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时间:2024-03-30 10:28:25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乡村社区教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乡村社区教育

篇1

关键词:甘肃省;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F5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9)06-0101-03

近几年,乡村旅游以其他产业无法比拟的迅猛发展势头,成为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产业。乡村旅游活动是由旅游者和提供旅游活动的社区之间的互动来完成的。旅游地社区为了自身利益形式多样的乡村旅游活动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重点。根据调查,旅游业不仅为乡村社区创造了长效增收机制,而且通过旅游使脱贫的社区农户返贫概率很低[1]。尤其适合处于西部大开发中的甘肃,更是可以在其缺少强势高效益经济的城乡社区中,以关联带动性强的乡村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通过实现“以旅助农”的方式缩短城乡发展初期的经济,现代文化等的原始累积时间,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

1.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意义

在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其中曾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作旅游发展进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2]。乡村社区参与是社区居民和社区其他相关组织进入到乡村旅游建设发展的从业角色中,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地理优势,人文优势,管理优势和组织优势来开发、管理和控制社区的旅游资源,可以使其社区自身受益于乡村旅游,进而更加积极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形成社区―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的良性循环。

1.1社区参与是甘肃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乡村旅游资源存在于乡村社区中,乡村旅游发展要依托社区力量实现。首先,构成乡村社区的人、自然环境和文化生境等诸要素是发展乡村旅游的资源基础。甘肃省特有的农民、农村和农业形成的乡村社区是打造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中建设中的社区参与可以将大多闲散、分散的资金聚合起来,形成发展该社区乡村旅游的建设启动资金,解决本省乡村旅游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其次,在地处中国偏远西部的甘肃,很多有独特旅游资源的地区被阻隔在旅游市场之外,社区政府部门和相关组织可以筹集款项,居民可以出力共同修路筑道,改善社区的道路条件。再次,自从2006年被国家规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旅游建设广泛地进入乡镇之中,社区参与其中可以成为脱贫的途径。不仅可以在相对短时间内提高农户的收入,而且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更是可以帮助解决三农问题[3],也是实现甘肃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契机。

1.2社区参与是甘肃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新农村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发展乡村旅游时,社区与外界的人员、文化等不断进行交流、互动,这种交流会产生正负两种效益,如果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只有外界开发商和务工人员得到乡村旅游产生的多数利益,而社区内的农户只有得到少量的利益,甚至更多的是对他们平时生活的负面影响,如垃圾,噪音,物价上涨等,农户必然会对乡村旅游产生厌恶,阻碍乡村旅游的发展。但反之,在建设过程中得到应得利益就会维护乡村旅游,使其在社区长期稳定发展。其次,位于中国西部的甘肃自古就有多个民族居住,现主要有回,藏,东乡,裕固,蒙古,哈萨克,保安,撒拉,满,土及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定居。其居住地民族色彩浓重,风俗习惯独特,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独特的旅游资源。在发展乡村旅游时社区参与可以使各族思想进行融合,感情加深,利益共享,使社区内更加团结安定。而在这个稳定的基础上发展乡村旅游才是切实可行的。

1.3社区参与是甘肃乡村旅游升级发展,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动力系统

社区参与到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其实是普及相关旅游知识,增强旅游建设中的技术培训和引导的过程。可以使农民抛弃只观望不敢尝试的心态,接受科学规范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旅游的理念,使居民对本土文化有了深层理解认识,当外界强势文化进入社区时可以有效减少对本土文化的恶蚀,避免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的扎堆,照搬,恶性竞争的问题。社区居民自身素质,文化技能的提高更有利于社区中乡村旅游整体层次的提高。同时也加快实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的基本建设。

2.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主体的角色定位

从社区广义方面分析,可以认为是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的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生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的系统综合体[4]。其中包括一个人类群体,更是一个由多个部分组成的系统综合体。据此,乡村旅游活动中的社区参与者应该包括社区政府、旅游相关组织、旅游相关企业和社区居民四个组成部分,这四类参与者共同构成了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体系统。在旅游活动中,这四类主体有着各自的权益诉求,既互相牵掣,又互相依存,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推动,只有认清自身角色,才能形成共赢。

2.1社区政府参与定位

想要在社区内使乡村旅游事业能够健康成长壮大就需要政府参与。在甘肃,由于地域经济条件的限制,没有政府的大力支持,招商引资,创建良好的建设环境,乡村旅游的发展举步维艰;但是,如果政府将乡村旅游建设看做是自己的政绩表现,求好心切,开始对社区内的乡村旅游建设大包大揽,反而会不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所以,社区政府参与就是引导乡村旅游的建设和服务于乡村旅游的建设。政府给予乡村旅游建设各种优惠政策,把握宏观局势,将乡村旅游建设纳入到各自区域建设的蓝图中,并逐步使其融入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另外,政府要有效地帮助社区招商引资,改善交通,培训旅游从业人员,对外宣传,招揽旅游高级人才等。

2.2旅游相关组织参与定位

与旅游相关的组织有很多,社区内的各种旅游协会,旅游社团等。由于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局限性,这些非政府组织又有相当大的活动领域,可作为一种有力的外来援助力量,可以协助政府服务于乡村旅游建设,利用自己的资源促进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些民间组织一般都有着自己的活动领域,范围涉及面广,例如各种农业种植协会,在参与到乡村旅游中时,指导农户更加科学的种植各种农作物,提供了给旅游者的乡村独特的田园观赏景观以及农耕体验。而且在促销农作物产品时,潜意识的利用了自己的活动圈内关系向外界宣传了自己所在社区的乡村旅游。尤其是专门的旅游协会,可以利用自己的组织管理优势,监督发展上的各种问题,提出建议来帮助乡村旅游更好的发展。

2.3旅游相关企业参与定位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壮大的核心考量因子是该产业企业群的发展规模和水平。甘肃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相关企业的参与、健康良好成长与发展是客观选择。旅游相关企业的参与不仅仅是利益参与者,更是一个广泛的社会参与者。任何旅游相关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区内实现的。旅游企业的行为外部性很明显。诸如旅游企业为了实现赢利,在社区内进行的人才聘用、旅游项目设计,旅游形象塑造包装,旅游活动推广等,这些直接或间接宣传了社区,为社区带来了福利。同时,企业为了逐利的负外部性也为社区带来了问题,在生态环境、社区文化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所以,乡村旅游发展中各类旅游企业应该规避负外部性,在保护社区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带动社区发展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2.4社区居民参与定位

在旅游过程中,旅游者势必要在旅游地停留的时间里和社区居民不断的发生接触。在社区中居民承担是旅游活动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者和旅游产品的提供者的角色。为了让旅游者满意,更好的发展社区乡村旅游事业,社区居民要具备更成熟的旅游观念,主动参与到与旅游者的互动中[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关于“世纪关键问题”的国际专家圆桌会议上着重指出:“文化是旅游者动机的核心和灵魂”[6],如果丧失自己的本土文化,就代表这区别与其他地方的异质文化消失,反而会使原本对此感兴趣的旅游者失去对乡村旅游的热情。所以,为了使乡村旅游可以更好的发展下去,随着乡村旅游的深化发展,社区居民应该积极参与政府和一些协会所举办的各种技能培训,在此基础上,尽量消除城市强势文化对乡村的本土文化造成强烈的冲击,担当起保护和传承本土文化的责任。

2.5四者的关系

乡村旅游建设过程中政府,相关旅游组织,相关旅游企业和社区居民的参与不是孤立的,应该整体互动,四者是整个社区的有机部分,缺一不可。但这四者的价值诉求又有较大差异,必须协调好相互关系才能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处理好四者的关系应坚持两个原则:

2.5.1以社区居民为参与主体的原则。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核心主体是社区居民。因为居民作为乡村社区的主人在满足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需要后,还有渴望被承认的需要、被尊重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需要,而参与乡村旅游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居民的这种心理需要。更重要的是,社区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无论社区政府,相关旅游企业,还是相关旅游组织的各项活动都要依靠社区居民参与才能完成。只有将旅游业发展目标与社区发展目标有机融合,才更能体现社区因素,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因此,前三者的行为都建立在了解社区居民的心理,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重才能实现自身效益最大化。

2.5.2政府引导加强协作的原则。社区政府在整体参与过程中,应主动做好引导者、帮助者的工作,尽可能给予社区相关组织、旅游企业和居民适度的引导和尽可能的服务支持[6]。相关的旅游组织则则应在政府有力的支持下帮助社区进行行业监管和指导,例如农家乐开办层次的评比,游娱设施的建设指导,农户的旅游服务水平和能力的相关培训等。相关旅游企业要广泛与社区农户合作,将乡村更多“三农”吸引物整合进入自己的产品菜单和宣传手册,与居民实现共赢。社区居民也要主动加强学习,改变观念,改善乡村环境和家庭环境,合理的利用政府和企业带来的便利条件,积极参加乡村旅游活动,在增加自己经济收入的同时建设好新农村。

