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民族传统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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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楚汉传统服饰 美学 文化蕴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旷古悠久,服饰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象征,在长期的历史沉淀中,形成了独特的体系。楚汉时期的服饰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璀璨而耀眼,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服饰文化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个时期出现的深衣更是确立为承上启下的服饰,在深衣出现之前,中国的服饰一直是“上衣下裳”样式,而深衣作为“上下连属”样式一直沿用至近代,可以说楚汉服饰奠定了中国一千多年的服饰造型观和服饰审美观,这些观点为中国服饰文化作出了不可磨没的贡献。
一、楚汉文化及传统服饰
楚汉文化指的是两汉时期的湘楚文化,两汉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里早已成为最为坚固的基础,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使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它是在百族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还包括齐鲁文化,关中文化,中原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两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对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里,“无为而治”、“独尊儒术”、“龙凤文化”为其主要思想,其中“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中央集权由此产生,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服饰艺术。
楚文化起源于长江流域,最早建于荆山一带,文化遗迹集中在湖南、湖北,楚庄王时期不断扩张疆土,在这期间楚文化不断吸收、消化来自长江下游、东南淮水流域和华夏,巴蜀文化圈的一些艺术因素,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马王堆出土文物中就有各种丝织物,有绢、罗、纱、锦等,数量大,品种多,保存好,工艺高超,尤以绒圈锦最为珍贵,其中更有举世闻名的素纱禅衣,衣长1.28米,重量仅有49克,织造技术非常之高,代表汉代纺织的最高水平。
楚汉时期服饰有两种造型,上下连属和上衣下裙,上下连属的服饰为袍服,楚汉时期服饰以袍为贵,袍服一直被当作礼服,袍服的主要款式是深衣,以宽袖为主,袖口有明显的收口,领、袖缘花边,领子以袒领为主,大多裁成鸡心式,穿时露出内衣。深衣是官吏的普通装束,文武职别都可穿着。分为曲裾和直裾两种,曲裾深衣缠绕型的,主要为了遮挡无裆裤,当服饰逐渐完善后,便产生了直裾造型的深衣。除袍服外,还有b榆、襦、裙,上襦下裙是楚汉时期女子服饰的主要造型,上襦极短,直到腰间,下裙极长,垂至地面,这种裙形在之后一千多年里都为女性所穿着,除了长短胖瘦稍有不同外,基本形制始终如一,楚汉妇女的礼服主要有庙服,蚕服。楚汉时期重祭祀,男子祭祀时穿着冠服,主要有冕冠服、长冠服、委貌冠服、皮弁冠服,而等级地位的区分主要是体现在官式上,这个时期官式丰富,名目繁多,主要有冕冠、长冠、通天冠、进贤冠、却非冠、法冠、武冠等,冕冠与长冠为祭祀时所戴的冠,通天冠为皇帝专用,进贤冠为文吏,儒士所戴的礼冠,却非冠专用于宫殿门吏及仆射等人所戴。楚汉时期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富贵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粗布做的短衣。
二、楚汉服饰的民族文化蕴涵
(一)楚汉服饰中体现的传统美学思想
楚汉文化不仅文学方面受“楚辞”影响,而且在服饰造型方面也偏向“楚衣”和“楚冠”,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服装给我们带来了大量的研究材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其服装的裁剪具有明显的楚衣造型,服装形制的变化就是统治者的思想的折射,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礼仪制度有着很大的影响,而服饰文化正是学术文化的再体现。
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各种学派,主要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墨翟为代表的法家等,各学派坚持自己的理论,产生了百家争鸣的盛况,儒家提倡“君权神授”和“大统一”的思想,强调尊卑等级,并形成以此为核心的思想体系,道家提倡“自然而为”,“被褐怀玉”,墨家则提倡节俭,不必过分奢华,法家主张崇尚自然,反对修饰,各种不同的思想家以自己不同的视角对美作了定义,而人们在长期的熏陶中逐渐改变着自己的审美意识,着装观念随之改变,楚汉时期从“黄老无为”到“独尊儒术”,其美学思想深深影响着服饰的特征,“黄老无为”倡导的是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物实行不干涉,这使得当时的政治气氛很和谐,由此衍生的美学观强调的是自然朴实的形象,不追求过分的色彩装饰和奢侈的外装饰,这种思想下看到的楚汉初期的服饰正是朴实、素雅,不追求华服造型。汉武帝时推崇儒术,儒家十分重视服饰之美,“恶衣服而美乎m冕”,强调的就是平时可以衣着朴实,但是到了祭祀时就必须要华服而出,这样的服饰美学观里不仅强调了礼仪服饰之美,也强调了服饰的社会性和功能性,冕服和冠服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里,有着很深的封建观念,服饰美学的伦理方面体现的主要是隐蔽和包藏,这也与中国服饰美学观点――闭合,内敛,含蓄,遮掩人体吻合,服饰美强调的是含蓄,空灵,在外观上要遮掩体型,以巨大的平面结构来淡化人体的曲线,同时又要表达出独特的东方美感,服饰造型上既符合含蓄的美学观,又能明确地显示人的身份,体现社会等级观念。楚汉服饰正好汲取了儒家美学的精华,宽衣大袍,以纯平面的结构覆盖人体,长袖遮手,及地长摆盖脚,体型曲线美被巨大的袍服完全掩盖,这表现出来的正好是含蓄而内敛的美。
传统美学思想中还强调一个重点就是均衡美,均衡,是一种物理状态,是力的均衡与分配,是趋向于对等,相似的概念,《礼记・深衣》中记载:“古者深衣,以应规、矩、绳、权、横。短毋见肤,长毋被土。”指的是衣服要有一定的制度,与圆规、曲尺、墨绳、称垂、横杆相应和,短不露体,长不覆地。这其实就是说的服饰的均衡性,楚汉时期袍服形制:上衣正裁四片,宽各大半幅,两袖无胡,袖缘与领缘窄,呈现的就是结构上一种对等的均衡形态,其均衡性是静态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提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舍弃了它消极出世的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目的的统一性。”这取舍中就是在寻找美学中的均衡性。楚汉服饰中不管是上衣下裳的襦裙还是上下连体的深衣都会在形制上强调其均衡的特征。
(二)楚汉服制中体现的礼制观念
服饰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在人类裹着兽皮时,并没有不穿衣服的羞耻感,在进入到礼制社会后,各种思想不断洗刷着人类灵魂,服装的作用不再是御寒保暖,在很大程度上有着更多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等级限制,这就代表着服饰已经成为身份的一种表现,服是用来表现礼仪,礼仪用来推动社会,服饰思想已经深受时代的约束,君主的指导思想直接导致服饰的变化,这其中就蕴含着中华民族博大的知识文化,也使得楚汉服饰具有很浓的民族文化底蕴。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各个时期都有其推崇的礼制,楚汉时期推崇儒学的道德观念和审美体系,儒学思想最初指的是司仪,后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依儒家典章制度和秦法,可以看出随着封建统治权利的集中和强化,儒家学越来越成为统治阶层的思想,儒学强调的是礼,儒家认为,衣与裳的形制,主要是依据天地、男女、尊卑、阴阳等象征来构建的,衣取白乾,象征着天、尊和男,裳取白坤,象征着地、卑和女,因此,上衣下裳构成形制与天地宇宙是共通的。衣服穿在身上是表象,衣还应该体现人的精神,衣服在造型上要绝对符合礼制道德观,“礼”在古代生活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吉礼用服,宾礼用服,凶礼用服以及军礼用服都需要遵守当时的礼制观念。祭祀在楚汉时期占着重要的地位,因此祭服就显得尤为贵重,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祭祀大典上通用的是长冠服,长冠是指汉高祖采用楚制之冠,名为刘氏冠或长冠,后汉书《舆服志》中说:“此冠高祖所造,故以为祭服”,定为祭祀大典上通用的冠服。祭服多用深衣,需要缘赤色边,因为楚汉时期赤色为最尊贵的颜色,将之用在祭祀仪式上以显其重视程度,从祭服形制上体现了明确的礼仪道德观,其一,等级严明,尊卑有序;其二,服色明确,古朴端庄。
楚汉时期的墓葬是非常讲究的,隆重的凶礼是对逝者的尊重,兼及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因此陪葬品非常奢华,从出土墓葬中可以还原当时的服制特征。1972年轰动世界的马王堆墓葬出土文物中就有12件袍服,曲裾九件,直裾三件,这些珍贵的文物直观地呈现出来,从造型、用料、色彩、纹样,清晰地展现了楚汉服饰的特征及其内在的文化意蕴,从造型上看,所有袍均为交须右衽,上衣下裳连为一件,在领口、袖口,下摆均有缘,缘的装饰在服装中体现为矩形,《礼记・深衣》中记载:“袂圆以规矩,曲袷如矩以应方”。缘的装饰正好印证了古语中的“方”,有方即有圆,服饰中自然不会把“圆”忽略,服装穿在身上,呈现出来的就是整体的圆,这是大方位的圆,小方位上的圆可以表现在衣袖,“袂圆以规矩”指的就是袖子的圆,在人的手臂部位纵向和横向都表达了圆的造型,规矩方圆本来就是天地间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马王堆汉墓中服饰中的“缘”与“曲袷”正好取喻于天和地,人类要求的圆满与方正正好体现在了服饰上。色彩纹样一直以来就是中国传统服饰中重要的部分,如果说西洋服饰是在立体的三维空间里做外装饰的变化,中国服饰则是在平面的二维空间里做色彩和纹样的变化,由此可见其在中国服饰中的重要性。中国社会等级严格,复杂,服色在君主制度下呈现两种功能:一为区别身份地位;二为表示所处的场合。《五德始终说》中把色彩与五行相生里下来联系起来,金木水火土分别对应白青黑红黄,居中的为土,因此,黄色为最尊贵的颜色,红色其次,秦朝时期重黑色,因此在祭服中会缘黑色边,楚汉时期重红色,因此在服饰中多用红色,马王堆汉墓中的服饰中多见绛红色的丝锦,而红色在中国的传统中也一直是吉祥色,重要的场合着红色服装以表喜庆和隆重,这些均符合当时的礼制观念。
三、楚汉服饰文化的延续
篇2
本文分别阐述分析了黔中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文化的渊源与特征,提出黔中民族文化是以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为主要特征的基本观点。
【关键词】
贵州安顺;黔中;民族文化;多元共存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的多元并存。
一、黔中民族文化结构
1、黔中布依文化
