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纠纷法庭调解协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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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协商:消费者发现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生产者、销售者应当与用户、消费者首先 通过协 商,达成和解。

    2、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政调解和法院调解。

    行政调解是指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主持的调解。

    法院调解是以诉讼途径解决纠纷时,先进行的一种调解。

    用调解解决产品质量纠纷的范围和程序,一般没有严格的规定,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和自愿 原则。调解协议不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调解不能强加于 人,调解人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或必须达成协议。调解成功当事人之间要签订协议,但 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一方当事人也不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

    4、仲裁: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自愿而且达成书面协议将纠纷交给第三方——各地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纠纷双方有义务执行该裁决,从而解决纠纷的法律制度。仲裁裁决一裁 终局而且具有强制性,表现在当事人一旦选择仲裁解决纠纷,仲裁者所作的裁决就具有法津 效力,权利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仲裁和调解的区别所在。

    仲裁是一种第三方的公正活动,进行仲裁的第三方是仲裁组织,承担仲裁任务的是仲裁庭或 独任仲裁员。仲裁程序包括申请、答辩、庭审、调查取证等。

    我国《仲裁法》实行一裁终局制度,即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就同一纠纷,不能再申请仲裁 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但当仲裁裁决结果被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撤消或不予执行的,当事人可就 该纠纷根据双方重新达成的仲裁协议申请仲裁,也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我国的仲裁机构独 立于行政机关,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经济纠纷发生后,是否选择仲裁以及选择哪个 仲裁委员会仲裁都由当事人自主决定。

    5、诉讼:当产品质量发生民事纠纷,当事人各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法律规定的解 决产品质量民事争议的最后途径。诉讼由起诉、审判、执行三个基本阶段构成,根据诉讼所 要解决问题性质分为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产品质量纠纷属于民事纠纷,采用民 事诉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司法保护,必须经过以下步骤:

    (1)起诉和受理。提起诉讼的人称原告。原告起诉须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原告与纠纷有直接 利害关系。二是有明确被告,即原告认为侵犯其权益的人或组织。三是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 事实、理由。四是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起诉应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 状,并按被告人数提交副本。特殊情况下也可口头起诉。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口头起诉后 ,依法进行审理,对符合条件的,决定立案管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裁定不予受理。 

    (2)审判。案件决定受理后,开庭前人民法院要做好准备工作,包括发送起诉书副本,审阅 诉讼材料、调查收集证据,更换或追加当事人等,准备就绪,通知开庭。

    开庭审理经以下步聚:一是准备开庭,二是法庭调查,三是法庭辩论,四是法庭调解,五是 合议庭评议,六是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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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这股经济浪潮的飞速发展，各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也日渐激烈和复杂，当然其残酷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各种各样互相关联的市场主体之间出现或大或小的纠纷，作为我国解决市场经济纠纷手段之一的调解也在随之加强，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更是我国解决经济纠纷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被很多国家和地区加以引用、借鉴和学习。实践证明调解因其不致引起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紧张，能使当事人在轻松、和谐、公平、自愿的环境中互相谅解，从而不仅能有效的解决当事人双方的争议，而且能促进市场竞争秩序的良性运转，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因此调解的正确执行能使当事人双方都获得“双赢”。比如在诉讼中，调解比判决会有更良好的社会效果，能彻底解决纠纷，并具有便捷性、高效性和亲和力的优越性，利于息诉，同时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审判效率，缓解了审判人员的压力，从而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各种纠纷，保障了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开展，可见调解在解决这些繁多复杂的经济纠纷过程中，能收到其他解决手段无法比拟的良好社会效果，故本人现将在法学本科阶段所学习到的有关调解方面的法学知识和理论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并参考有关方面的资料，对我国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初步的辨析，以其对大家有所帮助。

为了加大对民事诉讼中调解的认识力度，更好更快的掌握这一解决诉讼争议的手段，运用这一法律武器有效的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就主要针对调解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国民事诉讼调解的概念及特征；

2、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3、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发展趋势；

4、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方法与策略。

诉讼中调解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调解能及时解决纠纷，大量减少诉讼的发生，故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调解制度。我国则是该制度成功运用并被其他国家学习、借鉴的典范，其主要规定在民事诉讼法中，但规定的过于简单，短短几个条文难以包括诉讼调解的所有内容，从而在法律实践中令人有不好操作之感。现代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纠纷的日益增多，在社会实践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体现当事人合意的诉讼调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其他解决方法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因此，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理论上和实务上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的概念及特征

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的活动和结果，它主要特征在于它是由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作为第三者介入当事人双方的民事经济纠纷中，而后通过双方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我国是一个以礼仪之邦而著称的国家，向来主张“以和为贵”，这一思想使调解成为解决我国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延续至今，相应的调解结案在我国法院诉讼中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争议中也日益显示出其独特的作用和魅力。

二、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随着我国法制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人民法制观念的不断增强，诉讼调解也日益显现出其不适应社会需要的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⑴、在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上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的民事纠纷案件，如此适用范围广的诉讼调解，以致于我国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民事案件时特别偏好于以调解方式解决，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就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或调解结果，严重违背了当事人的意愿，造成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有的居中调解者对于案件复杂难以裁决的民事纠纷就以不同的方式变相迫使当事人达成调解，以避免判决主观给自己带来的不利责任。还有的居中调解者则拖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对当事人不问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原则是“和稀泥”。目前这种状况存在不少弊端，这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轻当事人的负担，也影响国家审判机关工作的严肃性。

⑵、在诉讼调解适用的“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原则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事非的基础上进行，但在实践中，有一些简单的案件标的小，两者之间的关系清晰明了，一部分事实清楚，一部分事实不清，当事人双方愿意调解，这势必要求法院必须全面迅速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则不尽合理。例如，在一起赔偿纠纷案中，原、被告之间存在一个致人轻伤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原告向法院请求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经济损失共计3000元，但被告辩称，被告虽然打了原告，但原告的伤害不是由被告实施的，原告也没有其他证据予以支持，对于该案，法院对于原被告之间的伤人无法做出认定，但原被告双方自愿调解，并达成了被告在15日内赔偿原告2000元的调解协议。实践中诸如此类纠纷是很常见的，如果非要求法院查明所有案件事实则是不切合实际的，也使调解的规定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⑶、在调解生效的时间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3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人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调解采取签收生效政策，这一规定，笔者认为恰恰给当事人对调解协议的任意反悔提供了机会，因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法院制作调解书再到调解书的送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当事人经过考虑后或由于其他因素的干扰，拒收调解书，则使得调解无法生效，审判人员必须进入审判，改判后，以前的调解工作及制作的调解书则毫无意义，之前的努力功亏一篑，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以上仅是我对我国民事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部分不足加以探讨，实践中，调解还存在着其他不足也需加以完善和改进。

三、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的发展趋势

诉讼中的调解是我国在民事诉讼中最富特色的一项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一种灵活的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只有短短的七条，且只作了概括性的规定，对调解程序等没有规定，不能满足法院诉讼调解的需要，为此我国的调解笔者认为必须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

首先，在立法上对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应做出明确规定，如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均可适用调解，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对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争议较小的民事经济纠纷案件，也可以适用调解，另外对于离婚、赡养、抚养等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案件则应当适用调解，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维持稳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上，笔者认为在适用前述规定的调解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可以取消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这一原则，这样才能使得诉讼调解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解决停止诉讼的作用，而且我国《民事诉讼法》除规定自愿原则外，还规定了合法原则，这一规则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已作了约束，再加上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实属多余。

再次，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上，笔者认为在如前所述适用诉讼调解适用范围的基础上，对简易程序达成诉讼调解，无须当事人同意即可以在调解双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就生效，这样就解决了签收生效所带来的任意反悔的弊端。

最后，在调解策略程序上，也逐渐的向开放化、合理化、自愿化、保密化方向发展，调解程序中，我国已建立了人民调解工作网络，从居委会、村委会、人民调解员到乡街道司法所，形成了完整的纠纷调解系统，当事人提讼后的调解则在法院内部实行调解与审判分离，并重审理的原则，调解程序前置也是未来诉讼调解的趋势。在调解的方法及策略上，我将在下面予以浅论。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完善的方法和策略

⑴、保障程序公正、热情服务

正当程序和热情服务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始终，是对执法者外在的和最基本的要求，它保障了整个诉讼活动的正当性，并让当事人感知和判断实现权利的正当与否。可以说，程序的公正是看的见的公正。几年前，调解制度之所以倍受到学者的批判，就是因为没有“正当程序”的保障，有的久调不决，有的强迫调解，更有的利用调解的权力弹压一方当事人，袒护关系方、人情方，利用时间拖跨当事人的意志，利用“自愿”之名行“他愿”之实，在调解中“搭便车”，使得法官的中立与超然的独立性地位荡然无存。所以，我们必须依照《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规范送达、权利义务及举证期限的告之、证据交换等诉讼中的每一环节，让当事人的权益得到行使，让当事人感受到公开、公平、公正的待遇与氛围，从而从心理上让当事人自愿调解解决纠纷。而热情服务，则是法官通过自身形象、人格魅力以及工作态度，来取信于当事人，产生亲和力，消除当事人对法院的对抗性和不正确认识，并可以钝化当事人的矛盾，促进调解。所以法官必须要中立、超然、热情服务，不偏不倚，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不受当事人不良情绪和态度的影响，要不厌其烦、耐心的倾听当事人的意见，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工作。

⑵、发挥法官解释与风险告之的作用

基于当事人对诉讼知识的欠缺，法官应主动、适当地对当事人进行引导，对诉讼中的事项进行阐释，对诉讼中的风险予以告之，从而引导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做出判断，以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因为根据审判实践经验，立案后由于双方当事人对审判成本的不确定性都很担心，通过解释与风险告之，当事人也就非常清楚，如果调解不成，必须等待法院判决，各种风险及诉讼成本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当事人权衡利弊，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解释，在我国立法中主要是对法官的要求。它是指在当事人的主张不正确、有矛盾，或者不清楚、不充分，或者当事错误认为自己提出的证据已经足够时，法官依据职权向当事人提出关于事实及法律上的质问或指示，让当事人把不正确和有矛盾的主张予以排除，把不清楚的主张予以澄清，把不充足的证据予以补充的权能。是法官为当事人指明一种交流方向，是“向当事人解释”；在调解中，法官还可以将与案件有关的法律规定，展示给当事人，或者将类似案件的裁判让当事人阅读，起到先例的作用，这样就使得当事人对诉讼的胜负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而风险的告之，则是开庭之前就告之当事人其举证不能、逾期举证等情况下的败诉风险；调解与判决不同结案方式所带来的诉讼风险、当事人的履行态度，审理周期和诉讼成本的比较；以及执行不能风险责任的承担；从而使当事人自愿以“和平的方式”解决纠纷。当然我们在调解中应让当事人明白，其为调解所做出的让步，不属“自认”范围，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均不得以此为据。

⑶、讲究技巧、创造条件推动调解

诉讼中的调解是一项经验型工作，它需要法官的调解技巧和对稍纵即逝的调解良机的把握。调解虽是当事人自愿的结果，但法官的媒介作用毕竟是其外在的条件和推进器，法官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量创造条件推动双方当事人的调解。具体言之，第一是注意运用调解技巧，把握好调解的时机与火候，比如将庭前调解、当庭调解与休庭调解相结合；针对当事人“怄气”、“争面子”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实行“背靠背”调解与“面对面”调解相结合；也可以利用人民调解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一些“沟通解怨、适时互动”等方法，当然这些都需要法官在实践中不断去摸索、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学会察言观色、洞悉他人心理。第二是要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当事人达成合意：(1)、要把调解工作贯穿诉讼活动的全程，为当事人提供调解机会，发现时机立即调解；(2)、对婚姻家庭、赡养、抚育等人身关系和损害赔偿类案件，法官应进行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唤醒当事人的良知，引导当事人化解矛盾，让当事人明白调解不仅是从“行动上的解决”（判决的效果），更是从“心理上的解决”。(3)、可以提醒当事人换位思考，另外也可以更换几个人主持调解，必要时还可以让庭长再做当事人工作，这样可以让当事人从心理上更乐于接受调解；(4)、通过采取诉讼保全、停止支付等手段，对财产查封，扣押，加大执法力度，给当事人施加压力。

⑷、巧借外力促成调解

“功夫在诗外”，我们开展调解工作，也要善于使用诉讼外的力量。实践中，大量的案件部有诉讼外的力量主动或被动地参与进来，作为法官在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要善于借用外力，化不利为有利，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化干戈为玉帛，促成调解。常见的情况有：㈠、基于当事人的血缘、地缘关系，利用其朝夕相见，打完官司，日后还得相处的现状，主动通过其朋友做工作；㈡、利用基层组织、民调组织的力量，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贴近群众、熟悉情况，有充足的时间和当事人交流，可以情理相融，钝化当事人间的对抗，在调解工作中起到“催化剂”、“剂”的作用：㈢、注意发挥律师的协调作用，当事人通常对其人的信任是超过法官的，律师做委托人工作时，常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们要合理引导律师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发挥其疏导作用；㈣、如果遇到亲朋好友拉关系、讲人情，更要因势利导，借机向说情者讲明案件的事实和处理依据，通过他们反过来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

