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保护法和刑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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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教学内容的反思

本课对应的课标要求是“我与他人的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了解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权利的规定，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能尊重他人的权利。

从学情分析看，八年级学生正处于人生“黄金时期”的特殊阶段，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但是并不完全合乎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因此进行必要的法律教育能解除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疑惑，增强其法律意识，使其做到遵纪守法，为他们健康成长打下坚实基础。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应采取多种手段，营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学习氛围，让学生在分析、讨论等活动中，认识实现真正的内化。

本节课的重点是未成年人应享有的特殊权利。重中之重是未成年人享有的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和隐私权。难点是让学生认识到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意义所在。引导形成未成年人所应有的权利义务意识，自觉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从内容上看，本节课涉及的内容有很多：未成年人享有哪些特殊的权利、体现在哪些方面，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以及依法维权的途径等。如果按教材的逻辑顺序讲解这些知识，学生会感到枯燥无味。因此，我抓住一条内在主线，即从现实生活入手，以案例为平台，引出话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让学生在思辨中明白未成年人所享有的特殊权利的内容；从法律的具体规定中，感悟未成年人受到特殊保护的原因及重要性；从生活当中的侵权案例的现实性、复杂性中，认识维权的必要性和维权的正确途径。但是，我对教材的处理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案例的说服性、针对性不是很强；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预设的问题较多，对生成的知识考虑较少。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要尽量扬长避短。

二、对教学过程的反思

我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整个教学过程中，采用案例分析，将情境材料和设问有机结合。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思维空间。根据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模式，这节课分五个教学环节：1.创设情境，导人新课；2.出示目标，自主预习；3.合作交流，共同探究；4.解难释疑，拓展提升；5.达标测评，归纳总结。在整个教学实施过程中彰显教学模式。如在导入新课时，播放《生命安全高于天》的录像片段，引发学生对生命可贵的思考，激起探究知识的欲望，使学生在亢奋的精神状态下进入学习。在拓展提升阶段，出示“小明的一天”的案例，围绕生命健康权、隐私权等问题进行探讨、思辨，从而使学生在质疑中获取知识、明辨是非，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同时，联系学生的实际，鼓励学生观察生活，反思自己，注重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和辩证分析能力。以提高学生对复杂事物的分析能力。通过对漫画的比较分析，让学生知道构成侵犯肖像权的条件和侵犯隐私权的表现，在此基础上。进行延伸和拔高，使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掌握维权方法。

总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能够生生互动、师生互动，既提高学生自身的法律素质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又使学生体验到了合作成功的喜悦；既激发了学生学习思想品德课的热情，又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快乐。基本落实新课标的精神。但是，对学生的评价方面我还做得不够好，点评形式单一，不能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以后要多加研究，以期使思想品德课教学过程更加实效化、科学化。

三、对教学效果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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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有具体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规定条文，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其他法律中关于未成年人各项权利的规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其中主要包括《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母婴保健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 》等。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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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立法对未成年人加强保护,是世界各国的共识。因未成年人的身心、知识等各方面发展均尚未健全,自我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较差,容易接受新事物,可塑性和可改造性也极强,法律的天平遂向末成年人倾斜。我国在刑事方面的立法,对未成年人立足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末成年人保护法》(下简称《保护法》)和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下简称《预防法》),都把这一原则上升至法律层次加以确认。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在实体上进一步加强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但在刑事诉讼程序上,立法稍嫌不足,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司法保护时常陷人两难的尴尬境地。

一、司法保护条款的不确定性使未成年人

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面临适用法律上的不平等表现之一,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权利的保护条款,立法采用了选择性的关键词语。

(一)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第九十八条第二款:“询问不满十八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探究立法本意,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小,对社会的了解、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的表达、处事能力等,都受到一定限制,心理承受能力更大大低于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在正确表达个人意见、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方面有可能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做出这样的保护性规定。笔者认为,从加强司法保护的立场出发,应对“可以”做出有利于未成年人的理解,除法定人到场有碍问话或是加大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和法定人明确表示放弃此权利的情况外,法定人均应到场,同时要对第一种情况严格把握,以防司法机关滥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则更愿意把“可以”理解为“也可以不”。据笔者所调查、接触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近百件,只有极少数案件公安机关在询间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多为奸案中被害人)时法定人到场。讯间犯罪嫌疑人时法定人在场的情况则更是风毛麟角。有这样的案例,在庭审中,辩护人以这两款条文指出侦查、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时法定人不到场,取证程序违法,法庭不应采信。公诉人同样引用这两款条文反驳。法庭最终采用了这些法定人未到场所取得的证据。同样的依据和理由,辩护意见却在强大的国家职能部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和不堪一击。这样的案例,对国家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的意图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二)《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立法本意当然是希望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都能够注重并落实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司法保护。但“可以”一词使本款条文成了任意性条款,而在司法实践中,其不良影响是极其严重的。1.受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部门不衔接。《预防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员或者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依法组成少年法庭进行。”单就该款条文来说,立法将含糊的“可以”变为确定的“应当”,是一个进步,对人民法院审理有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要求更严格,最高人民法院也制定了专门程序,该程序比普通刑事一审程序对法院的要求更严格,立法和司法解释都在审判阶段加大了对末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力度。但是通观该法,却没有对公、检两机关做出类似规定,不知是立法疏忽还是退步?司法实践中,公、检两机关受理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时基本上仍按照普通程序办理,结果一经提起公诉,司法保护的重担几乎是骤然间就全落在人民法院的天平上。要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成年人的专门程序审理,对大多数法院来说是勉为其难的,于是一般的做法也就干脆仅为之指定辩护人了事,而指定辩护人也往往因过于仓促而流于形式。2.由于审理部门上的脱节,又直接导致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一一辩护权被割裂(其实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普遍现象,只是由于对未成年人要加强司法保护,这个问题才更加突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其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不论是在侦查、审查阶段还是审判阶段,都不能剥夺其辩护权。针对未成年人的心智特点,立法以指定辩护的形式以保障其诉讼权利。刑诉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律师,这里隐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即使未成年被告人明示放弃委托辩护人的权利,人民法院仍必须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法律却将指定辩护的义务仅仅赋予人民法院,而对公、检两机关则没有任何要求。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和审查时,末成年犯罪嫌疑人对是否需委托律师、辩护人这一问题做出的否定回答,其内涵与对该问题的理解是绝对无法等同于成年人同样内容的回答的。而由于指定辩护被限于审判阶段,致使在侦查阶段和审查阶段,与成年犯罪嫌疑人比起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更容易被漠视,而且是合法地被漠视了。表现之二,立法用语不准确,司法保护范围有缩小的危险。在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在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成年(亦即司法保护条款)时对年龄直接表述。但对这几处涉及量刑的关键用语,竟是“十八岁”这个非法律用词。我国幅员辽阔,各地风俗不一,对年龄的计算度量单位,除国际通行的标准法律计算单位“周岁”外,尚有“毛岁”、“虚岁”等说法,而广大农村则更多以农历年沐算年龄,这样让算出来的年龄比以“周岁’,计算出来的法律年龄要大1至2周岁。如此重要的法典出现这样的失误实属不该。虽然在以后的各类司法解释及《预防法》中,均改用了“周岁”这一标准的法律语言,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当中,所有的修正均全部在审判阶段,而审查和侦查阶段则没有修正。刑事诉讼法至今也没有做出修正。还要特别指出,早在《保护法》中,第二条就明确规定:“本法所称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而在其后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反倒用了“十八岁”,实在令人费解。虽然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司法人员都能用“周岁”的概念正确理解,但是不能排除极个别人故意错误理解和一些素质低的人员按照风俗观念理解。只要这个现象尚未得到全部修正,司法保护范围可能缩小的危险就依然存在。笔者曾在全国“十佳”法官事迹报告会中听到一个案例,在复核死刑案件中,承办人深人农村多方了解,终于查实罪犯未满18周岁,从而其死刑判决。可见,十八岁这个模糊概念在司法保护中存在的危险性。将法律条款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可以感觉到立法者和司法人员均不自觉的把刑事诉讼割裂了。大多数司法人员特别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都觉得刑事案件一个半月的一审审限太短,并将之与民事诉讼相比。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它将刑事一审审限与刑事诉讼混淆,前者只是后者的一部分,后者还包括侦查和审查两个阶段。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终极目的和任务是一致的,只是分工的不同。侦查、审查、审判构成我国完整的刑事诉讼,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如果说在这个整体中,人民法院负有不可推卸的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义务和责任。那么毫无疑问,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也应当同样负有这个义务和责任。而司法实践的情况却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这个全社会的共同义务,刑事诉讼法以及各相关法律、司法解释却对刑事诉讼中的公检法三机关做出了不一致的规定,使在刑事诉讼中的未成年人在不同阶段的诉讼权利受到不平等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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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麻醉性药品，可少量用于临床医学实验。可是却会让人上瘾，而

