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地租的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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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宏微观经济学；居住空间分异；西安；房地产市场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251-03

一、相关概念

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科学。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西方经济学形成了按研究对象不同分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两大分支。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经济中各有关总量的决定及其变化来说明资源如何分配的；微观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和应的经济变量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1）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是随着城市的诞生出现的，居住空间结构的不断演化，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2）城市居住空间变迁总体上呈现与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进程相对应的特征。城市的发展与居住空间分异相互作用，城市的发展导致了居住空间的分异，而反过来，居住分异也影响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二、宏微观经济学联系与区别

（一）联系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是互相补充的。经济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经济福利的最大化。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既要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又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微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充分利用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在假定资源已实现最优配置的前提下分析如何达到充分利用的问题。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共同组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是实证分析。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都把社会经济制度作为既定的，不分析社会经济制度变动对经济的影响。这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存在，分析这一制度下的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

（二）区别

1.基本假设不同

经济学的研究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的。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条件有以下三点：（1）市场出清。这就是坚信在价格可以自由而迅速地升降的情况下，市场上一定会实现充分就业的供求均衡状态。（2）完全理性。这一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都是以利己为目的的经济人，他们自觉地按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既能把最大化作为目标，又知道如何实现最大化。只有在这一假设之下，价格调节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才是可能的。（3）完全信息。完全信息假设是指消费者和厂商可以免费而迅速地获得各种市场信息。

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基于两个假设：（1）市场机制是不完善的。（2）政府有能力调节经济，纠正市场机制的缺点。

2.基本内容不同

微观经济学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其中主要有：（1）均衡价格理论（2）消费者行为理论。（3）生产理论。（4）分配理论。（5）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社会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经济福利的实现等问题。（6）市场失灵与微观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其中主要有：（1）收入决定理论。（2）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3）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4）开放经济理论。（5）宏观经济政策。

三、从经济学角度谈居住空间分异

对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最早源于20世纪初的古典人文区位学的空间理论，但真正将其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空间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城市土地使用的空间模式，代表人物有W.Alonso （1964）、E.S.Mill （1967）及R.F.Muth（1969）。其中，阿隆索的研究最有影响，他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解析了区位、地租和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对城市土地在不同活动中进行分配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居住空间是城市社会空间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扩展，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分异已然成为不争的客观事实。

目前，中国很多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西安可以算是一个强有力的代表。以住宅开发项目的档次和价格在空间的分化为有力代表的居住空间分异的格局在西安越来越明显，而这种分异格局和市政府大力开发建设各经济开发区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开发区“特区”运作机制及其影响

开发区与一般性区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其“特区”性质一即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和特别管理体制的区域。其殊经济政策主要是一些相对优惠、激励性的政策，而开发区明确划定的地域界线则将这些相对优越的政策、体制、观念、方法、服务、设施等集中限定在城市特定区段内，使良好的硬环境与优越的软环境在特定局部空间相加在一起，可令开发区内部“小环境”相当鲜明地异于及优于周围“大环境”，乃至形成制度、产业、功能、设施、甚至心理意义上的所谓“孤岛效应”。开发区这类“特区”的设立与运行，等于在城市空间人为地制造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或谓“特区”与“普区”之分割对比，两者之间不平等的境遇可导致不平衡的发展，从而可能制造或加剧城市内部经济一社会空间极化分异。

1.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的经济异速增长

开发区“特区”机制及其“孤岛效应”影响作用卜的城市极化分异首先体现在开发区显著高于“非开发区”的经济异速增长过程中，这在各地较高等级开发区中尤为突出普遍。西安市经2003—2004年最新一轮开发区清理整顿后现共存有各级各类“开发区”18个，其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者依次分别为国家级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西安高新区”）、国家级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西安经开区”）、省级西安曲江旅游度假开发区（又称“西安曲江新区”）。这几个主要开发区的各项主要发展指标增速连年在30%以上、有些甚至达70%或更高，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一般“非开发区”，已成为西安市有目共储的经济发展最活跃区域。虽然由于开发区并非一级行政区，且随着规模不断扩大而可能跨涉不止一个区县，其经济社会统计数值也相应地被分解纳入到不止一个区县，因而不易进行开发区与各区县发展指标之间的直接比较，但从开发区经济社会数值占全市总值比重快速提高的事实，可以间接反映出开发区的“异军突起”以及一般“非开发区”的相对弱势化。表1显示西安两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投资吸引（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反映）、经济增长（以GDP、工业增加值反映）、开发建设（以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反映）、收益回馈（对地方则政收入及就业增长贡献）能力都快速提高，占全市总量的比重也不断扩大，是拉动西安GDP增长的绝对主力。下面以2007—2009年度西安市整体经济运行情况和最具有西安开发区代表的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区的经济状况的对比，对西安“经济区”在西安经济的地位进行说明：

2.开发区配套商品住宅开发及其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以来，上地市场的建立以及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改革，使地价和上地竞标机制以及市民个人住房消费意愿与消费水平等市场力机制开始发挥对城市居住空间的组织调控功能，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不同社会阶层居住空间分异隔离开始在中国城市显现，并成为新时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演化重构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各地开发区大都配置有30%～40%的居住用地。开发区作为各地改革开放的先行示范区，形成一种比较纯粹的“全产权私有住房拥有者”聚集区，凸显加剧基于经济收入差异的居住分异隔离。

目前西安居住分异格局基本上是“高收入者多居于开发区新城、低收入者多居于老城旧区、而中等收入阶层居住相对分散均匀”。在开发区较优质住宅和住区环境吸引及其较高房价的过滤筛选机制作用下，拥有最强住房购买力和“迁移力”的较富裕人口率先离开旧城而移居开发区新城，从此拉动了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空间分化。再结合上述有关开发区从业者职业、学历、收入特征分析，不难看出几个主要开发区正趋于成为西安市较高学历较高收入阶层工作、居住、活动的主要空间，这自然会对相应区段文化、消费、形象、社会服务种类档次、社会活动形式形态等产生影响，继而造成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更深层次分化。

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区的经济对西安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建设，导致城市经济一社会空间的总体发展态势是：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正成为各种发展要素资源辐合汇集的区域极化中心，因而局部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这表明开发区建设发展不仅如一些海外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因设立时间及政策力度的差异而成为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具体机制之一，而且也以其一套特有开发运作机制及内在结构特性而成为强化凸显当代中国城市内部空间极化分异的机制之一。（2）“开发区”作为一种区域发展策略的基木思维其实就是以“增长极理论”为基石的“不平衡发展战略”。虽说依据该区域发展理论，增长极核与周边区域差距扩大的空间极化效应属于阶段性的正常现象、会随着“溢出效应”的增强而逐渐消失，但山于增长极理论在世界各地实践应用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所期望的区域整体发展结果并非总能如愿实现，而极化效应的持续强化则可能蕴蓄区域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隐患，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对增长极理论的批评与反思越来越多。开发区实践对于区域之间及城市内部极化分异的强化凸显效应尤其是其中“政策力”因素的影响作用，同样值得决策者和研究者反思。

（二）从市场失灵角度看此现象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无法有效率地分配商品和劳务的情况。对经济学家而言，这个词汇通常用于无效率状况特别重大时，或非市场机构较有效率且创造财富的能力较私人选择为佳时。另一方面，市场失灵也通常被用于描述市场力量无法满足公共利益的状况。

那么，对于“新经济区”和“非经济区”来说，似乎是宏观经济调控下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市场分配不均导致的，形成了“市场失灵”的表象；但是，政府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后，使经济特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房地产业快速发展，虽然形成了“孤岛效应”，但是这个效应是暂时性的，是会向四周蔓延的，进而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如果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引入，那么形成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居住圈层则是在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所以，从市场失灵的角度出发，经济特区所导致的似乎是资源的大部分都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是正常的，其实质并不是“市场失灵”。

从微观经济学来考虑这一现象，研究资源按什么原则分配给社会，是由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决定的。那么在政府优先发展的经济特区的情况下，必然会出一些优惠性政策吸引开发商前去投资，这也形成了社会资源流向经济特区的现象。

2.建议

那么通过以上的讨论，可能缓和、消弭开发区/新城/新经济区与非开发区/老城/旧工业区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一社会差距的措施包括：（1）合理规划平衡投资项目的空间布局，引导和鼓励适宜项目向老城/老工业区的分流；（2）建立开发区与非开发区之间利益平衡补偿机制；（3）大力促进开发区第二产业的全面发展，此举不仅有利于扩大开发区税源、提升开发区整体经济水平、完善开发区产业结构、改善开发区工作环境与生活质量，而且还可以扩大开发区就业而、使开发区发展能够惠及更多领域史广泛阶层的劳动者；（4）增强开发区住宅价格与房型的多样性和“广谱性”，使多处于不同收入阶层、处于职业生涯不同阶段者有机会共享开发区较优越的软硬生活环境，也有利于创建出独具活力、结构更为丰满健康的开发区新社区。

参考文献：

[1] 蔡汉冲.宏微观经济学比较分析[J].职业教育研究，2005，（10）.

[2] 李志刚，吴缚龙，等.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倡导还是控制[J].城市规划汇刊，2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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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uth R F.Cities and Housing[M].Chicago University Press，Chicago，1969.

