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法典的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大家晚上好！

今夜， 礼花满天，华灯璀璨；今夜，礼炮齐鸣、鼓乐喧天。今夜，我们欢聚一堂，热烈庆祝xx村的利民工程胜利竣工。值此喜庆之际，我谨代表xx村委会及父老乡亲，向莅临庆典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及xxx剧团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对关心和支持xx村工程建设的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表示深深的谢意！向本次工程的规划者和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祝愿，愿大家：红果满枝荡清香，幸福生活年年强！

一年来，我们xx村的工程建设，时刻牵动着各级领导的心：县委书记xx和组织部的领导百忙之中来视察，对我村的新农村建设做出了肯定的表达；乡党委书记xx、乡长xxx等人更是多次现场指导，出谋划策；特别是包村领导xx、下乡村官xx，参与规划赴一线，为工程的顺利完成做出了大贡献。

为了我可爱的家乡，我们四处奔波，筹措多方；为了我深深挚爱着的生我养我的这热土一方，我们日夜守候，劳作奔忙。不管天寒地冻、炎炎热浪；不论晓星残月、彤霞西降。我们都昂扬地坚守在施工现场。“故乡披锦绣，妩媚荡清香”，在各级领导的关怀和指导下，在全体村民的关心与支持下，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迎来了竣工庆典的时刻：三百多平米的村委会院落巍然挺立，将为xx村的腾飞注入无穷的力量，奏响奋进的乐章；一千一百米的新巷道纵横交错，将为老百姓架起致富的桥梁；一千多平米的广场展露新颜，以他宽阔的胸怀，为村民的休闲娱乐提供有力的保障；花灯下的舞台婀娜多姿，正张开她热情的臂膀喜迎远道而来的宾朋----盐湖蒲剧团。

家乡的建设，同样牵动着身处异地的故乡人：祁汝昌同志，虽然身处他乡，却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建设，对我们村的全面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得知家乡工程竣工后，主动联系盐湖蒲剧团前来庆贺，同时正在为我们xx村的北赵工程做着不懈的努力。还有祁世文、祁银珠、祁孝明、祁晓飞、祁兆文、祁兆会、祁国顺、祁红玉、杨仿震、杨兴振、杨宇震、杨文、杨敏等人以及已故的党平安同志，他们时刻关心着家乡的事业，对我们xx村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每当看到致富的车轮奔驰在笔直的巷道上；每次听见醉人的笑声荡漾在宽阔的广场，我的心中就有一股幸福的暖流在回荡。我常常想：在新农村建设的漫漫征途上，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前方任重而道远。但我坚信：有乡党委、乡政府的正确导航，有全体xx人的众志成城，我们将同舟共济挥洒巨桨，朝着建设“秀美xx、小康xx”的奋斗目标 劈波斩浪、远航。

同志们，今夜，群英聚首迎庆典；今夜，万民欢腾颂和谐。

篇2

在原有债法缺陷的诱导以及欧共体指导条例、国际条约的推动下，德国民法典完成了自1900年实施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以强调消费者保护思想与吸收对电子商务的规定为标志，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新民法典重新走在了21世纪的法典化运动的前沿。这次改革对于同样在酝酿制定民法典的中国而言，其启示就是必须要有国家的领导与组织、娴熟的立法技术、充分的法典编撰以及恰当的时机。

Abstracts(英文摘要)

Basedonthedefectsoftheformerlylawofobligations(Schuldrecht)undpushedforwardbydirectivesoftheEUandinternationalconventions,theGermanCivilCode(BürgerlichesGesetzbuch)hasfulfilleditslargestReformsinceitsenforcementin1900.IneffectfromJanuary1,2002,thenewlypromulgatedCivilCodeplaysaleadingroleinthecodificationmovementofthe21stcenturythankstoitsemphasizingonconsumerprotectionandabsorbingtheregulationofE-commerce.TheEnlightenmentoftheGermanReformforChina,whichisconsideringtodraftitsowncivilcode,shouldbeastrongpoliticalwillandorganization,skilledlegislativetechnique,adaquatepreparationfordraftingthecodeaswellasapropertime.

关键词

民法典法典化债法德国中国

Keywords

CivilCode,codification,lawofobligations,Germany,China

目次

一、民法典债法改革之目的

1、德国国内法的缺陷与债法改革

2、欧共体的指导条例对德国债法改革的影响

3、国际条约对债法现代化的要求

二、民法典债法改革前后的主要变化

1、概览

2、诉讼时效法的变化

3、新的履行障碍法（违约法）

4、解约权

5、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对瑕疵责任的新规定

6、交易一般条件法（"格式合同法"）

7、营销法与消费借贷法的变化

三、债法改革的历程与法学界的批评

1、债法改革历程回顾

2、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四、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1、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

2、法典化的内容与条件

3、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一、民法典债法改革之目的

德国《债法现代化法》[1]已于2002年1月1日生效。这次的债法改革根本性地改变已经有100年历史的德国《民法典》的面貌。尽管这次由德国司法部掀起的改革遭到了法学界的部分批评，但是这次改革注定是必然的，因为不仅有德国加入的国际条约以及欧洲共同体的有关指导条例的要求，而且也有民法典自身缺陷方面的原因。下面分别介绍。

1、德国国内法的缺陷与债法改革

这次债法改革的主要目的在于彻底地克服民法典之债法部分的结构性缺陷。原有债法的最大缺陷在于，许多有关债法的规定零星地体现在一些特别法以及由联邦法院的判决形成的新型制度中，而这些规定与判例制度长期以来没有被纳入民法典之中[2]，形成了"体外循环"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法改革之前的民法典已经名不副实。正如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梅迪库斯所指出，"民法典已经腐朽"[3]，原因在于改革前的民法典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关系，而不得不借助于联邦法院的判决来完善。改革前的民法典已经无法肩负作为私法制度的基本法的重任。

例证之一就是民法典之一般债法中的"履行不能"[4]制度（类似不可抗力）的失灵。作为履行不能的表现形式之一的"履行障碍"[5]制度本来是德国民法典设计的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在实践中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德国法学界以及联邦法院发展起来的"积极违约"[6]（或"积极侵害债权"制度）以及缔约过失[7]制度，通过这两项制度，才真正解决了买卖合同以及加工合同法中的品质担保瑕疵问题。例如，在买卖法中，积极违约以及缔约过失制度就扩大了合同当事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按照原民法典的规定，仅当在存在欺诈并且对品质无具体约定的情况下，才可以主张损害赔偿。此外，借助于这两项制度还解决了原民法典第477条以及第638条规定的诉讼时效过短所带来的实践问题[8]。不过，这样一来，在确定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时，就要区分所谓"瑕疵责任"[9]和"因瑕疵而带来的后果责任"[10]；对瑕疵之后果责任又要区分"有瑕疵的后果责任"和"无瑕疵的后果责任"以及区分"直接的瑕疵责任"与"间接的瑕疵责任"，不同的责任的诉讼时效是不同的。如此复杂的规定已经使得合同的当事人无法合理地预计其请求权到底是在6?鲈率Щ故窃谧畛さ?0年失效[11]。如果说6个月的诉讼时效太段的话，那么30年的一般诉讼时效相对于今天快节奏的经济生活而言则显然太长了。所以全面地改革债法中的时效法规定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例证之二就是德国民法典的其他缺陷，例如在法定的或者约定的退约权（或解约权）[12]方面的各种"谨慎义务"[13]标准问题。同样，原民法典第325条、326条规定的解约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不可兼容性[14]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问题，因为过去不允许将解约权转化为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如果当事人事先根本没有预计到可能解约，一方声明解除合同将给对方产生十分不利的后果。在买卖合同法的实践中，一般是赋予合同当事人要求修理或者重新履行之请求权[15]，而民法典中原来的以特定物买卖[16]为原型而设计的债法制度显然已经不合适宜[17]。

2、欧共体的指导条例对德国债法改革的影响

除了德国民法典的自身缺陷外，欧洲共同体的指导条例也使得有改革债法的必要，因为按照欧洲共同体条约[18]的规定，成员国有义务在规定的期限内转化欧洲共同体颁布的指导条例。这次民法改革一共涉及到欧共体颁布的13个指导条例[19]，其中最重要是下面的三个。

首先，欧共体议会及其理事会于1999年5月25日所颁布的《消费物买卖以及消费物担保指导条例》[20]规定成员国应当将本条例的规定最迟于2002年1月1日之前转化为国内法。该条例只涉及到消费者与经营者签定的动产物买卖合同，包括签定合同时买卖物尚不存在时的买卖（条例第1条）。因此纯粹私人之间、企业之间签定的买卖合同或者不动产买卖合同不受该条例的调整。条例第2条规定了所谓买卖物的"适约性"[21]，因此，即使是种类物买卖，买方也有权主张得到无瑕疵的货物。条例第3条规定了在违约情况下买方的权利。如果出现了货物品质瑕疵[22]，消费者首先享有要求修理以及后续履行的请求权。其次，消费者享有解除合同以及减少价金的权利。不过，该条例对损害赔偿没有规定。此外，条例第4条要求成员国在国内法中规定，如果消费者向经营者主张了货物质量担保的权利，则经营者有权向产品的生产者行使追索权[23]。条例第5条则规定，消费者行使其请求权的一般诉讼时效为2年；此外，如果消费者在购买货物后6个月内发现货物的瑕疵，则应当由经营者承担证明责任（即通常所说的"证明责任转换"[24]）。条例第7条规定卖方免除其品质担保义务为非法。而德国在债法改革之前的时效规定与条例的时效规定不?淮送庠穹ǖ渲幸裁挥泄娑ň叩淖匪魅ā8锰趵谴偈垢母锩穹ǖ渲ǖ闹苯釉蛑唬蛭偃舻鹿瞥僮锰趵幕埃颜呔陀腥ㄒ谰荽?002年1月1日签定的买卖合同向德国联邦政府主张损害赔偿。

其次是欧共体议会及理事会于2000年6月29日所颁布的《交易中的支付迟延指导条例》[25]。该条例旨在保护企业作为债权人的正当权利。条例所称"交易"[26]是指企业之间或者企业与公共机构之间的有偿的商品或者服务贸易（第2条）。条例第3条规定了支付迟延的条件以及法律后果。第3条1款1项对支付迟延做了一般规定，即凡是超过约定的支付时间均构成迟延。按照第3条1款2项，如果买方收到卖方的发票或者卖方的付款请求后满30天仍然不支付价款的，也构成迟延。迟延支付的法律后果是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加算七个百分点的价款利息，而基准利率则是指欧洲中央银行每半年执行的、最近半年公布的主要融资利息（条例第3条1款4项）。此外，债权人还有权主张赔偿因迟延增加的经营成本（第3条1款5项）。为此，德国已于2000年3月23日颁布了《加速到期的支付法》[27]并提高了迟延支付的利息。显然，还应当在原民法典第284条的基础上规定发票出具后30天作为辅助的支付到期日。尽管如此，在债法改革之前，德国的相应规定仍然很不完善，并没有实现加速支付的立法目的，批评家将该规定戏称为"促进违约与迟延支付法"[28]。

第三是欧共体议会及理事会于2000年6月8日颁布的《电子商务指导条例》[29]也需要由德国进行国内立法。该条例规定了电子商务的民事法律的基本筐架。从债法上看比较重要的是该条例第10条。该条规定了以信息技术从事货物与服务贸易贸易的公司的信息公开义务。第10条3款规定，经营者必须将其缔约条件以及交易条件公布出来，以使得顾客可以随时获取或者通过互连网络下载。第11条则规定经营者必须及时地确认顾客通过互连网络下的定单，经营者还必须明确地说明下定单以及撤消定单的技术手段。为此，德国于2000年6月27日颁布了《远程销售法》[30]。但是，该法仍然不能满足该条例的要求，因为该法只适用于企业与消费者签定的合同（第1条）。而该条例第10、11条所规定的信息公开义务也适用于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因此，德国有颁布法律以进一步转化电子商务条例的必要。

3、国际条约对债法现代化的要求

这次债法改革也有德国加入的国际条约的影响。与中国一样，德国也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成员国，然而德国的买卖法在改革之前与该公约的规定差别比较大，主要体现在违约责任、不安抗辩[31]、风险转移等制度上。这就给从事对外贸易的德国企业带来了不便。改革后的债法中的新增加的核心概念"义务违反"[32]与该公约中的"违约"[33]概念更加接近了。

二、债法改革前后的法律规定的主要变化

1、概览

总的来说，这次债法改革涉及到四个核心的法律领域，即诉讼时效法、一般的"履行障碍法"（即违约法）、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的（品质）担保法、交易一般条件法以及消费者保护法。

从改革的方式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新规定，包括以新的"义务违反"制度（即违约制度）为中心的履行不能、履行迟延、积极侵害债权、缔约过失规定（新民法典第280条以下）；在因不履行造成的损害赔偿基础上新确立的"费用赔偿请求权"[34]（新民法典第284条）；取消了"自始不能"[35]带来的合同自始无效的法律后果（原民法典第306条），取而代之的是违背有效合同的责任（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新的、独立于必须归咎于对方当事人责任的法定解约权（新民法典第323条以下）；将一般诉讼时效缩短为3年，从债权人应当知道时效开始时起算；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的品质担保法中明确地引入了所谓"主观缺陷"[36]概念，同时将品质担保的规定合并到一般的履行障碍法中；进一步统一了对买卖合同与加工合同的规定。

第二类则是对司法实践形成的法律制度的吸收，因此不是实质性的新规定，包括：缔约过失以及"人责任"[37]（新民法典第311条）；对"交易基础丧失"[38]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13条）；对在特殊情况下解除长期债务合同关系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14条）；在新的统一的"义务违反制度"中对"积极侵害债权"制度的成文化；将履行不能时的履行自由从必须归咎于对方当事人责任之要件中独立出来。

第三类则是对现有的专门法律的系统性吸收，包括将原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的实质性规定纳入了新民法典（第305条以下）；将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专门法律（如《上门销售法》[39]、《远程销售法》、《电子商务法》）纳入民法典；将《消费者信贷法》[40]纳入民法典（第488条以下），并同时将原民法典第607条以下的规定限制在实物借贷范围内。

2、诉讼时效法的变化

诉讼时效法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将一般的诉讼时效从30年缩短为3年（新民法典第195条）。时效从请求权成立以及债务人知道的年度末起算（新民法典第199条1款），不过，与善意取得制度（民法典第932条2款）一样，当事人因重大疏忽不知道时效已经开始的，视为已经知道。知道的标准仍然与原民法典第852条2款的规定一致。为了防止因为当事人的认知状况不确定而损害法的安定性，新民法典仍然规定了最长的诉讼时效：因侵害生命、身体、健康以及自由权形成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时效为30年（第199条2款），其余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诉讼时效为10年（第199条3款）。此外，以前关于不动产的请求权的时效也很不统一，有2年的，也有4年的，现在则统一规定为10年（第196条）。而其他没有规定较段诉讼时效的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为30年（第197条）。

担保法的诉讼时效则有特殊规定。与原有的规定相比，新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取消了买卖、加工以及旅游合同中的过于短暂的时效期间。原民法典第477、638、651条中的6个月的时效期限分别被2年的诉讼时效取代。建筑工程的诉讼时效则统一规定为5年。因此，消费者的法律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改善。

