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范文
时间：2024-03-28 17: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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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审计监督；环保审计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5-0079-02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中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从自身发展进程角度，其长期发展潜力和前景确实值得我们充满信心。从全球范围来说，中国经济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制度改革进一步提高生产力的潜力较大，工业化、城市化扩展空间也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体制条件，具备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前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虽然在工业革命之后，数学模型以及可控试验等科学技术的出现使规模在技术进步中的优势消失；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的大小正成为新技术需求大小的关键因素，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二、审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
篇2
摘要：为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流动儿童角色认同的关系，探讨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整群随机取样法对重庆市6所中小学的547名学生进行调查，并采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和城市人角色认同问卷测查。分析认为：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城市人角色认同不存在显著差异；不论是流动儿童还是城市儿童，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均起部分中介作用；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认同直接相关，并通过社会支持间接与城市人角色认同相关。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城市人角色认同
中图分类号：B8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6248(2012)01005205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流动从“单身式”或“夫妻式”向“家庭式”转变，大量儿童随父母从农村进入城市，在城市读书学习，成为城市里的流动儿童。1998年，由教育部和公安部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青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指出，流动儿童是指6~14岁（或7~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据《人民日报》报道，全国进城农民工的数量将近2亿，他们背后是多达1 400万的随迁子女［1］。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流动人口的规模可能会持续增大，大多数流动儿童最终会留在城市。这些儿童对城市人这种身份所具有的认识和情感体验，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城市适应能力，更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持久和深入发展。而以往的研究侧重考察了流动儿童对自己在所流入城市中所处的位置、群体的归属，即身份认同［2］,并以身份认同作为分类变量考察了流动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点。显然，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城市人角色内涵的不断演变，决定了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不应该只停留在考察流动儿童在城市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心理和行为特点等方面，而应进一步深入探讨流动儿童对新的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微观心理历程，也就是流动儿童在与城市的生活互动中构建城市人角色并在情感与行为上与之趋同的过程［3］，即城市人角色认同。城市人角色认同是一种重要的心理功能，能拓宽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为个体人际交往发挥积极作用，是新环境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
多种内外因素影响着城市人角色认同，其中主要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师生关系［4］、同伴关系［5］、社会支持［6］和自我概念［7］，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尤其引起关注。已有的研究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家庭成员的影响很大，不仅可以通过经济条件限制家庭成员的发展，而且可能影响家庭成员的心理健康。Anthony等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诸如伤害父母、社区暴力之类的许多危险因素有关［8］。申继亮等也指出流动儿童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一般较低，在城市中的居住条件差，不良的生活条件使流动儿童深刻感受到出生地和大城市的悬殊差距,切身体验到父母处于城市边缘的弱势地位,这会导致他们的角色认同产生危机［9］。
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也具有直接的作用，并会受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一般而言,社会支持是人们从他们的社会网络节点中获取的资源［10］，是个体所感受到的来自其所在的社会网络成员的关心、尊重和重视的一种行为或信念，它可以缓冲个体的生活压力，对其社会适应和身心健康也可以起到积极的影响。社会支持和城市人角色认同关系密切，社会支持对城市人角色认同有显著的预测作用［6］，获得社会支持的儿童可以更好地应对歧视、对新文化的不熟悉以及家乡认同和城市认同之间的鸿沟［11］。研究还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个体所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12］。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限制个体的社会网络发展，导致来自父母、学校、同伴的社会支持较少，进而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程度产生不利影响。社会支持会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但目前在此方面尚缺乏实证研究，并且在对社会支持的考察中，以往的研究多关注的是社会支持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而很少对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加以考察［13］。
综上所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流动儿童的城市人角色认同具有重要影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城市人角色认同的影响一般通过社会支持起作用。因此，本文试图考察2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社会支持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城市人角色认同之间是否起中介作用；第二，比较社会支持在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不同群体的中介作用大小。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一)研究对象
笔者利用整群随机取样法对重庆市6所中小学的547名学生进行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16份，回收有效问卷率达94.33%，其中男生276人，女生240人；小学生308人，中学生208人；根据“能在这座城市生活学习原因”是否为“随父母打工到这里”或“随父母工作调动到这里”，并结合在本城市居住时间是否在半年以上，将调查对象分为流动儿童和城市儿童，被调查对象中，流动儿童235人，城市儿童281人。
(二)研究方法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常以父母职业、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来衡量。目前国内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具体算法还不统一，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师保国等的简便相加算法［14］；一类是袁晓娇等参考2003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计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四步程序算法［15］。笔者的问卷参照袁晓娇等编制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进行修改而成，算法也与之相同。
2.社会支持量表
本文对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6］的一些文字项目进行了修改，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结构仍然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支持利用度3个维度,共10个项目。题目得分之和越大,表示得到的支持越多。本文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r=0.92。
篇3
一、垄断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垄断的形成、垄断与竞争的互动关系以及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建立了垄断理论。垄断学说是一个外延十分广阔、内涵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它是最早源于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恩格斯、希法亭、列宁等者对马克思的垄断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列宁形成体系，后来者丰富和发展了垄断理论。
（一）关于垄断形成的理论。马克思关于垄断这一经济范畴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鸿篇巨著《资本论》中。他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就出售来说，没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我们把偶然的垄断看成使那种对买者或卖者来说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垄断”，在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论及三种类型的垄断：自然垄断、偶然垄断和人为垄断。不过，垄断理论所关注的只是人为垄断，这种垄断指“少数资本主义大企业或若干企业的联合独占生产和市场”。
根据的垄断理论，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引起垄断。马克思关于垄断形成的理论，科学地阐述了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进而形成垄断的主观原因。
