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原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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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规划；文化规划；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整体保护原则；适宜性开发原则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lanning， a sub-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namely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under the basis of organic renewal and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The former， as the core principle， is not only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he basic path of cultural planning i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e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integrated function of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ources. The latter， as the expansion principle， aiming at promoting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genc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heritage protection department， makes full use of th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so as to make its integration with the city’s cultural education， cultural tourism， entertainment and leisure and enhance the vitality of traditional urban space and public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 urban planning ； culture planning ；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ies ； architec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integrated protection ； the principle of suitability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11-10（6）

总体上看，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已有的相关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注重文物建筑或某一类型建筑遗产的保护，却未能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城市整体风貌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缺乏从文化规划的整体视角探索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问题。本文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主要考察对象，尝试提出基于文化规划的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

1 文化规划的内涵

文化规划是一个含义宽泛的概念。在我国，它常常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纠缠不清。本文所指的文化规划，有特定的涵义，它作为城市规划的子系统，虽然与城市的文化政策、文化事业发展规划有密切联系，但两者并非相互涵盖的关系。

国内研究文化规划问题的学者一般认为，“文化规划”（culture planning）的正式提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城市规划界。1971 年，美国规划学者哈维・佩尔洛夫（Harvey S. Perloff）从社区层面将文化规划描述为“社区了解并运用其文化资源进行发展的途径”[1]1979年他在《用艺术提升城市生活》（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一文中又将其作为一种方法推荐给社区建设，以达到社会文化认同和社区文化资源运用的双重目标。[2]

从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随着与大批量生产与工业都市扩张相联系的福特主义（Fordism），向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与弹性生产方式相对应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的转型，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与消费社会的兴起，西方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澳大利亚学者德波拉・史蒂文森（Deborah Stevenson）认为，这种社会转变，其结果是导致了城市中物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符号的吸引力日益成为消费焦点，而城市文化的本质与潜力更多体现在其多样性与创造力方面。同时，伴随生活方式的体验与旅游观光业逐渐成为服务经济新的轴心，城市的特色与城市的文化体验日益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一直在尝试创造独特的城市元素，增强城市特色，而这些尝试是构成一个城市在世界众多城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策略基础。[3]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创意城市（creative city）与文化经济在欧美兴起，许多城市开始将文化规划作为一种包括城市、街区、社区和中心商业区复兴在内的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策略，重视城市和社区软环境的建设，重视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价值，将文化作为城市复兴的催化剂和引擎。文化规划的基本途径主要有：基于城市形象的提升而发展文化旗舰项目，兴建音乐厅、美术馆、博物馆等地标性建筑；规划专门的“文化区”；发展文化旅游活动；举办庆典活动或大型文化活动；将都市空间改造成为具有可参观性的文化展示空间等等。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西班牙的毕尔巴鄂市便是运用文化规划重塑城市形象较为成功的范例。尤其要强调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些欧美国家的城市为代表，特别注重社区层面的文化规划，探索将文化元素有效导入城市社区的发展机制，即运用文化资源来解决社区层面的文化发展问题，鼓励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保护地方特色，促进社区空间布局优化与文化品质提升。

与此同时，相关专业人士针对城市美学品质，以及城市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与理论的探索也开始涌现，例如，伦敦城市大学城市研究院院长格雷姆・埃文（Craeme Evan）所著的《文化规划：一种城市复兴？》（Cultural Planning： An Urban Renaissance？2001）便是其中的代表。总体上看，虽然世界范围内文化规划的概念并没有被普遍使用，但文化规划已逐渐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城市设计领域一个受到关注的专业分支。

如果不限定使用过滥、几乎无所不包的“文化”的范围，便试图从“文化”与“规划”两个概念整合的角度，或者以城市规划的文化导向、文化途径的角度来界定文化规划的含义，将会因为“文化”内涵的复杂性与模糊性而导致文化规划概念的混乱。黄鹤在总结了国外一些机构和学者对文化规划的定义之后，提出文化规划中的“文化”，针对的目标是城市的文化资源，即指那些能够用以促进城市发展的可共享的物质和非物质资源。[4]在此基础上，黄鹤认为：“文化规划一方面是作为针对文化资源和文化需求的规划方法，是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对文化资源整体性及策略性的运用，用以提升城市和地区的竞争力，以及城市和地区的适宜性，它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文化规划作为一种规划思想和理念，是城市规划设计的艺术，代表了以文化的观念来解决城市问题的发展理念。”[5]黄鹤从城市文化资源运用的角度诠释文化规划，有助于为文化规划提供一种既具有分析性又具有操作性的定义。

本文将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界定文化规划，即将文化规划视为城市规划中对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性运用，或者说基于城市规划的文化途径，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和作用，使城市文化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城市形态之中。

对于历史文化名城而言，能够充分展示其城市魅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资源，主要是历史文化资源，具体表现为物质形态的建筑遗产、历史文化街区以及非物质形态的传统民俗、表演、民间技艺等地方特色文化。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如何在文化规划中整体性地利用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中的建筑遗产资源，有效地将建筑遗产保护与维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营造城市文化空间有机联系起来，激活历史文化名城丰富的建筑遗产资源，塑造富有魅力、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很多历史文化名城出台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是针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问题的专项规划设计，作为一种相对单一的文化规划，它属于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的一个层次，但并不能以此替代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因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规划是城市规划中一种整体性运用文化资源的方法和途径，旨在建构有明确文化导向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体系，并协调处理城市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

2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过程偏重物质空间规划而缺乏对文化层面问题的关注。进入21世纪，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的观点，在我国规划界和政府层面得到广泛认同。作为公共政策的城市规划，显然也包含着作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城市规划。换句话说，当城市规划从偏重于物质空间规划向偏重于公共政策设计转变时，就意味着将文化规划也纳入到城市规划的体系之中，文化规划实际上是公共政策与文化资源之间的联接。

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之中，虽然早就将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总体规划之中，但主要任务是划定保护和控制范围，鲜有将城市主题文化、城市总体文化风格、城市形象的文化表达明确纳入城市规划体系之中，并将文化规划视为各个层次规划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与其他领域的规划密切合作以更为有效地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同时制定将文化和土地利用以及文化和城市经济发展关联的整体规划政策。正如单霁翔所说，在我国“从城市规划的任务到城市规划管理的方法，从城市规划的编制到城市规划的实施，内容可谓详尽，但是却缺少城市文化的基本内容，无论是城市文化规划还是城市文化建设均少有涉及。”[6]

因此，针对中国城市，尤其是对“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市”[7]――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应借鉴欧美一些城市文化规划的成功经验，通过涵盖区域、城市、社区等不同层面的文化规划途径，使城市的传统特色文化有机融入城市规划、城市设计的所有物质空间对象，并能够得以强化和表达出来。具体针对建筑遗产保护而言，核心原则就是坚持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主要用于调整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城市更新的关系。作为具有一定价值要素的有形的、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建筑遗产是一个城市历史文化最直观和具象的表现，是展现城市风貌独特性的核心元素。现代城市在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随着城市更新速度加快，建筑遗产与城市风貌的关系日益呈现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建筑遗产日益呈现出“孤岛化”或“盆景化”现象，大量的普通老建筑和传统街区被拆除，仅靠少数文物建筑或标志性老建筑作为孤立的“岛”或“盆景”支撑，它们虽使城市体现出历史的痕迹，但所谓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建筑元素却萎缩为形象单薄的几个“点”，城市的传统格局几乎不存在，传统风貌整体性丧失。第二种形态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较好地处理老城与新城、保护与更新的关系，营造建筑群的图底关系，保留老城、历史地段、传统街区原有的空间场所特征，城市在保持基本文脉的基础上有机更新，历史文化名城整体风貌得以有效保护和延续（图1）。

无论是从文化规划的视角，还是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理论的基本原则来看，上述第二种形态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应该努力的方向。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的第一层含义便是通过城市规划途径实现城市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早在20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既是一位建筑师，又是一位城市规划师的古斯塔夫・乔万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在其所创立的城市遗产保护和修复学说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就是“古代城市‘片断’应被整合到一个地方的区域的和国土的规划中，这一规划象征了古代肌理与现在的生活关系。”[8]可见，乔万诺尼主张，应通过城市规划整合建筑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的关系，使古代的肌理能融入现代城市生活。

实际上，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的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建筑保护理论对建筑遗产本身内涵的扩展性认识，即建筑遗产的范围既包括历史建筑及其建筑群，也包括历史建筑赖以存在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等能够集中体现特定文化或历史事件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已足以说明对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重视。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和技师协会通过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第六条指出：“古迹的保护意味着对一定范围环境的保护。”1975年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建筑遗产的欧洲》中指出：“多年来，只有一些主要的纪念性建筑得以保护和修缮，而纪念物的周边环境则被忽视了”，因此，“欧洲建筑遗产不仅包含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还包括那些位于古镇和特色村落中的次要建筑群及其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9]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比建议），提出了一个影响至今的重要理念，即“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其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同时，该建议还强调：“除非极个别情况下并出于不可避免的原因，一般不应批准破坏古迹周围环境而使其处于孤立状态，也不应将其迁移它处。”[10]

