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建构主义的观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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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建构主义; 认识论;心理学
一、导言:作为一种新认识论的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观点增长的表现在其研究角度的增多与地位的提高。现在,已经需要在不同的建构主义观点中作出区分了。实际上,不同的人说的是不同的“范式”。曾经有人对建构主义作出了不同的区分,比如,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控制论建构主义,等等。所有的这些范式都反对传统认识论将知识作为是“实在”的客观表征。他们的论证很少直接反对传统认识论的固有概念,而是用另外的概念和观点去替代原有的理论。建构主义者的“范式”之间也是互相争论的。
建构主义的先锋是恩斯特・格拉斯费尔德(Ernst von Glasersfeld),他的“激进建构主义”仍旧激烈地被人们讨论。以皮亚杰的著作为基础,格拉斯费尔德尤其关注个人自律和通过反射和抽象建立概念结构。根据他的观点,“真正的”学习要将问题作为“一个人自己的问题”,作为阻碍一个人向目标进步的障碍。与这种关注个人的看法距离最远的是发端于俄国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角度的建构主义。这种观点强调意识活动中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位置,并且将学习定义为熟悉文化实践。实际上,处于对立位置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很长时间他们都不理会由他方提出的批评。这种现象就像库恩所称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在这个领域中,个人的(主体的)观点与社会文化的(主体间的)观点之间有着一种张力。这种不同范式尚无定论的纷争,一方面使得在研究中有机会援引不同的观点而不多考虑不同角度的一致之处;另一方面,近来它促使了整合不同立场的观点的努力。实际上,在这场争论中基本的问题被人们忽视了。为什么建构主义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在科学和哲学传统中它处于什么位置?
对于知识的建构主义理论,人们首先应该澄清基本的观念。可以确信,建构主义并非是相对主义、反实在论。它也不像怀疑主义那样怀疑是否存在一个外在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大量的建立在建构主义观点上的经验论研究一直明白建构主义的实在论立场。建构主义在其反对长久以来的哲学和认识论传统背景上有一定的说服力。它认为知识不是实在的表征而是建构。但是实际上,似乎特别难将建构主义与传统泾渭分明地隔开,因为它的论证几乎总是处在旧的认识论框架内,它始终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传统框架,而这恰好是建构主义竭力想抛弃的。
二、杜威对建构主义的贡献
一位用毕生的时间从事知识的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哲学家就是约翰・杜威(1859―1952)。正如图尔敏在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前言中所说的:杜威的著作“与知识论传统是一个彻底的分离”,显示出“那个时代几乎不被认可的一种远见、洞察力和原创性”。而且,“杜威的分析并不只是破坏性的。它也扼要地提供了对于‘知行关系’的一种积极的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被自然科学本身后来的发展所支持”。[1]在我们看来,杜威的论证也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个人的)和主体间的(社会文化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杜威的著作一方面反对传统的认识论,杜威将他的批评集中在传统认识论共同的基础上,即主体与客体、实在与知识、世界与意识的分离。杜威的知识理论表明以往讨论仍然建立在实在和知识分离的基础上。在更大的程度上,建构主义“范式”仍然与传统的、二元论的框架紧紧连在一起。他的著作另一方面为建构主义知识论打下了基础,它使得人们能够对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的主张进行评价。它除了强调个体知识的“建构”,而且强调社会知识的“共建”。这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和主体间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
杜威的认识论一方面突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分的模式。在杜威看来,认识论所关心的不只是知识问题,更重要的是认知问题。杜威认为,传统的认识论在认知问题上是以“知识旁观者”的理论(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出现的。这种认识论主张,知识是对实在的“静态”把握或关注。杜威指出,这种认识论在认知上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认知的主体与被认知的对象是分离的,认知者如同“旁观者”或“局外人”一样,以一种静观的状态来获取知识;二是认知被理解为一种认识对象呈现给认知者的事件,认知者在认识中是被动的。杜威指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在现代科学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现代科学的发展表明,知识不是某种孤立的和自我完善的东西,而是在生命的维持与进化中不断发展的东西。杜威指出,知识的获得不是个体“旁观”的过程,而是“探究”的过程。杜威认为,“探究”是主体在与某种不确定的情境相联系时所产生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在行动中,知识不是存在于旁观者的被动的理解中,而是表现为主体对不确定情境的积极反应。知识是个体主动探究的结果。
另一方面,除了强调个体知识的“建构”,杜威的认识论述强调社会知识的“共建”,这使得对知识的主体的和主体间的解释能够在同一个建构主义的框架下考虑,在研究中为建构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
杜威的著作对“激进建构主义”做出了分析。在我们看来,激进建构主义的知识理论认为知识是非普适性的、去真理性的,知识不可能概括社会的法则,无个体之外的知识。在讨论知识与实在的关系时,它既没有说明实在与知识的一致得不到证明,也没有在普遍上承认存在一个外部世界。而是在关于世界是在怎么样的问题上采取了不可知论的立场。即使使用了像“可行性”或“可相容性”这样的概念,但它应该指出从什么角度说不存在一致,从什么角度说没有外在的“客体”。在认识论这方面,杜威的理论提到维果茨基的著作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它没有提供另一种解决方法,而是对理想激进建构主义的一种补充,仍是相同的根深蒂固的二元论的传统。维果茨基的著作形成于笛卡儿和康德的认识论成为很多批评的靶子的时候,笛卡儿和康德知识论的不足在于他们只关注个人意识的自我分析。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分析引发了知识论理论中的社会维度的尝试。维果茨基的心理学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集中于知识获得过程中主体间向度的作用。在维果茨基看来,知识的获得与环境的内化是相等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取向肯定难以包含个人文化的层次性、差异性以及个人成长史对个人认知的巨大影响力。而且,环境是客观的结构,外在于独立于内化过程。
面对建构主义令人不满意的状况,旨在协调激进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取向的“平衡”方案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知识的个体性和公共性是相容的。杜威既认为知识是人不断发展的活动的结果,又认为它是一种“公众的”认识论,是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利用的、公开的求知的方法。通过这种公众的认识论,在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的过程中,人们自然就能够获得共识。由此,在杜威看来,知识虽然是每个个体自己从“做中学”得来的,但在一个民主的环境中,只要通过理性的、“实验的”方法,每个个体就一个共同的问题是能够获得同样的解答的,这个解答也就是公共的、客观的知识。[2]
在解释为什么人类会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时,杜威的建构主义既没有提出一个客观世界,也没有假设主体有合适的认知结构。他认为社会互动使得也迫使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注意其他参与者的贡献。为了能继续这种社会互动,一个人不能不观察和考虑其他人建构的客体和推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某种东西“在至少两个不同的行为中心被共同地创造出来”。[3]有了这种人类的互动,就不难理解主观实在的存在对共同理解的可能性不造成真正的威胁。彼此理解还意味着“在共同的追求中客体对双方有共同的价值”。[4]杜威认为为了“在行为上达到一致”,有必要“达到态度上的相似”。他还认为个人实在也通过在共同的追求中获得同样价值的方式被改变。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虽然行为一致需要个人观点的充分协调,但是这些观点会趋于相同。人们继续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实在中,虽然这种实在为了达到行为上可能的一致,现在已经被完全改变了。杜威认为,“个体通过参与公众交流和社会生活能够渐渐达成社会一致共识”。
三、总结
这种“理论实用主义”主要基于各个范式的不足,而不是他们的成就。这是一种协调相反观点的尝试。只是在知识与实在、主体与客体对立的二元论的框架中,这些相对的方面才似乎互相中立,协调认知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建构主义的取向似乎将两者都包括了。建构主义理论应该能沿着这些线索详细地阐述概念。在这点上,建构主义理论或许能证明它的成功。建构主义理论能证明没有什么理论比建构主义更加实用和有效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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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 静.试比较建构主义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03).
[3]John Dewey .Experience and nature[M].Carbonda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1.
