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例及分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案例及分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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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历程

经济型酒店的概念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的一二三线城市涌现出来，相对于传统的全服务酒店，它们的宗旨是：经济卫生、方便快捷。这种全新的酒店业态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萌芽期、发展期、调整期和成熟期。

（一）萌芽期：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公路高速发展，汽车成为了全家出行的第一选择，由此而在公路沿途出现了很多的汽车旅馆，二战后，美国的经济更加繁荣，汽车旅馆因为低廉的价格而风靡一时，成为了经济型酒店最初的雏形。（二）发展期：上世纪60年代，经过战争后的休养生息和经济复苏，经济型酒店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形态上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分散式经营逐渐被连锁经营所取代，一些发展模式比较成熟的酒店进入到了并购时代，这样的并购甚至是超越国界的。（三）调整期：由于规模的迅速扩张和数量的急剧增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酒店业进入了较长一段时间的调整期，混乱无序的市场竞争和挤压从这一时期逐渐开始清晰地市场定位和统一的管理模式。（四）成熟期：20世纪90年代末，行业内的无序竞争变为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竞争，亚洲的经济也开始崛起，经济型酒店高速扩张的动力逐渐减弱，在管理理念与制度上较为先进的酒店逐渐发展壮大，也淘汰了一些资金和管理都不顺畅的酒店，对于酒店品牌的打造和产品业态多样化的建设开始受到重视。

二、本土经济型酒店成功的外因

（一）得益于中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国家整体的经济和个人的收入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这些都是和酒店业息息相关的产业，因此，一些民族品牌开始占领市场，不仅仅是锦江之星，如家、汉庭等品牌也都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态势。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从地区品牌发展为全国品牌。（二）中国的市场需求非常旺盛，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区的经济发展较早，这些城市对经济型酒店的需要非常突出，而紧随其后的京津冀也“来势汹汹”，单就这三个地区，其高需求与高增长就将中国市场的平均水平拉高了。现在，二三线城市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后，其市场需求更是可想而知名。（三）投资少，回报高，各类资本涌入经济型酒店，经济型酒店不像全服务酒店，投资比较小，因为统一的管理模式，也减低了运营成本，再加上更新率较快，使它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一般的酒店。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市场上的很多热钱无处可投，自然就盯上了这款产业，另外，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翻番升值也使得各类资金更加看好经济型酒店。（四）外来品牌的入驻，也使我们本土的品牌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更近的距离去学习他们先进的经验和成熟的管理模式，甚至是吸引他们的人才储备，复制他们的电子商务模式，这些都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动力，使我们可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一定的地位和优势。

三、本土经济型酒店成功的内因

（一）品牌意识

商务活动催生出商旅人士，假日经济带来了旅游市场，这些旺盛的市场需求在选择经济型酒店时首先考虑的是品牌的舒适度，比如“如家”像家一样、“汉庭”古风古韵、“锦江之星”繁荣闪亮……这就是品牌带给消费者的第一感受。本土性酒店因为土生土长，更能了解中国人审美喜好，因此在品牌建设时也能投其所好。

（二）周到服务

大数据显示，入住经济型酒店的客户群多为20-40岁之间，是社会上的主力人群，他们或公或私出行不为豪华的享受，只为卫生舒适与便捷。因此，经济型酒店就将对固定设备设施的经济投资转移到对服务的严格把关上，比如客房员工比例在1：0.2-1：0.33，就是说每100间客房需要20-33人的服务，尽量以小博大，以少赢多。比如床垫的选购、24小时的淋浴、无线网络等等，都是在营造舒适和安全的住宿环境。

（三）连锁经营

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就必须寻求合作，走集团化、连锁式的道路，以规模取胜，再辅以成熟的操作模式才能打造出连锁的品牌效应。比如锦江之星和如家，现在全国遍布都不下两百家，他们日常的工作流程和管理流程都是有标准可依的，简单重复坚持做，就会由连锁经营成为连锁反应。

（四）标准管理

连锁经营就要有连锁管理，建立连锁管理系统，是为了便于全国的统一管理，可以实时了解分店的运营情况，再加上和电子商务的合作模式，争取到更多的中心客源，来进一步加强酒店获取订单的能力，都是管理上的进步。

另外，对各个分店的业绩进行考核管理，从成本、客源、销售、服务等方面严格管控，也是帮助经济型酒店管理长效化发展的方式。

其实，连锁酒店做大和做强的窍门就是标准化复制，公开化可视。即使是一本员工工作手册，都要把各项流程清晰记录，做到可视可操作，并定期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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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现状

（一）学生档案内容单一

学生档案应该是对学生在校期间各种表现的综合体现，但是在部分高校的学生档案管理工作中，内容比较单一，仅是对学生学习成绩以及个人基本状况的记载，而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科技创新活动、职业技能考核以及心理状况等没有详细的记载。基于就业背景下，用人单位通过学生档案无法获取有价值的信息，无法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进行判断，由此档案对于学生就业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二）档案材料归档格式不规范

学生档案管理应该遵循统一的标准格式，不仅便于管理，同时也为后期的开发利用提供方便。但是部分高校的学生档案没有统一的格式要求，档案材料的归档标准不统一。用人单位在参考学生档案时，无法提取到有价值的信息，并且为以后的转出工作造成一定的制约。

（三）毕业生档案意识薄弱

档案是跟随学生一升的资料，但是仍有部分高校毕业生对自己的档案不重视，这是高校档案管理工作中的很大阻碍。学生毕业后，没有将档案迁出至用人单位或者人才市场，或者有些毕业生就档案自己保管，这对于就业后的职称、出国政审等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四）学生档案转递不规范

在学生毕业后，档案会随学生一起转出，原则上档案是跟随学生转到用人单位，但是目前很多学生在中小企业、外资企业或者私营企业工作的居多，但是这些企业大部分不具备档案接收权。而学生由于不了解档案管理制度，在就业协议书上的档案转递单位填写工作单位，在学校审查不严的情况下，就会造成档案在转递的过程中丢失，这是高校学生档案转递面临的重要问题。

（五）高校学生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

高校学生档案由档案部门集中统一管理，但是，目前仍有部分高校学生档案成为某些行政管理部门的附属任务，没有单独的人员管理。有的高校学生档案归学生工作管理部门或者学工处；有的高校学生档案归学生就业部门或招生办；有的高校为了便于利用，把学生档案放在各个学院（系），实行分散管理。毕业期间由于短时间内要将全部学生档案材料完成归档，时间紧、任务重，容易出现错装、漏装现象，给学生就业造成时间上的拖延和工作上的不便，也给用人单位造成不良影响。

二、提高高校学生档案管理水平，发挥就业指导功能

（一）完善高校学生档案信息收集内容

高校学生档案除了收集学籍管理方面的材料外，还应该收集学生在校表现的道德品质、组织能力、实践能力、思想素养、管理能力等比较有价值的档案材料。学生档案管理部门，应采取积极主动的收集方式，全面掌握形成学生档案材料信息的程序，确保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规范档案材料的收集内容，做到学期前安排部署，学期中督促落实，学期末检查审核，将监督检查工作贯穿始终。

（二）强化学生档案意识

高校学生是否具备档案意识，影响到高校能否恰当利用学生档案管理来培养和教育学生、提高档案的就业服务功能。一方面高校应充分利用图书馆的优势，从资源共享、信息一体化管理的角度将档案、图书、情报联合起来，既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又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在学生毕业前，学校应把档案意识教育作为就业教育的重要内容，依托多种平台宣传毕业生档案的内容、作用和去处，提高学生档案意识。

（三）严格毕业生档案转递手续

毕业生档案收发要由专门的机构管理，保证收发转递的渠道单一，管理有序。每年学生毕业时，数千份档案都要寄送各地，各地市的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公司没有机要权限，档案就会退回来，退回来的档案要严格执行登记手续，确保交换环节的准确无误。

（四）实现高校学生档案工作的信息化管理

高校招生规模逐渐扩大，学生档案数量逐年增加，这就要求学生档案管理工作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管理。提高档案管理工作效率，服务毕业生就业，首先应该制定统一标准，规范纸质档案的格式，这就有利于档案的整理，为进一步开发电子档案奠定基础。其次，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设备，借鉴高等教育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制度，在学生档案管理上也采用现代技术方式，逐步实现高校学生档案管理的标准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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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急性酒精中毒；护理干预；不良反应；临床效果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6）11（c）-0158-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alcoholism，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care.Methods Random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in Febr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6 were acute alcohol poisoning patients 80 cases as the object of stud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nterven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group had 40 cases，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routine nursing，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nursing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in nursing records，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ffect of nursing and patient satisfaction with nursing care.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atients（94.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control group（77.5%） （P

[Key words] Acute alcoholism； Nursing interventions； Adverse reactions； Clinical effect

