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欧洲一体化;欧洲认同;民族认同;民族主义

在现代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也如同民族认同的建构一样，是主动性的甚至是带有人为因素的。但是和民族认同建构不同的是，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认同想走民族认同建构的路线，却面临这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先入为主的困境。有人称欧洲一体化是集体民族主义，是超国家的组织，早在之前对于欧盟究竟要建成一种什么性质的组织也存在着许多的争议，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前景如何?它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本文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探讨。

1.民族意识的建构与民族主义的起源

在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书中，民族是这样定义的:“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成为本质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1]作者列举了一些理由:第一，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大多数的同胞，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这就是说，拥有同一共同体的成员身份，促使个体在主观臆想上确认与他族的边界，即使这种边界实际上并不存在。第二，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10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界纵然是可变的，但也还是有限的。受到民族主义动员的成员认识到由族裔身份、文化传统和社会组织所产生的区隔，从而做出了我族与他族的划分。第三，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民族国家兴起后，“主权观念”使得以前的统治权威存在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在政治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外排除教廷的影响，对内努力营造出一体感。第四，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存在着不公与剥削，民族总是被想象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之爱。

此外，安德森还认为这种“想像”不是凭空捏造的“臆想”，而是把想象当成一种社会过程，贯穿于民族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始终，民族是在民族主义的想象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民族的产生涉及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根源。体现在“宗教共同体的式微”、“王朝的衰落”和“对时间理解的改变”上。二是民族意识的根源。“资本主义，印刷科技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2]文化根源是民族主义被“想象”的主要动因，而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结构则是民族主义在现代形成的前提。

尽管作者的视角多维化且广泛，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个重要的立足点，那就是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是“想象”的，作者在文中也这样定义过，即“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3]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持相似观点的民族主义的另一位研究专家盖尔纳，也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把民族主义称作是“发明”的产物，虽然“发明”与“想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都带有主动的人为创造因素。对于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产生，他是这样解释的，民族主义是近代工业社会的必然产物，它诞生于满足工业社会独特社会结构的需要中。盖尔纳从一种全新的视角来定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做最恰当的界定。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者是实现这一原则带来的满足感。民族主义运动是这种情绪推动的一场运动。”[4]盖尔纳认为关于民族不能仅从意愿和文化的角度来下定义，而要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定义，因为意愿与文化同时也是许多其他事物的基础。

理解了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建构，我们将视角放到欧洲一体化上来思考这个问题，假如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欧洲认同的建构不可避免(事实上也证明如此)，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建构的模式是怎样的?如果欧洲认同的建构过程与民族认同相似，是否能够成功，又会产生哪些问题?

2.欧洲认同的建构与欧洲一体化

正如民族国家通过创造民族象征和神话以及重写历史作为建立民族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认同的建构也体现了最初的自上而下的一种建构过程。1972年巴黎峰会就第一次提出建立欧洲认同和欧洲政治联盟的目标。1973年的哥本哈根峰会正式提出了“欧洲认同宣言”。该文件认为欧洲认同的基础是“共同的传统”和“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同时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必须尊重“欧洲统一的动态特性”。从欧洲认同宣言到欧盟的诸多教育行动计划，直到欧洲公民权的建立，欧盟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对欧洲认同的建构做出了各种努力。那么我们面临这这样一个问题，即欧洲认同是否具备如同民族认同一样的条件呢?

学者鲁道夫·宾尼认为欧洲认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欧洲认同”意味着欧洲人的集体认同，欧洲人自身的特点，他们与众不同的共有特性、制度或者惯例。另一方面“欧洲认同”还表示欧洲人之间的情感，这种欧洲情感至少是与非欧洲人对立的一种共享的骨肉亲情，是他们之间协调一致的利益。[5]那么这种欧洲情感的起源在哪?有学者认为来源于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来源于历史，还有人认为这种情感来源于欧洲人共同的命运。可以说这几个方面都是欧洲情感的重要来源，其中文化的同一性更是欧洲人建立彼此血脉联系的重要纽带。文化上的认同是达到欧洲认同的重要途径。可以说，民族国家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欧洲人情感寄托的摇篮。盖尔纳在其为民族所下的两个临时定义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且只当两个人共享同一种文化，而文化意味着思想、符号、联系体系以及行为与交流方式，则他们同属一个民族。”斯大林在谈及民族时，曾给出的定义就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可见，文化认同一直以来都是打着民族的深深烙印。相比之下，“欧洲认同”是否具备文化认同建构的基础?

纵观欧洲的历史，欧洲文化的同一性是存在的，这在许多的学者中也达成了共识:从古希腊的民主精神、犹太—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古罗马的政治制度到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及现代性等，欧洲各民族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地分享了这些文化传统或遗产。尤其是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更被 看作欧洲文化的同义语。这种文化上的同一性正是建构欧洲认同的重要基础之一。欧盟也正是意识到这点，开始为建构欧洲文化认同而努力。1983年斯图亚特《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告》指出，欧共体各国应当“促进欧洲意识，参与各文化领域的联合行动，以确定将共同体文化遗产的意识作为塑造欧洲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果就和上述的观点一样，欧洲认同具备这些基础，那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会是怎么一种趋势?我们知道，欧洲认同的建构在这些既有的基础之上被建构，会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在很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是没有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实际上，早在这之前对于欧盟该建成何种的组织，就一直存在着争议。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认同与民族认同，冲突还是共存?

3.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

关于民族主义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自身的困境，这给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也带来了瓶颈。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单位已经深入人心，欧洲认同要取代这样的地位是否可能?对于这个问题，学者各持己见，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组织，有学者认为一个统一的“新欧洲”必然取代现有的民族国家的地位，欧洲认同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超国家认同属于未来，而民族认同则属于过去。随着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这个观念被更多的人吹捧。而全球化不仅反映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它还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在内的综合性社会进程。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对民族认同感形成了冲击。德国学者迪特尔·格瑞姆也提出:“如果欧盟欲超越经济共同体的框架而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那么这一发展必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这些价值观念“首先是人权、民主、法治国原则、社会福利国原则或是民族命运共同体、多元主义、文化国家等观念”。他还说:“欧盟体现了20世纪政治文明最重要的创新性成果。它并未解体那些拥有在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合法性资源与团体归属感资源的民族国家，而是利用他们，为今天国家力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提供答案。”[6]可见，政治方面的价值共识和共同体追求能够超越所谓的文化特性从而在新的政治实践中创造新的文化。欧盟一体化每一步进展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进展，都有力地说明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武断性和政治民族主义在学理上的可会意性。甚至有学者提出了“民族国家的终结”这类主题。他们认为欧盟作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在这方面走得最远。欧洲一体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认同提出了最为强烈的挑战，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将取代民族国家，成为新的“命运共同体”。哈贝马斯提出:“今天，民族国家对内面临着多元文化的冲突，对外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即是否存在着一种替代物，在功能上与有关由公民组成的民族和由民众组成的民族的一揽子方案旗鼓相当”。[7]

但是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所反对，他们认为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确实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很容易看出这种关系是界线分明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欧洲统一体越大，作为成员的每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就越弱。”[8]但是他们并不认为欧洲认同能够取代民族认同的地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尽管全球化、区域化产生了一些新的跨国的社会变化，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其次，全球性、地区性的集体认同具有先天的不足，具体表现为其内容的空洞化。再次，他们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性。宣称欧洲认同只不过是一种想象，难以成为现实。如研究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就指出由于欧洲认同缺乏民族认同所具有的来自于广大民众的情感层面，缺乏共有的集体记忆、象征符号和神话，所以在内容上，欧洲认同是虚幻的、空洞的。“与法国、苏格兰、加泰罗尼亚、波兰或者希腊那些确定无疑、令人震颤的文化和民族传统相比，‘欧洲认同’显得空洞无物、毫无特征，更像是对整个大陆所有民众与各种文化的一种有气无力的综括，对已经存在的东西没做任何的补充”。[9]他相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似乎没有文化和情感的空间来发展一个新的泛欧洲层次上的超级民族的大众认同。”[10]他总的结论就是:在现代世界上，对由国家组成的自由社会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仍是惟一现实的基础。记忆、神话和象征符号的链条把民族与那种普遍而持久的共同体即族裔联结在一起，而正是这些东西赋予了民族独一无二的特征，并使其牢牢控制了如此众多的人们的感情和想像。“那种认为民族主义不久将被替代、民族即将被超越的预测是愚蠢的。”[11]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全球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全球化、区域化等一体化进程并没有削弱民族国家的能力和认同意识，相反，在这些进程中民族国家的能力和重要性不断增加，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迹象表明，“全球认同”的兴起正在取代人们对民族的本能认同。对全球化的反应非但没有削弱民族主义， 相反可能增加了人们的民族认同。如盖尔纳就在自己的著作中说到:“实际上我们看到，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国际竞争也更加激烈，而国家(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日益加强。美、日、欧盟等国家和国家集团拥有压倒性的竞争优势，它们的政府千方百计为自己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生存空间，为此不惜利用优势向他国施加压力;它们大力促使本国企业加大对外投资的力度，极力保护本国市场，保护本国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利益，并积极调整国内法律法规，以加强本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许多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跨越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国家作为资源调解和分配、作为国际比较的基本单位的作用没有改变。”[12]

4.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欧洲认同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必经的一步。它的建构模式与民族认同的建构相似，盖纳尔在书中曾这样写到:民族国家牢固地主宰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民族主义牢固地控制了欧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民族”与“国家”已经完全融合为一体，“民族第一”与“国家至上”观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在已经建立民族国家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为对“民族权利”和“民族利益”的坚决伸张和维护;在其他一些地方，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成为民族主义的首要目标。用汤因比的话来说，这正反映了“人类文明世界在政治上分化为地区性国家和它在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全球一体化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人类当今困境的症结所在。[13]正因为如此，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义才面临这样的困境，造成了欧洲一体化的瓶颈。在面临主权问题的让渡上，欧洲一体化总是徒步不前。但是，对于欧洲认同和民族认同之间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乃至相互替代的观点有点偏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变得更具包容性。在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现实的同时，民族认同还不会消亡。

注释:

①这里的共同命运有一些学者认为是指对于黑死病的侵袭。

参考文献

[1][2][3]【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4.

[4][12][13]厄尔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51.

[5]鲁道夫·宾尼.欧洲认同的历史起源[J].欧洲研究，2006，(1).

[6]迪特尔·格瑞姆.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创举[J].读书，2003，(10).

