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家庭保护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未成年人家庭保护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现将XX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市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认真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市委、市政府及各相关部门把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把《未成年人保护法》纳入“七五”普法规划及重点普法目录。相关职能部门各尽其职、各负其责，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发展进步。发挥校园阵地作用，不断提升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同时强化检察、审判、司法职能，创造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法治环境。

（二）强化宣传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法治意识。一是加强阵地建设。在公共场所和网络平台，广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营造浓厚普法氛围，市级媒体机构播发相关稿件、公益广告16000多次。二是加强队伍培训。以“法律六进”活动为载体，定期组织普法、执法队伍开展专项培训，市检察院、市法院组建专班开展未成年人法治教育进课堂教师团队培训。三是加强课堂教育。全力推进法治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活动，将法治教育课程纳入教学计划。通过聘任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法律顾问，开辟法治教育第二课堂，专题讲授《未成年人保护法》1000多次。四是加强实践指导。开展“法治文化校园行”、“法治进校园”、“检察院开放日”等行动，通过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参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等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护能力。

（三）推进社会治理，优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一是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推进“四馆一中心”、农家书屋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建设，面向未成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丰富未成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深入开展“扫黄打非”工作，近年来取缔经营性娱乐场所147家，查缴各类非法出版物、音像制品1100余件，查处网吧相关违法行为186起，删除、封控涉“黄赌毒”类有害网络信息6万余条。二是优化校园周边环境。开展校园周边治安隐患排查1000余次，妥善化解涉校纠纷133起，整改安全隐患323处。持续开展“护蕾行动”，在中小学、幼儿园设立“护学岗“，增设交通警示牌，扣留、责令整改非法改装、改型接送学生车辆。三是优化校园内部环境。进行校园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改安全隐患300多处。积极开展市级“平安校园”创建工作。四是优化社会用工环境。持续开展用人单位劳动保障书面审查和执法监察工作，未发现使用童工及侵害未成年工合法权益情况。积极开展“两后生”职业技能培训。

（四）落实关爱帮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一是完善“控辍保学”机制。采取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贫困生资助等多种措施，保障未成年人平等接受义务教育。近三年以来，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100%，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95%以上。经常性开展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二是关爱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在全市各乡镇积极选配儿童督导员、村（社区）儿童主任。探索建立留守儿童活动基地，目前依托枝江市挂牌了2个留守儿童活动基地。积极开展建档立卡留守儿童“双结双促”关爱帮扶工作，组织师生与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开展“一对一”结对帮扶，帮扶关爱10918人次；团市委开展暑期关爱留守儿童“希望家园”活动，关爱留守儿童超万人人次；市民政局定期为全市孤儿发放生活保障金及慰问金。三是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建立未成年人校外心理健康辅导站和青少年维权观测站，打造12355青少年综合服务平台，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及服务团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为967名未成年人提供了心理辅导。每学年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20节次，实现有条件的学校心理咨询室全覆盖，为15350名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四是提供司法援助和救护。市司法局在市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青少年维权岗，开辟绿色通道，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及时、便捷、精准的法律援助。五是争取社会力量支持。团市委通过“希望工程”系列助学济困活动，争取助学资金500余万元；市妇联组织女企业家协会、关爱单亲家庭协会等社会组织开展爱心助学、公益朗读等活动，先后为困难儿童及家庭捐款捐物40余万元。

（五）提升教育质效，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发展。一是抓好教育教学改革。启动研学旅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高中招生考试以及新高考等教学改革；出台义务教育学校“赋能提质”新八条，促进教育质量提升；完成普通高中高一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培训及选科走班工作；深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改革，与企业合建实训基地9个，联合冠名办班培训学生460余人；推进特殊教育学校开办高中班，实现12年免费教育。二是抓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目标，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开展“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活动。推动生态小公民向生态好市民的转变。夷陵区、枝江市“生态小公民”活动获全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高度肯定。三是抓好健康教育与健康管理。结合“3.24”世界防治结核病日、“4.25”全国计划免疫宣传日、世界卫生日等各类宣传日活动，开展结核病、流感、手足口病、腮腺炎、水痘等重点传染病专题健康教育。每年开展学生健康体检，建立学生体检健康档案。每年秋季学期开展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和补种工作，2019年，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率100%，补证111人，补证率100%；补种275针次，补种率98.21%。

二、存在的问题

一是缺乏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联动机制。目前我市未保工作各部门职责相对分散，工作衔接困难。例如家庭教育，教育、妇联、村（社区）等单位履行家庭教育职责时，普遍反映缺乏专业力量；而我市家庭教育专家志愿者自发组织的公益讲座，却难以组织家长参加。这就需要我们将碎片化的未保职责和资源整合成自上而下、系统化的机制体制，形成多部门联动的“反应堆”。

二是未成年人“四道防线”存在漏洞。近三年来，我市均审理过被告人为未成年人、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案件，反映出我市未成年人“四道防线”存在漏洞，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层面更加重视。主要表现为监护人缺失、缺位，学校重智育轻德育、重分数轻安全，社会网络不良文化冲击大，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三是留守儿童关爱帮扶工作有待加强。由于监护人监管不力、关爱缺失，留守儿童易出现感情失落、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健康失保、安全失防、心理失衡、道德失范、行为失控等情况。我市虽然已建立“三留守”群体关爱联席会议机制，开展了“合力监护、相伴成长”关爱行动，但物质层面资助偏多，精神层面关爱不足，还需在满足留守儿童心理需求、学业需求、安全需求等方面精耕细作、落细落实。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责任机制，协调各部门将问题、信息、经验链接共享，增强全社会共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力。

（二）进一步筑牢未成年人保护防线。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办好家长学校，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提供家庭教育指导；创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发挥好学校主阵地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综合素质的培养；创造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全力推进《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鼓励群众及时举报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件，督促监护人明确自身职责，引导未成年人远离危害、防范侵害。

篇2

【关键词】未成年人 国家监护 监护监督 代位监护

学界多年来一直在反思和检讨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利害得失，不断呼吁重构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国家监护主义”理论为基础重构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已经成为共识。

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立法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也有所涉及。

现行法律体系构建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长期采取以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的制度设计，强调家庭私权自治，忽视国家公权介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监护制度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过分倚重亲属监护、忽视国家监护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首先，社会转型中的单位、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早已无力、无意承担未成年人监护义务。其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群体，他们的监护人往往迫于生计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为此，对家庭私力监护进行外部监督尤为重要。最后，未成年人监护职责不明，变更、撤销监护的程序和条件也缺少相应的具体操作规范。未成年人监护缺乏必要的监督主体和配套的监护监督机制。监护监督制度缺失是当前许多监护人疏于监护、监护不力或监护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很多未成年人辍学、离家出走、违法犯罪、流浪乞讨的重要原因。①

重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弥补家庭私力监护不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社会保障机制。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进行外部监督，切实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二是如果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不力或者出现不能监护情形时，国家应迅速采取必要补救措施。

在仔细考察和比较各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法律规定后，我们发现各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一般都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家监护基本原则法律规范；二是监护事项国家决定权法律规范；三是监护监督法律规范；四是亲权强行终止法律规范；五是国家代位监护法律规范。其中后四项要素是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一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有监护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重构我国国家监护制度应该重点健全和完善监护监督机制和国家代位监护机制两大核心要素。

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制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主体。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国家机关和亲属的双重监督机制。亲属与被监护人关系密切，易于沟通、了解情况，亲属担任监护监督人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被监护人利益，而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则有助于强化对监护人的监督。基层民政单位和基层法院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关比较适合。民政单位代表国家实施行政监督，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实施司法监督。②可以考虑在民政部门内部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行使监督监护权力。当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事务局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并就调查结论向监护人提出督促建议，或指定监护监督人督促监护人改善监护质量；监护人拒不改正的，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③同时建议基层人民法院成立家事法庭或者指定监护法官专门负责审理监护事项。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行使监护人确定、变更、处分、撤销等权力。此外，人民法院亦可主动依法启动司法监督权，审查监护监督人履职情况。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虽然目前对所有监护人均实施强制性监护监督并不现实，但至少应重点将不是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纳入监护监督范围。而对于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应考虑将下列情形纳入监督对象：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受侵害的家庭；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的家庭；父母离异家庭；父母对子女放任不管的家庭等。④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人的产生和职责。一方面，父母以外的人担任监护人的，监护监督人可由遗嘱指定产生。没有遗嘱指定监护监督人的，可以由青少年事务局选定监护监督人。另一方面，对于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当出现前述几种情况可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利时，青少年事务局有权任命监护监督人进行重点督促。监护监督人应当要求监护人至少每3个月报告1次未成年人的身体状况、教育状况、财产状况等。

未成年人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的设立、变更和终止程序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首先，笔者认为监护的设立除原来规定的法定监护和法院指定监护以外，还应增加委托监护。同时，还应规定有关职能机构或组织因未成年人脱离监护而自然取得临时监护。比如收留流浪或走失未成年人的救助站等福利机构自然取得临时监护权。⑤其次，当出现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失去监护能力、监护人不适宜担任监护职责或者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情况时，法院有权依法变更监护。撤销监护时，法院可视情形判令原监护人承担监护费用或经济惩戒。上述情形消除后，法院可恢复原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最后，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未成年人监护终止的情形。一是被监护人已经成年而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二是被监护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三是被监护人被他人收养。终止监护时，应清算、移交被监护人财产。⑥

完善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机制

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的适用对象。必须强调一点，建立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绝非动辄让国家代位监护，直接充当监护人。国家应当尽量扮演一个超然的监督者角色。因此，考虑到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制度只是家庭个体监护补充角色的定位以及目前我国的国家承受能力，必须科学合理地选择其适用对象。除原有规定的孤儿和弃婴外，国家代位监护的对象还应包括监护人客观上无法为其提供健康成长所需基本条件的未成年人。值得一提的是，国家代位监护的适用往往有赖于前述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制的有效建立，上述监护监督机构必须能够对未成年家庭监护状况进行有效监督并及时反馈，才能为适用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提供证据。⑦

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的实现形式。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的申请可以由未成年人的近亲属或者青少年事务局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人民法院可根据青少年事务局的建议，选择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近亲属作为监护人，对于无法找到合适近亲属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人由国家代位监护，以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对于有过错的监护人，法院则应判令该监护人支付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生活费用并视情况处以一定数额罚款。国家代位监护可以通过以下形式实现：一是国家直接设立儿童福利机构来承担监护职责，负责照料和教育未成年人；二是国家委托具有监护能力并愿意承担监护职责的社会成员或者经审查合格的民间组织进行监护，由青少年事务局对其日常监护行为进行监督检查，由国家承担相关监护费用，并给付一定报酬。⑧扩大未成年人国家代位监护的适用对象范围，势必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政府机构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拨付足够的资金，建设充足的儿童福利机构，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同时，政府还可以吸纳社会各界捐助、把被剥夺监护权的监护人支付的相关费用用于国家监护。

