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的解决步骤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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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经济纠纷是企业在参与市场运营的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现象。如何在经济纠纷中更好地保护好自身的经济利益，就需要提供必要的、合法的相关财务数据。在这一诉求的推动下，法务会计开始成为会计领域的一个重要的分支，被广泛地应用在各种经济纠纷之中。但是，从当前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现状来看，我国的法务会计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本文从法务会计的应用现状出发，探究其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法务会计应用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法务会计的概念及应用现状

（一）法务会计的概念

法务会计是特定主体综合运用会计学与法学知识以及审计方法与调查技术，旨在通过调查获取有关财务证据资料，并以法庭能接受的形式在法庭上展示或陈述，以解决有关的法律问题的一门融会计学、审计学、法学、证据学、侦察学和犯罪学等学科的有关内容为一体的边缘科学。

（二）法务会计的应用现状

当前，我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作为企业日常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务会计的角色正在发挥出更大的价值。但是其在具体的应用中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首先，法务会计具体细则执行的不到位。在企业日常的法务会计工作中，尤其是对于一些生产及市场规模相对比较小的企业来讲，法务会计准则是其平时会计工作的一个主要的引导原则与方向。但是，从具体的实施来看，部分小企业并没有将法务会计准则中的相关细则进行完全的落实与执行，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打折扣的现象。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相关流程的不到位，为企业今后的财务工作的顺利实现与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在观念上的制约和不足，已经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了企业法务会计职能的稳健发挥。

其次，法务会计理念理解不到位。当前的法务会计工作标准正在与国际相关要求进行了对接与匹配。这种对接对企业的法务会计工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些新的计算与统计公式的应用在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在法务会计工作中的难度。部分企业在一些关键的步骤方面出现了一定的折扣现象，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了企业自身对法务会计理念理解的不到位。法务会计中的一个主要工作方向，抑或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从制度层面进行不断地设计优化与发展。举例来讲，当前在企业日常的管理中，出现的诸多制度层面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制度的缺陷与不足。其中就包括法务会计从业人员的自律，会计行业的监管，会计领域的自查与自我纠正。

最后，企业法务会计工作者的专业水平面临新的挑战。当前，在很多方面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执行法务会计条款的标准上都对企业的法务会计工作人员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种高标准要求与企业法务会计工作人员现有的水平与素质之间的差距是当前影响企业法务会计实施的主要不利因素。同样，在会计改革的层面，相关的人才更是推动改革向前推进与发展的重要助燃剂。缺乏人才，尤其是专业的法务会计人才的企业是很难从根本意义上推动企业的发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由于我国在法务会计人才的培训机制及企业单位的人才选拔及培训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会计改革和实施遭遇了重要的人才危机。每年，有大量的法务会计专业人才踏入社会，并且走进企业，但是在一线实施中面临着诸多的挑战。

总之，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法务会计在实施过程当中，还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如何从制度体系及员工培训等角度来进一步促进法务会计更好地实施是今后企业管理与发展层面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缺乏

由于法务会计在基础理论方面，既具有会计学的相关特点，也具有法学及审计学的相关特点。正是这种在基础理论层面的不足，导致法务会计人才在具体的培养过程当中，包括培养模式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设计及教学评价的实施等方面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发展局面。在加上当前，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围绕企业或者个人的相关财务的纠纷不断增多。很多企业或个人需要法务会计来为其财务纠纷的解决寻求出路。因此，造成了法务会计人才的缺乏。具体来讲，这种法务会计人才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务会计人才在数量上的不足。另一个是，当前培养的法务会计人才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与社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二）法务会计案例缺乏

从国内发展的情况来看，围绕法务会计相关的案例还是比较少的。从法务会计自身的学科特点来看，法务会计是植根于会计学科发展需要而不断地从实践中进行的理论总结的结果。但是，由于我国在法务会计理论研究的时间比较短，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包括法务会计在内的诸多实践的案例还不是很多。我国在整体的学科构建层面，与西方会计学科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当前，法务会计在案例研究及发展层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由于在日常的法务会计具体实施的一线中，一些新的管理问题与现象得不到及时的理论支持，这些都影响了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与扩充。同时，法务会计的理论工作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理论研究中，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对欧美相关国家的理论的综述研究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务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导致了法务会计的具体实践案例还相对比较少。

（三）法务会计在企业的应用较少

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涉及法务会计的业务领域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在客观上影响了法务会计应用水平的提升。一直以来，法务会计在发挥自身应有的职能的进程中，就是基于一些传统的固有观念而影响其正常职能与作用的发挥。例如，在一些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地区，法务会计为企业的发展服务，这一点无可厚非。但是，当企业在日常的运营中，出现了一些违反会计相关法律时，会计行使自身职能的独立性就会由于企业的管理制度的约束和制约而难以发挥。同时基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一些企业缺乏对法务会计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这些都是法务会计在企业中应用比较少的主要原因。由于在应用数量上的不足，导致法务会计在企业一线应用的过程当中缺乏必要的保障，也就在客观上影响了企业在面临经济纠纷的时候，借助法务会计来更好地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的效果。

（四）社会对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存在误区

法务会计从发展的时间上来看还比较短。因此，社会上关于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还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例如，关于法务会计独立性的误区。一些企业在机构设置中会安排专门的法务会计人员来处理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所面临的经济纠纷。企业会出于自身的经济发展需要，利用在管理权层面的优势来对法务会计职责的行使进行施压，使其在相关的会计统计数据和结果上朝向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来发展。这种行为是当前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误区。因为，按照法务会计相关准则的要求，法务会计所提供相关数据与材料务必要客观真实。如果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提供的材料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不仅仅会导致企业在经济纠纷中处于一个很大的被动地位，情节严重的，还需要担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三、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对策

（一）注重培养法务会计人才

为了更好地提升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水平，要注重培养法务会计人才。要从当前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人才的基本诉求出发，来确定法务会计人才的培养目标。因为，对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不但取决于社会对于法务会计人才的需求环境，并且还取决于其所属主体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这些也是其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与发展环境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基本条件。没有一个相对完善的发展与法务会计人才的评价机制，法务会计人才在其所发挥的市场价值也是大打折扣的。所以，在今后的法务会计人才的不断培养与发展的过程中，只有从源头制度上，确保其培养目标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才会在具体的操作中拥有更大的把控。具体来讲，高校在法务会计专业教师的招聘和选择过程中，除了考察其必要的教育和学历背景之外，还应该强调其在具体的法务会计市场中的实践经验，通过这种教师可以更好地提高法务会计教学的实用性。同时，在进行法务会计的教学过程当中，要安排一定的学时，让学生在市场的一线进行实习和实践，从而提升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和水平。经过这种系统的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方案的确立和实施来更好地助力于法务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二）丰富法务会计案例

当前，由于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应用中的案例还比较少，这就导致在具体的应用阶段，由于缺乏必要的参考案例而导致法务会计参与和应用在经济纠纷中的水平很难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和飞越。因此，在今后的法务会计的应用中，不断地丰富法务会计的应用案例，是其在今后的应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途径，笔者建议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实现。一方面，在理论层面，可以尝试在高等院校及科研学术机构中，建立定期的学术交流机制，通过定期的学术探讨当前在经济纠纷领域出现的法务会计案例。同时，在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学术互动组织，更好地将法务会计领域的相关案例问题实现国际层面的接轨。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法务会计工作者要积极进行法务会计理论的实践，通过在市场一线的实践，不断的获得一手的法务会计的应用案例，从而更好的为法务会计案例的丰富提供更多的素材。