3.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选择

针对甘肃目前乡村旅游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种类型社区参与模式在整个甘肃通用是不可能的。根据不同类型的客源市场,甘肃乡村旅游可以划分四大类型,分别是:一以中心城市居民为主要客源的城郊休憩型社区,这类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经济普遍良好,社区基础建设基本完善和社区居民对旅游了解程度较深的参与特点;二以周边大中城市旅游者为客源的新型城镇型社区,它的特点是可以整体规划乡村旅游建设以及在国家大力进行城镇发展的热潮中社区参与旅游建设的人力,财力,物力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三以景区为旅游目的地的外来旅游者为主要客源的景区覆盖型社区,它在稳定的景区客源量的基础上与景区遥相呼应的社区参与方式灵活多变;四以过路或取道的旅游者和普通旅行者为主要客源的交通节点型社区,目前此类社区参与类型较为单一,但由于交通节点客流量大,开办简单的乡村旅游项目收益见效快,所以社区居民参与积极性很高。依据这些特点,配合各自适合的社区参与模式,这样才能使社区参与的效果最大化,从而可以加快甘肃的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3.1城郊休憩型社区

城郊结合处经济优势比较明显,客源集中,是发展乡村旅游最具优势的区域。该类社区在甘肃最为突出,如兰州、天水、嘉峪关等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的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借鉴他们的经验,甘肃其他城镇周边,基础设计较完备的区域,可以选择“农户+农户”[7]的模式。“农户+农户”的模式是由较早开始的“开拓户”经营成功后转变为“示范户”,带动其他农户共同发展,具有投入资金少,操作比较简单的特点。乡村旅游已具备一定雏形的地方应过渡到“公司+农户”或“公司+社区+农户”[7]的模式,实现乡村旅游的升级换代。

3.2新型城镇型社区

目前,甘肃的中小城镇发展势头迅猛,建设旅游型村镇已经提到各镇政府的议事日程,发展初期,这些地方的乡村旅游可以采取“政府+旅游企业+农户”[7]的模式。其实质是政府引导下的“企业+农户”,即由政府牵头负责做出整体规划,完成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力宣传、招商引资等;旅游企业负责管理和将景区进行市场化运作,挖掘客源市场。在有较好经济基础和乡村旅游建设基础的乡镇则可以利用“旅游协会+旅游企业+社区居民”[7]的模式。在国外,这种模式早就有了如罗马尼亚乡村,生态和文化旅游协会,爱尔兰的农舍度假协会[8]等范例。他们政府协助农户规范自己的接待,为农户制定准则,还不定期地请专业老师给予农户培训,监督社区内的乡村旅游发展是健康有序。[8]这些经验值得甘肃的新型旅游城镇深入研究和借鉴。

3.3景区覆盖型社区

在景区覆盖型社区中已经有很多居民参与到景区旅游服务当中,他们有这比较清晰的旅游建设概念和工作经验。政府可以引导这些区域的乡村社区采取“个体农庄”[7]或者是“旅游企业+农户”[7]的模式发展乡村旅游。大型目的地景区周边风景特色鲜明,客源稳定,这些区域的政府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帮助做好项目策划和招商引资工作,帮助社区居民利用投资在这里发展规模个体农业,或者吸引旅游企业来投资发展乡村旅游,将原有的农牧果园或者是林场进行升级改造。甘肃也有大量的目的地型景区,这样的模式可以使景区和农庄、乡村院落等遥相呼应,优势互补,增添旅游亮点,使旅游者延长旅游停留时间,使旅游者消费更加集中,从而提高景区与周边社区的整体收入和产业附加值。

3.4交通节点型社区

交通节点型乡村旅游客源有流量大且不固定的特点,交通节点型的社区采用的模式适宜“农户+农户”和“旅游组织+农户”[7]。对于农户来讲,在旅游交通节点从事餐饮供应等农家乐活动是较快提高经济收入的途径。农户依靠自己,在旅游组织协会的帮助下,利用自家的院落可以先开办简单的“农家乐”,利用当地特色乡村饮食,适中的价格吸引过往游客。一家成功就可以产生示范带动效应,加之相关旅游组织,协会再进行科学的指导,帮助农户正确树立经营观念,规范化和标准化的操作,便可以使乡村旅游逐渐发展成规模。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2009年度甘肃省教育厅硕士生导师资助项目《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与创新研究》和2007年度西北师范大学三期知识创新工程(Nwnu-KJCXGC-03-34)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旅游局局长谈发展乡村旅游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EB/OL].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4-28

[2]张广瑞译.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J].旅游学刊,1998(2):52-54

[3]王三北,高亚芳.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发展西部乡村旅游的三个向度[J].甘肃社会科学,2008(2):207-210

[4]彭敏,付华.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中国农学通报,2007(1):第1期 第23卷:172-175

[5]王敏娴.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7:24-26

[6]宋章海,马顺卫.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论思考[J].山地农业生物学报,2004(5):426-430

[7]郑群明,钟林生.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旅游学刊,2004,19(4):33-37

[8]戴斌,周晓. 中国与国外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EB/OL].省略.cn,2007.12.12

篇2

关键词:多元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1)10-0008-04

2001年,我国启动了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这次课改必须从深层的文化层面对整个基础教育课程文化,尤其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文化进行重塑,才能保证新课程改革整体、持续、有效地推进。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是一个多元文化汇集的场所,其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就在于民族文化、农村文化、贫困地区文化等地方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和世界普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在这样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也应当紧跟时代的潮流,借鉴多元文化背景下教育的先进理念,实现课程目标文化、课程内容文化、课程实施文化和课程评价文化的多元化。

一、课程目标文化多元化

课程目标在教育目标的四级体系中位于第三级,主要指各科类、各学科的教育目标。课程目标文化反映了课程在选择或建构文化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适应21世纪的多元文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多样化、多层次人才的需求,新课程倡导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课程目标体系,其本身就体现着多元的思想;而在三维课程目标的内部,也应当在微观的层面上体现出多元的思想。

1.知识与技能目标的多元化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中对知识与技能目标的要求是使学生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在知识方面,其具体内容《纲要》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在能力方面,则具体包括了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从宏观上看,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文化背景构成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民族文化,二是国家主流文化,三是世界各国的文化。从这三个层面,我们总结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知识与技能的三个独特目标:①掌握各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和谐共生的能力;②掌握国家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跨文化地适应主流文化的能力;③掌握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知识,培养学生批判地理解与欣赏异文化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目标的多元化

新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之一是“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1]。这是从过程与方法的维度对新课程的课程目标文化做出了描述:由接受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由死记硬背转变为探究学习、由机械训练转变为体验学习。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过程与方法目标,除了要遵循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外,还应当突出地方特色,重点推行合作学习和体验学习,以适应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多元文化背景。

合作学习一般都会采取小组合作的形式,具体步骤是:明确合作学习的任务,小组的分配,小组内的互动、组间互动和师生互动,总结与反馈。小组合作学习的关键在于小组的分配,应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即通过将不同性格特征、不同行为风格和能力水平不同的学生组合成一个小组,保证每个小组各方面的情况相当,减小各个小组之间的差距。体验学习是一个从直接经验中获取知识与技能、提升自我价值的过程――学习者亲身经历、体验某一学习情境,在这一情境中自主地反思客体、反思自我,进而把握事物与自身的关系,感受生命意义、提升生命价值。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多元化

情感、态度、价值观在心理学上是三个相互关联、逐步内化的概念: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身需要而产生的体验;价值观是一个人对客观事物的意义和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态度是人们在自身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基础上对事物的评价和行为倾向。新课程要求学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社会主义法制意识,社会责任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创新精神,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也是当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对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来说,他们所接触的多元文化,依据文化的内化程度可以分为自身文化和异文化两类。对这两种文化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情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两种文化,进而形成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这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目标文化重建的核心所在。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应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形成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树立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二是形成对异文化理解和尊重、包容和接纳的态度,树立开放的全球意识和世界公民意识。

二、课程内容文化多元化

课程内容在我国指各门学科定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以及处理它们的方式[2]。这一定义明确了课程内容的研究范围,包括对各门学科的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选择――课程内容的构成,以及对这些事实、观点、原理和问题的处理方式――课程内容的组织。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文化的重建,应当实现课程内容构成和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体现出地方文化的特色。

1.课程内容构成的多元化

课程内容的构成从本质上说就是课程内容中包含了哪些文化。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在课程内容构成方面应该提倡多元化,将少数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国家主流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共同纳入课程体系中,实现课程“文化选择”的多元化。由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在对基础教育课程内容进行选择时,除基础性、科学性、可教性、可学性等基本要求以外,还应当遵循以下的特殊原则:首先是价值性,即选择人类文化中最有助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形成跨文化交流的知识经验进入课程,以帮助他们应对现实社会与未来社会的挑战;二是开放性,即课程内容应呈现各种不同的文化,让学生从狭隘的文化视野中解放出来,以开放的胸怀去欣赏和接纳不同的文化;三是适应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贴近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文化背景,符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经验、兴趣和需求;四是公正性,即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力求科学、客观、合理,使所呈现的各种文化都保持其真实的面目,避免对异文化的偏见和歧视。

