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博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博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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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博弈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

自80年代中期开始，博弈论的广泛应用促使经济学经历了一次巨大变革，而且，目前这场变革还在加速进行。博弈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1951年纳什的文章和1953年夏普里的文章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但博弈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却最为广泛成功。经济学是研究资源如何有效配置以达到或实现既定目标的一门学科。但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看，这种观点将被另一观点所取代：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即研究理性人的行为。博弈论在短短10余年对经济学产生的如此深刻的影响是史无前例的。近年来，博弈论的思想和建模方法已渗透到了几乎所有的经济分析领域。而影响最大的便是微观经济学，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

80年代以后博弈论迅速地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它建立起了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健全、逻辑合理和更加贴近现实的经济学分析体系。博弈论不但强化了经济分析的深度，而且拓宽了经济分析的广度，从而不但使经济分析以更加符合现实的方式揭示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也使信息经济学得以迅速发展。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成为经济学家的必备分析工具之一，多位博弈论专家也因对博弈论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博弈论获得了经济学的中心地位，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熠熠生辉，引人注目。

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如寡占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并形成了经济学新的分支――信息经济学。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博弈论做出开拓性的三位博弈论专家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相隔十年，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度授予在博弈论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两位专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和罗伯特・奥曼(Robert J.Aumann)。博弈论广泛而深刻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为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开拓了新视野，博弈论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取得了主流经济学的中心地位。

博弈论之所以被经济学家普遍使用，是与传统经济学的缺陷和经济学自身发展的要求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在谈到人(或其他经济主体)的决策时，往往是假定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个人的效用也只决定于自己的选择，其他所有人的行为都归结在价格这个参数中；市场是充分竞争的，垄断和寡头是特殊情况；信息是充分和对称的。然而现实中这些条件都是很难成立的。第一，充分竞争的市场是很少有的(例如，国内具有一定规模的钢铁生产厂家屈指可数，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彩电生产厂家也为数不多)，由于存在产品差异、地域差异和信息差异，任何一个厂商总是处于某种垄断地位(正是这样他们才有利可图)，所以与充分竞争相比，垄断和寡头倒很常见；第二，每一主体在做出自己的选择时不仅要受到其他主体的影响，而且自己的选择也往往影响到其他主体的选择(考虑一下1998年长虹大规模吸纳彩管的情形)；第三，在市场竞争中信息几乎总是不充分、非对称的，获取信息经常是有成本的，有时成本还是相当大的。如果不考虑以上这几方面因素，经济学所讨论的决策其实仅仅是规划问题，是在没有竞争对手时的决策，所解决的也只是资源分配问题。现实世界中决策者要在面对有智能和充分理性的对手与之激烈竞争时做出选择。在竞争对手日益明显、竞争越来越直接的情况下，博弈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工具。另外，经济学现在已经越来越重视对经济个体的研究，而在各个经济个体之间，博弈是无时无处不在的。

博弈能够融入主流经济学，为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博弈论分析范式与新古典经济学不谋而合；二是博弈论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

1.分析范式的趋同。即强调个人理性，也就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利益主体各自追求效用最大化，最终达到一种稳定状态，实现均衡。可以说博弈论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关键链接就是理性人的假设。任何一门学科都有一套有别于其他学科的独特体系，而经济学不同于物理、化学等学科就在有它的理性人假设。对此，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举过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如果我把一张百元钞票放到游行人的街道上，没有风吹，也没有警察，我敢打赌，这张钞票会不翼而飞，在人类发明的所有科学中，只有经济学可以推断，可以解释。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大厦便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人类在其经济选择行为中是绝对理性的。这个假设意味着，每个人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局限条件约束下争取最大化报酬。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市场既定价格，在收入约束下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厂商根据外生的价格水平选择利润最大化产量。各经济行为主体的趋利行为通过竞争，最终达到稳定状态，实现均衡，这包括从单个市场的局部均衡到所有市场的一般均衡。而博弈论研究范式是给出个人的支付函数及战略空间，然后看当事人都选择其最优战略以最大化个人支付函数时将发生什么，这与经济学效用最大化的方式完全吻合。博弈论从行为分析入手，坚持并突出了个人理性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作用。不论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因的“最小最大解”，还是后来的“纳什均衡”及其精炼，都是以个人理性为基础的，并对理性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揭示了理性人行为背后心理作用的过程，加深了对个人理性的信念。博弈论通过研究拥有不同利益的主体在发生冲突时是如何进行理性决策的，并研究利益冲突的主体如何通过理性决策最终达到均衡，从纳什均衡到精炼纳什均衡再到贝叶斯纳什均衡和精炼贝叶斯均衡，博弈均衡概念的创立、精炼和完善及模型界的存在、性质与应用的研究是现代博弈论的主要内容。正是由于分析范式的趋同，经济学家很容易用博弈论工具对经济问题进行研究，使博弈论在经济学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

