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权益保护法范文
时间:2024-03-28 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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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未成年 立法 保护
一、法律保护制度缺失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性越来越强,加之新科技新技术的发展,冲击着现有的法律制度,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使得法律保护制度产生了缺陷。
1、法律体系不够完善。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和不良行为处理基本上都是仿照成年人的现有法律进行实施,尚未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体系,在法律层面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充当保护未成年人的部门。未成年人的缺乏系统性的立法,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发条比较少,在一些未成年人才有的问题上,立法上出现了漏洞,就目前来看,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的内容简单、过于原则,执行能力存在一定问题,并且救济渠道单一,甚至匮乏。对于像未成年的孤儿、家庭支离破碎的儿童、先天残疾的儿童等权益无法真正有效的实现出来,在法律保护方面一片空白。
2、执法体制弱化。当今社会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的现象已屡见不鲜。虽然这种现象已经收到广大群众的广泛关注,但是相关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工作没有相应的跟上。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可操作性差,又缺乏相对应的配套机制来保证顺利实施。当未成年人没有大的危害到社会公众安全和他人人身伤害等轻微违法行为时,只要没达到刑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底线,只能在思想教育上给予批评教育,但是又缺乏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专业引导的机构,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及时纠正和引导未成年人。另外,一些职能部门和执法者没有足够重视到未成年人,对自身的职责不是很清晰的认知。在解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上,存在着把青少年和成年人范围模糊不清的情况。
二、借鉴外国法律和国际条约
(一)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
《儿童权利公约》总共有54项条款,主要规定了世界各地儿童所应享有的最基本的生存、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同时确定了几项保护儿童权利的最基本的指导性原则;《公约》对儿童的各项权利进行了详尽的规定并对各缔约国的义务和责任进行了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必须认同和接受《公约》所列举的条款的法律效力并认真履行。儿童重要权利包括: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权、表达权、参与权。确定了:最大利益原则、多重责任原则、平等原则以及尊重儿童原则。
《公约》明确保护儿童的权利,在国际社会产生了积极地社会效果,树立了国际社会对于儿童权利保护的重要里程。
(二)日本的法律规范
日本关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专门法律在世界上可谓算是种类繁多,从未成年人出生到成年的每个阶段日本都有专门的立法予以保护,可称得上是方方面面。并且其立法可操作性较强,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实施效果。日本的《日本国宪法》中就有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的内容写的比较详细且具体,为下位法的立法活动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路。
(三)美国立法制度
美国的人权保护立法值得我国进行借鉴。美国国家和各个州可以在相互不违反法规的情况下制定适合自己本州的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制定了《少年法院法》,开创了美国各州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立法先河,极大地促进了保护未成年人法律法规的发展。紧接着各个州都开始制定适合本州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少年法院法》作为世界上第一步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法律法规,对以后青少年的立法起到了一个好的带头作用。
三、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
(一)建立和健全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
首先,我们要广泛借鉴国外和国际组织的立法和执法的先进工作经验,把先进的东西融入到我国立法的过程中,制定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法律保护体系,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有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立法工作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要结合当前我国立法的紧迫性和可操作性,对现已存在的法律法规漏洞进行合理合法的补充和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解决法律适用的困难性问题,保证其顺利实施。建立并完善国家保障制度、以监护制度为核心的家庭法律制度、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从事合法的行为的法律制度、以监护制度为核心的学校法律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和青少年司法改革完善制度。制定《儿童福利法》和一系列的配套体制,促进儿童快乐健康的发展。未成年人的保护立法目前缺乏体系性和系统性,没有专门的执行部门和配套部门。我国需要建立实体法、程序法、组织法等法律体系,与其他法律相辅相成。法律的价值在于能够真正的实施。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相应的社会机制进行实时对接。
(二)完善监护制度
第一,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根据我国现有的国情,经济发展不均衡,根据以往的一些案例,一些家庭迫于经济的压力,造成了这些案件,所以建立健全政府困难救助机制,对真正贫困家庭政府出面予以经济扶持,让家庭免受经济困扰,使儿童的生活环境更加和谐稳定。
第二,建立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制。我国长久以来认为儿童的管教视为家庭私事,这就导致很多来自监护人的侵害根本无法得到外界的救助。“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时国家公权力、社会公立、市民权利在这一领域很难发挥作用。正因为这样,才应该建立这种监督机制,将公权之手伸向盲区。
第三,制定监护资格撤销、中止制度;明确在哪些情况下,国家公权力可以依法干预未成年人的监护权。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器官移植,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是指通过手术等方法,替换体内已损伤的、病态的或者衰竭的器官。器官移植是20世纪以来医学领域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技术,它为人类医学救死扶伤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器官移植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据全球移植中心名录(WTCD)的统计,迄今已有60余万名身患不治之症者通过器官移植获得了第二次生命,移植的器官不仅具有良好的功能,而且他们身心健康,过着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育龄妇女能怀孕生育,少年儿童能健康成长。在我国,器官移植自50年代末期即已开始,70年代开始应用于临床。目前已开展了10多种临床器官的移植,其中肝移植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居世界第四位;而在肾脏移植、小肠移植等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突破,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和良好的疗效。但与此同时,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侵害问题便是其中之一。生命权益即围绕人的生命而产生的各种生命权益,具体包括人的生命权、健康权、长寿权以及与健康权密切相关的身体权等。由于“人的生命是人存在的基础,是人维持其生活的基本物质活动能力”,因此,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保护人们的生命权益就成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必需。当前,依法治国已经成为我国当代社会主旋律的情势下,探讨如何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法制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器官移植及其可能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造成的损害