篇2
【关键词】认知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学习观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08)13―0021―03
一 建构主义的定义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新的认识论和哲学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在教育和心理领域引起了一次重大的教育、心理观念与实践的革命。建构主义强调了真理的相对性,重视认识中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学习活动中学习者的主体性作用,重视学习者面对具体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以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和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的文化历史理论为首的理论不仅对建构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随着对建构主义的研究,出现了六种理论倾向的建构主义,即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信息加工建构主义(Information-processing Constructivism)、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控制论系统观(Cybernetic System)和对待中介行为的社会文化观点(Socio-cultural approaches to mediated action)[1]。这六种建构主义都有其不同的思想倾向,但作为学习理论,这些流派的主要思想都是在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理论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它们的相同点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第一,怎样看待知识;第二,如何理解学习活动;第三,怎样看待学习者[2]。其中,激进建构主义是在皮亚杰的认知建构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以结构主义思想为心理学核心基础的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是以维果斯基在心理发展理论上的影响而形成的。本世纪对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并将其应用于课堂和儿童的学习与发展的当推皮亚杰和维果斯基。
本文主要针对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建构主义和以维果斯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在对学习活动中的不同理解来展开比较。
二 皮亚杰认知建构主义与其在学习理论中的观点
皮亚杰(Jean Piaget)的建构主义是他在儿童心理发展上的观点研究出来的,他是认知发展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一位心理学家,是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3]。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认为一个儿童在建构一种世界模式时,必须经过不同的认知阶段。皮亚杰在1973年发表的《理解就是创造》一书中指出,教师应该理解儿童心理发展中的步骤。“理解就是创造,或通过再创造去进行重构,如果要使每个人在将来成为有能力进行生产的创造的人,而不仅仅是简单复制的人,那么,上述条件就是必须新遵守的。”皮亚杰用唯物辩证法来坚持关于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儿童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从而使自身认知结构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包括了“同化”、“顺应”。“同化”是指把外部环境中的有关信息吸收进来并结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中。这个过程也称为“图式”,即个体把外部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内的过程。“顺应”是指外部环境发生变化,而原有认知结构无法同化新环境提供的信息时所引起的儿童认知结构发生重组与改造的过程,即个体的认知结构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的过程。因而,同化是认知结构数量的扩充(即图式扩充),而顺应是认知结构性质的改变(即图式改变)。认知个体(儿童)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形式来达到与周围环境的平衡:当儿童能用现有图式去同化新信息时,即处于一种平衡的认知状态;而当现有图式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就被破坏,修改或创造新图式(即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儿童的认知结构就是通过同化与顺应过程逐步建构起来,并在“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中得到不断的丰富、提高和发展[4]。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是从个人的角度去接近学习的,描述了在学习中,通过总结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经验而不断重构个人的理解和知识的过程[5]。认知的建构观点将认知的重组看作是定义学习过程中的要素。这种认知的建构观点在把注意力集中于个人的同时,并不否认社会互作用的重要性。而是认为学习者应该与所处的环境(不管是物理环境还是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与他们原有的建构世界的知识不一致的现象进行实实在在的接触。而这个过程可以通过话语或看法的交换来进行。
从学习活动过程来看,认知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主体自己建构而获得的,并不是从外部直接灌输给个体。通过不同的个体自身“个体化”的心理活动,建构出来的将是不同的知识,它们具有不同的质量与形态,与传授者想要传授、灌输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皮亚杰研究的重点是儿童智力发展,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1)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具有辩证思想的关于儿童智力发展理论;(2)说明了个体从出生到青少年期的智力发展过程;(3)将数理逻辑首次作为划分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的工具;(4)提出了发生认识论的理论框架;(5)创造了研究儿童智力发展研究的独特方法。
三 学习观在社会建构主义与维果斯基心理发展理论中的呈现
维果斯基(Lev Semenovich Vogotsgy)是俄罗斯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心理发展理论包括了有关人的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活动说、中介说和内化说,从20世纪70年代传入西方后,与建构主义学说融合,从而形成了建构主义理论中另一重要的理论“社会建构主义”。维果斯基提出活动与意识统一的心理学原则,强调意识从来都是某种整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并试图运用活动与心理、活动与意识统一的原则解释活动与儿童发展的关系,由此说明教师在教学教育过程中的很需要作用,为研究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形式意识开辟了一条现实的途径[6]。维果斯基又提出了语言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为中心任务的心理发展中介说,提出儿童为了某种目的将某一物体作为工具使用,意味着他正朝着形成外部世界与自身的积极联系迈进一大步,说明一个儿童掌握某一特定工具的能力正是其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关键。维果斯基又以内化说作为将心理发展理论有效地运用于促进儿童发展的重要实验性理论依据。他在《社会中的心理》(维果斯基著作英译本,1978)中提到“最近发展区”表明,儿童是在摆脱日常概念和成人概念的“张力”中学习科学概念的。若只将源于成人世界的预成概念呈现给儿童,那儿童就只能记忆成人有关这一经验所说的一切。为了将这一经验占为己有,儿童必须利用这一概念并将它跟第一次呈现在他面前的想法联系起来。取代之前经验中的概念和重新引进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而是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的,它们的发生从儿童已有的概括和自己经验的概括中产生出来的。
社会建构主义将心理描述为超越身体范围而进入社会环境的一种分布式的存在物。与认知建构主义者相反,社会建构主义将心理定位于社会中的个人行为。因此,学习首先是进入某一实践共同体的文化的过程[5]。个人的认知加工过程是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加工过程而被分类的,而这包括了对社会交互作用的参与以及按文化方式组织的能影响学习和发展的活动。
维果斯基在心理人个体发展和种系发展方面作了大量的探讨,特别是在关于人类心理的社会起源、儿童心理发展对教育、教学的以来关系等方面有很独特的论述,他的理论特色主要是:(1)创立了文化历史发展理论;(2)阐明了人类心理发展的标志和原因;(3)提出了教学与智力发展的关系;(4)提出了儿童智力发展学说。
四 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学习观的比较
从皮亚杰和维果斯基在儿童心理、智力发展方面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和在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他们都认为儿童的自言自语以及思维最初的直观动作性,反映了人类发展的事实[7]。但从实质和研究过程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心理发展理论的不同之处:
1 关于学习与发展的关系
皮亚杰认为,儿童的图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能为他的下一阶段的学习提供可能性,儿童不可能有超过自身发展水平的学习。因为,发展是学习的必要条件。维果斯基则认为:学习应促进儿童的发展,儿童智力有两种发展水平,一种是现在的水平,即儿童当前所达到的智力发展状况;另一种水平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经过努力所能达到的一种新的发民兵状态。这两种水平状态之间存在的差异,就是“最近发展区”。因为,学习先于发展并促进发展。
2 儿童(学习者)的自我中心问题
皮亚杰通过临床法研究与收集了有关儿童语言与思维的大量事实,从儿童自身发展阶段的角度出发,他认为,儿童的言语和思维都具有自我中心的性质,儿童的心理与活动的一切特点都是从这一基本特点中产生的。维果斯基认为:言语的最初功能就是交往、沟通、与他人进行联系并对他人施加影响,言语一经产生就是社会性的。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思维的发展并不是从我向或自我中心思维开始的,而是现实的、实际的、有实效的思维,经外界满足儿童需要为基础的。因此,思维从发生来讲也是现实的、社会性的。
3 儿童(学习者)的语言和认知思维的关系
皮亚杰认为语言来源于思维;认知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出现语言;语言只是认知发展的标志之一,自我中心言语反映的是不成熟的思维形式,社会化语言反应的是发展程序更高的思维形式,语言对思维的发展不起作用。维果斯基认为,儿童的言语在认知发展中起重要作用,言语作为思维的工具起着计划、协调、解决问题的作用,思维或认知随着语言这个心理工具的成熟而成熟,经由语言的发展而提高,而语言的发展是在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实现的。由此,从皮亚杰的理论来看,个体发展的方向是从个体化到社会化,个体思维的社会化是发展的标志。认知发展的过程是“非语言动作思维――自我中心思维――社会化言语和逻辑思维”。而从维果斯基的理论来看,社会化事物内化于个体思维,个体化是发展的标志,语言的发展是“社会言语――自我言语――内部言语”的过程。
从以上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理论分析比较中,可以下表中获得认知建构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在学习理论中的不同观点:
五 结论
通过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理论研究和比较,可以看到:两者虽然在对待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上有不同的侧重,从而导致两者在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上具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两者对于学习的观点是一致的,认为知识不是由教师向学生的传递,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习者不是被动的信息吸收者,而要主动地建构信息的意义,这种建构不可能由其他人代替。因此,要更好的将这两种不同侧重点的理论运用于教学、教育活动中,就需要对皮亚杰和维果斯基的理论观点作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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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小林.建构主义理论特征的分析[EB/OL].
