里以上的节能型汽车。②制定内部排放权交易机制。虽然无法实现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减排目标，但确实让员工意识到排放是有代价的。这样可以培养员工的减排意识；创建业务部门之间配置排放配额指标的机制；帮助公司在政策决策圈子建立信誉。

4.寻求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保性质的非政府组织逐渐日益完善和成熟，变得更加多元化。例如，美国环保协会20世纪80年代，非正式的口号：“把假冒伪劣产品告上法庭！”。到了21世纪口号变为：“寻找有效就绝方案”。作为社会团体，他们在商业、政治、社会环境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企业制定绿色战略时，不熟悉的方面可以通过非政府组织的渠道来获取帮助。非政府组织有一套完整的经营方法，资源充沛，能迅速灵活地找到各种方法。例如，可以获取有关科学技术或政策方面的信息，可以获取特殊专长知识，可以和其他企业分享信息，可以在宣布之前有机会测试一下公众的反应或可行性，可以帮助核实企业的减排量。

5.宣传绿色行动

宣传绿色行动所带来的利益，虽难以量化，但通过相关利益团体，如影响未来政策的投票者、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考虑绿色战略的投资者、影响企业扩展或新设施安装场所面临的社区、报道企业经营活动的记者、包括购买公司产品或服务的客户等，确实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声誉。例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的“绿色创想”活动，“我们的客户需要一个更加繁荣、更加洁净的未来，通过应用我们所拥有的最丰富的课再生资源--GE人无限的想象力，我们将与客户共创美好的明天。我们正使用全新的方法帮助客户解决环境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绿色创想。”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广泛声誉。

三、改变企业发展的竞争态势

1.把绿色思维从边缘状态推进核心位置

绿色战略最终必须推进到资源配置最好的部门，必须从环保、安全部门扩展到企业的核心职能部门，逐渐成为企业战略的重点。各个企业都有独特的核心文化和核心业务领域，因此，企业会根据既有的交流沟通方式、奖罚机制、经营模式和企业文化，把绿色战略推进到主要的职能部门，诸如研发、工程、制造、营销、战略规划以及人力资源等部门。许多企业先在特定的部门进行绿色战略，商业条件成熟以后，推广到核心部门。要充分利用既有的经营框架，还要扩展既有的经营框架来解决新问题。

2.评估产品和服务所面临的风险和机遇

企业应该把绿色战略的重点放在寻求商机和提高竞争力上，如果在生产经营、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严重的碳足迹问题，预示有着潜在的商机。主要措施有维护声誉、提高竞争力、开发新产品。我们需要认识、检测和评估市场机遇。为减少碳足迹，哪种产品能够获得成功，如何确定研究的目标。我们能创造性的利用可再生能源么，能够通过绿色产品和技术改变社会行为吗。企业应该分析如何制定绿色战略来提高客户对当前和未来产品的需求，把企业的核心经营战略和减少碳足迹结合起来是最有效的绿色战略。

所有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气候的影响，评估企业面临的风险，并决定采取哪些与气候相关的战略行动。如果你无所作为，短期内会错失许多良机，而长期来看，在企业运作和财务业绩方面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3.了解法规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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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预测，一旦全球实行“碳关税”，中国制造业出口量将削减1/5，而中国大陆的纺织品将是重灾区。

2012年5月15日，欧盟对中国的航空公司下了“最后通牒”，表示如果在6月中旬前拒绝透露2011年的碳排放量数据，欧盟将对相关航空公司采取惩罚措施。

中国企业真的到了“不低碳不行”的时刻吗？对此，《中国经济周刊》专访了英国标准协会（BSI）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高毅民。

碳税所逼，中国企业必须行动

“中国的排放量增长非常快，而且何时达到峰值目前还看不到。”高毅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根据荷兰环境评估局的数据，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10年，中国的排放量为90亿吨，美国为52亿吨。

