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经济危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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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经济学界的争议永远存在,一些学者对克鲁格曼的理论和观点一直就有质疑。例如,克鲁格曼认为当前的美国失业并非结构性的,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研究报告则认为美国的长期失业人口中有40%属于结构性失业。克鲁格曼在财经媒体领域也十分活跃,他在一些财经媒体经常撰写专栏来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议,这就是他对应对当前危机的一系列带有十分鲜明凯恩斯主义色彩的建议和看法。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积极应对,大致看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出台金融救助方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出台产业发展政策。总体来说,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在凯恩斯主义旗帜的影响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与全球市场的互动更为紧密,在危机冲击下,除了推出一系列应对危机、刺激内需的政策举措外,更为关键的还是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促进经济转型。
21世纪初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一方面,美英等发达国家加速推进全球化进程和资本输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另一方面,美国为刺激经济长期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鼓励高杠杆、高风险、低透明度且缺乏监管的金融创新,导致本国房地产泡沫急剧膨胀、缺乏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扩张、金融体系的杠杆水平显著提高。
2005年以来,伴随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崛起,全球资源供应格局打破,通货膨胀压力高企,美国进入加息通道,直接导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2007年年底次贷危机正式爆发。本次危机爆发不仅是国际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和金融监管缺失的必然结果。危机打破了原有经济金融结构和格局,美欧等经济体或经济区域面临巨大的调整成本,经济陷入衰退或缓慢复苏;新兴市场国家面临通胀高企—政策收缩—经济放缓的调整时期。可见,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相互影响加大。
篇2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超主权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2008年9月底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金融间现代化交易链条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性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影响
(一)危机对全球经济基本面的影响
这次危机来势猛。传播速度快,牵涉面广。影响层次深,时间长破坏性大,为世界所罕见。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机构或破产或整合。大量实体企业或破产或重组,生产销售困难,产品积压。大量工人失业下岗,各国财政税收锐减。进出口贸易额急剧下降,各行业遭受重创,复苏难度相当大。
我国的经济体系和外汇储备体制与美元币值联系密切,与美国投资和直接贸易比重较大,同他国大量贸易和投资往来用美元结算。使我国经济紧紧地绑架在美国的经济战车上。基于应对金融危机的次优选择,到2008年底我国外汇储备达,195亿美元。却持有美国债7274亿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证券类资产达1.20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2/3。危机先后使我国主权基金投资、银行及理财公司投资、大型实体企业并购或套保投资等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以上,导致几家大型企业高管更替,社会就业难度增大。
(二)危机对全球经济金融制度影响
1、直接挑战美元的世界通币地位。美国的泡沫损失和挽救危机投入的巨额资金更加剧美元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趋势是长期的,鼓吹强势美元的战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战美国长期全球性扩张的“双赤字”政策,并引起国际社会不同力量对比变化。
3、将引起国际货币组织体系、金融监管制度发生革命性变革。不论是超主权货币还是多元化货币,将会诞生一个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
4、将对任意国际货币主权国的财政收支、国际收支预算,经济上“扩张与收缩、双赤字或双赢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选择与制定产生影响。
5、危机后新型经济体作为国际货币参与国,在维持本国币值稳定与坚挺上。不仅仅是与金融制度的安全与完善、外汇储备的多寡、虚拟经济的发达与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实体规模与产出量、外汇储备中真金白银和战略物资储备量休戚相关。
二、危机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启示
(一)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技术和产业集中度得到提升,随着经济大国的“资本+制造产业”在我国转移,带动了我国贸易高速增长,也使得我国外向型经济依存度高达60%以上。对外出口直接拉动了原材料、能源、服务业上游产业的发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赖于低人力成本和资源的消耗来支持,且我国长期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条件低,人民币对各主要通币比价低。我国总体经济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农业生产资料都源于原生矿产资源,相当大比例源于我国。尽管外汇储备相当大,但环境与资源也付出了极大的牺牲。许多矿山城市资源枯竭,废渣尾矿堆放成灾,自然环境恶化,农产品供给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国必须改变出口拉动型和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发展成以内需为主和以提升产品核心技术出口为重点相结合的模式。
(二)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机遇
危机再次暴露了国际货币体系设计上人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国长期奉行全球性扩张政策、超前消费政策造成流动性泛滥带来的现实危害和潜在的风险。美元的信用风险使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人民币国际化提上日程。当今我国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外汇储备、经济发展水平在国际上已占重要地位。对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已有重要影响。而美元持续贬值对我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人民币币值总体上是稳定的,周边国家经常项目和外汇储备已使用人民币,年初我国已和多个国家进行了总额达65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此举一方面促进双方进出口贸易,有效防范美元汇率波动风险,另一方面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我国贸易、减少外汇储备风险、提升国际地位,当然也对我国的经济、货币政策带来挑战。我国应充分调查研究、推行试点,着手人民币国际化的组织、制度、渠道、结算网点建设。
1、试点和推广人民币计价的国际收支结算制度。先进行清算制度、组织机构、渠道网络建设。建立起人民币投放和回笼渠道,除通过口岸结算、货币互换外,还要通过涉外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在我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向贸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币作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银行与境外金融机构间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渠道、结算网点等的建设。
2、加大双边关系中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兑换业务,既直接推动进出口贸易又避免美元汇率波动风险,还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结算业务的发展。
3、实行一定范围内国际交往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4、健全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坚持量入为出原则不动摇。保持财政收支盈余,偶尔可赤字,但长期趋势是盈余。保持贸易的长期顺差,幅度可增减变动。但每一年度不逆差。这是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基石。
5、加强对广义金融市场规范建设和监管,严控异常资本项目流动。打击恶意投机炒作和洗钱犯罪。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
一、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述是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体系,也是金融危机之后经常被人们所反思的理论。
(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马克思是先从对货币的分析入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分析,自从货币出现,即W-W转变为W-G-W时,货币作为中介、买与卖不同一时,便造成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货币的职能逐渐多样化,然而这更加剧了商品买卖中的矛盾,因为一旦支付环节出现了问题,社会的支付链条就会在许多点上中断。“如果货币执行流通职能,就是买和卖的分离;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这两个时刻互相分离”,“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二)经济危机现实的土壤。经济危机之所以成为现实自然有其现实的条件,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状况就成为其有利的现实土壤。1.生产过剩,这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固有生产方式,根源于雇佣劳动制度,其一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而生产,只为追求更大化的利润;其二把劳动者的消费压到最低程度。2.信用制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是造成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信用制度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的提前消费,可以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加强了货币的支付职能,提高了资本的流通性,看起来生产可摆脱消费的制约可以无限扩大,实际上则是加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3.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马克思所指的虚拟资本是股票、债券、银行汇票等银行资本,与之相对应的是虚拟经济,主要指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所形成的经济活动,金融业是主要形式。正是由于信用制度为虚拟资本的日益扩张提供了条件。
二、运用理论分析西方国家经济危机
从的经济危机及其他的相关理论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原因究其根本还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基本矛盾无法根除,其具体表现为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广大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