篇2

【关键词】斯大林;民族;民族识别;反思

【作 者】邓思胜,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王菊,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副教授。成都,610041

【中图分类号】C95;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1-0016-005

Study On the Stalin’s “national” Definition Affect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Deng Sisheng, Wang Ju

Abstract :Stalin’s“national”definition have affected China’s national work, especially in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beginning of 50 years in the 20th century all over the country, it became an important criterion onrecognizing ethnic identity and dividing ethnic groups. However, we have to rethink this issue during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Key words: Stalin;nationality;national recognition;reflection

民族识别,这项20世纪50年代――80年代影响中国民族政治生活的重大举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会影响到数代甚至数十代的政治运行和国家安定。时隔五十年以后,众多的学者(包括当时参与民族识别的一些学者)对当时的民族识别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当时实行“民族识别”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一是一些边疆地区,族群情况比较复杂,如我国西南的滇贵川桂地区,过去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族群缺乏长期、科学、系统和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和识别他们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对他们现时社会组织发展形态的认识,同时这也是使他们逐步整合进入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个条件。二是1949年以后,我国参照前苏联的做法逐步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贯彻少数族群优惠政策。”①“在全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针对中国当时民族状况不清、族群认同混乱的现实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明确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进行民族识别问题研究的任务……当时提出民族识别任务的宗旨是保障各少数民族实现民族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②而民族识别的依据标准主要是民族特征与民族意愿。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影响了当时中国政府作出“民族识别”政策和依据的斯大林的民族定义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斯大林的民族概念和定义民族理论研究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是斯大林的原名,他关于民族的研究论著有《社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和民族问题》、《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等。曾在1913年发表的《与民族问题》中指出:“民族是什么?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④他认为民族这个共同体既不是种族的,也不是部落的。“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⑤这个概念和定义是斯大林在研究分析欧洲民族现象和民族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不仅影响了前苏联的民族政策,而且也影响了中国的包括“民族识别”在内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这一民族概念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四个特征。“共同语言”是族群认同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和现实的客观基础,是族群的文化标识之一。“共同地域”,是一个共同体长期生活在一起而具有各种联系的空间条件,从而能让人类社会由血缘关系转为地缘关系,“语言界限和自然疆界所决定的地域范围,无疑是推动共同生活的重要基础。”⑥为民族的产生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共同的经济生活”,族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把民族中的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共同的心理素质”,这是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心理机制。这四者的总合构成了民族。

斯大林关于“民族”的概念和界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理论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系建立的指导作用具有权威性。其民族思想主要表现在:(1)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是人类社会民族过程的三个演进阶段;(2)民族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伴随着民族国家建立而形成的共同体,具有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民族”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失而消失;(3)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在旧式的“资产阶级民族”基础上出现了新式的“社会主义民族”,它更具有“全民性”;(4)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前资本主义部落、部族,他们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改造下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构成体发展为“社会主义民族”;(5)在苏联各个共和国中存在着脱离了其民族母体而同其它民族掺杂在一起的移民性群体,称为少数民族。……⑦斯大林所论证的民族是形成民族国家后所体现为国家层面的民族,也就是不分部落、不分种族的全体居民构成了一个民族。

二、“民族识别”中对斯大林“民族”定义的运用

从上分析来看,斯大林对“民族”所下的定义,是他在对欧洲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之后的民族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就现代民族而言的。但是并没有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提出一个科学的总结。而中国当时的民族情况是,还有许多民族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所以并不具备斯大林提出的关于“民族”的四大特征,而且情况还更为复杂。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一文中认为:“在当时的民族识别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的情况;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我国少数民族具有交错杂居的特点。但是不同的民族交叉分布的大边际或小边际大多是清晰的,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地域的共同性。鉴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长期交错杂居在一起,经济虽不发达,但联系却很密切,因此很难具备单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中心,而是出现多民族共同的集市与经济中心,但却没有消除他们各自的民族特点。共同心理素质在形成和维护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中起了巨大的聚合作用。在识别工作中,生产方式、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历史传说、、文学艺术等等方面都应注意考察。这些具有全民族性的、表现在文化上的特点,也就是区别其它民族精神或心理上的因素。……掌握四大民族特点并运用于民族识别工作中,是严格的科学性的体现。然而这是不够的,还要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⑧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民族这个共同体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常常出现分化或融合的现象,甚至有的族体正处于“分而未化”或“融而未合”的过渡阶段,这样他们就会在构成民族特征方面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因此,在中国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对在任何一个或几个特征上表现出来的显著共同性,都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和重视。同时,民族特征正是相互往来、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在把各个民族特征作比较的时候,显得比较突出的有时是这个特征,有时是那个特征,有时又是另一个特征,所以在民族识别工作中,不是孤立地去看民族的每个特征,而是历史地把民族诸特征作为一个整体来全面地、综合地进行分析,把民族的形成及其特征的具体表现结合起来考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以确定一个人们共同体的属性。⑨

“民族学家们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全面的调查、研究,并与有关民族作比较研究,既从斯大林的民族特征出发,又考虑了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形;没有照搬四个特征,在许多民族的识别中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办法,把共同文化特点作为民族识别的最重要特征,并且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做法;充分考虑各民族族体群众的意愿,也就是注意了群众的群体意识。”⑩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民族意愿”,具体又分为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两个部分。B11民族意识是族体成员对本族群共同体的历史、文化的一种认同感;而民族愿望是对自己所属族群的归属的主观愿望。根据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观点,“我们进行民族识别工作并不是代替各民族决定应不应该成为少数民族或应不应该成为一个单一民族。民族名称是不能强加于人或由别人来改变的。我们科学工作者的工作只提供民族识别的科学依据,还要征求本民族人民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的意见,通过协商,便帮助已提出族称的族体最后确定族称和归属。”B1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一方面必须耐心地帮助有关各民族人民及其由代表性人物正确识别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他们对自己的族别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B13

由上,我们可以看出在民族识别的过程中,所遵循和依据的识别标准主要就是所谓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两个标准。这是为了实现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民族平等、民族繁荣”的目标而对各族群的身份进行界定和划属进行的重要举措。自“民族识别”以后,中国境内的所有人群被划归于56个族体当中,各族体身份被固定下来,成为了制度化的结果。

三、民族识别=族群认同?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民族识别”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其已形成的民族格局和政治制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在识别的过程中和过程后所带给我们的反思:

(一)“民族识别”工作的特点:

1、根据马戎的研究认为,民族识别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当年在收集各类材料以判定群体差别是否可以定义为“民族”差别时,主要的资料是历史、语言文字、服饰习俗等基本上属于文化层面的内容;第二,行政区划和管辖边界等政治层面的内容并不是当时的重点;第三,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各群体的体质差异并不明显,所以体质差别并没有成为识别工作的主要内容;第四,在“识别”过程中,对于当地群众的愿望给予特别地的重视。B14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政府的领导下由学者根据各族体的文化表征来进行的对不同人群的分类活动,具有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因为“尽管许多学者意识到应当尊重本民族意愿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为党的民族工作服务则是更高利益,由于各主管部门和从事调查研究者意见并不完全统一,出现了对族群认同注意和分析不足的现象。如将不同支系并在一起,用人们对其中一部分族群的他称作为统合各支系的族称,往往会产生某些支系在一定时期内不承认国家确定的族属的现象;过早地由政府规定还没有发展出更高认同的“民族”,引起一些族群的不满;操之过急,对族群的认同,或者说心理素质似乎考虑不够。”B15

这样一来,表面上所遵循的民族特征和民族意愿的原则只是部分地、并不彻底地遵照和执行着。民族识别仿佛成为了政府和学者的事,各族群的人们对自己的族体归属只是较为旁观地成为了历史的参与者而已,因为对自己所属族体的族称是由各学者从客位的角度最终确定的;因为整个民族识别活动是在政府为了今后开展民族工作和制定民族政策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民族识别只是整个民族政策制定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整个识别过程中,政府的意识再加上各族群精英的意识成为了确定各族体名称归属的主要因素……而且,整个民族识别中,并没有采用客观的科学依据,如各族群的体质特征的测量和鉴定等等。所以,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的主观性和客位性的特点是很明显的。

2、教条化和片面性的特点。在民族识别过程中,片面强调民族的四个特征,教条地运用经典理论来套用于具体的民族族属的确定问题;片面强调风俗习惯、社会生活方式、宗教仪式、族源等文化特征作为民族识别的依据;片面地将同一民族因为识别的行政区划不同、识别的时间不同而划为不同的民族等等……这些无疑为民族识别工作遗留下了许多问题。

3、固定化和制度化的特点。整个民族识别活动中,确立下来的56个民族身份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56个民族的关系成为了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做出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理论基础是为了表现并贯彻‘民族平等’政策,避免少数族群成员由于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敢表明自己的族别,而实际操作方面的考虑是为了落实政府对少数民族群的各项优惠政策,因为不明确人们的‘民族成分’就确定不了落实政策的具体对象。”B16在当时的历史、政治背景下确立下来的民族身份,似乎成为了民族自我的界定和归属,而且仿佛是不能改变的。

(二)民族识别与族群认同是同一的吗?民族理论研究

在上述的民族识别的特点中,我们对民族识别的客观性产生了质疑。民族识别应该是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进行的。我国的少数民族,应该称为族群。在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与族界:文化和差别的社会组织》一书中指出,族群区分的最重要的特征包括自我认定的归属(self-ascription)和被别人认定的归属(ascription by others),所以文化只不过是用来表明他们族属不同的标志而已,而不能作为族界划分的依据。

结合中国的民族识别来看族群认同,我们可以发现:(1)民族识别的确是在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中的一个构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在中央、地方、基层、民众之间加以运用的一个最明显的个案。因为,从民族识别的目的来看便是为了国家今后的较好运作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当然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但是,从族名的收集、历史文化资料的整理到族籍的最后确定都是政府在起着积极和主要的作用。就算有珍重民族意愿的原则作指导,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所有的举措无不烙下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印记。(2)民族识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主要以文化作为族群认同的标识而客位地确定各族体的族称的举措。识别开始的时候试图以一种族群的原生情感来带动和促进整个民族识别的进行,而识别结束后又力图以一种国家公民情感来替代各族群的原生情感。(3)民族识别使全国各族群民众在个人感情、实际需要、共同利益和面临的义务等等之间进行选择。结果仿佛是实现了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而这种“民族团结的取得越来越不是通过诉诸血缘与地缘,而是通过诉诸含糊地、间断性的也是规范化的对公民国家(civil state)的忠诚,这种忠诚或多或少由政府运用警察力量与意识形态规劝予以加强。”B17

所以,民族识别是在以族群认同的基础上而实现的一项政治举措。族群认同,在族群内部是更倾向于文化性的,而民族识别是在族群认同之外更倾向于政治性的。而且不可否认,民族识别从外部更强化了族群的认同,这种认同是在国家政府认可的范围内对自身族群身份的强调、对自身族群优惠利益的争取、对自身族群文化的彰显等等……但是,在识别过程中遗留的一些问题或者根本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族群认同的族群意识增强以后会否定或部分否定民族识别的结果。因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族群认同和民族识别二者之间的关系。

(三)族群认同≠国家认同:

在由国家划定了民族身份以后,是否获得民族身份的各族群就会实现本民族的自我认同呢?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主要是通过认同意识而表现出来的。而民族认同意识主要有两种:

第一,民族自我认同意识既有通过抽象的、不可触摸的“民族精神”、国民性、行为与思维方式等来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艺术文学作品、习惯、礼仪、制度等具象性的文化项目来表现的场合。两者不是相互排他的,后者有时可作为前者的具象化之物来理解。……第二,民族自我认同意识被社会整体共有时,既有通过某种文化特性而整体论式地表现的场合,也有通过社会的各种制度而制度论式表现的场合。以上第一分类与第二分类,如抽象的=整体论式的、具象的=制度论式的那样,是相互密切关联的。B18

一方面,获得国家认可的民族以自己族体具象性的文化事象和文化特征来归一着本族成员的认同感,在民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双重的张扬中,促成了被划定的民族人群的认同,同时也逐渐培养起了强烈的族群意识;另一方面,国家的意识形态竭力推进各族群对国家的认同而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民族平等”、“民族共同繁荣”、“民族区域自治”等等,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政治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各族群的发展现状镶嵌在了整个国家的整体发展事业中,各族群成为了国家公民性的载体而部分实现着对国家的认同,这是一种外在的强加在族群认同之上的高于个体、族群集体的一种在现代国家中对国家实体的认同,这是族群向政治化民族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两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虽然在民族识别后,一些族群对自己的族称划属的认同仍有分歧,但是在国家认同的方面还是能够接受的。所以,族群认同并不能等同于国家认同、国家认同也并不能确定族群认同就没有问题。

注释:

①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9―90.