（三）加大法务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力度

从上文可以看出，当前法务会计在具体的市场中的应用案例还比较少。这种现状一方面，不利于法务会计自身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另一方面，企业由于缺乏对法务会计的实际应用，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法务会计的认知与信任程度。因此，在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的应用与发展中，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强法务会计在企业中的应用力度。一方面，从组织建设上，将法务会计职责的履行作为一个常态化的组织机构来进行实施。这就包括法务会计人才的招聘与培养。另一方面，在企业的文化建设及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中，都要积极发挥法务会计自身的价值与作用。只有在这种应用力度与水平不断提升的条件下，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与提升才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加大对法务会计的宣传

当前，法务会计在具体的应用领域还存在着认知程度不高的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及个人的认知度。在新媒体不断发展的今天，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通过利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播媒介，通过科学、易懂的表达方式，来将法务会计具体内涵与与要求更大范围的进行讲解。例如，在一些地方通过开展法务会计进企业的方式，让更多的企业及社会群体，更好地认知法务会计，对其基本的职业内涵及相关的职责进行宣传，进而提高大众对法务会计的认知度。在加大对法务会计宣传的过程当中，要避免过于理论化的宣传方式，在宣传的内容及宣传媒介的选择等方面都要进行精心的选择，从而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宣传效果。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要从具体的规章制度层面，对相关企业的法务会计的宣传效果进行落实。通过这种宣传，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及个人在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应用中存在的误区。另一方面，也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利用法务来更好的保护自己在经济纠纷中的合法权益，进而促进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应用价值的提升。

篇2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2010年截止6月30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我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创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把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我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帮助企业把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障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围绕审判实践开展调研工作

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出来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保险合同纠纷中关于保险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保险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保险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部署，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我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我们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的问题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保险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报告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严抓队伍建设，保障公正廉洁执法

一是制定并完善各项审判管理制度，使民商事审判各项工作有章可循。为强化审判管理，我庭进一步修订了《民二庭审判管理细则》，完善了从收案到结案过程中每一个步骤的程序要求和时限要求，对每一个阶段工作严格控制时间进度，提高案件审判各环节的运转效率。其次为保证庭务工作能得到及时部署，有序开展，有效落实，我们制定了《民二庭庭长办公会规则》，明确了庭长办公会的任务和主要职责，明晰了内部任务分工和决策程序。再次为确保案件的审判质量，我庭继续坚持并完善庭务会疑难案件研究制度和庭长指导监督制度。充分发挥庭务会的作用，集中全庭的智慧，为合议庭处理案件提供参考。同时通过庭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重大疑难复杂的民商事案件和列席全部案件的评议，及时指导和监督合议庭审判，强化管理。二是加强学习培训，全面提高审判人员综合素质。一方面我庭结合院机关开展的“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加强了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化了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争议、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了全庭同志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为民意识和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庭通过选派人员参加最高法院和国家法官学院业务培训，提升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开阔视野，更新商事审判理念。上半年，我庭选派了1名同志参加国家法官学院与美国天普大学司法培训合作项目的学习；2名同志参加全国法院民事证据实务培训班；1名同志参加破产法论坛研讨；1名同志参加全国商事审判研讨会。三是加强廉政建设，提高防腐拒变的意识。随着社会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商事审判工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商事法官处于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的第一线，容易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和侵蚀。我庭特别注重抓好法官队伍的纪律作风和廉政建设，不断加大教育力度，引导全庭人员加强自我约束，从思想上、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司法行为，拒绝贪婪之心、不伸贪婪之手、不做贪婪之事，固守淡泊，严格自律。

篇3

院党组和分管院长的正确领导下，2010年上半年。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守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

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2010年截止6月30日。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6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2008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6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局部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局部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6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200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激进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民商事案件审理中，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置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置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发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抵触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债权转让顺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顺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发明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动身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示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置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水平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处置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满意公司不分配利润，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采用诉请又有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维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抵触。三是以平等维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涉及合同撤销、变卦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卦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卦或者解除。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依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安排，一是紧跟省委决策安排。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证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证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方法和工作要求。依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方法，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证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证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证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守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平安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平安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平安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庭推动下，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料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6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平安公司联合座谈会，就平安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平安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平安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守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庭一方面结合全省法院开展的守业服务年”活动，充分运用商事审判掌握的经济形式和规律，通过依法平等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企业自主创新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法治环境。另一方面，庭结合审判实践中发现的法律问题，发现的纠纷多发点，深入企业，走访座谈，协助企业掌握经营规律，指导企业依法回避经济纠纷，切实担负起为企业创业、经营提供司法保证和有效司法服务的职能作用。

三、注重实效。

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争取出台平安纠纷审理相关指导意见；2为配合省委关于国企改革的决策安排，针对法院受理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剧增，庭要求在去年组织开展的破产案件审理情况调研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入调研，出台案件审理的具体指导意见，统一全省法院审判思路；3针对银行卡被盗取存款而引发的金融机构与储户之间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日益增多，组织开展了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中存在问题调研，调研基础上，出台审理相关案件的指导意见。从上半年完成的情况看，三项调研前期任务均基本完成，平安合同纠纷的调研已经完成资料收集工作；ATM机银行卡存款纠纷调研演讲已完成；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指导意见已基本(资/料来.源,年初我庭针对审判实践反映进去的问题确定了以下几个调研任务：1平安合同纠纷中关于平安人是否告知义务的认定和交通事故责任险中在盗窃、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三种情形下平安公司对人身伤亡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于:gzu521学;习/网]gzu521.com成形，将于近期下发全省法院和本院相关部门征求意见。此外，上半年我庭配合最高法院完成了以下几项调研任务：1对《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企业破产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进行调研，向最高法院反馈了相关意见和建议；2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5年至2009年五年全省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纠纷案件数量统计和审理情况；3向最高法院报送了2008年以来民商事审判工作相关情况，详细反映了当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存在困难和问题，并相应的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措施和建议。4针对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开展调研，形成调研演讲报最高法院，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提供素材和资料。

四、加强审判管理。保证公正廉洁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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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院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庭紧密结合“人民法官为人民”和“创业服务年”主题实践活动，围绕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能动司法，服务大局，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有针对性的开展调研工作，努力改革审判管理和抓好队伍建设。在全庭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较好的完成了上半年各项工作任务。