2.符合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化趋势。对于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一话题，历来争论不休，本文作者也不想就此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将数学、物理学等精密科学的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他们把现有制度视为外在，只研究可以纯粹用目的和手段来刻画和判断的人类理，强调将复杂社会现象简约成某种可以向物理学那样可以准确把握的东西进行研究，试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科学。因此，经济学的分析和论证尽量仿效精密科学尤其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做法，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无法回避的规范分析之外，主要是实证分析，大量采用了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其创立之初就是为了是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更加精密、科学，《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本身就是用深奥的数学理论写成的，对博弈论发展起过奠基作用的论文最初都是发表在数学杂志上。运用博弈论分析工具对存在利益冲突的理性人的选择行为进行定量分析，可以使经济学向科学化目标迈出一大步。

自从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学以后，经济学改变了传统经济分析地那种以个人孤立决策，其他经济活动者的行为影响则被典型地简化为价格信号为基础的分析方法，而侧重于经济活动中多个利益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分析，从而使经济分析更能反应经济系统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3]彭建刚.博弈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动态,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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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的皮特・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世代交叠模型的创立者,196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数学学士学位;1963年,年仅23岁的戴蒙德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开始其教学生涯。

岱尔・冒腾森(Dale Thomas Mortensen)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博士,1965年开始在西北大学任教。其研究领域集中在劳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在摩擦性失业的搜寻与匹配理论方面做出开创性研究工作,并将此工作扩展到研究劳动力岗位转换和重新配置、研究与开发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方面。

克里斯多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出生于塞浦路斯,拥有塞浦路斯和英国国籍,毕业于Essex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他的主要研究贡献为失业中的微观经济搜寻与匹配理论、匹配功能与结构性增长,现为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他最具影响力的论文“失业理论中工作岗位的创造与毁灭”(与冒腾森合作),1994年发表于《经济研究评论》 (RES),这篇论文是在两位合作者自己过去20年中个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他的著作《均衡失业理论》是有关失业的微观经济学文献中的一本标准参考书。在他与冒腾森进行合作研究并产生了对内生性工作岗位创造与毁灭的分析之后,对此书进行了修订。

一、搜寻理论及其应用涵义

戴蒙德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许多市场上,卖家和买家并不总是直接接触,由于相互搜寻的过程需要时间和资源,就造成了市场上的矛盾:工作岗位空缺和失业人群总是同时存在。戴蒙德等学者所开发的搜寻理论正是对市场上存在的这种矛盾做出的合理解释。

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的搜寻是有成本的。经济学家阿罗认为,信息是指根据条件概率原则有效地改变概率的任何观察结果。广义地讲,任何事件或事物都包含或传递信息。搜寻,就是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的选择对象的活动。

搜寻理论把搜寻分为固定样本搜寻和连续搜寻。假定消费者知道市场上价格的分布,但不知道每一个销售者的报价。消费者可预先选定几个销售者,寻找其中的最低报价,这种搜寻叫做“固定样本搜寻”。消费者也可连续不断地搜寻,直到找到可以接受的价格,这样的搜寻称之为“连续搜寻”。

搜寻成本则是指搜寻活动本身所要花费的代价,这种代价有时指搜寻活动所需要的开销,有时也可以指等待下一次机会所付出的代价。

既然存在搜寻成本,那么,对搜寻者而言,他所面临的选择就是:“搜寻”或“停止搜寻”。如果搜寻者决定“停止搜寻”,就意味着他在已有的机会集合中选择一项行动,搜寻过程结束;如果搜寻者决定“搜寻”,就意味着他将继续搜寻新的选择对象。

必须指出,随着搜寻次数的增加,得自搜寻的边际收益总是下降的。当搜寻活动使搜寻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搜寻活动才会停止。这里,搜寻额外价格的预期边际收益是指追加一次搜寻所带来预期最低价格的减少量乘以购买量。搜寻额外价格的边际成本由时间、交通费用、信息费用构成。

有人曾分析过,为什么离退休老人往往可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其主要原因在于离退休老人的时间等机会成本通常小于在职人员,其搜寻的边际成本较低,这样,离退休老人进行搜寻的比较优势就大于后者。

假如离退休老人进入市场第一次搜寻时发现价格相差愈大,他采取第二次搜寻的可能性也就愈大。这意味着,从一个给定的搜寻次数中得到的边际收益越大,价格的差距也就越大。

戴蒙德等三位学者还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一个国家的失业保险福利越是宽松慷慨,就会导致失业率越高,寻找工作的周期越长。

