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的文学艺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藏族的文学艺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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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涵义

学界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包括民间传统习俗、文学艺术创作以及传统工艺三个主要分类，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中体现生产生活审美情趣且具有极高艺术和商业价值的作品，例如民间传说、民歌、民间舞蹈、戏剧等通过各种不同的表达形式来展现其艺术魅力的作品，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应当给予应有的版权保护。

以上规定虽然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概念作出了有着不同的解释，但是它们都对其特征有着相同的认识，即民族性、区域性、延续性，因此，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被认为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作出来的世代相传的表现其审美观念和意识情趣的作品，如我国的民间传说《阿凡提的故事》、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又比如吉卜赛人的舞蹈等。

二、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的问题

（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的确定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应当如何进行界定？发生在2002年底的“《乌苏里船歌》案”曾引起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广泛探讨。2002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四排赫哲族乡人民政府以赫哲族人民名义对诉郭颂、中央电视台及南宁市人民政府提讼，告其侵犯赫哲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益一案进行了一审判决。法院认为，《乌苏里船歌》是郭颂等被告人在赫哲族民歌《想情郎》的曲调之上经过改编而成的，郭颂等人的行为仅属于再创作，作品《乌苏里船歌》的著作权应当属于赫哲族人民，因此法院在经审理之后，作出以下判决：（1）郭颂和中央电视台在以任何形式使用《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字样；（2）判决郭颂和中央电视台在判决生效二十日内于《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而成”的声明；（3）驳回原告的其他赔偿请求。被告郭颂及中央电视台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在这起案件中，原告赫哲族乡人民政府是否有权代表赫哲族人民提起对赫哲族民间艺术作品的保护诉讼，成为案件双方争议的焦点。从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主体的思考不再拘泥于过去的说法，开创了法院承认乡政府作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权利主体地位的先河，对于类似案件中涉及权利主体的判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版权原则上应当属于创作它的群体，而人民政府则有权以该区域民族群体的名义提讼、主张权利。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学创作，它的创作是一个集创作、传播、提高于一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很多的人或民间组织都为之付出了劳动和努力，因此，其权利主体应是一个多层次的问题，不同层次的人在作品中所分享的利益也有所不同，除非主体无法层次化，则此时应被看做是抽象的主体，可以委托或委派相关代表来行使权利。

（二）权利主体层次化的问题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其最初有可能是一个或者几个人创作的，但是随着时间和历史的推移，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或组织予以不断地再加工和完善，从而凝聚了更多人的智慧结晶，这时的作品已不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了，而是逐渐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某个民族的群体作品，具备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点，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格萨尔王传》，就目前的搜集和整理情况来看，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一部史诗，共有120多部，100多万诗行，2000多万字，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是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格萨尔王传》这一伟大的英雄史诗仅仅依靠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它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结晶，其内容极其丰富多彩，是主要以民间说唱的形式来歌颂英雄的诗歌。这部史诗大约产生于公元三世纪至公元六世纪之间；在公元十一世纪左右随着藏传佛教的在藏区的复兴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这期间主要是藏族宁玛派僧侣在藏族古代诗歌、谚语以及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完善，形成基本框架，并编纂成了最初的手抄版本。在此之后主要是通过传唱的形式，由无数的吟游歌手世代承袭着有关它的吟唱和表演，历经了藏族人民一代代的口述流传，在不断地演进和完善中，成为藏民族历史文化最高成就的象征，在藏民族的文化遗产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其所有权和著作权应该属于这些群体而不是某一个人。

当然，在这一群体中，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人在作品中能分享到的利益也会有所不同。首先是真正的作者，这一群体在作品中除了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权利之外，还要考虑到作品的特殊性，除署名、发表等基本人身权之外，还应当包括：一是保真权，即保持作品的真实性和原生面貌，如作品出处和创作群体，禁止歪曲、篡改、贬低、亵渎作品；二是继承与再创作权，这一权利的规定是考虑到了作品的特殊性，因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很可能被群体中的任何成员创新；三是回归权，即有关群体对于历史上流落于群体之外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享有将其追回的权利，以上三项精神权利仅仅是学界中一些观点，而财产权则包括了很多，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其次是传承人，在集体享有版权的前提下，传承人也应当享有部分版权，主要是侧重于财产权，在人身权方面，应该适当地享有署名权。

第三类是记录人和收集人，这类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的劳动属于客观、真实地记录原貌，不再是创造性劳动，而是一般性劳动，所以不可能将这类群体置于“类似于作者”的地位，而是以适当的方式注明其为记录人或收集人，此外，在作品的开发、利用中，如果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则可以适当地支付报酬给记录、收集人，即记录人或收集人享有一定的获酬权。

第四类是整理人，这类群体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的劳动是加工、整理，使作品初步成型，其中也包括一些创造性劳动，因此这类群体也应当获得相应的版权与财产权。

第五类是改编与创作人，这类群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付出了创造性劳动，所以应对这些作品享有版权，在行驶著作权的时候不能脱离原作品的著作权，可视为演绎作品，这类作品的使用过程实行双重许可、授权和双重报酬，取得演艺人的版权地位，既要顾及作品的原始主体的地位，还需尊重原始主体的保真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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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产业；文化资源；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一、青海与基本情况对比

（一）青海的地理区位更具优势

虽然青海与都地处西部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但是青海的地理区位相对而言更具优势，首先青海古时便是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路，是联系西亚的重要交通枢纽的所在地。其次，青海位于之东北方向，北方地区通往的铁路、公路必经过青海，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青藏跌路。青海省会城市西宁距离西北最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兰州仅仅三个小时左右的车程。最后，青海的平均海拔要低于，自然条件优于。

（二）青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优于

青海的总人口数量和城镇人口数量远远多于，城镇化进程发展较快。与对比而言，青海的人口多，人口密度大，由此可见青海的经济较为发达，经济优势明显。

二、青海与文化资源对比

首先，在高端文化资源方面，占有较大的优势。拥有历史悠久、世界闻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这就使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比青海高了一个档次，使在全国和国际上更具有吸引力。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比青海多了一半，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产业开发的资源基础较为深厚。而且所有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与当地藏族居民的生活和宗教习惯息息相关，进行产业化开发的融合性好，可行性高。青海虽然以美丽的青海湖最为著名，被誉为中国最美丽的湖之一，但是却不是世界自然遗产，在官方地位和认知程度上都不及布达拉宫。作为中国著名体育赛事之一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赛，近两年来知名度不断提高，但是作为人为策划的赛事在文化底蕴上仍显不足，青海也没有充分利用环湖赛提升自身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

其次，从文化资源总体方面来看，的人文和历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在旅游景点上，由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多，大多数的旅游景点为人文景观，而青海的旅游景点大多为自然景观，因此，的文化资源在总体上要比青海丰富。进一步来讲，在文化产业运作的难度上，人文景观要比自然景观容易很多，特别是要策划运作出一流的文化产业项目，自然景观面临的挑战更为巨大。

最后，青海和仍然在走以民族旅游和民族歌舞表演为主的初级文化产业发展道路，青海和的文化产业发展主要靠旅游一条腿走路，难以将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的开发，严重缺乏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面对丰富的文化资源缺乏产业化运作文化产业项目的思路和魄力。

三、青海与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对比

现在阶段从经济因素来看，青海文化产业的总体水平远远高于，综合占比值比高出了近一倍，不论是分指标评价，还是综合指标评价，青海省都高出很多。但是，远远落后于全国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青海和文化产业30多个省级行政区中居于最后两位。

四、影响青海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其他因素对比

（一）在政治和政策层面上，青海的文化产业处于劣势

作为我国五大民族自治区之一，我国最大的藏族聚居区，又地处边疆，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而相较之下，青海东部虽然自古素有“天河锁钥”、“海藏咽喉”、“金城屏障”、“西域之冲”和“玉塞咽喉”等称谓，地理位置重要，但是在和平年代青海如此重要的地位就要打上相当大的折扣，政治地位更是不及。于是，国家在政策上对的各项事业的发展给予了相当大的支持，在经济上的扶持力度也很大，甚至在舆论和媒体关注度上给予优待，媒体关注度绝对在全国其他地方前列。这些来自国家的支持，使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无疑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的文化产业发展虽然落后于青海，但是在国家政策的刺激和推动下，文化产业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

（二）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定位和思路上，文化产业的定位和思路较为清晰、简单、易行

由于的民族绝大多数是藏族，所以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就是全力开发藏族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民族歌舞表演、民族艺术品等文化产业项目，清晰、简单、明确。而青海文化产业发展思路的制定所面对的问题就较为复杂了，虽然青海的藏族和回族人口分布也颇多，但是如果青海着力发展藏族文化产业在产业特色和产品差异上无法与抗衡，如果着力发展回族文化产业也无法与宁夏相竞争。因此，青海文化产业的定位和发展思路是其准确、快速、合理发展的关键，也是其所面临的关键难题。如果在定位和思路上走错一步，青海文化产业必定停滞不前，甚至满盘皆输。