2.课程内容组织的多元化

在依据课程目标选择好课程内容之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这些课程内容,使之成为一个合理有序的知识体系以利于学生的学习。课程内容的组织必须处理好三对矛盾:垂直组织(课程内容逐步加深的表达次序)和水平组织(不同学科课程内容之间的横向联系)的关系,逻辑顺序(依据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组织课程内容)和心理顺序(依据学生心智发展的程度组织课程内容)的关系,直线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环环相扣、直线推进、不予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和螺旋式(把一门课程的内容以逐步扩展、螺旋上升、回环反复的方式进行排列)的关系。综合考虑这三对课程内容组织中的矛盾,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我们提出了三种课程内容组织的方式作为参考。

(1)直线推进式。直线推进是一种最简单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即将经过选择的课程内容依照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顺序依次排列,形成一个逐级推进的直线序列。

(2)核心辐射式。核心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就是将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其余的文化知识都围绕着这个主题展开――即由核心主题向外辐射的课程内容组织方式。

(3)立体整合式。立体整合的课程组织方式是在核心辐射式的基础上,将各个知识单元依照一定的逻辑整合起来,形成一座立体的“知识大厦”,大厦中的各个单元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错综复杂却又井然有序。

三、课程实施文化多元化

新的课程设计出来之后,必须付诸实施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关于课程实施的含义,目前在课程研究中比较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是变革理论,认为课程实施是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因而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了课程实施中发生变革的程度和影响变革的因素上;二是持“大课程”观,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课程实施就是教学,教学包含了课程实施的全部。无论哪种观点,我们都不能否认,课程实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种镜式的反映,变革和教学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实施者的课程理念和工作风格――这就是所谓的课程实施文化。

1.变革模式的多元化――合作的课程变革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课程变革影响因素的复杂性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课程变革涉及了多方面的因素,不仅包括了新课程的设计者、决策者,还包括了课程变革的执行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而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所进行的课程变革,受民族文化、农村文化和贫困文化的影响,其过程更比一般地区复杂得多,这就需要课程变革兼取众家之长,以更为综合的方式――合作的方式来实施。这种合作的课程变革是一种策略,以寻求教育系统之内以及教育系统和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全面合作。

传统的课程变革是一个由外部专家(主要指课程专家和教育行政人员)规定,然后传递给教师,再由教师传递给学生的一种方式。显然,在这样的变革系统中,相关因素之间呈现出的是一种单向度的线性关系。课程成为了外在于课程变革体系的附属品。而在合作的课程变革中,没有人掌握标准答案,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可以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贡献自己的意见。这意味着合作的课程变革不仅需要外部专家的领导,更需要教师、学生和家长的共同参与,形成一个以课程为核心的相互关联的有机体。在这个有机体中,课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交往互动的,外部专家和家长作为课程变革的合作伙伴,也共同促进着课程品质的提升。

2.教学模式的多元化――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

多元文化思想要求平等地对待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化。要实现这样一种“平等”,就必须实施双语教学。可以这样说,未来的学校课程将会是多元文化课程,而双语教学,无疑是未来国际社会多元文化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受到了来自国际的多元文化的挑战,于是,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双语教学中渗透国际语言――英语,发展民、汉、英的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就成为了新课程在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推行的当务之急。

“多语多文”中的“语”即语言,是人们以语音为基础的交际工具;“文”即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在我国的民族教育学中,双语教学是指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汉族语言文字相结合来实施的一种学校教育教学的方式;而在我国的大部分城镇学校,双语教学中的“双语”一般指汉语和英语。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也应当顺应这一多元文化交融时展趋势,将英语这一国际语言纳入双语教学的体系中,大胆创新、锐意进取,积极探索多语多文型“双语教学”的策略,使双语教学由传统的双语双文逐渐走向多语多文――民族语言文字、汉族语言文字和英语言文字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四、课程评价文化多元化

毫无疑问,课程是文化关涉的;课程评价作为课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自然也会涉及文化,课程评价文化体现了对课程的批判和反思中的价值取向。通过课程评价,人们可以揭示课程的实施效果和文化价值,为课程进一步的调整与改进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课程评价是由评价主体、评价客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等基本要素构成的,要重建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评价文化,就必须从这几个要素入手,实现课程评价主体、课程评价方式、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课程评价的客体是既定的,本文主要涉及的是教师、学生、学校、教材这四个评价客体)。

1.课程评价主体的多元化

评价主体是评价活动中人的因素,在课程评价活动中,进行评价的个人或(由个人组成的)团体称为课程评价的主体。课程评价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评价技术与方法,评价的整个过程都渗透了评价主体的情感和价值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评价主体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他们在考察评价对象时往往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单一的课程评价主体会导致课程评价的单一文化取向,既不利于课程评价的客观与公平,也不利于课程评价的民主化。在多元文化结构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我们应当倡导多元的基础教育课程评价主体,鼓励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课程专家和家长以适当的形式参与到课程评价的整个过程中,建立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课程评价体系。

2.课程评价方式的多元化

传统的课程评价注重的是课程目标的达成程度,即终结性评价。由于课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即课程的各个要素总是变化发展的,因而,单一的终结性评价是不能反映出评价对象发展变化的过程的。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更是有其独特的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进行评价时,首先进行诊断性评价,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整体概况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便进行后续的正式评价;然后再从课程开发到课程实施的整个过程对各个课程要素进行全面的评价,随时发现课程进程中的各种问题,随时加以纠正和改进,这就是形成性评价;最后就是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各方面达成目标的程度作一个终结性评价,了解新课程对地方的适应性程度。只有将这三种课程评价方式结合使用,才能准确、公正地对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做出评价,保证评价结果的效度和信度。

3.课程评价标准的多元化

课程评价中内在地包含着一定的标准,标准是对课程进行价值判断的依据、尺度和界限。课程标准是课程评价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反映着人们对课程的价值认识,对被评价者具有指向和引导的作用。因而,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要想培养出多元的人才,就必须制定多元化的课程评价标准,引导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学生逐步接近多元文化的要求。具体说来,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评价的学校评价标准应包括学校的发展目标、学校的发展能力、学校发展的自我保障机制和学校的发展成效四个方面;教材评价应侧重其适应性标准;对教师应从专业情意(专业道德和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而学生评价则应当参照多元化的课程目标来制定标准。总之,只有实现课程评价标准的多维度、多视角,才能促进课程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EB/OL].中国教育报(网络版),2001-7-27.

[2]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06.

Diversity and Rural Basic Education Culture in Poor Ethnic Region

JIANG Shi-hui & TANG Ying-y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篇3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飞跃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的健康观念不断增强,医疗卫生保健需求与卫生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高等医学院校应当主动为新农村建设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应用型人才。本课题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农村社区医疗卫生现状的调查,根据农村社区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积极探索定向农村社区培养的临床医学教育新模式。

1 湖州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分析

2007年10月至2008年8月我院组织了专门人员对湖州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医生进行了调查,遂对调查资料、数据以软件SPSS12.0.1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1.1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医生基本情况 目前全市农村共建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6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667个,覆盖农村人口190.973万。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技人员2010人,其学历结构本科不到1%,大专占19.6%,中专学历占47.4%,高中及无学历占32.5%;而社区卫生服务站有2067名卫技人员,多为上世纪70年代经过短期培训上岗的“赤脚医生”,绝大部分无正规医学专业学历,占全市乡村卫生服务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总数的42.7%。卫生服务站人员年龄结构老化。预测未来5年全市社区卫生服务站将有916名乡村医生退休,占44.3%;未来10年将有1290名乡村医生退休,占62.4%。调研中发现,湖州市各县区对社区卫生服务站已进行统一规划站点建设,配置了必要的医疗仪器设备,但软件建设明显不足。实地走访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能开展农村居民的基本医疗、健康体检、预防接种等工作,多数卫生服务站虽建立了社区居民健康档案,但社区医生在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妇儿保健、卫生安全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都未能开展。一些基本仪器设备无人操作。总体而言,目前的社区医生缺乏健康促进知识和能力。

1.2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现状分析 (1)临床医生数量不足。湖州市农村每千人口拥有临床医生数仅为1.25人。可见湖州市农村社区临床医生总量明显不足,与当地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不相称,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而且未来五年内将有916名乡村医生退休。(2)临床医生素质较低。据我们对湖州市农村社区的调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的学历以中专以下为主,占66.1%。现今农村80%以上的医生具有乡村医生资格,村医生大多是上世纪60年代初培养的初级卫技人员,即所谓的“赤脚医生”,通过进修考试取得了乡村医生行医资格,还有一部分未经过系统医学教育的人员也在从事乡村医生的工作;在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医生中仍有约20%的人没有取得乡村行医资格。(3)临床医生职称结构不合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临床医生初级及以下职称占79.97%。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医生均无职称,并且湖州市农村社区临床医生的职称比例严重失调,初级:中级:高级为80:18:2。(4)村卫生室临床医生年龄老化。村卫生室临床医生年龄结构不合理,在1843人中,50岁及以上的有1290人。占70%,25岁及以下者只有6人,只占0.3%。