上述总体上强调的是通过保护建筑遗产的周围环境，或者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环境的控制来实现对遗产的整体保护，这是实现建筑遗产资源整体性保护的底线要求。从城市发展和文化规划的视角看，对于有着丰富建筑遗产资源的历史文化名城而言，建筑遗产资源的整体性保护原则还要求充分发挥建筑遗产的综合价值与整体文化效能，避免城市空间中传统建筑元素的“面”被打散，“线”被切断，通过“整体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的规划策略，将建筑遗产有机整合到城市的空间形态和结构形态之中。

以北京为例，近些年来已初步构建了片状保护与线状、带状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整体保护模式。若不算旧城外的10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北京旧城区域内共有33片历史文化保护区，面积共1967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1%，此外还有风貌协调区183公顷，占旧城面积的3%，正是它们所承载的丰富的历史肌理、建筑景观资源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构成北京城市魅力的重要部分。除了片状保护，2011年12月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建设规划》提出“一轴”、“一线”和“一带”的保护概念，坚持旧城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文化北京建设中的核心地位。这其中，“一轴”（传统的中轴线）和“一线”（从朝阳门到阜成门的朝阜路沿线）和“一带”（长安街-前三门大街带状区域）是旧城的核心景观带（图2），必须进行更为完整和系统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空间要素的整体保护与线状、带状开发，有利于突显北京传统城市格局和历史文化建筑的独特魅力，使之成为北京文化记忆和文化旅游的高度聚集地。

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强调文化规划必须从空间维度上将建筑遗产单体和周边环境、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还应处理好建筑遗产保护与城市更新之间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动态保护城市发展各个时期形成的建筑遗产，处理好新老建筑之间的关系。

物的衰败与消亡，一如其更新与发展。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过程中，即便在旧城风貌区，也不可能完全不允许新的开发，不建造新建筑。老建筑固然是旧城风貌的基本载体，但不同时期、不同时代的新旧建筑并列而形成一种和谐的层叠关系，恰是一些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与活力之源。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认为，好的城市形态是充满活力的，而城市活力主要源于城市的多样性。维系城市多样性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处理好老建筑与新建筑的关系，使不同年代和状况的建筑能够并存。雅各布斯特别强调，她所谓的老建筑主要不是指博物馆之类的标志性建筑，而是很多普通的老房子。假若不同年代的普通建筑能聚在一起，复杂多元的用途和功能才有可能真的混合。[11]因此，在历史文化风貌区，可以在符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要求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更新或建造一些体现时代精神的新建筑，只要这些新建筑能够尊重周围的环境氛围和空间尺度，不以自我为中心，破坏空间环境的整体审美品质和文化特征，如《内罗比建议》所说：“应特别注意对新建筑制订规章并加以控制，以确保该建筑能与历史建筑群的空间结构和环境协调一致。”[12]目前在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所制订的保护条例和保护规划中，对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风格和体量有一些强制性要求，如现行《北京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20条规定不能突破建筑高度、容积率等控制指标，违反建筑体量、色彩等要求；不能破坏历史文化街区内保护规划确定的院落布局和胡同肌理等。这些规定仅适用于保护规划范围内的新建筑，从城市整体风貌保护的视角看是不够的，应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对新建筑的整体风貌提出基本要求，制订具体的新建筑设计导则，从城市规划层面对历史风貌区及建控地带的城市开发形成有力的控制。

3 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虽然在建筑遗产保护问题上“开发”这个词如同“文化产业”一词一样，由于与市场化、商业化紧密相关，而常常遭致批评。但实际上，在现代城市的建筑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可能仅仅只对建筑遗产实施保存、修缮和环境整治工作，如同建筑遗产的内涵在不断扩展一样，对于何谓“保护”，也有新的拓展性认识。1979年，澳大利亚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巴拉会议上通过的《保护具有文化意义地方的》（《巴拉》），不仅突出强调遗产的文化价值，还提出“保护”的概念包含保护性利用（conservative use）、展示或阐释（interpretation）等更为广义的内涵。西班牙学者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Salvador Munoz Vinas）认为，今天的保护是一项综合性的活动，狭义的保护是相对于修复而言的保持性活动，而广义的保护还包括再生、复兴、更新、改造、利用、活化等其他相关活动在内的行为的总称。[13]同时，现代建筑遗产保护运动的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拓展，便是对建筑遗产的价值认识从内在价值走向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结合的综合价值观，即将建筑遗产不仅仅视为一种珍贵的文物，同时还视为一种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通过对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再开发（包括重建、改造、扩建、再利用等活动），更好地保护其综合价值，尤其是挖掘和发挥其蕴含的独特公共文化价值功能，也是一种保护。那么，何谓建筑遗产的适宜性开发原则？

文化规划视角下的适宜性开发原则秉承文化价值的保存与提升不仅是建筑遗产保护的首要目的，也是保护的重要手段的理念，强调任何对建筑遗产的开发性保护，若有助于提升而非损害遗产的文化价值的话，则是适宜的。其中，建筑遗产的文化价值具有丰富的涵义，它至少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教育价值。

法国文化部建筑和遗产司总监阿兰・马里诺斯（Alain Marrinos）认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保护历史遗产不再是孤立地保护古建筑，更多的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是一个与人息息相关的议题。人们需要文化根基来平衡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冲击继续前行，这就是如今我们保护历史遗产最重要的意义。”[14]马里诺斯的观点实际强调，不能仅仅为了保护而保护一些孤立的古建筑，建筑遗产保护的实质是保护一种文化认同，考虑如何让这种建筑文化传统在现代社会存续下去。马里诺斯的观点也折射出当今遗产保护理论中的一种价值转向，即真实并不是保护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应从保护“真实”走向保护“意义”。[15]建筑遗产与其他文化遗产相比，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文化意义，因此如何通过保护性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公共文化效能，提升公众对建筑遗产的兴趣以及对其价值的认知和鉴赏水平，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地方认同和文化认同的象征和源泉，一定程度上说是对建筑遗产最好的保护。1975年欧洲建筑遗产大会通过的《阿姆斯特丹宣言》指出：“建筑遗产只有得到公众赏识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赏识才能得以存续。”[16]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只要有利于增强公众对建筑遗产的了解、赏识和文化认同感的开发性保护，同样也是适宜的，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作为文化发展和教育策略的遗产保护途径。

英国社会学者贝拉・迪克斯（Bella Dicks）曾经从“可参观性”（visitability）的生产这一视角，探讨了当代城市公共空间被展示出的文化价值。她认为，“1980年代以来，可参观性已经成为规划公共空间的一项关键原则”[17]，而可参观性取决于对文化的展示程度，即如何将场所变成展览，使场所具有“可读性”（legibility），让文化被铭刻在物质层面上，使某些文化价值被视为某一场所的身份，以此方式吸引市民的注意力，这是促进城市文化消费的重要路径。“可读性”、“可参观性”同样也可作为建筑遗产资源规划与开发的一项原则。基于文化规划的城市有机更新与建筑遗产保护，可以通过对一些建筑遗产和传统都市空间进行改造、再开发，并介入一些阐释性的公共艺术，使之成为具有可体验性、可参观性的文化设施或文化展示空间，让建筑遗产更好地传递意义，令使用者（居民、游客）不仅能“观看”建筑遗产，而且还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阅读”建筑遗产、体验建筑遗产，以此激活建筑遗产的公共文化价值，培育公众的传统文化认同感，发挥建筑遗产有助于展示与体验城市独特性的重要功能。

例如，在当代，侧重于与社会文化与艺术需求相结合的普通历史街区、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模式，业已成为保护并活化建筑遗产的重要途径，中外许多城市都有不少成功的范例。一些再开发较为成功的历史文化街区，往往在保护真实的历史信息基础上，以地域文化脉络为主线，根据建筑遗产的不同特点，将其修复或改建成不同功能的文化空间，探索传统建筑遗产与城市文化生活融合的有效途径，有效发挥其公共文化功能。还有一些产业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名城则结合自身情况对产业遗产进行改造再利用，将其改造或扩建成主题博物馆或展览馆、社区文化中心、艺术区、景观公园、工业遗产展示游览区等各个层次的文化空间（图3）。基于城市文化规划的历史街区和产业建筑遗产再开发利用模式，不仅可以通过其营造的文化空间展示和传承城市文化，而且还可以给予衰败的街区和废弃的建筑以新的生命。

需要说明的是，通过建筑遗产的再开发途径提升其“可参观性”，多数情形下只适用于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非重要文物建筑。建筑遗产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价值的重要纪念建筑和文物建筑，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坛，其建筑遗产本身便具有独一无二的“可读性”与“可参观性”，这类建筑不适合开发性保护。对这类建筑遗产的保护，除了坚持原真性和历史完整性原则之外，面对人潮汹涌的参观者，还有必要采取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丝・萧伊（Francoise Choay）所提出的调节游客人流、设置步行通道等限制方式的策略性保护原则。[18]由此可见，适宜性开发原则并非适合所有建筑遗产的保护，它主要针对的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中具有一般保护价值的普通建筑遗产。

总之，本文从文化规划视角，探讨并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即有机更新基础上的整体保护原则与强化传统建筑文化认同基础上的适宜性开发原则。前者作为核心原则，既是历史文化名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也是文化规划作用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路径，旨在推动综合性、整体性地发挥建筑文化资源的作用；后者作为扩展性原则，旨在促进城市开发机构与建筑遗产保护部门紧密合作，充分利用现有的建筑遗产资源，使其与城市的文化教育、文化旅游、娱乐休闲等功能有机结合，成为富有活力的公共文化空间，强化城市空间的文化特色与公众的文化认同感。

参考文献：

[1]郑憩，吕斌，谭肖红.国际旧城再生的文化模式及其启示[J].国际城市规划，2013，（1）.原文参见：Besner， Barbara： Art， Culture， and Urban Revita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Edge Artist Village. University of Manitoba： Department of City Planning. 2010：172.