②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07.

③ 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81.

④ 华辛芝、陈东.斯大林与民族问题[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92.

⑤ 《斯大林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291.

⑥ 王建娥、陈建樾等.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85.

⑦ 郝时远.苏联的构建与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再阐发[C].引自王建娥、陈建樾等著:《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0―111.

⑧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⑨ 宋蜀华、满都尔图.中国民族学五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66.

⑩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17.

B11黄光学、施联朱.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102.

B12 林耀华.中国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J].云南社会科学.19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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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4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1.

B15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27.

B16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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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普；公民科学素养；科普事业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027-02

科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开展的工作，因为公民科学素养的提高是我们开展科普的终极目标。但是由于我国科普在主体、客体、介体以及科普内容方面都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这些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可行的对策。

一、我国科普现存的问题

科普是指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向社会大众推广科技相关内容，使社会大众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懂更多的科学方法、头脑中有深刻的科学思想并且具备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目前我国的科学普及采取的是一种单向流动的、自上而下式的模式。从事科普的主体主要是政府、科普记者、科普电视工作人员、科技馆工作者、科普作品创作者、科学共同体以及科学家之外的一部分专家学者。科普客体主要是社会公众。科普介体是大众传媒、科普书刊、科技展会和科技馆。科普内容重自然科学知识而忽略了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对科学主体、客体、介体以及传播内容的认识本身就有着很大缺陷。

（一）从科学共同体和公众、大众传播媒介、国家奖励政策之间的关系来看

就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大众以及大众传播媒介之间的关系而言：

第一，社会大众对待科普主体认识上存在缺陷。社会公众的认识缺陷和科学共同体自身的认识缺陷呈现出一种“相得益彰”的局面。科学家对自身责任与任务的认识的缺陷和社会对科学家进行科普的需求之间构成矛盾。

一是传统的思维模式一般认为科学家都是处于一个高深领域，他们从事着科学研究，他们的最大成就和最终目标就是获取诺贝尔奖等等。

二是科学共同体与普通百姓之间很少有沟通的时间和机会，当然也可能科学共同体认为他们没有和普通百姓进行沟通的必要性，毕竟他们从事的科研活动和科研领域有着极强的专业性。

三是国家科技的发展需要社会大众的舆论支持，而国家科技相关政策和课题得到公众舆论支持的前提就是科学家专门花时间就一些专业科学知识进行简化并向公众进行普及。

第二，科学共同体和科普传播的媒介有现实矛盾。

一方面，科学家需要能和科普的客体进行更好的沟通，而大众传媒是最好的媒介。因为所有信息载体中，含科技因素最高的、传播速度最快的、可取得最高预期效果的非大众传媒莫属，大众传媒自身具备这样的优势。

另一方面，从事科普事业的大众传媒需要传播效果、轰动效应甚至噱头，并且绝大多数的科普传媒者缺乏专业的科学素养，很多连半道出家都谈不上，这使得科普知识传播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第三，科学共同体的现实利益需求同国家的嘉奖机制存在矛盾。由于目前我国对科学家的嘉奖并不涉及科普方面甚至科普成果，他们不愿意花费时间到对他们的职业前途帮助甚微的事情上。

（二）从科学普及的内容来看

由于对科普本身的含义有着狭隘的认识，因此导致了科普内容普及的不完备性。

第一，普及的科普知识主要是最基本的科学知识，而没有重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普及。科学知识就是我们对整个世界的规律的认识以及总结；科学思想是我们在进行复杂的社会活动时所应该具备的合乎规律和逻辑的思维方式；科学方法是可以指导人们在最有效的时间内获取最大成效的一种运用科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重要手段；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既可以给人们满满的正能量，又能在道德上约束、警醒和鞭策人们。而科普有助于推动科技转化成生产力的速度，可以说科学普及是科技转化成生产力道路上的一个“大风车”。因此科普内容就应该将科技这一伟大力量的四个层面都涵盖在内。

第二，普及的科普知识主要是正面性的，而没有注意到普及科技的负面效应。在科技时代，科技带来的是双重效应。科技造福人类的力量与科技对人类造成的潜在危险并存。比如说我国医疗技术的发达延长了人类的寿命，但加剧了人口老龄化程度。比如说核泄漏事件。科学家在建造核电站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宣传核发电的威力，也应该告诉公众潜在的核泄漏的危险。日本核泄漏事件就是个典型。当地震和海啸来临之时，看着核电站爆炸，大家却束手无策。

第三，科普知识以自然科学知识为主，而忽略了人文社科知识的重要性。普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方式存在问题。以90后这一代学生为例，我们在小学就接触了《科学》这一门学科，由于我国的应试教育模式，老师看重的是学生的成绩，而非学生的兴趣。高分背后是兴趣的磨灭。老师只是让学生记住概念，学《科学》的方法就是记忆。学生们在考完试后对不假思索的记忆知识早已遗忘很多。地理和生物这些“副科”知识占据的课时比例很小，并且经常被其他科目的老师占用，来学习“主科”。到了高中，大家才刚刚接触各个学科，又很快进行了文理分班。

第四，科普的内容较为陈旧，缺乏新颖性和吸引力；科普的内容过于笼统化，没有更好地针对不同的受众进行更鲜明的层次划分。很多科普知识都是旧事重提，或者仅仅是简单的知识罗列，只是相对简单意义上的普及概念、方法，而没有注意到普及科学精神、态度、思维等的重要性，缺乏吸引力；有些科普知识专业性较强，没有进行更通俗易懂的简化，就少了一大批受众。

（三）从科普的对象来看

以前的科普忽视了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这是不正确的。科普的对象应该是所有人，包括科学家、专家学者、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群体。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即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只能保证他们在所从事的领域比较擅长，但对于其他众多的领域，可能就存在知识盲点，有时候知识盲点会造成很多阻碍。

二、科普应采取的措施

（一）政府要号召全民总动员

科普人员要做到多样化，实现各界强强联手，甚至全民化，这是科普的最终目标之一。

政府应该帮助科学共同体和社会公众明确科普的真正含义和真正对象；应该告诉社会各界人士，科普是一项全民性的事业，需要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地发展我国的科普事业。

以从事科技行业的商业组织为例。从事科技产品的相关行业就可以不断地创新他们的产品，他们可以造出更多的机器人，更好地为人们的生活服务，帮助人们劳动，陪人们娱乐，甚至减少孤寡老人的孤独；他们可以造出更好的3D打印机，使得我们的社会制造成本降低、成品效率更高。他们应该用实际的行动来吸引公众对科技的关注度，并且结合着专业知识的主题宣讲，这样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以科学共同体为例。科普者也应该更多地聆听公众的心声，要明白科普活动对他们而言是双向受益，而非单方获利。科学普及与科学家的科研工作不但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互相辉映、融为一体的。没有赫胥黎“斗犬”般的维护和宣传，便不会有达尔文进化论的深入人心；没有相对论，爱因斯坦及其理论也不可能家喻户晓；如果霍金没有编写《时间简史》，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知道黑洞效应。

科学普及应该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而不应该是单向流动的、自上而下式的；不应该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受众要向传播者主动说明自己的需求，只有全民总动员，才能早日将科教兴国战略变为现实。

（二）政府应出台科普嘉奖政策并且推动科普真正融入教育事业

政府还应出台相应的针对科学家以及专家学者进行科普活动、科普创新事业的嘉奖政策，这样才能从实质上推动科普事业的全民总动员。与此同时，将科普活动完全融入教育事业。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需要科普的力量，不仅仅让国民接受学校专门化的知识，而且应该让科普进入学校教育。学生在校阶段和进入社会阶段都应该学习科普知识，不应该出现基本知识的断层。这样才是更好地贯彻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体现，更好地以实际行动响应全民总动员的科普事业。

（三）植入创新性思维

从事科普工作的各个群体应该将创新性思维深深地植入他们的科普活动中去，让科普活动更加接地气，更受公众的欢迎。不断向典范学习和取经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以大众媒体为例：一些电视节目已经将科普角色渗透进他们的主题。比如《快乐大本营》的“科学实验站”，把科学实验室搬到了大众面前；《最强大脑》的魏坤琳教授对科学知识的准确普及以及让“科学流行起来”的口号都是很好的典范；央视10套节目的科普节目做得很好。不同的电视频道有不同的内容和风格定位，科普节目要更多地满足不同观众的吸收能力和喜好等的需求，受众也应该更多地意识到学习科普知识的重要性。

（四）科普活动要做到全面性

第一，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要兼顾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传播；不仅普及科技的正面效应，也应该将科技潜在的负面效应告知大众；不仅要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也应该普及人文社科知识。

第二，科普要面向不同的阶层。科普要多层面化，针对不同的群体设计不同的内容，针对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不同的着重点。需要层次理论充分地说明了人的需求特点。因此根据人的年龄的不同阶段、职业的不同阶段等等，要设计出不同的科普内容。

三、结语

就我国的科普事业而言，在科技与社会这一交叉学科的背景下合理分析科普事业面对的障碍和提出相应的对策，可以推动我国的科普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早日将科教兴国战略变为现实；对于社会各个群体而言，每个群体都可以在参与科普事业的过程中涵养自己。

参考文献：

[1]丁霞.我国科学技术普及实施的路径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9.

[2]余淼淼.试论我国科学普及工作的原因[D].上海：复旦大学，2008.

[3]李福鹏.科学传播中科学家缺席的原因探析――以“蕉癌”事件为例[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6）：64.

