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范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微观经济学范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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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出现割裂的原因

西方经济学中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过程中，往往相对独立。学生对微观和宏观部分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思想体系有学科体系的原因，有教材选择和使用的原因，也有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首先是学科体系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发展到今天总共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在学科体系上形成了主流体系，但总体的学术流派林立，思想和研究观点呈现百家争鸣的态势，这就导致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学习中，并不了解和掌握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全面，导致学习中不能建立起有机体系，而容易造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形成割裂的局面。

其次是本科教材的选择问题。当前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划分和教材的编写一般都是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视角展开的，同时为了保证全面性和一定的前瞻性，将部分非主流经济学的流派思想也纳入了教材体系中。此外，主要的本科教材都是使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加入了国内学者的主观思想，同时也避免不了国内学者思想体系的束缚，导致当前的教材使用中，学生很难通过阅读教材看到历史上经济学微观部分和宏观部分的演化历程和不同观点的分野。加上大量非主流经济学思想的编入使当前教材在学科体系的传播和影响上，作用大为下降。造成学生无法读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密切联系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是教学环节的问题。在教学过程中，认可教师往往会突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各自学科中的重点部分，而往往忽略两门课程的衔接部分。在微观经济学部分，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市场结构理论等部分是教学的重点内容，而其他部分往往安排的教学时间和讲授深度有限。而在宏观经济学部分，无论是是先讲短期模型后讲长期模型，还是先讲长期模型后讲短期模型，都更多从宏观经济学产生之初，宏观经济学几点问题入手。忽略了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讲授过程中，也回避了众多打通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纽带的因素。最终导致学生形成一种错误的观念，微观经济学介绍消费者、厂商、单一市场结构等微观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介绍政府和货币当局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学关注的统计指标等。

二、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部分

首先，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关联的最为重要的思想纽带。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强调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主体作用的。而且，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对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传统、文化法律等有十分明确的限制。这说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不仅强调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还强调维系市场经济基础的软环境。

其次，方法论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共同的基础。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都是众多主流经济学家通过不断发展演化中创造性的运用了数学中边际、均衡等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虽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众多局限，但整体上来说，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地位在整个经济学界上不可撼动。作为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板块，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研究思路是相通的和密切联系的。

最后，存在着许多可以打通和关联的知识理论。造成现实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有明显割裂之感的重要原因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兴起。由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强调了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积极干预经济，导致大家往往忽略微观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福利经济学以及宏观经济学中的发展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包含着宏观思想，宏观经济学理论有扎实的微观基础。

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在教学中的衔接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既然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那么在教学实践中就应该消除两种之间割裂的感觉。使两者之间真正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并使学生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门西方经济学不可分割的部分成为有机整体。

一是在教学中为学生梳理不同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脉络，在经济学思想上的地位，以及不同理论的地位、作用和选入教材的原因等。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可以使学生很清楚的了解到所学的知识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彼此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的。微观理论的提出的基于既有宏观经济学思想的，而宏观经济学的演化中，微观基础也是其可以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依据。因此，通过明确知识体系的方式可以避险学生对知识点形成孤立认识，杜绝了教学过程分割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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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科;实证领域;规范性研究;技能型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264-03

管理经济学是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类学生必修的一门基础性课程,其内容框架是围绕着企业决策行为展开的。近年来,公共管理类专业也逐步引入开设了这门课程,目的是将企业管理决策的思维和方法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之中,培养学生在“公域”内理性思考和理性决策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共部门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更新。

目前,国内多数管理经济学教材基本上是为企业决策量身定做的,教学内容和案例选择都带有浓厚的“商业化”色彩。如果直接沿用这些“企业版”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学生往往会产生很多困惑和认识上的误区,例如认为管理经济学仅仅是微观经济学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翻版”,两者没有太大的区别。笔者认为,要廓清误解和困惑,提高教学效果和效率,就需要回到这门课程教学的“原点”――厘清这门课程与微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明确这门课程在公共管理类专业中的位置。只有在澄清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言及教学方法的创新,才能实现管理经济学的思维框架、分析工具和决策技术与公共管理实践的对接。否则,这门课程就易于孤立于整个公共管理学科课程体系之外,弱化了其存在的意义。

一、承继与分野: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两者关系的定位

厘清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是理解管理经济学、搞好课程教学的一把“钥匙”。从学生认知的角度讲,弄清楚这个问题相当于从总体上把握管理经济学的脉络。从教学内容上看,管理经济学涵盖需求理论、生产和成本理论、不同市场结构下的决策、长期投资决策等内容,这些知识板块与微观经济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内容架构,对两门课程的目标、所研究问题的性质、研究焦点和分析工具进行检视,就会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以在两门课程中均属于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比较这两门课程在涉及这个问题上的耦合区和分歧点。下页图1中实线部分是属于微观经济学中涉及需求理论的知识内容,虚线部分是属于管理经济学的知识内容。图中可以看到,同微观经济学一样,管理经济学也承继了新古典主义方法论,以“理性的经济人”作为假设前提,以消费者理性选择模型来刻画消费者的行为,研究焦点都是资源最优配置问题,均采用了边际分析、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但是,微观经济学的终极目的是诠释和细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要件。而管理经济学是为企业和公共部门决策服务的,所以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以后,就需要运用回归技术,利用既往数据或者市场调查数据拟合出经验性的需求曲线,以此作为预测和决策的依据。正如管理经济学学者曼斯菲尔德指出的:管理经济学试图把纯理论分析问题和日常决策联系起来,前者为经济理论家兴趣所在,而后者则是管理者所必须面对的。

此外,两门课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也是迥异的。在下页图1中,我们不难发现,从严格意义上讲,微观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怎么运行的问题,属于实证领域(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两个问题);管理经济学则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具体说,就是建立一系列规则和方法以“告诉”企业和公共部门“应该”怎样决策,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管理经济学要采用了线性规划、博弈论等等这些数学工具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同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在基本方法论上是一致的,并且,管理经济学“借用”了微观经济学很多分析方法。两者的根本分野之处是课程目的和所研究问题的性质上,其他的差异都是由此衍生而来的。具体到教学过程,笔者根据自己的教学经历,认为可以在管理经济学知识内容正式讲授之前,选择某个学生熟悉的教学内容,采用图示方法,与微观经济学进行对比较,通过对比可以帮助学生对管理经济学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对即将学习的内容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也减少对教材中大量数学内容的“恐惧感”。

二、技能型教育: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合理定位

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是有所差异的。因此,合理的定位对于公共管理“视野”下管理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定位合理既可以帮助教师明确课程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也有助于学生理解课程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地位和作用。

我们以公共管理学科在英国的形成史为例来观察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定位。20世纪20年代,公共行政学科已经在英国诞生,其课程设置以政治学、法律、社会分析等社会科学课程为主,课程目标是培养行政官员。1979年撒切尔内阁发起“新公共管理运动”,这个运动触发了英国公共部门管理范式的转变。政府开始要求公务员具有私人部门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技术,例如重视公共服务的市场需求和顾客反馈,重视成本核算等等;要求公务员更像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的公共管理者,而不是行政官员。这一需求的转变导致英国大学中公共行政专业发生嬗变,传统的以社会科学为主的课程组合开始转向以经营和管理科学为基础的课程组合,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等课程的进入标志着新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逐步形成。由此可见,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定位应当是为未来的政府公务员提供管理、决策方面的技能性教育。更进一步讲,管理经济为公共管理学科“贡献”的是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试举例如下。