戴蒙德的贡献主要是分析了“搜寻市场”的基础,而戴尔和克里斯多弗则延伸了这一理论,使其不仅运用在劳动力市场中。比如在房地产市场,搜寻理论也同样适用,在售的空置房屋与合适买家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相互“搜寻”。

二、搜寻理论的方法与特点

经典的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是在信息完备而无摩擦的市场环境下运行的。然而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是信息不完备并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完备和摩擦, 是指劳动力供求双方发生的信息搜集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交易延迟或耽误。

因此在信息不完备、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市场理论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是寻找满足劳动力供求双方个体理性和利益相容的交易模式。自20世纪六七十年展起来的搜寻理论,为加深对信息不完备、有摩擦的劳动力市场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

早期的劳动力搜寻理论主要研究在工作岗位供给分布已知的假定下,劳动力供给方――劳动者对工作岗位的搜寻行为,如搜寻密度、在职搜寻等等,它忽视了劳动力需求方――企业的雇佣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针对这一缺陷,均衡搜寻理论把作为劳动力需求方的企业行为内生化,为分析企业行为对劳动者的工作岗位搜寻行为的影响,进而为深入审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有的均衡搜寻理论文献因其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匹配方法”(matching approach),此类方法的目标是在一个理性的、面向未来考虑问题的个体的范式中解释劳动者流动(worker flows)、工作岗位流动(job flows)和失业水平。

其基本蕴涵是,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匹配过程中存在双边摩擦,双方为克服市场摩擦而进行投资。因此工作岗位创造又取决于失业劳动者和可获得的空缺工作岗位数量,以及劳动者搜寻密度和企业雇佣密度,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可以用匹配函数表达。此类方法的主要侧重点是研究决定均衡失业水平的各种效应,该效应是由市场摩擦促使劳动力供求双方为完成匹配而付出搜寻、雇佣、培训和其他与匹配相关成本的投资而产生的。

第二类是“工资公告方法”(wage posting approach),此类方法主要论证的是存在摩擦的市场环境中,工资公告方法可以实现社会最优的匹配,也会在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产生工资分散(wage dispersion)的现象。

此类方法假定工资水平是在一个非合作博弈的环境下由企业设定的,劳动者直接搜寻特定工资水平的企业。在此,市场摩擦是指劳动者为了搜集关于工资出价的信息而花费的时间。此类方法为解释与劳动者可观测的技能水平无关的工资差别现象提供了依据。

三、搜寻理论启示及中国应用

搜寻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上关于工资等信息是不完全的,失业者搜寻和获得工作必须付出成本。失业者会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各种信息,大致估计搜寻工作的成本和收益,以决定出去工作的心理底价或可接受的最低工资水平,即保留工资水平。此外,劳动者的效用是工资收入和享受闲暇的函数。

搜寻工作行为可以带来未来工资收入,增进劳动者的效用水平,但这实际上也是放弃了闲暇机会,劳动者的效用水平受到部分损害。任何一个理性的劳动者都会以满足效用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适当的工作搜寻努力程度。

因此,保留工资水平和工作搜寻努力程度是直接决定人们劳动供给行为的两个关键因素:保留工资水平越低,搜寻工作越努力,失业者结束失业状态的概率较大;反之,失业者就业机会较小。失业保险正是通过改变它们,进而影响人们的失业时间和就业状态。

以上方法及其理论分析为失业中的工作岗位搜寻及其摩擦的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础,对于这些方法和理论的应用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建立、服务拓展与分析改进。

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方面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初始阶段,服务水平落后,形式单一,传播范围有限,信息共享程度低;相对而言,高级人才市场较为发达,运行效率较高。

尤其是职业经理人市场或猎头市场较为发达和成功,因为提供此类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私人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而普通劳动力市场则主要由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和街道办事处等提供。虽然有些私人企业也提供此类服务,但由于利润不高,进入门槛低,所以有许多根本不具备基本经营资质条件的小企业也乘虚而入,服务水平和效率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虚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基本无法形成有效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都是经过传统的乡村纽带(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学)等人际沟通和简单的信息传播与信任载体而实现的。相互之间的介绍和带入当然能够避免盲目迁移和搜寻所产生的风险和成本,然而也会产生其他风险和成本(比如被熟人欺骗,工资甚至人身自由都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然而无论多么先进的搜寻理论都需要一定的应用条件和社会环境基础,对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来说,只有当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服务体系得以建立和发展,才有可能激励他们参与信息与资源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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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经济学/内涵争论/主流学派/非主流学派/反思

