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困境与出路范文
时间：2024-03-28 11: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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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从当前的教育管理实践看，农村乡镇成人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育管理部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成人教育的现有规模上。教育部门缺乏对学校现状的有效了解，实际工作中浮于表面，更为看重数字，对于学校存在的问题、面临的困难和教学质量的好坏，只是依靠下级学校的报告，导致与实际存在严重的脱离。[1]跟不上时代的要求，十几年一贯制，缺乏主动的改变，对于管理的政策不做效果调研，导致管理不能深入到所有学校，引起成人教育学校的抵触情绪。
2管理机构薄弱
农村乡镇成人教育机构科室和人员配置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机构设置不合理，管理人员的数量和业务素质都满足不了需求。对于成人教育的学校缺乏长远的规划，导致学校各行其是。对于成人教育学校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工作也存在着应付现象，很难发现存在的问题根源。有的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培训，把握不住工作的要点，付出大量的精力，却收效甚微。[2]乡镇级的管理机构缺乏独立自主性，很难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做出有针对性的调整。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不同地区的成人教育均有着自身的特点。如果不加以适应性的改变，会导致管理方法无法落实、政策不到位。[3]
3学校管理水平偏低
客观上，相对于普通学校，农民地区的成人教育管理难度大，问题多，生源起点低，非常考验学校的管理水平。需要学校的管理者具有耐心和信心，具有高超的教学管理水平，能够了解农村地区的实际现状，制定出合理可行的教学目标。然而，现在的教育管理工作者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而是凭着热情来到学校，在遇到困难后逐渐安于现状。
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导致部分主管校长和任课教师出现畏难情绪，加上得不到强有力的上级支持，导致工作责任心不强，日常工作存在着敷衍了事的情况。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学校和教师倾向于照本宣科，缺乏为农民服务的主动意识，教育观念守旧，没有意识到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的特殊性和意义，课下与农民交流少，不了解农民的教育需求，并没有从农民的实际需要出发，导致教与学的偏差，没有将成人教育的目的落到实处。[4]在课本的选择、课程的安排、课后的辅导方面都差强人意。对于农民学生提出的改进意见，或者置若罔闻，或者简单答复。
教学管理人员由于工作得不到肯定，普遍缺乏进取心，容易出现懈怠的情绪。管理方法简单，灵活性不足，无法与农村学生形成良好的互动。教学管理中无法调动农民的兴趣，导致学校生源逐渐减少，影响力削弱。没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只是按照上级的要求，将知识单方面地传授给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教育成效。没有调动教师的积极性，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教师社会地位低，待遇不高，即使做出了出色的成绩，也无法得到应有的奖励，严重挫伤了教师的上进心，导致对职业前途迷茫。
二、解决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管理水平的出路1提高对于成人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
提高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管理水平首先应从充分认识到成人教育对于农村地区的重要意义入手。作为主管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的领导，应首先认识到提高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管理水平可以提高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农村成人教育的根本宗旨是提高农村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农民提供所需要的职业技能知识。以此为出发点，设计、开展和完善农村地区成人教育管理的途径。通过学习、技能培训、意义宣传，让教育管理部门和成人教育机构的教师员工都充分认识到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重要性及身上肩负的历史责任，更新原有的管理理念，树立为农村地区教育服务的意识，把握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对于农民日益成长的要求，用实际行动保障农村成人教育的稳定发展。制订管理方法前，对当地成人教育的实际做充分的调研，听取一线管理人员、任课教师和农民学生的意见。
市、县、镇、乡都应制订明确的农村地区成人教育发展计划，各级教育主管部门要将农村成人教育管理列入到工作的日程当中，明确办学的发展目标，制定工作计划。对于已经取得的工作成绩表示充分的肯定，同时明确承认农村乡镇成人教育颁发的学历，提高农村成人教育和学校的地位。让全社会都认识到，农村乡镇的成人教育也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的质量管理体系，对成人教育的教学评估量化，规范教学实践，实施教学质量问责制，保证成人教育的教学效果。保障成人教育经费的充足，解决成人教育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完善教学经费的管理，杜绝肆意的浪费，最大化地发挥投入到农村成人教育资金的作用。
2理顺管理关系
理顺教育部门与成人教育学校之间的管理关系，实现政令畅通，沟通及时，使所有部门和人员都能全力地投入到农村成人教育的工作当中。分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查缺补漏。适当下放权力，从制度上明确教育管理部门和成人学校的职责范围。健全成人教育的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职责和工作中的核心任务，保证教育工作准确到位。涉及到重大决定，实行民主集中制，保证决定的准确性，注意决议的效果，建立反馈机制。要虚心听取下面学校的想法，以邮件、电话、面谈等形式交换想法，定期举办专门的交流会，充分听取成人教育学校的反映。鼓励任课教师、学生，学者都参与到决策中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要把短期的发展目标和长期的发展目标统一到农村成人教育管理实践当中，用实际行动保持成人学校教学任务的实现。实事求是，采取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手段，将调查中的想法和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和书面材料，得出科学的结论，作为制定计划和指导工作的依据。调查研究是管理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的工作方法，应始终贯穿于整个管理活动。
3合理设置管理机构和人员
建立一个市县乡级的高效成人教育管理机构，合理设置专门负责农村乡镇成人教育管理的机构和人员。所有的人员都竞聘上岗，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公布工作考核成绩，优化管理人员队伍，保证人员学历结构的合理性，组成老中青三代的管理人员队伍。对于成人教育学校，当地的教育部门实现垂直管理，保证对所在地区成人教育机构的有效掌控。各地教育部门应加强师资力量和培训，充实师资力量，提高教学水平。根据农民的实际需求，选择适合的课本，调整课程内容，便于农民理解吸收。充分调研，听取呼声，结合专家的经验，达成共识。选择具有多年丰富成人教学经验又精通管理的教师。对于能力有欠缺的人员，采取传帮带和短期培训的方式，快速提高其管理水平。成人教育管理机构既要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工作能力，又要能很好地协调各个方面的关系。
学校的领导和教务管理部门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年度工作计划。作为成人学校的校长，要保持与上级领导的信息沟通，自动接受上级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全方位监督，虚心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建立考评绩优制度，实行按劳分配，按成绩分配，规范学校教职人员的奖励工资发放，激发教师的爱岗敬业、勇于贡献的工作激情。及时做好总结整理工作，举办教学管理座谈会，所有参会人员都可畅谈对于学校管理工作的认识。学校的职能部门应明确职责目标，各司其职，保证管理的公证性和平衡性，确保教学经费、教学用品的合理分配。规划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前做好学校发展的整体布局，兼顾现实和未来的需求，把成人学校建设成为农村地区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最佳场所。
4多方面提高成人教育学校的管理水平
教育部门根据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成人教育学校管理的规章制度。然后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调整。严肃管理纪律，所有人员都必须严格遵守条例要求。加强监督管理的力度，由教育主管领导牵头，成立专门的评估小组。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学校的教学实践，一经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对于办事不力、工作不认真的人员采取重新学习、调岗甚至调离学校的措施，确保学校形成严谨治学、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教学风气。明确建立奖惩机制，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和单位，应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提倡各个学校向优秀学校和个人学习，形成勇于争先的良好风气。给予教育经费充分的保障，解决后顾之忧。
加强管理经验交流，采取多种形式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可以邀请专家和优秀分子上课，宣讲他们工作中的遇到的困难、解决的思路、收获的心得。对于学校的管理人员和任课教师实行考核机制，将任课成绩、课时、实际效果结合起来，充分调动所有教职人员的积极性。对于工作成绩出色的个人，提供培训、晋升的机会，使之感受到社会的认可，增强自信心。编制理论指导、总结，以学习材料的形式发放到学校中，将实际管理经验理论化、体系化。邀请专家和学者，将先进的管理知识融入农村成人教育管理当中，制订完整的教育管理人员和学校教务人员的培训方案，借鉴国内外农村成人教育取得的成果，并进行本地化的改造，以适应不同地区成人教育的实际现状。
农村乡镇的成人教育管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教育部门，必须按照当地实际情况，发挥全体人员的集体智慧，明确管理政策的计划性、连贯性，注意落实，推动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篇2
关键词：农村教育;发展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G5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7－0003－02
收稿日期：2012-05-06
作者简介：吴涛（1961-），男，山东莱州人，副研究员，博士，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乡村教育是立国之大本”。 “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教育为国家义务教育的普及和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作出了贡献。截至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免费义务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快速发展，农民技能培训得到加强［2］。面对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新要求，农村教育却面临着来自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及落后观念等的影响，再次陷入了发展困境。