例1,根据需求理论,我们知道商品需求量和这种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收入、替代品的价格等因素存在着数量上的关系,但是经济理论并没有告诉我们需求函数的具体形式,通常设定为线性形式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这样的需求函数是无法进入实际操作层面的。如果公共部门要对香烟征税就需要知道香烟的价格弹性,以此做出征税决策;公共电力部门制订长期生产能力计划就需要预测出用户对电力的需求量。这些都离不开需求函数的经验估计。管理经济学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通过既有数据拟合出需求曲线,这具体地涉及到数据采集(消费者调查或者市场试验)、模型设定、数据拟合、模型识别、模型检验、残差分析、参数的经济学解释等知识点。经过这样的程序就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需求曲线供决策参考使用。当然,这样的工具也可以用于成本函数的估计。

例2,现代公共管理强调公共责任机制,以绩效评估强化公共部门对公众和国家权利机关的双重责任。管理经济学中的线性规划技术正是进行绩效评价、优化资源的强有力工具。这个工具帮助管理者怎样以最佳的方式在各项经济活动中分配有限的资源,以便最充分地发挥资源的效能去获取最佳绩效。1985年荷兰的Rijkswaterstatt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了全国水管理政策,年均节省开支1 500万美元;1989年San Francisco警署利用线性规划技术制定巡逻时间表来安排警员工作,年均节省开支1 100万美元。可见,对于具体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线性规划技术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综上所述,无论从公共部门管理的的实际需求、学科的形成史,还是课程的自身特色来讲,管理经济学都应该定位在技能性管理技术、管理方法的教育上。教学目标和教学重点应当围绕着这个定位展开。这样的课程定位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笔者认为,在技能性教育的定位下,教学过程中可以适当精讲理论性内容和用于理论推导的技能方法,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引导学生回忆复习微观经济学中相对应的部分,突出“实用性”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教学,例如计量经济学方法、线性规划技术。实际上,这两种方法已经成为国外公共管理领域主流性的管理工具,这应当引起中国公共管理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三、特色化与实用性:案例选择的两个基点

案例教学法是近年来公共管理学界大力提倡的教学方法。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案例教学法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参与热情,有效地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就管理经济学而言,案例教学使学生象征性地步入特定决策者位置,体会、熟悉乃至掌握公共部门决策的对象、程序和方法。某种意义上讲,案例教学法是起到“典型示范”的作用,通过“案例示范”使学生掌握各知识点,即决策的方法和技术,也能够使学生积累未来解决类似问题时可以诉诸的经验。目前,在各类管理经济学教材中虽然包含了很多案例,但是其中大多数以企业部门决策为对象,即使涉及到公共部门,也不完全是以公共部门的管理决策作为分析对象。例如,涉及到不同市场结构下企业行为时,多数教材均将这个话题延伸到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及政府管制问题上,以诸如中国电信这样的企业作为案例来研究企业行为以及政府管制行为。实际上,这部分内容和这种案例更多地属于政府管制经济学或者公共政策分析的范畴,与管理经济学所研究的公共部门管理没有太大的关联性。

笔者认为,鉴于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学科的定位是技能型教育,相应的案例选择就应契合学科、专业背景和培养目标,突出案例的“公共管理”的特色以及实用性。具体地讲,案例的选择要结合公共管理学科各专业的特色,多采用相对应公共部门的管理事件和场景作为案例。例如,讲授利用时间序列分析法预测经济变量时,“企业版”管理经济学可以采用企业销售量的预测来作为案例,在财经类高校开设公共管理专业中,就应该采用诸如预算支出或税收收入这样的财量的预测作为案例。这样既让学生掌握了时间序列预测法,又体会了财政部门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实用性是案例选择的另外一个基点,这个基点要求所选择的案例应具备可操作性,学生在未来管理实践中可以“复制”从案例中学到的管理方法和经验。例如最优化技术这部分教学中,照搬微观经济学的案例,以既定量货币在衣服和实物之间如何最优配置作为案例,显然不具有较高的实用性。如果选择基础设施,例如高速公路最优规模如何决定作为案例,则更贴近公共部门决策的实际。

相对于传统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学者平时重视收集、整理和编写案例教材,建立内容丰富的案例教学库。案例选择是案例教学的第一要务,目前国内有关公共部门采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如计量经济学、线性规划等技术来进行管理的案例尚不多见,已有的案例比较粗糙。笔者认为在把握特色化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可以引进一些国外的案例,国外案例相对成熟,可操作性强,而且对中国公共部门管理的改革,例如预算管理改革,也具有借鉴示范意义。

四、结语

1951年美国学者乔尔・迪安教授著作的出版标志管理经济学的诞生。今天的管理经济学已经吸收经济学、管理学、决策学等学科的精粹,发展成为一门对企业和公共部门管理具有基本方法论意义的学科,涵盖了管理决策中几乎方方面面的问题。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正方兴未艾,其成效既取决管理思想的变革,也有赖于管理方法上的“量变”。有鉴于此,改进管理经济学在公共管理各专业中的教学方法,突出技能教学,编写精当的案例,必将培养出新型的公共管理人才,加速中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的进程。

参考文献:

[1]埃德温・曼斯费尔德.管理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J].经济研究,2005,(2):113-117.

[3]宁骚.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研究、案例教学与案例写作[J].公共管理科学,2006,(1):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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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管理 课程体系 教学改革

一、引言

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从注重管理转向注重公共服务和协作，起初的行政管理与服务的对象和范围、管理与服务的内容和方式也理应加以转变，以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和民主价值诉求的发展需要。为实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目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构建体现理论和实践强有力结合的教学体系，把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注重对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编制培养应用型高级专业人才的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地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成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当前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

1、政治学类和管理学类的课程所占的比重偏多

这种课程设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教育主要存在着两种取向，即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行政管理学界的这种取向上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目前中国行政管理学在学科基本范畴上的模糊不清。反映在课程设置上就表现为，政治学类课程和管理学类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分别占有几乎不相上下的比重（行政管理学类的课程除了公共财政学和行政法学之外都是属于管理学范畴的课程）。

2、课程之间的设置缺乏联系和必需的衔接性

这尤其反映在公共财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这两门课的设置上。公共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必须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但是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基本上都没有开设这两门基础课。如果没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学生是不可能学懂公共财政学的。当然，目前国内大多数行政管理学专业所用的财政学教材是建构在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没有现代经济学的知识也可以被学生理解。

3、公共政策的课程比重过小，并且缺少相应的基础课程

如果将政府行政管理管理活动分为内部管理和外部管理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主要偏重于内部管理方面，外部管理方面的课程相对来说比较少，即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极其少。

4、经济学类的课程相对较少

由于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对于行政管理学的基本范畴之争主要集中在政治学取向和管理学取向之上，因此对于经济学类课程的重视就显得不够。当然，有些院校主要是因为缺乏经济学类的师资。所以，目前只有极少数院校的行政管理学专业开有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

三、行政管理学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分析

1、重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训

为适应社会需要，行政管理人才理应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因此，在理论教学体系、实践教学体系之外，还要重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内涵不仅包括有利于提高学生专业技能、技术创新的专业素养，还应包括社会综合能力的扩充训练、精神气质的陶冶和人格品质的塑造。

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行政工作的高级管理人才为目标，针对管理者素质的要求，开设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从管理者的观念、品格、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强化训练。如开展务实、敬业、拼搏、创新精神的训练，伦理道德、毅力、人格修养等方面的培养，加强人际沟通、表达能力、创业策划、情商训练和社交礼仪等素质的培养。现代政府存在与活动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立足于为少数人或行政官员自身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这是对政府及所属行政工作人员的基本伦理道德要求。行政管理学专业对学生的培养和教育，只有在这种专业意识的指引下，才能培养他们的服务意识、公仆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