1.3 农村社区医生奇缺的原因分析 (1)长期以来我国的医学职业技术教育主要定位于中专层次。从1949年至1999年的50年间,浙江省只有三所医学本科院校和一所医学专科学校,其余全部是中专教育。大专及以上学历医学毕业生只能满足于县级及以上医院。(2)千军万马涌向大城市。由于我国还在发展中国家之列,城乡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多年来本科毕业生几乎都到了地市级及以上医院,专科毕业生大都到了县区级及以上医院,连中专毕业生也千方百计向大医院“投档”。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今天,全省大多数中专学校升格为大专乃至本科院校,大量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医学毕业生拥向了城市,他们宁可改行也不愿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3)“下乡”医务人员保障机制不落实。由于湖州市农村社区部分地区乡镇卫生院“改制”,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尤其是村卫生室工作的医护人员的工资和生活待遇得不到保障,也是造成医学毕业生下不了乡的一个重要原因。

2 定向培养是医学教育改革的方向

定向社区医学教育是一种根据社区人群与个体卫生保健需求,组织卫生人员培训的教育制度。为改变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薄弱的问题,我院在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就定向培养“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社区医生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从2007年开始招收第一批定向培养生129名,今年又招收了160名,其中40名是宁波市卫生局委托我院培养的,经验介绍如下。

2.1 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是关键 我们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1月对湖州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临床医生进行了全面调查,并撰写了《湖州市农村社区医生人力资源现状调查分析及其对策的调研报告》,市政府根据调研报告立即召开专题会议,为研究解决农村社区卫生人力资源的不足,提出由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承担为农村社区培养医学人才的任务。2007年3月22日,湖州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定向培养农村医生工作的意见”的文件。在市卫生局和湖州师范学院有关部门的统一协调下,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的设想很快得到省教育厅的批准。2007年9月第一批定向农村社区的,临床医学专业学生129名被招入学,从此,我院为农村社区定向培养临床医生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2008年又招收了160名,其中40名为宁波市卫生局委托我院培养的。

2.2 制订定向培养规划 根据湖州市现有农村平均每千人口拥有临床医生数只有1.25人的状况,而且在未来5年内每年将有近200名乡村医生退休,因此,我们在制订农村社区医生定向培养规划时,本着基本满足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需求的原则,既要有每年培养的计划,也要考虑到每年有其他医学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的补充。所以我们拟订了在今后5年内每年定向培养临床医学专科专业学生150名,第一年招收120名,加上其他高校,临床医学毕业生的补充,这样就能够满足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需求。

2.3 政策保障措施的落实 为了确保落实定向招收学生毕业后能到农村社区安心工作,湖州市政府专门下发了《湖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定向培养农村社区医生工作的意见》,采取以下几项主要措施:一是湖州市辖区范围招收的定向生培养费由政府承担;二是逐级上报定向计划,由村卫生室根据临床医生需求量上报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由乡镇卫生院上报县区卫生局,最后由市卫生局公布生源指标;三是每一位定向学生在招生录取时必须与各县区

卫生局签订协议书。由于政策保障措施得到落实,能使第一批定向培养的学生“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使学生学习安心、学生家长放心、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信心。

3 农村社区卫生服务需求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

根据《浙江省农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试行)》和湖州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主要服务内容,结合当前我市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临床医学(社区医学)人才培养应紧扣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内容和工作特点。为此,临床医学(社区医学)人才培养方案重点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3.1 注重“三种能力”的培养 从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三大类十二项工作内容来看,主要包括基本医疗保健能力、健康教育能力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根据调研了解到,对于一名农村社区医生来说,基本医疗只是社区卫生服务的一部分,其知识要求是“基础水平,全面覆盖”,为达到这一目的,培养方案除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基本课程外,重点加强了社区营养与保健、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卫生法学、全科医学、卫生事业管理等课程的教学,紧缩医学基础课程学时数,着重加强学生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和卫生管理知识,提高学生健康宣教和公共卫生管理能力。

3.2 加强“三种意识”教育 三种意识即专业思想意识、服务农村意识和综合卫生服务意识。调研中普遍反映。作为农村社区医生必须树立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思想,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乡村医生。因此,学校应通过课堂教育、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形式,加强学生专业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使命感、责任感意识,加强学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的思想理念。使学生把自己从“医生”转变为一个“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者”,培养学生综合卫生服务意识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们真正成为农民的知心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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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管理成为必然趋势

城镇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对城镇化的理解,则需要超越传统城镇化的范畴。传统城镇化模式主要是人口向城镇的聚集,伴随着城镇的发展,农村走向衰落和终结。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关键目标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而不是仅仅依靠大城市或小城镇的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目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分治的格局。而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制度安排,所以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是要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目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为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是在1982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逐步在全国农村推进,并得以不断完善。某种意义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继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创新。村民自治制度发展至今,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因而也成为当前政府农村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也是农村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

村民自治在扩大农村基层民主、组织乡村社会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是在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框架下设计的。从该制度的法理内容来看,村民自治主要是为了达到村民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而从制度实施的现实来看,村民自治实际上在执行着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经济的职能。一方面村委会在村级集体经济和集体产权管理中发挥着领导功能,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村级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能。然而,由于村并没有独立的财政来源,所以无法实现真正的村自治。要让城镇化的推进与农村发展协调统一起来,就需要在城乡一体化的框架下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将村民自治纳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体系之中。

首先,目前村民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的功能需要纳入统一的公共管理体制之中。在地市一级的行政辖区内,按照城乡一体化和基本民生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统一配置交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环境等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并实施统一管理。打破城市与农村分离的财政体系,将农村公共领域里各项投入,编入到城乡一体的公共财政预算体系之中。对于偏远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及公共管理的支出,可由地方政府申报中央财政资金的扶持。

其次,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让村民自治组织逐步退出管理村集体土地和村级经济。为了深化村民经济活动的独立自主性,避免因集体产权模糊而引发和激化农村社会矛盾,乡村在经济管理方面必须推进集体产权的确权改革,也就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或其它集体产权加以细化,将具体权责范围明晰到农民个体之上。并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集体产权交易机制,使农民个体的产权收益更加明确。

此外,按照城乡一体化方式,建设和完善乡村基层社会生活领域里的村民自治。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可以参照城市居委会建设模式,由村民直接选举,组织的运行经费纳入到统一的财政支出之中,以确保村民自治得以普遍地、统一地、正常地运行。与此同时,村民委员会主要致力于服务村民生活。

将村民自治作为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去加以发展和完善,是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一项制度改革与创新,城乡一体化社会管理体制将为城乡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当前农村与城市之间最突出的差别问题就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其它社会生活条件的落后,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仅仅靠农民自我建设和中央支农资金支持,其效率很有限。

作为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

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生活领域的重要变迁集中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所谓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实际上也就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四个民主”,即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自治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属性和特征之一,自治并不等同于民主。传统的乡村社会也有自治,传统乡村自治通常是在乡村精英如族长和宗教权威的主导下运行的,此种自治虽保证了村庄的相对独立性,但其实并未实现村民的自主性,而且也因过于强调村庄内部自治导致村庄封闭性增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自然需要从传统自治向现代自治转型,与现代乡村社会生活方式保持一致。乡村是人类居住和生活的重要场域,伴随着社会变迁发展与城市化,一部分乡村人口迁移至城镇居住和生活。从迁移理论来看,人们从乡村向城镇的迁移行为,主要受两种力量的作用:一是乡村的推力作用,二是城镇的拉力作用。推力作用机制就是乡村中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不利条件或因素,拉力作用机制主要是城市优越于乡村的社会条件及因素。不过,从人类社会城镇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城镇化并不只是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聚集。城镇化同样还包括乡村的城镇化,而乡村城镇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

乡村社会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既需要有乡村生活物质环境和条件的改善,同时也需要营造现代的人文环境,即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民主化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本质特征和要求,因为在生活中,具有自主性的个体完全能够支配而且应该由个人来支配其自身的生活性事务,所以自主选择、自我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在乡村基层社会生活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非常重要。

作为乡村民主化的社会生活方式,村民自治就是要不断推进和完善基层社会生活领域的民主。首先,通过民主选举选择出多数村民所信任的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出来的基层组织,主要职能就是组织协调乡村基层社会生活及社会秩序,即为不断改善乡村社会生活环境而服务。推进乡村基层民主选举,其重要意义还在于在基层社会形成民主生活的社会风尚,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奠定社会基础。让广大村民参与到与其生活相关的基层选举之中,可以培养人们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从而在乡村社会生活领域形成民主化的风尚和环境。其次,村民自治中的民主决策也将主要在社会生活领域得以体现,即乡村居民可以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对自己生活中的事务能够自主决策、能参与村庄内部生活中的共同事务的决策。村民自治组织的形成应该是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制度和组织保障,而不是让村委会来实现自治。因而民主决策不能局限在村民自治组织之中,而需要拓展为一项基本原则和制度,这一原则和制度就是要促进村民个人独立自主地支配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独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合法行为选择。当村庄成为人们自主生活的社会空间时,一方面广大村民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会被调动起来、激发起来,为乡村发展提供动力来源。另一方面,村民在社会生活中民主决策范围的不断拓展,也将促进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开放。只有当村民独立自主支配其生产要素或资源配置时,农村的要素市场才能发育、发展起来;只有农村市场发展起来了,农村才会进一步开放;农村只有走向开放,才会有新鲜的“血液”进入农村,农村才会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未来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管理将主要是乡村基层社会管理的民主化。由于村庄主要是社会生活的空间而不是政治单位或行政单位,因而村民自治的民主管理应该走向社会管理领域,即乡村民主管理的范围主要在社会性事务或生活性事务之内。目前村民自治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政社不分、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不分。制度设计赋予村民自治过多且模糊的功能,致使乡村基层政权建设与社会建设、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同在一起,由此影响到村民自治的社会效益。如果让村民自治回归到民主管理乡村基层社会的生活性事务,其职能也就走向专门化、单一化,村民自治组织的权责会更加对称、更加明晰,有利于其在基层社会生活民主化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加有效、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村民自治,民主监督的内容主要表现为村民在平常生活中的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而且民主监督主要是在村庄及村民内部对共同生活的事务和社会行为的相互监督。由于当前的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着管理集体土地和集体产权收益的职能,以及组织和管理村级经济的功能,所以村民自治的民主监督主要是针对村委会的,即村民对自治组织的监督。村民之所以要对村委会实行监督,村委会之所以要公开村务接受监督,在一定意义上表明村级自治组织拥有了较大权力,成为一种类似权力机关的组织,而与法律所界定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不相一致。所以,当村民自治组织逐步去权力化,村民就不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监督村委会,村委会也就可以真正代表村民履行社会监督职责,在构建基层良好社会风尚、解决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功能。