一、农村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农村教育主要是指在农村经济社区环境里，对农村居民(或农民)及其子女进行的教育［3］。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出路是农村教育，新农村的全面建设要依赖经过系统农村教育的劳动者，但是目前农村的劳动者素质远不能满足农业转型和农村经济结构多样化发展的现实需要。农村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受传统观念影响，离农教育和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
“离农”教育就是以离开农村为教育目的，以农民进入城市生活而不是回归乡土为目标的教育［4］。这种观念在农村有很广泛的市场，得到了来自农村学校、教师、家长等各类群体的认同，认为送孩子上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升学跳出“农门”，离开农村。认为只有升学才是成才，升学率的高低是判断教育教学质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如果无望升学，达不到“离农”的目标，许多农村家长宁愿选择不送孩子上学，认为离不开农村，读书就是无用的。
2农村教育功能单一，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不够
新农村建设需要合格的人力资源，劳动力的升级转化与培养适应新农村全面发展需要的人是农村教育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但是，目前农村教育不论在定位上，还是在教学模式上都与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
中学教育定位和结构基本上仍然是单一的普通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完全脱离，素质教育、创业教育很难实施，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都不尽如人意；职业技术教育在农村教育中仍然是薄弱环节，不受重视，面临诸多困难。
3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严重脱离农村发展需要
目前农村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无视城乡和地域的差异，严重脱离农村现实。在新课程倡导的多样化的教材中，竟然没有一套是为农村教育教学编写的，大多数新教材没有反映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课程内容缺少与农村实际相符的话语表达及同农村现实相对应的内容，甚至农村与城市使用着同样的教材［5］。
在教学中片面、机械地传授基础知识，以升学为目标，以灌输为手段，千校一面，忽视学生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劳动观念、动手能力、创新与创业能力的培养；学校很少开设劳动技能等课程，即使开设，也是形同虚设，教育知识的城市化取向严重排斥了农村生活中长期积累起来的淳朴的生活经验和智慧。其结果只能是为城市输送了少数精英，而对筛选下来的绝大多数青少年而言，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与技能，初中生回家务农的生存能力并不比小学毕业生强多少。同时，基础教育也没有为他们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产业转移就业提供知识支撑,去城市就业机会也非常有限［6］。
4师资队伍质量不高，教育教学质量偏低
与城市教师相比，农村教师存在着队伍结构不合理、骨干教师流失严重、教师待遇低、教师缺乏培训条件和机会等诸多问题。
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在量的增长之后面临质的提高。随着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农村学校撤点合并，在许多人口大省农村学校还普遍存在学生上学难、“超级大班”等问题。城乡和农村校际义务教育均衡化还远远没有达到，农村教育质量远远落后于城市。农村高中阶段入学率较低，学前教育、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等还非常薄弱。
二、农村教育如何走出困境
农村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既有其共性的规律，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实现农村教育的现代化，不能完全按照城市教育的发展模式去办，而应该有自己的路子。
要着力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 “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加快缩小城乡差距”、“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农村教师为重点，提高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等等，都需要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遵循其发展规律，契合农村经济社会的现实与未来发展的需要。
1教育目标要兼顾育人与社会服务
篇3
关键词:农村的根本出路;土地增值;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4-0038-02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农村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巨大阻力,因而学界中经世治用的学者们也将他们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聚焦于这个问题。农村将何去何从或者说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问题又是农村问题的核心所在。对这一问题,学界关注最多,争论颇烈,观点互异。
一、从乡村工业化到城市化道路
早在20世纪4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是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体途径是乡村工业化,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小城镇、城乡一体化战略[1]。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乡镇企业大潮及小城镇建设基本上是沿袭这一观点的结果。这确实是一真知灼见,实践也证明了其科学性:乡镇企业的崛起的确吸纳了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力,同时也改善了部分农村的面貌;小城镇建设在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然而限于广大乡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其他一些制约性因素,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小城镇建设有其局限性[2]。在庞大的剩余劳力大军面前,乡镇企业的容纳能力显得力不从心。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大地上出现的一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民工潮”(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即是对乡镇企业容纳能力不足的现实反应。
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学界又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农村人口的流动问题,这一问题一下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近十年来,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对农村的根本出路问题学界基本上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农村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民的转移和转化,即把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转移到城市,由农民转化为市民。其理由是,城市有着更大的容纳能力。一方面农民转化为市民,可以永久性地转移相当一部分农村剩余人口,解决农村尖锐的人地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剩余人口暂时性地向城市转移,这等于农村向城市输出劳力换回资金,日后随着那些外出人员的回归,农村极为稀缺的知识、技术、新观念等资源也随同他们一起注入到了农村,从而能够实现传统农村向现代化农村的转变。其途径是加速城市化进程,改革因循已久的户籍制度,冲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在农村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等等。这一观点可称之为城市化道路,它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3]。该书认为,发展城市是中国农村问题的必由之路。这一观点是对现实的一个回应,是在对迄今仍在进行着的民工潮考察其现状与未来、权衡其利弊与得失、探究其问题与处方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里面闪现出学者们众多的智慧与卓见同时也汇集了他们大量的艰辛与汗水。由于这一思路本身源于民工潮这一社会现实,它一开始就将问题的重心放在了农村剩余劳力的转移和转化上,因而对这一问题而言,走城市化道路的观点近乎是个完美的答案。
然而,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力的问题就等于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的发展问题吗?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深入农村调查后所作的进一步研究否定了这一看法。例如徐勇教授就认为,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虽然对将堆积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同时出现了乡村发展的“空心化”、乡村结构再复制和乡村秩序失衡性的困境,导致了农村社会有流动无发展的现象[4]。
二、农村土地增值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学界对农村根本出路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沿袭了“农村问题的解决在农村之外”这一所谓新颖的思路。这一思路突破了以往就农村问题论农村问题的老模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富有启发性。然而这一新思路也有其危险性,那就是它可能使人们在将目光转移到农村之外后,不再或很少再将目光转回到农村。这些年来对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对农村根本出路问题的研究,这就是这一危险性的体现。看来有必要对原来的研究思路或方法作些调整。笔者认为,就农村问题论农村问题这一思路并非完全错误,它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我们不能脱离农村来谈论农村问题,农村问题的落脚点还是在农村,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这并不等于说把农村问题的解决局限于农村。同样,农村问题的解决在农村之外的思路也并非完全正确,它往往使得人们在农村之外寻求解决农村问题方法的时候却忘记了农村本身。人们都倾向于犯把手段当成目的的错误。其实,这两条思路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相反,它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反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结合这两条思路,我们可以得出一条新的思路:农村问题的解决要始终立足于农村,而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又不能仅局限于农村。
这一新思路要求我们对农村根本出路问题进行重新定位:从更深层意义上讲,农村的根本出路并非是实现农民的转移和转化,而在于农村广大土地的增值。如何使农村土地增值是农村根本出路问题的核心。众所周知,自古至今中国农村最为丰富、最为倚重的资源就是两个,一为劳动力,二为土地。这两种资源就是中国农村的两根支柱。从根本上说,中国农村的发展兴盛靠的是这两种资源,中国农村的停滞衰败同样是源于这两种资源。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是农村财富的源泉,是农村发展的源动力,而劳动力和土地二者结合的产物最主要地表现为土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就是农村财富的源泉,土地的增值就是农村发展的源动力。农民的转移和转化只能解决农村存在的人地矛盾问题,减轻农村的生存压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为农村的发展提供一些机会,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唯有土地的增值才是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