3、新的"履行障碍法"（违约法）

新的履行障碍法（或者通俗地说：违约法）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义务违反制度"（或违约制度）的统一规定，它将"履行不能"、"履行迟延"以及"积极侵害债权"制度结合起来了，从而有利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除了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对明知合同自始不能履行而仍然订立合同的特殊情况外，合同当事人可以直接依据对方当事人违背合同义务主张一般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新民法典第280条1款），当事人违约也包括货物或者服务的品质瑕疵。反之，如果债权人依据对方不履行合同而提出损害赔偿，则除了必须有债务人不履行合同的事实外，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债权人原则上必须为债务人设定了合理的宽限期[41]，而债务人在宽限期内仍然没有履行（新民法典第281条），除非宽限期因为第275条免除履行义务的规定而变得多余（新民法典第283条）。这就是德国立法者所谓的"以损害赔偿代替履行"的设想[42]。违背义务的第三个法律后果就是费用赔偿责任（新民法典第284条），这是原民法典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债权人可以依据他对合同的信任以及已经完成的履行主张赔偿因此带来的费用损失，而在新法颁布之前，只有在法院认定合同具备收益性质（即所谓收益回报推定[43]）的前提下?ㄈ瞬庞锌赡苤髡欧延盟鹗肭笕44]。

尽管有了新的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是原有的"履行不能"以及"履行迟延"制度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按照新民法典第275条1款的规定，只要对债务人或者任何人而言已经不可能履行，则免除了债务人的履行义务。而按照第275条的规定，债务人自己以"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抗辩仍然具有意义。因此新的标准更加客观。另外，新的275条2款还明确地承认了所谓"事实上的不可能"[45]概念，即考虑到债务关系以及诚实信用原则，如果履行合同将给债务人带来的费用与债权人获得的利益不相称，则可免除债务人的履行义务（例如大海捞针）；当然还必须考虑到履行不能是否是由债务人自己造成的。此外，在原第242条的诚实信用原则与善良风俗原则的基础上，新的第275条第3款还规定，如果债务人亲自履行将损害到债务人的人格与信仰，则免除履行义务。与原第306条的规定相反，新民法典第311条之一规定，自始不能并不导致合同无效，而将导致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46]。

同样，迟延履行制度仍然得到了保留。依据新民法典第280条2款，如果债权人因为债务人迟延主张损害赔偿，则必须满足第286条规定的条件，即债权人原则上要对债务人进行催告（第280条1款），但如果约定了明确的履行日期或者债务人已经明确地表示不会履行，则可以不经过催告主张权利（第280条2款1、3项）。履行迟延的法律后果主要是承担利息。新民法典第247条规定的基准利率为3.62%；因履行迟延而支付的利息可能高于基准利率5个百分点，甚至8个百分点。不过，债权人行使因为债务人迟延履行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仍然要以第280条1款为依据，也就是以债务人违约为依据。

4、解约权

在解约权方面，新民法典大量地简化了原民法典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包括：取消了必须以债务人的过错行为作为解约条件；取消了以拒绝履行为威胁作为解约条件；对约定的解约权以及法定的解约权做了接近统一的规定（新民法典第346条）；取消了原第350至353条对解除权的限制性规定，因此当事人可以因货物的灭失解除合同只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取消了原民法典第327条2句中的付有返还义务的债务人的特权；取消了对民法典第989条以下有关返还占有的参照适用。从解约条件方面来看，原来的第361条因定期业务而解约的推定以及455条1款因所有权保留而解约的推定已经完全被取消。

新的解约条件应当说更加简明：即只要债务人不履行合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且债务人在债权人设置的合理的宽限期内仍然没有依据约定履行合同，则债权人有权解除合同（新民法典第323条1款）。此外，按照新民法典第324条，违背第241条2款所规定的保护对方当事人的权利、权利对象或者利益之义务（即所谓保护义务[47]）也构成解约条件，不过只限于再履行合同已经不符合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同样，民法典对解约带来的法律后果也有新的规定。原则上，当事人在解除合同之后有返还履行以及不当得利的义务（新民法典第346条1款）。在无法返还的情况下，仅产生金钱赔偿之后果（新民法典第346条2款）。仅在例外情况下，即即按照所谓"领域说"[48]，品质瑕疵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之要求不是由债务人所引起的情况下才免除债务人的金钱赔偿义务；这时债权人仅有主张权返还不当得利（第346条3款）。因此，负有返还义务的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改善，因为如果他已经利用了应当返还之物，就只承担金钱赔偿责任。

5、在买卖以及加工合同中对瑕疵责任的新规定

这次债法改革也根本地改变了德国民法典已经实行了100年的买卖法制度。最重要的改革则是废除了专门争对买卖物品质担保的规定。原民法典第459条以下关于货物瑕疵担保的规定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对买卖合同要更多地参照适用一般债法的规定，这也导致了民法典对原有的一般债法规定的大量修改。总的来说，新的买卖法制度更加接近国际买卖标准，也就是说明显地扩大了卖方的责任范围。因此卖方的成本大大地增加了：制造者的广告也在品质缺陷责任的调整范围之内。如果在6个月之内出现品质瑕疵，则已经可以推定制造者的产品责任成立；应买方的要求，制造者应当重新履行。此外，货物品质担保期限是强制性的。相比之下，卖方的地位则大不如前：仅有与重新履行相联系的所谓"第二次邀约权"[49]以及"自始不能"时对无过错品质担保责任的免除。

具体而言，新的债法不再区分特定物与种类物买卖。对权利瑕疵与品质瑕疵也作了统一规定。按照新民法典第433条1款2句的规定，买方有权购买无品质瑕疵以及权利瑕疵的卖售物。接着，新民法典第434条、435条分别对品质瑕疵以及权利瑕疵作了定义以及推定，其中对品质瑕疵的详细规定则是前面提到的欧同体《消费物买卖条例》的要求[50]。新民法典第434条第1款1句规定：如果货物在风险转移时的品质符合约定，则视为该物不存在品质瑕疵。因此德国民法典采纳了所谓"主观缺陷"[51]概念，大约是指判断合同项下的货物是否存在瑕疵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但是法律条文中并没有这样提，笔者认为不宜采用这样的提法，因为用所谓"主观缺陷"来形容货物的瑕疵是不合适的。如果对货物品质没有约定，则仅当在货物符合合同约定的用途或者符合该货物的惯常用途、具备同类货物的通常品质并且符合买方的期待的货物种类时才算无品质瑕疵（新民法典第434条1款2句）。至于这样才算符合买方期待的货物，可以依据制造者的广告说明来推定（新民法典第434条3句）。而第434条2款则规定，卖方或者其"履行辅佐人"[52]（或通俗地说：代表卖方或者卖方雇佣的人员）安装时不符合物的属性，则同样推定出现了?跷镨Υ茫话沧八得魇橛需Υ玫模游跷锎嬖阼Υ谩M舴剿桓兜幕跷锊皇呛贤钕碌幕跷锘蛘叱鱿质慷躺伲彩粲诨跷镨Υ茫ㄐ旅穹ǖ涞?34条3款）。

按照新民法典第437条，如果卖方交付的货物有瑕疵，则买方有权按照第439条要求后续履行（或者说重新履行）或要求进行修缮。买方还有权按照第440条、323条以及326条5款的规定解除合同或者按照第441条减少合同价金（但原则上必须设置合理的宽限期），还有权按照第440、280、281、283条以及311条之一主张损害赔偿（条件是损害是由归咎于卖方的原因造成的）或者按照第284条的要求赔偿支出的费用。当然，如果卖方重新履行已经不可能（参见第275条）或者重新履行已经不符合买方的利益（参见第440条），这时买方可以直接行使解除合同权、减少价金权以及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在卖方虽然可以重新履行但是将给他带来与重新履行不相称的（巨大）成本时，卖方可以拒绝履行（新民法典第439条3款）。如前所述，因瑕疵而产生的请求权的时效，权利瑕疵为30年；建筑工程瑕疵为5年；其余瑕疵为2年（新民法典第438条）。

至于加工合同（含我国合同法规定的承揽合同），新民法典则没有再单独规定加工承揽合同基本上适用买卖合同的原则。因此加工合同中定做人或者委托人的地位、履行障碍产生的法律后果、品质担保等规定均与买卖合同的规定统一起来了[53]。这样做的优点是进一步统一了法律规定、从立法技术上看还减少了不必要的重复，只有个别学者认为这样做未免太迁就买卖法[54]。

6、交易一般条件法（"格式合同法"）

德国原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55]是规范交易一般条件的重要法律。所谓交易一般条件，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指企业在民事以及经济交易中事先约定的交易条件或者说合同条件（合同条款），类似于我国法学理论中的"格式合同"。由于这些条件系经营者或者生产者指定，因此往往不利于消费者保护。这次的债法改革将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的实质性规定吸收进了民法典，并按照新的时效法、一般债法以及买卖法的要求作了相应的调整。此外，新民法典第307条1款2句还明确要求交易一般条件必须具备透明度，换句话说，合同条款必须明确易懂，这同时也是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第9条以及欧共体理事会《消费者合同中的滥用条款条例》[56]第5条1句的要求。而原《交易一般条件法》中的"协会诉讼"[57]制度则被吸收进了与新民法典同时生效的、新的《违背消费者法以及其他违法中的不作为诉讼法》[58]。该法允许经过政府批准的协会（如消费者协会）代表消费者对不公正的格式合同条款以及其他违背消费者保护法律规定的行为提起不作为诉讼（第1、2、4条），从而强化了消费者保护。虽然有少数学者担心将原《交易一般条件法》统一到民法典中也许会弱化该法在实践中的作用[59]，个别学者甚至认为民法典过多地吸收?饭蔡逯噶畹哪谌萁姑穹ǖ渖ナ浯程厣玔60]，但是法典化运动带来的好处也是明显的，这也是德国政府以及多数民法专家的意见[61]。

7、营销法与借贷法领域的变化

除原《交易一般条件法》外，还有许多其他与消费者保护有关的特别法也被吸收进了民法典之中。其中重要的变化就是将原来的《上门销售法》、《远程销售法》（类似于我国的邮递销售或者厂家直销）以及欧共体《电子商务条例》统一起来，以"特别营销形式"[62]为专节（即新民法典第312条至312条之六）进行集中规定，其主要内容就是强化消费者的解约权（第312条）以及知情权（第312条之五）。将上门销售、远程销售以及电子购物等新兴的营销方式纳入民法典中，这可以说是德国的创举。这是否代表了未来民法典运动的走向，人们拭目以待。

四、债法改革的历程与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1、债法改革历程回顾

在这次全面的债法改革之前，德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的特别法（例如1976年12月9日的《交易一般条件法》）从而弥补了债法的不足。当时对这种法典之外的"小规模修补"的做法就存在争论，例如德国前司法部长于1978年就建议将《交易一般条件法》纳入民法典当中。时至1981年，司法部长又组织了一个"完善债法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984年提出了改革债法的详细建议[63]。1992年，债法委员会再次提出改革建议，这次建议的影响也部分地体现在这次债法改革当中。1996年，联邦政府又敦促各团体对债法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表态。但是由于改革缺少内部动力与外部压力，这些建议最终都没有变成现实。

直到2000年8月4日，联邦司法部才公布了全面的《债法现代化改革讨论稿》，要求各州、各团体发表意见。在欧共体指导条例规定的期限的压力下，全面改革债法的呼声才渐渐响亮起来，不过由于不少民法学家反对全面改革债法而主张"小改革"，这次改革差点再次陷入流产的命运。但是联邦司法部支持改革的决心并没有动摇，司法部于2000年秋季组织了四个课题组来分析研究法学家的批评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府内阁终于在2001年5月9日公布了《债法现代化法政府草案》[64]。在立法过程中，联邦参议院[65]，尤其是其下属的法律委员会[66]也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在联邦法律委员会的推荐决议的基础上，联邦议会终于在2001年10月11日通过了《债法现代化法》，参议院也于2001年11月9日通过了该法。

2、德国法学界的批评

对于这次由德国政府发起的庞大的债法改革，各方面的反应是不同的。德国的经济界、律师界、新闻媒介对这次改革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德国法学界的反应就不同了，这次改革将德国的民法学家们分为两派：一派反对这次债法改革，另一派则基本上支持这次改革。按照德国学者通过互连网发起的问卷调查，在酝酿政府草案的过程中，大约有258名德国高校学者反对这次改革[67]。反对这次改革的学者担心，仓促的改革将损害民法典的系统性。因此，即使那些支持改革的民法学家也认为这次改革显得过于仓促，因为民法典运动需要大量的系统化工作，而系统化工作需要的正是充分的酝酿过程[68]。

不过，正是有了民法学家们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这次债法改革基本上避免了批评家们所预言的系统化不足的缺陷。民法典生效半年多来的实践表明，批评家们的观点其实主要是一个主观的价值取向问题，例如对新民法典第275条2款的拒绝履行权的评价、对第311条之一2款放弃了对自始客观不能履行时的债务人责任进行规定的评价[69]，这些评价并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的标准，而仅仅是一个立法者在设立或者放弃某个制度时将利益的天平更加偏重哪一方的问题。再比如新民法典集中地体现了消费者保护思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契约自由[70]原则，这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保护思想与契约自由思想的权衡问题，而这样的争论永远是不可能完结的。

反之，债法现代化法生效之后，民法学家们则立即把重点放在对新民法典的系统化评论与实践指导上[71]，对这次改革的批评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四、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历经百年沧桑的德国民法典彻底地改变了自身的面貌。这次德国民法典之债法改革将证明民法典仍然是21世纪具有生命力的法律形式。对我国而言，德国这次的法典化运动也是具有启示作用的，下面从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法典化的必备内容与条件以及政府作用三方面分别论述。

1、法典化的作用与应变能力

法典编撰的突出作用在于，它可以将象民法这样广阔的法律领域中涉及到每个人的法律关系统一起来。同时，法典的编撰也总结出了法律领域的基本原则并且将它上升为法律规范。法典化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它促进了法律对公民的平等适用。伴随法典的清晰的条理和对每个公民的平等适法而来的第三个作用就是，公民更加容易认同和遵守法的秩序[72]。此外，法典化运动对于消除法律冲突，节约司法的社会成本而言也具有重要意义。

法典编撰的质量高低或者说成功与否，还得看法典是在现实关系变化之后还能发挥其作用并且适应变化，而不需要不断地颁布新的法律。由于法典的系统化编撰涉及的法律材料和现实材料十分庞大，耗费的时间长，所以法典化始终面临一个风险，即法典很可能只在某一个时代起作用，而一旦时过境迁，就不能适应新的现实需要了。德国债法改革之前的法律状况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是在德国民法典诞生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它始终能够根据社会经济的变化不断地完善，这是由法典的应变能力[73]所决定的。法典之所以应变能力，是因为有如下的理由。首先，一部法典总有通用的法律制度或者基本原则，例如意思表示、民事法律行为、、诚实信用等等。就民法中极为重要的意思表示[74]制度而言，由于民法典对通过电子形式发出的意思表示进行了规定（新民法典第126条之一），从而使得意思表示制度能够适应现代化的交易形式。其次，法典中有一些通用条款，例如公平与善良风俗，这些条款作为法律的横平器使得具体法律制度能够按照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到完善。第三，司法实践与法学研究对一些重要理论的不断完善也有助于弥补成文法的不足，例如前面已经介绍过的缔约过失和积极违约制度。

这个结论对我国而言也是具有启示意义的。正如德国这次的债法改革所遭到的批评所表明，法学家们虽然批评改革稍嫌仓促，但是并不怀疑法典化运动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事法律制度已经基本形成，其成就是不能低估的。但是，我国民事法律的不统一也是众所周知的，法律间的不协调甚至冲突比比皆是。即使反对目前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学者们，也基本上不怀疑法典化所带来的好处，他们与德国的法学家们一样，主要是在制定民法典的恰当时机或者说条件上出现了认识分歧。下面接着论述。