⑸、事实清楚、责任分明要把握适度

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一定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但实践证明这与调解的机制是相冲突的。因为若双方当事人坚持要查明事实，分清责任，则表明当事人实际上已经不存在调解解决纠纷的愿望了，双方很难在实体权利上再做出让步，调解的可能性很小了。我认为，调解是当事人为了迅速和平地解决争议，其本身就包含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的不追究，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是当事人自愿对自己权利的处分，是其所做出的让步，所以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有关法律的禁止规定，就应当确认其效力。据此，我们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就要把握这样的原则，不必查清事实，分清责任，要照顾当事人的“爱面子”心理，实行“模糊调解”，使得当事人双方均有台阶下。在操作上，主要表现有当庭调解中，我们要把握好开庭审理与法庭调解的关系，把握好庭审调解的时机，通常可以先主持调解，调解不成再进行庭审，然后再组织调解的模式。因为若在法庭调解前就已经开庭审理完毕，则事实、责任都比较清楚，就很难促成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了。

在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要求纠纷解决机关更注重每起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无疑可缓解或消除这种矛盾，随着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其各种解决手段在其功能上的局限性也随之明显。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式的判决方式未必能真正、完全的解决纠纷的缺陷，人们期望诉讼中调解作为弥补上述功能缺陷的有效手段之一。这就要求将诉讼调解提一个高度，充分发挥其简易诉讼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的加以解决的作用。因此，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应该倍受重视。

参考资料：

1、《诉讼法学长论》 胡锡庆主编 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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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闻纠纷 新闻调解 调解前置

新闻纠纷是由新闻采访行为或新闻作品引发的、存在于新闻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与新闻作品相关的法人或公民之间的冲突。自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以来，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争端解决机制，一直是我国新闻纠纷解决的主要形式。这一方面是我国公民依法维权意识高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新闻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方式匮乏的体现。30余年后，人们更能理性地看待诉讼的优势与局限，认识到诉讼并不是解决新闻纠纷的最好手段。在国外ADR（诉讼外纠纷解决）运动蓬勃发展、国内人民调解制度成功实践以及各级人民法院普遍重视运用调解手段来调处各类纠纷的背景下，调解这一诉讼外争端解决方式运用到新闻纠纷的解决上，有了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只要新闻调解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人们选择使用方便，新闻调解未来极有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生活中替代诉讼的新闻纠纷解决方式。根据我国调解制度多年的实践经验，从强化新闻调解的地位及功能出发，在法律上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是弥补新闻诉讼在新闻纠纷解决上诸多缺失的理想制度选择。

新闻调解前置的概念及特征

新闻调解，指在中立于新闻纠纷之外的新闻纠纷调解机构的主持下，以关于新闻活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新闻职业道德为依据，对新闻纠纷当事双方进行斡旋、疏导、劝说，促使他们相互谅解、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新闻纠纷的活动。将新闻调解作为新闻诉讼必经的前置程序，就是在新闻纠纷案件为人民法院受理之前，强制性要求新闻纠纷的当事人经过人民法院委托的新闻调解机构先行调解，在调解阶段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则争端就此终止。只有在调解不成功后，争端才能进入案件的审理程序。作为一种规范的纠纷解决制度，新闻调解前置程序具有如下特征：

程序适用的强制性。调解前置制度一旦为法律所确定，就具有法定的强制性，属于纠纷当事人不可选择的必经程序。新闻纠纷发生后，纠纷当事人应当首先申请调解，如果纠纷当事人不经过调解过程而径行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可依规指定或委托新闻纠纷调解机构进行调解。也就是说，新闻调解前置制度，为新闻诉讼案件的提起设置了一道强制性的门槛。

调解本质的自愿性。调解前置的强制性仅体现在诉讼之前的程序上，本不强制要求纠纷当事人必须达成调解协议。调解的基础是合意，对新闻调解来说也是如此，即要求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双方可以共同选定新闻调解机构的调解员，共同就新闻调解的程序及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自我约定，新闻调解的过程完全自愿。如果新闻调解协议最终无法达成，也即调解失败后，当事人仍然可以启动诉讼程序，并不妨碍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

适用范围的有限性。新闻调解前置程序仅适用于人民法院认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新闻纠纷，即是那些新闻法律关系明确、事实简单清楚、案件标的数额不大，并且在群众生活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新闻纠纷。对这些纠纷采取诉前强制调解的方式，有利于纠纷的快速化解、协议的自觉履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而对于涉及刑事内容、危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明显不具备调解价值的新闻纠纷，可无需调解直接进入诉讼程序。

新闻调解前置的可行性

由于人们对诉讼制度的过于推崇，制约了新闻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化解中的功能发挥。国内外的新闻纠纷解决实践表明，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有利于引导人们充分使用这一非对抗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相当的可行性。

调解相较于诉讼更适合于新闻纠纷的化解。根据国内外的纠纷调处实践，适用诉前调解的纠纷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纠纷内含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如果单纯用法律规范去调整，难以判断是非曲直，不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纠纷关系到当事人的生活秩序和环境，用调解的方式化解矛盾，有利于双方当事人未来继续合作、和睦相处；纠纷事由简单明确，双方不存在较大争议，且不包含数额较大的经济纠纷。从众多已诉诸法院的新闻官司案例来看，具体的新闻采访行为是否被认可、新闻作品的部分表述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新闻纠纷发生的主要事由，寻求不菲的经济利益并不是新闻纠纷当事人的主要诉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目前却尚无直接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法律，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新闻纠纷案件时往往没有统一的标准，畸重畸轻，审判的结果也常常难以让当事双方都满意。新闻纠纷一旦发生后，如果只能采用诉讼这一对抗性极强的方式来解决，不利于新闻传播者与受众在案件审判后和谐相处，如果采用调解的方式，前述状况出现的几率将大为降低。新闻纠纷的调解过程，也是新闻传受双方相互了解的过程。在关于新闻纠纷事由的沟通过程中，受众一方对新闻传播的业务流程、运作方式及功能特点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新闻传播一方也知晓了受众对新闻报道的关注点和敏感点。新闻纠纷调解协议达成后，化干戈为玉帛，新闻媒体可获增来自受众一方的信任度，进而维持甚至扩大新闻作品的发行量（收视率），以保有新闻事业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而受众一方也有望接受更多来自新闻媒介有规则的信息，为自己的生活、学习提供有益的参考。

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的主张，在我国有着法律基础。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在该规定的第14条中，明确了涉及六种情形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也就是调解前置。这六种情形虽不直接包括新闻纠纷，但其中有一种情形是“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新闻纠纷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纠纷当事人对特定新闻事实理解的偏差或观念的冲突，不必然涉及较大的经济利益纠葛，从已发生的新闻官司来看，大部分诉讼标的额并不十分大，因此可以将新闻纠纷理解为我国法律所规定的调解前置的范围。

200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又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其第14条规定：“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人民法院在收到状或者口头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可以依职权或者经当事人申请后，委派行政机关、人民调解组织、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进行调解。”这实际上是我国法院系统扩大了适用调解前置制度的纠纷范围，将包含新闻纠纷在内的所有适合调解方式来解决争端的民事纠纷囊括在内。当然，《规定》中该条关于“可以……进行调解”的表述，与法律上完全明确新闻调解前置制度还是有距离的。

域外调解前置制度已有成功经验。德国与我国一样同为大陆法系国家。2000年1月1日，《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开始生效，这是德国第一条具有较广泛效力、规范前强制调解制度的法律。《德国民事诉讼法施行法》第15a条授权各州规定三种争议的诉讼提起只有在州司法管理机构设置或认可的调解组织对争议调解之后才可被受理：（1）地方法院受理的财产争议低于1500德国马克；（2）邻地争议；（3）没有经过媒体广泛报道的个人名誉损害。这一法律规定明确将没有经过媒体散播的名誉伤害案件归入前强制调解的管辖范围。德国的名誉伤害案件中受害人的诉讼请求与我国新闻纠纷主要形式――名誉权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基本相似，常常包括停止作为、撤销不当的意思表示和损害赔偿，这些诉求很容易在调解达成协议后得到履行。从立法意图来看，德国是将个人名誉损害案件视作小额诉讼案件交由调解机构解决，以缓解司法机构的负担。

美国是法院附设调解制度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对于婚姻家庭纠纷、相邻纠纷等案件，以及包括没有大额经济诉求的新闻纠纷在内的小额民商事案件（具体数额根据各地经济水平决定），许多州的法院都设立了强制调解制度，法官会要求争议双方在进行诉讼之前首先利用调解来解决争端，若调解不成，再行。

新闻调解前置的现实意义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减轻当事人讼累、减缓法院诉讼压力。新闻调解为当事人提供了低成本的纠纷解决程序，避免了纠纷当事人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巨大精神压力和付出相应物质代价的尴尬。通过恰当的制度设计，可以引导当事人选择新闻调解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在保护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同时，还能有效减轻当事人的“讼累”。同时，新闻调解的大量运用，明显分流了法院审理新闻官司的负担，避免或缓解了“诉讼爆炸”局面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法院系统也成为调解制度的受益者，因此他们出台支持调解的规定也较多。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专业化解决新闻纠纷。新闻纠纷属于行业性纠纷，其争端的有效化解应建立在遵循行业规范及特点的基础之上。在我国，由于新闻官司审理可直接依据的法律不健全、法官的媒介素养参差不齐、涉及新闻媒体的官司易受舆论干扰等诸多因素，新闻纠纷案件审理的上诉率较高。美国的法院附设调解制度之所以成效明显，与他们拥有由高素质的专业律师组成的调解队伍不无关系。在新闻事业发达的西方诸国，普遍存在着诸如“新闻评议会”、“报业投诉委员会”等组织，瑞典、荷兰、意大利、土耳其等国家还设立了“报业荣誉法庭”、“最高记者法庭”等行业执法机构，这些组织机构的主要职责就是新闻调解，显示出现代社会新闻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专业化倾向。如能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并在我国建立相应的新闻调解机构和新闻调解队伍，就可以很好地弥补诉讼在解决新闻纠纷上的种种缺失。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新闻纠纷的彻底解决。新闻纠纷在更多的情况下表现为当事双方在观念和看法上的差异，站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来看，出现这种差异是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必然得出结论：旁观者就一定客观，或亲身经历者的事后描述就一定真实。我们做不到，法律当然也做不到。在现实生活中，观念的冲突并不适合以对错来判断，观念冲突的结果也没必要是刚性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分歧的双方面对面交流、沟通，可能最终无所谓观念的是非对错，但至少可以做到相互理解与体谅。这样的结果，更容易在新闻调解这种非对抗性的争端化解中得以实现；而在诉讼的对抗过程中，处于极度防卫状态下的纠纷双方，实现互谅互让的可能性无疑是极低的。

新闻调解前置，有利于调解与诉讼的衔接，完善新闻纠纷的多元化解决体系。诉讼作为最具权威的纠纷解决方式，本应是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新闻纠纷一经产生就直接诉诸法院的现实，却让人民法院成了解决新闻纠纷的第一战场。相反，本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的调解制度，在新闻纠纷的化解中却无所作为。将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可以将解决新闻纠纷的关口前移，引导纠纷当事人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前通过沟通、交流，有效地消除分歧、化解矛盾，从而腾出有限的司法资源投入更需要司法解决争端的纠纷中去。

合理解决纠纷是纠纷解决制度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我们只能根据纠纷的特征设计相应的解决机制，而不能本末倒置，为了追求制度的貌似完美而忽略了纠纷解决的实际效果。新闻调解前置于新闻诉讼，看似部分限制了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却也避免了诉讼这把双刃剑在斩开纠纷双方的同时，也伤害了纠纷主体。（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闻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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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调解又称诉讼中的调解，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所主持的调解活动；二是指调解协议。因此，不能将法院调解片面地理解为调解协议或者调解结案。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活动仍属法院调解。

诉讼中的调解与诉讼外的调解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有：第一，诉讼外的调解是指人民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团体或组织所进行的调解。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行政机关的调解和仲裁机构的调解，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性的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的调解，它们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不同于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诉讼中的调解是诉讼上的一项制度，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的内容包括调解的原则、调解的程序、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效力等，诉讼中的调解制度是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审结民事案件、经济纠纷案件的制度。第二，诉讼外的调解，不论是民间调解还是行政调解，调解的主持者只是进行调解活动，不具有诉讼行为的性质，而诉讼中的调解是人民法院和当事人进行的诉讼行为。诉讼开始后，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当事人进行协商活动，是人民法院的审理活动和当事人协商活动的结合。第三，诉讼外的调解协议不论是否制作调解书，都不是诉讼文书，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过法院确认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诉讼中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一般由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确认其效力，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协议，由法院记笔录，确认其效力。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人民法院依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由于不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不适用法院调解。

一、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概述

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以下除标题外统称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问题自愿协调，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又称诉讼中的调解。

上述调解制度包含以下两层含义：

首先，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和经济纠纷案件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也是人民法院行使民事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围绕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双方进行的说服教育工作，即使没有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也应属于调解活动。如果不是出于这一初衷，只是为了顺利对案件作出判决，而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活动则不属于调解。