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一为农民负担过重,其二为农村土地的价值过低。对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要有个清醒的认识,并有区别地对待之。近年来,举国上下,自中央到地方都在大谈特谈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并把如何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提升到了关系国家稳定大局的政治高度。这本身并不存在问题,但这样一来却导致了一种氛围,使得人们过多地关注第一个原因而忽略了第二个更为重要也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即农村土地的价值过低。农民负担过重本身并不是个独立的原因,它具有相对性,在很大程度上它根源于农村土地价值过低这一因素。很明显,如果农村土地价值足够高,农民的纯收益足够大,农民负担即使超过其纯收益的10%也不会显得过重,农民照样富裕,农村照样发展。反之,如果农村土地价值足够低,以至农民的纯收益为零甚至为负值,则农民负担额即使再小也会显得沉重,农民照样贫困,农村照样停滞。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采取诸如改革基层行政组织、裁汰冗员冗费、推行农村税费改革等行政措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得到解决。相比之下,农村土地价值过低的问题则难办得多。这一问题既涉及到经济又涉及到政治,既涉及到农村又涉及到城市,既涉及到技术又涉及到观念,错综复杂,必须通过长期努力,多管齐下才能得到解决。
三、农村土地增值的驱动因素
农村问题的解决要立足于农村,就是要把农村土地的增值作为问题的核心,作为最终的目的。解决农村问题的途径不能局限于农村,就是说影响农村土地增值的因素很多,既有农村本身的因素也有农村之外的因素,因而就不能仅局限于农村这一狭小的范围而应把视野扩展到农村之外去寻求农村土地增值的驱动因素。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增值的驱动因素主要有:(1)人的因素,包括劳动者的数量、文化水平、知识技能、思想观念和创新能力等;(2)科技因素,包括农业新品种、新的劳力工具以及新的耕种、养殖技术和方式等;(3)制度因素,包括土地制度、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人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4)市场因素,包括农副产品市场容量的拓展、市场信息系统的建立、市场中介组织的完善以及市场渠道的开拓等;(5)组织因素,包括农村基层行政组织、经济组织以及基层民主化等;(6)地理因素,包括地理环境、资源能源、交通状况以及与城市的距离等。
这些因素的改善能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对农村土地的增值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存在着一种互相交织、彼此相连的关系。单独改善其中一两个因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只有同时改善这六种驱动因素,产生协同效应才能稳定、持久地增加土地的价值,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样做可谓工程浩大、困难重重而又进展缓慢、历时长久,然而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哪个重大问题能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得到真正的解决的。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上只是分别地涉及到了其中的一两个因素,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没有输赢的争论。这些争论之所以没有输赢是因为各立论者都只从各自的角度出发看待同一问题,因而都有部分的合理性但又非问题的全部。这表明农村根本出路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而还没有成熟。但这些前期工作功不可没,它为以后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预见,围绕如何使农村土地增值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对各种驱动因素的研究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但只有在同时对所有这些驱动因素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研究之后才能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也许是以后农村问题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选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2]郑杭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篇4
关键词： 农村教育 教育均衡 教育公平 教育观念
多年来，九年义务教育的强制落实对于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建设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农村教育的提高对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较大贡献，实践证明，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决定我国基础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在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奋斗的大背景下，农村义务教育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对于实现这些目标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农村教育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成绩，但由于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薄弱、量大面广、起点低、难度大的具体国情，再加上长期以来教育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不健全，严重制约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搞得风生水起，然而，作为系统工程之一的人才储备建设却未见同步跟上，这正是农村教育发展不足的一个缩影。那么，当前农村教育有哪些发展困境呢，出路又在何方呢？
一、困境
1.城乡教育差距不断拉大。
我国农村教育条件无法与城市相比：现代化教学设施、教学器材、教学条件优先权在城市，农村孩子接受现代化教育起步就晚；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相差越来越悬殊，农村教师队伍水平建设难度就越来越高；有条件的优质生源不断涌向城市，致使农村生源减少、质量降低，农村的教学质量难以提高，上级部门就越发不重视农村学校建设。
2.农村教育结构安排不合理。
“农村教育脱离农业，是空洞的教育；农业脱离农村教育，就失去发展潜力，必将陷入困境”。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农村教育内容和学科设置脱离农村实际，没有形成健全有效的科技培训体系，忽视了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发展，缺少培养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实践基地，造成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学习无用论”就有了一定市场。
3.师资力量较薄弱。
所有人都明白，师资力量越强，学生接受的教育就越好，个人所获取的知识就越多。然而，农村教师不配套现象却仍然较严重，一些学校教师缺编，无法保障正常开课和教学质量，为保障教学开展，不得不聘请部分编外人员代课或干脆一师多带，这导致学校课程不能充分开展，学生受教育面就狭隘。此外，农村教师待遇不高，留不住优秀教师，而农村教育改革又要求教师的教育理念、行为必须有较大转变，这就增加了改革难度，对农村教育发展不利。
4.教育观念落后，农村教育投入不足。
地方政府源于教育支出是财政支出的一大组成部分，当财政支出捉襟见肘时更不会加大教育投入，他们普遍认为教育投入是消费性的，不带来效益收入，不带来经济增长点，宁肯多卖地搞房地产开发，以便短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不肯主动投资教育，秉持认为教育是单纯传授知识的观念，缺乏认识教育也担负着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人才创新的任务观念。这些落后和陈旧的教育观念，就制约了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二、出路
1.教育要均衡发展。
农村教育要发展就要调整原有的“效率优先，城市优先，非均衡发展”的政策思路，以均衡发展为导向，在教育管理标准上要做到城乡统一，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保证两者都能在相对平衡的条件下快速发展。当前很多地区在进行“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设计思路是好的，目的是明确的，但要防止下级部门“吹阵风”、走过场，要切实将优秀校与薄弱校统筹发展，尤其是领导干部、优质教师多与薄弱校加强交流。要特别注重对区域内部薄弱农村学校的扶持，不搞“一刀切”，既不乱撤并农村校，更不随意“复校”， 通过实地调查、多听意见强化薄弱学校建设，科学调整乡村学校布局、布点， 切实缩小学校之间的差距，做到城市农村教育均衡发展。同时，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技能的培训，这是众多农村学生告别只会“体力活”的重要出路之一。在教育投入方面，要优化教育财政支出，尽快改变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的严重不均衡的现状。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要客观看待当今执行的“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优点及不足，合理确定各级政府教育费用的分担比例。最好建立以中央和省级政府投入为主，以县、乡投入为辅的农村教育投资体制。
2.教育要尽量公平发展。
教育不公平体现在师资分配、生源分配、经费投入分配等方面。要采用外引人才与内部挖掘的方式，提高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为农村教师提供培训机会，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改善农村教师的福利待遇，职称评聘适当倾斜农村，杜绝行政领导优先、关系优先的评聘行为；解决好代课老师工资待遇低的问题；加强城乡领导、教师交流，安排城市优秀学校领导、教师、特级教师定期到农村学校任教，特别到贫困地区学校任教，这方面领导干部尤其要发挥带头作用。要合理安排学校生源的分配，不给予重点校、私立校的特权，杜绝“抢生源”的不合理行为。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应当建立“一体化”，将城市与农村学校建设成相对固定命运共同体，促进城乡学校之间的联手合作，实现城市和乡村优质资源共享。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的监督评估，使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校舍、设备和师资等条件大体与城市相当。
3.更新教育观念。
要更新陈旧观念，明白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的重要方法，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农村人口走向现代化的问题。在我国农村社会，由于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封建意识的残余及生态文明和管理意识的薄弱，农村人口素质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目光短浅、因循守旧、缺乏现代民主观念与法治意识、封建迷信、赌博、吸毒、农业科技素养低下及来到城市后与城市文明不相适应等现象时有发生，所有这些，其根源就在于农村教育的落后。当前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通过振兴农村教育的过程，促进农村人口向更高文明素质形态发展，使农村人口承担起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使命，在这方面，地方政府尤其要有责任意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不只是口号，只有真正重视农村教育，才能带来新农村建设的可喜变化。
总之，农村教育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大局，统筹城乡教育，进行一体化发展，做好教育均衡、公平发展，不断更新教育观念，最终促进全民素质的大提高。
参考文献：
[1]新课程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分析.教育科学研究，2007.