急性酒精中毒是急\科常见中毒性疾病，是指一次性饮酒过量引起中枢神经系统抑制状态，患者出现兴奋、幻觉等症状，存在很大安全隐患。患者在临床治疗期间，由于自身自理能力有限，对周围事物认知能力下降[1]，容易出现各种不良事件，影响治疗，护理安全干预有重要价值。为分析护理干预对急性酒精中毒患者的护理效果，以该院2013年2月―2016年2月收治酒精中毒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该院收治急性酒精中毒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年龄16～58岁，26例昏迷期，34例共济失调，20例处于兴奋期。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40例，干预组男29例，女11例，年龄（36.4±4.9）岁，18例轻度中毒，14例中度中毒，8例重度中毒。对照组男27例，女13例，年龄（37.6±5.2）岁，15例轻度中毒，14例中度中毒，11例重度中毒，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决定给药剂量，注射盐酸纳洛酮（国药准字H20023755）注射液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无呕吐症状患者，取平卧位，头部偏向一侧，注意刺激患者喉部，及时清除胃内容物，及时清理呕吐物，避免患者误吸。同时严密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变化，观察意识状态和瞳孔大小。观察患者呕吐物，确定患者是否出现胃黏膜损伤，严密监视并观察患者意识状态和生命体征。遵照医嘱给予适量纳洛酮治疗，维持水电解质平衡，重度中毒患者进行急救，同时记录患者清醒时间，注意保暖。干预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在护理工作中，早期护理及时评估患者护理中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包括生命体征、瞳孔、临床症状等，并有针对性的开展预防措施。建立静脉通路，遵照医嘱实施药物治疗，同时给予其他对症治疗，维持电解质平衡，给予保胃保肝治疗。在护理期间，严密观察患者临床症状、瞳孔大小等，必要时行常规尿检、CT检查等，同时观察患者是否存在嗜睡、躁动、昏睡等不良情况，重点观察存在危险因素的患者，避免患者出现不安全因素。护理中注意降低患者周围环境的危险因素，住院后，及时检查患者周围环境，针对兴奋期酒精中毒患者，清除地面以及通道障碍物，给予保护性约束，并安排专人看护。针对存在步履蹒跚等异常情况患者，护理中及时搀扶患者，保持地面的干燥，及时清理过道中的障碍物，避免患者出现跌倒情况。针对伴随攻击行为的患者，将患者安排在人少治疗环境中，并安排家属看护，注意观察患者意识和状态，必要时及时告知医师处理。根据患者临床症状特征给予相应的处理措施，每15 min观察1次患者瞳孔变化，发现患者瞳孔变大，及时告知主治医师处理。患者入院时检查酒精浓度，避免出现漏诊、误诊等异常情况，引起医疗纠纷。

1.3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护理效果。记录患者护理后疗效，根据患者体征、症状等进行评价，患者3 h内恢复神志，临床症状消失为显效，患者6 h内神志有所恢复，生命体征比较稳定为有效，患者6 h内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为无效。记录护理期间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情况，包括自伤、坠床、跌倒、投诉、窒息等。患者护理满意度采用该自制护理满意度评分表，分为四个等级，总满意度=满意度+非常满意度+比较满意度。

1.4 统计方法

采用 Microsoft Excel建立数据库，用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n）%]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以α=0.05作为检验标准，P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观察

护理后，干预组患者总有效率（94.4%）显著高于对照组（77.5%）（P

2.2 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护理期间出现不良反应包括致死、坠床、跌倒等，干预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5.0%）显著低于对照组（27.5%）（P

2.3 护理满意度比较

干预组患者护理总满意度（100.0%）显著高于对照组（85.0%）（P

3 讨论

急性酒精中毒是急诊科常见危重症之一，是指患者一次性饮酒量过大导致乙醇无法及时代谢引起的乙醇急性中毒，患者由于中枢神经受到抑制，可能引发心血管疾病或者呼吸系统异常，甚至诱发患者死亡[2]。患者酒精中毒可以分为3个程度，在当前治疗中多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给予纳洛酮静脉注射治疗[3]。在临床治疗中发现，患者容易出现自伤、窒息等异常情况，因此实施护理干预有重要现实意义。

护理安全实施护理过程中，患者不发生机体结构、功能、缺陷、死亡、心理等情况。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及时开展正确的护理措施能够有效降低安全隐患，提高治疗效果。不少学者在急性酒精中毒患者治疗中[4-5]，采用护理干预，指出不良事件发生率得到显著下降。在护理质量管理中，护理安全是第一因素，临床护理工作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可能出现的危险因素，包括躁动、昏迷、动作不协调等，在护理工作中，需要避免出现护理不及时、记录不准确等失误情况。针对存在昏迷的患者，颅脑外伤的神经系统症状很多都被掩饰，需要有针对性的采取防范措施，减少安全隐患。在药物应用方面，当前治疗急性酒精中毒首选治疗药物为纳洛酮，一般轻度中毒患者给予0.8～1.2 mg纳洛酮，重度中毒患者一般注射1.2～2.0 mg纳洛酮。在该组研究中重点分析急性酒精中毒患者护理干预的实施效果，在护理干预中除了常规护理之外，针对出现异常烦躁等患者，需要及时清理通道障碍物，必要下采用约束带约束患者行为，避免患者出现坠床、跌倒等意外事件[6]。针对存在攻击行为或者是幻觉等患者，尽可能将患者安排在独立诊所，并配备必要的护理人员，并安排专人看护，避免患者出现自伤。根据国内有关急性酒精中毒抢救护理效果，轻度、重度患者无死亡病例，护理中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跌伤、窒息、坠床等，护理纠纷发生率在3.1%[7-8]。该组分析中研究结果中显示，护理后，干预组患者总有效率（94.4%）显著高于对照组（77.5%）（P

总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实施护理安全干预能够提高护理效果，降低安全隐患，具有使用价值，急性酒精中毒患者护理中除了积极治疗之外，还需要严密监视患者临床表现，加强护理安全管理，改善护理安全状况，促进患者酒精中毒的恢复。

[参考文献]

[1] 吴淑芳，赵彩红.19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的急救与护理[J].国际护理学杂志，2015，32（11）：1505-1507.

[2] 赵宝宁，杨丽艳.醒脑静注射液联合护理干预治疗急性酒精中毒75例[J].中国药业，2015（8）：122-124.

[3] 刘军，李玲.护理干预对100例急性酒精中毒患者的护理安全效果观察[J].现代医药卫生，2015，46（3）：427-429.

[4] 吴裕范.护理干预对急性酒精中毒患者护理安全的效果观察[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连续型电子期刊，2016，16（21）：212.

[5] 黄小芳.护理干预在急性酒精中毒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河南医学研究，2016，25（6）：1135-1140.

[6] 王东林.纳洛酮抢救急性酒精中毒昏迷[J].中外医疗，2012， 31（18）：110.

[7] 杨从和.急性酒精中毒急诊抢救254例临床分析[J].中外医疗，2012，31（4）：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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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借贷纠纷；借贷风险；借贷主体；借贷协议；借贷担保

本文为2014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10354002）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月26日

一、引言

温州是我国民间借贷最活跃的地区，也曾是我国民间借贷违约率非常低的区域，然而近年来，其民间借贷纠纷却呈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2009年，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为4，051件，2010年、2011年与2012年分别增长了86.2%、59.8%与61.4%，经过3年的快速增长，2012年的纠纷数达19，446件，竟是2009年的4.8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的大量爆发？这一问题值得探讨。

一个事件的产生必定有内因与外因。目前，国内学者对民间借贷纠纷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聚焦于外部成因。陈成建（2009）认为道德、法律和经济风险集聚是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原因；黄书名（2012）认为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与政策利率脱节、国家金融监管缺位和银行中介功能弱化；曹（2014）则从特征因素、经济因素、金融监管机制因素、资本特性因素、民众法律意识因素五个方面对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增长进行成因分析。我们认为，尽管法律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经济环境变化等客观外在原因非常重要，但引起民间借贷纠纷爆发的内在成因也是不可忽视的，甚至更为重要。

本文试图以我们对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调查，尤其是对温州瑞安市的实地调查与案例分析为基础，充分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产生的内在原因。之所以选择瑞安作为调研重点，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经济上具有典型性，瑞安市是温州模式的重要发祥地，其人口占温州市的15%，年产值占比为16%；第二，民间借贷及其纠纷发生上具有代表性，因为其民间借贷纠纷对温州全市的占比较高，相对于温州全市的情况，2009年的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占比为28%，涉案标的额占比更是高达34%；第三，与温州全市的情况基本相同，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也呈持续快速增长之势，2012年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高达3，927件，是2009年的3.5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现状及变化特征，第三部分结合案例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现状及变化特征