[7] 徐晓军，沈新坤.城市贫富分区与社区的阶层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篇2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经济集聚城市化

一、引言

城市经济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发展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腊甚至更早的时候，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就开始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关注城市经济问题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城市经济学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当时不仅有城市“劳动分工”说(AdamSimth,1776)，而且还盛行另一种可用以解释城市的经济学说——古典区位理论(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可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期以后，城市经济学不仅没有在马歇尔天才的综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却经历了长时期的沉寂、徘徊。其间，虽然也曾有过多次试图推动城市经济学的勇敢的努力，但它们最终均功亏一篑，以失败告终；到了199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经历了一番反思和调整之后，终于涌现了两股试图融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参见图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之后，城市经济学却在新古典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现象无能为力的大背景下，作为一门具备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诞生。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的历史如此悠久，但为什么却在古典经济学之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漫长岁月里相对沉寂，甚至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经济学之外？还有，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曾经出现了几次试图将城市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努力”，为什么它们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再者，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再次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为了对这些问题做出较为系统的回答，本文将按如下顺序组织：第二部分回顾并评价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主要内容；第三部分简评以屠能为代表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及其与城市经济学之间的关联；第四部分对新古典时期试图复兴城市经济学的种种努力进行评述；第五部分对近年来十分盛行的“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进行评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结论以及对城市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展望。

二、“古典劳动分工”说——最早的城市经济学

早在古典经济学产生以前，有关城市的研究就已经出现了。古希腊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从分工的角度来研究人口集中和专业技能以及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无疑是城市出现的先导，而专业技能的提高和产品开发无异于专业化和产品的多样化，很显然，这已经是最早的有关城市的经济学说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380年)则遵循着色诺芬的这一思想路线，并将之向前推进了一步。柏拉图写道：“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是对人的需要的一种反应……由于这种对劳务的相互交换，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们称之为城市和国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图的这段话为城市产生于专业化和分工确立了经济基础，并奠定了交换理论的基础。很显然，在柏拉图那里，是专业化创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确立了互惠的交换，在这当中，城市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对单个商品的相当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专业化有了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城市内的分工和专业化又提高了这里的工人们的技术和生产效率。

17世纪、18世纪，“古典劳动分工”说在解释城市问题时仍然占据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认识到，大城市与劳动分工的内在关联以及专业化的好处等这些问题。尽管如此，只有到了亚当•斯密那里，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专业化、分工经济的独一无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体现在他将专业化和交换视作为城市乃至整个市场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方面，“文明社会的重要商业，就是都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通商……这里，分工的结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样……都市是农村剩余物的市场……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农村剩余物的市场愈广阔……都市附近的农业家和耕作者，从谷物售价所得的，不仅是农业的普通利润，而且包括自远地运来出售地谷物的全部价值。此外，他们还节省了这些东西的远途运费的全部价值”。

在这里，斯密不仅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好处进行了阐述，而且也对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进行了阐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页)的一个简单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则更为直观，其中，k代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比率，p代表劳动生产率，w代表实际工资率，g代表物质增长率。很显然，在实际工资率w给定的条件下，一国或一个城市的经济或财富增长便主要取决于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之间的比率k和因分工扩大而导致的生产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来，k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劳动分工。由此看来，斯密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统地从劳动分工角度来论述城市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经济学家。

古典城市“劳动分工”说的优点在于：它对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分工的好处、城市市场广阔对居民收入的贡献、交易费用的节约、对国民财富的贡献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国家财富的差别等看法均颇富创见性，但由于这些阐述比较零碎、散乱、没有模型化，因而其内部组织和架构颇为散乱，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在客观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传播。

三、古典区位理论——城市经济学的摇篮

进入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在当时的后发展中国家——德国——萌发，工业革命的迹象已经凸现，但农业经济仍占据德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对城市周围农业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当时的主流经济学一定程度上的接纳。虽然屠能(VonThunen)开创的理论(TheIsolatedRepublic,1826)阐述的是农业土地利用和地租问题，但从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经典的城市经济学力作。

在屠能的理论中，一个孤立的城市（镇）作为整个农业生产布局的中心事先给定，在它的周围布满了为它供应农产品的农户；同时，每一种农作物的产量和运输成本也各不相同，相应地，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着农户与土地拥有者之间的竞争，并且每一个体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农户之间相互竞争土地的结果，将使地租从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递减，直至为零。由于每个农户将面临地租和运输成本之间的两难，并且不同作物的运输成本和产量也各不相同，因此，农作物的生产将以同心圆的形式出现。给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观的结果。该图横轴代表距离中心城镇的距离，纵轴代表租金。图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竞租曲线”(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给定的距离时农户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实线组成的包络线定义了租金级差。该线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种农作物的种植者愿意比别人出更高的地租，结果便会得到图下半幅同心圆式的种植圈层。越靠近最里层，土地的租金就越高，运输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为零，但运输成本最高。

从上看，屠能的理论似乎仅能对很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问题给出一个简化的解释，比如，它能解释不存在李嘉图式肥沃程度差异条件下农业生产专业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释农户与市场的距离、农户售卖农产品所得的价格和租金之间的关系。然而，该模型在多方面的扩展也使得它成为现代城市经济学的一块理论基石，比如，该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问题，这构成了后来的“新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时期，通过建立有关集聚经济的模型，该理论又可以被扩展到探索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内生形成问题(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农业时代，当时盛行所谓“规模报酬不变”的农业经济，这也许正是他的模型能够与以竞争范式为特征的诸多新古典应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农业区位理论与古典和前古典时期用劳动分工解释城市经济问题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不完全竞争和报酬递增。更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为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作为分析的开始，也就是说，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的所谓“离心力”。对于使经济活动集中的所谓“向心力”，他的模型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释，这样，有关城市为什么形成以及怎样形成的关键思想便被他人为地假设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区位理论形成了两个基本分支：第一个分支是要考察：在给定所有其他“经济人”区位的情况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经济人”的成本问题，也即“最小成本区位问题”。该分支主要由韦伯(Weber,1909)、艾萨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萨卡世塔(Sakashita,1987)、贝克曼(Beckmann,1987)、师叶和麦(ShiehandMai,1997)等继承和发展；另一分支则要考察：在给定厂商相互直接竞争的条件下，厂商们如何寻找最佳的区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条件下控制它们的市场区域问题，也即“中心地理论”和“相互依赖理论”，该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纳(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继承和发展。这两个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城市经济问题的某一方面，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能够解释厂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趋势，克里斯蒂纳的“中心地理论”能够解释城市体系在具有不同区位的市场区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们在解释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均面临着难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们在解释城市区位问题时大多借用了物理学、几何学而不是经济学的概念和原理，结果便在客观上限制了它们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比如，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中运用了“物料指数”、“位置权重”和“劳动系数”三个工具来解释工业区位中的最小成本问题，但该决策问题中的决策者到底是谁，是一家工厂还是企业主？如果是厂商，它是私人厂商还是其他？韦伯对此并未给予任何交代，换句话说，韦伯所说的最小成本问题既不是关于理性决策者如何做出合理决策的问题，也不是这些决策者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一个特定结果的问题，因此，严格地说，韦伯的理论与经济学理论没有多大关联（Krugman,1995）。还有，克里斯蒂纳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论”讲述的是在权衡了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之后，生产者决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结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角形市场区域提品，这的确是一个关于个体相互影响的决策问题，但是，它没有给出明确的决策者是谁，也没有言明决策者决策时的市场结构或者厂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问题，因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中心地理论提供的是某种纲要，一种可以把你对城市系统的思想和数据结合起来的方法，而没有提供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结构的经济模型”。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中的很多变量均表现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区在空间上是不连续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规模后可能会停止增长并在它的周围产生出更多的中小卫星城，还有，由于外部性的影响，一定量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经济活动具有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性质，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难完全体现在商品的买卖价格上，这样，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便无能为力，而应该用专业化和分工的方法来求解。而事实上，大部分的古典区位理论均在一个轻松的假定中将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总之，古典区位理论建构在完全竞争、利润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时调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础上，它所作的假定与农业经济或者不发达的小城镇经济相匹配，但是，当工业经济的发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识、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优势日益彰显的时候，它难以对城市经济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释的缺陷，便成为其致命伤。结果，古典区位理论便走进了其理论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时期的城市经济学——无能而无奈的努力

新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学基本处于沉寂阶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经济学和古典区位理论一样，均与完全竞争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预相容，这就决定了它难以对城市经济活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人人理性，对价格和彼此之间的活动具有完全知识。企业被假定为规模较小、不能行事其权力的价格接受者；生产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场上交易，因之生产者能为他们的生产活动支付全部费用，而消费者除非得到合理补偿，否则不会被强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极小的数量进行生产和消费；最终所有的经济活动在价格机制下均达致最优的均衡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城市经济是个非常不完善的领域，也即它以广为分布的外在性为特点，因此，客观上看起来比较理智的资源分配事实上很难办到，此外，城市的投资和生产倾向于“大批量、大规模”，这很难与“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相容(参见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经济以空间上的集聚为主要特征，这样的客观现实均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报酬递减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马歇尔综合”的时代，经济学界流行的数学方法是所谓的“微积分法”。微积分法对于处理完全竞争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传统新问题得心应手，可对解释地理空间、城市等具有非线性特征的问题却无能为力，而用于处理城市和空间问题的数学工具——非线性规划、库恩—塔克条件等直到20世纪50、60年代才先后出现，这样，在经济学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纪后半叶，新古典经济学家只好满足于现实，在现有的条件下构筑城市经济学的大厦，结果便导致了城市经济学在新古典时期沿着两个完全不同的路径演进：第一条路径主要是继承所谓的“马歇尔传统”，将城市经济问题放在“外部经济”这一黑箱中来处理，从而演绎出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的诸多文献；第二条路径便是对屠能的理论进行简单地扩展和修补，也就是20世纪60、70年代“新城市经济学”的工作。

（一）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城市

用外部经济解释城市经济现象的始作俑者是马歇尔，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的概念，而且首开了运用“外部规模经济”解释空间集中和厂商相互接近的优势，“当一种工业已这样选择了自己的区位时，他会是长久设在那里的：因此，从事同样的需要技能的行业的人，相互从临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们往往到他们会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有专门技能的优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时，寻找职业的人，自然到许多雇主需要像他们那样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会得到良好的市场”。

更一般地，马歇尔所说的同一产业的厂商相互毗邻主要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好处：第一，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可以支持专业化的投入品生产者；第二，雇佣同一类型工人的厂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劳动市场蓄水池的作用，也即当一个雇佣者的经营不好时，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类似的工作，反之，当他经营好时，又可以雇佣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厂商之间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马歇尔对城市或工业集中问题的处理法，给那些试图进行正规模型化的后来者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难题：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术方面的，还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则它会通过直接影响个人的效用或者厂商的生产函数而实现其作用，从而它与竞争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将影响以价格机制作为交易中介的厂商、工人和消费者，比如，厂商相互临近可以相互借债、融通资金，但是，当他这样做时，一定会与整个经济的微观机制，比如规模经济的程度、厂商垄断权利的强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壁垒的程度有关，也就是说，金融外部性与完全竞争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实也许正如克鲁格曼(Krugman,1995)所说，正是由于技术外部性与竞争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假定集聚来源于技术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临的模型化难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此后的城市经济学在劳动分工之外的另一条道上越走越远。