一旦形成毒瘾就会出现“戒断综合症”和“强迫性览药行为”，戒断将十分困难。

科学研究证明，不停吸食10年以上就会死。而且海洛因，冰毒毒性十分强，上瘾快，终生难戒，能成功戒毒的人是少之又少。至于K仔，等丸性多流行于酒吧，偶尔吸食一次不会上瘾，但长期服用的后果与吸食海洛因，冰毒一模一样。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能远离。

同时，吸食是有法犯罪的根源之一。吸毒上瘾的人会无心做事且无能力做事，还会为了获得毒资去干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总而言之，对人生，社会，家庭都有极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在困难面前要自立自强，做生活的强者。

另一方面，在这个如此现代化的社会中，犯罪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除了我们自己，国家和社会也应作出相应措施，以保证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们建议：

1认真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宣扬的危害，组织青少年远离，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范。

2加大城市和农村的禁毒工作，家长应适当给予孩子关爱，有关调查证明，许多吸毒青少年都是因为家庭情况不良才去吸毒的。这样做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家庭保护。

3对于涉罪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司法保护。这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第38条规定的。也体现了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4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不让他们有机可乘，出来危害社会。

如果国家能做到这样，我们的社会也将会更加和谐。但是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做到：

1认识禁毒知识，不要贪好奇。

2树立正确的防毒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交友要以“善交益友，不交损友，乐交诤友”为原则。同时也要原谅网吧，营业性舞厅等不健康场所。

3抵制，从我做起。不仅自己不要吸毒，也要劝戒身边的人不要吸毒，如果有上瘾的人应立即送往解毒所。

4参与禁毒。多去一些有益的场所，参加一些有益的活动，会使我们的身心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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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那些滥施暴力的孩子，绝非天生就暴戾成性，大抵都是后天熏染不良习气，尤其是受到社会暴力文化影响的结果。网络、影视、书籍中的暴力手段被包装和美化，以致缺乏分辨能力的孩子欣p暴力并沉溺于暴力游戏，进而模仿影视作品中的帮派行为，在校园内为非作歹，动辄拳脚相加，有的甚至以暴力为荣。

在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教育过度重视智育，忽视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学生精神世界的贫乏和法治观念的缺失，让暴戾之气有了滋长的土壤。加之沉重的课业负担使得学生压力倍增，一些学业上存在困难的学生容易在压力下产生对校园和同学的对立情绪，在行为上更易出现攻击性。

要想根治校园霸凌现象，必须从净化社会风气和改进学校教育等入手，多管齐下。但是，要想迅速亡羊补牢，及时惩戒无疑是首选之策。然而，由于法治的不健全，青少年校园暴力犯罪成本极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应当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一些暴力犯罪者常常因为未成年就免于处罚，以致少数顽劣少年凭借这道“护身符”，恃强凌弱，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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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未成年人 权利保护 家庭保护 法律保护

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是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共同义务。当下，造成未成年人权利侵害的几大类棘手问题尚未解决，又有错综复杂的新情况接踵而来，这使传统的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所重视的“规范-制度”略显无力。国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显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入微，因此家庭保护就立足于补足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国家层面的缺陷。

一、未成年人权利的家庭保护解读

未来社会能够企及的高度有赖于未成年人最终具备何种生存和发展的素质。家庭作为人成长的摇篮和社会化的首属群体，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具有重要地位，这是由家庭对人特有的功能决定的 。一方面，未成年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家庭保护。另一方面，未成年人在家庭中开始了最初的情感交流、人际往来、语言学习、智力开发 并在潜移默化中将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内化，形成了个人独有的做人做事的格调。因此家庭在青少年的成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权利家庭保护缺失的原因