（三）在地域“特色名片”的认知上，的“特色名片”更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全国范围来讲，人们一提到就会最先想到布达拉宫，提到青海想到的是青海湖，所以的“特色名片”是布达拉宫，青海的“特色名片”是青海湖。两者最大的本质不同在于布达拉宫是人文景观，而青海湖是自然景观，恰恰人文景观才是文化产业的较为接近核心的内容。的布达拉宫是具有藏族和藏传佛教风格的著名建筑，完全可以以布达拉宫为核心吸引力，对外拓展藏族民俗旅游、藏族歌舞表演、藏族艺术品等项目和产品的市场，将省域“特色名片”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完美融合。

然而，青海湖作为自然景观，与文化资源的融合程度就相对较弱，核心地位不强，将其作为“特色名片”与当地文化产业资源相融合的难度较大。

（四）在文学艺术创作上，更受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青睐

作为历史悠久的藏族聚居区，藏传佛教的发源地，宗教传统和生活风俗极为独特，在地理位置上又偏安一隅，历史上很少与外界联系，自古以来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许多文学和艺术工作者被的神秘色彩所吸引，采用诸多文学艺术手法和大胆的想象创作出了一系列的作品，出现了一批如《藏獒》、《藏地密码》、《传奇》、《伏藏》、《鬼吹灯之昆仑神宫》等叫好又叫座的文学作品。其中很多作品艺术价值和市场价值都很可观，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虽然这些作品有很大的虚构成分，并不能完全展现的真实风貌，但是却“无心插柳柳成阴”地为作了精彩的免费宣传，使的知名度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神秘也愈加神秘，越来越有吸引力，文化产业不费吹灰之力便有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然而对比之下，与青海相关的知名文学艺术作品就实在是凤毛麟角了，似乎青海缺乏某种深受文学和艺术工作者所青睐的吸引力。思来想去，与青海有关的文学艺术作品中，陆川导演的《可可西里》影响最大、知名度较高。可是，青海并没有把握住机会，借上《可可西里》的东风，来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扩大青海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即使是青海昆仑玉被08年奥运会所看重，做成了奖牌，也只是炒高了昆仑玉的价格，昆仑玉也仍在云南翡翠和新疆和田玉两大名玉的盛名压制之下。青海及其文化产业的社会影响也并没有扩大多少，甚至有些人只知《可可西里》和昆仑玉，却不知它们与青海密切相关。

五、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一）增强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现在，虽然青海的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高于，但是也仅仅比一个省份高，而西部地区的新疆、宁夏、云南、广西、内蒙古等省份的文化产业产值要远远高于青海，青海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在西部地区已经处于落后水平。即使是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推动下，大力发掘内在潜力，也极有可能在几年之内赶上青海。而且在现阶段，的旅游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经济效益是青海所不及的。因此，青海必须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充分认清青海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

（二）准确定位、科学规划并强化规划执行力

青海应注重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的发掘，扬长避短，准确定位文化产业的发展重点，扬青海土族文化、热贡文化之所长，避其藏族、回族文化之所短，突出文化产业的差异和特色，定位于开发具有浓郁青海特色的文化资源。同时，切实搞好文化产业的科学规划，重点支持文化产业高端，如文化创意、内容产业、文学原创等，这是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是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范畴，要作为重点来支持和发展。科学规划的同时还应注意决不可以让文化产业只用少数民族旅游这一条腿走路，注重文化产业的全面均衡发展。

青海还应强化文化产业规划的执行力，建立并形成快速反应的有效的规划执行推进机制，形成市场化的文化产业项目市场选择机制和价格形成机制。

（三）把握市场需求，高度重视和加强文化产业项目及其策划工作

只有市场需要，才能体现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青海的历史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如何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项目转化，如何形成产业化的运作机制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难点。因此，必须采用有效地专业指导，适当的政策支持，促进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项目的转化，形成建立在文化资源基础上的项目的产业化运作机制，建立文化产业项目库，储备一批项目，规划一批项目，开工一批项目。

（四）把握机遇，打造区域“特色名片”，提高文化产业品牌效应

区域知名度的提高，传播力度的增大，对提高本区域的文化产业品牌效应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虽然青海没有很好的把握《可可西里》和昆仑玉成为奥运奖牌的机遇，但是应当吸取教训，做好准备，把握好下次机遇。即使是现在青海也可以利用两者的余波效应，搭上扩大青海知名度的末班车。可以在《可可西里》音像制品里附赠青海人文风光的纪念册，当然纪念册里必须要包含可可西里的介绍图片，甚至可以让陆川导演作为青海环境保护的形象代言人。向奥运冠军赠送昆仑玉艺术品，利用昆仑玉制作奥运奖牌的复制品，或者组织奥运冠军“游青海，赏美玉”活动，借以提高青海和昆仑玉的知名度。

努力扩大环青海湖自行车赛的影响，将其打造成青海的“特色名片”，策划“外国车手眼中的青海”摄影活动，将摄影作品精选制作成摄影集，赠送给外国车手，借此提高青海的国际知名度。

总之，通过多种途径提高青海的知名度和吸引力，从而提高青海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

（五）以政府为主导，切实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放开文化产业投资领域，凡国家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应该允许各种所有制投资者进入。政府应有开明的心态，放眼未来，不与投资商计较眼前得失，发挥政府在文化产业初期“第一推动力”作用；政府建立文化产业发展投资专项资金，用于文化产业项目的投资贷款垫息、贴息；政府对文化产业项目在项目选址、土地使用、基础设施配套、环境营造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政府政策透明，营造一个市场开放、信息对称的环境，尽可能为文化产业投资者和文化产业项目降低行政费用。

（六）引进专业人才，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

文化产业需要创新，是因为文化产业是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产业，而人才是知识创新的主体。短期目标必须是放弃庸才，引进人才，留住人才，长远目标必须是支持人才培养，培养充足的专业人才，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必须强调的是短期目标是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的基础，留不住人才就很难培养出人才，所以必须务实、开明、宽容，以人才为本，留住所需要的人才，否则实施人才振兴文化产业战略就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王雅男,毛阳海,贺晶晶.发展文化产业的有利条件及对策探讨[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5).

[2]顾江主.文化产业规划案例[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

[3]蔡尚伟主.文化产业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李思屈,李涛编.文化产业概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王昱,毕艳君,刘景华,马生林.青海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开发之思考[J].青海社会科学,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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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族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藏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其渊源之久远，内容之浩瀚，举世瞩目。在语言文字、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民族学、宗教学、天文、地理、医学等学科领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目前“藏学”已成为国际上注目的一种学课，在国际上出现了“藏学热”。我们加强藏语文教学和使用，不仅是培养藏学人才，弘扬藏族文化，抢救发掘和整理藏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而且开展对外文化交流，逐步扩大往来的领域，促进其他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党的以来，随着民族政策的不断落实，藏语文教学和使用工作逐步得到了重视。就甘南藏族自治州而言，全州许多学校相继恢复了藏语文课，有力地调动了藏族群众的办学热情。但藏语文教学和使用，在有些学校时开时停，藏语文教学没有稳定的指导思想和长远目标，教学秩序不稳定，严重影响着藏语文教学的顺利开展和民族教育的稳步发展。截止目前，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开设面只占34%，也只占学生总数的30%。这远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更不能满足学生及其家长的愿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要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增加开设藏语文课的学校，让更多的藏族学生和在藏区的工作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子女（自愿选择）学习和使用藏语文，以适应社会和将来工作的需要。

二、对于重视高中藏语文的教学，是学习先进民族语言文字和自然科学知识，是促进整个民族教育的基础

本民族的语文（母语）是学习汉语文和其他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和工具，在这样一个藏族比例大，藏语文使用面广，群众不懂汉语和汉语基础薄弱的藏区，充分发挥藏语文的工具作用，先学好藏语文或用藏语授课并广泛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不是权宜之计，尤其对用母语作为交际、思维工具的藏族儿童来说更有特殊意义。

实践证明，藏族学生先学好藏语文，并将各科用藏语讲解，使他们接受快理解深，能用藏文给汉语文注音、表义，从而提高藏族学生学习汉语文和各科知识的信心和能力。开设藏语文课和用藏语授课，不仅是学习本民族语文，继承和挖掘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需要，也是学好汉语文和自然科学的最好工具和钥匙。同时很大程度上决定藏族群众送子女上学的办学热情和教育质量的高低。随着“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进一步强化了全民关心民族教育的意识，办学热情不断提高。甘南州第十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涉及要求开设藏语文课、发展民族教育的提案占总提案的20％。平时，基层干部和农牧民专程找书记、州长、教育局长谈民族教育，要求办学配备藏语文教师的不乏其例。农牧民群众、民族宗教界人士集资办学、捐资助学、投工献料排危建校的热情日益高涨。

以上问题给我们以深刻启示：首先，藏语文的教学在藏区有特殊的作用和巨大吸引力，说明加强藏语文教学、发展民族教育是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提高入学率，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以及促进整个民族教育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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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文学艺术；单行立法；知识产权保护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概念

“民间文学艺术的英文表示为Folklore，是1846年由英国考古学家W.J.汤姆斯最早提出的。”①当时是指研究英国大众从古到今关于文学、文物的学问，现用来特指民间文学艺术。“1977年非洲知识产权组织的《班吉协定》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为：一切由非洲的居民团体所创作的，构成非洲文化遗产基础的，代代相传的文学、艺术、科学、宗教、技术等领域的传统表现产品。”②而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指，一般从法律保护观点理解为世世代代在土著共同体中由身份不明的人创作、保存和发展、属于民族文化遗产的作品。这类作品的实例有民间故事、民歌、民乐或民间舞蹈及各种民族礼仪。”③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2年制定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他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中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这一概念，其内涵为：“由具有传统艺术遗产特征的要素构成并由某一国家的一个群落或由某些个人创作并维系，反应该群落之传统艺术取向的产品。”④