借贷主体、借贷利息、借款数额、借贷期限等是研究民间借贷行为的核心要素。我们以这几个核心要素的信息掌握为重点，从以下三个层面开展调查：第一，到瑞安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若干小额贷款公司开展实地调查，获取核心要素的样本数据；第二，拜访瑞安市人民法院，搜集瑞安市民间借贷纠纷发生的总体数据，以及200余例纠纷案例的样本数据和其他信息；第三，实地抽样调查瑞安当地的众多普通借贷者，了解借贷动机及其对借贷纠纷成因的主观认识等。在下文分析中，总量分析的对象是总体数据，而各类特征分析的对象是样本数据。

（一）总体状况及其变化特征。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加，涉案标的额也呈持续上升之势。2008年民间借贷纠纷案仅812件，涉案标的额为1.77亿元；而自2009年起，纠纷案件数量及标的额呈快速增长趋势，2012年到达最高峰，纠纷案件为3，927件、标的额高达34.69亿元，分别为2008年的4.8倍和19.6倍。2013年纠纷数量开始减少，2014年出现明显下降，纠纷数仅为2012年的1/3。从纠纷案件的总体变化来看，大致呈现出以下特征：

1、借贷纠纷案一度成为民商事案的主体。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占所有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不断大幅上升，一度成为民商事案件的主要组成部分。自2010年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对民商事案件总量的占比超过1/3（2014年除外），2012年和2013年的占比更是高达40%，2014年的纠纷数量有所减少，所占民商事案件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2、借贷纠纷案平均标的额呈明显上升之势。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平均涉案标的额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之势。2008年，纠纷案件的平均标的额为21.8万元/件；到2014年，达到了111.4万元/件，为2008年的5.11倍。

3、纠纷当事人分布渐趋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当事人大致包括家庭及个人（下文简称个人）、中小企业和民间金融机构。早些年，民间借贷主要发生在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自然也主要是个人与个人。然而，随着民间借贷逐步从熟人圈走向民营企业主、典当担保及小额贷款公司等陌生人圈里，借贷纠纷当事人的分布也逐步走向多元化。调查发现，尽管个人之间的纠纷依然占多数，但个人与企业、个人与民间金融机构，以及企业与民间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数量呈快速增加之势，其中尤以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纠纷数量增长最快，从2008年的18件增加到2014年的298件，年均增长60%。此外，发生借贷纠纷企业的行业分布很广，既涉及加工与贸易行业、服务业，也包括制鞋、模具、机械等制造业。其中，出现借贷纠纷频度最高的是房地产、投资咨询和融资管理等行业企业。

（二）调查样本及其纠纷特征分析。为梳理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变化特征，我们以从人民法院获取的调查样本为主要对象进行分析。这些样本为来自瑞安人民法院的近4年的200余件纠纷案例，我们从中选取其信息能够满足研究需要的166件纠纷案例。按年度划分案例，2011～2014年的数量分别为47、44件、40件和35件。

在下文的特征分析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纠纷案由、单笔借款金额、纠纷贷款流向等基本特征，以及借贷的合法性、纠纷的群体性、纠纷的调解难度等深度特征。鉴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需要，下文中凡涉及借贷者个人信息的均予以回避。

1、纠纷案由。调查发现，民间借贷纠纷的案由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借款方还款违约导致的纠纷，约占40%。纠纷往往缘于借款期限届满后，借方未归还本息，贷方多次催讨无果，故向法院。调查案例中，一种情况是借款方仅支付前两个月的利息，之后故意违约不还本息；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但因经营不佳失去还款能力。

第二类是因双方对借贷约定不规范或者认识不一致引起的纠纷，约占50%。纠纷往往源于借贷双方在合同（欠条，甚至口头约定）中未明确约定借贷利息、还款期限和借贷担保等，双方认定的借贷事实不同。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3%，但事后借方推说利率过高，只愿支付2%；又如借贷双方口头约定月利率5%，未约定还款期限，借方由此拖欠本金利息，从而引发民间借贷纠纷。

第三类是因非法吸存、集资诈骗产生的借贷纠纷。数量占比虽小，但牵连广，往往会出现数个原告同一公司或个人，导致纠纷的调解难度大大增加。

2、单笔借款金额。单笔借款金额差距较大，小者仅有3至4万元，大者可达500万元以上。从分析样本来看，瑞安民间借贷纠纷的单笔借款金额近年来总体呈不断上升之势，从2011到2014年，纠纷从单笔50万元以下为主逐步转向以单笔50万元以上为主，100万元以上的大额借款纠纷日益增多。进一步分析还发现，300万元以上的借贷纠纷案例以集资诈骗为主，且每个案件的单笔借款金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3、纠纷贷款流向。从纠纷的资金流向来看，近年来从以生活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经营融资为主的特征变化非常明显。总体上，贷款资金流入生活消费的借贷，发生纠纷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借贷者关系亲近，信息较为对称，借款双方对借贷事实的争议较小。相反，贷款资金用于经营融资及临时周转就容易发生纠纷，近4年该类纠纷占总纠纷数的68%，其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是生产经营或投机失败、周转资金链断裂。

4、非法借贷涉及面广。近年来，非法吸存、集资诈骗等非法借贷行为不断发生，非法借贷纠纷的数量日益增加，借贷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如，2011年包某某对外宣称二手车抵押业务利润可观，以支付高额回报为诱饵或以共同经营为由向陈某某等14名民众集资款项共达1，418万元，用于高利放贷和经营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后因放出的高利贷无法及时收回，二手车抵押借款生意亏损，资金链断裂，导致1，300多万元借款无法归还而产生纠纷。

5、借贷纠纷日趋复杂化。近年来，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纠纷当事人的人数有增加趋势。自2011年起，纠纷当事人不再是原告与被告两个单一主体，而是逐渐向多个纠纷主体转变。经常出现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等现象。此外，因多重借贷的发生，甚至出现了错综复杂的纠纷关系，同一个当事人可能既是原告又是被告。

6、纠纷调解难度日益加大。近年来，瑞安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日益加大，案件审理或者调解时间也逐渐拉长。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一是当事人的出庭率低，80%的被告收到法院传票后拒不出庭，部分被告甚至下落不明致使传票无法送达；二是部分被告对借据上签字的真实性或借据的形成时间不予认可，需提起第三方鉴定，颇为费时；三是部分担保人被告否认自身的担保义务或担保期限等。

三、温州民间借贷纠纷内在成因分析

一般认为，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借贷行为相比，民间借贷最为显著的差异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借贷主体关系可能较近、协议方式简便、利率较高、担保形式灵活等。这些特点是民间借贷普遍存在并迅速发展的原因，但也为借贷纠纷的发生埋下了不小的隐患。下文我们将利用166个法院案例样本，结合实地调查获取的信息，进一步探讨温州民间借贷纠纷的内在成因。

（一）纠纷案例的内部特征分析。对获取的166个法院案例样本，我们从借贷主体间的亲疏关系、借贷协议的规范程度与借贷担保的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察。分析2011至2014年的案例发现，借贷主体关系较为亲近的数量仅占纠纷案例总数的13.3%，且比例波动小；借贷协议很不规范，仅仅为“口头协议”的纠纷占纠纷总数的4.8%，比例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借贷协议中有担保形式的纠纷仅占纠纷总数的36.1%，这一比例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借贷主体的亲疏关系。瑞安民间借贷行为主要发生在关系比较亲近的人之间，比例大约在80%以上，但关系亲近的借贷主体占纠纷发生的比例仅为13.3%。如果按照上述80%的比例推算，2011～2014年关系疏远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的概率，为关系比较亲近的借贷双方发生纠纷概率的26倍。由此可见，借贷主体的亲疏程度直接影响借贷纠纷发生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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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急诊科出现的24件医患纠纷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处理策略和风险规避措施。

结果：急诊科出现纠纷原因多是由于患者、医院及社会因素造成。

结论：分析急诊科医疗风险原因，制定相应的风险规避措施及纠纷处理措施，对维持医疗秩序，创建良好的医疗环境，提高医疗质量，减少不必要的医患纠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急诊科 医疗风险规避 纠纷处理措施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4.03.603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3-0388-02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对健康需求日渐增长，再加上素质教育的全面普及，群众的法律意识也日益增强，对各行各业的要求也不断提升。医疗行业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再加上医疗行业本身所具备的风险性，如医疗事故的不可预见性、医疗费用的不一性、医疗效果的不确定性等因素都会引发群众不满，诱发医患的纠纷事故[1]。为了进一步研究急诊科医疗风险规避和纠纷处理措施，笔者以24件医患纠纷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处理策略和风险规避措施，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我院急诊科出现的24件医患纠纷案例，包括：8起殴打、辱骂及打伤医务人员，6起摔打公共医疗设施，5起威胁医务人员，5起引起经济纠纷。

1.2 方法。选取调查问卷方式，发放调查问卷，分析引起纠纷的主要原因。

2 结果

2.1 患者自身因素。患者缺乏优秀的社会道德意识，语言粗鲁、行为粗鲁，思想文化素质较低，无法理解和尊重医务人员的付出；部分患者为酒后入院，行为意识不清，易出现暴力倾向；患者对医院治疗期望过高，全凭自身意愿要求患者，对病情痊愈期望过高；家属由于急危重患者的救治而出现焦躁、紧张、恐惧等心理，使医院之间的关系受到负面影响。