(一)生产过剩。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也反作用于生产。如果生产在不充分考虑具体消费能力、市场需求的条件下盲目扩大生产是很危险的。然而在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下,资本家的生产考虑多的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首先考虑的是其自身的增值与获利,满足社会的需求只是服从于这个前提。由于获利动机的驱使和竞争的压力,各单个资本都会尽快地和尽可能地在可以获利的行业或产品上迅速扩大生产与投资,形成某些行业或产品生产超过社会需求的过热和过度扩张,从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生产大于消费严重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资本流通不畅,资本无法得到及时更新,也就为投资、社会生产的发展带来阻碍。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由次贷危机引起,住房市场的次贷危机是由次级抵押贷款的放贷机构传递至银行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最终形成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次级抵押贷款是美国房贷机构针对收入较低、信用记录较差的人群设计的一种住房贷款,其本身已存在风险,房贷商投资银行为了逐利又相互勾结先将这种住房贷款卖给投资银行和大地产商,再以远高于实体经济价值的价格和预期收益卖给包括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在内的国内外投资者。导致这样现象的背后其实并不在于次贷危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出住房市场等商品市场普遍存在着生产过剩,这些是为了更大程度地刺激需求采取措施所造成的后果。
(二)信用制度的发展。在生产过剩的大背景下,为了刺激有效需求激发人们购物的欲望,即使人们的购买力并未达到满足这些的水平。所以在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这些对于收入有限、信用相对要低的群体的消费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各大金融机构、投资银行着力进行金融创新,通过分期付款、贷款消费等金融工具,刺激广大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透支消费。这种“花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的代价是很沉重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但是一旦政府提息或者房地产等家庭资产贬值,因提前消费特别是提前住房消费而产生的负债就会成为沉重的负担,结果也证明正是这种信用的“保障”导致了违约率的上升,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可以说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三)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在资本主义社会,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常常存在脱节现象,主要表现为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然后是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当代资本主义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以致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并不是因为虚拟经济的存在而是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必须依附于实体经济,一旦脱离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本之木,从而催生泡沫经济。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的启示
此次金融危机并不是彻底宣告资本主义制度失败的标志,但是可以看出它证明了关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而我国充分利用学说发展为中国化的,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在这次危机中,我国努力克服其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而在全球承担起了更多地大国应尽的责任,也由此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但是机遇与挑战共存,所以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是有一些启发。
随着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我国在此次危机中并不能保证毫发未损,中国的外汇储备在缩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到深刻影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金融危机由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转化,中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会受到更大的损失。中国未来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会进一步增加,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比如说,在当前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过热,主要依靠房地产作为政府的税收的话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应当采取合理彻底的措施治理过热问题。然后也要深入研究涉及中国未来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现实的经验可供参考,所以要对该现象充分思考,深刻吸取经验教训,不能因此自满,应该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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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经济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词语,其释义纷杂不一,大体上有三种范畴.一是指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活动(FictitiousEcon-omy);二是指以信息技术为工具所进行的经济活动(VirtualEconomy),也有人称之为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三是指用计算机模拟的可视化经济活动(VisualEconomy).这三种范畴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本文中主要讨论第1种范畴.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这一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中,特别是在论述信用和虚拟资本的第25章及其后,对虚拟资本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虚拟资本是在借贷资本(生息资本)和银行信用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包括股票、债券、不动产抵押单等.虚拟资本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这是它和实际资本的不同之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循环运动产生利润(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这是它与实际资本的共同之处.尽管经过一百多年以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事物(例如期货、期权及各种金融衍生物等)和新情况(例如货币脱离了金本位、经济全球化等),但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分析在当前关于虚拟经济的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根据笔者个人的理解,所谓虚拟经济是指与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其最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人间的商务借贷行为,例如某甲急需购买某种原料或货物,但他本人并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额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通过这一活动某甲取得了对这笔钱的使用权,可以用其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通过实际的经济活动取得赢利,而某乙则以借据为凭证保持了对这笔钱的所有权,以及到期可向某甲讨还本息的权利.这时,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还循环运动而取得增值.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发展的第1个阶段是闲置货币的资本化,即人们手中的闲置货币变成了可以产生利息的资本.第2个阶段则是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即由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人们手中闲置的货币借入,再转贷出去生息,人们还可用手中的闲置货币购买各种有价证券来生息,这时人们手中的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也就是虚拟资本.生息资本的社会化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的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际经济活动的人们手中,并可以将分散在各人手中的资金集中起来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从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虚拟经济发展的第3个阶段是有价证券的市场化,即有价证券可以根据其预期的收益而自由买卖,从而产生了进行虚拟资本交易的金融市场(例如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有价证券的市场化能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进一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1898年还出现了农产品的期货交易方式,以后逐渐扩及有色金属、石油等工业原材料,这是虚拟资本的一种新形式.虚拟经济发展的第4个阶段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即虚拟资本可以跨国进行交易.这一过程是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债务国政府和铁路公司在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金融市场上发行固定利率的债券,但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才有比较大规模的跨国证券投资,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推动下,才逐渐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能在国际范围内引导资金向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从而可以大大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新的金融市场——外汇市场.期货交易也日益虚拟化,即将购买期货作为一种投机的手段.
60年代以来,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商品的交易陆续出现期货交易方式,1973年还出现了期权交易.虚拟经济发展的第5个阶段是国际金融的集成化,即各国国内的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间的影响也日益增大.随着因美元脱离金本位而导致浮动汇率制的形成,金融创新的增强,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在金融市场中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流量也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增大.据报导,1997年全世界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40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28.2万亿美元)的4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每天的平均流动量已高达1.5至2万亿美元.可以预计,随着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发展,虚拟经济的规模还会膨胀.