2、法典化的必备内容与条件

就民事法律的法典化而言，一部法典只有最低的内容要求而无固定的内容限制。德国民法典共有5部，即总则、债法、物权法、家庭法和继承法；而法国民法典则只有三编。也就是说，在内容的取舍上，民法典并没有绝对的标准。但是无论如何，一部民法典不能缺少总则，因为总则对所有民事法律制度具有统领作用，缺少总则就意味着法典不具备应变能力。此外，一部民法典还应当规范民事主体（即民事主体法），因为民事主体的权利义务恰好是民事法律的出发点与归属。在这次债法改革中，民法典中的民事主体法也得以完善，即在自然人的基础上增加了消费者与经营者（业主）概念（新民法典第13、14条），以适应现代民法加强消费者保护的需求。最后，债法作为规范交易规则的基本法以及财产法（物权法）[75]作为调整财产关系的基本法也是一部民法典法典所不可缺少的。

总之，一部民法典应当具备总则（含民事主体法）、债法以及财产法（物权法），缺少这三大部分内容将不符合法典的逻辑与应有的作用。至于要不要把知识产权以及国际私法规范（冲突法规范）纳入民法典之中，这只是一个可否选择的问题，不存在绝对的"对"与"错"。笔者认为，由于知识产权法以及冲突法的内容的广泛性以及独特性所决定，至少在目前不适合纳入民法典中，因为即使法典化也得考虑到法典内容的多少，法典化不等于穷尽化。反之，虽然继承法与婚姻法也是民法典的可以选择的内容，但是继承法、婚姻法与财产法（物权法）毕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即继承与婚姻均涉及到财产的归属，加之现代的婚姻法与继承法相对比较稳定，所以笔者认为应当将继承与婚姻纳入民法典中，德国民法典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

笔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法律状况来看，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仍然还不是很成熟。首先从民法典所必须的总则来看，我国虽然颁布了《民法通则》，事实上起到了民法典"总则"的作用，但是民法通则所暴露出来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它与许多后来颁布的法律相冲突。所以，完善《民法通则》才是当务之急。其次，我国虽然颁布了统一的《合同法》，基本上实现了交易规则的统一，但是我国尚未形成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体系，物权法或财产法尚未出台。即使在最近几年内颁布《物权法》，也还有一个实践经验的反馈与完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是已有的《合同法》也需要等待实践的验证、尤其是经过司法实践的完善之后，才适宜被吸收到未来的民法典之中。

笔者当然不反对以直接颁布《民法典》的方式来克服我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存在的上述缺点，但是其前提条件也是非常高的，即必须对现有法律进行全面而系统化的清理。法典的编撰需要高度发达的法学研究。法学家们必须有综观那个时代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技术发展的现实状况的能力，以总结出现实社会的基本法律原则，并且随着现实的不断变化来调整和发展法律关系[76]。德国的债法改革表明，如果没有法学家们的参与，债法的现代化可能继续流于分散法律的形式。

此外，编撰法典离不开娴熟的立法技术。德国民法典中大量的法律推定的运用以及对每个请求权的证明责任的分配（用我国通俗的话：举证责任）的精确规定对我国未来制定民法典无疑具有借鉴意义[77]。

而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缺少政府的统一组织是办不到的。为此，有必要接着探讨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3、法典化的政治动因与政府作用

正如萨维尼所说，法典编撰虽然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件大事，但是并非随时可以追求的[78]。德国的债法改革也同时表明，政府编撰法典的愿望和行动也是十分重要的。

法典编撰的动机和动力是多种多样的，不同的动机对法典化的推动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德国最初的法典编撰的政治动因主要是维护统一的国家的需要，因为在民法典诞生之前，德国私法制度极不统一，法国的、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奥地利的、丹麦以及日尔曼的法（即罗马法）均在德国的版图内起作用[79]。所以，尽管著名法学家提保特于1814年就呼吁德国法制的统一[80]，但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前，编撰民法典还缺少真正的政治动因。可以说，德国民法典真正的准备工作还是在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开始的，因为宪法的变化使得德意志帝国有权对所有的民事领域进行立法。之后很快于1874年成立了第一个法典编撰委员会，该委员会于1888年提出了第一草案。该草案出台后所遇到的主要批评就是该草案缺乏社会公平性因素（缺少社会之油），所以1890年又组成了第二个起草委员会，该委员会中除了法学家外，还增加了国民经济学家和经济团体的代表。该委员会于1895年准备好第二草案。与前一个草案相比，它并没有多大变化[81]。在经过了数次的公布和公开化之后，该草案于1896年提交到德国议会并与同年被批准。它在帝国法律公报中被命名为民法典，并且于1900年1月1日生效。而这次的债法改革则是统一欧洲法律制度的要求，间接地说，这是统一欧洲的必然要求。100年前后的政治动因是何等的相似。

我国政府对民事法典化的工作也非常重视，这显然有利于中国的法学家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制定出中国自己的民法典。可以遇见，中国未来《民法典》的诞生将是政府的积极推动与法学家们集体贡献之合力的产物。

[1]即德文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按照该法，德国民法典也于2002年1月2日重新公布。为了叙述与对比方便，本文将重新公布的《民法典》称为新民法典；而将此前的《民法典》称为原民法典。债法改革前后的条款顺序，除变动部分外，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新民法典仍然尽可能地保留了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风貌。特此注明。

[2]参见Diederichsen(Hrsg),DasBGBimWandelderEpochen,G?ttingen,2002,S.1f.

[3]参见Medicus,inGrundmann/Medicus/Roland(Hrsg.),Europ?ischesKaufgew?hrleistungsrecht,2000,S.219.

[4]德文Unm?glichkeit。参见德国民法典原第323、324、325条之规定。

[5]德文Leistungsst?rungen。参见德国民法典原第324、325条以下之规定。

[6]德文positivVertragsverletzung,也称"积极侵害债权"（positivForderungsverletzung）,简称p.V.V.

[7]拉丁文culpaincontrahendo,简称c.i.c.

[8]德国民法典原第477条1款规定："解除合同的请求权或者减少价金的请求权以及在所保证的质量有瑕疵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动产而言于交付后六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对土地而言在转移后一年内不行使而消灭，但卖方故意隐瞒其瑕疵的除外。"原第638条1款规定："只要加工人（承揽人）未故意隐瞒瑕疵定做人（委托人）对排除加工（定做）瑕疵的请求权以及因瑕疵而拥有的解约权、减少报酬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因六个月不行事而消灭，对土地上的工作因一年不行使而消灭，对建筑工程因五年不行使而消灭。"

[9]德文Mangelhaftung。

[10]德文Mangelfolgeschaden。

[11]比较德国民法典原第195条至197条关于时效期间的规定。

[12]德文Rücktrittsrecht。

[13]德文Sorgfaltspflicht。

[14]德文UnvereinbarkeitvonRücktrittundSchadensersatzforderung。参见Henssler,überblicküberdas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sgesetz,ZAP,2001,S.1392.

[15]德文Nachbesserungs-undNacherfüllungsanspruch。

[16]德文Stückkauf,也称Spezieskauf。

[17]参见债法改革之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zumRegE,BR-Drucks.338/01,S.181ff.

[18]即现在的欧盟条约第249条。欧共体/欧盟颁布的条例（Verordnung）与指导条例(Richtlini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在成员国直接发生法律效力而不需要转化为国内法，后者则必须经过成员国的立法机构转化之后才能在国内实施。

[19]参见2002年1月2日公布的新民法典的官方说明（AmtlicherHinsweis）,BGBl.S.42。

[20]即Richtlinie1999/44EGzubestimmtenAspektendesVerbrauchsgüterkaufsundderGarantienfürVerbrauchsgüter,载：ABL.EG1999Nr.L171,12.

[21]德文Vertragsgem??igkeit。

[22]德文Sachmangel。

[23]德文Rückgriffsrecht。

[24]德文Beweislastumkehr。关于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转换"问题，详见笔者翻译的《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德]普维庭著，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25]即Richtlinie2000/35/EGzurBek?mpfungvonZahlungsverzugimGesch?ftsverkehr,载：ABL.EG2000Nr.L200,35.

[26]德文Gesch?ftsverkehr。

[27]即GesetzzurBeschleunigungf?lligerZahlungen.

[28]参见Brambring,DNotZ2000,245,253.

[29]即Richtlinie2000/31/EGüberbestimmterechtlicheAspektederDienstederInformationsgesellschaft,insbesonderedeselecktronischenGesch?ftsverkehrs(E-Commerce-Richtlinie),载：ABL.EG2000Nr.L178,1.

[30]即Fernabsatzgesetz.

[31]德文Unsicherheitseinrede,新民法典第321条；比较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71条。

[32]德文Pflichtverletzung。

[33]英文breachofcontract。

[34]德文Aufwendungsersatzanspruch.

[35]德文anf?nglicheUnm?glichkeit.

[36]德文sunjektiverFehler。详见下文分析。

[37]德文Sachwalterhaftung.

[38]德文WegfallderGesch?ftsgrundlage.

[39]即GesetzüberHaustürgesch?fte.

[40]即Verbraucherkreditgesetz。

[41]德文Nachfrist.

[42]参见新民法典第283条的标题：SchadensersatzstattderLeistungbeiAusschlussderLeitungspficht.

[43]德文Rentabilit?tsvermutung，类似于我国法学理论中的"预期利益"。

[44]参见联邦法院的三个判决：BGHZ71,234,238;99,192,197;NJW2000,506,508.

[45]德文FaktischeUnm?glichkeit.

[46]德文schuldunabh?ngigerSchadensersatzanspruch。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4ff.;也见Canaris,JZ2001,499,506.

[47]参见Canaris,JZ2001,499,509.

[48]参见Henssler,ZAP,2001,1399.

[49]即德文Zweitandienungsrecht.

[50]参见立法者对新民法典第434条的官方说明（AmtlicherHinweis）。

[51]参见Henssler,ZAP,2001,1400.

[52]德文Erfüllungsgehilfe.

[53]参见Roth,JZ,2001,543,546.

[54]参见Seiler,inErnst/Zimmermann(Hrsg.),ZivilrechtundSchuldrechtreform,2001,S.263.

[55]即1976年12月9日颁布的GesetzzurRegelungdesRechtsderAllgemeinenGesch?ftsbedingungen(AGBG)，载：BGBl.I.S.3317.

[56]即1993年4月5日的Richtlinie93/13EGdesRatesübermissbr?ulicheKlauselninVerbrauchervertr?gen,载：ABL.EGNr.L95S.29.

[57]德文Verbandsklage。

[58]即2001年12月26日颁布的GesetzüberUnterlassungsklagenbeiVerbraucherrechts-undanderenVerst?ssen(UKlaG)，载：BGBl.IS.3173.该法也于2002年1月1日生效。

[59]参见Ulmer,JZ2001,491ff.;Wilhelm,JZ2001,861,868.

[60]参见Henssler,ZAP,2001,1402.

[61]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4ff.

[62]德文besondereVertriebsformen.

[63]参见Engelhard（德国前司法部长）,NJW1984,1201ff.

[64]该草案同时也是联邦议会（即所谓"下议院"）的草案，分别刊载于BT-Drucks.14/6040以及BT-Drucks.14/6857。

[65]即德文Bundesrat.

[66]即德文Rechtsausschuss。根据德国基本法，联邦议会通过的法律必须经过联邦参议院批准之后才能生效。而参议院中，又以法律委员会以及经济委员会的影响最大。所以联邦议会在通过法律之前，一般都要事先征求联邦参议会，尤其是下属的法律委员会与经济委员会的意见。

[67]问卷的调查人是德国的两位民法教授即Altmeppen与Wilhelm。参见，Altmeppen,DB2001,1821,1822;Wilhelm,JZ2001,861.

[68]参见Canaris,JZ2001,499,523f.

[69]。参见政府草案说明：BegründungRegE,BT-Drucks.14/6040S.165ff.

[70]德文Vertragsfreiheit.

[71]新出版的评论很多，仅举几例：Dauner-Lieb(Hsrg),DasneueSchuldrechtinderanwaltilichenPraxis,Dt.Anwaltverl.,2002;Schmidt-R?ntsch,DasneueSchuldrecht:AnwendungundAuswirkungeninderPraxis,Heymann,2002;Bartsch(Hrsg),Beck''''scheSynoposezumneuenSchuldrecht,Beck,2002.

[72]参见德国著名民法学家M.Wolf教授于2001年3月22日在西南政法大学中德法学研讨会上的报告"论民法的法典化"（DieKodifikationdesZivilrechts），载《研讨会论文集》（会议资料）。

[73]德文Anpassungsf?higkeit.见前引，M.Wolf,论民法的法典化。

[74]德文Willenerkl?rung.

[75]根据笔者所了解，国内目前对制定《财产法》还是制定《物权法》还存在一些分歧。笔者认为，从发展趋势来看，似乎以《财产法》为妥。不过，由于财产关系法领域仍然是国内立法领域，因此选择制定《财产法》或者《物权法》都是可行的。即使在欧盟内部，也允许各成员国自行就财产关系立法。

[76]见前引，M.Wolf,论民法的法典化。

[77]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见吴越，从举证责任到客观证明责任的跨越（代译序），原载笔者译：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序言，法律出版社，2000年。

[78]参见Hattenhauer(Hrsg),ThibautundSavigny:ihreprogrammatischenSchriften,München,Vahlen,2002,S.115f.

[79]参见，K?hler,EinführungindasBGB,载：BGB,51Aufl,Beck-TexteimDTV,2002.

篇3

关键词：人格 身份 嬗变

世界上最幽邃的谜也许是人。从古及今，关于人本身的探索都是个永恒的话题。究其原因，并非在于人是社会或动物的存在，也并非在于人是社会或自然的一个部分，而在于人是个体人格。个体人格铸成了人这一个谜，个体人格是人的最高本性和最高使命，一个人纵然横遭压抑，磨难不已；纵然只存在于一种可能性或潜能之中；但重要的是万万不能没有个体人格。人一旦没有个体人格，也就混同于世界的其他事物，也就失掉人自身的独特性。1但纵观人类的发展历史，人格并非人类生来就有，人格对于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部分人享有到人类普遍享有的历程。民法的人格概念历经了仿佛从一片荒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人格本身的内涵也经历了从过罗马法的“家庭人格”和“身份人格”到法国民法中“普遍人格”和“财产人格”再到德国民法中的“团体人格”和“法定人格”的发展轨迹。

一、家庭人格与身份人格

观今须鉴古，言法必罗马。古罗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奴隶社会，不同的人因为出身、地域、种族等的不同被标上深深的身份等级标签，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的私权和公权。罗马法上，有三个与人有关的词：homo/caput/persona，这三个关于人的概念有不同的指代。Homo指自然意义上的人，persona 指法律意义上的人。罗马人被主要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种，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中指出：“人法中最重要的划分是所有的人或者是自由人或者是奴隶。”2在奴隶制社会奴隶属于生物意义上的人，不享有自由因而他们只能作为自由人权利的客体，不享有任何权利。奴隶属于“会说话的工具”，与普通的物在法律地位上并无不二，奴隶可以被任意的买卖甚至任意处死。奴隶在法律上不是人， 或者说是没有法律人格的， 意思就是说并没有能使这个人的任何行为有资格成为权力或义务的法律规范。3persona本意为演员扮演角色所戴之假面具， 以后引申为一个人在生命舞台上所扮演的各种角色而脱离其生物性，由此含义引申指权利义务主体的各种身份，表示法律意义上的人。4在罗马法中，“人格”常用caput一词，这个词原意为头颅， 被古罗马法学家和裁判官用来指人格， 其寓意为： 人格对于人来说， 犹如头颅对于人一样重要。 后被转借指权利义务主体， 表示法律上的人格。在罗马法上Homo只有经过caput的过滤和筛选才能成为persona。正是这种过滤与筛选作用才是罗马法中出现了法外自然人。法外自然人是指自然意义上的人（homo）不备承认为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a）的状态。