2、同等重视理论课程与实践环节的安排

行政管理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行政管理专业教学计划除设置大量的理论课程外，还应包括更多的实践环节。实践教学环节的设计应使学生能真正胜任公共服务工作。把科研引入教学之中，通过专题研讨会、课程论文等形式，要求学生独立研究公共服务领域里存在的问题，培养其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对公共服务领域活动深层次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归纳、整合的能力。通过这些实践环节的有效实施，提高专业人才应用行政管理专业知识与理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同等重视定性与定量课程

对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加强高等数学、公共管理统计学等定量课程的教育与学习，有助于为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定量课程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高其公共管理定量技术分析的能力，从而准确地将在实践中统计的资料应用于政府公共服务中，创新公共服务方式，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4、改革单一的政治学取向和单一的管理学取向

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及其管理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专业课程体系设计应体现诸多学科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和相互发展的取向。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政府微观管理职能的逐渐削弱，社会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的逐渐强化，社会对行政管理的技术和管理型人才的需求量增大。

为了使学生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注重在多学科综合走向上创新。因此，行政管理学在学术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方式等方面，应更多地与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紧密联接起来，达到互相借鉴与渗透，相互促进与发展。尤其是现代信息化、知识经济社会日益发展，多学科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所形成的多元研究方法为行政管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陆锋明.浅谈高职教育中行政管理课程教学体系的构建[j].社科纵横，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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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西方经济学教学；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研究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

[中图分类号]F23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750（2012）02

一、引言：高等教育的新环境、新主体呼唤新方法

高等教育面临国际化的新形势，同时高等教育的受众和主体也有新的变化，不仅包括“90后”的大学生受众，而且还包括越来越多的新的教育工作者与教师队伍（即“70后”、“80后”的加入），对西方经济学教学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在教学方式与手段上都要有所创新。

很多学者都认为经济学教学改革十分必要。刘志彪等认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学教学模式经过多次更新，但由于其是脱胎于苏联的教学设计思想，因此仍存在若干影响教学效果的因素或问题[1]。方福前指出，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出现的两大偏向：一是夸大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二是完全忽视西方经济学中所蕴含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全盘地将西方经济学作为方法论意义来对待。他认为要矫正这两大偏向，必须进行教学理念、方法的改革[2]。逄锦聚从宏观层面指出了经济学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主认为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学理念有待转变，高校结构、学科专业结构有待进一步合理化，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等方面[3]。

也有一些学者在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探索。元惠萍从现代经济学本身的分析方法入手，指出经济学课程的教学适合从具体到抽象，然后再由抽象转化到具体[4]。阮守武认为，像西方经济学这类基础课程的教学应该以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为中心，教师应该侧重教会学生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问题，尤其是教会学生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5]。于泽认为，实验辅助教学是本科经济学教学较为理想的选择[6]。唐国华认为，教师应通过比较教学法使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课程取得相得益彰的教学效果[7]。

这些研究都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笔者主要结合近年来的教学实践，尝试提出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几种可能的“新方法”，包括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教学法、内容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以期引发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新探索。

二、我国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学教育宏观环境的新变化，面对教师与学生的“新主体”，如何设计、开发与选择西方经济学教学上的新方法，是本部分的核心研究主题。笔者认为，“换位思考教学法”、“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研究式教学法”、“体系式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兴趣式教学法”、“实验教学法”等，抑或以上这一系列方法的综合运用可能构成西方经济学教学新方法的备选子集。

（一）换位思考教学法

在理论研究层面，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有关换位思考法的研究较为鲜见；在实践教学层面，这一方法也未得到广泛运用。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与同行听课，笔者发现，在西方经济学课程开展的过程中，教师应该站在学生的角度，并促使学生站在教师的角度，实现双向换位思考，寻求相互间的交集，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教师应主动将自身定位为学生，把握以下内容：学生需要什么，喜欢什么样的教方法，期望达到怎样的效果。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教学方法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难点与教学重点的把握和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当老师从学生的视角来开展教学时，一方面，更容易了解学生对教学重点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对教学难点的解决与根除功效更为显著，更容易了解学生为何“卡”在某个问题上，找到问题的症结。

例如，在微观经济学“替代效应、收入效应与总效应”的讲解过程中，如若教师能实现学生身份的换位，就能够很容易把握学生在理解这组概念的过程中的难点，这个难点在于对“补偿预算线”的来缘和对替代效应的理解，即一种商品价格发生变动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其一，使消费者实际收入发生变化；其二，使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而我们界定替代效应时，却提及“在实际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对于两种商品而言，其中某种商品价格变动，引起二者相对价格发生变动，进而导致消费者对于该商品的需求量发生变动”，看似前后矛盾，而事实上，笔者认为，教学中的关键是让学生明白分析某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时要剔除其他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此，在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界定过程常常出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这一表述，这样也容易让学生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严谨与作为一门“科学”的显性特征。

（二）批判式与内容创新式教学法

这里的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均是相对教学内容而言，而非方式本身的创新。笔者认为，这一方法如果运用得当，将不仅使该部分内容取得较佳的传授效果，还将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独立思考、创新的热情。现在的大学生基本都是“90后”，是富有创意的一代，教师理应注重这一层面的培养与训练。批判式与创新式教学法对教师主体有相对较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求教师对教学内容非常熟悉，更要求教师对此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形成对原有内容的批判与创新。也恰恰因为这一要求较高，这个方法在中国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并未得到广泛应用。

例如，国内一些微观经济学教材往往倾向于将“需求”与“需求量”这一对基本概念相互混淆，进而使学生产生极大误解，笔者曾在宏观经济学课堂上复习微观经济学内容时，问及“影响需求的首要因素”，95%以上的学生回答是价格，而且其理论根据均是来自于教材。

（三）研究式教学法

所谓研究式教学法，就是针对相关课程中的核心内容、重点内容、难点内容，在对基础理论进行讲授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研究式教学法不仅有利于调动学生对本课程学习的兴趣与积极性，还有利于对课程重点与难点的把握。当然，这一方法的运用应根据差异化受众主体有针对性地、适当地应用，比如综合性大学可以尝试将其作为主导性的教学方法，而普通财经高校和其他一般性高校则可将其贯穿于重点章节和重要知识点的教学过程之中。对重点和难点内容适当开展研究式教学，不仅不会让学生觉得枯燥或难度高，而且相反能提高其学习积极性，掌握运用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现实问题的方法，并能拓展其分析问题的思维和视野，提升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具体运用这一方法时，教师可以考虑学生的具体情况，在他们时间允许、精力充分和能力较强的情况下，要求他们个人单独完成，如若某些条件受限，可以采用分组开展，团队协作的方式完成。

例如，教师讲解微观经济学的弹性理论时，可以布置学生在此基础上开展一定的应用研究，如“如何运用弹性理论看待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运用弹性理论对超市日常与周末商品差异化定价进行经济学分析”，“从供求理论与弹性理论看公园门票的定价问题”等。再如，在讲解宏观经济学中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践时，教师可以让学生对中国近年来采用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思考并形成若干小论文，如“2008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为何提出保8而不是保7.6抑或9呢”，“家电下乡政策的逻辑出发点、内在机制与效果”，等等。

（四）体系式教学法

截至目前，体系式教学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理论研究中较为鲜见，然而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逐步认识到该方法的必要性。这里的“体系”指的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教师在讲每一章、每一节甚至每一个知识点的过程中都应该注重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坐标位置，即该知识点在整个课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如若能做到这一点，章与章之间、节与节之间、具体的知识点与知识点之间的衔接与连贯自然是水到渠成。事实上，这一教学方法对教师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知识点和教学体系了然于心，否则就难以在教学过程中真正贯彻体系式教学法。