（二）关于垄断与竞争关系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垄断有封建垄断和现代垄断之分。从动态发展的视角看，“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的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护自己”。在这里，马克思特别强调了垄断不仅不排斥竞争，而且离不开竞争，垄断和竞争同时并存，而且相互转化。只有在不断竞争中，垄断者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对竞争与垄断辩证关系的历史考察和动态分析，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竞争与垄断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于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这种宏观层面的抽象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各自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
（三）关于垄断效应的理论。垄断理论通过对垄断形成以及垄断和竞争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分析，目的在于揭示垄断对社会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即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概括说来，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具有二重性：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
垄断理论认为，垄断的消极作用是垄断社会经济效应的主要方面。垄断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流通，垄断资本家通过指定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损害消费者权益和中小企业利益，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效率，导致社会生产和经济技术停滞以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垄断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在规定了（即使是暂时地）垄断价格的范围内，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就在一定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仍旧在发生作用，而且在某些工业部门，某些国家，在一定的时期，这种趋势还占上风。”
马克思垄断理论的分析表明，垄断的终极结果是“剥夺者被剥夺”。正如马克思指出：“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的不断减少，……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纵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垄断问题的多方位阐述，我们发现，经济学家肯定了垄断的积极作用，但是把重点放在了垄断导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停滞方面。
二、我国的垄断问题
（一）我国垄断产生的原因。我国的垄断问题比较特殊，其大多不是市场竞争的产物，而是由计划经济体制转轨而来的。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实行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占经济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基本没有决策权，整个国有企业体系就如同一个垄断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时期，与之相对应，我国主要存在两种垄断形态：行政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行政垄断指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或妨碍企业之间的竞争而产生的垄断。经济性垄断是指市场主体控制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经营状态，以及利用经济优势或者联合组织或合谋等方式限制排斥竞争的行为。行政垄断是垄断暴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政府管理失职，是造成垄断暴利的重要原因；法制不健全，反垄断、反暴利立法滞后是产生垄断暴利现象的社会原因；垄断企业的不合理定价机制是产生垄断暴利的直接原因；经营者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产生垄断暴利的主观原因。
可见，我国垄断的出现不但没有违背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而是可以借用其垄断理论加以说明和解释的。自由竞争引起生产集中，生产集中又导致垄断。只要承认我国存在自由竞争，那么垄断的出现就是正常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微观经济单位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致力于营造统一、开放、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就会出现优胜劣汰、生产集中，并最终产生垄断。
（二）垄断在我国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经济垄断以及行政垄断中的国家垄断和自然垄断可以称为正常的垄断，其他的行政垄断可以称之为非正常的垄断。正常的垄断指社会经济运行所必然产生或必需的垄断。正常的垄断是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提升企业竞争力，巩固和提高国家经济实力，保证社会经济福利得以实现的高效的产业组织。非正常的垄断指政府滥用行政权力，阻碍企业竞争而维持的垄断。其形成是行政权力滥用与市场经济力量的恶性结合，是违背市场规律的。非正常垄断非但不能给社会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只会侵害社会利益。
正常的垄断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非正常垄断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我国垄断的社会经济效应的二重性，也与的垄断理论相吻合。
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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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关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2.1科学有效地传递经济信息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占有绝对的主体地位，在主体加入到某一个经济活动过程之前，必然要对此项经济活动产生的一系列后果进行相应预测，在预测的过程中，假如其结果超过所需要的成本，那么，必然会给主体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主体就会做出相应的决策。在做决策的过程中，主体必须要将各种不同的主观以及客观因素都考虑在内，再加上经济法对经济活动主体的规范作用，如此一来，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便会对经济信息进行相应的传递，以便经济活动的主体可以清楚自己的行为。在经济活动过程中，主体与主体之间产生相应的经济关系时，在一足程度上就可以形成经济上的互动行为，进而达到最初的经济目的。
2.2科学有效地分配经济利益 从法律的视尾来看，经济法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利益有着不可推卸的影响，归根到底一句话，也就是权利和义务在利益上的科学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它体现了资源以及资格的有效分配、直接干预两种类型的分配。对于资格来讲，也就是在从事一项特定的经济活劫过程中所获得的相应资格;对于资源分配来讲，在分配的过程中利益上必定会存在一足的差异，我们都知道，公司法中对不同公司在注册资金上的要求是不同的，可以这样说，公司法的有关规足对公司的经营、性质、资金、资源等一系列因素的应用有直接影响。对于直接干预来讲，主要是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分配对象不同，必须要按照经济法的相关规足对利益实行合理分配，如此一来，经济主体利益在公平性上得以有效保障，以便科学有效地权衡各方利益，进而对相应的利益进行合理分配。
2.3科学有效地激励社会的经济活动 对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来讲，它可以对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产生相应的激励。这种功能的基础在于社会经济的主体，在对其经济活动的激励过程中，影响着他们的最终选择。为了科学有效地发挥它的激励功能，那么，经济法在制定的过程中一定要科学合理，这种合理主要包括如下两个方面，即制度的设计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我们都知道，现在我国大力倡导税收优惠政策，这就是经济法激励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表现。
2.4科学有效地减少经济成本 一般情况下，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主要是通过经济来往而实现的，那么，整个社会运转的费用是依靠经济交易来实现的，通过经济法，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人们依靠经济法的指引，可以有效地减少经济成本，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经济法为了减少经济成本而制定的。就像我们常说的e,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傲产品质量法、.v广告法、等一系列法律，都是以经济法为基础而产生的，由于这些法律法规的出现，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可以科学有效地节省信息收集费用。如此一来，经济法减少经济成本的社会经济功能，不是单纯的体现在节省信息收集费用上，还有效地解决了因劳资冲突而增加的一系列费用。
篇5
关键词：学生发展；资助绩效；社会正义；社会性发展；学习型发展；职业成熟度
一、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研究存在的问题
随着宏观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和中观区域资助政策逐渐完善，资助资源投入不断加大，因贫失学的教育机会公平得到缓解，但在微观学生资助实践中常有这样的困惑：两个有类似家庭经济困难背景的学生在获得同样资助后，不仅在综合素质、专业技能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而且对社会的感恩和回馈等也出现了较大的个体差异，求职主动性、灵活性和自信心以及在毕业后获取高质量生活的可能性出现了显著的差异。在实际研究中更多的关注国家、省市和学校层面的资助制度及其实效，忽略了资助政策对促进学生发展的直接价值和效能。钟一彪从个体系统、学校系统、政府系统和社会系统四个方面提出了绩效评估的人本模式、组织视角、项目视角和综合评估的四种框架[1]，研究框架较为全面，却未能找到研究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李永宁等从贫困生资助的经济绩效角度提出了贫困生认定、资源筹措、资源配置、宏观社会效应、微观问题解决率五项评价指标[2]，但忽视了资助绩效的社会视角和人本视角。胡云江等从区域差异视角提出了根据区域、性质、程度进行级差分类，提出资助绩效评价参照标准[3]，这有利于在操作层面对贫困分类与识别，忽视了贫困生获得资助后是否获得发展、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庞丽分析了经济帮扶模式的局限性，同时提出高校资助模式应从“经济帮扶”转向“能力开发”，应根据形势的发展转变工作重心，突出学生能力开发的重要性[4]，但缺乏更进一步的能力开发细化指标。余春玲以平衡积分卡为理论基础，提出了资助绩效评价的财务指标、客户指标、学习与发展指标和内部流程指标，比较全面地建立从宏观到微观、从经济指标到学习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5]，但将受助者发展仅仅局限于学习发展指标，而忽略了受助者的社会性发展指标。张利国从权利视角提出应合理界定贫困生权利的边界、内容和利益平衡机制来解决资助权利冲突，凸显了贫困生作为受助者权利主体地位[6]。杨钋从大学生资助对学生发展和毕业后选择影响角度分析资助对教育过程和结果公平的影响，重视资助政策对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7]，但学生发展的系统化、精细化分析不足。综上所述，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校资助绩效进行了研究，但缺乏对资助绩效本身的价值分析，忽视了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忽略了资助绩效对弥补人才培养短板、提升人才培养总体质量作用的分析，同时资助绩效的精细化、精准化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重视，而作为资助绩效研究目标与对象的受助者必然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