比如，20世纪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为沿着马歇尔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释城市经济问题而受到城市经济学界的重视。例如，亨德森认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产生生产或者消费方面的技术规模经济。在城市中，存在贸易品和住房两种商品，贸易品在城市商业中心（CBD）生产，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区生产，工人往来于郊区与中心商业区；这样，随着城市工业在一个城市内的集中所产生的外部经济，将与大城市的交通难、往来成本等不经济之间产生两难冲突，其结果是最优的城市规模由此给定。如图2所示，该外部经济的净效应产生的城市规模与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现实中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规模的城市？亨德森争辩说，不同产业的外部经济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经济的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城市规模，与具体的产业关系不大，比如，钢铁产业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经济的回旋余地也大，轻纺城市则相反，最终，轻纺城市的最优规模在O点，金融城市在P点，但不同类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将达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问题在于，他通过假定将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布局在中心商业区来论述城市集聚现象。也就是说，他不能真正从微观主体相互逐利的结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长的根本原因，而仅仅诉诸于一个人们其实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匣子——外部性——来解决问题。比如，他在论述城市的数量和规模时，依赖一个假想的大型开发商或者城市发展商来解决问题。从现实和理论来看，发展商或城市开发商均有内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趋势，这一点肯定是对的，因为内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让开发商或者发展商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该大型发展商或者开发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产或消费的外部性又来自哪里？作者对此含糊其词，并没有给予多少解释。因此，尽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几者均多前进了几步，但他在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时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经济学模型一样的错误。

（二）“新城市经济学”

“新城市经济学”(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其经典模型是一个单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该中心被假定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该城市拥有一个事先给定的中心商业区（CBD），它规模既定，从每一个方向远离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区，居住区被假定为一维空间；该城市地区人口给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业；唯一的交通成本发生在居住区与中心商业区之间，中心商业区内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义为对中心商业区复合商品的消费和土地的消费；均衡时，消费和价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结果，城市的规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条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时间以及农业对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内生决定，土地价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区位等均由模型内生决定。

虽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经济学前进的征程上大大迈进了一步，也产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见，比如，比如，它运用了经济学中最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将厂商、消费者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看待，又如，它的结论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优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与中心商业区的距离的函数，而该密度问题很可能与交通体系的拥挤有关；还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经典模型和屠能的农业区位理论一样，研究的是一个单中心城市(mono-centric)内部的空间结构问题。另外，最为关键的是，它不能解释：在工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的背景下，每个城市为什么会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会形成很多居住区和农业区。换句话说，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样，均不能将城市的形成作为一个变量而内生决定，而中心内生这一点在工业经济时代却变得比农业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尽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区位与土地利用》一书成了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而形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在此之前，城市经济学零星、散乱、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释力差、适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经济学开始拥有较为完整的微观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分析工具较为先进、模型内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释力和适用面大大扩展。很显然，城市经济学在“新城市经济学”之后作为一门具备较统一理论基础的学科而真正诞生(Mills,1998,pp.1-11)。

总之，如前所述，传统城市经济学只提供了经济活动如何在城市周围扩散开来的有关理论，而没有提供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城市集聚起来，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正构成了传统城市经济学的共同缺陷。毫无疑问，对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区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讨无疑将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五、城市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两股试图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主要国家都先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在后工业化时代，全球经济的联系和互动大大加强，这样，以研究单个厂商乃至一个行业的规模和资源配置问题为主体的新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难以适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一个以空间上的集聚、交易成本节约、分工和报酬递增为特征的城市化问题已越来越成为主载人类社会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一股强劲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一个能深刻、完整地解释和分析城市内生演进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经济学已成为时展的客观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60、70年展起来的很多有力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在70、80年代开始应用于现实，另外，数学和自然科学中也涌现有很多新的发现——混沌理论、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理论、新进化论等等，所有这些发展均在客观上为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垄断竞争模型为例，在该模型出现之前，城市经济学在“空间不可能性定理”的视野内没有多大进展，可是在该模型解决了垄断竞争条件下厂商之间的战略互动行为以后，有关厂商和消费者在空间上集聚与分散的经济问题变得可以处理了。因此，该模型对城市经济学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经济地理学

“新经济地理学”(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鲁格曼和维纳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们的学生等为代表，其主要解释的问题在于城市中心的内生性，还有，为什么在特定的地区或者地点出现厂商或者消费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况下却出现完全相反的过程？福基塔和欧格华(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论证说，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区位同时决定的话，就必须在一个没有外生给定中心的区位上进行研究。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决定城市区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须解决三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报酬递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弃完全竞争而采用不完全竞争。不可分性意味着某些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作用会促使生产成本的下降。报酬递增则意味着一定的投入会带来网络正外部性，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说的“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竞争则是保证报酬递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然处于农业地区，这样，两者之间的角色就会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就会被锁定，从而就会形成中心和的关系。

更具体地说，新经济地理学所说的“城市中心的内生性”就是“集聚经济”的另一侧面。那么，集聚经济的源泉又来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释说：第一是非市场相互作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知识的共享，这会产生区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邻效应”(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垄断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其中厂商生产差别化的产品，而消费者则偏爱多样化的消费；第三，由于相互竞争的厂商在地理上的毗邻，便会产生所谓的战略外部性。正像一个铜板有两个面一样，集聚经济既是中心城市兴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网络化不是人为的结果，而是由于集聚经济在产生正外部性的同时会带来两个“冲突”，第一是集聚带来的效率的提高与相应的内部运输成本的提高之间的两难；第二是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与其他城市之间的集聚的两难。总之，当一个中心城市的集聚经济达到饱和时，它便会让位于拥挤、污染等“集聚不经济”，从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开始占主导，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网络化的城市体系会形成。

“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这样一些优点：首先，它处理了空间异质性、空间集聚与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兴起等关键的城市经济学核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没有很好地解决；其次，它运用了非常坚实的微观经济学假设，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之上，他们合理地解决了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空间外部性之间的古老难题；最后，该模型的主要结论——更高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低程度的差别化与城市分散对应，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产品更高程度的差别化与集聚对应，这些结论大多已得到实践和现实的检验。然而，它也存在缺点，比如，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和生产者截然两分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虽然恰当地降低了解决问题的难度，但是，因为城市经济活动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事实，而使它的解释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种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经济很可能与多种因素的集聚相关；最后，它不能预见很多与城市化进程共生的现象（杨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该模型能将地理学的生产布局理论、主流经济学的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结合在一起解释城市的出现和城市化进程，所以，它却为以后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提供了宝贵的研究线索和参考素材。

（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主要有这样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这些模型虽然数目较少，但内容丰富，且隐含了很深的政策和应用意义。

(1)从分工演进和专业化经济的独特角度解释城市经济现象。在这些模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虑了不完全竞争和分工经济，从而内生化了城市的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的交易效率优势、城乡低价差别以及与城市化进程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在这些模型中，第一，专业化经济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在一定范围内是递增的，但是，超过了一定的界限则它的报酬便是递减的。而专业化经济的报酬是递增的，它不仅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也能内生出产品的多样性。第二，每一对“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自发演进到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状态。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能通过缩小“经济人”之间的距离而使市场均衡从自给自足状态逐步演进到完全分工状态。第三，在新兴古典城市经济框架中，市场的功能将更加复杂，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资源，而是寻找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这个最优的市场网络规模不仅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商业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这些均意味着：城市的产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密切相关，而城市化本身不过是专业化和分工程度随着交易效率的提升发生变化和改进的一个表现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产力就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正是这个正反馈机制不断推动城市和城市化的进程。

(2)这些模型的内生程度更高，解释力更强。第一，它合乎逻辑地解释了城市的出现。在城市起源说中，既有“军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说，也有“社会分工说”，还有“私有制说”和“集市说”乃至“阶级说”和“宗教说”，但是，以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相结合来解释城市的出现既能从整个社会分工网络的角度解释城市与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又能从个人自利决策的角度解释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经济根源，因而，该说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说”更具说服力；第二，这些模型可以解释与城市化进程中相关的各种共生现象，比如，每个人以及整个社会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在城市生产的贸易品数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对农村居民相对比率的提高、每个人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职业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场范围和内生比较优势程度的提高、市场一体化程度和生产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实收入和每种产品生产率的增加等等。福基塔—克鲁格曼等人的城市化模型虽然也能解释市场数目的增加、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的提升、每个人交易次数的增加、贸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释个人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因为这一点在他们的模型中外生给定。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的主要优势在于，它恢复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经济学思想零碎模糊、体系组织性、逻辑性差、难以模型化等内在缺陷，能在一个具有严格组织体系的框架内将过去城市经济学的很多核心思想组织起来，此外，它的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很多现象能给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复杂程度较高，还有，很多人批评它的假设与现实世界相距甚远（比如，程炼，2002），另外，它的相关经验和政策分析还很少，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在经济学界的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一部城市经济学的历史似乎就是一连串失败的累积史。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最伟大的洞见就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城市和国民财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么重要的思想却在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遗弃。同样的是，以屠能等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理论尽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模拟了现实，但是它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主流经济学的“漠视”；在此之后，虽然也曾有些经济学家拿着锐利的分析工具，试图为将城市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而不懈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却将他们远远抛弃；令人可喜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过痛定思痛的城市经济学家们终于抓住了城市问题的症结，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经济学的锐利武器，于是，过去几个时代的陈旧思想似乎一下子复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们去做的也许只是记取这些经验和教训，保持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