2.2 医院因素。部分医务人员未做到真正的关心和体贴患者，未理解患者，针对患者疑问未做到全面解释，或解释不清楚，患者治疗期间，医务人员操作技术不熟练，使患者无法信任医务人员，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并且急诊科未合理分配布局及抢救措施，给患者带来影响，都易出现纠纷。

2.3 社会因素。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在医院纠纷事件中，过多的舆论导向介入，而在参与期间，媒体的态度倾向于患者，多谴责医院方面，使部分患者无法理解医院。另外，医院收费标准不同，医疗公共设施无法更好满足患者的需求，医药费用过高，使医患关系紧张。

3 讨论

急诊科出现纠纷多是由于患者的不理解，舆论的错误导向，医务人员自身疏忽，医疗费用的过高等因素都会造成医患关系紧张，引起医患纠纷，因此根据纠纷原因，采取针对性的处理措施。

3.1 创建和谐、良好的医患环境。和谐的医患关系可有效避免医患纠纷，减少医患冲突，预防发生纠纷。因此，医务人员需加强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树立优秀的职业道德素质，要具备以人为本的职业道德素养，尊重患者，关心体贴患者，与患者积极沟通，创建良好的医患关系，并使患者可真正了解医务人员，并做到双向了解[2]。

3.2 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在医患纠纷中，伤害最深的则是医务人员，面对患者的暴力、刁难及威胁时，医务人员要树立高度的自我保护意识。医务人员要尽量避开闹事者，并要做好一定的防御措施，借助外界一定力量，求助医院或邻近科室工作人员的帮助，若情况严重，可及时报告给警察，寻得帮助，从最大程度上减轻患者对自身、家庭、医院的伤害。同时社会也需要尽可能的理解急诊科医务人员，多尊重和包容人员，以此降低急诊科医患纠纷。

3.3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水平。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减少医患纠纷时，最关键环节需要增强医疗服务行为的规范性，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在提高医疗行为的规范性时，要根据患者的需求采取针对性措施。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患者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及服务水平有着更高要求。因此，在医疗服务工作中，需为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温情呵护[3]，创建良好的人文管理，采取优质性的服务措施，根据新时期医疗卫生制度，怀着高度责任意识，并不断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意识，培养医患的沟通技巧，需尊重、关心、体贴患者，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患者的身心健康需求，尊重患者意愿，不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3.4 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医务人员需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技术。急诊科具有综合性、风险性、应急性等特性，医务人员要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以高水平的专业技术满足急诊科要求。

3.5 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为了满足患者需求，满足急诊科急救需求，避免在急救期间出现差错，必须要创建科学完善的管理制度，提高急救队伍的专业化，操作水平的流程化，工作规范化，必须要创建优秀的管理制度，调动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从最大程度上满足患者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徐香馨.急诊科医疗风险规避与纠纷处理策略[J].医学信息，2010，07（11）：3397-3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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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证行：B银行；

出口商：C公司；

进口商：D公司。

2012年3月25日，C公司收到美国某银行作为通知行的孟加拉国B银行开来的申请人为D公司的信用证。信用证条款简洁，索汇路线清晰，价格条款及所需单据等要素与进出口双方签订的合同相符。

2012年4月20日，C公司按信用证要求出货并将全套单据提交A银行议付。A行审核单据后，认为单证一致，单单相符，即按信用证要求，将单据径寄开证行索汇。2012年5月1日，A行收到孟加拉国B银行的拒付电文：“AS UNSIGNED B/L，SO WE HAVE TO REFUSE ALL DOCUMENTS”。其实，C公司货运提单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及信用证要求。很显然，开证行的拒付完全属于无理拒付。A行当天发出电文拒绝接受不符点并强烈要求开证行履行付款责任。随后的一个月时间内，A行多次发送催收电文并多次去电开证行总行。B行工作人员拒不回复电文。对于A行的催付电话，接听电话者，不是推脱不负责此业务，便是先讲英文后讲当地语言，根本不理会A行的任何陈述。业务进展一度陷入僵局。随后，C公司通知A行说D公司要求降价处理货物，并且价格一降再降，根本没有付款的诚意。与此同时A行工作人员也了解到孟加拉国B银行系当地一家私有制银行，无任何分支机构，银行负责人在当地较有影响。

A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果断要求C公司不要再理睬D公司的任何降价要求，改由A行全面处理业务纠纷。2012年6月1日，A行工作人员与孟加拉国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取得联系并将前因后果写成书面文字发送到大使馆。同时又联系了中国驻孟加拉大使馆商务部负责人，委托他们联系当地孟加拉国银行，询问业务进展情况。

2012年6月3日上午9点，C公司通知A行：“D公司同意立即全额付款，并一再要求千万不要再让任何政府部门给他们施压。但条件是，C公司必须立即通过A行发电文给B银行，同意收到全额货款后立即将货款的20%退还给D公司。”此时的C公司对于能追回货款的80%已经非常满意，急切的催促A行立即发报至B银行，同意接受回汇货款的20%。

A行工作人员凭多年的业务处理经验，耐心劝其静观其变。因为B银行方面根本未提变相降价一事。但C公司态度坚决，执意要求立即发文。2012年6月3日上午10点，货款全部足额汇至A公司账户。此后，B银行也再未提过降价一事。至此，一桩原本降价也不能解决的贸易纠纷案，被A行工作人员巧妙地利用政府诚信及时追回了全部足额货款，有力打击了不诚信商人企图利用信用证项下不实不符点胁迫客户降价的阴谋。

案例分析

当开证行提出不符点时，出口方应该在正确理解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多与经验丰富的议付行工作人员沟通，理性分析不符点实质。倘若不符点确实存在，应立即修改单据，力争在交单期和有效期内将修改后的正确单据补寄开证行，使不符点不成立，开证行仍旧承担第一性付款责任；若是开证行为规避其第一性付款责任或是因其他原因而提出一些不实、不符点，出口方应在议付行国际业务专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及时采取正确处理方法。

此种情况下，议付行工作人员的业务处理水平绝不再是简单地审单、寄单，而是要求精通国际惯例、具备过往案例处理经验，对各类经济纠纷具有回旋把控水平等隐水准。此案例中若A银行采取仅凭进、出口双方客户谈判协商解决不符点的惯常做法，则结果不是降价结汇便是退货退单，给出口方客户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而此案例中的A银行积极了解开证行背景，并果断采取由银行工作人员与开证行交涉的专业做法。A银行一方面绕开进口方单方面以单据存在不符点为由要求降价的无理要求，并且在开证行消极不合作的情况下， 果断采取径直联系双方国家大使馆的正确处理方式；另一方面紧紧抓住了开证银行负责人在当地较有影响，必定重视负面影响这一事实，将其违背国际惯例无理拒付这一事实及时通知给有关政府部门，使问题最终得以迅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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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背景

1.区际法律冲突的存在。区际法律冲突是一个国家内部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随着我国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澳门原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而这两个地区的法律又分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就在我国内部同时存在着四个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法域－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由于各个地区法律不一，在各法域的民众间结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法律冲突问题。较之其他多法域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1）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是一种特殊的单一制国家内的的区际法律冲突。从宪法角度说，单一制国家内部各个地区是每有权利从国家分立出去的，所以这就意味着虽然内地和港澳地区有法律冲突，不可能演变为国际的法律冲突。（2）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同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法律冲突，如内地与港澳台之间的法律冲突。（3）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既有同属于一个法系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又有不属同一法系的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香港属英美普通法系，澳门属于大陆法系，台湾法受德日影响较大，也属大陆法系。我们内地是相对比较独立的法系。（4）各法域都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而在各个法域之上无最高司法机关，因此，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无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5）在民商法领域，中国内地与港澳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在特定时期内属于平等地位的中央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之间法律冲突。比如在内地审理涉港澳案件时，作为全国性的法律当然应该适用于港澳，但是实际上民商法律不能够适用于港澳，还需在港澳法律和内地法律之间进行选择。

2.港澳航线的特殊性。香港、后，香港、澳门已成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沿海港口，根据国家主权原则，内地与港澳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应属于国内沿海运输，但根据两个基本法，港澳地区在航运政策上，仍保持原实行的航运经营和管理体制，仍单独进行基本自由的开放型船舶登记制度，不同国籍船东的船舶都可以在本地登记注册获准悬挂中国国旗和港澳区旗，进而再以中国船东身份经营港澳与内地间的海上运输，这事实上等于向世界各国开放了港澳与内地的沿海运输权。因此，三地间的海上运输虽属沿海运输，但应有别于纯粹的内地港口间的沿海运输，应视为国际海上运输。另根据交通部的有关规定，将内地与港澳航线定为特殊管理的国内航线，内地和港澳航线视同外贸运输，体现两种制度的原则：航运管理应该依据内地与港澳各地的航运制度与法规来进行管理，港澳到内地的对外开放港口，允许在港澳登记的船舶来经营。这就反映了在“一国两制”下，按特殊管理的航线来对待。故海上客货运输视同国际海上运输，在法律适用上，受《海商法》第四章的调整，而不受规制国内沿海、内河货物运输的《合同法》及据其制定的《水路货物规则》和《水路货运合同实施细则》之约束。这两者之间在承运人之免责、责任限制等方面规定存在诸多差异，就为实务中适用法律冲突埋下伏笔。