（作者单位：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科部；本文系2013年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育教学建设项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优质网络课程建设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⑤李玉华，杨军生：“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与重构”，《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5期，第14页，第18页。

②吴国平：“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不足与完善”，《政法学刊》，2008年第1期，第96页。

③朱红梅：“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法律分析”，《沈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第43页。

④李霞：《监护制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

⑥周子雯：“论我国现行监护制度的立法完善”，《理论导刊》，2007年第1期，第89页。

⑦李超，毕荣博：“从未成年人保护看国家监护制度的构建”，《青少年犯罪问题》，2004年第4期，第15页。

篇3

一名年仅10岁的懵懂女童，既没有朋友也没有兄弟姐妹，既没有户口也未能正常上学，她平日里所面对的也不是来自家人们的精心呵护与真切关爱，而是令人发指的残暴伤害与无情漠视——“招赘上门”的亲生父亲邵某自她8岁时起便多次、猥亵她，还动辄将她打得伤痕累累，令她的头部、脸部、四肢多处都留下了扎眼的疤痕。母亲王某则在她年仅2岁时便另外组建了家庭并生了孩子，8年来对她的死活都始终不闻不问，自然也一直未对她尽抚养义务，以致在生父邵某因案被抓后的较长时间里，无亲无故的她仅能靠村邻们的接济艰难度日，“家庭的温暖”对她来说竟是一种绝对陌生的感觉。今年2月4日上午，全国首例由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父母作为孩子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在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孤女邵小玲（化名）的不幸身世也才因此为世人所知。根据自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获得“禽兽父母”网络封号的邵某、王某最终被双双撤销了对女儿小玲的监护权，法院指定铜山区民政局为小玲的监护人。因该案适用一审终审的民事诉讼特别程序，此判决随即生效，不幸女孩小玲也随着法槌的重重落下而彻底摆脱了违背伦常的家庭环境，获得新生。

不幸生在无爱家庭

2014年6月29日中午，家住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某镇的女居民张兰，带着一名小女孩到辖区派出所报案，派出所特地安排了一位女民警单独接待两人。张兰随后道出的一番话，让办案民警着实吃惊不小；这个未满10岁的女孩名叫邵小玲，她随父亲就住在这个镇上，她之前曾多次遭到其亲生父亲和邻居的接连猥亵与。也就是说，这个背负着身体和心灵双重伤害长大的孩子，已过早地见识了现实世界的丑陋。

张兰告诉民警，自己的娘家就住在同一个镇上，有一次她在回娘家的路上，突然遇到小玲从路边窜出来，拦住她的车直喊“饿”，她发现这个衣着破旧、脸色蜡黄的女童很是可怜，于是便带她回了自己的家。在做了一顿饭让小玲吃饱之后，她问清了小玲家的地址，然后便开车将孩子送了回去。但没想到的是，时隔几天之后，小玲却再次找到她家里。在随后的交谈中，小玲称其家里除了有一个爸爸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亲人了，且爸爸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打骂她。张兰果然发现，在小玲的脸颊、下巴上都有着一些疤痕，其头部甚至还有一处凹陷……张兰非常同情小玲的遭遇，便让孩子以后可以随时来她家吃饭、玩耍。在那以后，小玲果真隔三岔五就会过来，两人的关系也逐渐亲近起来。

6月29日这天上午，小玲再次哭着来到张兰家，诉说她的爸爸一大早就打了她。但小玲之后的相关描述，却让张兰感到震惊不已：这名年幼无知的女童其实是被她的亲生父亲给了，并且她不仅成了亲生父亲的泄欲工具，还曾经被住在她家隔壁的一名男邻居过。办案民警了解完相关情况后，很快将小玲的生父和那名男邻居带回派出所审讯，果然这两名涉案者都对自己小玲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警方经调查得知，小玲的父亲邵某现年30多岁，仅有小学文化，此前曾长期在外地打工。大约在10多年前，他经人介绍在河南省焦作市做了当地一户王姓人家的上门女婿，并与妻子王某于2004年10月共同生育了女儿小玲。尽管王某是个双下肢瘫痪且智力存在缺陷的残疾人，日常起居均需要他人照顾，但因邵某向来都好吃懒做、不思进取，他俩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王某便单方面提出离婚。心有不甘的邵某提出要带走女儿小玲，王某不加思索便同意了这个条件，于是小玲在还不满2岁时，便被父亲邵某带回了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某镇生活，她的母亲王某后来则另外组建了家庭并生了孩子。

小玲起初由爷爷奶奶照顾，但两位老人相继去世后，她能够依靠的亲人就只剩下父亲邵某了。问题是邵某回到铜山后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平时都靠打零工为生，对待女儿小玲更是不管不问，平时经常连饭也不给孩子做，而且动不动就对孩子拳打脚踢，严重营养不良的小玲尽管已长到了10岁，身材却还像五六岁时样子，显得又黑又瘦，而且非常“老成”，因再也没能得到来自父母的关爱而失去了原本天真的笑容。邻居们都反映说，邵某每次打孩子都“打得非常重”，年幼的小玲也常常因经不住打和饥饿难耐而跑出家门求助，那次孩子拦车向张兰求助正是缘于不堪忍受饥饿与毒打的双重折磨。

铜山警方还查明，早在2012年的一次酒后，经常不回家的邵某便第一次了未满8岁的女儿小玲。在2013年间，邵某又多次将罪恶的魔爪伸向了年幼的亲生女儿，不仅多次、猥亵小玲，还将小玲打得伤痕累累，令其头部、脸部、四肢等多处都留下了难以抹平的疤痕。与此同时，邻居张某因知道小玲平时都独自在家饱受饥饿之苦，有一次也用食物将小玲诱骗到了自己的房内，对其实施了……案发后，邵某于2014年10月被铜山区法院以罪、猥亵儿童罪数罪并罚，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1年；张某也因罪获刑。

对于令人生怜的受害女童邵小玲来说，她遭逢的所有不幸，其实全都缘于她生在一个人情冷漠的“无爱家庭”。当生父邵某涉案被抓后，小玲在铜山更是举目无亲了。在侦办邵某案件期间，铜山警方曾将小玲的相关情况告知她那远在河南焦作的亲生母亲王某，但王某并未将女儿小玲接回去抚养，也未对孩子尽任何抚养义务，依然对孩子不闻不问。案发后，害怕生人的小玲始终不愿住进社会福利机构，只愿意住在被她称为“张妈妈”的张兰家里。不过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小玲的监护权归谁便成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2014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旨在依法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确保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的监护照料。该《意见》于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后，密切关注小玲际遇的铜山区民政局于一周后的1月7日起诉至铜山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受害女童小玲的父亲邵某、母亲王某对她的监护权，为她另行指定合适的监护人。

今年2月4日，这起被媒体誉为“我国首例民政机关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的典型案件，在铜山区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因小玲的父亲、被告邵某正在监狱服刑，其委托人到庭参加了诉讼：小玲的母亲王某则经法院传唤未出庭，法院依法对其进行了缺席审理。合议庭经过庭审、合议后作出判决，支持了申请人铜山区民政局的申请，撤销被申请人邵某、王某对女儿小玲的监护权，指定铜山区民政局为小玲的监护人。随后有评论称，该案的成功宣判，标志着一个沉睡了近30年的“僵尸法律条款”终于被“唤醒”。

终结监护侵害行为

在本案中，饱经摧残的女童小玲最终结束了经由“禽兽父母”不当监护的苦难日子，不但找到了真正关爱着她的“张妈妈”，还成为了由法院指定民政部门监护的孩子，这种苦尽甘来的人生逆袭，让闻知本案相关案情的热心人士们无不顿生一种莫名的欣慰感。而这样的喜人结果，可以说全赖两高两部近期出台了《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让“监护权撤销”这个早在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中就有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终于产生了颇具代表性的判例。

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监护权撤销”并不是一个新概念，我国于1987年实施的《民法通则》就已明确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在2006年新修订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也明文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依法另行指定监护人。被撤销监护资格的父母应当依法继续负担抚养费用。”

然而在近30年来，我国均未形成过撤销监护权的判例，相关法律中的这些条款也因此被法律界戏称作“僵尸条款”。这是因为，《民法通则》与《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都过于模糊、覆盖不全，尤其是对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孩子该由谁来养这个关键性问题语焉不详，以致类似的条款都无法落地，毕竟监护人的监护权被撤销之后，孩子将如何生存会是个大问题，其吃饭、穿衣、上学、户籍等问题都需要解决，而在社会保障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这些问题都无一不戳中与监护权撤销相关的法律条文的“死穴”。

所幸的是，从今年元旦起实施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已作出明确规定，监护人若有害、遗弃、虐待未成年人等七种情形之一，民政部门等皆可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审查属实，可以判决撤销并指定其他监护人。这就意味着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开启了新的起点，沉睡了近30年的相关法律条款也终于被激活，之前那种面对未成年人在家庭中遭受严重伤害而无可奈何的局面终于结束。

据介绍，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是根据法律规定和立法精神，结合未成年人受到家庭监护侵害后发现难、起诉难、审理难、安置难等实际问题，对有关未成年人监护问题作出的具体规定。该《意见》进一步细化了《未成年人保护法》、《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规定，明确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内容，标志着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的协作配合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也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探索向更高层次迈进了一步。

该《意见》明确了一系列原本模棱两可的法律问题，譬如：在紧急情况下，公安机关可以将未成年人带离实施侵害行为的监护人；有权提起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单位和个人，有未成年人的其他监护人、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居）民委员会、民政部门及其设立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妇联、关工委等；民政部门将设立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对因受到监护人侵害进入机构的未成年人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必要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法院在没有合适人员和单位担任指定监护人的情况下，应当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从而明确了民政部门的兜底责任。

篇4

关键词：未成年人；审查；法定人；社会调查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212－03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2010年1月至9月受理的刑事案件数量为例，受案总数为1 165件1 499人，未成年人案件数量为84件118人，分别占案件总数的7.21%、7.87%。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是特殊的群体，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在世界范围内已形成共识。从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未成年人案件审查的工作实践出发，对遇到的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对于检察机关充分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政策，切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良好的办案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未成年人案件审查工作的概况及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未成年人案件审查工作的概况