在教学实践中，体系式教学[鉴于国内各高校的西方经济学的教材有所差异，因此这里笔者基于国内目前较为普遍使用的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部分与宏观部分）进行阐述。]十分必要。如从对微观经济学整个体系的把握来看，教师可以分以下几个步骤来引导学生对整个微观经济学知识体系进行把握：（1）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全貌进行介绍以使学生对之有个概览；（2）通过供求理论引出课程核心理论，即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之手”，尤其要强调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并将价格理论作为课程体系的主线；（3）进入微观经济学的两大微观主体之一（即居民或家庭的消费行为理论）的介绍；（4）从生产论、成本论开始介绍另一大微观主体――企业的供给行为决策过程；（5）引导学生思考连接两大微观主体的纽带，这个纽带显然是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6）围绕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展开对市场行为的介绍；（7）在上述讲述的基础上可引入一般均衡研究方法，主要探讨在市场体系中是否存在一般均衡，如若存在，是否存在经济效率，后一问题可引导学生进入福利经济学的学习范畴；（8）指出市场不是万能的，由此引出对微观经济干预的介绍。

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教师可以主要以国民收入或总产出为分析框架展开教学：第一，从国民收入的概念界定入手，介绍国民收入的核算方法；第二，在国民收入内涵与核算基础上，讨论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三，利用IS―LM分析工具分析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一般均衡，仍然是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与此同时对均衡利率的决定进行分析；第四，从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两个层面，仍借用IS―LM模型，论证财政或货币政策的运用组合方式以及政策效果，落脚点同样在国民收入；第五，借用另一种分析框架或工具，即AD―AS模型，放松在IS―LM分析中价格P不变的假定，使得分析更为接近经济现实，探讨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六，表面上探讨失业与通货膨胀间的内在关系，实质上仍围绕总产出为中间变量开展论证；第七，放松IS―LM、AD―AS模型中国际汇率E固定不变的假定，基于全球视角将汇率内生化进行考察，利用IS―LM―BP模型探讨国内外均衡国民收入的决定；第八，从长期视角分析国民收入增长的趋势问题以及周期性波动问题。显然，国民收入构成其整个分析过程的核心主线。

这一方法的运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教师在全程教学过程能否做到认真对待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每一门分课程、认真对待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个细节、认真对待每一个知识点。

（五）启发式教学法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最先提出了启发式教学法，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的研究中并没能具体细化，也不具可操作性。事实上，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教学的初始阶段，而且还可应用于教学的全过程。教师不仅可以利用教学内容之外的经典寓言、人生哲理、世界观与价值观等方式来开展教学，还可以利用西方经济学课程自身内容进行启发。

教学过程中的启发非常重要，它能引起学生对本课程的兴趣。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结合经济生活的现实，提出一些问题启发学生进行思考。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是如何定价的？该考虑和权衡哪些变量和因素？如若定价不当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现实当中又有哪些成功案例和惨败的经验教训？这一系列问题对学生的启发足以引起学生对微观经济学的兴趣。再比如，在宏观经济学课程中，如何判定与认识宏观经济形势与趋势?宏观经济政策该如何制定？政策力度该如何把握与决策？政策效果当如何评价？这一系列贴近现实的问题必然能激发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热情与积极性。

（六）兴趣式教学法

兴趣教学法对于任何一门课程都非常重要，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方法研究中，笔者之所以撑起为“新方法”，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兴趣式教学法的核心在于从根本上激发教师“教”的热情与学生“学”的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理应成为授课教师思考的重要问题。当学生兴趣被调动时，教师就在一定程度上驾驭了整个课堂，教学效果的提升也就完成了一半。至于学生的兴趣如何激发，其实上述每一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学生兴趣的调动，将学生导向有意义的学习，促进其知识的长期保持，并为其进一步的深入学习与探究提供了动机。从宏观层面来讲，校园的教风与学风、良好的校园文化塑造、学生整体的精神面貌等都会对其有较为深刻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教师的人格魅力、具体的课堂传授方式等的影响更为直接。

从某种意义上说，调动学生对课程的学习兴趣是一门艺术，它并没有标准划一的方法或模式。对于具体的课程内容而言，教师可以举一些生活中的例子，比如常见的生活案例，“假定今天早晨你的口袋中只有3元钱，你如何安排你的早餐？”“假若只有馒头和油条，你又会如何选择你的消费组合？”这会让学生对“消费者行为理论”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样的兴趣激发式教学会让学生在课堂内外的学习产生意犹未尽之感。

（七）实验教学法

尽管实验教学法在众多课程（如物理、化学等）的教学中被广泛应用，然而事实上，这一方法目前在国内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尽管实验经济学这门课程近年来已逐渐被引入到我国，并重点采用实验方法进行教学，但截至目前，它在我国高校的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应用仍较为鲜见。

实验教学法的应用，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实现学生对课程教学内容的理解，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动力与热情，进而转向研究式学习的境界。因此，在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适当地运用这一方法。事实上，很多教师会有疑问：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中如何去设计实验？换句话说，设计实验很难。事实上，现有研究已为教师提供了很多良好的素材，教师主体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经济学家张伯伦（E.Chambelin）曾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研究市场的不完全性。尽管由于众多原因他当时未能取得成功，但这却为实验方法的应用与拓展提供了重要思路。随后，当时还是哈佛大学研究生的史密斯（V.L.Smith）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学研究的实验方法，并倡导经济学实验方法，促成了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借鉴史密斯有关市场机理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同样可以设定由某班全班同学进行经济学实验，具体的做法是：将该班同学随机分成市场上的购买者和销售者两组，然后由这两组模拟市场进行自发交易，最后通过实验中的供需情况，来观察市场上的均衡价格是如何实现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充分体会供求理论以及均衡价格的决定过程，进而也使其能够通过实验实现对理论的验证。

三、评价与建议

以上论述了笔者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实践中探索的一些可行的新方法。事实上，以上方法的运用，教学效果也较为显著。学生课堂学习与课外学习和讨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与创新的内在潜力也得到挖掘，不仅表现在课程成绩和成果方面，还表现在理论的升华、分析问题的视角拓展与能力的提升、实践应用等诸多方面，学生的创新实践立项、获奖、等比率均表现出不断攀升的态势。

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所述教学方法的先后顺序并不意味对其重要性的主观价值判断。事实上，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我们也很难量化每一种方法的具体效果。这一系列的“新”方法，与传统的高等教育学中所提及的一般教学方法相比，结合了经济学专业的学科特点和西方经济学课程的自身特征，显得更为具体、更为专业，因此更具有针对性。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还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笔者建议在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实践中，对以上教学新方法进行综合运用，而不是单一方法或单纯几种方法的组合运用。

其次，鉴于专业之间的差异，比如经济学专业与其他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不同，教师也需要在教学方法的具体应用上有所侧重。

最后，教学方法的内涵界定上通常不仅包括教师“教”的方法，而且包括学生“学”的方法，本文这里论及的“新”的教学方法，事实上更凸显了这一方法论上的内涵特征，即不仅对西方经济学教师在“如何教”方面具有借鉴意义，而且对学生在“如何学”（包括批判式学习、创新式学习、研究式学习、体系式的系统学习、实验中学习等）方面具有重要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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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ethods of Western Economics in China

Fan Shide

篇5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篇6

内容摘要:本文首先从“经济租”概念的产生和发展角度出发,揭示了经济租的定义;接着通过分析经济租与垄断利润的异同,引入“经济租”的合理性问题;最后将经济租这一概念带入经济生活,从实际中探求需要规制的“经济租”和正在稀释、消逝的“经济租”。