高毅民指出，就人均排放量而言，2010年，中国是6.8吨，美国是16.9吨，而印度是1.5吨。中国的人均排放量虽然比美国少很多，但已超过世界平均值。“中国正处在经济强劲增长的阶段，这是我们的优势。不幸的是，我们碰上了全球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时期，经过200年的工业化，大气中的排放空间已十分有限。”中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今天，不能仿效当年的英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牺牲环境的道路。

面对现实，节能减排已不可能再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了。

“对企业而言，实行低碳变革是必由之路。否则，今天生机勃勃的企业，明天可能消亡，因为企业产生的利润不足以抵消高排放所需的成本。”高毅民向《中国经济周刊》指出。

对于中国这个出口大国，“低碳”已经成为新的国际贸易壁垒。

2010年初，沃尔玛要求10万家供应商必须完成“碳足迹核查”并贴上“碳标签”，该决定影响到的企业超过500万家，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全球三大零售商之一英国乐购公司对8万件产品做了同样的要求；富士康从2008年起也开始要求在大陆的上百家供应商实施温室气体核查。

同时，尽管中国企业一再抗拒，“碳关税”已成为越逼越近的残酷现实。

作为环境税的具体税种之一，碳税是对化石燃料按照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上世纪90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德国、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相继开征碳税。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可能将面对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将因此下滑21%。

除了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节能减排目标也日渐明晰。

“十二五”期间国家发改委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2011年12月7日，国家发改委等12部委还联合了《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约有16000家企业被纳入到通知的范围中。

高毅民指出，“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已经被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当中，这对推动节能减排也将起到实质性作用。“现在大部分企业仍在静观其变，但中国此次节能减排的决心很大，未来也将出台一系列惩罚措施，所以节能减排是大势所趋。”

低碳从“记得关灯”开始

那么，中国企业该如何着手节能减排呢？

据高毅民介绍，能源消耗是产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对能源的有效管理将是节能减排的重中之重。企业节能有三个途径，分别是技术节能、结构节能和管理节能。

“除了通过更新设备技术之外，建立企业的能源管理体系也是节能减排的方式之一。缺乏系统的管理体系和指导思想，即使是最先进的硬件条件也可能无法发挥其作用，反而会为企业带来更大的成本消耗。”高毅民表示。

据统计，通过系统的管理，企业两年内能够实现节能10%~20%。

作为全球第一个国家标准组织，英国标准协会（BSI）有一系列与节能减排有关的标准，其中包括组织碳足迹标准ISO 14064―1、产品碳足迹标准PAS 2050、能源管理体系标准GB/T 23331和ISO 50001等。高毅民介绍了他所接触过的几个经典能源管理企业的案例：

维珍集团是英国最大的私营公司，其中维珍铁路拥有整个英国西岸的客运权，共服务43个车站。尽管火车比汽车与飞机更省碳，但维珍列车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它详细测量了列车运行当中的能耗，发现了“刹车的惯性能够恢复大概17%的能源”等细节。

罗伯特怀斯曼奶场是英国液态奶市场的领军者，每天生产并销售500万升牛奶。奶厂每天测量计算排放每吨二氧化碳能生产多少升牛奶，一方面从行为层引导员工如何完成关灯、关闭设备、开关冷冻库大门等动作，同时也研究如何让设备最高效运作。

SKF集团是一家瑞典的百年老店，在轴承、密封件、系统和机电一体化领域全球领先。为了实现节能减排，SKF公司实行内部能源管理培训，在每个高能耗的生产地点均有指定的能源协调员，还在每个建筑物内外安置现场温度传感器，引进了能源管理数据库等，最大限度挖掘节能空间。2007―2008年期间，通过评估共识别潜在节能约9000吨二氧化碳，价值约156万英镑。

对于中国企业如何转变管理方式，高毅民举了纺织行业的例子：对耗能设备的有效管理，不仅是系统有效运行的保证，也是节能降耗工作的具体体现；有水解酸化池的工厂可以收集池子里产生的沼气，作为锅炉的补充燃料，每天收集200立方米，相当于160公斤标煤，就可节约176元人民币/天。此外，对纺织等行业生产来说，减少设备换缸、换料、停机、空转的次数，都可有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如果你没有能源管理经验，那么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记得关灯，将暖气温度调低，看看你的能源费用账单，制定一个简单的能源监督制度。这些内容都包括在标准当中，但仅仅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细节、过程及严格的要求。”高毅民最后提醒道。