1.法律、司法解释及工作规定层面。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法，审查工作的依据主要是《刑法》、《刑事诉讼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的规定》等司法解释以及《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北京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公诉部门贯彻的若干意见》等规定。一些基层检察机关也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未成年人案件审查工作的规定。上述法律、司法解释及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法律、司法解释及规定也存在着过于原则性、可操作性不强的弊病。

2.在实际落实方面。很多检察机关都建立了未成年专案组，实行专人专办；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实行分案；在讯问时、出庭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另外，一些规定中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得到落实。从外部看，目前大部分检察机关还没有形成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联动的综合性未成年人案件工作机制。

（二）现行未成年人审查工作存在的若干问题

1.未成年人案件“专人专办”机制未能贯彻于侦查、审查、审判全过程，公、检、法之间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标准、量刑幅度方面存在分歧。大部分公安机关未能建立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侦查部门，侦查人员对未成年人案件的证据收集、证据采信以及办案程序不熟悉，导致检察机关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须多次与不同承办人就同一问题进行重复沟通。

另外，公检法机关在未成年司法工作中的沟通较少，在案件的证明标准、量刑标准方面存在分歧。实践中，公安机关有些承办人根本不知道需要调取犯罪嫌疑人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在执行逮捕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去做此项工作；移送后，一个月的时间来不及取证，只能要求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被告人有类似的年龄及犯罪情节的，但经过不同的法院承办人办理，量刑结果区别很大。

2.部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难以核实，导致成年人冒用未成年人身份的隐患存在。在实际办理案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案卷材料中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户籍证明以及公安人口信息网的个人信息表，但却没有该人的照片，导致检察机关承办人难以判断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冒充了其身边熟悉的未成年人的身份。

此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不完善。公安机关的信息系统在公民办理身份证之前往往不录入公民的照片，甚至在公民办理身份证后仍未录入照片。而很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直至案发时都没办身份证，公安人口信息网、户籍系统里都没有其照片，导致公安机关承办人难以对其身份进行核实，致使成年人冒充未成年人身份的情况偶有发生。

3.执行“讯问时通知法定人到场”制度不力。《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对于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通知监护人到场。《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7条规定，审查过程中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其法定人到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有类似规定。

办案实际中，非京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占大部分，以2006年至2010年的收案情况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比例是53.8%至69.9%之间，是否通知非京籍法定人到场成为了问题。公安机关的讯问时间具有事先不确定的特征，实际在整个侦查阶段能够通知非京籍法定人到场一次的都占极小部分，更难以做到每次都通知到场。在审查阶段，有些基层院的公诉部门承办人只能做到在讯问时通知户籍在本地、且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人到场。

在讯问时通知法定人到场确实会带来一些问题：第一，办案时间问题。法定人系外地人的，自接到通知起到到达办案单位，必然需要一定时间，如果一味迁就法定人的时间，就会影响办案效率。第二，办案安全问题。法定人见到被羁押的子女，情绪比较激动，不能排除其攻击办案人员的可能。另外，在案件仍有犯罪嫌疑人在逃的情况下和被害人、证人系法定人认识的人的情况下，法定人可能利用讯问在场时听到的案件信息，向在逃同案犯通风报信，或干扰被害人、证人作证，从而影响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4.在审查阶段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工作难以开展。全面调查制度，是指“办案机关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时，不仅要查明案件本身的情况，还应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必要时还应进行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方面的鉴定，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法。”[1]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规定：“审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听取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人、辩护人、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的意见。可以结合社会调查，通过学校、社区、家庭等有关组织和人员，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家庭环境、个性特点、社会活动等情况，为办案提供参考。”《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也规定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

社会调查制度的意义是：第一，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可以找准改造未成年人的突破点，《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公诉人在依法指控犯罪的同时，要剖析未成年被告人犯罪的原因、社会危害性，适时进行法制教育和人生观教育。”如果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难以分析其犯罪的原因，改造工作难免盲目。第二，社会调查制度可以使检察机关全面衡量犯罪嫌疑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而做出恰当的审查结论。

目前，公检法三机关对于社会调查工作没有形成统一工作机制，关于调查主体、调查时间、调查结果的采信等问题均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很少调取案件事实证据以外的材料。在公诉阶段，承办人一般只能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法定人，以及由所在学校、所在单位出具证明来了解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情况。上述材料或可信度不足，或不够全面细致，或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影响了对案件的审查认定。

二、完善未成年人案件审查工作的若干建议

1.建立综合性、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加大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适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2]。

就目前的现实情况看，应当建议公安机关建立与未成年人审查专案组、少年法庭相配套的侦查专案组，选择熟悉未成年人心理特点、善于做思想工作、专业水平过硬的侦查人员担任案件承办人。

另外，还应理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并形成专门文件，就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工作原则、分案、身份材料、年龄认定、适用强制措施、法律援助、法定人到场、亲情会见、量刑情节、缓刑监督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具体规定，完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矫治、惩罚的综合办案模式。

2.严格审查，通过多种途径确保在案犯罪嫌疑人身份无误。从长远看，若要杜绝成年犯罪嫌疑人冒充他人未成年身份的情形，离不开我国户籍登记制度的改革，使年满14周岁的公民在公安人口信息网内都有照片可供查询，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从目前的审查工作的实际看，承办人只能通过严密办案方法、扩展办案途径来保证在案犯罪嫌疑人身份无误。第一，在接受案件后向犯罪嫌疑人告权时，承办人要向其询问家里的电话或其父母的手机号码，通知其父母在之后的讯问时到场。第二，加强与公安机关沟通，要求侦查人员补充其他旁证材料，如犯罪嫌疑人整个家庭的户籍信息表，从犯罪嫌疑人曾经上过的学校调取学籍表上的照片等证据。第三，通过通知犯罪嫌疑人法定人在讯问时到场，核实法定人的身份证件及户口簿，审查身份证的户籍地址与犯罪嫌疑人的户籍地址是否相同。第四，针对户籍证明无照片，且又称无法定人电话号码的犯罪嫌疑人，承办人立即向其自报的户籍地址发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书，并向户籍地居委会、村委会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必要时组织犯罪嫌疑人对其自称身份的法定人照片进行辨认等。

3.实行法定人到场为主、适当成年人到场为辅的讯问时到场制度。“适当成年人”（appropriateadult）讯问时到场制度是指未成年人在被警察讯问时，必须有一适当的未成年人在讯问现场，以防止受到警察的不当压迫[3]。

笔者认为，尽管实施起来会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负担，但检察机关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还是应当严格依照相关规定，通知其法定人在讯问时到场。应依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具体如下：第一，在接受案件后向犯罪嫌疑人告权时向其询问监护人的电话，立即通过电话联系，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目前的状况告知法定人，并询问其是否能够在之后的讯问时到场。一般来说，法定人急切想了解子女的现状，非常愿意到场。本院自2009年起，已做到通知所有法定人在讯问时到场，实际上绝大多数均能到场。第二，对于犯罪嫌疑人称父母无电话的，应当在讯问结束后立即将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寄往犯罪嫌疑人户籍地址，并与当地派出所联系，要求对方帮助联系法定人。在两周后仍无结果的，启动“适当成年人”到场制度。第三，与司法局协调建立“适当成年人”名录，选择有责任心的教师、司法系统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人员、社区工作者等作为“适当成年人”的候选人。第四，在讯问开始前三天通知法定人或“适当成年人”讯问的时间、地点。第五，与看守所协调，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案件讯问室，制定到场旁听的具体操作程序及安全保障方案，保证讯问时的办案安全。

4.完善公安调查为主、检法调查为辅的社会调查制度，为定罪量刑提供依据。建议由公、检、法三机关制定联合解释、规定：第一，社会调查工作原则上应当由公安机关承担，自侦查初期起，侦查人员应当调取犯罪嫌疑人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将其作为案件材料的一部分移送审查。第二，如果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认为必要时，可以依职权自行调取相应材料，并将此类材料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第三，如果检察机关拟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做相对不处理，则应对该人进行社会调查，并进行分析，作为案件处理的依据。第四，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社会调查材料，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公诉人应对材料进行审查，并发表公诉意见。

参考文献：

[1] 樊崇义.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632.

篇5

关键词：未成年人；分案；具体程序

由于未成年人年龄上、心理上的特点，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时有许多不同于成年人案件的情况，因此，设置适合的诉讼程序，是从形式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关键。修改后的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单独设立了一章特别程序，就体现了对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保护。但是修改后的刑诉法未对分案制度作出相应的规定。目前，有关分案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鉴于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该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并对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和科学解决。

一、分案制度的内容

分案制度，就是人民检察院对于受理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在不妨碍审查和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以独立案件分别提起公诉。这一制度的施行，可以适时地将未成年人从共同犯罪中分离出来，从而避免在共同审查过程中可能造成的忽视对未成年被告人司法保护情况的发生，在更大程度上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从世界各国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立法来看，分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是绝对分案主义，即将共同犯罪中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无条件分案和审判的制度。例如，印度《中央少年法》第24 条规定：“不问刑事诉讼法典及现行有效的其他任何法律规定，不得将少年与非少年作为共犯告诉或审理，即使少年与非少年共同犯罪被告发而被审理时，法律也必须命令将该少年与其他人员分离进行审判”[1]。绝对分案主义虽然能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但是对于某些案件则可能会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明，妨碍诉讼的顺利进行，并造成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相对分案主义，即一般情况要求分案，有碍案件审理的除外。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少年事件处理法》第 72 条规定，“少年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时间相牵连时，于不妨碍审理之限度内，应分别审理。但与一般刑事案件分别审理明显有困难或确有对质之必要时，不在此限”[2]。日本、俄罗斯也有类似的规定。相对分案主义以分案为原则，但分案可能妨碍案件事实查明的则可并案；并案的，应当给予未成年被告人应当的程序保障。相对分案主义主张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未成年被告人有区别的程序保障，同时兼顾了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之中的规定即属相对分案。《规定》的第 23 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并明确规定了四种例外情形。第 24 条规定，对于分案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一般应当同时移送人民法院。对于补充侦查事项不涉及未成年人的，应当对未成年人先行提起公诉。第 26 条规定在出现不宜分案情形的，可以及时建议法院并案审理。

二、分案制度的意义

（一）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

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处理，采用有针对性的特殊的办案方式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利于贯彻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涉及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多为团伙作案，且多人多起案件居多。在审查这种较为复杂的共同犯罪案件的时候，承办人往往将大部分精力用于审查具体的案件事实，而容易忽略对未成年人的矫治和教育，也容易导致对未成年人应有的司法保护程序被忽视。而实行分案，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助于更好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感化工作。此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处于从属地位的案件居多，且大多数能够如实供述罪行，或者有相应的法定从减情节，极有可能被判处缓刑或较轻刑罚。如果和成年同案犯一同审查，可能使诉讼周期增长，致使在押未成年犯的羁押期限被人为地延长，不利于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也会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实行分案，则可以避免这一情况，缩短了侦查羁押期限，一方面极可能的减少了羁押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同时也降低了未成年人在监管场所被“污染”的机率。