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上来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器官移植作为一项具有相当难度的生命科学技术,其发展为许多具有器官移植疾病或器官功能性障碍的患者带来重获健康希望。但与此同时,器官移植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治疗行为,也潜藏着种种风险。尽管现有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建立在长期总结治疗经验或反复科学实践的基础上的,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适应性,但由于医方的失误、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以及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自身的状况等原因,依旧极有可能引发一些严重的诸如身体伤害甚或死亡等侵害生命权益的事件。而在这些生命权益侵害的事件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侵害显然也在其中。在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既可能会作为供体捐献或提供身体器官,也可能会作为受体而接受他人捐献的器官。而无论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还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客观上都存在着其生命权益被侵害的可能。具体说来:
(1)无论作为供体还是作为受体,器官移植手术都会给未成年人带来一定的创伤及痛苦,并有可能引发某些并发症,导致其健康状况下降。
(2)器官移植有可能会使作为供体的未成年人的器官储备功能受到一定贬损,导致其疾病防御能力下降。
(3)在供体器官的卫生状况等存在隐患时,器官移植手术可能会导致作为受体的未成年人术后的健康状况比先前更为下降。例如,在供体患有遗传性传染病的情况下,接受移植的未成年人会因为接受了供体的器官而染上与供体同样的疾病。
(4)由于医方在诊断时存在严重过失,致使不需要和不应当接受器官移植的未成年人接受了器官移植,导致其健康的器官被切除。
(5)由于其他医疗事故也可能会导致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在捐献器官或接受器官移植手术时受到损害。例如,未成年人自愿捐献的是自己的左肝,但由于医方的失误而将其右肝摘取;再如,在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过程中,医生误将手术器具、药棉等遗留在未成年人体内,造成其痛苦;等等。
不仅如此,在未成年人尚不具备足够的判断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还难以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其他人怂恿或欺骗他们诱使其捐献自己的器官,或者未经其允许而偷摘其身体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行为,无疑也将构成对其生命权益的侵害。此外,在器官移植技术已经相当发达的今天,可供移植的器官仍然主要来自人类自身,多数情况下依旧需要牺牲一个个体去挽救另一个个体,由于需要接受移植的患者众多而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导致人体器官成为一种具有高利润性的物。为此,某些利欲熏心的犯罪分子通过绑架、麻醉等手段强制摘取未成年人身体器官用于贩卖的情况也会发生。这类情况无疑都会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严重的威胁或造成现实的损害。
二、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法律保护
器官移植中对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损害往往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医生责任感的缺失、器官移植技术负面效应的不明显性以及法律保障的失利等,都是导致器官移植中未成年人生命权益易受侵害的重要原因。但笔者以为,其中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法律保障的失利。由于当前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相对滞后,还没有制定专门规制器官移植的《器官移植法》,因而导致医疗实践中的器官移植操作极不规范,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未予充分重视和保护。事实上,未成年人作为一类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之黄金时期、生命还相对脆弱的特殊群体,其生命权益应受到法律的特殊保障。这是现代法制文明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为此,笔者以为,针对器官移植中出现的上述各种侵害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现象,我国应当加快器官移植立法的步伐,制定一部专门的《器官移植法》,通过《器官移植法》及于之相配套的民事及刑事制度来保障器官移植各方权利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为此,首先需要我国未来《器官移植法》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
器官捐献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对这种行为的提倡有助于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所以,对于公民自愿捐献其身体器官的行为,立法应予以积极的倡导。然而,立法所倡导的这种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其不会对捐献者造成生命安全方面的威胁和健康方面的损抑,而且,也不会产生或者可能产生其他负面效应。当前,活体器官移植的理论前提是其不会对供体的生命健康带来损害,而事实上,这一理论前提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证伪性的,就是说,“器官移植并不是绝对不会对供体身体健康造成任何损害的。” 这是因为,器官移植主要是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的,这其中必然会存在一定的生命风险和健康损害,至少会在短期内给供体带来一些肉体上的痛苦。未成年人作为正处于生理发育最佳时期的一类特殊社会群体,在如对摘除器官后的承受能力、对被摘除器官的未来健康需求等许多方面都还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容易引发损害其生命权益的事件发生;加之未成年人一般都缺乏足够成熟和理性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对器官移植的后果等都难以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理解,容易出现纠纷。因此,对于未成年人自愿捐献器官的行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应当仔细权衡、谨慎考虑。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来看,基本上都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而转而以“成年”作为捐献器官的主体要件之一,如美国的《统一组织提供法》就规定,自愿捐献器官者须年满18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身体健康;法国的《关于器官摘取之法律》以及台湾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等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表明,不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是当前各国立法所普遍采取的立法倾向。我国是在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的国家,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立法经验可言的情况下,显然应当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做法,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以及身体健康等作为未来《器官移植法》允许并提倡自愿捐献器官的前提条件,拒绝提倡未成年人捐献器官。这是保护未成年人在器官移植中的合法生命权益的需要。
(二)建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及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
设立供受体健康状况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医方对器官移植前后供受体的健康状况进行认真调查和分析,以此为受体的健康状况是否已经恶化到必须接受器官移植的程度和供体的健康状况能够允许其捐献器官提供现实依据,提高进行器官移植的安全系数。同时,通过对供受体术后健康状况的了解和调查,可及时发现那些隐匿的手术并发症或后遗症,了解器官移植对供受体生命健康状况的影响,以便及时采取适宜的补救措施,切实保障供受体的生命与健康。而建立器官移植对供受体健康的影响评估制度的主要作用则在于保障医方对将要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的可行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进行科学的评估,以提出影响或可能影响器官移植安全进行的因素的分析报告以及消除这种影响的医疗方案设计,保证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不会对供受体的生命健康造成不应有的损害。在《器官移植法》中设立这两项制度,对于保障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器官移植供受体的生命权益显然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器官移植手术许可证制度