3.法律之规定。早在最高院《关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若干问题意见》中曾规定：“涉港澳同胞案件不属于涉外案件。鉴于港澳地区的特殊地位，审理这类案件，可参照民诉法第五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和其他有关规定办理。”后在1987年出台《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嗣后又于1989年颁发《关于印发〈全国沿海地区涉外、涉港澳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对审理涉港澳案件的管辖、法律适用等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即在诉讼程序方面按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办理，在实体方面，按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和涉外经济合同法地五章的规定办理，应适用香港、澳门地区法律或外国法律的，可以适用。但在试行之民诉法废止后，最高院在其后所作的关于适用民诉法若干问题意见中却未能重申这一原则。直至1993年最高院的《全国经济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八章的规定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二、冲突之概述。

由于前述之原因，港澳地区虽然与内地属同一主权国家，但在程序和实体方面按涉外案件处理，故不可避免地发生法律冲突。法律冲突是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法域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规定各不相同，却又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民事关系，从而造成的该民事关系在法律适用上冲突的现象。根据最高院《关于审理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港澳同胞或法人，或者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介入涉港澳因素，或者争议的标的物在港澳地区的，属涉港澳经济纠纷案件。但作为一个涉港澳海事法律关系，并非有涉港澳因素介入，就成为冲突法调整的对象，还需看是否有了这种因素而涉及港澳法律或外国法或本国法的选择适用。即要存在法律冲突。目前涉港澳海事案件的法律冲突可分为三类：一是国内海事冲突。如前所述，我国国内的沿海、内河运输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分别受不同的法规调整，而内地与港澳航线视同外贸运输，而两个法律规范存在诸多差异，如责任基础不同，《海商法》规定承运人有十二项免责事项，而沿海运输中承运人享受不到驾船或管船过失免责；又如船东责任限制不同，由于水路货物运输有一个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特别规定，与《海商法》责任限额不同，故产生冲突在所难免，虽然此类冲突不属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冲突，但在实务中适用法律时亦有困惑。二是区际法律冲突。目前港澳与内地的海事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海事法律冲突规范方面的冲突，首先包括基于对同一事实，各地法律赋予其不同的法律性质，从而导致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其次是由于各地的海事法律把具有共同内容的法律问题归纳到实体法或程序法，进而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3再次是适用相同的冲突规范，但由于法律观点或法律概念不同，对同一事实的法律性质认识不同而适用不同的冲突规范引起的冲突，如同为海事责任限制，内地法律认为是实体性权利而适用实体法律规范，香港法律则认为是程序性权利而适用程序法律冲突规范等。2.与整个涉区海事司法制度及海事法律选择（适用）制度相关的诸如识别、反致（转致）、法律规避、公共秩序保留、对方法律内容查明等制度方面的冲突。三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当涉港澳案件因某事实因素而产生适用除内地或港澳法律以外的外国法律的连接点或当事人选择适用外国法律时，就产生了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

三、法律适用之解读

对于国内法冲突时如何适用法律，可从一宗案件得到启示。在原告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南南洋船务公司货损赔偿一案中，原告将一批柴油交由被告从福建肖厝港运往蛇口港（途经香港转换提单），在运输合同中定明“合同未及之处以交通部有关规定为准。”后发生海损事故，原告请求法院依照交通部《水路货物运输规则》第51条的规定判令被告赔偿全部损失，而被告抗辩称，此案是涉港海事纠纷，《货规》不能适用本案，应适用交通部1959年的“关于海损赔偿的几项规定”，亦可适用海商法或国际惯例，该次海损属驾船或管船过失，承运人不负赔偿责任。显然此案涉及对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问题，原、被告所签运输合同中的法律适用条款中所谓“交通部有关规定”，显指以我国交通部的部门规章，而不是《海商法》或国际惯例，故被告认为应适用海商法或国际惯例之主张不能成立；本案所涉及运输关系属涉港运输，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内水路货物运输，鉴于交通部就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与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有不同规定，本案“合同未及之处”显然应适用交通部对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作出的规定，否则同样会产生法律适用上的错误，故原告要求适用《货规》亦不成立。对于非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交通部在1959年了《关于海损赔偿的几项规定》，本案“合同未及之处”应适用这一规定。至此，通过对运输合同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找出了适用合同的准据法。由于水路货物运输与国际海上运输的两套规定，当一种法律关系同时受数种法律规范调整，或某一法律事实或行为涉及数种法律规范调整，而数种法律规范存在冲突，法官应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去解决。虽然海事案件法律适用条款的解释，我国没有作出相应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但结合《海商法》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并参照最高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尽管《涉外经济合同法》第2条明确规定该法不适用用国际运输合同）但其所确立的一些法律制度，对涉港澳海事案件的法律适用仍有指导作用。

关于区际法律冲突与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冲突法与区际冲突法之关系有不同的学说。但主旨还是如何确定法律适用规范，两者的区别也不妨碍我们参考和借鉴国际冲突法的一般原则、规则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法律适用问题的关键就是确定案件的准据法，即应适用的具体确定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特定法域的实体法。明确了准据法后，就要正确地适用该实体法，从而得出正确、合理的裁判结果。当我们对案件的争议性质进行“识别”后，找出应适用的冲突规则。因冲突规则是确定准据法的基础。具体的说，“冲突规则”由“范围”和“系属”组成。“范围”是冲突规则包含的法律关系部分，“系属”是冲突规则包含的适用法律部分。就法律适用而言，内国法院在一定情况下承认和适用域外法是冲突法理论展开的基本背景。在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只能类推适用国际私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来解决目前的冲突。根据解决法律冲突的一般原则，对冲突所涉及的多个法域的法律应平等的进行选择，或可能是域外法，或可能是内域法。我国在区际法律冲突中也应适用这一原则，应根据《民法通则》和《海商法》中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章节的规定来确定涉港澳案件应适用的准据法。

确定适用法律不外乎有如下几种方法：1.意事自治原则。如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海商法》第269条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然，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必须是双方协商一致的、明示的。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未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合同订立后或纠纷发生后就合同适用达成协议的，或者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协议变更原来选择的合同适用法律的，法院一般应认定有效。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现已成为多数国家处理国际性合同准据法方面一致接受的原则。2.最密切联系原则。《海商法》第269条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也规定了最密切联系原则。即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没有选择法律适用或选择法律协议无效的情况下，由海事法院、海事仲裁机构依照最密切联系原则确定合同适用的法律。本条所指“最密切联系的国家”通常是指与履行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因素的国家。在调整涉外、涉港澳海商合同关系时，应根据合同的具体种类和合同改造过程中的客观情况来确定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与合同有最密切的联系。每个涉外、涉港澳合同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接因素，如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当事人的办事机构所在地和营业场所所在地、船舶及当事人国籍、仲裁或或管辖地点、标的物所在地或被扣押地等。在审理案件时，要对全部连接点进行比较分析，从质和量方面进行衡量，从中找出与该合同的履行有最密切联系的因素，进而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3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原则。依照《民法通则》第146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条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几乎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法院可以选择适用。

四、法律适用之误区。

法律学说往往强烈地体现出法官的意向。法官对于向他提供的所有正反论据进行从容的、全面的思索，然后集中其丰富的学识和聪明的才智写一份关于案件裁判所依据的既详尽又合符逻辑的理由。举例说来，该法官的裁判可能与棘手的法律选择问题密切相关。然而，在两个本质性领域方面已经为法官作好了适用法的选择；其一为关于诉讼的问题，法官始终适用起本国法，即法院地法；关于适用法的问题为其二（该法官会不无例外地适用其本国法。而站在律师的视角，适用法的选择问题往往以选择的多面性以针对法官的单一性。实务中大量的案例足以形成这一论点。