（二）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给予未成年人特殊照顾，使其享有比成年人更多、更优惠的诉讼权利，保证最大程度地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制度，而分案是实现这一价值的有力保证。分案制度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个别处理，体现区别对待原则。我国刑诉法针对未成年人规定了一系列特别程序，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庭前阶段搞好社会调查，全面了解未成年嫌疑人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心理历程从而找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在讯问过程中有的放矢，结合具体案情和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有心理问题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心理疏导，解决心理问题；审判阶段，为避免肃穆、威严的法庭环境对未成年人情绪造成压抑、焦躁不安、抵制等不良影响，而专用的“圆桌审判”形式。这些都是为了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此外，成年被告人在法庭上避重就轻、无理狡辩、翻供、不认罪、藐视法庭等各种对抗法律、法庭的不良行为，对犯罪过程、犯罪结果等有关情况的描述，也会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的影响。不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悔罪，更不利于教育改造活动的开展。进行分案就可以避免以上的问题发生，针对未成年人专门的既可避免未成年人受到司法伤害，又有助于促进其悔过自新，进而保证了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目的的实现。

（三）有利于保护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害

法律保护的利益是多元的，在侧重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时，也不应损害成年人的利益。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1、152条中明确规定，案件的审理以公开审理为一般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是公开审理的例外情况之一。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一并审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时，通常是不公开审理的，这客观上侵害了在同一程序中受审的成年被告人应当享有的公开审判的权利。同时，公众的知情权、成年被告人家属所享有的旁听权等有关权利也无法实现。因此，将未成年被告人与成年被告人分开、审判，有助于在保护未成年被告人权益的同时兼顾与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三、分案制度在实践操作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明确分案的标准

不妨碍案件审理，是为分案的法律标准，但如何在实践中具体适用和把握，有待检察理论界探讨。笔者结合我院实行分案的做法，认为以下几类共同犯罪是妨碍案件审理，不适宜分案诉讼的：

1、未成年人起主要作用的主犯或组织、领导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因其在共同犯罪中所涉及的事实较多，且在处罚时“要按照所参与、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进行处罚”或“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所以如果进行分诉分审，不利于整个案件的全面审查，有可能造成遗漏某些犯罪事实或者某些犯罪事实“未审而判”，从而导致责任认定上出现偏差，如查清全部事实后再次开庭审理则会造成诉讼效率低下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2、案件重大、疑难、复杂，分案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案件本身具有疑难性，缺少对未成年人的讯问、质证等环节，难以查清案件事实，分案、审理不但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影响诉讼进程。

3、未成年被告人构成的犯罪，犯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人身危险性极强，法定刑在十年以上的，慎重起见也不易适用分案诉讼。

4、未成年被告人与成年被告人具有亲属或其他亲密关系，合并既不会影响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同时还可通过对亲属的教育工作间接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更为全面的了解与帮教。

（二）明确分案的具体程序

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应优先考虑公正，其次是效率。所以人民检察院在对待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上，以分案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尽量简化程序上的要求。

分案的具体程序如下：

1、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侦查机关应统一进行并案侦查，不做分案处理。侦查阶段是一个查获犯罪嫌疑人、查明犯罪事实、人收集证的相对隔离、独立的阶段，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存在直接的接触，就不会出现类似法庭污染、影响的现象。所以，若需要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处理，应从阶段进行。否则只会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

2、公安机关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侦查完毕后决定移送审查的，应一并移送，分案的案件由未检科检察官统一负责审查并出庭支持公诉比较合适。第一，《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规定： “人民检察院应根据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和需要，逐步建立专门机构。目前，设立专门机构条件不成熟的，应制定专人负责办理此类案件”。《未成年人保护法》同样要求要专门机构或者制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各级人民检察院现阶段也基本设立了专门性的办案机构，一般都称为未检科。第二，由未检科的检察官负责分案的全部案件的审查和出庭支持公诉，有两方面的优势： 其一，未检科的检察官通常更为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一定的专业性，能够准确理解和适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由未检科检察官负责案件的审查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司法殊保护。其二，由同一名检察官来负责分案的案件，可以保证对案件事实认定的同一性，也降低了诉讼成本，提高了诉讼效率。对分案的两个案件应当分别确立案号，但是基于两案事实的一致性可以制作一份审查报告。在作出审查决定后，应分别制作书、出庭预案诉至法院。

3、分案的案件由少年法庭统一审理更为科学。第一，由少年庭统一审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能有效解决多次复印及移送案卷、证据材料的问题，符合诉讼经济原则。第二，我国法院系统少年法庭的建设起步比较早，发展较为完善。同时此类共同犯罪案件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所占比重不大，一般不会给少年法庭带来过重的办案压力。第三，可以保证此类案件事实认定的一致和定罪量刑的相对均衡，符合“一案一定”的基本原则。第四，更利于对未成年人被告人诉讼权益的保护，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采用类似“圆桌审判”式的较为缓和、更具亲和力的庭审方式，以缓解未成年人的紧张和抵触情绪，能够更好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

4、检察机关对一审法院做出的分案判决提出抗诉或被告人对此提出上诉的，上级法院应按照共同犯罪案件合并审理。因为被分案的案件实质上是一个共同犯罪案件，是为了实现诉讼程序上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的目的而人为地将其分案处理。当有上诉或抗诉情形时，就有可能重新认定犯罪事实，变更原来的裁判。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应由上级法院全面受理并裁定一审判决暂停执行。当然，这也不是要忽略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进行二审程序时依然要由少年庭进行。

（三） 完善对不宜分案的共同犯罪案件的特殊规定

对于具有不宜分案情形的案件，也应当由少年法庭进行审判，但需要对其作出特殊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第 274 条规定： “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满十八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当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并案审理时，未成年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情形下，如果不公开审理，则侵害了成年被告人享有的公开审判的权利。另外，将未成年被告人与成年人被告人一并带到法庭并接受法庭审判，恐会对未成年人利益造成损害。为了解决保护成年被告人享有的公开审判权利的同时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有必要在并案审理的法庭中设置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制度。比如，在法庭上为未成年人设立专门的空间，仅使法官、公诉人和辩护律师能看到，同案被告人及旁听的群众无法看到。同时可以借鉴日本的暂时回避制度、不恰当的发言制止制度，以保证未成年人不受成年被告人的威胁和不良影响[3]。不公开审判的案件中，在未成年人有较为完善的保护的前提下，可以有限制地允许成年人的近亲属参与法庭审判，以保护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注释：

[1]沈重.印度一九六零年中央少年法[J].国外法学，1985：61。

[2]陆志谦、胡家福主编：《当代中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页。

[3]董林涛：《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分案制度》，《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参考文献：

[1]卢琦：《中外少年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

[2]黄秀道：《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温小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篇6

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着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保护，其中分案制度就是一项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司法制度。本文在阐述分案的涵义和必要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我国未成年人分案制度的内涵、特点及价值意义，结合本人多年的从检经验，对分案处理制度的完善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分案；分案审理；分别处理原则

未成年人分案制度，是指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审查阶段，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分案，以独立案件提起公诉、法院分案受理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有的诉讼制度。[1]该项制度虽然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在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司法解释》的第23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一般应当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案”，给该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最早的法律渊源。2012年新刑诉法出台后，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单独提出并作为一项特别程序，并规定了“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应当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分别教育”，其中虽未明确提出分案，但不难看出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重视，并为未成年人分案制度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一、 分案制度的实质与追求

一般来说，共同犯罪的案件应当共同、共同审判，以有利于事实认定，一致处理和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但是，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共同犯罪，各国基本上采取了分案、分案审理的做法。《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标准规则》规定，“一般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其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中进行。”如果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一起和审判就不能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并且极易对未成年人造成不利影响。

事实上，未成年人分案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广义的分案被称为“分案审查”，即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侦查完毕后，分别移送至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和未检部门，由不同的承办人对成年人犯罪和未成年人犯罪进行分别审查，最后分别至法院，进入分别审判的程序。同时，也包括其中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开展的社会调查、心理测试、诉前考察等一系列特殊程序，最后做出或者不的不同的处理结果。也就是说，广义的分案中，检察机关在审查的过程中可能针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不同特点，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但狭义的分案制度，则被称为“分案提起公诉”，即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共同犯罪进行分别审查，分别，分别审理，分别判决的制度。本文仅就狭义的分案制度加以论述，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和看法。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高发态势，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呈上升趋势。作为多年从事基层检察的司法工作者，在为孩子们感到痛心和惋惜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教育、感化、挽救失足少年，如何在诉讼过程中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分案制度正是和这种价值追求相得益彰，走入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视野。

（一） 有利于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

未成年人犯罪与未成年人的心理、心理特征有着紧密联系。从主观上看，未成年人的心理和生理都处于发育期，思想单纯，好奇心盛，模仿欲强，同时由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又存在自我约束力弱，情绪易波动，思想易消沉，判断力较低等弱点，加之法律意识淡薄，这些人格弱点逐步放大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从客观上看，家庭教育的失当，学校教育的偏颇，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等消极因素，都会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形成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未成年人心理、生理的特点决定着其犯罪动机简单，犯罪行为具有盲目性，与成年人相比，更容易教育和改造。同时，社会的不良因素也是触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诱因，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作出一定的特殊规定，赋予未成年人一定的特殊权利是非常必要的。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共同犯罪分别，分别审理即是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不受侵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受到最小的负面影响的必要措施之一。

（二） 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最大利益原则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处理未成年人[3]事件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国家在制定未成年人刑事政策，设计未成年人刑事程序时，就要充分考虑到切实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利益。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中，未成年人由于年龄和阅历的缘故，往往属于从属地位。若一并审查，承办人为查清案件事实，复核证据，补强证据，使证据达到的标准，定会把更多精力用于对成年人的犯罪行为的审查上，容易忽视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和挽救。在法庭审理阶段，由于涉案人数众多，并有成年被告人参与，很可能出现翻供、狡辩等情况，法庭上庄严肃穆的气氛，公诉人与辩护人剑拔弩张的气势都容易给未成年人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同时，未成年人的权利也难以得到全面的保护。

分案制度，使办案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上，从而突出“保护教育优先，效率质量兼顾”的又好又快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案理念，有助于更好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感化工作。在审判阶段，独立庭审模式，可以在司法制度允许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营造出适于青少年的诉讼方式及庭审氛围，同时，这种适于未成年人的庭审模式还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适用于成年罪犯的普通司法制度和审判方式机械套用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既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也实现了对未成年犯刑事诉讼的最终目的。

