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实践的主要描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内容提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指那种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市民社会）的“实践的意识”（社会权力），即剥削阶级的国家。其中，“唯心主义”一词表示这类国家颠倒了公共权力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把它对社会生活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实践的”一词则表示借以进行剥削的手段是暴力实践。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历史上第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马克思用它来揭示作为上层建筑首领的国家的本质。

【英文摘要】The practical idealismis a fundamental conception in Marxshistorical materialism.It refers to a certainpractical consciousness(societal power)that regarded itself as a determinative factor of societal being(civil society)，namely，to the state of exploiting class.In the conception，idealismindicates that the stats，which put the relation of public powerto civil society upside down，rurn their leadership on societallife into economic exploitation of the people;practicalindicates that the means of exploitation is forcible practice.The practical idealism was the first type of idealism in history，with this conception Marx brought to light the essence of statethat had been taken by him as the head of superstructure.

【关 键 词】实践的意识/实践的唯心主义/市民社会/国家Praciical consciousness/Practical idealism/Civil society/State

【 正 文 】

卡尔·马克思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创始人。这个全新的世界观作为一项划时代的功绩已永炳史册。另一方面，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把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国家制度的斗争当作自己的毕生使命。这样，便引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对于他所规定的革命对象应该有一个世界观层次上的说明。本文认为，他关于“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实践唯心主义的镜象”的思想便提供了这种说明[1](P.126)。“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是对国家和市民社会之关系，以及国家本质的深刻描述。就笔者目前所能查阅到的中英文研究资料来看，对该概念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初步的探索，权充引玉之砖，以使得这项研究能够开展起来。

一、判定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的涵义时面临的理论困难

关于唯心主义(Idealismus)这一概念，恩格斯在《终结》一书中曾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把他们自身分成两个大的阵营。那些主张精神而非自然界是本原的人，……组成唯心主义的阵营。另一些把自然界看作本原的人，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这里，“唯心主义 ”指哲学两大派别中的一支。的确，“唯心主义”一词的发源地属于哲学的领域，其词根idea便来自柏拉图哲学的中心概念——Idee（理念）；Idealismus（唯心主义）一词若直译便是“理念主义”。

另一方面，把唯心主义同建立在对思维和存在之关系的特定解答上的世界观联系起来虽然是有历史根据的，却并不意味着可以把这种联系绝对化，以至于认为唯心主义这个概念只能用在哲学领域之中。稍后我们将看到，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次生的唯心主义。然而，把它同某种特定世界观的联系固定化的做法似乎已习以为常。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的理解深度。下面的事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有这样一段话：

daβ die Bedingungen，innerhalb deren bestimmte Produktionskr＠①fteangewandt werden k＠②nnen，die Bedingungen der Herrschaft einerbestimmten Klasse der Gesellschaft sind，deren soziale，aus ihremBesitz hervorgehende Macht in der jedesmaligen Staatsform ihrenpraktish-idealistischen Ausdruch hat，……[1](P.122)

它的中文版译文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2](P.35)

我以巴黎社会出版社德法对照版的《费尔巴哈》中的德文原文为依据，参考对照页中的法文译文，把它翻译如下：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被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的统治条件；这个阶级的由篡夺而来的社会权力，在历次的国家形式中都得到了实践唯心主义，的表达，……（注：马克思此处所用praktisch-idealistisch一词，在德语中称为“带连词号‘－’的复合形容词”。被连词符号连接起来的两个形容词之间可能的词法关系有：并列关系，同位关系，限定词（前者）对基础词（后者）的修饰关系，等等。第三种情况在德语中极为常见（参见：窦学富·带连词号“－”的德语复合形容词词义分析。德语学习，1996.(5).34-38.）。从praktisch-idealistisch所处的上下文来看，该复合形容词属于第三种情况。据此，本文将它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它的词法涵义是：与之相应的复合名词为“实践的唯心主义”或“实践唯心主义”。）

按照编译局的译文，这段文字有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是阶级统治的物质条件；2.统治阶级的权力来自其“财产”；3.作为国家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实践的观念”。

按照我的译文，也可以划分出三层涵义：1.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阶级统治提供了物质条件上的可能性；2.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主体条件是：在社会分工中履行公共职能的那个阶级，凭借工作之便，把公共权力变成了谋取阶级私利的工具，从而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马克思用Besitz一词来刻画这个转变过程（我译之为“篡夺”（注：Besitz是由及物动词besitzen转化而来的名词。它的基本义是“占有”，“占据”，引伸义是“占有物”，“财产”。马克思在此使用的是该名词的本义：“占有”。他在《费尔巴哈》中涉及“财产”这一概念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较正式的名词Eigentum。Besitz在语义上要求一个宾语，以表示“对…的占有”。这个逻辑宾语在文中由Macht（权力）一词承当。所以，对照页中的法译文把Besitz译为及物动词Posséder（占有）。Bestiz被马克思用来描述这样一个历史过程：社会权力最初并不是行使权力的那个分工集团的私有物，但该集团却利用履行社会职能的机会“占有”了这个权力，更确切地说，“篡夺”了这个权力。因此，他在后来用英文写作的《法兰西内战》中，用usurp（篡夺）一词来描述这个公共权力被剥削阶级化的过程。参见：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Dietz出版社，1978.(I，22).56。）；3.对公共权力的这种阶级性质的“占有”或“篡夺”，使得社会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力，即国家。经历了这一重大转变的社会权力，无一例外地具有“实践的唯心主义”之性质。

比较这两段译文，二者对第一层涵义的理解是相同的。编译局译文中的后两层涵义恐怕都有违背原意的不妥之处。第二层涵义的失误在于，没有注意到在短语deren soziale，aus ihrem Besitz hervorgehende Macht中，Besitz和Macht之间在语义逻辑上有一种动 宾关系。相形之下，德法对照本中的法译文则以法文惯有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将它译为：la puissance sociale de cette classe，découlant de ce quelle possède。颇得德文原文的真意。第三层涵义的误译似乎不是一个语言问题，而是受阻于一个令人困惑的理论问题。译者并非不识idealistisch这个词的正常所指，令他不理解的恐怕是复合形容词praktisch-idealistisch所要表达的思想。按照该复合词正常词意和所处的上下文，应译为“实践唯心主义的”。然而，根据哲学界的现有思考模式，唯心主义必定是同纯粹思想有关系的，绝不能把它同国家机器这一类以暴力实践为形式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便全然不顾idealistisch（唯心主义的）和ideell（观念的）是两个意义十分不同的词这一事实，将前者强行译为后者（大概由于两者都有相同的词根Idee之缘故吧）。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翻译错误从一个侧面说明，多年来，我们对“唯心主义”这个概念的理解比较狭窄，只知其一（哲学唯心主义），不知其二（非哲学形式的唯心主义）。因此，有必要重新检讨现行教科书中关于唯心主义的概念，以使它能够适用于像国家这样的非纯粹精神的现象。

二、关于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

从上面我们对praktisch-idealistisch的翻译和诠释中可知，唯心主义并不是哲学领域里独有的现象。那么，这个“实践的唯心主义”是如何定义的呢？它与哲学唯心主义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马克思在《费尔巴哈》中的另一段话为此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

对现存经济界限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表达(idealistische Ausdruck)，不仅仅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也存在于实践的意识(praktische Bewuβtsein)当中；就是说，使自己获得独立并同现存的生产方式对立的意识，不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1](P.102)

这里，人们的社会意识被分成两大类：实践的意识和理论的知识。公共权力或国家被归之于实践的意识。这个分类对于扩展唯心主义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因为，既然公共权力的一般本质是意识，那么，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就可能变成唯心主义化的权力——国家。唯心主义的概念只有对于意识这种第二性的事物才是有意义的。

根据这段话所蕴含的广义唯心主义的定义，与哲学唯心主义定义中的“存在”（自然界）相当的角色是“经济界限”（社会化的自然），也可称之为“社会存在”；而与“思维”（精神）相当的是“意识”，包括理论的意识（如哲学）和实践的意识（如社会权力）。可以看出，这个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关系，与狭义的唯心主义定义中思维对自然存在的关系在结构上相似，即广义的关系是对狭义的关系的扩展。因此，可以用这个扩展了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来定义不同形式的唯心主义。不难设想，在这个广义的关系中，如果意识的任何一个分支脱离了客观存在，即实现了“自我独立”，把自己设想为第一性的东西，便构成了意识对存在的“唯心主义表达”：或者是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如哲学；或者是实践上的唯心主义，如国家。前者是我们在狭义的定义中已经熟悉的，而后者正是广义的定义所要规定的。