考察我国法院审理涉外民商案件（包括涉港澳案件）的法律适用，我们会听到许多批判的声音。“研究我国法院的判决可以发现，中国法官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法律适用问题的忽视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好象不经过冲突规范的指引直接适用中国的或者外国的某一实体法规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还没有发现我国法院的判决书有引用《民法通则》或中国其他法律中的冲突规则来说明或分析法院为什么要适用某一实体规则为判决的依据，这是我国法院对涉外民商事案件作出的判决书的一个明显缺陷。”肖永平教授如是说，虽然此批评有偏激之处，但无疑也指出了法官在审理涉外案件中法律适用的痼疾。另有学者从统计学角度，对我国法院在审判实际中适用法律情况进行系统地实证研究，并发出了我国法院使用外国法的概率为什么如此之小的疑问。还有从事审判实务的法官对涉外海事审判中域外法适用问题，从量的考察和质的品估两方面，对涉外海事审判法律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滥用法院地法提出了质疑。最高院在2003年7月作出的《关于我国法院审理涉外商事案件适用法律情况的通报》中，对2001年－2002年我国法院审结的部分涉外商事海事裁判文书进行抽样分析后，也指出了不少法院对适用法律问题意识不强。故肖阳院长亦重申要贯彻国家主权原则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对法律的选择，认真妥善地适用准据法，正确适用外国法律、国际公约和参照国际惯例审理涉外案件。在这些声音背后，需要我们检讨在审理涉外商事海事（包括涉港澳）案件法律适用上存在的缺失。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漠视和干预。航运实务中存在大量的格式合同，其都包含有法律适用条款，如提单、租约、保险单等，如约定的准据法是外国法，法官往往以其未经双方合意为由予以否定，甚至有将提单背面管辖权（包括法律选择）条款视为单方面意思表示而予否定其效力的情况存在。有的在某些案件的识别上存在恣意，如在无单放货案件中，法官往往以无单放货作为侵权行为而排除适用提单中所订明的法律。又如香港某公司诉香港某居民渔船抵押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当事人在与财务公司所订之抵押合同和抵押转让合同均约定选择香港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但法院在判决中以当事人未提供香港的有关法律，故认定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处理合同争议的法律而适用我国法律。该案未通过系列途径进行法律查明，就认为排除当事人的合意，显然草率。笔者认为既然当事人在合同中选择了处理争议所适用的准据法，就应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尤其在后，以当事人未能提供为理由置当事人之约定于不顾，是不符合一国两制精神的，香港享有独立的法律制度也成为一句空话。

（二）滥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精确判断标准，其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自由裁量，这就很难排除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过度扩张，往往助长扩大法院地法适用的倾向，使法律适用具有太大的随意性。最密切联系原则是以特征性履行，保护当事人的特殊需要，以及合同与某个场所的明显联系等因素来确定并适用法律，但是当某种特定类型的合同明显地与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更密切联系时，应适用该国或地区的法律。而实务中常常只要案件与国内有连接点，就武断地适用中国法律。

（三）在外国法查明问题上的轻率。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外国法的查明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香港、澳门毕竟是同属一主权国家，法律查明的途径不宜完全按最高院设定的几种方法。实务中法官常常以当事人未能提供或提供的外国法不合要求，而排除其适用。对涉港澳案件的法律，可参照外国法的查明来处理。在涉港案件中，因香港的法律制度属英美法系，法律文牒繁复，其法律渊源包括成文法、判例法、衡平法、习惯法等，给我们了解香港法律造成了一定障碍。但就港澳的法律而言，因内地法院通过中央机关易于查明，故法院应依职权调查。特别是在内地与香港先后达成了《送达文书安排》、《仲裁安排》，与澳门达成了《送达文书与调查取证安排》的情况下，更有条件查明港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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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仲裁的认知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对仲裁的认知程度。问卷中有22家调查对象是通过两种以上的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42.3%，有30家是通过单一方式认知仲裁的，占调查对象的57.7%；通过法律书籍成为33家调查对象认知仲裁的途径，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成了22家调查对象了解仲裁的方式，还有21家调查对象是通过媒体报道的一些案例中了解到仲裁的；在对仲裁非常了解的有20份问卷中，有15份选择了通过实际接触到的仲裁案件了解仲裁这一认知途径。对于仲裁所具有的优势，有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单一优势，占调查对象的19.2%，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二重优势，占调查对象的28.8%，27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具有三重以上优势，占调查对象的51.9%；对于专家仲裁在银行纠纷中的作用，2份问卷回答说不清楚，13份问卷认为专家办案对商业银行纠纷的解决无关紧要，9份问卷单纯认为专家办案能够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并提高效率，9份问卷单纯认为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专家仲裁有利于案件的解决，14份问卷认为专家仲裁既有利于金融争议公正的审理，提高效率，又有利于对案情复杂的金融纠纷案件的解决。商业银行对于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的认知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重要因素，突出宣传仲裁的优势与专家仲裁的作用对于仲裁在商业银行纠纷中的应用至关重要。

二、仲裁在商业银行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有4家通常借助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3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处理业务纠纷，有11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处理业务纠纷，有7家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有10家通常是通过内设的法律事务部或专门的熟悉法律工作的职员与合作的律师事务所、外聘的法律顾问处理业务纠纷，可以看出，纠纷处理主体的多样化已成为商业银行的一种趋势。在解决银行业务纠纷的多种可选途径中，有7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调解”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仲裁”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3家调查对象选择了“诉讼”作为唯一的纠纷解决途径，有1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仲裁”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5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调解”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有6家调查对象选择了“协商”与“诉讼”作为的纠纷解决途径，其余14家选择了包括“仲裁”在内的三种以上途径解决纠纷。这一问卷的结果表明，目前诉讼是各商业银行解决纠纷的主要途径，并且对纠纷解决途径选择越少的调查对象选择仲裁的可能性就越低。这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有14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列明诉讼和仲裁两个选项，由当事人选择。在52份问卷中，有15份问卷回答曾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占调查对象的28.8%，而在该15份问卷中只有6份问卷给出了近两年业务纠纷统计数据，数据表明仅有2010年一起金融纠纷通过仲裁结案。这表明仲裁在金融纠纷的解决中应用的比较少，这与仲裁作为一种主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以仲裁方式解决过纠纷的15家调查对象中，选择仲裁理由不尽相同。1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是一裁终局，仲裁方式比诉讼方式成本较低，仲裁裁决书与法院的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申请强制执行，4家调查对象认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仲裁机构，自主选定仲裁，1家调查对象感觉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较好。

从认知层面来看，妨碍仲裁在金融纠纷中应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33家调查对象习惯以诉讼解决金融纠纷，占调查对象的63.5%，可见，“诉讼定式”已成为仲裁在金融纠纷得以应用的主要障碍。上述思维定式的形成与调查对象的几种观念有很大关系，2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保全、执行要通过法院是妨碍其选择仲裁的原因，15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机构的影响力不如法院，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8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员素质影响其对仲裁的选择。从实践层面分析，商业银行未选择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也存在几方面的原因，有17家调查对象明确表明不选择仲裁是因为上级行制定的格式合同文本中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包含仲裁，有14家调查对象承认合同管理人员对仲裁法律制度不了解，有9家调查对象未选仲裁的原因是合同双方虽有仲裁约定但约定不明确，9家调查对象则是因为签订合同的对方不同意选择仲裁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3家调查对象对以前本单位以仲裁方式解决合同纠纷的效果不满意，3家调查对象强调未选仲裁的原因主要是仲裁后的执行问题，认为目前仲裁裁决书比较尴尬，在法律效力方面不受认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不顺畅，1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二审终局是仲裁不具备的优势。

三、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定位

目前各商业银行在业务领域中所产生的纠纷类型因业务范围与规模而有所不同，总体而言，如前所述，目前商业银行采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的比例比较低。在选择纠纷处理途径时，银行所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所有的问卷中，有35家调查对象考虑到成本费用、时间长短的因素，有33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强度这一因素，有18家调查对象考虑处理机构的专业水准，有15家调查对象考虑争议标的额大小,有15家调查对象把与纠纷处理机构的关系纳入考虑，有12家调查对象考虑社会影响后果，还有8家调查对象考虑其他因素。

目前商业银行对宜于仲裁的金融纠纷类型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有37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不大的纠纷适宜仲裁，有30家调查对象认为需快速解决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8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及商业秘密及商业声誉的纠纷适宜仲裁，有13家调查对象认为银行与个人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12家调查对象认为涉外纠纷适宜仲裁，有11家调查对象认为中小企业贷款纠纷适宜仲裁，有3家调查对象认为争议较大的纠纷适宜仲裁。这一结果表明，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快速便捷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但是同时也普遍没有认识到其解决争议较大纠纷的作用。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执行所存在的认识是影响商业银行选择仲裁的一个重要因素。在52份问卷中，商业银行对于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有着不同的认识，有2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50%，有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会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占调查对象的38.5%，6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裁决能否得到法院的有效执行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占调查对象的11.5%。对于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自的比较优势这一问题,20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比法院有优势,18家调查对象认为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但是同时9家调查对象认为这一优势对金融争议的解决影响不大，11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与法院审理金融争议在时间和费用上各有优势。如果应用仲裁解决金融纠纷，仲裁程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应依照案件复杂程度来选择仲裁程序，各有15家调查对象在未置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分别选择简易程序（1名仲裁员）与普通程序（3名仲裁员），另外有9家调查对象认为应当按照案件标的额来选择仲裁程序。如果采用简易程序审理金融纠纷，案件标的额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有21家调查对象认为2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40.3%；有15家调查对象认为5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28.8%；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1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7家调查对象认为200万元以下的金融纠纷适宜采用简易程序，占调查对象的13.5%；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金融纠纷用简易程序不应当对标的额设限，占调查对象的1.9%。