由上可知，现阶段对民间文学艺术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即“民间文学艺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由定义可知第一种称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它更类似于一个特定地域或国家的“传统文化”，其外延大于我们现阶段的知识产权领域。而第二种称谓则显然是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解读，即民间文学艺术是著作权法的保护对象——作品，对其采取的保护措施也只能在版权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去设定。笔者认为第一种称谓与第二种称谓应属于种属关系，即第一种称谓为广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而第二种称谓为狭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至于第三种称呼“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笔者认为其实质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一个表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之所以在后制定的文件中使用这一概念，也是认识到了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著作权法对作品的保护范围。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是形式，单纯的思想不受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表达就是表现这种形式的方式，即将人类对外界的描述用一种可感知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作品也是表达，但它还必须具备其他要件，如独创性、以载体为依托，可大量复制等。因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外延要大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即所有的作品都是一种表达，而有些表达并不都是作品。笔者本文所论述的民间文学艺术的范围特指广义模式下的民间文学艺术。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纷纷呼吁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进行立法保护。这其中既体现了利益的博弈，也反应了民间文学艺术所面临的滥用与消亡的现实。目前，对于民间文学艺术是否应当保护这一问题，国际上已经初步达成了肯定的共识，但对于保护的模式与保护的范围，各个国家还存在较大的争议。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征⑤

虽然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范围还存在分歧，但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重要性则不容置疑。作为数千年来人类文明的遗产，其无论是从历史科学研究、文化教育，还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都不可或缺。人类不能没有灵魂，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我们应突破利益分配的功力思维模式，将其上升到整个人类思想发展与传播的高度去制定相应的保护模式。目前，学界关于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是通过单独立法的模式进行保护还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内进行保护，笔者将首先总结一下民间文学艺术的表现特征，以便接下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民间文学艺术的集体性

通过上文可知，民间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主体的集体性。众所周知，大量的传统艺术都是通过无法确定的创作主体，如某一村落、某一行会等群体成员集体创作；或是通过某一家族世代的传承完善而产生的，如北京的抖空竹、庙会、京剧、四川的蜀绣、藏族的锅庄舞、剪纸等即是如此。民间文学艺术经过世代的发展，蕴含了大量的人类智慧与历史积淀，其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其所表现的技艺本身。另外，很多知名的民间文学艺术已无法确定具体的创作主体，进而演变为某一地区的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当特定的集体丧失了维持与再创作的能力时，该艺术形式则面临着消亡、失传的命运。这也是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希望将其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范围。但是，知识产权法的权利主体必须明确，专利权人及商标权人还必须经过法定授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与民法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基本原则相符，毕竟知识产权法属于民法的组成部分。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不确定性限制了其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立法保护，因此在立法缺失的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艺术资源被大量无偿利用而得不到法律的规制。虽然对艺术资源的利用可能对民间文学艺术发源地本身是一件好事，但从利益分配劳动学说的角度来看，付出之后如果没有直接的回报，本身就是一种不公。

（二）民间文学艺术的持续发展性（动态变化性）

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稳定性的一面，这也是其能够世代流传的原因，经过长年的发展，其表达形式已经被人们接受并形成了基本固定的模式。然而，正如某一方言之下还有不同的分支，如四川话中的成都话、重庆话等，某一民间艺术形式也可能包含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非实质性的表现形式，如武术。民间文学艺术还具有持续性的一面，即指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变迁，艺术形式本身自发的或受到外力的变化，这也是其自我生存的调解方式。但是，该变化也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实质上的自我颠覆。

知识产权法的客体必须具有稳定性，无论是作品还是专利、商标都必须严格满足法定的构成要件，稳定性意味着权利与责任的明确性，而对原有客体的发展（如演绎、改进）则会产生新的知识产权法客体。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动态性显然无法直接融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体系。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

民间文学艺术的创作者虽然具有集体性，但该集体的范围也不是漫无边际的，如某个家族，某个村落。而且，该民间文学艺术必须体现了该地区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即地域性特征。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地大物博，民族资源丰富的国家，民间文学艺术的地域性体现的更加明显。

但是，地域性并不是知识产权法的必备条件，因此民间文学艺术的该项特征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并无太大的冲突。反之，地域性特征可能会加强作品的独创性，增强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在商标法中，集体商标、证明商标的保护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地域性因素。

（四）民间文学艺术表达方式的无形性

表达方式的无形性也是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法相冲突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及经济的飞速发展，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各种民间文学艺术并没有通过有效的方式固定下来。有形无体性是知识产权的基本特征，无形的思想要想被人们感知，被社会传播必须通过有形的载体复制下来，这也是知识产权法只保护表达而不保护思想的原因。目前，很多的民间文学艺术还停留在思想的范畴之内，一方面是由于技术问题以及成本的因素导致无法对其进行转化；另一方面，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主体的保守传统及民间文学艺术具有的极高价值，也导致部分主体不愿分享自己的艺术成果。

三、民间文学艺术的双重保护模式

基于以上对民间文学艺术特征的分析，在设计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模式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析以下理论问题：

（1）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

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体系的组成部分，维护权利主体的民事权利、保护权利主体的合法利益无疑是其重要使命，但知识产权法区别于传统民法的特征之一便是其具有的公法属性，如专利权、商标权的取得需国家机关授权以及著作权、专利权的时效性。因此，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赋予主体权利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创作进而丰富人类社会的艺术文化成果，其终极的目的就是满足社会整体的精神文化需求及通过科技的发展来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即公共利益。

（2）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保护属性

权利是民法的属性，民法侧重强调权利，突出权利的绝对性、排他性。但是不可否认，某些法律的立法初衷更加强调保护，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某些无法自我保护的领域给予主动性保护，如《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等。在无形财产领域，笔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即属于此类，其保护的属性要大大强于其权利属性。

（3）功利主义的视角分析

功利主义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幸福。如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分析，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到底是否利大于弊呢？也许有人会说，发达国家大量利用民间艺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资源来创造大量的艺术产品，赚取了大量的利润，而资源输出国或地区却享受不到任何利益（利益分配劳动学说），这是明显的不公平。但是，对于功利主义来说，如果对艺术资源的利用并没有限制资源输出国或地区对原有资源的利用，而且进一步促进了当地文化、经济的发展及输出、促进了文化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及利用，则被认为是合理的。即使对资源输出国造成了负面影响，也要比较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孰重孰轻。另外，绝大多数民间文学艺术并不属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范围，即其已经纳入了公有知识领域。因此，从利益的角度过分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的限制及保护，可能会与知识产权法及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维护社会整体公共利益的立法目的相冲突。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产权法侧重从私法的角度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设计则应侧重于从公法的角度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以便建立公法、私法双轨制的法律保护模式。

（一）单独立法的保护模式⑥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未纳入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即属于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形式都可以通过公法性质的单行立法来进行保护。目前，我国已经制订了《非物质遗产法》、《文物保护法》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这可以为《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的出台提供积极的借鉴及宝贵的实践经验。

采用公法立法的保护模式，应侧重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强调保护性。与私法相对，单独立法应优先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规定相应的保护主体、经费支持及保护的方式。权利主体应当具有非营利性，其宗旨应当是保护民间文学艺术免于被滥用、被破坏及消亡，而不是盈利。二是侧重于对精神权利的保护。众所周知，权利包括物质性权利及精神性权利，《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法》应当更多的去维护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权利，其财产性权利应充分的纳入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三是宣言性立法。由于现阶段我国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其主体、保护范围、保护的方式还存在很多争议，故制定宣言性质的法律法规有其合理性，在掌握一定的实践经验后可再对法律法规进行修改。

采用公法立法的保护模式，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执行力，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财政、硬件基础，在短期内快速建立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体系。另外，政府通过公法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不应形成垄断，社会团体及个人仍然可以参与进来，辅助行政机关对民间文学艺术进行更加有效的保护。

（二）知识产权法的保护模式

由于民间文学艺术与知识产权的客体有一定的交叉，故私法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保护完全可以通过知识产权法来进行保护。由于科学技术等是否属于民间文学艺术尚有争议，笔者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简单介绍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

（1）著作权法的视角

通过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一是将满足作品构成要件的民间文学艺术通过著作权法进行利用、收益及保护；二是通过对公有领域中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作品化，即将其通过特定的载体创作成作品来对其进行保护。由于著作权对权利人的保护期限非常长（如作者终生及死亡后50年），故通过著作权法来保护及利用民间文学艺术乃是其最重要的方式。

（2）商标法的视角

商标法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的贡献主要为在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化或服务化后，通过注册商标来参与市场竞争（包括国际市场）。另外，集体商标与证明商标也对特定区域的民间文学艺术进行保护。重要的是，商标法中权利人的商标权是一种有条件的永久性权利，权利人获得商标权后，满足特定条件就可以永久性的使用该商标，而不用担心其进入公有领域。