其次，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除了可以运用判决来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外，还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说理讲法，进行劝导，多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互谅互让，最终达成调解协议，从而解决纠纷。

所以，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法院调解主要有以下特点：

1、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在整个调解过程中，审判人员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都要服从审判人员的指挥。调解活动既可以在合议庭也可以在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下，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

2、法院调解贯穿于民事审判的全过程

一方面，在各个审判程序中都可以进行调解；另一方面，在某一审判程序的不同阶段也可以进行调解。如在第一审普通程序中，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自愿可以在开庭前，开庭审理中，法庭辩论结束后随时进行调解。

二、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与诉讼外调解及和解的关系

法院调解是一种重要的调解方式，除此之外，调解还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仲裁调解统称诉讼外调解，它们与法院调解的共同之处在于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矛盾，这对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生产和搞好工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但其又有区别，区别如下：

1、调解的性质不同

法院调解是诉讼中的调解，是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的调解，有的属于民间调解，有的属于行政性调解，它们虽然都有相应的调解方式和程序，并形成了相关的法律制度，但都不具有诉讼的性质，这些调解活动应分别依照人民调解法律规范，仲裁法律规范或行政法律规范进行。

2、调解的主持者不同

法院调解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的，而诉讼外调解的主持者则是人民法院以外的民间调解组织，仲裁机构或行政机关。

3、调解的效力不同

诉讼中的调解协议经人民法院确认并送达当事人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必须自觉履行，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时，人民法院有权强制执行。在诉讼外调解中除仲裁调解协议与仲裁裁决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外，人民调解协议、行政调解协议都不具有强制执行力。

和解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经过自愿协商，互谅互让从而化解矛盾，终结诉讼的活动，它既包括诉讼中的和解，又包括执行和解两种。当事人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制度。民事诉讼法第51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第211条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和解与法院调解虽然都属于诉讼制度，都是解决民事争议的方式，具有不伤感情，能继续保持和发展当事人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优点，但两者具有明显差异：

1、性质不同。和解是当事人对其实体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的合意活动；而法院调解虽然是当事人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但它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司法行为。

2、参加的人员不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主动行为，不需要任何组织或第三者参加；而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和当事人在一起进行的诉讼行为。在调解中，审判组织或审判员居于主持者的地位，并对当事人进行必要的说服教育和思想疏导工作，缓和双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以使双方公平合理地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3、法律效力不同。当事人和解达成的协议，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法院调解协议生效后，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确定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4、重新或执行的可能性不同。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撤诉后又的应当应允。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再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也就不存在重新的可能性。

三、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意义

以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实践证明，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坚持和运用调解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一）有利于迅速彻底解决纠纷，提高办案效率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使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因而有助于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彻底解决纠纷；这种调解协议送达后即刻生效，不存在上诉问题，这就减少了诉讼程序，节省了人力、物力和时间，提高了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和促进经济建设

民事纠纷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当事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但是，如果纠纷发生后不及时加以解决，也可能使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经济建设。通过调解，人民法院向当事人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消除隔阂，化解矛盾。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们能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生产和工作中去，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增砖添瓦。

（三）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预防和减少纠纷

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宣传国家法律、政策的过程，以便广大群众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增强法制意识，从而做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四、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原则

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和当事人在诉讼调解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只有遵守这些准则，才能使调解工作顺利进行，从而及时合法地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应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

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第88条之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可见，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调解不得违反自愿原则。

双方当事人自愿原则，包括当事人参加调解活动自愿和达成调解协议自愿两方面内容，参加调解活动自愿，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运用调解方式解决争议，达成调解协议自愿，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是人民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协商的结果，人民法院不得采取强迫或变相强迫的方式强制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坚持自愿原则是尊重当事人诉讼权利的重要表现。违背这一原则，往往达不成调解协议，即使勉强达成了调解协议，也难以由当事人自动履行协议的义务内容。因此，人民法院在调解案件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自愿原则。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指人民法院主持的调解活动和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规定。首先，调解在程序上要合法，审判人员主持调解活动，应严格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其次，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调解协议是对当事人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的确认或处分，从这一点上讲，调解书和判决书都是对民事争议的一种实体裁断，只有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才能保证案件的正确处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内容应当严格审查，对违反法律规定和国家政策，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利益的调解协议，不得以调解书予以确认。

合法原则与当事人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始终应坚持的原则，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自愿是调解的前提，合法是调解成立的基础和调解有效的保证，因此，不能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搞强制调解，也不能为迁就当事人而违反法律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进行违法调解。

（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

法院调解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进行，但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对当事人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进行调解。

所谓查明事实，就是要查明纠纷发生的原因、经过以及双方争执的焦点等内容。所谓分清是非是指帮助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实事求是，全面公正地划分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应负的民事责任。查明事实是分清是非，划分责任的前提；分清是非是查明事实的继续。在调解中坚持这一原则，既是调解的基础，又可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上述三原则，既有各自的特点，又有密切的联系。只有当事人双方出自自愿，并由人民法院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才能保证调解活动和调解协议合法有效。

五、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程序

调解的程序，是指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步骤方式。法院调解的过程，既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活动的过程，也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因此，调解与其他诉讼程序不可能完全分开，而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程序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调解程序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解开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既可依当事人的申请而开始，也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申请调解是当事人的权利，但调解开始还必须以人民法院接受申请为前提，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开始调解要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条件。调解开始的时间可以是判决前诉讼的各个阶段。

调解活动既可以由合议庭主持进行，也可以由独任审判员一人主持进行，并尽可能就地进行调解，这样便于当事人参加诉讼，不影响当事人的生活和工作，还能扩大法制宣传教育的效果。

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用简便的方式通过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当事人不能出庭的，经特别授权，可由人参加调解。但在离婚案件中，当事人除不能表达自己意志外，仍应出庭参加调解，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出庭的，应当出具本人的书面意见。

在调解时，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或个人协助调解。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要积极协助人民法院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帮助双方解决矛盾，消除争执，早日达成协议。

（二）调解进行

法院调解应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因此调解程序开始后，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出示必要的证据，允许当事人双方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和质证，并结合事先收集的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在此基础上，由审判人员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疏导，促使他们提高认识，消除对立情绪，并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分清是非责任，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思想基础。然后，由审判员引导双方当事人就如何解决纠纷进行具体协商，协商的方式可以当庭进行，也可以庭外进行。当事人协商时，审判员一般应参加，进行正确引导，必要时可以提出调解意见，供当事人参考。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调解时，也应当一起参加协调。

（三）调解结束

调解结束有两种情况：一种双方当事人达成了解决纠纷的协议，并经法院审查批准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成立；一是双方当事人未达成调解协议，或者虽达成调解协议，但未被法院批准，或者送达前当事人反悔而结束调解程序，即调解不成立。

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如果一方当事人拒绝签收调解书的，调解书不发生法律效力，人民法院要及时通知对方当事人，继续对案件的审理。

调解成立应制作调解书送达双方当事人，但有的案件调解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可以不制作调解书，只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由双方当事人，审判员，书记员签名或盖章即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90条的规定，可以不制作调解书的案件有：

1、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

2、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

3、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4、其它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

但必须明确，依第二审程序调解成立达成调解协议的必须制作调解书。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审判决的效力问题。

六、调解书的制作

调解书应由首部、内容、尾部组成。

首部，是指调解书的开头部分。首部应依次写明：人民法院的名称、法律文书的名称和案件编号，当事人及其诉讼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等。当事人应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排列，诉讼人应分别列入各个当事人之后，案由，既案件成立的理由。案由应另起一行，单独列出。

内容，是调解书的核心部分。内容部分应记明：争议的主要事实、调解理由和调解协议的主要内容。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事实，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案件事实上有哪些争议以及争执的焦点和各自的主张。调解理由，即是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和政策，针对当事人争议的问题，公正、合理地作出评判。一般来讲，案情简单，调解协议顺利达成的可以不写调解理由，或者把调解理由与案件事实写在一起。但案件复杂重大的、当事人坚持人民法院明辩是非的，则应写明调解理由。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在自愿、合法的原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致意见，是案件的调解结果。协议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符合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尾部，是调解书的结尾部分。尾部应写明本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在该项的右上方，由审判人员署名，写明签收调解书的年、月、日；并加盖人民法院印章，最后由书记员签名。

七、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的效力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经法院审查批准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一经送达便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认实体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束诉讼程序

调解达成协议，标志着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已经确定。自调解书生效之日起，双方当事人应按照协议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是调解达成协议在实体上的后果。同样，调解成立后，民事诉讼法法律关系消灭，诉讼程序宣告结束，人民法院不再对案件继续审理和判决。

（二）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再行

调解一经成立，表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已经彻底解决。生效调解书与判决书一样有排他的权威性，当事人不得就同一事实、理由再次提讼。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当事人不得上诉

进行调解和达成协议，都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调解书送达前，允许当事人反悔，但当事人不得对调解成立的案件提起上诉。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调解书有异议的，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申请再审。

（四）可以强制执行

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书送达后，与生效的判决书一样，要求义务人自觉履行给付义务。如果义务人不履行义务，对方当事人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八、结束语

笔者作为一名多年从事民事审判的基层法院的法官，对认识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我国历经半个世纪的民事审判实践中，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要结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情，认识调解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方面所具有特殊作用。目前调解工作中出现的某些偏差，这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的问题，需要通过改革和严格管理加以纠正。正确认识调解的地位作用，把调解工作贯彻民事诉讼全过程，做好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这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防治片面化、机械化、理解和执行自愿、合法原则，从而把调解简单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可能调解结案的，不轻易下判；对不能调解结案的，也要做好教育疏导工作，以利于裁判的履行。笔者认为实践中，充分发挥当事人亲友和诉讼人的作用，力争将矛盾化解在初期，这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资料

1.刘家兴著《民事诉讼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潘剑峰著《诉讼法与律师》，2001年版

3.柴发邦著《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4.2003年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

主编：司法部司法考试中心主编，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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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婚姻家庭案件的特点

以离婚案件为例，通过对近三年判决和调解结案的农村离婚案件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离婚案件具有如下特点：

1、结婚时间比较短，离婚率却比较高。

2、年龄比较小，离婚率较高。

3、女性提讼的比例高于男性。男方提出离婚的主要原因有：性格不和及无感情基础、女方有婚外情、经济纠纷及对性生活不满；而女性提出的离婚理由主要是：丈夫虐待妻子、性格不合、丈夫有外遇、经济纠纷及男方有罪。

4、通过判决或调解，离婚的比例高。农村离婚案件长期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笔者以为，从婚前感情基础来分析：现在在外打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打工与异性接触的机会大，又没有父母的监督和帮助，恋爱比较自由。但也产生一个负面作用，双方了解不是很深时，就已经进行同居生活，早婚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从婚后的感情建立和结婚的时间长短来分析，就会发现，结婚的时间的长短与年龄成正比例，即年龄越小，其结婚的时间越短，夫妻之间的感情还不很牢固，加上年轻气盛，说离就离。但大部分都已生育了子女，孩子也比较小，认为孩子小越好办，对孩子的感情上不会有较大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结婚的时间越长，一方面夫妻的感情比较深厚，不易破裂；另一方面，随着孩子长大，双方更多的要考虑孩子的感情及其影响，也就会比较理智；从离婚的原因来分析：年轻的夫妻离婚，大部分是因一方在外打工，夫妻长期分居而导致离婚。本来婚前基础不牢，结婚的时间不长，夫妻如果一方外出打工或双方不在同一个地方打工，夫妻长期分居生活，感情就会慢慢变淡，很难经得起冲击。另外，外出人员一般年收入和在家乡的收入反差强烈，从而导致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变化。一旦有什么波折，极易导致离婚。

二、对于调解在审理农村婚姻家庭案件中的功能作用

调研过程中发现群众对于调解在审理农村婚姻家庭案件中的作用都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第一、调解可以减少诉讼程序的对抗性。由于此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要么是夫妻，要么是父子，要么是兄弟姐妹，昔日的亲情一旦变成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和六亲不认，对谁都不好受，而调解则可以避免此种情形，有利于在解决此类纠纷时维护双方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第二、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此类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降低诉讼成本，达到办案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第三、调解有利于各方当事人充分行使自由处分权，发挥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地位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第四、此类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以合意为基础，更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可避免以后执行中的困难，实现了调解与执行的有机统一。

三、当前农村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率不高之原因

从分析的情况看，我乡婚姻家庭案件以判决为主，调解率不高，应该说既有当事人自身思想认识不足的因素，也有案件本身的客观原因，还有法院体制和法治环境等方面的因素，这些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一是对待婚姻家庭案件的观点正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涉及个人隐私，因要充分体现个人意思自治，只要当事人提出离婚诉讼，对方同意离婚，不管是否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调解离婚的除外），一律判决离婚，故不再重视调解方式结案。