篇3
1.建构主义知识观
我们提出超越二元论的建构主义知识观,即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辨证统一、以发现为主导的知识的接受与发现的辨证统一、以建构为主导的知识结构与建构的辨证统一以及知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辨证统一。为此,我们认为,课程结构的设计以及教材编写、认知工具的开发、相关的教育网络的创意以及各种学习与教学资源的开采都应当致力于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机联系之中,创建一种开放的、浸润的、积极互动的学习文化,以帮助学生克服知识的惰性,增强知识的弹性,促进知识的远迁移。同时,在倡导建构主义知识观时,我们主张在信息技术的学习中应强调“以孩子为师”,关注“后喻文化”的形成,以便使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超越长辈的新生代。
2.建构主义学习观
我们还主张,每个学习者都不应等待知识的传递,而应基于自己与世界相互作用的独特经验去建构自己的知识并赋予经验以意义,为此,我们强调学习的积极性、建构性、累积性、目标指引性、诊断性与反思性、探究性、情境性、社会性以及问题定向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内在驱动的学习等等。
3.建构主义课程观
建构主义对知识与学习的重新认识必然导致课程观念与课程设计原则的更新。建构主义的课程观强调用情节真实复杂的故事呈现问题,营造问题解决的环境,以帮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活化知识,变事实性知识为解决问题的工具;它主张用产生于真实背景中的问题启动学生的思维,由此支撑并鼓励学生解决问题的学习、基于案例的学习、拓展性的学习与基于项目的学习并以此方式参与课程的设计与编制;它还努力为学生进行探索和建构知识提供大量认知工具,以拓展学习时空,增强学习能力;它还通过设计各种类型的问题,不断开拓学生的思维、创新与实践的空间,以支持学生在学习与生活中的成功;它还充分利用超媒体和超文本以方便各种类型信息的嵌入、利用、更新从而提供跨学科、跨时空、面向真实世界的链接。
4.建构主义教学观
在更新知识观、学习观与课程观的基础上,我们强调,教学应该通过设计一项重大任务或问题以支撑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活动,帮助学习者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开放的学习环境与问题情境,诱发、驱动并支撑学习者的探索、思考与问题解决活动;提供机会并支持学习者同时对学习的内容和过程进行反思与调控。总之,建构主义的教学应该基于:内容的真实性与复杂性、方法的导引性与支撑性、学习环境的内容丰富性、挑战性和开放性评价的激励功能与支持反思和自我调控的功能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共创互动合作、支持双赢的学习文化教学情境的浸润.
篇4
关键词: 建构主义 认知学习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 最近发展区理论
1.引言
建构主义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种学习哲学,它本身就是认知理论的一种发展。在我国渐渐成为一种主导的理论思潮。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在情境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产生互动构建出的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知识有四大属性,即“会话”、“情境”、“协作”、“意义构建”。不同于传统的结构主义,建构主义认为知识不是一种认识主体对客观现实的描述,而是个体存在于不同的情境之中,在探索发现和协作中构建出来的。在学习这一社会活动中,师生双方都是教学情境的参与者和对话伙伴,他们的关系是平等互动的,学生作为主导者,主动参与知识的构建,而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成为学生构建知识体系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在构建主义者眼里,学习主体的认知发展与学习过程密切相关,因此较清楚地解释了学习这一人类社会所特有的认识行为的发生过程,知识在大脑中如何形成、意义是如何生成、关于客观世界的种种概念和定义是如何构建,理想状态的学习情境是怎样地展现等人类学习过程的认知规律。在建构主义思想指导下形成了比较有效的认知学习理论,对我们的教学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建构主义流派繁多,相关的理论阐释也各有差别,同时也有一些不同的倾向,但这些思想都举着一面旗帜,即知识是认知主体主动参与建构而形成的,学习是一个构建意义的活动。
2.建构主义理论探析
瑞士教育学家皮亚杰最早提出了建构主义。发展到现在,建构主义包括:皮亚杰式建构主义、新维果茨基派建构主义、中介式学习、激进建构主义及社会建构主义[1]。皮亚杰是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一位心理学家。他认为知识的来源既不是认知主体也不是客观世界,学习的本质就是探索与发现,是认知主体和客观世界互动的过程中构建了各类知识。学习者以原有的经验和知识背景为基础,在新的经验中获得新的知识;而这些新的知识、新的经验又会使已有的经验得以丰富和深化。学习的本质就是这种主体和客体双向构建的过程,它突出了认知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新维果茨基派建构主义则强调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知识和学习的作用,即学习者的学习活动是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进行学习。学习者处于社会文化活动中产生新的知识,获取思想的启迪,发展自己。中介式学习则重视三重角色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它将教育者、学习者和多媒体技术的功能联合起来,创设培育一种个性化学习情境,以便学习者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激进建构主义则认为客观世界的知识是人类掌握不了的,只有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实现知识的构建,而认识的功能就在于调整主体以适应这种经验的世界。社会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它是在主体与社会交互作用下产生的。
在谈及建构主义理论时,不得不提到维果茨基,他提出了“社会文化理论”,强调认知过程中学习者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的作用,从而提出了“最近发展区”理论[2]。基于这一理论他提出了支架式学习模式,形象地借用了建筑行业的“脚手架”的概念,是指在教学中将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学生按照先小后大的步骤,逐步建构起整体的概念,从而达到深刻全面的认知,最后撤走“脚手架”。其优点是化繁为简,使所学易于理解与掌握。维果茨基认为,个体的学习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的,社会可以为个体的学习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持和促进作用。维果茨基区分了个体发展的两种水平:现实的发展水平和潜在的发展水平。前者也就是个体现实活动中所能达到的水平,而潜在的发展水平则是指个体在他人积极的帮助下所可能达到的水平,这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异部分即“最近发展区”。最近发展区理论揭示了学习的本质特征不在于“训练、强化”已形成的心理机能,而在于激发、形成尚未成熟的心理机能。所有这些研究都使建构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为实际应用于教学过程创造了条件[3]。
在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的进程中,皮亚杰与维果茨基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与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理论是建构主义的重要心理学基础。库恩提出了“范式理论”,认为科学家所认识的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世界,而是主观约定的世界,范式不是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不同科学家团体在不同心理条件下产生的不同信念。因此“科学家并没有发现自然的真理,也没有越来越接近真理”[4]。20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从理论上支撑了建构主义理论,并且丰富了建构主义。甚至有学者将建构主义本身归于后现代主义理论体系中。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罗蒂的反表象主义认为,意识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客观存在,真正客观准确的知识并不存在[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布鲁纳等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将维果茨基的思想向美国教育研究领域引进,推动了建构主义思想的发展。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以文化为背景的,离开了社会与文化元素,学习活动就不可能开展。认知心理学的发展也为建构主义提供了心理学基础,它认为真实有意义的情境中才能产生真实有意义的学习活动,而个人认知的源泉就是社会文化的情境。
因为建构主义主要的心理学基础为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维果茨基的心理发展理论,所以建构主义也大致可分为两大原则:一是发端于皮亚杰理念的个人建构的主体中心论,以学习者作为认知发生的场所;另一个是来源于维果茨基有关社会文化之心理学观点的社会性建构理论,以社会建构主义或建构式主义为指导。建构主义在学习观上提出“自主学习”的概念,强调学习是学习者在丰富多样的情境中建构意义、创造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个体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
基于建构主义理论的教学模式有随机式、支架式、情景式、自上而下式,这些模式有别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其共同点都是灵活的开放式学习方式,以学习者为导向的互动式教学,从而培养学生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获得对同一问题或同一事物的多方面认知,使学生对事物的性质规律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达到深刻的理解,并形成认知图式。
3.建构主义教学观与传统教学观的区别以及对其的批判
基于对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和行为主义的“刺激一反应”学习的批判,建构主义指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1965年,瑞伯提出内隐学习(implicit learning)——无意识获得刺激环境复杂知识的过程[6]。他指出,人能够通过外显学习(explicit learning)和内隐学习来获取知识。相对于外显学习,内隐学习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其无意识性,在没有发现外显规则的情况下,学习者可以自发地产生内隐知识,学习并非都是一种主动有意识的过程,个体可以通过无意识的内隐学习获得内隐知识。学习者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主客体互动的过程,学习者与外在客观世界产生互动,对外在世界施加行动,也从外在世界获取回应。虽然强调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主动性很重要,但如果一味强调这种主动性,忽略规范性,则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学习是个体创造知识的过程,而不是发现知识的过程,更不是机械的死记硬背已有知识的活动。所以建构主义教学观认为独立的、客观的知识体系是并不存在的,学习活动不是学习主体去发现知识的过程,而是自己去创造知识、建构知识的过程。学习是通过与情境中人和物的互动创造出知识来的,个体学习的最佳状态是存在于丰富的社会情境中。自主学习强调学习者的主体性,是值得传统教学模式借鉴的。但若将学习活动的性质简单归纳为主动性、创造性与情境性,必然导致学习的“自我中心化”,没有意识到学习过程中认识论的必然性,放大了学习过程中的偶然性因素,从而演变为不可知论。