总之，实践的唯心主义就是“主张”实践的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那种唯心主义。这个自以为能够决定社会存在的“实践的意识”即国家。由于这个概念对我们来说还比较陌生，因此，在对它的理解上还有一些难点有待澄清。例如，实践的唯心主义究竟是如何“主张”社会权力为第一性的呢？是否由当权者在群众集会上大声宣布：“公共权力决定社会生活”，这个权力便唯心主义化了呢？果真如此，政治唯心主义同哲学唯心主义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要弄清楚二者的区别（以及联系），又涉及到被唯心主义的抽象定义所掩盖着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这一重要的问题。

原来，当实践的唯心主义“主张”公共权力为第一性事物的时候，并非象哲学唯心主义那样以纯粹理念为中心（本体）来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从而用抽象概念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实践唯心主义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以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为中心来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进而用政治行动的语言来“说出”其唯心主义。这意味着，作为实践的意识，国家权力既是意识的主体，又是行动（实践）的主体，一身而二任。该权力的行动指南是某种由悠久的掌权经验积淀而来的政治本能，使得它在能够理论地编造出“公共权力是第一性的”这一信条之前，就早已经在本能地如此行动了。至于如何从理论上来为这个原始的、粗俗的唯心主义辩护，那是很久以后才产生的哲学唯心主义的任务。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是理论的唯心主义之祖。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构造一个哲学思辨的体系，词语概念和思辨技巧是基本的要素；但是，要构造一个政治统治的体系，不仅需要武装的人们，而且也需要物质性的附属物，即监 狱和各种强制机关。维持这些统治要素的开销是很大的。于是，全体社会成员便被强行征收所需要的财物，这就是捐税。作为整个社会生活都必须为之低头就范的统治费用，捐税的出现是公共权力唯心主义化的基本标志。表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公共权力已经凌驾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上而独立，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的东西。随着这个政治统治体系的发展扩大，甚至连捐也不够用了，国家便发行期票，以国债的方式借款。再接下来，更有那纯属国家单方面行为的赤字预算，卯粮寅吃……与此同时，当政府官员的薪金不够用时，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便在所难免。

上述丑行和腐败之所以产生，从当事主体这方面剖析，就在于他们的行为始终是以此类逻辑为基础的：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万物主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而，整个社会生活都应该围绕着这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权（实践的意识）来旋转，服从于它的巧取豪夺。这个头足倒置的逻辑清楚地说明，复合词“实践的唯心主义”中的基础词“唯心主义”指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经济剥削和掠夺；而限定词“实践的”则指用以维护这种剥削掠夺的手段是某种具有普遍形式的强制力量（注：实践不但具有普遍性的品质，而且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质。参见：黑格尔．逻辑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22-523。），即有组织的暴力，阶级的暴力。

下面，我们从“实践的唯心主义”的和历史起源的角度，来考察它的内容（经济剥削）和形式（暴力实践）。

转贴于

三、实践唯心主义的历史起源

如前所述，实践的唯心主义是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社会权力对于一定经济基础的唯心主义表达。马克思把这个经济基础称之为“现存的经济界限”、“现存的生产方式”，或“市民社会”。追溯这些物质基础的形成和发展，是理解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的前提；而劳动的分工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注：以下的历史描述请参阅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分工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反过来，分工又成为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最初，只有以男女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一些简单分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展，工商业劳动逐渐从农业劳动中分离出来；后来，又出现了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这样，以农业生活为自然前提，以工业和商业生活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活动，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面貌。此外，在工业和商业各自的领域中，又有许多具体的分工。另一方面，由不同的分工部门组成的市民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说，分工也就意味着必须有某种公共机构来管理、协调不同的分工部门，维护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这个基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管理机构，即是国家权力的萌芽。

公共权力固然是由劳动的分工所造成的市民社会共同利益的反映；然而，作为不同的分工部门的协调者、管理者和集体安全的保卫者，这个公共权力机构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部门。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这个新部门也在扩展：在量上越来越大型化，在质上越来越独立化。表明，一个与市民社会相分离的专职权力机构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生活和公共事务的日益复杂化，产生了对相关知识和技能（如书写，测量，计算等）的需要。于是，从作为“实践的意识”的管理部门中，分化出来一些专门从事“纯粹的意识”的子部门。至此，劳动的分工走到了一个质的关节点，出现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完全分离的社会大分工。经过这个分工，原来站在社会之中行使社会公共职能的那一部分人脱离了直接的物质生产，开始站在社会之上，专门从事经济生活的领导、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科学艺术的创造等属于精神生产的活动。这部分人便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其余的大多数人则继续停留在物质生产的各个部门，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以保证除了生产出维持自身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外，还要生产出维持精神生产的部门生存所必需的劳动产品。这些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便沦为社会的被剥削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社会大分工，造成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后果：在精神劳动（或意识生产）的若干分支机构中，执掌公共权力的那个部门通过对权力的篡夺，率先演变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独立机构，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了对群众的经济剥削；并动用军队、警察和监狱等暴力工具来保卫这种统治阶级的私利。这样一来，在公共权力（实践的意识）和市民社会（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上就产生了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现象：本来是第二性的、作为社会公仆的公共权力由于把自己的利益置于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从而将自己变成了虚假的第一性事物，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个利用组织化的暴力作为其生存手段的唯心主义就是国家，即剥削阶级用来保卫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暴力机关。可见，“实践的唯心主义”这一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本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巴黎： 社会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字库未存字注释：

篇2

内容摘要：如何认识社会历史规律及其存在方式，是社会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和难题之一。本文试图在坚持社会主体和客体辩证统一的基础上，着重从社会主体视角阐明社会历史一般规律的形成、运行、实现都是主体有意识、有目的、实践的产物，社会历史过程反映了现实的人的本质和特性，并从价值维度论述了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们自己实践活动规律具体表现的一种趋势。

关键词：社会规律 主体 价值 趋势

在以往对于唯物史观的论述中，经常是把社会历史发展归结为物质体系和条件的运动，过于强调唯物史观的反映功能，而相对忽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忽视其引导人的发展和进步的使命。在传统的哲学中，人们经常发现，对历史普遍规律的描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样说，从原则上当然是对的。可是，再进一步追寻，是什么推动社会基本矛盾向前发展？如果说是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向前发展，那么，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的？一种回答说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另一种答案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向前发展的。可是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什么力量推动的？一种回答说，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的（庞卓恒，2004）。

当前国内对社会历史规律的论说存在不同派别，但从整体上结论是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大都承认社会规律是一种发展趋势，承认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选择的作用，只是表述上各有不同，如辩证决定论、实践决定论、趋势选择论、历史选择论等等。不妨先不考虑这些表述的差异，先理解社会规律的内涵。笔者认为，离开对人的活动动机、目的、需要、利益等价值因素的理解，便难以确定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必然性”。因此本文着重于从人的主体性出发，对社会规律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探讨。

社会历史规律是人发挥主体性、从事实践活动的规律

（一）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性活动

社会历史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历史。“历史自己什么事情也没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因此，人的活动是社会历史规律之所以“有”的根据，社会历史规律也就是人的活动规律。以往在阐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时，往往忽略了它就是人本身推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与之相适应的发展规律，同时也是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推动自己本身的能力和素质的发展规律，而主要强调它是由种种“矛盾”推动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样一来，唯物史观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含义也就不知不觉被忽略了。历史发展规律就成了“矛盾”或“社会形态”自身的运动规律，人本身反而只是那个运动规律的“载体”了（庞卓恒，2004）。

（二）人类活动历史主体性的根源是人的需要

社会历史规律的奥秘在于人。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创新研究的最大难点之一，是如何说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根源。旧唯物主义立足于客体的角度，唯心主义立足于主观的角度，它们都离开了人的现实存在、人的需要、人的活动。因此都不能唯物地说明历史发展的能动性根源，即没有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物”。从“需要”还是从“思维”出发来解释人的行为，正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根本分野（孙承叔，2005）。

为了说明需要，马克思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展开他的思想体系的，并认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象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0）。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物”不是自然主义的“物”（客观事物），它是蕴含着能动性的物，这个物就是人们的社会存在，而一切社会存在中的第一存在就是人本身的存在，这就是“现实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的根源是与人的需要相联系的。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能动性和受动性、自然性和社会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统一。离开了人的受动性、自然性、社会性，就不能够认识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反之也是一样。因此作为受动的存在物，人要吃、要穿、要靠自然界生活，所以人必然劳动，人们最初的生产劳动就是由需要引起的，即使现在也是一样：“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劳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的自然物”（马克思思格斯全集，1960）。马克思正是通过需要来说明生产劳动的起源，需要是人的历史主体性的根源。

（三）实践论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

篇3

〔关键词〕 实践规范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4）02-0016-04

实践构成了人自身存在的方式，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人不是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主动并且能动地与世界“打交道”。与客观世界打交道的这种对象性活动就是实践。亚里士多德把实践定义为“包含了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 〔1 〕 （P178 ），马克思将实践理解为人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实践本身的目的性和价值性决定了实践的规范性，只有遵从“应该”如何的规范才能够实现特定的目的和价值。因此，规范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基本特征。传统观念对实践概念的狭隘理解，以及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截然二分，都为澄清规范性问题制造了巨大障碍，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分析实践规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形成对规范性问题的正确认识和表征。