[4]朱效民.30年来的中国科普政策与科普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08（12）：11.

[5]朱效民.当前我国科普工作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J].中国科技论坛，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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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素养；传统文化认同；提升策略；青年人才

【基金项目】本文为省社科联2016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2016lslktzi jyx-14）、2016年度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资助课题（W2016005）、2015年度沈阳化工大学教育教学研究基金项目（2015B21）的研究成果。

一、媒介接触与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鉴于青年人才在跨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其媒介认知及媒介文化素养状况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在媒介接触习惯和时长方面

网络和手机等新媒介以其信息量大，传递快捷，交互性和即时性强，数字化的特点得到92%以上受访者的青睐，其中近一半的受访者每天使用手机上网浏览的时长达到3～5小时，且其对手机、网络的依赖程度呈上升趋势；但青年人才较之其他群体，与纸质媒介、广播等传统媒介的接触时长、接触程度仍然相对较高，这与个体学习需求密切相关。

（二）在媒介接触的功用和内容方面

81%的受访者接触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等传统媒介的目的以获取知识信息，了解时事新闻为主。以语言专业学习者为例，进行报刊选读、视听说、文学、翻译等跨文化课程的研修，或是旨在提高运用目的语的能力，取得理想的成绩，满足就业、考研、留学、访问交流等必备资格的需要。

同时，青年人才在媒介使用上网络化倾向愈加明显。他们会借助网络搜索引擎获取目的语语料、学术资源，使用在线翻译工具等，进行资料的收集、学术研究、语言互译转换等。但就目前来说，对网络媒介的有效利用还处于较低水平，以单向输入为主。73%以上的受访者对手机和网络系统支持下的网络游戏、文体娱乐资讯等乐此不疲，甚至痴迷上瘾，尤以男性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在阅读小说、杂志、收听广播等方面，女性所占比例更高，尤其是与海外影视剧的接触频率超过了对本土电影、电视剧的关注。

从功用和内容上来看，媒介的使用无论是作为娱乐工具，还是用于获取信息，增长知识等，都需要进一步改变“被动地接受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的局面[1]，重视受众进行自发、主动性的知识积累及人际互动沟通、文化传承等社会功能。

（三）在媒介信息的信任度和辨识度方面

在信息饱和的时代，对各种信息的筛选和认知至关重要。受访者对报纸、电视等提供的信息具有较高信任度，分别达到36.6%、33.4%；而对于网络媒介信息的信任度较低，仅占13.1%。调研显示，他们虽具备常识性的警惕态度，但尚未掌握科学的批判方法和解读能力。很多人利用手机网络、微博、微信、QQ空间、视频等对信息，如对有争议的信息进行无意义地转载，传播，调侃式评论，缺乏理性的质疑和思考；还有不少人受到外来语语料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异国节日习俗、流行娱乐文化推崇备至，而对本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及传统节日、民情风俗不甚了解，甚至不屑一顾。

从整体上看，青年群体对媒介缺少有选择的接触，对媒介的批判能力及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服务社会的能力不足，这一群体媒介素养的状况制约了他们在民族文化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辐射的作用。

二、提升青年人才传统文化认同的策略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对本民族最有意义的事物的肯定性体认，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的认同；它是凝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这个民族共同体生命延续的精神基础，因而成为综合国力竞争中最重要的软实力。

青年人才在跨文化教育和交流中通过电影、电视、网络、软件等媒介接触到大量西方文化，如果一味地强调目的语文化而忽略母语文化，势必导致文化知识结构的欠缺和不平等的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无法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交流和翻译等工作，削弱了本土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的影响力。所以，提高人才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是应对霸权文化冲击，维护自身的文化生存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

（一）加强信息过滤，提高跨文化意识和思辨能力

在利用媒介获取信息时，应学会能动地鉴别和筛选有用的信息，即对信息进行过滤，增强对文化中糟粕的辨识能力，并进行合理地质疑、批判，避免对外来文化无条件的吸收和认同[4]。

青年人才应明确跨文化交际的双向性，既注重目的语文化导入，又要避免陷入对母语文化的刻意回避的误区，导致本土文化缺失[4]。应兼顾中西方双向文化吸收，培养文化意识，通过文化差异对比，提高自身对外来文化的鉴别能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如对节日风俗的渗透不能停留在媒介提供的表层信息――节日起源、庆祝方式等，需要通过对比分析，挖掘文化内涵。中国的传统节日都是以节气时令产生的，所以强调“民以食为天”，饮食在节日庆祝中占据主В煌时中国人倡导集体主义、“利他”精神，注重家庭观念，喜欢浓郁的亲情氛围，节日里走亲访友、宾客满堂、礼尚往来就约定俗成了。而西方人的传统节日具有宗教的渊源和色彩，节日里注重宗教礼拜带来的净化和解脱，之后通过制造欢庆的气氛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因此，西方人家庭观念淡漠，崇尚个人主义，庆祝方式上更强调个性的张扬与自我表现，情感的自由抒发和传递。

（二）充分利用新媒介手段，推动本土与传统文化的共享性发展

在新媒介时代，掌握使用媒介的必要技术知识，参与媒介互动，将博客、平板电脑、手机打造成文化传播的有效平台，通过QQ、MSN的联系人或邮箱通讯录等多种途径来查找志同道合的人，在网络上拓展交际圈，建立虚拟社区，同时将网络人际交往链延伸到现实世界中，通过参与媒介应用制作等在线上和线下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促进文化的交流，如主题文化（地域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影视文化等）大学堂、文化知识竞赛、读书研讨会、艺术节等分享、渗透文化信息；以全球“汉语热”为契机，对外汉语教学与孔子学院对外汉语国际推广项目相结合，加强与留学生的文化交流、互动学习和体验，从而加深人才对中国传统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的理解、丰富、认同和传播，增强民族文化自觉与自豪感。

三、结语

理性地接触和使用媒介，汲取他国文化的精华，可使本国文化更臻完美，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同时有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梅琼林.关于大众传媒分众化问题的重新思考[J].社会科学家，2006（02）：32-34.

[2]周小玲.大学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失语现象的研究[J].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2010（05）：152-15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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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前教育；民族传统文化；民间游戏；课程资源

教育人类学认为，要对教育作出正确理解，必须考虑一个在教育方面有意义的关系范围的广泛开拓，这种开拓要超过以往把教育视为一种孤立现象所探讨的范围。这一理念在今日我们思考学前教育课程视野拓展的时候仍然深具意义。课程不仅指幼儿园的上课，而且指儿童的学习经验、预期的学习结果以及教学过程中诸多影响层面等。其中儿童生活的社会共同体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层面，是幼儿园课程可资利用的重要教育资源。民族传统文化中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很丰富，包括语言、仪式、民间游戏、社会活动、民族文化传统等，这些都为幼儿园课程提供了广阔的教育空间。其中，民间游戏更集中地体现了这种丰富性和重要性。

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浓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能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和不同性格的儿童的要求，深受儿童喜爱。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扬和发展，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已成为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游戏承载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儿童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特别是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间游戏从它的载体到它所表达的人文精神正濒临失传与流散的境况，幼儿园更是对这种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够。笔者认为，应该对民间游戏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作为幼儿园可资利用以及对儿童成长发展至为重要的教育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和利用，使幼儿园的教育更紧密地与儿童的实际生活状况，与儿童所处的社会共同体的文化相联系，从而更具实效。

一、内心的呼唤──儿童对民间游戏的内在需求

游戏作为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人生的一项基本内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约翰·胡伊青加看来，“人是游戏者”。而游戏则是人的“一种自愿的活动或消遣，这种活动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的，其规则是游戏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绝对的约束力，游戏以自身为目的而又伴有一种紧张、愉快的情感以及对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识”。［1］（28）游戏是人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只是人类诸种活动中的一种，对人具有生物学的、心理学的、人种学的、社会学的或其他的功能，并与人类文化、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游戏对人类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儿童来说，游戏是儿童的一种内在的需要。而民间游戏以活生生的感性形态存在于时空之中，它来自民间、来自大众、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与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密相连，是由人们在生活中根据需要、经验而创编的儿童喜闻乐见的游戏活动。因此，其与儿童的自然生活状态、与儿童生活的实际更为贴近，更多地呈现出教育的原生态，从而更多地体现出儿童的内在需求。

二、多重的价值──民间游戏于儿童成长的意义

民间游戏作为儿童一种喜闻乐见的游戏形式具有多方面的发展价值。

（一）游戏精神是儿童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

儿童游戏对我们的启示乃在于其中体现出的一种游戏精神。在约翰·胡伊青加看来，游戏精神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平等的原则。游戏双方要承认对方作为一个平等对手的资格，而绝不把对方视为较自己低劣的野蛮人、魔鬼、异教徒、异端和异己，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若是后一种情形，那就只有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非游戏。二是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又内含三点：其一，游戏规则的制订或接受。游戏规则由双方共同制订或至少要双方同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制订并把它强加给对方，那就无法达成游戏得以进行的真正基础，其所导致的，必然是一方为所欲为，另一方冷漠反感。其二，游戏规则的遵守。一旦有了双方同意的规则，就必须在游戏过程中加以严格的遵守。如果有意破坏规则，或者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改变规则以期有利于自己，那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游戏，轻则造成大量游戏精力的浪费，重则带来游戏活动的解体。其三，游戏规则的监督。一般说来，只要能形成对等的双方，就都能进行有效的监督。真正的监督须是对立面的监督。这不是否认有自我监督的情形，而是说自我监督很难做到公正、持久，它很容易变为自我辩解。右手监督左手，这只有当头脑完全清醒公正的时候才有可能，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难以执行的。为了有效地保证游戏的顺利进行，除双方的互相监督外，从原则上说，还须有裁判来进行监督，来确认和纠正双方的违规行为。裁判必须中立公允。如果裁判由一方强行指定，或者虽然表面中立但因利益牵连又暗中倾向某方，或者本身就不遵守借以评判的游戏规则，那么，游戏还是不公正的。以上诸点不仅仅是游戏与竞赛所要遵循的规则，它们实则是人类共同生活与活动的一种基本精神和准则。惟其如此，它们才越出了游戏活动的专门领域而成为“真正的酵母，灌注到生活的所有方面”。[1](19-2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精神应是人类个体都应努力寻求的精神食粮。不管约翰·胡伊青加的观点你赞不赞成，它都提示我们：游戏与人类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游戏对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游戏精神对于人类的今天和未来的发展、对于人类个体的成长都是一种宝贵的品质和需要着力追寻的。而一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亦与其游戏密不可分，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受到游戏因素的影响。在民间游戏中儿童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认识、了解、学习和掌握民族文化，学习与实践对人类来说至为重要的游戏精神，这一切，对儿童社会化发展，对其所处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乃至人类美好的明天，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精神成为儿童社会化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