首先，简洁的数学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学科的共同特点，要想使一门学科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后人传承的经典，模型化也许是不多的几条出路之一。因为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仅能为给定的理论模型提供从假设到结论的最简捷和有效率的逻辑链条，而且经济学家还可以通过多次的反复假设和检验来剔除模型中非本质的因素，并更快更准确地把握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大大提升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的严格和内洽程度，从而加速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很显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关城市与劳动分工关系的学说尽管颇富原创性和说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进行严格的定义，且其理论没有用数学逻辑很好地组织起来，所以，它们只能是一些缺乏内部组织和秩序的理论片断的集合体，结果，在马歇尔对经济学进行形式化的时候，这一缺陷便在客观上阻碍了古典城市经济学说的发展；一个可作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经济学”理论，虽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时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业区外生给定，但是，由于它拥有较为系统、严格的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基础，并且其模型均从“经济人”自利行为以及相互作用的结果推导而出，所以它反而成为城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其次，一个理论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标多么宏伟，也不管它的假设是多么地不符合现实，但是，只要它能预测和解释现实，它就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理论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时代是典型的农业经济时代，农业时代流行的是所谓的“报酬不变规律”，城市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论虽然在解释城市形成时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现实，因此它是那个时代最具解释力的模型；与屠能相比，“新城市经济学”似乎显得比较幸运，因为微观经济学和数学分析工具在那个时代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观察到现实中最为普遍的现象——多中心城市的兴起，也没有把握住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结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释现实而未受到主流经济学的重视；而笔者之所以相信“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可能有较大的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把握了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城市经济活动的本质特点——报酬递增——以及相应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竞争、专业化和相应的数学工具。

再次，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质问题、根本问题，也是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寻找并把握核心问题，把握其规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次要问题。古典和前古典经济学中有关劳动分工与城市关系的学说以及古典区位理论被时代遗弃是一个时代的必然，因为他们观察到了一个当时时代里并不重要的经济问题，并且当时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当时的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而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则是时展的必然，因为当代的社会已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城市已在人们的生活、生产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从而理解城市的内生形成已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和重点。同样的是，新古典时期用外部性来解释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经济学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区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将城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放进一个人们并没有多少认识的黑箱中而试图掩饰自己对城市经济学问题的无能和无奈。

最后，当前的城市经济学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综合、调整和融合的新时期，一方面，过去的传统理论不断在新的躯体上复活，比如，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就借用现代的分析工具——超边际分析——将前古典和古典时期的城市与劳动分工的理论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再现在世人面前，新经济学地理学则在屠能的地租理论、缪尔达尔“循环累积”(Myrdal,1956,1957)、马歇尔“外部性”、赫希曼的“产业关联”(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城市经济学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断涌现，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将计算机模拟、演化经济学以及动态学来描述城市的演进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论则借助于非线性规划和库恩－塔克条件甚至计算机模拟等来建构起理论模型。还有，不同理论之间已经在某解关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比如，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均看到劳动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理论将主要由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组成：第一，两者均有一个比较接近现实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前者以不完全竞争、报酬递增和集聚经济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劳动分工、专业化和不完全竞争作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两者均拥有一个具有相当高级的数学工具作为支撑，前者以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后者以超边际分析和一般均衡为工具；第三，两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同时这两个学派又均熟知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和演进路径。因此，可以这样说，这两个城市经济学派的复兴不仅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某种回归，而且是对过去的古典区位理论、新城市经济学、以亨德森为代表的用外部性对城市的解释、经济地理学经验和教训在一定程度上的总结，同时也是对过去城市化理论的某种综合和超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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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土地产权；商品住房价格；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我国土地产权的实现方式及其与商品住房价格的关系分析

收录日期：2011年10月28日

一、土地产权实现方式分析

（一）世界土地产权实现方式。产权是经济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形式，它包括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产权的性质主要表现为主体存在的实体性，产权运行的独立性，产权全能的可分性，产权价值形式的流动性。土地作为一种不动产也是一种产权，是指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土地财产权利的总和，因此土地具有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由于国情及历史原因，世界各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不尽相同。在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土地产权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为土地私有制，土地权利受法律保护且可以自由交易，然而土地所有者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土地用途对土地实施合理开发。

（二）我国土地产权实现方式。在我国土地实行的是公有制，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都属于集体所有，因此我国土地实施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产权形式。我国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相分离的，所有权归国家或者集体所有，城市土地的使用权可以通过土地有偿使用进行交换，从而实现土地使用权的排他性、流通性和可分割性，进而实现土地产权的价值。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组织而不属于个人，集体产权对资源各种权利的决定就必须由一个集体做出。

二、土地价格及其对住房价格的影响

（一）土地价格组成分析。对于我国的城市所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的开发主要通过一级土地开发市场和二级土地开发市场来完成。土地一级开发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有土地（毛地）或乡村集体土地（生地）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设条件（熟地），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以上费用就构成了土地基本成本。而在土地市场中的“招拍挂”中是以土地的最后拍卖的价格来定价而非土地的本身基本成本费用作为土地的出让价格。因此，土地价格可以理解为由以下三部分组成：一是真正的地租（包括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二是土地投资的折旧；三是土地投资的利息。第一部分的真正地租主要是由土地自身特性决定的，受土地位置固定不能移动的影响，区位因素将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第二、第三部分的土地投资折旧主要受时间因素的影响，由于地价是未来若干年地租的贴现，是一个面向未来的动态概念，因此未来社会经济形势和土地使用者心理预期对第二、第三部分的土地投资折旧和土地投资利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从土地供需平衡角度分析土地价格。从供给角度讲，由于土地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能无限生产出来，土地供给数量和土地的总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土地的自然供给无弹性，经济供给弹性也相对较小、短期内也是无弹性的。这会导致土地市场受土地供给的数量影响导致土地价格远离土地的征收成本费用。另外，在我国由于土地一级市场是由国家垄断控制的，土地的供给数量一定程度上变得相对更少，土地二级市场采取“招拍挂”的方式竞争拿地，属于买方完全竞争的市场。更进一步加剧了土地使用者以更高的费用拿地。由于土地使用者大部分是房地产开发商，其购买土地主要是用来开发房地产。因此，从需求角度来看，土地是作为一种引致需求，所以土地价格受到土地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对于特定地块而言，拥有者供给的数量是一定的，一般而言，土地的价格通常按照土地潜在使用者的最高出价实现交易。如果对于土地产品市场前景看好、土地需求强烈、众多需求者竞价激烈，将有可能出现非理性出价大大抬高土地的最终成交价格。这也充分说明了地价的不确定性和易受需求影响的特点。

（三）土地价格与住房价格关系分析。从以上土地价格的供需平衡分析可知土地属于引致需求，土地作为一种住房产品的生产要素，住房的需求情况和价格水平必然在短期和长期都对土地的需求和价格产品很大影响。在房地产市场中不考虑投机行为，住房价格主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5.68%，随着我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时期，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毕业大学生落户到城市等必然加大住房的刚性需求，因此在短期时间内，我国住房价格仍然是稳中有升，从而导致土地价格上涨。

根据《西方微观经济学》均衡理论，从长期来看，商品的供需均衡发生在边际收益等于长期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房屋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在长期均衡状态下的房屋供给量水平不仅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下的生产规模，也是长期平均生产成本最低点代表的生产规模。当土地成本作为生产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费用发生变化后必然带来长期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均衡产量和最优生产规模也发生改变。因此，从长期均衡角度可以反映出住房的长期供给量会受到土地成本的影响。由于房屋建设量的增加引起了土地生产要素需求的增加，一定时期内土地的供求量又已定，将导致土地的价格上涨，从而提高房地产开发的生产成本，这也说明了房地产业是一个成本递增的行业。从长期看，房价不仅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还受到土地价格等住房建设成本的约束，然而土地价格只是作为住房建设成本中的一部分来影响房地产的价格的。

由于房地产的价格上涨、行业利润率较大，导致大量资源向房地产业转移，从而带动了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上涨从长期来看又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的供需曲线的变化，从而导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因此，土地价格和房地产价格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三、降低土地价格对住房价格影响的思路

从土地价格和房地产市场上有效合理的控制房价必须要考虑我国土地的二元产权结构、土地交易市场“招拍挂”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高利润率等因素。

（一）统筹城乡用地。我国农村大多数都是采用独门独户的住房方式，宅基地耗用土地数量大，造成了农村土地的浪费，因此应加快农村宅基地的利用效率，寻找合理有效的农村土地流转方式。改革农村集体土地转为城市用地的土地制度，减少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环节，降低农村集体土地的流转成本，从而增大我国建设用地的供给量。

（二）改革土地交易方式。采取“招拍挂”的方式加大了我国土地二级市场的恶性竞争，导致房屋建设成本增加，从而使得这部分增加的成本转嫁到购房者的身上。因此，应积极改革现有的土地交易方式。比如，采取“双限双竞”方式，即在限套型、限房价的基础上，采取竞房价、竞地价的办法挂牌出让土地。

（三）加快廉租房建设。为缓解由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城市人口增加、住房刚性需求增大的局面，政府应加快廉租房建设，增加房屋的供给量，一定程度上降低行业的利润率。

四、结语

虽然土地是一种引致需求产品，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发展必然带动土地的价格升值。但是，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受政府的政策影响较大，并且土地作为房地产开发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成本占房地产开发费用很大的比例，土地的价格又会影响到房地产的价格。因此，为了合理健康地发展房地产行业，必须加快改革土地相关政策，加强对房地产业利润率的控制。

主要参考文献：

[1]林阿其.不同土地出让方式下地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F].开放潮，2006.3.