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村民自治需要通过相互监督和行为自律来达到生活的理性化,并由此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村民自治一方面使个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也就需要提高个体的社会性,以使社会关系得以协调。个体社会性的提高必须通过法律及规范来规制个体的行为选择,并通过社会监督机制促使个人遵循法律和规范。由于村民自治组织是广大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组织,能很好地反映和代表村民意见,因而充分发挥其对基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和教育功能,将有助于构建和谐的基层社会。

走向社区建设

在新型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乡村将依然是居民居住和生活的重要社会空间,乡村的变迁与发展将主要体现为村庄的社会生活环境越来越接近于、越来越类似于城镇社区生活环境。要达到这一目标,乡村在社会管理上就需要朝着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作为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村民自治要走向社区建设,与社区管理统一起来。

在社会学意义上,传统的村落尽管也属于一种社区,严格地说是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community),这一共同体主要是基于血缘和地缘而形成的,即具有一定亲属关系的和长期居住生活在共同场域的居民而构成的社会共同体。传统乡村社区的存在和维续主要依靠熟悉的社会关系纽带、礼俗规范以及认同边界,因而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自治格局,但同时也容易使社区封闭起来。现代意义的乡村社区建设则是在开放的社会推进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建设,即在不同社会关系的个体及群体之间建构社会共识、规范和秩序。

从发展的角度看,更好地治理乡村社会生活空间,关键是要解决制约乡村发展的三个问题:一是村庄的封闭性,二是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三是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就目前的村民自治状况而言,难以解决这三个基本问题,甚至有些自治策略和措施,虽对扩大乡村基层民主有促进作用,但对乡村发展问题还可能具有强化和固化作用。因此,村民自治制度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乡村发展的实际深化改革和创新。

首先,村庄的封闭性使得乡村发展只能按照自然循环的方式发展,即通过村庄内部人口一代一代地自然更替,维持着乡村的存续。由于封闭的乡村难以让新生力量进入,因而乡村发展最多不过是村庄内部面貌的更新,而难以与社会转型保持协调。未来的村民自治需要改变乡村治理策略和治理模式。具体而言,就是村民自治必须超越传统村庄自治理念,走向现代社区建设。通过乡村社区建设,一方面可以发挥基层社会力量更好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另一方面在新的生活共同体构建过程中促进乡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让更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到乡村建设和发展之中,从而可以把乡村建设成与城市社区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空间。

其次,乡村人口的单向外流,导致乡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越来越不稳定、发展的后劲越来越匮乏,由此也可能导致乡村社会逐步走向衰落,乃至有大量的村庄因此而走向终结。尽管在城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人口的外流是一种趋势,流动也是农民的自主选择,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些村庄的衰落和终结是理所当然的结局。乡村人口向外净流出的格局是在二元体制和二元社会经济下发生的,由于城镇生产和生活方式已走向现代化,而乡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依然维持在传统落后的状态,农民自然会不断地走出乡村、流向城市。如果城乡差别过大、城乡二元体制存在,这种乡村人口净外流的问题就难以得到真正解决。因此,要缓解和改善目前乡村单向外流局面,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乡村社区得以更好的建设与发展,乡村社区生活方式同样达到现代化水平;二是乡村社会是充分开放的,即乡村市场必须充分发展。要让村落社区不仅发展成为“本村人”共同生活的社会空间,更是市场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再次,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其共同目标都是促进发展,其中自然也包括乡村的发展。如果只有城市扩张和发展,而乡村不断走向衰落和终结,那么这一发展过程很难说是协调的和良性的发展。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将是解决乡村发展的持续性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村民自治的大趋势。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相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作保障,在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必须改革现行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即把村民自治的乡村社会管理转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就是按照城乡一体化的原则来建设和管理乡村社会,即参照现代城市的社会管理体系和模式来管理和发展乡村社会。目前城市社会的基层管理体制已基本从居委会管理体制转向社区管理,社区建设与管理体制实现了基层社会管理的专门化和社会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促进社区生活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同样,在农村推进村民自治向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转变,也将会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的效率,对不断改善农村社会生活环境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伴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乡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就会得以持续地发展。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城镇化背景下乡村自治的理想选择,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更好地改变人们固有的城乡差别观念,形成城乡融合与一体化的新理念,树立建设新农村的信心,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此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建立起新型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通过新的社区管理模式,使乡村得以更好地建设与发展。由此打破传统村落边界的封闭以及旧体制的束缚,把乡村建设成为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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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社区教育 兼容性 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与思考

什么是生态文明呢?指人类在遵循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客观规律中取得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党的十面向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五位一体”,既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并把后者放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突出位置,这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战术。“农村天地,广阔有为”。农村、农业和农民既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有机组成,又是其中不容忽视且无可替代的重要内容。而农村社区教育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推力。就是说,加强农村社区教育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相互交融,具有相当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简析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

“相对于生态平衡与和谐社会来说,人既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又是一种破坏性力量”。理论和实践充分表明:人与环境之间和谐关系的恶化和生态平衡的破坏多是由于人的盲目行为造成的,而要融洽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首先必须帮助人类及其社会群体的人们提高相应的思想认识,进而把正确认识转化为一种积极有效的自觉。《可持续发展21世纪议程》强调提出:“教育对改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态度行为是不可缺少的,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本文认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树立如下理念:努力推动生态教育向全民教育、全程教育和终身教育发展,通过丰富多元的教育活动,促使人们逐步把生态保护变成发自内心的自觉行为。而这种理念与社区教育的基本服务功能是完全一致的,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同样是社区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如果农村社区教育能够有组织、有计划、有秩序地在全体民众中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对促进当地乃至区域化“五位一体”的各类文明建设将发挥生力军作用,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简析农村社区教育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可能性

生态文明建设与农村社区教育的根本目的、主要任务和基本功能等都是相似的,都需要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高度重视、人心关注、积极参与和共同协作。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兼容是完全可能的。

1.充分发挥政府及部门的主导作用。地方政府首先要强化生态文明教育的主导作用,把之纳入中长期和年度发展规划之中,并引导纳入社区教育计划之中。其次,在政府的有效主导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类社会团体等既是社区培训项目的指导者,又是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组织者、参与者和推进者,要有效整合各种教育资源,带动并形成生态文明教育的公众参与机制,把生态文明教育与“美丽乡村”建设、卫生城市创建、文明单位争创、文明社区评创和“星级家庭评选”等活动相结合,切实提高教育活动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2.充分发挥各类培训教育的先导作用。随着科技社会的迅猛发展,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需求量日益增大,但是由于人们对生态的保护意识和参与意识比较薄弱,对“地球村”的认识程度比较浅显,直接导致生态危机现象不断加重。为了有效遏制并切实改变这种状况,必须通过生态教育活动完成使命。鉴于此,对于人数较多、破坏现象严重的广大农村地区,要坚持以社区教育为有效载体和良好平台,积极开展丰富多元的生态教育活动,从中发挥带头示范和辐射带动的“双带”促进作用。通过多样载体形式,着力开展如下教育活动:生态知识普及教育,生态文明观念推进教育,强化生态环境法制教育,生态文明技能教育,加强各类产业转型培训等。通过培训教育,让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农村社区教育的常态内容和主体内容。

3.充分发挥健康舆论宣传的引领作用。要让全社会力量重视和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宣传教育和舆论引领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鉴于此,我们要坚持以农村社区教育为有效载体和良好支撑,一是高态势、大力度地开展宣传生态文明建设内容的教育活动,积极营造健康良好且热烈浓厚的舆论环境,逐步让生态文明建设深入人心,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源源不断地输入活力元素。二是积极举办诸如“人美・家美・乡村美”之类的生态教育周活动,通过发放资料、植树护绿、征文演讲和文艺汇演等活动,大力倡导积极向上、健康和谐的意识行为,反对一切不和谐因素。三是认真挖掘和注重培植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不断放大典型示范和辐射促进的教育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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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和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建设和市域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秉承“和谐、互助、温馨”的理念,以“建、管、用、育”为着力点,打造促进邻里互助交流、营造文明和谐乡风、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创新农村社区治理、锻造乡村振兴内生引擎、弘扬主流价值的新平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提供精神文化支撑。