2虚拟经济系统的特性
按照系统科学的观点,可以将虚拟经济看作是一个系统,从而可以从系统内部的结构及系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来考察这一系统的特性,以便揭示系统演化的规律.笔者认为,虚拟经济系统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
1)复杂性
复杂系统一般的特征是规模巨大、耦合度高、透明度低、动态而且开放,但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其组分具有某种程度的智能,即具有了解其所处的环境,预测其变化,并按预定目标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也就是生物进化、技术革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内在原因.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复杂系统,其主要组分是自然人和法人(投资者、受资者以及金融中介者),他们按照一定的规则在金融市场中进行虚拟的经济活动.虽然每个人都有按照他自己对环境及其发展前景的了解,以及其预定目标来独立进行决策的自由,但每个人的决策又不能不受到其他人的决策的影响.虽然在系统中由于组分之间的非线性作用而容易产生混沌现象,但由于系统的自组织作用而可以呈现一定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2)介稳性
所谓介稳系统是指远离平衡状态、但却能通过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系统,在系统科学中称之为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这种系统虽能通过自组织作用而达到稳定,但其稳定性很容易被外界的微小扰动所破坏.系统的稳定性被破坏后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游动,交替地进入稳定和游动的状态,从宏观上看来可以认为此系统是稳定在一定范围内,即具有区域稳定性.但有时系统失稳后也可能会产生急剧的变化,甚至造成系统的崩溃.系统崩溃后有可能通过深度的结构调整而恢复介稳状态,也可能走向消亡.一般说来,系统的惯性越大,其崩溃的可能性就越小.虚拟经济系统是一种介稳系统,必须要靠与外界进行资金交换才能维持相对的稳定.造成其介稳性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其本身的虚拟性,例如有价证券本身并不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是代表获得收入的权利,是一种所有权证书,使其持有者在法律上拥有该有价证券的所有权,并有权索取其购买有价证券时所付出的资本所应获得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当有价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买卖后,由于其本身并没有价值,故其价格的确定不是按照客观的价值规律,而是按照人们对其未来价格的主观预测,还要受到其供求状况的影响,这就使其价格更加脱离了实际经济活动的效益.当虚拟资本的价格远离其合理预期时,就会形成“经济泡沫”,要靠外界不断注入资金来维持其稳定,但这只是一种虚假的、极易破灭的稳定.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也来自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并不真正具有价值.自从货币与金本位及金汇兑本位脱钩之后,虽然还具有其作为支付手段的使用价值,但已不再具有真正能以某种实物来衡量的价值了.这时货币的价值只能用其购买力来衡量,而货币的购买力又要受到货币发行量、利率、汇率、人们的消费行为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货币的虚拟化就会增强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虚拟资本的不稳定性还来自虚拟经济系统中存在的正反馈作用.例如购买某种股票的人越多,就会促使更多的人购买这种股票.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就是正反馈作用,它会造成放大效应,使虚拟资本的价格大起大落.
3)高风险性
在经济活动中所谓的风险是指人们预期的收益与实际收益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既来自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也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虚拟经济在具有高风险性的同时,也有带来高收益的可能性.虚拟经济系统的高风险性来自其本身的复杂性与介稳性.首先是虚拟资本的内在不稳定性导致其价格变幻无常,而金融市场交易规模的增大和交易品种的增多使其变得更为复杂;其次是人们对市场及环境变化的预测能力不足,对预期收益至今也没有找到较好的预测方法,从而较易导致决策的错误;再次是不少人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在面临巨大的风险时会无所适从,甚至会因正反馈作用而使风险放大;最后是许多人因为追求高收益而甘冒高风险,从而促使各种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创新不断出现,例如利率期货、股票指数期货、物价指数期货及期权等.
4)寄生性
虚拟经济系统与实体经济系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虚拟经济系统是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的.实体经济系统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与其相关的分配、交换及消费等经济活动,可将其看成是资本的循环运动.例如,生产领域的资本家在由金融市场取得资金后,就会将其作为资本来购买设备、原材料和劳动力来投入生产过程,然后将其产品销售出去变成资金,从而构成了资本的循环.资本家用此部分资金及通过这一过程取得的剩余价值来按合同归还本息,从而也完成了虚拟资本的循环.由于虚拟与实体这两种经济系统之间联系紧密,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等,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而虚拟经济系统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在金融已成为经济核心的今天,实体经济已不可能脱离虚拟经济系统而运行.因此,如果将实体经济系统看成是经济系统中的硬件,则可认为虚拟经济系统是经济系统中的软件.
5)周期性
虚拟经济系统的演化大体上呈现周期性的特征,一般包括实体经济加速增长、经济泡沫开始形成、货币与信用逐步膨胀、各种资产价格普遍上扬、乐观情绪四处洋溢、股价与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外部扰动造成经济泡沫破灭、各种金融指标急剧下降、人们纷纷抛售实际资产及金融资产、实体经济减速或负增长等阶段.但是,这种周期性并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而是螺旋式地向前推进的.
3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系统的崩溃
金融危机是指利率、汇率、股价等金融指标全部或大部突然而急剧地恶化的现象,这时人们纷纷抛售其实际资产并变现其虚拟资本,导致经济及社会的动荡.例如,1982年爆发的拉美金融危机、1995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等.尽管这些危机的诱因和规模各不相同,但都对有关国家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关于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因,国际学术界有以下3种主要的理论.
1)经济基础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柯赛提(G.Corseti)、克鲁格曼(P.Krugman)、毕赞提(P.Pesenti)、罗贝尼(N.Roubuni)等人提出的.他们认为“东亚经济奇迹”实际上是问题百出的,这些经济奇迹的背后是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基础不稳固,经济基本要素的发展不协调,以及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由于东亚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要素出了问题,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金融危机只不过是经济危机的反映而已.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货币实际估值过高、经常项目赤字过大、投资过度、政府对银行的过分支持、以短期借贷来支持长期投资,以及缺乏适当的金融监管体制等6个因素.
2)金融恐慌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萨克斯(J.Sachs)、瑞德莱特(S.Radelet)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基本要素存在的问题本身不足以构成金融危机,这种危机主要是外来因素造成的.是国际资本流动造成的冲击,使人们对东亚金融市场及经济前景产生了一种过分悲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把个别东亚国家发生的问题看成是整个东亚的通病,因而造成外资突然地大量撤出,导致危机的发生.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投资者的盲目乐观情绪、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将流动性危机误认为清偿性危机、国际市场条件的恶化,以及国内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等5个因素.
3)资本流动论
这一理论主要是由世界银行的阿尔巴(P.Alba)等人提出的.他们指出,要弄清楚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应该认真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状况.东亚国际资本流动的特点是私人资本流入占了越来越大的比例,而且已由产业投资为主转向金融证券投资为主.由于许多东亚国家及地区采取固定汇率制及中性的财政政策,稳定国内财政赤字,造成国内经济稳定的一种假象,从而大大有利于外资大量的流入.大量资本流入到一个脆弱的经济,就有可能引发危机.他们将东亚金融危机的形成归结为金融机制不健全、企业过分庞大集中、过度鼓励对外借款,以及宏观经济的脆弱性等4个因素.
以上3种主要观点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着重点的不同,所指出的问题中有一些是大体相似的.从系统论的角度看来,可以认为金融危机的成因主要是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内在特性,加上来自外界的扰动.形象地说金融危机就像是雪崩,可以将雪山下的岩石看作实体经济,将覆盖于其上的雪层看作虚拟经济,而将雪崩看作虚拟经济的崩溃.这种说法主要基于虚拟经济系统的介稳性质,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在外因的触发下突然崩溃,从而造成滚雪球式的效应.通过考察虚拟经济系统的结构与演化规律,可以将金融危机的成因归结为以下5类.