器官移植是一项高难度的医疗手术,并非任何医疗单位都具备实施这类手术的能力,也并不是每个医师都有能力和水平进行这种手术。所以,出于对手术安全性的考虑以及保障未成年人生命健康的需要,应当在《器官移植法》中确立器官移植手术的许可证制度,对申请从事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疗单位和医师个人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就审查的内容来说,应当包括:医疗单位是否具备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医疗设备;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师是否具有相关的临床经验、实际水平和能力等等。这也是防止因医疗单位和医师不具有进行器官移植所必需的资质而擅自进行器官移植以致损害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生命权益以保障器官移植手术安全进行的需要。
(四)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严厉打击贩卖人体器官的活动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器官的高利润性使得器官买卖成为器官移植中所面临的一类严峻社会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现实生活中,我国已发生了许多买卖人体器官的事件,更有甚者,有些不法分子受人体器官买卖高利润性的诱惑,不惜铤而走险,通过拐卖、诱骗、麻醉等犯罪手段偷偷摘取或强制摘取他人的身体器官加以贩卖,未成年人由于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和防护能力,经常会成为这些不法分子猎取的目标。这不仅对未成年人的生命权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且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而当前我国现行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问题的立法空位,则客观上为人体器官买卖在现实世界中的自流提供了法律上的空隙。为此,立法应当明令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对买卖特别是贩卖人体器官尤其是未成年人的身体器官的行为予以严厉和有效的打击。这是在器官移植中保护未成年人生命权益的一项前瞻性工作,也是使我国器官移植保持向公益性方向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要求。
(五)设立器官来源的严格审查制度
篇3
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检察院自开展未检工作以来,就一直将未成年被害人列入受案管辖范围,在探索涉罪未成年人特殊审理机制的同时,也致力于探索对未成年被害人必要、适当和及时的救助和补偿,坚持“四个注重”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和实现司法和谐。
一是注重办案细节,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权。该院对涉及未成年被害人隐私的案件,从审查阅卷、调查取证到出庭公诉每一个细节,强化责任意识,严查对外文书及宣传稿件,注意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个人隐私,防止因办案造成不必要的信息传播而导致未成年被害人的隐私扩散。
二是注重民事赔偿,确保未成年被害人的求偿权。该院将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救助落实到办案的每一个细节当中,通过细致地了解被害人的家庭情况、思想状态、诉讼请求以及赔偿要求,把小事做实做细,积极帮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获得赔偿。对遭受物质损失的未成年被害人,通过追赃、支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等方式使其获得有效的经济赔偿;对身体、精神遭受损害的未成年被害人,经其本人及法定人提出要求,督促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协商,尽可能促成犯罪嫌疑人对其予以经济补偿。为使未成年被害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实现,提讼前对犯罪嫌疑人财产情况及经济能力进行细致的调查摸底,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案件,督促其主动赔偿;对犯罪嫌疑人本人经济能力有限的,耐心动员其亲属帮助赔偿;对犯罪嫌疑人无力赔偿而未成年被害人又确实有特殊困难的,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
三是注重心理疏导,恢复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健康。该院办理涉及女性未成年人案件时,着重建立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有利环境,避免对其造成“二次伤害”。同时与洛阳市心理协会合作,制定详细的心理疏导计划,商讨关爱帮教措施,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精神救济,争取最大限度降低侵害行为给其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创伤。该院每年坚持组织联系心理咨询师对未成年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交流沟通,帮助其打开心结,早日恢复正常生活。仅今年,该院已组织心理咨询师协会分别对10案15人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长约谈沟通交流,进行心理疏导,并建立定期沟通联络,帮助其走出阴影,回归正常生活。
四是注重延伸职能,帮助未成年被害人申请司法补偿。该院针对未成年被害人死亡等特殊案件,考虑到未成年被害人家属若无法得到合理赔偿,积极帮其申请国家财政补偿,以用财产弥补其因案件带来的损失,这也是该院坚持延伸职能、积极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所在。去年该院未检局办理洛阳市洛龙区某村一群未成年人之间打架斗殴致人死亡案件,考虑参与打架斗殴的未成年人有的无家庭赔偿能力,经多次调解沟通,特向洛龙区人民政府为被害人申请到3万元的经济补偿,以弥补该家庭丧子之痛。(文/彭法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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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岁的小欣业随母亲等一行7人去饭店就餐,期间她与其他两位小朋友一起上卫生间,走出门口,迎面遇上正端着一盆酸菜鱼头汤的服务员周某,发生碰撞,结果服务员端的汤泼了出来,刚好浇在小欣头面部。事后,小欣业共住院治疗16天,花费医疗费2600余元,头面部留有明显痕迹。经法医鉴定,面部3%面积Ⅱ度烫伤,前额部见较明显色素沉着区,其损伤评定为十级伤残。家长向饭店索赔,因与饭店协商不成,遂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9万余元。
法院最终判令由饭店赔偿小欣业因烫伤造成损失的60%计54900余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该法第41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上述赔偿项目的金额如何确定没有作出规定,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第54条作了具体的规定,弥补了法律空缺。其中规定:医疗费,按照医院对受害者治疗所必需的治疗费、检查费、医药费、手术费、住院费等费用计算;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者伤残等级,按照当地年平均生活费的六倍至十五倍计算;并规定的伤残等级按交通事故伤残等级标准确定;当地年平均生活费,是指受害人居住地市、县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水平或者农民人均年消费水平。照此标准计算,小欣业此次受伤合计损失91527.80元。
篇5
1.思想政治课程对国家法律文化的支撑作用。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从以下两方面起到了对国家法律文化的支撑作用。一方面,“依法治国”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核心法律文化,依法治国观念的深入需要抗衡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人治”文化,唯一的抗衡手段是教育手段。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具备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先进理念,比如效率优先、契约自由、经济民主、社会正义等教学内容,它们有利于转化社会权利本位,解决传统法“人治”文化与现代法“法治”文化的冲突;另一方面,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完成呈现了现代法律体系框架,奠定了高中生认知法律公正性与权威性的知识基础,有利于法律文化信仰的传承,是发展国家法治文化的前提。
2.高中思想政治课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干涉。