二是农村婚姻家庭案件纷繁锁碎，调解需要一定时间，同样是审理一件民事案件，对于婚姻家庭案件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要高于其他案件，而且从效益的角度来讲又比较低，因而大部分法官对于婚姻家庭案件并不是十分的重视，往往抱有一种吃力不讨好的感觉，所以在处理上，主观随意性比较大，很少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在当前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情况下，一些法官为追求结案率，调解工作力度就有所削弱了。三是一些法官对司法政策理解不够全面，认为调解工作婆婆妈妈，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和法官尊严，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和过细的工作在此类案件调解上。四是当前公告送达的婚姻家庭案件日渐增多，案件事实无法查清，处理上随意性较大。在实践中，一方因下落不明，其原因主要有在外打工，从未与家人联系，一般与家人联系，只要其家人不说，仍无法查找其下落；还有就是一方本来是外省人（多数是女方），如果夫妻关系发生矛盾，大多数是一走了之；另外就是一方（也多为女性）存在婚外情，干脆抛弃家庭与情人远走高飞。而另一方又常因计划生育被罚款，这时到法院，只有通过公告送达。这类案件在证据方面不是很充分，但通常多会被判决离婚，不可能调解结案。五是当前部分婚姻案件夫妻双方或一方吸毒或因吸毒等原因走上犯罪道路而致离婚的日渐增多，此类婚姻再维持已无多大意义，一方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判决离婚，调解也是不可能的。

四、对今后农村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工作的思考与建议

1、要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婚姻家庭案件主要是涉及个人身份关系的案件，应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主处分的结果。其次，要全面落实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自愿原则。要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等。再次，婚姻家庭案件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建议最高法尽快修改和通过有关婚姻家庭案件调解的司法解释，对此类案件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的程序和调解的方式等予以明确规定。首先，要规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哪类案件可以适用调解前置程序，哪类案件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哪类案件不能进行调解等。其次，要规范调解的程序。从送达受理或应诉案件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交换、询问调解意愿、调解次数、调解时限、调解不成的后续程序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再次，要规范调解的方式。司法解释应当明确规定调解应当公开进行，即从调解开始到达成调解协议都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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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当庭宣判 法律及政策 理论研究 立法例 问题 建议

一、关于当庭宣判①的法律及政策依据

截止2003年4月14日，②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有“当庭宣判”四个字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若干规定》第45条；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20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三家联合的二个司法解释，《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10条、《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8条；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于1998年12月2日所作的《全面推进人民法院各项工作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报告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的比例，不能当庭宣判的，开完庭后要尽快合议，尽快宣判，不要拖很长时间，以防背后交易，淡化庭审效果，影响裁判的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第12条指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案件，应当逐步提高当庭宣判率。”

根据以上不完全的统计，可以得出：当庭宣判制度已经是我国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同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力提倡和鼓励的一项制度。

二、关于我国当庭宣判的理论研究

据笔者对相关网站及核心期刊③的查阅，学者以及司法工作者对该问题研究者甚少。笔者只查到了五篇论文，即杨建明先生的《提高当庭宣判率的对策探讨》、朱效良先生的《对目前当庭宣判的几点思考》、金广良、王俊武二先生的《影响当庭宣判的几个因素》、方金刚、刘涛二先生的《当庭宣判背后的理由》和薄继山先生的《当庭裁判率低的原因及其对策》等。

对学术著作，笔者翻阅了：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该书第十四章第一节“裁定与裁定结案”（第402页）、第三节“判决与判决结案”（第412至416页）中对当庭裁判没有论述；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重排版），在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判决”（第190至196页）、第二节“裁定”（第196至201页）中对当庭裁判也没有论述；作为研究诉讼法学的大家的张卫平先生在其所著的《诉讼构架与程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肖建国先生著的《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当庭裁判制度根据本没有涉及；我的学兄温树斌教授，在与其同事所著的《走向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模式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中对当庭宣判制度也没有述及。

司法工作者对此的研究更少。

三、立法例上对当庭宣判制度的考察-以民事诉讼法上的裁判为中心

1、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①该法第223条第2款规定：“宣示判决应于辩论终结之期日或辩论终结时指定之期日为之。”第3款规定：“前项（指第2款，笔者所加）指定之宣示期日，自辩论终结时起，不得逾五日。”

2、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②该法第310条[宣判期日]规定：

（1）判决应当在言词辩论终结的期日、或在随即指定的期日宣誓之，指定的宣判期日，除有重大事由，特别是由于案情复杂困难而有必要时外，不得定在三周以外。

（2）判决不在言词辩论终结的期日宣誓时，判决在宣誓时应作成完全的形式。

3、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③该法典第450条规定：“如判决不能当场宣告，为对案件进行充分的评议，判决得推迟至法庭庭长指明的期日宣告。”

4、日本新民事诉讼法。④该法第251条[宣判期日]第1款规定：“宣布判决，应当在囗头辩论终结之日起两个月以内进行。但是，案件复杂或有特殊情况，则不在此限。”

5、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⑤该法第190条规定：“审判组织在判决书上签字之后回到审判庭，审判长或人民陪审员在庭上宣布法院判决。然后由审判长说明判决的内容、上诉的程序和期限。”

从上述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事诉讼法关于宣判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国、俄罗斯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庭宣判制度。台湾地区、德国则以言词辩论终结日为宣判日，该规定为当庭宣判制度的规定。⑥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则没有规定当庭宣判制度，只规定了定期宣判制度。但笔者认为，从诉讼法理论上理解，当庭宣判也是在“囗头辩论终结之日起二个月内”作出的，因此，得出当庭宣判也是日本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制度的结论，应当没有太大的争议。

上述分析说明，当庭宣判制度，与我国同属大陆法系的其他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上也有明确的规定。

四、当庭裁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民事诉讼为考察对象

如前所述，当庭宣判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对何种案件可以当庭宣判，对何种案件不能当庭宣判。2、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该二个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具体规定。本文列举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对此规定也不明确。因此，对上述二个问题有探讨的必要。现分述如下：

（一）对何种案件适宜于当庭宣判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将民事案由分为四部分五十四类300种。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第12条规定，⑦对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只有对疑难、复杂、重大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合议庭认为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或者本院审判委员会确定的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民事案件，应当定期宣判。

而对除上述三种案件外的其他案件，则应当当庭宣判。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和它派出的法庭收到起诉状经审查立案后，认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的经济纠纷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根据《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1条的规定，调解达不成协议的，审判员可以当庭宣判。

（二）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已于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但各级人民法院对此的执行不力。与当庭宣判制度相关的有，举证期限制度、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调查的证据的范围、证据交换制度、当庭证据认证制度等。具体而言：

1、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并没有依据证据规定第33条-第36条规定的举证期限制度让当事人举证，仍沿用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的规定的让当事人开庭提交证据，或者在法庭上提出新的证据。更有甚者，庭审已经结束，当事人仍有证据提供，且仍要质证，并可能作为判决的事实依据。这就使得当庭裁判成为一句空话。

2、证据规定第15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即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的证据范围。第17条明确规定了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人民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对上述二条应当理解为，除上述二条外，其他证据均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提供。但在实践中，人民法院超出该范围调查取证的情形比比皆是。这使得本应是当庭裁判制度保障的制度，成为当庭宣判制度的障碍。

3、证据规定所规定的证据交换制度，本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五条第7项规定的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也是当庭宣判制度的程序保障制度。但实践中，人民法院的审理人员并没有根据证据规定第37条-第40条的规定进行证据交换。此为其一。即使进行证据交换，也使得证据交换等同于开庭审理，使得庭前交换证据成为诉讼前的另一个诉讼程序，增加了诉讼的繁杂。此其二。根据证据规定第38条第2款前段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而司法实务上，对交换证据之日后，当事人仍有提供证据的，而审判人员仍要组织当事人进行证据交换。其弊端如上所述。

4、根据证据规定第五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的相关规定的精神，笔者认为，当庭认定证据应是其应有之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2条前句更是明确规定“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能够当即认定的，应当当即认定”。但在法院庭审过程中，当庭认定证据的效力十分少见，对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不是本篇短文的范围，故不述及。同时，即使当庭认证，也是只对证据的真实性进行，而不是从证据的三性，即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上作出对证据的认定。①真实性是指由证据本身所体现的形式、思想内容在审判上对反映案件事实所具有客观上的本质属性。证据具有真实性，只是说明其具有法律上的真实性。②具有真实性的证据，只有与案件争议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合法性时，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只认定证据的真实性，没有法律上的意义。

五、提高当庭裁判率的几点建议

提高当庭裁判率，涉及当前理论界热衷于讨论的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化，同时，也包括人民法院内部的诸项制度的改革。但因笔者水平所限，不探讨如此大的制度重构问题。从头到尾只是谈一些具体制度的适用及个人的理解。因此，笔者所探讨的当庭裁判制度是从微观上进行的。提出的建议也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但为了这篇小文的完整，也试图提出如下建议：

其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现行有效的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就能提高当庭裁判率。

其二，要扎扎实实地下苦功夫，学习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适用的能力。特别是一些理论上方面的讨论，对提高理论水平及法律的适用能力将大有好处。

其三，要有法律、司法解释的空隙中，发现问题所在，进行改革，在实践中大胆进行试用，创造出经验，并为最高人民法院所采纳。此为，法律适用之最高境界。

作者：孙瑞玺，1965年出生，汉族，山东省寿光市人，山东达洋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大学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 笔者认为当庭裁判与当庭宣判是同一概念。因此，本文将二者不作区分。

② 根据“法律之星”2003年第2期数据更新光盘，文件截止日期为2003年4月14日统计得出。

③ 主要的网站有“人民法院报”网、法律图书馆网、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网、中国民商法律网、北大法律信息网等。核心期刊主要有“法律适用”、“法商研究”、“河北法学”等（自2002年至今）。

① 张知本主编、林纪东续编：《最新六法全书》，大中国图书公司，中华民国八十五年修订版。

② 谢怀试先生译：《德意志联邦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③ 罗结珍译：《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④ 白绿弦编译：《日本新民事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⑤ 张西安、程丽庄译：《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⑥ ⑤ 笔者认为，对此可以理解为当庭宣判。因为，这二个国家或者地区民事诉讼法均规定了与期日宣判并列的另一个规定，即辩论终结时的指定期日。该指定期日，应理解成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第2款后句规定的定期宣判。

⑦ 第12条规定：“合议庭应当依照规定的权限，及时对评议意见一致或者形成多数意见的案件直接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但是对于下列案件，合议庭应当提请院长决定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一）拟判处死刑的；

（二）疑难、复杂、重大或者新类型的案件，合议庭认为有必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

（三）合议庭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重大意见分歧的；

（四）合议庭认为需要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其他案件，或者本院审判委员会确定的应当由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

① 反对者可能认为，上述证据的三性规定在证据规定的四部分（质证）中的第50条。是当事人对证据质证的对象与内容，而不是审判人员对证据进行认定的标准。因为，证据规定第五部分（证据的审核认定）对证明要求及证据的审查判断均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才是证据认定的标准。但笔者认为，证据的三性不仅是质证的对象与内容，更是审判人员对证据认定的标准。因为，证据能否成为裁判依据，其最根本的标准仍是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规定第五部分所确立的内容是证据三性适用的具体化，而不是对三性的否定。

篇7

上任伊始，我首先面对的是如何拓宽工作思路，提高中心人员的思想认识。我通过集中学习，使大家终于认识到，只要增加一份社会责任，法律援助工作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只要我们用真心换真情、用有为换有位，通过一件件成功的案例、一滴滴辛勤的汗水，在百姓心中铸起“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丰碑，就一定能够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威望。

上任第一年，我爬山涉水、走乡串村地把法律援助材料和典型援助案件，向社会向农民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了广泛宣传。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让当地的老百姓对法律援助工作有了一定的认识。由此，许多人才开始知道找法律援助中心来帮助他们解决各种纠纷。

2003年9月，一个双手拄着拐杖的中年残疾人走进我的办公室。经询问得知他叫张某，曾是陕西省府谷县某电石厂的一个临时工，在做工时因受命去维修横车道上出故障的缆绳而掉下去受伤，头部严重受伤、胸部骨折已成残疾，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且病情尚未稳定。由此引发妻子绝情出走及两个未成年子女生活无着落到处漂流。他本人多次向雇主索赔，却只在被迫协议的情况下得到少许医疗费。张某讲的声泪俱下、痛不欲生。我被张某的不幸遭遇深深打动后，立即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及时赶到电石厂了解情况。但是雇主以已经协议解决为由，拒不再出一分钱。我找当时在场的工人取证，可有的已另谋出路不知去向，留下的则害怕厂方刁难而拒绝作证，调查取证十分困难。我和同事上苛岚、去榆林、到太原，走访了十多个单位，寻访了三十多个知情人，耗费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最终取得了充分的证据，把雇主电石厂告上法庭。经过一年多的漫长诉讼路，当张某拿着获得赔偿的判决书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当张某通过我的大力帮助，通过强制执行手段拿到四万二千多元的赔偿费时，更是激动得满县城宣传法律援助的好处。

两年多来，我一共办理各类援助案件50多件，其中类似上述疑难案件8件。

维护法援对象的合法权益，并不都要通过诉讼途径实现。我通过工作实践发现，有时候，通过调解也是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不但迅速简便，而且可以很好地起到减诉息事的作用。于是，两年多来，我充分发挥在公证处工作期间练就的调解本事，共居间主持调解解决纠纷并制作调解协议书18份，而且基本上都得到了履行。只有1件因对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而被诉至法院。最后经法院审理，因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要求而被法院判决维持。