（3）不正当竞争法、垄断法的视角

不正当竞争法及垄断法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相对，其更强调禁止而不是授权。在民间文学艺术产品及服务在市场流通时，如果权利人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或垄断，损害了其他经营者、消费者的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时，两部法律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无形财产保护的重要性，国务院在2008年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强调了创新型国家的建设，2011年《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出台，并建立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是，在实践中，社会公众的无形财产保护意识普遍不高，行政机关在这方面的执法及宣传力度非常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受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殖民”的影响，我国民间文学艺术后继无人的情况比比皆是，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举步维艰。因此，在完善立法的同时，如何加强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推动法律的有效执行，应当是我们面临的比制定法律更加严峻的问题。《非物质遗产保护法》及中国非物质遗产保护中心的设立可谓开了个好头，但严格保证其非营利性、中立性，使其免受经济利益的侵害才是其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另外，本文强调对民间文学艺术采取以公法为主、私法为辅的保护模式，并不是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之所以以公法为主，是考虑到对其保护的重要性。如果大量的民间文学艺术被破坏、消亡，则如无源之水，一切利用都没有了意义。而私法模式发挥的更多是传播的作用，即将那些优秀的民间文学艺术通过市场的过滤与选择之后，充分的发挥其内在的价值，使其更好的发展，造福公众。基于此，笔者结合工作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问题的思考，将此问题提出，以期望能够激起思想的火花，得到读者更多宝贵的意见。

注释：

①马永双，师璇.对民间文学艺术保护范围的考察与思考[J].法制与社会，2009，2（下）：100.

②张耕，郑重.利益平衡视角下的利益平衡保护[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6（2）：18.

③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8.

④张玉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J].法商研究，2007（4）：3.

⑤阅读本章请参阅《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张耕，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3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cn/index.asp.

⑥阅读本节请参阅《公法与私法间的抉择——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周安平，龙冠中，《知识产权》杂志2012年第2期；《论“folklore”与“民间文学艺术”的非等同性》李琛《知识产权》杂志2011年第4期；《台湾地区原住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保护立法评价》丁丽瑛《台湾研究·法律》2010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朱景文主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第一版）.

[4]张耕.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D].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3）.

[5]迈克尔·桑德尔著.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朱慧玲，译.中信出版社，2011，5（第一版）.

[6]周安平，龙冠中.公法与私法间的抉择——论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J].知识产权，2012（2）.

[7]李琛.论“folklore”与“民间文学艺术”的非等同性[J].知识产权，2011（4）.

篇5

杜庆春（以下简称杜）：我们就从《寻找智美更登》这部万玛导演的新作开始谈起吧。这个片子没做之前，剧本我就读过，你作为一个文学写作者，剧本总是很成熟。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藏在剧情后面的那两个年轻人――蒙面女孩和她男朋友的故事。有个细节是，第二天大家又坐在吉普车上，让老板接着讲他的爱情故事，但大家都记不住讲到哪了，当时镜头在前面，那个女孩藏在角落里，突然她说“上次讲到你拿着信去找她”。就是说只有这个女孩真正在关心老板所讲的爱情故事。这种细节，我觉得是我最喜欢的东西。那个四处寻找演员的导演，尽管看起来是主角，但真正落在他身上的有效信息是最少的，他是一个药引子，只是带出其他的事情。这种设计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东西，就是真正有效的人物藏在背后。因为本来是可以写导演这个人物的事情的，片子最开始，导演这个人物站在那里，逆光，等着车来接他，这个场景会让我们想到阿巴斯《风儿将带着我们飘》里的摄影师，他也是带着任务去山村，他也很沉默，但那个人物的状况、他内心的转变做得更足、更实，而万玛没有做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一开始就想好的吗？

万玛才旦（以下简称万玛）：导演这个人物确实是个非常有意的设置。剧本阶段，导演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托儿，一个药引子，就是想通过他带出一些我想带出的东西。但在实际拍摄的时候，又觉得这个人物身上欠缺一些具体的东西，就加进了打电话等一些日常的细节，但没有让他说更多的话。不过最后让他做了一次内心的表露，说对为什么要寻找以及要寻找什么已经不确定了。一开始他对智美更登这个人物有一个很明晰的认识，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位，经过一路的寻找，他对这个人物的认知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自己觉得，这个人物虽然没有很多的戏、但电影里面出现的其他的几个故事线，比如智美更登的故事本身，老板的爱情故事，蒙面女孩的爱情故事，以及路上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他引发的，于是就有了最后的那句内心表白似的感叹。

杜：我看这个片子以后就在想，《智美更登》这个藏戏，或者说是藏族的传说、藏族的民族记忆――我不知道用什么词更准确，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你的两部片子都沿用了这个故事，它对你来说应该非常重要。这两部片子背后是否有统一的脉络？对于一般导演来说，第一部片子用过的元素可能后面不会再用，否则会让人觉得导演视野有限、只对某一东西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也许所有创作的最根源的东西跟《智美更登》是有关联的。这是我的一个猜测，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万玛：不能说我所有的创作最根源的东西跟《智美更登》有关联，但是就《静静的嘛呢石》和《寻找智美更登》来说，它们跟《智美更登》这出藏戏有着紧密的关联。它们背后是有一个统一的脉络，也就是说有一种一致的精神性的东西在支撑。而且《智美更登》的一些核心唱段在两部电影中的出现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绝不是一般的重复。要么是唱词不一样，要么是唱腔做了调整，都有细微的区别。这两部电影参照着看，观众会对《智美更登》这出藏戏有个更完整的了解。

《智美更登》作为民族记忆首先是一种精神。智美更登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了佛教的最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也是藏族传统文化最基本的精神。电影中在一个舞厅里，一个以前演过智美更登的醉酒歌手问导演，智美更登这个人物表现了什么，导演回答说体现了无与伦比的慈悲、关怀和爱。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了藏民族的血液之中，而且通过某种方式传承到了今天。这两部电影都是双重或多重的叙事结构，一方面是对当下藏区现实的表述，一方面又是藏族传统文化在当下现实中的处境的描述，它们在整部电影中相辅相成，而作为传统文化的形象的表述，我觉得《智美更登》是最具代表性的。

杜：这个藏戏的叙事、情节和旋律，萦绕在你心里的那种感受，我们能否更贴近的了解？否则我们只会把它理解为是叙事技巧，当然我相信，任何一个艺术家或是艺术创作者都不希望别人对自己的作品只是做一个技巧性的讨论。

万玛：藏戏里面，我觉得《智美更登》更符合佛教的一种内在的精神，而其他一些藏戏，可能只是探讨善恶等一些普遍的价值观。每次看《智美更登》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其妙的感动，尤其是一些旋律，一直萦绕在我心里。在拍《静静的嘛呢石》之前，我们去了一次藏区，那时候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智美更登》了。我们到了一个村庄，看他们演这个戏，当时特别感动，有很多特别的感触，眼泪几乎夺眶而出，意识到《智美更登》里面蕴含了一种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以很多方式传承着，而《智美更登》可能就是最形象、最通俗、最深入人心的一种传承方式。

做《静静的嘛呢石》的时候，是有意地把这个戏的一些情节揉到故事里面，有一点功能性，希望形成一个反差。而做《寻找智美更登》，状态就有点不一样：一方面好多故事都有原型，有一个很扎实的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有我在拍《静静的嘛呢石》之前去藏区接触很多民间的藏戏班子时的特别的感受。还有，中间因为计划做其他电影而没有做成，当时的那些故事和那些感受都沉淀了很多年，所以，《智美更登》这出传统藏戏在两部片子中的作用就不一样了。

在《寻找智美更登》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第一场戏中的那个活生生的智美更登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的，我根本想象不出有那样一个人存活在当下的时代里。我觉得那是上天给我的一个礼物，一个惊喜。

杜：是你在筹备的时候遇到的？

万玛：我们在甘南的一个村庄拍摄时，一个同学来看我，说你们不是在寻找智美更登吗，我们那里就有一个活生生的智美更登。当时我不太相信，后来他们把老人带来了。经过了解，确实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就把他加进影片了。那个老人虽然是以活的形态传承了智美更登的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在他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跟传统的智美更登不完全一样。当导演问他：“你有把自己的妻子施舍给别人的权利吗？”，他讲，他虽然没有这个权利，但他是问过自己的妻子，征得妻子的同意之后才施舍给别人的。我想在片子里面展现这种精神在当下的不同状况。这个精神传承了几百年几千年，可能很少有人质疑过，但是到了当下，也许就会出现一些不同的状况，比如片子里舞厅那个醉酒青年对智美更登精神的质疑就比较有代表性。

在这儿我还要特别说明一下，智美更登其实是一个象征，通过这样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来传递一种精神。但是因为风俗习惯的差异，一些其他民族的人看这出戏时，会把这当做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看待，对智美更登施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产生理解上的一些误差。

杜：如果接着往下走，能够给你这样的创作者以非常独特的精神支持的，可能会是什么？我们讨论少数民族电影――你肯定会被认为是代言人，你会把自己的独特性建立在哪些思考、思想的根源上面？

万玛：就我个人而言，给我以独特精神支持的还是藏区的那些熟悉的人和事；就目前而言，我会把目光主要集中在藏区的当下，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搜集素材。而且我觉得可以探讨的东西很多。