[2]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5.原文参见：Harvey S. Perloff：Using the Arts to Improve Life in the City，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December 1979，Volume 3， Issue 2， pp1-21.

[3][澳]德波拉・史蒂文森.城市与城市文化（英文影印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93-94.

[4]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6.

[5] 黄鹤.文化规划：基于文化资源的城市整体发展策略[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7.

[6] 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13.19.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3年修订版）第14条.

[8][法]弗朗索瓦丝・萧伊.建筑遗产的寓意[M].寇庆民，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20-121.

[9]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6.

[10] 张松编.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9；72.

[11] [加拿大]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M].金衡山，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6：170-181.

[12]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72.

[13][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7-13.

[14][法]阿兰・马里诺斯.白川村的故事：保护古建筑必须与人、与文化结合起来[N].人民日报，2014-12-04：23.

[15][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当代保护理论[M].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153.

[16] 张松.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国际与国内法规选编[G].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61.

篇2

1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发展与现状

    国外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从现代意义的文物保护并通过国家立法开始于19世纪。最有代表性的文件就是1964年制定的《威尼斯》，它是一部关于文物古迹保护及修复的国际。2005年10月在中国通过的《西安宣言》延续了《威尼斯》的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概念并加以扩展，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它把历史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地区的环境界定为:直接的和扩展的环境，即作为或构成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日益得到重视，并且取得了较快的发展。近年来，全国各地出于振兴地方经济发展的目的，大力开发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开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不利于保护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片面地认为保护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急功近利，只重近期效益，竭泽而渔，过度开发，破坏了永续利用。还有些地方为了旅游效果，不顾历史真实盲目复建，造假古董，仿古一条街方兴未艾。这些做法不仅损害了历史信息，损害了文物真实性和完整性，违反文物法原则，损害文物价值，也损害了国家和群众的利益。

2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四座占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平遥旧称“古陶”，明朝初年，为防御外族南扰，始建城墙，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在旧墙垣基础上重筑扩修，并全面包砖。以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增设敌台。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而筑了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平遥城墙总周长6 163 m，墙高约12 m，把面积约2.25 km2的平遥县城一隔为两个风格迥异的世界。城墙以内街道、铺面、市楼保留明清形制;城墙以外称新城。这是一座古代与现代建筑各成一体、交相辉映、令人遐思不已的佳地。

平遥古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它完整地体现了17世纪一19世纪的历史面貌，为明清建筑艺术的历史博物馆。其古建筑及文物古迹，在数量和品位上均属国内罕见，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变迁、城市建筑、人类居住形式和传统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这座坚实完整的砖石城池，数百年来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挡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城内街道、古建衙门、市楼、商店、民居等还保留原有的明代形制，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12月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平遥古城为世界文化遗产，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平遥古城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3平遥古城的保护现状和经验

    平遥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古城在一瞬间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完整保存平遥古城，山西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1998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平遥古城保护条例》，随后平遥县据此编制了《平遥古城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平遥古城环城地带修建性详细规划》等地方性保护办法，对古城进行了全面综合的环境治理工作。

   为了改善环境质量，平遥县开展了“蓝天碧水”工程，从源头上控制污染企业，不符合环保政策的企业一律不准审批，同时，对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取缔;为改变古城内多年形成的基础设施落后、环境脏乱差的状况，当地政府先后投资数亿元，对古城内10l?余条中小街巷进行了硬化改造，并完成了古城内主干街道的管线人地工程，改变了城内各种网线、电线杆如蜘蛛网密布的状况;为了保持古城的原汁原味，当地政府开展了有序的移民行动。居民搬迁后，原与古城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被拆除，古文庙、城陛庙、清虚观、日升昌票号等一系列具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和明清宅院相继受到保护，得到应有的原貌恢复。为配合大规模居民搬迁，平遥县在古城外建了几个居民小区，同时推行集中供热、集中供气，使住在古城内取暖、用气不便的居民自行逐渐搬迁。

    另外，当地政府针对不同文化遗产的性质和特点制定相应的保护和开发措施，使古城在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保持活力。比如为了保护性开发素有“古代中国华尔街”之称的西大街，使其既保存街道的古朴风貌，又延续自身的商业价值。政府将其辟为步行街，对其实行封闭式管理，禁止一切机动车辆行驶。西大街被划定为古城内的一级保护区，其街面建筑严格保持传统建筑的群体布局、空间风貌、形体色彩和建筑材料等，在维护、修复、重建中也必须按原有风貌进行施工。如今，西大街不再拥有“华尔街”的地位，但却给平遥老百姓带来可观的财富，成为保护和开发相得益彰的典范。

4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方法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要遵循保护和发展兼得的原则。既要使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又要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实现城市现代化。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各项事业发展。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还要遵循一定的保护方法。从城市总体角度采取综合措施，确定合理的城市发展战略，积极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确定城市合理布局，开发新区，保护古城。分区控制建筑高度，保护古城空间秩序。做好城市设计，延续风貌特色。

    另外，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这些原则和方法是平遥多年来在庞大细密的古城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和推广意义。笔者认为，其他城市和地区在学习的同时，应根据各自地域特征和具体情况，制定出相应的保护规划，确定明确的保护目标，确定保护内容及重点，提出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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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框架；市井文化；佛教文化；殖民建筑：开发对策

1　引言

济南是国务院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泉城”之称，是龙山文化的起源地，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众多历史文化遗产的古城。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古城独特历史风貌的再现显得尤为重要，尤其在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发展的转变过程中，情感、历史、文脉已成为城市更新设计的重要主题，如何进一步挖掘整理传统历史文化，弘扬历史文化遗产是古城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重点所在。

2　济南市现状历史文化遗产及框架组成

济南市市域范围内历史文化遗产众多，有以“龙山文化”蜚声中外的“城子涯文化遗址”；有以佛教文化著称的炅岩寺和千佛山：有烟波浩渺的大明湖：有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有一代词人李清照纪念馆，有现代绘画大师李苦禅的纪念馆，有象征着中华民族摇篮的涛涛黄河，有印记着殖民地色彩的西洋建筑，有七十二名泉的星罗棋布、有“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古域风韵。尤其是古城中央的环城公园更如一条绿色的项链镶嵌在泉城这块美丽的土地上。图1是现状历史文化遗产的框架组成。

3　济南历史文化遗产开发设想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何更新和保护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开发与管理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并非一两个部门就能解决，只有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做好该项工作，笔者针对济南市现有文化遗产的框架组成提出如下开发对策，与各位专家学者商榷。

3.1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中“泉水特色”的重新塑造

济南素以“泉水”闻名于世，泉水是济南的灵魂，每一眼泉都有一段历史，七十二名泉，孕育独特的泉域文化。如何使泉水走进泉城人民的生活，重新回到“家家泉水，户户垂扬”的理想境界，是济南市城市设计的重中之重。(在体现泉城“水”的特色的基础上，在济南市中心广场规划设计中，应以“泉水”作为设计的重点，将散落在泉城中的“名泉”汇集于广场上，形成群星璀灿的艺术格局，让人们集中体会和观赏名泉。设计不求形似，追求“神似”。

3.2济南市历史文化名城的古代人物的重新诠释

在泉城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从古至今出现了众多的历史精英，如何使该文化的内涵得以重新体现?笔者认为有如下途径：

(1)让这些历史精英从博物馆和纪念馆中“走”出来，“走”到人民群众中来。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结合道路广场的设计，在街头绿地、步行街上安排精英的雕塑，或独立布置或线形布置，使市民在日常的生活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将文化的氛围播种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具体人物有李清照、辛弃疾、铁璇、杜甫、秦琼、老舍、李苦禅等等。