（一）家庭对未成年人的忽视

与遗弃不同，对未成年人的忽视并非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故意而为，但在客观上同样造成了对未成年人的伤害 。 站在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和健康权的角度来看，未成年人在家庭中，自己独自活动或者因好奇心驱使，无意识自身会受到伤害而接触导致的伤害比例很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小学生人身伤害的处理与防范”课题组调查表明 ，在被调查的5000余名学生中，曾经在家中“玩耍中受伤”、“被刀或玻璃等划伤”、“摔伤”的比例均高达50%以上。对于年幼无知、防范意识和自理能力都较差的未成年人来说，因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提供不了保障其人身安全的家庭环境，对其照顾不周或缺少必要的教育，未成年人有可能随时发生意外。

（二）亲职教育的缺失

近年来，全社会逐渐深刻认识到家庭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方面举足轻重的地位，开始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强化对家庭教育的指导，强调“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亲职教育”一词，亲职教育是指引父母“如何扮演角色，调整亲子关系，认真教育子女成器成材。”《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是我国仅有的对亲职教育的法律规定。但在实践中，父母对子女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传统观念使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职责以及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涉及的内容“无用武之地”，由此可见，这些父母在未成年人家庭保护层面存在很大的盲目性。

三、未成年人权利家庭保护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审视当今我国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状况，突出的问题是父母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漠视。具体表现为父母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越位”与“缺位”两种极端倾向。 具体分析如下：

（一）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越位”

1.期望导向有误问题。“中国梦”彰显的是国家情怀和发展蓝图，家庭的“育儿梦”则是父母寄予下一代的厚望。我国的家庭蔓延着一种群体性焦虑。尤其是在城市家庭中，父母总怕自己的孩子落在人后，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开始不断地将起跑线前移，除去胎教、3岁前的智力开发不说，3岁的孩子就已经开始上各种培训班。这种操之过急、过于恐慌、揠苗助长的家庭教育实质上是一种背负着分数竞争、名校崇拜、满足父母攀比、虚荣心理的反教育现象；此外，父母的期望与孩子的特点和需求大相径庭的情形也很普遍，如花重金择校，进“尖子班”，该做法忽略孩子自身的学习能力水平，会使孩子失去学习的信心甚至发展为厌学，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2.家庭暴力问题。2013年初，15岁的初中女孩因不学习看视频遭父亲训斥，挨父亲巴掌后报警称其父对其使用家庭暴力，民警和家人劝说无果，女孩坚持“让爸爸坐牢”引热议。根据《婚姻法解释（一）》第1条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很显然，父亲的这一巴掌并未上升到“家庭暴力”的高度，但是我们身边家庭暴力却是现实存在的。当代中国少年儿童人身伤害研究报告中表明 ，家庭暴力是少年儿童遇到最多的伤害，在被调查的3508份学生问卷中，分别有59%的孩子在家中挨打，其中3.5%的孩子经常挨打，56.5%的孩子偶尔挨打；有84%的孩子在家里挨过骂。少年儿童在遭受家庭暴力后，9.2%的孩子产生过死的念头，18.1%的孩子想离家出走，8.4%恨不得与父母拼了，还有6%的孩子想长大后找父母算账，只有28.5%的孩子对此持无所谓的态度。未成年人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反抗愿望极其强烈，甚至存在自毁的想法来报复施暴者，这种情况令人警醒。

（二）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缺位”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是当前家庭“缺位”的最主要的表现，以“空巢家庭”、 “单亲家庭”“临时家庭”为例解析：

1.空巢家庭监护职责的缺失。空巢家庭原是社会学者在研究“家庭生命周期”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无子女或虽有子女，但子女长大成人后离开老人生活，剩下老人独守“空巢” 。在本文中的空巢家庭是指在家庭中，由于父母外出谋生或其他原因，未成年人和老人一起居住的现象。这种现象以“留守儿童”以及服刑人员子女所生活的家庭尤为典型。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不是生育而主要是教育和保护， 特别是小学和初中这个年龄段的子女更需要父母的关爱。 亲情的缺失导致孩子缺少安全感、模仿对象、积极的情感互动以及心理支持和道德规范等从而使其留下心理隐患问题、对社会缺乏正确认知、容易出现人格异化等连锁问题。

2. 单亲家庭监护职责的缺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十条规定：“公民的民事权利一律平等。”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基于此，我国的共同监护对以父母责任为出发点，由于父母共同监护责任的缺失，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长期只与父亲或母亲生活在一起，容易产生性格的极端或偏离，单亲一方很难尽到双亲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3.临时家庭监护职责的缺失。临时家庭是指生活漂泊不定，男女双方都对未来缺乏信心，在不急着谈婚论嫁的基础上，与他人恋爱甚至同居，怀孕之后要么奉子成婚，更多的是选择放弃。临时家庭直接引发“未婚妈妈”这一现象，成为“弃婴问题”的代名词。近来，我国仿效发达国家建立“婴儿安全岛”以保障低龄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然而，今年年初，广州“婴儿安全岛”因超负荷在试点期间被迫叫停。如此一来，低龄未成年人的权利由谁来保障依然是社会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对未成年人权利家庭保护的法律对策

（一）建立未成年人家庭权利侵害的司法救济体系

实体法、程序法和组织法在建立司法救济体系过程中不可或缺。目前，我国少年司法依附成人模式，并未形成独立的体系。个人认为，我们可以在相对成熟的法律如《刑事诉讼法》《刑法》中将未成年人保护这一部分区别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对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调查、起诉、审理等章节查漏补缺，在《刑法》中增设新的以保护未成年人为目的的罪名等。与此同时，可以考虑引入公益诉讼机制作为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补充，着力制定单独的少年刑法、少年刑事诉讼法、少年法庭法等。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最终目的是要让要让立法执法一体化、无缝化。不得不说我国在这条道路上任重而道远。

（二）创新国家干预保护形式

未成年人不仅受家庭关系中监护人与子女间的“私法保护”，同时也受国家关系中国家与公民间的“公法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法》十二条的规定表明我国对家庭教育有所重视。少年强则国强，家庭保护理念和方法的学习应当成为国民的终身教育，国家有必要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或委托社会组织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如强化对监护人的管理和培训、实施家庭教育培训工程、搭建互助平台并建立家庭互助组织、加大物质投入有效提供相应硬件设施等等。此外，中央政府可将此类问题的践行情况进行项目化分类，引进考核机制并落实到相关责任人，以便敦促其主动承担相应职责。构建一个健康有序、公正法治、平安和谐的社会对于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来说意义重大。