一、实践规范性问题的表征

“实践的规范性问题”首先是指规范性的来源问题，即在实践活动中，究竟是什么确证了实践主体“应该”如何行动的义务。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涉及实践主体遵守社会规则或规范的根据和理由，涉及规则或规范本身的合法性与效力。由于规范性概念本身的混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规范性来源的辩证因素被普遍忽视，对实践规范性的解释陷入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

（一）显性维度与隐性维度的失衡。显性维度包括明确的规则、规章制度或法律，实践主体在具体行动中可以直接援引，从而为他下一步应当如何行动提供根据、理由或有效辩护。三国时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就是这种显性规范。隐性维度往往不是人们可以直接援引的，而是那些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成员思维模式与行为习惯的东西，如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等。

人们在争论实践规范性问题时往往只是关注了规范性的显性维度，而事实上，实践的规范性首先在于其隐形维度而不是显性维度。按照马克思的实践观，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活动所依赖的整个社会结构都是建立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一来，规范性的隐性维度实际上还包含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法律规章的显性维度从根本上说是由隐性维度决定的。正如布兰顿指出的那样：“具有明确规则形式的规范预设了实践中的隐性规范。” 〔2 〕 （P120 ）但遗憾的是，关于规范性的争论都忽视了这一隐性维度，康德的规范性指的就是清晰明确的规则和行为是否正确就取决于它和这些规则之间的关系。但问题就在于，如果一条显性规则的规范性需要另一条显性规则来说明，那就势必会导致无穷追溯，最终导致悖论的产生。相比之下，高尔吉亚等反对“规范”的智者们表现出某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他们在强调自然法的绝对性时，实际上是将自然法的规范性根植于“自然”，也就是根植于事物自身存在的内在力量。但智者们还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政治和精神历史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物质的或经济的力量，也就是具体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二）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要解决规范性问题，必须首先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给出恰当合理的说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表明，在他那里理论与实践、知与行之间是没有鸿沟的，知道善而不行善是不可能的，不需要追问是什么力量使一个人去做善的事情。同样，在柏拉图那里，理念既是实在，又是目的，同时也是价值，甚至连规范与规范性本身也都是实在的。因此，实践的规范性问题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言根本就不存在。但是以抽象实体的真实存在来取消规范性，这样做显然得不偿失。理论与实践的确存在明显的差异，亚里士多德首次从目的论的角度明确区分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前者致力于求真，而后者则与功用有关 〔1 〕 （P33 ）。这就是说，实践知识的目的并不在于知识和理论本身，仅仅知道是不够的，还要力求运用它。然而，一旦严格区分理论与实践，规范性问题马上就产生了：如果实践不同于知识，那么实践所遵循的规范性何以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理由与支持。

（三）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差别往往体现为事实与价值的区别。因为理论涉及“是（存在）”的本体论领域或事实领域，而“应该”表达的实践规范性则有明显的价值导向。但是休谟发现，过去所有道德学的推理方式中，由“是”连接的命题到由“应该”连接的命题之间的转变从来都是“不知不觉”的，休谟认为这一疏漏“完全不可思议”，因为“应该或不应该”断言的是一种新的关系，与“是或不是”所断言不同，“必需加以论述和说明”；而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关系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关系推出来的，也应当举出理由加以说明” 〔3 〕 （509-510 ）。这就是说，以“是”为系词的事实判断只具有描述性特征，而以“应该”为系词的道德伦理判断是规范性的，“是”推不出“应该”，事实判断与规范判断之间存在鸿沟。尽管休谟是从道德发生学的角度作出这一区分，将道德的产生归于情感而非理性，但这一区分却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由于规范判断本身就包含价值判断。因此，这一区分又被归结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推不出‘应该’”也被当成是导致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法则”。就规范性问题而言，事实与价值的二分直接导致规范性变得与世界无关，人们只能从主体自身寻找规范性的来源与保证，或者诉诸意志、或者诉诸情感、或者诉诸先验理性。

由此可见，显性维度与隐性维度的失衡、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是规范性问题产生的重要基础，正是由于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二分，规范性的来源问题才凸显出来。因为规范性的“应该”始终包含着行动的目的性和价值导向，而科学理论致力于经验事实的描述，进而发现普遍必然的规律。由于割裂了事实与价值领域的关系，实践的规范性失去了客观必然性的保障，但实践始终是涉及事实的，先天必然性由于不涉及任何经验内容，因而也无法为实践规范性提供辩护。

二、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实践规范性问题的解释

要重新构建实践规范性的合理解释就是要澄清这种规范性的来源，而要澄清规范性的来源就必须首先对上述三个问题作出合理说明，而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正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将实践活动奠基于物质生产实践而非抽象人性，将实践的规范性力量根植于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物质经济关系而非抽象实体或理性，阐明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以消除唯心论解释的抽象价值和空洞说教。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为构建规范性来源的解释奠定了坚实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新康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都试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构建实践规范性的合理解释，提出了不同的解释理论。

（一）社会交往理论彰显交往模型的乌托邦构想。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哈贝马斯试图通过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解决大众生活中的各种危机。他把普遍性原则作为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前提，这一原则要求社会规范能够为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这其实就是将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直接奠基于实践规范性问题，哈贝马斯将建立这种规范性的过程归结为人们在语言交流中实现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的过程。〔4 〕 （P69 ）但人们何以能在语言使用中达成理解和共识？哈贝马斯诉诸社会成员共有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语言中所蕴含的背景知识以及人们共同接受的行为准则，所有的规范都根源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因此，哈贝马斯其实是想通过交往行动中的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回答规范性的来源，以生活世界本身的规范性来解释人类实践活动的规范性。但哈贝马斯这一做法带有浓重的乌托邦色彩，实践的规范性是被生活世界先验地设定的，而交往活动的主体也是被理想化了的“未受干扰的人”，仅仅通过一些先验原则来消除社会冲突和矛盾只能是哲学家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景。

（二）承认理论夸大了道德原则。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霍耐特（Axel Honneth）对哈贝马斯的方案感到不满，认为规范性不应该诉诸语言理论，而只能通过承认理论来构建。他充分挖掘了青年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规范性内涵，而对马克思后来的阶级斗争思想提出批判，试图将马克思的劳动实践与解放理论统一起来。虽然霍耐特承认在社会生产资料匮乏的情况下更主要是利益冲突而不是道德冲突，但他认为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物质斗争对于人的全面解放是不充分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说并不是为了争夺生产资料和物质利益，而是出于自我承认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历史冲突无非是“为承认而斗争” 〔5 〕 （P8 ）。因此，他仍然选择以道德原则来维系社会规范，将道德动机作为社会冲突的根源，这就不免夸大了道德因素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使他的理论具有理想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倾向，同时也暴露出在利益冲突和道德冲突的之间他实际上没有办法将他的道德原则一以贯之。

（三）普遍价值和“伦理社会主义”具有康德先验哲学的特点。重建规范性解释的另一进路来自新康德主义学派，该学派的代表是西南学派和马堡学派。西南学派对文化与价值极为重视，在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的区分中，文德尔班始终强调价值与实践的基础性和优先性，认为事实命题归根结底从属于价值命题，一切知识都包含价值因素，因为“真”和“假”本身就是价值谓词。但关于价值自身的规范性来源，文德尔班又陷入情感和意志的窠臼，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又诉诸类似“绝对命令”的所谓普遍价值，试图建立关于普遍价值的“规范论”。他甚至和康德一样，最终把上帝作为实践规范性的来源和保证。马堡学派试图在规范性的基础上将康德的道德伦理学说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构建所谓的“伦理社会主义”，将社会规范建立在道德律令而不是物质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这些新康德主义者虽然极力避免事实与价值的二分，也注意到实践的隐性维度应该包含文化和价值的层面，但他们也仅仅停步于此，这就使他们对实践规范性的解释最终还是回到了康德先验哲学的老路上。

总而言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新康德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从不同侧面强调实践对于规范性的基础性意义。哈贝马斯强调语言层面，霍耐特强调社会心理和道德层面、新康德主义则侧重文化与价值层面。这些理论为规范性问题的合理诠释提供了借鉴，但同样明显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学派对实践规范性问题存在理解上的偏差，这就导致他们实际上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实践规范性问题产生的三个根源。因而也无法为实践规范性问题提供全面合理的解释。

三、科学把握实践规范性问题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学派构建实践规范性的努力受到质疑并不意味着实践规范性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路是行不通的，因为不论是哈贝马斯、霍耐特还是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他们实际上都放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原则，否认生产力标准的普遍意义，过分强调语言、文化与价值的作用，无法全面反映实践的丰富内涵，因而也就无法真正把握实践规范性的隐性维度，自然也谈不上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因此，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建实践规范性的合理解释必须注意一下几点。