关键词:经济租 垄断利润 稀缺资源

对于经济租的理解,一直存在一些误解,例如有些人把经济租和垄断利润混为一谈,或是将经济租视为一种不好的存在,把其与腐败问题混在一起。因此,笔者尝试将“经济租”这一经济学概念做一通俗化的阐释,以明确“经济租”的来龙去脉。

经济租概念的产生

租金(简称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早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租金是专指地租而言,到近代,它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如果认为地租来自于土地,而土地的最大特点是假定它不能被毁灭(即供给不为价格所左右),那么对于那些供给同样不会减少(不需要任何成本来维持恒定的供给)也不能增加,即不会随价格而变化的资源,从逻辑上说就必然也会带来租金收入。但这种租金显然不能简单地也称为“地租”,于是就在“租金”之前加上了“经济”两字,经济租就成为了一个用于经济分析的泛化理论概念。李嘉图从地租的产生原理中,发展性地提出资源的稀缺性将会产生经济租的结论;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认为经济租是通过垄断来实现的,从市场方面回应了租金的来源;而后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租是可以通过创新创造的;随着对企业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彭罗斯从企业内部的透视化,提出差异性能力也具有产生经济租的实质。

经济租概念的界定

在现今流行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平狄克将经济租金定义为厂商对某生产要素的支付超过该生产要素目前所得报酬的部分;迈克尔•帕金提出经济租是指在生产要素所有者获取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范里安则将经济租金定义为支付给生产要素的报酬超出为获得该要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报酬的部分。笔者认为经济租是为维持某种生产要素的当前供应所必需的最小收益之上的额外收益。当厂商占有某种稀缺资源(自然资源、技术、人才、品牌、权力)时,就具有了寻租能力。因为这种资源能带给企业利润而其他企业却无法学到这种能力,也不拥有这种资源,其他企业为了获得这种能力和拥有这种资源而愿意支付一笔报酬给它,其值超过获得资源时的价格。

经济租与垄断利润

租与垄断利润是非常不同的,笔者认为垄断利润必然是有租的存在,但经济租却不必然会是垄断所带来的。比如,一个做着电池生意的创业者“张三”,他拥有着一个比当时市场价更为便宜的进货渠道,于是就获得了一种经济租。但这种更加便宜的货源无法满足整个市场的需要,即其在电池市场上只占一定份额,因此他由此所获得的只能称为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具体地说,在竞争性电池市场中的X型号电池价格是每个100元,而张三找到了一个较好的进货渠道,进货成本只需要每个20元;这样,张三就可获得每个X型号电池80元的租。在此只能将张三所获得的利润看作是一种租,因为他的进货渠道是有限的,且不能将其扩大到足以供应整个电池市场的水准,该进货渠道的旧电池在一段时期内是有限的。因此,除了张三之外的所有企业每卖一个X型电池都是100元,并且购买者也愿意支付100元,则购买者对张三的电池也会出价到最高100元。

与垄断利润不同,租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无效率”或者“配置浪费”。应当明确的是,租在所有经济领域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既存在于竞争性行业,也存在于非竞争性行业。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找到了一种效率更高的生产程序,或获得了异常便宜的供货来源,或购买了时价较低的机器,或拥有特别高效的经理人才――但却无法将其生产扩大到可以其较低成本的价格满足行业内的大部分需求的程度――可赚取一种经济租而不是垄断利润。阻止企业获得租是不可行的,因为这将损害企业对效率的追求。在许多情况下,由通过才华或技能获得租的企业来享有租极为公平。

关于租是否合时宜、公平、合理就需要考虑到腐败的问题。腐败来源于权力,而权力是一种稀缺的公共物品,正是因为权力的这种特殊性和稀缺性,让它具有某种“经济租”。而一旦一个人拥有权力,他就拥有了这种“经济租”,可以利用其来寻租。他可以通过权钱交易,将这个权力让渡给需要的某企业,企业只要觉得贿赂的成本小于获得“经济租”所带来的收益,腐败问题由此而产生。这样的寻租是有社会成本的,带来的是极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这样的资源配置是否有效值得质疑,更可能会带来社会资源配置的极大浪费。

经济租的规制

除了上文说的权力产生的经济租需要控制以外,还有一些经济租的产生也值得关注,需要政府控制。比如,有些产品在某些突然发生的情形,需求剧增而供给不足时,相对少的生产者会获得巨大的经济租金,由于产品价格攀升会造成收入由消费者向生产者转移,而这对社会来说是不可取的,有可能不失效率却有失公平。因此,当某种对消费者具有极端重要性的产品的生产者突然获得了数量庞大的租,而他们自己对此却并没有采取任何主动措施(只是因为运气或者整体经济形势的改变)时,政府出台相关规制条款来控制租就成为必须和必然了。这种对租的规制,不在于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而在于更加公平地分配收入。因为首先,生产者所获得的额外利润并非理所当然;其次,这些利润所代表的从消费者向生产者或其股东的收入转移被认为是一种逆向的转移;再次,所涉及的数额是巨大的――如此巨大以至于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以保证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来享有这种“意外之财”式的租所带来的利益。例如房地产,我国的房价上涨快,不是房地产商的努力工作的结果,也不是房子造得比以前更结实更抗震。而是因为,一方面国情导致土地的供给是非竞争性的,另一方面房子的需求却由于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畸形人口红利和当前的经济形势而不断上涨,这种不正常的经济租为房地产生产者和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政府为了“经济公平”有必要出台相应的规制手段,通过税收以及其他方式的配合,将这种逆向转移的收入重新转移回消费者,也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拉动消费和拉动内需。除了房价,还有许多社会上突然价格上涨的生活必需品也可能是短期“经济租”带来的结果,同样需要政府来规制。

经济租的演化

经济租的潜在吸引力使资源所有者和把资源用于生产的企业家产生了动力。企业家的行动必然推动市场向前发展,寻求利润的企业家始终力图找到新的机会赚取经济租和更充分地利用现有的机会,从而造成连续不断地进行资源再分配的充满生机的过程,推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通过一定时间的调整,所有经济租势必会逐渐减少或者消灭。

经济租的消散主要靠两条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竞争。在自由竞争条件下,租的存在必然吸引该要素由其他产业流入有租的产业,增加该产业的产出,压低产品价格。在规模经济效益不递增的前提下,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使要素在该产业中的收入和在其他产业中的收入一致起来,从而达到均衡。所以,按照经典的总体均衡理论,只要市场是自由竞争的,要素在各产业之间的流动不受阻碍,任何要素在任何产业中的经济租都不可能长久稳定的存在。第二种途径是社会再分配。自由竞争也不是万能的,尤其当经济租的分配在长期内保持不平衡时,采取适当的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政府行为对于市场的干预大大超出由最低限度的或保护性的状态所规定的限度(主要指政府保护个人权利、人身和财产及实施自愿签定的私人合同),逐渐干预市场调节过程,那么,租金下降或消失的趋势就会被抵消,并且有可能完全停止。

接下来,文章以大学生的“经济租”来讨论其演化过程。大学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接受教育就意味着人力资本的投资,投资必然应有回报。这个回报就是得到一种“经济租”,就是大学四年毕业获得两个证书―学士学位证和本科学历证。1999年扩招之前,能享有此证书不光是荣誉,更是得到了能带来未来收入的“经济租”凭证。这一时期的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着普遍的稀缺性,也因此拥有美好的未来和憧憬。但是1999年教育改革扩招之后,这个群体不再特殊,更加不稀缺。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租,98级本科选择了考研,随着硕士和博士的扩招,他们的“经济租”稀释得更快(因为要考虑时间带来的机会成本)。反观现在体力劳动者获得的“经济租”,近日沿海的民工荒,建筑工人在广东某些地方月工资已经上涨到3000以上,但这个“经济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随着经济形势和国家政策的改变必然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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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效用;效用的计量性;序数效用;消费者均衡;无差异曲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2-0056-02