采用仲裁程序审理金融纠纷，审理期限是仲裁效率的一个重要内容。有3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30天，占调查对象的59.6%；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依照案件复杂程度确定，占调查对象的26.9%；有4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60天，占调查对象的7.7%；有2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90天，占调查对象的3.8%；有1家调查对象认为采用仲裁审理金融纠纷的期限应当不超过7天，占调查对象的1.9%。在目前商业银行对仲裁的应用与认知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对仲裁工作提出了不少的期望与建议。有3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有29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加大仲裁宣传力度；有28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有26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有25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编纂案例汇编；有11家调查对象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出版刊物。

四、总结与对策

（一）加强对商业银行的仲裁制度的宣传与普及

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重要形式，仲裁制度具有专业性、公正性、便捷、快速、费用低、保密性强等特点，因而在民商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90%以上的经济纠纷是通过仲裁解决的。而仲裁在山东银行业纠纷中应用则是另一番景象。调查数据表明，在52家调查对象中，只有15曾以仲裁解决过纠纷，占调查总数的28.8%,这表明银行业普遍缺乏仲裁的实践经验。这一现象与银行业根深蒂固的诉讼习惯存在密切关系，数据表明，在商业银行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中，有37家调查对象在合同中约定协商不成提交法院，占调查总数的71.1%。从对银行业对仲裁的认知与评价上来看，有14家调查对象认为仲裁的“一裁终局”制不利于其选择仲裁，9家调查对象认为诉讼的“两审终审”制是诉讼相对于仲裁的优势，46.1%的调查对象并不认同仲裁的“一裁终局”的优势。这种倾向实际上隐含着调查对象对于仲裁裁决公正性与权威性的忧虑。调查对象对仲裁这样的认识不能不说“现行仲裁制度依然存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比较明显的反差”，甚至于可以说“仲裁而临着在制度上和理论上被边缘化的双重尴尬境地”。根据调查问卷中调查对象的期望与建议，仲裁委员会应当通过各种方式提高银行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认同，如与金融单位多交流、走访、加大仲裁宣传力度、多吸纳金融行业人士担任仲裁员、定期举办金融仲裁研讨会、编纂案例汇编或出版刊物，目的首先是促进商业银行在仲裁观念、态度上的转变；其次，进行相应的金融仲裁机制的建设，为仲裁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铺平道路；再次，推动仲裁机制在金融纠纷中的应用。

（二）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

金融消费者保护有研究指出，传统的信贷业务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单一诉讼方式”、“或诉讼或仲裁”及“单一仲裁方式”三个阶段的变化，根据调查的情况来年，山东银行业纠纷总体上是处于“或诉讼或仲裁”这一阶段上，并且金融仲裁也没有从一般的商业仲裁中独立出来。从全国的经验来看，要促进仲裁在银行业纠纷中的应用，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是必经之路。首先，建立的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本身就是宣传仲裁的很好的机会，其次，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能契合解决金融纠纷实际需要。2003年，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金融仲裁规则》颁布，该规则的创设标志着金融仲裁机制的实质性确立。在该规则的示范作用下，郑州、大连、上海、武汉、长沙、重庆、珠海、海口、杭州、广州、太原、南昌等各地仲裁委员会纷纷设立了专门的金融仲裁机构，广州、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金融仲裁机构先后制定了独立的金融仲裁规则。建立独立的金融仲裁机制，一方面可以趁势进行仲裁宣传，改变原来存在于银行业中对仲裁片面认识，转变银行业所形成的“诉讼定式”思维，提高银行业对仲裁的认识与认同的程度；另一方面，这也符合了商事仲裁专业化、精细化的发展趋势。

（三）积极探索新的仲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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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调解 四个转变

一、在调解工作根本方向上，推动“单一调解”向“调诉衔接”的转变

过去，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往往因为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而得不到有效的履行。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两个司法解释的出台，通过明确调解协议的可诉性质和设定部分民事纠纷诉讼前置的规定，进一步实现了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

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的出台与实施，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为实现人民调解制度与诉讼制度的衔接方面提供了法定的依据，亦为促进当事人自觉履行调解协议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人民调解组织要严格依法开展调解工作，调解纠纷过程中要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认真做好调查笔录和调解笔录，并制作合法规范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达到调解工作与民事案件审判工作协调一致的最佳效果。

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具有相关法律知识和工作经验的组织或者个人对案件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确认。这就实现了将部分民事纠纷列为诉讼前置。法院可将一些事实清楚，争议标的较小的经济纠纷和涉及婚姻、赡养、邻里等简单的民事纠纷设定为由人民调解组织先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法院受理，既减轻了法院的压力，也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法院在纠纷结案后，若仍有后续工作需要做的，应将有关情况告知纠纷所在地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并附送调解书或判决书，所在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做好后续调解工作，并及时向人民法院反映有关情况。

二、在调解工作基本方针上，实现“重调轻防”向“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转变

一些基层调解委员会掌握纠纷不及时，以人民调解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为借口，认为当事人不上门就不能主动开展调解工作，对辖区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等重调轻防的思想比较普遍。人民调解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必须掌握主动，坚持调防结合的原则，重点在防字上下功夫。

一是要做好普法宣传，提高全社会对人民调解的认识。充分利用人民调解宣传月活动，以开辟人民调解工作宣传专栏、举办法律知识问答、以案说法形式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工作的地位、作用，正确引导纠纷当事人主动寻求人民调解的帮助；坚持在调解纠纷过程中深入开展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直接面对普法对象的优势，加强对群众的法律知识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让群众知法、懂法、用法，提高群众面对纠纷的理性程度，更多考虑成本、效益等因素，使人民调解获得信赖并深入人心。

二是要建立矛盾纠纷的预防和排查机制。调解委员会要善于从既往调解案件中科学分析把握辖区纠纷产生发展的规律，比如以我街来说，改制公司换届选举时期往往是矛盾集中爆发期，年底是劳资纠纷的多发期，房屋宅基地相邻权纠纷较为频繁等等，建立因人预防、因地预防、因事预防、因时预防等预防机制。建立矛盾纠纷的排查制度，确保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排点上以征地补偿、城市拆迁、劳资关系、宅基地、婚姻家庭等纠纷为主，排查形式上坚持定期排查与集中排查相结合，平时十天一排查；在政治敏感期、重大节假日等矛盾纠纷高发期开展统一排查行动。

三是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解工作人员必须要化被动为主动，要经常对辖区单位和居民进行走访，全身心融入到群众中去，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发现纠纷苗头，真正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把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

三、在调解工作运行方式上，确保“单独调解”向“联合调解”的转变

“调解工作只是司法所的事，是调解委员会的事”的思想和内部分工分家的现象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调解工作的力量和力度。在当前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新形势下，开展调解工作必须运用综合手段，多方协调才能达到更好效果。

一是健全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办公室牵头各部门参与的协调配合机制。随着环境纠纷、医疗纠纷、产品质量纠纷等特殊纠纷的增加，专门性的行政处理、行政调解机制愈发显得重要，因此其它职能部门要积极参与矛盾纠纷的调处。调处办应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研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路、方法、措施，及时分析人民调解工作的薄弱环节并探讨对策。

二是整合辖区社会资源，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根据实际情况，聘请本辖区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以志愿者或兼职调解员身份加入到调解员队伍中来，如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法学教师、离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者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既提高了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平，又扩大了社会参与和社会影响。

三是积极推行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互动制度以及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两所联调”工作机制。区法院可为各街道指派一名法官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员，负责业务指导，为调委会提供各种形式的业务培训，对重大疑难案件给予法律上的建议和帮助，调委会可为法院送达法律文书、寻找当事人等方面提供必要的协助，在诉讼、调解和执行过程中给予必要的配合协助。街道司法所与派出所建立联动联调的工作机制，派出所接警涉及民间纠纷或者经调解能解决的轻微案件由派出所交司法所或街道调委会解决；改制公司、社区人民调解组织可与社区民警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定期沟通情况，遇到有可能激化的矛盾纠纷，社区民警应积极参与；派出所对案件的民事争议部分，可移交调委会处理，调委会处理的情况及时反馈给派出所。

四、在调解工作实践方法上，促进“以德调解”为主向“依法调解”为主的转变

从实践来看，目前一些调解组织在调解矛盾纠纷时主要仍是依靠个人威望和传统道德规范，实施劝说和情感影响，使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达到和解和好的目的，有的干脆硬性依靠命令或依靠调解人员的年龄大、辈份高为调解的基础进行。但随着人们法律意识不断增强，法律素质的不断提高，在矛盾纠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手执法律法规各执一词的情况并不鲜见，甚至有的当事人能将相关法律条文全文背出，这势必对以往依靠情理进行调解的工作方法提出重大挑战，如果单纯凭劝导说服当事人就很难接受，势必影响到调解的法律威信和工作效果。这对调解工作人员提出了新要求。