（三）切实提高家庭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意识

家庭保护观念的正确转变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动力源泉，家庭保护包括两个方面：家庭指导教育和父母自身素质的提高。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父母要着力履行对未成年人的抚养教育职责，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权利。“授之予鱼不如授之予渔”，有效避免惨剧发生就需要防范于未然，提升未成年人防范意识，有目的地引导或告诫未成年人远离不安全因素。家庭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自身素质的高低，作为一个明智的学习者。父母应通过提高个人适应社会变化能力和教育能力，不断的自我充实，与未成年人共同成长。随着新形势下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重视程度的增强，父母法律素养的具备与否尤其重要。父母要有法律意识，懂得如何拿起法律武器在法律框架内合理有效地解决问题。但就目前来看，全民法律素质的提升可以说是我国最大的一项民生工程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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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8日，海南万宁市一所小学校长陈在鹏和房管局工作人员冯小松带6名小学女生开房。6月20日，海南省一中院一审判决陈在鹏有期徒刑13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冯小松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

6月1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原河南永城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李新功因、猥亵儿童被执行死刑。据公安部门侦查，2011年下半年以来，李新功先后未成年女性11名。

近些年来，校园猥亵案已非新闻，但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媒体密集曝光、高频进入公众的视野，令全社会震惊愤怒。这些令人发指的事件背后，是一个个无辜的受害孩子。

全国妇联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各地投诉“”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2000年上升到3081件。而在2000年到2004年，仅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全国就有48名遭受害。2009年则上升至175人。

越来越多的罪恶之手伸向儿童，他们成为最需要关怀保护的一个群体。

校园频发原因何在？

校园幼童频遭，这是一个需要引起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其原因何在？为什么孩子屡受侵害？

首先，学校管理不严、部分教师师德防线失守。师者，走上三尺讲台，教书育人；走下三尺讲台，为人师表。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更是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的传播者和弘扬者。为何却屡屡披上狼皮，把魔爪伸向自己的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杨雄认为，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受社会不正之风的影响，某些教育工作者价值观、道德观扭曲，为了满足自身的私欲，将其邪恶之手伸向祖国的花朵。教育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疏于监管和防范，使得一些本已经触及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涉案人员逍遥法外，从而为所欲为。学校忽视自身的安全管理建设，学校未高度重视性知识和性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教育，使得身心发育尚未健全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面对时，无法正确应对，也给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其次，违法成本过低、打击力度不够，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变相纵容。1997年刑法修订，宿罪成为单独的刑法罪名，与原来刑法中的罪相区别，为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提供了空间。参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对犯有罪者处以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在灰色权力的运作下，一些案件却按“宿罪”论处，重罪轻判，变相纵容了衣冠禽兽们把魔爪伸向学生的行为。

震惊一时的贵州习水案中，十多名中小学女生被胁迫到习水县城关老司法局家属楼。6名政府官员、司法干部、教师、县人大代表等公职人员涉案。此案曝光后，舆论哗然，司法界人士提出以罪重治涉案人员。然而，涉案人员最终以“宿罪”获刑7年到14年不等。

再次，家庭监护和管理存在疏漏也是导致女童被的一个因素。据广西南宁市人民检察院介绍，近年来，女童被的案例呈上升趋势。在已查办的案例中，被的留守女童和打工者子女占一半以上。留守儿童虽然有一定的监护人，但父母所委托的监护人如长辈、亲戚等，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也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的监管，致使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

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的统计表明，被儿童的家庭中，父母双方大部分外出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年幼子女，或由爷爷奶奶照看，或无人照看又未将孩子送往托儿所、幼儿园，孩子长时间独自留守或独自玩耍，给犯罪分子留下动手的机会。儿童家长的监护空白，是儿童容易受到猥亵侵犯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儿童性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相关防范知识严重匮乏也是重要原因。在我国，很多家庭和学校受社会观念、自身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缺乏对儿童自我保护方面的教育，导致很大一部分家长及儿童性自我保护意识不强，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近年来，儿童遭到害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2012年至今一年半的时间里，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就受理了儿童、猥亵儿童的案件17件，且被害人年龄呈现低龄化、受害次数呈现高频化的特点。”北京西城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王媛媛分析认为，由于性教育的缺乏，部分低龄儿童未能意识到嫌疑人的行为系在严重侵犯自己的权益；此外，由于自护教育的不完善，部分未成年人未能意识到跟随非亲密关系的异性进入到单独空间系步入险境，未能掌握必要的防身方法。

预防幼童遭，外国怎样做？

目前，很多国家已把儿童性教育以及预防保护教育纳入计划中。儿童性教育主要教授儿童应付性骚扰的对策和技巧以及在危急关头如何自救或寻求帮助，也有一些国家则加大对儿童性犯罪的打击力度，织紧法网打击性罪犯。

美国防范未成年人遭遇害的“梅根法案”规定，犯出狱后，他所在社区的警方还会将其照片、住址、外貌特征等个人信息放到网上以供读取，提醒公众留意防范。在美国，虽然各州对或猥亵未成年人的量刑不同，但都将其视为重罪。

瑞士瑞士儿童保护协会也发起过一项小学生防止害宣传教育活动。这项宣传教育活动的主题为“我的身体属于我”，主要以交互式展览的形式向小学生说明什么是害，与异性接触应该掌握的分寸等问题，同时让他们知道在遭受害的时候应该怎样求助。

韩国将对儿童性犯罪的最高刑期由15年调至50年。2011年7月，韩国首部针对严重性犯罪进行化学的法案获得通过。今年5月21日，韩国法务部首次对恋童癖惯犯朴某正式实施药物，为期3年。韩国也成为亚洲首个实施化学的国家。

法国一直不遗余力地致力于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并编织了一张惩治儿童的严密法网。根据法国刑法以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法国惩治包括、强制猥亵、非强制猥亵、引诱以及性旅游等五种类型15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并针对不同危害程度，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万欧元罚金的严厉刑罚。

日本先后在立法中规定，严厉打击和惩罚侵犯未成年人性权益的行为。日本制定了《儿童福利法》《防止虐待儿童法》《卖春防止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在《日本刑法典》中亦明确规定了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惩罚措施。针对侵犯未成年人性权利的行为，日本法律进行了明确的惩罚规定，不管这种犯有没有经过未成年人的同意。