一、以社会矛盾化解为目标，妥善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

年截止月日，我庭新收案件39件（其中一审案件2件，二审案件37件），与去年同期相比收案数量增加了5件，增幅为14.7%。诉讼标的金额4.31亿元，去年同期（5.2亿）相比有小幅度下降，与年相比，下降大幅度较大，减幅达57.7%。连同去年旧存案件11件，上半年我庭共办理一、二审案件50件，已审结34件，结案率为8%。未结案件中部分是近期新收案件，部分在公告送达和司法鉴定期间，部分案件在做双方调解工作。在已结的33件二审案件中，维持原判的1件，改判的8件，发回重审的2件。二审案件维持率为4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12个百分点。二审案件改判率为24.2%，与去年同期改判率下降了10个百分点。调解、撤诉案件共7件，占21.2%，与去年基本持平，相比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从受理的案件类型来看，公司股权转让、股东内部纠纷和传统借款担保纠纷仍为我庭主要案件类型，分别受理了12件和18件。从上诉案件原审法院分布情况看，南昌中院上诉10件，上饶中院上诉8件，景德镇、赣州、宜春、抚州、九江中院分别上诉3件，新余、萍乡中院各2件。在民商事案件审理中，我庭始终以服务经济发展大局为中心，坚持公正、高效、和谐司法理念，通过处理好商事纠纷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一是审慎处理涉国有企业纠纷。随着我省国有企业改革进程的推进，涉国有企业主要案件类型由企业改制纠纷，包括因改制行为效力产生的纠纷和改制后因对外债务的承担而引起的纠纷，转变为不良金融债权的借贷纠纷和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涉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债权借贷案件数量虽呈下降趋势，但各方利益冲突加剧，利益平衡难度加大，特别是在债权转让程序被认定合法的情况下，各方利益更是难以协调。我庭始终以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大局为重，在强调对不良金融债权转让相关程序进行严格审查的同时加大运用调解、协调、和解等多种措施的力度，从源头上化解纠纷，为国有企业改革创造良好的资产环境。对国有企业破产案件，我庭通过对不服破产裁定申诉案件的审查和对具体案件的协调加强对下级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指导和监督，强调在案件审理中要加强与政府部门协调配合，要指导企业依法依规变现资产，积极预防破产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维护企业的安定和社会稳定。二是从维护稳定角度出发审理好各类公司诉讼纠纷案件。公司诉讼纠纷案件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内部之间纠纷、中小股东诉讼、公司解散诉讼等，这类纠纷处理不好很容易影响公司的稳定和生存发展，进而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市场秩序的稳定。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我庭坚持公司意思自治，司法谨慎干预的审判理念，对中小股东提起的知情权、盈余分配等诉讼，我们既注重协调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注意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之间的利益平衡。如我庭审理的秦玉林与九江星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中，小股东秦玉林因不满公司不分配利润，在与其他股东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向法院诉讼主张分配公司利润。由于公司股东会未形成利润分配决议，直接判决分配利润可能会造成司法过度干预公司自治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是否分配利润是公司股东大会的职权。如果判决驳回诉请又不利于对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保护。合议庭通过提出其他救济途径的调解方案反复做股东之间调解工作，庭领导也多次参与协调，最终以其他股东收购该小股东股份形式调解结案，既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维护了公司的稳定和正常经营，也有效的回避了司法介入与公司自治之间的矛盾冲突。三是以平等保护为前提，慎重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审理违约责任纠纷。在审理各种类型合同违约纠纷中，我庭严格适用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和最高法院指导意见的规定，以促进交易、规范市场秩序为指导理念，在涉及合同撤销、变更或解除的诉讼中审慎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成立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依据公平原则，同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在主张违约损失赔偿的诉讼中，我们依法分配举证责任，严格依据违约事实和违约责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公平认定违约金数额。

二、能动司法，服务大局，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一是紧跟省委决策部署，助推全省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按照本院年初重点工作任务分解方案的安排部署，我庭作为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提供法律保障和服务工作的牵头部门，在征求本院相关部门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发挥司法的能动性，依法为全省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务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的宗旨、内容、任务分工、工作步骤和工作要求。按照实施方案的工作步骤，我庭走访了七个系统的相关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有关推进七个系统国企改革的意见建议，及时摸清了国有企业改革中存在的法律问题以及七个系统国有企业对法院新的司法需求，明确了为国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的方向和思路。在省委省政府对全省推进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动员部署后，我庭及时起草并报经院领导批准后下发了本院《关于为七个系统国有企业改革做好司法保障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对全省法院为七个系统国企改革服务提出了具体要求。二是加强沟通协作，融入大局，共同推进全省经济发展。我庭紧紧围绕全省进位赶超、跨越发展的目标，在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服务经济发展大局的同时，更加注重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务全局，更加注重与省国资委、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保监局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共同推动全省经济跨越发展。我庭一如既往的就国企改革问题加强与省国资委的信息互通、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继续配合支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开展小额担保逾期贷款的催收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我省小额担保贷款在推动创业、带动就业中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司法裁判对保险市场规则建设的引导作用，加强与保监局、保险行业协会的联系沟通，促进我省保险行业健康、规范发展。在我庭推动下，我院于今年2月与省保监局签订了加强合作交流机制的《备忘录》，明确了三方建立联系人制度、开展业务培训研讨交流、联合开展调研、建立联合调解机制、建立案件办理协助机制等事宜。为积极落实《备忘录》要求，月底、7月初我庭与省保监局共同组织先后召开了二级法院与当地各保险公司联合座谈会，就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行使等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就法院与保险行业如何共同服务全省经济发展进行了广泛交流。三是发挥商事审判庭特点，支持和推动企业创业投资。商事审判工作与经济形势、经济建设的发展息息相关，商事审判更多的是解决企业、公司法人经济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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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法律保障；国有企业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各项法律法规的日益完备，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洗礼，已逐步走向成熟，但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法制建设相对薄弱，市场意识、法律意识与契约意识不强，合同管理不够规范，造成了一些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近年来，国有企业涉及的企业改制、民事、经济、行政纠纷日益增多，企业经营面临着诸多市场和法律风险。所以实现依法经营、强化内部管理，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经营风险，是当前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有现代管理意识的企业和企业家对企业的法律事务lT作格外重视，成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门，设立企业法律顾问，把依法经营纳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

1国有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之现状

企业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外部法律环境发生变化，或由于企业自身及有关各方未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有效行使权利、履行义务，而对企业造成不利法律后果的可能性由于现在的国有企业脱胎自以前的国营企业，作为单一主体面对法律问题的准备并不充分。很多国有企业本身并没有专门的法律部门或者专属法律顾问，它们往往是以应急方式处理面临的法律问题，发生纠纷时，临时聘请律师，纠纷解决后，这种关系也就解除，没有建立起一个长期、稳定的预防机制。

1．1缺乏必要的合同法律常识和意识

①合同审查规范化管理不健全，对事先审查、论证、调研不够重视，在签订和履行合同中存在实体上及程序上诸多问题：还有的经营人员违规操作，甚至仅凭哥们意气、人情关系就草率签约，导致合同权利、义务约定失误。

②随意担保现象较为严重，违约责任追究困难。有时陷入被动，代人承担履约责任，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而无计可施

1．2依法维权意识不强

有的企业由于机制尚不完善，遇有合同纠纷，基于和气生财，尽量予以协商，但效果并不十分乐观。针对货款拖欠问题，有的企业上门讨债，但由于债务人故意推拖，隐匿财产，不仅效果很差，反而增加了追债成本，但对仲裁、诉讼等法律救济途径较少使用。还有的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维权意识不强，依法维护企业权益的积极性不高，造成一些外欠款项难以收回，形成呆帐、坏帐，积累了较大数额的不良资产。有时因忽视自己的法律权利，许多案件过了法定诉讼期限，法院不再受理，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

1．3企业改制、对外投资过程中违规操作明显

有些企业借改制逃避债务．使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有些则利用内部优惠政策，通过种种手段，刻意压低资产评估价格，；低价购得优质国有资产后，迅速转手，一夜暴富。使改制存在重大隐患，而且也严重损害了职工利益。

2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必要性

2．1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需要

随着国务院国资委《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企业同有产权转让管理办法》等11个部门规章和30多件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大型国有企业将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提到了议事日程。有的已经成立了法律事务机构，设有专门的法律工作人员，这些人员通过参与经营决策、参与企业管理和承办具体法律事务来实现自己的职能。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对推进中央企业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导、规范和保障作用。

2．2企业适应市场竞争环境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企业的所有经营活动．都离不开法律的调整和规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市场竞争越发地激烈，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也越大。正如全球排名第六的英国路伟律师事务所吕立山先生(RobertLewis)所言：“有些大型国企高管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风险将给企业带来的危险，他们并不像外国公司的同行们一样采取防范法律风险措施。使其企业就像一个即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又没有足够装备的新兵，试图击退一大群入侵的法律风险敌军一样。”可见，国有企业必须了解和熟悉被投资国的法律环境，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才有可能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积极参与到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中。

2．3提高企业依法经营管理能力的需要

在现代法制社会，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主要通过各种法律、法规的实施来实现，企业作为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受国家法律、法规的约束。如果企业不知法，不懂法．就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因违法而受到法律制裁，或在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也会由于不懂法而失去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的机会。