两年多来，我向弱势群体散发法律援助传单近8000份，其中利用集会在街头散发放5000份，利用双休日上门发放3000份；解答咨询200多人次，其中在街头解答20多人次，上门解答30多人次；写作协议、诉状、申请等法律文书近70份，其中上门代书20份；调解各种民事、经济纠纷17件，其中上门调解8件；上门回访20多次。

经过艰苦的努力赢得百姓的一个好口碑，是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最大动力。为此，199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法律系的我，2002年离开为之奋斗了五年，已经因成绩突出被省厅授予文明公证处的保德县公证处后，便主动请缨，放弃经济收入优厚的社会律师工作，承担起振兴保德法律援助工作，发挥法律援助中心的基本职能，按期完成构筑保德法律援助大厦的基础工程的重任。

到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后，我几乎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到县司法大楼上班的人，同时又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大楼的人。由于我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而且双休日从来都是正常上班，所以经常遭到妻子的怨怪。坐在办公室上班期间，又往往是一方面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另一方面法律咨询热线响个不停。

由于我县地处晋陕蒙三角交界处，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加上连续五座功能各异的跨黄河大桥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所以往来中转的人多，外来务工的人多，由此而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案、厂矿雇员受伤赔偿案及婚姻家庭纠纷问题比较突出。我中心与此有关的案件占到所有案件的八成。如果政府没有部门、没有人来妥善解决问题的话，一方面影响保德社会治安稳定，影响县政府的形象，而且外来人员也会有看法。所以，积极从事法律援助这项工作，正能够很好地利用我的专业知识；为这批需要帮助的群众提供服务，也能引导广大群众依照法律手段去解决问题。

中心受理法律援助案子后，我和同事坚决按法定程序，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并减免收取法律服务费。我还结合保德实际，倡议实行周六、周日假日值班并回访当事人等一系列制度，以最大限度的方便于群众、服务于群众。每一个来访者来到法援中心，我都会亲自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他们反映情况时，我会仔细倾听，耐心引导，积极帮助他们依照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工作中我深深感到，我帮助群众打官司、提供法律服务的整个过程中，群众都对我非常尊重，非常理解。很多群众在我帮他们打完官司后，回家乡之前都来跟我道一声别。这使我在受感动、受鼓励之余，进一步认识到了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性，也更坚定了为法律援助工作奋斗的信心。版权所有

为了使法律援助工作深入社区方便群众，我在先后促成县妇联、工会、残联成立了法律援助站后，又促成城关街道办成立了“社区法律援助站”，专门为城区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和家庭困难者答疑解惑。实现了即时援助、就近援助，以援助介入案件、以调解解决矛盾，更好地实现了对弱势群体权益的有力保障，从而形成了以县法律援助中心为枢纽，以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基层法律服务所、各社团和街道办为基础的保德县法律援助组织网络，促进了法律援助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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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集团和解等制度的优势，建立有效的消费者纠纷解决途径，为解决消费者纠纷提供有力的程序保障。

关键词：消费者权益;团体诉讼;制度构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纠纷中的格式条款侵权，不当经营行为以及产品质量纠纷的涉及面也越来越广，这一现象的出现，仅靠单个消费者的努力并不能达到保护消费者的目的

，因此构建一个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诉讼框架就迫在眉睫。下文我们将就“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概要问题进行分析，着重从荷兰的相关模式进行借鉴，以期为我国解决消费者

维权提供帮助。

一、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基本理论

（一）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界定

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指由消费者保护团体等公益性社会团体为保护其成员利益或者按照团体成立宗旨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诉讼。其最早起源于德国，由1908

年德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为制止不正当竞争为目的而制定的诉讼制度。①其具有以下特征：1.提讼的原告具有严格的资格限制，一般是有权利能力的消费者公益团体；2.

团体诉讼可以提起不作为之诉和一定条件的损害赔偿之诉；3.具有严格的法定性，有法律明确进行规定。

（二） 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意义

消费者团体诉讼是消费者团体与不法经营者的抗衡，是一种为社会公益而进行的经济监督行为，因此，在市场化经济速猛发展的今天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一，积极诉讼带动消极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整体利益。消费主体个人的权利意识、法律素质均有不同，因此由消费者团体充当相关的原告资格，更具有专业性，对于消费者

权利的实现，更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发挥消费者团体对生产经营者的监督规制作用。由于市场经济日益复杂，消费者与经营者、生产者之间的信息越来越不对称，消费者在调查、取证等方面的弱势让诉讼

变得举步维艰，而消费者团体则在这些条件上具有便利，可与经营者、生产者均衡的对抗。

二、我国构建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必要性

(一）完善现行诉讼机制的需要

1.现存的诉讼程序上使广大消费者不敢诉讼或是“不能诉讼”

（1）诉讼费用超过赔偿额。消费的小额性使其在诉讼中可能遭遇以下情况：其一、交易的标的额较小，法院往往采取不予立案；其二、诉讼的费用要求较高，往往在交易标

的额之上；其三、诉讼中证据收集成本较高。（2）信息的掌控处于劣势地位。产品的多样化以及产品的高科技化，使消费者不能了解其工艺水品的优劣，作为信息的占有量的弱者

，其不仅在商业交易的经历中容易受到欺骗，而且在维护自身权利上取证困难。（3）诉讼效率较低，时间耗用较长。我国没有专门的小额诉讼的法庭，造成按照一般的诉讼进行时

，所消耗的时间长，使消费者自动放弃诉讼。

2.民诉中“公益”诉讼的目的没有发挥

现行民事诉讼对于社会整体利益调整的并不到位，其必须确立一项体制，使消费者为了“公益”的发展而进行“私益”的诉请，以规制市场的不法行为，从而起到交易行为的

“试金石”作用，来确立起对市场的规制作用。不仅维护现阶段受害人的利益，而且规制不法行为，对社会其他成员的潜在性受害一并进行维护，以体现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性

。

（二） 解决现行经济纠纷的需要

《反垄断法》对于基于垄断行为的消费者损失关注不够，其原因也是基于这种损失是一种整体的损失，分割在个体消费者中，其数额是较小的，而且如果每一位个体消费者基

于此项对实施垄断行为的企业进行诉讼，其是不具备经济法所要求的“经济性”与“效率性”的，而且其所面临的可能也是“诉讼程序上的繁琐性与取证困难”。因而，需要构建

消费者团体诉讼，借助消费者团体的力量，以实现消费者自身维权与“社会利益维护”的双重之举。②

三、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机制的构建

（一） 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介绍

1.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制度建立的立法演进。

荷兰是典型的市民社会国家，依赖社会团体以民事诉讼的模式来代替行政手段的强化是其当时的主要选择，因而荷兰对于消费者纠纷的解决也主要通过团体诉讼进行。但是其

团体诉讼制度的建立却比德国晚了半个世纪，1980年荷兰在当时的《民法典》第1416c条规定了针对欺骗性广告的团体诉讼，1992年又通过《民法典》第6：240—6：243条将团体诉

讼进一步扩展到了一般商业条款法领域。

2.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主体

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主体与德国和日本相比，限制较少且不需要进行事前诉讼资格登记，仅需满足以下条件：（1）提起团体诉讼的消费者团体必须具有法人资格；（2）

必须在诉讼之前与被告进行交涉，尽量达成一致的意见，只有在被告收到原告记载有详细请求内容的协议书之日起两周后，才可以提讼。这样的规定使诉讼的主体具有完全的

民事责任能力，而且宽松的准入制度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而事先协商的制度安排更是鼓励不法企业能够比较积极地与团体协商解决纠纷，以减少诉讼负担，促进纠纷的快速

有效解决。

3.消费者团体诉讼的请求权内容

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一般是针对侵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经营者不当格式条款的适用或者不当经营行为而提起的，是不作为之诉。一般其不能提起损害赔偿之诉。这是因为团

体诉讼中的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计算，但是法律规定合格的团体可以基于他人债权的回收授权，以个别消费者的名义提起损害赔偿诉讼。

4.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受诉行为

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禁令之诉的受诉行为有以下两方面：1.根据签约种类，契约成立经过，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其他情况，可以认定格式条款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了损害；2.

格式条款提供者未给与对方当事人认知条款内容的充分机会。而且消费者团体在提讼的时候，并不要求该格式条款对消费者造成实质的损害，仅需要其实际已经适用了格式条

款就可以诉讼。这样不仅减轻了消费者团体的举证压力，而且对于潜在的消费者受损具有事前预防作用。

5.消费者团体诉讼的判决效力

在判决适用方面，荷兰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效力仅及于当事人，并不禁止其他消费者个人基于新的证据和事实提起相同的。而且其允许个人排除诉讼结果。在经营者违法后

果方面，若经营者不履行法院的判决，法院可以命令经营者停止所有的业务活动或者冻结账户，以促进经营者执行判决。在判决经营者败诉之后，经营者往往需要通过报纸公告不

当格式条款，在涉及公共利益之时，法院需要在报纸上公布法院的判决。

6.荷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其他相关配套措施

（1）损害赔偿权的补充实现方式

尽管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的资格较为宽松，但在实践中仍存不愿诉讼，消费者团体少，对诉讼无利益性推动等缺点。因此其创设了集团和解与个人诉讼相结合，以解决事后

的损害赔偿问题。集团和解是指当经营者的行为造成群体性消费者的损害，符合民法规定的社团可以代表全体消费者与经营者进行谈判而达成损害赔偿的合意，对于成立的和解协

议，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法律效力。③在法院宣告后，效力及于所有的受害集团成员，其后消费者可依据和解协议申请损害赔偿。但是相关的消费者也可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提出

脱离申请，不受和解协议书内容的约束而单独提讼。这样集团和解在事后赔偿机制上补充消费者团体诉讼的不足，以促进消费纠纷的解决。

（2）公权力介入的消费者团体诉讼

2007年荷兰生效的《执行消费者保护法》中创设了一个新的执法机关：消费者管理局，其性质是兼顾公法和私法上的管理机关。作为公法上的执行主体，它可以根据有关立法

手里消费者投诉，对违法企业进行调整，而私法上则可以根据《民法典》305d条规定，向海牙高等法院申请针对违反消费者保护行为的不作为判决。其只有在违法行为涉及大量消

费者，或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不能有效处理违法行为时才进行介入。④因此，团体依然是消费者纠纷解决的主体，消费者管理局只是用公权力的角色填补消费者团体诉讼中的诉讼能

力较弱，缺少利益推动等缺陷，以公权力的模式促进消费者权利的切实实现。

（二） 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的构建

虽然荷兰的消费者团体诉讼中出现其诉讼的利益推动力少，较大的依赖于国家财政对团体的支持，对于损害赔偿的保护较弱等种种缺陷。但是不可否认其事前预防作用以及对

社会公益的保护。而且荷兰通过相关的措施进行多角度的配合，促进了消费者纠纷的切实解决，因而我们在构建我国消费者团体诉讼模式中，也需要通过多样的途径对消费者团体

诉讼的进行构建。

1.予以消费者协会提起禁令之诉的身份，且对其诉讼建立鼓励机制。

（1）予以消费者协会提起禁令之诉的资格。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社会团体，消费者协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然而，在当今社会，消费者协会的主要作用发挥的并不明显，

职能比较柔弱。因此，对于众多生产者与参与者，它的职能并不可以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想尽快颠覆这种现状，就要让权力逐渐移植到消费者协会上，让它能够对其中的参与者发

挥应有的作用。于此同时，我国现存的代表人诉讼只是事后的补偿消费者的现实损害，没有形成预防机制，对于潜在的受害者进行了忽视，因此，我国要予以消费者团体团体诉讼

的资格，对于那些明显侵害消费者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设置前置性的制度预防，这也是契合消费者团体的相关宗旨，为弥补行政执法漏洞发挥作用。

（2）消费者团体诉讼的鼓励机制。由于消费者协会其是消费者的松散的结合体，其财力不能像一般的社会团体通过会员缴纳会费的模式进行相关的财力补充，因此，面对消

费者诉讼中的相关费用，许多消费者团体不愿意进行诉讼。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财政等建立消费者团体的公益金，用于垫付诉讼费用，并可以为其免费的提供专业的机构及其人员进

行专业性的证据取证，以达到鼓励消费团体发挥自身的主动监督的作用，有效的规制市场主体的合法，健康化运行。

（3）消费者团体之诉的效力范围。我国构建消费者团体诉讼的效力范围问题，也需要借鉴荷兰模式，对于其消费者否认制度予以承认，允许其就该问题重新单独提出诉讼。

2.对于损害赔偿之诉，仍以消费者个体之诉为基础，由相关的消费者团体构建集团和解。

损害赔偿之诉中由于赔偿额度的难以计算，消费者团体可能的“寻租”行为，使其作为团体诉讼较为困难。但我国可以通过改变诉讼中的相关制度，利用消费者协会的专业指

导，以消费者的个体之诉为基础，以集团和解为补充来实现消费者损害的事后补偿。也可以通过建立“害赔偿调节机制”通过消费者协会的信息采集，对于涉众的消费纠纷赔偿案

件，由消费者协会进行损害赔偿的集体调解协议，由司法机构确认其效力后当然的汲于所有的的受害者。（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注解：

① 李秀芬：《论我国团体诉讼制度构建》，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② 董瑜《论消费者集团诉讼制度》，《劳动保障世界》2011年5月刊，65页。

③ 陶建国：《荷兰群体性消费者纠纷解决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专题研究》，2011年3月，41页。

④ 吴泽勇：《论荷兰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9月第5期，42页。

参考文献：

［1］ 汤维建,光.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Z］.北大法律信息网，2009.