（一）、以身份为依据的身份人格

罗马法上的人格都是与某个人的具体身份相关联的。这样的人格概念是侧重于人的具体外部身份区分的具体人格。在身份制社会，人格实际上为身份人格，其本质是统治阶级利用法律的外衣制造的一种身份特权。罗马人将人格与身份进行捆绑，人格以一定身份的拥有为依据，同时人格亦是身份的表征。在罗马法上，要成为完全的权利义务主体，需要具有自由的身份，市民的身份和家族的身份，这三种身份是人格的构成要素。任一身份的减少都会导致人格的减少直至消灭，这就是罗马法上的“人格减等”。自由的身份是作为自由人所必须具备的。因此， 享有status libertatis的是自由人， 不享status libertatis的就是奴隶，其被视为“市民法上的死亡”，即发生人格的丧失。而市民的身份类似于今天的公民的身份， 其权利是专属罗马市民享有的权利。其内容包括公权和私权， 罗马法将罗马境内的居民分为市民、拉丁人和异邦人三类， 他们的市民权享有程度是完全不同的。家族的身份是家族团体中的成员在家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罗马法根据人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同， 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自权人是不受家父权、夫权、买支配的人， 而受家父权、夫权、买支配的人就称“ 他权人” 。5因此在罗马完全拥有自由身份、市民身份、家庭身份的家父就理所当然成为“人格”的完全拥有者，是完全意义上的法律人。正是通过对不同身份的人权利资格的界定，罗马法在人类法律发达史上第一次构造了“法律人”，使法律上的“人”与生活中的 “人”泾渭分明。6总之，罗马法将人格完全视为一种产生于身份而又反过来体现、延续身份的制度。7罗马社会的身份关系得以固定，整个法律皆围绕着如何维护与保障身份秩序这一中轴而展开。人格的身份性使近代私法上的“平等人格”无法在私法上得以确立，不平等人格在罗马法上得以真实展现，标志着“不平等在法律上的合法化”。

（二）、罗马家父与家庭人格

如前所述，古罗马是个具有严格等级的身份制社会，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的公权和私权。其以“ 自由（的身份）” 和“ 市民（的身份）” 作用于罗马城邦内的所有居民， 以“ 家族（ 的身份）” 作用于任一家庭的内部组织，两者共同作用， 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阶级分明（奴隶与主人的划分） 、长幼有序（家父和他权人的划分） 、内外有别（外邦人与市民的划分） 、幼（小孩）弱（女子） 有所恃（家父的保护功能） 、幼弱有所养（ 家父的监护和保佐义务）。8罗马时代的家庭相当于一个单位，家父就是这个单位的“首脑”。“ 家父权”的范围是私法的，不涉及公法，在私法关系中，家父就是绝对的权威，家长是全家的无上主宰，是唯一享有完全人格的主体，家子、家妇的人格完全置于家父的掌控之下，被以家父为代表的家庭的人格所完全吸收。罗马法中的人格理念系以家族为本位，以家父为中心。9在财产关系上，家父是家庭财产的唯一掌控者，在交易关系上家父是唯一的合法交易主体。因此从人格的载体来看，罗马法中的人格是以家父为代表的家庭的人格。罗马法把法律关系的主体奠基在家庭层次，建立法律关系的应该是家庭与家庭，法律的拘束力只及到家庭而不是个人，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被所从属的家庭吸收。10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由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古代社会生产工具极其简单，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落后， 人为了生存， 不得不团结在一起共应对大自然的挑战， 这就逐渐形成了最早的固定的基本单位—氏族。而在生产力水平尚不十分发达， 人还有生存危机之际， 生产单位为家族或家庭， 为资源的有效分配， 也必须权威的存在。由此可见，罗马法上的人由于受制于身份的枷锁，人格是由身份决定的，并且由于罗马家父的“类”地位，家父才是罗马法上完全的人格享有者。据此，我们也可以将罗马法上的人格概括为身份人格和家庭人格。

二、普遍人格与财产人格

罗马法中的人格是以身份和家族为依托的，但人的身份大多都是由于出身而决定的，贵族的后代是贵族，奴隶的后代是奴隶，同时由于家族对个人自主人格的发展的阻碍，个体急需冲破家庭和身份对个人独立发展的桎梏。家父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罗马国家权力的加强和家属地位的提高而不断消弱的，家父权处于不断的瓦解之中。11家父权遭到瓦解，身份制亦遭废弃，个人至上主义得到极大的弘扬。

（一）、身份制的摧毁与普遍人格的建立

伴随着中世纪丧钟的敲响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思想启迪，人们更多的反思“什么是人”的问题，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脱离了神祗之摇篮， 人的观念首先被发现， 人文主义被社会普遍接受， 人格尊严和自由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人主义思想成为西方社会的基本思想。

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一个标签，而不是烙印。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崇尚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人被认为是一种理性的可以自己负责的创造物，自出生之日起便获得了关于良心、和经济活动的自由的不可割让的权利。人们无需再与旧制度的那个中间身份打交道，而只和国家本身发生联系。12人类的文明发达史是一个人格逐渐解放的过程，生命人的身份作用逐渐减少，经济联系逐渐增多。13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贸易实践的增多和商品经济的发达，产生了对个体独立的诉求，这种诉求使民法从以对家族为基本单位的考量逐渐转向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考量。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一举摧败了社会身份制，《法国民法典》第8 条的规定，“ 所有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14该第八条被法律文化学者梁治平称为现代民法的第一条规定。15在近代自然法的影响之下，法国民法典将其所倡导的无差别的“人类理性”作为实在法上人格的取得依据， 从而使得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念在法典上得以落实。至此，人格不再像以前一样属于戴在某些群体脸上的面具，而是任何法国人与生俱来的。近代民法改变了罗马法上“人为非人”的尴尬境地，使“人为其人”，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伟大转变。我们姑且将这种人格成为“普遍人格”。

但是，法国民法典仍未完全实现个人的平等。从“一切法国人均享有民事权利”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国民法上权利主体的取得以享有法国国籍的自然人为条件。易言之，法国民法并不承认生物意义上人皆可成为法律意义上的仍人，仅认可法国人可为权利主体。

（二）、资本主义社会与财产人格

《法国民法典》明确确认“人人法律地位”平等，打破了身份对人的束缚，但其确立的平等只是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资产阶级对资本利润的渴求使得“人人法律地位平等”的实质成了“人对财产权的享有”上，可以说，民法典中人格的侧面主要是财产权，“财产即人格”。财产被作为一个人法律人格之物化性存在，是人生存发展并藉以实现自我价值之前提。16“民法中的人与其说是一个享有私权， 在权利上平等的人。不如更准确的说， 是一个财产权平等的人”17以《法国民法典》为重要代表的近代民法中， 囿于它所在的那个时代， 人是在形式平等方面被把握的： “ 人人法律地位平等”、“人格独立” 破除了身份制的禁锢。但近代法中“抽象人格”的确立， 却是以“财产即人格”为代价而确立的，人个性的张扬与追求以及对自我存在的确证被财产的洪流所消解。我们姑且将这种为财产所左右的人格称为“财产人格”

由此可见，法国法打破身份对人的束缚，人人获得了普遍人格，

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追求财产的本性，人格淹没于财产的洪流。据此，我们也可以将法国法上的人格理解为普遍人格和财产人格。

三、团体人格与法定人格

（一）、“团体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应对

法国民法典是在理性主义和自然法学派思想的影响之下的产物，其基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自然法思想将人的自然理性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而深受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和萨维尼历史法影响的德国民法典，强调法律是民族精神的产物，认为德国的法典编纂不应当遵循以《拿破仑法典》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自然法思想。《德国民法典》关于人的规定分为两节： 自然人和法人，人这一次是被放置在家庭以外加以讨论。即在人（自然人）之外，对于适合作私法上权利义务主体的组织体和目的性财产皆可具有法律人格，在此法律人格被赋予浓厚的技术色彩而不再具有最初丰润饱满的形象。18民法典》在个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奉行原子式人的存在方式理念，由于害怕教会和封建势力利用团体进行复辟，19法国资本主义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作为法人主要形式的股份公司还未充分发展，20的存在将限制个人的意志自由等原因，因而“必须抛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任何媒介包括法人”。21国民法典》制定之际， 虽然个人主义思想仍占有主要阵地， 但当时的商业活动已经非常发达， 伴随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深入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得到确立和巩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团体正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法典的立法者无法忽视这一现实存在， 遂承认了法人的主体地位，于是这种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实体便普遍存在了。非人化的团体被抽象成“人”，极大的扩大了法律中“人”的范围。正如江平教授在概括法人的本质时所言“法人者，团体人格也”22江平先生的路径走下去，我们不妨将德国法上的人格特征表述为“团体人格”。

德国民法弃“人格”不用而另辟蹊径： 采用“权利能力”作为判断主体适格的标准是为了应对民法典所承认的“团体人格”，而避免与自然人人格的伦理性产生冲突。德国民法典在创设团体人格的同时， 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人格”这一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中所包含的伦理属性， 以“权利能力”这一仅仅具有私法主体资格含义的概念替换了人格的表达， 使权利能力明确地“从伦理的人格中解放出来”， 可以同时适用于自然人与法人。23，从本质上说，权利能力是德国法为团体在法律上的地位而制作的“面具”，德国法的权利能力与罗马法人格并无二致，都是确认民事主体的条件，权利能力这种新型的“人格”只是外表具有新颖性，其内在流淌的仍然是“人格血液”。24格到权利能力的转变的背后隐藏着现代民法的工具性诉求，体现了民法的工具理性。权利能力摆脱了“人格”的伦理色彩，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表达而无伦理性，是国家赋予的，表现了国家和民事主体之间的纵向关系。

（二）、法定人格与人格权法定主义

篇4

关键词：；行为；法律行为

本文为河北工业大学2013年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概念的试错观察与论证”的成果；课题组成员：叶于博、王新迎、张浩健、连志华、张继县、刘毅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2月15日

有学者将直接与间接同等性质对待，已经影响到了及其相关制度在我国民法典（草案）设计上的适当安排，因此有必要追本溯源就相关制度的概念及其本质予以澄清。实际上，及其相关概念在理解上的混淆，早已影响到了我国的对内对外贸易往来、司法实践及法学教学。

一、权授予的发现历程

（一）罗马法上的。古希腊的法律已经发展了以合同为基础的直接的一般概念。而在罗马法上，合同制度（委任合同）的形成极为缓慢，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原因在于罗马经济的家族特点。罗马经济以家族为单位，主要由奴隶和家族成员进行商业活动，因为家庭成员获得的财产自动地归属于家长。在这种经济状况下，没有必要充分发展合同制度（委任合同）的概念。的概念出现在查士丁尼时期和后查士丁尼时期。它来源于作为万民法那一部分的古罗马执政官法。在古希腊的法律概念的影响下，罗马法不得不承认人和店员的行动。人是自由人，往往是已经被解放的奴隶，是维护贵族家庭利益的总人或财产管理人。对于罗马人的法律生活而言，，虽然不是什么陌生的现象，但是对现象的思想，在罗马社会私法交易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债之契约”领域，一直没有建立直接制度。既然在交易制度上没有一个独立的概念，权理论自然也没有发展的空间。

在中世纪，由于商业需求的压力，注释法学派和后期注释法学派及教会法发展了人制度。然而，直到格劳秀斯时代，大陆法上才开始出现理论。格劳秀斯在其著名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写道：人的权利直接来源于本人，他的行为基于本人的委任。在罗马法上，作为人的自由人一律向第三人承担个人责任。这一理论是：契约仅存在于实际缔约人之间，即第三人与人之间。本人只处于从属的地位，只有通过附带债务的方式才能被诉，本人的责任类似于对主债务人债务的保证人责任。罗马法学家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关于权的抽象概念。

（二）德国普通法时期的概念。在德国普通法，于19世纪之后，制度虽然已被习惯法所承认，只是当时的学说认为是其基础法律关系的外部层面，对事务的规制，应当适用与其基础关系同样的规则。在此见解之下，权授予与其基础关系中的职务权限被认为应当是同一性质、同一期间、同一范围的同一事物，因此，意定（委托）通常也被认为是委任（委托）关系的外部行为。因此，这一时期学说认为，、权授予及其作为基础关系的委任契约（委托合同）为同一事物，权授予行为应当一直以委任契约（委托合同）为其存在的基础，该二者当然也应同时成立或消灭。这一时期对委任与授权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分，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典》I，13 §§5以下、1811年《奥地利一般民法典》第1002条以下、1804年《法国民法典》第1984条，都对意定权予以详细规定，然而，意定权并不独立于委任契约。尽管这些规定依然采用传统观点，但在制度上首次承认了的概念，实际上还是具有进步意义。

（三）拉邦德的伟大发现。鲁道夫·冯·耶林首先强调了委任与权的区别，认为该二者的并存纯属偶然。他用极其精确的语言描述了权存在的两种情形：受任人无权者有之，人未受委任者也有之。但他仍认为委任是意定唯一可想象的发生原因，未能摆脱授权和委任是一物两面的传统观念。

1856年包括奥地利帝国在内的德意志联邦首次召开了制定统一商法典的会议，1861年《德意志普通商法典》（ADHGB）公布。该法典第48条规定了法定商业制度，法定商业人是商人的总，他的权限由法律确定，而不能通过合同排除对该法的适用。该法典第50条（1）款还规定，对法定商业范围的限制对第三人无效。德国商法典制定后，德国学者才开始认识到，权的授予，就其发生、范围及存续期间而言，实在可以从构成其基础事务执行关系中脱离出来，因此也感到传统见解未尽妥当，必须放弃将权与其基础关系视为一体的理论。1866年德国法学家保罗·拉邦德（Paul Laband 1838～1918）在其《依德国商法典完成法律行为时的》（载于《商法杂志》第10期）一文中就权与其委任基础关系区分开来的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终于获得了一项认识：即权是法律上之权能，在一定条件下，可直接对另一法律主体产生一定的法律效果；而基础关系或内部关系则决定某人可依直接效力为他人计算而行为，使该他人因此对行为相对人取得权利或负担义务。

于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思想脉络：耶林首先阐明权与委任的区别，而拉邦德则强调此二法律现象彼此间的独立性。

二、本质问题的争议

19世纪德意志法律科学中法律行为理论之意思说，将法律行为的法律效果与意思相联系，认为作为意思自治的意思只能在表意人本人之间产生拘束力才具有正当性，因此人们提出人的意思表示何以对被之本人可以产生法律效力的问题，于是发生争议。主要有以下观点：

1、不能将作为一般性的制度予以认可；特别是不能使被人因人的意思而基于债权法律行为承担义务。

2、本人说（萨维尼提出）。认为在的情形中，被人是唯一的法律行为之行为人。人仅属于被人意思的载体，因此被人本人是行为中的表意人。

3、代表说。该理论的出发点是，人扮演被人，代表被人。尽管人为法律行为之行为人，但法律效力由被人承担。为了使这一结论与意思说相协调，人们在多数情况下借助于将人的意思表示视为被人的意思表示这一拟制。而另外一部分学者满足于实证论断，认为基于法律的认可，中的原因与效力相分离，也即，意思表示由人做出，而不利或有利的效力相对于被人产生。

4、只要基于意定授权而进行，人与被人就共同完成行为；相对于本人说和代表说，该理论也被称为媒介说。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以代表说为出发点，对制度进行设计，认为法律行为的事实构成由人实现，而法律效力相对于被人产生。行为的效力由被人承担这一规定，基于行为人的意思和对这些意思予以认可的法律而产生。有学者提出尽管该观点在当下已经成为广泛流传的观点，但由于人们将该法律原则理解为一种价值判断，因此，该观点不值得赞同。并提出，如果希望进一步发展那些适用于这一法律制度的法律原则，人们必须明确认识该法律制度的本质以及它在法律秩序中较为一般框架下的定位。自从制度被承认以来，人们始终无法避开在19世纪被提出的这一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在一个以私法自治为基础的法律秩序中，的本质是什么？