3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措施

法律风险防范机制是指对于各种不规范的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在其发生之前即采取防范措施所形成的机制。它包括企业成员法律防范意识的培养，合同管理体系的创建以及廉政与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等。

3．1加快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

拥有自己专门的法律部门，在如合同的审核、签订、履行等环节，在投资、合作等项目中随时预防法律风险的产生，将纠纷的诱因消灭在初始阶段。此即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重要的组织保障。

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而提出来的。国务院国资委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则进一步明确了国有重点企业应当建立健全以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为核心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目前全国企业法律顾问队伍已超过10万人。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较好地发挥了法律参谋、法律培训、法律监督的功能，角色也由打官司、讨债向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建立企业法律机制转变正如一位知名企业家说：“企业好比是一辆汽车，工程师、经济师、会计师和法律顾问就是汽车的四个轮子．汽车要前进，四个轮子少一个都不行。”

国资委提出要求，在所有中央企业和地方国有重点企业建立健全法律事务机构．大型企业还要实行总法律顾问制度。在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已是大型企业普遍采取的一项重要管理制度。如美国新泽西洲的美孚石油公司、法国埃尔夫石油公司、德国西门子公司等都设有专门的法律事务机构，分别拥有一、二百人的法律顾问。这些法律机构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以追求最大效益、最小风险和最少纠纷为目标，在企业生产经营的舞台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2构筑全方位的法律风险预防体系

3．2．1建立合同管理制度

企业所签的合同内容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条款有无遗漏，形式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文字是否准确、严谨都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切身利益。因此，加强合同管理是防范企业法律风险的基础性工作，国有企业必须尽快建立以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为主，事后补救为辅的合同管理制度，具体包括合同归口管理制度、合同分类专项管理制度、合同委托管理制度等：建立以合同为中心的内部管理控制体系，做到人员、机构、制度三落实。对于企业已实践多年的常规性合同，具有较高重复性和利用率的合同，应拟定好固定合同文本，比如测绘合同、印刷合同等。严格履行签订合同须经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出具法律意见，并经有关负责人审批的程序。建立定期对企业合同纠纷进行统计、分析的管理制度，依据情况变化及时完善企业的固定合同文本。从合同的谈判、起草、签约、执行等各方面建立起有针对性的规定，形成协调的合同管理体系。

3．2．2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

建立一套合法、实用、规范的企业规章制度，使人们有所遵循，作到人人有专责，工作有程序，办事有标准，才能保证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有序的进行。同时规章制度完美的过程，也是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因此．一个企业制度的出台，必须严格按照一定的程序来进行，包括它的提出、调查、审核、修改、完善等．只有这一系列的步骤一一到位，才能确保企业规章制度具备合法性、实用性、规范性和协调性。

3．2．3建立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知识产权的取得、管理、保护和利用纳入法制轨道．各大企业普遍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开发和管理的力度，专利和注册商标申请量也在逐年增加，但目前还有不少企业尚未建立知识产权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科研开发与知识产权管理、技术创新与依法保护明显脱节．有的企业由于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自己的品牌被盗用，导致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下滑，甚至面临破产的境地，或对他人的知识产权了解不详，不自觉地侵犯了他人的知识产权，而因此处于被动局面。所以，企业要想提高自己的经济效益，就必须保住自己的“名牌”不被乱用，产品不被仿冒。不去随意使用他人的产品。

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成为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的一项重点工作．要努力改变重发明轻专利、重运用轻保护的现状。自觉遵守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加强对专利信息的检索．避免因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而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抓紧建立健全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机制。对商业秘密等建立规章制度，划分保密范围、与员工和经营对方当事人签订保密协议、确定人员的权利义务等，实施有效地防范管理。

3．2．4从程序上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

一个重大经营决策的出台，既要保障法律赋予企业的权利得到充分体现，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合法权益最大化，也要保证决策在法律上是最佳方案，有利于决策目标的实现．同时也要杜绝上当受骗，避免显失公平，防止纠纷发生。因此．为了有效防范企业法律风险，国有企业应在对外投资、产权交易、企业改制、融资担保等重大决策上建立一套可行完备的法律论证制度，强制推行重大决策法律论证程序，避免重大决策失误。

3．3建立诉讼风险管理组织，确立诉讼风险预警体系

按照资委《中央企业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加快完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的防控、处理和备案机制。为了避免诉讼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损失，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统一负责，企业总法律顾问或分管有关业务的企业负责人分工组织，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具体实施，有关业务机构相互配合的重大法律纠纷案件管理工作体系。

法律事务机构需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深入调查了解案件情况，研究确定法律对策，实施诉讼风险分析。在处理民事经济纠纷时，应积极主动请当地政府参与协调、平息，寻求有效的解决办法。若遇到协调不成而引发诉讼的，要积极应对，努力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另外，要加大对案件备案管理的力度。结合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建立有效的案件统计体系，使领导能够及时、准确的了解企业的案件情况。详尽洞察企业的经营和风险管理情况。

3．4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建立全员风险防范体系

许多事例告诉我们，很多企业在纠纷中处于不利位置或者被迫履行不平等的合约，都是因为业务人员在操作中不够规范，存在瑕疵而造成的。因此，必须加强领导、干部和员工尤其是业务人员的法律知识培训，如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培训，用较少的费用避免较大的损失。所以，开展普法工作提高全体员工的法律意识是公司依法治企、依法经营、降低风险的基础。这个基础打不好。再好的管理制度、工作流程，也都会大打折扣。

总之，为有效预防、减少各种经营风险，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加强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断健全组织机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建立、完善重大经营活动的法律审查机制，规范法律服务工作程序。加强合同管理，防范合同陷阱，预防、减少企业经营或决策风险，为企业更好的发展形成法律的保护墙，为国有企业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帅长红，主编．围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手册[M]．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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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额诉讼程序概述

( 一) 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界定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通过立法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但目前理论学界对于小额诉讼却没有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同的定义。域外学者结合理论基础与司法实践的方式对小额诉讼程序的概念着手研究，大至概括为下列两点: 其一: 小额诉讼程序，就是通过便捷化的程序使普通民众可以获得具有保障性的法律服务。其二: 小额诉讼程序是能够让案件双方主体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的范围内提出自己的请求而启动的一种程序。

在我国，学者们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定义界定也是众说纷纭。我国学者基本上认同小额诉讼程序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基本等同于简易程序，但是狭义上的小额诉讼程序是指与其他程序相区别的、更加简单方便地处理数额较小的纠纷所开展的诉讼活动及其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目前对于小额诉讼程序概念的具体界定存在以下几种主张: 张茂从小额诉讼程序启动条件上分析小额诉讼程序是指较为简单的普通的群众向法院提出的在法定数额的标准下可以请求适用的一种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王亚新从程序作用的角度出发，认为这种程序，是指经由程序的灵活运用，使得一般的国民可以获得具有保障的一种法律服务。杨涵潇通过差异对比的方式，认为: 该项程序，是在和普通诉讼程序进行对比的条件下，仅仅在法律规定的标的额在一定数量或者范围以下的标准或有其他的特殊情况所启动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从概念上分析各有各的差异，但是总体含有下列几个相似点: 其一，符合该程序案件的标的金额都较小; 其二，该诉讼程序更为便捷、简单; 其三，它们的价值追求都是共同的，即程序与实体的公正。综上所述，本文所分析的即为狭义的区别于简易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即: 在县级法院或特殊的小额法院适用比普通或者简易程序更加简单的程序，审理数额较小的案件所开展的各种诉讼活动，以及与这些相关的一系列关系的总和。