英国让色魔无所遁形。首先，英国编制了严密的刑事法网来应对儿童的犯罪行为。根据2003年的《性犯罪法令》，与13岁以下的儿童，不再考虑是否同意的问题，视为罪，其他针对13岁以下的儿童实施的如促使或者引诱儿童参与性活动的行为，构成儿童罪。与16岁以下的儿童之间进行的性活动，无论是身体接触或者非身体接触的行为，也构成犯罪，甚至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也可以构成该罪的主体。为了与日益增加的网络儿童行为作斗争，网聊以后与儿童见面会构成新的犯罪，通过网络或者其他途径与儿童交朋友，意图侵犯儿童而与儿童见面或者意图见面的行为构成犯罪，最高可以判处10年监禁。

我国怎样打击和预防儿童犯？

面对给受害儿童带来的极大伤害，人们不禁呼吁，保护孩子刻不容缓！整肃校园环境刻不容缓！弘扬师德刻不容缓！

一、修补相关法律和制度漏洞。亡羊补牢，犹未晚也。遏止校园儿童案频频发生，用“人头落地”来震慑那些师德沦丧、“监守自奸”的禽兽教师，无疑是治“标”之举。但是，治标还须治本，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应该重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宣传和执行力度。对于最高法要求重判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孙云晓认为，目前环境下，重判可以遏制此类犯罪。他介绍，在司法实践中，以儿童为被侵犯对象的案件大都集中在猥亵儿童罪、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故意伤害罪等。不管是何种原因、何种形式造成的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都应该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针对猥亵犯罪在一些学校发生的现象，北京朝阳区法院的法官们提醒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此类现象，建议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等相关法律条文进行修改和完善，加大打击犯罪力度。学校要加强对学校工作和校园安全的日常管理和检查，建立校园犯罪案件报告制度、家长和社区监督制度，设立家长委员会，从根本上消除放纵庇护、上遮下掩、“内部消化”现象。

二、家长做好监管，培养孩子自我保护意识。帮助孩子建立明确的性保护意识，可以避免很多伤害，如让孩子尽早明白到底什么是犯和受到犯时应该如何应对，使孩子懂得自己的身体任何人都无权抚摸或伤害，受到侵犯应向信赖的成年人和警察求助等。家长要教给孩子以下9个“守则”，尽量防止受到伤害。

1.凡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碰。

2.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让你感到痛或不舒服，就立刻反抗，即使是老师或其他有权威的人，也要敢于说“不”。

3.孩子外出，应了解环境，尽量在安全路线行走，避开荒僻和陌生的地方。

4.晚上女孩外出时，应结伴而行，尤其是年孩外出，家长一定要接送。

5.女孩外出要注意周围动静，不要和陌生人搭腔，如有人盯梢或纠缠，尽快向人多处靠近，必要时要呼叫。

6.女孩外出，随时与家长联系，未得家长许可，不可在别人家夜宿。

7.应该避免单独和男子在家里或是宁静、封闭的环境中会面，尤其是到男子家中。

8.不随便吃喝陌生人给的饮料或食品。

9.独自在家注意关门，拒绝陌生人进屋。

“家长要随时留意观察孩子，发现异常情况，一定要和缓地询问原因，耐心开解并在第一时间报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副庭长张妍表示，一旦发现孩子受到此类伤害，家长要保持冷静，帮助孩子回忆出完整的过程，同时注意保存好孩子受害时的内衣，及时固定证据，也可以在报案后由公安机关送孩子做身体检查和司法鉴定，但不要自己大张旗鼓地“教训”嫌疑人，避免造成孩子隐私泄露。她说，有的家长事发后没有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寻求私下和解赔偿，这样做的危害无穷。不但证据可能灭失，而且可能因耽误时间影响法官对受害方证言的采信。

三、建立预防体系。有关专家表示社会各方面，尤其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加强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出入的监管，如有未成年人在宾馆、饭店开房、出入KTV等娱乐场所，应引起高度关注；要整治不良网络信息、信息台特殊服务等，净化社会风气；要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尽可能给打工者提供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教育部门应该切实负起对儿童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学校加强对教师的法制教育和管理，配备必要防护措施，建立门卫制度，加强对学校闲置及废弃房屋的管理。同时，应当建立教师值班、对学生宿舍的巡查制度，加强法制及自护安全教育，使学生发现受到伤害的可能及时报告。在全社会建立起尊重、保护儿童的支持体系和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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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未成年 刑事 处罚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他们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未来的走势,他们的成长关系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关系着民族的繁荣与昌盛。未成年人犯罪一直以来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一直困扰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的一个难题,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之一。通过分析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并从刑事处罚制度这一角度去研究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从而去找到解决未成年人犯罪对策越来越显得紧迫和重要,这对于我们法律专业的学者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挑战。

一、新形势下未成年人犯罪的变化

随着社会传播媒体的空前发展,未成年人以敏感的心灵不断地感受着时代的变化,他们在接受着社会新鲜事物不断增长见识的同时,因其生理、心理的不成熟,未成年人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无论从犯罪动机、犯罪手段、犯罪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1.未成年人犯罪动机从享乐性向贪利性变化

这一方面是人类弱点的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未成年人看到了成年人对利益的追求的无节制性,一些人为了获得利益,甚至不惜违法犯罪。未成年人受这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价值观影响,其犯罪动机也多出于满足物质欲望,这种“贪利性”的犯罪动机,与教育不到位也有很大关系。

2.未成年人犯罪手段从简单化向成人化变化

犯罪手段日趋成人化,方式多样,作案手段残忍。从生理学、心理学角度来看,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完全成熟,但是,从近些年来破获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来看,其犯罪手段的危险性、复杂性等特征已经接近甚至超过成人,让人很难从再从作案手段上区分是成年人犯罪还是未成年人犯罪。伴随着犯罪手段的成人化,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程度也日趋提高,一些骇人听闻的恶性案件,如杀父弑母案件、杀人碎尸案件、公然、案件等时有发生。

3.未成年人犯罪组织形式从单个性向团伙性变化。

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形态开始改变单独作案的传统形式,转而向团伙、聚众的形式实施犯罪。《青少年与法》杂志编辑部于2007年12月组织了一次调查统计显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约有60%-70%属于团伙犯罪。团伙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黑社会犯罪则是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黑社会性质犯罪无论是在危害社会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团伙犯罪所无可比拟的。从团伙犯罪向黑社会性质犯罪过渡的态势,反映出未成年人犯罪的日趋严重性。