三、德国民法中的制度

（一）德国民法典中的概念。1896年8月18日德国《民法典》（BGB）。德国民法典中的概念，是人在交易中做出或者接受意思表示，其行为对本人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但要求人必须以本人的名义活动，同时要求人在其享有的权限内进行意思表示。（《民法典》第164条第（1）款）。根据所谓的“抽象原则”，德国民法将人与第三人之间发生的外部关系和人与本人之间存在的内部关系严格地区分开来。在外部关系中，最重要的是权，即作为人活动而后果由本人承担的权限（值得注意的是，对所谓后果涵义的不同理解，将对本质的理解有不同的影响。）本人和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则由委任契约或其他法定义务所决定。

（二）权的产生方式。权的产生方式有三种。它可以通过法律行为授予，这种情况称为委托或意定（《民法典》第164条～181条）。也可以通过法律规定产生，如父母是子女的法定人（《民法典》第1626条第（2）款），而监护人则是被监护人的法定人（《民法典》第1793条）。法人，那些代表法人进行活动人或机构（被称为法人的机关）是法律指定的法人人（《民法典》第26条第（2）款）。如登记社团的董事长或董事会（《民法典》第21条～53条）。德国民法典关于通过法律行为授予权的规定，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通过法律规定而产生的。

对于意定权的创设形式，法律没有特定的要求，权的授予，可以由本人向人或第三人为意思表示的方式进行，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权的撤回，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民法典》第168条）。

根据抽象原则，即使本人与人之间的基础关系仍然存在，权的撤回仍是可能的（《民法典》第168条第2句）。当然，如本人与人之间的基础关系已经终止，权本身也应随之终止（《民法典》第168条第1句）。

关于权授予行为的性质是否为法律行为，的确值得探讨。其探讨的意义，直接影响对本质的理解。就的创设与权的创设，是否能够进行同一性理解，在结构分析的时代，也值得探讨。

（三）的范围。的范围，即人可以进行何种交易，取决于授权书的规定。人的权限通常不包括人以自己的名义与本人订立契约这种自我服务的内容，但是，如果他得到了具有此种效力的特别授权，或者为了履行某项法定的义务而不得不这样做，他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与本人缔结契约（《民法典》第181条）。

在出现人签订的契约是否因错误或欺诈而得撤销，或本人是否有处分权等问题时，关键的因素取决于人意思的错误或善意，而不是取决于本人的意思（《民法典》第166条）。

（四）无权。如果人未经授权而活动，由其个人承担履行契约或赔偿损失的责任（《民法典》第179条），但本人可溯及地承认人未经授权而签订的契约（《民法典》第177条、第184条），无过错的第三人同样可以撤销该契约（《民法典》第177条第（2）款、第178条），从而体现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五）关于行纪的性质。在1897年德国《商法典》（HGB）第383条，行纪人“是指为他人考虑而用自己的名义承担买受或出卖货物或证券，并以此为业的人”。由于行纪人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其中的关系并不显露出来，因此德国的法律并不承认其为。在行纪人为委托人的利益而签订的契约中，委托人并不是契约中的一方当事人。

（六）制度在民法典之外的发展。随着法律科学和判例对德国民法典法律行为学说的补充，制度及其理论因此也在发生变化。变化体现在容忍权和表见权学说上。这些变化，强化了从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的责任。

四、德国民法概念在拉邦德之后的发展

关于本质是什么的问题探讨，并没有因为立法的选择而停滞。

（一）中说。中，是看上去与行为人的财产毫无关系的行为，即它既不给行为人产生法律上的利益，也不产生不利益，该观点与《民法典》第165条（行为能力受限制的人）有关。第165条允许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这样一种中：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人，使他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于是就会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认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一般性地实施中。

由于这种行为可以是《民法典》第185条（无权利人的处分）所规定的行为，因此，在法律政策上与第165条规定的情形有所不同。第165条规定限制行为能力人可以具有权，但并不意味着同时必须授予限制行为能力人从事非法的、处分他人权利的行为。

（二）拉伦兹的立场

1、拉伦兹的思想方法。卡尔·拉伦兹的法学方法论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而黑格尔认为，概念的普遍性应当通过概念要素的运动过程获得。概念作为事物的核心和本质，也是事物的内在目的，因此，只有按照内在目的才能了解事物的本质。拉伦兹认为，对一行为的法律判断必须从目的论上把握，而目的论法律判断属于价值评价。至于价值评价的客观性或正确性的依据，必须遵循法律共同体内部已经形成的具有拘束力的价值标准。

2、的概念及其实质性讨论。拉伦兹对之实质性讨论，被安排在其《德国民法总论（第七版）》第四编法律行为之第三分编他人所为的法律行为项下的第三十章第一节。如此介绍意在表明，拉伦兹对实质性讨论的前提为，首先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是他人所为的法律行为。既然是法律行为，按法律行为理论之意思说，只能在表意人本人之间产生拘束力才具有正当性。

他认为，的目的通常在于在法律交往中被人的利益通过人而实现。但是，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这个概念的标志。利益的实现对于概念的构成是无足轻重的。的概念在于为他人进行法律行为，该人不是行为人而成为法律行为的当事人。至于法律意义上的实质在于，人处于被人的“位置”为他进行法律行为；而就它的法律后果而言，把它视为与被人自己所为法律行为相同。人尽管自己去为法律行为，但是这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由他的另一个人的法律行为。

拉伦兹的表达中已经明确，存在的目的与概念或实质之间，没有一种因果联系。而的概念与其所谓的法律意义实质，也就是一种相互间的阐述，可以表述为“换言之”。

那么，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拉伦兹在“的实质”一节中论述了这样一种原因与结果的关系：这种法律行为就如同被人自己所为一样，权利与义务皆及于被人，这样做的前提条件在于首先是法律原则上承认一人可由他人进行效果及于该人的行为；其次则是在具体情况下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而法律所规定的两个先决条件是：以被人的名义所作的表示以及在人所享有的的权限内活动。他似乎更想说，的实质在于法律的规定。

之所以如此判断的理由，从拉伦兹对合同，这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的约束力来源之论证可知：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一致同意达成的规则——合同法，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合同必须得到遵守的原则，渊源于道德，因为约定作为人类的一项道德行为是具有约束力的。要做到这一点，并且在必要时依靠法律制度来强制当事人遵守合同，合同还必须具备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实定法中必须承认合同是一种有效的法律行为。约定只有符合了一定的、法律上的最低要求，法律制度才会承认它们的法律效力。

3、对我们的启示。那么，法律为什么偏偏选择这样两个先决条件予以规定？而这两个先决条件为什么对意定、法定和法人机关的同样适用呢？这种启示，也许是拉伦兹立场的最大价值。

（三）弗卢梅对制度在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定位

1、的概念与本质定位。维尔纳·弗卢梅这样描述概念：属于法律行为法中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行为可以通过他人，即人实施，某人在其所享有的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直接发生有利于和不利于被人的效力。按照现行德国法的规定，以他人名义实施行为和权是的基本构成要素。人在“以被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时使他人认识到法律行为不对其本人生效，而对被人生效。然而，只有当人在权限内实施法律行为时，这一以他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才相对于被人而非人生效。

弗卢梅将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与该法律行为之结果的法律行为规则相区分，于是就的本质得出结论：一般而言，个体依据私法自治原则与他人一起，通过合同以意思自治的方式制定规则，法律关系基于该规则形成。既然得到法律秩序的普遍承认，也就意味着个体可以通过意思自治的方式授权他人为自己制定规则。在行为中，人是实施法律行为的人，或者在消极的情形中，人是行为的相对人。然而，作为这一行为结果的法律行为规则却属于被人，这是因为，人为被人实施行为且为此而获得授权。如果人声明他基于授权行为所实施的法律行为之目的在于为被人制定规则，那么，当人们承认人的行为和授权的效力时，该规则也仅对被人生效，而不对人生效，因为该规则是属于被人的规则。

基于弗卢梅的上述阐释，就的概念，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导出这样的判断：是法律行为法中的一项制度，法律行为可以通过人实施，人在权限内以被人名义作出的意思表示所形成的法律行为规则归属于被人或者对被人直接发生效力。

2、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与法律行为规则的区分历程。弗卢梅对本质定位的关键，是其对法律行为实施行为与该实施行为之结果——法律行为规则的区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区分的思想历程予以梳理。

（1）从私法自治行为的效力来源到法律行为的本质。私法自治是个体基于自己的意思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的原则。《德国基本法》将该原则作为先于法律秩序存在的、借助于法律秩序来实现其价值的原则以基本权利予以确认。这是因为，如果不存在私法法律关系，那么个体也就不可能通过意思自治来为自己形成法律关系。私法自治形成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二者不可分割地构成了私法自治行为效力的法律原因。因此，有必要区分通过私法自治设权行为约定的法律效果和以法律规定产生的法律效果。以买卖合同为例，私法自治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具有法律效力，是因为当事人已经达成协议。除法律不予认可的几种情形（如法律上禁止、违背善良风俗）之外，对该买卖合同所约定的法律效果进行法律评价时，并不考虑该约定的“合理性”。其合理性来源于合同的约定，即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在为法律秩序所认可的范围内先于法律价值评判而存在。就那些虽非通过私法自治行为确定的，但却基于私法自治行为而产生的法律效果而言，尽管它们基于对特定关系和过程的法律评判的结果而产生，但是，该法律价值评判已先于私法自治设权行为而存在。法律价值评判的作出必须考虑到私法自治设权行为。只要私法自治设权行为具有法律效力，人们在法律判断的过程中就很容易遵循它。与此相反，在所有其他法律判断过程中，人们必须对特定的关系和过程，特别是对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价值评判。于是，我们发现个体通过行使意思自治所形成的一个合法的法律关系，其效力仅来源于意思自治的行使以及法律秩序对其予以的认可。尽管私法自治行为缺乏法律的实质特征，但只要获得法律秩序的充分认可，私法自治的设权行为就会产生类似造法的效力。法律行为，就是人们以意思自治方式通过制定规则形成法律关系的设权行为。法律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旨在形成法律关系而制定规则。于此，弗卢梅对法律行为之实施行为与该实施行为结果——法律行为规则进行区分，有了坚实的基础。

（2）意思表示的本质。就意思表示中的意思与表示关系问题，萨维尼告诫人们应该将其理解为本质上具有关联性的两个要素，意思与表示的一致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温德夏伊德阐述认为，意思表示确实是对业已存在的意思的告知，但它不仅是意思的告知，而且是意思的表达。在意思表示是意思的实施行为已经成为通识的时代，弗卢梅将意思表示的本质概括为：以意思自治的方式通过有效制定法律规则来创造性的形成法律关系的行为。

（3）的本质：一种法律行为的缔结方式。简言之，意思表示即是制定规则的行为。“制定规则”是意思，而意思表示是意思的实施行为。在此基础上，弗卢梅否定了源于意思说的、《立法理由书》所认为的“属于意思”的观点，认为不是“意思”，而是法律行为的实施。他同意米勒-弗赖恩费尔斯“是行为缔结的一种特殊种类”的观点。

3、弗卢梅理论的启示。弗卢梅的论证，首先回答了拉伦兹“利益的实现对于概念的构成是无足轻重的”判断；第二，法律行为作为私法自治的工具价值，旨在制定规则；第三，不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行为，而是缔结法律行为规则的一种方式。

（四）梅迪库斯的观念。迪特尔·梅迪库斯没有直接描述的概念，也没有对概念和本质进行论证。他好像更注重通过操作规程各效力要素的顺位安排，来传达其对观念的认识。

1、的操作规程

（1）的适用范围。在订立合同和从事法律行为时。

（2）人之行为发生效力的判断要件。第一，必须存在意思表示或者某些伴随意思表示的情形；第二，表意人必须表明其意思表示的法律后果由他人承担；第三，表意人或受领人必须具有他人的权。

情况满足上述范围和要件后，发出和受领的意思表示就有所归属，即由人发出或到达至人处的意思表示被归属于被人，就像被人自己发出或者受领了该意思表示一样。

2、的本质。至此，梅迪库斯的概念，与《民法典》第164条（1）款相较，看似将运行要件的顺位作了稍稍的变动，但对概念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拉伦兹式的理解。意思表示的发出和受领，即为行为；换言之，行为就是意思表示发出和受领的动词名词化形式。意思表示，是行为的结果。存在意思表示，是规则适用的前提条件；而以他人名义与有授权，才是规则仅存的两个效力构成要素或要件。

任何一个概念，都有一个从目的出发，又返回到目的的运行过程，但梅迪库斯的概念只取该循环过程的一半，即仅从作为行为结果的意思表示开始，又返回到目的的那部分回归路程。于是，梅迪库斯对概念之描述，就其动态的方向而言，与《民法典》第164条（2）款概念的描述恰恰相反。梅迪库斯将作为“结果”的意思表示与作为“行为过程”的意思表示作了区分，然后，又将在整个过程中起到效力转换功能的两个要素（即以本人名义与权授予）抽出来，重新构筑了一个通过对作为意思表示运行过程的行为之效力进行判断，进而决定作为结果的意思表示之归属的规则。

于是，梅迪库斯取目的性解释，将规则定性为——意思表示的归属规范。但这里的“意思表示”，是作为结果的意思表示。而他所谓的行为，是作为行为的意思表示，即意思表示的发出和接受。

3、启示。梅迪库斯概念及其本质的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多重的，但最大的启示就是：制度，只是在涉及法律行为订立或成立范围内发生效能的制度。

五、结语

对概念探索的价值，在于形成判准，构造系统。因此，对于概念及其本质的探索必然有一个不断跟进的过程。这种跟进，对于我们中国人，这样一个怀有构造自己民法典梦想的民族尤为重要。

主要参考文献：

[1][英]施米托夫.赵秀文译.国际贸易法文选[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4）[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篇5

中西文化中“人与天”思想的比较对民法精神的影响儒家和道家是统治中国两千年思想潮流的两派，在传统文化中，人与天的关系贯穿整个文化长廊，二者在天人观念上的观念比较一致，但是他们的处事原则却大相近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知天命，尽人事”“天人合一”对待人生是“积极人世”的态度，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与天地同休”的思想，对待人生是“消极遁世”的态度。其中儒家传统思想在汉代董仲舒的发展下，得到了统治者的青睐，被后世称为显学，他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越道家的影响，是道家无法比拟。相应，对中国民法精神而言，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它的影响与西方截然不同。儒家思想否认人的独立性。“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用来说明“人”对“天”之依赖关系，人遵循天道自然的规律，就必须按照天道规律来办事，如果违反“天”，则人“不祥”这种思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成为人类生存思想的核心部分。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使得人在哲学中的本体地位发生了置换或覆盖，影响了人对生命的理解，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依靠人力，而全部依靠天命、天运、天道。所以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也就处在下位，丧失了作为万物之灵的本体地位，成为受“天”主宰的受限主体。与此不同，在西方文明中，人的主体地位或者人的独立性通过两种古老文明的影响下最终成立：一是古希腊学家对人的自然本性的阐释，二是在希伯来文化中，《旧约》中“创世纪”把“人”和“神”分开，上帝把人逐出伊甸园后，人才获得独立的个性。人获得独立后，人敢于征服自然，敢于违背“天命”形成了独立的自然法人格。