( 二) 小额诉讼程序的特征

作为特殊的具有针对性的诉讼程序，该项程序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相比主要有以下区别: ( 1)简单与灵活并存: 小额诉讼案件性质较为简单，为迅速地处理问题，其审判方式更加灵活、简便。法官可根据案件的进展情况自由选择审判程序，如对案件事实清楚的小额纠纷可以直接进入法庭辩论环节，或者将法庭辩论与法庭调查交替进行。( 2) 调解和审判相结合: 小额诉讼程序通常以调解与审判相结合的方式贯穿全程。法官直接主动引导双方进行协商并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达成调解，解决纠纷，这样不仅可以促进效率的提高，还可以减少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缓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关系。( 3) 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该程序能够机动灵活地运用。在解决民事纠纷中，法官可以采取自主的方式推动案件审理的进程，引导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4) 一审终审: 小额诉讼采取一审终审制，被告无反诉权。一审终审制有利有弊，其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原告或者被告的上诉权，但同时也保障了小额诉讼判决结果的确定性，确定的判决结果可防止滥诉缠讼的发生。我国相关法律也通过法律条文明确规定我国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

( 三) 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

小额诉讼程序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因此具有其独特的功能。

1. 提高司法效率。司法效率是指法律资源的投入与办结案件数量及质量三者的比例关系。它的目的就是以消耗最少的法律资源，可以最大化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民众的合法利益。民事诉讼的普通程序，都存在成本高、耗费时间长等问题，小额诉讼程序却是在寻求正义和效率之间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小额诉讼程序简单、快捷、灵活，能够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变动，这些都极大地节约了诉讼成本，提高了司法效率; 另一方面，该项程序也注重调解的强大功能，案件双方以调解的方法友好地处理问题，不仅能够降低所需承担的相关费用，而且最后的结果也易于实现，最终能够妥善解决纠纷。

2. 服务社会大众。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目的从案件双方的角度来说，是以其简单、快速、高效的方法提供一种区别于其他诉讼程序的法律救济方式，民众能够近距离地接近法律救济，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合法权益的保护。它能够减少案件处理的冲突性、减少法律的适用的专业性，使案件双方愿意亲自参加诉讼，促进纠纷的快捷解决。小额诉讼程序主要适用于各项法律关系清晰、争议较小的、金额较少的经济纠纷，能够尽可能地为普通民众提供一种最便捷的法律服务，同时保障双方的利益得到及时、有效地保护，实现法律服务的大众化。

3. 完善诉讼程序。从一定程度上看，简易程序只是减少了普通程序的部分内容，与其并没有明显区别。在司法过程中，很多案件都是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的，但是我国相关法律中关于它的条款过于抽象和缺乏可操作性，不能有效地解决问题，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案件双方的预期利益无法得到实现。但小额诉讼程序非但能够解决费用高昂、耗费时间长等问题，还能够大幅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能够为案件双方提供快捷、方便的法律服务，同时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小额诉讼程序是对其他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完善，能够弥补漏洞，是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补充和完善。

二、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现状及问题分析

( 一) 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立法现状

2012 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专门对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如规定了其适用于案件事实简单、相关法律关系清楚，且标的金额较小的金钱给付纠纷; 标的额的适用标准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 且适用一审终审等。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5 年2 月出台的《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中对该程序作了进一步细化，用十几个条文对小额诉讼程序的规定进行了法律适用上的细化，就审级制度、数额的确定、举证时间限制、法院管辖、程序之间的转换、裁判文书的简化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和解释。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小额诉讼可以适用的范围，排除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范围。另外，规定了在适用该程序中举证时间的限定以及答辩方面的内容。该司法解释规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其举证时间限制由法院来予以决定，也可由原被告双方互相讨论并且需要法院的许可来最终确定，一般情况下时间最长为七日。原被告双方明确表示放弃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间的权利的，法院可以按照诉讼程序立即进行审理。在小额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之间的转化适用方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第280 条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处理纠纷的过程中，出现了其他问题不再适用该程序继续进行审理的，应该由人民法院确定重新适用何种程序进行审理。 在此，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小额诉讼程序不能直接转化为普通诉讼程序，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当出现特殊情况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然后根据需要，再由普通讼程序进行审理。另外，还规定了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适用异议权，如果双方对适用该程序审理纠纷持有异议，必须在开庭前予以表示，由人民法院来决定是否更改程序进行审理。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小额诉讼案件的判决书可以进行简单化，即允许只记载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法律请求、裁判结果等内容。

( 二) 对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小额诉讼程序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开始，到全国90 个县级法院迅速进行了试点工作，直到在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了对该项诉讼程序的明确规定，标志着小额诉讼程序在我国的正式建立。随着小额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在解决小额纠纷案件、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我国该项程序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问题。

1. 程序结构关系不明确

小额诉讼程序规定在简易程序之下，看似是该程序下的一个子程序，实质上是一种特殊运行规则。

从适用条件看，事实清晰、相关法律关系明确、争议较小，而在司法实践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判断标准有重叠的可能。在实务中，小额诉讼程序的适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审判效率的降低。原因之一就是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在法律体例上，以章节的方式规定了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并未明确确定小额诉讼程序，仅仅在简易程序一章中有条文指出专门适用该程序审理小额纠纷案件。这一条文模糊了两个程序之间的差异。简易程序适用于案情清楚的民事案件，而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应当是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案件简单的。争议标的金额不大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区别，不容忽视。若没有明确小额诉讼程序的独立地位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能够取得的社会效益。

2. 当事人诉讼程序选择权的缺乏

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权是指案件双方主体能够自己决定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案件是否适用该程序开展审理的权利。依据新修订《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凡是符合数额要求的必须适用该程序进行审理，这应属自动( 强制) 适用，其中对于案件双方主体的程序选择权并未作出详细规定，当事人在启动审判程序时只能接受法院的安排，明显缺乏程序选择权。

该规定更多是从法院的角度出发，是为了缓解司法资源的紧张，但小额诉讼程序的目的本应该是方便当事人诉讼，减轻讼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规定案件双方在开庭前可以对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提出自己的看法。这看似当事人享有异议权，但异议的审查主体依然是法院，法院仍然握有程序适用的主导权，与当事人享有程序选择权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时这项规定也完全排除了标的额的数量超出现有法律条文中的标准但案件双方当事人同意适用该诉讼程序的情形，不利于诉讼价值的充分实现。

3. 救济程序不明确

按照相关法律的明确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不得上诉。而仅有的救济途径为再审程序。而再审程序在诉讼中属于一种不经常适用的程序，大部分纠纷案件是不会、也不应当启动再审程序的，再者说再审程序具有严格的启动要求，如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再审申请书的审查期限就长达三个月。小额诉讼程序能够简单、快速地处理小额纠纷，但是救济途径的不完善导致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漏洞。

4. 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

在启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案件金额大小的适用。若案件的标的额过大, 有的当事人为了能够适用该程序，会将相关请求标的进行恶意拆分，将原本可以适用其他诉讼程序的案件，变为多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再者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限定小额诉讼程序的主体，该程序因其诉讼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有可能成为企业、物业公司或者银行的讨债程序。这都不利于该程序的正确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具有诉讼成本低、快捷、高效等特点，能够促进司法更好地服务大众，因此，也容易引发当事人倾向于通过诉讼途径解决纠纷的欲望，从而导致一些原来可能私下调解的问题也进入民事诉讼的轨道，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这不仅导致诉讼数量的大量增加，加剧司法资源的紧张，而且扭曲了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价值。

三、完善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对策

为了充分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对策:

( 一) 确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从现行的法律来看，小额诉讼程序置于简易程序之中，作为简易程序之下的一个程序，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容易忽略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导致不能达到诉讼效益最大化。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小额纠纷也随之不断增长，为满足大量的诉讼需求，也为使小额纠纷的当事人愿意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快捷高效地获得民事纷争的解决，应当按照纠纷类型与诉讼程序相适应的原理，设立与小额纠纷相配套的完善的小额诉讼程序体系。英美等国的该程序是治安法庭适用的非混合、非正式的; 德国也有区别于普通程序的小额诉讼程序; 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是区别于其他两种诉讼程序的一种特殊诉讼程序; 韩国则建立了一种独立于其他程序的诉讼程序。从域外国家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来看，将程序独立于普通诉讼程序之外，对其确定明确、单独的法律程序是大部分国家的立法模式。该诉讼程序与简易程序的一些规定看似具有相似性，但它并不是它的附属程序，也不是它的分支程序，具有单独性、完整性。因此，我国有必要在今后设立独立完整的小额诉讼程序，优化程序设计，明确内部流程，最大程度地实现其法律价值，切实减轻案件双方的诉讼压力，真正实现效益的最大化。

( 二) 设置调解为前置程序

在小额诉讼程序设计中应当将调解设置为一个重要步骤，明确规定调解的法律地位，规定法官在审判前应当依职权主动引导、规劝当事人达成和解。并且调解前置只是要求在适用诉讼程序处理纠纷前应当先对当事人展开调解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工作的结束，它还应贯穿于案件处理的全过程。调解作为小额诉讼的前置程序不仅能够减轻审判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形成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还能有效促进社会关系的愈合。

( 三) 赋予当事人程序自由选择权

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对于它的硬性规定有益于保障实施，但是规定的内容过于死板，偏重于从法院的角度出发考虑相关问题，过于强调程序的简便与效率，缺乏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这实质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当事人作为权利的主张者，对于如何减轻自己的诉讼负担，适用何种程序更能实现诉讼效益，有切实的考量。例如，美国的州法律都通过法条规定案件双方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适用何种程序来解决民事纠纷。

对于适用何种诉讼程序，应该着重考虑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给予其选择权。该项选择权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点: 一是标的额符合固有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选择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 二是案件的标的额超出固有法律标准的，案件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决定适用何种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的选择应当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来考虑诉讼理念与价值追求，更能够提高效率促进正义的完美实现。

( 四) 严格限制小额诉权的行使

小额诉讼具有门槛低、成本小、效率高等特点，但这也易导致滥诉现象的频频发生。为防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提高司法效率，有必要对小额诉讼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严格限制小额诉权适用的具体措施可以从以下两点着手: ( 1) 审查+ 处罚。法院在立案阶段应该严格审查当事人的诉讼标的额，超出标准的，若其承诺对该诉讼涉案金额之外的金额不再另行起诉的可予以准许。同时应对恶意滥诉行为予以相应的处罚。( 2) 对在一定时期内提起小额诉讼的次数限定一个范围。由于案件双方的主体情况不同，所以次数标准也应区别对待。我国可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具体的次数应该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同时参考国外相关经验予以确定，而后再根据实践和需要进行调整。( 3) 强调诚实信用原则，约束和规制恶意提起小额诉讼的行为。强化当事人对小额诉权行使的内心约束。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诚实信用原则，在小额诉讼程序中强调诚实信用，也是贯彻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

( 五) 规范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方式

小额诉讼程序以高效、便捷、低廉为目标，同时公平与正义也是立法指导思想，所以案件双方的程序救济权也必须成为立法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该程序只进行一次审理，审结完毕后不再审，在某种意义上说限制了案件双方的上诉权，缺乏救济途径。事实上，在这方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如英国的动议制度、美国和英国的特殊上诉制度、日本的裁判异议制度等。因此在该项程序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关注节约司法资源、减少诉讼费用以及裁判公正等各方面情况，同时设置有限的二审程序，比如对上诉具体要求进行限定，事实认定错误就不应该属于其范围，但应该规定因为违法事项或者法律适用错误时允许上诉等。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案件双方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裁判，如果认为确实存在问题的，能够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可见，对于申请此类案件的再审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础。但如果对此类案件的再审审查和一般民事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要求一致，则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违背了小额诉讼的立法目的。因此，对于申请再审的流程，应该确定统一的操作规范，比如明确规定一律向一审法院申请或者设定移送环节，即一方向一审法院申请再审的，另一方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的，原审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上一级法院合并审查。在考虑依据民事纠纷性质与特点的基础上，适当简化案件的再审审查程序，如在法定事由方面进行适当限制，仅保留有新证据或伪造了主要证据、适用法律错误、非本人原因未参加诉讼、审判人员存在违法行为等重大情况，排除其他一些程序性事由; 适当简化审查程序，如允许一名法官独任审查等，从而更好地发挥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

篇7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问题，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问题。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中国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中国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问题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问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理论上经济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法律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说，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理论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问题，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篇8

【关键词】建造合同 完工百分比法 应用

一、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概述

（一）《建造合同》的定义及特性

建造合同是指为了建造一项或者数项在设计、技术和功能方面达到一定用途的资产而订立的合同。由于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飞机及船舶制造、大型机械制造等工程有体量大，建造技术难度大，建造周期长等特点，其建造周期往往会跨越一个或几个会计周期，使这类产品的生产要约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如果因决策失误或言不达意造成工程建设成果违背投资初衷，其损失是十分严重的。因此，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往往由投资方（甲方）与承包方（乙方）在建造工程之前签订一个工程建造合同，在合同中约定双方的义务及权力，将工程建造过程中的细节问题表述清楚，以免产生经济纠纷。

（二）完工百分比的定义

根据我国财政分布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14号-收入》，完工百分比法的定义是指根据劳务进度完成的情况来确认支付收入与成本的方法。因此，完工百分比法旨在规定建造合同中所完成的工程进度应与所得到的收入相匹配。依据《建造合同》的相关规定，凡是建造结果能可靠估计的，应依据百分比法确认合同的收入。

（三）建造合同百分比法的应用步骤

将百分比法与建造合同相结合，应该包含两个步骤。

1.根据合同的完工进度，计算出完工百分比。一般来说，根据计算合同完工百分比法有以下三种方法：（1）已完成的工程量占合同约定总工程量的比例。这种方法适用于有固定的工程量，而且工程量的确认较为容易的工程，如土石方工程、道路工程、砌筑工程等等。其计算公式为：合同完工进度=已完成的合同工程量/合同约定的总工程量x100%。（2）累计已发生的工程成本占合同约定总成本的比例。有些工程项目并不好估算完成的工程量，这时，可以成本计算法来计算完工百分比，其具体的计算方法是：合同完工进度=累计发生的工程成本/合同约定的总工程成本x100%。（3）已完成的工程量的测量。如果上述的方法均无法界定合同完成的进度，则可以采用工程量测量的方法来进行。由于合同进度的确定决定着甲方与乙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因此测量单位必须是第三方且具有相应资质的机构。由专业机构对工程的进度做出判断，可以作为支付申请的依据。

2.根据合同完工百分比确认应支付的合同收入。当得到合同完工进度的百分比得到确认后，可以根据下面的公式对应支付的合同收入进行计算。

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合同完工百分比x合同约定的总造价-前期已支付的合同收入

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合同总收入-合同预计总成本）x？完工进度-以前会计年度累计已确认的毛利

当期确认的合同成本=当期确认的合同收入-当期确认的合同毛利-以前会计年度预计损失准备

二、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法在应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解决措施

（一）建造合同完工百分比法的不足之处

建造合同的百分比法应用是基于对合同完工进度的准确估计，而事实上，合同进度的估计多数主观性比较大，难以准确计量，造成数据与实际量会产生偏差。在应用的过程中，主观性的偏差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难以确定会计核算对象。建造合同根据建造的工程内容不同，其核算的对象也是多种多样的，而这会给会计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对核算对象的不了解容易产生核算误差，最终造成结果的准确性较差。