1)实体经济系统运行失常
其主要表现是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与效益之间的失调,通常的问题是着重追求高速发展而忽视效益,也没有注意结构的合理化.例如,从1990年到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5大集团除了LG集团,其它4家都进行了大规模扩张.结果,每个集团都拥有涉及十几个到几十个行业的30家到80家相关企业.但是,近年来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营业收入收益率(利润/营业收入)却不断下降.1996年度,进入全球500家最大企业的13家韩国大企业营业收入收益率只有0.77%,1997年度进一步降到0.33%.又如近20年来,马来西亚政府一直奉行积极干预经济、主导市场的政策,推行“赶超战略",以高投入刺激经济高速增长作为发展经济的首要目标,以主要依靠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来带动整体经济发展,大量利用国际资本尤其是短期资本来支持国内信贷,忽视了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其出口产品中电子产品占相当大比重,在国际市场需求减少时未能及时进行调整,导致出口锐减,而政府还在兴建许多与国力不相称的大型建设项目,耗费了大量外汇,使得经常项目赤字居高不下.这些情况都会削弱作为虚拟经济基础的实体经济.但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造成人们对未来的过于乐观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又导致盲目投资,以及国外资金的盲目流入,从而掩盖了严重的问题.此外,企业间的相互拖欠、生产能力过剩、原料及产成品库存积压、企业亏损及破产、房地产大量闲置等实体经济运行中的问题,以及企业从事金融投机活动失败造成的损失等等,最终都会以银行坏账的形式冲击虚拟经济系统,使其更加难以保持稳定.
2)政府宏观管理失误
政府宏观管理的失误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人所共知的,对虚拟经济运行的严重影响却往往被忽视.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在金融危机发生前多半实行主要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美元升值时就会造成本币高估,再加上实行高利率(例如从1991到1996年,泰国货币市场利率与美国联邦基金市场的利率相差3.15%以上),鼓励银行向外借款等措施,使外资大量流入,刺激起盲目投资、开发房地产及购买证券的热潮.有些国家的政府处于政治需要,极力散布乐观情绪,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在政府鼓励及投资者盲目乐观情绪的支持下,必然会导致虚拟经济的不断膨胀,经济泡沫也随之增多.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掩盖了实体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而且还为维持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提供了能量.由于经济前景看好,对本币的需求旺盛,股市及房地产业生气蓬勃,靠借新债来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使得银行敢于放胆借债及放贷,致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剧了其内在的不稳定性.
3)金融系统幼嫩脆弱
许多东亚国家的金融系统建设未能与经济的高速发展保持同步,其金融系统既不成熟又不健全,在面临外来冲击和巨大风险时表现脆弱.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有些东亚国家和地区以银行为主要的融资中介,用短期的借贷来支持长期的投资.而由于缺乏其它融资手段,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成为银行用以弥补投资收益低下和滞后的救命草,一旦借不到新债就会引起严重问题.但是,由于政府对银行的过度支持,使银行产生一种只顾逐利、不承担风险的所谓的道德危机(MoralHazard),这种道德危机自然导致过度借贷行为.而金融机构的不健全,以及缺乏适当的监管机制又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危机.有些东亚国家在金融系统还很不健全时就贸然实行金融自由化,弱化或放松金融监管,让大量的国外游资自由进出,甚至听任国际投机资本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诱因.例如,印尼银行机构在1988年只有74家,而1994年就增加到206家.金融机构虽飞快膨胀,但管理监督跟不上,造成失控.在此情况下短期积累的大量的外债进入了这样脆弱的金融系统,必然导致危机.有些国家虽对金融机构有所监管,但由于政府官员的腐败,与金融机构相互勾结,使这种监管流于形式,直到产生严重问题时才暴露出来.例如,1998年日本大藏省有数名在职官员因受贿而被捕,有25名前金融检查官在23家地方银行担任理事以上职务,很难令人相信他们会对银行实行严格的监管.
4)投资人群信心动摇
由于东亚经济连续快速地增长,加上不少东亚国家及地区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吸引外资,使得投资者对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都预期能得到较高的收益,在没有冷静地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之前就迅速大量地投入资金.而一旦出现问题时就很容易因乐观情绪的破灭而发生恐慌,匆忙撤走资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每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上都有成千上万个国内外投资者从事虚拟经济活动.从微观上看,即使每一个贷放者都遵循一种理,但市场却在这种个体的理下总体上出现了一种过度的恐慌,导致了资本逆流.按理说,有偿还能力但缺乏流动性的借款人应当能在资本市场上借到现金以偿还债务,他们之所以借不到钱是因为每一个贷放者都假定其它的贷放者不会贷款给这些借款人.此外,贷放者之间信息的不均衡性也是造成金融市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而金融市场不稳定又使得贷放者的信心动摇,这使得虚拟经济系统的耗散结构在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时就难以维持稳定.
5)国际投机资本冲击
在金融创新与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以各种对冲基金为主的一批国际投机资本.目前美国至少有4200家对冲基金,资本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其资金杠杆率高达1:300之多.这些金融投机者无时不在窥测方向,制造风波,追逐高额利润.他们的嗅觉非常灵敏,一旦有套利的机会就会闻风而至,无利可图时就会迅速撤离.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就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冲击泰国金融市场为导火线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外部的扰动只有通过虚拟经济系统内部的耗散结构才能发挥作用.