（二）民间游戏是儿童接触和学习民族文化、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的重要途径

卡西尔认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故此，人的教育最根本的特点在于文化的教育而非其他，否则，人类的个体就不能成为人类群体中的合格一员。而人类的新生一代在从自然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亦是文化的学习。儿童游戏与人类的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一定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亦与其游戏密不可分，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更受到游戏因素的影响。在民间游戏中儿童更能得到自身民族文化的熏陶，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过程中认识、了解、学习和掌握本民族文化。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游戏可以说既是儿童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活方式，又是儿童成长的历程。而民间游戏是更能体现他们成为民族共同体合格一员的内在发展需求的独特文化生活方式，是儿童内心最真诚的呼唤。

儿童浸润于某种文化土壤中，民间游戏是他们接触和学习本民族文化、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的重要途径。在卡西尔看来，文化就是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层面。某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是民族文化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都认同的。某种文化的特定符号在民族共同体内部会引起相同的感受。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系统在各民族代代相传的过程，亦即下一代对其民族特定文化符号的了解、识别、认同、记忆与应用的过程，也是其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而民间游戏由于其大量的民族文化内涵而使这一作用突出出来。因此，民间游戏让儿童接触和学习本民族文化，特别是认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比如，苗族民间游戏“顶牛”中便有着丰富的苗族文化内涵。顶牛是男孩子们模拟斗牛的一种游戏。孩子们上山放牛时，在山坳处聚在一起进行顶牛比赛。两个男孩先面对面站在一边，然后手撑地面，膝着地，鼓足气，慢慢向中间靠拢，寻找进攻的机会。突然，两人的头紧紧地顶在一起，一下前进，一下后退，来回周旋，直到一方把对方顶翻在地。而其最早的原型就是一种军事战争活动。据蔡丰明著《游戏史》中所述，顶牛，即角抵戏的起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原始时代。当时少昊部落的蚩尤向炎帝部落的共工发动进攻，共工失利，向黄帝部落求援。于是黄帝和炎帝两个部落结成联盟，同蚩尤部落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被杀。这场战争进行得相当惨烈。《庄子·盗跖》云：‘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蚩尤部落在与黄帝打仗时，运用了一种特殊的攻击方法，就是在头上戴着一种有角的器具，敌人进犯时，便用头上的角器来抵撞。这种特殊的角抵方法，实际上是对牛的搏斗方式的模仿。”[2]原始时期的部落战争结束后，蚩尤族这种用角抵人的方式被保留了下来，但它已经不再被用来攻击敌人，而是逐渐演变为人们的一种嬉戏方式，其名在汉族地区也因此而被称为“蚩尤戏”。这种民间游戏使苗族儿童在游戏过程中通过了解、接触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符号学习民族文化。汉族民间游戏中也有这种例子，如在巴渝地区流传甚广的城门城门几丈高、翻花绳、抓籽、跳皮筋、滚铁环、冰糕猫等富有乐趣的民间游戏即是如此，它们可帮助儿童了解巴渝地区民间文化传统的独特符号，又成为儿童了解、接触、学习巴渝地区民间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民间游戏由于承载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儿童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三）民间游戏具有地方性、生活性、趣味性、随机性、简便性

民间游戏具有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贴近儿童的生活，有着自身突出的特点，这一切都为其成为幼儿园可资利用的课程资源奠定了基础，使教育更与儿童鲜活的生命、活的生活状态紧密相连，使教育更加亲切，更加富有实效。

在我国，不同地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幼儿民间游戏，并且在游戏的过程中所配的多是当地的方言，这就使得民间游戏具有相当明显的地方特色。如四川的民间游戏《蝗蛳蚂蚂》中的儿歌：“蝗蛳蚂蚂，来抬嘎嘎；蝗蛳孃孃，来喝汤汤；坐的是轿子，骑的是马；大的不来小的来，热热闹闹一起来。”“蝗蛳蝗蛳蚂蚂，请你家（读作：gɑ）公家（读作：gɑ）婆来吃嘎嘎（肉的意思），坐的坐的轿轿，骑的骑的马马。”浓郁的地方特色，用地方方言来表现，更具游戏性，更深入地方乡土文化的内核以及儿童的内心世界，使儿童乐在其中。

民间游戏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它们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人们将日常生活中劳动的情节、尊老爱幼的良好品质融入到民间游戏中，让游戏更容易贴近儿童的生活，使游戏与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帮助儿童在轻松、有趣的游戏过程中丰富和拓展生活经验、获得知识、增长能力。如在重庆江津地区流行的民间游戏《老鹰捉小鸡》中，老鹰让母鸡做挑水、砍柴、做饭、扫地等动作，这些动作与农村儿童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儿童生活中熟悉的生活场景；而母鸡为了不让老鹰吃掉自己的孩子，认真地做着老鹰要求的事情，从中可以折射出中华民族伟大的母爱之情；最后当小鸡的伙伴被老鹰抓走以后，又会开动脑筋去解救自己的同伴，体现出一种团结的氛围。儿童在游戏过程中，既感受民族精神、享受劳动的快乐，又乐在其中、悟在其中，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民间游戏过程富有趣味性。许多民间游戏都有着浓厚的趣味性，内容生动、具体，形式活泼、轻松且伴有节奏，许多游戏还配有儿歌、口令，儿童边游戏边吟唱，情趣盎然，始终沉浸在欢乐中。如顶牛、老鹰捉小鸡等游戏，充满了新奇、期盼的等待和追逐动作，儿童能从游戏中体验到快乐。儿童在民间游戏中，又始终处于主动、积极的活动之中，他们自己选择游戏，准备玩具材料、协商角色、构思情节、控制游戏环境，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游戏才能。因此，民间游戏可以成为儿童快乐的源泉。

民间游戏开展具有随机性。 民间游戏的开展，一般不受人数、时间、空间等条件的约束，不要求严格的整段时间，也不苛求场地的规范和豪华。不管在何时何地，只要儿童有兴趣、愿意玩，哪怕只是闲暇的一小段时间，在简陋的场地上，他们亦可三五成群地自由玩耍。因此，民间游戏的随机性提供儿童一个宽松的游戏氛围，使儿童能随时随地尽兴地玩自己喜欢的游戏。

民间游戏所需玩具材料具有简便性。民间游戏的玩具大都取材于生活、取材于自然的材料，如竹筒、木棍、野果、水、石、沙等。这些材料经济实惠、随时可取，而且没有固定的形式，不具体代表某一物体，儿童在游戏时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随意地将玩具材料加以制作或创造想象。还有一些民间游戏不需要玩具，如顶牛、藏猫等都是利用儿童自身器官徒手进行的。民间游戏随地可寻的玩具材料，既能节省财力，又能使儿童感到其乐无穷，这是利用现代成型玩具进行游戏所不能替代的。这也是民间游戏可以在大多数幼儿园特别是农村幼儿园开展和推广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现实的缺乏──幼儿园课程体系的内在缺陷民间游戏将传统文化与儿童的现实生活状态相连，是幼儿园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幼儿园对民间游戏的利用相当有限。而幼儿园现存课程体系存在的内在缺陷又使其对民间游戏的接纳和融合成为必需。

首先是全国大多数幼儿园缺乏地方特色，大一统的教育内容与儿童的现实生活脱节。儿童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和体会教育的内容；无法将幼儿园与家庭、社会之间的生活和生存状态看成相互融合的整体，从而感受其间内在的关联；难以形成对社会的真实的统一的看法，因此在认识现实世界时有时会产生一定的困惑。如在幼儿园的课本中冬天都是下雪、堆雪人、打雪仗。而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各异，气候差异显著。在一些地区，比如云南的一些地方一年只有两季：干季和湿季。笔者所在的重庆一年四季并不分明，特别是冬天一般是没有雪的。因此，将教育内容与儿童实际生存状态和现实生活接轨势在必行，对民间游戏教育资源的开发可以为这种连接提供天然的途径。

其次是教师的教育理念局限于将儿童游戏看成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忽略了儿童游戏自身的大量的本体价值。如在儿童游戏的指导中强调每一种游戏都必须要有意识地让儿童学到什么，而不是让儿童在自身的体验、感受和生活经验的积累中成长；强调让游戏充分成为教育的手段，片面追求将教育内容镶嵌在游戏中，而不管游戏自身内在的规律，从而降低了儿童在游戏过程中的游戏体验，使儿童出现对游戏的不认同状态。民间游戏由于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来自儿童的生活，所以备受儿童喜爱，具有易于为儿童所接受的特点，因此，在发挥游戏的本体价值上具有突出的优势。

综上所述，必须在幼儿园的课程中整合民间游戏的文化教育资源，促进幼儿园课程体系对民间游戏的接纳、融合以及对民间游戏的挖掘、整理、研究、开发与利用。

四、接续的实现──幼儿园对民间游戏的挖掘、整理、研究、开发与利用

首先，应对民间游戏的教育价值加以梳理，对民间游戏的文化传承作用、运作机制以及民间游戏何以能成为幼儿园重要的教育资源，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从哪些方面表现出来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充分挖掘和整理民间游戏。

其次，将游戏研究与儿童成长的大的文化背景相连，将民间游戏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加以开发利用，以期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对所收集到的民间游戏应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既将其放到幼儿园以外的更广阔的教育空间中考察其对一个人一生的个体生命成长有何重要的价值，同时又研究幼儿园中儿童的实际生存状态，并尽力在两者之间去寻求一个契合点，探求民间游戏在幼儿园操作环节中的实际开发与利用。

再次，教师应精心选择大量与儿童生活紧密相关，文化底蕴深厚，能吸引儿童，感染儿童，使他们获得有益经验的民间游戏加入到课程内容之中，使课程容量增大。民族文化教育资源丰富，题材新颖，富有美感和儿童情趣，可以有效地实现幼儿园课程体系对民间游戏的接纳和融合。同时，幼儿园课程活动设计和所选教材应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层次、不同水平儿童的需要。应鼓励乡土教材，地方教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或民族文化底蕴深厚的教材的编写、采用与实施。

总之，民间游戏是幼儿园不可多得的教育资源，可以改变幼儿园游戏及课程的内容、方法和途径，幼儿园应善加利用。

参考文献：

篇6

论文摘要：语言文化学作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产物，是西方文论的重要延续，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对其研究中承载着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尤其是表象理论的发展，其特征、结构对文学、艺术、文化等有了新的阐释，尤其是结构中的定型对文学造型与艺术事实对现实生活的模仿等在文学文化领域有了新的解释，是对当下文学文化现状研究的必然需求。

语言文化学自产生来时，在人文思想上坚持以为文本的理念，对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加以尊重，对文化的内在性、民族性与本然性作出阐释。表象与知识更具有名族地域特色，因此对表象理论的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情感倾向、自我文学、艺术等的发展与独特的思维特征。

一、表象理论综述

本文所写的是表象问题，它与知识更具有民族特性，其独特的表象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表现其独特的民族族心智特征上有重要意义。