杜：就藏族现在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而言，各种现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你说很多东西可以谈，那你具体的关切点是什么？

万玛：具体一点，我觉得还是以人的生存状态为主，现实生活虽然丰富多彩，但能够深入涉及的东西毕竟还是有限。所以我希望以人的状态为主，建构一些故事。

杜：对现实的敏感性的问题，对我看来也许是你艺术创作中的第一等的大事。你有一个精神性的根源在，比如你对《智美更登》的感动，用这种感动来平衡现实中的各种遭遇，但是现实――一个艺术家说我愿意更多关注当下的问题，但是这是愿望，有什么能力去讨论，用什么方式去讨论，却是一个非常要命的问题。比如说，有的创作者只能用回溯的方式，而无法直接面对，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像刘小东那样去三峡画移民的形象。不是具体的选题和题材，而是说有什么动力、资源，让创作者能跟这个现实发生关系。当然这个话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中，但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正如每个人都生活在空气中，但不是每个人对空气都很敏感。其实我想跟万玛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寻找智美更登》中，导演一行人的车子进了村子，在村口，遇到一个老人，他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回答是拍电影的，老人说，现在还有电影吗？以前村子里有露天放的电影，现在每家都在那个铁匣子里看，再没看过电影了。这个细节建立了一种现实，在那样一个藏族村落里面，电影已经消失了。但是到了那个活着的智美更登的老人那儿，导演说请你去拍电影，那老人的回应和前面那个老人的回应，对我来说，好像不是生活在一个村子里面，这个活智美更登觉得电影就生活在他身边，只是说他演不了这个角色，他没有疑问，“电影？怎么还有电影？很奇怪。”

这当然只是个台词细节的问题，但我提这个问题是想说，其实现实如果只是剧作技术的话，或者只是需要处理的一个阶段性任务的话，那这个现实好面对，而一个艺术家真正要去面对现实，找到自己，进行非常强烈的思考和表述，那个现实是很难把握的，我们且不说允许或禁忌的问题，那后面是另一套策略和技术。自己在面对现实的时候，是不是能迅速地找到兴奋点，那个现实是大于自己的技术处理的层面的。比如说电影里表现的藏族村庄究竟是什么样，这个剧本对我来说就存在一个漏洞。当然也可能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两个人，就同一事情的不同反应，并没有带出他们的个性、生命的独特性，虽然他们只是个过场的人。对我来说，这个是蛮遗憾的地方。万玛刚才说想表现人的状态，但是状态中最生机勃勃的东西就是这个，既独特、又完整、又有延续性。我想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去面对现实。

万玛：现实始终是丰富多彩的。我偶尔到藏区走一走，遇见很多人，跟他们聊天，聊天过程中的一两句话都会激起你一些很好的想法。但是好多由于各种原因都做不了，这种状态对创作比较有影响。两部电影中间也尝试过其他的故事和题材，但都没能实现。现在我也觉得以后也许会尝试现实题材之外的一些题材，但前提肯定是自己觉得有意思的。我觉得我在题材的选择和创作的状况方面，跟国内其他的导演有点不一样。

杜：你的创作在中国艺术电影的范围内，是那种带有作者态度的，不是工业体制里面的东西。因为在工业体制里，其实有很多是全球有效的题材，比如生态、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比如登山题材、穿越无人区的探险题材。它就会变成那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创作的制约，各个方向都有，也包括电影作为商品在经济领域内的规则。不过我总觉得如果你内心有想要说的话，可以像灵魂出窍那样，在一些完全不可能的环节里去表达自己。

另外，如果现实有很多不好面对的东西，那现实主义的艺术风格本身就值得怀疑。写实主义要求面对现实，但是这个现实在两种要求下都不好面对的时候，那写实主义本身就会打问号，会成为过滤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变成一个美学的包装纸。因为在国际电影节上，它要求第三世界的民族电影都是写实的，不是写实主义，就不能对应它的诉求。但是恰恰在这个环节上可以跳开来思考，就是既然现实不能面对，那就有另外一种方法，也许用非现实的方法去讨论一些事情。

我觉得可能在下一个阶段，中国很多艺术电影、独立制作都会力图突破写实主义的可能，去面对另一层现实，因为现实本身已经剧烈变化到超现实了，这并不是具体的某一民族的状况，而是与中国此时此刻的整体现状有关系。

万玛：我觉得这个跟电影现状有关系，创作的一些出路，需要经常反思。

杜：比如说我们再回到《寻找智美更登》，有很多东西可以讨论。比如那个女孩在第二天提示那个老板故事讲到哪儿了，接下来，当第三天再次面对这种情况，创作者会怎么选择？我觉得创作者的很多思路可以在这里找到。现在电影呈现出来的是和第二次一样，还是那个女孩提示大家故事讲到哪里了，连续两次处理是没有变化的。但是我觉得，戏发展到这里，如果每个人都是变化的（因为影片主要表现寻找的过程中，导演、老板、女孩的内心都发生了变化），那么老板是不是依然会忘记他讲到哪，那个女孩是不是依然在别人都不说的时候她来说？逐渐的变化应该怎样逐步渗透、呈现出来？对创作者来说，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东西可以做。

我想跟万玛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当下，但又有很多麻烦，那么我们有哪些可以做？所以我们讨论美学风格，其实细枝末节中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们是否真的对当下有足够的了解？对里面的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理解？这是少数民族电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个体的独特性必须得到高度的尊重，否则仿佛只要用藏语发音，只要带上维吾尔族的帽子，只要去内蒙草原上，就是少数民族电影。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面对里面的个体经验，真正去处理它。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非常感人，但不幸的是，她的感人是因为她是空白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她内心受到了巨大的煎熬，但是我们都没有面对她的痛苦。所以，万玛，作为要面对当下的人，那你下一步，就应该看看这个女孩到底受到了什么痛苦，我觉得能够完成这个的创作者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个片子前面堆了大量的信息，像是主题性的渲染，但真正承担主题的人是藏在最后面，他们的现实我们只是隐约可见，甚至基本看不见，只有拨开表层，我们才能钻到她的内心。我们是不是能够拍好一个农村女孩的爱情故事，拍好一个活在当下的活生生的人物？

现在有确切的下一步计划吗？

万玛：确切的有一个，叫《老狗》，是个现实题材的，一个关于藏獒的故事。还有一个是想改编一个小说。有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是否应该单独把它作为一个类别提出来，显然与之相对的是，其他任何题材、非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被归为一类。那只是一个题材的区分。我自己也比较模糊，我觉得大家也是在牵强地解释这个概念，比如在藏族文学圈中就有这种界定藏族文学的争议。尤其是当代藏族文学，有些作家由于多种原因不会藏语藏文，用汉语写作，这就形成一个争议：一个藏族作家用汉语创作的作品算不算是藏族文学？一些研究者会认为是藏族文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不是藏族文学。

杜：比如，《尘埃落定》是不是藏族文学？

万玛：我觉得不是。

杜：你会坚持一个语言的标准？

万玛：也不是说单纯地坚持一个语言的标准，但语言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因为里面包含着许多其他的东西。

杜：不管是用藏语文学也好，用藏族文学也好，如果是双重标准的话，则必须是藏族的、又必须是藏语的，还要写藏族生活的，才算民族文学？这个东西对文学自身而言并不是好事，大家都是在比纯正，不是比艺术质量，而是比谁的血统更纯正。但是另外一方面，为什么要比纯正性，其实都是担心被消解掉。事实上，整个东方文化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但是我也不会觉得少数民族电影就那么不可以讨论，好像必须在藏族文化传统内部、藏传佛教里面才可以讨论藏族电影。我觉得也可以在另外的层面探讨，比如刚才我讨论《寻找智美更登》中那个小姑娘在第三天是否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万玛：对，我也觉得应该把少数民族电影放在这样一个层面，即电影的层面、艺术的层面去讨论，不一定非得讨论其民族属性等问题。不要把它框定在某一个局部的范围之内，然后再去讨论它。比如说，提到我一定会说他是一个少数民族导演，用这个东西一下子就把你限定住，就好像你会受到什么特别的待遇似的。我觉得这样不是很好。

篇6

关键词：文学旅游；开发；经济效益；途径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15)12(a)-103-03

在多元化的社会环境之下，旅游资源要素的转变，不再强调单一的自然资源，而是在突显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加强调文化旅游资源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文学旅游转变了单一的旅游形态，转而以多元化的旅游文化资源形成更加富有审美情感、更加具有价值的人类财富。文学旅游资源具有意境美、抒情美的鲜明特性，这无不展现出文学旅游开发将带来的价值体系。从实质而言，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是成为文学与旅游两大主体并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而且，文化价值的延续与弘扬、经济价值中经济拉动力与环境经济的创造力，都强调新时期下文学旅游开发的必要性。此外，在现代社会转型发展的当前，社会发展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对传统民族优秀文化等的诉求，为文学旅游开发创造了良好的内外环境，让文学旅游发展所形成的经济效益更加突显。因此，文学旅游开发的内外环境良好，在构建文学价值、环境价值的同时，强化经济效益的可持续获取，推动地区经济的良性发展。