首先，必须正确理解实践概念的含义。实践规范性的来源必定植根于广泛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实践的唯物主义所强调的并不是僵死的物质本身，而是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与人发生关系的物，实际上也就是实践过程中人的对象化与对象的人化，只有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才有主体和客体的辩证统一。实践活动中并没有现成的规范或规则迫使人们去遵守，正如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那样，“当我遵守规则时，我不做出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 〔6 〕 （P150 ）在此意义上，实践的规范性与康德的道德律令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个体理性与规则的合理性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断裂，“我们无法指望通过理性的个体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就直接得出具有合理性特征的规则。” 〔7 〕 （P7 ）规范性更多地是在人们并未意识到它的情况下约束并引导人们的行为。因此，新康德主义以道德律取代物质基础的努力显然是有欠缺的。

同时，必须正确理解实践概念的外延。既然实践是人有意识有目的地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那么实践活动就不仅包含社会交往实践，也包括社会生产实践。因此，马克思强调，“只有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 〔8 〕 （P344 ）。但这种社会关系并非预先约定，而是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正如人们并不是先掌握语法才学会语言，而是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领会并总结语法。既然实践活动中生产实践是最根本的，这也就意味着实践的规范性所包含的隐性维度不仅仅是指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潜在的规范或“未成文法”，更重要是它还奠基于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之上。

第二，必须将实践规范性的隐性维度奠基于生产实践与经济关系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并不意味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还原为物质经济关系。新康德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实践规范性的隐性维度不仅仅包含文化传统和价值标准，也应该包含社会生产与劳动关系，离开物质基础和经济关系而仅仅诉诸实践理性的道德命令，规范性的来源将不可能得到全面的揭示。哈贝马斯受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影响，将社会交往行动建立在所谓“普遍语用学”分析的基础上，却放弃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和实践原则，因而也就放弃了规范性的隐性维度所包含的现实物质基础，这使得哈贝马斯的交往主体变成理想交往模式下的抽象假设，自然也就无法为规范性的来源提供合理的解释。霍耐特的承认理论虽然充分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劳动概念的规范性内涵，但他和哈贝马斯一样贬低了物质经济关系对于规范性的基础性作用，将规范性归结为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的互相承认，这会具有很强的心理主义倾向，相当于将规范性消解为人的自然情感，因而实际上是取消了规范性。

第三，必须正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辩证关系。诚然，马克思比之前的任何哲学家都更加强调实践本身对于理论的优先性，但实践的这种优先性并不是基于理论和实践的截然二分，而是基于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实际上也就是“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对事实的描述和解释根源于规范性的实践活动，同时服务于人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分的确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明显的结果是，道德、伦理、政治等实践领域的规范性问题由此受到极大关注，规范性因而被看成是实践不可或缺的基本特征。但将事实与价值对立起来无疑会导致无法解决的困难，在很多情况下，二者的区分也并不那么明显，事实本身往往就是负载价值的。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与“应该”之间的关系并不单是逻辑或语言问题，也不是认识论的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一个实践问题，正是在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活动中，事实与价值才可能实现统一。

由此可见，法兰克福学派和新康德主义对规范性问题的探索仍没有摆脱传统研究的局限，他们要么诉诸抽象的实体或关系，如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要么诉诸主体的心理需要，如被承认感；要么仍然诉诸康德的道德义务。因此，他们并没有致力于阐明实践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并没有真正把握实践概念的意义，自然也就无法解决实践的规范性问题。总之，科学把握实践的规范性问题必须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确理解规范性概念的基础上，处理好规范性的显性维度与隐性维度之间的关系，将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揭示实践规范性的本质与来源。

参考文献：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2〕Brandom， R. Making It Explicit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英〕休 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5〕胡云峰.重建解放性的规范内涵：霍耐特解读马克思〔J〕. 浙江社会科学，2007（3）.

〔6〕〔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韩林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篇4

关键词：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教育公平性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农村职业教育是主要面向农村社会群体的一种职业教育类型。农村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农村人口素质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的提高，是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型城镇化人力保障。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城乡一体化具有统筹性的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以加快城市发展作为重点工作，这种思想在教育资源配置中表现为“重城市，轻农村”。在我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发生了失衡，主要表现在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这种资源配置的不公已经阻碍到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这要求我国应该向加强农村职业教育现代化迈进。

一、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在我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已占到60%，在制造业中，农民工已达到70%。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工人队伍的主体，全面地提高农民工素质的关键是加快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高质量的为社会提供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1.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众多的优势不但没有转化为人才的潜能。而且，由于人口素质不高，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负担。现代社会中，建设现代企业，缺乏较高素质、较高教育水平、过硬技术劳动者的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农村学生需要科学教育方法培养，使学生接受现代化教育的培养，熟练掌握劳动技能从而成为技能型人才，成为国家的财富，成为国家发展的具大资源。随着我国工业化快速的发展，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已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求，所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成为的重点工作。农村职业教育应为国家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农村教育者。农村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根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2.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素质教育，就是平时接触到的基础教育或是普通教育。普通教育是人们接受的基本素质的教育。但是，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只接受普通教育是不能适应企业的需要的。所以，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素质之外，还要具备其他职业教育的培养，比如：职业素质、创业素质。职业素质、创业素质等。所以，职业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农村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说，除了职业技能之外，同时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注重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健康的性格，使毕业生首先成为一名合格的公民，进而成为一名合格的劳动者。所以，在素质教育中，职业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

3.农村劳动者职业生涯的帮助

大多数的农民工虽然有一定的劳动技能，由于目前劳动制度的制约，导致他们虽然能够熟练的工作，但收入也不高。职业教育给农民工获得所需的职业资格证书的机会。使农民工有机会获得更好更稳定的工作职位，从而获取更多的报酬。

二、农村职业教育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农村职业教育的对象主要针对于农民子女，学校形式主要以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县城开办的职业高中为主。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农村的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我国农村职I教育资源配置[2]发生了失衡。

1.教育成本

目前中国农村职业教育存在的最大矛盾是教育成本偏高与就业率较低。从教育成本来看，农村职业学校三年的所需成本均在30000元左右。如果按2015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1.1万元计算，三年的收入3.3万元，仅相当于一个学生三年的消费。同时，随着城乡化居民收入的提高，教育成本也随之逐年提高，幅度远大于农民收入的增长。可见，职业教育成本过高是从根本上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2.理论与实践的脱离

“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对农村职业教育现状最好的描述。技能的培养是以理论为基础，在实践中得到肯定。农村因为办学条件的限制和交通的闭塞，学校的实验操作设备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往往只重视理论上的培养却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培养出社会所需的实用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不能为企业输送所需要求人才，不能从根本上保证职业教育人才的质量。农村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是农村职业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不能忽视的环节，是为社会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的必要条件。反之，城市学校的理论和实践与农村的现状是截然不同的。城市学校凭借学校自身硬件设施以及便利的交通，给学生们提供更多实践的机会。

3.农村职业学校的师资力量的薄弱

由于农村的硬件条件比较差，距离城市比较远，生活上物资的匮乏，偏僻的地理位置，交通的不便利，简陋的教室，简单的办学条件差，导致农村职业教育教学相对于城市比较落后，远不能满足学生对所需要知识的需要，也达不到企业所需水平。农村学校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教师薪资低，晋升和提高的空间小，学生毕业根本不愿意留在农村职业学校任教，上面分配下来的年轻教师也会少有能够留下来的。学生基础差，没有现代化的教育设施，使教师得不到城市教师的职称和晋升机会。所以，出现了农村职业学校师资力量的匮乏，甚至出现失衡的现象。相对于城市学校来说，这些问题就不复存在了。城市学校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学生素质和基础相对较高，工资晋升空间很大，导致城乡差异越来越大。

三、总结

社会转型时期，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关系着农村经济建设的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肩负着改造新农村、改造新型劳动人才的重任，由于贫富差距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公平性所产生的问题，值得去思考、去探究。

参考文献：

篇5

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是从教师培养角度保障教育质量的一种制度。因此，开发系统、可操作的认证或质量标准是教师专业认证制度建立的基础。具体来说，教师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就是依据人们对高质量教师培养过程的预期，对教师培养过程有效性进行评估的标准，其主要是关于教师教育质量理想目标及影响因子需达到某种程度的规范性描述。

目前，教师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普遍建立了系统的认证标准，但由于对教师教育质量理解及要求的差异，各国的认证标准也存在很大不同，如有些标准强调对教育输入的评估，包括生源、培训者素质、硬件设施等；有些重视对教师培养过程的评估，包括课程设置、具体的教学与学习过程、教学管理、考试等；还有些重视对教育结果——教师教育学习者的评估，如其通过培养过程获得的相关知识、教师职业素养及具体教学能力等。