1 效用的涵义和性质

1.1 效用的涵义

效用是微观经济学中最经典的术语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历士多的《政治学》。作为经济范畴的效用,最初出现于费迪南多・加利亚尼1751年出版的《论货币》,其含义为“事物能使我们获得幸福的属性”。现代经济学对效用的理解,正如萨缪尔森(Samuelson)在《经济学》一书中所说,“可将效用理解为一个人从消费一种物品或服务中得到的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把精神的、非物质的内容从效用中“清除”出去,避免经济学卷入伦理道德的争论中。萨谬尔森在上述定义之后紧接着加了一句,“更准确地说,效用是指消费者如何在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之间进行排序”。形成现在经济学中广泛使用的“效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效用的理解:效用是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消费者从消费某种物品中得到满足,则是正效用,感受到痛苦,则是负效用。基数效用论者的基本理解是:效用是从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或快乐,是幸福的增加,并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序数效用论者的基本认识是:效用反映个人的偏好,是一种心理现象,不可以计量,也不可能加总求和,只能排列顺序。因此,效用只能用序数来表示。

1.2 效用的性质

(1)效用的主观性。效用是对欲望的满足,是一种心理现象,是消费者消费某种物品时的主观感受。首先,表现在效用因人、因时、因地不同而不同,即对不同的人,同样的物品所带来的效用是不同的,比如面包和饮料两种物品,张某认为面包的效用大于饮料的效用,恰恰相反,王某认为饮料的效用大于面包的效用;对同一个人而言,同一种物品的效用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可能不同,比如同一件羽绒服,在冬天和寒冷的地带给人们带来的效用大,在夏天和热带则可能给人们带来了负效用。其次,效用的主观性指消费者心理上的主观感受,而非物品本身的属性,物品本身的属性由其物理或化学性质决定的,一般称之为物品的使用价值,它描述的是物品客观属性,不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效用从物品对人的角度所进行的描述,反映人与物品之间的一种关系,受人们的价值观、信仰、个性特点决定,强调的是消费者对某种物品带来满足程度的主观感受。一件物品不论其客观上具有多大的有用性,但对某个具体的消费者来说,效用只取决于这一物品的稀缺程度以及他在这一基础上作出的主观评价。再次,效用的主观性表现在,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即改造自己的价值观、信仰和人生理想等,克制一些无关生存的欲望,于人于己不利的欲望或者自己正常情况下无法满足的欲望,降低相应商品或行为的效用水平。克制这些不合理的欲望不仅可以让人们的灵魂远离痛苦,而且还可以给人们提供比用商品或行为填满不合理欲望的沟壑所能得到的满足还要大。而对一些合理的、自己有能力满足的欲望极力主张人们去实现。最后,效用虽属主观范畴但不含伦理学判断。只要能满足人们某种欲望的物品就有效用,欲望本身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不在效用评价范围之内。

(2)效用的可计量性。效用一词,经济学发展史上有过不同的表述和理解。主要有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基数效用论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和加总的,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不可以计量,更不可以加总。在经济学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论往往被安排在同一章中介绍给读者,竟可以相安无事,在其他学科中也许是绝无仅有的。其原因就在于,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无论“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分析方法虽不同但得出消费者均衡的条件是一致的,所以这两种理论能够和平共处。序数效用论虽然认为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反映了个人的偏好,不可以计量,只能排列顺序,否认了效用的计量性,那么消费者主观评价系统对特定商品欲望满足程度是如何排序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萨谬尔森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处心积虑地构建“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在市场上选择了某一商品或劳务组合,他的“偏好”就同时被“显示”了,因此经济学家无需数量描述,就可以证明这一组合必然是效用最大化的。其实消费者在市场上进行选择显示偏好,就是依据自己的主观评价体系对欲望强度进行排序,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认定效用作为欲望强度,存在着强弱、大小的不同,默认效用是可以计量的,否则消费者无法对商品的效用进行排序,无法在市场上进行选择商品,由此可见,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效用可以计量的默认系统。所以,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是不可以计量的,指经济学家无法也无需对效用进行计量,但消费者主观评价体系是可以对效用进行计量的。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的分析方法正是基于对效用的共同理解,即效用是可以计量的,才会对消费者行为得出一致的结论。

(3)效用具有递减性和可再生性。消费者连续消费某种物品时,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用是减少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后,消费者消费这种物品的效用又可恢复如初。

2 消费者行为理论

2.1 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假定

(1)消费者是理性的经济人。理性指消费者将自己“付出”与“获得”进行比较:当“付出”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多的“获得”;当“获得”给定时,追求尽可能少的“付出”;当有限的资源面对一系列给定的“付出”与“获得”时,选择其中差距最大的。按这一“理性”行为的人就是所谓的“经济人”。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消费者在进行行为决策均符合消费者均衡条件。

(2)消费者的收入和商品的价格是既定的。不同的收入条件下,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数量不同,获得的商品的效用不同。只有在相同的收入条件下,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决策才有意义。同理,商品的价格不同,导致最佳消费组合不同,只有商品的价格不变,在不同的消费决策中选择最佳消费组合才有意义。

(3)消费者的偏好是即定的。由于效用的主观性,消费者对同一商品组合的效用会因时、因地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因此,确定最佳消费决策,只有消费行为发生在既定的时间、地点才有意义。

(4)单位货币的边际效用对消费者是相同的。消费者用货币交换商品,实际上用货币的效用去交换商品的效用,只有假定货币的边际效用不变,才能用货币的效用衡量商品的效用。

2.2 消费者均衡

运用效用论中基数效用论和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可分析得出基数效用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即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假定消费者在一定收入水平下总是购买效用最大的消费品组合,则消费者的行为可以转化为一个求解效用函数条件极值的数学问题。设I为消费者的收入,Pi为i种消费品的市场价格,则P1X1+P2X2+…+PnXn=I为消费者的预算约束,以此条件求效用函数:U=u(X1,X2,…,Xn)(注:式中U表示消费者一定时期内消费各种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效用总量,X1,X2,…,X n表示n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的最大值,得:

MU1/P1=MU2/P2=…=MUn/Pn=λ

式中MUn=du/dxn,即Xn的边际效用;λ为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即:消费者均衡条件是消费者应该使自己所购的各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或者说,消费者花在每一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元钱所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即货币的边际效用相等。

效用论的序数效用论从消费者偏好进而应用无差异曲线细化分析出消费者消费行为。应用无差异曲线, 边际技术替代率和预算线共同推导出序数效用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均衡条件, 即所购买两商品的边际替代率等于两商品的价格之比与之对应。如果消费者购买两种商品X1、X2,且给定一个效用水平U0,则效用函数为:

U0=u(X1,X 2)(1)

式(1)表示一定的效用水平,可以从X1和X 2的不同组合中获得;由于X1的减少必须由X2的增加来弥补,所以ΔX 2/ΔX1< 0,即函数(1)为一条向右下倾斜的曲线;称ΔX2/ΔX1为X1和X 2的“边际替代率”,如果要使总效用维持不变,则随着某一商品消费数量增加而必须放弃的另一商品数量将越来越少,这就是所谓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这一规律说明,函数(1)为一条突向原点的曲线;在序数效用论中,这条体现同一效用水平、向右下倾斜并凸向原点的曲线被称为“无差异曲线”;如果给定预算约束I=P1X1+P2X2,必有一条无差异曲线与之相切,切点即为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在切点处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因此有:ΔX2/ΔX1=P1/P2。

本式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似乎不用涉及效用和效用计量,只要通过消费变量ΔX和价格P,也可以推出与基数效用论同样的结论。虽然,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运用两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消费者行为,但是,这两种分析方法得出的消费者均衡条件是一致的。综上所述,消费者行为理论描述了消费者如何作出消费决策,为了达到效用最大化须将既定的收入按消费者均衡的条件进行配置,消费者行为理论也是研究消费者行为的一种模型,反映消费者作出消费决策时的基本规律。

参考文献

[1]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黄有光.社会选择的基本问题与人际可比基数效用的悖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9(5).