英国标准协会（BSI）

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标准机构，也是ISO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其创立了全球最广泛认可的ISO系列管理体系，目前被广泛运用的包括ISO 9001、ISO 14001等标准。

碳足迹

企业机构、活动、产品或个人通过交通运输、食品生产和消费以及各类生产过程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其标准为：ISO 14064―1，针对组织、项目排放及相关的确认、查证和验证活动规定了要求；PAS 2050，量化的原则和方法，信息交流的原则、声明方案的交流要求。

篇9

“我管不了全球变暖，但至少我好看。”2007年夏天，一句广告词惹恼了许多环保人士，尤其是高校中的学生环保积极分子。环保人士们的内部争议集中在是否发表公开信，批评此种不负责任的市场营销策略。但大家的顾虑是，此举或许正中企业下怀，助其提高知名度。

逆其道而行者毕竟是少数。当时这家服装企业的广告借用了国外一个以耍酷为特色的品牌的创意，但无论是视觉，还是整体表现，都属于东施效颦的现代案例。

服装是对文化内涵要求比较高的商品。在与国外品牌的竞争中，尚显幼稚的中国品牌大多数还是以价格取胜。但是，在抓住低碳这个机会上，李宁走到了很多国际名牌的前面。去年，李宁推出“衣年轮”和“低碳装”，据称比传统制衣节约77％的碳排放。并且，来年还将在各个店面推行旧衣回收再生计划。

不过，在开放的市场中同业竞争，品牌和技术无法速成，仍然是绕不过去的弯。李宁目前采用的就并非自己的技术，而是日本技术。该技术2002年研制成功，目前正在各个成衣品牌中推广。

全球分工中的中国企业，大多数扮演的仍然是品牌公司供应链的角色。中国制造这把大伞下面，是无数大大小小的代工企业。他们和品牌公司的关系，更多维系于价格、质量和交付保证。只有一些大公司，迫于之前披露的负面新闻和消费者压力，才将以劳工权利为首的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考核体系。供应链碳管理

近段时间，因为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一些台商电子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受到了拷问。但实际上，目前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里面，对碳足迹测算服务最感兴趣的正是台商电子企业。这些企业的客户大多是行业翘楚，并且彼此在制造业中形成了有别传统的渗透型合作。这种情形下，双方关系更显依赖，也更有可能在环境等社会事务上探索新的可能。当然，来自订货商的压力通常是出口企业采取行动的直接动力。

对于供应链的碳管理，在现实的商业社会已是大势所趋，但毕竟刚刚开头。另一股推动企业改变的力量则来自非营利机构。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香港分会自2008年起，邀请来自电子、制衣和塑胶行业的三家企业加入其“低碳制造计划”项目试点。试点启动前，WWF的团队花了几乎一整年的时间设计碳排放的测量、技术改造以及管理方案。其中，团队对从事制衣的利华集团提出了15项改造提议，改造总计花费300万元。

结果，利华集团发现这项投资是划算的，因为每年可节约成本280万元。另两家公司也成效可观，在一年半到三年之内便可收回投资。非营利机构从这个项目中看到的则是环境效果，三家工厂的碳减排幅度达到了12％～24％，相当于它们每年减排4053吨二氧化碳。

WWF从事此项目的工作人员表示，金融危机期间，厂家都在四处寻找订单，无暇顾及优化生产。为了项目的推广更加顺利，他们转而寻求说服下游的国外采购商，这样也可以让在华的供应商更有动力加入此项计划。

供应链的低碳化，也使得一些国际知名品牌贴上低碳标签成为可能。追根溯源，消费者和政府的双重推动力无法忽视。

绿色商业动力

上世纪70年代，西方环境运动盛行，对于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的担忧，构筑起从消费者一端推动企业提供绿色商品和服务的动力，并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形成绿色营销和绿色商业的观念及理论。英国威尔斯大学肯・毕提教授在其所著的《绿色营销――化危机为商机的经营趋势》一书提出，