篇5
一、我国司法考试制度概述
国家司法考试是国家统一组织的，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必须通过的，从事特定法律职业的资格考试。对于司法考试制度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等均作了相关规定。而透过其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立无非是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一道门槛。也就是说，司法考试是相关法律职业资格的必要性存在，而通过该考试是成为法官、检察官、律师或者公证员的必需条件，然而，通过司法考试也仅仅是获得了从事法律职业的准入条件，实践中从事法律职业工作，还必须满足相关法律的其他条件性规制。
二、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困境
(一)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学教育衔接不足。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学教育衔接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法律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各高校法学院的法学教育开始围绕司法考试设置课程，原本丰富课堂内容也变为简单、单一的法条分析和案例讨论，法学课堂逐渐沦为“法条中心主义”充斥之地。另一方面，法学学生为了准备司法考试也无心眷恋课堂，大量逃课，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挑战和冲击，通过法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的目标也变得难以实现。
(二)现行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律职业衔接不足。司法考试制度与法律职业衔接指的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选的法律人才是否符合法律职业的要求，这关系到司法考试制度的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从实践来看，二者之间的衔接力明显不足，这主要表现：考生的法律能力和素质不能经过现行的司法考试的考试内容和形式的设计而进行全面地考察。司法考试的目的本来应该是从社会上选出法律能力和素质更为优秀的人才，然而这一考试基本上不可能实现制度设计者所希望的预期功能。按照司法考试的内容和范围设置，其主要考察考生的法律知识的背诵和记忆以及基本的、简单的理解能力，而对考生的法律的分析理解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法律独特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培养、法律技术的具体操作能力等法律职业必然需要和要去的能力和素质无法进行有效地考察。正基于此，通过司法考试也不能很好地适应和符合法律职业的要求，由此而出现衔接问题。
(三)司法队伍结构性失衡与断层。尽管司法考试制度有效提升了司法队伍的整体素质，但不可否认其存在着人才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这主要体现在我国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基层司法机关，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教育水平不高，由此导致其司法考试通过率较低，进而造成该地区司法队伍人才短缺，从而与其他地区和部门发生失衡甚至在人才结构上出现了断层。而实践中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司法考试制度提高了进入法院、检察院的门槛和条件，但其却并未增加法院和检察院对优秀法科生的职业吸引力，反而使得法院内部人才逆向流动，促使其从法院和检察院向社会涌入。然而我国的西部不发达地区以及基层司法机关由于司法人才欠缺，仍存有大量未通过司法考试却仍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比如乡村“赤脚律师”和并未取得司法考试资格证书的法律工作者，显然，司法考试制度使得这些人员成为不合法群体。不容质疑的是，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是按照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标准进行设置的，它的背景也是发达的教育条件下的考试标准，这一设计无疑为后期西部地区出现的“法官荒”、“检察官荒”、“律师荒”埋下了伏笔。
三、我国司法考试制度的出路
(一)调整应试资格。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在考试资格上应当限制在接受过专业的法学教育的高等院校的毕业生，把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排除在司法考试之外。这种应试资格的限制主要是为了使得应试者以及司法考试的通过者是真正的具备专业法学教育背景的人，避免非法学专业的考生不是通过认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接受法学思维方式和职业伦理的训练和规范而侥幸通过司法考试，甚至进入法律职业。同时，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并且适当放宽西部等不发达地区以及基层司法机关等部门司法考试的资格，而不能以发达地区的法学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定位全国的司法考试资格，实行差异资格是为了解决这些不发达地区和部门在法律职业人才方面短缺现实困境，也是我国逐步推行全国法制统一的重要步骤。
(二)改革司法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在考试内容上，司法考试应改变过于注重法条知识背诵与.忆的僵硬化考查模式，而应更注重对法律事实的分析理解力、逻辑推理力以及思维论证力等方面的考察，不能忽略的是要加强对考生的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考核。简而言之，就是要让司法考试的内容更加复合、多层次，更加丰富与多元。在司法考试的形式上，可以在现有笔试的基础上，增加面试环节，由此可以对应试者的法律素质和能力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的考察。
(三)建立司法研修制度。司法研修制度是指对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进行培训的制度。司法研修的培训内容主要是培养和传授司法考试通过者相关的法律实务技能和经验，以及法律职业在实际执业中所需要的各方面的素养，这使得这些国家的司法考试通过者经过这种培训之后能够很好地适应和满足法律职业的素质和能力要求，由此使得司法考试很好地与法律职业相衔接起来。我国尚缺乏相应的制度设计，这无疑是亟待完善的地方。只有在我国建立司法研修制度，才能更好地为我国的法律职业提供优秀的符合法律实务需求的法律人才，从而实现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间的良性对接和友好互动。
篇6
关键词 西部革命老区；农村学前教育；问题；策略
我国西部革命老区农村地区的学前教育是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确定的工作重点之一。笔者以四川省宜宾市部分农村幼儿园，发现西部革命老区学前教育的发展在迎来机遇的同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一、西部革命老区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的困境
宜宾市地处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交界处，农业人口占70%。属于盆地、丘陵、高原交织地带，总人口近600万。该市11区县，有9个红色革命老区[1]，其中6个属于国家级贫困县。聚居汉族、苗族等22个民族。是西南比较典型的红色革命老区之一，具有较大的代表性。
1、革命老区师资队伍短缺
师资短缺且流失严重、教师专业化程度低。据统计，2007年全国学前教育师生比为1：24.68，西部地区远远低于这一比例，而宜宾市学前教育师生比仅为1：55.87，在部分贫困农村地区师生比甚至达1：200①。可见，西部地区学前教育师资严重短缺，使西部革命老区幼儿园师资队伍出现“杂牌军”现象，这些幼儿教师基本上没有学前教育的专业背景。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转岗教师专业化程度不高，单就学历达标率这项指标而言，革命老区地区在不将临聘教师、代课教师统计在内的情况下，学前教育教师仍存在学历不达标情况，这大大降低了学前教育质量，制约了革命老区学前教育的发展。
2、革命老区幼儿园分布非常不均衡
幼儿园布局困难，农村地区幼儿入园难问题尤存。宜宾市2011年至2013年，实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在没有公办幼儿园的乡镇、街道办事处，省级财政扶持新建10所乡镇、街道办事处公办幼儿园，宜宾市级财政扶持100所，县级财政扶持100所。到2015年底，宜宾市三分之二左右的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起公办幼儿园。以上发展规划确实有效地解决了一部分农村幼儿的入园难题。
3、革命老区幼儿教育理念十分滞后
学前教育观念落后。学前教育观念落后问题可从家长观念和幼儿教师教育理念两方面窥其一斑。家长的观念问题表现为三类：一是忽视学前教育型，该类家长固守6、7岁入学启蒙的观念，将子女“放养”于家中；二是学前教育工具化型，该类家长将入园仅看成是解决无人照管孩子的途径，没有认识到学前教育对幼儿发展的重要作用；三是学前教育小学化型，该类家长将学前教育看成是小学教育，期望
幼儿在幼儿园学习较多的知识或技能。
幼儿教师教育理念问题表现为：在教育目标上，以知识获得目标替代幼儿全面发展目标。调查发现，在许多幼儿教师的每日工作计划中都将让幼儿学到某类知识作为重要目标。在教育活动内容上，以知识教学活动主为而非以游戏活动为主。在师幼关系上，将师幼关系看成是长幼关系而非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在对幼儿的管理上，教师对幼儿的管理方法以“唬住”方式代替关爱、合作与指导方式。
二、西部革命老区学前教育的改进策略
1、大力提升老区幼儿教师的生存质量
首先，应解决长期困扰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农村幼儿教师编制问题。对于公办幼儿园，要核定编制，解决教师的身份问题，工资待遇有了制度性保障，才能让乡村幼儿教师名正言顺地从事自己的事业。其次，要提高幼儿教师的待遇。待遇直接关系到教师队伍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目前革命老区地区幼儿教师待遇较低，既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加入幼儿教师队伍，也难以留住已有的优秀人才。再次，要制定专门的幼教职称评定制度。目前我国绝大多数西部地区没有制定出幼教领域的职称评定制度。据统计，其中城市幼儿园49.3%未评职称，县镇幼儿园52.0%未评职称，农村幼儿园70.6%未评职称。②西部地区这一现象更为严重。这导致了幼儿教师工作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师流失现象严重。因此，制定专门的幼教职称评定制度，完善幼儿教师职称评定体系，形成激励幼儿教师积极性的长效机制十分必要。
2、大力提高老区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
要扩大幼儿教育类师范生的招生规模，师范院校在教学上既要重视幼儿师范学生正确的学前教育理念的树立，也要重视技能技巧的训练。在大专层次上，大力建设幼师院校，在训练学生技能技巧方面狠下功夫；在本科层面，重视高师学前专业的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着力打造高素质人才。除此之外，努力为教师搭建专业化成长的平台，让更多乡村幼儿教师接受理论熏陶，更新教育理念。针对西部革命老区幼儿教师的特定背景，教师专业化成长要从基本理论建设入手，充分发挥理论对农村教师专业化实践的引领作用。应大力加强对农村幼儿教师专业化结构如教师的专业道德、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素养等基本教师专业结构的科学建构。
3、均衡、合理布局老区幼儿园