建构主义教学观有别于传统教学观,然而作为认知主体构建知识的不同方式,“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和“传统教学理论”并不分高下真伪。采纳“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而不使用“传统教学理论”在建构主义那里是找不到理论依据的,所以批判指责“传统教学理论”也是不应该的。建构主义认为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帮助者和促进者,在课堂教学中作为有更成熟理论体系的教师需给学生一定的指导,但是基于建构主义理论,教师与学生都是认识的主体,教师所建构的知识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建构的知识也就没有高低之分,教师没有理论可以依靠去教育学生,而学生也可拒绝教师的指导。照此,正常的教学课堂秩序就会被打扰,教育活动就无法开展。
4.反思与启示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理论流派,应用于教学领域确实能给传统教育理念注入新鲜血液,但其本身的局限性却可能会让建构主义的理想无法实现。采取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认为社会世界中不存在“客观真实”,社会习俗和规则都是人为的构建,看到人和社会的相互性和交往性,注意到研究者在理解和解释中的能动作用,使研究成为一种生成的过程。建构主义在理论上十分迷人,为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和创造的可能性,但在实践层面却很难付诸实施。在建构主义者眼中,一切都在流动之中,只有此时此刻才是最真实的。这种理论很难提出一套可供后人遵循的方法原则,而且无法设立明确的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因此建构主义必须直面自己的不足,在理论上展开进一步的思索,沉淀厚实的理论基础,明确教学实践的基本立场。尽管建构主义理论存在思辨的矛盾性,但它的出现还是给我们的教学实践提出了指导性的启示:
第一,在学科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注重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环境要充分调动学生和老师的双重积极性,既重视师生互动,也要促进生生互动,改变注重知识传授、强化记忆的传统教学模式。第二,要注意打破“平衡”,学习者的认知图式发展,关键是通过“不平衡”的重建,这就要求教师走近学生,聆听他们的心声,了解他们的需求,使学习活动进入良性的、不断发展的循环之中。第三,教育管理部门要努力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要重视社会文化背景下的教学小环境即学习环境,尽可能做到“情境化”,要做到理论与教学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第四,要注重培养学生哲学思维与元认知能力。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教学的目的不但是使学生认识客观世界,更要培养学生透过事物的现象把握本质的能力,培养辩证法的思辨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培养学生的原认知能力,这才是教育的基本目标。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理论是一种“重构”、“创新”式的理论,在其框架下认识教育领域的诸多问题,分析诸多关系,用辩证的眼光认识教学活动的社会性和个体性、知识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个体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学生的自主性和教学活动的规范性、初级学习与高级学习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建构主义对知识、学习和教学做出了新的解释,这是学习和教学理论在杜威、维果茨基、皮亚杰和布鲁纳等的思想基础上的综合发展。尽管建构主义的某些观点带有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也不能解决教学活动中所有的问题,同时也不可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模式,但它所阐释的建构性原则,有效地揭示了认识的能动性,最大程度上解放了教育者的思想,因而是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而进行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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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Vygotsky,L S.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3]莱斯利·P·斯特弗,杰里·盖尔著.高文等,译.教育中的建构主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Kuhn.T..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7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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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幼儿教育
建构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一种新的认知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积极主动的参与、自主学习和主动构建的重要性,以及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起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的作用。建构主义这一理论对幼儿教育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为培养幼儿的独立性、自主性,促进幼儿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提供了理论支撑。
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是某个心理学家或教育学家个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众多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关于建构主义知识、理论与实践进行探索和总结的成果,他们主要包括杜威、维果茨基、加德纳,形成了众多建构主义理论流派,如个人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信息加工建构主义等。尽管不同的建构主义流派有各自的主张,但他们在学习理论上却有着共同的观点,即建构主义者都认为学习者是主动地建构他们的认知世界,提高认知功能,而不是通过单向传授被动地接受知识。
(一)建构主义知识观
知识观,是指对知识的认识、看法以及与此有关的观念的综合。它涉及到的一些基本问题有:什么是知识,知识有哪些形态,知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客观的,但他们更强调,知识主要是由个人主动地建构而获得的。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仅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不是绝对的真理,知识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不同的个体会依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相同的命题进行不同的建构,学生对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主动建构来完成。建构主义知识观引起了教学内容、方式和方法的一系列变革,这一理论使幼儿教育工作者重新考虑如何帮助幼儿主动建构知识,如何更好地引导幼儿质疑、探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环境中,进行建构意义的学习。
(二)建构主义学习观
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一定的刺激情境与反应之间的联结,信息加工理论者把人脑当成计算机,把学习看成信息的登陆、存贮、提取的过程;而建构主义者则认为学习是一个交互用的过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新知识与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经验的交互作用,即学习是在一定的情境中,通过积极主动地建构,从而获得的对客观世界的意义建构的过程。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环境是由情景、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四大要素构成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是开放的环境,是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合作促进的环境,是充满对客观世界的意义建构的环境。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的过程,而对客观世界的意义建构就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三)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课堂的,不是接受知识的木偶,教师也不是传授知识的机器,教学不是简单的告诉,而是与学生交流、探究以及做出调整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学生已有的认知结构和已有的经验基础,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勤于思考、乐于探究,从而获得新知识、新意义的建构。建构主意的教学策略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教师创造一定的问题情境,促进学习者与情境的交互作用,从而积极主动地建构客观世界的意义。
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幼儿教育的启示
(一)学习要配合儿童的认知水平
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不是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主体之外,而是主体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解释,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认知结构。
儿童是通过同化或顺应获得新知识的。同化是通过经验或认知结构实现对感觉资料的吸收。儿童积极主动地同化必须以已有的经验背景和认知结构为基础,因而在学前教育教学中,教师必须了解儿童已有的经验背景和认知发展水平,教师为幼儿呈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要有利于幼儿积极主动地同化新知识。顺应是儿童借助与新知识或观念的接触,促进已有结构、图式发生改变的过程,或创立足以容纳新接触事物的图,或修正原有结构以容纳新事物的过程。调节是主体在新知识与已有认知水平发生冲突的情境中做出的对原有认知结构的调节。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认知冲突有助于幼儿认知水平的发展。同时,我们可以看出,幼儿教师要利用好认知冲突,推动幼儿认知的发展,一方面要了解幼儿已有认知水平,为幼儿提供的教学、游戏等活动要能引起幼儿的认知冲突,从而激发幼儿主动探索和求知的兴趣;另一方面,认知冲突在幼儿教学中的运用要符合适度原则,远远高于幼儿原有认知水平的教学和游戏等活动,太难或非幼儿能力所能达到任务或游戏,会使幼儿对活动失去兴趣,不利于培养幼儿主动探究的精神。因而,在幼儿教学中,教师要了解幼儿已有的认知发展水平,为幼儿提供最适宜的认知冲突,促进幼儿积极主动地建构新的认知水平。