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结构调整;经济周期
Abstract:The problems China's economy faces now include the structure adjusting, economic cycle fluctuating and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order to get away from the trouble, Chinese economy should base on its own problems, taking structure adjusting, internal demands enlargement and reform acceleration as the emphases.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Structure Adjustment,Economic Cycl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2-0003-04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自身结构调整、经济周期波动与国际金融危机的迭加。内在的结构调整和经济周期波动是主因,而国际金融危机则加剧了内在矛盾的调整,使问题更加突出。因此,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就应该立足于自身问题,顺应周期波动,加快结构调整,将重点放在“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上。
一、我国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均衡格局下的内部结构失衡
根据宏观经济原理,总供给=储蓄+消费+税金+进口,而总需求=投资+消费+政府购买+出口;在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也就是储蓄=投资+(政府购买-税金)+(出口-进口)。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是高储蓄国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是低储蓄国家。不同的储蓄率体现了两者经济结构间的差异,进而造成了中美经济的结构失衡。
我们可将美国的经济结构与中国的经济结构作一个对比。在美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GDP的比重达70%左右,大大高于一般发达国家50―60%的水平;2000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平均仅为1.5%,大大低于一般发达国家5―10%的水平;家庭和政府的高消费均靠负债来维持,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在2001年为101%,目前已达到138%,联邦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在2000年为60%,目前为73%,2000年联邦政府财政盈余为2361亿美元,2008年已转为赤字4821亿美元;经常项目维持巨额赤字,占GDP的比重从2001年的3.4%上升至2005年的6.6%。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62.3%降为2007年的48.8%,消费需求贡献率由2000年的65.1%降为2007年的39.4%;居民储蓄率为20%左右;经常项目顺差迅猛增长,由2000年的205.2亿美元增长到 2007年的3718.3亿美元,增长了17倍,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1.71%增加到2007年的10.99%;外汇储备由2000年的1655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的19460亿美元,增长了11倍。
根据宏观经济原理,低储蓄的美国必然形成巨额贸易逆差,使美元通过贸易渠道流出美国;高储蓄的中国则形成国际收支双顺差,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又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回流美国,形成美国在资本项下的顺差,并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负债消费(见图1)。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资金流向,主要是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制造业产业转移造成的。二战以来,发达经济体出于成本、环境等原因,在控制核心技术的前提下,把制造业的诸多加工环节转移到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完成加工之后,产品也大多销往发达国家,形成贸易顺差,并在缺乏其他有效渠道的情况下,最终将积累的外汇储备投回发达国家。问题是,这样的资金循环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不利的。发达国家出于产业转移而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回报是比较高的,而发展中国家投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回报率要低得多①。
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无力改变这种产业布局和资金循环的背景下,不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逐步形成并不断强化。而这种不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也深刻影响了不同经济体的内在经济结构。
根据经济学原理,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要遵循比例关系,即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部类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之间,以及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第一部类对消费资料的消费之间,都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显然不符合这一论述,存在突出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我国经济增长明显存在高耗能、高污染,高出口、高投入、低消费和产能过剩三大弊病。一是工业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42.2%持续上升到2007年的43%,其中重化工业占比70.6%,而服务业的发展还明显滞后。二是投资率由“十五”期间的平均41.2%上升到2007年的42.3%,外贸依存度从“十五”期间的51.3%上升到2007年的66.8%,进出口净额占GDP的比重从“十五”期间的2.3%上升到了8.1%,而消费率却是从“十五”期间的54.8%下降为2007年的48.8%。过快的投资和较低的消费,形成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则使过剩产能必须过度依靠出口,从而导致了经济对外的过度依赖和脆弱性。可以说,消费与投资间的矛盾、内需和外需间的矛盾是当前我国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结构性问题。
资源价格机制不顺畅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不科学的主要原因,也是形成上述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我国资源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仍不完善,包括各类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在内的投入品价格长期低估,造成了我国不计成本的高投入、高产出、高回报,同时也就形成了高耗能、高污染、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更多倾向于企业和政府,向居民倾斜得不够,没有提高居民最终的消费能力。从各个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总收入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看,2003―2007年间,企业占比从18.2%上升到22.5%,政府从22%下降到20.5%,居民则由59.8%下降到57%。由于企业利润的增长更多集中在国营企业,因此实际上是国家支配了更多的收入。这种分配格局是造成内需不足、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主要原因。
随着连续多年的高增长,我国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日渐突出,内在调整的需要愈发强烈,经济进入下行调整周期已是必然。此时,国际经济危机的爆发则进一步加大了中国经济转型的紧迫性。短期看,2009年1月份我国进出口双下降,进出口总额下降了29%,出口下降了17.5%,进口下降了43.1%,剔除价格因素,外需减少已成定局;长期看,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也充分认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危害,明确提出了内部结构调整和振兴制造业的计划,这将在长期内减少我国的外部需求。因此,中国面临的不仅是短期的危机问题,更是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应该引导中国经济向国内消费主导方向转变,尽管实现这样一个转变,是一个比较痛苦的、长期的过程。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及影响
本次金融危机是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形成的,但并不仅是金融层面的事情,其有着深刻的经济和金融根源。从经济层面看,美国储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且美国在2001年以后采取了不合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试图通过刺激房地产业发展而重振经济。一方面,美联储连续13次下调基准利率,使联邦基金利率在2003年达到了1%的历史最低水平,并维持一年之久,目的在于通过低利率刺激资产特别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准政府机构,大量购买次级按揭贷款,鼓励信贷机构发放住房按揭贷款。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但也埋下了隐患。市场过多的流动性使标准普尔指数从2002年10月份的777点飙升到2007年1月的1565点,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从2000年的25美元/桶上升到2008年7月的147美元/桶,美国二手房平均价格也从2000年的13.5万美元/套上涨到2006年7月的23万美元/套。
至于金融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信贷机构违背信贷原则,没有对信用状况较差的客户群体进行认真筛选,导致其中一些不合格客户也获得了房屋按揭贷款。这一方面是由于作为抵押物的房屋价格持续上涨,商业银行对客户本身的资信状况有所忽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对按揭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出售,使风险转移出去,因此没有动机去认真筛选。二是资产证券化的衍生产品经过多次复杂衍生后,其风险揭示不够。先是商业银行把抵押贷款证券化,出售给投资银行、私募基金等金融机构,而投资银行又把这些资产重新组合成新的债券CDO,并再次出售,经过多次复杂衍生后,各级投资者已经难以确定风险点,风险揭示远远不够。在证券化过程中,这些资产支持债券按照偿还顺序分为优先级、中间级和从属/权益级三个系列,从属级系列风险虽然最大,但得到了优先级和中间级的收益补偿,其收益率非常可观,多为投资银行、按揭公司、私募基金等机构大量持有。三是监管当局没有将衍生品的杠杆率限制在适当范围内。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信贷资产的资本充足率至少为8%,但却没有对表外资产做出类似规定,导致衍生品普遍具有很高的杠杆比率,如美林、雷曼兄弟的衍生产品杠杆约为30倍左右。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使次贷危机最终触发。随着通货膨胀压力上升,从2004年开始美联储进入了升息周期,这一方面导致不合格客户违约率上升,另一方面也使住房抵押债券的吸引力开始下降,这使偿还顺序位于最后的从属/权益系列的债券开始出现亏损。特别是房屋价格最终开始下跌,进一步加大了该系列亏损。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衍生品杠杆比率过高,导致了巨额亏损,并引发了一系列破产危机,评级机构也调低了信用评级。为了寻求流动性支持,上述机构被迫出售大量金融产品,这进一步打压了衍生品价格,并招致更多的亏损,形成了恶性循环。
金融危机引发了信贷紧缩。一方面,由于衍生产品价格下跌,增加了银行不良资产,减弱了其放贷能力;另一方面,非银行机构信誉受到影响,金融市场上弥漫着互不信任的气氛,银行更不敢轻易发放贷款。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调低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二是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并不断创新央行融资方式,如美联储基础货币由2008年9月初的8437亿美元升至2009年1月的16588亿美元。三是由于银行部门惜贷,各国央行直接向非银行部门融资。四是收购不良资产,向银行注资,如布什政府采取了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五是加大政府投资以拯救实业,如奥巴马政府的8190亿美元经济刺激方案。总的来看,各种措施目的主要是降低利率,减少违约风险;补充流动性,防止流动性需求进一步打压衍生品价格,形成恶性循环;防止资产负债表恶化,提升市场信心,缓解信贷紧张。
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分为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由于我国资本开放程度较低,对我国金融层面影响并不大。但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还是有较大影响,主要是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衰退,我国出口需求出现萎缩,而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又难以在短期启动。因此,我国经济必然要经历转型的阵痛,部分企业会倒闭,这也会增加银行不良资产。从金融危机对国内外经济的影响看,国外是金融部门信贷紧缩拖累了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恶化再次加剧金融危机;国内则是实体经济先遭受打击,并开始拖累银行部门,而如果银行部门受到冲击,会再次影响实体经济。所以我国目前的政策应该着力于减少实体经济急剧下滑。