布依族是从先秦时期的“越”、“骆越”、汉晋时期的“僚”和唐宋时期的“蛮”衍变分化而来。其族自称“布依”或“不越”,“布”是“人”或“民族”的意思,“依”、“越”是古越人对自己的称谓。安顺境内布依族多分布在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以及安顺市的许多乡镇,主要居住于河谷和坝区,大多是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的产粮区。其村寨依山而建,聚族而居,住房多为“干栏”式建筑,旧州、双堡一带多为四合院。其族主食与汉族同,嗜糯食,婚丧、节日以及访亲拜友都需要糍粑和糯饭[1];喜酸食,俗语说:“三天不吃酸,行路打蹿蹿”[2];好酒,喜以酒待客。布依人的服饰随着民族交往日益加强,民国时期已有很大变化,特别是男装,基本与汉族相似,但在边远地区的妇女服饰仍然保持本民族的特点。镇宁、关岭、普定三县有些上了年纪的妇女穿裙,保存古老的服饰,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裙式为多种多样的蜡染长裙,上着蜡染或刺绣的短衫,头戴假壳。具有代表性的是镇宁下慕役、江龙和扁担山一带的妇女穿着,式样不但古老,而且端庄秀丽。布依语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布傣语支,没有方言之分,只有土语之别。布依族有“二月二”、“三月三”、 “四月八”、“六月六”等民族传统节日。
2、黔中苗文化
黔中苗族多自称“蒙”,1951年国务院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和“苗”的历史渊源及苗族人民的意愿,将之统称为苗族。安顺境内苗族分布于安顺市的7区47乡镇以及镇宁、紫云、关岭三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等地区,苗族主要居住在森林茂密的高山深处,山高水低,饮水困难,有所谓的“山苗水布依”之说,少部分居住在坝子地带。其住房大多依山而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是“吊脚楼”,“人居其上,畜养其下”的建筑。坝区苗族以大米为主食,山区苗族以玉米为主食。糯食是苗族的高贵食品,逢年过节要打糍粑吃并用以祭祀祖先,亲友拜访,婚姻往来都要用到糍粑。苗族喜欢喝酒,很早就掌握了酿酒的技术,许多农户都能自制酒曲,自酿泡酒和烤酒。苗族服饰色彩斑斓,绚丽多姿。男子一般穿对襟或左大襟的短衣,下穿长裤,束大腰带,头缠青色毛巾,冬天脚上多缠裹绑腿。妇女的服饰比较复杂化,大都穿着大领短衣,长的或短的各种百褶裙,裙罩有裙片,有的长裙长及脚背,有的短裙仅到膝盖。妇女盛装时一般都佩戴着多种银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川黔滇方言第二土语区,各支系语音略有差异。苗族有跳花节[3]、四月八等民族传统节日,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
3、黔中白族文化
白族是古代“龙国人”与部分明代迁黔的南京(应天)人的人们共同体,又称“南龙”,是“南京”与“龙家”的合称。安顺境内的白族分布在安顺市的蔡官、华严、二铺、旧州、双堡等地区以及其他各县的部分地区。其村寨依山傍水,古代白族的部分寨子修筑有石墙,墙外有护“城”河,今安顺市的讨兑寨留存有遗迹。白族古代住房为木质结构,以双间为一幢,从坐房对向的左右两边起,第二排柱头上有不放穿方的双托,托的两端雕刻有龙头图案,名曰“龙头独架双托”,目前在安顺市的木头、讨兑二寨存有十多幢。现代建筑与汉族基本相同。白族服饰,男子多包头缠白色或蓝色包头,身穿白色对襟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臀环扭丝银镯,指戴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的包头,现今白族的服饰基本与当地汉族无异。其语言无方言差别,只有土语区分,但今天仅有极少数老人能说出少量单词。白族有七月初六和十月初一等民族传统节日。
4、黔中伊斯兰文化
回族在元代时随元朝势力的拓展进入贵州,安顺境内的回族多从威宁迁入,其分布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分散小聚居,二是山上多山下少。安顺市境内回族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顺着轿子山山脉和马鞍山山脉聚族而居,或居山颠,或住山坳,很少临河川居住。亦有少部分居住于城市,经营皮革等小手工业。其村寨多依山而建,寨内有供节日活动的公共场所“清真寺”,寺不论大小,常为四合楼建筑,内设“密窝”和经堂,是回族人民在节日请“阿訇”念经和礼拜的场所。住房同于汉族,不同的是堂屋不设“神龛”,有的只在正堂屋内放一香炉或挂伊斯兰经文或经文对联。其服饰城镇同于汉族,但在三大节日,即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时候,主要宗教人士穿着洁白的长袍,头戴白帽,而参加活动的人衣着也肃穆整洁。其农作物有玉米、荞、麦、水稻等等。主食同于汉族,禁止吃猪肉或自死动物(如自死的牛、羊、鸡、鸭)。其语言与当地汉族同。回族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5、黔中仡佬文化
仡佬族源于古代濮人中的“鸠僚濮”,自称“仡”或“仡佬”。安顺境内仡佬族分布在二铺、华严、蔡官、旧州和紫云、关岭、镇宁等县的许多地方。住房多是靠山而建,构造大多为石木结构,现今多被钢筋混泥土的平房所代替。仡佬族服饰造型讲究,式样美观,布料精湛,是本民族自制自织而成,历史上叫“兰干细布”,也叫“铁迪布”。“改土归流”以后,废除了土司世袭制,在仡佬族地区实行了和汉族相同的政治制度,汉族大量迁入,使仡佬族古老传统的服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今古式已经失传。饮食习惯以大米为主,玉米、小米、高粱等杂粮为辅。嗜糯食,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要吃糯食,并以其作供品祭祀祖宗。好酒,有祖传的酿酒技术,招待亲友少不了酒。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僚语族仡佬语支安顺、普定方言,无文字。仡佬族有祭山节、尝新节、牛王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6、黔中彝文化
彝族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迁入安顺境内后与仡佬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生活在一起,建立了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彝族村寨大多坐落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上或山间小盆地中。住房有石板房、瓦房,也有土木结构的双斜面茅草顶平房。彝族以大米、玉米、荞麦为主食,好饮酒喝茶,男子和老年妇女喜欢抽叶子烟。安顺境内彝族男女通常包青、蓝色棉布头帕,头帕较长,环绕多层,形成“大包头”。男、女皆在短衣、长裤外加穿青、蓝色长袍,系腰带。解放前部分地区的彝族还穿长裙,解放后彝族服饰逐渐与当地的汉族或布依族服饰相同,但许多彝族女青年仍备有在节日或喜庆时穿戴的民族服装和首饰。其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东部方言。彝族有火把节、丰收节、祭山节等民族传统节日。
二、黔中民族文化特征―多元民族文化交错并存
黔中安顺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多种民族传统文化并行发展、各种小传统文化交错并存的历史相当悠久。安顺在春秋战国时期为、夜郎的属地,主要有濮、越等土著居民。战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27年),庄西征,控制夜郎,部分楚人入住夜郎地。秦朝开道而置且兰、夜郎二县,始有华夏人零散迁入。汉武帝时置郡,汉人开始入境。蜀汉及南北朝以后,夜郎故地的土著不再称为“濮”或“越”,而通称为“僚”,他们与乌蛮和少量汉人杂居。唐、宋、元时为宋家、龙家、仡佬、苗人、仲家、罗罗等民族大杂居时期。明清两代,中央政权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特别是明朝初年,大量汉人随军涌入,就地建立卫所。据明代王士性的《广志绎・西南诸省》载:“其开设初只有卫所,后虽渐渐改流,置立郡邑,皆建于卫所之中。卫所为主,郡邑为客,缙绅拜表祝圣皆在卫所。卫所治军,郡邑治民。军即尺籍来役戍者也,故卫所所治皆中国人(指当时迁入的中原汉族)。民即苗也,土无他民,止苗夷,然非一种,亦各异俗。曰宋家,曰蔡家,曰仲家,曰龙家,曰曾行龙家,曰罗罗,曰打牙仡佬,曰红仡佬,曰花仡佬,曰东苗,曰西苗,曰紫苗。总之瓠子孙,椎髻短衣,不冠不履,刀耕火种,樵猎为生,杀斗为业。郡邑中但征赋税,不讼斗争,所治之民即此而已矣。”[4]可见当时民族关系之复杂和汉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激烈。随着汉文化的渐进和商业往来的频繁,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大量的汉族官员、商贾、难民、移民进入贵州,汉族人口逐渐超过了少数民族人口,清代贵州各少数民族都视为“苗”,当时屯堡人也被目为“蛮夷”而以“苗”相称。在现代社会,安顺地区也交错分布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现在安顺地区主要居住着布依、苗、白、回、仡佬、彝等少数民族,其中布依族和苗族是安顺地区少数民族之主体。
相对于中华民族大传统文化而言,各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的小传统文化。贵州是一个拥有17个世居民族的多民族错落杂居的省份,众多的民族造就了贵州千姿百态、古朴浓郁、绚丽多彩的多元化文化生态环境。地处黔中的安顺也是多民族聚居和杂居的地区,其文化生态环境亦同全省一样多元并存,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使得多种民族文化并存、各种小传统文化分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成为当代黔中地区民族文化之基本特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总是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因而文化的民族特征也会随之演变。但是,文化的民族特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特别是凝聚民族群体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而形成的民族文化精神,作为民族群体文化的根本特征,作为民族文化的基本传统,是不会轻易改变的。[5]同样,从一个民族的分布情况、居住、饮食习惯、服饰、语言、传统节日等方面依然可以追寻到各民族传统的特色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文化,这也表明了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文化与民族都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创造了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民族。一个人们共同体在自身的生产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创造出了共同的文化并形成了民族;一个民族及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也要形成独特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世代影响着该民族群体及其每个成员,而一个民族群体又靠这种传统文化紧紧凝聚在一起。因此,该传统文化一方面表现为本民族全体成员所共有,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相区别。[6]黔中安顺世代居住着众多古老的民族,这些民族在文化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正因为各民族有着各自的传统文化,这些文化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或相对独立,才使得黔中民族文化如此五彩缤纷,绚丽多姿。
【注释】
[1]民谣云:“摇摇摆摆进城来,黄泥裹脚大花鞋;一进门来拜三拜,稗子粑粑滚出来。”(见《续修安顺府志・风土志》)黔中各族人民都喜欢以粑粑作为礼物走亲访友,这首民谣生动地描述了乡间妇女携带粑粑进城看望亲友的情形.