二、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我国立法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未成年人犯罪发生形势的变化和整个法制建设的发展,我国高度重视并加快了有关未成年人问题的立法工作。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主要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和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的刑事司法解释等。具体而言,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处罚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在刑事处罚原则上,主要体现了两项原则,即从宽原则和不适用死刑原则。这两项原则是我国刑法所确立的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的最为基本的原则。具体体现为:我国《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则减轻处罚。”《刑法》第49条的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前者要求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量刑时,必须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处以相对较短的刑期,或者在法定刑以下处以刑罚。后者则明确规定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一原则也是与我国一贯坚持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未成年人刑事政策相适应的。

(2)在刑罚的种类上,我国的刑罚体系有主刑和附加刑之分,主刑主要是自由刑和生命刑,具体而言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这些刑罚种类在对于未成年人的适用上除了不适用死刑外,其他刑种基本适用。

(3)在刑罚的执行上,我国《监狱法》第74条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第75条规定:“对未成年犯执行刑罚应当以教育改造为主。未成年犯的劳动,应当符合未成年人的特点,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如此,可以有效地避免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同关押可能存在的交叉感染,进而有针对性的对未成年犯罪人进行教育。对于未成年人减刑和假释问题,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符合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可以假释。

(4)在非刑罚处罚方法上,我国《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此外,从我国法律规定来看,可以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矫正措施还有赔偿经济损失,训诫,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行政处分。

2.我国现行立法存在的问题

(1)刑事实体法独立性不够,小刑法模式不适

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立法现状来看,1991年9月4日和1996年6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先后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未成年人立法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是上述两部法律并不是纯粹的刑事法律规范,而是从政府、社会、教育等角度进行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行政法律或社会管理法规,更像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的法典化表述。截止今天,我国依然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以及诉讼程序、刑罚执行等刑事法律问题,散见于各刑事法律规范及含有刑事内容的其他法律规范中。

(2)刑事处罚基本原则不够完备

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处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必须反映这一领域的基本价值理念和取向。而我国刑法仅规定了从轻或减轻处罚原则及不适用死刑原则,显然是不够全面和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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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必要性角度分析，据最高人民法院的2010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增长显著，犯罪人数逐年攀升，形势十分严峻；犯罪主体低龄化趋势明显，闲散人员居多；犯罪类型增多，趋向暴力性、恶性化、团伙性和科技化。远期的有李天一案举国上下传的沸沸扬扬，近期的有刚刚爆出的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学生殴打六岁男童，类似的相关报道不断涌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探讨如何改善现状遏制不良风气的发展从而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进一步研究势在必行。

其次，从重要性角度分析，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国梦的后备军，他们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几十年能否跻身于世界前列，常言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所以对其犯罪的处理是否妥善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设的成败和祖国的前途命运。对于家庭而言，它不仅是父母的希望所在更是幸福的组合体，一个未成年人的失足最直接的受害对象就是加害人和被害人双方的家庭。故于国于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预防和适当处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最后，从我国司法现状来看，在预防和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上仍有很多缺失和不当亟需改善。尽管在我国的《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中都或多或少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特殊处理和区别对待，但这些制度在现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下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在实际执行操作过程还会存在偏颇，如未成年人犯罪的档案封存主体不够明确，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缺乏专门法庭和组织人员，未成年人案件审理总体依然依附于普通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惩罚措施相对单一，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理念出现偏差未能明显体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等等，对此在文章的下一部分将做进一步阐述。

二、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现状

1.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理念方面我国采用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思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66条的规定均体现了该思想。虽然这种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为理论界所认可但在实践中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上依然受传统重刑思想影响，司法机关宁重勿轻杀一儆百的刑罚思想根深蒂固。近期较为典型的李天一案中，外界舆论所传递的重刑思想，伴随在整个案件审判的始终，社会的焦点自始至终都是聚焦在加害人行为的危害性，基本完全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罪中的加重情节，和普通成年人犯该罪的处理并无明显差异，在对李天一本人属于未成年人这一事实却较为轻描淡写，对这一特殊性考虑不多，两审判决均以十年有期徒刑而告终。

2.在具体法律规定方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需要，我国法律对其在刑事责任、定罪量刑和诉讼程序上都作了特殊规定

一是对未成年人如何定罪量刑方面对哪些负全责哪些负部分责任哪些不负责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在如何定罪方面规定了不认为是犯罪和免于刑事处罚的情形和特殊行为的定性；三是如何处罚方面，总的来说主要有两个原则：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和不适用死刑。四是对未成年人特殊诉讼程序。如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询问不满18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1416岁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18岁未成年人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判决前，审判人员不得向外界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案卷材料，除依法查阅、摘抄、复制以外，未经本院院长批准，不得查询和摘录，并不得公开和传播；在法庭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等。

上述实体法和程序法均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上的特殊性。但相对于整个未成年人司法现状而言，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规范基本上仍是处于依附于普通刑事司法的状态，尤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未成年人专门司法机构专门司法人员的缺失，缺乏贯彻符合未成年人教育、改造、挽救理念，在刑罚适用上除开禁用死刑和慎用无期徒刑外仍然基本上和普通成年人一致，缺少为未成年人量身定做的以教育为主的刑罚种类。

3.在于处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与之配套的非处罚性教育监督措施和后期帮助失足少年早日回归社会也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

我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社区矫正制度以及《新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封存记录做出了新的规定。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这一规定，是在诉讼法上，为落实《刑法修正案（八）》所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所设置的配套程序规定。规定未成年人轻罪免除前科报告义务、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犯罪人被标签化，有利于他们更好地重新回归社会。目前在很多国家，如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瑞士等都有类似规定。

这也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大进步的一个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传统的公检法机构而是将社会这个重要角色纳入其中配合公检法机关一同教育感化失足少年犯，同时也兼顾考虑到到未成年犯日后融入社会的问题，明细了未成年人犯罪的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从而保障其日后更好的融入到社会中去。但目前对社区矫正主要还是运用于成年人犯，对于未成年犯并未对其作出明确的区别于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属于是针对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而犯罪封存记录虽然是针对未成年犯做的特殊规定，但这一规定本身就带有其一定的缺陷，如司法机关因办案需要还是可以查询的，这一规定就将封存的价值大大缩水，此外，对封存主体、封存程序、封存不善责任承担等方面均未明细。这些都将导致此项特殊规定在实践中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三、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发展前景

首先，在思想理念上，可以借鉴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教育导向的思想以保护、教育、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宽宥思想替代以惩罚、监禁为主的惩罚导向的严厉思想，对于教育为主，惩治为辅的宽严相济的司法理念在实践中很容易偏离初衷，偏向惩治而忽略掉教育。以意大利为代表的宽宥教育为主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在实践中效果也较为显著。