三、我国的政策选择和分析
迄今为止,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见底。一方面,美国金融机构的巨额不良资产用何种方式、何时完全处置消化仍是未知数;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已经是一个高负债政府,进一步的经济刺激方案带来的巨额财政赤字如何解决,对美国的未来走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现在的问题是,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之前,世界经济的走势仍将取决于美国,我国的外需短时间内还要看美国的“眼色”,而我国的高额外汇储备,除了选择美国国债之外,也还是没有更好的出路。我国经济受制于美元,我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在此背景下,必需着力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结构,解决内部的结构问题尤其是消费的问题。
基于此,我国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总体方针应该是“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保增长、重民生”,重点放在“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上,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和从根本上改变增长方式,实现“保增长”,并达到“重民生”的目的。在政策取向上,主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一)以民生为导向加大投资力度
结构调整和启动消费难以“一蹴而就”,防止国民经济快速下滑仍需要一定的投入。但是加大投资必须体现“重民生”,向扩大就业、启动最终消费倾斜,避免出现不符合结构调整的要求、盲目扩大产能的低水平重复投资。
1. 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要向城乡基础设施倾斜。一是交通运输应该加强管理和配套能力,提高效率。我国交通运输方面的基础建设仍有不足的地方。东部沿海交通发达的地区建城际高铁是“锦上添花”,而在中西部交通不便的地方,进行交通基础建设则是“雪中送炭”,“雪中送炭”要优于“锦上添花”。二是加大城市公共交通和地下网管建设。三是加大农田水利建设投入,加快城市化进程,加大小城镇的设施投入。
2. 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开拓消费市场。一是在加大教育、卫生基础投入的同时,开放教育、医疗市场。基础教育、基础卫生设施属于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但很多高等教育、高端医疗可以通过市场化更加有效地提供,应该更多地向民营企业、向民资开放高等教育和高端医疗服务市场。二是完善住房制度,启动正常住房需求,发展房地产市场。政府的职责是通过完善廉租房制度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保障,其余的住房需求应该交给正常的商品房市场。应该尽快解决房地产市场在土地供应、信贷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规范、完善房地产市场,启动正常的自住房需求和正常的投资需求。
3. 加大科技的投入,创新科学技术的运用机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历史经验表明,走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出路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增长,要想彻底走出本轮经济危机,新技术运用同样非常重要。环保技术和节能技术以及相关的投资将是重要的突破口和增长点。
4. 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需求。要积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启动农民消费市场。一方面,通过价格机制,提高农产品价格,使农民获得更多的合法收入;另一方面,加快城镇化进程,使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减少在农村从业的人口,以此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扩大农村消费。
(二)合理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1. 以财政政策为主加快结构性调整。财政政策是结构性政策,加快结构调整,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一是改革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的水平,提高居民收入的能力。二是用结构性减税、补贴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发展符合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要求的产业。财政应该运用包括风险补偿基金、担保、贴息等手段分担金融的风险,引导银行资金的投向。三是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维护结构调整中的社会稳定。
2. 运用货币政策维护稳定的金融环境。一是保持货币的适量供应。货币政策是中性的,货币供应量应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2003年到2007年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M2的平均增速是17%,因此2009年制定的17%的增长指标是相对宽松的,能有针对性地满足逆周期调整的政策需要。二是保持正的利率水平。利率是企业进入市场的入场券,零利率是一种饮鸩解渴的政策。我们应该维持正利率水平,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应该区分政策目标利率和客户利率。现在各国降低的是政策目标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但客户利率并不是零利率。与美国相比,目前我国的政策目标利率(由于我国没有政策目标利率,只能以央行票据替代)仅仅略高零点几个百分点;而客户利率水平则相差无几。因此,美国并没有实行零利率,而我们的降息空间也并不大。就这个意义而言,我国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完善比利率水平更重要,我们要培育政策目标利率,避免“零利率”造成过度宽松的银行流动性,从而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2)受危机影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信贷紧缩,但我国银行却仍有较大的贷款冲动。从央行放开信贷规模控制以来,银行贷款持续快速增加,2009年1月份新增贷款达到了1.6万亿。因此,进一步降低利率,会加剧信贷投放,不利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控制。(3)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内需不足,应该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启动内需。而金融是第二性的,启动信贷阀门要依靠最终消费而不是银行流动性,只要企业产品有市场银行信贷就会跟进,贷款质量才能有保证。
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将经历一个比较痛苦的调整过程,可能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如果我们不顾这个过程,而盲目拉高经济增长速度,那么我们付出的代价将是更加沉重的。因此,面对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方面下功夫,通过切实推进这些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和民生的改善。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东部地区,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李建军、田光宁,1998)。
4.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防范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的改革;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体系,良好的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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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
篇8
论文摘要:从本质上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作为一种信用危机、道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表现出其“传染”的整体性和快速性以及政府处理危机的主导性和一致性特征,并使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系统性、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给各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教训深刻,值得吸取。应充分认清此次金融危机的本质特征,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保持国内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企业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接管“两房”、向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无疑,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由于我国仍然实行较为严格的资本管制,次贷危机通过金融渠道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和短期影响比较有限。但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国与美国和世界经济之问的联系日益密切,因此,从长期来看,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不可低估,从目前情况看来,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和金融的影响正逐渐显现。
但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金融危机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对行将崩溃的金融体系及其债权债务关系进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将多余的金融泡沫挤压掉,并促使宏观经济与金融重新走向稳定。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一种较为激烈的调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体制均难以解决现实问题的情况下,用近乎破坏性的方法对金融体系中不合理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纠偏,尽管这种纠偏是被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现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缺陷还不至于这样明显和充分地暴露出来。
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机会,是对发展中国家一次生动的金融风险和金融“游戏规则”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货币危机。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是我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金融危机,不得不使我们对现有的金融结构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贸易战略的调整等方面进行认真反思。
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表明,金融危机虽然直接涉及金融货币问题,但并不仅限于此,而是经济系统内部与外部多方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机需要系统化的措施和政策。这里仅就我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建设提几点思考。
(一)加强创新与完善监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一方面是对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另一方面是风险控制的缺失。虽然金融创新一方面通过广泛的证券化分散了美国房地产融资市场上的风险,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和冲击力,造成了难以计量的损失。因此,我国在进行金融创新的同时,必须建立和完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使创新和风险控制相匹配。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中国在推行金融改革与创新的进程中必须对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金融机构乃至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构建予以高度的重视,需要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这是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能力的关键。