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指出扶贫工作“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8]。这些思想论述为高校资助管理指明了方向、列出了标准、提供了抓手。这要求厘清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价值底线，精准地识别受助者贫困的真正原因，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地做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以达到资助政策的目标效果，消除贫困意识和精神贫困，增强能力发展信心。因此资助政策绩效研究既要注重资助政策产出绩效，如经济绩效、社会绩效和个人发展绩效，也要从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视角分析资助政策的价值与伦理考量，还要契合大学的精神与本质，将资助绩效研究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既要关注资助政策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的影响，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对贫困生发展机会公平的影响，既要重视资助管理的管理效率和效益，同时更应立足于学生发展的精细化评价来研究资助绩效，以实现精准化管理。
二、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的价值考量
公共政策评价是在对政策实践的事实认知基础上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活动，在寻求自身利益诉求时对政策价值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性和敏感性，带有明确的合目的性。同时，评价活动本身也需要价值再审视，需要对评价活动的过程、方法、效果等进行合目的性检验。这就凸显出价值判断在评价过程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决定着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成员的主观偏好和价值观。
1.以人为本：高校资助绩效评价的核心价值取向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高校资助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本质上就是在政策体系中价值分配优先权问题，是协调政策体系中社会主体关系的基础，决定着政策设计的方向、内容和实现方式。所以在评价政策绩效时必须关注资助政策的价值取向，关注是否以评价主体与客体的需求和利益为着眼点和归宿，坚持现实取向与发展取向相统一的原则，从而为利益相关群体的实践活动提供方向引导。
从价值目标来分析，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高校资助绩效评价以具体、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受资助者为价值主体，突出受资助者主体地位和权利。受资助者有着发展和实现个体价值的内在需求和利益诉求，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的愿望，是资助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时，“作为公共政策，贫困大学生资助应尊重受资助者自由选择和参与的权利，为他们公开明确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诉求提供有效的平台，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高校倾听受资助者的意见和呼声，同时对资助行为和过程进行有效地监督，从而保证政策的实效性。”[9]这必然要求高校资助政策以满足受资助者需求和个体差异性为目标，依据受资助者的思想、行为特点，采取有效方法，充分挖掘其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将受助者作为评价资助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这体现了高校资助管理工作的育人价值和激励价值，而不是一味追求管理效率和效益。
从价值判断来分析，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高校资助绩效评价以促进受助者个体发展为导向和目标，凸显高校资助工作的个体价值和育人功能。在衡量和检验高校资助政策时必然要依据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价值尺度对政策体系是否满足主体需要做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所以首先要认识到受资助者作为个体发展存在着未确定性、未生成性和开放性特征，是个体的一种应然状态，这本身就面临着价值标准的判断和选择。“评价高校资助有效性的标准应该包括贫困生的能力是否得到发展，贫困生所拥有的权利是否得到彰显，贫困生的社会竞争力是否得到提升，因为能力的提升、权利的彰显直接决定着贫困生的社会竞争力，直接决定着生活质量的提高。”[9]作为利益相关群体，受资助者是否在资助政策的帮助下获得了发展，获得了多大程度的发展，这些发展是否满足了受助者的需要，这些发展标准是否符合当前社会的价值标准等，这些都必然成为学生资助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
2.社会正义：高校资助绩效评价的根本价值目标
“在鉴别公共政策的目的和目标，以及为实现所选定的目标确定适当工具的时候，正义是一个中心概念。”[10]在公共政策目标选择、体系设计和效果评价时，以社会正义作为价值目标来评判其实施效果，以考察和鉴别公共政策的价值合理性。而要实现社会正义就需要确立个体或群体的真实利益及其分配原则，因此处于社会生活边缘的弱势群体必然成为社会正义所关切的重点。对于弱势群体而言，除了经济条件改善等反映结果公平的指标以外，更应该扩展社会正义的信息基础，特别是以权利和机会为基础的起点公平和以主体性和参与性为基础的过程公平。这需要在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指导下，以社会正义为价值目标，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和机会，促进其能力发展，维护其真实利益。
平等权利是评价高校资助政策是否符合社会正义原则的核心要素。高校资助政策效益体现于受资助者的能力发展与成长，而这必然以权利和机会平等作为根本前提条件。“权利的重要意义在于一定社会条件下对能力发展具有决定性，权利弱化意味着可行能力提升机会的丧失。同时权利的实现必然以个体能力作为支撑，以获得和享有所拥有的权利。没有能力作为支撑，个体必将陷于权利贫困的境地。”[10]尊重受资助者自由选择和参与的权利，提供公开明确表达愿望和诉求的平台，设计有效的制度倾听受资助者的意见和呼声，对资助行为和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使受助者的平等权利得以保障。对于受助者来说，平等权利是多维的，改善经济条件保证了受资助者的基本生存权利，更需要有效的人际关系网络以避免受资助者陷入社会排斥和人际交往危机，保障和体现了社会交往权利；知识、技术和技能的获取能力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将获得的资助转化为未来高质量生活状态的手段和方法，保证和体现了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个体拥有的意志力和决策力决定着贫困大学生权利所包含的利益实现、主张表达、资格获取、自由选择等实现的程度。
学生发展才是高校资助管理最大的社会正义。“在分析社会正义时，有很强的理由用一个人所具有的可行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10]可行能力是判断公共政策是否符合社会正义的价值尺度，因此资助政策不仅要弥补贫困生物质资源的匮乏，还应促进其能力发展，这才是符合资助政策的价值目标。社会正义与学生发展是评价高校资助工作必须考量的两个因素，因为一方面资助政策本身就是社会正义的制度化，另一方面只有符合受资助者群体真实意愿、诉求和获得学生认同的发展才能真实、有效地促进社会正义。学生能力发展意味着其创造和选择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得到了提升，彰显着资助政策的社会正义，而社会正义为受资助者发挥其内在能力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两者是相互依赖和相互促进的。由此可见，经济条件的改善为受资助者提供了个体生存防护性措施，但这仅仅是高校资助的初级目标，而终极目标应该是促进学生的发展，提高贫困生综合素质，为将来选择更高质量的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才是真实、有效的社会正义。
三、 基于学生发展的资助绩效评价体系的多元构建
资助政策评价既要坚持社会正义和以人为本视角的价值审视，也要对政策既定目标及其实施效能进行分析和检验，研判资助政策利益相关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的实现情况，为资助政策绩效的改进、完善和发展指明方向。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和以社会正义为根本价值目标决定着高校学生资助绩效最终表征于学生发展。以可行能力视角来审视学生发展，应该是以经济条件改善为基础，个体选择其有理由珍视的、可能实现的功能性活动提升的过程，是个体整合不同经验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的正向成长过程，并以此判定个体的生活以及社会状况是否达到其所欲求的价值目标。
1.高校学生资助绩效评价体系构建的原则
（1）价值判断与事实评价相结合原则。在资助绩效评价中要突破片面强调管理主义倾向的价值判断，必须以促进学生发展的程度和水平作为基础，而不是忽视学生的价值需求，一味地作纯粹的价值选择。同时也要突破片面强调事实评价而忽视了资助政策应有的价值方向和依据，从而造成价值方向性的重大偏差。因此，坚持学生发展的具体指标和社会正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同时以价值选择来确保资助政策不至于失去伦理性的价值方向。
（2）防护性保障与成长性发展相结合原则。从现有国家资助政策层面来看，资助政策保障了受资助者获得防护性保障权利，有效地促进了起点公平，但远远未达到资助政策应有的效能和最终目标，还应坚持以防护性保障指标为基础，避免经济上的剥夺与弱势化，以成长性发展指标为终极目标，促进学生能力提升，构建防护性和成长性相结合的资助绩效评价体系。
（3）主体性与参与性相结合原则。现有资助政策把大学生视为需求单一、被动接受资助的目标群体，但是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的需求多元化，也存在着强势群体、中间群体和弱势群体的区别，在将资助转化为能力提升过程中有很强的自主意识和参与意识，因此需要突出受资助者在自我发展中应有的支配权、主体性和参与性，给予他们在资助绩效评价中应有的主体资格和诉求表达途径。
2.基于学生资助的高校资助绩效评价指标构建
高校资助为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基本生活条件保障，缓解了经济困难，为学业投入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持，确保了自我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影响到未来经济收入和生活质量提升。同时从个体发展角度来看，高校资助在促进学生发展上的价值和影响力应得到充分的挖掘，将学生发展视为大学生在校期间受管理、教育、服务与引领等外在因素综合影响下自由选择、自主发展的过程，以学生获取知识、信息或能力为主要目的，增加时间投入、行为投入、情感投入和认知投入等方面的行为调整，以达到主观满意度与适应性标准的契合，实现内在心理发展与行为调整的统一。因此有必要从经济性发展、学习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和职业成熟度四个方面来构建高校资助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高校资助在促进学生发展方面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1）经济性发展是高校学生资助促进学生发展的防护性指标