[2]“蹿蹿”,读阴平,与“川”同音,为走路不稳之意。这句俗语的意思是说如果三天不吃酸食就会走路不稳,摇摇晃晃.
[3]《续修安顺府志・土民志》(贵州省安顺市志编纂委员会1983年点校翻印本)云:“跳花之俗最古,相传始于杨六郎。时间大都在阴历正月”.
[4](明)王士性.广志绎[M].清康熙十五年刻本,中国基本古籍库(电子版),84-85.
[5]杨镜江.论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载[J].北京师大学报,1992(4)73-78.
[6]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0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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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何积全.苗族文化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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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传统哲学;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5―0033―07
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具有时代性,同时,哲学又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具有民族性。哲学作为与人类实践相生相伴的精神现象,能够长期存在、经久不衰,表明它能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某种特定的需要。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之所以能够被各民族传承下来并经久不衰,同样也是因其在各少数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某些特定的功能,特别是在关于民族传统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艺术的起源等方面,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更是从独特的视角对其加以解释。
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及其总体特点
云南各民族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中,战胜各种困难而生存、发展,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宗教、以及科学知识,同时还有丰富多彩的哲学思想。当这些哲学思想形成体系后,就结晶上升为哲学。这些哲学思想(哲学)或是贯穿于各民族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和科学知识中深层的、核心的观念;或是鼓舞各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和维系各民族群体团结一致的精神纽带。
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与汉族哲学相比,有着自身的特点,这些特点表现为:
1、文史哲合璧。文史哲合璧是人类早期哲学的共性,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也不例外。云南的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大都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加之交通闭塞、生产落后,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缓慢,各方面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民族形成比汉族晚,使用文字的历史较短,有些民族甚至还没有文字,因此很难找到直接记载他们哲学思想的文献史料,只有在神话传说、史诗、谚语、格言中发掘他们的早期哲学思想,如纳西族的《东巴经・崇搬图》,彝族的《梅葛》、《阿细的先基》,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等都是包含深刻哲学思想的文史著作。这些著作,史学家从中发掘历史素材,文学家从中搜寻文学题材,哲学家则从中搜索深邃的哲理,具有文史哲合璧的特点。
2、朴素直观性。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多限于天才猜想和偏重于道德训条方面的论述。这是由于他们生产力低下,经济文化不发达,长期处于较低的历史发展阶段等原因所致。许多少数民族特别是那些没有形成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大多没有形成较为成熟、完整、系统的哲学思想体系,只有一些早期哲学的萌芽或早期哲学,这些早期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对宇宙的起源、天地万物的产生以及人类的来源等做出一些天才和朴素直观的猜测。如彝族先民在探索宇宙万物起源方面提出的雾露说,拉祜族先民在探索人类的来源方面提出的“葫芦生人”说等;其二,偏重于道德训条的论述。如纳西族崇尚勇武的品德,傣族朴素的男女平等观等。
3、神话和史诗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往往通过神话和史诗的形式对宇宙的产生,万物的起源和演化以及人类的起源作出极为生动的猜想和描述,并且内容之生动、形式之多样、资料之丰富是汉族哲学所不及的。这是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的一大显著的特点。如德昂族认为茶叶是宇宙本原的思想,彝族、傣族的云雾说(大雾说、雾露说),布依族和彝族的清浊二气说以及形形的神创说等,举不胜举。也有一些少数民族运用哲理诗形式反映了本民族的社会伦理和政治观点,如哈尼族的社会历史观在其史诗《哈尼阿陪聪坡坡》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可以说,任何大民族早期哲学宇宙生成论和天地万物演化观都没有像云南少数民族哲学这样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以史诗和神话作为重要的表现载体,这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
4、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与宗教关系密切,受宗教的影响较深。这一点与汉族哲学有共同之处,只是有些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受宗教影响比汉族更为明显。比如云南境内的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所以除了苯教外,佛教哲学在藏族哲学中占有的地位也非常突出,这在藏族的道歌、格言、诗歌等当中都有所体现;同样的,云南傣族也几乎是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因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一些基本观念则贯穿于傣族的文学、艺术和道德之中,成为傣族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
二、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民族传统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艺术起源的解释
宗教、道德、艺术和哲学都是文化这一复合整体中的不同层面,按照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的定义来看,宗教、道德、艺术和哲学都属于文化的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宗教、道德、艺术和哲学往往相互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宗教、道德、艺术和哲学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同样的特征,但就宗教、道德、艺术的起源来看,都有着各少数民族对事物最普遍本质的思考,即哲学的萌芽。可以说,云南各少数民族对传统宗教、道德、艺术起源的解释是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的。
1、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传统宗教起源的解释
宗教是一种世界观,但更主要是对人生价值以及最终归宿的关怀。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虔诚地信仰宗教,即有较虔诚的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同时,云南各少数民族信仰的宗教又是复杂多样的。首先,各民族都有自己传统的和宗教思想,它们从远古的原始崇拜延续、发展而来,虽未发展成熟,却渗透于本民族的整个文化之中,并一直延续下来。其次,世界各大宗教在云南少数民族中的传播也较为广泛,特别是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云南的历史更为久远,并拥有众多的信徒,因此,各大宗教传播到云南后,与各民族的民族性紧密结合,带有了浓厚的民族特色。但作为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起源的探索,我们可以将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即直接从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人手,寻找其发生的源头。
云南少数民族基本上都有自己传统的,但这些又不如佛教、伊斯兰教等世界宗教那样成熟,因而称之为原始宗教,如纳西族信仰的东巴教、彝族信仰的毕摩教以及白族的本主崇拜都属于这类原始宗教。而这类原始宗教还可以向前追溯,即对自然物、灵魂、神灵及鬼神的原始崇拜。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起源的探索就可以从原始崇拜这一起始点切入。
(1)对世界本原的朴素认识形成了对自然物的崇拜。对自然物的崇拜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原始崇拜中最初级的形式,是对某种自然物或自然现象的直接崇拜和迷信。对自然物的崇拜是源于各民族对世界本原的朴素、幼稚的思考,他们将那些同自己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物与其他的自然物区分开来,既看到这些自然物对自己的重要作用,但又不能理解这种重要作用为何产生、有何规律等,因此盲目地迷信和崇拜这些自然物本身,认为是这些自然物产生了世界上的其他事物。这种对自然物的 崇拜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中尚有遗存。如彝族崇拜火、傣族崇拜水、白族崇拜巨大的石头、苗族崇拜枫树等。从各民族的自然崇拜中可以看出,凡对古人的生产、生活有重要作用的火、水、土、石、木等,在原始时代几乎都被崇拜过。在这种崇拜中包含着对万物本原的朴素认识,当认识不清时,就会因无知而产生神秘意识,因此会通向宗教和神秘主义;当正确认识了自然物的重要性时,又会走向唯物主义。
(2)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朴素认识形成了对灵魂的崇拜。在原始时代,云南各少数民族的先民出于对梦和生、老、病、死等生理现象的不理解,于是就萌发了灵魂观念。他们用灵魂来解释梦,认为梦是灵魂暂时离开了肉体;用灵魂来解释病痛,如认为头痛是头的灵魂受到了损伤、腰痛是腰的灵魂受到了损伤;用灵魂来解释死亡,认为死亡是灵魂离开肉体再也不回来了。出于对病痛和死亡的恐惧,人们产生了灵魂崇拜,力图通过对灵魂的祈祷和祭祀,以及各种针对灵魂的巫术,来消除疾病、逃避死亡。因此,可以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原始的灵魂观念和灵魂崇拜,不仅是各民族先民虚幻的神灵观念,而且是他们对于意识(感觉、情感、思维)和生理活动(生、老、病、死)的一种朴素、幼稚的认识。这正是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萌芽。
(3)对事物发展动力的朴素认识产生了对神灵和鬼神的崇拜。由于认为人的行为、思想、意识是由灵魂支配的,云南各民族的先民就推想各种事物都是由它们的灵魂支配和推动的,把灵魂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这种“灵魂”,被称为“神灵”或“鬼神”。如云南的佤族就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受各自的神灵支配的,这些神(鬼)数量繁多,而且互不统属,要做什么事,就要求什么神。傈僳族也认为每一种自然物后面都存在着一种神灵――“尼”,不同的“尼”支配着不同的自然物或自然现象。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的这种神灵崇拜说明了在远古时代,他们就已经在探索事物发展的动因了,并认为人的行为是由灵魂所引导和推动的,由此设想风雨雷电、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疾病伤痛等的发作和运行也是由神灵支配的。因此基于对事物发展共同动因的探索。形成了神灵崇拜和鬼神的观念。
原始崇拜是原始宗教的逻辑起点,找到原始崇拜的起源也就是找到了原始宗教的起源,即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宗教的起源。云南少数民族原始崇拜的形成有其哲学基础,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对传统宗教的起源作了较为丰富的解释。
2、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传统道德起源的解释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节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关于道德的起源问题,伦理学的解释是:以劳动为核心的人类活动,为道德的起源创造了第一个历史前提;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关系等社会关系,为道德的起源提供了直接的基础;在人类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社会意识是道德发生的又一个前提。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一样,也形成了有自身特色的丰富的道德思想。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起源,除了伦理学在一般意义上的解释外,它还受各少数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影响,从这一角度上看,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传统道德的产生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道德与汉族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不仅丰富,而且古朴、多样。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至今都还保持着比较朴素、原始的道德观念,而且由于各民族的发展不一致,在解放前,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分别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其道德思想也就有着多种的形式,并影响至今。鉴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这些特点,我们要探索其起源,就可以从其最初的形式人手即以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道德为切入点,探求传统哲学对其起源的解释。