篇4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作者简介]林建红，韩山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广东　潮州　521041

[中图分类号]F091.91；17091.3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12-0045-04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

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篇5

关键词：人力资本产权　剩余索取权　重复博弈　劳动者权益　人力资源会计

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在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中，特别是在跨国公司人才本土化中对人才的争夺大战中，企业吸引人力资源，并为高级人才提供一定的激励机制尤为重要。由于种种原因，人力资源会计尚未在会计实务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究其原因，是会计界长期以来过分强调人力资源计量的作用，而忽视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尚未融入企业财务报告体系的症结在于相关基础理论尚未建立并完善。

一、人力资源会计的理论基础

1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的经济背景。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从资源竞争、资本竞争正转向人力资源竞争。在高企业的资本结构中，人力资本开始超越物质资本、货币资本而成为企业最有价值的部分。因而，人力资源会计的产生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经济学是会计学的基础”，人力资源会计还应从“人力资本应纳入权益理论”这一崭新理论进行应有的关注，从而扫清人力资源会计应用受阻的理论障碍。从产权关系的基础上为人力资源会计提出产权基础：人力资本产权。

2 人力资源会计的产权基础：人力资本产权。会计的发展史表明，会计是通过对特定主体的产权及其变动的记录来实现对产权主体利益的保护，并建立在一定的产权关系基础之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人力资本成为生产力提高，利润获取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产权制度从以“财务资本”为中心逐渐转向以“人力资本”为中心。这种产权关系的变化为人力资源会计提供了产权基础：人力资本产权。

（1）传统会计不重视人力资源核算的主要原因是人力资本产权残缺。会计平衡公式，一般都认为是会计主体的会计要素之间在货币计费上的等式关系，并在此等式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的会计技术。但是，为什么传统会计的平衡公式表现为“资产=负债（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产权”，而不是其他？这需要从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来理解。由于传统经济学对物质资本的重视，为实物资本、货币资本、信用资本等非人力资本寻找了产权基础，并在上得到保障。传统经济理论，将人力资本与土地、财物等非人力资本处于同等地位和作用的，几乎可以完全互相替代的非特殊生产要素。虽然早在1928年，美国的柯布和道格拉斯两位经济学家据资料统计推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A L34·K41，推出美国每增加单位劳动所增加的产量三倍于每增加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量。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家，也看到这一现象，并开拓性地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及其收益率，拓宽了资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没有将人力资本作为支配非人力资本的主导要素加以研究。迄今为止，受古典经济思想，经济学对产权的研究，基本上把焦点对准“物权”，对人力资本产权的研究很少，也很不彻底，人力资本产权关系模糊，法律上对其也难以界定。

（2）人力资本产权的确定促使人力会计产权基础的形成。从企业理论的最新发展成果来为人力资源会计的应用寻求产权基础。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经济学家运用交易费用工具首先发现了企业的存在，并认为企业内部权威计划安排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自由交换的交易费用。把人与人之间关系想象成同质的“交易契约”关系。科斯认为，企业组织是一种巧妙的方式，它将企业家活动卷入市场，但却不直接买卖此类活动的投入与产出。知识买卖的交易费用极其高昂，由于此类活动没有进行市场交易，因此这类活动不能按劳付酬而只能按产品付酬，雇主的剩余权就是企业家的间接价格。由于该理论的引导作用，从科斯理论进一步发掘劳动力资本特征和产权制度安排就有了可能。张五常用“企业契约理论”代替“交易契约”，对人力资本特征及其产权的认识更进一步。张五常在《佃农理论》里，在交易费用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竞争风险因素，并通过地区1920—1946年土地租约的考察，证明土地所有者与佃农之间存在定额租约、工资租约和分成租约三种合约的原因在于，合约双方在合约安排的选择问题上，都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从风险的分散中使所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这一结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谁承担风险，谁就应该拥有不确定风险收益的索取权。而劳动者与股东在订立劳资契约的博弈过程中，最终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一是选择工资合约，这时所有的风险由股东承担，即所谓“资本雇佣劳动”。二是选择定额租约，这时所有的风险由劳动者承担，即“劳动雇佣资本”。三是选择分成合约，这时缔约双方共同承担风险。事实上，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将不再是一个离散（即或者拥有剩余索取权，或者不具备剩余索取权）的极端分布，而呈现出一种连续的分布———企业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按某一待定系数分散于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持有者之间，两者拥有的权数是一种动态的、重复博弈的结果。目前，人类社会正处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的特定阶段，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持有者，应该共同分享企业的剩余索取权。

所谓的人力资本产权，是指劳动者所拥有的由契约和国家法律予以确认与保障的一组权利束，它界定了劳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者与股东之间相应的行为。在人力资本产权束中，所有权是基础，经营权是核心，收益权是要害。据张五常的“企业契约理论”，企业的初始收益权安排是：在工资合约中，劳动者拥有按契约规定的相对稳定的工资收索取权，股东拥有全部不确定收益；在定额租约中，股东将企业出租给劳动者，因而取得固定的租金收入，劳动者享有取得所有不确定收益的权利；在分成合约中，缔约双方都要求取得固定的收入，风险收益或损失则按契约由缔约双方分享或分担。可见，人力资本产权是一种契约基础上的产权，其经济权利构成了人力资源会计的产权基础。

二、人力资源权益会计的确认与计量：初步探索

1 人力资源会计现有模式分析。目前，比较成熟的人力资源会计有两种模式，即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是为取得、开发和重置作为组织资源的人所引起的成本的计量和报告。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单独计量人力资源方面的实际支出，按受益期转作费用，更符合配比原则，更注重人力资产的收益功能。但是，这种模式未能突破传统会计，由于不同能力的人可能所发生的招聘、培训等费用是一样的，从而账面上无从体现不同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更关键的是，人力资产的所有权应如何界定，没有明确。从投资者立场看似应属于企业所有者，但人力资产上的那部分支出，恐怕并不能足以说明所有权的归属。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是把人作为有价值的组织资源，而对它的价值进行计量和报告的程序。这种模式着重于人力资源本身具有的价值，对人力资源的价值充分计量。但这种模式也并未解决人力资源的产权归属问题，企业因取得和开发人力资源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取得了劳动力的使用权，但是否拥有所有权？劳动力的权益如何确定？这些实质性问题不解决，并未从根本上明确劳动者在企业的地位，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因此，考虑到现有模式的不足之处，我们提出改良模式———劳动者权益会计，一种以人力资本产权为基础的全新的会计模式。

2 人力资源权益模式：以人力资本产权为基础的模式。

（1）劳动者权益的确认。劳动者权益是劳动者作为人力资源的所有者而享有相应权益，它的核算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人力资本核算；二是新产出价值中属于劳动者的部分，即劳动者权益分成核算。

人力资本是对应人力资产增值的概念，它代表劳动力的所有权投入形成的资金来源，性质上近似于实收资本。此处的人力资本是广义的，既包括投资的高质量的人力，也包括纯人力。人力资本概念的确定，意味着承认劳动者在企业中应有的地位，承认劳动者是人力资源的所有者。

新产出劳动权益是企业实现的价值增值部分，按存留的人力资本分配给劳动者的收益。包括：法定的劳动者权益，如工资、职工福利基金、职工教育经费、劳动保险等；少付的工资、捐赠等形成的劳动者权益。如企业经营欠佳而少付的低于标准支付工资的部分；增值部分，应划归劳动者权益的部分。

（2）人力资源会计计量。个人禀赋的差异使人力资本具有非同质性，根据一般能力、完成特定工作的能力、组织管理能力以及资源配置能力的不对称分布，可将企业内的人力资本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型人力资本，即具有社会平均的知识存量和一般能力的水平。另一类是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本，即管理型人才资本（一般为企业内部的各类管理人才）和企业家型人力资本（即在不确定性市场中，能够构建新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对两类不同质的人力资源应来用不同的确认和计量方式：

一是生产型人力资源按工资合约确认和计量。生产型人力资源作为载体承载的人力资本的供给是政府，就其接受教育的程度来看，这一些人力资源一般是趋同的，生产型（尤其一般型）人力资源市场趋同于完全竞争市场。学认为，激励约束此类人力资源是不必要的，所以只需简单地根据其产出进行奖惩即可。即据张五常的“企业契约”，选择工资合约，劳动者拥有按契约规定的相对稳定的工资收索取权，股东拥有全部不确定收益。可确认和计量为：

借：无形资产———人力资源

贷：长期应付款———吸收人力资源投资应付款

二是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按分成合约确认和计量。经营管理型人力资源对一个企业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们在企业内部处于多重链的中心环节，一方面他们相对于企业的股东与债权人而言为受托方，同时又是团队委托之一，他们的能力程度不能够观测，而且产出也不是独立变量，而是取决于团队总产出。因此，对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而言，不能实行固定工资制，而应该进行激励，即让这些人力资源所有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固定的年薪之外还应该分享企业的超额利润。即按人力资源产权的契约理论的分成合约进行收益权的安排，缔约双方都要求取得固定的收入，风险收益或损失则按契约由缔约双方分享或分担。鉴于此类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源，就应该将之纳入财务报告，以向外界传递企业可持续的信号。在会计计量上确认为一项权益和一项负债，对应方为资产增加。

（3）人力资源权益会计等式。随着会计学权益理论的拓展和新增人力资源会计科目，将传统会计平衡式“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拓展为“资产+人力资产=财务负债+人力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体现了劳动者与股东之间连续重复博弈的产权关系。

三、人力资源会计及现实思考

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人力资源会计以来，人力资源会计的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不容置疑的是，在我国，在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和应用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在实践上步履维艰，不少公司作了有益的尝试。确定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优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据此设计的分配原则上，对知识劳动既给予注入成本费用的工资、奖金、福利形式的报酬，又给予股权形式的报酬，对参股权实行动态调节，解决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问题。

考虑到人力资源会计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和严密而的处理，计量过于复杂等因素，笔者认为，我国现阶段应鼓励企业将人力资源会计信息先在内部报告中揭示，待条件成熟后，再将它纳入对外公布的会计报告中，为外部信息使用者提供更相关的信息，以逐步完善我国会计信息的披露机制。为使人力资源会计健康发展和应用，笔者认为，应尽快组织制定人力资源会计准则，规范人力资源会计核算；制定相应的税收制度，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确保国家税收的完全完整；制定相应的条文，避免人力资源侵蚀、吞并实物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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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莫亚钧，郁义鸿主编。微观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篇6

关键词：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效用价值论；缺陷

中图分类号：F0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4-0001-04

1844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于《德法年鉴》，在这篇被马克思称之为“天才的大纲”里，恩格斯探索了价值、竞争、私有制、经济危机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范畴。虽然这篇早期文献在诸多方面尤其是价值理论上存在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地方，但恩格斯对于价值的天才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厘清效用价值论的缺陷和坚持劳动价值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的价值定义

恩格斯首先对萨伊（Jean.Baptiste.Say）、麦克库洛赫（John.Ramsay.McCulloch），以及李嘉图（David.Ricardo）的价值定义分别做出批判，在恩格斯看来，麦克库洛赫以及李嘉图认为：“物品的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1]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把竞争关系撇开，没有人会把物品卖得低于它的生产费用。”[1]此种定义的问题在于撇开竞争而抽象讨论价值问题，竞争使得诸生产者以生产费用为锚确定产品价格，一旦排除竞争因素，生产者就不可能按照生产费用出卖商品。另外，排除效用因素，生产费用对于价值的决定作用受到质疑――“假定某人花了很大的力气和巨大费用制造了一种谁也不要的毫无用处的东西，难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也同生产费用一样吗？”[1]最后，生产费用的形成本身也就是建立在竞争之上。