(2)兴建历史人物蜡像馆。

3.3济南历史文化名城“市井文化”的塑造

济南有着历史悠久和丰富的“市井文化”，不同时代城市的“市井文化”犹如立体雕塑。镶嵌在这块古老而美丽的土地上。如何营造古城特色，恢复古城风貌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笔者建议如下：

(1)芙蓉街生活社区：在济南市城市中心，留存的明清生活居住小区之中，芙蓉街生活社区算最能体现古城特色的了，传统的民居形式，淳朴的民风在这里应有尽有，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使此处赋予恰当的“场所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在规划设计中，不妨借用“北京菊儿胡同”的设计思想，使此处既具有传统街区的特色，又能焕发出现代化的勃勃生机。

(2)英雄山早市――市井文化的摇蓝

济南南郊英雄山下有一片郁郁葱葱的土地，它就是英雄山早市。熙熙攘攘的人流，小商小贩的叫卖声，琴棋书画的鳞次栉比。武术人才的矫健身姿等等构成济南市独特的市井文化氛围，犹如《清明上河图》中所描述的市井生活，是泉城人民喜欢的乐土。

3.4济南历史文化名城――佛教文化的空间传递

在泉城南部有著名的灵岩寺，四门塔及千佛山。灵岩寺的彩塑，柳埠的隋代四门塔千佛山的“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的对联，已深深地印在泉城人民的脑海之中。

保护名山胜景的古建筑、古遗址，可以把现代人带进一个久远离开现代城市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这些古建筑、古遗址远离现代城市的喧嚣，与自然环境和谐一致，是现代城市生活的对比，这种对比形成了市民心理上的惊奇和美感，这就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社会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恢复古遗址时需体现“修旧如旧”、“复原如初”的原则，真正将其纯正的文化内涵，延续到现代城市文明中来。

3.5济南历史文化名城――殖民地建筑的重新诠释

众所周知，济南在近代史上有着屈辱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将他们的建筑文化粗暴地引进到泉城，使泉城古城区充满了殖民地建筑的色彩。如果抛开政治的因素，这些殖民地建筑的确给泉城增添了异国的风格，建筑技术的进步，造型艺术的精美，空间布局的手法，无疑对当时的泉城设计行业带来了新的思潮，为繁荣泉城的建筑设计注入了新鲜血液，在古城的改造中如何面对这些建筑，如何保护这些建筑，恐怕也是一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些充满殖民地建筑色彩的建筑应采取保留的态度，让世人了解城市发展中所经历的特定的历史时期给城市带来的影响与变化，起到“洋为中用”的目的。在处理新建筑与殖民地建筑的关系时，应采取协调共生的态度，正确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香港有着突出的特点，建议可参考实行。

4　济南历史文化遗产框架开发对策

历史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应得到补充和发展，只有这样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才能得到不断深化，价值方能得到充分体现。

a)考古学与建筑学的结合将会使历史文化遗产重放光彩，如临淄车马馆，自贡恐龙博物馆、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等。

(2)人文科学与建筑学的结合，使抽象的文字信息转入建筑形态所传递的场所信息――空间信息，使历史文化遗产形象地再现于世人的眼前。

(3)各种性质的城市广场有利于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及意义播放到千家万户。意大利文化的精髓就在于各种各样的广场，假如意大利缺少了广场，其世界影响会大打折扣。

(4)创造出一种尊重历史，尊重文化遗产的氛围，不断提高市民文化素质，最终形成政府关注、市民参与的理想开发模式。

(5)采用现代设计手法，运用最新城市设计理论，更新古城风貌，不断深化及更新古城的历史文脉，使其按照现代科学的轨道延续和发展下去。

(6]重点强化古城风貌特征，不求遍地开发，但求风貌特征的精典体现，以点带面，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发。做到一般中有重点，重点中有精品的开发原则。

(7)对待外来文化遗产应采用“扬弃”的哲学观点，既要看到其对整体建筑学意义上的补充，又要适可而止地再现外来文化遗产。

(8)应编制济南风貌规划，提出宏观的保护原则及系统构想，定点、定位，对重点景观应有详细的控制性规划及文本说明，为进一步的城市景观设计及景点恢复与修建提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9)编制济南历史文化名城文化遗产开发规划的深度如下：

①历史文化遗产布点现状及存在问题

②历史文化遗产等级评价图

③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及保护原则

④历史文化遗产功能分区布置图

⑤历史文化遗产景观分析图

⑥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步骤(顺序)――分期建设

⑦历史文化遗产景点设计构想

⑧历史文化遗产区位及交通优势分析

⑨历史文化遗产文本及说明书

⑩应对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开发时序，寻求各历史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使整体思维与景点建设相融合，避免见缝插针，各自为政。

5　济南市历史文化遗产开发框架组成及构想(见图2)

总之，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再现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主题发展思路，正确处理整体发展思路与单独景点建设的关系，既形成城市总体风貌特征，又应使各处景点色彩纷呈，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在调整好功能布局的同时，下大力气搞好环保及风貌规划，真正使城市成为市民生活的乐土，政府的踌躇满志，市民的津津乐道，旅游者的流连忘返是我们城市规划工作者的任务与责任，愿一个美丽而充满历史氛围的古城济南出现在齐鲁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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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保护原则

近些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对文物保护工作的力度得以进一步的加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同时其还承载着丰富的人类历史文化信息，所以其具有长期保存的价值，而为了将这些历史遗存得以长期保存下去，必须遵守一定的保护原则，从而使保护工作得以顺利的开展。

1.不改变文物原状

在长期的文物保护工作中，人们将不改变文物原状作为其保护原则之一，不改变文物原状是指在文物保护工作当中，使文物原有的形状、颜色、结构、材料和工艺都不进行改变，使文物保存原有的形态和制作工艺，使其能够反映当时的文化特征。

2.考古现场文物保护的原则

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考古现场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这属于文物保护的特殊场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遵循少干扰、可再处理、可逆性和事先取样的原则，从而确保考古现场的文物保护工作。

3.选择文物保护材料的原则

能够称之为文物的都具有不可再生性，所以对文物进行保护过程中所利用的材料也需要具有特殊功能，与普通的保护材料之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对其保护材料进行选择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仅要具长期耐久性、性能最佳，同时还要具有可逆性和不改变外观的原则。

二、文物保护理念

1.保护为主，全面发展

在进行文物保护工作当中，其工作的核心即是要以保护为主，即把遗产本体和原生环境的保护和保存放在首要的位置，这是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同时也是文物保护工作得以全面、健康发展的基础。由于在我国长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当中，始终将保护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对文物的利用更为重视，所以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呈现一种怪现象，在对遗产进行申报和建设工作中处于极其积极的态势，而当申报完成后，则对遗产的保护工作处于弱势，这就使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保护工作的不利，则直接影响到遗产的开发利用。所以在文物保护工作当中，需要我们坚持以保护为主，全面发展的理念来进行。因此在实际文物保护工作中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二点，其一，要充分的理解保护和利用之间的关系，明确二者之间即是相互对立，又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是互为目的的，所以在保护工作中需要将保护为主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过程当中。其二，需要有专门的机构来进行文物保护工作，同时还要加强对人员的专业培养和教育，从而努力提高文物保护人员的素质和技能，使文物得到永久的保护和利用。

2.抢救第一

“抢救第一”是弥补文化遗产保护缺憾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不可再生性理念在工作中的体现。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文化遗存，有着不可再生的突出特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给遗产保护工作的社会环境也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给文化遗产工作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许多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险情；各种对遗产的“建设性”破坏事件时有发生；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严重短缺；文化遗产保护队伍人才匮乏等。这些已成为保护文化遗产时不我待的紧迫任务。因此，文化遗产的文物保护理念与科学发展观保护抢救工作已刻不容缓。首先，必须改变守摊吃饭的陈旧观念，要认识到文化遗产不可再生性及保护抢救的紧迫性。其次，要坚持遗产保护的经常性，保护也是一种抢救，要注意日常保护的连贯性，不能片面地强调遗产的大修，日常养护及时，会避免大修而带来的不必要的损害，从而延缓它的寿命。

3.合理利用

“合理利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在确保遗产安全和永久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发挥遗产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用保护提高遗产的利用率，以利用促进保护的规范化。保护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利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物，其存储的信息不会自动释放出来，需要我们去挖掘、去认知、去揭示、去升华，而其本身的不可再生性，又决定了在利用的同时，要考虑其利用的合理性，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使其珍贵的信息资源尽可能长久地延续下去，这应该是我们认真思考的重要问题。因此，要树立在保护、抢救、管理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利用的理念。