(1)以民族生存为最高原则的价值观念,促进了团结平等互助、集体利益至上的原始道德观念的形成。生产力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低下、生产工具和劳动手段的落后,使得云南各少数民族只有在共同活动、互相依赖、互相协作的基础上才能抵御自然灾害和获得生活资料,维持本民族的生存。并且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还有着同一个氏族、同一个村社以至同一个部落、民族的人,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的传说,出于以民族的生存为最高原则的价值观念和同宗同源的传统认识,团结平等互助、集体利益至上就成为了氏族内部人人都必须遵守的社会公德。例如在怒族、佤族和独龙族中,人们认为,本家族的人所欠的债,就是大家共同欠的债,如果当事人无力偿还,就应由大家共同来还,每人都有一份责任;如果本家族的人受了侮辱,即是大家都受到了侮辱,大家应当共同维护家族的威严,人人都要参与。傈僳族也有一种“瓦刷”的传统,即在一块地上共同劳动和互相帮助,平均分配劳动产品的形式。这种团结平等互助的道德观念在哈尼族的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也有体现,其中说到“哈尼人啊!走到哪里也要记住,哈尼都是一个亲娘养,一个哈尼遭了灾难,七个哈尼都要相帮!”,要求每一个哈尼人都要负起责任,短短一段话就充分反映了哈尼先民的团结平等互助的道德原则。同时,为了民族的生存,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还推崇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观念,如西盟佤族的习惯法规定:发生战争,全体成年男子都要参加战斗,无故逃避者,要受头人和群众的责难,凡泄露军事机密,并引起严重后果的,要受到全寨人的惩罚,把集体的利益放于至上的地位;哈尼族先民历史大迁徙的事例也清楚地体现了集体至上的道德原则,哈尼族先民在与外族冲突时,为了氏族生存这一最高的集体利益,有时不得不抛弃家园和神灵,因为:“花鹿最宝贵的是角,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哈尼还想有后代,就要到远远的下方……只要哈尼没有死光,总有一天会回到诺马河旁。”正是受到以民族生存为最高原则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云南少数民族团结平等互助、集体利益至上的传统道德才能形成并代代相传。
(2)对个人品质原始、古朴的价值判断,促进了勤劳、谦让友爱、不偷盗等原始道德的形成。勤劳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道德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们立身处世的一项重要准则。如纳西族的东巴经《崇搬图》在回答天地的起源时,就说到是众神团结合作,经过几番的劳作和艰辛才得以完成的,其中充满了对勤劳的赞美;景颇族认为不做事情,成天闲游浪荡的人是要受到歧视的;拉祜族认为如果懒惰,粮食不够吃群众也不给予帮助。谦让友爱也是原始道德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哈尼族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就有谦让友爱道德思想的体现,在遇到氏族纠纷时,氏族首领总是对其氏族成员说:“不要为了一棵稗子,踩烂长满秧苗的大田。诺马河的哈尼比河沙多,一人省一口,要把腊伯(外族人)的腰杆压断,……客客气气对他们吧:不喝够酒不要让他们上路。”谦让友爱的道德思想还反映在云南少数民族好客的习俗中,如傈僳族认为即使主人不在家,客人也可以自己煮吃,主人不会责怪。景颇族也非常好客,认为“家里有打狗的棍子,没有赶走客人的棍子”。不偷盗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原始道德中对人品质的基本要求。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传统习俗,他们的头脑中没有偷盗的观念。如傈僳族、独龙族在拾到别人的失物时,无论是一袋粮食还 是一件生产工具,都会寻找和呼喊失者,若无人认领,就会把失物放回原处或挂在树上醒目的地方,以示失主认领。外出时,家里的门也不上锁,旅途中常将粮食挂在树上,回来再吃也不会丢失;基诺族在每幢大竹楼旁都盖有一个粮仓,仓门从来不锁,也不会丢失一粒米;拉祜族外出生产时,只要用一根木棍将房门拦住,外人便不会入内。
原始道德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的早期形式,从原始道德的形成来看,它受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影响很深。价值观念和价值判断是哲学认识论的重要内容,可见,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对传统道德的起源问题也是有着一定解释的。
3、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传统艺术起源的解释
艺术是文化最形象、最直接的表现符号,在艺术中往往蕴涵了文化较为重要的内容,艺术的表现主要是通过舞蹈、音乐、绘画、书法、雕刻、建筑、神话、诗歌等形式实现的。对于艺术的起源问题,曾有过很多的探讨,如模仿说、表现说、剩余精力说、游戏说、巫术说、劳动说等,都曾对艺术的起源作出了回答。云南各少数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曾经创造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艺术,并且这些传统艺术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被代代延续,流传至今。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起源的探索,可以一直追溯到各少数民族先民对宇宙、对人类起源以及人的本质的认识。即对世界的本原和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思索,很可能就是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产生的源头。
对万物起源的不理解、对世界本原的探索,使各少数民族以大胆的想象创造出了关于万物起源的各种神话(包括史诗、传说、民间故事)。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一部自己的创世史诗,如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拉祜族的《牡帕密帕》、哈尼族的《奥色密色》、傣族的《巴塔麻嘎捧尚罗》等,这些创世史诗本身就是艺术形式的表现。同时这些创世史诗除了有些发达的民族是用文字记录流传下来外,大多数都是用颂唱的形式流传的,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颂唱还形成了固定的音调,这些音调虽然简单,但也是艺术的表现。由于对万物起源的不同解释,也就有了对一些自然物、自然现象和神灵的崇拜,并将这些崇拜物或是模仿的或是加工的描绘出来,加以祭祀,于是原始的绘画、雕刻的艺术形式也就产生了。另一方面,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不理解,促使了一些少数民族产生了对灵魂和鬼的崇拜和敬畏,对灵魂和鬼的祈祷和祭祀,有祈祷灵魂和鬼的颂歌和舞蹈,有驱邪求安的符咒绘刻,几乎艺术的形式在其中都有所体现。
对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艺术起源的探讨,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就只能作以上简略的论述,但对世界本原和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哲学思索,肯定对传统艺术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这一角度而言,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对传统艺术的起源也是有一定解释作用的。
三、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与族际文化交往
云南各民族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因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总会或多或少地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交往,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双向或多向的族际交往,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会或迟或早地选择和接纳外来文化,形成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如云南的傣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就是一种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或文化模式又各具自身特色,各民族的文化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足性。这种既有与他民族融合的内容,又有自己个性的方面,即“和而不同”,是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在族际文化交往方面所起的作用决定的。
1、对人类起源朴素、原始的哲学思考。是云南少数民族族际文化交往的思想、心理基础。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曾对人类的起源问题作过探索,并给予了不同的回答,大体上有物化说和神创说两种。这些民族认为,人类是由某种自然物或是由某个神灵创造的,虽然有不同民族的划分,但祖先却是同一个。例如纳西族的史诗《创世纪》在回答人类起源问题时说:“冬天降下白雪,春天青草发芽,就在秋天里,一母生三子,长子是藏族的始祖,他居住在昆仑山脚下,次子是纳西族的始祖,他居住在玉龙山脚下,幼子是民家族(白族)的始祖,他居住在平原的地方。”彝族的创世史诗《梅葛》中也说到天神用金锥、银锥来开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的是汉族;第二道,出来的是傣族;第三道,出来的是彝族;第四道,出来的是傈僳;第五道,出来的是苗家;第六道,出来的是藏族;第七道,出来的是白族;第八道,出来的是回族;第九道,出来的是傣族。哈尼族也有类似的神话传说,认为躲在葫芦里逃脱洪水的兄妹俩是人类的祖先,他们生了三男三女,大儿是后来的哈尼族、二儿是后来的彝族、三儿是后来的汉族。这些不同的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回答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各民族的思祖是相同的,这无疑对这些民族在面对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时,产生了和谐、友爱、容纳的思想和心理基础。既然祖先是相同的,各民族都是兄弟,那么对他族文化的吸收也就顺其自然了。如纳西族的文化就是对汉族、藏族、白族等民族文化的多元融合;白族文化也是对汉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文化的多元融合;同样,彝族文化中也融合了白族、纳西族、汉族的文化。另外,如云南的白、彝、傣、纳西、怒、独龙、傈僳、佤、景颇、拉祜、布朗等许多民族的民族起源神话都有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从葫芦、南瓜或山洞中诞生的传说,而这些民族从族源和语言上看都有明显的差异,而这些共同的认识绝非是偶然,只能是这些民族的文化相互交往并产生影响的结果。
2、以价值观、宇宙观、方法论为核心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加强了各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使各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进行交往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本民族所特有的内容,维持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要和其他民族发生交往,其中包括了文化的交往。这种文化交往有的是主动的,如民族大迁徙或部落的迁徙所带来的文化的转移和文化的重组与汇合,云南的爨文化就是中原汉人部族迁徙到南中(即今天云南地区),与南中土著(彝族先民、白族先民)的民族文化重组的结果。另外,这一民族与周边民族长期相处,对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进行主动选择,并吸收、借鉴为本民族所有,这也会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如白族、纳西族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就属于这种方式。有的文化交往则是被动的,在这种形式的文化交往中,处于强势的民族借政治经济的力量,强制同化弱势的民族。这也是族际文化交往的一种形式。但是,无论是主动的文化交往,还是被动的文化交往,以价值观、宇宙观和方法论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却始终处于文化的核心地位,它决定了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主动交往中如何选择有益于自身的内容,也决定了一个民族在与其他民族的被动交往中如何保持自身特征的部分。正是在以价值观、宇宙观和方法论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作用下,才使得各民族文化在族际文化交往中既有彼此融合的地方,又保存了自己的本色,体现出“和而不同”的特点。