(二)重视活动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新知识与已有知识经验交互作用的过程,是学习者通过交互作用而主动建构新的理解、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幼儿思维处于感知运算阶段和前运算阶段,只有在与他人或物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才能逐步建构对客观世界的意义。如幼儿只有在对物体的动作中,才能建构物体的轻重等概念。幼儿也只有在活动中才能真正建构出数理逻辑经验,如为了让幼儿掌握数的抽象意义,可通过让幼儿摆弄石子,时而将距离放大或缩小,时而改变计数方向和次序的过程中,幼儿最终发现总数始终不变,从而获得对事物量关系的认知并体验到数学的趣味性。在幼儿的实际教学中,教师为幼儿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游戏,在游戏和活动中,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的发展。
(三)重视幼儿的兴趣和需要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是主动建构的过程,同化作用的实现是儿童主动作用的结果。幼儿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活动和游戏是以幼儿自身的兴趣和需要为基础的。正如皮亚杰所言,“一切成效的活动必须以某种兴趣和需要为先决条件”,兴趣实际上不过是同化作用的动力。人们对事物的兴趣和需要诱发认知冲突,教师利用幼儿的兴趣和需要,激发幼儿适度的认知冲突,将幼儿对事物表面的兴趣内化,将幼儿的外部需要转化为内部需要,发展幼儿主动地探索事物的积极性和认知事物的能力。
(四)重视幼儿之间的交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的四大要素。情境就是指为学习者创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情境,为学习者的协作、会话、意义建构提供一定的情境。协作发生在学习的整个过程,包括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协作,而会话是协作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师生之间、学习者之间的协作、会话有助于引发学习者自我反思,从而促进原有认知结构的发展。在幼儿教学过程中,教师要重视师幼之间、幼儿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能够有力地促进幼儿语言、情绪、社会性以及认知的发展。幼儿只有在与其他幼儿交流时,才会知道其他人的看法并非都与自己的一样,这样幼儿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辨别、思考,从而学会从他人的立场去思考问题,从而有利于幼儿养成批判性、客观性地思考问题的习惯,有利于摆脱幼儿的自我中心状态。
(五)为幼儿创设一个开放的良好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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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经验研究
科学的本质常被看成是能够产生不受环境制约且不断增进其真理涵容量的知识。科学被看成是这样一种事业,正是基于对科学本质的如此理解,人们特别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形成一种观念:即认为科学的内容,比如新的科学思想和重要的科学发现等,从根本上说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不是受社会影响的。这种观念从根本上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
科学到底有没有社会性?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性?这一涉及到知识的元理论的问题(meta—theroticalDroblem),即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类知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对于所有追求和传播知识的人来说,恐怕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和仔细思考,并要做出回答的问题。而把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对元理论问题进行审视和研究已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就是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的产生。
一、建构主义产生的背景
所谓建构主义,按照其代表人物克诺尔一谢廷娜的说法是指这样一种立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本质是社会建构的,而不是被发现的,即认为科学知识是建构性的,而非描述性的。
1、建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
早在1935年弗立克(lfeck)(波兰奇才,细菌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就指出,科学事实是历史背景的产物并反映着一定的思想风格,往前还可追溯到“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舍勒,他认为全部知识的内容甚至全部知识的客观有效性是由社会利益支配的思想所决定的,并且获得知识的思想“形式”也必然由社会结构共同决定。再往前卡尔·马克思提出的著名论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即所有知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马克思甚至认为自然科学知识也是由社会目标所决定的。所有这些思想,都闪耀着建构主义的火花。
2、建构主义产生的外部原因
在建构主义产生之前出现许多社会学新理论和新方法,象符号互动论、人类学方法论、社会现象学等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这些被称为微观社会学的研究结果对宏观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一方面它们从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向认识秩序转化,把兴趣转向语言应用和认知过程,它们放下有关社会“结构”“整合”等信条,转而研究具体的社会实践,规范不再被看作是铁板一块的系统而是看作具体的沟通和互动,社会秩序不是控制个人愿望把社会联合起来的东西,而是许多人意愿的联合,另一方面是从方法论上集体、个人主义向情境主义的转化,在方法论上不仅要首先关心成员的认知过程,意义的解释程序,而且要优先地分析小的社会情境,主张从社会情境的互动即人与人在特殊背景中的相互作用来分析知识的社会形成。
3、建构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
我们知道布鲁尔为代表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声称社会原因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科学家的思想受社会信念、社会地位或其所在的团体的影响,为此还提出了“强纲领”的四个信条即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和反身性,主张“科学地研究科学知识的性质”,但由于这种强纲领割裂了科学与理性的道路,因而无法回答在什么时候,社会因素是怎样进入知识客体之中的,而遭到来自各方面的批判,正是对这一宏观研究进路的不满和反抗导致了建构主义的产生,正如夏平在这一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时说的“仅仅断言科学知识与社会秩序有关或说它不是自主的,已不再有趣了,我们现在必须专注于如何准确地将科学文化处理为社会的产物”,建构主义的产生使经验研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的工作重点。
二、建构主义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家平齐认为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话语文本研究这些经验研究都集中在科学知识在更加广大的社会范围内的建构过程上,即认为科学知识能够、实际上已显示出其构成完全是社会性的,平齐把这些验研究称为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论。
1、实验室研究
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个经验研究场点,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当推拉都尔和伍尔加,这种研究方法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实际场所进行直接的观察、研究,这是一个借助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就象人类学家考察原始部落一样,因为科学家从事研究的实验室好象土著人居住的深山丛林,通常起到保护其生活方式不被外人“窥视”的作用,社会学家借助于不介入的客观观察立场,不带先入之见地深入科学活动的“现场”,这无疑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开辟了透视科学“黑箱”的一个新途径,其优点在于允许直接观察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事实和文本产品是如何在特定范畴内生产出来的,拉都尔在观察实验室工作之后得出实验室的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实验室中产生的科学事实只不过是全体实验人员努力构造的产物,实验室科学家并不是在探究事物本身,而是审查由技术员、操作仪器、设备产生的所谓“文学铭写”标记,实验室就如一个工厂,事实在一条流水线上被生产,有些事实被制造出来,而有些事实未被制造出来。该方法的实质就是运用富于观察性、纪实性和灵活性的采访方法和技巧进入科学家当中作出“情景定义”和“选择行动路线”的过程,并解释在这些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克诺尔一谢廷娜曾特别撰文说明“实验室研究”的重要性。她认为,将研究聚集于实验室,允许研究者在仪器和符号实践的更宽阔的情境内考察实验活动,从而将包括知识生产的整个活动范围推向了前台。
2、争论研究
该方法是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最早介入并作了广泛发掘的一个研究场点,科林斯认为,科学争论之所以作为一个受到青睐的研究场点,是由于它较容易揭示科学的社会性质以及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的,与“现成的”科学不同,“争论的”科学打开了科学的黑箱子,扰乱了科学的常规实践,在发生科学争论的情况下,争论各方会发现那些理所当然的规则因新的发现而自然而然地受到质疑,它们不再能产生无疑义的结果,因而,通过争论中的科学家的眼睛来看世界,研究者可以亲眼目睹“制造中的科学”。拉都尔在其著作《科学在行动》中对把争论作为研究对象作了说明。他指出:我们研究中的科学是行动中的科学而非亦已形成的科学,因而我们要么在事实和仪器黑箱化之前抓住它们,要么跟踪科学中的争论重新打开它们。再者为了确实科学家声称的“知识”的客观性抑或主观性,我们并未给定陈述的内部属性,只能通过寻求掌握事实或仪器的使用者们的陈述的变化。这样科学争论可以使研究者观察到科学活动的一种临界状态,这在其他时刻通常是看不到的,这种状态不是也无须研究者有意安排,而是科学家自己通过辩论弄清主张的接受与拒斥,促使自然信念的真理状态处于批评状态进而通过争论的“结束机制”得到科学知识的一致性解释。
3、科学家的文本、话语研究
社会学家马尔凯认为事实上科学家的言谈举止变化是非常大的,对同一件事不仅不同的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同一个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说话的场合不同而变化,甚至还会因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改变,因此,如何对待科学家的言谈便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一研究与旧科学社会学不同,它不再把科学家的交流语言看成是一种转达信息的中性媒介,或仅仅是社会交往由之发生的一个通道,而是把构成科学相互作用的言说行动本身作为分析焦点,从中揭示出隐含在这些话语中的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上文提到实验室研究其全部活动成果是产生论文,而在论文的产生过程中,科学家显然要通过修辞手段,文字表达技巧、社会性辩论技巧以试图使人们相信它的有效性,齐曼称之为“这是一种决不意味着科学家们是说谎者和伪君子的一种虔诚的‘欺骗”’。科林斯认为应该对文本的观点、事实的形成过程加以考察,才可能客观地展示它们是如何被定位的,为此他把科学家的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家之间的会话、信函和对科学家的访谈记录,另一类是正式出版的论文,他更看重前一类中发生的事情,所谓真情流露于不经意之中,只有这类非正式文本和话语,才能显现出话语在被纳入研究论文的正式格式之前的真实风貌。马尔凯在他称之为“言读分析法”方法中给出了研究思路:通过分析比较科学家就某项研究正式发表的论文与直接访问科学家关于该研究的谈话记录,从而较真实地说明科学家工作的实际情形,了解科学发现或者说科学构造的社会学特征。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研究场点应该与研究者的特定目标相联系,并且要根据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的不同各有侧重,不可把它们看成是各自独立和分离的研究方法。例如实验室研究就不适于考察共识形成的过程,科学争论研究关注于科学共同体之内的研究群体,难以直接有效地考察可能对共识形成产生作用的外部因素,文本和话语分析则孤立于科学活动的其他部分,而难以说明科学事实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实际上科学家的实践工作是一个整体,在考虑一个研究场点时要兼顾别的研究场点,研究者才能多角度、多方位地去考察科学知识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因素,从而作出科学的建构。