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法经济学为研究法律制度和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和工具，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业已成为20世纪后半期以来法学界和经济学界最重大的学术成果。但是，由于学科立场与研究视角的不同，法经济学的研究者们并没有就这一学科的内涵、范围和研究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说，法经济学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争论、怀疑与批判，在其向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和观点。正如麦克罗和曼德姆在《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所指出的：“法经济学的研究并非是一个一致性的运动，而是不同学术传统并存的研究过程，其中有些研究具有互补性，有些研究则是竞争性的，或者说，是具有冲突对立性质的。”[1]这其中，关于法经济学内涵或学科性质的争论，是自始就存在并直接导致了法经济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的对立。

一、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由来

一般认为，法经济学是在20世纪法学研究方法变革运动中发展起来的。19世纪的法律研究充斥着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主张法学研究的过程，要如同化学分析的方法一样。通过它，人们可以发现那些并不直接包含在法律渊源中的原则。”[2]学者们将包括经济理论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和材料都因为没有法的意义而被赶出法学研究之外”。[3]他们“使法学纯粹化，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法律现象及其意义上。”在普通法系国家，遵循先例原则使法官的判决成为法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表现形式。19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C·兰代尔将法律视为隐藏在法律案例后面的原则或教义，法学研究或法学推理的目的就是从法官的判决和对司法的解释中发现法理。在兰代尔那里，法学研究的唯一素材和法律发展的唯一动力就是案例判决，其他的文献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直接引发了英美法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运动。从此，在普通法国家，法学研究或法律活动仅仅成了法官根据三段论从判例中推导出所谓法理或教义来。

对人类的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表明，法学和经济学都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从古代“诸学一体”的状态中分化出来，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学科的。因此可以说，法学和经济学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们的分离本身标志着两个学科的发展和繁荣。然而随着发展的深入以及研究者的推波助澜，最终导致两个学科从分离走向分立，使得他们的发展进入瓶颈期，难以取得突破。法学的缺陷是抽象的强调正义而忽视效率，经济学的问题是过分追求效率而牺牲了公平。正如哈耶克所说：“学科专门化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没有哪个能比其在两门最古老的学科即在法学和经济学中所造成的影响那样明显。”现实的困境要求法学和经济学在各自发展的基础上重新走向融合，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法经济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才应运而生。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法学界开始全面批判兰代尔的教条主义法律思想，并进而引发了法律现实主义运动。学者们意识到法学研究不可能是“法律自治”，而应该运用多学科的综合力量，在法学研究中向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社会学科借鉴的尝试不断出现。同时，随着凯恩斯主义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失败，美国的经济学家们也开始寻求经济问题的新的解决办法。1960年，罗纳德·科斯教授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标志着法经济学的问世。其后，许多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都加入进来，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然而，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我们惊奇的发现，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法经济学的内涵或学科性质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以科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认为，法经济学是包含了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的，他强调既应该关注运用经济学原理研究法律制度，也应该重视运用法学原理分析经济问题，甚至更重要的是后者。而以波斯纳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却认为，法经济学的内涵就是法律的经济分析，偏重强调经济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这就直接导致法经济学分化为两个派别——主流学派和非主流学派。而这一争议也直接导致了法经济学发展方向的差异，并可能最终决定法经济学的发展前景。那么，两大流派对法经济学的内涵的理解是如何认识的呢？

二、主流法经济学派——法律的经济分析

所谓主流法经济学派是指以波斯纳为代表的主流法经济学家，他们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界定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这一学派的代表任务还有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曼德姆等。

法经济学自产生发展至今天，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贡献是巨大的，1973年波斯纳出版《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运用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法律制度，创立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一举奠定了其在法经济学领域中的领军地位。[4]波斯纳认为，法经济学是“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5]具体地说，法经济学是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而目主要是运用价格理论(或称微观经济学)，以及运用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他有关实证和规范方法考察、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及未来发展的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仅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而不是改变法律制度”。同时，波斯纳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内涵”，“正统的法经济学从来没有，或者说几乎没有野心去改变经济学”。[6]

从法经济学发展的历程来看，波斯纳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前面述及的主流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麦考罗和曼德姆的观点都和波斯纳相似，他们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另一位学者乔治·麻森大学的查尔斯·罗利教授则将法经济学定义为“运用经济理论和数量经济学的方法检验法律和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过程和影响”的学科。[7]

因此可以看出，在主流学派看来，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法经济学的唯一内涵，法律的经济分析范式是法经济学的唯一研究范式，法律的经济分析就是法经济学的全部。