在萨伊本人的论述中效用是“某种东西所具有的宜于或能够满足人类各种需要的固有性质”，而且“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2]由此可知，萨伊对于效用的定义偏向于客观效用，也即商品本身所具有的对人的有用性。而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认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肯定不能确定的。”[1]唯有竞争，才能确定商品的价值。

因此，基于竞争对于价值两个方面形成的决定作用，恩格斯提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当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1]即在考虑竞争因素下，将生产费用以及客观效用结合以构成价值的完整定义。

二、效用价值论概述

“效用”这一概念早已有之，但包括萨伊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主要关注商品的客观效用，恩格斯则同时提到了“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绝对确定的东西”[1]和“物品固有的效用”[1]两种概念，前者即为主观效用，也即“边际革命”中经济学家主要使用的效用。主观效用注重商品带给人的主观上的愉悦或者痛苦的感受，并且从戈森（Hermann.Heinrich.Gossen）开始重点从效用本身或者抽象探讨商品服务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转向主观心理感受的变化量，边际效用递减以及等边际法则也从戈森开始萌芽。到19世纪70年代，“边际三杰”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瓦尔拉斯（Marie.Esprit.Walras）、门格尔（Carl.Menger）几乎同时提出边际效用理论，他们以主观心理评价为基础并引入数学分析工具对效用的变化量进行进一步规范化分析，门格尔提出价值取决于商品中最不重要部分的效用[3]，杰文斯提出价值的大小取决于最后效用程度的大小[3]，瓦尔拉斯提出价值来自于“稀少性”即“最后欲望被满足的程度”[3]的观点。总而言之，这一时期主流经济学家侧重于边际分析，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支配下随着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从每一次增加的消费中所获得的效用逐渐减少，因此边际效用决定价值的大小。

之后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Alfred.Marshall）在综合边际革命以来各学派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微观经济学，以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收益递减为基础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成为经济分析的最基本模型。在价值方面，马歇尔综合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以价格论取代旧价值论，自此主流经济学不再关注包括经济学在内的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以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为基础，从局部均衡角度探讨市场出清问题。数学分析工具、理性经济人假说，边际效用理论也成为经济学分析的主要特征。虽然之后的经济学家们针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存在的诸多问题，从交易费用、信息不完全及不对称问题、有限理性、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进行了修正，但是价值问题却再也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

三、恩格斯价值定义存在的问题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被马克思称为“天才的大纲”，也是自这篇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但是作为恩格斯早年的文献，《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包括价值定义的诸多方面尚且存在不成熟甚至错误的地方。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自己说道：“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4]，“……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比它带来的好处多。”[4]另外，马克思从《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等一系列著作中构建并完善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持保留和否定态度。

（一）对于李嘉图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误解

恩格斯“不是从原著而是从麦克库洛赫的解释间接了解李嘉图的”[4]，因此恩格斯眼中的李嘉图“跛脚”定义并非李嘉图原本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李嘉图明确指出：“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或者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无益于我们欲望的满足，那就无论怎样稀少，也无论获得时需要多少劳动，总不会有交换价值。”[4]由此可见，李嘉图肯定效用前提的同时又否认效用作为价值要素的观点。奚兆永教授认为，竞争在讨论价值本质时是应该舍弃的[4]，李嘉图关于生产费用决定价值的理论固然存在一定问题，但恩格斯在分析时也做出了误读。

（二）主观效用和客观效用混合使用

萨伊的效用价值论所使用的是客观效用，也即商品本身固有的对于人的有用性，效用是物质财富的构成。马克思的使用价值实质上也是客观效用，也指商品对人的有用性。而后来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则抛弃商品的客观效用，着重分析增加商品的消费对于主观心理评价增量的影响，马歇尔虽然综合了客观效用和主观效用，但是彻底回避了价值问题转而注重价格论。可见，在价值问题上并没有经济学家将客观效用与主观效用混用。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却提出：“物品的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至少它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不能确定的。”[1]因此，“生活必需品应当比奢侈品具有更大的价值。”[1]同时，他又论述道：“是否有一种不取决于当事人双方、不为当事人所知悉、只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的规定呢？这样，交换就只能强制进行，并且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1]对于主客观效用的混用使得恩格斯在定义价值时遇到混乱，“纯主观的效用同样应当被看作是价值本身，因为现在不可能有第二种效用。”[1]

（三）确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恩格斯试图将生产费用与效用统一起来，这样的思路符合探究商品经济规律的科学精神，但恩格斯最大的问题在于错误确定价值的来源。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劳动、资本、土地是生产费用的三个来源，恩格斯此时并没有区分三个要素对于价值的决定关系，尽管他着重强调了劳动的作用，但并没有否认资本和地租作为价值来源的地位――“而劳动至少以土地，在大多数场合还以资本为前提”[1]，“这三者的作用截然不同，无法用第四种共同的尺度来衡量。”[1]除此之外，恩格斯也把效用作为价值的来源，“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它们的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面对这样混乱的价值源泉，恩格斯只好用竞争将资本、土地、劳动、效用相统一，但竞争机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恩格斯也并没有利用竞争形成完善的价值理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同完善了价值理论，最终形成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成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而且本身也解决了恩格斯所追求的生产费用与效用相统一的问题。

四、效用价值论存在的缺陷

尽管《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恩格斯早年作品存在诸多不成熟的方面，尤其在价值定义上并没有确立科学的价值理论，但是这篇“天才的大纲”中所折射出的天才思想仍然能够透视后来效用价值论的矛盾。

（一）效用无法精确测量

恩格斯指出，效用“是一种纯主观的根本不能确定的东西”[1]，精确命中效用价值论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即效用本身不能够精确测量。消费者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性人，无法获得关于所有商品的信息并对效用进行精确量化分析，加之每个人对于商品的偏好不同，所处的消费状况也不同。可见，主观心理评价对于消费者而言具有任意性与多样性，由此根本无法确定商品的价值。除此之外，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但现实生活中极少存在消费某种商品到边际效用为零的情况，因而商品的价值也不可能从事实上确定。

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试图建立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来解决。基数效用论通过微分的方法将主观心理评价量化，再定义每一件商品所包含的效用数量，不过这种量化方式从数理上都难以实现，因而经济学家转而将效用边际变化量精确化，但是边际变化量的量化必须要定义初始值，而初始值的确定却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经济学家放弃了基数效用论转而通过序数效用论确定商品的价值。序数效用论不再试图对每件商品的效用或者边际效用进行量化，而是通过比较商品之间的效用大小来进行效用价值的规范化。然而这相当于回避了效用无法量化的问题，并且如前所述，不同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或者同一消费者在不同时间点对于不同商品的需求和偏好都存在差别，因此不可能在全社会范围内编制统一的序数效用表。故而，序数效用论最大的价值在于作为前提以规范的数学语言描述了供求曲线的形状，对于价值问题却并没有贡献。

价值的意义之一在于为商品交换提供统一的可度量的尺度或者比例，而这是效用价值论所倚重的主观效用却从根本上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社科领域由于人的心理和行为复杂性却很难对单个人的行为进行数学描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量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度量，因而商品价值量也就可以通过劳动时间确定比例。马克思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石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在效用价值论下资本、劳动、科技等要素共同形成商品的效用进而共同参与分配，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实质。

（二）效用不反映生产成本

效用是人的主观心理评价，不同消费者对于同一商品所能带来的愉悦程度的评价也就不同。商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的变化趋势，并不能够从边际效用的变化趋势得到相关性解释。

马歇尔通过供求模型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建立生产成本决定的供给曲线和边际效用决定的需求曲线，通过两条曲线的交点即均衡价格描述生产成本与效用的关系，但是需求曲线是由序数效用论推导而出，由于序数效用论并不反映真实的需求情况，因而需求曲线也只能描述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下需求的变化趋势，模型中的需求价格也就是假设的价格，假设的需求价格的大小实际上也是以供给价格为依据的。

恩格斯指出：“价值首先是用来决定某种物品是否应该生产，即这种物品的效用是否能抵偿生产费用，然后才谈得上运用价值来进行交换。”[1]虽然他的价值定义存在问题，但此观点甚至可以成为供求模型的文字描述，“效用抵偿生产费用”即为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均衡交点，马歇尔费尽心力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数学推导所形成的供求曲线，恩格斯早已道明原理。而根据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本身就具有成本属性，反映生产商品所消耗的各种稀缺资源归根结底是反映人的劳动消耗的，这样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本都可以通过劳动时间来描述，避免了效用价值论将效用与成本割裂的问题。其实，虽然恩格斯关于价值的定义存在一定问题，但其中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却与劳动价值论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真理的探索需要一定的过程与曲折。

（三）效用在消费中才得到实现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物品的效用……至少在人们还在对立中徘徊的时候是不能确定的。”[1]言下之意，效用只有在被消费者消费的时候才能实现，但实现并不意味着确定，没有人会在消费商品之后还去评估商品对自己愉悦的改进，即便愿意评估也无法得出可比较的量化的评估结果。除此之外，边际效用更要等到消费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得到大致确定，但是即便此时已经得到精确的效用量和边际效用，但消费者早已为商品支付了代价，也即商品的生产费用在交换中早已被确定。这是效用价值论割裂生产成本和效用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因而消费者时常要为不能满足需要的物品支付不必要的代价，在探寻同类商品中价值与效用大致相等的商品还需要经历一系列的试错过程，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在面对新商品和奢侈品时消费者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与效用不能精确量化相同，割裂生产与效用的关系带来价值实现过程中交换比例不能确定的问题，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交换过程中被确定，但生产所决定的价值与消费者所评估的效用在交换中由消费者承担风险与损失，因为在实际交换中就已经存在的价值不可能由消费中才评价的效用来决定。

恩格斯“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的观点，实质上是把商品流通各个环节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他试图通过生产费用与效用共同决定的商品价值来解决价值实现过程中滞后或者断层的问题，并联系生产费用与效用以实现价值的统一。尽管这种努力由于没有找到价值的真正来源而缺乏科学依据，但其本身也足以揭示效用价值论在无法确定商品交换比例与割裂生产费用及效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5-32.