以美国为例，国家教师教育认证理事会（NCATE）是美国对教师培养项目进行认证的主要机构，该机构依据教师教育的相关研究成果及专业实践的最新发展每七年对认证标准修订一次，如其2008年的标准包括六个单元：教师教育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和专业素养；培养机构自身的评估体系；培养机构开展的教育实习实践；培养机构所提供课程、教育情境及教育经验的多样性；教师教育者的任职资格和工作绩效；培养机构的管理和资源。在此基础上，对每个标准都设定了不能接受、接受、实现目标三个认证等级，以加强认证制度作为一种问责机制的功能，并促进培养项目的持续改进。

一般来说，基于职业教育特定的劳动力市场导向性，各国对于职教教师的专业认证具有更多要求，其中强调培养过程的企业实践经历及获得相应行业技能是认证标准的普遍要求。如美国为生涯和技术教育教师设置的“以工作为基础的生涯和技术教育教师资格证书项目”，在课程设置、教学过程、成绩考核、课程评价等方面都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并把校企合作作为项目实施的根本要求，规定雇主要通过多种形式参与到学员的教学培训、技能评定、资格审核等培养过程中。

开发规范、系统的专业认证标准是提高职教师资培养质量的基础。标准开发过程中，一是要准确把握影响职教师资培养质量的各种因素，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安排、实习实训设施、培训者素质等；二是要充分体现职业教育对实践能力要求高的特点，在工作本位学习、企业实践、校企合作等方面形成具体的质量指标。

篇6

由于职业中学的学生生源比较差，学习理论知识较难懂。在技能课的教学中，理论知识的讲解尽量浅显易懂、遵循够用的原则。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操作技能，使学生毕业后能够直接上岗就业，是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主要任务。为了全面地落实教学计划，更好地提高学生的电工专业技能，使学生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要，适应就业的要求，我在电工技能训练的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提高认识，明确目标

在电工技能训练教学前，教师要对学生加强学习目标教育，使学生明确：只有熟练掌握专业操作技能，毕业后才能直接上岗就业；学校实行“双证书”制度，电工类专业的学生毕业前必须考取劳动部门颁发的电工技能等级证书。因此，掌握电工操作技能，考取电工技能等级证书，既是学生毕业的前提，又是就业的需要。在教学时，重申技能训练的目的和意义，使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在技能训练中克服怕苦怕累的思想，主动练好各项技能。

二、激发兴趣

技工学校的学生综合素质不高，基础普遍较差，且参差不齐，对专业知识的了解甚少，缺乏感性认识，学生对专业理论、专业技能学习感到很大困难。特别是电工技术、电子技术专业，因为学生本来对电就存在害怕心理，仅有的是模糊的认识，真正动手时不敢轻易动手。教师应设法让学生真正认识电、理解电，如果学生对电没有感情，没有兴趣，就会直接影响学习训练的效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采用各种有效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才能收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作为一个电工电子实习指导教师，笔者想方设法让学生对电工电子实习产生兴趣，这是搞好技能教学的前提条件。

三、讲究教法

在技能教学中，以往一般都是将实验、实习安排在新授课后进行，作为对课本有关内容的验证、实习。这样，不但浪费了时间，也不利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不利于学生智力的开发和能力的培养。为此，笔者打破上述的教学方法，采取三个结合的教学方法，即：将实验实习与讲授结合；将单纯操作与图上练习相结合。

四、学中做，做中学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早就提出“做中学，学中做”理论，实践能力不是通过书本知识的传递来获得发展，而是通过学生自主地运用多样的活动方式和方法，尝试性地解决问题来获得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过程，就是学生围绕实际行动的活动任务进行方法实践的过程，是发展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基本“学力”的内驱。

综合实践活动最普遍的学习方式是实践，让学生实实在在的“做”。但这一种实践性的学习活动，其中必然包括一定的文本学习。文本学习是一种符号学习，是对前人积累下来的认识成果通过各种间接学习的方式来获得。实践学习与文本学习的关系实际上是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是教师讲解与学生自主实践活动的关系。同时教师一定要注重实践的深度，要求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真正理解实践的目的与意义，把握各种不同实践方式的基本要求和操作要领，结合具体的活动情境，恰当地选择和利用活动工具和相关手段，完成达到活动的具体任务和目的。

尤其是《电工技能与训练》这门课程，更是要让学生动手做，在做的过程中学习，也要让学生在学得过程中做，真正做到在理论教授中穿插实践动能项目，在实训过程中给学生讲授理论知识。

五、实践—理论—实践

篇7

社会学关注社会、面向社会，并让人突破现象看本质。笔者无意于对这场矛盾对立的是非曲直及其可能形成的社会结果进行直接的道德判断和预测发展，而是试图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理论对冲突的基本逻辑做一个社会学分析。在布迪厄实践社会学中，实践有三大特性，紧迫性：时间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的；模糊性：实践的形成会有惯习、前知识性，是身体性的主观原因；总体性：实践是过去经验和现实相结合。布迪厄是试图通过场域、惯习和资本来探索生活实践的奥秘。

一、社会实践的逻辑：惯习

人的行为总是从侧重规则到侧重策略，策略是实践的基本原则，是行动者的生活和家庭抚养的物质环境逐渐培养出来的。策略即是惯习，惯习是行动者的实践再生出来的结构的终极产物。惯习的概念着重刻画心理和身体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都受到行动者生活背景、社会地位的影响。所以说，一种惯习往往打上了一个特定社会地位或者社会阶级的烙印。惯习联系着主观和客观，瑞泽尔说：“在每一个人身上体现出的惯习都是一个个人历史过程获得的，也是它发生于其中的某个社会历史时光的函数。”行动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中，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例如，布迪厄描述了饮食中的（法兰西）品味：资产阶级倾向于浓烈的主菜和甜腻的餐后点心；专门职业者选择精致清淡、脂肪含量少的食物；艺术者则偏爱异国风味；体力劳动者则选用大量的、炖得很烂的、咸的、肥腻的菜肴。而在体育、音乐、表现艺术等领域也是如此。[1]可以看出行动者受到自身历史的作用，有一种自身的位置感，即对某人自身可能性和限制的一种感觉，感知就此进一步巩固了客观的约束。

由此可以看出，惯习可以说是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因为它无法内省，无法经由意识、语言或者意志去控制，至少对普通人是这样的。[2]惯习指导着行动者的实践，但并不往往都是理性的，由于受过去经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而忽视现在情境和主观反映，其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摊贩一般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对各种事件的处理往往不习惯借助法律或者规则来处理，而是依据摊贩界业已形成的不言明的规范。在弱势群体中，潜意识里就有对权威的惧怕、不敢违抗和躲避，而他们迫于生存和生意的存在又要对城管抱着各种侥幸的心理。而城管形成的权威就是对摊贩的管制，对于如何管以及怎么管的问题也没有明文的规定，只能靠他们自己的理解和以前的经验的指导。所谓阶级地位决定惯习，以符号的动员而形成的意识形态使一个阶级的地位、相应的生活方式和惯习得以合法化。城管和摊贩慢慢接受着他们的不同，以及他们管理和被管理的地位和身份。当然，情境的定义和符号的理解受到外在结构的约束，行动者的意志并不能完全控制这种结构。文化实践和符号利用不是毫无限制的理解性创造力的自足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摊贩倾向于服从权威。

二、社会实践的工具：资本

布迪厄将社会实践的工具视为资本，资本是一种镶嵌在客体或主体的结构当中的力量，也是一种强调社会界内在规律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博弈（大部分社会博弈包括经济博弈）区别于简单的碰运气。资本可以被分为四类，经济资本，主要是指收入的来源；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使用以表示礼仪活动、声誉或威信的积累；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像家庭内外的关系包括家庭成员可以求助的权利体系，行动者的社会资本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与生活方式相连的等级状况。[3]社会资本则社会资本近年来成为一个热词，受到很多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学科的关注，因为社会资本对人的行为、地位、权力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资本量主要取决于，个人可以调动的关系网络规模；网络关联的各种人所拥有的经济、文化、符号资本量。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能顶一个诸葛亮，但现实往往是三个臭皮匠对阵三个诸葛亮，实质也是他们所拥有资源的对抗。上面所描述的四类资本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相连，有时候还是相互转化的。将资本分为以上四种类型，是想说明资本分化决定了一个社会系统中客观的阶级结构，整个阶级结构反映了不同群体所占有的资本总量。[4]当不同的集团进行斗争以控制资源和争取自己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动员其社会资源以组成群体和关系的网络。

城管和摊贩在博弈的过程中，也习惯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来对抗。但就他们各自的工作和所处的社会地位来说，城管拥有管理摊贩、维护市容整洁的责任和权力，而摊贩往往处于更低的阶层，所拥有的资源相对较少。中国社会中往往形成这样特定的情况，即穷人的亲戚朋友都是穷人，富人的圈子里都是富人。因而，他们中没有能与城管相对抗的资本，处于被管制地位。就像城管们的眼神执法，其中眼神代表的符号含义背后也是资源资本的压力，因此也能发挥作用。