其次，在立法方面，加强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制定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如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律将其审判程序、审判主体、司法强制措施等与成人区别开来，将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的保护表现的更完整、具体、可行。将其与成人明显区别开。

再次，组建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组织，建立相对独立的刑事司法体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必不可少的。鉴于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门机构基本没有建立，专门人员亦属于普通刑事司法机关，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要改变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依附于普通刑罚制度，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审判法庭，培养具有丰富教育经验的未成年犯专审法官是必须的。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数量居高不下，且呈不断上升趋势，有必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制以适应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专业化的需要。未成年犯处于特殊阶段，身心发育尚未健全，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大部分未成年犯都与其所成长的特殊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针对这类群体就需要熟知心理学兼有丰富的教育经验的专业人士对其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降低其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以温和友善的方式对其进行引导，循循善诱，最终使其从根本上认识到自身错误，自愿主动改正积极早日融入社会。

具体而言，一是在以公安机关为主的侦查机关设置专门的未成年人侦查部门，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侦查的过程中不仅要查清案件事实，还要充分考虑到国家对这类团体的特殊保护，采用适度宽松的刑侦手段，如尽量减少逮捕和拘留的刑事强制措施，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中的方式和态度及策略均应区别于成年犯罪嫌疑人，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的初级阶段处理阶段就贯穿好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理念，从而为后续未成年人犯罪件的审理和未成年犯改造阶段奠定基础。二是在审判机构应完善少年法庭的设置，充分发挥其专门处理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的功能，聘请或录用深谙未成年人心理的法律工作者来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三是就检察机关而言，要加强对侦查机关和审判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违法行为的监督，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及时追究，并采取一定的追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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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未成年人； 罚金； 缓刑；减刑；假释；累犯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关注的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及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基于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独特的身心的特点，各国刑事立法在确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也都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对其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做出了区别于成年人的特殊规定。我国法律界习惯将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罪犯统称为未成年人犯罪。随着治安状况日益严竣，未成年人犯罪也正在不断地增加，如何对未成年人犯罪正确刑罚，已作为一个新的课题摆在我们的面前。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同时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八条又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两条规定明确了对未成年犯刑罚的方向。纵观我国的刑罚体系，我国刑法对不同的犯罪作出了不同的刑罚规定和幅度，如果把刑法分则中每个刑罚幅度按由低刑到高刑的顺序排列，可排列为一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十年、十五年、无期徒刑、死刑，而刑期的每一间隔可称为刑格。我国刑法对不同的犯罪作出了不同的刑罚规定和幅度，因此正确理解刑格和运用刑格，必须结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社会危害程度、法定、酌定的刑罚情节综合考虑。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规定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就意味着，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从轻或减轻是一条硬行规定，未成年人保护法又规定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这又再次强调了从轻或减轻的幅度相对于成年人的从轻或减轻的幅度要大一些。在某些时候，允许有某种突破。本文拟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几个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几种基础刑

1、人实施抢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适用从轻处罚，应首先比照成年人确定基础刑，基础刑的确定应在刑罚幅度内的中档确定，如抢劫罪的刑罚幅度是三至十年，在这一刑罚幅度内包含着三个刑格，即三至五年、五年至七年、七年至十年，如果抢劫一次，其情节一般（当然，情节恶劣，手段残忍，后果严重则另当别论），其基础刑应确定在三至五年这一刑格内，对未成年人刑罚可比照这一基础刑，适用从轻处罚时，则降至三年这一起点刑，这样就能较好的体现刑罚的从轻幅度，在这个刑格内，结合其他的酌定刑罚情节，确定恰当的刑罚。如被告人吴某，16岁，在2000年9月两次与他犯罪，刑罚时，先确定了其基础刑应在五至七年之间，适用从轻处罚，降一刑格应在三至五年间刑罚，但考虑到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且无其它酌定从轻情节，故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

2、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主观恶念不深，犯罪情节一般，易于改造的，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如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人盗窃财物10000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刑罚，而成年人的刑罚也在三年以上这一刑格，如果依成年人的刑罚幅度等同刑罚，就失公正，显示不出区别对待特殊保护原则，因此对这类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适用减轻处罚，即在法定刑以下一个刑格内刑罚，三年以下的刑格-即一至三年，在一至三年内刑罚时，如无其他法定从轻或者减轻、酌定从轻情节的，从轻处罚一般不能突破一个刑格，也就是说不能低于二年有期徒刑刑罚。王某，李某（均为17岁）伙同另外两人盗窃作案四起，窃得财物总价值15000余元，依法应在三年以上刑罚，这一刑罚的实际基础刑也是在三年之间。属法定刑的下限，故可适用减轻处罚，在三至二年内刑罚，结合两被告人都曾因盗窃两次被行政拘留处罚，故在减轻之后从轻处罚的幅度就不能再突破一个刑格。最后，判处两被告人有期徒刑各二年。

3、如情节一般的抢劫罪法定刑是三至十年，当被减轻至三年以下刑罚时，如果还具有其他法定从轻或酌定从轻情节的，则应在法定刑以下的刑格内刑罚，在一般情况下，有一个从轻情节降一格。如被告人张某17岁在被告人王某伙同下，以找钱吃饭为幌子，窜至某中学内，先后使用暴力在该校抢劫两次，计劫得人民币若干元，作案后逃离现场，案发后，被告人主动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在审理中，考虑到该未成年人主观恶习不深，在适用减轻处罚后，根据该未成年人在本案中系从犯，且在案发后又到派出所投案自首，我们即从三年以上先减至二至三年的刑格，再降至一至二年直至一年以下的刑格，据此，以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这样既起到了惩戒作用，也达到了教育挽救的目的。

4、罚金是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主要适用于贪财图利或与财产犯罪有关的犯罪，也适用于少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其特点是：对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分子判处罚金，既能起到更现实的惩罚与教育作用，又可以从经济上剥夺其继续进行犯罪活动的物质条件，预防其再次犯罪。罚金在刑法分则中的适用范围较为广泛。

对未成年人是否能适用罚金，在刑法理论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对罚金刑的适用主体并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管被告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有无缴纳能力均可适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不宜对未成年人适用罚金。因为他们无固定收入，无独立财产，对其判处罚金，势必由其家长或监护人代缴，变成了刑事责任的变相株连。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有其合理和积极的因素。部分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已经有工作并有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当然可以适用罚金；部分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时没有工作和固定的收入，对这一部分人也可以适用罚金。诚然，被判处的罚金只能是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代为缴纳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是“变相株连”，这是因为未成年犯罪人的父母或者法定监护人没有履行好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责任，而这个责任总是要通过具体的行为来体现的，暂且我们把为未成年子女的犯罪代缴罚金看成是所负法律责任的体现。