表象一词并不是语言文化学先发明的，在古老的东西方早有其渊源。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概念来自表象”和“灵魂不能无表象而思维”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表象思想主要表现在《周易》中，其中所表述的“象”更多的是意象，《周易》从“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意象来阐述世界本原以及事物的本质。

哲学认为表象是对客观事物的印象留存于大脑记忆中，其产生是由外在的刺激物所引起的。心理学认为在头脑中形成的对感知事物的形象，无论是否受到刺激引发都存在于人们的意识里，也就是说，表象在生活中的作用很大，已经潜入到我们的思维之中，不自觉的影响我们的活动，同时表象还具有强烈的民族倾向性与思维特性。因此，对于语言文化学的民族文化研究来讲，表象更具重要性。因此语言文化学的表象理论研究对国际间文化的交流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表象的特征与分类

1.表象的特征

语言文化学中的表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表象，包括形象与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属性。可见，语言文化学范畴的表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可以是集体也可以是个体的。表象结构在当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更为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尤其是多媒体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独有形象，其结构所带给我们的直观刺激性、可感性更是让大众感到快意。也就是说，表象在更广范围的国家文化交流中，通过研究民族语言文化的特点，进而探询民族思维和精神世界，达到为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2.表象的分类

表象可以分为集体表象和个体表象，因为表象具有双重性，它可以是个体的，也可以是集体的，这是表象特有的个体性和超个体性。具体到个体来说，每个个体都具有各不相同的个体表象，而从个体所属的民族文化角度来看，必然要接受从这一文化共同体中继承下来的民族的共同的表象，这就是集体表象。两者之前的区别研究在语言文化学之前便有：有的把集体意识看做社会成员世代继承的公同的信仰和感觉系统，在这个基础上群体可以产生共鸣；有的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认知形式，是“一般思想”中的知识，其内容、功能和再现都受社会制约；有的认为社会表象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认知现象，它们是关于行为、思想和价值的多层次系统等。

三、表象的结构

由上文可知，集体表象是语言文化研究的重点，因此，在表象理论中一般指集体表象。在集体表象的结构体系中主要有先例现象、定型、艺术事实与鬼神。

1.先例现象

“先例”或 “前例”，指“已有的事例”或者“可供后人援用或参考的事例”。语言学术语“先例性”，基本是这个含义，表示“己有的可以供后人援用和参考的事例”。

先例现象作为一种表象，自然具有表象的特征，但是又有着自己的独特性。作为先例现象需要具备几个条件：具有超个体性，在这个个体共同体或者民族文化体中他们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很熟悉，如同常识知识一样熟知，至少知道这些现象存在；在认知层面上这个现象是现实存在的；此种现象在某个民族文化群体的言语中经常出现，带有民族标识。

先例现象具有自己的原型性与单一性，也就是说同一个民族中的先例现象有着相同的原型形象、评价取向及伴随意义。先例现象非常广泛，可以是言语思维活动的各种文本，也可以是非言语类的绘画建筑等。但是语言文化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是语言化先例现象，并按照语言单位本身特点将其划分为先例名、先例语句、先例情景与先例文本。中国的四大文学名著，他们的书名、故事情节、重要人物等被后人时时提起。这些文本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化的象征，具有先例地位。

2.定型

定型作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可以从社会学、心理学、认知学、语言学、民族心理学与民族语言学等方面加以论述，其中研究最多的就是社会学，社会学家们主张定型是在一定的民族精神需求与文化动机基础上产生的，是同种族行为方式相关的模式，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或社会团体对某个需求的语言化符号，是社会需求的反映，在社会化进程中对个体意识有着典型的促进作用。

定型作为表象主要有情景和表象两种形式，前者是一种行为定型，后者是表象定型。因此定型又可分为情景定型与形象定型，情景定型如排队、交通、考试等情景，形象定型按照事物所属的不同领域有动植物定型、人类定型、职业定型、社会定型与人定型等。语言文化学主要是对反映民族文化的行为定型和形象定型有所关注，如民族行为定型中的传统风俗习惯等。在现实中有的行为定型仍在农村地区多以种植农作物为为主的形式保存着，还有在婚礼中的行为等也有不少不存。形象定型则侧重于更多的动物形象，如在西方文学中，绵羊多指性格上愚钝、倔强或者顺从命运等群体，狗熊是指笨拙、没教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代表。从上可知，定型与先例现象基本相似，都带有民族性标识，是民族文化的表现，是主观对客体现实的反映。

3.艺术事实

艺术事实是现实的模仿，可以算是第二种现实，通常是文学等艺术作品中的人或物，它具有一定的民族标识性，对文化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艺术事实主要分为两类：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与潜在世界、第二艺术世界，它们都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前者以镜子为例，一方面它具有客观属性，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自我的传说、神话或文学作品中，镜子被赋予了神奇的魔力，能够知道古代、展望未来，这是在前一种现实镜子对照中的艺术事实。后者是仅仅存在于第二重现实中的艺术事实，如《西游记》哪吒三太子烽火轮、乾坤圈等，这些在现实中没有的东西，也只存在于潜在的艺术世界。

4.鬼神

鬼神不具有原型性，同时在唯一性上比较缺少，他们存在于各种形象之中，如西方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文化中的鬼神由于地域民族的不同有着区别。鬼神和先例现象处于原型性和唯一性标尺的两端，具有完全截然相反的两极性质。

参考文献：

[1]丁听.语言国情学的出路一文化语言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7.4.

篇7

无国界货币的疏离与回归

众所周知，人类创生货币的目的在于充当交易媒介，因此其根本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而其价值的储藏功能则是确保交易功能实现的前提条件。

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货币的商品本身具有实用价值，其普遍性决定了该时期的货币是无国界的。之后，部分准备金制度(金、银本位制)开启了信用货币时代，而国家作为信用的最佳载体，信用货币的国籍化也就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黄金作为惟一剩下的无国籍货币载体退出历史舞台，全球进入全新无错信用货币时代，似乎，无国籍货币离我们渐行渐远。

2002年1月1日，在人类货币史上注定要成为不寻常的一天：在这一天，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正式进入流通；也是在这一天，无国籍货币的突然回归，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货币的角色与意义，尽管在此之前，美国众多学者都不看好甚至嘲笑欧元的诞生。

“团结”的欧元

欧元启动工程浩大，花费之巨，令人侧目：据经济学家计算，仅从欧元发行到投入使用的费用就高达1600亿～1800亿欧元。欧洲人为何如此执着，非要搞一个欧元出来。具体来讲，这背后有一个前提，一个理论。

一个前提很重要，那就是战后欧洲共同体的成立。成立的原因简单而现实：饱受两次世界大战摧残的欧洲，在战后开始思考避免悲剧再次发生的防御性方案，基于当时钢铁和煤炭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法国人产生了永久监控德国钢铁和煤炭产量的动机，并在1950年由其外长舒曼提出了“欧洲煤钢联营计划”，即所谓的“舒曼计划”。1951年4月18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在巴黎签订了为期50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

历史的演进虽然不由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却无形中契合了人的意愿：随着时间的推进，普通民众和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只有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高度融合才是永久和平的前提。同时，政治、经济的不断融合，给欧洲战后的重建与复苏打下了基础，简单的“欧洲煤钢共同体”逐步转向更进一步的政治、经济联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的高度融合与之后的发展瓶颈，迫使欧洲人开始打各国货币的主意，而最优货币理论的及时提出，给欧洲人解了难题。

“最优货币理论”是由蒙代尔教授于1961年最早提出的。通常认为，统一货币意味着完全的固定汇率，使得区内国家货币失去了汇率弹性，在经济增长乏力或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之际，无法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而纠正宏观经济的失衡。而蒙代尔认为，即使不存在货币或汇率工具，如果在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单一货币体系下宏观经济的失衡也可以自然校正。

传统观点的误区在于误解了货币的作用，又自以为是地认为一国可以通过操纵汇率获得好处。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借助操纵本国汇率来获得经济利益，简单的博弈论知识告诉我们，尝试操纵汇率贬值的国家越多，最终均衡策赂就是放弃对汇率的人为操纵。

事实上，仅就货币降低交易费用这一角度，欧元区获利颇丰：欧元区每年内部贸易额就高达1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贸易总量的15％。实行统一货币后，不光节省了巨额交易成本，还使人才、资金、技术和资源等得到最佳配置，从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2002年单一货币的建立，使得货币区内部贸易明显增加，欧元区国家间贸易迅速增长。熟知国际贸易理论的人不会否认，单一货币给区内经济带来的巨大福利好处。

正如前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伊森贝赫所说，欧元的意义已不仅仅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也将对保持欧洲的稳定、和平与繁荣作出贡献。欧元是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象征，是欧洲稳定和统一的象征。经历了数个世纪战争创伤的欧洲国家誓言团结起来，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

货币联盟的示范意义

货币一直就是为谋求国家利益而对他国实施货币强权的战略工具。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体系发生了三个根本性变化――冷战的结束、货币权力的分散化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为货币权力实施创造了极大的机会。要成为一个国际储备货币，至少要有五个条件：第一是经济的规模，第二个是金融货币市场的发达程度，第三个货币是不是自由兑换，第四个条件通胀是不是稳定，第五是政治是否稳定。现在惟一满足五个条件的，就是美元和欧元。欧元区的经济规模几乎与美国相当，比日本或中国大3倍。

因此，欧元的最高意义就在于欧洲可望通过创立一个强势货币和一个强大的区域货币体系安排，来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以谋求欧洲的利益，这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欧元流通后，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以及非常有吸引力的储备货币，这对美元的货币统治地位直接构成挑战。

此外，欧元对区域经济整合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欧洲一体化开世界经济区域化之先河。半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一体化的鼓舞下，世界经济区域化蔚然成风、欣欣向荣，当今除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三大集团外，还有东盟与“10+3”、南亚经济共同体、南太平洋自由贸易区、海湾经济共同体、经济合作组织(ECO)、加勒比海经济共同体、南美经济共同体、西北非经济共同体、中非经济共同体、南非经济共同体等几十个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欧元的启动与使用，为区域整合提供了新的思路，使得现有的区域经济整合方式向前又迈进了一大步。随着货币联盟的推进，经济的整合必然要求政治的联合，“欧洲联邦”如今已成为欧盟内热烈讨论的话题。这种超越国界和民族经济疆界的新型组合方式，对于各国、各集团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鼓励更多的国家和集团选择“货币联盟”道路。从长远来看，欧元的诞生为国际经济一体化绘出了新的蓝图。

欧元危机与欧元区缺陷

愈演愈烈的希腊债务危机使众多经济学家把矛头指向了欧元，似乎欧元危机已一触即发，什么诸如没有独立货币政策、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之类言辞常常见于报端。