［2］ 张明华.亟需建立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J］.南方论坛，2003,5-6.

［3］ 梁慧星.中国消费者政策和消费者立法［M］.北京，法学出版社，2000.

［4］ 张雪菲.浅谈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08,8.

［5］ 李秀芬.论我国团体诉讼的构建［D］.南京师范大学，2006，5.

篇9

简易程序是法院审理相对简单的民事案件的专门程序，它不仅是民事诉讼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乃至于整个世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展较为迅速的一种程序制度。其意义在于针对所适用的案件诉讼标的额小、争议不大的特点，简化诉讼程序，消除诉讼拖延，降低诉讼成本，加快案件审理的速度，由此不仅有益于促进民众对司法的接近和利用，也有益于法院迅速审结民事争议提高审判效率，从而使民事司法审判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今简易程序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以及医治诉讼效率低下现象的一剂“良方”，已成为世界各国逾越法系与国别的一种制度选择。面对激增的民事案件，有效地实施繁简分流，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作用，是当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就我国而言，由于简易程序理论研究上的薄弱，现有的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怎样解决存在的问题?如何完善简易程序制度?本文试图从比较的角度研究中外简易程序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简易程序制度改革有所裨益。

一、简易程序在我国的法律规定及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弊病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章设5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又以8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进一步的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25个条文，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亦有一条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迄今为正，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律条文共5条，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条文共34条。不能否认，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不少，简易程序在司法审判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上述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亦暴露了不少问题，且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诉讼程序的要求。因而有必要对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制度进行检讨，分析其不合理之处。

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笼统。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范围为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但由于此规定作为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标准过于笼统和原则，使得“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成了一个界限模糊的问题，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可能对该标准产生各种不同的理解，从而导致简易程序适用的无序性和随意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168条对上述标准作出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即“事实清楚”是指当事人双方对争议事实的陈述基本一致，并能提供可靠的证据，无须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即可判明事实，分清是非;“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是指谁是责任的承担者，谁是权利的享有者，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是指当事人对案件的是非、责任以及诉讼标的的争执无原则分歧。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些标准几乎无法采用。因为这些实质性问题在法院立案之时是无法确定的，需要法院召集双方当事人陈述后才能够得出结论。例如许多地方法院在受理案件时，由于无法判断案件是否简易而一律安排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又发现案情复杂转而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这种做法显然不现实，它要求法院在决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之前，先开一次庭来审查判断案情是否符合适用该程序的标准，简易程序因此反而不简易，显然违背了该程序设立的价值初衷。

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不统一。

我国的级别管辖立法采取概括式的规定，划分级别管辖的标准是根据案件的性质、案件影响程度的大小所确定，而不是根据诉讼标的额。为了弥补这种根据的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又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规定了各地省、市、区县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的界限。这样一来，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就有了不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县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高者会达到400万元，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县法院所受理的第一审案件的诉讼标的额高者才50万元。由于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是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因此不同地区的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的争议金额大小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差距，造成简易程序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局面。

现行立法将独任审判与简易程序等同起来的做法似乎欠妥。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采用独任制，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我国将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武断地联系起来了，从而认为在普通程序中没有采用独任制的余地，使得独任制与合议制的差别成为我国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一个主要差别。独任制属于审判组织的一种形式，而简易程序本质上是一种诉讼程序，审判组织和诉讼程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国立法所确定的简易程序实际上是作为大陆法系国家通例的普通程序的简化形态。然而，将独任制与普通程序截然分开的做法，在我国算是特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基层法院普遍适用独任制，但只有其中的小额钱债诉讼才适用简易程序，其余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德国在90年代改革之后，中级法院的部分案件也可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有学者指出，我国立法将独任制与简易程序相互对应，普通程序不能适用独任制，增加了司法资源与诉讼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当司法实践无法调集足够的法官组成合议庭时，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成为惟一的出路;另一方面，程序保障的需求又在不断挑战着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因为如果独任法官的权利不受其他法官的监督，又没有来自普通程序规范和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严格限制，那么大量案件的程序正当性就会处于一种空前的危境。[1]

在简易程序立法中忽视了当事人的诉权。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简易程序的规定，更多地考虑了法院审理案件的便利，而忽视了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究其原因，不难发现这是以往长期指导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审判实践的“俩便”原则发挥作用的结果。随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程序主体性原则作为程序选择权的法学基础这一理论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同，即程序正义的重要意义在于使那些受法庭裁判结果直接影响的人拥有独立的诉讼主体地位，能够积极参与到审判过程，并对裁判结果形成有效的影响和作用。为了保证这种参加权利的实现，一方面要求事实和证据应当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使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攻击和防御，以更加有效地发现真实。另一方面当事人自己有权决定诉讼进程的最关键之点。简易程序的选择权实际上来源于当事人有权选择按正当的普通程序审理的程序。基于程序主体性原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适用普通程序，在法庭上行使质证、辩论权以促使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裁判。这种选择是一项权利而非义务，法官亦应尊重当事人的这种权利。

二、西方国家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制度的比较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各国面对高昂的诉讼成本和日益增多的诉讼案件，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有诉讼制度所存在的问题，最终简易程序因其与生俱来的快捷高效的特性成为这场改革的必然选择。以最具代表性的美、英、法、德、日等国为例，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对简易程序这种程序制度进行了构建或完善，使之成为现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程序制度。与我国相比较，西方国家的简易程序制度的特色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问题。

即哪些种类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以及以什么为标准来确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就目前世界各国有关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规定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采用以一定的诉讼标的金额作为确定适用范围的标准。这一标准是相对于其他标准来说较为统一的标准，只不过各国根据不同国情在具体数额确定上有所不同而已。英国民事诉讼规则规定适用于快捷审理程序的案件时诉讼请求金额不超过5000英磅;在日本，简易程序适用的范围是诉讼标的额在90万日元以内的案件;美国加州规定适用于简易程序的案件以请求金额2000美元为限;法国小审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3万元法郎以下的纠纷案件。此外，在以受案金额作为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主要标准的同时，很多国家还将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类型作为其确定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一个辅助标准。如德国，初级法院确定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标准除了一定的诉讼标的金额外，也包括案件所涉法律关系的性质。按照这一标准，德国初级法院采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除诉讼标的金额在3000马克以下的案件外，还包括租赁、亲子、婚姻、监护、遗产、登记、破产和解等性质的案件。而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小审法院受理诉讼标的额在3万元法郎以下的案件，以及购物信用、房租给付和残障保护等案件。

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制度。

小额诉讼程序也是现代世界各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程序制度，它是指基层法院的小额诉讼法庭或专门的小额法院审理数额甚小的案件时适用的比普通程序更加简化的诉讼程序。在以往，因为法院解决纷争的程序颇为繁复，一般公民上法院主张权利，常常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精力，加上又不了解诉讼程序，到处吃闭门羹，使得公民视上法院为畏途，因此，除非万不得已，金额达相当数目，否则多半不愿利用法院诉讼程序解决问题，长此以往，除了公民权利无法保障外，也难免使公民对于法院失去信心。为了使财产权遭到侵害可以有效、快速获得救济，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设立了小额诉讼程序制度，使民众就日常生活中所发生标的金额或价额在一定数目以下之小额给付请求事件，能循更简便、迅速、经济的诉讼程序获得解决。

下面不妨来详细了解一下以美、英、日为代表的小额诉讼程序究竟是如何规定的。

美国的小额诉讼程序。美国各个州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的小额纠纷，设立了适用于设立于市法院和初审法院内的小额诉讼法庭所适用的程序。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限于诉讼标的额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案件。这种诉讼程序非常简单，但它不是为普通公民所用的程序，而是更多地被商业或政府机构用来追索债务。这种小额诉讼程序不需要非常的诉讼技巧，程序特征简便，效率高，起诉状不要求正规的程式，不需要正规的诉答程序。这种诉讼程序没有证据开示阶段，没有陪审团陪审;法官可以一方面审理，一方面寻求调解。

英国的小额请求程序。英国早在1967年根据消费者协会的报告在郡法院设立了请求标的额不足3000英镑的案件的诉讼程序，1973年设立了专门的小额诉讼法庭，设立了小额案件审理程序，以一种花费低廉、手续简易的程序来处理3000英镑以下的小型消费争议和小型人身伤害案件。后来经过改造，将该程序的受案标的额提高到5000英镑。这种小额请求程序的特点有三：一是在听审程序中，不适用严格的证据规则;二是为了节省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支持当事人自己诉讼，对当事人聘用律师采取消极态度，对诉讼费用采用固定制;三是严格限制上诉，即严格上诉条件。

日本的小额诉讼程序。1998年实施的日本新民事诉讼法创设了比简易诉讼程序更为方便、省时、省事、经济的特别简易诉讼程序—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小额诉讼程序仅适用于诉讼标的额为30万日圆以下的小额金钱支付请求的诉讼。与通常诉讼程序相比，小额诉讼程序具有限制证据、禁止上诉、程序保障不充分的特点。如果当事人不了解这一点，就容易损害其程序权，因此日本的民事诉讼规则规定法院有义务向当事人说明这种程序的特点，以便当事人慎重选择适用此程序。

不同程度地赋予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

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赋予当事人合意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德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管辖合意的许可（第38条），根据该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可以明示或默示选择本没有管辖权的第一审法院取得其案件的管辖权，即使争议金额超过了l万马克，也可选择地方法院而不是地区法院作为第一审法院，而地方法院审理案件通常适用简易程序。由此可见，该条规定实质上赋予了当事人一定范围内选择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又如我国台湾地区有关民事诉讼的规定不仅赋予当事人明示合意选择简易程序的权利，而且作出推定合意的法律规定。即指不仅诉讼案件所涉标的金额不符合简易程序的适用标准，而且案件所涉法律关系也不属于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且当事人亦无明示简易程序之合意。但是诉讼中法院直接适用了简易程序，对于这种适用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并予以抗辩，为保证诉讼之安定，不宜再回复改为通常诉讼程序，而由法官推定当事人之间已有适用简易程序之合意。

独任制并不局限于简易程序，普通程序也并非为合议制所垄断。

从上述各国审判组织的情况来看，英美法系国家审理普通案件的初审法院原则上实行的是独任制，大陆法系国家也在不断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在德国和意大利，基层法院一律适用独任制，其中少数案件适用独任制简易程序，多数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地区法院传统上一律适用合议制.而现在多数案件适用独任制普通程序。

三、重新构建和改革我国民事简易程序制度的若干设想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事简易程序制度存在某些不合理之处，亟待改革与完善。如何改革简易程序制度，使之发挥更大的功效，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明确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确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标准。

在这点上，笔者建议废除现行的实质性标准——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代之以比较容易判断的形式化标准，包括数额式标准、案型性标准，即以诉讼标的额为主要的确定标准，辅之以根据所涉案件具体类型判断的方式。具体而言，首先，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确定一定数额以下的案件强制适用简易程序。当然这一标准不应是全国划一的，而是应该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考虑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照顾不同地区的差异，体现适当的灵活性，分别制定不同的标准，最后还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其次，非以诉讼标的额为标准的案件以案件类型为标准确定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如借贷、房屋租赁等类型的案件经实践证明并不复杂，完全可以适用简易程序，以免造成诉讼成本的浪费。从立法技术上来说，不妨采用列举式，明确规定一些较为简单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者采用排除式，列举某几类民事案件，因其性质，不论诉讼标的额大小，不应适用简易程序，而应当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如代表人诉讼案件;以外国法或国际公约为准据法的涉外案件;起诉时被告下落不明的案件;发回重审或再审的案件;其他事实不明或法律关系复杂，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案件。”[2]

以诉讼标的额作为主要确定标准，还可能存在一个问题，即案情复杂与否与诉讼标的额并不必然成正比，当案情并不复杂但诉讼标的额较高时，适用普通程序是否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笔者认为，这就涉及到简易程序配套改革的问题。如前所述，简易程序与独任制没有必然联系，而普通程序与独任制也并非水火不容，可以适当扩大独任制的适用范围，考虑在一审普通程序中推行独任审判制。