革命老区地区特有的地理和人口分布特点给幼儿园布局带来困难。分析困难原因、借鉴国内外经验，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独立或联合建立有一定规模的幼儿园“规模化幼儿园”。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以支持大村独立建园，小村联合办园的方式建立一批幼儿园，着力解决农村幼儿入园问题。其次，在人口分散地区可采取流动幼儿园或家庭式幼儿园的形式解决人口稀少且分散地区幼儿的入园问题。家庭式幼儿园由几个家庭组成，以家庭住房为教育场所，以农村现有条件为资源，国家给予资金支持聘请具有一定高学历人员为教师开展简易的幼教活动，使偏远农村幼儿受到一定的学前教育。
总之，解决好西部革命老区学前教育的发展问题，是真正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实现各地区教育均衡发展的关键环节。只有革命老区地区学前教育全面发展了才能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和公正，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
参考文献：
篇7
走行知路，这是我选择的人生道路。
我的行知路的起点是南京五里小学。
当学生时，我就非常崇拜南京晓庄师范的创办人陶行知先生，所以我1981年毕业时，写了志愿书，要求到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就这样，我来到了五里小学。
在进城和回乡之间，我选择了回乡。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青春不能没有理想支撑，事业不能没有激情相伴！
当时的五里小学，在一个小山坡上，十分简陋，连围墙也没有。吃饭没人管，只能用小煤炉自己料理生活，每周步行八九里路到集市上买一次菜。当时的工作、生活条件的确比较艰苦，可是我还常常因为没有吃到陶行知先生当年住牛棚办教育的那种苦而失落呢。
正当我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的时候，1983年5月，组织上决定调我到江浦县担任团委副书记。当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我一直梦想着像陶行知那样办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如果我去县团委工作了，这个愿望不就落空了吗？另一方面，团委工作对我也是有吸引力的。就在这样的矛盾心态中，我服从安排去了团委。几个月后，新鲜感退去，回校办教育的念头又在我的脑海跃起。我要回去，我要回到教育的岗位上！在我的一再请求下，我最终得以回到校园。
在从教和从政之间，我重新选择了从教。这是我人生的第二次重大选择。
因为我的这次选择，不少人说我实在太傻了，丢掉了美好的前途。一开始我还没觉得什么，但是时间一长，我思想也有些波动。这时候，我读到陶行知先生的一首诗，是他当年辞去大学教授工作，下乡为农民办教育，有人说他是傻瓜后写的：傻瓜种瓜，种出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华。我把它抄在日记本上，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个留洋博士、大学教授，能当傻瓜，我也能！
1985年，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我开始担任校长。1991年是陶行知先生诞辰100周年，这一年我们学校获得全国学陶成果一等奖。可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十年做下来，我终于掂量出了农村教育的沉重。一方面，学校办学条件依然很差；另一方面，农村学校留不住人，骨干教师不断地调出。我压力很大。有人说你也调走算了，调走不就可以解脱了吗？但是我不甘心，我要继续战斗下去。
在解脱和坚持之间，我选择了坚持。这是我人生的第三次重大选择。
我坚信农村教育是有办法的，是有出路的。这个出路在哪里呢？我后来重点在两个字上下工夫，这两个字叫“联合”，就是联合各种力量来发展教育。在实践中，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
我们跟晓庄师范联合，成为她的第二附属小学，这样我们的教师培训得到了加强；我们跟幼儿园联合，这样我们的生源质量就有了保障。我们还尝试教育与经济联合，办校办工厂、实验农场。可是不久，我们的工厂跨了，我们的农场也难以为继。尽管如此，我们却有意外的收获。我们的实验农场吸引了城市学生，他们来这里学农。我们相机而行，在1994年成立了专门提供给城市学生开展社会实践的行知基地。
行知基地给正处于困境中的行知小学带来了转机。2010年，行知基地接待了16000多名我国城市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接待了600多名外国学生开展中华文化浸濡活动。
2001年，我在这里工作满20年的时候，行知小学开始建设美丽气派的新教学楼。最初的五里小学大门朝东，1985年的行知小学大门朝北，1994年开办行知基地后我们的校门朝西，2001年我们的新校舍大门朝南。20年学校门向转了一圈，20年磨一剑！
行知小学建成新校舍后，周边5所小学合并过来。如果不是坚持学陶20年，如果不是开办了行知基地，这所小学可能早已被撤掉了。
当然，我的行知路上苦辣酸甜都有。但在我看来，辛苦就是幸福，疲惫就是陶醉，奋斗就是享受。人生每天不就24小时吗？有人拿它打麻将，有人拿它打游戏，我拿它从事我喜欢的教育，何苦之有呢？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做你喜欢的事情，做有意义的事情，那样就会乐在其中，享受在其中。
我相信，带着这样一种感觉来做事，小学校一定可以办出大教育，小学校一定能做出大文化，小学校一定能够干出大事业。
二、行知路上的感悟：坚持、感激、成长，成就精彩人生
这些年来，我观察人生，体验人生，思考人生，似乎看到了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其实我的起点很低，小学五年，初中两年，师范三年，我一共读了十年书，中师毕业就出来工作了。
但是我觉得人生的精彩关键不在于起点高低，而在于是否能够坚持，是否懂得感激，是否不断成长。
选择很重要，但是比选择更重要的是坚持。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办乡村教育的路上整整坚持了30年。是1分选择99分坚持！
坚持下来，有一点点自豪，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激这个国家，感激这个时代，感激关心学校发展的人。没有这些，学校能有今天这样的发展格局吗？我是1分自豪99分感激！
虽然取得一点成绩，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是1分成绩99分成长！
一心坚持，可以选择好人生的立足点；诚心感激，可以把握好人生的平衡点；全心成长，可以创造出人生的制高点。
下面我就将我同事的精彩人生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李亮。1981年，李亮和我一起来到这里，追寻行知梦，工作了10年。他非常勤奋，原本中师生的他，后来读了本科，读了硕士，又考到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他一直在潜心研究小学语文教学规律，后来成为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的副主编。
第二个要介绍的是刘明祥，他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行知基地负责人。他比我小8岁，却比我早3年来到学校。因为我来教书的时候，他正在这里读4年级呢！他初中毕业的时候，来找我，说他也要读晓庄师范。我很高兴。后来，他晓庄师范毕业的时候，又来找我，说要回到行知小学任教。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行知小学最困难的时候，骨干教师纷纷调出，他却要回来教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他从1990年来这里工作，到现在已经21年了，他把他的青春奉献给了行知小学。他是一个中师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全国非常有名的青少年活动教育专家。所以，一个人用心做一件事情，不管起点多低，只要有雄心壮志，哪怕在一个很艰苦的地方工作，他也不会辜负他的青春。
李亮和刘明祥，用他们自己的坚持、感激和成长，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行知路上的追求：学习陶行知先生，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们的学校叫行知小学，是用陶行知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陶行知先生的精彩人生是举世公认的。陶行知先生学习工作过的著名高等学府，有国内的金陵大学、东南大学，有国外的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他当了10年教授，觉得要改变中国教育的落后面貌，教育必须要下乡。于是他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选择：辞去大学教授的工作，到偏远的南京北郊，创办了他心目中的伊甸园、教育的伊甸园――南京晓庄师范。
1927年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第一批只招到13个学生，最多的时候只有100来个人。第二个特点是“穷”。晓庄的校舍是学校成立以后师生一起搭建起来的草房子。第三个特点是“短”，寿命短，只办了三年零一个月就被当时的政府强行封闭，陶行知先生遭到通缉，逃亡到日本。
就是这么一所学校，成了举世闻名的学校。因为这里出了陶行知，这里产生了影响世界的生活教育理论。
后来陶行知先生又在重庆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时期专门招收难童孤儿就学。他还办过中学、小学、幼儿园、工学团、通讯学校、社会大学等等。
陶行知先生如何成为一名教育大师的呢？这是跟他对真理的探求有很大关系。陶行知一生改过三次名。小时候他的名字叫陶文浚，但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因为非常认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便把自己名字改成了陶知行。这个名字用了20多年后，他领悟到实践出真知，行动更重要，所以把名字改成了陶行知。晚年的陶行知又改了一次名，他越来越觉得行和知是不可分的，是没有办法排先后的，于是他就又想到改名，但没找到合适的词表示“知行合一”的意思，于是他就把“行”“知”二字合写，自己创造了一个字，读作gàn。至此，他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
1946年，陶行知先生因为劳累过度，刺激过深，在上海去世，终年55岁。
陶行知先生具有博大的中国文化造诣，精深的西方文化修养，丰厚的教育实践底蕴。这是他之所以能成为大师的三大因素。这三条，具备一条，可算一个专家；具备两条，可算一个大家；同时具备了三条，才可能成为大师。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学习陶行知先生，用他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篇8
更新观念是根本
农村教师受环境限制，对新课改的教学理念还不适应，或是理解不到位。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有基础教育人士反映：不少农村教师依然偏重教材知识点的讲授，对知识和技能的培养较少，对新课程倡导的“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关注少；依然把教材作为课堂教学的重心，丝毫不敢超越教材，不懂得如何把教材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和创造性地使用。有的甚至把本来是实验科学的小学科学课、初中物理课和化学课，变成了“纸上谈兵”，在卷子上连接电路、做化学实验。
出现上述问题，不能只怪一线老师。“现在的小学，教学靠边站，学校很少有关于教学活动的事情，校领导大多忙于教学之外的事。”几年前一位农村小学校长说的一句心里话，令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教研室的刘永芳主任一直耿耿于怀。
在许多农村中小学校，仍存在着“考试指挥棒”的传统理念。好像学校的每一项管理、每一次会议都是为了升学而设，偏离了升学的东西就是“大逆不道”；偶尔搞点活动，比如书画比赛、歌咏比赛等，也只是安排特定的几个“精英”学生参加，多数学生没有参与的机会，只能充当“看客”。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农村教育不应该是单一的升学教育，不应照搬城市化的‘应试教育’，而需要满足为升学、为城市化和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三重目标。”
以信息化为契机