（三）有利于保护成年被告人诉讼权利不受侵害

法律保护应该是多元的，不应顾及保护未成人的利益，而忽略的成年被告人的利益。公开审判被认为是现代形式诉讼为追求程序公正、诉讼文明的重要举措。因为与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共同审判，使成年被告人家属所享有的旁听权、知情权等有关权利不能实现，以及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受到损害为代价也是不合理的。因此，将未成年被告人与成年被告人分开、审判，有助于同时保护未成年与成年被告人的权益。

二、对完善我国分案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我国分案制度尚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笔者通过多年的审查工作，也对该制度进行思考，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期为实现分案制度早日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作出一点贡献。

（一）正式法律渊源

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刑事诉讼法》已经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羁押与分别执行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分案制度仅存在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规定之中。虽各地检察机关已对分案实践多年，但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难以推广与完善。分案对于未成年人行使其特定的诉讼权利，实现其特别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希望立法机关能将其与附条件不制度并立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中，使其得到更多的关注与尝试，而成为又一项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的突破。

（二） 明确案件范围

如前所述，我国属于相对的分案、分案审理，那么明确的案件范围对该制度能否不悖立法原意的适用至关重要，这也是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探索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前面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提出的四项案件范围被高检院所肯定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为各地检察机关处理分案案件提供了参考，本文就不在此多作论述了。

（三） 规范操作流程

分案制度目前之所以未得到全面的推广和适用，笔者考虑源于该制度中存在着“保护”与“效率”的矛盾。一方面，一个案件要制作两套文书，分由两组人员负责，进行两次庭审，增加了人力、物力的损耗，怎样分能兼顾保护于效率；另一方面，随后的上诉、抗诉问题该如何处理，是整体上诉或抗诉，还是分案上诉或抗诉，也给操作带来了困难。以下笔者想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1.侦查机关统一侦查。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侦查机关统一进行侦查，不需做分案处理。侦查阶段是一个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相对封闭、独立的阶段，加之对未成年人采取分别羁押，分开讯问的原则，一般不存在成年犯罪嫌疑人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直接的接触和对抗。若分开进行，只会无谓的增加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且不利于侦查活动的开展。

2.检察机关一并审结、分开。公诉部门收到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应首先对整个案件进行全面审查、系统分析。认为符合分案适用条件的，由承办人提出书面意见，层报至主管检察长。

确立适用分案制度之后，由未检科介入该案，由公诉科与未检科共同审查，但分工的侧重不同。未检人员在审查案件事实与证据的同时，更多地侧重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其进行教育和挽救及申请法律援助等工作。检察人员对分案的案件应分别建立案号和制作书、公诉词及出庭预案，但审结报告只需制作一份。

3.审判机关分开审判，统一合议。检察机关对于分案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同时分案到人民法院，向法院移送一份证据目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即可。检察机关由审查该案的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并且需要及时与法院进行协调沟通，使相互分开的两个案件由同一合议庭审理，由同一合议庭审理，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得出意见统一的审判结果。由于案件涉及未成年人，合议庭最好有少年法庭的法官。尽可能在同一天进行审理分诉案件，避免证人重复出庭、司法人员重复审理和案件事实认定的冲突问题，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提高办案效率。此外，检察官应根据案件事实、性质和情节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的刑种、刑期向法院提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建议，这也符合未成年被告人适用轻缓刑事政策的原则。案件中未成年犯罪被告人具有帮教条件的，检察官还应提出缓刑的量刑建议。

4.上诉、抗诉全面审查。分案、分案审理后，若检察机关提起抗诉或者被告人提起上诉，应当按共同犯罪案件合并审理，予以全面审查，未被提起抗诉或上诉的案件应当中止执行。分案的案件毕竟在实质上是同一案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对上诉、抗诉案件均有全面审查的规定。如果只对一个案件进行审理，势必会出现抗诉或上诉后重新认定事实、判决如何更改等一系列问题。所以，为了公平起见，应由上级法院全面受理并裁定一审判决暂停执行。当然，这也不是要忽略未成年被告人的利益，进行庭审依然要有少年法庭的法官单独或参与进行。

（四）完善配套制度

分案制度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会造成诉讼效率的降低，诉讼成本的增加。虽然我们可以探索尽可能节约诉讼成本的分案方式，但层报领导的繁琐，分案处理的复杂及分别审理对人力、物力的消耗都是显而易见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也是值得和必要的。但换一个角度，可以通过完善和健全其他的诉讼制度来缓解这一矛盾。

1. 扩大检察官自由裁量权，完善附条件不制度与未成年轻罪和解制度。新刑诉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将附条件不制度确立下来，正式将这一不形式与另外三种形式并立，扩大了检察机关在审查上的自由裁量权。随着附条件不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探索出一条附条件不制度与分案制度结合的审查方式，寻找其适用范围的重合之处。同样，新刑诉法亦将刑事和解程序列为特别程序加以规定，鼓励刑事和解更多地走入司法程序，在轻微的未成年人犯罪中亦可优先考虑刑事和解程序，以推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非犯罪化理念的实现。

2. 增加简易程序的种类、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简易程序的审理较之普通程序更为快捷和便利，可以大大节约诉讼成本，提供诉讼效率。新刑诉法在尊重被告人选择权的情况下，对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作了扩大规定，使案件简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轻微刑事案件，在遵循法定程序，确保案件质量的前提下，简化工作流程、缩短办案期限。随着简易程序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将未成年人所犯的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纳入简易程序中，以减轻检察官和法官的负担。

3. 树立责任意识，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中的积极作用。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应在处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中具有双重属性，既是具体案件诉讼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开展的监督者，决不能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与检察工作隔离开。检察机关可以结合办案工作发现未成年人成长、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及时向学校、社区及家长指出在教育上的问题和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符合教育成长规律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教育好未成年人，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和被伤害的几率。

注释：

[1]周小萍、曾宁：《略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中的分案制度》，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0年第5期，第26页。

[2]娄底市人民检察院曹运伟、刘义辉：《未成年被告人分案架构及其完善》。

[3]《儿童权利公约》第1条规定：“为本公约之目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可见，公约规定的儿童的范围与我国法律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相同。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主编：《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黄荣康、邬耀广、张中剑、赵俊著：《少年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4]温小洁著：《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姚建龙著：《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王雪梅著：《儿童权利论――一个初步的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编：《我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法规》，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篇7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篇8

关键词：未成年学生；学生伤害事故；学校；侵权责任

一、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界定

（一）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

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在近几年里发生频繁，数量不断增加，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已经慢慢开始受到大家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什么是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却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根据《学生伤事故处理办法》中的规定“校园伤害事故是指在学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或者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学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学生人身损害结果的事故”[1]。由此可见，确定一个事故是否属于学生伤害事故，其最主要的判断因素还是要看所发生的事故是否在学校所管辖的范围之内。笔者认为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的概念可以定义为在教育机构所管辖的范围内发生的，且该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并对学生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故。

（二）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所具备的构成要素

第一，特定的受害人。事故的受害人必须是特定的在校学生，包括全日制学校的学生或者非全日制的学生，并且特定的受害学生只能是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本校学生，不包括外校到本校受到伤害的学生；同时受害人还必须是各类学校中的未成年学生，不包括已经成年的学生。

第二，特定的发生地点。事故的发生地必须是在学校范围内所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地点或学校所组织的校外活动的场所和学校应负有管理责任的教室、操场、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的范围内。

第三，特定的事故发生的时间。事故发生的时间不局限于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活动期间，只要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即使事故发生在非正常教学活动期间，该机构都要承担过错责任，如果尽到了相关职责，就不必对受害人承担责任。

第四，事故必须要有损害结果发生，如果没有损害结果发生，就不会存在事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故的损害结果应该指的是人身伤害，而不包括精神上的伤害。

第五，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要和学校没有尽到管理职责之间有因果关系。

第六，学校主观上要存在故意或过失。

（三）学校与未成年学生间的法律关系

对于学校和未成年学生之间形成的法律关系，法学理论上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1、监护关系说

这种学说认为，监护人把学生送到学校之后，学生就脱离了监护人的监护范围，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期间，未成年学生实际上是在学校的管理控制之下，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已经实际上转移到了学校，当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伤害事故，学校就应该因没有尽到监护管理的责任而对学生的伤害而承担侵权责任。

2、合同关系说

学校与学生及其家长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学生进入学校之后，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就形成了合同关系，即教育服务合同关系，双方应该根据合同的内容享有相应的权利与履行一定的义务。合同签订后学校就负有保障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而对于学生来说使合同成立生效的要件就是交费、报到和注册。在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应付责任的原因在于没有履行义务，属于违约责任。

3、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说

该观点认为学校承担责任是因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法律规定的保护管理责任。根据我国现行的《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教师法》、《侵权责任法》等的相关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及保护的权力及义务，未成年人离开其监护人的控制范围，进入学校学习生活，处于学校的管理之下，因此对学生进行监督和保护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在这段期间学校对学生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在事故中存在着过失，那么学校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4、笔者见解

笔者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不是单纯的合同关系，也不是单纯的基于学校对未成年学生负有的法定的保护责任而产生的教育、管理、保护关系，而是部分监护权委托关系。

法律上的监护人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和其它一切合法权益具有监督和保护责任的人。《民法通则》中规定监护人包括以下三类：监护人的近亲属，包括父母、成年子女、配偶、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和朋友，如果自愿承担监护责任的，经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同意，可以担任监护人；如果以上的监护人都没有，那么就由社会和国家负责，由所在单位或者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2]。显然学校并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之一。《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七条第一款也明确规定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监护职责，配合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工作。由此可见学校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不承担监护人的责任。但同时《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的第七条第二款又规定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不承担监护的职责，但法律有规定的或者学校依法接受委托承担相应监护职责的情形除外[3]。由此可见，虽然学校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在一定情况下却也可以接受家长的委托承担部分的监护责任。

二、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民事责任的认定

从上述对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的研究中，可知，学校在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承担的是民事法律责任。它的归责原则包括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公平责任。

（一）我国的归责原则

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现行《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归责原则，只要法律没有规定用其他的归责原则，那么任何侵权行为都应该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这是侵权法中公认的基本归责原则。同时我国的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的多元归责原则，对特殊的侵权责任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

（二） 几种典型校园伤害事故中的学校民事责任分析

导致校园伤害事故发生的原因多种多样。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就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对于各种原因进行区别和认定。