从根本意义上来看，贫困即是个体或内在或外在的某种匮乏状态，它随着人们认识不断加深而拓展其不同的内涵。最初对贫困的认知来源于直观的外在的食品和健康等维持个体最低生存状态的物质匮乏。这种匮乏状态使其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其他个体和群体进行交换获取其生长和发展的资源。从学生资助这个视角来分析，高校学生经济资助正是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必要的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匮乏状态，使其具备最基本与外界进行资源交换的能力，为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其能力和权利空间奠定坚实基础。
从经济层面来看，贫困在其匮乏状态上呈现出量的差异，一般把它区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因此高校在开展学生资助时首要任务是以某区域或高校大学生平均消费模型为基础建立客观、有效的贫
困识别标准、程序和方法。同时增加经济资源分配过程透明度，增强受助者使用经济资源的过程监督和指导，最大化发挥高校资助资源价值和效率。但必须明确指出，贫困识别不仅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贫困类型、贫困程度上的识别，还包括学生及其家庭在获得资助后由不确定性事件引发学生及其家庭可能面对的风险及其抵御能力的识别。抵御风险能力越低的学生及其家庭脆弱性越强，所以高校学生资助应该建立对贫困生脆弱性监测机制，以避免贫困生因特殊风险事件再次陷入贫困境地。这些措施仅仅是高校学生资助的暂时性防护性机制，保障了贫困生的基本生活支出，并不能从深层次增强贫困生风险抵御能力，需要优化资助结构，丰富资助内容，为贫困生提供更具基础性、个性化资助，以达到高校贫困生的精细化帮扶，既保障贫困生的基本生活支出不降低，同时又以选择性支出的多寡来评判贫困生生活改善情况。
（2）学习性发展是评价学生资助绩效的重要基础性指标
资助管理能否通过制度设计引导学生在学业发展和学术活动方面增加时间投入和行为投入，获得学习性发展是评价资助绩效的关键。学生参与度是影响学生在大学期间成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11]。因此学生发展主要体现在个体成长的现实性和当下性，表现为对学习和生活中的具体活动积极关注和参与。而个体对学业的积极参与实质上是一种物质和财力方面以及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投入，体现在大学生时间、精力和时机的选择与投入，同时这种投入存在着资源稀缺和学习能力的双重约束。贫困大学生“获得资助与获得优秀成绩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获得更高的资助会显著地提高学生取得优秀成绩的概率，同时这种正相关关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学生资助显著地降低了个人学业失败的可能性，增加投入学习的时间，从而最终提高学习成绩”[12]。
学业发展被视为对学生课堂学习和学术活动参与过程与成就的综合考察，由此在衡量资助绩效时，不仅需要从课堂学习参与、学术活动参与、课堂学习成就、学术活动成就四个方面来考察学业发展效果，同时还需要考量学业发展过程中的外部约束性或学生内在自主性对学业参与过程和成就的影响。从具体指标分析来看课堂学习参与应该包含课堂出勤、按时独立完成作业、课堂积极互动、课后积极答疑，学术活动参与应包含积极参与学术讲座、主动查阅课外书籍、主动参与学术竞赛活动，课堂学习成绩应包含不及格课程数、奖学金获得数、学习成绩排名，学术活动成就应包含学科领域的动手能力、外语听说能力、学术竞赛获奖数。这些精细化指标既可以作为研究或验证学生资助与学业发展关系的参照点，也将为学生成长指明方向。
（3）社会性发展是评价学生资助绩效的核心指标
社会性发展是一个多维、动态的概念，涵盖了一般个体认知发展以外的诸多内容，可具体分为社会性认知发展、社会性情感发展、社会发展，表现为个体对自我认知、社会情境、人际情境方面的成长[13]。在社会化过程中贫困生与非贫困生相比较面临着更多不利因素影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发展延缓，比如在社会性认知方面表现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知偏低、自尊心敏感化与自信心不足共存、人际认知自我中心化、意志力较弱等特点，在社会情感方面表现为感恩意识淡泊、漠视他人和社会道德情感等特点，在社会行为方面表现为独立意识较弱、社会适应能力差、自我意志力较弱等特点。因此在学生资助政策实施过程中，既要关注资助政策的经济绩效，也要充分发挥学生资助在促进学业发展中的作用，更要重点关注贫困大学生的社会性发展问题，将社会性发展作为评价学生资助绩效的核心指标。
从社会性认知角度来看，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具有主观和客观两种性质，对个体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其中家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常常是通过个体的主观感知而发挥作用，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认知）指标比客观指标更能独立预测个体的发展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14]。贫困大学生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除了包含家庭经济条件，还应包含着贫困生对其在校期间各方面表现的主观认知，如人际技能、意志力和自我控制力、学业水平、实践能力、科技能力等方面。通过制定和执行资助政策在改善贫困生客观经济条件基础上，提高资助绩效，使其主观经济地位的认知得以提升，增强完善自我、提升能力的动力和信心。
从社会性情感角度来看，感恩意识作为一种正向的道德情感，是指在个体认识到应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无私恩惠做出回报的主观情绪或心境，并能付诸于实践的报恩行为，同时感恩意识具有三种特殊的道德功能：衡量功能、动机功能、强化功能。贫困生作为受资助者无偿地接受国家、社会、学校的援助，以使其获得能力、技能而在社会竞争中获得优势，他们理应有一种回馈社会的意识和行为倾向，但现实却并非这样。高校学生资助要通过强化多种形式的感恩教育，促使贫困生从内心认同所获得的恩惠和善意，内化为心理上的欣悦、温情和幸福的情感，由此转化为自觉的感恩意识，进而付诸于报恩行为，使这种正能量在人际间、群体间传递。由此需要将感恩教育或感恩意识的培养作为评价资助政策绩效的有效指标。
社会发展源于大学生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获得的以人际和谐为目的的人际适应性成长。由于受亲子关系、同伴关系和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贫困学生处于人际和心理弱势地位，常常表现出不善与人交际，人际安全感较低、社会适应能力较低，人际和心理挫折敏感性高，而这些正是现有资助政策关注的盲点。因此高校学生资助应该通过贫困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参与度来考察同辈互动的频次与效果，加强辅导员、教师的个性化深度辅导为贫困大学生树立人际互动的信心、提出适当的人际互动挑战来促进社会的应变能力、合作能力、移情能力和主动交往能力。
（4）职业成熟度是评价学生资助绩效的外生性指标
在大学生资助过程中，常常有贫困生在就业过程中自知力、自信心不足，职业定位不准，情绪相对焦虑，就业压力感大，同时就业期望迫切。由于受家庭经济状况、父母职业状况和类型的影响，在进行职业选择和决策时面临着各种困惑和问题，此时提升他们的职业成熟度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职业成熟度决定着职业选择和决策的方向和未来职业发展的满意度。
资助政策绩效最终体现于贫困大学生能否找到适合的职业，这取决于贫困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业发展和社会性发展，同时也受其职业成熟度的影响。职业成熟度是个体在职业决策方面的准备妥当状态的程度，而这种状态是在职业决策知识和态度的基础上做出与自身个性、能力相适宜的职业定位和选择。郑海燕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结构包括职业决策知识和职业决策态度两方面，进而将职业决策知识分为五个因素：职业自我知识、职业世界知识、专业能力知识、职业规划策略性知识以及人际沟通策略，将职业决策态度分为五个因素：主动性、灵活性、独立性、客观性和自信心[15]。这为全面认识职业成熟度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在分析学生资助绩效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评价学生资助政策绩效时需要考察高校是否将对贫困生职业成熟度的干预和指导纳入到贫困生资助体系，通过个别咨询、团队辅导、课程教学、专题讲座、实践实习等方式对贫困大学生职业发展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进行干预，缩短其工作搜寻时间，提升就业主观认识和感受性，增强职业决策的切合度。
经济性发展、学习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与职业成熟度是高校学生资助绩效四位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贫困生经济条件改善是高校学生资助最具防护保障意义的指标，离开了贫困生生活条件改善，高校学生资助就失去了其最本真的价值。因此经济性发展指标为贫困生学习性发展、社会性发展和职业成熟度奠定了坚实的发展条件，是学生组织绩效评价体系中最基础的指标。同时职业成熟度提升为贫困生抵御风险事件、追求未来高质量生活提供了最优化的选择空间。
学习性发展是贫困生发展的硬实力体现，是未来参与社会竞争主要参考因素，而社会性发展是贫困生发展软实力的体现，是学生情商发展的内在映射，两者共同促进贫困生综合素质提升。贫困生的课堂学习、学术活动参与及其成就是专业知识与能力发展的关键，也是贫困生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知是贫困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内在认知，在一定程度上或高于或低于其所处的真实、客观经济地位，也是资助政策是否改善贫困生经济条件的内在认知。感恩意识与回馈社会意愿是学生资助政策在贫困生内心内化和延展的主要参照。人际沟通是突破人际和心理弱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职业成熟度是建立在学习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优化指标，脱离学习性和社会性发展的职业成熟度失去了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职业成熟度改善使学习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明确了未来职业发展与定位，促使个体在学习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行为，四者相互促进，形成了促进学生发展的闭环回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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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社会经济;影响;民间金融;控制
引言
金融是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在推动力，在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中扮演着不可获取的角色。不管是世界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还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都一定程度显现了金融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由此可见，研究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影响与控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民间金融
民间金融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自20世纪90年代起始，针对民间金融的含义相继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界定。自社会经济所有制形式界定，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全部私有制经济中资金融通的一系列金融行为。自形成机制界定，民间金融指的是就官方正式金融来说自发产生的民间信用。自研究范围界定，可将民间金融划分成互界定和商品经济，前者大多出现于亲朋好友相互间，故通常无需付出利息，后者则是近些年针对企业、个体生产经营活动的有组织的金融行为。