三、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经济、社会、哲学的比较分析

在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地位不够突出，贡献似乎也没有主流学派那么大，但是这个学派的观点是不能忽视的。其实，法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对法经济学内涵的理解就和波斯纳存在巨大差异。1997年，针对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片面理解，科斯曾经强调指出：“我所关心的是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不同法律系统对特定的经济系统的影响有何不同？当采用这种而不是其它法律规则时，对经济系统又有何不同影响？这才是我对法经济学感兴趣的原因。”而法律的经济分析“这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某种程度上，已不再那么令人激动了。”[8]同时，科斯指出，尽管经济的法律分析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法律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也未得到很好的研究。”法律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未得到很好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态势下，法学和经济学的互相依托的关系不存在了，法学成为了纯粹的受益者，纯粹的恳求者，在从经济学中获得了有益的营养后，却未能给与经济学任何的回报，这种不对称显然是不合理和不应该的。这也根本违反了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完整性，使得它成为了一个残缺的理论体系。

此外，非主流法经济学派的其他学者更进一步的认为，法经济学甚至不单是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和“经济的法律分析”两个部分，这一理论应该有更大的价值空间。作为非主流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麦乐怡在其《法与经济学》一书中就指出，“法经济学”与“法律的经济分析”是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的学科，应该加以鉴别。他认为，法经济学的研究，带有比较性质，注重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法律哲学的相互关系，具有意识形态倾向。相对于法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倾向和比较方法，法律的经济分析则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用经济学的术语来作为分析特定社会所实行的法律的理论工具，通过对法律规则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及经济效率的分析，使我们可以就法律实施的结果得出结论并对特定的法律安排的社会价值作出评判。法律的经济分析仅仅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界定特定社会制度下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而法经济学的首要目的，则是发现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怎样影响特定的价值观以及原则。这种方法会导致比用有限度的经济方法分析法律，更见析理和人性。另一位美国法学大师德沃金则认为，法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分配和社会公正的科学。

由此可知，非主流法经济学派把“法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为“经济、社会和哲学的比较分析”，偏重强调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的比较研究和综合判断。这显然提供了一个与主流学派区别很大的新的研究方向，也无疑扩大了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对于更加充分的发挥这种新理论体系的功能是有决定意义的。

四、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原因

法经济学作为由美国学者开创的一个新理论，正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不但在美国学界很是流行，其影响早已远渡重洋，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也已经被广泛接受和开花结果。但是，任何理论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完美的，事实恰恰相反，它们总是伴随着争议和怀疑，这是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在承认和尊重这种争议的同时，需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明确造成这种争议的原因。法经济学的内涵争议，其产生的原因大体如下：

（一）两个学派学者的学科背景的差异

上已述及，法经济学这门学科是原生于美国的，四十多年来有多位学者为这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对这些学者尤其是代表性学者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流学派的代表一般都是法学家，以法学为自己的学科背景；非主流学派的代表则大都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哲学家，以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作为自己的学科背景。例如主流学派的代表波斯纳，他于195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医学学士学位，然后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62年取得取得法律博士学位，毕业后曾担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手，1969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1981年被里根总统任命为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至今。从其履历可以看出，波斯纳的学术成果是与其一贯的法学教育和实践背景分不开的，可以说他是一个成功的法学理论和实践家。此外尼古拉斯·麦考罗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法学教授，罗伯特·考特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法学教授等。非主流学派的代表罗纳德·科斯则是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于1951年在伦敦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其一生主要致力于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学术背景带有典型的经济学烙印。非主流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罗宾·保罗·麦乐怡虽然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印第安那大学和塞洛库斯大学法学院担任法学教授，也接受过专门法律教育，但是他的第一学位却恰恰是经济学；而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从事法学学习和研究前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

不同的身份背景或者学科背景造成了他们对法经济学内涵的不同理解和定义。这个理由看似表面甚至片面，然而这很可能是造成学派差异的最直接原因，是符合规律和不能简单否定的。

（二）理论基础的差异

学科背景的差异决定于理论基础的差异，人是有思维定式的，尤其在当代的教育模式下，不同的学科教育经历决定了不同的理论归依，而这个理论归依正是开展研究的基点。考察波斯纳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法学家，对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在长期的法学教学和法官实践中，他一直坚持把法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主张把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和研究法律的工具和手段，对经济学的问题则并不关心。非主流学派的学者们则认为，法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互动的，法经济学应该定位于“经济、社会、哲学等的比较分析”，强调经济学、法学和哲学的综合运用。[9]由此可见，两个学派的理论根基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三）关注视角的差异

站在不同的理论阵营里的学者们，虽然都以法经济学作为开展研究的工具，但是他们关注的视角是有区别的。主流法经济学派关注的是如何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法律现象、探寻法律制定和运行的经济学根源，发现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经济学规律，最终的目的是不断提高法律的效率。而非主流学派关注的则是如何发现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内在联系。他们主张挣脱“法律的经济分析”这种狭窄的分析框架，既强调用经济学的理论去分析法律，也注重用法学的理论去分析经济，并且要参考社会学、哲学的理论成果。他们将更多意识形态的内容纳入到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中，力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思考法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其关注的视角无疑是更为广阔的。