三、建构主义形成的对科学知识的几个观点
建构主义的总纲领认为科学知识是由社会建构的,由此形成以下观点:
1、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
科学并不是客观过程的描述,仅从自然界的形态来说明科学信念的产生是不完备的,因为科学所揭示和表达的在自然界中并一定不能找相应的客体,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是人工事实。谢廷娜认为: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科学知识产生包括选择性、科学操作是决策负荷的”。她把科学产品看成制造过程的结果,制造过程与产品的获得息息相关。这就是说,在实验室中,所有的活动都是有选择、有目的、有计划地被事先安排好的,科学活动就是按照事先的安排进行选择决定最终导致科学产品的出现。
2、科学知识是磋商的结果
磋商即指科学家之间的互动,这一互动不仅超越了实验室,而且延伸到外面的社会关系之中,这些互动包括科学家之间的,科学家与外面科学家之间的,还有科学家与外面的非科学机构及角色之间的,例如需要资金的支持与财政部门的磋商,这些都会影响科学研究的选择,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包括对科学结论的修改与浓缩,实质上是围绕着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它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正如谢廷娜认为的:“体现在科学产物中的选择是和在一定时间、空间中发生的磋商的社会过程相联系的,而不是由个人所做的逻辑的决定。”
3、科学与其它社会文化一样,并非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这个观点较激进。柯林斯认为“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只起很少或根本不起作用”,“在语言、概念、社会行为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影响这些论点的结果。”科学知识的产生是不同利益个人、利益团体之间互动的过程,通过相互争论、相互磋商、彼此说服达成一致,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在认识论上科学并不优于其它任何信念或知}只体系,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布鲁尔声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贯穿始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这种社会学将是平庸的,所有的科学,无论是文化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合法领域”,这就告诉我们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四、建构主义的评述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研究纲领还是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建构论者在考察社会知识是如何得来时,认为科学活动是被各种因素促动、制约和构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它的具体研究方法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实验室研究中,研究者直接接触对科学活动具体操作、描述和说明的科学家,从对日常生活言谈和论述文本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结论,从而打破了当代社会最有权威、最神秘的科学知识的秘密,把科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子系统来考虑,扩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摆正了科学与社会的正确位置。建构主义还为哲学上的认识论研究带来了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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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馨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师培训――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师培训项目,是基金会为支持中国乡村小学提升教学质量、完善和规范开展教学而特别设立的乡村教师支持项目。项目旨在提升乡村小学科学课教师的教学理念,增强系统知识,改进教学技能,使其成为对学生科学素养形成有决定意义的合格教师。
一、调研问题背景
当今,“科学作为探究”的理念在国际科学教育界已达成基本共识,“探究式科学教育”成为现代科学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普遍趋势。为了更好地确保探究式科学教育的有效开展和具体实施,在各国理科国家课程标准和国际科学教育评测体系中,科学探究的含义、评价和实施问题,得到了普遍重视。“科学探究”作为重要的核心理念贯穿始终,不仅作为具体的课程目标,也作为必须实施的内容要求被列入了内容标准之中,并且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评测维度用以评估各国青少年科学学习的水平。这对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探究式科学教育改革和2008年继续开展的新一轮小学科学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
为了更好地将“科学探究”贯彻执行到当前正在开展的小学科学课标修订工作中,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对当今国际科学教育标准中“探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梳理和澄清。为此,我们重点对一些主要国家的科学课程标准和几个重要的科学教育评测体系作了一个相关文献调研,就这些标准中“探究”的提法和使用,围绕探究的含义和目的作了一个粗略的分析和归纳。
二、国际科学教育历史上的“探究”
在当今国际科学教育改革的热潮中,探究(inquiry)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之一。英文inquiry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in或inward(在…之中)和quaerere(质询、寻找),按照《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定义,探究是“求索知识或信息特别是求真的活动;是搜寻、研究、调查、检验的活动;是提问和质疑的活动。”在科学领域,中文译为“探究”一词,与英文原意最为贴切,被人们普遍接受。就语义而言,“探究”在《辞海》 (1989年版)中的中文解释是:“深入探讨,反复研究”。而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辞典》也将“探究”定义为“探索研究;探寻追究”,即努力寻找答案、解决问题。由此可见,从基本含义上讲,探究的目的是获得知识、真理,探究的途径或方法是搜寻、调查、研究、检验。
探究的含义大体上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探究泛指一切独立解决问题的活动。人们通常所说的追根究底、好奇、好问,企图自己弄清事理,实际上是广义探究的日常表现。可以说,它既指科学家的专门研究,也指一般人的解决问题的活动;既包括成人那种深思熟虑的“思想实验”,又包括儿童那种事物性的摸索或探索。广义的探究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人皆有之;而狭义探究一般专指科学探究或科学研究。与广义探究相比,科学探究有很大区别,在对象和方式上有其特殊性。美国学者韦尔奇等人对此作了简单的说明:“探究是人类寻求信息和理解的一般过程。从广义上说,探究是一种思维方式。科学探究是一般探究的‘子集’,它的对象是自然界,是在某种信仰和假设的指导下进行的。”这表明,科学探究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有理论指导的探究。另一美国学者彼得森对科学探究的特征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指出科学探究要遵循一定的程序,采用一定的方法。他指出:“科学探究是一种系统的调查研究活动,其目的在于发现并描述物体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其特点是采用有秩序的和可重复的过程;简化调查研究对象的规模和形式;运用逻辑框架作解释和预测。探究的操作活动包括观察、提问、实验、比较、推理、概括、表达、运用及其他活动。”
最早提出在学校科学教育中要用探究方法的是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uwey)。在上世纪初之前,大多数教育者认为科学教育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直接传授让学生学量的科学知识、概念和原理。1909年,杜威在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AAS)的报告中第一次对这种教育观点提出批评。报告中指出:科学教育过于强调知识的积累,而对科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态度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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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构主义;学习观;教师角色分析
一、建构主义学习观概述
20世纪中后期之后,建构主义理论逐渐丰富和发展起来,给教育界带来了深刻的变革。这种理论以多方视角对原有的知识论和学习观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的学习观。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学习观是十分大胆和激进的,几乎对传统的教育理念进行了本质性的颠覆。传统的学习理论,认为知识是一个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依托于知识的传授者和知识的接受者而存在,也就是教师和学生,当教师将知识传递给学生的时候,就发生了学习。或者更通俗的讲,知识就是一件东西,由教师拿起来,塞到了学生的手中。这种教育理念和学习观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可谓是根深蒂固。建构主义学习观对此进行了颠覆性的变革,首先是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的过程,而是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在教师和学生的帮助下,积极主动的去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过程。其次,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学生对于知识的主动获得,也不是简单的记忆或练习,而是以自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为基础,主动的和新知识、新技能融合与建构的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和技能。近年来,教学过程中教师角色的定位,一直都是教育界重点关注的课题,建构主义学习观的出现,也对教师的角色定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教师需要转变角色定位,学生要发挥主体作用,主动建构知识,逐步的形成与建构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学习观。