“绿色营销是一种能辨识、预期及符合消费的社会需求，并且可带来利润及永续经营的管理过程。”

与一般绿色营销不同的是，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在国际、国内上升到立法，政府部门也参与其中。英国的乐购(Tesco)和英国政府出资的碳信托基金(Carbon Trust)就在共同推动基于英国标准化委员会PAS 2050的碳足迹测量方法。据碳信托基金统计，在英国人均11吨碳的年排放量中，有5吨来自于他们购买的商品。乐购也因此成为零售行业中推行商品碳足迹的引领者。

碳标识的重要性则体现在2008年初英国举国上下的一场争议中。正值情人节，价廉物美的肯尼亚玫瑰异常畅销。此时，一家环保团体倡议抵制肯尼亚玫瑰，因其运输路途遥远，碳排放高。反驳者则说，北欧种植的玫瑰碳排放更高，因为在寒带温室培育需要燃烧化石能源。还有人权团体指出，低碳原教旨主义剥夺了肯尼亚的发展权，让刚刚有了生计的数千名从业者再次堕入贫困边缘。随后，经过测算，肯尼亚玫瑰因在露天种植，其总体碳排放仍小于北欧温室玫瑰。这场争议中带出的第三种方案，就是北欧的花农使用非化石能源给温室供暖。北欧温室的非化石能源玫瑰，价格一定是最高的，但据称这是最低碳的方案。无论如何，夹杂在多重价值中的低碳标识，将最后的裁决权留给了消费者。

近年，碳信托基金的新项目还在原来碳足迹标识的基础上，推出碳减排标识。企业需要承诺其在加入项目伙伴两年之内的具体减排目标，项目则帮助企业进行测量、设计减排方案、提供认证，以及传播活动，以提高企业的美誉度，甚至促进企业产品的销售。目前加入此项目的，已有英国本土包括零售和金融行业在内的5家企业。

按照当前的游戏规则，碳标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有利，尤其是中国。由于煤电在中国的发电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企业的碳足迹明显不具竞争力。一味强调绝对碳排放的比照。容易忽略各国的资源禀赋、技术和发展阶段，形成贸易歧视。因此，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碳标识并不标注绝对碳排放，而是标注能效提高的目标和表现。

即使在能效提高方面，很多中国企业也并不积极。“十一五”期间，除了列入千家企业行动的重点企业，中国大部分的中小企业都尚未建立专业的能源管理体系和对此负责的专门人员。为此，浙江省曾经推行“能源诊断政府买单”的项目，由专门的咨询机构给企业测量能源消耗，并且提出技术和管理改进的方案。政府部门的初衷，是希望企业在清楚节能路径、成本和投资回收期以后，就可以决策是否采纳相应的技改建议。

自哥本哈根会议以后，全社会低碳意识空前高涨，企业的动力有所转变，尤其是一些行业的龙头企业。一些企业开始急切地想要抢占低碳先机，并四下寻求良方。

实际上，以低碳作为竞争力取得优势，更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环境。这里仅就认证的例子进行讨论。

目前可获得的有两种标准。一种是PAS 2050标准，它能够提供统一的方法用于评估各种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GHG)排放，更适用于测量供应链上产生的温室气体。另一种是ISO 14064标准，它提供给政府和工业界一个项目的整套工具，可分别就温室气体在组织层面和项目层面的测量、审查和核证做出详细报告。

企业借助标准后，其产品可以获得温室气体排放的真实数据，并在各个环节比较存在差距和改进空间。这些数据也可以作为企业的公开信息，使得消费者在相对充足的信息面前做出消费选择。

因此，数据的真实性将成为企业能否获得持久动力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点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下的清洁发展机制提供了优质典范。参与认证的机构由联合国机构联合选定。认证机构凡有不规范的问题，联合国机构可以暂时勒令其停业整顿。虽然业界对联合国相关制度的效率有所诟病，但仍旧认为它远比当下ISO认证可靠。