一是调解员要努力提高自身法律素质。人民调解员要通过自学、参加培训等途径，一方面要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识，重点学习民间纠纷涉及较多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继承法、物权法、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学习省、市、区行政管理的一些政策法规，提高依法办事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学习调解的技巧和方法。要通过工作实践、经验交流等不断改变调解方法，创新调解工作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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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产科护理；风险管理

当前，随着我国医疗技术不断的发展，而患者人身维权力意识不断加强。医院产科与儿科纠纷事件相对比较多，产科是医疗护理事故高发区，加之患者与家属对相关护理的知识相对缺乏，易引起各种纠纷。因此，对医院及患者家属来说，产科护理的风险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在医院中产科护理风险性在工作中是呈直线上升形势。因此产科的医务人员的工作也需要越来越严谨，对产妇的分娩工作依然需要警惕和重视，把分娩风险和患者的保护提到首要并不断增强。对于漠视产妇分娩风险的这种情况，我们将采取一定措施，对医疗相关法律条文里明文规定的条例，要做到宣传加强护理的风险管理，责任保证患者的安全。这种实施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产科医护人员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提高了护理的技术和水平，照顾每个人的生命，不漠视自己的职责。同样也反映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新医疗技术与新的医疗设备也不断地在临床应用，使医疗费昂贵的问题也日益凸显，久而久之久成为了医院和患者之间的矛盾，从而也演变出了产科的医护不愿承担风险并对病患的护理存在忽视，加上有的对法律的意识浅薄，对病人家属宣传风险的教育工作做不够。对于护理治疗、医疗、护理人为与系统因素在工作加大了风险性［1］。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做好产前风险教育的宣传，使在产科护理的风险管理与患者家属得到理解与应用，这是也降低医疗护理中发生事故的重要方法。所以，产科的护理是一项风险非常高的一项工作，它涉及到病人的生命，因此我们为了降低产科护理中的风险，尽量减少医疗的纠纷产生，这是需要我们长期的加强工作。1 产科护理中影响风险管理的主要因素

1.1 护士因素 产妇患者对产科护工的服务要求和质量越来越高，对产科风险的认识也越来越完整，这样护士面临的工作压力相应的增加，使工作量加大，常处于疲惫状态，这样更加导致产科护士对工作的出错率的提高，这种超负荷状态就是护士在工作中导致护理风险管理的原因之一：第一，护士对医院规章制度不能严格的遵守、对理论上的知识没有很熟练的掌握、护理的程序不规范、对临床发生的事故处理不得当、对病人的护理记录不登记或登记不完整，再加上临床护理经验不足对风险的观察能力差，这些都会使护理风险管理程度加强。第二，在工作中医生和护士、护士和护士、以及护士和产妇的协作配合不够。第三，医护人员的护理服务与态度。医疗事故纠纷中患者的维权意识增强给产科的护士带来精神压力［2］。

1.2 患者与家属因素 第一风险因素，新生儿的听、视、感、触知尚不完全能力将其加大风险因素；并有些的病人有静脉用药时会发生速发型的过敏反应，病人与家属将会怀疑配药是护士错误；病人以其理由擅自离开医院、不配合工作态度行为与不健康等生活方式。第二风险因素，由于产妇本身的个体差异。住院期间有的产妇本身的身体状况不好，再加上合并其他疾病的症状发生使产科护理中隐藏中很大的风险。第三风险因素，注意产妇的心理承受能力。有的产妇心理反差和情绪容易受环境和条件的刺激而反差很大，要多关心产妇的心理，产妇了解和熟悉产科医疗上的风险不够，同时外在的压力比如家庭、经济和外界等压力使产妇的情绪受影响，从而影响产妇本人的产科风险。这就提高产科护理在工作中的风险率。

1.3 医院管理规章的制度因素 医院是一个完善的机构，它具备着很强组织管理、规章制度和服务职能的医疗机构。不然会出现了很多风险性：第一，组织职能因素、产科护理、管理和监督职责、职责不清与协调配合的工作困难带来风险。第二，由医院规定的规章制度不够合理化、护理工作事项与护理技术没有完整、再加上在护理上没有尽职的监督和管理。第三，因医院的不足产科护理工作人员的配用与护理工作人员培训与考核缺少。第四，医院的不合理的用药导致到用药数量不足，不合格的医疗器械与长久无维修检测仪器等成为了后期服务风险主要因素。因此，医院管理制度好坏已成为了产科护理的工作风险率的高低［3］。2 如何在产科护理中加强风险管理的应用

2.1 有良好的护理风险教育以及提高护理人员风险与法律意识 对护理工作人员的风险意识的教育与法律培训要得加强。第一，举办相关医疗事故处理法律条例知识与规章制度等学习班。第二，请相关律师对护理工作人员进行专题讲座，并对组织医疗、护理纠纷案例分析讨论会。第三，有计划性地对产科护理工作人员的相关规范培训与教育，并定期对护理人员的相关产科安全规程与程序考核。第四，要不断加强护理工作人员对工作的责任心，积极调动护理人员在产科护中工作积极性。第五，增强个人风险的防范意识，培养和提高产科护理人员的对化解护理风险的能力和警惕性。

2.2 加强产科规范化，提高护理技术与质量管理 第一对基础护理的操作规程和制度进行良好的规范，同时也合理地规范各科的医护人员应尽的责任和职责，使工作流程合理化，按排的工作日程也细致化。第二来医院实习的实习生和刚进科室的工作人员要进行专门的培训和指导，规范工作内容。第三形成制度化，对护理工作人员护理的操作考核与理论考核有计划进行指导和检查。第四扩大提高对护理工作人员的管理与工作队伍的建设，鼓励他们学习，树立好护理安全管理典范。第五前提以提高技术为目标提升整个团体，学习新技术与增加新的护理业务技术以护理为基础，提高综合质量尽职的护理患者。

2.3 护理风险管理的制度建立

2.3.1 完善好医院的管理制度，降低护理风险 为降低医院实施的风险，在管理中要制定良好各项评价指标，在产科护理的风险和护理风险做好范围评估，防范和分析一切护理风险，识别各种护理中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的因素，积极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完善医疗实践经验建立一个良好的监管系统。要重视优化医院的医疗系统，管理制度进行改进。及时对医疗器械进行维护，同时还需要对产科护理的工作人员在护理水平和行为上进行改进在职业道德和操作水平上做个有医德与医风的工作人员。

2.3.2 产科用药风险的管理 在产科的护理工作中的药物剂量和用法等要求是不同，剂量大小、滴速快慢要适当，不能粗心大意，要严格的执行查对及操作的规程，管理者应要从作好每一个环节上的防范。同时，对于特殊药物标签应当注意醒目，护士对注谢器的针筒大小、放置地方加以分区，尽量做到孕产妇管理相对的集中。

2.3.3 急产护理的风险管理 对于现在流产与引产分娩等比往的孕妇要多得多，可是病人为了个人隐私需要，将隐瞒她们的病情日趋也增多，因此，在风险管理中对护理工作人员要加强教育安全及专科知识技能培训，熟练的掌握肛查与产程观察一些基本的专科技能［4］，同时也要加强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的责任心，要求严格执行制度，以及要认真细致检查收集的病史资料，重点加强了解与沟通对引产史孕妇和经产妇换班工作，以避免发生急产。为提高护士协调工作能力，需模拟强化培训，制定好急产抢流程。3 讨 论

社会对医疗护理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随着我们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人们对于优生优育观念越来越强烈，相应产妇与家属对分娩风险的事故特别关注。对于一名产科护理者在工作中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当中，要把患者利益放在首位地位，以责任心态度，熟练专科技能、敏捷的观察力与警惕精神对待每一件事，从小事做起，对每项工作认真做好，尽量减少差错事故发生。提高与完善护理的质量，做到产妇分娩顺利，尽量减少医疗纠纷发生。目前存在的问题忽视了护理质量的管理体系与护理质量形成的环节等多方面因素，对于多数临床存在差错归于个人因素，不能从在管理上很好解决一些常见差错问题［5］。建立良好风险管理的机制，使其有效地推动程序化、系统化、制度化的标准护理服务质量管理［6］，有效地避免与减少风险，保障护理行为的安全性，为所有的患者提最佳优质护理服务。

参考文献

［1］ 张仲明.加强医疗风险管理办法确保医疗质量［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1999，15(9)：569-343.

［2］ 刘晓红，何仲，吴丽军.危机管理理论及其在护患纠纷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护理管理杂志，2006，6(7)：51-53.

［3］ 刘庆风.脑卒中后抑郁症的特点分析及护理干预［J］.中国现代医药杂志，2007，9(2)：103 104.

［4］ 晓惠，邹晓清.临床护理风险事件分析与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2005，40(5)：375-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