通过立法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

越来越注重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与诉讼权利，是当今世界法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简易程序的改革也应顺应这一历史潮流。虽然简易程序是作为普通程序的简化程序，但其适用并不必然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如果一定要把各种简易程序都看作是对司法公正某种程度的牺牲，那么这种牺牲并不是当事人被迫的、单向的、非理性的或没有利益回报的牺牲，因而合理设计的简易程序并不必然以损害司法正当性为代价。一方面，多数国家规定当事人可以选择简易程序，从而放弃因适用普通程序而享受的更多程序保障，法国甚至规定大审法院管辖权因当事人的合意而扩张，这从不同角度表明，对于当事人而言，程序本身的复杂或简易并不意味着程序保障权是否满足，而只有当程序的繁简成为一种可选择、可处分的对象时，程序保障才真正成为其预设受益人的权利;[3]而当程序成为当事人被动接受的制度设置时，复杂程序和简易程序同样都是强加于当事人的义务而非权利。另一方面，按照诉讼搏奕理论，一旦法院选择适用简易程序而非普通程序，就有可能导致与适用普通程序不同的诉讼利益和风险，然而如果简易程序以缓解法院压力而不以满足当事人的程序利益为出发点，当简易程序作为一种强制适用的程序而不考虑当事人意愿时，效率的价值就可能覆盖和损害简易程序应当具有的其他价值和功能。因此，有必要通过法律赋予当事人是否适用程序的选择权，且法官有义务引导当事人做出合理的选择。在这一点上，不妨参考国外立法的规定，对于不属于法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的案件，经当事人双方达成书面协议，则可适用简易程序。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增设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

小额诉讼程序究其实质是简易程序的再简化。它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与一般简易程序并无严格区别，二者仅仅是诉讼标的额和简易程度有所不同而已。[4]后者则是指有别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用来救济小额轻微权利的简易快捷的特别程序，目前在美、英、德、日、韩等国以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都有这类的小额诉讼程序。小额诉讼追求以不需要法律技巧的司法平民化为基础的诉讼效率，因为“小额裁判对于当事人而言永远是一种权利上的斗争，但由于其争执的经济利益不大，故而必须有一种低成本、简易化的程序，否则小额债权的诉求就失去了其经济上的合理性。”在民事司法制度解决纠纷、实现公正、维护秩序等多重目的中，小额诉讼比普通诉讼更注重解决纠纷的私人目的，这解释了小额诉讼日头化、亲自诉讼、非专业化、当庭宣判等特点和当事人程序选择权的价值基础。

我国目前的简易程序用以解决简单民事案件，其中也包含了小额、轻微案件，但由于小额诉讼程序的上述特征在我国简易程序中基本不具备，因此不能说我国的简易程序包含了小额诉讼程序或者说发挥着小额诉讼程序的功能。[5]相反，正是由于我国的简易程序在现有框架内很难满足小额诉讼之特别要求，因而理论界呼吁，应在改革和完善简易程序的同时，在我国建立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从国情出发，借鉴西方国家设立该制度的先进经验，我国在构建独立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时宜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首先，适用范围是以一定数额的金钱作为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通常诉讼标的额小，案情简单。其次，程序较普通程序更为简便，力求低成本，高效率。这种简便体现为：法官可为非职业法官;起诉状、答辩状可以采用法院印制好的表格，甚至可以日头进行;可以在休息日甚至晚间开庭;不进行证据开示;甚至无须法庭纪录;判决不必说明理由;一般不需要律师;诉讼费用低廉。再次，法官运用职权主动介入。在审理过程中小额诉讼法官可以通过谈话的方式，让原、被告直接对话，并且一反普通程序中的消极态度，主动提问并提出和解方案，以迅速促进纠纷的解决。最后，赋予当事人对是否适用该程序的选择权。

注释:

[1]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59页。

[2]汤维建、向泰：“试论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载北大法律信息网。

[3]傅郁林：“繁简分流与程序保障”，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58页。

篇10

关键词：国际投资争端； WTO争端解决机制 ；仲裁

中图分类号：D99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6012706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经济纠纷的，各成员方适用该制度解决争端，依据的法律是其共同自愿接受的WTO的适用协议。该制度发展至今，依靠其内在的制度性和程序性设计，已经对当今各成员之间的争端解决起到极为有效的促进作用，被公认为WTO法律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制度之一。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简述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建立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2条和23条的规定以及近五十多年的实践基础之上的，其产生并存在的价值体现在保护各成员在相关协定下的权利和义务，目的是确保争端能够得到积极有效的解决。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形成到不断完善，大致经历了四个历程。

历程一：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前身即GATT争端解决机制，于1947―1950年间开始初步形成。但那时并没有专门工作组对各成员方之间的争端进行解决。直到1950年，才出现了工作小组。1952年，专家组替代了工作小组。在GATT第9届大会之后，以专家组解决成员方之间的争端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但由于GATT1947只有第22条和第23条涉及到争端解决，在解决争端的实际操作中往往缺乏明确、详细的法律依据。

历程二：随着国际经济交往日渐繁杂，GATT争端解决机制固有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从1960―1977年中期，GATT争端解决机制几近瘫痪。1979年11月28日，东京回合贸易谈判通过了《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与监督的谅解》，在总结经验之后，将关税总协定签订后20余年来解决争端工程中日益形成的程序规则与惯例以条文形式确定下来，同时做出了一些新的规定。

历程三：东京回合贸易谈判后，1982年11月29日，对《关于通知、磋商、争端解决与监督的谅解》做了补充规定，争端解决程序的规定更为详尽。1984年11月30日，在第40届大会上全体缔约方协议通过了《就争端解决程序采取行动的决议》，就专家组人员任职要求做了规定，此外，在附件部分还要求专家组对自己工作程序与期限做出规定。通过这两次对GATT争端解决机制的改进，一定程度上完善了GATT争端解决机制所存在的弊端。1989年4月，通过了《关贸总协定争端解决处理的规定及手续的改善》，规定处理争端案件从设置专家小组到最终做出裁决，原则上要在十五个月之内完成。《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

历程四：GATT争端解决机制虽经多次修订，但其本身固有的缺陷日益难以适应现实的需求。在此情况下，乌拉圭回合谈判委员会专门设立了争端解决谈判组，将争端解决机制列入谈判议题，旨在找寻一条比GATT争端解决机制更为有效的解决机制。该谈判组采纳了“走司法途径”的提议，起草并制定了《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不仅对原关贸总协定中散落在各处的条文进行了整合，而且还进一步对相关规定做出解释，同时还新增设了一些原则与规则，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突破与完善，就此开创了全新的WTO争端解决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具备了充分的法律依据。争端解决机构也取得了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强制管辖权。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渊源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渊源如下：

1.GATT1994文件中的第22条和第23条，和后续做出的修正和编纂；

2.WTO下的《谅解》；

3.其他具体散落在WTO制度下各协定中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文。

以上所有文件共同构成了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渊源，这些法律文本也同时构成了一个统一有机体，共同为解决争端提供了法律依据。尤其要指出的是，在这众多法律文本中，《谅解》最为重要，处在最为核心的位置。

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规则

DSU作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文件，是目前最为完备的一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法典，共有27个条文，其附件包含了DSU相关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了特别或追加的规则和程序，专家组工作程序，以及专家审议小组。WTO总理事会成员共同组成了DSB（争端解决机构），DSB是WTO中专门解决与各个协议关联的争端的机构，拥有自身的专门工作程序和主席。DSU明确规定了争端解决的各种方式，包括政治方式、法律方式、裁决的执行与监督等问题，简述如下：

1.争端解决的政治方式

（1）DSU第4条规定了“磋商”程序

依据该条程序，在争端出现时，争端当事方须先通过磋商去解决，不能直接诉请正式的争端解决程序，言外之意，磋商是整个WTO争端解决程序的起点。但要指出的是，DSU没有明确规定磋商程序是争端解决的必经程序，也就是说，磋商并非是设立专家组的先决条件[1]。同时，磋商可以适用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任何程序。但是WTO争端解决程序下的磋商与传统外交双边自行谈判的磋商不同，前者的磋商是通过DSB进行的，而后者的磋商是通过外交谈判进行的。前者类似于国内民事诉讼原告至法院，后者类似于法庭之外自行和解。

关于磋商程序的启动，DSU第4条规定，一方当事方认为其他当事方的行为违反了或者不符合WTO协议，因此导致自己受到损失，该当事方有权提交书面磋商请求，通过DSB要求与该“其他当事方”进行磋商。

关于磋商的时间规定，一般而言，该“其他当事方”在收到书面磋商请求后10日内应当答复该请求，并且应当在收到该请求后不超过30天内以善意态度与请求方进行磋商，最终尽可能圆满地达成解决方案，和平解决争端。但是，若该“其他当事方”不能在上述10日内对请求做出答复，或者不能在上述“不超过30天内”或双方一致认可的其他期间内进行磋商，那么请求方有权直接请求成立专家组。

磋商应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后60天内完成。磋商如未能解决争端，则申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如磋商各方共同认为磋商已不能解决争端，则申诉方可在60天期限内请求设立专家组。 DSU 第4条第7款。

关于磋商的秘密性，DSU明确规定磋商必须保密，不得损害任何当事方的合法权益。具体讲，在磋商阶段，争端双方各自做出的妥协和让步不能让第三方知悉，而且任何一方在磋商过程中的妥协和让步，不得在后续的法律诉讼程序中加以援引，但是对于在磋商阶段获得的事实材料则可以在将来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加以应用[2]。

关于第三方参与的规定，DUS第4条第11款做出了规定，磋商的当事方以外的第三方如果符合要求，即可以参加到磋商程序中，不过磋商各方也有权拒绝该第三方参与到磋商程序中。需要强调的是，DSU在第4条之外的其他条款也规定了磋商的具体程序，比如第3条第6款和第12条第10款。

（2）斡旋是当事方自愿采用的争端解决方式

在当事方未能通过磋商程序最终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专家组成立前，当事方还可以通过DBS进行斡旋调解。WTO总干事也可以出面斡旋调解，这其实是在借助总干事中立地位通过非正式的程序努力促成争端最终得以解决。若斡旋中止，请求方便可以请求成立专家组。若当事方均同意，即便专家组成立后，斡旋调解仍可以再次进行。可见，关于斡旋的规定，是较为灵活的。

2.争端解决的法律方式

（1）专家组审理

当磋商不成或斡旋失败后，争端解决便进入专家组审理的程序，这其中包含专家组的成立、审理以及其报告的采纳。

第一，关于专家组成立，根据DSU第6条第1款规定， DSU第6条第1款规定：“如申诉方请求成立专家组，则最迟应在此请求列入DSB议程之后的下一次会议上成立专家组，除非在该次会议上DSB以协商一致方式决定不成立专家组”。只要一方提出书面请求，就能成立专家组，争端相对方无法阻止专家组的成立。DSB通过专家组审理案件而享有较大管辖权。专家组的成员由称职的政府官员或非政府人士担任，通常由WTO秘书处法律部主任提名，再由DSB做出选任。一般情况下，专家组由三人组成，如当事方同意可以由五人组成。DSB决定成立专家组时，就必须自该决定作出后10日内成立，并且需通知各成员方。如该决定作出后20日内不能选出专家组成员，只要一方提出要求，WTO总干事和DSB主席及相关委员会或者理事会主席便开始磋商人选，在收到当事方反馈意见后，便可决定专家组的成员，同时，DSB主席必须在当事方提出要求后10日内将该决定予以通知对方。专家组在工作期间应充分考虑争端当事方以外的第三方的利益，并允许第三方参与到争端解决程序中来。

第二，关于专家组的审理，根据DSU第12条，专家组应当协助DSB履行职责，对于争端事项进行客观性评判，以及做出其他调查结果，以便最终做出裁决。为了能够快速、有效地解决争端，DSU规定了专家组工作进程时间表，这体现在第12条的一般程序和附件3的具体工作程序中。一般情况下，该时间表是在专家组成立后一星期内做出，而且在半年内（紧急情况下为3个月）专家组应当完成工作。如果专家组认为在半年内（或3个月）无法完成工作并提交报告，那么其必须以书面方式将延迟的具体原因通知给DSB，并且将预计提交报告的时间一并通知给DSB。向各成员方提交报告的期限自专家组成立起最长不得超过9个月。但实践中，很难做到这一点，9个月时间根本无法审理完毕，而12个月时间现已成为公认的更为合理的审理期限。

专家组往往采用秘密性会议从事调查工作。在整个调查期间，最为重要的是调查取证和客观评估。专家组首先就争议事项听取当事方的陈述，然后采用实践中形成的举证责任做法， 包括：（1）谁主张，谁举证原则；（2）初步证明；（3）例外举证；（4）特别协定举证责任。对事实进行法律上的判断，此后，专家组必须依据DSU第11条对本案争议事实与相关的WTO可适用协议以及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反了该协议进行客观评估。该客观评估属于法律问题。评估的标准也是相当灵活的。

DSU第5条还规定了期间评审程序，所谓期间评审，是指调查工作结束后、调查报告发出之前，首先要取得争端各方就起草报告所反馈的意见。与GATT争端解决程序相比较，WTO下的期间评审程序有了很大突破，这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重要成果之一。期间评审程序不仅包括对当事方陈述的评审，更重要的是还包括对专家组在期间报告中进行的认定（事实认定和法律认定）以及结论的评审。WTO的期间评审既是对事实的评审，又是对法律的评审；既有对内（专家组认定）的评审，又有对外（当事方陈述）的评审[2]。

专家组拟定报告应当在争端方缺席的情形下依据已收到的资料和陈述进行。当争端各方经谈判没有达成最终的解决方案，该拟定的报告就应当给出调查的结果，并呈交给DSB.专家组应在期间评审结束后两周内，做出最终报告，并分发给各当事方。随后3周内分发给各成员方。