所谓“合理”，一、利用是否合理，要掌握一定的尺度，确定一个保护破坏之间的界限，超越了这个尺度，影响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即是不合理的；二、利用的目的是重在经济效益还是应发挥文物的社会教化功能。显然，前者是不合理的，而后者的利用如果危害到保护，同样也是不合理的，只有将上述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算是真正的“合理利用”。文化遗产的教化功能，即教育、科学、艺术等功能，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但利用必须树立“合理保护”理念，在适度的前提下，将保护贯穿于利用的始终，绝不能是进行无节制、非理性的利用。

三、结束语

利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正确的引导文物保护工作，使文物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理念得以得到具体的实践和落实，确保文物保护工作的专业化和具体化，在科学理念的指引下，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得以传承下去，从而推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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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3-0053-02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创造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鸣，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钟声，它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那个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情，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00年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情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文化点染。

城市特色反映着城市社会现实，是构成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和物质环境的总特征。城市特色不光局限在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城市的特色，标志着它的社会能力和水平；城市的存在，表明它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上有些城市衰落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变化后条件的要求，丧失了生存优势的结果。例如，沿古运河的城镇，过去很发达，现在衰落了，不是运输方式改变了，就是河道不通了，原来的商埠变成了荒芜的村落。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三、我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建设性的破坏

有的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实质是打着开发建设的旗号，进行的历史大破坏，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城市要发展，势必要拆迁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但是不能不加考究就把一些历史建筑用推土机铲掉、用大铁锤毁掉。有的名城一边在大搞“故城寻梦”活动，一边在大拆旧城，让人一筹莫展，不知何处“寻梦”。

(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在北京，常常遇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胡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从根本上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于减少胡同居民，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胡同建筑的内部设施。人们希望修整与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而不在于毁灭胡同。到处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文化底蕴很差，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街一面，失去城市的固有个性与文化。

(三)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因为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再造性，它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

四、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保护城市文物古迹

保护文物古迹，要特别注意保护它的历史环境。只有保存了历史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是有真实的遗存物，要尽量多保存原真的东西；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有一定的规模，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是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三)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在于看它承载的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而且名城的现状格局和风貌应有历史特色，具有成片的历史街区。历史文化名城，除了要保护有形的、实体的内容外，还要保护无形的、传统的、原生态的文化，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在特色地域中生长的历史文化。

总之，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各级政府和每个市民的神圣职责。政府要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和保护力度，同时要广泛发动群众，让每个公民都能自觉珍惜爱护文物；并且要加强舆论监督，有了群众和舆论支持，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遗产就能落到实处。愿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再给后人留下历史的遗憾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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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汶川县城（威州镇）为研究对象，根据当地的人文景观资源的特点及其灾后损毁情况进行分析，提出地震灾后景观修复的一些建议和思路。

关键词：景观修复；威州镇；汶川地震；恢复重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arthquake disasters in global occur frequently, and constantly arouse all over the city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disaster, also has caused the planning and landscape workers to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ssues. After a disaste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cological landscape restoration maintenance and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wns of importance, and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regional culture,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local ethnic regions of the traditional context.

This paper to wenchuan county (wei state tow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ccording to local humanities landscape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amaged after a disaster situation analysis, some earthquake landscape of some Suggestions and ideas to repair.

Keywords: landscape restoration; The town's state; Wenchuan earthquake; recovery

中图分类号：B503.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背景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震中汶川县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损失惨重，县城多年发展的存量几乎全部被毁。2011年后，为实现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重建工作将进入到发展提升期，景观建设与修复、文化复兴等方面将成为重建工作的新重点。

县城地理位置

汶川县城（威州镇）位于县境北部岷江与杂谷脑河交汇处，海拔1325 m，周围有茶坪山脉、邛崃山脉等众多山体围绕。县城距成都146km，马尔康246km，距理县54km，距茂县44km。国道213线与国道317线穿城而过。

县城人文景观环境灾损情况与地震遗迹

威州镇不少文物保护单位在地震中损毁严重，亟待抢救。同时羌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遭受严重损毁，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均遭受不同程度伤害。

文物古迹损毁情况

在地震中，汶川县的64处文物保护单位受灾严重，经济损失难以估量。

威州镇的姜维城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其中汉城墙垮塌了一大半、点将台损毁严重、明城墙垮塌严重。

布瓦黄泥碉群震前共有48座，其中两座是石碉，其它的是黄土碉。震后两座石碉全部倒塌，2/3以上黄土碉的倒塌，没有倒塌的只有三座保存相对较好（该三座黄土碉从县城能远眺到）。

历史地段破坏情况

地震中，七盘沟老街传统民居同样受到了破坏，不少建筑有局部变形和屋瓦脱落，屋脊出现塌毁。

非物质文化遗产破坏情况

四川省12名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遇难，受伤105人（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2008年6月25日）。有一些汶川羌族“释比”文化最关键的文化传承人，在这次地震中已经遇难了。

地震遗迹

地震留下了一批具有历史价值的地震遗迹。其中阿坝师专钟楼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地震遗迹，钟楼指针停在14时28分，记录了2008年5月12日这个永远难以抹去的时刻。此外，与师专隔江相对的一处因地震而损毁的房屋、因地震灾害而遭受破坏的时代楼盘地块具有一定的价值。

县城人文资源

汶川县城内多民族聚居，羌、汉、藏、回等民族聚居一地，其中以羌族为主，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与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几千年的传承链条成就了如今的羌族，孕育了独有的羌文化。

1）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全县共有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威州镇的姜维城遗址、布瓦黄泥群碉。8处州级文物保护单位。绵池西羌第一村，雁门罗卜羌寨，威州石刻群，郭竹铺石牌坊，克枯古栈道，文星阁，布瓦群雕，瓦寺土司官寨。这些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就是汶川县城悠久历史的见证。

2）浓郁的民族文化

处于藏人与汉人边缘夹缝中的羌族，具有其独特的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特色。汶川县有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羌绣、羌年和羊皮鼓舞。

3）古老的释比文化

羌语中的“释比”即为祭司、萨满或巫师，大禹被认为是羌人的始祖，也可能是第一个释比。对于没有文字的羌人，千年的文化完全依赖释比通过唱经来传承，他们是羌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一个释比就是一部羌族史，释比文化于羌人而言有着极为深刻的价值。

4）千碉之城

羌人在数千年历史中都是在战争中寻找自己的生息之地，作为战争与环境的产物。以碉房为代表的羌建筑是羌人“性质直，俗尚刚劲”的见证。富有特色的羌族石碉房、碉楼散落在羌山的怀抱里，形成一座“千碉之城”。

5）抗震文化

地震带给人们灾难，而之后的时期，即“后地震”时代，人们面对灾难的态度和行动却又在宣扬着另一种文化，即抗震文化，是重要的历史记忆。

县城人文景观修复目标与原则

修复目标

威州镇人文景观修复的总体目标是：抢救性保护灾后受损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延续历史名城内涵。充分展示和利用地震留存的物质遗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将历史保护、生态保育、城市灾后重建和未来发展紧密结合，实现历史文化名城的可持续发展。

修复原则

（1）抢救性保护原则

抢救性保护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当前工作重点，正确引导灾后恢复重建中的名城保护规划，避免有限的历史文化资源进一步遭受破坏。

（2）可持续性原则

贯彻“保护为主，合理利用，综合整治”的名城保护基本指导思想，适度发展城市文化旅游事业。

（3）真实性原则

切实保护历史建筑、城市肌理、空间格局、街巷尺度、绿化等物质形态所携带的真实性的历史信息。特别应注意避免出现震后为恢复历史特色而盲目建设大量假古董的现象。

（4）整体性原则

注重名城整个历史文化环境、整体格局和空间形态的保护和延续，进一步突出汶川县城“城垣环山、江水穿流”的自然环境特色。

县城人文景观修复措施

汶川县城文化遗产修复措施

1）结合城市总体规划对名城功能的改善和用地布局调整，通过对名城整体格局、现存历史文化遗存、历史性地段及名城自然山水环境的保护和利用，从而保护、恢复和扩展名城历史风貌特色，展现民族民俗文化，促进名城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

2）将重点保护姜维城遗址、布瓦黄泥群碉群和七盘沟老街。

（1）姜维城历史遗迹保护

重点保护座落于县城南部的姜维城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区。划定保护区划，姜维城台地的具体面积为重点保护范围。

加强区内的生态环境建设。对区内因地震受损的点将台、禹王庙、明代城墙等历史遗迹点进行保护或修复。

（2）布瓦黄泥碉群

布瓦黄泥碉群地处山地地形，尽可能减小未来地质灾害对复建的影响。场地、护坡和蹬道必须以此为前提进行强化处理。

抢救性修复布瓦村因地震受损的碉楼和民居建筑。同时加强其周边环境的改造，通过绿地、广场等的有机组合，形成完整的具有浓郁羌族特色的黄泥群碉历史风貌区。将布瓦村纳入羌族文化保护区进行综合保护。