改变农村教育教学方式落后面貌，需要国家、地方、学校和教师做全方位的改变。尤其是要以农村教育信息化为契机，不断促进教学方式的更新，引导农村教师注重现代教育先进手段的使用。因为，只有课堂变大了，教学变活了，学生才能学得有滋有味。
武龙中学地处吉林省榆树市弓棚镇，是一所农村薄弱校。“校舍陈旧，办学条件差，师资薄弱，教师多为民师转正或接班的，没有一个本科毕业生，且平均年龄47岁以上；全校8个班，仅有200多名学生，还在不断外流，学校面临生存的困境。”这就是摆在2012年刚当上校长郭立国面前的现实。为走出困境，学校提出创建乡村简易数字校园，用信息技术的优势弥补城乡差距，探索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新思路。
为了让长期“黑板+粉笔”的农村老教师改变习惯，郭立国主动“从我做起”，带头学，当讲师，亲自培训、陪用，要求“青年教师要过硬、中年教师要过关、老年教师要适应”。懂点技术的先用带动学，大家分组合作学、互补结对子学，甚至学生教老师，倒逼着老师学。从会用，到用好，武龙中学多次邀请东北师范大学、省市电教馆的专家到校培训；同时，也组织教师“走出去看看”，多次去著名高校磨课。现在，武龙中学有了较好的网络环境，多媒体和简易录播系统配备所有教室；教师备课人人有电脑，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常态化，学习环境数字化，校园管理智能化；老教师也会利用电子书包进行教学，学生能熟练地使用数字终端进行个性化学习。教学质量明显提高，生源出现了回流。
课堂改革是出路
更新陈旧的教学方式，关键在于转变农村教师的课堂教学理念，不断增强他们的课改意识。近年来，为了帮助农村学校教育质量，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在课堂改革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2011年9月，保靖县教育局将保靖民族中学、岳阳中学、岳阳小学、毛沟中学、毛沟小学确定为本县课改试点校，以点带面，先后出台《保靖县全面推进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意见》《保靖县中小学课改协会建设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为全县课改指明方向。
保靖民族中学作为保靖县的“龙头学校”，首先与复兴学校、毛沟中学和清水坪学校结成课改合作伙伴。四所学校凑在一起，活动阵地轮换着来。把以往参观学习式教研改为合作参与式教研，采取“同课异构”的办法，几个学校的老师针对“同一年级同一科目同一内容”同台开展教研活动。也就是，几个伙伴学校搞一次教研活动，各校都要出一个教师登台上课，而且老师上课内容、顺序和班级都是课前一个小时抽签决定。
篇9
【关键词】:内蒙古 农村中小学 音乐教育 困惑 出路
中图分类号:G62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4-0071-02
农村音乐教育的落后作为有失教育公平的一个问题,正逐渐成为相关学者、领导、家长、学生们普遍关注的社会性问题。针对内蒙古包头农村师资队伍、教学设备、教师教学、学校音乐课的开设情况,通过相关问卷、访谈等形式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不容乐观,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内蒙古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包头人文素质教育整体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些问题的存在急需相关领导和教员们谋求切实可行的出路。
一、内蒙古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困惑
剖析包头农村基础音乐教育发展困难现状,探究根源并抓住主要矛盾,是加快摆脱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困境的有效途径。
(一)人口、经济发展不均衡带给包头农村音乐教育的困惑。
具2005年统计,包头市辖6个市辖区、1个县、2个旗。各市、县、旗所有土地和人口、经济发展极为不均衡。
(注:此处区划地名资料截止到2007年12月;面积、人口数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2007)》,人口截止2004年底。)[1]
内蒙古包头市各区、县、旗所有土地和人口极不均衡。昆都仑区、东河区、青山区的人口较为集中,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建设快。这些因素带动了周边农村的“城市化”,如青山区的赵家营村、张家营村和曹家营村以逐步成为“城中之村”。人口集中带给这部分地区农村基础教育三个重要优势:一是便于管理、便于交流、便于改革;二是教育经费保障及时;三是信息传达及时。如青山区教育局“针对该区新接收的四所农村小学,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了保障农村小学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办法,从校领导班子建设、师资培训、学校基础设施改造、经费投入等方面全面进行规划,确保各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得到提升。[2]”因此,这三区的周边及市内的农村小学教育发展较好,音乐教育的发展也较为乐观。
而另外六个区、旗、县(九原区、白云鄂博矿区、石拐区、固阳县、土默特右旗、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是典型的“牧区”中的农业,“地广人稀”成为这六个区人口分布的突出特点。各区中的各农村小学具有离城镇远、分布零散、农村学校大于城镇学校比例的特点。例如,固阳县农村乡镇中心小学15所,村中小学18所,而城镇小学只有7所[3]。这项农村小学与城镇小学的比例远大于青山区城乡小学之间的比例。这六个区的乡村教育无论从学校硬件、投入资金等各个方面都和临近的城乡教育相比相去甚远。因此这些地区的教育部门对农村中小学面临着管理不便、交流不便、信息传达闭塞等困难。尽管近年来我区、市级财政加大了对这些地区基础教育的投入,但这些地区农村中小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条件依然十分艰苦,教育质量无法得到根本保证。教师待遇差、工资低,许多骨干教师流向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即使坚持留下来的教师也面临着教师老龄化和教学方法老龄化的现实问题。2004年,教育部便下发了音乐教育新课程标准,但是在笔者2009年的调查得知,这六个区的农村音乐教师很少有人对此深入进行学习,10%的老师学习过,时至今日再没有接受过深入学习课改的培训;72%的老师知道新课程标准,而18%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新课程标准是什么。这项调查中突出体现了合格的农村音乐师资严重缺乏和教学方法落后的严峻问题。在此现状下,音乐教育很难讲求质量,甚至在人口稀少的部分地区农村中小学根本不开设音乐课。
因此,人口、经济发展不均衡是包头农村音乐教育发展困难的主要根源。它带给农村一线教师“显现”的困难大致可以总结为:音乐教学设备简陋、教学经费缺乏、教师评价及鼓励机制不适用、没有继续教育的机会、教育观念滞后等。
(二)音乐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与实际需求相脱节带给包头农村音乐教育的困惑。
关于中小学学生音乐兴趣及音乐素质现状,笔者进行了专门的调查。
从以上两项结果看:非常喜欢音乐的要比非常喜欢音乐课的高48%;喜欢音乐的要比喜欢音乐课的低3%;不喜欢音乐的要比不喜欢音乐课的低出22%;无所谓喜欢音乐的要比无所谓喜欢音乐课的低23%。内蒙古包头农村学生喜欢音乐,而不喜欢音乐课的矛盾突出。通过笔者访谈得出造成以上矛盾的原因,除了由于教师本身能力有限,无法吸引学生注意外,最为主要的是农村学生对现行音乐课程设计、教材内容非常不感兴趣。包头农村中小学使用的教材不统一,初步统计有近五家出版社的教材在使用,而相关部门对课改后的教材使用培训极少,缺乏对农村中小学音乐教材统一筹划管理与培训。
据相关部门统计得知: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初高中毕业生中有近五成以上的学生返乡务农,有些地区这一比例甚至达到八成。而在校学习的音乐课程内容与城乡经济文化发展实际需要相脱节。笔者的调查显示:包头农村中小学生通过音乐课学习歌曲的只占7%;通过社会实践、媒体广播、网络等学习音乐达到93%。农村学生在校学习音乐的教学资源贫乏,缺乏乡土音乐课程设计及乡土音乐教材,这些都迫使部分学生丧失了在校学学习音乐的积极性。
因此,内蒙古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现行音乐课程设计、教材编写与农村实际相脱节是包头农村学生课堂音乐学习困难的另一个重要障碍。
二、内蒙古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出路
根据以上问题的深入分析,包头农村音乐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总结问题展望未来,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当前所有关注此问题人士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加强包头农村音乐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包头农村音乐教育应该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切实建立城乡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音乐教育经费保障机制。认真落实“扶贫助困”工程和“两免一补”政策,为包头农村在校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音乐教科书提供保障。兴建九年一贯寄宿制农村中小学中心校,以此改善农村学校音乐教学条件。对无法实现九年一贯寄宿制的中小学应全面改善其音乐教学设施,定期筹拔专项资金,根据音乐教学目标和学校实际情况,在农村各个中小学建立相应层次、相对专业的音乐教室,购买相应的乐器和音响设备。教育信息化让包头市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教育信息化已经成为实现全市教育均衡发展的助推器,成为实现城乡教育公平最有效的方式。
(二)加强包头农村中小学乡土音乐教材编写及相关课程的培训力度。
包头农村地区中小学生是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并存,因此,定购或自行翻译编写多民族语言或体现地方特色的音乐教材,诸如内蒙的长调、短调,蒙汉调,二人台音乐等都可编入农村乡土音乐教材中。购置各种民族乐器和具有地方特色音乐的乐器,开设相应的音乐课程。聘请和培养符合包头农村音乐发展的专业音乐教师,例如可聘请符合条件的部分乌兰牧骑的演员或民间艺人。同时提高农村音乐教师福利待遇,适当降低农村教师评职称的“门槛”,调动农村音乐教师的积极性,解决农村音乐教师资源不足和因为不安心农村工作而造成音乐教师流失的问题。把城市超编的音乐教师鼓励到农村去工作,给新毕业的大学生更多走向农村教书育人的工作机会。
(三)搭建包头农村中小学课外音乐活动平台。
首先,包头教育厅(局)要将农村中小学音乐活动纳入年度教育工作规划,定期举行中小学生歌咏、器乐等比赛,给予一定的奖励并选拔其中优秀者到专业地方学习或选送参加更高级别的比赛。其次,市、县(旗)、乡(镇)要根据地方特色,在包头农村中小学也建立一定规模的中小学音乐团体,比如合唱团、管乐团、童心演出队等。利用“五一”、“六一”、“十一”或地方风俗节日庆典活动、文娱晚会,让这些团体参与其中。第三,加强城乡音乐活动交流。每年,由教育部门牵头定期组织农村中小学学生或音乐团体到城市学校来,让城市学生到农村中去,以一帮一、手牵手等形式进行交流沟通,以达到城乡学生至少在音乐方面的互补和共识。
(四)依托地方师范院校提高包头农村中小音乐教育教学科研水平。
依托包头师范学院为包头农村音乐教育事业长期“服务”,形成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师资培养的新特色。第一,利用包头师范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专家和学者较多的优势,为包头农村音乐教育培养合格的音乐教师。同时开展农村音乐教师在职培训、进修,并培训包头农村音乐现代远程教学点管理人员和维护设备人员 。第二,利用包头师范学院的科学研究优势,开展有效的农村地方音乐课程实施和教材编写等科研。为包头农村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证研究,进而从根本上帮助农村中小学改进音乐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第三,利用包头师范学院的图书资源丰富、信息来源广范、科研成果密集、教学设备较好的优势,可为包头农村音乐教育建立音乐教育调查和音乐教育科研的重要基地。包头师范学院的教师可与农村基础音乐教师建立稳定的关系,提供音乐教学指导和咨询,参与教改实验,推广适合当地师资、设备条件的先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以提高包头农村音乐教育的教学质量,并根据当地对基础教育教师知识结构、能力结构的新要求,改进学校的音乐教学工作。