第一,政府监管部门要搞好相关政策法规的配套,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尤其是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从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制度建设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加强并完善对场外交易的监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对借款人权益的损害等,不断提升监管水平。
第二,作为经营风险的金融机构,永远要将险控制放在第一位,强化资本充足性管理和风险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机构因资本充足率过低,抗风险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响下倒闭破产,冲击金融体系。
第三,正确认识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尽管相对于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而言,次级债规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这一风险。因此,对于金融创新,不仅应看到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应看到其潜在的风险。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其产品虽然可以对冲和分散风险,但不能消除风险甚至会加大风险。
第四,建立金融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测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外资流动、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第五,加强对资本市场的有效监管。存融危机中,股市的大幅波动甚至崩溃对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影响是巨大的。股市风险的影响与表现力往往要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体系性风险更为显著,这可从本次金融危机中全球股市的连续重挫看出一斑。我国也不例外,政府应高度重视近期我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和持续低迷状况,通过积极的利率政策、税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设以及有效的监管等措施,来重振投资者信心,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
(二)严格房地产金融市场管理,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
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贪婪逐利的美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运用不慎之外,还有就是美国的透支消费文化使许多不具偿还能力的人加入买房队伍。而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与上述情况有不少相似之处:其一,我国有高达90%的购房者是通过银行贷款购房的,房地产贷款余额已高达2.25万亿元人民币(苏锐,2008),总额接近美国,而且这些贷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发企业同样逐利贪婪而不惜冒风险。银行不断放大房贷在贷款总盘子中的比例,同时又降低放贷门槛。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将资金风险转嫁给银行,也将本不具备买房能力的消费者拉入买房行列,给买家和银行都带来风险。为避免危机的出现,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严防同类事件在我国发生。超级秘书网
第一,商业银行需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由于我国没有对抵押贷款进行次优分级,所以房贷的风险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多。银行要严格房贷审查程序,特别注意那些有超出实际购买能力、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贷款人,应该更加严密考核按揭人的收入状况、资信状况,尽量减少风险累积。
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传染;路径;防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4-0043-02
金融的现代经济核心地位是当之无愧的,这不但为其正效应所证明,其负效应――金融危机的破坏力也从反面提供了支持。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中,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金融机构倒闭数等最为重要。金融危机能够引起货币贬值,带来经济萧条,促成普遍的悲观经济预期?熏其中的任何一个指标的变化都足以中断正常的经济发展或促成经济的倒退。无论何种类型的金融危机,都拥有一个对经济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即国际传染。所以,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危机会迅速扩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演变成为范围更大的金融危机。而且,随着传染的扩展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往往从单纯的货币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甚至影响政局的稳定,导致政治危机。从早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危机,到近期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拉美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阿根廷金融危机,直至目前刚刚走出低谷的美国金融危机,无不如此。
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些普遍因素主要有:贸易联系、竞争性贬值、政策调整、流动性冲击、多重均衡和唤醒效应、政治影响传染等。而且,随着金融的演进,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原因日趋复杂多样。尽管人们从实践中总结了很多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经验,也相应采取了亡羊补牢式的防范措施,但是,金融危机国际传染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频繁,破坏力也有增无减。因而,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并由此引申出防范对策,显得尤为紧迫。
一、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路径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和理论研究的抽象性,使得人们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分析存在多维视角。比如,从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发,把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结为波及传染和净传染。前者是指危机国家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涉外变量,如贸易净额赤字、外汇储备下降等,从而破坏了其原有的内外均衡,导致另一个国家经济出现危机;后者是指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但却不能用宏观经济基础变量来解释。再如,从国家间关系的性质出发,将金融危机国际传染归为接触传染和相似传染。前者指通过直接的经济金融联系实现的传染;后者是指通过投机者行为实现的传染。源发国的危机迫使投机者纷纷调整自身的行为,包括重新评价相似国家的经济基础及政府的政策,调整资产结构自救,发动货币攻击获利等,从而使得另一国染上危机。借鉴以往的各种理论分析,结合历次金融危机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一般路径: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是金融与实体经济二位一体的开放经济。服从于分工的需要,市场经济衍生出金融这一范畴,它与实体经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同时,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经济,这在国家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国际化,而在全球经济层面上则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的国际化会使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重要,甚至在某一时期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实行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国家更是如此。经济的国际化并不排斥贸易保护主义,而经济的全球化则以自由贸易为根基,虽然其未必促进国别经济的国际化,但是它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联系趋于紧密。正因为如此,发端于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会通过实体经济路径和金融路径传染到其他国家,从而形成范围更为广泛的金融经济危机。
(一)实体经济路径
实体经济传染是指通过实体经济关联而达成的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和扩散。其具体形式有:
1.贸易伙伴型传染。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恶化了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国家的国际收支以及经济基础运行状况,从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机,这被称之为贸易伙伴型传染。贸易伙伴型传染有两个传导路径:其一是直接的进出口贸易传染;其二是间接价格冲击传染。前者是指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往往表现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不但缺乏用于国际支付的手段,而且会成为投机者货币攻击的对象,最终成为危机国际传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促使贸易伙伴国居民进行货币替换,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而要求兑换外币的数量增加,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减少,诱发货币危机,进而形成金融经济危机。
2.竞争对手型传染。如果危机发生国和非危机发生国的出口市场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则会发生竞争对手型传染。即:货币危机使危机发生国的货币大幅贬值,由此降低了其竞争对手国的出口竞争力,进而导致其宏观经济恶化。另外,因为竞争对手国可能采取竞争性贬值行动,从而诱发投机者对该国货币发起攻击。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与危机发生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危机传染的概率就越大。由于发展中国家大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互补性的贸易结构,所以,其产品销售市场多为发达国家。众多发展中国家往往出口竞争于同一发达国家的市场,而相互间贸易往来不是很多。故贸易伙伴型传染的影响力度有限,竞争对手型传染成为危机传染相对主要的渠道。
(二)金融路径
金融路径传染是指一个国家因宏观经济波动导致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进而导致另一个与其有着密切金融联系国家的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缺乏流动性,从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或者虽然另一个国家与其没有密切联系,但基于预期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日益呈现金融化的趋势。经济的金融化使得金融的核心地位日益显现,对与之相对的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与日俱增。与此同时,金融对外影响也越来越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联系较之实体经济联系更为便利和紧密,这一点集中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一体化,从而在金融危机中发挥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刚刚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在这方面体现的最为充分。金融路径的具体传染渠道有:
1.金融机构渠道。金融机构不但具有高度的垄断性和内部关联性,而且是各国金融联系的重要纽带。当某金融机构在危机国利益受损后,为了达到资本充足率和保证金要求,或出于调整资产负债的需要,金融中介机构往往大幅收回给其他国家的贷款,并且没有能力给其他国家提供新的贷款。如果该国缺乏足够的国际储备,金融管理水平不高,就很难应付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动造成的冲击,结果陷入了危机。