二、建构主义学习观下教师的角色分析
传统的教学中,教师大多都是按照预设性课程的方式,通过备课、讲述和作业指导,来完成教学的全部过程,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由教师发起和运行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教学主导者。而建构主义的学习观,要求以“导”代“教”,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具体说来,教师主要应当在教学中扮演以下几种角色:
1.学习环境的设计者
任何形式的学习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进行的,建构主义的教学中,教师对于学习环境的设计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信息资源的设计者。通俗的说,就是学习材料的准备。按照教学的要求,准备好相应的书籍、影像、多媒体课件等资料,同时要对这些信息资源进行筛选,选择其中利用价值最高的资源。同时,教师对于信息资源的收集,对于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引导和示范的过程,能够帮助学生学会如何去寻找信息资源,这也是一种主动建构知识的表现。第二个是教学情境的设计。近年来,情景教学法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在各级教育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学习,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下展开的,如果教师能够营造一个可以充分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和主动性的情境,那么将十分有利于学生的自由探索和自主学习。比如一种平等、民主的教学氛围的营造,在这个环境下,同学们可以对某一个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他们的每一个观点都会受到教师和其它同学的充分尊重,有创意的想法也会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鼓励,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就可以得到激发,从而加快了知识的建构过程。
2.意义建构的引导者
建构主义倡学生主动和自由的知识建构,但是这种建构并不是盲目的,也不是随意的。因为教师始终都是整个过程的引导者。首先,教师要引导学生进入到所设计的教学情境中。面对一项新的知识的学习,学生们不会每次都充满了好奇兴趣,需要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将他们引入到教学情境中来,这是展开学习的前提和基础。其次,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们对于问题的理解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需要教师在大方向上予以把握,否则学生就有可能走弯路或走上歧途,所以需要教师进行全程的监控和引导,使学生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知识的建构。比如可以提出几个问题让学生们进行思考;在与学生的对话之中,阐明本次学习的主题;对学生的错误进行及时的纠正等等。为使学生的意义建构更为有效,教师应尽可能组织协作学习,展开讨论和交流,并对协作学习过程进行引导,使之朝有利于意义建构的方向发展。这种方向性和原则性的引导,也是学生自主学习意义建构的最重要的保障。
3.学习共同体的协作者
建构主义学习观强调合作学习,重视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和作用。首先,教师是学习共同体的组织者。一个学习群体中,学生们个性不同,学习水平不同,对于共同体的合理组建,直接影响着这个共同体是否能够按时的完成学习任务。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应该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组内异质”是指小组成员之间的差异性,要按照学习兴趣、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学习个性等要素,将不同类型的学生分别安排于每一个小组中。保证每一个学习小组都具有均衡的能力和平等的地位,最大限度的发挥每一个成员的学习主动性。其次,教师无疑是学习共同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学习主题进行交流和探讨,将自己看作是这个共同体中的一员,认真倾听每一个学生的看法,并对他们的看法提出相应的意见。正确的、有创意的意见,要予以鼓励和支持;偏离主题的意见,则要给予及时的指出和纠正。同时,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对他人意见的倾听和评价,使学习共同体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自身的功用和效果。
4.隐形的教学管理者
尽管建构主义强调学生的主动性的发挥,但是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还是管理者,学生还是被管理者,这是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和前提。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师主要是依靠奖励和惩罚两种方式对学生进行管理的,以保证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下,教师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变化,所以奖惩的方式也要随之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和建构主义下的学习格格不入。具体说来,教师对于学习者的奖惩,是与学习主题结合起来的,不再是过去向学生直接表明“好”与“不好”,而是让学生直面学习的效果,学习效果不好,自然就是没有达到学习的要求,学生们面对这种真实的客观状况,就会有所觉悟。另一方面,教师要注意学习者集体观念的培养。教师面对的是整个学习的集体,而不是某一个人。集体的约束力和凝聚力在每一个人身上都会发挥出作用,学生们也会自觉的规范自己的言行。从而用一种较为“隐蔽”的方式,规范学习者的行为。
综上所述,建构主义的学习观,从一个新的视角,对知识和学习进行了新的诠释,让我们对教育和教学有了全新的认识。建构主义学习观中,教师的角色和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绝不意味着教师作用的降低,相反,教师的职责要比传统的教学观下加重许多。这种新型的教学观,需要教师付出更多的努力,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要对建构主义理论进行认真的学习,按照建构主义的要求,主动的对自己的教学行为进行反思。教师不仅要精通教学内容,更要熟悉学生,了解每位学生的个性特质,这样才能在学生的知识建构中给予有效的指导与帮助。让自己真正成为学生建构知识的高级伙伴和研究者,创设出有利于学生主动建构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丁家永.试析影响学习者知识建构的三大因素[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学报),2001(1).
篇9
[关键词]翻译教学;建构主义;“讲、练、评”模式;“交互式”模式;“讲、译、评”模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634(2012)04—0056—05
0 前言
在具体的翻译教学(特指本科阶段笔译教学)实践中,笔者依据“学习翻译需要适当的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不是教会的”等指导思想,曾设计、运用“讲、练、评”模式。“其中的‘讲’指的是任课教师对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的讲授,对各种翻译现象的分析、讲解,‘练’是指学生课内的翻译练习以及课外的翻译作业,‘评’指的是教师对‘练’的点评或者评价(有时也可以采用学生之间的互评方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讲、练、评’三者之间并不是各自孤立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地说,任课教师的讲授应以指导学生的翻译实践为目的,换言之,学生的翻译实践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以一定的翻译理论为指导的,教师对学生翻译实践的点评也不是随意的,应以一定的翻译理论为依据指出‘优’在哪里,‘劣’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教学方法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翻译教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并将其内化为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针。”该模式的具体特点可归纳为:第一,借助各种体裁文本语料(尽量避免使用孤立的句子)将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以生动形象、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学生,以便让学生将其内化为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针;第二,给学生提供运用、巩固、深化所学理论知识的机会,以便不断提高自身的翻译实践能力;第三,通过教师的点评(有时可以采用师生之间的讨论方式,也可以采用学生之间的互评方式),让学生清楚自己或者同学的译文“优”在哪里,“劣”在何处。
经过几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笔者发现,该教学模式未能真正冲破传统翻译教学模式的樊篱,难以充分调动和激发学习主体的主动性与能动性,在把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内化为翻译实践的指导方针方面,效果也不甚理想。
笔者认为,翻译教学“交互式”模式的核心思想恰好有助于弥补“讲、练、评”模式的不足之处。鉴于此,课题组决定进行一次比较温和的渐进式翻译教学改革尝试,即在“讲、练、评”模式基础上,适当地借鉴并应用“交互式”翻译教学模式的精髓。
1 翻译教学“交互式”模式的理论基础
“交互式翻译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发展中的学习理论,它在认识论、学习观、教学观等方面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观点,并在国内外教育教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
建构主义流派众多,但对知识、学习、教学等问题却不乏共同认识。关于这一点,早在1998年,陈琦、张建伟做过比较全面的介绍。通过建构主义对“知识”、“学习活动”、“教学活动”等问题的认识不难看出,该学习理论不免过于激进,甚至是对传统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的一种颠覆,但是,它“阐释了认识的建构性原则,有力地揭示了认识的能动性,形成新的教学主体观,真正认识到学习者的主体性,赋予学习与教学以发展性,深刻揭示出获取知识与学习过程中的非结构性和不确定性,重新解读教学过程的实质,指出教学过程是学习者在教师帮助下,在原有知识经验背景、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动机及情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注重对学生思维品质、思维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和元认知能力的训练和培养。可见,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有其积极的一面,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教学思想所忽视或者缺乏的。