以往在ISO系列认证中，曾经出现过认证机构过多、价格竞争导致认证机构利益驱动，监督乏力等问题，从而使ISO系列认证的信誉受到影响。在刚刚兴起的低碳风潮中，能否完善第三方认证制度，将至关重要、不可或缺。

篇10

关键词：低碳制造实践；水泥企业；测量量表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pressure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practice scale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green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and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 the author conducts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high-level interviews with cement companies to form the initial indicators of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practice.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137 effective questionnaires， the factors of carbon manufacturing practice are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practice scale of cement enterprise consists of 20 observation variables in 5 dimensions. This study provides a basis for making concre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lan for low carbon development of cement enterprise.

Key words： low carbon manufacturing practice； cement enterprise； measurement scale

0 引 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碳排放问题已成为各行各业关注的焦点。水泥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其“两高一资”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大量CO2，水泥行业成为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1]。据国际能源署（IEA）报道，2014年我国CO2排放量高达94亿吨，其中水泥行业碳排放占我国碳排放总量的20%，这给我国顺利实现碳减排目标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水泥企业作为落实碳减排目标的重要主体，在承担减排责任方面，面临着诸多方面的挑战。政府的环境政策制定、顾客偏好行为等都会对企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营策略产生巨大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碳减排形势，水泥企业必须实现低碳战略转型，实施低碳制造实践。低碳制造实践不仅是企业低碳转型的可行策略之一，而且是企业应对外部环境挑战和赢得竞争优势的有效手段[2]。在生产实践中，水泥企业通过推行清洁生产来降低煤炭资源和电力的消耗，减少碳排放及污染物排放[3]，或者通过建筑垃圾回收再利用降低水泥熟料生产的碳减排[4]，这些碳减排策略都可以看作是水泥企业的一种低碳制造实践。可见，实施低碳制造实践对水泥企业降低碳排放和实现低碳战略转型具有重要实践意义。那么如何衡量低碳制造实践成为水泥企业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低碳制造实践测量量表不仅可以为企业碳减排提供有效方案，而且有助于提升企业碳减排实践水平。然而，目前低碳制造实践的测量指标并未得到明确，且鲜有针对水泥企业低碳制造实践的量表研究。鉴于此，本文在绿色制造实践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探究水泥企业低碳制造实践的结构维度，以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有效的测量工具，并为企业碳减排提供理论指В加快企业低碳战略转型。

1 文献述评

1.1 绿色制造实践

制造实践作为市场环境下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源于企业具体的运营活动和方案。随着企业绿色发展理念的增强和研究角度的扩展，绿色制造实践逐渐被重视。绿色制造实践作为制造实践在环保方面的延伸，其主要目的是预防污染和保护环境，具体措施则包括减少能源和原材料的使用，使用可再生材料和环保能源、重新设计产品和流程以及关于产品管理实践方面的员工培训等。Digalwar等（2013）将绿色制造实践定义为“考虑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优化”[5]。针对绿色制造实践的具体结构，Ghazilla等（2015）通过对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绿色制造实践的研究，认为绿色制造实践包括产品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制造、绿色包装分配、绿色处理和绿色再制造等因素，并认为这一系列环境实践共同构成了产品的绿色制造周期[6]。此外，有研究表明，ISO14001认证、过程管理、实施逆向物流、高层管理承诺、供应商管理和客户关注也被认为是绿色制造实践的关键因子[7-8]。绿色制造实践的结构因素是低碳制造实践指标构建的基础，已有关于碳减排实践的研究强调了产品绿色设计、ISO14001认证、高层管理承诺、供应商管理等因素的重要

性[9-10]，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研究以绿色制造实践为基础构建低碳制造实践指标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低碳”更注重自然规律，强调碳约束和能源利用率，因此，本研究与绿色制造实践的结构因素研究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1.2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