2.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2.1积极影响
2.1.1利于私营经济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得到迅猛的发展。这这股发展浪潮中，中小企业均获取了客观的进步。尤其是在一些沿海城市，聚集设立的中小企业转变成一种地方特色，并不断为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中小企业发展，自身对于资金的需求不断提升，而银行方面贷款多输出给国有企业，这也一定程度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有序发展。但是，民间金融凭借自身具备自由、便捷特性，可提供给中小企业专业的金融服务，并逐步演变成中小企业的融资助手，不断为中小企业经营发展注入活力，利于私营经济发展。
虽然来说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然而民间金融的发展也同样对正规金融构成了不小的冲击。现阶段，越来越多的正规金融机构不断学习民间金融的小额贷款方式，并尝试开展金融改革，以提供给中小企业特定的金融服务。暂且不论此类改革的收效如何，该种改革本身而言便是一种合理的信号，标志着面对民间金融的冲击正规金融结构所采取的回应[2]。民间金融为金融行业创造了良好的竞争机制，促进金融机构不安于现状，推动金融机构发展。
2.2消极影响
2.2.2不利于国家调控
民间金融行业的借贷利率通常相较于银行贷款利率要更高，如此便会使得诸多的闲散资金收利率所驱使，由银行系统转入民间金融系统，形成体制外循环情况。即便央行针对利率展开调控，受民间金融影响，该调控的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若央行为了放缓经济增长、缩减信贷规模、调节货币供应量等，对利率进行提升，受民间金融影响，货币流通的速率并不得减缓，且能够灵活的流向实体企业;若央行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扩大信贷规模、提升货币供应量等，对利率进行降低，受民间金融影响，该央行调控效果会被很大程度的放大，使得经济增长过猛，引发通胀压力提升等负面现象。可见，由于民间金融的存在，不利于国家调控。
2.2.3存在经济隐患
金额行业在收益的同时，亦要对风险进行承担。受银行资金供应人员与资金使用信息不匹配等因素影响，正规金融机构通常面临一系列未知风险。相较于正规金融机构，受民间金融运行机制不健全，民间金融机构不具备国家信誉担保等因素影响，民间金融机构为了获取存款，往往采取高息的手段，从而形成了极大的潜在风险[3]。一旦民间金融结构破产倒闭，便可能引发金融秩序混乱，破坏社会和谐。
3.民间金融的发展控制
3.1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制度
规范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民间金融市场准入制度应当遵循堵疏结合原则，开展优先存量、增量改革改造，一方面扩宽本身正规金融系统民间资本参股合法途径，一方面构建新型民营银行制度环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市场准入顺序。II.规范产权制度，经在产权分散化或者社会化的背景下，制定有助于各式各样经济主体、经济利益财产权利的法律法规，于法律上获取公平保护的产权机制以规范民间金融制定，促进民间金融机构发展，不仅有效确立了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地位，也使民间金融获得法律保护。基于此，我国一些民间金融机构在规范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将不断转变成合法、规范的金融机构，并不断由非正规金融超我国信用主体过渡[4]。
3.2积极引导民间金融发展
由于民间金融存在多种多样的形式，不可避免的存在部分不法分子参与其中，可见对民间金融发展进行针对处理、积极引导是十分有必要的。对个体相互、企业相互常规的、个体与企业相互的借贷行为予以有效保护，尽可能地为民间金融构建灵活的发展环境，全面凸显民间金融的主观能动性即创造性，从而促进民间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就一些有着投机取巧性质，为了谋取不法利益，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相关司法部门应当坚决严厉打击。
3.3强化民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
经营控制，对既定的管理制度进行严格遵循，设立专门的分支机构、营业网点，改善民间金融机构经营发展效率、效果，经内部有效沟通，科学部署提醒业务发展战略。II.风险控制，民间金融机构内部应当完善风险控制内容，构筑严密内部内控体系、建立健全风险预警系统;构建完善的风险控制制度，推行监督责任制;强化对内部财务控制制度实施情况的检查与考核，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提升对风险控制制度管理人员选取的重视度;构建良好的信息沟通系统，改善内部风险控制效果等，积极促进民间金融机构风险控制与规范化有效性[5]。
4.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下，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而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会对社会经济造成积极影响，又会对社会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为了实现民间金融发展的有效性，相关人员务必要不断专研研究、总结研究，充分明确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规范民间金融发展制度、积极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强化民间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等，积极促进民间金融可持续发展，发挥民间金融对社会经济的正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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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艺术；社会经济；关系
音乐艺术是人类的高雅艺术创造，音乐艺术具有审美、认知和教育三大功能，音乐表现人的一种高雅的精神追求和审美趣味，能够很好体现社会的发展变化，又对社会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作用。音乐艺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子，“中国好声音”迅速成为收视率最高的音乐类节目，唱红了浙江卫视，也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更催生了“中国好歌曲”“中国新声代”等，使得音乐由传统的唱片、开演唱会到一种更新的音乐经济形式。同时，伴随着人们对音乐的研究和重视，对音乐艺术衍生出更多经济产业，利用音乐开展医疗保健、音乐胎教、娱乐产业等等，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推动了音乐的创新发展和市场化，音乐发展又进一步激活我国社会经济，为经济增添新的活力。
1音乐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关系分析
1.1社会经济发展对音乐的制约作用分析
音乐伴随着人类劳动而诞生，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表现内容和形式与社会密不可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乐器和音乐表现形式，一个民族有其独立的音乐艺术创造表现和发展形式，也在尽力地保持着民族的特色，推动着一个民族朝着既定的方向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着音乐艺术的发展变化和呈现方式，也影响着其在社会的传播途径。先秦时期的音乐主要是民间创作和口口相传，从楚辞开始文人独立创作音乐，并独立创作诗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唐宋时期我国社会经济空前繁荣，音乐艺术大放异彩，各个民族的音乐甚至波斯、阿拉伯等异域民族的音乐艺术在我国得以很好地传播，也进一步带动了我国音乐艺术的繁荣，社会经济的繁荣直接催生了专业从事音乐创作研究的音乐人群体。《江南逢李龟年》中的唐代音乐大家李龟年，《琵琶行》中的琵琶女是晚唐时期的一个突出的代表，音乐艺人成为社会的独立职业，演技之高超，年轻时的演出场面和今人有几分相似。宋代的柳永更是一生献身宋词创造，创作了大量的长词慢调，成为当时最为著名的音乐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我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音乐艺术成为人民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音乐与经济发展更为密切。
1.2音乐艺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传统功能分析
首先，音乐能够满足人的审美需求，陶冶情操，愉悦身心，提高人的审美品位。音乐是审美意识的产物，从劳动和祭祀活动中剥离出来后，便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服务生活审美需要。审美是音乐最为主要的功能，劳动之中唱出心中的歌，表示劳动的幸福；生活之余聆听一些音乐，体现对生活的热爱，不断强化人们的审美意识，提升社会整体审美情趣。音乐本身的节奏旋律和内容直接作用于人的感官，能够带来心理和精神的舒适，获得强烈的愉悦体验，产生美感。音乐的美感源于人的心理节奏和音乐节奏的共鸣，源于人的精神需求和音乐思想情感的协同。音乐家根据人的审美心理需求，将一定的思想情感融合在音乐的节奏和旋律里，听众从聆听中受到感染，获得心理的愉悦体验，不断激发人的想象力，以此更好地净化人的心灵，装扮人们的生活，实现音乐的审美功能。其次，音乐艺术增强人的认知能力。音乐是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感悟，通过欣赏音乐能够更好地感受自然、历史，尤其能够感知社会人生，提升人的认知能力，推动人类社会发展。音乐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不仅反映客观的生活现实，更为重要的是展现人的主观世界，能够更为直接地反映人的情绪、情感和思想。人类思想灵魂是相通的，精神和心理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通过欣赏音乐能够间接地感知生活，品味历史人生。音乐是人类最为鲜活的文化，是最有生命的文化，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思想，通过音乐能够更好地拓展人们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认识社会、传承文化，并促进人们不断创造新的文化，也以此增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体系的了解，提高人的文化修养的同时，推动社会发展进步，增强人类理解。再次，音乐艺术的教化功能长期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一直以来，统治者都把音乐作为教化的重要工具，对人的德育、智育和体育等方面。音乐一直充当主要表现手段和承载工具，作用于人的心理并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德育，以此更好地陶冶人的性情，愉悦身心，提升思想道德境界。《荀子•乐记》详细地分析了音乐的道德教育功能，孔子更是强调“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强调音乐可以更好地引领社会风气，培养人的道德修养，改变社会的陋习陈规。当代社会同样重视音乐的道德伦理和教化功能。美国华盛顿州实施“音乐预防犯罪法”，政府希望以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巴赫、勃拉姆斯的经典作品来降低当地的犯罪率等。同时，音乐对于智育和体育的作用也非同寻常，和谐优美的音乐能够激活人的思维，增强人的想象能力，在美的驱动下更大地激发人的潜力。不良的情绪对人的健康影响很大，优美舒缓的音乐能够改善人的心情，平心静气，促进心理健康发展，音乐与舞蹈体育的融合，实现身心和谐，真正实现身心健康。
2新时代背景下音乐艺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分析