就传统翻译教学而言,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对翻译教学的启示如下:(1)学生是翻译教学过程的主体,是翻译知识与技巧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教师知识灌输的被动接受者;教师是帮助学生、引导学生形成构建各种翻译技能的促进者。(2)学习过程是通过高级思维活动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翻译教学能够训练学生分析、解决翻译实践中所遇到问题的能力,找出其中的规律,并不断强化这种意识,最后形成自觉思维。(3)学习是—个互相协助的过程。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合作,不仅能够加速翻译知识和技能的构建,而且能够消除学生的紧张心态,创造一种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f生和创作激情。
2 翻译教学“交互式”模式概述
概述翻译教学“交互式”模式之前,有必要厘清“教学模式”这一概念。“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的教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指导下,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定结构形式。”也就是说,教学模式须具备两大要素,即一定的指导思想以及该思想指导下的相对稳定的教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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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哈耶克;自发秩序;中国政治发展
哈耶克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他把哲学、法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准确地揭示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的深刻内涵,建构了最为真实的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在其理论体系中,自发秩序是最核心、最深刻的概念,西方学者对这一概念评价颇高。深入研究这一概念,对今天处于发展关键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理论参介意义。
一、“自发秩序”的认识论基础
认识论基础是理论的哲学根基,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论基础,任何理论都会不科学、不严谨。哈耶克认为,“人的意识世界归根到底是整个自然世界的组成部分,但是对其‘在这一更大的自然秩序中的确切位置我们并无法确定。’”[1](P.388)也就是说人的思维能力和理性能力并不能完全认识整个自然世界,甚至人类世界。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人并不能掌握所有的知识,或者说承认人的无知。因为如果人的理性是全能的,“就会导致人的狂妄以及由狂妄而实行的空想性计划体制和为计划体制运行而对他人的专制。”[2](P.65)据此也可以看出,哈耶克反对以笛卡尔、霍布斯为代表的“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批判人的理性对社会秩序的建构。当然无知并不代表全然不知,仅仅是认识不多而已。
与人的无知相一致,哈耶克认为,人类社会的知识是分散的、细碎的、有限的,任何个人都无法从总体上掌握社会、政治的全部知识,因而也不能预测和建构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与细节。知识并不是同质性和一致性的,而是分为不同的类型与状态。波兰尼就将人类的知识分为明确知识与默许知识,他认为,“在人类巨大的心灵领域中,既有明确的知识,如可以用文字、图表和公式加以表述的知识;还有礼节、法律和很多不同的技艺,人类应用、遵从、享受着这些技艺,或以之谋生,但有无法以可以言传的方式识知它们的内容。”[3](P. 94-95)哈耶克关于知识的认识可谓继承了波兰尼的知识观,并将制度、传统和惯例等植入“默许知识”,他认为,“此一意义上的知识并非都属于我们的智识(intellect),而我们的智识并非我们的知识之全部。我们的习惯及技术、我们的偏好和态度、我们的工具以及我们的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都是我们过去经验的调适,而这些调适水平的提升,乃是通过有选择地摒弃较不适宜的调适行为而达至的。它们是我们行动得以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础,一如我们有意识的知识。”[2](P.24)
正是由于知识的有限性、分散性和部分不可表达性的特点,导致了人类知识与信息基础的匮乏,所以就决定了人类的理性并不能完全认识和改造社会,我们并不能将社会的发展诉诸于某个人或组织。正如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分散的知识从本质上说只能是分散的。不可能被集中起来传递给专门负责创设秩序这项任务的某个权力机构。”[4](P.24)波普尔则指出:“集中权力是容易的,但要集中分散在许多个人的心灵里的全部知识则是不可能的。”[5](P.80)人类的理性并不能完全掌握社会成员对偏好而全面细致的构建社会制度,只有在自发秩序的框架内,人的理性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哈耶克支持“进化论的理性主义”就是为了为人的理性设置某种限度,基于此他认为“我们所努力为之的乃是对理性的捍卫,以防那些并不知道理性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且得以持续发展的条件的人滥用。这就要求我们真正地做到明智的运用理性,而且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维护那个不受控制的、理性不及的领域;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因为正是这个领域,才是理性据以发展和据以发挥作用的唯一环境。”[4](P.80-81)正是承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与无知,人们才不致于完全掉进“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漩涡,才不会狂妄到设计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样自发秩序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
二、自发秩序的内涵及维持
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阐述,是基于对“建构主义理性主义”的反对,以及对“进化论的理性主义”的继承。他认为,自发秩序是自然自发形成的,不是理性建构的结果,它的演进并不受任何个体理性的影响与控制,而是在人类理性无法认识的领域内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运行着。社会演进、政治发展和制度变迁等都是“自发秩序”。哈耶克指出:“毋庸置疑,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人类的持续发展,完全有可能依赖于其有意的避免实施其于当下已然获致的种种控制手段。在过去,种种自生自发的发展力量,无论受到多大的限制,通常仍能表明其强大无比,足以抵抗国家所具有的那种有组织的强制性措施。”[2](P.40-41)
哈耶克自发秩序的内涵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某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选择与筛选的行动过程。由于人类知识的分散性与不确定性,人们并不能全面深刻准确的把握所有的知识,更不能对所有知识进行评判择优,只能将每个个体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平等的竞争,通过比较选出相对优越的知识,以这种“优胜劣汰”的方式保证正确的知识得以发展和传播。其次,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某种超越于人之上的从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而并非外部强加压力使然的进化过程。再次,自发秩序的内核是以“文化进化”为基础的扩展秩序。哈耶克虽然坚决反对理性建构在社会秩序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但他同样也不想将自己的自发秩序理论被单纯的理解为自然进化论。故此,他提出了以文化进化为基础的扩展秩序,他指出:“我的基本观点是,道德规范,尤其是我们的财产、自由和社会公证制度,并不是人的理性所创造的,而是由文化进化赋予人类的一种独特第二并行。”[4](P. 85)遗憾的是,哈耶克并没有对文化进化予以明确的解释,仅仅依据哈耶克本人的些许论述,我们并不能对“文化进化”产生理性的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进化”是介于生物应激性与人类理性之间的某种意识形态。正是这种观念指引着我们融入习俗、道德、惯例与制度,而这种观念中恰恰存在着些许哈耶克极力反对的理性,或许这也是哈耶克晚年对自发秩序的不情愿但是必须的一点儿修正吧,也正是这一点理性使他避免了走向泛自然主义的极端。
三、自发秩序理论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
第一,树立正确的权威观,即国家权威的限度问题。按照哈耶克的观点,人的理性和知识是有限的、分散的和不确定的,所以,他就此提出了建立在“分散的个人知识”基础上的限制国家权力的合理机制,即“这种分散性的知识可能通过这样一个事实而得到应用,即机会对于不同个人来说乃是不尽相同的。正是由于不同的个人在某一特定时刻置身于其间的情势不尽相同又由于这些特定情势中有许多情势只为他们本人说知道,这才产生了运用如此之多分散性知识的机会——而这正是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所践履的一种功能。因此那种认为政府能够决定所有人的机会的观点,尤其是那种认为政府能够确使每个人的机会完全相同的观点,实是与自由社会的基本观点相冲突的。”[6](P. 12)所以,国家权威的作用要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即与公共事务有关的范围之内,要给人民留下自我调适的“私人领域”,政府不能将信仰、幸福和偏好等抽象的行为方式强加给人民。当然,权威对于文明社会同样是必须的,政府权威的演化同样有其自身的自发秩序,即从传统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自我调适,也需要人们的长时间的心理适应,过于激进的转型,无助于政治体系向现代的过度,只是增加了历史的反复,增添了人民的苦难。
第二,注重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按照哈耶克的以“文化进化”为基础的扩展秩序的理论,政治发展的自发秩序与“政治文化的进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我国政治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人民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带有某些对权威的依附性,李艳丽的调查发现:“受访者中具有权威性依附倾向的人的比例高达57.1%,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当前中国政治主体的人格结构中仍然存在对权威的崇拜与依附倾向,这种对权威的崇拜与依附结构即为权威主义人格结构。”[7](P.769-773)而这种依附权威而不是法律的政治文化表现在现实行动中,就是公民缺乏参与政治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国政治文化的缺陷已经构成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严重制约,如何渐进的、零星的扭转中国政治文化的进化方向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综合全面的理解哈耶克自发秩序理论后,我们发现其并不是“绝对的反理性主义者”,也不是“自然主义者”,而是“渐进的制度改革者”。就此,布坎南评价道:“哈耶克本人就是一个基础立宪改革的坚定倡导者,这种基础立宪改革体现在非常具体的改革建议中。因此,哈耶克实际上把进化论观点和建构主义——立宪主义观点结合起来了。”[8](P.85)所以,文化进化的提出使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变得更为完备与辩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7.
[3]迈克尔·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
[4]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卡尔·波普尔著.历史主义贫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法律、立法和自由(第2、3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