至此,我们已经对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的特点,以及在民族传统宗教、传统道德、传统艺术的起源和族际文化交往方面,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所发挥的解释功能作了全面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哲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即传统宗教、道德、艺术产生的根源是传统哲学;族际文化的交往同样也受到传统哲学的影响。可见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在整个文化体系中是处于核心地位的。
篇4
②当下,遇到危机的,又何止是传统文化。当大批国内年轻人迷恋于《来自星星的你》《江南style》《大长今》里的韩国美食、音乐、服饰与韩风时,我们分明感到“细无声”的文化侵略。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场景:某次联欢会上,我们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排成一个“56”的字样。我努力地去寻找汉族,一开始发现一个穿旗袍的女孩,以为她是代表了汉族,后来发现不是。那个在中间穿着哈韩运动衫的男孩才代表汉族。
③在韩国经济崛起的同时,文化同样崛起,这与韩国民众和政府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保护意识是分不开的。在韩国,传统节日是全民族的盛大节日,是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传统的人文气氛的日子。而在中国,清明节本来是一个与农业播种有关的节日,现在通常的过法是给亡灵“烧纸钱”;端午节起源也很高雅,现在也不过是吃粽子、赛龙舟……
④另外,韩国民族传统教育让中国人汗颜。一位中国游客在韩国庆州一个地处偏远的私人陶窑博物馆看到,许多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从远处赶来,耐心认真地给孩子讲解馆里的韩国文物。那种谆谆之情,令人充分感受到韩国普通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自觉关切,以及对于下一代进行文化启蒙的主动意识。在中国能够见到吗?
⑤韩国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的确值得我国政府和民众深思:我们在发展经济的时候,怎样保护好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呢?
⑥“申遗”是让国际社会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手段,但是最最根本的是要在国内继续发扬好我们的文化,毕竟这是我们的根。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别国“申遗”是抢夺中国的文化遗产,关键是国人如何建立有效的机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一个丢失了自己文化的民族无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无法感受、挖掘、发扬自己优秀文化的民族,永远无法是站立的状态。
⑦另外缺乏新意是传统节日不受年轻人青睐的原因之一。端午节吃粽子,清明节吃青团,元宵节吃汤圆,中秋节吃月饼……如今,满足了温饱需求的中国人,什么时候都有的吃,想吃多少都可以,传统节日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以往的魅力。在传统节日保护方面,我们应该有与时俱进的观念。我们如果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不形成独特的纪念风格,不赋予新时期新内涵,一些好的、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就会慢慢消失,直至消亡。
⑧一个民族的文明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底色”。
(选自《党员文摘》2014年第10期)
【阅读训练】
1.本文以问句作为文题,在第①段中又连续提出两个问题,这有何妙处?
2.文章第③段在论证上一正一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请在省略处再补上一个具体的事例: 。
3.第⑤段在文中起什么作用?
4.你认为应该怎样保护好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
5.近年来,各种洋节在国内越来越盛行,一些年轻人对此更是情有独钟,有人担忧洋节会把传统节日打败,呼吁抵制洋节,对此你怎么看?请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
篇5
[关键词]彝族文化;民族团结;教育;大学生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有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加强民族团结教育。大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好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工作,对国家和民族都有着重要意义。民族院校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意识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社会的进步,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加强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研讨出可行的改善方案,让民族团结、互助互爱的思想扎根在民族院校大学生的心中。
一、 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价值
中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观念都存在很大差异。民族团结是中国建设发展中最基本的一项国情,为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要站在国家利益的同一起跑线上,真正的实现团结有爱、平等互助,应该不分领域、时间、社会面貌等因素,建立和睦、友好的生活环境,实现共同进步和发展的目标。大学生对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大学生有独立自主创新的能力,走在时代最前沿的大学生是各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加深对大学生的民族团结教育,完善民族院校的思想教育体系,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可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中国全民团结一致的思想素质,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提供具有民族团结意识、知识水平高的全面性人才,为整个国家的全面发展做好坚实的基础。
二、彝族传统文化的特色
1.彝族传统文化中的团结思想
彝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南具有高寒特征的山区,河流纵横交错,森林一望无际,导致彝族居住的地方交通闭塞,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只有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否则在大自然中根本无法立足。相互团结,一起抵御大自然的张力,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彝族人民都向着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依靠顽强坚韧的团结精神在山涧、河流中生存。
彝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山区中,有自己的民族,彝族人信仰并且崇拜祖先,信仰的力量使彝族人民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即便是不熟识的彝族人相聚也可以席地而谈,家族每隔几年就要举办祭祖大典,这不是迷信思想,而是彝族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源泉。彝族是以父系血缘为中心,相邻而居关系为辅的社会系统组成,生活环境是彝族人不得不团结的外在压力,这种结邻而居的生活方式就是彝族人有团结思想的基础。
2.彝族传统文化――彝族与汉族之间的联系
彝族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彝族的文化中,只有汉族、藏族、彝族三种族称,可以看出汉族与彝族自古就有很深的联系,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彝族开始逐渐与其他民族往来。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是我国社会主义时期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民族院校的办学宗旨,就是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从而建立“汉彝是一家”的良好民族关系,民族院校中学生、老师都来自不同民族,这也是民族团结的一种存在形式,在彝族不断与外界联系中,促进了民族经济共同发展。同时带动了民族间的传统文化交流,是民族团结良好的开始。
三、民族院校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教育内容
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初级阶段,民族的稳定是快速发展的根基,但是不可否认民族歧视等现象依旧存在,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相对落后,在文化信仰,节日习惯等方面与汉族存在一定差异。最重要的是国际逐渐复杂化,一直有潜在势力想要分裂中国的民族统一。大学生的心中要树立正确的民族团结思想观念,为维护民族统一,增强中国各个民族的凝聚力打下良好基础。
1.树立大学生心中正确的民族思想观念
当代大学生要深知自己肩上所背负的重任,精确把握中国基本民族政策内容以及发展方向,大学生要拥有分辨民族矛盾是非的洞察力,正确树立自己的民族观,不盲目跟从,或被敌对势力诱惑而做出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认真钻研民族传统文化知识,积极支持民族团结政策。民族院校应该注重科学性,注意少数民族大学生的这一特殊性,尊重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引导大学生正确面对民族问题。
2.进行“民族共家”的思想教育
“民族共家”的思想教育其实是指中华五十六个民族之间要团结互助,不单单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还是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互动。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通力协作,只有坚持“合则共赢”的理念,才能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各民族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要互相尊重与理解,这是一种演变与发展,正确面对不同的文化模式,在从始至今的传统文化发展历程中总结自身民族的特点,以同样的目光去看待其他民族的发展历程,取长补短,相互了解,共同发展。
四、开展大学生民族团结教育的有效途经
1.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提高大学生对民族团结思想观念的重视程度
课堂是大学生最直接、最直观获得学习知识的地方,将民族团结思想与课堂教学结合起来,带动大学生的求知欲,加强大学生对于民族概念的理解,正确引导大学生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看法。同时,教学者自身不能带着个人民族观点与情绪去教育大学生,各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差异,大学生的思想意识、接受程度都不尽相同,要以互相理解、尊重、团结友好的态度去让大学生展开讨论。思想政治的课堂教育可以使大学生明白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与作用,提高民族团结思想观念在心中的地位。
2.加强有关民族团结教材的出版以及师资队伍的建设
民族院校应该重视民族思想教育的师资队伍,加强师资队伍的科学水平和教学素养,对教师进行分期的民族思想观念培训,举办与民族团结相关的思想教育活动,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以便提高教师的思想理念。民族院校应该努力完善学校的思想教育机制,多出版发行与民族团结有关的书籍,培养大学生自主学习民族团结思想的习惯,多方面为大学生提供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等相关材料,培养大学生对民族的忠诚与热爱,为中国未来的民族团结建设打好基础。
3.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民族团结思想教育工作
在课堂主观学习之外,校方应该多举办一些实践活动,让大学生亲身感触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可以在校园中展开文化讲座、主题班会等活动,让学生对课堂上所学到的民族团结观念有深层次的理解。开展一些与思想教育有关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就是走在民族团结思想观念的第一线,在实践中体会民族团结。开展与历史相关的主题活动,让大学生能直观面对历史,正面了解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引导学生对所学到的民族思想观念做出总结,师资队伍根据不同学生的心理活动进行单独的开导,弘扬中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坚持维护民族统一,实现“民族共家”。
民族院校应该综合考虑每个民族的文化特点,彝族虽然经济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较为落后,但是族中的团结品德却是广大民众应该学习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未来是大学生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集思广益,团结发展才能推动中国的全面发展。民族院校应该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团结思想教育观,对校园、学校、民族、国家的伟大复兴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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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歌曲教学 民族文化 渗透 学科育人