2.1国家经济的空前繁荣带来了音乐艺术的大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推动我国社会快速发展，在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在不断激发人的更多需求，尤其是对音乐艺术的需求，使得我国音乐艺术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音乐人才不断踊跃，音乐艺术持续发展，音乐事业空前繁荣，音乐艺术产业蓬勃发展。诞生了更多的音乐艺术人才和明星，实现了中外音乐艺术的相互交融，国外音乐大量进入中国，丰富我国音乐艺术的发展；我国音乐艺术在世界音乐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世界各地的音乐团体纷纷来到中国进行艺术交流和商业演出，带动我国音乐艺术的繁荣。我国音乐在继承和吸收中不断发展，既保持了民族风格，又实现了创新发展，更是成就了一个巨大的音乐艺术产业，音乐制作公司大量成立。人们不断增长的音乐欣赏需求、不断提升的审美要求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了音乐艺术以极大的发展空间和动力。
2.2音乐艺术发展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音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对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今天更是发挥到极致，形成了音乐经济，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首先，音乐制作的物态性艺术文化消费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用。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对音乐艺术的需求不断增加，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音乐消费市场，出版音乐商品，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用，音乐磁带、音乐唱片、音乐贺卡、音乐文物，以及由此衍生的音乐器材、乐器等文化消费品能够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2014年，美国最卖座的专辑是泰勒•斯威夫特的专辑，1989年总销量366万张，排名第二的是电影《冰雪奇缘》的电影原声带，销量353万张，英国歌手山姆•史密斯的专辑《Inthelonelyhour》卖出了121万张，而美国2015年上半年的数字单曲总销量共计约为一亿六千万张。中国台湾的已故歌手邓丽君总共出了100张唱片，平均每张销量100万张，一人的唱片销量就是1亿张。众多的音乐艺人和音乐制作公司，形成一个音乐制作销售产业，推动了经济发展。其次，以劳务形态存在的音乐服务产生直接的直观效用。音乐商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音乐对经济的直接作用。音乐商业演出、有偿音乐制作、音乐心理治疗等围绕音乐的商业模式不断开发出来。专业的商业演出公司不断涌现，音乐明星出场费从几万上升到几十万，个人演唱会的单一的门票收入都是以百万来计算，还有更多的商业赞助以及广告等，音乐明星每年的广告有的已经上升到上亿元。音乐艺术已经成为我国的重要产业，不仅有音乐制作公司，出现了众多的音乐经纪人，音乐艺人，“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音乐选秀节目直接推动了我国音乐艺术的普及，进一步提高了影响力，而且形成一种音乐艺术产业，直接的冠名权已经从第一期的6000万上升到最新一期的2亿元，更是直接带动了浙江卫视的整体收视率高升，也将加多宝的品牌形象重新树立起来，带动了我国的音乐艺术的商业发展，形成一种成熟的音乐产业模式。再次，构建在音乐娱乐消费上的音乐服务产生综合社会效用。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竞争的不断加剧，人们的精神需求不断提升，人们需要更多满足精神需求和心理放松的消费，建筑在音乐娱乐消费基础上的音乐雅座、舞厅、迪吧等，KTV娱乐把人们从紧张激烈的职场上解脱出来，以音乐、环境、服务、氛围来更好地放松心情，缓解压力，既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又能够让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有一个更好的精神栖息之所，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产生更多的社会综合效益。
3结语
总之，音乐艺术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社会经济发展是音乐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推动音乐艺术的发展，为音乐艺术提供更广阔的存在和发展空间。音乐艺术又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也为社会更好地运转提供剂，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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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物权 生态物 权利
为了竭力解决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生存危机问题，人们试图通过生态哲学的思考与生态立法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目的。而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作为人类生态化变革的重要环节，必将推动整个人类文明在可持续发展的大路上前进。
一、生态物权内涵
生态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具备财产价值和生态价值。前者指生态环境中的自然要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原材料或必备条件，具有有用性价值；后者则是指整个生态环境的协调统一为人们提供了适宜生产生活的稳定环境。因此公民享受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生活必须要素，并从中受益，这是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体现。
生态物权就是生态系统中的权利主体对生态环境中的构成要素（如阳光、空气、水、土壤、自然资源、生物等）所享有的受益权利。生态物权的确立对于公民的正当生态受益权具有保护作用，公民在自身享受清洁、健康环境的同时必须以不侵害别人的环境受益权为条件，或者在利用生态环境里的某些要素创造利益时要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分摊、平等分配、公平承担责任的义务。
二、生态物权的哲学基础
如果要想通过生态物权的确立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就必须以知识理论或者思想理论作基础。各个学科，特别是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面的的理论知识为生态物权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将重点从哲学角度分析生态物权产生的理论基础。
（一） 人与自然的地位
人与自然的地位问题是生态学研究的最基本问题。从存在论角度看，人与自然一样同属于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是从价值论角度上看，人具有不同于自然存在物的特殊社会属性，具有主观能动性。人具有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存在物的能力，因此从价值论层面看，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是处于主体地位的。马克思在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出，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具有目的性的，这个过程并不是纯自然的物质交换，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人们对于自然物质交换过程中的规律缺乏全面的认识，人们终将得到大自然的惩罚及报复。
但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承认人对自然有依赖和服从的前提下，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作用，重视通过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及研究来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物权的发展即是在客观承认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基础进行的。
（二） 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要求
生态环境中的各个生态物不仅以单个个体的形式存在，各类生态物内部之间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紧密的联系，并构成一个复杂的、联系紧密的整体。人与自然具有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进行生态保护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站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而生态物权的确立恰好协调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在法律层面使得生态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高度的协调。
（三） 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
随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考验国家管理者政治正确性的一个关键性科目。而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随着这个主题的过渡泛化而变得模糊而不准确。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表现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①
思想上的可持续发展观是对“可持续”与“发展”的统一在观念上的看法。但是最终目的必然是在实践层面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这就要求指导思想转变成一种行为模式。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必然需要法律作坚实的行为规范指导。生态物权的确立使得每个公民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维护整个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监督生态环境的破坏具有重要作用及影响。
（四） 维护生态正义要求
生态物权确立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而生态正义则为生态物权法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建立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新契约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态公平是生态正义的核心价值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公平的内涵也不断发生变化。但是目前生态环境的变化已经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来得到改善，而是应该发动全民的力量，发挥每个人的力量，首先消除代际内的不公平才能获得拯救生态环境的机会。生态物权将以每个公民为道德主体，通过维护自身的切身权益，履行自身责任和衣服来达到公平合理利用生态资源的目的，并且从另一个角度维护代际之间的公平。
宏观上的生态设想只有注入传统的物权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的矛盾关系。生态物权制度的确立具有坚实的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基础，对于我们改变传统生态保护观念具有深刻意义。当然，生态物权的确立面临着建立一整套以公民生态权益保护为中心的生态立法制度，而这个过程势必将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到动态性实践过程，同时对于我国法律法规的健全起到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恩格斯.自然辨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陈文.生态物权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1.
[4]戴秀丽.生态价值观的演化及其实践研究[D].北京：北京农林大学，2008.