2.资本市场渠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传染还可通过资本市场渠道进行传染。因为当今资本市场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市场,极易发生波动。当机构投资者在一个市场上出现大量的资本损失,往往会在其他市场上出售证券获取现金以便补充流动性;即使不遭受损失,也会基于风险和预期心理重新进行证券投资组合,以获得尽可能大的收益。这个组合会随着风险与预期的变化而相应调整。所以,一个市场的资产收益在一些投机者的冲击下发生变化,会导致其他市场证券组合的改变,从而把危机传染到该证券市场所在国。尤其重要的是,预期效应使得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贸易、金融联系,金融危机也可能会传染。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投资者对另一些类似国家的市场预期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投资者的信心与预期,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的作用下而产生“羊群效应”,进而导致投机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冲击,最终染上金融危机。
二、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对策
上世纪90年代爆发的一系列波及多国、影响巨大的金融危机,引起许多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新近走出阴影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凸显出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急迫性。虽然引发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因素众多,但是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染都要通过具体的路径进行。因此以路径为基础的政策措施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有效防范是关键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
1.建立预警信息系统。即预先测知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从而提前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一个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关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的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系统包括一系列易受溢出影响和传染影响的预警指标,这些指标可以被用来对本国可能遭受的传染进行预警。这些变量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表现与正常或平稳时期更显著地存在着系统性差异,从而能够通过密切观察这些变量使一国政府预先感知传染的可能性和方向,进而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避免遭受危机传染或减轻传染的影响。
2.增强实体经济与金融的抵抗力。改善实体经济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建立内外均衡协调的国民经济生产、流通体系,增强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和可替代性,为抵御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提供基础条件,这也是一个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强化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方面的监管,优化银行组织结构。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增加市场透明度,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监管,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以保证市场的安全性和增强投资者信心。适时增加金融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并保持适当的金融市场开放度和集中度。
3.完善关键性防火墙制度。最为核心的是要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易于受到攻击,并且往往对危机产生加速作用。所以,要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经济形势确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无论是固定汇率制度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以及其他介于二者中间的汇率制度,只要是适合本国需要的就要采用。合理开放本国资本市场也是不可缺少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都表明:超越发展阶段的金融市场完全开放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目的。特别是对于各种制度还很欠缺的发展中国家,过早全面开放会适得其反,极易遭受外部金融危机的传染。因此,必须合理确定开放次序、进度和程度,预先考虑设立危机应急系统。
4.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金融愈发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累积了大量的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波动频繁。每次金融危机都要发生的国际传染,事实上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如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危机冲击下而形成的一个过渡体。不但使美元失去了制约,而且滋生出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因此,必须加强各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发挥国际性金融组织在信息披露和政策协调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地区性经济金融合作,加强对投机性资本流动和衍生金融产品开发及交易的管制。
参考文献:
[1]张志波,齐中英.基于全球经济大系统的金融危机传染机理研究[J].商业研究,2006,(13).
[2]王京宝.简论金融危机的防范[J].山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3).
[3]宋海燕.金融渠道的危机传染及其防范机理[J].南开经济研究,2003,(4).
篇10
Abstrac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showed the new features of capitalism crisis : Virtual economy’s excessive dilation hindered the development of entity economy. It also proved the rationality of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关键词: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Key Words: Virtual economy Entity economy
作者简介:赵朋(1986―),男,山东济南,中央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对外经济关系。
2008年爆发于美国进而蔓延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深远影响,这场被称作“金融海啸”的危机由美国华尔街市场上爆发的次贷危机开始,逐渐转变为金融危机最后演化成经济危机。从空间跨度上看,危机从美国输向全球;从经济层面跨度上看,危机从虚拟经济输向实体经济。按照《资本论》中的观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局部的、短暂的金融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与以往的危机相比,它最大的特点是从虚拟经济的层面蔓延到实体经济的层面,虚拟经济影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又阻碍了虚拟经济自身的发展。
《资本论》中对虚拟经济有过论述。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的划分是相对于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而言,他认为,在实体经济活动中,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必须通过与实物形态之间的相互转换才能产生利润;而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资本可以不经过生产―流通―交换―再生产这样的循环就产生增殖。按照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其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决定的,而类似银行汇票等证券类的资本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因而本身并没有价值,但最终却能够产生某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因而被称为“虚拟的”。
现在虚拟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虚拟资本的种类也从当年的汇票、股票等简单形式发展到RMBS、CDO等复杂形式。尤其在美国,虚拟资本种类不断翻新。美国通过证券化创造金融衍生品,把流动性差的某个或某一组其他形式的资产转化为证券。例如某银行发行了许多住房抵押贷款,该银行把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住房抵押贷款池,以此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RMBS)。一只债券就被无中生有的创造出来。在RMBS的基础继续进行新一轮的证券化,发行以RMBS为基础的债券担保债权权证(CDO)……在理论上债券化的过程可以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但是这些金融衍生品是否真正存在价值呢?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这些金融衍生品的创造归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不存在任何价值。但西方经济学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认为只要商品对人有效用就有价值。既然虚拟化的股票和债券可以给人带来收益,那么这些虚拟商品本身也是具有价值的,而它们的价格则是由市场交易中的交换价格来决定。而价格的规定在理论上主要依据货币主义者弗里德曼提出的预期资本收入化理论。所谓预期资本收入化,是用来表示经济流量和存量之间关系的一种观点,简单说,就是资本存量的价格等于预期收入除以利息率。由资本价格公式可见,资本的价格是由预期收入和利息率两个因素决定,资本价格的高低与预期收入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变化。预期收入资本化公式为美国吸引外国资本流入创造庞大的虚拟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美国可以通过利率杠杆将其所得收入进行资本化,而资本化后形成的资产价值将是原预期收入的数倍。美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不断创造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产品,打包处理后卖给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将全世界的资金流都吸收到自己国内,从而通过预期收入资本化在自己微小的实体经济旁边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虚拟经济。美国这种策略的实现依靠的是美元在世界经济殊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通过牙买加协议逐步确立了美元充当世界货币的角色,虽然美国的GDP只占全球份额不到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美国完全可以通过印纸币的方式来偿还自己欠下的巨大国际债务,从而将自己国内的经济危机转嫁给世界。
当虚拟经济的发展规模与实体经济规模比例协调时,会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决定了,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贪婪是资本家的本性。马克思就曾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家对于增殖的贪婪追求做出过精辟的描述:“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虚拟经济创造的财富具有自行放大的特性,长期发展下去会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当经济虚拟化程度过高,就会脱离实体经济的控制,迅速膨胀化泡沫化。而原先作为资本存量增殖根源的预期收入本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来自未来的收入,一旦经济形式发生了波动,人们对于未来前景的信心有所动摇,必然会导致预期收入的减少,从而使虚拟经济产品价格急速下降,而虚拟产品价格的下降又会使人们的信心更加萎缩……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之前依靠金融衍生产品和预期收入资本化公式吹涨起来的虚拟经济泡沫破灭,其价值大幅缩水,从而引发危机。
虚拟资本的特征、运行机制以及价格形成的方式决定了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真正的价值只能通过实体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出来。这场经济危机的爆发让我们对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也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资本论》蓬勃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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