五、法经济学内涵争论的反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流的“法经济学”是从法学与经济学互动的视角研究社会的重要学科，同时也是一种综合考察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方法论。它将法律制度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加以理论诠释，主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等)来研究法律制度形成、结构、过程、效果、效率、发展趋势，其讨论问题的出发点是基于法律问题和法学研究的现实需要，方法及手段是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学，分析解决问题的最终归宿和落脚点是法律和法学。即：法学——经济学——法学。[10]而且我们认为，首先应分析法律制度变迁对经济运行的影响，确定法律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肯定法律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在此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原理分析法律制度的形成、结构和成本收益等。

但从根本上讲，法经济学理论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创造性过程。也许是科际整合的秉性使然，法经济学不但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中搜求一切有用的养分，深入展开对法律的部门法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且以一种更高的解决问题的姿态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于哲学结合起来，探究法律权利、法律价值、制度效率、司法正义等最基本的法理问题。因此，非主流的“法经济学”涵盖了一切对社会中法律和经济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要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而且要对经济进行法律分析；不仅要分析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而目要注重分析经济系统的运作对法律的影响。

作为新兴的理论学科，法经济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正如科斯在1988年所指出的：“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11]

注释:

[1] （美）尼古拉斯·麦考罗、斯蒂文·曼德姆著，吴晓露译：《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法律出版社，2005，中文版序言第19页。

[2]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3] (美)约翰·亨利·梅利曼：《大陆法系》，顾配东、禄正平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4]魏建：《法经济学：效率对正义的替代及其批评》，《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73页。

[5]转引自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6]理查德·A·波斯纳，1997：《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转引自秦海：《法与经济学的起源与方法论》，《比较》，2003年第5期。

[8] (美)道格拉斯·贝克尔：《法经济学的展望与未来》，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年第4期。

[9]杜莉、高振勇：《法经济学释义及其辨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5月第46卷第3期，第60页。

篇4

【关键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

从2000年开始，政府与学术界一直在谈论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其间除了金融危机时期产能过剩问题表现得较为明显外，其余时间表现得并不明显。但201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骤然爆发出来，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难逐渐增多，钢材价格急剧下跌，兰格钢材价格指数从2011年5月份的194点跌至2013年7月份的139点。2012年全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6%，不仅远低于金融危机前1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2010年7.6%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了我国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骤然爆发的原因，针对江苏省内部分钢铁企业进行走访座谈①，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一、长期以来无序扩张的钢铁产能遭遇需求大幅萎缩，产能过剩问题凸现

（一）国内钢铁行业产能持续扩大，绝大部分钢材品种供过于求

2000年以来，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旺盛的钢材需求。在需求带动下，钢铁企业快速扩张产能，盲目扩张，钢铁产能连年增长。受到需求的强力支撑，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表现得并不明显。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钢铁下游行业机械、家电船舶等行业需求快速下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开始暴露。WIND数据显示，2008年、2009年钢铁行业分别产能过剩2.1、2.4亿吨。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国家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并出台了一系列导向型较强的产业振兴规划，钢铁行业无序扩张现象更为明显，目前产能已经远远超过实际需求。WIND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粗钢产能高达10亿吨，比2000年增加了9亿吨，而2012年粗钢表观消费量仅6.6亿吨，行业产能超过实际需求3.4亿吨。而根据工信部的预测，2015年前我国钢铁消费总量在7.1亿吨—8.1亿吨，即使不考虑新增产能，钢铁行业也已进入产能明显过剩时期。

在对江苏省内15家钢铁企业实地调研中了解到，目前绝大部分钢材品种供过于求，近年来产能扩张较快的板材过剩尤其明显。钢铁企业反映，2005年国家颁布钢铁产业政策后，国内钢铁企业进入“板管比”②误区，新上项目中90%以上为板材项目，加剧了目前板材产品的产能过剩。企业同时反映，受益于汽车工业和机械行业发展，我国中高端特种钢材仍有较大供需缺口，每年要从国外进口300万吨以上高端特种钢材。