三、社会实践的空间：场域

如果将惯习理解为一条直线，意指以前的社会历史对现在行动者源源不断的影响，场域就可以理解由一个个横断面构成的圆柱体，是指现实的情境和历史作用对行动者实践过程的交替影响。惯习包括于场域，受场域影响，但是场域不完全决定惯习。

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来理解场域概念，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处在不同位置的行动者在惯习的指引下依靠各自拥有的资本进行斗争的场所。[5]布迪厄由场域概念表达的，主要是在某一社会空间中，由特定的行动者相互关系网络所表现的各种社会力量和因素的综合体[6]。场域中，社会成员的态度、观点还有对事情的看法都根植于他所在的空间的位置。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异性。一则关于有关留守儿童事件的报道同样说明了这个道理：乞讨的儿童开始慢慢窥探出这个社会的规则，去繁华的大超市、品牌店门口，他们往往是被驱赶的对象，在偏僻的小卖部店主前，他们还能获得一些食物和一些经济帮助。

篇8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八种趋势

应当说明的是，所有这八种趋势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由于我们的着眼点是如何防范、消除那些影响和谐社会的失谐因素，因此我们的简要分析可能会更多地涉及这一方面。

第一，当代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引领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提供了使失谐因素被激活的结构性条件，从而更易形成社会矛盾、更易引发社会动荡。这种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一方面，社会事件所受到的各种有形的、可见的、实体性的制约和限制，正在迅速地被弱化。另一方面，一些不可触及的远距离事件甚至虚拟过程却越来越与我们的生活形成直接的牵扯。总体上看，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第二，当代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对社会分化过程形成了更强的催化作用。今天的现代性已经远远超越了以大规模集体行动和大型组织过程来锻造历史的那个伟大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促使社会内部的分离趋势得到了明显增强。正如一些社会学家认为的，这种变化一方面为“个人自由、自我实现、民主化、去中心化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减少了工作场所和社会中的等级制度”，但同时，企业“规模不断压缩、长期雇员不断裁减”、“劳动力的使用变得随机化，社会分化也会逐步加深”。在中国，自改革以来，社会组织模式的改造和重组在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去集体化”、“去组织化”在近30年中也一直在持续。尽管这种“去集体化”、“去组织化”既是现代性的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社会改革的一种必经过程，但在客观上，这一趋势毕竟在许多方面造成了个人与集体和组织的分离，助推了社会的离散趋势，从而对社会的矛盾和冲突起了较强的增效作用。

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两极化趋势，导致了新的二元化现象。资本的自由度在全球范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水平，劳动的束缚度却由于多种因素而有增无减。因此，资本的自由化与劳动的屈服，颠覆了古典现代性时期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这对于传统的劳资盟约造成了极大的动摇。同时，由于资本对劳动的雇佣越来越趋于流动性、临时性和随机性，劳动的自我组织性也因之大大被削弱了，在与资本的对峙过程中，劳动的协商、抗议和抵制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丧失。在中国，这一过程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劳动的过剩供给在一个较长时期中仍将持续，同时，劳动对资本的依赖远远超过了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使得劳动要素对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也使得资本的“违约”更加频繁，劳资关系因而也更容易出现紧张和激化，甚至造成相互对峙的局面。更重要的在于，由于资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抽象的非物质性劳动过程(如思想、符号以及象征和意义系统)来获得高额利润，这种情形直接导致了劳动世界本身的两极分化。出现在高新产业与下游产业、核心技术部门与边缘生产部门、高级白领与熟练工人、稳定就业与临时就业等等区分，典型地表现了劳动本身的深刻裂痕，也表现了新一轮的社会二元化趋势。

第四，有形劳动的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失去了过去的轴心地位，形成了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社会劳动体系的轻型化、小型化和微型化成为了一种基本趋向，这种体系性变化对有形劳动产生了很强的排斥力。有形劳动传统社会地位的丧失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和固化。在我国，这一趋势的发展特别体现在传统工业和农业的衰落过程。这些行业对于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技术发展趋势的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都十分有限，因而其从业群体及人员基本上可以说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廉价、最可变更、最可任意处理的部分”。这些群体和人员在社会劳动体系中的弱势地位是根本性的，这种弱势地位会继续对他们的其他社会地位带来传导性影响，最终形成了他们在社会分层、收入分配、资源和机会占有等方面的被动处境。当然，合理的政治、政策和制度安排能够使这一过程产生的矛盾得到改善或者缓解，反之，则会使这类矛盾进一步恶化。从目前看，上述弱势群体在就业、教育、社会流动、福利和保障方面都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其弱势地位在不断地被固化，从而进一步成为远离主流社会的边缘化部分。

第五，经济活动性质的转变使社会风险不断扩大和加深，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都形成了极大的销蚀。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虚拟经济的膨胀与升级。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160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约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而且，电子商务、电子货币的发展及套利行为的普遍化仍在推动虚拟经济规模的继续膨胀。这种趋势对经济安全与社会安全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虚拟经济使资本与劳动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弱化，其所造成的趋势使资本的食利性、寄生性更为凸显和普遍化，这对整个社会生活和价值体系的负面影响是空前的。另一方面，由于虚拟资本的超时空转移、支付和兑换，使不同形态资本的运作进一步脱离了有形转移的限制，这就使得虚拟经济本身具有的不确定性、波动性极易发展为失控，从而使经济和社会风险转变为事实。

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所带来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根源更为深刻、表现更为复杂。在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核心问题主要集中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在后古典阶段，社会分配的重心则转移到了对于风险的分配。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西方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正如有的社会学家所指出的:“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借助这样的比较，可以看出现代性在我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势，即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这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对后一种社会压力，我们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风险化趋势的迅速发展，这造成了在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理解和对策方面的局限性。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所面对的这种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加强认识和研究，建立起关于社会分配的内涵和性质的动态性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扭转社会福利、保障、保险的研究中存在的不适应，能够使我们提供的政策和对策建议更为积极、现实和具有预见性。

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了深度腐蚀。我们已经看到，社会生活中神圣事物的世俗化和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趋向，也即“神圣与世俗的置换替补”的趋向，越来越明显。以往的市井俗物反而显示出自己吸引力，不断填补着失去旧神圣后出现的空缺，形成了一场新的造神运动。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成为了一种主导性趋势。这种价值替代和神圣重建趋势的发展，对人们的主观心理和日常行为都造成了更为深刻的影响。在我国，相对于市场化经济和国家行政这两大系统对社会生活世界的渗透趋强，第三部门即社会领域自身的发展明显滞后，导致了生活世界本身具有的共同意义和价值的建塑功能严重萎缩。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这种失衡，使得对神圣事物魅力的祛除再度升级，并助推了新一轮的世俗事物的神圣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逐渐习惯于用利益博弈模式来理解和处理人际关系，而疏于培育价值认同、相互信任、资源共享的意愿和能力，因而公共精神和分享生活的兴趣日益流失，这对于社会合作过程权利义务的履行都形成了破坏性影响。而且，由于对特定现象或事物的价值评价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实用性、随机性和流变性特征，如果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实用、道德与功利、未来可能与当下兑现的追求面对分裂和对峙，需要在两者之间作出取舍，那么人们往往选择后者比选择前者更容易。

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古典现代性与现时现代性、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变迁与本土社会转型，各种因素和传统之间的关系更加盘根错节，这种影响仍在不断助推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复杂症候。如社会生活体系中的“错位”；生活性状的“只要暂时、不求永久”；社会关系的“弱结合”趋势；政治型塑力量的转变，等等。

这些代表性的趋势，就是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深刻时代背景和它必须认真应对的问题。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社会影响

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构架，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更使得现代社会和谐的“问题性”方面突了出来，具有了新的时代含义。

第一，这种结构性巨变，造成了当代社会的不同于过去的特点。社会学家们对此作了种种的描述:法国的理论家提到“不稳定性”，德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可靠性”和“风险社会”，意大利的理论家提到“不确切性”，英国的理论家提到“不安全性”——但是所有这些，都考虑到了在全世界、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名义下经历的人类困境这一相同的方面。与此类似，我们中国理论家则常常提到“非协调性”、“突发性”等。这些特点告诉我们，当代社会和谐不同于传统和谐之处，是与世界性的人类困境联系在一起的。

第二，这种结构性巨变，也造成了当代社会不同于过去的构架。古典现代阶段的社会实践过程有其特定的构架，表现出一种刚性而固定的结构特性，社会的各个领域曾经边界分明、线条清晰，当时社会的利益结构、关系结构、权力结构，以及阶级和阶层、群体和组织、行业或部门，还有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都显露出这一刚性而固定的特性。而今我们发现，这种传统的结构特性正在被销蚀，社会实践的各个结构领域越来越流变、柔软并具有弹性，它们自身的中心、边界和等级不断地扩展、收缩和相互交叠。在这些变化着的结构领域之间的地带，大致分辨得出一些若隐若现的网域在不停地形成和消失。以往实践过程中筑成起了一个个停靠点，似乎正在一点点地被溶解掉。