二、创建目标

农村社区睦邻中心建设坚持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实现“547”目标。强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等5项创建原则,探索公益化、枢纽化、社会化、智慧化等4个创建路径,融合承载党建联盟引领、文明实践传播、邻里守望共治、居家养老互助、关爱留守驿站、乡贤议事平台、社区融入会所等7个平台功能。推动我区承担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的乡镇(村)先行先试,力争“十四五”末全区村(居)覆盖面达80%。

三、具体举措

(一)促进共建共享机制

贯彻落实区国家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试验工作方案要求,注重整合各类建设资源,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主体投入睦邻中心建设的合力。1.利用现存资源。为减轻基层投入,鼓励村(居)合理利用境内农民新村会所、富余办公场所、集体或国有闲置场所及收购闲置民房进行改建。有条件的地方可因地制宜进行新建。2.推动资源共享。根据辖区内民宿业、田园综合体、养老旅游地产、农家乐等项目发展发展特点,探索利用民宿休闲会所、养老服务场所等资源进行共建。3.整合场所功能。注重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养老服务中心、留守儿童之家、红白理事会服务场所、网格化管理场所、志愿服务阵地、“一约四会”活动场所、乡贤议事平台等功能布局,有机融入农村睦邻中心建设。

(二)探索多元管护机制

坚持建管并重,充分激发村(居)委会、社会组织、市场经营主体参与睦邻中心管理的活力,创新运行多元管护机制。1.发挥理事会管理的主体作用。各乡镇要建立农村社区睦邻中心交流协作机制,广泛吸纳各村(居)党员干部、本村乡贤、文化骨干、“五老人员”等参与日常管理,建立睦邻中心理事会。2.引导各类组织参与管理。各乡镇要积极引导协会组织、自治组织、志愿服务组织参与管理,充分发挥老年协会、红白理事会、乡贤议事会、村(居)“帮客”的作用,因地制宜设置服务项目,推动各类组织服务管理经常化。3.探索购买社会服务管理。有条件的乡镇可探索向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购买服务项目的模式,推动睦邻中心社会工作和活动管理专业化。

(三)丰富内容供给机制

1.强化“菜单式”服务。整合各类宣讲服务团等服务资源,汇集形成“菜单”服务体系,推动法治宣传、乡风乡愁、礼节礼仪、家德家风、文化文艺、科学普及、健康教育等进农村社区睦邻中心。2.推行“互联网+”服务。各睦邻中心要完善通信网络建设,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鼓励通过QQ群、微信群、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录制推广睦邻活动微视频,提升农村社区睦邻中心的影响力。3.强化“红白理事会”服务。积极引导红白理事会进驻农村社区睦邻中心,鼓励有条件的村将红白事服务场所同步纳入建设,添置必备的服务设施,满足村群众节俭办理红白喜事的基本需求。鼓励采取与旅游餐饮企业、农家乐饭店合作或者托管运营等模式,为村民群众办理红白喜事提供便利。

(四)健全睦邻文化机制

1.以睦邻兴家风。以睦邻中心为载体,传承良好家风、家训、家教,从家谱、故居、祠堂、牌坊、老物件、老照片中等挖掘家风家训资源,整理当地名人贤达、政商名流的嘉言懿行,组织开展寻家规、诵家训、讲家教等活动,讲好家风家训故事。2.以睦邻铸村魂。依托睦邻中心,结合实际修订特色“村规民约”,鼓励开展“树村规、立村训、唱村歌”等活动,组织开展各类道德模范、最美家庭、最美志愿者等选树宣传活动,弘扬凡人善举,展示村庄精神,树立村庄正气。3.以睦邻育礼仪。倡导利用睦邻中心开展儿童启蒙礼、成人礼、新年祈福礼、重阳敬老礼、入伍壮行礼、村干部就职礼等活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文明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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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社区教育 困惑分析 发展性出路

何谓农村社区?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指农村中以行政村或中心村等地域为范围,以农民为主体,以多种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为依托,由多种社会群体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型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教育,则指对农村社区内共同生活人群进行的由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广泛社会教育组成的具有区域性、整体性特征的“大教育”形式。其目的在于全面提高社区内的人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从根本上促进社区的内涵式发展。农村社区教育是构建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与必由之路。当前农村社区教育情况如何?它的发展出路在哪里呢?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简要阐述。

一、简要解析农村社区教育的主要困惑现象

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教育虽然取得了初步性成果,但是还处于“高消耗、低收益、低层次”的发展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意识性不强。由于传统惯性和教育迟效性等因素的影响,无论地方领导还是农村社区成员层面,对于教育生产力还缺乏一种战略性认识和战术性重视,他们的自觉参与意识和主观能动性不强,存在消极应对的不良现象。二是严重缺乏基础财政的有效支撑。农村社区教育是一项“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公共公益事业,它是由场地、设备和工作人员等基本要素构成的。随着集体经济的大幅削弱,“社区公共财政”既没有基础性保障又缺失后续性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成了其中无可规避的首要瓶颈。三是人口结构失去平衡。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力量。目前许多青壮年男子城镇流动性较大,农村社区人口结构呈现老幼化和女性化等趋势。这种单向流动的不平衡现象,客观上使得农村社区教育数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四是组织管理机制难健全。由于多重因素的复合交叠,农村社区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制一直处于“建而不全、低效运营”的半睡眠状态,内发性教育资源继之不力。综合解决以上几类问题,是有效破解困惑的重要抓手。

二、对有效发展农村社区教育的实践性思考

1.努力提高对农村社区教育的整体性认识。“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农村社区教育是一项全新而系统性的实践工程,要想赢得人们的积极性参与和有效性投入,必须首先切实解决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一是通过各类途径和方法,如结合外来社区的发展美景和先进经验,大力、持久、深刻地宣传社区教育的目的意义、发展规划和可操作性做法,以此逐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和期待意识。二是通过“低成本、高收益”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社区教育的实质性好处。比如,针对社区内老幼和下岗人员等不同需求,多层次开展现代家居、生活情趣、心理咨询、安全防灾、养性怡情等知识讲座;针对年轻父母,可开展亲子教育、卫生保健、休闲康乐、生产习艺、家政技巧等教育活动。三是注重挖掘和培植先进典型,并切实放大辐射和示范引领效应。

2.有效加大教育资源优化和经济投入力度。针对当前农村社区的基础状况,我们一方面应本着“因地制宜、盘活存量、节约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活动场地、教育设备和工作人员等基本因素进行资源优化、合理使用。比如,可充分利用各类放假时间,借助社区内的学校场地、教学设备等资源开展社区教育活动;也可低价租用社区内成员家庭或社区外单位的教育设施开展教育活动。再如工作人员的问题,在基本保证工作秩序的情况下,可聘用社区内外的一些离岗、退休人员,也可临时邀请社会上的各类专家型人员,帮助开展社区教育活动。另一方面,除了地方政府的宏观统筹外,还可采取自愿和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如吸纳社会力量筹集资金、联合办学,关键是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的壮大,逐步扩大农村社区教育的公共财政基础。

3.切实加强对于社区教育的人力资源开发。对农村社区教育来说,有效开发和合理配置人力资源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一是对于那些具有前瞻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乡村管理干部,对于具有发展意识和农村实用技术的农民土专家等,我们要将其作为重点对象给予教育、培养、扶持和引领,努力促使他们成为农村社区教育活动中的重要基础。二是通过各类措施和有效手段,“激励、唤醒、鼓舞”那些中青年社区农民,一方面积极回到社区参与各类建设活动。另一方面在继承传统农业技术的基础上,接受和强化先进生产技术,努力走上“科技创业、带动乡邻”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三是通过建立职业培训和劳动力转移的衔接机制,逐步形成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管理等一条龙服务,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实现城乡双向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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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议安排,现在,我就基层卫生工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增强做好基层卫生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20*年,我县的基层卫生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卫生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县基层卫生工作的目标要求,真抓实干,扎实工作,突出重点,克服难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初级卫生保健先进县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我县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市卫生局的关心、支持、指导下,在县初保委组成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瞄准先进县目标,紧抓重点、主攻难点,求真务实,扎实工作,通过全县上下的不懈努力,顺利通过省级评审,荣获初保先进县称号。

(二)、乡村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各单位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做到不重复,不乱设置,合理整合和配置卫生资源,基本实现了一村(居)一室或联村设室的要求,全县145个行政村(居)共设置村级卫生机构142个。加大村级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各乡镇都能按照标准和要求,因地制宜制订建设改造方案,能改造的改造,能扩建的扩建,尽可能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高的效益。所有的村级卫生机构在面积上都能达到60-120平方米,室内做到4-7室分开,50%以上的村级卫生机构达到环境整洁、温馨,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得到了居民的欢迎。