现代犯罪学表明,犯罪高发年龄阶段为二十五岁前后,且百分之七十的惯犯从十七岁就开始他们的违法犯罪经历。也就是说,未成年时期尽管不是犯罪的主要发生年龄段,却是犯罪萌芽的主要矫治阶段,构建高中生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势在必行。未成年人犯罪的背后是法律知识与观念的缺失,法治教育的滞后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高中政治课堂中突显法治教育的地位,通过有效传授社会法律规章秩序,促使其内化为高中生正确的社会态度、情感、价值观选择,对国家法律的普及,以及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预防价值不可估量。
二、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途径
1.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目标设置。
按照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框架,可将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目标设置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以及情感价值观目标三个方向。其中,知识目标包括:(1)法律的概念性知识目标,比如法律名词、法律历史、法律功能等等;(2)法律的程序性知识目标,比如法律条款、法律结构、法律秩序等等;(3)法律的策略性知识目标,比如国家立法与执法的运作方法、法律的监督手段等等。能力目标包括:(1)获取法律信息的能力;(2)理解、判断、交流、评价法律问题的能力。情感价值观目标包括:(1)强化依法治国的现代国家治理观念,形成学生社会生活的法律信仰;(2)关注社会发展,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与公民意识;(3)促进法律实践,树立学生自觉行使公民权利的主人翁精神。
2.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内容体系。
高中思想政治课堂的法治教育应围绕必修课程的教学模块进行内容建构,主要存在于“经济生活”模块与“政治生活”模块两方面。其中“,经济生活”模块,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法、证券法、公司法、劳动保护法、经济法等法律文件与原则的学习内容;“政治生活”模块,包括宪法、立法法、选举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文件与原则的学习内容。相关内容的呈现方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根据上述内容开设独立法治教育课程;另一种是在高中政治教材中渗透法治内容。
3.高中政治课堂法治教育的教学模式。
篇6
马 力
马力读者:
本案的问题是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金能否免除旅行社的损失赔偿责任。根据仲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5条的规定,“消费者在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服务者要求赔偿。”第4L条又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而《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第5条规定,旅行社应当对旅行社依法承担的下列责任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1)旅游者人身伤亡赔偿责任;
(2)旅游者因治疗支出的交通、医药费赔偿责任;
(3)旅游者死亡处理和遗体遣返费用赔偿责任;
㈤对旅游者必要的施救费用,包括必要时近亲属探望需支出的合理的交通、食宿费用,随行未成年人的送返费用,旅行社人员和医护人员前往处理的交通、食宿费用,行程延迟需支出的合理费用等赔偿贵任。
(5)旅游者行李物品的丢失、损坏或被盗所引起的赔偿责任;
(6)由于旅行社责任争议引起的诉讼费用;
(7)旅行社与保险公司约定的其他赔偿责任。
篇7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
一、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的不足之处
未成年人的权益能否被更好地维护,与审判阶段中的每一道程序都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对未成年权益的保护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在审判制度、对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的保护以及对未成年人的定罪量刑等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在审判制度的不足之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世界各国大多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少年审判组织,由专门机关或者人员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我国,虽然在少数大城市法院也建立了少年法庭,遗憾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全国性法律均未对少年法庭有明确的认可,更未对少年审判司法制度作必要的完备性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亦尚未对少年司法制度,特别是少年法庭的地位问题作明确的规定和认可。可以说,我们的未成年审判组织“尚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少年法庭的存在都受到威胁,在基层法院很少设立少年法庭。在司法实践中,许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理是由所谓的“少年专审法庭”审理,其实这种少年法庭名义上是专审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实质上只是普通法庭的“变体”。普通法庭的审判组织原封不动,只是被冠以“少年法庭”的名号而已。[1]这样的审判主体制度安排并不能对未成年人刑事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起到很大的作用。
(二)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保护不足之处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末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在侦察阶段律师不是以辩护人的身份介入的,而只有进入审判阶段的时候,律师才可以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在审判阶段才能作为辩护人,这会使律师没有充足的时间阅卷、了解案情,为辩护做准备,而且也不利于监督侦查机关的行为。[2]这样使得辩护人不能为未成年人争取最有利的判决结果,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规定的不足之处
在司法实践中,对未成年人不判处死刑,最多判处无期徒刑,我国刑法中的无期徒刑是有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但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违背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刑法规定。另外自首与立功制度,特别是缓刑制度中,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从宽量刑的规定,把未成年人等同于成年人对待,这对未成年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 完善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措施
(一)完善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加强少年法庭和少年法院的建设。2005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它使得我国少年法庭工作进一步规范化。但还需从法律上明确少年法庭的法律地位,条件成熟可以设立独立的少年法院,其具体的设置可作如下设计:级别属于基层人民法院,它设置于设区的市,全市的涉少一审案件均到该少年法院审判,少年案件的终审权则归属该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于中央直辖市内少年法院的设置,因为目前的直辖市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中级人民法院,为此,可在中级法院辖区内设置一个基层人民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终审权属该中级法院。[3]其次,可以由普通刑事法院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但对法官要有特殊的限制。如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议庭设置方面,可以由一名女法官担任审判长,会同两位人民陪审员专门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因为女法官善于发挥女性特有的缜密、细致、耐心的长处及敏锐的观察力,易发现被忽视的细微枝节问题或事实,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而消除法官与未成年被告人间的隔阂。且女法官的母性本质,更富教育感化能力,其丰富的感情、温和的言谈更易博得未成年被告人的信任和敬爱,从而使他们能向女法官主动倾诉真言。[4]另外,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合议庭可以吸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作为人民陪审员,对未成年被告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紧张情绪,这样不仅更加有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而且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帮扶作用很大,把对未成年人的心理伤害降到最低。