民本思想与人本主义在民法中的体现大致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体现的是义务本位和团体本位，在民法中说的是权利本位和个人本位。实际上，人们对待这个问题存在着三种误解：第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认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压抑个性、泯灭人性的罪魁祸首。第二，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人们大多认为西方文化就代表了“人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第三，对现代化的误解。人们认为现代化便是“金银满钵、锦衣玉食”。人们的思想潜意识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专制主义、集体主义”，西方文化则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现代化就是“功利主义、拜金主义”。其实这种想法是及其片面的，首先，孟子早就提出“民贵君轻”，强调凡是要以民为本；墨家的墨子提出“兼爱”；道家的老子和庄子提出“无为”的大同世界，目的在于倡导人人平等。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们大多重视的是集体本位主义，但还有倡导“人本”的光芒。片面地用工业时代西方的民法精神来评价我国的传统民法文化，无疑是没有根据的。

和谐文化与西方辩证思想在民法中的体现自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贫困、灾害、战争、剥削、压迫等现象便伴随着人类发展而产生，有了阶级的产生，剥削就会出现，有了剥削就会有压迫，就会出现不公平的现状，出现战争，而人是向往幸福和平的生物体。自古以来，我国便一个传统的农业性质的国家，悠久传统的自然经济让农民们感受到自然、天的伟大，意识到自己是无法违背天的旨意，所以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正如先生所言：“农业的帝国是虚弱的，因为皇权并不能滋长壮健，能支配强大的横暴权力的基础不足。”由此，在一定程度上，真正支撑这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的是一种暗合文化和相应的意识形态的结合。以儒家为主的传统思想统治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折旧思想正好迎合了农民所期望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真正做到了“天人合一”。在西方，柏拉图早在2000年前就完成了“理想国”的设计，“理想国”就是一个高度民主与平等的和谐社会，各司其职、协同合作就像人的手指头一样在这样社会里运行，德国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也曾阐释了，和谐是每个因素在行动中协调统一，在这种“和谐”中，并不排除本身存在的差异和对立。他还表明，“和谐”是一种“同一”，即无矛盾不和谐，这深刻的影响着传统的西方法律思想。在这种“和谐”观念的影响下，和谐既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中国民法的出发点。

礼乐文化与现代民法原则在民法中的体现中国礼乐文化制度是强调亲属朋友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要互相帮助。在我国建立的民主法治中，法律的基础是道德，道德是法律的基石。中国的传统美好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以德治国”。“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核心的价值理念，其中“仁”就是长久不变的真理和价值。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没有形成成文的民法典，但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义”便是现代民法原则中的公平正义，“礼”对应的是“公序良俗”，“信”对应的是“诚实信用”传统的礼乐文化完全与现代民法原则一一对应。“公平正义”是指在以人类真善美为基础的价值理念和永恒意志，其对面是邪恶偏私，邪恶偏私带来的是“个人主义”；“公序良俗”是指和谐幸福的团结秩序，其相反面是恣意妄为，恣意妄带来私权主义；“诚实信用”是指归仁向善的个人品德，其相反面是欺诈背信，欺诈背信带来绝对自由主义。中国民法的真正法制化需要把上面提到的传统道德精神始终实施到底，修定民法典的首要任务并不仅仅是对法律体系的搭建，更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民法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民法的发展之路是“以人为本”的写照保障人的价值，崇尚的人的精神是中国民法典发展过程的第一个特点。现代的社会是人更加自由，提升自己全面发展的时代，是最大限度发挥人的创造性的时代，是更好实现人的价值的时代。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人法，把保障人的权利作为根本，始终坚定不移地发展“以人为本”，把人的价值摆在民法典的中心，法典中的每个条文应充分体现人文关怀。比如，民法加大对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极、隐私权、信用权和人身自由权保护力度；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到来，民法要针对利用信息技术侵犯个人资料和隐私权的现象，建立并完善法律保护墙，适应时代的变化，更好的保障人的利益，实现人的价值。

中国民法的发展之路是反映时代精神的历程中国民法的发展受到中西文化的影响，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蕴含着自古至今优秀民族留下美好文化，所以，中国民法是一部包函以人为本、和谐统一的具有科学辩证方式的民事法典，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事法律的集合。中国民法的发展顺应时代精神，反应时代精神的文化宝库。未来的发展更要吸取各国民法的优点，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修订出反应时代精神的民法。

篇6

民法作为一门，依传统民法理论之阐述，其所关涉之对象或其调整对象分为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两类，但调整对象本身并不能构成民法学之本体，就其本源意义而言，《法学阶梯》视法学为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1]故而，在罗马法，所谓私法本体实则表现为三大关系：其一为神与人之关系；其二为人与人之关系；其三为神、人、自然三者之间之关系。自中世纪后期，随着罗马法复兴、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等运动勃兴，民法科学之本体价值与范畴逐步更移，神与自然渐次消弭，人之地位日益彰显，最终使人成为近代民法之无上主体，民法学之本体论要素一如法哲学、学等人文科学，亦无限递进于人之各类欲望、需求之满足以及该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之各类私法关系。易言之，人一方面脱离了神祗之摇篮，成为独立之个体（本体）；另一方面，人战胜了自然，成为天地万物之主宰，神与自然之“位格”最终为人之“人格”所掩蔽、覆盖。本文以近代民法为基点，参酌罗马法之近代演化，重点探析民法学人格制度之历史构造及其演绎历程，进而辨明人格制度之价值基础，阐释人性与人格在近代民法中的相互融汇过程，最终为近代民法本体论转型之必然性作出合于历史理性之诠释，并就民法学研究中相关误区进行证伪解蔽。

一、从身份到契约：人性假设之普适性

一定程度而言，近代民法人格建构之原初宗旨是为了否定身份以及基于身份而导致的不平等。人对自身及其身外之物享有了独立性权利，同时也承担了独立性义务。应该说，人格制度之构建并非仅仅解决人自身之前提，或解决人与人之平等关系问题，其更进一步之社会功能或法学价值趋向是为了解决在平等身份之后之人与物之关系。就该一意义而言，梅因爵士所谓“从身份到契约”，詹姆斯所谓“从宗族社会到公民社会”（from lineage society to civil society），两种论断均传导着同一价值立场：民法中的人或私法主体摆脱了身份或宗族社会之控制而成为自身之主人。

从社会正义角度而论，近代民法之历时性进步即表现为通过人格理论建构使人获得平等之正义前提，而正义之价值内蕴亦从传统之分配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转型为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追寻西律传统，法律与正义密不可分，但唯有近代才开始在人法领域提供一种普遍之平等人格并以此作为实现正义价值之首要前提。具体而微，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开宗明义地将“法律”界定为“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而所谓“正义”则是“给予每个人其应得部分的坚定恒久的愿望”。[2] 西塞罗比较希腊、罗马之法律概念，从中挖掘出了法律的本质内涵，他认为，希腊人所讲的法律（nomos）一词源自Veuw，意指分配，即事物的根本性质就是让每个人各得其所（to give every man his due）；拉丁文lex（法律）一词表达的是选择（selection）的观念，即alegendo，根据罗马人的观念，法律即意味着平等的选择。同时，罗马法有Jus和lex之分，Jus是善与公正的，即法的精神实质是正义，因jus本来源于justitia（justice）——正义。[3]柏拉图视法律为维护正义的手段，而其所谓“正义即助友害敌”，[4]因之作为统治者“审判的目的，就是禁止任何人侵犯别人的财产，保护每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公道，使每一个人“享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做自己分内的事情”。[5]亚里斯多德进而将正义分为两种，即分配的正义 （distributive justice）和交换的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前者系指域邦以社会地位之高低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城邦成员，是分配比例上的平等，平等之人分享平等的利益，不平等的人分享不平等的利益。[6]同时，分配原则与体制是一致的，民主政体中，人们平均分享社会财富；在贵族政体，则以德才和功绩分享社会财富。[7]而交换正义则是人们进行交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利维坦》（leviathan）一书中，阐述并发扬了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二先贤的相关正义理论，认为交换的正义，亦即于买卖、雇佣、借贷、交换、物物交易以及其他契约行为中履行契约。而分配的正义即是对条件相等的人分配相等的利益，是公断人的正义。[8]

要之，近代民法从身份到契约之进步运动，其实际前提即表现为平等人格理论之塑造，其实际内容则表现为对社会财产之分配模式从近代社会前之身份性分配或等级性分配演化为对等性或交换性分配。从该一意义出发，判定近代民法之原始基点始于人格理论建构当不为过。

以此引发另一个颇值深思的论题是：为什么唯有近代社会西方社会才开始发生从分配正义到交换正义之历史性转换？其深层次原因似乎表现为近代人格理论所确立之平等价值前提，但细加寻绎，不难见出，人格建构及其所确立之平等价值仅仅是其直接诱因，其本质性推进力是近代哲学、伦、学、政治学对人性之世纪性认同。换言之，近代民法之人格理论注塑并非产生于民法内部，而产生于民法之外之其他学科。哲学、伦理学领域之人性恶假设以及经济学、政治学领域之“经济人”、“理性人”假设直接注塑了民法之人格建构，使近代民法得以于一种伦理底线（人性恶）基础上平等看待每一个人，从而摆脱身份、特权之历史桎梏，赋予每一个自然人以平等的机遇。此外，平等而独立之人格建构也使得每一个人能为自由支配自身躯体、自由表达自身思想，于公法领域而言，天赋人权理念导致了之各类社会性或公法性自由与权利，如思想自由（思想永不犯罪），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而于私法领域其成就更为彰著，人格独立所引发之人身自由被广泛推及于财产领域，物权被视为人格之附丽，具有了排他性质素，而债权亦成为自由意志之象征，成为平等、独立人格之外在显现，“财产即人格”、“财产即自由”最终成为近代民法诠释人格具体内核之必然介质。

易言之，人性假设之普适性于近代被广泛弘扬，渐次形成一种世纪性潮流，为近代民法之人格理论提供了强劲之动力，也为近代民法熔铸了平等、自由等价值平台。

二、从“人”到“物”

近代民法以来之人格理论具备混涵性、统摄性等特征，从价值与体系两方面考察近代民法之历程，特别是其对民法之力，不难发现人性理论与民法之同构关系。诚如上述，在剖析人与物之关系上，必须以认定人与人之间关系为前提，丧失该一立场，则会导致民法领域之“人”、“物”分裂。换言之，人与人之间法律关系之法律拟制，仅仅是为解决人与物之间关系提供理论前提与价值指向，人格理论建构除极少部分关涉自然人之躯体性或精神性权利外，绝大部分涉及到人与人之间对“身”外之“物”之权利样态及其实现途径与保护模型。缘乎此，近代民法在人与物之关系上，可谓实现了从“人”到“物”之历史转换，黑格尔所谓“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之论断可谓该一历史转型之理性指称，而《德国民法典》及《日本民法典》一改《法国民法典》之编撰体例，于抽象人格编之后继以物权与债权，而将亲属、婚姻、继承、收养等人法之具体规定置于物权与债权之后，则可谓上述历史转型时期之制度产物。易言之，黑格尔所谓“人格权本质上就是物权”之论断是将物本身视为人之意志体现或理性表征；而德国、日本之民法典则从形式上完善了《法国民法典》重“人”不重“物”之立法理念，于权利拟制与体系化过程中遵循了先“物”后“人”之价值立场，应该说，近代民法在该一方面确乎实现了价值与体系、哲学与民法学之完美结合。

1.从“物化之人”向“人化之物”：近代民法人格抽象之必然

近代民法为什么要对人格进行抽象？是一种历史必然（inexorable trend）还是学者之主观臆造（concoction/fabrication）？就方法论而言，该一问题似乎陷入“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之命题循环，但就本体论与认识论而言，民法学必须对该一问题作出回应始能解决民法价值与体系之诸多先决前提。

篇7

关键词： 民商法 演变 发展

一、民商法产生的原因和背景

民商法的出现主要作用是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并且阐述不断发展成为社会关系基本内容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经济理性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追求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的追求必然打破一个相互平等的关系。民商法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将这种相互之间的不平等地位趋向平等，在进入社会后的人们中不断角逐竞争，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但这个过程是漫长而逐步演变的，首先人们会产生相应习惯，再产生约定俗成的惯例，并最终在政府干预下形成具有正规明确带有强制力的法律。

通过长时间的发展，民商法不断完善，从低级制度形式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成为高级的制度形式。所以，它们之间并非是截然分开而界限分明的，“法律从习惯与习俗的形成慢慢演变成同属一个连续体，其间的互相转化是细微的，慢慢的，不轻易被觉察的”。法律发展史表明，法律是由人类约定俗成的习惯和习俗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商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在法律的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中，法律便发展成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德国学者萨维尼也曾指出：“一切法律均缘于行为方式，在行为方式中，用习常使用但却并非十分准确的语言来说，习惯法渐次形成；就是说，法律首先产生于习俗和人民的信仰，其次乃假手于法学，职是之故，法律完全是由沉潜于内、悄无声息的力量，而非法律制定者的专断意志所决定的。”

二、民商法产生与习惯的关系

民商法的主要作用是“民商法在于明确人的社会地位、财产状况、经济关系的形式和作用”。在约定俗成的习惯基础上产生的法律主要是作为民商法中的私法，和其他的法律一样它不被任何情感因素左右，公平公正地审判。商品贸易是普通民众之间财产等价交换的过程，在社会中属于普遍的现象，是长期发展出来的习惯和习俗。当我们上街买东西时或同他人发生一般生活商品交易时，我们只要自然而然地去按习惯规则办事就可以了，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在受到什么法律的约束。所以，民商法尽管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但它的法律强制性作用只在涉及违约或侵权时才表现出来。在发生了违约或侵权所的情况时，通常是按习惯或约定去处理，如果双方或其中一方不遵守惯例来履行约定时，法律则是最好的帮手。而当约定俗成的习俗发生变更时，相应民商法规则也会随后修订。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某些习俗在替代着民商法，应该说这是一种侵蚀，对约定双方利益是有破坏性的。在世界上少数国家或地区：“人们可以说某一法律规则未被实施或被废弃完全是习惯法所起的作用，因为无需通过必要的渠道去采取真正的法律程序，它就可结束某一法律规定，用另一条来代替。”一些法学专家将其现象解释为：“由习惯法引致的法律之废除。”

三、民商法在英美和大陆法系的不同

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不同的地方，首先谈谈英美法系，它必须在丰富的法律实例基础上才能被建立，他们的民商法是比较有代表意义的，因为他们的法是由历史演化出来的结晶而形成的。美国法学研究专家家庞德说：“普通法的力量来自它对具体争议的解决，一旦普通法法官直接或间接的实施法律，他们总习惯于以过去的司法经验适用于眼前的案件，而不会将案件置于抽象的体系、准确的逻辑框架中。”大陆法系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其民商法主要以相应法典和立法为基础。大陆法系的民商法不是以立法者意志而产生，而是根据本国社会生活习惯、习俗和惯例作为产生根基，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各种惯例规则。德国民法典的一个重要渊源是日耳曼法，而日耳曼法则是存在于各个地区的不成文法律习惯。德国民法典是在古罗马大量民事习惯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民事习惯，特别是有关商品交易方面的习惯规则，大大适应和满足了刚刚统一的德国经济发展之需。而法国和德国民商法之间的不同是在于法国法通过比较精确的语言对这些规则作了逻辑上的演绎。

当我们说民商法是社会经济发展慢慢演变的产物时，主要是从其内容方面来说的。民商法发源自社会的习惯、习俗和惯例。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将全世界的商品经济发展带动起来的时候，在商品交易规则中，其主要内容是由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决定的。这些商品交换规则是商品（市场）经济自然演化的产物，不是立法机构刻意制造出来的。如果一个国家还有没成文的民法典，该国国民的商品交易仍是在习惯、习俗和惯例中不断地发展和运行。同样，一个国家制定了民法典，该国民的交易过程中除了有法律的制约外，还是离不开传统习惯、习俗和惯例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民商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立法机关陆续制定并完善了大量的民商立法。作为民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法》已经出台。但是，立法者在制定民商法律时，能否完全按照民众利益为主导的方向进行设计相应制度是值得探讨的。民商法也和其他法律法律一样不可轻易替换。

参考文献：

［1］［5］［德］马克斯・韦伯著.李强译.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三联书店，1998：14，33.