篇9
[关键词]多角度定位；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调整对象
回顾1979年以来经济法学的研究，从粗浅的法律法规注释，到与民商法的“地盘之争”，再到系统性研究的产生、深化、成熟。直到今天，无数经济法学者孜孜以求建立经济法科学、合理的理论体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经济法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摆脱错误的、不合时代的理论束缚，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突破传统法学体系，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其中关于如何对经济法做出科学定位成为新创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瓶颈”。
一、调整对象定位说的悖谬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理论的基础就是继承了大陆法系传统，经由前苏联法学界奠定的调整对象定位说。[1]该学说认为，凡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就组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根据法律规范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把一国现行的法律规范划分为若干类。这每一类现行的法律规范，在法学上称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由该理论可以推知，每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必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于是调整对象就成为划分法的部门的标准。基于该理论，直接导致了我国民商法与经济法长达十几年的“地盘”之争。我们不禁反思，一种社会关系只能由一个法律部门调整吗？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吗？
任何社会关系都有多层次的属性，不同属性往往有不同的法律需求，而任何一个法律部门就其基本功能来说，往往只满足某种法律需求。因此同一社会关系多重属性的不同法律需求就需要多个法律部门综合满足。而且一种社会关系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还会增加新的属性，就会有新的法律需求，导致新的法律部门产生。所以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再看第二个问题，每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独立的调整对象，就是说它相对于其他的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来说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如果有两种社会关系围绕某一特定的主题而有机结合成一个系统或整体，是否就可以作为一个法律部门的调整对象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因此，仅仅以调整对象来区分和定位法律部门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已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既然调整对象定位说有其先天的悖谬，那对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问题如何解决呢？有学者认为划分法的部门的主体标准是调整对象，但应辅之以调整方法；[2]有学者认为任何法律部门的形成，都有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客观方面，需要由社会环境造就出具有某种特殊性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领域。主观方面，要形成法律部门还需要由法学家解释总结；[2]也有学者认为经济法现实的在各国立法体系中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有二：一是该国事实上国家已担负起经济调节职能，调节和影响着国民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因而以国家为一方主体而发生的国家经济调节关系发达。二是该国法制，特别是经济法制比较健全，重视并实际运用法律手段调节管理经济；[3]还有部分法学论著为了证明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除了提到调整对象以外，还列举了经济法的主体、调整方法、外观程序的特殊性、经济法产生的必然性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加强、经济司法机关的建立作为依据。
综合上述观点，大部分学者已经突破了传统理论中一个法律部门只能调整一种社会关系的“一对一”的观点，但却仍囿于调整对象的抽象特征这一中心，或多或少受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的影响。但是从发展趋势看，随着立法的日益增多，法律部门的划分也将会更加具体，这就需要在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础上再考虑其他的因素，以便将法律部门划分得更科学、更合理。[4]
二、多角度定位的构建
对经济法的定位应视立法的发展和实践活动的需要而不断发展与完善。笔者认为经济法定位的决定因素应当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其本身是客观的，具有独特属性；二是其与经济法的定位有内在相关性，即反映了经济法本质属性的一面。并由此提出对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的设想，从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三个角度定“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之位。
（一）社会经济根源之定位
经济法的源起，皆在说明经济法产生的原因，包括经济法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研究经济法的起源，就是要以社会的角度用经济的方法揭示经济法存在的理由，界定经济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边界，对经济法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准确定位。只有对整个经济法体系进行社会经济分析，揭示出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才能发现经济法独特的作用，准确界定其调整范围、调整方法、价值定位等特性问题，进而为经济法的多角度定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济法的源起从现象上看有一条基本线索，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发展的垄断阶段后，战争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摧残。为应对垄断所生的两大恶果，政府主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这就是关于经济法源起的国家干预说。这一理论无疑反映了经济法产生的社会和经济背景，而从理论上分析则是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性调节机制，但市场调节机制并非万能，它有其局限性。即市场调节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一定条件，若条件不具备或发生变化，则市场缺陷立即显露，造成严重后果，即“市场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由于市场障碍，即在市场上存在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因素，使得有些领域，市场机制不能进入施展其作用；二是市场机制的唯利性；三是市场调节具有被动性、滞后性。[3]在市场失灵并由此引起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某种调节，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国家调节。但随之而来的政府官员权力垄断、官僚体制、机构膨胀、效率低下；公共产品不计成本；寻租行为盛行表明政府干预被理想化了。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存在不当运用权力的倾向和能力，政府干预还需要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巨额的成本），因此政府失灵随之产生。于是授权政府在必要情况下干预经济并防范政府失灵的经济法应运而生。
总之，针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两大社会经济根源而生的经济法具有必要的、特有的、不可替代的功能。民商法、行政法均不规范政府的经济行为，代替不了经济法的调节作用。经济法在职能上是对民商法和行政法的超越和补充。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是其一系列特殊属性的决定因素，是确定经济法独立法律部门定位的实质依据。
（二）价值取向之定位
经济法固有的基本取向是社会本位，社会公共性是经济法的核心范畴。围绕社会公共性这一范畴，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是关注社会公平与经济民主两个价值。[5]社会公平应当涵盖竞争公平、分配公平、正当的差别待遇三个方面的内容，在社会公平架构中，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终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原则，差别待遇仅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和深化。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在经济法领域，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决策的公众参与，又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客观层面，经济民主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将宏观决策构建在充分对话基础上；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则体现为国家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
为什么经济法独特的价值取向能作为经济法定位的因素呢？
1、事物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是由事物的特性决定的，因此它是特定的，法的价值也是如此。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和理念而对法的价值进行利用，都必须以法所固有的基本价值为基础。因此，发挥和利用法的价值最合适的方法也具有客观性。经济法由于其客观价值特性决定，它的价值最适合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因此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其特性的客观相关性决定了价值取向作为经济法定位因素的可能。
2、经济法特殊的价值取向是由经济法在法体系中的特殊本质属性决定的，经济法按其在法体系中同其他部门法在调整任务上的分工，它涉及经济领域和经济生活，其内容是经济性，因此它的价值亦重在经济性。同时，进入现代社会，凡法都在其力所能及范围内适应着社会性要求而不同程度地出现社会化趋向。社会公共性的凸显要求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民法和行政法不能完全适应由社会公共性的凸显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所反映的客观社会要求，经济法应运而生；社会公共性所内含的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益自经济法产生以来就一直是经济法的价值所在。总之，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其本质属性并使经济法与其它法律部门在价值层面上截然区分，足以成为经济法多角度定位中有力的一翼。
（三）调整对象之定位
法律意义上的调整，渊源于前苏联的法学著作，它的基本涵义是指法律对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进行影响。对于调整的作用，最普遍的看法是，法律调整是国家利用法律整顿现存的社会关系，使其纳入一定范围。[6]因此法律上的调整应是指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规范。由此就引出了现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确定过程中一个基础的理论难题，即“社会关系”与“经济关系”基本概念的澄清。纵观我国经济法学界诸多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学说，对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这一基本概念区分的问题显然是重视不足的，但“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在法学中和在政治经济学中都有明确的涵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概念与法学中的概念不应混同。[7]经济学中的经济关系不是法学中的社会关系，不应成为法律调整对象。法律是调整社会关系的规范。笔者考虑到此顿生一种是否陷入学究气的尴尬，但还是要把问题提出来。
再看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作为国家调节社会经济之法，其调整对象是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经济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之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有三种基本方式，即强制、参与、促导，这实际上就是国家调节的具体内涵。由此形成了调整对象以及经济法体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通过强制方式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关系及规范；通过参与方式来直接投资经营的关系和规范；通过促导方式来对社会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关系和规范。[8]其中应当说明的是：首先，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最终定位在社会关系，符合法的调整对象的一般理论；第二，上述界定注意到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调整对象的关系协调，十分可取；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是，笔者认为以上界定切中了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核心范畴，即国家政府行为。经济法是与时俱进之法，中国的入世必然对经济法产生重大影响。入世的《中国议定书草案》的19个条文，全都是针对国家政府行为的，它表明，WTO规则的本质在于限制政府采取可能扭曲贸易流动手段的能力，经济法学必须顺应现代法学重心由“法即规则”转向“法即行为”的发展趋势，将政府经济行为确立为核心范畴，摒弃只注重研究经济法规则、规范体系及其结构的倾向。[9]上述界定中对国家调节的分析正是围绕国家经济行为这一核心范畴展开的。
三、结语
经济法的定位就是对经济法的地位如何确定的问题。对此很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的独立存在的理由，是其他部门法所不能替代的。但就“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什么这一问题，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本文旨在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以经济法的社会经济根源为中心，价值取向和调整对象为两翼，从多角度对经济法定位，提出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史际春 经济法的地位问题与传统法律部门划分理论批判[A] 经济法研究[C]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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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漆多俊 经济法基础理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4]刘金国、舒国滢 法理学教科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03。
[5]李昌麒、鲁篱 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 法学研究，1999，（3）。
[6]李昌麒 经济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
[7]张传兵 评中国经济法新诸论[J] 法学理论，1995，（4）。
[8]漆多俊 经济法学[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篇10
关键词：会计理论；实践基础；会计目标；会计环境
abstract: in accountant reforms in the process, we always face like this some questions: how does accountant adapt the state economy system's transformation, how to establish conforms to socialist countries market economy request accountant the system, what function such accountant should the system have and the structure, how to treat west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results and so on, specially it is noteworthy that along with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s thorough, the west also day by day receives the attention about accounting theory's supply and demand question's research results. because our country is also at the socialism initial stage at present, the social resource is not very also sufficient, in the accounting theory research area,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st benefit especially the contrast question as well as the supply and demand balanced question.