1文学旅游开发的价值体系

文学旅游的兴起与发展，是文学与旅游双重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依托文学旅游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在文学旅游的开发中，其所构建的价值体系，主要在于经济价值、文学价值及环境价值的体现，对于繁荣文学事业，促进旅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1文学旅游资源开发下的经济价值

经济价值是文学旅游开发的重要立足点，也是市场经济背景下，文学与经济并重发展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多元化的现实条件之下“，文学地”成为旅游发展的亮点，也是以文化构建旅游新元素的有力之举。依托文学旅游吸引文化游客，而文化游客的吃、住、行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势必十分可观。当前，文学旅游成为很多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以文学遗产保护、文学遗产弘扬为切入口，寻求经济发展与文学发展齐步走的新模式。挖掘文学遗产的美学价值，构建具有地域特色、具有民族气息的文学经济链，更符合经济与文化双重发展的现实诉求。当前，价值的多元化，也强调文学资源的经济价值不应过于强调短期经济效益的获取，过于将“文化”作为商品的卖点，这反而无法实现文学的经济价值。因此，文学旅游开发下的经济价值，应强化文学价值的延续性与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打造出经济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经济链。在突出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尊重文学的主体地位。

1.2文学旅游资源开发下的文化价值

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是文学价值的外溢，强调文化价值引导下的旅游新要素的构建。世界文化遗产——庐山，就是文化价值深厚的旅游胜地。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到苏轼的《题西林壁》，再到“红色革命”，这些都是庐山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元素，让文化内涵丰富的庐山在旅游开发中，突出文化价值构建下庐山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庐山的文学多样化，文人骚客的诗文、山水景观的绮丽，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美融合，让丰富的文化元素、多样化的自然景观，成为庐山文学旅游的亮点。因此，在文学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文化价值与自然环境价值的兼容，让文学价值的表现形式更加多样化，以更加完备的审美情趣吸引游客走进旅游文化，这比单一的文化旅游，或者是单一的自然环境观赏更符合现代民众对审美及情感的需求。

1.3文学旅游资源开发下的环境价值

倡导“绿色、环保”的新时期，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无疑是对旅游发展中环境价值最大化的有力之举。一方面，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让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短期化，在自然旅游资源的消耗中，经济效益逐渐消退，无法构建长期化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旅游开发中的环境问题成为旅游发展的瓶颈，而在文学旅游资源开发下，对环境价值的构建，让环境保护成为旅游发展的新举措。京杭大运河申遗，就是对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对环境价值构建的典型例子。让传统文化的传扬与保护，成为环境保护的有效措施。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文学旅游的经济效益，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价值、文学价值上，同时也彰显在环境价值之中，这是经济效益可持续获取的有力保障，也符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

2文学旅游开发下经济效益的获取途径

文学旅游开发是新时期旅游与文学并重发展的重要模式，也是旅游经济及文学效益的重要途径。在笔者看来，文学旅游开发下经济效益的获取，关键在于构建好如图1所示的经济效益体系，文学旅游开发下的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及环境价值构建了其现有的经济效益体系，但三者之间又相互制约与影响，强调经济效益的获取，不能抛弃环境价值或文学价值，而单独促进经济价值的最大化，这显然是与文学旅游开发的要旨相违背的，也是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可持续性获取。为此，文学旅游开发下经济效益的获取，一是要践行文学旅游开发的原则；二是要构建好良好的艺术氛围，并在体验式的开发策略之下，激活文学旅游资源，拉动旅游大开发下的经济效益。那么，具体而言，主要在于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践行文学旅游开发原则，构建可持续的经济效益

文学旅游开发具有特殊性，不仅要强化旅游开发下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要兼顾文学旅游下的文化价值创造。为此，践行文学旅游开发的“市场导向原则”“、高品位建设原则”和“多元化发展原则”，是构建可持续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也是获取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首先，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实现文学旅游资源向产业经济的优势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文学旅游开发坚持市场导向原则，就是要依托市场活力，实现文学旅游产品与市场的良性互动进而将文学旅游资源向产业经济的优势方向发展。据国家旅游局的统计而言，我国有近八成的游客希望在旅游的同时，可以感受到良好的文学氛围。并且，25～40岁的游客成为了文学旅游的主流市场，对文学旅游的兴趣浓厚。为此，在文学旅游开发中，要强化市场导向下的发展推进，在做大旅游品牌的同时，让经济效益不再是淡薄的文学价值，而是逐步形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获取更多的文学旅游经济效益。其次，坚持高品位建设原则，提升文学辐射力度的经济价值。文学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文学的高品位性，以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坚持高品位建设的原则，提升文学的辐射力度，进而拉动文学旅游的经济价值。一方面，可以依托媒体媒介，扩大文学旅游中文学内涵的宣传内容，让良好的文学旅游产品契合现代人的生产生活需求，迎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为游客提供更加富有文学内涵的旅游产品，满足游客观赏人文景观的同时，感受文学带来的文化熏陶。最后，坚持多元化发展原则，开发更具经济发展潜力的文学旅游资源。文学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要坚持文学为主体的开发原则，将文学旅游资源以更加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城乡更加丰富的文学旅游价值。通过将文学旅游与乡村旅游、生态旅游相结合，促进文学旅游带动下更多经济效益链的产生。特别是文学旅游与生态旅游的“联姻”，不仅将文学旅游的经济价值进一步扩大，也让环境价值进一步得到实现，是文学旅游发展的重要方向。

2.2强化文学艺术氛围的营造，扩大文学旅游产品的社会影响力

在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旅游资源开发，更加强调文学旅游产品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文学旅游资源不能脱离其“文学”内涵的本质属性，强化文学艺术氛围的营造。在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之下，进一步扩大文学旅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盘活文学旅游的经济效益。首先，在文学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要对文学的艺术价值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在深挖文学审美意境的同时，让文学审美意境吸引游客，扩大文学旅游资源的社会影响力；其次，强化文学艺术氛围的营造，将文学旅游资源中的文学艺术进行串联，艺术品位的提升，让游客获得更好的文学熏陶，这样的文学旅游资源更符合现代人对文学旅游的追求。文学旅游有了市场，有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势必带动旅游产业链的发展，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

2.3强化体验式开发策略的落实，激活文学旅游资源

在现代人的生活理念中，体验式的交互开发，是提高资源开发效率，激活文学旅游资源的重要举措。首先，以游客为主体，注重游客的体验效果，让文学旅游产品更好地满足游客的需求。特别是在文学资源与自然景观的融合上，要强化两者的有机融合，带动文学资源在旅游经济效益获取上的主体地位；其次，文学旅游资源的激活，是其获取更多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从实际来看，很多地方在文学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文学资源未能全部激活，文学资源的内容、展现形式都过于单一，难以满足文学旅游发展的现实要求。为此，要激活文学旅游资源，让文学内涵充分展现；让文学要素充分流向游客，让游客在体验中获取良好的文学熏陶，这才是文学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3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文学旅游资源丰富，文学旅游的兴起与发展，是新时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符合现代旅游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我国文学旅游开发正处于发展阶段，在突显经济价值的过程中，对于文学价值、环境价值的构建，仍缺乏相应的开发力度。为此，在构建文学旅游资源的经济效益链中，一是要践行文学旅游开发原则，构建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二是要强化文学艺术氛围的营造，扩大文学旅游产品的社会影响力；三是要强化体验式开发策略的落实，激活文学旅游资源。从本质上，提升文学资源的经济效益，推动文学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文学、旅游的双重发展。

参考文献

[1]仲婷婷.体验经济视角下的高密文学旅游开发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4.

[2]刘亮亮.体验经济时代下文化旅游开发途径探析[J].河北旅游职业学院学报,2014(05).

[3]郭文全.旅游开发项目的盈利模式分析[J].当代旅游(学术版),2012(04).

[4]王良艳.九寨沟藏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5]洪芳.传播学视角下的文学旅游资源开发研究——以秦皇岛为例[J].旅游纵览月刊,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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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东巴文化 纳西族 东巴经书

中图分类号：J292.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387-01

一、什么是东巴文化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巴文化指纳西族古代文化，因保存于东巴教而得名，已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其中东巴象形文字是被誉为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作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东巴文化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与重视。

丽江是中国少数民族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也是中国唯一一个纳西族自治县，她是云南省独具特色的旅游景区，这里美绝人寰的自然景观以及与自然环境和谐统一的丽江古城，吸引着日益增多的国内外游客，独特而丰富的纳西族东巴文化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约30万人口的纳西族在中国50多个民族中算不上是一个大民族，但是它的东巴文化却名扬中外，引起世人的兴趣和关注，已成为当今前往丽江旅游探秘的热点之一。

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古代文化一样，东巴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即东巴教文化，同时也是一种民俗活动。东巴教是纳西族的一种原始多神教，信仰万物有灵。它是在纳西族的本土文化--巫文化与后来传入丽江的藏族“苯”教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宗教。其祭司叫“东巴”，意译为智者，这些“智者”知识渊博，能画、能歌、能舞，具备天文、地理、农牧、医药、礼仪等知识。他们书写经文使用的文字是一种“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的古老文字，称“东巴文”。他们是东巴文化的主要的继承者和传播人。换言之，东巴文化就是东巴世代传承下来的纳西族古文化。