(二) 将指定辩护提前到侦查阶段
由于未成年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和后果的识别能力相对较弱,对法律的了解较少,也有可能存在对司法机关的畏惧心理,所以更易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供述,律师的加入可以有效防止刑讯逼供或其它的侵犯未成年人权利的行为。律师也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成长经历,分析案情,更早地为辩护做准备,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另外,律师也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以避免犯罪污染。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将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提前到侦查阶段,能够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权益。
(三)正确使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措施
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措施,向非监禁化和非刑罚化发展,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替代刑制度。自由刑是剥夺或者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刑罚。针对各国刑罚发展、青少年犯罪特点及
的审判制度,对那些经开庭审理已经查明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只能在审判期限内作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实行暂缓判决,法官就有时间区别和判断各未成年被告人的不同情况,最大限度地挽救犯罪未成年人,开辟了一条教育矫治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新途径。
尽可能大量适用自首与立功制度、缓刑制度。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缓刑制度及配套的调查、监督和社会帮教制度,促使未成年人犯再社会化。严格区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适用缓刑制度的标准。对未成年人犯尽可能大量适用缓刑制度是未成年人犯恢复性司法的有效措施,对促进未成年人犯回归社会有良好效果和重要意义。
三、结语
少年时期是人生成长经历中十分关键又十分脆弱的时期,需要我们特别的照顾和保护。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防治青少年犯罪,更为深度的价值诉求是彰显成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的重视、 尊重与关爱。在刑事诉讼领域, 我们应当以开阔的视野、创新的理念为指导,使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程序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参考文献]
[1]马柳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程序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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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社会保障制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35-02
一、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社会保障制度基本理论
(一)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特殊性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每个孩子的成长发育期大多是在家庭生活中度过的。这一时期不仅是孩子们身体成长、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时刻,也是性格品德培养与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奠基阶段,更是社会化过程的起点。人的心理发展是一个逻辑的进程,成年时期表现出的许多心理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在未成年时期。对于离婚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而言,父母离婚给他们带来的首先是被迫接受的正常父母子女关系的改变,他们会很直观的感受到自己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同父母双方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异常的家庭结构和家庭环境极易成为周围舆论的焦点,特别是与孩子的生活圈最为贴近的群体的舆论。不良的舆论会给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精神带来双重负担与压力,外界长期的刺激势必不利于其成长健康。而未成年人自身如若不能够对父母做法有正确认识,也会使其出现不健康的成长倾向。
颠覆传统理念中父母子女的家庭结构,这种重新形成的不完整的家庭结构限制了家庭功能的最好发挥,并使得某些传统功能逐步弱化,最突出的就是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功能。离婚者由于在情绪、健康方面所受的影响,必然导致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态度与方法上出现偏差,影响未成年人心智发育。经受过父母离婚打击的未成年人往往性格孤僻,情绪易两极化、喜怒无常,进而出现交往意识淡薄、行为和表现力较被动、缺乏沟通与协作能力等现象。从某种意义上,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已成为原本就处于社会弱势群体地位未成年人中更加弱势的群体。
(二)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社会保障的必要性
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离婚家庭中的未成年子女不应成为残缺家庭的牺牲品。如何让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受父母离婚影响,让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后仍能有健康的成长环境,已经是全社会都应广泛关注并积极配合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目前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发展需求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单纯依靠概括性的法律条文或者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自愿关爱是远远不够的。家庭功能的缺失需要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相应的帮助与补偿,并提供一定的文化教育与心理辅导。面对目前社会上离婚家庭数量的日益攀升,急需建立针对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这一特殊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二、我国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社会保障制度现状及其成因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法律等手段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生活需要而制定的,涵盖保险、福利、救济、优抚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我国目前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但发展速度仍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立法整体滞后;保障对象没有惠及全民;社会保障财政投入欠缺、经费严重不足等等。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势必影响到建立针对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时的理论拓展和实践操作的能力。