1、未成年学生之间在校实施的侵权行为造成人身损害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意见》第160条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也规定，学校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学校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是对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和无限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承担的责任是不相同的。学校对限制行为能力人的侵权承担的是一般的过错责任，这种过错的举证责任在于主张权利的人。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的侵权行为，学校承担的是过错推定责任，这种过错无需主张权利的人来承担举证责任，而是先推定学校具有错过。学校与侵权行为人承担的不是连带责任，与侵权行为人的监护人也不是连带责任，监护人的责任并不因为自己的孩子在学校而转移，学校是按自己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的。

2、校外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的学生人身损害

校外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人身伤害的，是指在校未成年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这种侵权学校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意思就是说侵权发生时，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学校只有在没有尽到教育、监管职责的时候才承担责任，而且只承担与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即使实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学校也不会代替实际侵权人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在学校未尽到相关责任的前提下，学校也只是按照自己的过错程度来承担责任，而不是承担全部的责任，校外第三人也不会因为学校存在过错而减轻自己的责任，学校也是如此。

3、学生提前或自行到校或放学后不回家而滞留学校的发生人身损害事故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于非正常教学活动期间在幼儿园、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发生的侵权行为，我国并没有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不是在正常教学活动期间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的人身损害的责任承担主体，笔者认为，学校还是有教育和监管的职责，因为学校在非教学活动期间应该明确拒绝非工作人员到学校或教育机构进行相关的活动。比如，在放假期间，学校应该安排执勤人员专门负责学校的安全问题。如果学校尽到了监管职责，明确拒绝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对校园的侵权行为及时进行了制止，学校就不承担责任，相反，学校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过错推定责任，对限制行为能力人是一般的过错责任。当然，实际侵权人肯定是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的，但是侵权人是上述两种人的，侵权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因为监护人对自己的孩子具有监护的责任，而且这种则任是不会转移的，监护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但是，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监护人的责任，而不是免除其责任。受害人是无民事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学校尽到职责的，受害人的监护人也应当承当相应的责任。

4、因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设备等不安全因素而造成学生人身损害

学校的教学设施、设备等给无民事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可以按照物件致人损害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也就是实行过错推定责任。教育机构应该对校内的设施、设备随时进行检查，以确保学校的安全。如果因为学校的检查不及时而给学生造成人身损害的，学校应当承担责任。如果学校想要免于承担责任，就必须就管理上没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不是由主张权利的人证明学校具有过错。

5、学生在校期间自杀身亡

学校对学生自杀事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笔者认为学校应当承担责任，即使学校不具有过错，也应当承担不超过10%的责任，但是受害人故意的除外。教育机构应当根据《教育法》、《教师法》的相关规定进行教学活动，教学工作人员因为自己的教学方式不当造成学生自杀的，学校应当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不是学校的原因，但是学校没有及时制止的，学校应当承担不超过40%的责任。如果是学生故意在学校自杀的，学校最多承担10%的责任。

（三）学校的免责事由

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只要学校存在法定的免责事时，学校就不用承担责任。《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13条、14条明确规定了学校的免责事由，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1、因意外事故。如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造成的；学校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事件而造成的；因学生特定的疾病或异常的心理造成的；学生自杀、自伤的；在体育竞技性活动中发生的意外伤害；以及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

2、学生脱离学校管理的范围。学生在上学或放学的过程中发生的；在学生自行擅自离开学校的途中发生的 ；在节假日或寒暑假等教学期以外的时间，学生自己滞留在学校或者自行到学校而发生的；以及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发生的。

3、第三人的行为。因为学校工作人员的个人行为；因为学生、老师及其他个人故意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四）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相关法律规定

1、大陆法系国家

关于学校责任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中主要有以下两种规定：过错推定责任和过错责任。在德国、葡萄牙和日本等国家就主要适用的就是过错推定责任。如《德国民法典》第832条和日本民法典第714条的相关规定；然而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以及台湾地区等都适用的是过错责任，《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就规定学校的老师对学生的伤害承担过错责任。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则认为，学校的校长、家教老师、寄宿制的学校等依据民法之外的法律而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人，[4]“依日本民法（714条）、德国民法（832条），均与法定人负同样之责，未免过酷，而且有失公平，有时并不能使被害人获得充分之赔偿”，应“依一般侵权行为原则，必须被害人证明其因故意或过失违反其义务，及其义务违反与损害之因果关系，始得请求赔偿”。由以上论述可见，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都采用过错责任原则来认定和划分学校的民事责任。

2、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在校园伤害事故中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美国法院在审理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案件时，主要是根据以下的步骤来判断学校是否应该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一步，被告是不是具有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二步，被告必须履行第一条中规定的义务的，就还要看学校是否实际上并没有履行该义务；第三步，被告没有履行该规定义务的，那就还要看被告没有履行义务的行为与最后学生的伤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第四步，如果第三步成立，那么就还要看侵权行为人是否具有法律上规定的豁免权或其他特权；如果以上条件都符合，就还需要判段法律对损害赔偿的数额是不是还有限制。

三、完善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侵权责任的建议

由以上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民事责任的认定的分析可知，我国现行民事法律对未成年人校园伤害案件中的责任承担采用的是以监护人的监护责任为主，辅之以学校的过错责任的立法思路。这与当时立法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现实是相适应的，在当时作为国家法定教育机构的学校，其资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投入，根本不具有营利性。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办学校开始不断的增加，这样的法律规定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还存在以下的不平和缺陷：

第一，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5]。这样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学生在学校期间处于学校的监督管理之下，在学校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监护人也没有过错，而在这个时候却需要监护人承担全部责任，这就体现了该法律的不公。

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形成的是部分监护法律关系，即未成年学生在学校期间家长已经将部分的监护权委托给了学校。这个时候如果学校已经尽了教育管理的职责，就表明其已经履行了应尽的监护管理的义务，学校就不存在过错，同时对于学生的监护人来说此时学生本人并不在自己的监护范围之内，同样也不存在过错。在学校和监护人都不存在过错，但确实又有损害发生时，就应该由二者共同分担，因为学校和监护人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对未成年人负有教育和管理的义务，因此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事实，与二者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因果关系。对于二者对未成年人导致的致害后果的赔偿责任分担的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因素去考虑：一是未成年人的年龄和智识。年龄越大，智识越高的未成年人对自己行为的后果的预见性就越大，此时学生的自我意识很强，学校的责任就应该越小。二是监护人的经济状况。如果监护人家里确实经济困难，就可以考虑学校多承担点责任，因为学校作为一个单位肯定经济实力比单个的家庭要强，如果此时让监护人承担大部分责任就会导致受害人的损失得不到充足的赔偿[6]。

第二，《侵权责任法》第四十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本条规定的是未成年人受到学校之外的第三人侵害时的学校责任，该条规定相关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根据本条，侵权的责任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在第三人不能赔偿或赔偿能力不足时由学校等教育机构承担“相应的”补充性赔偿责任[7]。

笔者认为上述法律规定对于受害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首先，未成年人在学校期间受到学校之外的第三人侵害，说明学校对于在校的学生没有尽到安全保护义务，因此学校就不存在已经尽到管理职责的情形，因此不存在学校免责的情况出现。

其次，笔者认为，当未成年人学生受到的是学校之外的第三人侵害时，此时虽然学校承担的是补充责任，但是受害人也可以选择只学校或只第三人，或者两者都。而学校可以在承担全部责任后，向第三人追偿超过自己责任的部分。因为受害人与学校相比，学校是一个单位，而受害人是作为弱势群体的个人，当校外第三人造成学生伤害事故后，学校较受害人更容易收集到证据，更容易追究第三人的责任，更容易胜诉。而且如果当第三人不明确时，受害人就不能第三人，而学校又只承担补充责任，那此时受害人的损失就得不到赔偿，这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显然不公平的。

[参考文献]

[1]严梅.关于校园伤害事故的问题研究[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2]欧东晖.论我国未成年监护制度的不足与完善[J].商情.2012年第40期

[3]刘幸荣.中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民事责任问题研究，硕博学位论文[D]. 2005年

[4]史尚宽：《民法总论》。第16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5]王利明. 侵权责任法释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6]王利明. 侵权责任法释义[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

篇9

一、我国未成年人暂缓的现状

暂缓，又称暂免、缓诉、缓、缓予等，是指检察机关对侦查部门移送的案件进行全面审查后，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犯罪危害程度、犯罪情节以及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或者根据社会公共利益，依法认为没有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处分，同时检察机关规定一定的考验期限和义务，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帮扶教育，期满后根据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提起公诉。

1992年检察机关已经开始探索暂缓制度。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是最早探索暂缓的基层检察院。随后武汉、南京、北京、昆明等地的基层人民检察院也相继针对一批特殊群体的犯罪嫌疑人，主要是未成年人、在校大学生等适用暂缓，规定一定时间的考察期间，并且要负担一定的社区服务，使之在考察期内得到教育帮助，从而免受刑罚惩罚，可以使他们能够重回学校学习。此外，许多地方还对暂缓作出了一些规定，如20__年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检察机关暂缓不试行办法》，上海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出台了《暂缓不试行办法》，20__年广州海珠区人民检察院还出台了《关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虽未规定暂缓制度，但在我国许多基层人民检察院已经开始对这一制度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使暂缓很快在全国得以推行。本文仅采撷几个典型案例，从中概述暂缓在我国的实践探索现状。

（一）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最早探索暂缓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是最早开始探索暂缓的基层检察院。1992年初，上海市长宁区一名16岁的待业青年和几个朋友盗窃了价值1000多元的物品。长宁区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至长宁区检察院审查。长宁区检察院未成年人科的办案人员考虑到这名犯罪嫌疑人年龄较小，犯罪情节比较轻微并且是初犯，没有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为了挽救失足少年，该检察院作出暂缓的决定，同时规定暂缓考察期限为三个月。暂缓决定作出后，承办检察官每周都和街道、家长、被暂缓人见面谈话。被暂缓人在规定的考察期内表现良好，1992年5月，长宁区检察院决定对他从宽文秘站:处理，免于。 从此，上海市长宁区检察院就把暂缓作为帮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重要手段。但是长宁区检察院在作出暂缓决定时也有严格的标准，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情节较轻，并且是初犯，有一定的帮教条件。在作出不决定前检察院都要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公安局、青少年保护办、社区、律师、被害人及亲属、犯罪嫌疑人父母参加，广泛听取与会人员的意见，最后由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予以暂缓的决定。