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作为企业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其结构维度研究与低碳制造实践测量量表研究具有重要的联系。Zhu等（2008）在对中国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中首次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维度进行了划分，将其划分为内部环境管理、绿色采购、与客户合作、生态设计和投资回收5个维度，并构建了包含21个题项的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测量量表[11]。此后的量表开发也多按照Zhu等的5维度量表为基础加以增添、删减、合并、拆分，Diabat和Govindan（2011）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划分为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运营、绿色分销、物流和营销以及逆向物流6个维度[12]。此外，有学者基于具体企业和行业情境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维度划分展开了探讨。例如，Wu等（2012）针对纺织服装行业的研究，将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划分为产品绿色设计的源头管理、与顾客和供应商合作、废品回收以及产品生命周期管理4个维度[13]；Hsc等（2013）则以马来西亚通过ISO14001认证的企业为研究对象，认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包括绿色采购、绿色设计和逆向物流3个阶段[14]；Luthra等（2016）通过对印度汽车工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研究，认为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包括绿色设计、绿色采购、绿色生产、绿色管理、绿色销售和绿色物流6个维度[15]。Scur和Barbosa（2017）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1，15]，针对巴西家电行业开发了7维度26个题项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量表，分别为：逆向物流、废物管理、绿色制造和再制造、生态设计、生命周期评估、绿色采购和内部环境管理[16]。可见，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的结构是多样的。而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仍处于持续的动态调整中，其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综上所述，低碳制造实践虽然与绿色制造实践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存在一定的关联，但碳约束下的低碳制造实践也有其独特的内涵，低碳制造实践更加关注企业在产品全生命周期实施碳减排的具体方案。目前针对水泥企业在低碳发展理念下实施低碳制造实践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见，对基于战略转型背景下的水泥企业而言，迫切需要开发出此情境下低碳制造实践的测量量表，以推动该领域的进一步发展。已有关于绿色制造实践结构要素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测量量表研究为本研究构建低碳制造实践测量量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 量表开发与检验

2.1 初始题项的确定

在收集整理绿色制造实践结构因素和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测量指标的基础上，通过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结合水泥企业生产特点，尽可能多推导出低碳制造实践的原始指标，共提取出39个指标。通过对镇江北固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江苏句容台泥水泥有限公司等3家水泥企业的高管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请每一位测试者描述最合适的指标，在最初的题项中，有35个指标被频繁提及，提及率偏低的指标被删除。在此基础上，邀请3位有丰富管理量表开发经验的大学研究人员就问卷格式、问卷内容、题项选择、易懂性、重复性、准确性等进行修正，修改指标至专家一致认可给予保留。最后确认33个指标。

2.2 探索性调研和题项净化

在正式大规模调查之前，本研究在镇江北固海螺水泥有限公司、江苏美联水泥有限公司、江苏鹤林水泥有限公司、江苏句容台泥水泥有限公司和江苏远东水泥有限公司发放了70份初步调查问卷，通过结果分析进行修改。所有量表使用Likert5分量表（从1完全不同意到5完全同意），回收53份（回收率75.71%）。遵循Churchill等人提出的理论对测量过程进行提炼与净化后，单维性与信度符合检验要求，有3个题项被删除，剩余30个测量题项进入大规模正式调查和数据分析，具体题项如表1所示。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邮寄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向水泥制造企业发放问卷。第一批350份问卷于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在《中国水泥网》、安徽省水泥协会、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工业调查处以及镇江市水泥散装办公室等单位的协助下，向江苏、山东、浙江、安徽、福建、宁夏等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所辖水泥企业发放，共回收问卷112份，其中有效问卷98份。第二批200份问卷于2013年7月至2013年10月在安徽省水泥协会的协助下，向安徽、福建、甘肃等省市所辖水泥企业发放，共回收问卷46份，其中有效问卷39份。将收回的问卷按批次分为两个子样本，T检验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因此将这两批回收的问卷进行合并，共有137份有效问卷。

2.4 证检验

2.4.1 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选用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数据显示，KMO值为0.873，Bartlett's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sig=0.000