（二）产能过剩遭遇需求萎缩，深化了行业供需矛盾

在钢铁产能总体过剩的背景下，当前投资与出口增速放缓，钢铁行业下游需求持续萎缩，深化了行业供需矛盾。一方面，2011年以来，国家主动调控经济增长方式，放慢基础设施投资进度，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导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增速总体上延续了2011年以来的不断下滑态势，对钢铁行业形成较大冲击。WIND数据显示，2013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房地产投资增速分别为20.1%、20.5%，分别低于2010年水平4.4、12.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由于欧美经济不景气，国际市场需求低迷，钢材及其下游产品出口量均不同程度下滑。海关数据显示，2013年1-7月，钢材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3.7%，增幅比2010年下降137.4个百分点；船舶出口量自2011年开始持续低迷，今年1-7月，船舶出口数量同比增长24.4%，远低于2003-2010年期间91.4%的平均增速。1-7月，车床、轴承、电动机及发电机出口数量分别同比增长-18.6%、1.7%、-1.3%，比2006-2010年平均水平分别下降20.66、13.36、7.9个百分点。

二、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存在深层次经济原因，未来几年行业前景不容乐观

尽管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加深，但由于钢铁行业退出门槛高，各方利益主体角逐下产能压缩难度较大，加之市场需求未来几年内难以明显好转，使得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短期内难以消除，将对该行业的发展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一）退出门槛高、行政干预多和政策博弈中的扩产冲动，是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的深层次原因

1.钢铁行业具有退出门槛高、产能压缩难的特点

一是钢铁企业资产专用性较高，退出难度大。据了解，钢铁企业通常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巨大，大量资产沉淀在机器设备、厂房及土地上，资产很难向其他行业转移，关停或转产所带来的财物损失很大，钢企自主退出的积极性一般不高。

二是钢企自主压缩产能存在较大障碍。一方面，钢铁行业存在巨大规模效应，压缩产能会降低规模效应；另一方面，钢铁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相当比例的固定资产处于抵押状态，涉及利益主体较多，处置资产的自由度较低，也使钢企压缩产能存在较大障碍。

2.地方政府过多地行政干预钢铁企业生产经营

调研企业反映，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地方政府过多介入钢铁行业投资。由于钢铁业涉及面广、产业关联度高、消费拉动大，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税收以及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推动钢铁行业投资和再投资的积极性较高，甚至无视自然条件、环境约束和行业产能，千方百计争取钢铁项目，并为钢铁企业发展提供土地、财税、资金等优惠条件，帮助钢铁企业扩大产能。

地方政府重视钢铁业投资的同时，却忽视了产业引导和国际市场培育，导致各地重复建设项目较多。国内钢铁需求的增长也使得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拓展国际市场的动力不足，国际市场迟迟没有启动，国内过剩产能不断积聚。WIND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钢材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仅约2.9%。

企业同时反映，当钢铁行业市场环境变化、企业经营难度加大时，行政权力会介入钢铁企业生产经营，阻碍市场化淘汰机制发挥作用。特别是一些税收和就业贡献度较高的钢铁企业，通常能得到行政权力的庇护，某种程度上造成了钢铁行业数量持续增加、产业集中度难以提高、行业长期无序竞争的市场格局。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我国规模以上钢铁企业数量为10905家，比2000年初增加了8080家。

3.产能扩张成为钢企与调控政策博弈的一种惯用手段

为减缓2008年金融危机时钢铁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局面，各级政府相继提出钢铁行业落后产能淘汰标准③，并下达了按期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但为防止被淘汰，相当比例的中小钢企不但不压缩产能，反而加快扩产步伐，与国家淘汰标准竞赛，导致产能“越淘汰，越过剩”的局面。WIND数据显示，2009-2012四年中，国内粗钢产能分别以每年4000万吨、6000万吨、9600万吨、14500万吨的速度膨胀。

（二）钢材需求将呈下降趋势，钢铁行业未来前景不容乐观

我们利用历史数据测算了我国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与钢材表观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前两个变量均为钢材表观消费量的格兰杰原因。GDP同比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钢材表观消费量④同比减少5.31%，约相当于4500万吨钢材消费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每下降1个百分点，钢材表观消费量减少0.73%，约相当于600万吨钢材消费量。

表1 预计2013-2015年钢材表观消费量呈下降趋势

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GDP同比增速的预测值来源于WIND咨询的权威机构预测平均值。

由于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心较大，已将“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目标主动下调，预计未来几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渐放缓的可能性较大，同时由于欧美经济恢复速度依然缓慢，将对我国出口产生较为长期的负面影响，预计国内经济增长减速的可能性也较大。根据权威机构预测的结果，2012-2015年期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从2012年的20.86%逐步下降至18.4%，GDP同比增速将在7.5%左右徘徊。据此测算，我国钢材表观消费量将比2011年减少1300-1500万吨⑤。