［2］［德］冯.萨维尼著.许章润译.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11.

［3］［4］［法］亨利・莱维・布律尔著.许钧译.法律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20，41.

［6］［美］罗斯科・庞德著.唐前宏译.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114-115.

篇8

[关键词]一般人格权；司法实践；性质；框架权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04-0092-03

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列举式保护人格利益的不足，目前大部分国家通过修宪、民法修改、判例、特别法等方式对一般人格权予以确认。但我国学界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争议较大，这对于该权利适用界限的厘清，行为人对该权利的预期以及其与具体人格权关系的认定等影响甚巨。因此，通过剖析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梳理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及其性质的学说以明晰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是引入“一般人格权”概念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构建我国的人格权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一、我国司法实践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

虽然我国学者对是否采用一般人格权概念存在争议，但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采取具体列举加一般概括相结合的规范方式确定了其所保护的“民事权益”，在列举各项权利之后，使用“等人身权益”的表述。有学者认为这属于“兜底条款（一般条款）”，也有学者认为，《侵权责任法》虽未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但该表述能够发挥“一般人格权”的功能。最高人民法院也将“一般人格权纠纷”作为独立受案事由，在审判实践中解决此类纠纷的案件也不在少数，谢某等诉金堂仁爱医院、周某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具体如下：

原告谢某之父于2010年11月29日因心脏病到被告金堂仁爱医院住院治疗。2010年12月10日，被告周某（系金堂仁爱医院保安人员，居于医院内）的岳父刘某到金堂县医院治病后在周某处留宿，次日上午下落不明。2010年12月13日下午，群众在金沙街发现一老人躺倒死亡。周某赶往现场，匆忙辨认即签名确认死者为刘某，并将尸体火化后安葬到刘某老家。12月14日，原告到医院发现谢父未在病房，其在寻找过程中知悉13日下午一老人于金沙街倒地死亡，要求比对死者与谢父生前照片，公安局确认该死者即为谢父，而周某的岳父刘某已被救助站送回。2011年1月9日，原告把谢父的骨灰启回，随后安葬于其老家。原告诉至法院，要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及经济损失。法院认为行为人在认领遗体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错领并擅自处置死者遗体，侵犯了死者近亲属基于与死者生前特定身份关系所享有的精神性人格利益，该人格利益属于《侵权责任法》第2条及第22条中的“人身权益”范畴，故判决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1000元，经济损失3500元。

本案法官在裁判理由中对《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22条规定的“人身权益”进行扩张解释，在法律明确规定的具体人格权之外，概括保护了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以弥补列举式保护方式的缺陷。由此可知，本案法官认为一般人格权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补充，是一项补充权利。随后，该案作为典型案例被选人《人民法院案例选》中，表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对该法律适用的认可。但我国司法机关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认定虽然有助于保护具体人格权之外的其他应受法律保护的一般性人格利益，却不能发挥一般人格权的解释和概括的功能。

二、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

“对制度的理解，必须联系它所产生的时间、地点。”因此一般人格权的性质分析应联系人格权以及一般人格权理论演进的具体背景。人格的概念肇始于古代法，人格权体系是在近现代民法中建立与发展完善的，其中一般人格权确立于现代民法。

（一）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

人格的概念发源于古代罗马法，但仅指民事主体。虽然在其后的发展中，罗马法关于保护生命、身体、名誉等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人格权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但其并未提炼出人格权的理论。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平等自由理念的影响，在法典中将人法独立成编，但却未对人格权进行具体规定，因为其立法者认为“生命、自由、尊严”等的人固有伦理要素比权利的重要性更高，因此不能规定为与物权、债权等同等的“权利”。在德国，萨维尼认为人格权不应规定于法律中的论断引发了学者们对是否承认人格权的讨论。但由于萨维尼的观点在当时的德国处于统治地位，《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亦受其影响，认为权利不能控制人或者其自身，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中，只以列举方式对公民的姓名权等具体的人格利益进行保护。可见，德国民法典并未将人格利益视作为一种“权利”。1907年制定的《瑞士民法典》第28条第1项规定，为了对遭受不法侵害的人格进行保护，受害者可以诉至法院。其后的《瑞士债务法》第49条进一步规定，行为人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情节严重及加害人过失重大的，应支付抚慰金。这是首次在法典中提出对人格权的全面保护。

（二）一般人格权的产生和发展

《瑞士民法典》尽管对自然人的人格权进行概括保护，但却未抽象出一般人格权的观点，一般人格权的确立与完善是在二战后的德国完成的。二战以前，《德国民法典》通过对列举具体人格利益来保护人格权，但此种保护方式固有的不周延性无法应对随着社会生活日益丰富而愈发凸显的人格利益保护需求。二战以后，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读者来信案”这一司法判例提出了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在该案中，法院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规定的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发展等基本权利引入民法，“并将之等同于第823条第1款所指的‘其他权利”’，从而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概念进而弥补德国侵权法将侵权行为的客体限定为类型化权利的弊端。随后的“骑士案”、“录音案”、“索拉雅”案等司法判例逐步发展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使之成为德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制度。

综上，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产生并发展，随着一般人格权的产生，现代法上的人格权制度正式建立。但迄今为止，德国并未通过立法规定一般人格权，该概念与制度仍然仅存在于其司法实践中。

三、一般人格权的性质

在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演进过程中，无论是域外学者还是我国学者对一般人格权都缺乏统一的界定，一般人格权内涵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学界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有着诸多争议。本文将围绕着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权利层阶等问题对相关学说进行梳理。

（一）一般人格权的权利属性之辩

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并非一项权利，主张一般人格权是一种人格关系、是一种法益说或者是人格权法律体系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1.人格关系说

《瑞士债务法》第49条第1项规定，行为人因过失侵害他人人格关系因承担赔偿责任，德国学者冯・卡尔莫勒等据此主张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是一般的人格关系。我国台湾学者施启杨也认为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与其他权利不同，其体现的是一种人格关系。举例而言，“婚外情”难以确定具体侵犯何种权利，毋宁将通奸视为对“婚姻关系”的破坏，侵害了配偶双方的人格关系。

但若将一般人格权视为一般的人格关系，对于人格关系的界定难以把握，也不利于人格权法律保护体系的建构。并且我国现有民法上对此种人格关系的保护不足，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二条规定其保护范围包括权利和利益。那么，按照一般人格关系的说法，一般人格权无法归入侵权责任法的保护范畴。

2.法益说

德国学者迪特尔・施瓦布认为，一般人格权保护的利益相对于其他利益，其受保护的范围较广，任何因故意或过失对其保护的利益造成的损害均为违法。国内学者李岩、熊僭龙持类似观点，认为一般人格权虽然被称为权利，但实际上是法益在立法上的特殊表达方式。

但如果将一般人格权归结为法益，与人格权、具体人格权的保护对象：人格利益如何区分，这在司法实践中无疑是一个难题。如果无法细致的区分，将法益与利益混同在一起，无异于否弃了一般人格权。并且也难以界定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所以将一般人格权定性为法益难以自圆其说。

3.基本原则说

也有学者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法体系中的一项原则，如同契约自由之于《合同法》，所有权绝对之于《物权法》，过错责任原则之于《侵权责任法》。在该学说下，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间关系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那样，抽象与具体、特殊与一般等，而是一般人格权更多地渗透在一个具体人格权里面，共同构成了整个人格权体系。但若将一般人格权视为原则，其含义不清，一个名词不能构成一项原则，尚需要再定义，且与我国的民法传统不符。

综上，一般人格权应作为一项权利。但从上文的理论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一般人格权并不是从民法典体系内部产生的，因此对一般人格权性质的定位应进一步明确一般人格权是一项“宪法上的权利”还是“民法上的权利”。

（二）一般人格权的权利位阶

1.个人基本权利说

该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为个人的基本权利。德国学者海因里希・胡伯曼（Hubmann）认为，一般人格权不同于人格权本身或各项具体人格权。他认为一般人格权包括发展和保护个人人格的权利以及捍卫个人独立性的权利。这三种权利分别受公法、私法等法律的保护并共同组成了一般人格权。卡尔摩斯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从宪法中解释出来的应为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

2.宪法性权利说

有的学者把一般人格权是属于宪法上的权利，其主要目的可能在于强调人格权属于基本权利，具有不可剥夺性。规定于民法可能会使其因民法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宪法因其基本大法地位可能有效防止这一点。但此问题是可以在民法内部予以解决，在宪法中的人格权是一种基本权利，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则是将宪法上应予保护的权利转化为民事权利。在这个意义上，一般人格权是宪法价值民法化的工具，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

（三）作为民法上权利的一般人格权的性质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般人格权是一项民法上的权利。在此基础上，对于一般人格权的性质有以下学说。

1.渊源权说

该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是各种具体人格权的起源。德国学者艾纳瑟鲁斯认为，一般人格权先于具体人格权而产生，由其蕴藏的价值引导出各项具体人格权，而通过对一般人格权内涵的深入剖析还能产生某些新的具体人格权，并以此持续扩充具体人格权的保护范围。

2.概括性权利说

此学说认为一般人格权是一种具有概括性的权利。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法哲学家卡尔・拉伦茨认为，一般人格权能够保护现在和将来的所有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作为概括性的权利，保护范围非常广泛，在内容上难以一一列举、也无法予以明确。法官的任务则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为判断标准将一般人格权予以具体化并明确其保护边界。我国学者王利明、魏振瀛等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一般人格权具有概括和决定具体人格权的功能。

3.补充权利说

该学说侧重于一般人格权的功能，主张其是为弥补具体人格权保护的不足而产生的。一般人格权具有独立的调整范围，对具体人格权没有规定的一般人格利益进行概括、补充。这就意味着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的关系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一般人格权相当于人格利益保护的兜底条款，保护具体人格权所没有保护的人格利益。在具体的案件中，当法律对该人格利益有明文规定时，适用该具体人格权的规定；当法律未明确规定时，适用一般人格权对具体人格权进行补充。

4.框架权说（一般条款说）

该学说是在德国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认为一般人格权是框架性权利，其内容囊括了一切人格利益。框架权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但却不具备绝对权的效果。德国法上之所以设计这一特殊的概念，是因为德国侵权行为法把侵权客体限定在列举的类型化权利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格利益无法纳入德国法设定的侵权行为客体中。为了保护法律未规定的人格利益，德国通过司法判例确定了一般人格权，并赋予它框架权的属性。一方面一般人格权具有权利之名，因此可以纳入侵权行为客体中的“其他权利”中。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与其他具体人格权有着极大区别。首先，一般人格权的内容和客体具有不确定性，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其次，一般人格权也不具有绝对权的效力，并不能原则上排除他人的一切侵害，需要法官的利益衡量。因此，作为框架权的一般人格权不是权利，因其不具备明确的权利客体，其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实质上是为弥补具体人格权封闭性的不足而出现的一般法律条款。

篇9

婚姻乃终身大事，尤其对于在家靠父母、出嫁靠丈夫的中国女性更具人生重大意义。自古有语，“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没有哪个女人不期望自己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也没有哪个正常理性的男子会游戏婚姻，游戏婚姻对于自己和配偶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有悖常情的痛苦婚姻偏偏让单纯美丽的袁女遭遇了。2010年6月，其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外貌尚好、工作稳定的秦男，两人一见如故，几次聚会后即确立恋爱关系。2011年12月，两人领取结婚证，并于当月举行了婚礼，真正开始共同生活。但婚礼完成后，“洞房花烛夜”，并无醉酒情形的秦男未与娇妻同眠，却自睡沙发，任由袁女独卧婚床辗转一夜。袁女以为秦男系酒宴疲劳，不作他想。谁料秦男竟自此疏远袁女，不与袁女同居生活，或者外出不归，或者自睡沙发，绝不与袁女同床共眠，甚至语言交流也归于零。袁女揣摸着秦男可能存在生理疾病，主动提示秦男去医院诊治，却遭秦男冷眼。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每一天对袁女都是煎熬，半年后，心灵备受摧残的袁女终于忍无可忍，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经济损失15000元等。诉讼过程中，袁女为证明双方从未有过性生活，申请进行妇科鉴定，鉴定结论表明袁女确为处女。秦男对鉴定结论表示认同，但坚持自己没有生理疾病，并辩称自己未与袁女同居仅仅因为双方感情不好，没有感情基础。在法院的主持下，袁女与秦男达成了调解协议，秦男赔偿袁女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经济性损失6000元，袁女取回嫁妆，解除了与秦男短暂而痛苦的婚姻。

此案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主张的损害赔偿能否成立，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告的行为违背了夫妻同居的义务，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予支持。另一种意见认为，原告的请求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不应支持。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

这起案件的审理，使笔者联想起国外婚姻法上的“配偶权”。 配偶权的概念，是由英美法系国家率先提出并使其日臻完善的。在英美法国家看来，配偶权是配偶之间要求对方陪伴、钟爱和帮助的权利。这一制度在西方国家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并有许多关于配偶权的立法例：如1947年《日本民法典》第275条：夫妻须同居，相互协力、相互帮助。《意大利民法典》第143条：夫妻双方因婚姻负有同居、忠实和扶养之相互义务。《瑞士民法典》第159条：结婚后夫妻双方互负婚姻共同生活的义务、双方互负诚实及扶助的义务。《法国民法典》第212条、213条和第215条分别规定了夫妻负相互忠实、帮助、救援和共同生活的义务，家庭住所应设在夫妻一致选定的处所。我国澳门地区关于夫妻关系的法律规范在家庭关系第9章规定：“夫妻有忠诚义务和同居义务”。台湾民法第1001条也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有不同居之正当理由者，不在此限”。我国学界对于配偶权之存否，持有争议。

笔者认为，配偶权的提出对于表达婚姻结合的法律意义和象征意义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将构成婚姻实体的各种心理要素概念化，诸如家庭责任、夫妻交往、彼此爱慕、夫妻性生活等因素都概括其内并为法律所确认。配偶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它的取得是基于婚姻的缔结，而现代社会的婚姻缔结享有法律保护的充分自由。以历史的眼光看，配偶权的设定并非由法律创制，而是由人类无数对夫妻在长期共同生活中所达成的对彼此和外界的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认可，这种认可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生活模式被人们固定下来，当男女双方自主选择结婚时，即意味着其对双方权利义务的某种安排达成了协议，并以默示的方式对于由此享受某些权利、承担某些义务取得共识、作出承诺。正是由于配偶权在调整婚姻家庭生活中发挥着其他民事权利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各国法律方采用不同的形式分别规定了配偶权。

配偶权是基本身份权，是基于法律规定的夫妻身份地位而产生的，它包括诸多个派生身份权，其从本质上讲虽然是权利，但却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之中包含着义务，是一个权利义务的结合体，其内涵主要包括：夫妻姓名权，共同住所选择权，同居义务，忠实义务，日常事务权等。我国婚姻法对于配偶权也规定了夫妻间平等的姓名权和共同住所选择权，并规定夫妻间“应当相互忠实”，但“应当”仅仅是提倡，还停留在道德倡议的层面，而未上升为法定的义务。对于配偶权的核心内容即夫妻间的同居义务和忠实义务却未涉足。其实，我国立法史上已有先例。早在革命根据地时期，《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第11条就对夫妻间的同居义务作了这样的规定：夫妻互负同居义务，但有正当理由不能同居者不在此限。1950年婚姻法第7条规定的“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也包含了类似的内涵。本文基于案例着眼对夫妻间同居义务予以商榷。