F1包含了5个题项，主要反映了企业与客户和供应商为实现碳排放最小化而在相关活动方面的协同合作，因而命名为协同减排；F2包含了5个题项，主要表述了企业对产品消费后阶段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承担责任，因而命名为环境责任延伸；F3包含了4个题项，主要反映企业把对环境的关注结合到企业日常管理活动中，因而命名为环境管理；F4包含了3个题项，主要反映了企业执行相关行业标准的情况，因而命名为环境标准；F5包含了3个题项，主要表述了企业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考虑碳排放最小化，因而命名为低碳产品设计。

2.4.2 验证性因子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AMOS17.0对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进行拟合。图1是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验证了低碳制造实践5个因子的合理性。综合表3的各项指标来看，χ2/df=1.34

2.4.3 信度检验。Cronbach's α系数主要用以评估量表的内部一致性。Nunnally（1978）认为，测量工具的Cronbach's α系数最好高于0.70；吴明隆（2003）认为高质量的总量表信度系数在0.80以上。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信度系数达到了0.905，由表4可知所有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 0.70，表明测量工具的内部一致性较高。

2.4.4 效度检验。量表的效度检验主要通过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的检验来判定。本研究按照文献梳理、专家咨询的项目生成程序，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尽可能找出低碳制造实践全部指标，然后又进行企业深度访谈，对测量项目进行修订和完善。因此可以认为，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结构效度分为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收敛效度检验方面，根据Fornell和Larcker（1981）[19]提出的三重收敛效度标准：（1）所有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值要大于0.5，且达到显著水平（p

3 研究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在对理论文献综合分析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构建了水泥企业低碳制造实践测量量表。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规范的实证过程，证实水泥企业低碳制造实践涵盖以下5个维度：低碳产品设计、环境管理、环境标准、协同减排和环境责任延伸，且经验证，量表的信度、内容效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指标都很理想。其中，“低碳产品设计”反映了企业为实现产品碳排放最小化目标，系统考虑和改善产品的碳排放，从根本上解决产品生命周期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环境管理”反映了企业对日常管理活动中环境因素的关注，把因环境问题（如碳排放、资源浪费等）造成的风险成本降到最低限度，使环境管理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标准”是环境管理部门环境执法的尺度，同时揭示了企业只有在节能减排方面严格遵循环境标准才能得到社会和市场的认可。“协同减排”揭示了企业在推进低碳制造实践过程中，必须与客户和供应商在减排工作中紧密合作，共同对供应链运行的相关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及安排，为最终实现企业碳排放最小化而共同努力。“环境责任延伸”则反映了以生产者为主导的责任主体对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的环境影响负责，其重点是承担绿色设计责任、废弃物回收、循环利用和最终处理的责任。总之，本研究所开发的量表能全面地覆盖水泥企业低碳制造实践的相关因素，其结果对未来开展低碳制造实践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理论上来讲，可为未来相关实证研究提供测量基础；就实践而言，运用本研究所提供的有效量表，可以为企业提供理论指导，以帮助企业改进相关的碳减排实践，加快企业低碳转型升级。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由于研究资源限制，样本选择多数集中于东部省份且样本量有限，使结论的推广需要进一步验证。基于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点展开：（1）扩大样本的采集范围，增加样本量，使样本更具代表性，从而使研究结论的适用面更广。（2）进行企业低碳制造实践实施的影响因素研究，如企业内部因素、市场需求因素、政府环境法规因素等。（3）进一步探索中介变量（如竞争优先权）和调节变量对企业低碳制造实践实施与绩效结果的作用机制，以提升中国水泥企业开展低碳制造实践的水平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顾阿伦，史宵鸣，汪澜，等. 中国水泥行业节能减排的潜力与成本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8）：16-21.

[2] 程l新，孙立成. 企业低碳制造战略形成与实施的机理分析[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5）：23-29.

[3] 赵琳，王睿智，黄西川. 水泥行业清洁生产实例研究[J]. 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28（10）：39-41.

[4] 王广东，谢墙胜. 枣庄中联利用建筑垃圾生产水泥熟料[J]. 中国水泥，2013（2）：5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