[2] 代云.试论效用价值论的价值判断和客观基础[J].达县师范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

篇7

关键词：大遗址；产业集聚；机理与模式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A

大遗址是指文化遗产在一定地域集中分布，类型结构复杂多样，遗迹、遗物丰富，历史、文化、科学等价值突出，历史信息蕴含量大，占地面积在1平方千米以上，具有典型的区域特征与综合特性的大型古代文化遗址或遗址群及其背景环境的共同体。大遗址以面积大、价值高、遗存丰富而著称，是我国文明史的构成主体。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遗产旅游和区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十一五”以来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获得了充分的重视，取得了突破性发展，基本建立了有效的大遗址保护体系，但在取得成就面临发展机遇的同时还存在着严峻的挑战。由于我国大遗址受传统的保护理念限制，主要是以单纯强调保护而限制大遗址区各种经济行为的保护模式为主，这种保护模式导致大遗址在得到相对有效保护的同时，却陷入了利用不足和大遗址区内、区外发展不平衡的困境，使大遗址不能得到有效地传承和价值实现，并导致大遗址区居民在发展受困下对遗址遗迹的“憎恨性”破坏，以寻求自身的发展。

大遗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类型，其特性、区域发展特征、保护与利用需求的综合性和关联性等，决定了空间上的产业集聚是其实现保护与利用及区域协同发展的有效途径，但大遗址的特性和区域保护需求等，又决定了其实现路径和模式有别于工业、服务业、金融业等产业的集聚模式。鉴于此，本文结合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特性，以产业集聚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概念、内涵、集聚的原因、形成机制和模式等进行深入探讨，旨在为我国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提供理论指导，推动我国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培育发展，以实现大遗址的有效保护和传承，以及大遗址区域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

一、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概念、内涵分析

（一）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概念

产业集聚作为一种有效的空间产业经济组织形式，在马歇尔[1]提出以后引起了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并展开了理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内涵相似的概念。目前，对产业集聚的界定主要是围绕着地理特性和产业特性两方面展开，普遍认为产业集聚是产业发展演化过程中的一种地理现象，是指同一类型产业或者不同类型相关产业的众多企业，在一定范围内的空间集中，以实现集聚效益的一种现象[2-3]。集聚效益就是集聚经济，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一定地域的空间集中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成本节约[4]，它的本质是一种外部规模经济。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看，集聚经济是地理接近的企业之间存在正的溢出，促进生产要素或资源更有机的结合，使每个企业获得“质”的效益，是一种外部经济；从行业或整个集聚地域的角度来看，集聚经济又是该地域内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规模扩大的结果，随着企业数目增多、产业规模扩大，每个企业都会获得“量”的效益，所以它又是一种规模经济[5-7]。

大遗址是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规模特别大、文物价值特别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等的一种独特提法，具有规模大、遗存多、价值突出的特性。我国大遗址主要以土遗址为主，经过历史的沧桑变化，多已残缺不全，深埋于地下，即使地上有出露也以残垣断壁或夯土基址为主，具有不可移动性、易损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性。它们的占地面积小者约1平方公里，大者可达几百平方公里。在大遗址保护时，我国主要是通过划定大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通过对不同等级保护区域的限制性规则制定来实现大遗址的保护。大遗址和大遗址保护的特性，决定了大遗址不同于工业、金融业等产业或企业集聚形式。大遗址的固定性、真实性等特性决定了大遗址保护利用活动只能在大遗址区进行，其特性也决定了其自身衍生产业的相对局限性。但是，大遗址可以摆脱自身空间的局限性，跳出遗址保护利用遗址，形成区内、区外联动的不同发展结构模式的体系化和区域化发展模式。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不是大遗址的集聚，也不仅仅是大遗址衍生产品的集聚，而是以大遗址保护利用为核心，形成的横向和纵向的多元化多类型关联产业集聚。

考古文物系统习惯上把大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以内，包括保护范围的区域称为大遗址保护区，简称大遗址区。本文所要讨论的大遗址区域是以大遗址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为中心，包括了大遗址建设控制地带以外，在时间上或空间上与大遗址紧密相连的区域。结合大遗址特性和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思想，笔者认为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主要是指在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下，以大遗址为依托，通过大遗址保护与利用，推动以大遗址文化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延伸和拓展，形成大遗址区域产业或产品链上的众多企业部门与机构在地理空间上集中的圈层网络。

（二）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特征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是以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为中心的一群既独立自主又彼此依赖，既有专业分工又有资源互补的企业在大遗址区域范围内的集聚。这是一种新的大遗址区域资源组织和保护利用方式，对大遗址传承和区域协同发展具有无可置疑的战略意义。因此，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有自身独有的内涵特征。

1.空间上的产业集聚特征。产业集聚理论认为地理上的集聚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大遗址区域依托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形成基本的旅游吸引要素，在此基础上促使大遗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关联产业，在大遗址区域地理位置上的衍生和延伸性集中，并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生集聚区，形成强大的综合性吸引力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使区域知识和资本快速递增。

2.空间上的圈层特征。由于大遗址的特性对保护与利用的独特要求，使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在依托大遗址展开的同时，又不能完全以大遗址区作为产业集聚的中心，在大遗址区内开展产业集聚只能是以大遗址为中心，形成以大遗址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建设控制地带区域为基础的圈层结构。基于大遗址保护的独特性，保护范围只能开展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等大遗址核心产业项目，或开展严格规划控制下的生态农业或休闲农业产业项目，进行参观游览或休闲体验活动；大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在严格规划控制下，可以发展大遗址附属文化产业，对大遗址区遗址遗迹及环境无影响的旅游产业和生态农业、休闲农业等农业产业；大遗址建设控制地带区域是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核心，主要包括各种大遗址文化产业的副产品加工展销、专业技术服务等，旅游产业的横向和纵向产业，如景区、酒店、纪念品商店或加工企业等，关联产业如其他文化产业、食品加工业、景观房产业等；通过区内、区外不同产业集聚发展，区内保护利用带动区外发展，最终通过区外发展，引导区内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区内人口区外就业分流，减轻对大遗址区内的破坏，并形成反馈机制，区外发展对区内形成补偿，实现遗址保护与区域协同发展。

3.产业网络化特征。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不是简单地大遗址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的集聚，它的范畴比大遗址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集聚更广，包括了大遗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内。集聚的功能维度、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和战略理念维度也超越了传统的大遗址文化产业和衍生的旅游产业。它是以大遗址保护与利用为基础，通过对大遗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关联产业及各自产业链在横向和纵向上的扩张，使多种产业企业集聚并形成价值链网络化集聚的一种集聚模式。

4.经济外部性特征。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发出的活动对与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局外人产生了一种外部影响，它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也得不到好处，并且这种影响处于市场交易或价格体系之外。根据影响效果，外部性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益，而受益者又无需花费代价；负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使他人或社会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其直接后果是导致资源配置不能达到最大效率，即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8]。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目的之一是解决大遗址保护所产生的负外部性，而其主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鼓励正外部性来实现。外部性使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指导下的各个行业、部门相互依赖、互相协作，使企业个体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外生性“量”的集聚向内生性“质”的集聚发展，即依靠大遗址区域产业共同体的力量，使大遗址区域网络化产业链结构更具稳定性和活力，进而提高大遗址区域的整体竞争力。

5.分工与合作竞争特征。大遗址区域产业发展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旺盛生命力，必须使各构成部门、行业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综合体。在空间地域上表现为各部门、各行业的分工与协作[9]。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不仅包括了大遗址文化产业，还包括了衍生的旅游产业和关联的文化产业、农业、食品加工业，甚至景观房地产业等。它们特色各异、彼此依赖，形成各具特色的专业化功能分工与互补协作现象。一方面，大遗址产业集聚区域内部彼此之间通过差异化产品实现专业分工下企业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生产或提供同质性产品的部门为争夺客源市场而发生激烈地竞争，促使区域内产业或企业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创新，以增强吸引力和产品供给力，通过不同产业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协作竞合，推动了大遗址区域的持续发展。

6.动态特征。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与其他产业集聚发展一样，具有集聚发展演变的动态性。在大遗址区域内部要素和外部市场等环境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产业链在横向上的关联与纵向上的扩展，推动大遗址区域内的产业不断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发展，使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表现出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最终使大遗址区域产业体系从单一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形成一个产业、功能相对完善的大遗址产业集聚综合体。

（三）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目的或目标体系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目的可以界定为两个层面，一个是基本目的，一个是宏观目标体系。基本目的是宏观目标体系的基础和根本所在，而宏观目标提示是基本目的实现过程中的衍生目标和最终目标。大遗址区域集聚的基本目的就是实现大遗址的保护和传承，而最终目标就是解决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保护传承困境和大遗址区内区外发展不均衡，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基础上跳出遗址，通过大遗址区内部保护、展示和环境改善，带动大遗址区外部产业发展、集聚互补，实现大遗址的有效保护传承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剪刀差，使大遗址保护利用和区域经济社会协同发展。

二、大遗址区域实施产业集聚的原因分析

大遗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遗产类型，其特性、区域发展特征、保护利用需求的综合性和关联性等，决定了大遗址保护利用必须走以大遗址为依托，大遗址文化产业为主导，辐射和带动相关支持性产业、辅产业，推动以主导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链条拓展与延伸，形成专业化集聚区的圈层网络的空间产业集聚模式，这是由多种原因所决定的。

（一）大遗址自身吸引力有限

我国大遗址主要以土遗址为主，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演变，多只保存下夯土基址，即使价值很高或很突出，但可读性和观赏性较差，导致自身吸引力不足。另外，在传统的保护为主和以西方保护展示利用理念为主导的思想影响下，大遗址展示方式方法单一、内容较少，旅游产品和活动类型相对单一，即使展示后观赏性也不强。因此，需要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基础上，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为指导，在大遗址区发展休闲娱乐、体验参与等不适合在遗址区内的横向和纵向旅游产业及文化产业，形成以大遗址保护利用为主导的多元化多类型的综合型差异化产业集群发展区，以增强大遗址区域吸引力。