（3）七盘沟老街

七盘沟老街是羌族特色的传统街巷，主要为砖木结构，地震中建筑质量有所受损，规划将对该街巷进行整治更新，打造羌族风情的商业旅游街巷，以宣扬羌文化。

对于在地震中已经倒塌的古建筑，应对震落下来的瓦当、雕饰、砖瓦等部件加以搜集保管，未被震碎的瓦片可以在灾后复建时重新使用，以保存历史原貌。尽量采用当地材料进行修复。

（4）其它文物古迹点的保护

规划确定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在对文物本身进行保护的同时，应对文物周边环境进行控制。

地震遗迹的保护与利用措施

地震遗址记录了地震及其次生地质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记载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同时也记载了面对大自然的无情时的人性光辉。通过对地震遗迹的保护与合理利用，让所有后人永远铭记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

1）地震遗址保护与利用的一般方法

a）突出地震遗址的纪念性

将地震遗址进行有力的纪念宣传，扩大观瞻的广度和宽度，不仅将遗址放进民众生活里，还可以提高遗址在社会功能中的重要性，更有利于群众主观意识的认可和保护，形成相互作用的效果。

b）加地震旅游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积极开发、利用地震遗址，发展旅游。对现存的遗迹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考察，对其旅游功能做出初步评估，制定开发、利用、规划的方针，为旅游部门提供更多有特色的地震旅游区和旅游线路，不断增加地震旅游的品种。

c）震遗址的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展览

现存的地震遗址也是进行地震科学研究重要的真实资料来源，既是科研资料，也是对地震科学的宣传和展示。结合地震遗址进行防震和防灾的科普宣传，也是极其生动的；结合地震常识进行地理、地质的科普教育。

2）威州镇地震遗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

a）阿坝师专钟楼

突出阿坝师专钟楼的纪念性，结合滨江绿地建设，使之成为滨江绿地的重要标志性建筑物。

b）时代楼盘地块

建设遗址公园，保留现状遗址状况，保留地震次生灾害对城市建筑物破坏的信息。结合公园绿化和各项设施建筑，为居民提供休憩场所。通过增加展示内容，体现遗址的科普教育功能。

此外，还可向社会广泛征集地震文物，通过发动民间力量，收集具有历史价值的地震遗址信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措施

a）普查

全面普查威州镇范围内各种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类别和形态、蕴藏情况、流布地域、传承范围、传承脉络、衍变情况和采集历史。

通过全面普查，发现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较多而又独具天才的讲述者、传承者、表演者，从他们的讲述或表演中记录、采集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

b）保存

在普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实行分级保护。

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对普查中所获得的真实科学的采录文本、录音影像、民俗实物等组织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整理、研究，并有计划地编辑出版。

抢救性保护包括对年事已高、掌握特殊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条件的改善，对其技艺的记录、整理和传承；对珍贵、濒临灭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场所的征集、收藏、保存和修缮等内容。

c）传承

建立科学、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机制。对列入各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可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资助扶持等方式，鼓励代表作传承人（团体）进行传习活动，采取一定方式加以保护、资助和扶持。

通过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等途径，使羌族羊皮鼓舞、羌族刺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能够继续作为活的文化传统在相关社区尤其是青少年当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d）传播

利用节日活动、展览、观摩、培训、专业性研讨等形式，通过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宣传，加深公众对该项遗产的了解和认识，促进社会共享。利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良好的展示平台，积极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展示，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汶川县县城（威州镇）灾后重建规划，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2008.12

（2）陈 惟，景观遗产保护的风格修复，装饰， 2007

（3）郝云庆，生态脆弱区退化景观修复模式生物多样性分析，水土保持通报，2009

（4）郭锋，山体缺口景观影响度及其生态修复技术，中国园林，2009.11

（5）唐进群，城市安全与我国城市绿地规划建设，中国园林，2008.09

（6）汶川地震灾区风景名胜区灾后恢复重建研究（一）（二），中国园林，2008.09

（7）（日）中濑，（日）狱山洋志，日本阪神、淡路大地震后城市绿地重建的思路与规划设计（理论和实例），中国园林，2008.09

（8）李树华，震灾后山村家园重建的思路与技术方法――以2004年日本中越大地震后山古志村家园重建为例，中国园林，20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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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态合一；历史文化；产业；途径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271-01

东莞是岭南文化发源地，中国近代史篇地，华南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先行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文化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成为第十一个国家规划振兴产业的时候，东莞近年来也把文化产业名城列为其“文化名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其开发和利用价值不言而喻。

如何充分发挥东莞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打造东莞独特的历史文化旅游产业，笔者经过几年调研和思考，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是高度重视，适度开发。近年来，东莞每年都有政协委员提出东莞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问题，相关部门也有回复，但是，没有实质性措施和政策出台，这说明政府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足够重视。既然政府提出文化产业要成为东莞的第九大支柱产业，既然“文化名城”的“四个名城”里，“文化产业名城”是其中重要的组成之一，政府就要有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出台，要有扎实推进的配套工程跟进，而不是成立一个领导小组，开开会，发发文件了事。所谓“高度重视”，就是要有严密周全的实施方案，科学论证、慎重决策、目标清晰、分工明确、层层落实、保障有力。文化遗产的产业再造，成败在一个“度”，把握好“度”，就要有战略判断和专业运作。对于东莞现有的文化遗产，要创新性保护，专业化保护与开发，让文化遗产恰如其分地进入现代城市文化空间。这个方面，笔者建议参考南京的明成汇、晨光1865创意产业园、红山创意工厂产业园。这些产业园依托南京丰富的文化遗址，创造性进行再造和利用，既保护了文化遗产，又为城市提供了新的文化业态。

二是三态合一，科学筹划。三态，即文态，形态和业态。文态，指的是文化遗产的文脉精神；形态，是指文化遗产的建筑、器物等实物体现景观；业态，则是指根据现代消费需求创造性布局、开拓消费业态。要掌握三态间的协调转化，让文态、形态承载文化遗产的精神灵魂和整体景观显现，让业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遗产情韵植入现代生活的消费内容。比如成都，在锦里，文态就是三国市井风情，形态就是那条蜿蜒的仿古街道，业态则是以成都风情小吃为主的餐饮系列；在宽窄巷子，文脉精神是成都传统院落的慢生活，形态是市井院落，业态是茶餐为主的风情式餐饮。三态合一的过程，不仅使成都的文物遗产在保护与产业再造中，最大限度避免同质化竞争，也令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进一步被认同、提升、传承。那么，如何让东莞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三态合一的过程中，发挥出其独特魅力？笔者认为，首先，成立专业策划运作机构，专门负责全市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产品开发与销售，同时负责梳理、调查东莞全境的文态脉络和业态布局，邀请历史、民俗、艺术等各方面专家，梳理建筑文物的不同保护类型，还要邀请专业公司对项目的“三态”布局周密策划；其次，必须遵循：策划先行，规划跟进，专业执行的工作机制；再次，严格筛选执行人选，必须要选择一群对文化有敬畏感的市场人士，让所有市场运作环节都自始至终保有历史文化的尊严感。

三是政府主导，专业执行。文化遗产具有公共文化服务产品性质，政府一定要主导。否则，往往最后会很没文化，甚至是伪文化、反文化。上世纪80年代，成都就曾考虑过整体改造，当时，由房地产开发公司主导，方案呈上，市领导摇头：虽然诱人，但更像是个地产商业项目，历史风韵在小巷深处飘散，于是断然否定。重新认识文化的功能，不要只看到文化产业化后的“高回报”，而忽略它的“高风险”。文化项目如果失误，不仅意味着经济受损，而且可能使一些文化资源遭到破坏。别的项目都能“跌倒重来”，唯独文化遗产的破坏，不可救药。当年，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筹建时，由时任分管文化的副市长何华章亲自主持召开的相关专题会就不下50次，“非常慎重，是站在全市整体规划来细细考虑。”何华章说。而一旦大体确定，交由精心挑选的团队具体操作时，成都市政府又规定：具体设计方案成品出来前，各部门官员不要提修改意见。何华章本人就带头不去现场，理由是：“文化项目创意设计见仁见智，特别是在半成品时。不要因为某些领导的过早发表意见而扼杀了一个好设计。”就东莞来说，为了确保政府主导、专业执行，笔者建议在相关文化职能部门成立专门的文化创意研究机构，主要从事技术研究、分析文化产业发展前沿，分析哪些文化资源怎么开发利用，如何引进相关技术和相关人才等等，这个机构的成立，将不仅为东莞历史文化资源“三态合一”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模式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还将为东莞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学术和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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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浦东新区；文物保护；发展

一、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1、文化遗产的概念阐述

文化是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地域环境、一定的人类种群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的反映。文化是一条历史长河，从远古流到现在，从现在还要流向未来。文化发展尽管千变万化，但是作为特定的文化，总保留着祖先的基因。

文化遗产是人类世世代代的创造和积累，积淀着各个历史时期的杰出贡献。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过去文化、智慧的继承和总结之上，通过文化遗产，人们才能够认识自己从何处来，认识祖先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由此更加清晰地了解人类的追求，明确我们如何走向明天，走向未来。 1（1）