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我国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逐步规范并法制化,随之而来的是各地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机构的广泛建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施行标志着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的逐步完备,基本形成了以宪法基础,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核心,囊括《婚姻法》、《义务教育法》等其他相关法律和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为主要内容的框架体系。但目前我国在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中还有一定欠缺,已制定的法律相对散乱,内容不够充分,相关法律间的衔接性不好。具体条文多以原则性为主,实际操作性较差,也缺乏监督和执行力度。更没有根据未成年人群体的特点和需要来进行细致划分,以制定针对性强的保障制度。以婚姻家庭关系领域为例,对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大多以父母本位来制定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监护与教育,没有真正以未成年人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关注到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有可能出现的不利于健康成长的因素。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的特点决定了其特殊需求,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帮助其引导正确的发展方向,及时扭转性格缺陷,保证健康的成长环境。
三、完善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社会保障制度
(一)加强宣传教育,德治配合法治
亡羊补牢终究是弥补性的措施,未雨绸缪才能治标治本。如何对家长进行教育,如何让问题家庭数量减少、离婚大潮有所回落,才是保障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最根本的任务。在英美等国家,婚恋教育是从青少年时期就被抓起的,针对成人的夫妻教育则更为普及,一些国家还会成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来解决婚姻家庭方面的事务。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增加幸福婚姻,减少不幸家庭或离婚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患。就我国现状而言,也应增加此类教育投入,并可以采取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政府主导与社会舆论相配合的方式进行。
所谓一般与特殊相结合中的“一般”主要是指,婚前教育应面向社会、分年龄层地进行普及性教育,教育内容和目的是让未来步入婚姻殿堂的男女双方对婚姻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让他们知道婚姻不只是两厢情愿一起过日子那么简单,双方会在婚姻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如何让自己做好心理准备,如何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面对自己应当承担的对彼此、对家庭、对子女和对社会的责任,如何经营一段婚姻、一个家庭。而“特殊”是指针对婚姻已经出现各种问题的家庭,由专门的教育机构根据个体的差异,对出现矛盾的家庭进行再教育或一对一的具体辅导、帮助,尽量想办法化解婚姻危机。即使最终婚姻关系无法调和,也应采取最有利于双方当事人,且对未成年子女影响最小的方法使这段婚姻解体。
所谓政府主导与社会舆论相结合,是指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加强政府和社会对离婚率不断升高现象的调控,采取各种措施改变或缓解此种现象。具体而言,应加大力度运用德治的方法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倡导积极向上的道德观、婚姻观,使全社会形成统一、正确的对待婚姻家庭的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并设置专门性机构深入基层开展责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人们的责任意识和法制观念,应对各种婚姻家庭事务。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来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在全民注重平安和谐家庭的同时,意识到离婚家庭在现代社会的普遍存在性,以正确的眼光来正视离婚现象、对待离婚家庭,消除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对离婚家庭子女的偏见和负面评价。
(二)明确责任主体
1、家长
父母的言行对子女起到最直接的影响作用,为人父母就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对子女的责任与义务。即使夫妻离婚,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也并没有消灭,双方仍必须继续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法定义务,只是行使方式会有变化而已。父母双方应该了解家庭结构的缺损可能对子女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尽力克服。总的原则是让孩子仍能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在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抚养和教育费用之外,积极主动创造并尽力提供良好的条件,以确保子女的合法权益和身心健康。
2、学校
作为与未成年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学校,尤其在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方面发挥着作用,教师的素质偏差和教育措施的不得力会助长不良的风气和行为。学校应该从教育环境入手,影响和改造学生的个性,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开展学生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的各类互动活动。还可以尝试将法制教育和社区教育相结合,学校与周围社区、街道、派出所等保持密切联系,将特殊学生的资料共享,进一步加强对特殊学生的关心与教育,改善家长不正确的教育方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与生活环境。
3、政府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保障儿童实现权利的责任主体是各缔约国。政府要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进行全面规划与组织实施,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设立专项保护基金或财政预算,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来组织协调、监督管理未成年人保护有关工作,开辟供未成年人学习、娱乐的各类场所,支持并鼓励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成立相关项目并提供必要的经济协助。政府各部门还应为离婚家庭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子女教育指导、优先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岗位等。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就有很好的相关操作实践。例如,河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中明确规定了县以上政府、学校和父母的各项责任与义务,为确保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盾;青岛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单亲有未成年子女失业人员增加了失业保险待遇,为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提供了经济保障。
4、其他社会组织
对弱势群体的援助并非社会组织数量越多就越能发挥作用,而是要规范社会团体组织及个人在保障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中的责任,并在法律范畴认可其地位并协助其开展工作。比如,社会上有很多福利机构的运作资金全部来自社会的零散捐赠,无法确保其持续发展;妇联作为妇女的专门组织,多年来在“三八”妇女节、母亲节、儿童节期间,经常发起为单亲困难成员捐赠救助款和各种生活用品。但这些资助时有时无,无法形成制度性力量。政府与社会应建立良性的互动运营机制,创造良好的登记注册等相关制度环境,协调运营资金,共同合作确保社会组织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更有利于社会各界全方位地对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提供帮助。
(三)构建全面的社会保障与监督制度
1、加快法律制定,完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律体系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未成年人救助制度,制定了救助法或福利法,为实现未成年人权利提供保障。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保障制度,但缺少必要的基本法律的支撑,框架体系不够严谨完善,需要通过立法逐步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宽并专门化。我国目前虽有很多部门法涉及到了未成年人保护,但专门为未成年人保护而制定的法律数量很少,因而具体规定相对粗糙,还有很多方面存在法律空白,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特殊需要而制定社会救助制度等等。因此,一系列专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丞待完善。