2.难以把握确定完工进度的方法。尽管工程进度完工百分比的确认有三种办法，但从实际的应用情况来看，工程进度与工程量测量的方法均不易施行，只有依照合同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来估算合同完工的百分比。而这样的计算方法容易使企业内部的管理人员钻空子，人为地安排合同成本的支出情况，导致最终的计算结果难以反映工程进度的真实情况。

3.分包工程时收入成本确认不准确。目前，工程施工活动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细，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往往被多个专业施工队伍分包，而分包的财务是独立负责的，分包单位过多使得总包单位的会计核算人员难以对分包工程的工程进度进行准确的计量，最终会影响合同完工进度的准确性。

4.按工作量签订单确认的收入低。工程施工过程中，工程量的确认需要监理工程师的确认，最终工程量签证单汇总到甲方手中，才能对发生的工程量进行核算。而一个会计期间中，有时签证单未必能及时得到汇总，使在当期的会计期间核算的工程量小于实际发生的工程量，因此会产生实际收入低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企业应在每一个会计期间对工程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确保会计计量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二）完善建造合同百分比法应用的措施

1.规范企业招投标活动。百分比法在建造合同中的应用必须依靠一个规范的、正规的建设程序，因此，应采取措施落实招投标法对于企业的各种规定的，遵循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的原则，及时做好施工过程中的签证汇总和补充协议的工作，以便对发生的工程量和应支付合同收入做出准确估计。

2.明确建造合同双方的权责。当建造合同订立之后，无论是甲方还是乙方都应该严格按照合同规定的权利与责任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投资方和承包方均应对合同项目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和综合能力评估，对合同内约定的工期及付款等内容作详细了解，尽量减少发生纠纷的可能。另外，施工企业应注意收集工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件材料，这些材料的保留将有助于施工企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将来可能发生的经济纠纷问题。

3.完善的企业内部成本核算。施工企业首先应该组织有关部门对合同未发生的成本进行科学、全面和准确的评估，通过编制合理的施工组织设计，现场踏勘，预测材料市场的价格变化趋势等，为提高成本核算准确性奠定基础；其次，企业应构建内部核算和预算体系，通过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来达到成本核算的准确性要求。

4.对已发生成本要进行严格区分和准确计量。每个工程项目必须指定专门的人或部门负责各种物资的收发、领退、报废和清查制，并逐步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对所购物品的品种、数量和规格情况进行详细验收，以便登记入册。最后，对已发生的工程成本与未发生的工程成本应进行严格区分，确保核算的准确性。

三、结语

完工百分比法在建造合同中的应用建立在合同进度的确认基础之上，由于在工程进行的过程中，合同进度涉及到多方面的信息传递，为了保证信息传递通畅，企业应建立成本数据库，完善项目管理人与企业会计核算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是十分必要的。企业的信息共享与制度交流将有助于促进项目的运态管理，同时把企业的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肖太寿，肖太福.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政策解析及实务技巧—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与纳税调整[M].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9.

篇9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商业行为；保障

伴随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经济的各行各业都在实施“互联网+”。互联网逐步渗透至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发展模式之一，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独立机构，采用与各大银行签约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结算系统接口的交易支持平台的网络支付模式。马云在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未来30年一定不会只是“互联网公司”的天下，未来30年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公司的天下、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国家的天下、是“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年轻人的天下”。第三方支付作为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产品，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正在对商业行为产生广泛的影响。应用好第三方支付，将对商业行为涉及的资金安全、交易效率、数据分析、决策支持等产生巨大的保障作用，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第三方支付模式概述

1.具有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

该模式一般以电商平台为基础，通过引入第三方支付，实现商业行为双方的公平交易，有效保障了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了商业交易效率。该种模式有两大关键要素，一是信任文化，即交易双方对第三方支付平台有一定的信任，相信其可以保护资金安全；二是虚拟账户，即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每个交易方都设定了一个账户，虚拟账户进而与银行账号相连，虚拟账户拥有大量交易信息，是单一客户的交易信息集成地。如阿里巴巴的“支付宝”就是典型的具有担保功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2003年10月，淘宝通过支付宝支付平台，解决了C2C商业行为中交易主体的信任问题，首创了具有担保职能的第三方支付模式。即由买方通过支付宝将资金暂存于支付宝平台，在货物到达且质量保证的基础上，由买方发出付款指令至支付宝平台，实现资金支付，最终完成交易。

2.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模式

该模式仅由第三方支付平台构成，通过与银行建立支付接口，实现资金的网络支付。在我国，这一模式比较典型的代表是快钱、拉卡拉等。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模式一般致力于为商业行为的企业端提供支付功能的解决方案，通过解决方案的实施，促进实体企业快速发展。一是以快钱为典型代表的第三方支付，能够提供综合化、跨行业的支付解决方案。具体的支付产品包括：大额网银支付、POS机支付、第三方预付费等。二是关注行业差异性，立足产业链各环节，深耕特定行业，针对企业提供垂直行业支付解决方案，将产业上下游都并入支付体系。如在航空公司机票销售过程中，易宝支付、汇付天下等第三方支付提供的资金支付解决方案，将乘客、航空公司、机场等产业上下游企业并为一体，有效促进了航空公司业务的发展。

二、传统支付方式对商业行为的主要束缚

1.难以保障商业行为各方的主体权益

传统支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商业模式下的主要支付方式，具体表现为现金支付、银行票据支付等方式。这种支付方式仅完成了资金由支付方向收取方的转移，实现了货币交换，而商业行为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完全依赖于合同与法律的约束。正因如此，商业行为中欺诈、假货、质量不合格等纠纷事项比比皆是，如“皮包公司”在交易完成后就立即消失，产品质量完全没有保障。又如交易标的收到后，购买者便销声匿迹，款项难以收回。这些都造成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屡屡受挫，制约互联网交易的发展，商业行为各方主体的权益难以保障，制约互联网经济发展。

2.难以促进商业行为的效率提升

在传统支付方式下，资金实现交换的途径往往局限于现金、汇款、票据等方式，存在诸多不便。如大额现金携带较为困难，且不安全；银行汇款一般需要在银行柜台办理，汇款通过银行间信息交换，到达卖方，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票据一般依靠银行信用，且需要另行支付银行中间业务费用，拉升了商业行为主体的成本支出。这些制约因素，一是对商业行为效率的提升产生了较大的束缚作用。二是支付费用较高，加重了商业行为主体的交易费用负担。三是商业行为交易各方彼此的天然信任程度较低，需要多次交易，以增进互信。因此，传统支付方式功能单一，商业行为失败的概率大幅提升，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商业行为效率的提升。

3.难以扩大商业行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行为的健康快速发展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商业行为中蕴含了大量信息，信息的整合运用将对经济主体的正确决策起到较大的支持作用。然而，传统支付方式仅仅实现了货币资金的交换，只是完成商业行为的必要步骤，资金支付单纯依靠银行等金融机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甚微。由于传统支付方式功能与渠道较为单一，各经济主体的不同账户支付信息较为分散，信息整合缺乏基础，商业主体对银行的依赖度较强，但对于单一银行的粘性几乎没有，难以发挥对商业行为的保障与促进作用，制约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与促进作用发挥。

三、第三方支付对商业行为的保障作用分析

不论是具有担保作用的第三方支付模式，还是独立的第三方支付模式，第三方支付的共同特征在于，其面向B2B、B2C市场，凭借网关模式立足，为商户和机构提供优质、快捷的支付解决方案。第三方支付的直接客户是企业，企业通过第三方支付吸引消费者与客户，增加其对第三方支付的粘性，保障商业行为各方主体的权益，大幅提升商业行为便利性与实施效率，促进经济实体的快速发展。