本文“文化遗产”主要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概念，等同于我国的“文物”概念。它包括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可移动文物指器物、典籍、手稿、艺术品、化石等。不可移动文物指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石刻、壁画、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性建筑、近现代代表性建筑历史遗址，以及周围环境。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浦东地区的不可移动文物。

研究文化遗产，就是研究人的生存状态，研究人的过去和未来。浦东新区地面文物的保护与统筹发展，对于弘扬浦东地区的文脉，培育浦东精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保持浦东地区的文物特色，都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保护文化遗产是历史赋予当今社会的崇高责任，也是时代赋予文保工作者的责任，是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造福于人类的千秋功业。 2（2）

二、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近年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理念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也进入了国际视野。不可否认，在管理理念、科研水平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掘上，我们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不少差距。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相关概念引入，并逐步掀起一股“遗产热”，使文化遗产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同时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也促使建筑学、考古学、规划学等学科的学者将研究方向调整到文化遗产，以便共同应对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这种大背景下，高等院校的教育悄然发生变化。

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暂性的建设和经济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必须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对文化遗产的维修要坚持可读性、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原则。

我们理解，之所以现在的文化遗产保护遭遇难题，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是重商轻文的观念在作怪，这里不仅有利益驱动，人们过分看重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更有大量的急功近利的过度开发，从而使遗产原本浓厚的文化气息被忽略，从而不可挽回地造成文化传承链条的失真和断裂。

文化遗产有其经济价值，由文化遗产而引起的旅游产业，可谓是其生命力的佐证。文化遗产所在地利用文化旅游发展带动经济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导致近几年来申遗的功利性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更多城市意识到文化遗产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各地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热情高涨的同时，对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也抱有巨大的热情。虽然在《条例》中对名城的条件作了严格的规定，但城市政府仍然提出申报，愿意承担保护的责任。当然其中也不排除个别有利用名城搭台，只为经济唱戏的想法，但还是应该因势利导，宣传正确的保护理念，提出正确的保护方法，引导到积极正确的方向。现在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111个，可以说大部分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城市已经囊括其中。

在新的名城申报中，他们以新的保护观念，深入研究城市文化遗存，认识它们的价值，从而扩大保护的要素，如工业遗产、近现代建筑遗产、乡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它们丰富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容，提升了城市的历史文化价值，为申报成功创造了条件。

利用名人故居建立的博物馆是全国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博物馆也是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宣传机构，博物馆通过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展览，为观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将文化遗产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收藏进博物馆，并不是保护工作的终极目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子子孙孙永葆用”。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经济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社会生活，发挥起更大作用。

其次，文化遗产保护缺乏完善的体制制度保障。

诚如单霁翔所言，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问题。政府财力远远不能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目前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资金投入量相对较少，应当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3（3）当然，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人才、技术比资金更为重要。

目前上海地区主要集中在复旦大学文博系、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机构，从事博物馆及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单位和部门，对此并没有足够的意识，因而其实践性不强，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文博专业人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文化遗产属于不同行业不同层次的部门管理，由于体制所限，很难划归到文化或者文物部门统一管理，管理部门各自为政，保护标准各行其是，不利于遗产的长效保护，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格局，难以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合力。联席会议制度是近年来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制度创新，是政府依法行政、民主观和民主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有鉴于此，在各级政府层面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十分必要。在遗产保护管理协调沟通机制建设上，可以考虑的另外一个方案是：建立文物信息管理系统。 4（4）#p#分页标题#e#

我国目前已经加入了五个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公约，即《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武装冲突情况下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5（5）。

三、浦东新区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与发展思路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着力于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在近代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对重要的单体文物古迹的保护；第二阶段则扩大对文物古迹周边环境，以及对以某个历史建筑群为主体的历史街区，历史区域乃至某个古城镇的保护；第三阶段就是由物质文化遗产扩大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6（6）。浦东新区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历程基本与此相同。

早在上世纪50年代，浦东新区，包括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要致力于单体文物、重要历史遗迹的保护与发掘。如1954年修建位于浦东新区高桥的烈士墓，1959年将老宝山城遗址作为上海市第一批乙级文物单位。1979年12月12日，北蔡镇金星村（原北蔡公社金星大队）十二生产队所属三宅头黄家宅南的一段川杨河河床中发现唐代古船。这一时期的文物保护工作思路基本就是如此。

直到1985年12月5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85）沪保办字第476号文通知：“故居现状不得有任何改变，并暂时划定故居周围三十公尺内为保护范围”。这一文件意味着对文保单位的保护进入了区域的范围，开始关注文物保护单位周边的环境保护了。

浦东新区新场古镇和高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正是在具有群体古建筑的基础上开展。新场古镇拥有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古建，整体风貌保存较完好，阮仪三教授曾经说过，新场古镇是上海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镇之一。而高桥历史文化名镇以高桥仰贤堂等一系列代表性建筑，构筑了历史建筑群的保护和利用思路，不仅实现了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同时也实现了名城名镇的历史价值。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了“历史建筑”的概念，它指的是有保护价值但没有（或不宜）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类遗产。这就是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的一项重要的补充，对“历史建筑”可以保存外观，改善内部，这为继续利用提供了方便条件。《保护条例》规定省、市一级可以公布“历史建筑”，浦东新区充分利用这个新的法定概念，深度挖掘，把那些有保护价值又必须继续使用的建筑遗产保护起来。

博物馆、纪念馆同样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阵地。浦东新区利用名人故居和纪念馆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和宣传工作，这一做法具有普遍意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点故居纪念馆和上海市市级文保单位黄炎培故居纪念馆均位于浦东新区，纪念馆很好地保存了重要的文物，也成为了浦东新区文化软实力的城市名片。

陈桂春住宅，又称颍川小筑，是浦东新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浦东新区宣传部立项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修缮后被用作浦东新区吴昌硕纪念馆，将文化名人与具有历史韵味的建筑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这一纪念馆具有了浓浓的文化气息，观众在参观中无一不为之惊叹，为之感到心灵的震撼。这是一次较为成功的案例，充分地利用了文化遗产，致使其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2008年底，浦东新区启动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这一工作历时五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初步统计，共完成611处不可移动文物的现场调查工作，其中复查文物点305处，新发现文物点167处，消失文物点139处，涵盖5大类25小类。通过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摸清了浦东新区全区的文物家底，及时抢救保护并挂牌一批有价值的文物点。

在三普中，作为国家文物局将工业建筑及其附属物归为近现代重要历史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子类，予以明确。这表明了政府将工业遗产保护列入了议事日程。上海市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把新发现的工业遗产作为三普普查工作的重中之重，浦东新区也是如此。

经过深入细致科学的普查，上海市新发现了200多处工业文化遗产，并对这些点的历史时期、地域分布、产业类型、建筑特色等等做了详实的登录工作。最为人瞩目的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在世博期间成功变身，体现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宏愿，在世博结束后，再度变身，改建为中国近代工业博物馆群，成为上海市的新亮点。上海的成功示范，为我国工业遗产与城市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做出了榜样。

浦东新区在这一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致力于工业遗产的深度挖掘和普查，经过2006年的工业遗产专项普查以及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已整理出《浦东新区工业遗产初探》等成果，初步共计96处，包括江海北关、江海南关（安记栈）等一批具有价值的工业遗址，不仅在文物形态别具一格，具有浦东的地域特色，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笔者在参与普查的过程中，深为浦东新区拥有众多的工业遗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同时，对工业遗产的后续利用和保护，是浦东新区面临的又一重大课题。在日新月异的浦东，保存历史，还原记忆，需要勇气、胆识和眼光，因其不可再生、不可复制，这一工作就显得任重而道远，刻不容缓。

四、结束语

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将是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文化的民族同样是没有个性的民族。

浦东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文物破坏事件屡禁不止，文博单位防火任务还十分艰巨，馆藏文物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还比较淡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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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本文从文化遗产资源保护与旅游经济开发的角度出发，针对目前邯郸市历史文物旅游开发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及建议。

一、邯郸市历史文化简述

邯郸位于河北省南端，太行山东麓，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战国时期，邯郸作为赵都城长达158年之久，此后邯郸又作为汉代赵国都城400余年。绵绵7000多年的历史铸造成了邯郸历史文化层次————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据多年考古调查，邯郸历史文化遗存极为丰厚，有文物古迹多达1500余处。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处，即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磁山窟（包括磁县漳河流域和矿区滏阳河流域），北朝墓群（128）邺城遗址、娲皇宫、129师司令部旧址。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7处：主要有丛台、黄粱梦吕仙祠、张庄桥墓群、清泉寺等。有市级文保单位近300位处，县保文物 150余处。这些文物涵盖古遗址（磁山）古墓葬（赵王陵）、古建筑（黄粱梦）、石窟寺（响堂山）、石刻、古文献、革命纪会旧址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邯郸发展旅游业的重要资源。