第三，这种结构性巨变，还造成了旧式现代性的衰落、新型现代性的兴起。20世纪后期、特别是80年代末以来，古典时代的旧式现代性挥别了过去的辉煌，走向衰落，表现之一是它的两难困境、它的不可克服的鸿沟依然随处可见:富裕与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等等。在这组巨壑汇成的背景之下，凸显出了对和谐的追求——这是古典现代性留给我们的未竟之业，也凸显出了“构建和谐”的时代意涵——这是一个需要付出持续的艰巨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这也标志着以克服旧式现代性缺陷为己任、以和谐协调为标志的新型现代性的不可抑制的兴起。

在当代中国，社会改革不断推动着社会转型的提速，生活本身、社会实践活动的方方面面——活动方式、交往方式等等，都经历了急剧变迁，目前也走进了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伟大的、充满生机的、既取得前所未有社会进步又付出沉重社会代价的过程，使我们能够从经验上更直接地体验到上述“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和它具有的两种力量，体验到我们必须面对社会实践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巨变的社会，也体验到社会矛盾多发期活跃期的必然性、构建和谐社会的艰巨性，以及采取建设性态度加以积极对待的必要性。

积极的建设性批判态度

篇9

[关键词] 职业教育 高职财务会计 课程设计 教学模块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企业要求生产一线技术、技能型人才不仅应具备适应工作世界的能力,还应具备从经济、社会和生态负责的角度建构或参与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而传统的职业教育与真实的工作世界是相脱离的。针对这一弊端,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Rauner教授和他的同事们,在一系列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

该理论提出后迅速被德国的学术界所认同,并作为德国职业教育改革的理论指导。从最初的在德国大众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在经营和工作过程中的职业教育”试点实验,到21世纪初在德国广泛推行的“学习领域”课程方案,都是该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在这些实践模式中,教学内容不再按照传统方式构建课程,工作过程知识成为职业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成为工作过程知识的载体,并根据学生职业能力的发展规律对典型职业工作任务进行了序列化,使教学内容来源于真实的职业世界。同时,在实践中通过“职业调查”、“企业调查”、“学习岛”及“在工作中学习”等方式,使学生尽早接触企业,了解其所学职业,在完成相应的学习或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获得工作过程知识。

毕业于德国不来梅大学,现任沈阳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所长的徐涵博士也介绍并发展了“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观点。

一、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的特点

1.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发生转变

传统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将个性作为专业任务的人力资源来培养;从组织和技术的改革中引出素质要求;技术和劳动预先即确定了,而素质要求是作为依赖性变量存在的。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则是:教育应使学生具有从对经济、社会和生态负责这一角度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教育成为发展独立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负责的个性的前提条件,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既依赖于同时又独立于劳动和技术的关系。

2.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由以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转向培养学生参与建构工作世界的能力

3.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由专业理论知识转向工作过程知识

(1)在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中,专业劳动处于中心地位

教学的内容指向于职业的工作任务、劳动的内在联系和工作过程知识。

(2)工作过程是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切入点

工作过程是指完整的工作进程:即工作任务是怎样被完成的。工作过程的核心要素包括:人力、工作对象、劳动工具、劳动方法和工作产品。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并在特定的工作环境下完成要求的工作成果,随之工作过程结束。

(3)工作过程知识不是从理论知识中引导出来的

它与反映的工作经验相适应,并指导实际的职业劳动。工作过程知识不仅包括显现的指导行为的知识(如程序化知识),也包括诀窍、手艺、技巧和技能等隐形工作过程知识。

(4)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改变

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不再是按照学科及学科自身的逻辑体系来建构,而是根据从初学者到专家的职业能力发展的五个阶段(初学者、高级初学者、有能力者、熟练者、专家)把教学内容归为四个学习范畴(入门和概念性知识、关联性知识、具体和功能性知识、经验基础上的学科系统化知识)。

(5)以职业工作任务为核心整合教学内容

理论学习内容与实践学习内容通过项目或者是工作任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4.课程开发由资格研究转向职业科学的劳动研究

(1)传统的课程开发(资格研究)的局限性

传统的课程开发是把劳动科学中的工作活动分析简单地移植到了课程开发中的工作分析中,其局限性为:

①分析对象主要是按泰勒管理模式的工作岗位,因此强化了劳动分工原则,忽视了工作过程的内在联系。

②缺乏将知识、技能、能力进行序列化的标准。

(2)职业科学的劳动研究

职业科学的劳动研究,使研究隐含在实际的职业工作中的知识――工作过程知识成为可能。与传统的资格研究方法相比,职业科学的劳动研究的目标与分析策略是完全不同的。如图1所示。

其中,典型的职业工作任务分析法即针对工作过程的分析法,就是在“专家工人访谈会”基础之上,把工作任务放在企业生产运营过程和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分析的对象不是一个个单项能力。

典型工作任务描述的步骤为:在分小组讨论的基础上确认典型工作任务;全体与会人员共同确定典型工作任务的特征;综合所有专家工人访谈会结果,形成典型工作任务表;将典型的工作任务描述为一般化的职业要求。如图2所示。

5.职业教育的教学方式以行动导向教学为主

以行动导向教学为主的教学方式是一种以行动或工作任务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指导思想,它以学生为主体展开教学。项目学习成为行动导向教学的主要学习形式。情境学习成为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教学的典型特征。

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在设计上解构了传统的学科体系,构建了符合职业能力形成规律的职业教育模式,也为我国高职财务会计课程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我国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教学现状

我国现有高职财务会计课程仍沿袭非职业教育的学科课程模式,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1.课程模式开发运用较为表面。

目前对高职课程模式的开发主要是在学科型课程基础上削减一些基础课程,增加一些实习内容,形成遗留有学科痕迹的课程体系――“学科课程(理论课)+实践课程(实训课)”,而未在课程内涵上作进一步开发。

2.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理论课程侧重于专业理论知识的系统性,重点教授会计分录的编制方法;实践课程只是实验性模拟实习,主要练习编制记账凭证。在教学时间安排上,理论教学占用时间段较长,一般每门课程持续近一学期;实践教学一般在理论课结束之后集中一到三周之内完成,占用时间段较短,教学实施的结果偏重于理论教学;且不利于理论与实践的前后衔接和融合,不能使专业知识直接促进实践能力的培养。

3.教材内容不生动

目前,教材将本来丰富多彩的实际经济业务简单化,限制了学生的思维,致使学生只会做虚拟的会计练习题,而对发生的实际经济业务不会或不敢大胆分析处理的状况,最终导致学生顶岗实训较难上手、就业适应性差。

高职财务会计课程只是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模拟实习内容,实质上并未突破传统的学科型课程模式。要达到会计专业高职教育的目的,必须打破旧有的课程模式,重新进行课程设计,进行仿真模拟教学。

三、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对高职财务会计课程设计的启示

如何深化高职财务会计课程的教学改革,提高教学效果,关键要设计合适的课程方案,进而由课程设计改革推动课堂教学改革。而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则为我们提出了很好的设计思路。

1.高职财务会计课程设计总体方案――按工作岗位设置模块化课程,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分岗教学

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按照会计实际工作岗位可设置如下教学模块:出纳模块、各种会计核算模块、简要报表分析模块、会计档案管理模块、综合模拟实习模块及综合实践模块,学校提档线较高的职业院校还可设置主管会计模块。

每个模块的教学,以实际经济业务案例作为教材,以实践操作作为教学的主体内容,根据具体操作的需要安排相关的专业理论知识,使理论与实践融为一体,在教学活动中同步传授给学生。

教学活动地点的安排要打破那种理论教学必须安排在一般教室、实验实训才安排在实训室的观点,整个课程即安排在模拟实习教室进行,内容讲授与操作练习同步进行。

2.各模块具体内容

(1)出纳模块的具体内容

出纳模块主要介绍出纳员工作的内容及其职责、权利;现金、银行存款及有关票据的管理制度;训练收款收据的开具;支票的签发及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商业汇票、托收承付等结算方式的办理;印章的使用和管理;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的登记与核对。

(2)各种会计核算模块则以工业企业的经济业务为例介绍会计核算方法

作为基本教学模块,主要包括材料核算、工资核算、成本核算、往来结算核算、收入利润核算、固定资产核算、资本及其他业务等日常财务会计核算内容。在各教学模块中,主要讲授并练习各种日常业务的处理方法,如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记账凭证的编制、各种明细账的设置、登记和结账方法、凭证的传递程序,介绍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在材料、往来结算、固定资产、成本(含工资)、收入利润、资本及其他业务核算中的应用。