1.有效保护商业行为各方主体权益

第三方支付通过发挥互联网的重要作用，引入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平台，解决了商业行为各方主体信息不对称的实质问题，有效保护了商业行为各方主体的权益。一是保护买方主体对货物及服务质量要求的实现，由于是买方验货后发出付款指令，完成资金实际支付，规避了质量不合格导致的经济纠纷。二是保护卖方主体对资金到位要求的实现，由于资金暂存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如果货到且验收合格，即必须付款，规避了货到不付款的欺诈行为。

2.有效提升商业行为便利性与实施效率

第三方支付通过与各大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建立接口，实现了对银行支付结算系统的资源整合，解决了传统支付方式效率较低的各种问题，有效提升了商业行为的实施效率。一是实现了商业行为的“去现金化”管理，提高了企业、消费者等主体的资金安全性，同时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成功概率。二是实现了支付与社会经济各行各业的完美结合，为企业与消费者的经济业务、企业与企业的合作往来，提供了一站式的解决方案，压缩了商业行为各方因资金支付耗费的时间，大幅提高了商业行为的效率。

篇10

一、多方面抓好规范，依法实施警务公开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认真履行警务公开内容及职责、义务。在警务公开前，局党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的开展，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班子副职为副组长，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警务公开领导小组，全面领导和开展这项工作。小组对公开内容、范围以及实施办法进行认真研究,本着与岗位职责相对应的原则，确定警务公开具体标准，完成时限和保证措施，确保各警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把警务公开纳入公安队伍建设长效机制中，与转变公安工作作风、加强队伍廉政建设、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相结合，从而促进了队伍整体素质提高，调动了干警的工作积极性。

为使广大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公安工作的理解支持和监督，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安职责及权限的规定，制定了我局警务公开，规范了我公安机关工作具体内容，运作方式和工作纪律要求。使我公安机关基层单位建设在哪里，警务公开就跟进到哪里。各所、科、室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认真抓好警务公开中的具体任务的落实，做好人民的公仆。

二、多层面的构建平台，全面推行警务公开

一是规范内容，公安工作业务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所以，在警务公开中，必须严格按照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公安机关内部规章制度及要求公开内容，具体内容有：

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及职能范围；法律、法规、规章的执行、解释的权限；群众报警求助和“110”向社会的承诺；对旅馆、公共娱乐场所、特种行为、民爆物品购买审批、身份证办理、户口迁移等程序；公民因出境申请须知；建设工程消防审核程序；、投诉、行政复议、行政执法主体、联系方式、工作程序和处理结果；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收费依据、标准和收费部门、监督举报电话；其他应对社会公众以及管理、服务公开的警务信息。

三、多角度进行督查，确保警务公开取得实效。

我局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执行的同时，从多方面加强警务公开落往实处的监督检查：一是对警务公开及运行过程实施全过程督导，按照“谋划、实施、检查、改进”循环过程监控，把“该说的要说到，说到的要做到，做到的要有效，有效的要鉴证，无效的要追究”的现代管理理念，引入到警务公开日常管理中。二是通过听、看、查、评以及定期督查、季度抽查、半年考评及等级化管理，进行量化考核和民主测评，将警务公开内容列入年度业绩奖惩、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以此确保警公开各项任务落在实处。

当然，我局警务公开涵盖我局的一切行政执法内容。警务公开后，通过调查，发现我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我们公安内部存在的问题。我公安干警绝大部分人在行政执法中，能够严格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执法行为规范，程序适当。但也有极少数人在行政执法中不尽人意，与建立法治政府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执法水平还不高，不学法、不懂法的现象依然存在，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问题还没完全解决。在行政执法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执法观念淡薄，保一方面服务观念淡，少数人认为“管理就是审批、执法就是处罚”，服务意识不强，执法态度生硬，使得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另一方面程序观念淡，少数民警执法方法简单粗暴，随心所欲，不按法定的程序办事，在行政执法特别是行政处罚中违反告知制度、申辩制度、听证制度和案件会审制度等法定程序制度，强调自己的管理职权，漠视管理人的权利。

二是执法程序不合法。《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时所必须遵循的步骤、方式、时限、顺序，建立了从立案、调查、作出处罚决定和制作处罚决定书等一系列程序。但从调查的情况来看，“重实体、轻程序”问题依然存在：执法时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不表明执法身份；应适用一般程序的却错误地适用了简易程序；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罚款应告知听证程序的却不告知等等。

三是执法文书格式不规范、内容不适当。从行政执法案卷来看，制作的笔录存在问题。

四是行政处罚显失公平。同一案件，对不同的当事人罚款的数额相差很大。比较突出的是赌博案，同时间、同地点、同性质，多罚与少罚的数额相当大，甚至对有的当事人不作任何处理。执法的随意性突出。

（二）对公安行政执法干部少数群众理解的误区。公安行政执法，不是包含国家行政机关的所有执法，它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行政执法，如果超越了权限，那么就是违法行为。但是在实际执法中，如土地纠纷、财产纠纷、经济纠纷、家庭纠纷、打架斗殴后的医疗费用的处理、城镇建设、计划生育、 工商执法、税务管理、文化娱乐管理等不属公安行政执法的部分工作，公安机关又必须出面去解决、去处理。导致在一些干部和群众的意识中，把不属公安管理的行政案件及事务强加于公安工作范畴，致使公安行政执法中出现两种问题，一种问题是插手管，是行政违法；另一种情况是不管，又恐矛盾深化，出现不安全因素。还有些人，求简捷迅速，把不属于公安机关处理的行政案件，纠缠公安机关处理，致使公安机关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少数干警因此遭受到人身攻击，从而极大地降低了公安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对公安行政执法的建议

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行政执法工作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组成部分，行政执法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确保在行政执法中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为优化投资软环境，避免因违法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现就加强和改善我县行政执法工作建议如下：

（一）切实加强领导，牢固树立依法行政观念

各级各部门的领导要带头学法、守法、用法，提高依法决策、依法行政的能力，善于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彻底摒弃传统的“官本位”观念，树立“民本位”的观念。既严格依法办事，又积极履行职责，做到不越权、不滥用、不失职，把行政执法工作列入重要日程，切实加强对行政执法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各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领导要认真研究执法工作，对重大、复杂的行政处罚案件，要集体讨论决定。

（二）加强阶段建设，不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

首先，要整顿现有行政执法队伍，坚决取缔没有行政执法权的单位违法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对没有合法依据、随意将执法权委托给下属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行使的执法部门，要依法追究责任。其次，要切实加强执法队伍培训，建立高效廉洁的执法队伍。要进一步加强执法人员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思想作风教育，不断提高行政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要严格执行行政执法人员考试录用制度和持证上岗制度，严禁合同工、临时工和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的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工作。第三，要选拔政治强、作风正、业务精的干部充实到法制工作队伍，使政府法律工作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同本地本部门包括行政执法监督在内的整个政府法律工作任务相适应，法制工作部门要加大行政执法监督力度，重点查处不依法履行职责、、等违法行为。

（三）规范执法行为，树立行政执法新形象

各行政执法机关要通过规范执法行为，严格执法程序，促进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在实施具体行政处罚时，要认真贯彻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一是对于情节轻微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原则上不予处罚，要通过说服教育，促使当事人自觉改正。二是依法应当给予处罚的，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说明应当处罚的依据和道理。杜绝野蛮执法、精暴执法，努力树立文明执法形象。三是要把查处和引导结合起来，疏堵结合，加强服务意识。在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的同时，要增强服务意识，关注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实际困难，引导企业或组织依法经营，尽量避免使用责令停产、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等严厉的行政处罚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