注:常州市朝阳中学课题组:《学科教学中渗透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DB/OL]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217-02
概念解释:
民族传统文化:民族传统文化它是原生态的民族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沉积着自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活化石”。民族传统文化主要包括:民族歌舞、民族音乐、民族艺术、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工艺、民族文物、民族建筑、民族服饰、民族节庆、民族饮食、民族宗教,还有社交礼仪、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等。
本文就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教学中渗透藏族传统文化的实践和尝试,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与专家同行切磋。
首先,合理取舍和有针对性的选择歌曲进行传统民族文化渗透。
从民族传统文化的概念中不难看出,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的内容比较丰富,如果什么文化都渗透,就会改变音乐课的特质,音乐课可能就变成一堂综合文化教育课。加之小学音乐教材密度大,内容涉及广而杂,音乐课每周才两教时,扣除节假日和学校各类活动,每学期音乐课最多只有三十多节课,面对繁重的教学任务,歌曲教学中要渗透民族传统文化只能合理取舍和选择歌曲。比如14首歌曲中属于同一类型和同一民族的歌曲,如果歌曲中未包括特别的知识(如音符、节奏、舞蹈等相关知识点)和隐含特殊的育人功能,可以压缩这类歌曲的曲目数,留出适当时间进行适度民族文化渗透。另外、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少数民族有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很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和优秀的音乐、建筑、服饰、舞蹈等民族传统文化。而对整个小学教材109首歌曲进行统计,汉族歌曲77首、占66%,外国歌曲28首,占26%,而中国少数民族歌曲只有9首,只占歌曲总数的8%,涉及7种民族的歌曲和文化。在舍弃类型雷同的汉族歌曲的一些曲目后,节省出的时间可选择补充适当的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歌曲,尽可能选择民族不雷同的歌曲,或者包含一定的知识点或特殊育人意义的歌曲。这样既可以达到知识学习和拓宽学生对中国民族歌曲和文化的了解和传承。
其次,歌曲教学中渗透传统民族文化应体现音乐课的音乐性。
歌曲教学中进行民族传统文化渗透时,首先考虑的是音乐课的音乐性问题、渗透的文化力求与教学内容有关联、或者对完成教学内容有帮助的内容,与主题关系不是很密切的内容如果需要渗透简单介绍,让学生稍微了解即可。现就藏族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中渗透藏族传统文化的一些观点和大家商榷。
我认为藏族在我国属于一个人口较多,音乐文化比较有影响力的民族。在整个小学一至五年级中只有这么一首藏族歌曲,在该歌曲教学中渗透藏族民族文化我认为应该较普通歌曲做得更加到位。因此我在教学这首歌曲时,渗透的内容比较多。但是,我选择渗透的重点为藏族语言演唱歌曲和藏族舞蹈,而这两个内容属于音乐课教学内容的重要元素,同时,两个内容都是围绕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进行,其他内容的渗透也力求为歌曲教学服务,如对藏族分布的地理位置、日喀则风光、建筑、民族服饰、藏族乐器欣赏等也是为了创设情境,帮助学生了解日喀则,启发诠释歌曲的情感,焕发学唱歌曲、唱好歌曲的激情。
具体教学课例如下:
一、情境创设及藏族文化渗透为学习歌曲做好情感铺垫
1.多媒体出示卓玛图片,谈话简单回顾藏族分布地域。
2.多媒体出示中国地图和日喀则地图,向学生介绍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和日喀则在的位置。
设计意图:让学生进一步直观了解藏族分布地域及和日喀则在中国的地理位置。
3.日喀则介绍:多媒体出示一组日喀则图片,图片中有藏族服饰、乐器、冰雪、草原牧场、粮田、河谷等。学生边欣赏图片边听有所改变的《我的家在日喀则》旋律。
设计意图:为学唱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创设情境,让学生触景生情,为演唱歌曲焕感,同时达到教学中渗透人文文化和初步感受有改变的歌曲旋律,为用藏语演唱歌曲做准备。
二、新授藏语版《我的家在日喀则》
1.复习第一、第二句藏语
设计意图:藏语是学生比较陌生的语言,新接受一种语言需要不断熟悉巩固,特别第二句在歌曲中出现三次。通过接龙、对答、快速、慢速等多形式让学生反复练习,为解决歌曲中的难点作充分准备。
2.按节奏学习后面乐句中藏语
设计意图:为学唱藏语歌曲作准备。
3.学唱藏语歌曲
以跟琴学唱、师生对唱、生生对唱、学生独唱等多种形式学习歌曲。
设计意图:学习歌曲,特别用藏语演唱学生比较困难,要反复演唱才能掌握,而一年级学生注意力保持时间才10-15分钟,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需要采取多种形式趣化教法和学法、反复演唱。
三、为歌曲《我的家在日喀则》创编藏族舞蹈
1.观看合唱版《我的家在日喀则》与藏族舞蹈组合视频。
设计意图:学生经过紧张的藏语歌曲学习,穿插观看视频环节,让学生调节放松;对教学适当拓展延伸,让学生初步感受合唱版《我的家在日喀则》的音乐特点;为下一环节让学生为歌曲创编藏族舞蹈和变化队形启发灵感。
2.分组为歌曲创编藏族舞蹈,可以迁移已学藏族舞蹈《赛吧小伙伴》中动作,也可以加入其它藏族舞蹈动作,要求有队形变化。
设计意图:此环节通过舞蹈创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由于学生的创新必须建立在已有知识和积累之上,特别一年级学生积累贫乏,创新能力较低,因此在课前已教授简单的藏族舞蹈动作组合。
3.分组展示和评价,分组进行展演,小组间互相评价。
设计意图:分组展演和相互评价,小组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找出不足和改进方法。同时培养学生的合作交往意识和锻炼表达、观察等能力。
四、简单总结并结束教学
设计意图:让学生对已学民族歌舞进行回顾、复习和串联归类,加深记忆。
篇7
关键词:少数民族 习俗 女性
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通过叙述独特的情节,不仅给观众展示民族地区迷人的自然风光、艳丽的民族服饰、特异的习俗内容,而且影片所塑造的典型少数民族女性角色也会向观众传达出美丽、大胆、聪慧、自由、能干、奔放的形象和特质,这些可以满足观众的娱乐和情感需求。可是影片中的女性不管以什么精神风貌出现在观众面前,她们对生活的理解,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感悟会左右着观众的情感,会引起观众对她们生活状况和行为方式的思考。
一、婚恋观
爱情与婚姻作为千百年人类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电影产业反映的重要主题。无论是什么历史背景,追求男女自由恋爱,衬托爱情曲折路途或者顺畅的情节总在电影中若隐若现。当然,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中也存在着爱情故事的踪影,从女性角度反映的婚恋观带有少数民族女性对情感归宿的追求,对人格自由的向往,对民族文化的审视,大大增强了影片的观赏性。
影片《独龙纹面女》(导演 谢洪)描写的是独龙江峡谷中的独龙族女性成年时要接受纹面习俗和永远不与异族婚恋的族规。漂亮的独龙族姑娘阿南在山林中偶遇藏族青年顿珠,他们一见钟情。阿南为了拒绝纹面,为了自由的爱情,她没有遵循族人的规定,没有接受痛苦的纹面,渴望嫁给顿珠摆脱糟糕的命运。她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试图打破受操控的女性命运,试图冲破世俗的束缚,她积极与传统的爱情观念做斗争。
《花腰新娘》(导演 章家瑞)以云南花腰彝族“归家”的古老婚俗族规展开新娘凤美与新郎阿龙的爱情婚姻历程。片头字幕介绍:“尼苏人,俗称花腰彝,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花腰彝有一个世代风俗:男女成婚后新娘不能与新郎同房,最少要等三年,新娘才能住进新郎的家,此风俗称之为‘归家’。” 凤美的新婚丈夫是个能歌善舞的青年并担任村里舞龙队的教练,虽然婚后族规是不允许夫妻单独见面,但结婚当夜大胆的凤美留宿阿龙家,为了天天见阿龙,以跑一万米获胜为由参与了舞龙队。凤美大胆、直率、无所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爱情,对待渴望的幸福不惧怕族人的耻笑与流言蜚语,可谓女性中的“勇士”。
《尔玛的婚礼》(导演 韩万峰)以羌族少女尔玛感情的变化发展为主线,首先尔玛与本族的追求者多巴有婚约,可后来她喜欢汉族老师刘大川后退掉了与多巴的订婚。尔玛妥善处理了与多巴的婚约,并与刘大川展开甜蜜的爱情之路,是她敢于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爱情和婚姻,是她对幸福的理解。在尔玛与刘大川取得彼此家长同意并决定十一举行婚礼,此时针对婚礼是以汉族的,还是按羌族的习俗引起了二者的争执、矛盾和困惑。刘大川主张在县城上举办汉族婚礼,但尔玛主张在羌寨中按羌族传统文化举办,希望得到家人和村里人的祝福。
这三部影片虽然都取材于少数民族女子爱情与婚姻的发展变化,但表现的是不同生活环境,不同民族群体,不同文化背景下女性追求爱情、渴望自由婚姻的态度。充满青春与活力的姑娘们大胆、执著地追求恋人,标志女性们新的婚姻观念出现,并逐渐被人们接受和认可。阿南敢于向本族人表达对顿珠的真实情感,凤美火热追求与丈夫的朝夕相处,尔玛在平淡而富有浪漫的爱情里寻找自己的幸福。三位女性都渴望在自己情感生活里化解一切的爱恨恩怨,与自己的爱人厮守一辈子,走完一生。她们情感关注点和结果的不同是影视艺术表现所致,但让爱情与婚姻成为影片永恒的话题,使女性自然的特征得到表露,也使民族少女那种敢爱敢追求的思想和行为得到诠释。
二、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态度
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指的是一个特定民族在衣、食、住、行、生产劳动、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风尚和习俗。[1]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了外界各种各样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风俗习惯中的一些东西可能会遭到本族人的怀疑、否定、背叛甚至抛弃,而另一些内容可能会得到本族人的继承、保护、扩大、加强。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手法也在传递人们对古老习俗的看法和思考,通过角色的塑造告诉观众民族的习俗有哪些,哪些内容是值得保护或丢弃。
《独龙纹面女》中女子的魅力面容似乎给她们带来的不是开心,是伤痛,她们对自已婚姻和身体的掌控在强大的传统习俗下显得惨白无力。族规中最传统、最惨烈的纹面习俗一直压迫着独龙女,阿南不愿一生在悲剧中哭泣,她抵制纹面并和顿珠远离自己家园,这是她对纹面习俗争取的“话语权”反叛。独龙族的婚姻是在本族中进行,他们排斥外族,而阿南不想联姻,她想嫁给顿珠。这两点是故事发展的重点,反映了阿南与本族习俗之间的矛盾,也充分突出她对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勇敢反抗。
《花腰新娘》塑造的凤美可谓花腰彝族里的新女性形象,具有叛逆性,释放着对传统习俗的挑战信号。尽管凤美被族人认为做了丢人的事,但她丝毫不在乎。她热情率真的追求自己的爱情,把族规习俗完全抛到九霄云外。影片舞龙队的小七妹在训练时偷偷坐上火车想离开村寨,而凤美使劲地追赶火车,追到后小七妹用粉笔在墙壁上写下“我不要归家”。随火车远行也许是小七妹大胆反抗“归家”习俗的行动。
篇8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文化;法律保护
一、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原因
(一)“民族融合”所引起的文化缺失
我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比起少数民族,汉族人民生活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更快,人民生活的水平更高。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共同富裕目标的不断向前推进,不同民族间的交往空前扩大,各民族间的交往增多,使得少数民族原有封闭的生活状态被打破,同时这种交流也使得民族地区能够了解外界的不同文化、讯息和事物,强烈的好奇心会促使他们对这些新鲜事物产生强烈的兴趣去了解和追求,这对于本地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使得人民对于本土文化的关注度极度下降,受众群迅速减少。当为了发展经济而促使少数民族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交流增多时,必然会催生民族文化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本民族文化必然会发生改变或是渐渐消失。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会促使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等随着这样的发展而发生变动,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在的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特征非常明显,民族文化的色彩逐渐被淡化,这在青少年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我们都知道,文化是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当他们的原有的生活方式、环境、思想观念等发生改变的时候,原本体现在自身生活中的文化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环境,这就必然会使得其原有的文化跟着发生改变或消失。
(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
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没有认清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重视直接导致了现在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青少年对于自己本地区的文化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关注,对本民族文化缺乏足够的兴趣,没有学习本民族文化的想法和意愿,这使得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巨大的考验。比如说,现如今许多的民族传统的礼仪、习惯在生活中被逐渐淡化、一些民族手工艺和技艺很少有人关注。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法律上的适用