二、东巴文化的特点

东巴文的基本特点，正如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所道："专象形，人则图人，物则图物，以为书契。" 这些字形带有浓厚的图画味道，但是每个图形都已经有了它固定的概念、固定的线条和笔法，有了固定的读音，已经成为表示语言里某个字、词的符号。显而易见，它是介乎于图画文字和表意文字之间的一种文字符号。关于东巴文的创制，难以确考。只有一些无从稽考的创制者的传说，一说是"腊依本梭"（意为神的三兄弟）；一说是木氏祖先麦宗；一说是居住在中甸白地的圣人劳迪般独……。实际上，东巴文的创制是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需要而产生、发的。从最初刻画在木石上的单一的或少量的记号图像，发展到大量的、约定俗成的一批相对固定的图像符号，到能应用更多的图像符号记载复杂的事件，直到最后能书写记载长篇著作，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期，这只能是多少人、多少代人的集体智慧和共同劳动的结晶。从象形文字脱化而来的还有一种标音文字，称"哥巴"文，东巴也运用这种文字撰写了二百多册经书。这种文字比划简单，一字一音，比东巴文进了一步。它多数由东巴文脱胎、缩减、演变而来，部分借鉴了汉字，但应用不广。

作为东巴文化的物质载体，东巴经按仪式或道场的不同可分为：祭天、祭署龙、延寿、解秽、祭村寨神、祭五谷六畜神、祭山神、祭祖先、祭家神、求嗣、祭猪神、放替身、解禳灾难、祭胜利神、祭水怪猛妖、开丧、祭死者、祭风、祭短鬼、退口舌是非、驱瘟神、占卜、道场规程、零杂经等24类。东巴经是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集纳西古文化之大成，记载有天文、气象、时令、历法、地理、历史、风土、动物、植物、疾病、医药、金属、武器、农业、畜牧、狩猎、手工业、服饰、饮食起居、家庭形态、婚姻制度、，乃至绘画、音乐、舞蹈、杂剧等等广博的内容。 国内外学者认为，东巴经是研究纳西族古代的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民俗、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及中国西南藏彝走廊宗文化流变、民族关系史、以及中华远古文化源流的珍贵资料。

三、东巴经书收藏现状

东巴文化包括象形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舞蹈等。其中东巴象形文字是被誉为世界唯一存活着的象形文字。作为一种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东巴文化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与重视。

世界上收存有约三万册东巴经书。其中一万册左右收藏在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有两万册收藏在台湾、南京、北京、昆明、丽江、中甸等地。除了在本土中国以外，国际上收藏东巴经书最多的是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华盛顿大学图书馆等共存有七千八百三十六册。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收藏了3000多册。

在丽江，东巴经书主要收藏在玉龙县图书馆，已经成为镇馆之宝，被邀请到世界各地展出，多此@得金奖。

参考文献

[1]姜娅.丽江传统地域景观的图式表达研究 [D]，2012年 华南农业大学

[2]格坡铁支.非物质文化遗产“火把节”对凉山旅游的作用及策略研究？[D]，2008年 四川师范大学

[3]廖崇虹.水书文化开发性保护的产业化发展战略研究？[D]，2010年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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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木刻版画艺术与其他的绘画艺术是一样的。都有其自身的绘画表现语言和形式以及发展规律。黑白木刻版画艺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和演化而形成的，它最能代表版画艺术的艺术特色，是版画艺术中的中的先导。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版画一直呈现不景气的状态，但室在这一困境时期出现了一批有着坚忍不拔精神的著名版画家，他们分别在黑白木刻版画艺术的道路上走出了自己的风格，甘庭俭就是其中之一。

甘庭俭，中国美术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画家，中国“鲁迅版画奖”、文化部“群星奖”获得者。1958年1月出身于四川成都，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版画专业，毕业后在四川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工作，之后调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先后担任美术编辑、美术创作等职务。2004年调入西南民主大学艺术学院。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美展及学术交流，《阳光下的彝女》获全国人口文化奖金奖，《飘香时节》获全国第十届版画展铜奖，《岁月》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七幅作品入选第九次“全国新人新作展”，部分作品被英、美、荷兰等地人士收藏。其黑白木刻代表作有《精雕细刻》、《凉山汉子》、《岁月》、《清风》、《盛装少女》、《暮色牧歌》、《阳光下的彝女》、《春天来到草原》、《正午时分》、《心中的歌》、《静静地湖畔》等。

“与每一位艺术观各异的画家一样，我一直在努力实验探索强烈个人化的语言，表述对现实的理解，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我既然选择以黑白木刻来作为表述的媒介，那么对版画语言要有明确清醒的认知。在强调绘画感的基础上使之具体化，加强对画面各要素的控制与把握能力，以充分体现创作意图，这既是我所谓的追求创作个性化。”（甘庭俭语）他的黑白木刻主要承袭了四川黑白木刻的精髓，并自成一家，成为当代黑白木刻的优秀者。在甘庭俭的黑白木刻作品中，他注重对刀法表现力的研究和挖掘，寻求形式语境的变化和丰富，在各种刀法的对比转换和画面黑白构成中彰显美感。

黑白木刻的黑白艺术语言是这一画种的灵魂，在黑白木刻创作中也讲究色彩关系，黑与白是两个简单而又纯粹的表现语言，是经典永恒的色彩。黑与白的绝妙之处在于它们两者既对立又统一，通过彼此来表现自己的艺术张力，它们之间的变化让画面更丰富，让人们的视野得到延伸和拓展。甘庭俭的黑白木刻作品除了注重黑白构成和刀法外，同时也很注重人文观的呈现。他认为大自然能派生无穷的东西，如土地和人，又如哲学、道德、宗教、政治等等。而人是这一切的主导。当一个艺术家提笔动手创作时，离不开这些基本存在的，他觉得一切人性本质的都应该是现代的。从他的大学时期的获奖作品《精雕细琢》和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作品《岁月》中我们就能体会到他在早期就以开始注重人文精神的呈现了。

20世纪90年代前期，中国正步向新的改革狂潮，大量的西方艺术思潮涌入中国，使得中国原有的艺术精神收到了撞击，对于艺术家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然而，甘庭俭的艺术思潮也有了转变，作品《阳光下的彝女》中准确熟练地运用大块的线组、大块黑白对比来提示生命的寓意，生活的幸福。他用三角刀完美地刻画出的细线来表现阳光洒在伞下漂亮的彝女身上，画面温暖而唯美。作者通过刀痕的深刻渲染，带给人们比任何颜色都更富的冲击力，不仅让人们享受到一场视觉盛宴的呈现，更直接地撞击了我们的心灵。这一创作让他获得了中国文化部群星文化奖和第九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美术一等奖这两项殊荣，并被青岛博物馆收藏。在这时期，甘庭俭的作品题材大部分都是表现四川凉山州的彝族人民的生活。

2004年到2015年这一时期，甘庭俭的黑白木刻作品大都是表现藏族人民的题材，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在此期间他积累了相当的创作上激情，对黑白木刻版画的艺术表现又达到了新的高度，表现技法有新的突破。他探寻到了更好跟恰当表现藏族这一民族的技法，用平口到来表现，深刻体现了这一民族粗犷豪迈的性格特征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人物的表现手法更简练更概括，画面体现了平面的形态，有表现了构成的意识，更显示了强烈的绘画性，有一种浑然天成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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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歌 歌舞 器乐 戏曲

一、民歌

民歌是少数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各民族人民的生产劳动、休息娱乐，社交都伴随着歌唱，如北方各游牧民族，他们在放牧时唱歌（蒙古族民歌中的“长调”）结婚时唱歌，表达爱情时唱歌，思乡时唱歌。此外，他们还在进行集体竞技时唱歌，挤奶时唱歌。当母畜不肯奶幼畜时，他们也唱歌，一直唱到母畜照常哺育自己的“幼儿”时为止。

少数民族民歌中最赏见的是咏唱历史，传说和英雄业绩的叙事歌，代表爱情生活的情歌。进行劳动生产时唱的劳动唱、风俗歌和儿歌等。

每逢民族传统节日，婚嫁喜庆的日子或是新房建成的夜晚，许多民族都有演唱叙事歌的传统。有叙述天地万物形成的传说，叙述历史中或传说中的英雄事迹，叙述各种礼仪、习俗的兴起原因；回忆古代民族之间的战争和民族迁徙的史诗。这类歌曲，歌词一般都是多行叙事体，有十来行的，也有数十行的，还有长达数十万行的。所采用的曲调较少，有的只有两三种曲调，个别的也有十多种曲调。

劳动歌曲有的直接伴随劳动，起协调动作、鼓舞情绪的作用；有的是对人们所从事的劳动的歌倾抒发劳动后的欢快心情。劳动歌的歌词大多即兴编唱，其旋律跌宕有力，曲式方整，节奏紧凑。多采取独唱，齐唱或一领众和的方式。

二、歌舞

在中国，“载歌载舞”已经是表达少数民族特点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歌和舞两者很难截然分开，往往歌舞并重。

中国少数民族歌舞是各族人民为自己生活的需要而创造的。他们以歌舞来表现本民族的历史，歌颂祖先，歌颂家乡，传授生产和战斗知识，倾诉爱慕，寄托愿望。对民族的繁衍生息，教育后代，振奋精神起着重大的作用。它与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与人民的生活紧紧相连，因而过去中国少数民族在穷乡僻壤受尽苦难的岁月里，它还是表现着顽强的生命力，绵延不断。