总之,解决内蒙古包头农村中小学音乐教育的现存问题将是一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除了积极呼吁相关领导大力重视,积极促成改革之外,作为从事少数民族农村基初音乐教育的教师们更需要面对现实、调整心态、不畏艰难的积极的寻求改变自我的现实出路。
参考文献
[1] 引自:2009年1月12日 包头日报 《青山区教育局关注农村学校和农民工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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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价值困境；思考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3）11-070-04
民族社区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象征。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社会生活和一些地区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大量的民族社区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的全面冲击，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出现的传承断层现象日益严重，致使一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在剧烈的文化变迁时代地处农村地区的少数民族如何才能有意识、有能力传承并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社会性问题。笔者认为，民族社区文化是在民族不断演化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创生的，引领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一个民族所认同的基本价值观。本文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审视价值认同对于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价值困境，同时针对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困境加以理性思考。
一、价值认同：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精神内核
民族文化传承是“民族社会成员纵向交接（代际间的纵向传递）的过程，受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表现出强制性和模式化的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受内在机制的支配，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并在不断传承中呈现出再生的特性的过程”。
认同的核心问题则是价值问题。在农村社区场域中实现民族文化传承依赖于村落社群中的成员是否具有一致性的看法以及感情基础，即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社区中，村民们是否拥有共同的价值和行动取向，换言之，这也是某一特定农村社区的成员是否拥有稳定的集体观念的重要标志。同时，农村社区中世居的村民，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在群居生活中通过身份的澄清与确认，从而来正确认识个体、群体及本民族文化价值的。村民身份感的确立，是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动力来源：“当人民在确立自己身份感时……总是认同那些与自己的利益需求、情感和信仰相一致或相近似的东西，利益、情感和信仰影响着人们对‘他者’的评价问题”。
在现代性所开启的价值世界中强调的是“获取性”的发展，缺少对传统原生态文化传承过程中人之可持续发展的持久审视和关注；自然、生态主义的发展观，则更强调乡土价值世界中人的“生存性”价值的体现。以民族文化传承问题为例，农村文化价值在以对物质利益的诉求中整体性退却、边缘化甚至贬值。因此，基于价值认同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目标在于充分激活并蓄养住乡土社会自身的永恒性价值。
二、价值困境：民族社区文化传承的两难选择
对于民族农村社区里的村民而言，在本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所遭遇的价值困境主要表现为：特定的传统文化如何在“延续”与“颠覆”的选择性价值观博弈中得以留存？由此，本文将基于两种不同价值取向，将农村民族文化传承类型分为保护性传承和破坏性传承两种类型。保护性传承在选择传承路径时，主要依据社会现实发展的要求，在保留本民族文化原有精神内核和发展根基的基础上，充分吸纳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元素，实现融合式传承与发展；破坏性传承，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颠覆，即最能尊重本民族文化的价值内核未能在传承中得以较好保护，其结果将有可能给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性影响，同时也不利于多元文化格局和谐共生局面的营造。由此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尽量避免破坏性传承，选择保护性传承的路径进行。诚然，在实然状态下，农村民族文化传承过程所涉及的来自社群中的个体、群体对不同传承途径的看法以及可接受程度无疑都是多元、多层的，并非可截然区分为这样理想的两种状态，往往是交融性的存在。也就是说，从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视角思考，“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实现当地现代化发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在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在以何种价值为导向的传承路径选择问题上，我们大致可对这样两种成问题的价值选择进行分析。
（一）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趋同化模式中消退
在我国目前政府主导的社会变革模式中，普遍存在社会价值的预设化和固化的现象。即在边疆民族地区农村文化传承过程中，政府所拥有的价值观念在保护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导向性政策中已然起到最决定性的作用。因其在这个社会文化演变的过程中主导价值观念处于核心位置，这同样会给农村传统民族文化价值观的消退埋下了不易直接辨识的隐患，甚至一度演化为城市取向的农村民族文化传承。例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背景下，给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带来了较大改善，但究竟少数民族同胞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认同这样的改善呢？
例如，云南L地区W族同胞聚居地，政府主导的村屋改造项目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可是当改造完毕后，房顶再次有漏雨现象发生时，村民们的应对策略竟然是找到房屋的对口援建单位告知：“你们的瓦坏了。”
类似的社区民族文化消退得太快！不仅如此，还有传统的服装工艺、建筑设计都一同消失。表面上看村民们的物质生活较之以往是有所改善，但少数民族的精神生活品质却并无太大改善……由此，我们不难反省到：民主生态的传承策略应是在充分考虑少数民族需要和要求的基础上做出的发展决策，以反映民族同胞的需要为根本的价值取向。毕竟，只有政策支撑一个民族特有的东西，少数民族同胞才会更为之而感到自豪。
（二）文化传承的价值在社会变革的不当保护中异化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边缘化，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要么无人问津，要么就是在盲目的文化开发中丧失了文化本真，流于形式，甚至走向毁灭。民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价值异化现象主要指的是政策在发展和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引入了市场机制。在市场竞争机制中经济人假设人人都为追逐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为维护自身利益，少数民族在构建和发展各自文化体系的过程中期望自己所尊崇的价值观能够成为民族发展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但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代表不同个人、群体、社会阶层利益的价值观念。一些决策权力主体本身所代表的就是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的个人、群体或是社会阶层，而往往那些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个人、群体、基层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在此价值选择博弈中胜算更大，从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承的基本价值取向被迫发生异化。民族文化传承的最理想主体应是文化的持有者。进而，决策过程中尊重传承主体在价值观传承过程中的意义，才是最需要考量文化传承成本之关键所在。
譬如，为保护一些濒临销声匿迹的传统民族文化或民间工艺，人们开始逐渐选用数字化技术再现一些传统民族民间工艺，但数字化呈现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存在的价值显然是较为有限的。也有学者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对藏传唐卡进行数字化修复与再创造是对这一具有千百年历史且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进行保护的有效措施。但笔者认为传统唐卡在创作中的线条、色彩经过数字化方法处理后早已丧失了创作的灵性。换言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到底数字技术给唐卡带来的究竟是灾难还是福音？
就民族文化传承的意义和价值角度来考量，传统手艺人的价值没有了，而民间艺人在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价值是数字化技术所替代不了的。尤其在艺术创作中，要求最为严格的就是创作者的心境，那是一种即时性的灵感体验与捕获，没有了创造的心态，批量制造和生产的民族民间工艺品一样会失去灵性。所以，从此种意义上分析，不顾创作生态的民间工艺文化传承，缺少了传承的灵性与文化。
又如，云南腾冲农民画是20世纪70年代在群众性绘画活动中产生并形成的，与我国民族民间传统美术及手工艺术品如剪纸、面塑、泥人、皮影、窗花、版画、年画等一脉相传，其整体艺术价值较高。在自然、淳朴的自然状态下的农民画创作是一种心灵对身处意境感知的释放，每一次创作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时下各地发展旅游业，有的地方主管部门也鼓励把民间艺术开发为旅游产品和树立地方文化形象，农民画创作纯粹为了“画”而画，那么，此时虽然也是在作画，但缺少了创作的基本态度和心境。
综上，民间艺术在民族社区文化传承中的影响，也就是其不可替代性，正是体现在未知性、不可重复性中，任何一幅作品都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创作者创作时的心态和意境是绝无仅有的。