(一)我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对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较少,主要体现在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5年加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以及散见于其他的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从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用于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法律法规。
(二)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我国法律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现状来看,我国现在还没有一部专门的针对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法律,虽然众多法律都有涉及,但都只是有所提及而已。而且这些法律的相关规定可执行性不强,阻碍了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所以现在急需制定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法律即涵盖有关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各个事项的相关法律规范。
现有对于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大多都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对其进行细化,缺乏实施细则,不具有可操作性,这就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比如说,就宪法而言,我国《宪法》第四条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对于如何具体落实这一规定法律并没有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这就使得执行起来的难度性加大。还有对于如果因为民族文化方面的问题产生的纠纷,法官很难引用具体的法律条文作出判决,因为对于具体的法律责任并没有作出规定,这也加大了法官裁量案件的难度。
三、完善相关法律,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
(一)国家要制定和完善保护民族文化的法律法规
国家应该根据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地区实际状况,制定出一部全面的、能够有效的保护民族文化的法律,这部法律要尽量的涵盖到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不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出要对哪些方面作出保护,而且还要有具体的措施的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完善的法律规定才能有利于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要根据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对现有的相关法律规定适时的进行修改和完善。
(二)少数民族地区立法机关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去制定出符合地区实际的地方条例
我国少数民族众多,地区间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制定出更加符合地区实际的条例,更有利于地方政府文化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政府要加强对相关法律的宣传和监督
一部法律出台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建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使社会能够持续稳定的得到发展。当法律被颁布实施后,政府应该完善监督机制,加强监督,以便于在现实的工作中能够真正做到有法必依,依法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加强在民族地区普法宣传的力度,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能够了解到相关法律的规定,认识到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行为的危害后果和所要受到的惩处,这样有利于民众更加积极地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保护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英龙.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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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民族高校;传统文化教育
少数民族的特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但我国民族文化众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会产生文化的碰撞或对抗,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高校具有文化的多元性,是教育的重要园地,同时也是缩小多种文化差异的最佳场所。对在校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深化教育,是推动我国的文化建设的主要动力。
一、民族地区高校传统文化的现状
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民族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文化建设意义重大。
(1)在民族高校内,大多数是本地民族,他们深受当地文化的影响,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就缩小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他们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同时保留了当地文化,使文化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2)民族高校中出现了文化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汉文化形成了“文化强势”地位,汉文化占据着主导地位,各种文化进行不断的交流,使各民族的语言、文字、艺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3)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文化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在校园文化教育中,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我国的文化品质得到提高,对消极文化我们也不能忽视,避免被消极文化的影响。
二、民族高校如何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教育
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教育,主要场所是校园,主要对象是学生。那么,校方应该怎样对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对民族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手段
学校是教育的主要授源地,学生是教育传承的主要对象,我国对学校课本不断的进行改革,目的就是全面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提高培养人才的教育质量。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是我国教育部门的事,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学校的事,因此,我国各方面的力量都应该注重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育部门应该针对各民族的特色,进行教育改革,使学校课程更具有传统文化色彩。民族地区的政府应该设立专门的教育经费,出台专门的教育政策,将政府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并为新课程的快速实施创造有利条件,起到协调的作用。
学校是对文化教育的实施者,因此,学校更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学校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途径很多,以下就是学校可以采取的几个途径。
(1)提高教师自身的文化素质,加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学习。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教师所传授的课程不清晰,那么很可能会导致部分学生的逃课现象,因此,教师必须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加强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例如,教师可以鼓励汉族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一帮一,结对子”,鼓励学生互相理解不同民族间的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教师要以身作则,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习俗,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
(2)开设传统文化课程,树立传统文化进课堂的观念。例如,在教学安排上,要增设公共课程,这些课程要针对不同的年级而开设,将“弘扬民族文化,倡导高雅艺术、振奋民族精神”作为公共课程的宗旨,并将本地区的民族传统文化编写进教材,加强文化教育。或者学校开设教授讲座,让学生深切感受到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学校还可以鼓励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申报研究,并将研究结果穿插入课堂之上,使学生进一步加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
(3)在校园创建民族传统文化节,加强校园文化的建设。在校园建设文化节,举办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有利于渲染校园的文化氛围,使学生更多的感受到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可以利用校园媒体(校园广播、校园海报等)进行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
(4)开展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实践活动。例如,教师指导学生利用寒、暑假期或休息期间对不同地域的文化进行调研,并写出调研报告,使学生亲身体验本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更深刻的掌握民族传统文化。学校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践基地,举办文化参观、艺术展演等,让学生参与其中,使他们受到传统文化熏陶。
2.对民族高校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内容十分广泛,它涉及的内容很多,在天文、科学、哲学、艺术等都体现着文化魅力。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最主要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在我国的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外来侵略战争,在众多的战争中,我国少数民族展现出他们饱满的爱国热情,与我军团结一致,取得战争的胜利,保卫了我国的疆土。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爱国教育,有利于我国的势力加强,更有利于我国的统一。另外,团结互助的集体主义、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观念、婚恋观念以及尊老爱幼的家庭观念等教育也是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对少数民族进行传统教育的同时,要保留民族本身的传统文化,并将他们相互融合,创造出新的文化,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不足提供生动的素材。
三、结束语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任何力量都不能把我们分开,因此我们要团结一致,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就成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最佳场地是学校,对高校的传统文化教育需要来自多方面的支持,需要政府支持,需要教育部门协助,只有各方面的力量都朝着一个方向,那么,我国文化建设就会得到极大的推动。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利于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更有利于我们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世界地位,所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陈兴贵.多元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社报),2011(9)