[3]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中译本)[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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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公共政策；应用经济学；城市化；经济发展

一、城市经济学的诞生

就历史而言，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西方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二、城市经济学的性质

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

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

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城市管理职能也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也是应用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

三、对城市经济学的认识

笔者认为，城市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日趋活跃。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中观层次和空间范畴上对城市经济问题进行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综合性研究。研究方式的多样化和研究手段的现代化。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出现了“个性化研究”的方式。与“个性化研究”方式相对应的是“群体化的跨空间协作研究”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跨地域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同步合作研究，这与网络化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密不可分。城市经济学研究方式的个性化、多样化，有力地促进了学科发的创新与突破。城市经济研究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日趋活跃。

我国城市经济学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城市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存在不足，城市经济理论基本观点的表述存在不规范，城市经济理论研究与实践部分分离。城市经济学研究存在薄弱环节。对城市化问题、城市经营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存在不足，对城市竞争力问题研究不足。

城市经济学基础研究。一是在重视对特定城市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关注统领全局的城市经济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新背景下，对城市化和城市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研究及城市经济学理论、方法、工具、经济模型的研究。其趋势是完善城市经济学基础理论体系，明确城市经济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畴、结构等问题，创建相关经济模型，提高研究的规范性和增强其实践的可操作性，规范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规范相关概念的使用。

在完善城市经济学学科体系与内容上，我们应融会多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内涵和外延。如可探讨建立科学的城市政治经济学，包括城市及城市区域的生产系上层建筑、社会福利和行政区划等在内的问题，将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视为经济分析的内生变量，将所有权的分配、经济组织结构乃至社会政治制度结构都理解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包括城市发展政策、城市产业政策、城市人口政策、城市户籍政策、城市土地政策以及城市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等。要加强以生产力为转移的城市化规律的研究、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的发展阶段性的研究和国情与地区差异的研究。二是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措施，特别是政府定位及其作用的发挥。

我们要研究城市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如何抓住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契机，加快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较少关注落后地区的城市化问题，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用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进行分析。从宏观的角度看，应加强对不同地区城市规模结构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城市规模效益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区域差别扩大与缩小的发展规律、不同地区大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研究和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五是城市化的比较研究。如发达国家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可资借鉴；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也极具参考价值。

城市化不单单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国民生活方式转变、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加强城市化对国民生活观念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的研究。七是城市建设的规划研究。应加强城市建设创新性与国际性关系的研究；加强民间建筑与公共建筑协调性的研究；加强城市建设方法论的研究以及城市规划法制性与指导性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

笔者认为，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管理问题研究可罗列以下三点：

一是，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中政府的职能与定位。这是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首要和基本问题，相关的研究已有很多，但还不够清晰明确，指导实践的能力也不足，研究工作仍需加强。

二是，城市经营与管理过程中“三个效益”的统一问题。下一步的相关研究将集中在确立实现“三个效益”统一的原则和相应机制的形成与完善上。

三是，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传承与保护。在追求所谓“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从经济学角度确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的机制，平衡城市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矛盾。

四是，城市文化与城市文明的建设。研究精神文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探索政治文明的推进措施；建树“伦理经济”和“道德经济”的产业文化观念；剖析城市环境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科学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积极探索发展城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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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公信力；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8003103

1 前言

1.1 政府公信力概念

政府公信力近年来成为众多领域学者关注的热度话题，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府公信力做出不同的界定。究竟什么是政府公信力，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即信用资源说、能力说、心理意识和政治认同说。信用资源说认为政府的公信力是政府长期积累的信用资源，如张旭霞、吴威威、吴光芸等人认为政府公信力是公众对政府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信仰和对政府公务员的信任，这种信任的社会资本是政府公信力的基础。政治认同和心理意识说认为政府公信力作为一种公共信任关系，体现的是政府通过自身的公共行政行为赢得社会公众对其信任、认同与支持的一种心理状态，本质上是政治认同，持这一观点的如王大鹏、姚亮、陶振等。能力说认为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自身的公共服务提供能力、行政能力和政治能力，持这一观点的如燕继荣、陈潮升等。

按照英国学者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中关于“硬核”和“保护带”的分析方法，政府公信力可以划分为“公信力硬核”与“公信力保护带”。“公信力硬核”包括对政治共同体的信任、对政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对政治价值的信任三个子系统，“公信力保护带”包括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对公共组织的信任以及对政治行动者的信任三个子系统，“保护带”与“硬核”及其子系统构成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能力序列结构。我们认为政府公信力包括政治合法性、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三个方面的能力，再加上公众对这三个方面能力的感知（心理认同和满意度）就构成了我们所认为的公信力的完整的范畴。政府公信力是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内的整体政府体系的生存力和竞争力的一个层次的表现，即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生存力和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政府所有的表现会体现在公信力，公信力充当政府体系的眼、耳和鼻的角色。

1.2 问题的提出

按照常理，人性的情感通常随着对象的距离增加而减弱。我们不排除人与人之间并不随空间、时间而改变的真挚情感的存在，但在人际交往中确实有“远亲不如近邻”这样众所周知的常识。在对政府的态度上可以推导出，各地人民往往更加愿意信任他们的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则是懒惰、不称职和不诚实的”。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强弱却呈现出与此相反的规律: 对基层政府及官员持低信任态度，对高层政府持高信任态度，表现出强烈的“反距离悖论”。2011年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很典型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在长达半个月的“无政府状态”中，乌坎村民始终理性有序地与当局和警力斡旋。最有意思的是当广东省委副书记出现时，当地村民居然打出了“热烈欢迎”的标语。

这种悖论的存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的直接利益相关度不同、制度体系所致等，但说到底是政府与公民之间委托关系的矛盾。政府作为人，具有政务信息的绝对垄断权，这就使得与委托人公民之间具有信息不对称的根源。正是由于行政管理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和官员本身利益驱动和公众对政府监督困难，政府才会变成公众心中的利维坦。本文借助信息不对称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政府公信力悖论现象受信息不对称机制的影响机理。

2 信息不对称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是信息经济学研究者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通过对旧车交易市场、保险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交易行为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们对信息的了解有差异；掌握信息较多的人员，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掌握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信息不对称造成了市场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容易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到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信息不对称”概念产生于微观经济学领域，但同时也广泛存在于社会政治和法律领域内。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组织管理中的信息不对称按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生性不对称信息，即由个体从事的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技术禀赋、内涵、性质特征等决定的，而不是由个体的主观意识造成的；另一类是内生性不对称信息，是个体利用管理者对其行为事前无法预测、事中无法观察和监督、事后无法验证而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在政府与公众的委托关系中，外生性信息不对称和内生性信息不对称不同程度地同时存在，不过后者表现的更加突出。政府作为公共信息资源的垄断者，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地位控制信息的传播，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而公众则处于信息弱势地位，难以获得政府信息，最终可能会导致其权益受损。