key word: accounting theory; practice foundation; accountant goal; accountant environment
1 关于会计理论的一般认识
会计理论一词虽然广泛应用于财务会计多年，但尚无标准的定义。在会计文献中，对会计理论的含义有许多不同的理解。
但笔者认为，瓦芡和齐默尔曼作为当代实证会计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会计理论提出的意见是符合当代经济发展的潮流的。他们认为：“会计理论的目标是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解释”是指为观察到的提供理由，“预测”则是指会计理论应能够预测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未必就是未来现象，它们包括那些已经发生，但与其有关的系统性证据尚未从数据中收集到的现象。因此，在他们看来，假设和通过数据进行验证构成了发展会计理论的基本前提。
2 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关于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目前尚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会计理论的研究应当以会计环境还是以会计目标作为其逻辑起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会计环境论和会计目标论之争。由于二者都有说服力，针对其相持不下的情况，又有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结合论。以下作者试图进行简要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语言等方面的原因，美国的会计研究对我国的会计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两国会计环境的差别在某些场合却往往忽视。美国社会经济和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市场完全监管严格，税制完善且管理手段强硬，注册会计师职业得以充分发展且有着严谨的自律机制，资讯系统完善且高效，相比之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尚处于发展之中，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建立，但尚需调整与完善。资本市场还处于成长的初期，市场监管手段和税收征管以及税制的完善尚需要时日，审计环境和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不容乐观，资讯条件不够理想。由此可见，不同环境下的会计理论研究的前提条件显然是不同的，所以进行我国会计理论方面的研究，应当以我国会计所处的环境为基础，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本国的问题。当然，借鉴他国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
虽然会计理论的研究成果中存在诸多具有共性的成份，但并非所有在一定的会计环境下被特定会计实践证明了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普遍意义。因此，我们应当对会计环境论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观点进行反思。
此外，双重受托责任也应运而生。双重受托责任观认为现代会计在“受托—受托”的关系中的责任是双重的，既包括对受托资源的安全完整、充分运用和实现经营目标的责任，也包括对员工的福利、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质量、政府的税收、公众的就业、社会公益事业、生态环境的保护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笔者认为，会计目标论是受制于特定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经济运行体制的。在产品经济条件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主要是通过运用会计信息来考察受托者对托付财产或资源的管理和经营责任的履行情况。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特别在资本市场有效的动作情况下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但仍然关注受托资源的经营情况，而且由于他们处于一个相对发达的市场条件下，随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间接地对其所托付的资源进行调配，社会经济体制和资本市场本身也确实充当着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因而使得会计信息对决策的作用日益重要。不言而喻，决策有用观应当是财务会计被普遍认可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只有当所有权和经营权充分分离之后，企业外部利益关系集团的力量足以制约财务信息的公允呈报，决策有用观才能够确立。因此，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相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下，对于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以及私营企业而言，决策有用观和经营责任观的侧重点也未必相同。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国际会计准则只对财务会计处理和呈报的重要方面进行规范，而不顾及次要的方面。同理，大多数国家的会计准则也主要用来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因此会计目标倚重决策有用观是可以理解和易于接受的。
综上所述，从会计理论体系本身来说，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联系实际的逻辑起点，它基于特定的会计环境，对会计基本假设和原则具有统驾作用。从实务方面看，它指导特定会计系统的建立并引导其运行，从而构成会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3 关于发展会计理论的方法和实践性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会计理论逐步发展是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主流。我国应用实证方法进行会计理论研究的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这首先是由于我国会计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持续发生着重大变化：经济体制的转变使会计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致使财务信息使用者的群体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企业相对地位的确立导致财务信息呈报的企业导向，会计人员身份的转变致使会计信息编报立刻发生了微妙乃至深刻的变化。其次，由于20年来我国财务会计规范始终处于变动之中，尽管这种变动的程度和频率不尽均衡，但相对而言，较大规范的变动至少应当包括1993年会计转制和1997年以来具体会计准则的和实施。这样的制度变迁，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关年度财务信息较为严重不可比，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如果考虑到1994年税制改革，和汇率并轨因素的影响，会计信息的不可比程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会计规范的两次大的变动与我国证券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因此，在当前，以对我国财务报告数据的统计分析为依据的研究成果的可信度是值得考虑的。所以，我国当前和今后几年的会计理论研究势必仍然无法以统计和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为主，而传统的研究方法仍将居于主流地位。
因此，有必要对传统研究方法进行再认识。分析我国会计研究的传统方法，很难证明其等同于规范方法。换言之，规范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并不是相互重合的概念。二者充其量只不过是交叉的概念。在我们以往所进行的研究中，我们自觉不自觉的部分采用某些实证研究方法。众所周知，实证研究方法既包括当前十分流行的统计分析和“建模”，也包括诸如问卷调查、实地调查、访谈、案例研究、实验室模拟研究、实地试验等方法。因此，以往的研究中所采用的实地调查方法、解剖麻雀的方法、较为简单的统计分析方法、蹲点实验等方法应当属于客观的以实践为基础的或称之为以经验为根据的方法，也可认为是实证研究方法。
随着实证研究的兴起，规范研究受到日益普遍的批评。规范研究的根本缺陷在于其所基于的假设通常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无法在结论上获得普遍的共识。尽管如此，对于诸如会计理论框架，财务报表的要素及确认与计量等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仍然主要地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应当承认，研究人员的主观随意性不仅表现在规范研究的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实证研究的若干阶段。正如瓦芡和齐默尔曼在他们的《实证会计理论》中所指出的：“研究人员在建立会计理论的过程中必然带有主观随意性。研究课题的选择与理论模式的建立都会受到研究人员自身价值观的影响”。
在批评规范研究时，我们应当对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命题的学术性加以区别，从而克服所谓纯学术研究的思想。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实际上都不是所谓纯学术的研究，因此强调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并不意味着否定规范研究方法。
4 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会计论坛日益繁荣，然而，改革开放初期对国外会计理论的引进和评价，毕竟只是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拨乱反正过程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并非不可突破的既定模式。借用他山之石，是为了攻克本山之玉。借鉴并非为了借鉴本身，而是为了对照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会计特用的系统结构。这个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优化方法，需要由我们自己实事求是地去探索，实实在在地研究，把中国会计实务作为他国研究的许多成果试验田的做法实不足取。
同时，由于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许多成果基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的新兴学派的观点，而这些学派及其观点在其本学科领域中往往仍然存在争议，因此，当会计理论研究者对其所借用的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而深刻地把握时，这种借用显然是危险的。同时，由于新兴经济学理论的某些假设，例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实，未必符合我国社会和文化现实，盲目借用显然是有害的。
当前，我国的会计系统，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不仅会计目标需要明确，而且会计准则建设的目标及其相关问题也亟待明确。财务信息的供给与需求问题、成本与效益问题、财务信息提供的责任问题、财务信息使用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财务报告监证的法律责任、经济风险和注册会计师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会计管理机构、财务信息提供者和注册会计师的相互牵制配合问题，会计职业操守和自律问题、会计确认和计量以及披露的一系列具体问题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