（二）南京市玄武区检察院--对致人重伤的未成年中学生实行暂缓不

20__年3月7日，南京市两所中学的学生因为琐事发生冲突。某中学生张某因为某事吃亏于是纠集同校及其他中学的20多名学生，冲进另一所中学学校，寻找报复对象。在张某带领下，他们随意抓住徐某、邱某、倪某三人围攻暴打。其中的11名少年采用"罚点球"的方式，每人轮流去踢徐某的后背，一直到徐某倒地 求饶，不再反抗为止。徐某被打回家后，不敢将此事告诉父母。当晚，许某父母发现许某小便尿血，于是送医院检查发现两只肾均受损，其中一只已破裂，只好摘除。徐某父母当即向南京市玄武区公安局报案，公安局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调查，拘留了参与斗殴的20多名中学生。玄武区检察院接案后十分重视，专门成立了"307聚众斗殴专案组"，并且三次走访了20多名学生的学校，多次找到致徐某肾脏破裂的11名学生家长谈话。经过调查，玄武区人民检察院了解到这11名中学生平时在校表现尚可，且都属于初次犯罪，如果将这11人全部以故意伤害罪，他们将面临失学困境；但是该案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已构成犯罪，应予以。但考虑到11人作案时均属未成年人，认罪态度较好，并已赔偿被害人损失，从教育挽救这11名学生及家庭出发，20__年8月9日，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召集区政法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区公安局领导，以及学校代表、法学教授和11名犯罪嫌疑人的家长、被害者的家长，召开了一次"暂缓不"听证会。听证会上与会人员纷纷发言，支持区检察院尝试暂缓不方案。学生学校校长表示，这11名学生在校的表现不错，以前也没有在学校受过任何处分，这次也是初次犯罪，应当给予他们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被害人徐某的家长也表示，自己的孩子已经受伤，虽然给孩子本人和家庭带来极大的伤害与痛苦，但他们并不再想让这11个孩子及其家庭也遭受痛苦。所以只要能够在经济上予以赔偿，他们不打算追究这些孩子的刑事责任。这11名学生的家长也当即表示今后一定吸取教训，好好管教孩子，并且及时作出补偿，也希望检察机关给孩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鉴于听证会上的一致呼声，玄武区检察院领导随后作出了《"暂缓不"决定》，同时规定11名犯罪嫌疑人暂缓不的考察期为3个月。在此期限内，他们必须履行5项义务：第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从事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第二，遵守取保候审的有关规定；第三，遵守校规校纪，认真完成学业；第四，每人每月至少从事一次公益活动；第五，每人每半个月以书面形式向玄武区检察院汇报一次思想。如果他们在规定期限内圆满履行这些义务，就作出不处理，否则将追究刑事责任。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检察院的大胆尝试，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获得了省、市两级检察机关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大力赞赏，称此案为执法理念的一次创新。在我国的江西、北京、广东、河北等地也有暂缓的相关案例，在此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可以看到，暂缓在实践中的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通过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暂缓，并且在规定的期限内通过设定一定的义务及其帮教措施，不仅可以起到对其加以惩罚的效果，而且更有利于其重返社会。但是，由于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暂缓的相关规定，使得各地在实践中的规定与做法不尽一致。

二、域外国家和地区暂缓的比较考察

（一）德国的保留

德国长期以来都是严格实行法定主义，这与大陆法系刑事追诉追求的有罪必罚的基本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增长的犯罪率和有限的司法资源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于是兼顾正义与效率成为关注主题。在德国，检察机关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作出保留决定必须符合以下条件：第一，罪质条件。被指控人所犯罪行为轻罪，德国的保留只适用于轻罪；第二，实质条件。必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即被告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公众是否要对被告人提讼；第三，程序条件。必须经负责开始审理程序的法官和指控人的同意；第四，必须履行一定的要求和责任。虽然保留在德国国内有很大争议，但是总的说来，从有效追究犯罪、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公共利益的角度考量，这一制度最终在立法上得到了确认，并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德国，保留制度的确立是诉讼理念的重大变化之一，正如有的德国学者指出:今天的检察机关似乎是一个"不"机构而不是一个机构。保留制度被证明是一种解决轻微案件的得力工具，其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二）美国的延缓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体系中，检察官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延缓属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之一。美国的延缓最初只适用于未成年人，后来，基于其挽救罪犯、预防犯罪的功能而被扩展适用在符合条件的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并且逐渐发展演进成为美国当今的审前分流程序。美国的延缓通常与案件的分流项目结合使用，成为控制犯罪的重要工具。延缓与审前分流项目的结合有如下特点：第一，审前分流项目由检察官根据特定条件作出，绝大部分刑事案件都是由各个州和地方机构的。第二，审前分流项目是以犯罪嫌疑人自愿为前提的，如果犯罪嫌疑人不同意，检察官则不能对其施行延缓，而是应当依迅速审判的原则交付审判。第三，分流人员需要签署协议，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遵守的监督项目，监管期限一般不超过18个月。第四，由美国缓刑局等负责监管，监管期满，检察官则根据通报来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延缓是指检察官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主体身份以及所犯罪行的性质，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若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可以暂时不予以公诉，检察官就与犯罪嫌疑人或其律师签订协议，由犯罪嫌疑人承诺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一定的义务，如果犯罪嫌疑人在规定期间内履行完约定义务则检察官放弃指控；反之，检察官则会对其犯罪行为提起公诉。延缓通常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吸食类犯罪和营利性公司法人犯罪的案件等。美国的检察官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表现在选择性原则，其基本理念是对于犯罪的案件，检察官有权决定是否要对犯罪嫌疑人提讼，也是有权决定是否对某个犯罪嫌疑人的某些罪行不予。美国的这种自由裁量权基本不受监督，特别是当检察官就某一特定的案件不时，几乎没有什么可行的机制为那些不满于检察官的决定的人提供弥补的办法。然而，这种自由裁量权也不是绝对不受限制的，检察官在作出选择性时也要受到宪法性规范的限制，同时要符合正义和情理，不可以随心所欲或者是带有主观偏见。此外，联邦司法部的《联邦检察官准则》和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职业伦理规范等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三）台湾地区的暂缓

20__年6月和20__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诉讼法经历了两次比较重大的修订，其中比较重要改革就是实行了暂缓制度，赋予了检察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如果具有法律规定的某些情形，检察官可以暂缓而代之以考察期，待考察期限届满，该犯罪嫌疑人没有法定情形出现则可不予，否则，将撤销考察期予以。

从适用对象和条件看，根据台湾刑事诉讼法第253条规定：被告所犯为死刑、无期徒刑或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检察官参酌刑法第57条所列事项及公共利益之维护，认为缓为适当的，可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缓处分，其期间自缓处分确定之日起算。而作为参酌的台湾刑法第57条规定，科刑时应当注意的十条标准：一是犯罪动机；二是犯罪目的；三是犯罪时所受刺激；四是犯罪手段；五是犯人的生活状况；六是犯人的品行；七是犯人的知识程度；八是犯人与被害人平日的关系；九是犯 罪所生的危险和损害；十是犯罪后的态度。由此可见，台湾决定暂缓时的考虑因素包括犯罪人本身情况、犯罪行为情况和犯罪后的情况三大方面。

暂缓案件的最终处理方式有两种：一是暂缓期限届满，被暂缓人没有被撤销处分的，检察官作出正式的不予的决定。二是被暂缓人在考验期限内由于种种原因而被检察官撤销暂缓决定的，予以。这些原因主要包括在暂缓考验期限内又犯应当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在暂缓前，因故意犯有其他罪行，而在暂缓期间内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判决的；违背上述暂缓八项义务的。

三、我国未成年人暂缓的具体设计

（一）适用对象

在各地基层人民检察院的司法实务中主要是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暂缓。在适用对象方面目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暂缓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对于其他主体不得适用。第二种观点认为，暂缓除可适用未成年人犯罪外，还可适用于老年犯罪及偶犯。第三种观点认为，凡是依法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免于刑事处分的犯罪嫌疑人均可以适用暂缓。考虑到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的现状，检察官裁量权受限以及被害人补偿制度缺失、大众的接受心理等背景下，适用范围不宜规定的过于宽泛，笔者认为暂缓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未成年人犯罪。

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适用暂缓是贯彻落实我国对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的需要。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将这一方针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依据。这一方针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对于未成年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都要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但是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主要将这一政策限于审判阶段，如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辩护权的实现，关于不公开审理的规定，在环节却几乎无从体现，而暂缓也恰好填补这一空白。暂缓可以使犯罪的未成年人免受短期羁押带来的交叉感染，避免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化，可以使其更好的改过自新，回归社会。

（二）适用条件

暂缓适用的实体条件包括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大，有明确的悔罪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并且有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能够抵御外界不良的诱惑。犯罪嫌疑人所犯罪行必须是犯罪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对于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严重犯罪，杀人、放火、等严重暴力犯罪以及主观恶性较大的累犯一律不得适用暂缓。

暂缓适用的程序条件包括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已经符合条件；并且不适用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三种不，应当予以；犯罪嫌疑人写出保证书；家长出具担保书并与检察机关签订帮教协议书；由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是否暂缓；办理取保候审手续；规定三个月到一年不等的考验期限；定期帮教、考察、报告与回访。

（三）考察期限及义务负担

暂缓的考察期限应当适当，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在三个月到一年的幅度中自由裁量，自暂缓决定书宣布之日起计算。因为考验期限过短，起不到教育改造的作用，从而失去了暂缓存在的意义；考验期限过长则不利于结案，同时也会使被暂缓人产生厌倦心理，不利于其回归社会。合理的考察期限可以给被暂缓人施加压力，督促其改过自新，同时也给检察机关一定的期限观察其表现，以最终决定是否。考察期限的长短要与所犯罪行的情节和主观恶性大小相适应，但是考验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悔罪表现适当缩短或延长，但是必须经过检察长的同意。

对被暂缓人附加一定的条件，可以平衡刑事诉讼中的各方的利益，尤其是被害人的利益。提供公益服务和对被害人履行赔偿的义务是各国普遍选择的被暂缓人所必须负担的义务。针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有学者提出，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作出暂缓决定后，检察院可以命令被暂缓人履行以下义务：一是书面悔过；二是刑事和解协商，向被害人道歉，对被害人的损失作出赔偿或者给予被害人补偿；三是向指定的公益团体支付一定数额的财物；四是提供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五是治愈精神疾患，戒除毒瘾；六是不得侵扰被害人和证人；七是禁止出入特定场所。笔者认为对被暂缓人附加这些条件是合理而且必要的，有利于其自我改造和重回社会。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被暂缓人在考察期间是被取保候审的，因此他们也必须遵守关于取保候审的一些规定。

（四）制约机制

暂缓是检察机关裁量权的具体运用，该权力的正确行使有利于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及大学生，实现个案公正。如果行使不当，则会破坏国家法制并容易成为司法腐败的温床。因此，必须要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来保障暂缓行使的正当性。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暂缓的制约机制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公安机关的制约。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适用暂缓的，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公安机关。如果公安机关认为暂缓决定不当的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复议，如果意见不被接受可以向上一级检察机关提出复核。