在调研中，大部分钢企反映，由于钢材所需摊销的固定成本较高，从财务角度考虑，短期内钢铁企业产量可能不会明显减少⑥，钢材价格仍有继续下跌空间。在产能过剩与需求萎缩的双重挤压下，如果国家不出台更大规模的刺激政策，钢铁行业将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寒冬”，钢铁行业生产经营状况可能继续恶化。

三、促进钢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标本兼治

为了使钢铁行业摆脱目前面临的困境，要采取标本兼治的政策思路。既要立足当前，为企业减负增效，促进钢铁企业消化库存，提升企业竞争力，又要着眼长远，有序压缩国内过剩产能，并从根本上扫除产能过剩的深层次障碍，以促进钢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适当降低企业税负，促进企业降本增效

加快增值税转型，规范政府税费行为，减少不合理收费和乱摊派现象，减轻钢铁企业税负，同时对钢铁企业节能减排、技改、副产品综合利用给予必要的税收减免优惠。企业要进一步提高自动化水平，节约劳动用工成本。

（二）大力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国内重点项目建设

企业要在稳定欧美市场份额的基础上，大力拓展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政府要调动各方资源，支持企业破解国际贸易壁垒，维护出口企业权益，为钢材出口提供优惠政策。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要推进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并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同时适当加快在建项目的实施进度，帮助钢铁企业消化库存。

（三）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提升钢企竞争力

钢企应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实施差异化的市场策略，以产品、质量和技术战略替代价格战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议价能力。信贷政策、财税政策和产业政策应密切配合，对具有发展前景、符合环保要求、需求仍存在缺口的钢铁技改项目予以必要的扶植。

（四）严格执行产能淘汰政策，严控新增产能

加大落后产能淘汰的执法力度。国家要严格执行产能淘汰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能耗高、污染重、技术落后的设备与工艺的淘汰力度，对落后产能不提供任何形式的信贷支持，同时鼓励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提升钢铁行业产业集中度。严格控制新产能准入。国家要严格控制不符合行业发展规划的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在设备规模、工艺水平、节能环保、生产安全等方面设立并逐步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坚决制止以淘汰落后产能等名义擅自建设钢铁项目。

（五）进一步完善钢铁行业退出机制

尽快制定淘汰落后产能的鼓励性政策，鼓励落后产能在原有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向其他行业或相关行业转移。实施递减性补贴政策，落后产能淘汰越早，补贴越高，淘汰越晚，补贴越低。支持被淘汰的钢铁企业转型为深加工企业，政府在立项、土地审批、信贷政策、税收减免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政策。免除钢铁企业退出的后顾之忧。有关部门要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完善制度设计，在土地、资金、税收等方面给予退出钢企特殊的优惠政策，建立健全职工再就业培训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六）转变政府职能，完善产能淘汰政策

出台配套政策，消除地方政府淘汰产能的顾虑。产能淘汰较为集中的地区，上一级财政可考虑安排专项配套资金，或者在财政转移支付上予以倾斜，缓冲政府的财政压力。转变政府职能，避免行政权力过多介入非公共投资领域。正确界定政府的权力边界，减少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干预，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从更长远的角度，要尽快完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促使政府职能向公共服务转变，从根本上避免地方政府干预非公共投资领域，为钢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注释：

①7月下旬到8月上旬，我们对钢铁大省江苏省内的南通、苏州、南京、常州、淮安等地共15家钢铁企业进行走访或座谈，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

②按照轧制产品的断面形状特征和用途，通常热轧钢材可以分为板材、管材和型材等数类。在热轧钢材总量中板材和管材产量所占的百分比称为板管比，该比例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国钢铁工业发展水平。

③2009年，国家发改委在《钢铁行业调整与振兴规划》时提出，将按期淘汰3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产能和20吨及以下转炉、电炉产能，江苏省也相应制定出落后产能淘汰标准。

④表观消费量=净进口量+生产量，大体可以代表钢材的消费量。

⑤按照GDP测算，与2012年相比，2013-2015年钢材表观消费量约为4500*（7.8-7.5）=1350万吨；按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测算，与2012年相比，2012-2015年钢材表观消费量减少量极大值约为600*（20.86-18.4）=1476万吨。

⑥按照微观经济学理论，只要钢材价格仍高于变动成本，钢铁企业就能收动成本以及部分固定成本，钢铁企业短期内就不会减产，因此在钢材价格低于变动成本线之前，钢铁企业会继续释放产能。

参考文献：

[1]杨海霞.钢铁行业迫切需要转方式调结构[J].中国投资，2012，（01）.

[2]中国钢铁工业协会.2011年我国钢铁行业经济运行特点及2012年预测分析[J].冶金管理，2012，（01）.

[3]徐志伟，温孝卿.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存量资产优化障碍及问题的解决路径——一个基于产权视角的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