3 信息不对称下地方政府公信力流失机制分析

类似于微观经济学中交易双方主体利益失衡，因政府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问题体现于政府运用公共权力中“败德行为”的出现和公信力的流失，这种“败德行为”发生的机制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此外，政府的公权力对信息传播的垄断使得政府经常无意识地将自己陷入公信力流失的被动局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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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律移植 法律经济学分析 公共政策 金融法

一、主流法律经济学分析范式

主流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问题进行分析、评价和预测，其基本内容是以经济合理性或理性选择的方法来评价法律权利的不同分配所带来的一致性和效率，其所涉及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主要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有关原理，包括“普通法的效率假说”及其中所包含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主流法律经济学存在的最主要的缺陷是缺乏对政治过程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忽视了政治过程在公共政策制定和法律决策中的重要影响。为了弥补上述缺陷，应当建构一种“法律经济学的现实主义范式”。

法律经济学通过对经济规律的观察从事事前研究，将法律制度不仅仅看作是出现事故之后的善后补偿、救济措施，更是一种联系过去、影响未来行为的激励机制。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到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无是将科斯定理融入于法律的成本计算、社会福利的帕累托最优以及微观经济学的个人行为效益最大化与均衡导向，并广泛地运用于非市场法律行为领域，以期望每个法律制度设计都能够在某个单一静态的经济学假设下得出社会资源配置在帕累托最优（thecriterion of Paretosuperiority）下的单一均衡解。

另外，主流法律经济学的核心论点和理论基石在于普通法的效率假说。波斯纳认为：“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抑制交易，财产权利应赋予对它净值评价最高的人。”“普通法不仅仅被定义为一种价格机制，而且还是在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资源的效率配置机制，或者说普通法的法官造法机制的不表在于最大化其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从普通法的程序和进化逻辑的角度来说，普通法的演进规律在单一的效率驱使之下显现出的则是一种规则选择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但是，当我们使用主流法经济学范式来对我国本土金融法律移植问题加以分析时，却往往能够发现种种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特殊性而导致的水土不服的症状。

二、金融市场本身的泡沫内生与多重均衡性

我们知道，主流法律经济学往往侧重于对静态单一市场或者非市场双方行为进行微观均衡求解，可是金融市场本身是一个动态的微观行为往往期望落空的复杂市场，它虽然是最接近完全竞争模型的一种市场模型，但是证券与资本价格是否能真正有效地反映证券资本内在与外在价值也已经越来越受到新经济学理论与经济现实的挑战。

从实质上而言，金融市场交易是人们对未来不确定的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换行为。金融市场也就是一种投资者应对不确定外部环境的制度安排。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和沃森在1982年建立的“合理性泡沫模型”证明了泡沫在金融市场总的内生性问题。他们通过假定投资者是不在意风险的中性投资者，根据套利关系加上负反馈机制的稳定均衡解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市场容量加以限制，金融泡沫可以达到无穷大。

投机实践家索罗斯在其所著的《金融炼金术》中认为，金融市场并非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说那样灵活而弹性，实质上市场投资者的认知函数与参与函数之间通过市场投资者期望对市场塑造的影响力使得这两种函数成为一对循环函数而发生累积因果效应。也就是说，参与者通过市场讯息做出市场交易判断并行为这一过程本身也会强化市场的动态走向进而进一步反馈给参与者，使的这种价值判断不断强化。在这种所谓的“流行的偏见”的“激励--反馈”机制之下，市场往往陷入一片无序和混乱当中。

金融市场多重均衡的发现是对效率市场理论的巨大冲击，他揭示了金融市场中泡沫的内生性以及“均衡点漂移”的多重自相关均衡（Multiple Bootstrap Equilibaria）特征，这就突破了“市场深化”理念，将金融市场的“双刃剑”性质凸显出来。

而面对这种可能的市场失控，主流法律经济学并不认为这是市场失灵、欺诈或过度投机的结果，金融市场本身并无缺陷，它的充分竞争仍会自动产生人们需要的各种讯息而反映到股票价格中，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公共管制（如证券法中的强制性披露条款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可是，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来讲，如果放任这种市场的不理性行为，金融泡沫一旦破灭，随着金融要素的传导作用，整个全球经济实体或许都不能幸免，所以，在实践当中几乎所有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都对证券市场管制加以重视。

三、金融法律移植在我国面对的本土化问题

盛行于西方金融市场规制上的“普通法效率”假说听起来似乎非常合理，可是在这种理论的假设的背后是被抽象掉了的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历史条件。在适用到我国的特殊本土情况时，也将面对传统体制所遗留下的计划性惯性思维，以及在制度设计上由于“关系本位”下各种利益集团内部的动态博弈而显得逐渐异化的公共选择导向。

我国金融市场起步晚，发展虽然迅速可是也存在市场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竞争不完全，甚至因为起初金融市场培育过程中的某些近乎急功近利的政府抉择而使得这种市场不完全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当市场不完全时，竞争的均衡结果往往不能再适用传统的帕累托效率最优单一均衡解，而往往得出的是存在多重均衡的“不确定结果”（inderminacy）的“次优结果”（Suboptimality）。“次优结果”表明市场失灵比帕累托定律所能允许的要普遍的多；而“不确定结果”则表明，自然存在多场均衡就很难说明哪一种均衡最有效率。

我国金融法制的现状是政府管制的太多而法律制度确立大多原则而笼统，伴随着金融市场本身的不成熟，金融市场培育与金融法制变革究竟应当何去何从已经走到一个三岔口上，金融法制转型是目前急需解决一个问题。

四、利益团体博弈下的公共选择

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教授认为，所谓“制度”，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就是持续的进行被大家彼此认同的共有信念（sharedbelief）的博弈方式，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并非是外生性的要素，他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模式内生的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如果这种博弈均衡一旦形成，通过修改法律制度去强制性的改变各类主体行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什么良好的效果。换句话说也就是在这种均衡模型下的强制法律移植并不会对法制状况起到多大的改善作用。

因此，最重要的法律移植准备工作应该是要看清在民间行为模式没有受到制约的情况下存在的自我约束性最优均衡是否已经形成。因为这种行为均衡一旦和法律制度之间发生背离，想要通过改变法律制度来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其结果将会是“强扭的瓜不甜”。

这就是说，法律改革在面临路径依赖之类问题时，减少利益集团政治的阻力，节省政治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策略是给民间规则和秩序的形成以特定的空间，改革者可以因势利导，自下而上地提升民间规则，对中国目前转型期条件下的法律变革来说，放松规制，创造竞争环境，或许比大规模地对政府所持有的金融系统所有权的私有化更加稳妥。

五、反思与总结

从我国金融市场整体发展的过程与结构来看，我国金融市场及其法律制度有其固有的“国家主义”烙印，中国金融系统仍保留了绝对优势地位的政府所有权，这一初始条件是金融制度变迁也显示出强烈的政府主导下强制性制度变迁特征。中央政府赋予中国的金融系统以许多政治功能。例如，利用证券市场来转移国有银行风险、减轻财政压力、为国有企业筹资、充实资本金并未过期解困，在承担了种种政治任务之后，证券市场的市场功能也耗散殆尽。进一步形成了国有企业本为的股票市场以及直接受中央财政货币政策而大幅震荡波动的政策市等等的路径依赖。

确实，政府管制是应对市场失灵与法律滞后的灵活而有效的方法，但是这种政策制度选择的背后掩藏的巨大的风险便是：一旦政府失灵，并在金融市场形成一种政策性泡沫时，例如，政府给予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大量的优势地位以期待短期内迅速地发展证券市场，同时又对证券市场施加许多政治任务压力，而在传统的“关系主义”与市场信息传播低效信息不均衡的两者催化之下，权力寻租与操纵市场暗暗滋生，一旦政策性泡沫覆灭，带给证券市场的，也同样是毁灭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