（二）大遗址区内、区外发展不平衡

我国大遗址区内、区外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着严重的“剪刀差”现象。这种不平衡的根源在于大遗址区内与区外之间囿于传统的保护区划限制，大遗址区主要以限制性保护为主，区内居民和企业发展权受阻，在发展过程中将遗址区内、区外人为割裂，导致经济结构的契合性不够，并最终引起“封闭独立性”下大遗址区内发展困境和遗址保护困境，区内居民或集体因限制性发展贫穷，出现对阻碍发展的遗址遗迹故意破坏。这种不平衡是一种公平与效率失衡下的不均、遗址区内发展权和遗址区外发展权的不均问题，而要解决这种不均的最好方式就是“跳出遗址、保护遗址，遗址区内、区外联动发展”，区内主要以大遗址保护、展示及参观游览为主，区外发展旅游、文化、农业等关联产业，吸引、引导大遗址区内居民区外就业，通过区外产业发展补偿区内大遗址保护，以促进大遗址保护。

（三）大遗址区内产业结构不合理

我国大遗址区内主要以传统的农业经营为主，种植作物一般根系较深，容易对地下遗址遗迹造成破坏，传统的大水漫灌形式加剧了下渗蚀破坏，现代化机械技术的深耕也对地下遗迹造成破坏；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遗址区内外地租差异，大遗址区内集体或个人出于利益需求，存在不合适的土地流转，导致大遗址区内工业企业数量增加。由于这些企业主要以小型乡镇企业为主，集约化生产效率低，其建设和生产经营对遗址遗迹和遗址区景观环境造成威胁或破坏。因此，要实现大遗址有效保护，必须对大遗址区内不利于大遗址保护的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而这种调整优化主要以大遗址区域为主，不适合大跨度的产业迁徙和调整。最有效的途径就是结合大遗址保护，对大遗址区的农业生产，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发展有利于大遗址保护的观光农业和经济农业，形成生态经济农业种植、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农业休闲度假、生态农业产品加工与销售等产业体系，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递增报酬的实现。对大遗址区内工业企业等，通过引导区内产业向区外发展，形成区外产业集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向有利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方向发展。

（四）大遗址利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大遗址要实现保护传承必然需要通过大遗址展示与利用实现，大遗址的展示与利用必然带动大遗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相关的文化产业等的发展，形成基于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文化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链的企业集聚；同时经济的发展要求优化区域产业配置，提升区域资源优化配置效率，这必然导致在大遗址文化产业和旅游等产业的带动下，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发展，带动区域相关产业更大规模的集聚。

（五）大遗址保护与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

大遗址保护必然要引导遗址区部分居民向区外发展，大遗址区域环境的改善将吸引大批居民到遗址区周边居住、生产生活。因此，在大遗址区域可通过积极地优化配置和引导，发展区内居民安置房建设和景观房地产，形成大遗址周边相对集中的、活力性的居民居住区，提升区域活力，在景观房地产发展基础上，引导区内商贸产业发展。大遗址区域实施产业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大遗址自身吸引力有限、区内区外发展不平衡和区内产业结构不合理等，使大遗址陷入保护与利用困境。在现代经济社会背景下，要解决这种困境最优途径就是在产业集聚理论指导下“跳出遗址、保护遗址，遗址区内、区外联动发展”，实施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通过区内大遗址保护与展示、环境改善等，增强吸引力；在区外发展旅游、文化等多种关联产业，形成基于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区域网络化产业链，进一步增强区域吸引力和竞争力，弥补大遗址自身观赏性、体验性不足缺陷，调整优化区内产业结构，引导区内居民区外就业、生活，使大遗址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实现区域协同发展。

三、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形成机制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是基于大遗址资源禀赋和其他资源要素保护与利用下的大遗址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为基础，在外部经济、网络化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等经济、政策驱动力作用下，使保护、展示后的大遗址和旅游等企业依据网络化价值链关系不断集聚、发展，在大遗址区域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竞争力水平的主导产业引导下的“多业共生”有机综合体。在集聚区形成过程中，大遗址及其资源要素是基础，大遗址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发展是关键，外部经济、网络化外部经济、规模经济、政府政策与市场调节要素是持续循环积累发展的驱动力和保障。

（一）大遗址资源禀赋和相关资源要素

由于大遗址的不可移动性和区位、类型、价值内涵等的不同，彼此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地区与文化差异。在此背景下，每一处大遗址区域最适合于发展与本地大遗址相关的旅游、文化产品，而不适合于生产与本地大遗址文化要素和景观集群等相关性较少的产品。因此，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主要是依托大遗址资源禀赋和相关资源要素来进行集聚。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主要以大遗址为核心的资源优势占有主导影响地位，并以大遗址的保护与利用为区域产业集聚基础。

（二）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

外部经济是指某一经济主体发出的活动对与该活动无直接关系的局外人产生的一种外部影响，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主要是指在产业集聚理论指导下，通过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及关联产业发展，对大遗址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就是通过促使产业集聚正外部性发展，以消除大遗址区域发展中的负外部性。大遗址的正外部性认为单纯的遗址保护利用，发展遗址旅游不能解决大遗址保护中的负外部性。只有通过大遗址保护展示，进行环境改造与景观塑造，发展旅游业等多种产业，并引导区域内居民到区域外就业，全盘性的考虑遗址保护、遗址利用与社区发展、居民发展、区域环境维护之间的和谐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大遗址保护。外部经济决定了大遗址区域发展应采用“跳出遗址保护遗址，区内、区外联动发展”的模式。在此过程中要求集聚的产业之间“存在更细致且灵活的分工，聚集的企业之间（包括与大遗址之间）彼此有相互关联的利益，如同磁场一样的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的氛围的形成”[10]。

（三）网络外部化经济

大遗址区域网络外部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直接的网络外部化。对于大遗址区和周边的横向景区，消费者的需求存在相互依赖，消费者对大遗址区的参观游览将增加未来参观游览该地旅游者的效用。因为旅游者的到来代表着对景区的一种认同，会使大遗址区的管理经营者发现在利用中存在的不足，及时根据旅游者需求或发现的缺陷，进行调整或完善相关服务。随着参观游览大遗址区的旅游者的增多，大遗址区就越具有吸引力，对大遗址区管理经营者提出更高要求，使其不断完善大遗址区产品，成为区域旅游者参观游览的必到地。二是间接的网络外部化，即大遗址旅游配套的其他横向或纵向互补产品具有网络化效应。到大遗址参观游览的旅游者越多，则互补产品的经营者或生产者将更愿意提供与之相配套的配套产品。对于横向的不同型景区希望起到一定的分流作用，吸引机会顾客到景区内参观游览、休闲体验，开展不同于大遗址旅游产品的旅游活动，达到差异化旅游；对于纵向的下游经营者，如文化、餐饮等产业经营者，则通过旅游者的到来，吸引他们购买或者食宿，增加在区域内停留时间下的消费水平。这样就为区域产业增加了集聚、发展机会，也使购买最终大遗址旅游产品的旅游者获得更多的消费利益，方便他们参观游览，在一个集中的区域实现时间最小化、旅途最短化下的周到服务，获取游览效果的最大化。

（四）规模经济

大遗址区域规模经济产生于以大遗址为核心的保护与利用水平，是指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规模既定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由于其所在行业或者大遗址区域范围内生产经营活动总体规模的扩大，使区域知名度提高，吸引力增强，游客流增加，导致企业成本下降和收益提高的经济模式，可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主要是指大遗址自身在保护、利用基础上，随着区域发展，不断完善自身品牌建设，增加展示内容，优化展示方式，通过“量”的增加和“质”的创新，不断增强自身吸引力，达到引导区域旅游者集中和产业发展的目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在大遗址保护与利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由其所在的产业如大遗址文化产业，包括不同类型旅游景区等数量、质量（游览方式、设施设备）的增加，增强区域吸引力和竞争力，进而带动旅游者区域集中和其他产业持续规模扩大，使区域的吸引力、竞争力等不断增强，成本降低、收益提高的形式。

（五）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机制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政府主导和市场自我调节的循环累积过程。基于外部经济、规模经济和客源市场、目的地形象、企业品牌、人力资源等要素的市场引导、调节对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但在此形成过程中关键还在于政府宏观调控（制度和文化等的引导）。政府在产业集聚中的作用应该是作为促进者和中间人，把相关参与者聚集起来，提供支撑性的基础设施，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和有利于产业集聚化的制度，创造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消除市场调节下的系统失效问题。如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导向、资金扶持、土地划拨的支持；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方面的完善和配套，包括基础设施（道路交通、通信、电力等）、旅游基础设施（酒店、旅游公交线路、区域标志系统等）、区域环境整治与景观建设、政府在宏观层面对区域品牌的创造和宣传、以及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引导等。需要注意的是，在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的形成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必要的，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则需弱化政府作用，进一步加大集群内企业的市场化进程，给企业更多的自。在实施有效地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也要健全市场调节机制，这是引发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网络化效应良性循环的重要因素。

四、结束语

大遗址区域产业集聚不是以单一的产业集聚为基础，而是以大遗址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融合发展为主。其吸引力一般在主导的大遗址景区带动下，由众多横向上的互补性主题旅游景点和相关配套设施组成；其产业模式主要是在主导的大遗址文化产业带动下，由众多基于大遗址和相关资源要素的关联产业如旅游产业、服务产业、农业产业、食品加工产业、金融产业、文化产业等组成；其内部机构类型，不仅包括了相关产业发展的企业或公司等，还包括了区域提供公共产品的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等。这种区域产业集聚是在主导产业集聚发展下的“多业共生”模式，区域内的大量企业彼此之间有很强的关联效应，上下游产业或与辅助产业之间的关联是密集而顺畅的网络化构架，在这种基本模式和要素的不断创新与持续动态发展的网络化背景下，具有连接市场需求与区域产品供应链需要的重要功能。在市场调节下促使内部产业结构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升级发展，产生循环累积的集聚经济，使大遗址区域得到持续发展。其实质是以大遗址为依托和吸引，跳出遗址保护遗址，区内、区外联动，形成区域“多业共生”的产业集聚综合体，最终通过大遗址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和反馈，区内、区外协同发展，区外对区内进行补偿，实现对大遗址的保护传承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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