(三)、社区卫生服务的转型工作进展顺利。

各单位都能按照卫生局对服务站转型的要求,选择条件好、面积达到要求的卫生室作为转型的对象,自加压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扩建和兴建工作,在室内的布置上,严格按照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标准,做到流程合理、设备齐全,今年我县累计卫生室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达57个,建站率达40%。由于工作到位,我县有10个服务站被市评为优秀社区卫生服务站,另有10个服务站得到了省扶持,争取省补助资金15万元。

20*年,基层卫生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单位领导重视不够;二是基层卫生组织还不健全;三是社区卫生服务层次比较低,全县普遍存在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质量不高的等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在2009年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突出重点,狠抓关键,确保全面完成基层卫生工作任务

2009年的基层卫生工作,以巩固初保先进县成果和推进农民健康工程为龙头,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努力开创全县基层卫生工作新局面。

(一)、创建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

抓住政府重视、支持农民健康工程的机遇,积极创建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推动全县农村卫生工作开展。一是积极抓好农民健康工程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在去年通过市级农民健康工程三个示范乡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积累经验,树立典型,推动全县工作开展,今年再完成示范乡镇5—6个,使农民健康工程示范乡镇达到70%的要求。二是建立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机制。适时调研分析创建情况,制订创建计划,贯彻落实各项创建内容和措施,组织工作实施,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做到督查与指导相结合,针对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着力推进重点工作。针对薄弱环节和工作难点,集中精力,大力推进,保证总体达到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标准。

(二)、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1、紧抓机遇,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要严格按照《*县社区卫生服务设置规划》,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的转型力度,进一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覆盖率,年内再转型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要转型7个以上服务站,力争以县为单位服务中心覆盖率达85%以上,以乡镇为单位服务站覆盖率达70%以上。对此,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紧紧抓住省扶持苏北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机遇,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落实责任,要严格按照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标准,逐条逐项落实到位,在服务站建设上,坚持以兴建为主,积极与乡镇村沟通,争取村无偿提供地宅,坚决按照统一图纸,集中采购设备,统一使用标识,高标准、高质量的建设到位,在资金上以卫生院向乡村医生借资为主,再由卫生院出一点,争取政府支持一点,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做到产权清晰,流程合理,环境温馨,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2、着力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我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覆盖率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水平较低。因此,加强内涵建设成为首要任务。我们将以乡镇卫生院转型为契机,在四个服务转变上功夫,真正形成防、治、管相结合的“六位一体”的综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力争1-2个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3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得到省扶持。

(1)、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内涵建设。在不断提高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的同时,不断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内涵建设,要紧紧围绕农民健康工程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质量管理,制定社区服务工作规范,做到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加强对慢性非传染病人的管理,健全健康档案,保证慢病病人和60岁以上人员的建档率达100%以上,管理随访率达90%,逐步推行健康档案微机化管理,各乡镇60岁以上人员微机化建档率达100%,要积极开展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工作。制定双向转诊的具体办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上级医院建立社区转诊病人的绿色通道,方便社区病人转诊;积极推行社区责任医生制度,建立家庭责任医生联系卡,引导责任医生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对转诊病人跟踪服务,既当医生,又当就医参谋,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从政策引导、方便就医、提供优质服务等多种途径入手,推进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工作的开展。同时要抓好各项资料的收集归档,确保台帐齐全,内容翔实;建立慢病管理和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民健康档案的作用,经常性地组织健康进家庭活动,将卫生知识送到每户居民,真正为农村居民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服务。

(2)、增强队伍素质,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离不开全科专业队伍。一是开展全科医师和全科护士的岗位培训。年内举办1-2期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培训班,邀请市级专家来*授课,进一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努力使专业队伍在观念上和服务方式上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建立继续教育制度。要求各乡镇都能选派责任心强、工作踏实的人员进行全科医生培训,力争各单位有80%的人员都获得全科医师证书。三是严格执行晋升中、高级人员下基层服务制度,不断传播服务知识,提高服务质量。四是加强乡村医生中专学历补偿教育的管理。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补偿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切实履行告知义务,确保没有一个乡村医生不知到补偿教育,各乡镇是补偿教育的教学点,要抓紧做好教学场地的准备工作,严格管理,保证教学质量。通过队伍建设,使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坚实的后劲。

(3)、规范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是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各单位要按照《*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业务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调配、财务统一建帐、药品统一调拨、建设统一标准”的“五统一”制度;加强乡村医生培训考核,采取多层次的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实效性。进一步探索乡村医生和村卫生机构规范管理和考核的方法,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果;逐步建立健全乡村医生档案,以乡村医生注册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统一填写“乡村医生登记表”,收集乡村医生注册申请表,变更表,个人相关身份证明,执业证书等复印件和表彰奖励情况、考核情况,一人一袋,统一编号造册,使乡村医生档案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规范乡村医生诊疗行为。切实履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所赋予的乡村医生职责,依法加强对乡村医生诊疗行为的管理,加大对村级卫生机构的督查力度,强化检查指导,依法查处个体单干、超范围执业和医疗不规范行为,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诊疗技术规范。

三、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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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提要]中国乡村社会秩序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着演化,当前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是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则为其中的因素之一。因此通过灌输“勤勉、合作、自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培养“自立、自助与合作”的精神,调动并依靠社区成员积极自愿地参与,改善自身的文化环境,建设适应形势的农村文化成为构筑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一、原子化与集体行动困境

乡村秩序主要指农村社会结构要素之间平稳有序地互动,乡村社会处在相对稳定和均衡状态。一般来说,乡村秩序主要由国家和农村社会的二元整合而实现的。虽然政府的合法性迅速增强,农村社会自我整合能力也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其它影响乡村秩序的一些深层负面因素并未因经济发展而消除。相反,经济发展与乡村秩序的悖论越来越突出,乡村秩序的弱质性将在今后表现出来[1]。

在众多深层次负面因素中,原子化与集体行动的困境是影响乡村秩序基础的基本因素之一。农村的这种原子化关系有着其自身的特殊性。相比之下,城市工作者在工作之外是原子化的,日常交往很少;而农民是工作上的原子化。这一点在组织合作上得以体现。农村的这种原子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即发展到个人生产力可以解决自身问题,但又没有产生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分工合作需求。这反映了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此,在东部农村,这个问题并不明显。

吴思红对农村目前所反映出来的这个特点做了确切的描述。原子化,即社会上个人与个人的联系很少,主要通过与一个共同权威的联系才得以建立,而不是直接发生联系,不是生活在一个互相依赖的群体之中。孙立平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个人间社会联系的薄弱,二是在追逐自己利益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的。

这一理解相对淡化了“差序格局”中传统文化的因素,而强调个人利益的动机性。从目前农村的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工具性差序格局”不是在减弱,而是处于不断加强的态势中。虽然农村各种礼俗习惯和人情往来并未减少,并且以内在道德的评判表现出来,但实际上个人利益的至上藏着世态炎凉的真实背景。[2]

这种农村“原子化”关系的存在不仅不能强化农村的合作能力,反而使集体行动陷入了困境。奥尔森强调,理性的、自我利益中心的个体一般不会为了集体利益而行动,因为此类公共物品不会按照集体成员是否做出过贡献来进行分配,扣留没有做出贡献者的那一份。因此,理性的行动者将会是一个“搭便车者”;但是,如果每个人都想搭便车,那么集体行动则无法可能实现。

二、文化关联的缺失

农村的这种原子化,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文化断裂,即从合作化至中,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整合因素,强行用一个新的整合因素。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强有力的打击成功地将传统表层的东西瓦解掉了[3]。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这就导致新旧文化之间的误读,特别是对改革开放的误读。在今天的农村,可以听到过去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这种日渐单一的评价:谁会挣钱,谁就了不起,且令人钦佩[4]。

在传统社会中,也即弱国家强社会整合模式时期,以儒家文化为主导思想的宗族自治和农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特殊性产生了持续的整合力。这种社会,人的行为有着传统的礼制管束着,从俗即是从心,稳定的文化传统是有效的保证[5]。因此社会自我整合促进了村庄集体认同的形成,为村庄社会的集体行动提供了内生动力。

在村庄场域中,由于传统文化影响逐渐减弱,通过契约产生的内生强制力十分弱小,普通村民和体制外精英即使拥有明确的共同目标,仍然难以采取有效的一致行动[6]。

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之所以能形成村庄集体认同、引起村庄集体行动、实现村庄社会整合,是因为它一经形成便能将村民纳入到同一文化场景之中,让村民在同一文化场景中体验并遵从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使村民在村庄社会中的活动越来越体现村庄文化网络的要求[7]。但是,随着市场化力量对村庄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加深,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支撑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不断减弱,村庄文化网络的张力逐渐弱化,村庄社会的文化关联不足以形成集体行动和社会整合。

生活在同一村落活动空间的村民原本极易形成特有的文化关联,但是村民之间的交往活动中曾经存在的遵守共同

规范的默契和自觉性发生了关键性的断裂,这些最终导致文化关联的缺失,从而无法形成集体认同,也就不能进一步形成集体行动。

三、集体合作的可能

化解农村原子化,从直接目的来说是要达到社会活动中的“技术”集体如分工协作,但最终这个目的还是通过要达到文化认同与“心理”协作如强调共同的心理素质等方面的情感相依来实现,也就是重新实现农村的社会整合。