正因为各民族的歌舞这样紧密的与人民的生活相结合，它总是深切地反映着各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又由于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在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特点。表现在歌舞艺术上便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形式。形成这些民族特点的因素是很复杂的，这需要我们对每一个民族进行深入地研究。但总的来说，它和各民族的基本生产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在歌舞上也常常表现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北方游牧民族舞蹈的那种雄健、洒脱、豪放、泼辣和南方农业民族舞蹈的那种稳、含蓄、端庄、抒情恰巧形成不容混同的对照。

三、器乐

依据我国民间传统的乐器分类法，同汉族民间乐器一样，它们可分为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弹拔乐器和拉弦乐器四类。

打击乐器可分鼓、锣、铙钹和板梆等四小类。其中以鼓类最为重要。在民间乐队中，鼓往往起着领奏的作用。有些鼓长期用于独奏，表达着各种情绪。现在经常使用的鼓有满族的八角鼓、维吾尔族的手鼓、纳格拉鼓。傣族的象脚鼓，壮族的蜂鼓，瑶族和朝鲜族的长鼓。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

吹奏乐器在中国乐器发展史上是出现比较早的一类乐器。少数民族的吹奏乐器根据演奏方法和乐器构造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既无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笛、箫、哈萨克族的斯克布斯额等；带簧哨的吹奏乐器、如管子、巴乌、唢呐；以簧和有定长度的管配合而发声的簧管乐器，如芦董、葫芦笙等。

弹拔乐器在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其中流行最广的要算是口弦了。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其他常见的弹拔还有热瓦普、卡龙、弹拔尔、独它尔、霍不斯、月琴、东不拉、扎木聂、扬琴等。

在汉文中拉统乐器统称“胡琴”，从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拉弦乐器是源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目前少数民族常用拉弦乐器有蒙古族的马头琴、四胡。维吾尔族的艾捷克、萨它尔、侗族的牛腿琴、藏族的根卡和壮族的马骨胡等。

四、戏曲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的民族戏剧皆为歌剧形式，某些方面类似于汉族戏曲。这些民族戏剧包括藏戏、傣剧、壮剧、侗戏、彝剧、唱剧（朝鲜族）、新城剧（满族）、门巴戏、维吾尔歌剧等。其中以藏戏历史最为古老。据考证，藏戏起源于8世纪修建桑耶寺（位于西藏扎囊县境），举行寺院落成典礼时表演的哑剧性的跳神仪式，而形成于15世纪。其他少数民族戏曲多是在18世纪以后陆续产生的。戏曲的形成和发展，有的生成于民间歌舞和民间歌曲的基础上，例如傣剧、彝剧、壮剧；众多少数民族戏曲中，只有壮剧与藏戏两种因流传地区、方言、唱腔、表演风格的差异，本身又可分为数个剧种。壮剧分南路壮剧，北路壮剧、富宁壮剧，广南壮剧，各剧种唱腔均具有不同特色。

我国少数民族的戏曲音乐大多采用曲牌体，如藏戏、白剧、泰剧、侗戏、壮族师公戏等。采用板腔体的剧种只有壮剧中的南路壮剧一种。由于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不同民族的戏曲音乐具有某种共同点，如汉族戏曲中按角色行当分腔的原则。在傣剧、白剧音乐中也有所体现。傣剧男角分别有老生腔、小生腔、草王腔等。女角未分腔。白剧的女角有小旦腔、摇旦腔、男角有小生腔与须生腔，唱腔曲调有30多种。

中国的音乐文化是汉族与55个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音乐特色，一直以来少数民族音乐被人们忽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里的原因有少数民族的人口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4%，分布的地区很广而且比较边远。从这些我们能看出少数民族是一群弱势群体。没有被重视是很正常的，如果想丰富中国音乐文化就必须继承、发展、弘扬少数民族音乐文化。我们音乐工作者应多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收集相关资料，在教育方面要在少数民族学生中弘扬民族音乐文化，加强民族音乐教育。在社会中要加大宣传少数民族音乐，这些都是很好的方法。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少数民族音乐的未来会更好！

参考文献：

[1]田联韬.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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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局长”

带出一片旅游新天地

1978年秋季，18岁的藏族小伙儿毕世祥考入了西南民族大学政史系。在勤奋学习之余，他喜欢跟同学们介绍家乡丹巴的风土人情。

正是出于对家乡的无比热爱，毕业后他主动回到甘孜州工作，先后担任州直属团委书记，康定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甘孜县委副书记等职务。因为工作业绩出类拔萃，并熟悉藏、汉、英三种语言，1997年他被选拔担任州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当时，甘孜旅游业处于草创阶段，美景多在人迹罕至处。由于交通条件落后，能够依赖的主要代步工具是马，有些地方连马也走不了，只能徒步前行。有时，人困马乏，人只能拽住马尾巴，一步一步向前进。11年间，毕世祥就是这样走遍了甘孜州的山山水水，“马背上的局长”也由此叫响。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毕世祥在全省率先完成地市级和县级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制定出康巴文化旅游发展方案，着重推出了川西旅游环线，最终成为四川省着力推荐的精品环线。他还注重区域协同发展，参与并推动了“大香格里拉”旅游概念的实施。

如今，海螺沟、跑马山、稻城亚丁、木格措……一个个景区名字渐渐为社会所认识和熟知，旅游业成为全州的支柱产业之一，国内旅游人次呈几何级数增长，国际游客数量排名四川省第二。在他的倡议和带领下，甘孜州重点打造的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民居接待点产生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世代跟土地、草场打交道的农牧民吃上了“香甜可口”的“旅游饭”。

“没架子的官”传递温暖和力量

自2008年4月起的近四年间，担任甘孜州副州长的毕世祥年均深入农牧区基层时间达5个月以上，行程8万公里。

平均海拔最高、距离州府最远、条件最艰苦、工作最辛苦、生活最清苦的石渠县是毕世祥去的次数最多的一个县。

2010年玉树地震发生时，比邻的甘孜州石渠县出现人员伤亡。当时虽然已经是四月中旬，但当地依旧冰天雪地、天寒地冻。毕世祥星夜兼程赶赴灾区，指挥抗震救灾。

面对严重的房屋倒塌，面对绝望无助的受灾群众，面对哭成一片的悲痛景象，他语重心长地鼓励大家振作精神重建家园。

尽管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每天晚上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但在指导灾后重建的日子里，他17次奔赴海拔4300余米的石渠县，而且有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直到最后一户受灾群众搬进了重建后的定居房，他才放下心来。

此后，他还一直牵挂着群众的生活过得怎样。每到一处调研，看到困难群众他就忧心忡忡，帮助群众分析产生困难的原因，希望牧民送孩子多读书。

同时，他还先后到联系点白玉县先锋村和布格村20余次，多方争取资金100余万元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对人非常平和，做事非常认真”，成了当地干部群众对毕世祥的一致评价。正是靠着踏实的工作、亲民为民的行动，毕世祥给藏区基层农牧民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推动发展的不竭力量。

“不到基层去，就没有底气”

2011年11月，毕世祥走马上任甘孜州州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广袤高原上，他几乎行遍全州18个县、325个乡镇，在15.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烙下了深深的足迹。

他进村入户，把田间地头当课堂，以牧场草甸为书本，深入汲取群众智慧和力量。他说，要始终踩稳地平线，接地气才有灵气；不到基层去，“我的想法和判断就没有底气”。

他进农家、到牧场，用不同方言藏语向农牧民群众宣讲政策，宣传“最好的虫草在课堂”。他实施群众文艺下乡3年覆盖全州乡村计划，让边远农牧民享受到优秀民族文化精神大餐。他主推“康巴作家群”，使其成为藏区文学艺术界的响亮品牌。他全力抓好全国重大典型菊美多吉的宣传，实现了甘孜州外宣工作历史性突破。

他在牧民定居行动计划和“帐篷新生活”建设工作中，深入调研、科学规划，形成了“帐篷新生活”9大件方案，为全省提供了比较理想的设计蓝图。

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危安案件处置中，他以“爱国守法感恩团结”群众教育活动为抓手，组建5000余名宣传辅导员队伍，创新“1+N”宣讲方法，构建全民参与大宣教格局，树立了良好社会舆论导向，为稳控局势提供了支持。

“你跟着我，富不起来”

毕世祥走遍了甘孜州的山山水水，唯独没有太多时间回家看望已80岁高龄的老母亲。他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还有许许多多贫穷的农牧民需要他。没能在母亲面前尽孝，他只能把孝心和牵挂深藏心底。

毕世祥慎用权力，从不为亲戚朋友谋一己私利。他对妻子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跟着我，富不起来，……不要有发财的念头。”

毕世祥的儿子也早已习惯了父亲的用权方式。读高中时，毕世祥只来接过他两次，两次都是坐公交车。当时，他心里有些不满，嚷道“我要坐轿车！”没想到，毕世祥回答道：“我没有车，我的车是工作用的，你长大了给爸爸买个车哈！”大学毕业时，他的同学都忙着让家里找工作，爸爸却告诉他：“靠自己才算本事！”最后，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森林公安。毕世祥在激动之下给他买了一件520元的衣服，算是给儿子最大的一次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