因而民族民间文化的多元、多形态存在，只有先保护才谈得上传承，而真正生态与和谐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则是在保护中的传承与创新。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过程中所秉承的价值追求应该是建立在利益相关者价值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的。尊重多元价值是以文化传承和社会发展等多元需要作为价值选择的基础从而进行融合的必然结果。在国家政策导向与社区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生态与需要之间形成合理有效的传承，教育成为人们最容易想到的路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教育本身兼具政治、经济和文化功能。于是有学者提出“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华人教育路向，首先在于找准自己的位置，在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与它文化交融发展”。“当前在对待西部和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上，没有重视‘人’，没有从文化特色和具体的情况出发考虑教育，而只是把教育定位为工具层面的‘脱贫致富’的手段，教育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共生教育理念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当地的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融合成一个很好的培养基地去培养和发展贫困地区的教育，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是尊重的，对其他文化是尊重的。他既知道自己的特点，又能吸取人家的长处”。
三、文化自觉：价值认同视野下的文化传承路径思考
文化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教育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承担着传承与创新文化的重任，它要以怎样的途径才能更好地促进民族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这是当下民族教育与民族文化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而迫切的问题。
根据文化传承场域的不同，可分为家庭传承、社会传承、学校传承等三种。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有学者提出：“坚持不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为主导，辅之以脱离文化原生地的传承等模式……突出培育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自觉’意识等是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途径。”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理应由民族地区青年一代来承担传承的重要责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迷失了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情感与责任感，与民族传承文化之间产生的疏离。归根结底，民族文化传承还得靠村民自己来完成。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发展中的保护，“承”是保护中的传承。教育之所以被视为能够承载文化传承的路径，其根本也正是看中了教育在提升文化承载主体自身传承能力建设方面。
（一）家庭教育：增强青少年自觉传承本民族文化的意识
家庭作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的必需性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家庭除了具有繁衍后代，绵延种族这一人口再生产的功能之外，就还要承担促使其成员实现个体社会化这一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因此，家庭教育在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不可比拟的优势就在于它是一个能够创造让青少年具有耳濡目染父辈祖辈文化行为的天然的“心理场”，而且各不相同。与其他形式的文化传承途径相比，家庭教育是通过文化行为支撑起青少年对本民族文化之认同的。笔者在走访云南昆明D乡S村一户村民家中从村民口述了解彝族（白彝）民族服饰制作的传统工艺：“我们的衣服和羊毛毡子都是纯手工制作的，羊毛用的是我们自己养的绵羊毛做的。自家搓线，织布，做一套衣服要花一年多时间（农忙时节要忙地里活）……哪家有姑娘出嫁时就要带着妈妈给她做的衣服一起嫁出去，带得越多就表示这家人越有本事（能干）。在家里的姑娘都还是会学着做呢，出去（打工）呢么，会的就不多了。”
当询问到服饰上的图案有何特殊含义时，家中主人解释道：“我们衣服的脚边要用双线缝制，表示对逝去的人的怀念。这跟一个传说有关系，听说我们是从外地搬来的，在当地一直有个做法：老的不在（去世）了就要用线绑成一个十字架，以便以后遇到来寻亲的亲戚有个认亲的凭证。不管到什么时候，亲戚一看到这个用线绑的十字架就晓得不在的人曾经是亲戚了。衣领上缝上的五颜六色的，层层叠叠的布条，象征着我们民族团结、奋斗……”当再次问及能否讲得清楚白彝这一支系的历史时，年纪最长的家长都表示讲不清，至于村子里谁能讲得清楚更是无从知晓了。
由此我们所反思到的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家庭教育途径存有诸多困境：其一，村落空心化现象日益普遍，客观上导致家庭本位的民族文化传承过程存在时空的屏障。少数民族青少年长期外出打工，使得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包括亲子之间的沟通也出现了关系上的断裂。其二，文化传承是一种周期性的状态，特别是增强青少年对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教育与信念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目前家庭教育内容中设计文化传承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具体。进而导致青少年对本民族传统礼仪礼节、文娱活动的了解是在耳濡目染中完成的，也缺乏家庭教育本身承担有本民族文化传承重任的认识，很容易导致家长自身的言传身教也是不全面、不系统的。
（二）村落（社区）教育：引领社区少数民族实现文化创新
一个民族无论其族群规模有多大，居住分散还是相对集中，本民族独有的文化传承过程是不会停止的。当一个文化共同体内部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遇到新的生存危机或是信仰危机时，必然会突破其传统的思维方式，从传统习俗和文化惯例之外，在冲突与融合中去寻找新办法，即形成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并在长期的生活、生产、民族节日与习俗中沉淀为民族信仰，寄托特殊的民族情感，满足着文化共同体复杂的心理需求。民族社区是规范和引领一个民族的风尚习俗传承与发展的外层结构，由于少数民族的居住地长期与外界隔离，外出成本较高，社会转型期多元价值观对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促成了许多民族农村社区风貌的变化。然而外来的价值观，是一种强加的价值观，简单粗暴地割断了民族民间文化传承的历史，而非引领民族文化传承共同体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选择合理扬弃传统文化中的文化元素。民族社区从一定意义上分析，隐喻并代表着民族文化传统与发展的共同体。民族社区有责任引领社区中的绝大多数人做到文化自觉，理解和认识到集成与发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只有是本民族同胞，只有族群中的同胞才能真正关心民族文化在融入现代性元素后是否有出路，是什么样的出路，也才能够真正抓住地方政府依托经济与文化政策上给少数民族地区给予帮扶的契机。
当笔者在访谈云南省昆明市六哨乡传承民族文化的社区传承模式时，村长说道：“平时文化传承活动很少，在参与县或乡的大型活动时才会集中组织一下。平时村民们自发地会集体跳一跳广场舞。其他村里的要过节的时候才跳……”民族社区肩负着启发、引领和培育少数民族同胞作为其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主体的文化使命感，从全局视角来预警外来价值观的影响，预防村民对传统价值观的抛弃或是决裂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农村社区利用国家政策环境和发展契机，规划、拓展并引领村民拓展传承路径。
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主张依托社区学习中心建立能够为社区居民充实力量并为促进社会共同发展提供有效帮助的机构，这样的组织旨在为社区发展提供多种学习机会，鼓励当地居民用自己的方式发展并提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在民族文化传承视野下，提升社区居民对民族文化遗产的自主传承能力俨然也就成为社区学习中心的主要职能之一。
具体以提升农村社区少数民族家庭教育能力为例，就可通过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建立有计划、有规模、有目的地提升家庭成员多元文化传承与教育能力的培训方案，周期性地对村民开展相关的培训活动，指导村民了解家庭教育文化传承的功能、对象、内容范围、具体的要求和行动策略都做出明确规范和引导；或是通过开发家庭民族文化传承指导手册等方式，以提高村民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创新的意识和能力。此外，学校、社区共同联合建立地域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及研究组织；农村学校中的教师、民族民间文化传承艺人等均可借助社区资源提高其民族传统文化素养，以期望能够引导少数民族用民族自己的方式弘扬本民族文化。综上，如果说商业化浪潮对农村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那么，社区组织何不着力思考如何将其转化为发展契机，引领村民们心甘情愿来学，靠文化产业来带动起少数民族服饰的制作以及民间工艺术品的开发与制作等。
（三）乡村学校：提升人力资源系统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外来文化不断冲击，家庭和社区中的“随境式教育”民族文化传承已难以为继，学校作为民族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而长期受到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家们的关注。
多元共生教育是当下及未来少数文化认同良性发展的应然选择。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民族地区的中小学更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教育之文化传承功能，着力打造民族地区中小学校的多元文化教育能力。然而，当前许多中小学校以“升学考试”为其主导价值，特别是学段越高的学校，几乎很少开展民族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学生在学校中更多获得的是以国家课程为主的主流文化价值。
虽然在一些中小学仍会组织和开展一些民族文化传统活动，但由于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许多传承活动缺乏规范性和持久性。
当然也不排除有的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的因素，若不对其进行再次开发与转化，是较难在学校教育中实现传承的。例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省石屏县彝族海菜腔在学校教育中进行传承就有较大难度，因为“其演唱难度大，其音域跨度可达14-17度之多”，节拍多变，大小嗓音交替使用，同时还伴有歌唱性音调和叙述性说唱交替使用等演唱技艺。如此演唱风格和技巧如若不经过再次开发是很难在学校中转化为可加以利用的课程资源的，同时民族民间传统艺术进校园还得兼顾考虑传承内容载体是否积极健康向上等原则。教师是否具备这样的多元文化筛选与实施整合式教学的能力，也是该课题有待持续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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