科利尔认为不管是政治社会资本还是民间社会资本,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通过克服集体行动困境而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从这个定义,我们得出,村庄内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具有可以共同遵守的规范以及具有凝聚力的社会支持网络对于克服当前原子化以及集体行动困境,提高整个村庄的社会资本,达成集体合作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贺雪峰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村民们团结起来,共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依靠的是建立及强化以宗族组织为代表的传统组织体系。在传统社会中,也不是不存在有强烈搭便车欲望的“落后分子”,但是因为存在一套相对有效的惩罚机制,也就是将不合作者边缘化的办法,使大部分人不愿意(或不敢)变成那种事事搭便车的懒汉,从而使有限的合作进行下去了[9]。但是这个办法最终要依托的是传统社会中的传统组织及传统文化。

总的来看,有条件是能实现合作的,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体系,因为合作需要起码的信任氛围,需要谈判,要有合适的沟通话语。但是在转型时期,农民合作赖以发生的诚信社会制度不存在了,早已没有了传统的文化基础,而现代价值还未建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人生意义的重建、农民整体人生价值的建构,从而形成农村的文化传统。

四、文化何为

在许多社会中,个人并不是唯一的行动者,尤其是在中国农村社会,社会行动单元是多元化的,而且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保护创造力,让个人独立地发展,却又发挥凝聚力,让个人在多元中结合成社会。化解原子化,文化一方面是提高农民素质,引导其重新构建生活意义;另一方面是为农村社区的整合提供文化支持。

文化对社区的整合作用在农村社区整合中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依靠价值、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发挥作用的。由于文化整合属于深层次整合手段,所以它对集体认同感,个体意识有着深刻、深远的影响。采纳一个集体行动框架,则涉及到了文化体系(即一个特定的关于世界的分享理解)的产品和个体意识的相互拼合。一个持续的、用于维持社会运动参与者忠诚和承诺的集体认同感的创造,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成就。因此农村文化的内容以及文化内容的有效组织则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首先,农村文化内容涉及到了农民的生活意义和农村社区的意义共建,因此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原有的文化底蕴和价值观念确立了农民自身想当然的、不自觉的认同对象。但是,当文化背景发生变化时,农民原有的认同对象和认同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出现了个体权利的不断膨胀,人际交往的异化,公共善的丧失。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里,“价值观”常被用作表示共享文化的标准。而这些有效的共享价值观即普遍价值观必须在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中进行。梁漱溟认为,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教育,平时皆为“绵延文化而求其进步”,换言之即为“不使文化失传,不使文化停滞不进”,而“所谓文化者,一切文物制度,礼俗习惯莫不属之”;即“着意在改造文化、创造文化,而不是绵续文化”[10]。只有这样才能在农村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从而在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获得集体行动的条件。

其次,对文化内容进行有效的组织是进行文化扩散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内容应该在农村的信息构成即一种等级制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文化内容在农村要使用最强的中心服务器,并建在传统知识扩散的中心,这样可以保证内容的质量。农村文化内容组织的不足,在现代化冲击之下,现代社会成员丧失了共享的政治和文化传统,每个人都将自身想象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自我,其进入社会、接受社会责任,只是为了减少冒险,保证自己的安全、利益的实现。这样在各种思想的冲击之下,村庄内部的文化联系就被逐渐削弱,因为农村文化表现形式的增加就随即增加了联系社区的纽带,文化纽带的凝聚力是抵御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稳定的盾牌和必备的平衡力。以先进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可继承部分作为文化内容的主要内容在农村社区的中心位置进行传播,同时对于文化的组织方式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要以农民最容易接受以及最乐意接受的方式。目前各地的文化中心户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这也正是对文化组织方式的一种调整。

再次,农村文化活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活动,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就得不到提升。一些民俗活动在内部具有特殊的维护内部秩序和自我生存的作用,对其自身来说,是有特殊价值的,是村民自我文化价值的实现。许多古老的神话故事、节日仪式、古歌、古物等,被现代化趋势冲击着生存地位,现在又重新为人所捡拾。在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进一步借助乡土文化来重新建构农民的日常交往方式,使得村落公共空间的文化网络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通过运用一些现代话语体系的解释,使传统文化的自我体系纳入到现代科技社会和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中,可以使传统文化得到更好的延续。

最后通过发展地方文化,实现文化产业化来化解原子化,在传统文化日益消减和衰微的现代社会,通过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产业,并且作为当地的发展优势,能够唤醒村民的文化自觉,即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势,使其村民意识到自己的文化重要性,重估文化的价值,从而会更珍惜和保护自己的传统。这样可以延续传统文化,增强社区“领域”感,培养认同意识,形成社群共识;同时也可带动地方发展,提高地方经济效益,提升地方认同。

[参考文献]

[1][2][6]吴思红.乡村秩序的基本逻辑[j].中国农村观察,2005,(4).

[3][4]贺雪峰.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j].天府新论,2005,(4).

[8]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j].社会科学战线,2005,(1).

[9]贺雪峰.熟人社会的行动逻辑[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

[10]杨孝容.“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略论梁漱溟乡村民众教育思想[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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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的引人之处就在于其未经雕琢的原生之美、田间树下的葱茏之美、当地居民的纯朴之美,这些便是低碳旅游的自然资源;在乡村旅游景点中,蕴含着千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祖辈传承下来的民间艺术、长久以来的风土民俗等,这些便是低碳旅游的人文资源。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与自然亲密接触的乡村旅游得到了众多城市居民的青睐。农家乐、野外游等,成为时下最为热门的旅游选择。加之政府、旅行社等加大了对乡村低碳旅游的宣传力度,这也成为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低碳经济视阈下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

将乡村旅游与低碳经济相融合,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就目前来看具有广阔的前景,如何使乡村低碳旅游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与农业经济交相辉映,是乡村旅游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着手。

(一)树立低碳经济理念

随着低碳经济与我们的生活日益密切,人们周围的低碳似乎随处可见,低碳出行、低碳饮食、低碳工业、低碳农业等,被冠以低碳的词汇不胜枚举。尤其在当前发展较快的乡村旅游业中,为了使乡村绿色、天然、纯朴、归真的特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乡村低碳旅游走进人们的生活。很多旅行社以低碳为卖点吸引游客,多数媒体也在极力宣传低碳理念,很多乡村旅游地也推出了低碳的旅游产品。当前,乡村低碳旅游的理念已经根植在人们心中,为我国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心理层面的基础。

(二)创新低碳乡村旅游开发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由于各地的地理特征、风土人情、自然景观都不相同,所以在开发乡村低碳旅游时,不能千人一面,全部采取一种模式开发,应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低碳旅游,同时还能够推动当地特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创新是发展的助推剂,在借鉴国内外乡村低碳旅游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更要不断总结、创新,走出一条有别于他人的成功之路。比如我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开发乡村低碳旅游的模式便大相径庭,在具体模式选择时,不能将其他地区成功的模式硬套在本地区,而应立足于自身特点、周边受众的需求、当地政策的导向等,有计划、有目标的开发。

(三)构建低碳乡村旅游产业链

农业是乡村生存之根本,乡村低碳旅游应以低碳农业为突破口,打造可循环发展的农业基地。而后再以循环农业为立足点,开发具有乡村特色的旅游产品,形成以低碳为主导的乡村旅游产业链,使乡村低碳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四川省绵阳市双泉村以沼气为循环资源开发了低碳旅游产业链。将鱼塘、果园作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垂钓、采摘,以绿色有机食品为旅游特色产品,乡村旅游发展的势头十分良好。双泉村还利用清洁能源解决出行问题,如电瓶车、自行车等,居民和旅游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最后成为生成沼气的原料,将低碳贯彻到旅游中的每个环节。双泉村这种将种植、养殖融入到乡村旅游的做法,使该地的乡村旅游实现了低碳化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链,切实提升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四)开发低碳乡村社区

开发低碳乡村社区是促进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另一有效方法,不但能够推动新农村建设的脚步,还能拓宽乡村低碳旅游的景区类型。在开发的过程中,应对乡村社区进行统一、合理的规划,在不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力求保持乡村住宅的原貌,这一举措能够有力推动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开发低碳乡村社区应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应加强对低碳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尽可能的使用环保型的建筑材料和新能源,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二是政府应鼓励乡村实行低碳生活,并向社区居民示范生活中如何践行低碳。力求将低碳乡村社区打造为一个集休闲与低碳为一体的生活体验区。

(五)基于政府主导的低碳保障

乡村低碳旅游离开政府的支持便会孤掌难鸣,所以政府的主导和支持是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重要保障。具体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有明确、清晰的政策指引,政策是乡村低碳旅游发展的指明灯,能够照亮前行之路,使乡村低碳旅游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二是要有科学的规划,乡村低碳旅游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要在合理的规划下科学有序、有的放矢的向前推进。三是政府应给予乡村低碳旅游以资金支持,资金是项目运行的前提和保障,资金无忧乡村低碳旅游才会发展无忧。四是应加强对乡村低碳旅游的宣传教育,要将低碳理念根植到每位经营者、游客、工作人员的心中,才会最终落实到行动上,在景点设置上,应布置一些低碳宣传的标语,使游客在游玩中能够自觉的行低碳之举。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