第三，关于专家组报告的采纳，DSU第16条第1款做出了规定，在最终报告发给各成员方后20日起，DSB应当开始考虑是否予以采纳。DSB组织召开会议的前20日，对报告持相反观点的争端方应当将其观点以书面形式分别递交给DSB各成员方。同时，争端各方均可以参加到DSB的讨论中，并发表自己的观点。DSB应当在专家组向各成员方分发完报告后60日内做出采纳决定，但一方当事人向DSB正式提起上诉或者DSB一致同意不采纳的除外。若争端当事方提出上诉，DSB只能等上诉完毕后再考虑采纳报告与否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DSB决定采纳报告不要求一致同意，但是决定不采纳报告就必须要求一致同意。可见，从成立专家组，到做出最终报告，再到采纳报告，这是一个较少受阻（人为设置障碍）的程序推进过程。

（2）上诉机构复审

上诉机构设置在WTO的DSB之中，它负责对专家组报告上诉的复审，这一程序制度较GATT相比属于创新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上诉机构可以对专家组报告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监督，还可以统一解释各协定、条约的含义。

常设性上诉机构由DSB设立，其成员也由DSB选任，由7人组成，任期4年，可连任一次，但成员均属兼职，其中的任何3人均可以组成复审庭。通常，对于成员任职资格是有要求的，即为具有法律专业、国际贸易专业，且能够熟知与解决争端相关的协定、条约的被公认为专家的权威人士。

能够对专家组报告提起上诉的主体只能是争端当事方，其上诉的范围仅为报告触及的法律问题及其法律解释。如第三方认为自己在某一争端中具有实际利害关系，只有在通知了DSB后，该第三方才能以书面方式向上诉机构做出陈述，以便上诉机构充分听取其表达的意见。争端方应于专家组报告分发后60日内向上诉机构递交一份上诉通知来提出上诉，该上诉通知其实就是“上诉状”，具体包括提出上诉的争端方、被上诉的专家组报告名称、专家组报告涉及法律问题出现的错误所在，以及争端方的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

自争端方提交上诉通知之日起最多60日内，上诉机构必须完成案件审理并分发其提出的报告。如上诉机构认为在60日内无法提出报告，则必须采用书面方式向DSB发出通知，告知DSB其可能延误的原因和预计提交报告的时间，但90日为上诉机构提出报告的最长期限。上诉机构在规定期限内做出并递交给DSB的报告可维持、修改或否定专家组在法律上做出的调查结果和结论。

上诉机构报告的采纳较专家组报告采纳相比，也是拥有一个较为畅通的渠道，只要各成员方在接收到由DSB分发的上诉机构报告后30日之内，未一致决定不采纳，则该上诉机构报告就会被DSB采纳，同时争端当事方必须接受决定。不过，这并不能剥夺各成员对报告提出自己的观点。

（3）执行与监督的规定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执行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包括DSU第21条和第22条。

出于对各成员方利益的保护，DSB的建议或裁决应当立即执行，这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下执行的基本原则。DSU规定，已通过的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当事各方应予执行。在报告通过后30日内，当事方应通知DSB其履行DSB建议或裁决的意愿和改正的具体措施及期限。 DSU第21条第1款和第3款。此为执行期限中一般期限的规定。另外还有一种期限是“合理期限”，该期限是对无法马上执行建议和裁决的情况下，特别规定的一段缓冲期，在该段合理期限内可以提出执行要求。原则上，该期限不能超过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通过后的15个月，但也有例外。

对建议或裁决的执行是DSB的一项职责。当各项建议或裁决被通过之后，各成员均可在任何时间向DSB提出与执行相关的意见。一般情况下，上述合理期限被确定6个月后，DSB应当将与建议或裁决相关的意见纳入到会议议程。只要该意见没有得到有效答复和解决，其必将一直列入DSB的日程里。相关成员方有权在每次DSB会议举行前10日，向DSB报告执行的最新情况。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会促使败诉方在多方压力下，不得不履行义务。

（4）补救方法

当败诉方超过合理时间依旧未能执行建议或裁决，相关各方便可通过磋商的手段寻求相互均认可的补偿方案或请求DSB批准对败诉方实行中止减让义务。具体而言，补偿可在合理期限届满前由当事方磋商决定，如合理期限届满后20日内依然未达成补偿方案，当事方即可请求DSB授权中止减让义务，以此对败诉方进行报复。

可见，补偿仅仅是个临时性措施，必须基于相互之间自愿达成一致，它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下多表现为败诉方给申诉方更为优惠待遇，例如增加贸易往来机会和市场准入放宽等。但最重要的是，补偿已被作为贸易减让再平衡的手段，因为当败诉方给申诉方一定优惠待遇，那么也同样给了其他成员方该优惠待遇。

而中止减让义务作为胜诉方对败诉方进行报复的手段，其实也是DSB所认可的终极救济措施。这种报复手段就是强制败诉方做出某些贸易利益上的让步。不过，中止减让的措施应与已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当，如果当事方对此提出异议，或认为中止减让义务措施未得到正确地遵照执行，也有权提交仲裁。

三、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评析

1.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特点

（1）争端解决的统一性

在DSU确立之前， GATT成员中发生争端的成员方适用GATT第22条和第23条，同时也适用后续陆续出台的具体协定中关于争端解决的特殊规定与程序以解决争端。不过，鉴于各协定间在衔接问题上比较突出，致使当事方无法通过这些协定有效地解决争端。自从确立DSU以来，只要是与经贸争端有关的均被列入DSU的框架下来处理，因此便形成了一套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同时，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当DSU与其他适用的协定出现抵触时，应当依据具体协定规定，优先适用协定。

（2）强制管辖权

DSB对案件的强制管辖权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重要成就，目前只有国际海洋法法庭对相关争端有强制管辖权。而普通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国际法院）对发生的争端均没有强制管辖权，必须通过争端方协商一致，共同将争端提交到该组织，该组织才会对争端有管辖权。可见，这些国际组织若要通过司法程序介入争端，一定是以争端方之间彼此“自愿”为前提的。

从DSU规定来看，对由于WTO项下所适用的协定而发生的争端，申诉方有义务将该争端提交至DSB。此外，当申诉方成功提起争端解决程序后，被申诉方则别无他选，不得不接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只要一方向DSB投诉，对方就被自动列入争端解决程序中，而无需征得被诉方同意。DSB审理做出的裁定和建议，对争端方具有约束力，若一方不能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DSB即可批准申诉方对其采取报复措施。

（3）争端解决程序的自主性与自动性

解决争端的程序是否启动完全由争端方自主决定，他方不得进行干涉。鉴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对程序性问题有详细规定，其中包括各个阶段的期限限制问题，在每个阶段的每个期限内，均严格要求争端方遵守，若争端方心甘情愿地遵守这些程序规定，那么争端方就能如愿、畅通地将各个程序执行完毕。

（4）争端解决制度的规则导向性

纵观WTO争端解决程序，从提起申请成立专家组，到专家组审案并作出报告，再到上诉机构复审并作出报告，最后到执行报告或采取救济措施、报复措施，这整个过程中，不论是当事方，还是专家组或是上诉机构，都是在严格按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本身的规定进行着各个阶段的程序，可见，正是WTO下的各协定在规范着各参与方的行为。

2.DSB的司法独立

（1）上诉机构及其适用的程序具有独立性

依据DSU规定可知，DSB的常设上诉机构的职责具有浓厚的司法色彩。如“上诉仅限于专家组报告内容里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做的法律解释，上诉机构有权维持、修改或专家组的法律裁决和结论”。 DSB第17条第6款、第13款。 “上诉机构做出的报告应由DSB通过，并由争端当事方无条件地接受，除非DSB达成共识决定不予通过”。 DSB第14款。上诉机构的复审结果具有终审性。这与国内司法制度中关于上诉制度的规定有相类似之处。

（2）交叉报复程序具有独立性

早在WTO诞生前的GATT时期，还不存在所谓的交叉报复，那时为了能够使专家组报告得到执行，所能采取的手段只是在同一部门或同一协议下对败诉方中止减让义务，此为平行报复，通过采取报复手段给败诉方施加压力，迫使败诉方履行义务。然而，实践证明，平行报复若想奏效，往往要求报复申请一方较败诉方在同一部门内具有更为强有力的经济实力，如果报复申请一方在同一部门内与败诉方相比，经济实力相对较弱，那么这种报复即使最终被授权实施了，也不能起到对自己有实质利益的作用。简言之，经济实力决定了报复能力。长久下去，各成员方渐渐对平行报复的力度丧失信心。同时，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要想设计一套更为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就必须设计一套强有力的执行程序来保障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最终执行，交叉报复手段便应运而生。

在积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WTO争端解决机制首创了交叉报复手段，DSU对其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所谓交叉报复就是指申请报复一方在同一部门或同一协定下对败诉方采取平行报复手段仍不能迫使败诉方履行义务时，申请报复一方可以跨部门或跨协定地对败诉方中止减让义务，以强化对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执行力度。可见，交叉报复是WTO争端解决程序中所独有的。

3.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优点

通过与其他制度或手段进行比较，才能凸显WTO争端解决机制独特的优点，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1）WTO争端解决机制较GATT而言更趋于完善

第一，成立专家组、采纳专家组报告或采纳上诉机构报告以及报复措施授权请求，WTO争端解决程序均以“反向协商一致”原则为出发点，但是，GATT争端解决程序在成立专家小组、通过并采纳报告时却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出发点。从本质上看，前者更有利于程序顺利执行下去。

第二，WTO争端解决程序包括了上诉机构审查程序，专门对专家组报告中的法律问题和专家组所做的法律解释进行法律上的审查。这类似于国内法的两审制。更有利于公平解决争端。但是，GATT争端解决程序没有上诉机构审查程序。

第三，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执行程序明确规定了执行期限包括一般期限和合理期限两种，但GATT争端解决程序中并未有合理期限的规定。

第四，WTO争端解决程序中明确规定了交叉报复程序，以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得以最终执行，大大增强了执行力度。但是，GATT争端解决程序中仅规定了平行报复，未规定交叉报复。

（2）WTO争端解决机制较ICSID机制相比也具有多重优点

第一，从受案范围来讲，WTO要明显大于ICSID，ICSID只受理国际投资引起的争端，争端方双方是投资方和东道国。反观WTO争端解决机制，其受案范围为与贸易有关的争端，包括投资引起的争端。

第二，从案件审理期限讲，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各个阶段均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各方均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而ICSID机制则大有不同，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延期时有发生，审理效率则大打折扣。

第三，从有无上诉复审制度讲，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定了上诉机构复审制度，而ICSID却没有规定，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初审程序中法律适用和法律解释的监督力度。

第四，从法律的适用上讲，WTO争端解决机制有着一整套实体性法律系统。基于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性，争端各方在启动WTO争端解决程序前，对未来争端结果就可能有个大致的预估，而且现有的实体性法律（公约、协定等）不会朝令夕改，更有助于做到同案同判，前案结果往往可作为后案审理的参考。反观ICSID体制，它本身没有一套完整的实体性法律（公约、协定等）可供适用，有的也仅仅是一套仲裁适用法律的规则，换言之，争端方在启动仲裁程序前，并不知道将要适用的实体性法律，因此，在争端当事方未对适用法律做出最终选择前，无法对案件仲裁结果做出预估。更甚者，ICSID仲裁庭有时还有权自主选择适用公允善良的原则对案件进行裁判。

第五，从程序畅通度来讲，尤其是争端解决程序启动上，WTO争端解决机制明显较ICSID机制容易得多。在现有的ICSID机制中，争端方若想通过该机制解决投资争端，当事方必须先达成一致意见，将请求中心仲裁的申请递交至中心。如果未经其他当事方同意，一方直接申请中心仲裁，该裁定程序是不能启动的。而反观WTO争端解决程序，根据反相一致原则，启动争端解决程序较为容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阶段程序继续进行下去，也是很少遇到阻碍的，这在前面已详述，此处不再赘述。可见，WTO争端解决机制，对争端各方更具吸引力。

第六，从争端解决手段的性质讲，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创设伊始，就确定了 “走司法途径”解决争端的理念，这就奠定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时，程序进行中处处可见浓厚“司法性”的色彩，一切依法行事。然而，ICSID机制多体现为调解或仲裁，其中还掺杂着多重非司法因素，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审理进程和结果。

第七，从照顾发展中国家角度讲，为了能够平衡好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权利义务，DSU在多处都确定了“照顾发展中国家原则”，同时，借助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可预见性与相对较高的效率性，在很大程度上，确保发展中国家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对加快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有着重要推动作用。然而，ICSID机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崇的，因为发达国家往往能实际操纵并影响着ICSID的裁决结果，根本不会照顾发展中国家，难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综上所述，经过对比发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确有诸多优点，在国际争端解决实践中，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力，而且随着自身制度的改革完善，未来会更加受到关注和青睐。据统计，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头两年内，其争端解决机构就审议了60多起争端案件，到2001年3月23日，总共受理了各成员方提出的228起投诉案件[3]。这表明，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国际争端解决（包括投资争端解决）。它必将会成为未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领跑者。

参考文献：

[1]杨国华，纪文华，于宁，将成华.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程序研究（上）[J].法学评论，2004，（3）.

[2]毛燕琼.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与改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