2.检察机关的制约。下级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后，应报上级检察机关备案，如果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暂缓决定不当的，可以撤销暂缓的决定，并且指令下级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下级检察机关应当执行。同时应该引入人民监督员制度，对拟决定暂缓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该认真听取人民监督员的意见，人民监督员要独立进行评议并提出监督意见，并将其意见作为暂缓与否的考量因素。

在检察委员会作出决定是否暂缓前可以引入听证制度。暂缓的听证是指检察机关对拟作出暂缓的部分案件，在作出暂缓决定前，召集侦查人员、被害人及诉讼人、犯罪嫌疑人及辩护人，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最后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暂缓。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全面听取和了解当事人各方及有关部门的意见，以加强检察机关决策的科学化，保证暂缓决定的正确与公正。主持听证会的人员应当是检察机关审查部门的案件承办人员。参加听证会的人员，除了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外，还应有侦查机关代表、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和辩护人，这些都是必须参加的人员。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通知犯罪嫌疑人家属、所在学校和所在社区参加，也可以邀请当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有关法律人士，或其他对犯罪嫌疑人有帮助作用的人员参加，有利于对其教育改造。出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给其一个忏悔和改过自新的机会，给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提供一个交流沟通的平台，听证会一般不允许社会公众旁听，同时也不允许媒体参加。听证会由承办案件的检察官介绍案件情况，解释有关法律和政策，提出拟作暂缓的处理意见；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 人、辩护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公安机关代表等就案件事实、性质、适用法律、是否应予等情况发表各自意见；检察人员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居间协调，促使双方达成共识。此时，检察人员只能做引导工作，不得强迫一方或双方接受某种意见。经听证程序作出的暂缓决定不具有终局性的法律效力，被害人仍可以向上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也可以提请复议、复核；上级检察机关也可进行内部监督和纠正。

3.犯罪嫌疑人的制约。在暂缓决定作出之前，应征得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如果犯罪嫌疑人不服暂缓决定的，有权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复查决定，并将结果告知申诉人。如果犯罪嫌疑人坚持要求到法院的，只要符合条件，人民检察院就应当提起公诉，而不必再作暂缓处理。

4.被害人的制约。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暂缓决定书送达被害人，如果被害人不服，有权向上级检察院申诉，对复查结果仍不服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法院认为有理由的，应当作出交付审判的裁定，检察院应提起公诉。同时可以设立刑事被害人赔偿基金。在执行刑事和解协议过程中，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可能会因为犯罪嫌疑人的经济能力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兑现，当有些犯罪嫌疑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被害人又急需要获得赔偿时，如果不能及时的支付损害赔偿金就会产生新的矛盾，从而影响暂缓的社会效果。针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设立刑事被害人赔偿基金，此基金主要由政府出资和社会捐赠来作为资金来源，如果犯罪嫌疑人由于某种特殊原因无法及时支付损害赔偿金，该基金可以代替犯罪嫌疑人向被害人支付赔偿金，但是应由犯罪嫌疑人向该基金组织出具相应的借款手续，并且明确还款的方式和期限。这样既可以解决被害人的燃眉之急，使其权利得到了真正实现，同时又增强了犯罪嫌疑人责任意识，以此来强化其对加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从而促进其自觉接受教育改造。

（五）健全帮教组织

作为暂缓制度的一部分，帮教组织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暂缓的实施效果。我国目前对未成年嫌疑人的帮教已经存在，在法院设有未成年人法院，在检察院由检察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组成帮教小组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但是对青少年的帮教工作主要由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承担，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较少。鉴于司法资源有限，应当借助更多的社会力量，利用社会资源完善帮教制度。

各地区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由居委会或村委会牵头，建立一支专门从事帮教工作的队伍。在城镇以社区和街道为单位，在农村以村为单位，可以考虑由社工和经过培训的志愿者组成。检察官不必负责日常的具体帮教，但是必须对帮教及时跟踪，了解帮教的进展。

在检察机关作出暂缓决定后，根据具体情况，建立不同的帮教小组。对有监护人且监护人具备帮教条件的，检察机关与帮教小组负责人、帮教对象监护人签订帮教协议，规定三方责任。对于没有监护人或监护人不具有帮教条件的，由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指定人员与帮教组织人员组成帮教小组，对检察机关负责。后一种帮教小组可以采用集中帮教的方式，由一个帮教小组负责若干人的帮教工作。

帮教小组定期对被帮教人进行谈话教育，了解其思想和行为表现，将其表现及时反馈给检察官。并且检察官应当定期听取他们的报告，及时了解他们在考察期间的表现。同时，还可以结合本地条件，邀请专业人员定期对被帮叫人进行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引导被帮教人调整心态，消除思想负担，积极坦然的面对生活。帮教人员在帮教过程中要注意方式方法，因人而异的运用创造性的方法达到帮教目的，以鼓励为主，批评为辅，要耐心细心，切忌急躁粗暴。

建立检察机关与帮教小组的信息交流机制。考察期间，帮教小组要将被帮教人的异常情况上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也要定期回访帮教小组负责人，及时掌握帮教措施的落实情况和被帮教人员的转化情况。考察期满前，帮教小组对被帮教人在考察期限内的表现予以总结，提出考评意见，并上报给检察机关。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中德不制度比较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__版。

[2]李学军：《美国刑事诉讼规则》，中国人民检察院出版社20__版，第304页。

[3]杨诚、单民：《中外刑事公诉制度》，法律出版社20__版，第223页。

[4]候晓炎：《美国刑事审前分流制度评论》，载《环球法律评论》20__年第1期。

[5]白盈盈：《论台湾缓制度》，载《法制与社会》20__年第1期。

[6]张小玲：《刑事诉讼中的"分流程序"》，载《政法论坛》20__年第2期。

[7]章建新：《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试行暂缓的思考》，载《上海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__年第5期。

[8]孙力、刘中发：《暂缓制度研究》，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与展望》20__年第3期。

[9]陈光中、张建伟：《附条件不：检察裁量权的新发展》，载《人民检察》20__年第四期。

篇10

【关键词】新形势；油田；综合治理；工作；实践；探索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社会治安环境日趋复杂化和多元化，加强油田的综合治理工作成为油田工作重点考虑的问题，这关系到油田的稳定发展，也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昌盛和社会的安定。

一、油田综合治理工作的现状

社会环境的复杂化给油田的综合治理带来困难，很多在油田出现的治安事件都涉及到较大的财产和物资，一般油田开采厂区会破坏原有地区的居民生活状态，土地钻孔机修路给当地居民带来影响，需要时间和精力与当地协调，这样影响了油田开采的效率。此外，犯罪活动也变得猖狂，有的是团伙作案，分工明确，有专门放哨的和盗油的，还有运油的，这样一条龙的作案模式给油田的综合管理带来麻烦。此外，犯罪分子的作案呈现专业化的趋势，他们借助专业的科技设备及通信设施，不再使用粗暴的开阀门等方式，而是实行管道打孔钻孔的方式，具有很强的隐蔽性。还有外地的犯罪分子串通当地的村民，熟悉好管线布置后，以当地的民房或者大棚做掩护进行打孔盗油，行为卑劣，给综合治理带来困难。

二、油田综合治理工作的实践和探索

（一）展开治安联防工作。油田应该针对盗油实践开展预防和处理工作，通过成立专门化的治安管理队伍，完善治安联防工作体系。首先，可以加强夜间的油田巡逻工作，特别是巡查周边村落的可疑人员，发现有盗油可能的情况要及时排查，将可疑人员送至派出所。其次，可以和周边村落的管理组织成立联动小组，这样在处理问题方面更加方便，有利于加强对村民的约束力度，还可以定期对周边村民进行普法教育，帮助村民树立爱护油田的信念，做合法的公民。在工作中，油田的综合治理人员要端正态度，和村民和谐相处，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也要保持冷静，在批评时要注意言辞和语气，M量避免冲突。在对待劳教释放人员时，村支部和油田治理部门要联合起来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发挥油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开展生产互助工作。油气的开采过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油田的综合治理部门可以和当地的村民开展生产互助工作，和村支部联合起来，发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行油气开挖，参与到基础工程建设中，这样一方面给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增加村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够让他们爱护油田，提供油气开挖效率。此外，油田的技术工人也可以给村民提供帮助，例如，电焊工可以为村民提供机械维护，提高农用设备的使用寿命，车辆维修人员可以对破损的拖拉机等进行维修，油田可以在农忙的季节组织工作人员参与到农民收割中，增进二者的感情，建立融洽的关系，使油田和三农经济共同发展。

（三）加强油田企业维权的法制化。在矛盾面前，既要实行互帮互助的柔性政策，也要适时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依法办事。完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全面落实上级综治管理部门重点敏感时期的文件精神及要求，在公证部门的帮助下，针对油田各个环节的管道铺设要进行详细摸查，对于侵占油田利益的行为要依法送交公安局。此外，还要加强保管人员的法制观念，所谓“兵可千日不战，不可一日不练”，油田企业可以定期对内保人员进行相关法规的培训，为其配备齐全的防护用品，包括夜视仪器、网枪及破胎器等等。还要每周开展技能锻炼项目，随时应对紧张危险的任务，提高盗油排查的敏锐性。

（四）开展帮教帮学工作。有的油田地区很多辍学的未成年人影响油田正常工作，攀爬抽气机，还有的拆卸抽气机的零部件，包括压力表、铜套等等，一方面旋转中的抽气机很可能会伤害到未成年人，造成人身生命的威胁，另一方面影响油田正常运转，造成麻烦。因此，综合治理部门要联合周边的学校开展安全和法制的宣传工作，对在校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鼓励辍学的未成年人积极上学，关注农村学校和家庭的困难，为学校提供短缺的资源，给学生提供助学金，加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能够让学校和学生感受到油田企业的温暖，提高他们对油田安全的了解，增强责任感。

（五）开展助贫济困的工作。油田所在的地方一般都是远离市区的地方，周边很多的村落生活很落后，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儿童和老人留守在家，他们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生活困难，油田可以了解村民的生活情况，进行助贫济困的工作，逢年过节的时候可以去慰问，送去生活必需品或者过冬的物资，对于生病的村民，可以安排车辆送往医院，安排志愿者到孤寡老人家里打扫卫生等，这样油田能够更好地树立形象。

【参考文献】

[1]苏强.油区综合治理工作实践与探索[J].投资与合作.2013（04）：388-390.

[2]寇宏.新形势下全力做好油区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与实践[J].河北企业.2012（05）：2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