如从学生个体发展的角度考虑,还可以在这些基本模块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市场的需求状况以及学校的办学特色与现有资源,设置备选模块,如按照房地产开发、饮食服务、旅游、广告、娱乐等企业的成本、费用核算分别设置教学模块。

(3)会计档案管理模块

使学生了解和熟悉会计档案的整理与保管方法以及相应手续的办理。如凭证、账簿的装订及封面等有关信息资料的填写以及磁盘介质存储会计资料的归档等。

(4)综合模拟实训模块

该模块训练学生熟练掌握从填制和审核原始凭证、编制和审核记账凭证、编制会计报表到撰写分析报告整个会计循环过程。

(5)综合实践模块

该模块指有计划地安排与财务会计课程相关的专题讲座或专题讨论;邀请实务界专业人士与学生一起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寒、暑假进行与专业相关的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写出报告或总结,或组织学生进行讨论、分析。

总之,高职财务会计课程按实际工作岗位分岗设置教学模块。在这些教学模块中,教学内容不再是按照传统的课程进行构建,财务会计工作过程知识成为教学的核心内容,典型的会计岗位工作任务成为会计工作过程知识的载体,使教学内容来源于真实的会计工作世界。同时,在实践中通过“在工作中学习”等方式,以期使学生尽早接触企业,了解会计工作,在完成相应的学习或工作任务的过程中获得工作过程知识,实现该课程的理论与实践教学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徐涵.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技术教育,2008,(6).

篇10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实践观，最是一种思维方式，是哲学的解释原则和看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同时，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否定与解构，超越了传统哲学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主客同一。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以实践这一本体的中介为基础，超越了传统唯物论与唯一心论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

一、实践是一种思维方式

“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都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哲学的哲学理论，但在对实践范畴的不同理解中却蕴含着值得深入研究的学理上的区别。马克思把人的存在方式理解为实践，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以往所有的哲学。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提出了实践的概念，实践范畴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天才世界观的诞生。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公开以实践作为“新唯物主义”的建构原则和全部哲学变革的出发点。他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纳入到实践的解释框架中去理解，指出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缺点在于：“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而唯心主义的缺点则是：“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_2J这段话充分表明了马克思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置于实践这一全新的解释原则之下，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看待整个西方传统哲学，去理解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哲学，并且从这一角度阐明了自己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不同。

马克思不仅从实践观点出发去看待整个哲学史，而且还进一步把所有的理论问题都归结为实践的问题。所以，马克思认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J紧接着，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_4J即便是观念的东西，包括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要从物质实践来予以说明。这样，实践范畴便成为哲学的核心范畴，不仅社会物质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且社会精神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样，实践不仅成为马克思理解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成为马克思理解所有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与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相比，实践观点作为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也就是哲学对待一切问题的思维逻辑。

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社会生活，并以人的实践活动的观点去批判“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这是“实践唯物论”、“实践本体论”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这三种解释模式的共同之处，但是，“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也就是从人的实践活动的特性——诸如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历史性、能动性、目的性等出发去解释各种哲学问题。这就是说，在“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这里，实践是一个被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实体性的哲学范畴，尚未构成一种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或思维方式。因此，“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既试图把实践作为核心范畴而贯穿于各种哲学问题之中，又无法把实践作为解释原则而重新解释全部哲学问题。与“实践唯物论”和“实践本体论”不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实践的关系，从而理解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正因为是把实践的哲学意义理解为“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以，这里的实践既不是一种“实体”范畴，也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创新，这才是实践观点的真实意蕴。

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

“思维方式是人们思维活动中用以理解、把握和评价客观对象的基本依据和模式”5J。所以，观点仅仅属于哲学理论的个别表现，思维方式才代表哲学家思想的精神实质。理解哲学的思想实质，关键就在于理解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内涵。任何一种哲学，都主要是因它的思维方式而与其他哲学相区别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否贯彻实践观点这种思维方式，是判定哲学与非哲学原则界限的基本依据。就哲学传统而言，马克思继承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但是他的“新唯物主义”与传统的唯物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就在于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而不在于他具有的辩证法思想，这是因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也是以实践观点为理论基础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最根本之处就在于对人的本质进行了重新理解，把实践看作人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了从抽象的、虚幻的人到具体的、现实的人的转换。所以，哲学的出发点就“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6J。作为哲学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与西方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哲学的“主体”概念是以主客二分为前提的，而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实践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主体，而成为“现实的个人”，从而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达到了主客同一。

近代西方哲学自笛卡尔以来，便形成了主体性哲学的传统。康德在批判地总结传统主体概念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哲学的主体性原则，把主体概念改造、规定为先验主体或主体性。所以，在康德哲学那里，主体就是逻辑主体，是绝对的、先验的自我或意识，而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但是，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概念基本上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而没有进入存在论的领域。与康德关于主体的概念不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明确地提出了“实体在本质上即是主体”的思想_7J，并且进一步指出：“活的实体，只当它是建立自身的运动时，或者说，只当它是自身转化与其自己之间的中介时，它才真正是个现实的存在，或换个说法也一样，它这个存在才真正是主体。”8j在黑格尔的哲学中，主体已经不再是笛卡尔的“我思”，也不是康德的“先验主体”，而是绝对的，“绝对即主体的概念”_9J。主体已经不仅仅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或意识，而且也是一种存在样式，即一个在对抗过程中实现统一的自我发展过程，可见，黑格尔的主体概念已经真正地进入了存在论的领域。黑格尔坚决反对康德将现象与本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论，在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黑格尔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是他却将这个历史过程视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所以，黑格尔的主体是一个最终超越历史过程的主体，一个“纯粹的概念神话”，黑格尔哲学是一种主体性哲学扩张的极致，是一种“理性的放荡”。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也曾多次使用主体概念，但是后来他更多使用的是“现实的个人”或者“劳动者”，尤其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彻底地把“现实的个人”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革新。这是因为“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以，马克思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Ll0l。“现实的个人”是对传统主体概念的瓦解与颠覆，是主客同一体，这与海德格尔把人称之为“此在”所具有的意义是一样的，都是为了与传统单纯的、纯粹的主体概念区别开来，无论是“现实的个人”还是“此在”，都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是一种主客同一体，表达了人就在世界之中，人与世界共在的性质。哲学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真实内涵就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现实的个人”就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现实的个人”就是一个主客同一体。虽然黑格尔强烈反对康德现象与物自体、主体与客体分裂的二元对立，也在努力地解决两者的二元分裂，并且在绝对精神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主客体的统一，但是主客体的统一也是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主客二元对立，又怎么会有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从“现实的个人”或“实践活动”出发，而“现实的个人”表明了人与世界的不可分，两者是同一的，我们不能把人仅仅当作一个纯粹的主体去看待。可见，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一种主客同一的思维模式。

三、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化是根本性的变化，每一种代表时代精神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出现，都具有某种解放思想的作用。”_l【J哲学的产生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哲学理论观点的革命性变革，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思维方式发生了转换。哲学立足于实践的观点去理解一切哲学问题，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就成为哲学看待一切问题的逻辑原则。所以，与传统哲学相比，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传统的哲学争论集中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这被恩格斯称之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由于传统哲学不了解能够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的现实中介，所以，近代以来唯物论与唯心论在此问题上争论不休，陷入了一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而马克思提出的实践观点，正好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介问题，由此也就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两极对立，为哲学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域，并实现了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马克思提出的实践概念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不仅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统一的中介问题，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哲学看待问题的基本观念，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哲学思维方式”。过去，人们看待哲学问题只是从或者物质或者精神的单一基础出发，实践作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它的含义则是双重性的。而从物质和精神的统一关系出发，原来哲学中的许多理论观念便都需要改变。所以，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思维方式的转换，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

由于传统哲学以主客二元对立为前提，所以，传统唯物论和唯心论执着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也就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黑格尔认为，消解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克服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必须诉诸于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环节——概念的世界。虽然黑格尔所找到的中介只是一个抽象的、逻辑的中介环节，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基础，但是黑格尔“本体中介化”的道路却为问题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都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马克思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试图找到某种扬弃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抽象对立的中介环节，并以这个中介环节作为统一性原理实现一种哲学范式的转换。现代西方哲学找到的中介是“语言”，马克思找到的是“实践”，马克思不仅以实践范畴去扬弃旧哲学中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抽象对立，而且也把实践活动本身视为人与世界对立统一的根据，用实践的观点去解决全部哲学问题，这就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唯物论和唯心论，被“本体中介化”的现代西方哲学所取代。“本体中介化”的现代哲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排斥绝对确定性的追求。传统哲学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把人的自然属性和精神属性抽象地对立起来，从人的两极存在去寻求人类本质。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从中介出发去思考自然界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则是以人的历史活动或生存活动为中介把人的感性存在和精神活动具体地统一起来，从人的社会存在去寻求人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