首先，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确有其事，但这并不妨碍区内经济的平衡，原因正是在于各国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背后是简单而又不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知的重要经济学知识：财政、货币政策在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方面具有很强的弹性和互补性，二者可以互为替代。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对货币制度如何安排有所认知。本文开篇就提到，货币的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因此，货币制度的安排就应该确保货币环境的稳定，其中包括利率、汇率和价格水平。毫无疑问，区内统一货币可以很好地确保上述三个货币环境变量保持稳定，这就达到了最优制度安排。

在此基础之上，一国虽然失去了货币政策空间，鉴于前述财政与货币政策可互为替代，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调节财政

政策，解决经济内、外部失衡。

当然，反过来，让一国失去财政政策空间，区内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让各国享有独立的货币，并实行浮动汇率制，允许汇率、利率和一般价格水平上下波动，以平衡内、外部失衡。这也是一种制度安排，关键在于，哪种制度安排成本最低?就货币的本质与功能，毫无疑问，区内统一货币是最优的选择。

而希腊债务问题正是由于其财政政策的过度使用，毫无疑问，一国财政政策并不是可以无节制的使用，健康、可持续是重要前提。此处，我们不想细究希腊等国的债务本源，而关注于欧元区的制度安排。的确，欧元区内统一货币制度安排并不是没有缺陷，在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同时，缺乏统一的财政部。注意，这里说的不是统一的财政政策，而是起转移支付功能的区内统一财政预算。当某一国家财政出现问题时，欧元区统一的财政部可以给予必要的补贴，而资金来源于区内富裕的国家。

而上述机制就好比在一国家的各行政地区之间的转移支付。以我国为例，各省有自己财政预算，其收入和支出相对独立，而同时，中央财政每年会给予贫穷地区大量财政补贴，其资金来源于比较富裕的省份或地区。没有人会怀疑这种机制对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

把这一问题放在欧元区，是一个道理。但问题在于欧盟尚不是一个国家，这种转移支付在政治上是难以接受的，不可行的。但这并不代表由于这一缺陷，欧元必会变得不稳定，无法持续。事实上，本轮希腊债务危机给欧元区的政治家们找到了可行的替代政策，那就是欧元区新的救助机制。

投机资本与欧元的较量

5月10号，涉及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欧盟救助计划最终达成，并在欧盟层面形成了部分常规性的救助机制。这虽然不能完全代替统一的财政部职能，但其对欧元本身的稳定器作用是实质性的。

假如欧元不存在，那么本次金融危机期间会发生什么?看看上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再看看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就会一目了然：部分欧元区成员国会爆发货币危机!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货币，肯定会兑现原先的德国马克大幅贬值。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动荡。

篇8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是青少年成人成才的保障,也是教师成就自我的事业。”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现行教育体制下的许多教师甚至已经失去了专业发展的勇气和动力。如何改变上述现状?教师的在职培训一直被认为是改变教师观念、提高教师素质的主要途径。但是,实践证明,传统的以技术理性的教育理论—实践观为背景的、以课程为基础、以知识讲授为特征的“技能熟练模式”,〔2〕其实践效果远非理想。由于通过这种方式学到的知识都是作为外在于个人的异己之物,与个体当前的、现实的工作、生活情境与需要没有直接关联,缺少个体特定场景定的心理体验的融入和个体内心深处的精神的渗透,因此它没有真正转化为个体内在的心智模式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造就”了现实中口是“行”非的教师群体,其实践中的表现就是,教师“所倡导的理论(espousedtheories)”与“所采用的理论(theories-in-use)”的分裂。〔3〕有鉴于此,教育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师训模式的创新进行了探索。我们认为,近年兴起的、为国内外专家所推崇的校本教师培训模式(School-basedIn-serviceEducation),是一种效率高、操作性强的选择。这种模式基于教师个体成长和学校整体发展的需要,由专家协作指导,教师主动参与,以问题为导向,以反思为中介,把培训与教育教学实践和教师研究活动紧密结合起来,倡导基于学校实际问题的解决来直接推动教师专业的自主发展(让教师学会教学、学会研究)、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校整体办学水平的不断提升。

二、在研究中成长

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想由来已久,早在1926年国外就有学者在一本名为《教师的研究》(ResearchforTeacher)的书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教师有研究的机会,如果抓住这种机会,不仅能有力而迅速地发展教学技术,而且将赋予教师的个人工作以生命力和尊严。”〔4〕此后,不断有学者强调教师培养研究习惯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教师开展研究有两个理由:一是这种研究具有训练的价值;二是有助于提供大量的有关教育的科学信息。这一思想为英国课程论专家斯坦豪斯(L.Stenhouse)所继承,他不仅明确提出了“教师成为研究者”的理念,认为“没有教师的发展就没有课程的发展”,而且通过实施具体的计划,使这一理念转化为一个激奋人心的现实运动。斯坦豪斯认为,所有的课程研究和设计都建立在课堂研究的基础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工作。教师是其实践的最终、也是最佳的裁决者。在他看来,“教育科学的理想是,每一个课堂都是实验室,每一名教师都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5〕因此,教师应被鼓励成为批判地、系统地考察自己教育教学实践的研究者,从而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课堂和改善自己的教育实践。这种自我研究,既是教师职业自主性的表现,同时也能不断促进教师职业能力的发展。而教师若要完美地兼任“职业者”与“研究者”的双重角色,除了需要掌握必要的研究技能之外,还要培养起研究的性向和责任,通过切实体会到的责任感及所运用的技能,来不断地质疑、“追问”实践,并完成在自己的教育教学背景下对教育教学实践理解的建构和再建构。

三、在行动中研究

教师角色要实现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者到学生学习、身心发展的促进者的转变,教师本身必须是一位积极有效的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这里,教师的研究并非指专业性、理论性的学术研究,而主要是指教育教学实践研究,即教育行动研究。何谓行动研究?对之,中外学者提出的众多定议,不尽一致。如澳大利亚学者凯米斯(S.Kemmis)认为,它是“由社会情境(教育情境)的参与者,为提高对所从事的社会或教育实践的理性认识,为加深对实践活动及其所依赖的背景的理解而进行的反思研究。”〔6〕简言之,教育行动研究,是一种以参与和合作为特征、以教师为研究者、以实践情境为研究场所的研究形式。概括起来,它以如下三个特征区别于其他方式的教育研究:(1)“对教育行动”开展研究,即行动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教学的实践者所遇到的实际问题,这就要求研究者(亦即实践者)具备(且逐步扩展)问题意识和研究意识,通过反思和合作,学会发现和界定问题,并探讨可能的解决策略;(2)“在教育行动中”研究,即它是“行动”和“研究”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育活动和探索活动的统一;(3)“为教育行动”而研究,即研究的目的指向教育行动的优化和行动者的理性自觉(而非科学理论的产出)。行动研究旨在不断革新和改善教育行动;同时,它将有助于教师个人行动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教师自觉地以反思的姿态追求个人实践知识的合法化、概念化和理性化),因此,行动研究是一种学习途径,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并且(由于实践改进和专业发展是无止境的)有一个螺旋上升、不断发展的过程。行动研究没有整齐划一的模式。美国学者温特(R.Winter)认为行动研究的关键过程可以用三个词来表达:“观察”、“反思”和“运用”。〔7〕概括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教师行动研究的基本框架:(1)发现问题。这是行动研究的起点,教师关注教育教学中的特定问题,并从课程、学生、教师本身等方面收集有关的资料。

收集资料的方法包括自述与回忆、他人的参与性观察、角色扮演、轶事记录、各种检查表、问卷、访谈等,也可以借助于录音、录象档案资料等等。(2)分析解剖。教师通过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通过审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对问题予以界定,诊断其原因,确定问题的范围,以期对问题的本质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这里,教师可以利用自我提问来帮助对问题的理解,也可以通过合作的方式(相互观察和分析)来进行。(3)确立假设。明确问题以后,教师开始在已有的知识结构中(或通过请教同事、理论工作者或阅读专业书籍、文献资料等途径)搜寻与当前问题相似或相关的信息,以建立解决问题的方案。这种寻找信息的活动是自我定向式的,其结果有助于教师形成新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4)验证假设。考虑了每种行动方案的可能效果后,教师就着手试行某一个解决方案,并在试行之后仍要不断地搜集各种资料或证据,以考验假设,改进现状。在检验过程中,教师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经验,当这种行动过程再次被观察和分析时,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行动研究的循环。值得一提的是,产生于行动研究实践中的“教例研究”,正成为中小学教师教育研究登堂入室的捷径。〔8〕参与研究的教师首先把实践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处理问题的全过程写成“教例”;进而围绕教例展开集体研讨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教例研究报告”;最后,通过对特殊教例的分析取得新的发现,或通过对同类教例的研究,概括出一般性的结论。“教例研究”的基本环节是:教例描述———教例分析———教例归纳———新教例的创设———专题研究(问题研究)。

四、构建“研究共同体”

教育行动研究是对“教育行动”的研究;“教育行动是在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由特定的教师对其学生采取的行动,又要使作为行为者的教师在行动过程中获得理性的自觉,故这种研究不能不以参与研究的教师为主体。”〔9〕但教师一开始往往缺乏研究规范、研究技能等方面的必要训练和足够的理论准备;同时,一般教师对教育科学理论的语言不很熟悉(对某些术语甚至会有理解上的偏差),这就为教师深入分析问题、准确表述观点等造成一定的困难,从而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和研究结果的交流。另外,单个教师受认识水平与价值观念等的局限,对教育实践的理解水平也有限,教师个体的研究开始时一般较难取得成功。因此,建立“研究共同体”,即教师与专业研究者合作(或至少教师之间合作)进行研究,将为教师研究的起步提供有利的条件。在研究起始阶段,专业研究者可能提供的协助包括:参与选择课题,确定课题计划;共同研究与课题相关的理论假设;提供研究方法与表述研究成果方面的指导等。〔10〕

但必须强调的是,教师反思、研究能力的发展是自我组织过程,指导者只起促进作用。因此,为使行动研究真正成为促进专业实践的变革的过程和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变革过程,合作双方要在诸方面取得共识的基础上积极创造一种协作性的组织文化。这种组织文化的核心内涵〔11〕是:问题为本的探索过程(Problem-based)、依据相互支持的规则进行开放性的分享(Open-sharing)、不作全面的评判(Non-judgmentalinanoverallsense)、认同个体发展节奏差异的基础上追求专业发展方向的一致(Direction-oriented),即这个研究共同体应该树立一种“问题即探究和学习机会”的信念,形成寻求最大化的教育教学实践合理性的集体力量;围绕问题展开的对话应该强调开放的经验分享,强调“对事不对人”,并淡化对当事者行为作全面的评判;教师实践研究能力的发展节奏存在差异,因此合作的行动研究更侧重于过程,而不强求所有参与者的同步发展。如果说“基于问题的探索过程”和“开放性的经验分享”,是合作共同体的本质特征,那么,强调多向互动、智慧共享的“对话”正是共同体有效运作的机制之所在。研究共同体面对真实、“复杂”的实践问题(教师面临的问题情境)进行分析、探讨,通过对话、协商、合作解决问题,并主动建构起隐含于问题背后的有关知识(并不断诱发新的学习需要,成为继续探究的一种动力)形成解决问题的技能和自主思考的能力。