同居义务是指男女双方基于配偶身份都负有同对方共同生活的义务，包括相互协力义务、共同寝食义务等，夫妻性生活是同居义务的重要内容。同居义务要求夫妻相互支持对方的意愿和活动，共同料理家事，相互扶养、扶助，当配偶一方遭遇危难，对方负有救助、救援义务。同居义务是法定义务，是夫妻双方共同、平等的义务，非有正当理由夫妻任何一方不得拒绝履行。为避免某些情形下配偶权行使的不当扩张，考虑到婚姻家庭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各国法律在确认配偶权的同时，也赋予配偶一方或者双方在具有正当理由时得暂停或中止履行同居义务。如德国民法典第1353条第二项就明确规定：“在建立共同的婚姻生活之后，一方如果滥用其权利而提出要求或者婚姻已经破裂，则婚姻另一方无义务满足其要求”。西方各国的相关立法确认的正当理由主要有：因处理公私事务，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合理离家；一方因生理原因对同居义务部分或者全部不能履行；一方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履行同居义务；一方在其健康、名誉或者经济状况因夫妻共同生活而受到严重威胁时，婚姻存续期间可以暂停共同生活；提起离婚诉讼后，配偶双方在诉讼期间均有停止共同生活的权利。

为确保配偶权利的实现，各国法律对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违反同居义务时，又相应地规定了违反方所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如第214条第4款规定：如果夫妻一方不履行其义务时，他方得依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方式迫使其履行。就同居义务而言，主要是申请扣押收入或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又如，英国法律规定，配偶一方违反同居义务，他方享有恢复同居的诉讼请求权；关于恢复同居的判决虽不得强制执行，但不服从这种判决可视为遗弃行为，是构成司法别居的法定理由之一。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解释规定，如无不能同居之正当理由拒绝与他方同居，即构成恶意遗弃，如构成离婚原因而请求离婚时，可一并请求损害赔偿。

篇10

善意取得制度，是近代以来民法法系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保护善意取得财产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活动的动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由所谓无权利者善意取得动产的制度乃是伴随着财货流通的扩大，因应流通安全的经济要求，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由经济生活塑造而成的善意取得制度，源起于古代日耳曼法中的手护手原则，历经了由古代，中世纪而近代乃至现代的漫长岁月，其制度创造、判例、学说屡经变迁，在诸多市场经济国家确立起来，发挥着保障流通安全的功能。然而，善意取得制度是否亦适用于不动产领域，各国立法规定不一，并且在理论研究方面，学者亦存不同见解。

一、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争鸣及评析

⒈否定说。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领域，认为所谓善意取得，即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让与人，于不法将其占有的他人交付于买受人后，若买受人于取得该动产时系出于善意，即取得该动产所有权，原动产所有人不得要求买受人返还。”至于不动产，“因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致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第三人若再以不知不动产之权利状态为理由予以抗辩已不可能。”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即使存在“不动产准用动产善意取得的必要，也仅在违章建筑等极少数未进行保存登记的不动产之上。”对于“已登记的不动产发生登记错误，应通过公信原则或登记更正程序来解决，不适用善意取得。”

⒉肯定说。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应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他们认为我国《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关于共同共有财产善意取得的规定，就包括了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认为“如果买受人在买受该不动产时为善意无过失，则采牺牲其他共有人的利益，而维护交易秩序和交易规则的立场，确认买卖关系有效。并且，在现代社会中，“无论现代不动产登记制度多么独立、完善，仍不能完全避免登记权利内容与实际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发生”，⑽因而存在不动产无权处分的可能。所以，仅以“交易方不会误信不动产占有人为有权处分人而与之交易”为理由，一概排斥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之适用是缺乏根据的，对于相信登记公示力而自无权处分人处取得不动产的善意第三人而言，也有失公允。

否定说虽然都反对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各自反对的理由并不相同。否定说中有两种代表观点，第一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依此观点，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的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不动产交易，即使登记名义人非为真实权利人，亦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但是他们却否认不动产善意取得，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问题上，梁慧星先生曾言：“郑玉波先生将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理论根据解为法律的特别规定，不啻为正确之解释”，但同时又认为“谓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基于占有的公信效力而产生的制度，并无不妥。”⒀占有的公信效力，即依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凡占有动产的人即应推定为该动产的所有人。由此看来，梁慧星先生赞同法律赋权说，亦赞同权利外观说。从权利外观理论出发，往往容易得出不动产亦可适用善意取得的结论，而法律赋权说却极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此似可解释否定说的第一种观点在理论上实际已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同时又否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的自相矛盾。但是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问题上，他们却又坚决坚持法律赋权说的观点，对此持否定的观点。然而，倘若简单的说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动产，而不适用于不动产，是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这显然有违法律制度内部的逻辑，无益于我国物权法的应然研究。

否定说的第二种观点以孙宪忠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存在，又因为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因而任何人无法在不动产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这种观点将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完全对立起来。他们认为，依公示公信原则，即使公示与权利关系不一致，标的物出让人无处分权时，善意信赖公示的受让人仍能取得物权。事实上公示的推定力已经具有了确定当事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意义，登记名义人或占有人推定为真正权利人，那么信赖该登记或占有的第三人便被推定为善意无过失。⒁公示公信原则的标准为客观标准，而善意取得的标准为主观标准，因而在不动产领域，由于不动产以登记作为公示方法，第三人以其不知或不应知权利的真实状态予以抗辩已为不可能。因此公示公信原则可以适用于不动产，而善意取得制度则不适用于不动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不动产登记权利内容与真实权利状态不一致的情况非常复杂，概括起来，导致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发生的原因主要有：（1）因登记机关的过错而造成错误登记或错误涂销；（2）登记以外的法律变动，如表见继承人取得遗产或继承人取得应继份额以外的不动产并为继承登记；（3）买卖合同无效或被撤销，但登记尚未涂销；（4）依法律规定取得不动产物权，如征收土地，但尚未办理登记；（5）不动产共同共有关系中，不动产物权仅登记在一个或部分共有人名义下的。在上述情形，第三人往往难以知道真实的权利状态。第三人如不知或不应知真实权利状态，信赖不动产的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不动产交易，应为善意。此时如否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显然不利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保护。由此看来，此种观点的缺陷乃在于其对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并将继续发生的错误登记等情况视而不见。

持肯定说的学者虽然都肯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但其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依据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因而，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因而不存在物所有权人或者无处分权人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⒃由此可见，其肯认共同共有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乃属善意取得适用的例外。有学者则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前提，即不动产权利登记记载与真实权利状态不符，是“因为现今世界各国的登记审查都仅须为形式审查”。⒄笔者虽亦持肯定的观点，但对上述观点大不以为然。本文认为在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实质审查的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不仅适用于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应适用于所有已登记的不动产。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论基础

善意取得制度渊源于古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依据该原则，占有是物权的外形，占有动产者，即推定其为动产占有人，而对动产有权利者，也须通过占有标的物而加以表现。因此，有权利者未占有其物时，其权利之效力便因此而减弱。任意将自己的动产交付与他人者，仅能向相对人请求返还，若该相对人将动产让与第三人时，则仅可向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而不得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其动产。“以手护手”原则注重权利的外观，并以权利的外观视为权利的表征。这虽然是与古日耳曼法时观念的所有权并未生成发展起来具有密切的关系，但它却适应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保护交易安全的客观需要，因而显示了其极强的生命力。后世的德国民法、瑞士民法等基本上采用于“以手护手”原则的权利的外观标准，把不动产登记和动产的占有作为物权的法定公示形式，以盖然性的推定方式来判断物权的正确性，而不是从客观真实的角度来界定的正确性。“以手护手”原则虽然并未蕴含交易安全的理念，但权利外观理论在吸收其占有为权利之“外衣”的观念的基础上，并吸纳罗马法的“善意”要件，逐渐生成发展起来，并成为占主流地位的学说。

日耳曼法的物追及制度及其限制基础深深地根植于日耳曼固有的公示思想里，这个思想的现代表现就是善意取得制度。按照物权的公示原则，物权正确性的实质通过法律认可的形式反映出来，即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不动产物权和动产占有的事实表征的物权是正确的物权，这就是物权公示所具有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根据该推定效力，善意第三人信赖不动产的登记或动产占有的表征，而与不动产登记名义人或动产占有人为交易时，纵使其表征与实质的权利不符，对于信赖此表征的善意第三人亦不生任何影响，该善意第三人取得的物权受法律保护。权利外观理论是为了因应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交易安全之保护要求而诞生的，它将当事人内部诸要素切断，是当事人之间的内部情势不致外溢，而影响、害及第三人，把权利及法律关系的外相形态作为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标准。

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观念的所有权的产生。由于占有与本权分离现象的存在，始有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现实根据和意义。若占有人与所有人合而为一，则根本无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余地。观念所有权的发展，使得占有与本权分离的现象增多，从而为保护善意第三人之正当利益以保护交易安全，而发展出善意取得制度。近代各国物权公示方法的统一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提供了基础。德国民法理由书曾言“在动产交易里，对善意取得者确保取得的安全甚为重要。在不动产，对登记簿公正之信赖予以法的保护。在动产，代替登记簿者乃让与人的所持与占有，它们构成了应受保护的善意的基础。”由此可见，占有与登记都具有表征本权的功能。占有之所以具有表征本权的功能，乃在于占有“外观之状态与实际之情形，一般而言系八九不离十。”因此,“基于此项概然性，占有即具有事实支配标的物之外观，自应具有本权。”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所有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致使占有与本权分离的现象经常发生，使得近代以来占有通常表征本权的命题受到挑战。占有与本权的时常分离，使得占有作为动产的公示方法就不再充分，不能当然地推定对动产实行实际支配的占有人即为该动产的所有人，尤其在所有权保留和让与担保的场合，以占有人的占有这样的权利外观认定其为动产的所有人，更显得可疑。这就使得善意取得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观念的所有权通过一定外形加以明示的公示原则，在动产物权于事实上被放弃，从而外形再也无法肩任表明物权存在的机能。这样由公示原则导出的公信原则便失却了其前提。在不动产领域，则不存在上述情形。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完备，不动产的登记由官方统一进行，使不动产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与真实权利状态保持一致有着较高的保障，因而社会公众可以信赖登记簿上所记载的权利即为真实的权利。既然动产占有因其概然性可生公信力，以登记为公示方法的不动产发生登记与实际权利不符的情形远较动产为少，因而具有更高的概然性，从而更具有公信力。因此，善意第三人因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而与登记名义人为交易时，即使存在登记与本权分离的情形，善意第三人亦可获其利益，除非有他人向登记机关提出异议并已记载于登记簿上的情形。

三、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制度基础

考察先进国家的立法，各国对不动产善意取得规定不一。《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规定：“涉及动产物品时，占有即等于所有权证书。”由此条可知，法国法的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这是因为，唯有动产适用于占有和根据占有对之作权利归属。《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物即使不属于出让人，受让人也可以因第929条规定的让与成为所有权人，但在其根据上述规定取得所有权的当时非出于善意的除外。”第929条规定：“转让动产所有权需有所有权人将物交付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转移由双方成立合意。受让人以占有该物的，仅需转移所有权的合意即可。”《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虽然未明确指出善意取得只适用动产，但其所指向的第929条则明确将物限定为动产，而且第932条规定与“动产所有权的去的和丧失”之下。《日本民法典》第192条第192条，《瑞士民法典》第714条，我国台湾民法第801条，1952年《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403条均有类似规定，将善意取得之适用限定为动产。因此，我国有学者断言：“各国民事立法都规定只对动产交易依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保护，而对不动产交易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是，《德国民法典》第892条又规定了可以基于相信土地登记公信力而取得土地上的权利，事实上突破了善意取得仅限于动产的限制，将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扩大至不动产。瑞士则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所有已登记的不动产。《瑞士民法典》第973条第1款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台湾《土地法》第43条亦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登记有绝对效力，系为保护第三人，将登记事项赋予绝对真实之公信力，俾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取得土地权利时，纵令其登记原因无效或得撤销，真正权利人亦不得以之对抗该第三人。并且，台湾地区经多年全面的检讨，于1999年3月完成《民法物权编部分修文草案》，与原有条文210条，增订75条，删除15条，修正127条，变动幅度甚大。在物权变动方面，为确保善意第三人的权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明定不动产善意取得，于第759条第二项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之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而受影响。”可见，各国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立法规定，并非如有的学者所断言。

然为何各国立法对善意取得是否适用于不动产存有如是差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同。法国、日本以及美国的大多数州对不动产实行契据登记制度，该登记制度具有如下特点：（1）形式审查主义。登记官吏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至于契据上所载权利事项有无瑕疵，则不予过问。（2）登记无公信力。已登记的权利事项，公众不可信赖其为真实的权利状况。德国、瑞士等国的不动产登记，实行权利登记制度，该登记制度的特点有：（1）实质审查主义。(2)登记具有公信力。我国台湾民法规定，不动产物权之变动，非经登记不生效力或不得为处分。至于登记，对于第三取得人之关系如何，以之让与登记法，未为明文规定。依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49条、50条之规定，登记机关接受申请案件后，应即依法审查，如有瑕疵，应通知补正。由此可见，我国台湾的土地登记制度亦实行实质审查主义。德国虽实行形式审查主义，但其采“窗口的审查”的同时，采取了公证制度。这样，公证人便首先对内容进行审查。由于有此审查，登记管理纵只作形式的审查，也可保障登记的正确性。因而德国的形式审查实可起到实质审查同样的效果。只有正确的公示，公众才有理由相信不动产登记有正确的权利归属，才能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在实行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由于登记机关对登记事项有无瑕疵不予过问，因此经常会出现登记外观状态与实际情形不相一致。因不动产的登记缺乏公信力，善意取得制度也无法获得其存在的基础。并且，此时如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则显然不利于保护不动产所有权人的正当利益。善意取得制度的目的虽然在于保护交易安全，但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来看，其意亦在于在当时片面强调静的安全的社会现实中，保护动的安全，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需要，平衡善意第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利益。因此，在设计善意取得制度时，不能片面的追求动的安全，而忽视了善意第三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平衡。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形式审查主义的国家未将善意取得制度适用于不动产，皆因如此将可能摧毁近百年来精心构建起来的所有权的法秩序。

我国对不动产登记实行实质审查主义，赋予不动产登记以公信力。依公示公信原则，只要无异议登记，即使登记所记载的权利与真实的权利状态不符，因相信登记正确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我国虽然在《民法通则》中没有确定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但《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89条明确规定了共同共有财产的善意取得。此条解释中的“共有财产”显然既包括动产也包括不动产，而且就此司法解释演变生成的历程而言，其“实质是指共同共有的不动产，而且主要是指共同共有的房屋。”由此可见，我国实际上已经承认了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我国有学者反对目前在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理由在于“我国因国情所限，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笔者认为上述理由是缺乏依据的。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确属真实，但这并不影响我国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不动产公示登记的方法，为各国通例。不动产善意取得系借助登记的公信力原则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善意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而与登记名义人进行交易，纵使存在登记与本权分离的现象，善意第三人亦因其信赖登记的公信力而获其利益。如不动产未予登记，即因缺乏登记的公信力，而第三人仍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则可推定第三人存在过失，不能适用善意取得。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主要指存在大量应登记而未登记的不动产的现象。但因未登记的不动产不能依公示公信原则而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那么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对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并无实质影响。况且，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7条第6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此规定排除了未登记的房地产适用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可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尚未健全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不影响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根基。

【注释】

（1）〔日〕安永正昭：《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的考察》，转引自肖厚国：《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载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13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2）肖厚国：前引，第33页

（3）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