2、加大财政投入,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持续供给
就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保障的资金可以来源于社会很多方面,并且将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式法制化。政府可以通过协调财政投入比例、增加专项税收、减免部分特殊群体税收、为经济严重困难的离婚家庭提供财政优惠等方式为未成年人提供经济与物质的支持,或者对慈善、福利事业的运营给予适当调控,以确保各项保障项目能顺利实施。
(四)增加监督机制,保障责任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明确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责任”。但由于这样的规定明显过于简单粗糙,又没有规范的长效机制实施监督管理,实践中只有共青团、妇联等部分社会团体积极工作,更多部门会互相推诿,不重视自己在未成年人保护中应负的责任。事实上,这种没有规范制度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对侵害的预防及获得救济。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来看,建立多层次的管理和监督机制有利于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行。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董楠.浅析单亲家庭社会保障政策[J].今日南国(中旬刊),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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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钱支付中消费者权益面临的困境
零钱支付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其各个环节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下面以支付流程的顺序为线索,分析其中消费者面临的问题。
(一)申请阶段对知情权的限制
用户在申请账户时,与财付通公司通过《微信支付用户服务协议》(下简称《服务协议》)达成合意。基于《服务协议》点击合同的性质,拟定格式条款的一方有义务向用户展示该合同内容。但在实践中,财付通公司仅将该协议及部分附属协议以链接的方式标注,申请者极易忽略,缺乏对协议条款的了解,加之获取账号均以“同意”为前提,即使对协议规定有异议,也毫无协商的余地,被动接受协议内容,做出不符合内心真意的表示。另外,财付通公司强调自己有权对协议进行单方面修改变更,用公告的方式替代了通知每个用户的义务,将用户的继续使用视为接受修改内容。从商业利益出发,在变更协议后一一通知数量庞大的用户会造成经营成本的增加,公告方式确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法律层面看,该公告的方式违背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消费者了解其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
(二)支付阶段对财产和信息安全权的侵犯
微信零钱支付免输密码的模式对小额交易和转账而言非常便捷。此时,微信的开放性与财产的私密性产生了冲突,追求快捷而牺牲了用户的财产安全。为降低手机丢失时账户中资金被盗刷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底《非银行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下简称《支付管理办法》),规定了非实名用户每日零钱使用上限。但现阶段的实名认证只需姓名、身份证和手机号,且仅仅根据几位数的验证码就可以将银行卡和手机绑定,程序过于简化。此外,微信支付接口在向公众号开放后,零钱支付在消费者日常生活中的使用率提高的同时由于商家接入的门槛极低,只需要通过认证和提交2万元的低额保证金就可获得接入资格。在交易过程中不可避免接触到消费者的个人信息,部分恶意商家为谋取不法利益,将消费者的信息隐私非法利用或泄露,侵害了消费者信息安全。
(三)纠纷解决阶段对求偿权的侵犯
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度大、追偿困难是消费者行使求偿权面临的障碍。使用零钱支付的一般都为数额较小的交易,而当发生纠纷时的维权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精力成本和所受损害差距悬殊不成比例。维权费时费力导致当下许多消费者在权益遭受侵害时或忍气吞声或草草了事,助长侵权者的气焰,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微信支付“交易模式电子化、环境虚拟化”的特点,交易记录的储存非常不稳定且不易获取,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往往承担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加之支付平台作为第三方加入,使消费者无法事先知悉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及交易对方的信息。财付通公司在《服务协议》和隐私政策中都将自己置于第三方的位置,利用合同的相对性规避了自己在交易中的责任。
二、从三方责任主体分析权益侵害产生原因
(一)行业自律性较弱
在众多第三方支付平台参加下组成的支付工作应用委员会是一个自律性组织,仅代表本团体的利益,所以在追求和保护利益的过程中容易因对团体利益的过度保护而侵损社会公众利益,损害作为弱势一方消费者的利益。零钱支付逐步推行的实名认证、全额赔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落实。另一方面,在市场的自发性的驱使下,财付通公司拟定的格式合同并没有照顾到弱势群体的消费者一方的利益。例如:在《服务协议》中规定“本公司仅提供本服务,并不参与具体的商品或服务交易,您使用本服务时,因商品或服务交易本身所产生的任何纠纷或责任应由您自行解决或承担而概与本公司无关”。将因商品交易本身产生的纠纷和损害交给消费者承担,而对于自身因监督、筛选接入的公众号时未尽注意义务而造成的交易纠纷应承担的责任只字未提;将因网络故障、黑客入侵以及第三人等造成的损失均归由用户承担,最大程度减轻了其本应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隐私政策中声称其“对第三方的保证措施不做任何承诺与保证亦不承担任何责任”,减少自己应承担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作为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履行售后服务的义务,作为市场占有份额较大、较权威的支付平台,在将支付接口向公众号开放后应当对消费者的信赖利益进行保护。而非利用《支付管理办法》中的立法漏洞,只采取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便声称已尽安全保障义务。
(二)行政部门监管不力
由于微信零钱支付是近年来新出现的一种新型支付模式,故现阶段对以微信零钱支付为代表的支付平台的监管尚处于主体不明晰、法律依据不完善、方式不成熟的阶段。微信支付平台涉及计算机网络、金融、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监管难度大。虽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在该领域的立法工作,但现阶段依旧是以部门规章、条例为主,法律层次较低,内容中有涉及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但大多都是笼统的规则,并无切实的可行性。
(三)消费者自身维权意识薄弱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网络用户主体正在向低年龄和低学历层次扩展,该层次的消费者普遍权利意识薄弱,缺乏法律和金融方面的基本知识,不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利益。笔者在裁判文书网进行了搜索,数据显示从2015年至今微信支付诉讼案件总共129件,其中民事案件仅有39件。与微信零钱支付小额特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维权过程中大量时间、精力、财力的支出,消费者在衡量之后消极怠诉,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侵权行为的继续发生。
三、消费者权益侵害问题的法律规制
以微信零钱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及电子交易中出现的大量侵权现象,促使立法者开始逐渐重视对非金融支付领域的监管。2010年《管理办法》颁布后,又相继出台了《电子签名法》、《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的通知》等一系列法律法规规章文件,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增加了关于网络、金融服务者的有关规定。2013年国务院建立了金融监管部际协调会议制度,协调金融行业发展。在宏观上纠正因市场的自发性导致的自利行为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消费者自身的维权意识。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决定了由市场自发调节是最有效率的方式。下面以零钱支付功能最常见的两种形式为例,并结合近年来消费者信息泄露这一热点问题,构想消费者权益的法律规制。
(一)零钱转账环节资金安全问题规制
1.加大技术投入,完善支付环节。在利用零钱转账功能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余额被盗刷。服务商应加大在技术上的投入,及时对软件进行检验和升级,修补存在的技术漏洞,使自身具备风险自控自测能力,从而避免消费者承担在支付过程中技术风险。针对零钱支付现存在的实名认证、密码追回程序过于简化的问题,服务商在保证操作快捷简便的同时应重视对安全的要求,在快捷和安全的冲突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尽量避免仅依靠几位数验证码即可将手机与支付账户绑定的情况。确保相当情况下的风险可控,在用户手机丢失后主动协助用户解绑账户、冻结余额。