对话的过程,是对话主体双方从各自理解的前结构(原有的知识背景)出发通过多向、多次的互动所达成的一种视界交融(也可以说是“大学文化”和“中小学文化”的交流、融合过程),而视界交融的结果是主体双方认知结构的不断改组与重建,是新知识、新理念的产生与创造。因此它也是一种相互学习(学会教学、学会研究、学会合作)的过程,是主体之间在经验共享中的相互造就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共同体也即“学习共同体”。在学习共同体中,对话双方都将对方视为知识的可能性源泉,通过对话和共同的探索活动将公共知识转化为个人知识;另一方面,共同体通过互动将个人难题转化为公共难题,借助集体智慧解决个人困境,从而构成了一种加速个人智慧学习和实践创新的良性循环。必须指出的是,“对话”的存在和有效运作依赖于民主、平等、相互接纳的学习氛围;而这种良好集体氛围的创设又取决于共同体内部合作各方是否对“自身”及“对方”具备适当的角色认知。就专业理论研究者而言,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作为中小学教育教学实践者的教师,其头脑并非“教育理论的空白”,而是有着自己的经验和探究、创造的潜能。

因此,对教师的指导必须建立在尊重教师的现有经验、见识和才智基础上(而不生硬地从教师不熟悉的理论假设出发),并“强调理论工作者要做实践者的‘先生’,先得做实践者‘学生’”〔12〕;另一方面,在合作研究过程中,专业理论研究者将不断“从生动的教育实践中汲取教育的诗情”,从实践第一线的教师的鲜活的经验中寻找新的理论生长点。就教师而言,在合作研究中,作为研究主体能否同大学研究人员处理好关系,是合作研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即他们必须在研究中学会“合作”、学会“对话”。一方面,中小学教师要充分利用共同研究的大好时机,在研究中通过不断的反思、虚心求教和沟通,不断纠正自己头脑中不科学的习俗观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认识水平、扩大理论视野、提高与专业研究者对话的能力和开展教育教学实践研究的能力;另一方面,在以平等的态度参与共同研究时,要消除对专业研究人员的依赖心理,在研究工作中积极主动,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逐步增强独立思考、自主研究的能力,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研究主体”的身份和主动发展的精神。另外,参与研究的教师之间的精诚合作对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也至关重要,和谐的协作关系有助于培养浓厚的研究氛围和愉快的工作环境,而这种富有建设性、支持性的气氛和环境反过来又能促进教师合作精神、研究精神的发展。总之,走向合作的教育行动研究,需要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其基础是参与者的相互理解,其实质是在平等对话基础上意义和精神的持续建构,其结果是生成新质文化的同时,实现着教育“实践”、教育“理论”和作为实践者(包括教师和理论工作者)的“人”的多向、多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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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高职学生；法律思维方式；职业道德；培养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认识到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并积极探索培养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高职学生毕业后要完全胜任工作和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就要不仅具有基本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能够自觉遵守相关行业的职业道德。高职院校要积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只有这样，学生的职业化水平才能得到充分提高，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劳动者。笔者基于对法律思维方式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密切关系的认识，试图探讨法律思维方式在高职学生职业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 

法律思维方式之辨 

所谓法律思维方式，是指按照法律逻辑（包括法律的规范、原则和精神）观察、分析和解决涉法性问题的思维方式。作为法律实践活动方式的观念形态，法律思维方式是伴随法律职业化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独特性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固化和凝结。不同于经济思维方式偏重于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政治思维方式偏重于不同利弊的权衡和道德思维方式偏重于善与恶的评价，法律思维方式则偏重于合法性的分析。作为法律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合法性强调要以法律为准绳来思考与处理涉法性问题，面对任何涉法性社会矛盾和纠纷，基本任务在于做出合法与非法的判断，并依照法律，以权利与义务分析为线索，最终做出权利安排和义务界定。合法性是对法律思维方式特征的最高抽象，把握了合法性，也就从根本上把法律思维方式与其他非法律思维方式区分开来。 

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一判断日益成为社会的共识。法治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复杂的条件，如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完善、法律体系的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等，也离不开全民法治观念的确立。“只有当人们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经常地而不是偶尔地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鉴于此，“法治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成为人们处理涉法性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法治得以真正实现的必要条件。 

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思维方式基础，也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基本资质的内在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思维方式仅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独占。从思维主体的角度来说，法律思维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狭义、中义和广义三个层次。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则是社会大众的思维方式。作为广义法律思维方式的思维主体，社会大众是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他们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未经专门职业训练而逐渐养成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可见，法律思维方式既是专业的，又是大众的。法治的实现需要经专门职业化训练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也离不开未经专门职业化训练而具有一定法律思维能力的普通社会大众。高职教育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使命。高等职业教育当前已占我国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应自觉培养高职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这既是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需要，也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职业道德与法律之互助共生 

在现代社会，法律和道德共同构成两大基本的行为规范，两者共同为社会的有序运行保驾护航。在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法律，既是人们思考和认识法律问题的前提，又是人们思考和认识的对象。没有法律，也就无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什么是法律？按照法学理论，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经济关系最终决定、按照善恶标准来评价并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维持的规范、原则和意识的总称。职业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它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来维持的行为规范的总和。职业道德内容丰富，具体包括职业理想、职业态度、职业义务、职业良心、职业纪律、职业荣誉、职业作风等基本构成要素。职业化是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任何职业活动都包含着复杂的社会关系，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其发展也必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这样，职业道德规范也就应运而生。职业道德是职业活动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必须自觉承担相应的职业责任，履行职业义务，遵守职业纪律，展现职业作风。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的道德要求越来越高，职业道德素质已经成为各行各业录用人才的必要条件之一。按职业道德标准行事，是各行业从业者应具备的一种最重要的职业素养。 

 　作为职业生活的两种基本行为控制方式，法律和职业道德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助共生。一方面，遵纪守法常常构成社会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道德是法律的灵魂，法律规范中的一些条文也是道德规范所要求的内容，从业者职业道德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促进法治建设的发展。另一方面，法律是职业道德的重要载体，职业道德所提倡的内容会在一些法律规范中出现，同时，法律制裁的威力也有助于职业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当某一行为冲破了职业道德的底线，做出了严重危害他人、用人单位和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时，为了维护用人单位及社会的正常秩序，就要动用法律手段对这一行为进行强制制裁和惩罚。 

法律思维方式是培养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重要保障 

尽管人们对职业道德的具体规范理解可能各有不同，但在基本范围内也存在着深刻的共识，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成为各行业职业道德的一般要求。高职院校要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必须在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方面加大教育力度，积极探索提升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努力促使学生形成契合职业化要求的职业道德素质和职业道德行为。 

按照一般德育理论，道德的培养是一个知、情、信、意、行相互作用的过程，“知”是基础，“行”是关键。这样，帮助高职学生深刻理解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含义，是培养其职业道德的内在要求。由于职业道德与法律互助共生，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强制制裁和惩罚。因此，努力挖掘敬业、诚信、公道、纪律等的法律意义，必将为高职学生职业道德的培养提供法律思维方式的保障。 

敬业是一切职业道德基本规范的基础，也是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前提。敬业就是要尊重、尊崇自己的职业岗位，以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做到尽职尽责，要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和职业义务感。职业与责任如影随形，一个敬业的从业者，必须强化自身的责任意识，其中包括道义责任，也包括法律责任。具体来说，一方面，从业者要做好分内的事情，如履行职责、完成任务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则应承担相应不利后果或强制性义务。履行职责，是敬业的具体体现，也是职业责任的本质要求。如果遇事临阵退逃，不仅谈不上敬业，还可能违背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甚至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 

诚信是一种人人必备的优良品格，是职场从业者的道德底线。诚信的本质内涵是尊重实情、有约必履、有诺必践、言行一致、赢得信任。在职业生活中，诚信要求从业者尊重事实、真诚不欺、讲求信用。其实，诚信也是我国现行法律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在《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中有明确的规定。由于其适用范围广，对其他法律原则具有指导和统领的作用，因此又被称为“帝王规则”。显然，在诚信成为法律规范的时候，违反它所承受的将是一种法律上的责任或者不利于自己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可以是财产性的，也可以是人身性的；可以是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可以是刑罚。 

篇10

关键词：主体间性； 大学生； 信仰； 培育

中图分类号： G6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3－0015－04

当代大学生是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一个有信仰的民族才是真正智慧文明的民族、有着光明前景的民族。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1］；党的十七届六中会全指出：“坚持指导地位，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2］。然而，受当今社会生活中积极与消极、美好与丑恶、文明与愚昧、传统与现代等矛盾冲突的影响，大学生信仰受到冲击。如何培养大学生对的坚定信仰成为我们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从主体间性视域下探究大学生信仰培育的有效路径，提供了大学生信仰教育的新视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一、主体间性理论的基本特征以及主体间性理论与信仰培养的契合性

1.主体间性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主体间性理论最先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他认为主体性意味着自我，而主体间性则意味着自我共同体。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体间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主体与主体的一种平等的关系。主体间性超越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模式，进入了主体与主体关系的模式。更进一步地讲，主体间性强调由单纯的“主体—客体”或“主体—中介—客体”模式向“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模式的转变，更加强调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理解性、交互性。主体间性不是把自我看作原子式的个体，而是看作与其他主体的共在。在主体间性的关系中，不同主体通过共识等表现的一致性，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第二，主体间性是以交互性作为存在的基础。马克思强调人的社会交往是在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实现的人与人之间具有物质内容的互动的生活过程。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坚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人的解放旨趣，他认为，人类的存在并非以独立的个体为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交往做起点。也正因为交互性，使得交往双方在相互认可、相互理解的关系中不断重构自己已有的知识、情感、观点等。另外，主体与主体之间在进行相互的交流活动时，合作关系也得以加强。没有主体与主体间的合作，主体只能孤立地成为单子式的主体，作为个人的主体性也就会妄自膨胀、扩大而最终失去主体间性存在的本初意义。第三，主体间性是对主体性的扬弃和发展，具有开放性。马克思认为：人始终是主体，并在认识活动与实践活动中不断确认自己的“主体”地位与身份，人作为主体存在，其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断生产和扬弃他们的社会关系，从而开创新的社会历史。与主体相关的主体性，是在主客体关系基础上产生的，即人作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所显示的自觉能动性。而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并非哲学概念的简单移植，而是强调对主体性的扬弃和发展。主体间性所面对的既有主体之间的关系，也有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所以其揭示的内容更加全面、深刻、开放。且主体间性直接指向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结构，反映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般倾向，即回到生活，回到现实，回到人的真实生存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