二、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资金紧张,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有限;2.宣传力度不够，文化遗产价值未充分体现;3.旅游开发层次较低,缺乏文化内涵;4.旅游资源开发为单向开发;5.开发主体单一，以政府主导型为主。

三、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的对策建议

针对邯郸历史文物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1.正确处理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开发时应考虑到长远利益，明确历史文物旅游资源首先是“文化遗产资源”，然后才是“旅游资源”，在开发的同时要注重保护，必须制止破坏性的商业行为， 使历史文化遗产得到可持续利用。针对保护方面资金不足的最大难题，要从旅游收人中划出专项资金用于其维护工作。另外还要创造条件，争取将该历史文化遗产列人世界遗产备选名录，这样既能使该资源获得全面的保护，还提高了知名度，使地区性旅游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

2.加大宣传力度，提升对外知名度。采取多种形式，通过多种渠道，让更多的人了解邯郸历史文化。如政府与新闻、出版、文化等部门密切协作，利用广播、电视、国际互联网、期刊杂志、宣传画册等等传播手段，印发有关体现当地磁山文化、赵文化、石窟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广府太极文化、梦文化、磁州窑文化、成语典故文化及民间文化传统，展现当地自然风光的旅游册；在国内主要城市设立办事处或代办点，积极参加国内各种旅游交易会，邀请国内外记者进行考察、拍摄专题片、进行专题报道；通过举办大型活动，如永年广府太极文化节、成语典故文化节、梦文化节、磁州窑文化节、响堂寺庙会等活动，不断扩大邯郸历史文化价值的影响力，提高旅游的知名度。

3.编制科学的旅游资源开发规划。把旅游地资源、客源市场、旅游服务与旅游设施视为一个有机整体，以三者同步规划为其指导思想，对旅游业发展作出战略构思。在市场定位上，根据旅游业发展现状，以周边地区为发展重点，着重面向晋冀鲁豫四省地区以内的游客，采取阶段性发展的步骤，逐步扩大影响;在景区规划上，应以磁山文化遗址、赵邯郸故城、赵王陵、响堂山石窟寺、娲皇宫等国家重点文物资源为核心，全面整合旅游资源，形成颇具特色的文化遗产旅游专线，打造旅游品牌。在项目开发上，充分利用优越自然环境，挖掘当地的风土人情，使文化遗产游与自然风光游、民俗文化游等其他类型的旅游资源相结合，针对过去历史文物古迹旅游知识性强而趣味性弱的情况，加强其参与性与娱乐性，把以观光为主的单向旅游开发逐步发展为观光、度假、疗养、娱乐等多种功能并存的双向旅游开发。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使旅游资源真正转化为旅游经济。

4.突出地区特色，加大开发力度。旅游的本质在于其吸引力因素，因此，应遵循特色原则,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突体现文化遗产一定时间和地城范围内的唯一性和垄断性价值,同周边的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如磁州窑文化旅游开发应收集磁州窑各个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建设磁州窑博物馆和陶瓷会展中心，利用手工制陶参与性、互动性强的特点,开展传统陶艺制作旅游项目等，为保护磁州窑文化遗产,弘扬磁州窑文化，发展陶瓷旅游提供了更好的载体；而响堂山石窟开发就应将其与周围的风月关、老爷山摩崖石刻、寺后坡、皇姑庵、水浴寺、小鬼道等文化遗产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响堂山南北朝佛教文化旅游专线，并根据元宝山风景区与南响堂寺石窟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以滏阳河水为媒介，结合文化遗产与自然风光资源，建设成为集文化、山水、生态为一体的综合旅游景区，提升其整体吸引力。

5.搞活发展机制，加大投资引资力度。积极争取上级文化遗产部门对历史文物保护的专项资金支持和旅游部门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大旅游招商引资的力度，积极鼓励旅游投资主体多元化。按照“谁投资，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租赁等多种形式开发旅游资源和经营旅游业，制定各种优惠政策，进一步调动民营资本、区外资金投资文化遗产旅游的积极性，并与驻区大企业、区外旅游企业联合开发的旅游资源。还要加强教育和引导，调动全民创业的积极性，支持景区附近的群众投身旅游产业。如鼓励赵王城景区附近左西村、引豹村、张庄桥村、小屯等村的群众在景区周围发展旅游商贸、服务、游乐等项目，为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活力和后劲。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人才的培养。旅游的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设施予以支持,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有交通运输业、住宿餐饮业、旅行社及导游素质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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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特色 自然遗产 旅游资源 遗产保护 适度开发 可持续旅游

保护工作作为保护世界自然遗产工作的第一要务，一方面是由于每一处世界文化遗产都有其各自的独特性、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而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美学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因而具有极高的旅游价值，成为众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大力发展旅游业，导致了人类的过度活动，这就有可能会造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另外，不少地方为吸引更多的游客，追求更高的票房价值，因此在遗产地制造大量假古建、人工景点和服务设施，导致对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的破坏更为严重。因此，如何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开发和谐地统一起来，使之步入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轨道，便成为一个世界性命题。

一、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价值、自然资源及旅游资源

1.价值特色

亿万年前，武陵源是一片大海，通过大自然不停地搬运、雕琢，变幻出今日武陵源砂岩峰林峡谷的地貌。这里遍地奇花异草，苍松翠柏；奇峰异石，突兀耸立；溪绕云谷，绝壁生烟。武陵源的自然价值和浓郁的原始野性，将人们征服。武陵源更以其具有奇峰、怪石、幽谷、秀水、溶洞这“五绝”闻名于世。

2.自然遗产

（1）地质地貌具有突出的价值。（2）地貌景观奇特多姿。（3）生态系统较为完整。（4）珍奇的地质遗迹景观。（5）气候景观多姿多彩。

3.旅游资源

武陵源有异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其中以“峰奇、谷幽、水秀、林深、洞奥”为主要风景特色。景区内有形态万千，如刀削斧劈的石峰3103座，有长达2000米以上的沟谷32条，总长约85公里，有清澈明静，纤尘不染的大小溪流800多条。有中国最典型的巨大溶洞，现已探明大溶洞、落水洞40个，最著名的黄龙洞为整个东南亚地区岩溶景观的缩影。境内森林覆盖率为74.75%，保存着两处原始次森林，为我国重要的古老孑遗生物的生长地区。有木本植物比整个欧洲拥有的树木种类还多一倍以上，高等植物3000余种。首批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种子植物有35种。药用植物有黄连、芍药、天麻、杜仲、党参等700多种。有猕猴、大鲵、华南虎、云豹、灵猫等难以尽数的野生动物，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有40种之多。这里居住着白族、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民族风情浓郁深厚，有原始粗犷的茅古斯，优美奇特的哭嫁歌，热情奔放的摆手舞，精巧细致的土家织锦，依山而建的吊脚楼，神秘莫测的巫术和硬气功无不令人称奇。

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保护与开发的几点建议

1.政府成立保护机构。由政府的相关部门成立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可以以群众推选代表组成文保协会实行监督保护区的管理，针对古建保护与修复、资金投人的情况加以指导，定期核实文保规划的落实情况，若发现问题，应及时协商解决，并定期向镇民公布景区近况，形成良好的保护与发展机制。

2.制定保护规划。科学的保护规划，既是遗产保护的决策依据，也是保护工作实施的法律依据。聘请规划专家指导，制定较为完善的规划目标，站在保护祖国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从保护独具特色的原始状态的优美风景环境出发，对武陵源世界遗产的保护原则、目标、内容进行详细规划。

3.摸清保护区资源，建立基础档案。应在全镇范围内，深入调查，并登记建档，调查内容应包括名称、位置、年代、面积、材料、价值特色、历次修复情况、产权归属、保护责任者等，实行挂牌保护。同时对建筑遗址的保护修复建设情况在公示栏中公示。

4.适度开发，实现可持续利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冲突。对于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实行积极有效的保护方式，通过积极的保护可保持文化遗产的延续。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重对文化遗产进行适度的开发，通过适度开发，又可较好地推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武陵源对于文化遗产坚持积极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消极的保守性保护，坚持适度开发，而不是闭锁式欣赏。在现实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是开发文化遗产经济学价值，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优先选择方式之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业的发展，虽然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尚待研究解决，但是归根结底，文化遗产重点在保护，没有永久性的保护，便没有可持续利用。

三、结语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历史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飞速变化更加加剧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我们只有从更本质的层面上去理解文化遗产，在更深入而宏大的体系上去保护文化遗产，把遗产保护与整个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才得以找到更本源的理论认识、更长远的战略规划和更有效的保护方法。

参考文献：

[1]《文化遗产报告》 顾军 苑利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自然文化遗产管理―中外理论与实践》 郑玉歆 郑易生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营―中国实践与理论进展》 徐嵩龄 张晓明 张建刚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 张晓 郑玉歆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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