2.善尽风险提示和安全警示义务。针对部分低龄层、低学历层的消费者对支付交易中风险的可预见性较低,防范意识薄弱的情况,服务商应善尽妥善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风险警示义务,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如何防范进行具体告知,可通过文字予以标示也可以视频图片等通俗易懂的形式予以提示。同时,应建立完善的风险赔付保证机制,在继续深化实施微信支付“全额赔付”的同时,辅之以盗刷保险、先行赔付等制度。
(二)接入公众号侵权的规制
1.对接入商家审慎审查,尽到注意义务。在众多商家相继接入后,微信零钱支付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增加,使得侵权的可能性也上涨。财付通公司在允许支付接口接入公众号时,应充分履行注意义务,审查对方的资格,确认具有符合与消费者进行交易的基本规模;衡量责任承担能力,确保在侵害发生后能够及时对消费者承担责任;评估信用水平,调查是否有侵权的不良记录;了解口碑评价,对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进行初步检验。在消费者交易前,为其提供所选商品或服务的基本品质信息,使消费者在无法直接检验的情况下,也能对交易对象有初步的了解。对已接入商家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进行跟踪监督,对不符合标准的商家予以惩戒或取消其接入资格。
2.侵权发生后及时披露相关信息。消费者通过微信零钱支付平台与公众号进行交易受到侵害时,常面临追偿无门、维权无方的问题。零钱支付的特点是微信支付平台作为第三方连接起交易的买卖双方,消费者基于信赖选择了其提供的商家进行交易,这种信赖利益理应被保护。基于消费者获取的数据和信息有限,在侵权纠纷发生时,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支付平台应及时向消费者披露交易对方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具体信息,否则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三)微信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的侵权责任规制
1.修正不对等格式条款,明确责任范围和归责原则。《服务协议》中用了大量格式条款来规定责任范围,确定损害赔偿“以实际遭受的损失为限”。虽然以实际损害为赔偿范围有利于责任的确定,在诉讼中可以提高效率,但电子网络信息的传播速递很快,“时间短促、范围广大”,一旦用户信息泄露,其传播范围和速度是难以想象的,很可能会发生持续的损害,因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根据填平规则,对消费者的直接利益损失和预期可得利益损失进行赔偿无疑能够更好的保护处于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的利益。美国《网上儿童隐私保护法》中规定“除非征得其父母同意,网上搜索13岁以下儿童个人信息的行为将被视为违法,处3万元以上美元的罚款”。这一具有强制力的条款表明了其对未成年人信息安全的特别重视。我国也应对不断扩大的未成年人用户群进行特别的保护,对恶意泄露其信息的行为进行处罚。但一味地对服务商苛以严责也会导致服务商的负担过重,使其承受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严苛的侵权责任的双重压力,故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让服务商在其未能及时披露信息、未经适当审查注意义务的过错范围承担责任,在提高服务商自律意识的同时保证相对的公平。
篇10
一、加强领导,广泛宣传,深入开展“五五”普法教育
1、着力注重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五五普法工作一启动,学校就根据上级部门要求,成立了学校法制宣传教育领导小组,建立了以学校领导、各年级、团委为主体,以党员同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班主任、任课教师(特别是政治课教师)为骨干的学法、普法工作队伍,深入开展普法宣传教育,及时制定了《普法工作计划》,按步骤,有条理地把五五普法工作落到实处。
2、不断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力度广度。学校通过广播、宣传栏、横幅、班级黑板报等多种途径和形式,形成全方位法制宣传教育格局,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有力地提高了全校师生对“五五”普法重要性的认识,也增强了普法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巩固师生的普法意识,增强普法教育的实效性。
二、不断学习,明确重点,实现“五五”普法整体推进
1、不断学习《教师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广大教职员工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
领导干部普法教育学习做好表率。开展“五五”普法宣传教育后,学校行政着力把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落实到日常学习中去,特别是对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使领导干部们在吃透相关法律精神的基础上更好地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教职员工普法教育学习明确职责。组织教职工重新学习了《教师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法律知识竞赛,通过学习竞赛后,教职工遵纪守法、依法施教、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明显提高了,也更明确了自己的义务、责任。教职工中没有发生一起违法案件,大家更增强了教好书育好人、做好示范表率的信心和决心。
2、加大学生法制教育工作力度,增强学生学法、用法、守法的观念和意识。
立足课堂,让法制教育进头脑。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让法制宣传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通过政治课、班会课等课程以及其他各学科教育内容,将法制教育有机地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去,让学生法制观念和意识逐步提高,从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成熟健康理。
按照实际,让法制教育分层次。学校针对学生年龄实际和个性特征,在法制宣传教育上非常注重层次性和针对性。比如初中二、三年级学生通过班级集中学习和自学相结合,每一届新生重点学习《中学德育守则》让学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知识有一个初步了解,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积极努力学习打下扎实的法律基础。
加强合作,形成法制教育合力。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是学校、社会、家庭三方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法制教育合力,对促进学生法律意识和行为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学校各年级在期初或期末都会发放《告家长书》,争取家庭的配合,监督教育学生知法、懂法、守法;同时学院积极协调社会各方面力量,用浓厚的法制宣传教育氛围来切实加强学生法制学习,用积极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三、拓宽渠道,丰富活动,提高“五五”普法教育效果
1、加强制度化建设,为普法教育夯实基础。我校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条例等,结合学校实际,建立健全了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形成了比较规范、系统、完善的管理制度,在监督检查的同时,也普及了法制教育,真正使学校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实行依法治校;对学生打架斗殴、赌博、偷窃、彻夜上网、考试作弊、擅自离校等方面都作了相关规定,对违纪学生都制定了相应处理意见。引导学生由制度转化为自觉行动,真正从源头上遏制了违法乱纪行为,为普法教育夯实了基础。
2、请进来,走出去,以丰富的活动实践着普法的承诺。每学年由学校法制副校长主讲,以知法守法为主要内容,联系社会生活,结合大量的案例,使学生受到深刻的教育;邀请交警大队走进校园对学生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的宣传教育,通过交通事故图片展、观看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影片、道路交通事故警示录等形式给广大同学上了生动的一课,使“安全第一、生命至上”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帮助广大同学牢固树立了道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警钟长鸣的安全观念。
3、精心组织形式多样的校内活动,让普法教育深入人心。组织法律法规学习和竞赛活动人人参与,认真学习,用开卷笔试的形式深入学习了这些法律法规,并运用于自己的实践,为学校依法治教打下扎实的基础;政教处、综治办、团委精心开展各类活动切合学生实际,从生活点滴中让他们增强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学生的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他们自救的能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宣传资料的发放也让师生知法、懂法,从而守法,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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