我们认为，罪责自负的原则在对自由刑的适用上，是应当也能够做到的；但对罚金刑的适用，是无法百分之百地做到的。不仅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绝大多数都是由其父母代缴的，而且许多成年犯罪人的罚金判决，也是由其父母或者亲友代缴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法律和事实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研究如何调整法律，使其适应现实。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单处或者选处罚金，而不再对其判处自由刑，从而避免了未成年犯在监管场所可能受到的“交叉感染”。 基于以上理由，我们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些反对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罚金的观点若成立，只能是又失去了一个对未成年人犯罪既有利、又有益的刑罚种类。

二、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减刑和假释

刑法中的缓刑，是指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暂缓执行原判刑罚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附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学理上亦称为“刑罚之犹豫”。缓刑制度的主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避免因适用短期自由刑而对很多初入狱后所带来的犯罪交叉感染；二是缓刑可以保全犯人之廉耻，促进其悔改。因而缓刑在刑事政策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有学者对它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抗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种的刑罚手段”。针对未成年犯生理心理并未发育成熟，主观恶性不大，可塑性强，易于接受教育改造的身心特点，本着对未成年人犯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基本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理应更注重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因为，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不仅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事政策，更重要的是能够避免由于监禁引起的交叉感染，和因监禁带给未成年犯终身难以弥补的心理创伤而影响其回归社会。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监禁并非改造未成年犯的良策，未成年犯选用缓刑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联合国第八届预防犯罪和犯罪问题大会通过的《北京规则》也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最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是万不得已的处理方法。

根据现行刑法第72条的规定，适用缓刑的条件是：第一，罪犯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第三，犯罪分子不是累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对缓刑制度的适用并没有区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的不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5年5月2日的《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罪犯，犯罪后有悔罪表现，家庭有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落实，认为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应当适用缓刑。”从这个规定中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在缓刑适用的问题上，还是强调了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应区别对待的精神，即对未成年犯在符合法定缓刑条件时，是“应当”而不是“可以”适用缓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未成年犯放宽条件适用缓刑。如被告人王某（15岁）胡某（15岁）张某（15岁）三人抢劫一次。事后，胡某在其父的陪同下，向公安机关自首。审理认为，三被告人虽然进行抢劫，但作案时均不满16周岁，且案发后认罪悔罪，家庭及学校均有帮教能力，故在刑罚时根据三被告人在抢劫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徒刑二年、缓刑四年、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但是，应该看到这一点点对未成年犯在适用缓刑上的宽松条件，不足以发挥对未成年犯所起到的保护、教育及挽救的作用。特别是对于相对负刑事责任的未成年犯来说，所实施的犯罪都是性质十分严重的犯罪，从分则规定的法定刑来看，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可能性极小，这样，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几乎成为不可能，无疑限制了对这一部分未成年犯缓刑的适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犯缓刑制度。

首先，将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的刑度条件放宽。已有学者提出对被判处拘役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犯适用缓刑，笔者认为这样放宽刑度条件，不但体现了对未成年犯的从宽处罚原则，而且有利于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有利于未成年犯的康复。其次，建立专门缓刑监督机构负责缓刑未成年犯的考察工作。现行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但实际情况是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多，不乐于接受缓刑未成年犯，基层组织反而成了监督的主角，对缓刑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外国立法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例如，英国的《罪犯缓刑法》规定，根据法院的判决，被判处缓刑的人必须被置于缓刑监督机构的监督之下，监督机构的责任和目标是执行法院关于缓刑和社会服务的判决，通过监督、考察、服务、咨询等一系列措施，使罪犯服从法律，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犯罪和对社会公众的危害和威胁。最后，增设考察未成年犯家庭管教和周围环境制约条件的内容。由于未成年犯可塑性强，既容易改造也容易重新犯罪。为了保证缓刑未成年犯的改造成功，对未成年犯适用缓刑前，关于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问题应从其犯罪情节、悔罪态度及家庭教育、周围环境制约等帮教条件进行综合考虑。

减刑是指对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由于其在刑罚执行期间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或者立功表现，因而适当减轻其原判刑罚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减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997年10月28日）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减刑，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度放宽。未成年罪犯能认罪服法，遵守监规，积极参加学习、劳动的，即可视为确有悔改表现予以减刑，其减刑的幅度可以适当放宽，间隔的时间可以相应缩短。

假释是指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执行一定刑期之后，因其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而附条件地将其提前释放的制度。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假释，也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3条之中：对犯罪时未成年的罪犯的假释，符合刑法第81条第1款规定的，可以假释。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在刑事责任的认定和刑罚的适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正确地认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准确地适用假释和刑罚，体现了我国法律和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原则。

三、未成年人犯与累犯制度

累犯是指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人，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情况。刑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六条已经对累犯的分类、构成要件、法律后果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在累犯条款具体适用时会产生颇多争议，特别是对于一般累犯，现笔者试对一般累犯适用中存在着较大争议的问题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与立法原意相去甚远，也与刑法所体现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首先从犯罪特点看，未成年人的再次犯罪虽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初犯大，但其终究是因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能力有限。因此将未成年人像成年人一样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这不利于未成年人再犯的改造。其次，从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看，我国刑法中的未成年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等规定，都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而把他们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显然与立法精神相违背。第三，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考察，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由于未成年人辨别是非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制，容易出现反复，因而再次犯罪的未成年犯罪人，未必就属于主观恶性较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未必就一定要适用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不得适用缓刑、假释”原则。

从国外立法情况来看，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作为一向原则，实际上已经为许多国家所采纳。具体而言，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只要是未成年人，均不构成累犯。例如《俄罗斯刑法典》第18条第4款规定：“一个人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以及其前科依照本法典第86条规定的程序被撤消时，在认定累犯时不得计算在内。”其二，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例如埃及刑法规定，不满15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英国刑法规定，不满22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因此，从立法精神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刑法应考虑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

总之，在对未成年人刑罚时，应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结合未成年犯的本人情况，以教育挽救为指导思想，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恰当刑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做到既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又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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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秉志刑法修改研究综述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3]储愧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5月2日

[5]佟立华《未成年人法学》，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