[2]罗康隆,黄贻修.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M].民族出版社,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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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火不思 历史起源与传承 艺术审美 蒙古族文化 发展前景
一、火不思的起源及其历史渊源
“我国少数民族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 作为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遗产,火不思以其浓郁的音色和丰富的音乐表现力流传至今,并历经改良成为最有代表性的蒙古族弹拨乐器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共同创制的一种弹弦乐器。火不思主要流传于我国内蒙古、新疆及甘肃北部、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等地。火不思一词为土耳其共和国语qobuz的音译,大约于唐代从中亚传入中国,又名“浑不似”,“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胡不思”和“胡拨四”等(均为蒙语音译,即琴的意思)。四弦、长柄、无品(如今改良成有品有音位)。
关于火不思的起源,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西汉元帝时(前49―前33),南郡秭归女子王昭君被选入宫廷,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帝,汉元帝以礼相待,呼韩邪单于表示“愿婿汉室以自亲”,永结盟亲。王昭君自愿嫁到匈奴,汉元帝遂以昭君相许,呼韩邪单于册封昭君为“宁胡阎氏”。王昭君在嫁往匈奴的路上,曾在马背上弹奏琵琶,她的故事成为后世民间诗词,戏曲,说唱和小说等的流行题材,绘画中也有昭君的马上抚琴图。在匈奴期间,王昭君的琵琶深为胡人所珍视,并模仿它制作出新的乐器,与琵琶的外形和音色等相差甚远,从此便有了“浑不似”之名。宋代古书上曾记载:“王昭君琵琶坏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和必斯’”。火不思的图像最早见于唐代古画中,后来在20世纪初在新疆吐鲁番以西挖掘出九世纪初的唐代高昌古画,画中“一儿童抱弹长颈,勺形,四弦轴并列一侧的弹拨乐器。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火不思已广泛流传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在蒙古族建都北京的元代,火不思已经被列为国乐,是经常在宫廷盛大宴会或室内国宴上演奏的乐器之一。后来在民间广为流传,盛行于中原尤其是山西,陕西及河南一带,在汉族人民的生活中也喜闻乐见。
流传至清代,蒙古族的风尚再度盛行,这是由于后金时期满族的文化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大,入关后清朝除继承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外,又有意识地提倡蒙满文化,因此许多元朝习俗又再度兴盛起来。清朝将蒙古族音乐列为国乐之一,除了在欢宴蒙古族王公贵族的时候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会等重要节日都会演奏。清朝文献记载:“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桐柄梨槽,半冒蟒皮,柄下腹上有棱,如芦节,通长二尺七寸三分一厘一毫”;“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以皮为面。”此时的火不思,是蒙古族乐番部合奏乐器之一。而此时火不思的发展,恰恰说明了“艺术能启迪智慧,拓宽思维,增长才干。” 充分地反映出先哲们对于美的深刻认识,以及智慧的体现。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既有悠久的历史,又有无限的生命力。火不思作为蒙古族民间乐器,也同我国其他民间器乐一样,自始至终与民间声乐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及明,清时期,民间器乐的形成,风格以及特定无不受到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的极大影响。大量器乐曲牌来自蒙古族民歌或说唱音乐的结构,而其演奏手法和器乐语汇也与蒙古族民歌的音乐表现息息相关。此外,蒙古族歌舞音乐,说唱音乐中所使用的前奏,大小过门和独立的器乐段落,也为火不思器乐的进一步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蒙古族音乐与民族音乐文化的特征比较
尽管我国的民间器乐曲与民间声乐艺术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其独立发展,使它具有了蒙古族歌曲无所不及的纯器乐的独立技巧和手段,例如巧妙利用火不思的演奏指法或按弦的特点进行调的转换,以独特而丰富的演奏技巧作为乐曲变奏,展开的手法,自如的运用多种节奏型构成乐曲的层次段落,等等,而这些正是受到人声限制并负载着唱词的声乐艺术比较难做到的方面,也是纯器乐作品在音乐的领域有更为广阔的驰骋空间的体现。
另外,由于器乐曲没有唱词,情节以及曲种,剧种的局限,加上蒙古族民间人民超凡的音乐吸纳和消化能力,他们在蒙古族民间器乐曲的传承中不断地进行创新,或广泛采集,或融会贯通,或激发创造,或蕴蓄积淀,不仅妙笔生花的引申,展衍出许许多多优秀的蒙古族作品,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不同历史阶段的音乐文化财富。
我国的民间音乐包括民间歌曲,民间舞蹈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民间器乐,它们彼此联系共同发展,铸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历时性的时代标志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所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产生,发展及改良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构成的,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其改良,更新往往表现为局部的,量变的。“从工艺品的审美历程来看,凡是产生年代久远的物品往往带有某种实用性。” 因此对于历史悠久的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而言,火不思可以说是不同程度地存留有不同历史时期的蒙古族历史文化背景的沉积,以及后来历经历史发展不断演变的蒙古族文化的代表。聆听它浑厚的音乐,既是历史的缩影,也是当代蒙古族文化欣欣向荣的写照;在它今日的风貌中,追溯着过去时代的文化光彩。
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总是连贯古今的,人类文化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民族文化形成的历史长河中,都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传承性的运动规律是蒙古族音乐文化延续,生存的根本条件与特征。音乐文化是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在传承过程中某些构成部分的遗传基因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性,某些内核的不变易性,构成了各音乐文化品种在延续,生存中的基本运动规律特征,即它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往往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均可代代沿袭,传承至今。这种传承中相对稳定的遗传基因,一脉相承,正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演变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是流动着的。中断这个流动,中断传承,音乐文化现象就会自行消失,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说,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在历史传承中,稳定性是相对的,变异性是绝对的。
变异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史传承中所显示出来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变异性,更突出地表现在兼容并包,兼收并蓄。在蒙古族漫长的音乐文化发展历程中,正是由于其文化特质方面的兼容性特点,从而使蒙古族传统音乐文化经久不衰,在不断地吸收外来音乐文化中,消化容纳,优胜劣汰,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获得文化的发展,改良与更新。
从总体上来讲,中华少数民族音乐传统音乐文化所呈现的特征既是多元化的,又是一体的。它是在世界音乐文化,我国各姊妹民族音乐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更新自己,发展自己的结果。世界音乐文化的交流无疑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各国音乐文化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彼此共生的。而蒙古族族传统音乐文化也正是在这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潮流中,在正确评估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更新民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和流传下来的历史积淀,以建设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文化体系,并使之具有独树一帜的蒙古族文化特色,自立于世界音乐文化之林。
三、蒙古族先民的音乐生活与当今流传的经典作品
蒙古族先民居住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主要以游猎为生产生活方式。公元840年后,大部分蒙古族先民向西迁徙,从游猎的生产方式逐渐过渡到以游牧为主。公元1206年,蒙古族的首领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号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并展开大规模的军事活动。经过多年的东征西战,至13世纪中期,形成了横跨亚欧两洲的大汗国。1279年,蒙古族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长期并立,相互争夺的混乱局面。
在元朝大一统的局面下,蒙古族的游牧经济和全国的农业,手工业经济之间逐渐加强交流;至清代,汉族农民不断向蒙古族地区移动,蒙古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由游牧向半农半牧的形式过渡,出现较为丰富的经营生产模式。
有了扎实的经济基础,蒙古国的上层建筑也开始大力发展,以艺术形式为例,出现了长调,短调,呼麦等多种蒙古族歌曲艺术。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火不思也有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演奏手法,以蒙古族题材为背景,大大增强了火不思的音乐表现力。以蒙古英雄史诗为例,有《诺恩吉亚》、《阿斯尔》、《森吉德玛》、《金珠尔》等;以歌颂草原或怀念家乡为例,有《敖包上的云朵》、《美丽富饶的乌珠穆沁》、《敖包上的云朵》、《乌珠穆情》、《察哈尔八旗》、《鄂尔多斯民歌》、《奈嘎丽河》、《色楞格河》、《锡林郭勒八音》等;还有大量表达对马的喜爱之情的作品,如《黄骠马》、《小黄马》、《花马》等。
四、火不思文化的发展前景
随着祖国的发展,各族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各民族文化也越来越呈现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景象。蒙古族音乐文化也与时代一同进步,出现很多以歌颂新生活为主题的火不思音乐作品,如《牧民心向天安门》 ,《欢宴之乐》等。如今火不思音乐的题材越来越丰富,音乐家通过火不思独特而浑厚的音色展现出美妙的与众不同的音乐,出现很多改编自国外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如《达姆・达姆》、《土耳其进行曲》、《匈牙利舞曲》 ,《加沃特舞曲》、《小步舞曲》、《春天》等。
向往自由,追求更广阔的精神世界,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等方面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为蒙古族提供了相对开阔的生活环境和自由开放的生活习性,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然成为蒙古族先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无时无刻在蒙古族音乐中渗透出来。
自由广阔的蒙古族长调在火不思身上同样体现出悠长的气息,耐人寻味。“艺术贵在创造性,这种创造更多地指以有形的物化形态揭示更丰富的精神内涵”。同样的散拍,同样的颤音,火不思以其浑厚的音色阐述了茫茫草原的浑厚,与长调的高亢激昂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蒙古族文化在不同艺术载体上所体现的特点。
音乐本身是互通的,“只有体现了人类进步的理想和愿望、符合历史发展趋势、显示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社会生活才是美的”。对于器乐本身而言,器乐是借助乐器的性能特征,结合演奏技巧的运用所展现出来的一定意境的音乐作品。民族器乐是伴随着民族乐器的出现而产生的,因而火不思音乐的产生可以说是伴随着游牧民族的乐器而产生的,根源于游牧民族的自由性和精神的开放性。
随着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蒙古族悠扬的音乐中去追寻这个马背上的民族的渊源。不可否认的是,火不思作为这个少数民族最具代表性的弹拨器乐,其文化性与艺术性并存的显著特征将会在以后更加深入的探究中被更深层地挖掘,从而成为与马头琴并驾齐驱的蒙古族器乐之代表活跃在世界文化的舞台上,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颗璀璨明星。它将使更多研究世界民族艺术文化的学者为之惊叹,去感慨这个古老渊源的民族所具有的艺术与智慧。而在这个全世界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火不思文化的传承无疑面临着更多的机遇和挑战,因此在尽量保留原生态的基础上将其传承与发展,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以为后世蒙古族文化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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